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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因中国探险手记

时间:2021-11-16     作者:〔英〕奥里尔·斯坦因【转载】   阅读


译者说明


本书译自奥雷尔·斯坦因的著作《沙埋契丹废墟记》,其著述、岀版均早于印度独立和印巴分立,因而书中的“印度”地域和行政方面包括现今的印度和巴基斯坦全境。另外,翻译过程中针对个别于理解文意无任何影响,且极为生僻、难以准确汉译的词语,为了忠实于原文我们做了保留原词的处理。

 

巫新华同志主持翻译的斯坦因《沙埋契丹废墟记》中洋本付梓之际,约我写序。因时间紧迫,仓促秉笔,这个序如何写?难以仔细斟酌。仅在动手之前凭直觉,认为该序应以避免与《沙埋契丹废墟记》的内容和斯坦因所写前言重复,摆脱泛泛而言和老生常谈的怪圈,不落入恭维(作者和译者)的俗套为原则。在此前提下,急就之时,思不出位,最后还是觉得针对目前情况,就大家所关心的如何认识斯坦因在中国的探险活动,如何看待斯坦因著作的问题谈点看法,或许对读者是有益的。

斯坦因在1900—1901年、1906—1908年、1913—1915年、1930年先后4次到中国新疆及河西地区进行探险,其中1930年第四次探险因中国学术界的抵制和反对而大折。所谓探险,一般是指到从来没有人去过或

很少有人去过的艰险之地,就某些未知和不清楚的领域进行考察。19世纪末20世纪初之后,列强诸国学者在《沙埋臾丹废墟讪》中译本序斯坦因探险的性质与如何看待其著作*

新疆的种种活动,大都冠以“探险”之名。这种“採险”表面上与前述一般的探险相近,其实不然。这是因为他们的“探险”是在列强垂涎并妄图染指新疆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均肩负各自政府机构的使命,具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因此,其所谓的探险不仅深入沙漠腹地,而且还流窜于各有关绿洲和敏感地区,干了许多违背探险宗旨,偏离探险轨道,践踏我国主权的非法勾当。如此者流,斯坦因首当其冲。有鉴于此,下面我们就结合《近代外国探险家新疆考古档案史料》(新疆档案馆编,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2001年。有关斯坦因的档案史料在1899年5月至1931年5月,主要是当时新疆各级官方机构有关斯坦因探险活动的来往公文和信函等。以下正文中凡加引号者均引自该书),对斯坦因在考古学和地理学探险名义下的所作所为略作披露,以还其本来面目。

第一,斯坦因是肩负英印政府使命的御用学者。新疆地处战略要冲,故英国和其他列强“久有觊觎窺伺之心”(1913年8月28日公文)。为此,他们处心积虑地将魔爪伸向新疆。斯坦因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闯入新疆的。

斯坦因“奉印度政府之使命”(1930年12月公文,时印度政府受英国政府控制),在印度勘採局、大英博物馆和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等官方机构大力支持下,才得以在新疆进行4次探险活动,对此斯坦因在其著作中从不讳言。那么,斯坦因领受英印政府什么使命呢?答曰:“其目的系借考古迹为名,偷绘我国地图”(1913年12月17日公文),“名为考古,实则暗中盗窃吾新古物转运英国”(1930年12月20日公文)。此外,还有一条就是搜集各种情报。斯坦因在《沙埋契丹废墟记》前言中,曾提到他到新疆和河西地区探险的目标和性质,但却未将上述3条包括在内。其实这缄口不言的3条,才是他探险的真实目标和性质,并在历次探险活动中不遗余力地坚决贯彻执行之。正因为如此,斯坦因才被英国和印度政府奉为“英雄”,并获得英王授予的印度王国武士勋位和骑士勋位。正是以此为基础,其学术成果才被褒奖有加,他才有机会获得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和皇家亚洲学会颁发的金质奖章,以及牛津和剑桥大学赠予的名誉博士学位等一系列殊荣。所以斯坦因到新疆探险绝不是翊学术活动,而是执行英印政府使命的政府行为,他是地地道道披着学术外衣为英印政府帝国主义政策
服务的御用学者。所以“命运之神”才对他“格外垂青”(《沙埋契丹废墟记》前言,斯坦因其他著作中也经常有类似的话)。

第二,为完成英印政府赋予的使命,斯坦因靠强权、谎言和骗术,辅以行贿官员、收买走卒等伎俩,不择手段以求一逞。对于上面提到的3条,中国政府和地方当局早有察觉。因此,诸如对斯坦因的活动要“随时侦察”(1913年8月28日公文),“应即查明禁阻”、“遵照部令严行禁阻通行”(1913年11月12日公文),“严密监视其行动,不准到处勾留”(1930年9月27日公文),“请饬属防范,严加监视”(1930年11月10日公文)等饬令,不绝于书。但是,斯坦因仍然我行我素,到处横行。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当时中国贫弱,吏政腐败,官员贪污成风。斯坦因之流正是乘此,利用强权政治开路,由英国外交机构出面打压中国政府和地方当局(详见档案史料);并以探险是“为发扬中国古时威名”(1930年10月16日公文)等鬼话进行欺骗。同时还用钱物贿赂各级有关官员,收买走卒为其张目(斯坦因著作中每有流露。以第四次考察为例,斯坦因就拿出6000美元“为运动新省官员费用”,斯坦因甚至明说“只要拿些钞票行贿新疆官吏无不行的”以上见1930年12月公文)。所以负有监视之责的一些官员,往往以斯坦因“并无测绘及违约情事”(1914年10月16日公文)等不实之词谎报平安无事。有的官员甚至以斯坦因有“英、印两政府后援”,不能用“无关实际之考古问题徒伤国际感情”,准斯坦因考察“毫无不妥”、“务请当机立断”,“免误事机”(1930年10月23日公文);如若不准“何以对国人”(1930年10月29日公文,此公文与23日公文说南是一回事)等内奸式的言辞要抉上级政府。这些丧失民族尊严和国格的腐败官员为虎作侏,又何以对国人!真是可恶之极!在这种情况下,当局虽然已认识到斯坦因探险的目的,明知斯坦因以“多谋善窃著闻世界”,“惯于巧取豪夺”,其人“老猾”、“行踪诡秘”,他的话“全系谎言,不足置信”(1930年12月公文),但是,由于当时中国政府软弱无能,惧外、媚外,加之这些腐败官员和一些走卒与斯坦因沆瀝一气,从中作梗,致使斯坦因的上述使命和阴谋仍然得逞。如此这般,着实令人痛心疾首!

第三,到处搜集情报,散布攻击和分裂中国的谬论。斯坦因利用考古和地理考察的名义,深入到新疆各地。在其著作中反映出,他所到之处广泛搜集当地政府、驻军、民政、民族构成、民情、民俗、民族关系等方面的情报,对敏感地区还进行体质人类学考察与测量;广泛搜集各地气候、水文、物产(包括矿物标本,甚至采集石头、沙子和土壤标本)等方面的情况。此外,还有下文将要谈到的与偷绘军事地图有关的种种情况。凡此所为,有的可以与考古和地理考察挂钩。但是,上述资料早已大大超出学术需要的范畴。所以斯坦因的行径显然别有他图,其司马昭之心,不言而窗。

除上所述,斯坦因在著作中还将新疆称为东突厥斯坦,不承认新疆是中国领土,宣扬新疆古代是白人的家园,新疆古代文化西来说,汉人是外来民族,并极力贬低汉文化在古代新疆的地位和作用,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对此,当时中国官方机构也早已知晓,指出斯坦因侮辱中国,“轻薄中华民族之议论,尤堪发指”;对斯坦因“谓我只知有旧中国”,“外国人应不理会”中国,"新疆并不能算是中国领土,中国并无中央政府,新疆又不开化”,“中国民族的生命已临最后之一日……”(以上见1930年12月公文)等种种狂言,无不愤慨。总之,上述情况表明,斯坦因为英帝国主义染指新疆到处搜集情报、肆意诽谤攻击中国,为英国和列强诸国妄图分裂中国充当吹鼓手,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

第四,以偷绘军事地图为己任。斯坦因的历次探险均由印度勘探局世资、出先进设备,配备精通测绘人员,对所到之处偷绘详细地图。从斯坦因著作中可明确看出,他对測绘地图竭尽全力,比考古探察还要上心。为测绘地图他本人或派员均实地勘察,凡山川等各种地貌,山口险隘、古今军事要地和要塞、古今交通线他括古今军事道路和小路)、交通枢纽、烽燧(烽燧线即是古代军事警戒线)、驿站,古今城镇和居民点,各种水源的位置,水草分布状况等等,地图上无不应有尽有。斯坦因所绘地图囊括地城之广、涉及腹地之深、其详细和精确程度之高、地图数量之多,远远超出考古和地理学术考察之需要(在《西城考古图记》、《亚洲腹地》等著作中刊布的地图,仅是其所绘地图的一部分),是不折不扣的军事地图。据说有人曽作过对比,20世纪30~40年代中国政府有关这些地区的军事地图,在一些方面还不如斯坦因的地图。在列强诸国探险队中,大规模偷绘军事地图者只此一家,这大概就是“大英帝国理所当然成为第一个吃场蟹的人”(《沙埋契丹废墟记》前言)的真实含义吧!由此可见,斯坦因到底是何许人也?意欲何为?通过其致力于大量偷绘军事地图一事,已昭然若揭。

对斯坦因偷绘军事地图,当时中国政府也非常敏感。在有关斯坦因新疆探险的档案史料中,涉及其偷绘地图的公文最多。档案史料中明确指出,斯坦因到新疆的目的是"偷绘我国地图”(1913年12月17日公文),他的活动“当不离军事范围”(1930年12月公文)。斯坦因所到之处,“窃伺关系军务要险地段”(1914年1月30日公文),“察看险要地方暨照绘地图”(1913年8月28日公文),“派人分往各处测绘”(1913年11月22日公文),“测绘险要”(1913年12月18日公文)。“其受印度政府命令来华测量”,“自印度入新、甘之军路详细测绘以去”;斯坦因“携百余万元之巨款,奉印度政府之使命,领测探之专员,结果如何,念之不寒而栗”(1930年12月公文)。所以当时中国政府一再发出“注重国防”(1930年9月27日公文),对斯坦因“严加监视”,“绝不能任其自由行动”(1930年11月10日公文),“禁止測绘在案”(1913年10月11日公文),“严行禁阻”测绘(1913年11月12日公文)之类的禁令,不绝于耳。但是,由于前面第二条所述原因,斯坦因偷绘军事地图有禁不止,“此诚吾国家莫大之损失”(1930年12月公文,原公文“损失”所指,还包括下文提到的盗赧遗址,劫掠古物等项)。

第五,大肆盗掘破坏古遗址,疯狂劫掠大批文物。斯坦因的足迹遍布塔里木盆地、吐鲁番盆地和天山以北东部地区。在如此广袤的土地上,斯坦因凡乎盗掘了汉唐时期所有重要的古遗址和遗迹,使遗址和遗迹造成严重破坏,所出遗物也几乎被席卷一空,全部劫往印度和英国。对此,当时中国政府的有关当局指出:“古物保之国境乃尊主权之道”,斯坦因“盗取我国先民遗迹,蹂蹒我国固有主权,实为吾族人士一大愤慨”(1930年11月10日公文),“此诚吾国家莫大之损失”(1930年12月公文)。因而一再下令不准斯坦因“窃挖古物,測量地形,用副中枢,注意国防,保卫文化之至意外”(1930年9月27日公文),并要求地方政府“派员严密监视,不得有发掘古物及携带出境”之事发生(1930年9月21日公文)。

最后,由于屡禁不止,故在斯坦因第四次探险时,当时的中国政府被迫只能采取“将其驱逐出境”,“庶几主权、国防、国宝皆得保全”(1930年12月公文)之策。但是,斯坦因究竟劫掠多少古物出境,当时中国政府根本不清楚。有的官员也只能笼统地报告“惟查该游历(请注意,“游历”也是斯坦因编造的谎言)需用车辆、驼只、马匹甚多。询悉每考察一处,举凡一草一木,石块片瓦之属莫不装载而归,是以需用如此甚多”(1914年11月7日公文)。此类报告虽然语焉不详,但也反映出斯坦因在明目张胆地进行洗劫。关于斯坦因劫往印度和英国的中国新疆古代文物,至今尚无完整的统计。仅从他在著作中披露的情况看,就已触目惊心。

此外,斯坦因在河西敦煌等地以及内蒙古额济纳旗黑城等地也大肆盗掘和劫掠,其中尤以对敦煌石室宝藏的劫掠最为臭名昭著。斯坦因在《西域考古图记》第二十二章《藏经洞的发现》和《沙埋契丹废墟记》第六十五至六十九章中,详细描述了他及其帮凶(实为内奸)蒋师爷如何巧施阴谋诡计,编撰故事,鼓动如簧之舌,欺哄愚昧无知的王道士,以几个小钱歩步紧逼王道士上钩,诱骗宝藏;并津津乐道他们如何瞒夭过海,在夜色中一次次偷走大量精品。最后装满24箱(一箱的重量相当于一匹马的负荷)写卷、5箱绘画等艺术珍品,全部劫往大英博物馆(斯坦因说此后法国伯希和到藏经洞时,藏经尚有15000余卷,绝大部分被其劫往法国。后来斯坦因第三次探险时,又从敦煌石室盗走部分精品)。斯坦因开盗窈敦煌石室宝藏之先,他与伯希和所盗走的敦煌石室宝藏,是人类文化史上空前的浩劫,震撼了中国,也使世界为之震惊!

总之,上述情况表明,斯坦因在英印政府对我国新疆等地阴险图谋的“棋盘”中,显然是一颗无可替代的重要“棋子”。事实证明,斯坦因所谓的探险,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科学考察性质,而是假考古学和地理学探险之名,以执行英印政府使命为宗旨,行偷绘军事地图、劫掠文物与搜集精报之实。仅就其“考古探险”而言,斯坦因劫余之后,新疆汉唐时期的遗址大都遭到破坏,遗物已绝无仅有,敦煌石室宝藏国内也只剩少许。可以说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斯坦因乃是中国古遗址最大的盗掘和破坏者,是中国古代文物的最大劫掠者。其劣迹斑斑,铁证如山。对于此类恶劣行径,西方有良知的学者亦嗤之以鼻,并将斯坦因之流贬称为“魔鬼”(參见英国霍普科克著,杨汉章译《丝绸之路上的外国魔鬼》,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然而,另一方面,时至今日,西方却仍有为之招琬者,声称他们拿走新疆和中国内地的文物是保护文物,不然留在当地也被破坏了o这种颠倒是非的想攪蛮缠,完全是地地道道的偷了东西还要立牌坊的强盗逻辑,是对中国人民极大的侮蔑。因此,我们必须对这种谬论予以严正谴t,彻底批驳,清算斯坦因之流欠下的孽债,扯去他们的遮羞布,讨还公理!

除上所述,再谈谈如何看待斯坦因的著作问题。斯坦因的著作与其上述行径厩密切相关(其著作植根于探险之中),又有很大区别。斯坦因的上述行径肮脏羅龊,完全是反派而目。但是,他的著作则不然。一是他的著作属学术范畴,以资料和研究为主,长期以来广为流传,并已经在人们的印象中形成某种“较好的定式”。二是他的著作有意掩饰上述行径,其有问题的言论又湮没于大量资料和一些研究之中。因而泛读斯坦因的著作,看资料和成果易,发现问题难,所以这些著作就成为斯坦因遮盖劣行和欺世钓誉的“护身符”。三是在一般的精况下,人们看斯坦因的著作主要是查资料,寻觅有关研究成果,很少去注意此外的问题。四是斯坦因的著作量很大,涉及的学术及其他方面问题多而复杂,不像他的上述行径,一抓就准,一点就破。因此,对斯坦因著作的全面评价一直是一个很大的难题(这种评价应包括主要成果、成绩的定位,主要缺欠、不足和存在问题的定位,及其在该领域学术发展史中的定位Q而欲达此目的,則要求评价者必须有广博精深的学术功底,较高的考古学造诣,丰富的史学知识和政治头脑,同时尚需长期研究其著作,认真梳理,所以评价本身就是一门艰深的学问和一项难度很大的系统工程)。即使试图评价,其能否准确到位姑且不论,仅就篇幅而言,评价文章短了说不清楚,长篇评论须下大功力,又受诸多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往往难产,故对此大都视为畏途,望而却步。上述四点便是长期以来对斯坦因的著作说好话者多,批评者寡的主要原因。由此进而造成了目前对斯坦因著作只看成果,不顾问题;突出赞扬,不作批评的认识误区。在这种情况下,就引出了本文提出如何看待斯坦因著作的问题,所谓“看待”即不等于也不是全面而具体的评价。仅仅是针对上述认识误区,对斯坦因著作的成就,特别是其成就之外存在的主要问题,从宏观上提出一些粗线条的看法或“标准”,以供读者读斯坦因著作时参考。下面即分成就和问题两方面简述之。

斯坦因的著作较多,举其要者,他第一次探险出版了《古和阑考》(考古报告,二卷,1907年。现在已完成中文译稿),《沙埋和阑废墟记》(通俗本,1904年。1994年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出版中译本)。第二次探险出版了《西城考古图记》(考古报告,五卷,1921年。中译本于1999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沙埋契丹废墟记》(通俗本,二卷,1912年,中译本即将出版)。第三次探险出版了《亚洲腹地》(考古报告,四卷,1928年,中译本即将出版)。最后他又综合3次探险写了一本《斯坦因西城考古记》(通俗本,1936年中华书局出版中译本,1987年中华书局和上海书店联合再版)。此外,斯坦因还出版了一些其他著作。

在上述论著中,《古和阑考》《西城考古图记》和《亚洲腹地》3部正式考古报告是斯坦因的代表作;《沙埋和阐废墟记》和《沙埋契丹废墟记》则是通俗性的著作。这两部通俗性著作,以较短的篇幅(相对正式报告而言),分别陈述了第一、第二次探险的经历和情况、主要发现和重要收获,并将探险中“所见、所闻、所思告诉给普通的读者”,书中不乏正式考古报告中未载的一些细节和轶事。在上述的两部书中,以即将出版的《沙埋契丹废墟记》部帙最大,内容最丰富。该书近80万字,有300余幅图版和地图,详细地介绍了他第二次中国西部考古探险的全过程*斯坦因4次探险中,以第二次最为重要),书中将资料性、学术性和趣味性有机结合,相得益彩,具有较强的可读性。但是,应当指出,《沙埋和阅废墟记》和《沙埋契丹废墟记》成书均早于相对应的正式考古报告,后来出版的正式考古报告对这两部书中记载的一些内容多有订正或改动,所以这两部著作若作为资料使用,必须参照正式的考古报告。此外,《斯坦因西埃考古记》则是对他3次探险的概括和总结,言简意赅,在通俗之中寓有较强的学术性。总之,上述3部通俗性著作与斯坦因3部代表作既是相辅相成,又是互查互证,彼此勘误(也存在3部通俗性著作资料正确,而3部代表作记错的情况)的姊妹篇。同时这3部通俗性著作也是读者了解斯坦因的探险生涯,主要发现和收获,以及其人其事的捷径。

斯坦因的3部代表作,较全面地记述了新疆汉唐时期的遗迹和遗物,以及敦煌石室宝藏、千佛洞佛教艺术与河西地区汉长城遗迹等。书中以大量的文字和图版将上述地区的各种有关遗址及其丰富而精美的遗物展现于世人面前,从而揭示出该地区汉唐时期的文化概貌(涵盖了西域史和佛教等诸多领域.),揭开了中西物质文化交流的神秘面纱;再现了汉长城的分布态势,保存状况,结构特点,论证了玉门关和阳关的位置;并在客观上又使敦煌宝藏重见夭日。此外,书中还详细地描述了深居亚洲腹地的新疆和河西地区的自然环境,以及山川、大漠、戈壁、雅丹、盐壳等地貌种种奇妙的景观;探讨了该地区地理学、历史学及古代交通线等一系列问题,令人耳目一新。在这个基础上,他进而又转入考古学和地理学的动态研究。对该地区古代遗址的分布态势、兴废和迁徙(包括个别遗址废弃后又重新兴起)与自然地理环境变化之间的相互关系;其中某些地域历史时期河流的水量、流向、流程、流域范围,河水泛滥、退缩、改道和回流等现象变迁的实态和规律;一些地域遗址废弃并荒漠化的原因和进程,个别荒废地域重新开发利用的可能性等方面,均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和研究,提出了许多有益的见解。总之,斯坦因用他的鴻篇巨著为人们打开了此前“未知世界”的大门,因而轰动了当时的国际学术界。于是那些馋涎欲滴的列强学者们和形形色色的探险家也紧随其后,纷至沓来。

其次,斯坦因在编写3部代表作过程中,还邀请了当时欧洲与此相关领域的一流学者,对各种难度较大的课题进行了长期的专题和综合研究。然后斯坦因以自己丰富的学识和研究成果为基础,总其大成,编纂成书。因此,这3部代表作既是斯坦因的专著,又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代表了当时该领域的最高研究水平。从学术角度来看,虽然现在不难发现其中的错误和瑕疵,但其主要研究成果至今仍有重要学术价值或参考价值,所以斯坦因的3部代表作在国际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声誉,但是,斯坦因的著作盛名之下也存在一些不足和令人深思的问题。比如:第一,总的来看,斯坦因的著作(特别是3部代表作)以考古资料整理为重头戏,资料整理属学术范畴,但其所获考古资料的途径和方式又是政治问题(参见前述情况)。此外,斯坦因著作依托于考古资料的研究部分,绝大多数是学术问题,研究成果占主导地位。然而这种研究是受斯坦因的立场和观点制约的(参见前述情况),所以也有一些谬论和政治性的问题。因此,对斯坦因的著作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应针对不同情况,分别采用学术标准和政治标准,并将其放到当时的学术和政治环境中予以衡量和评说。

第二,如前所述,斯坦因的3部代表作,其实就是对他盗掘的遗址,劫掠的遗物之整理与研究;他的3部通俗读物则是这种模式简化和变化后的通俗性作品。因此,斯坦因的著作以资料为主体,其价值以资料取胜(资料报道也不规范,见第三点)。在斯坦因的著作中资料与研究,是皮和毛的关系,资料是斯坦因学术成就的基础。所以是中国新疆灿烂的古代文化和敦煌石室宝藏给斯坦因带来了崇高的声誉,造就了斯坦因的学术地位。斯坦因的学术研究成果,说穿了就是以上述博大精深的中国古代文化为底蕴而谈的一些看法,归根结底还是中国古代遗迹和遗物本身价值所致,是中国古代文化瑰宝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因此,不能不顾这些事实,把金都貼在斯坦因的脸上。

第三,说到斯坦因考古报告中的资料,也存在许多问题。由于斯坦因对遗址是盗掘,对遗物是劫掠,在做贼心虚的情况下,往往抢时间,赶“任务”,大都以“挖宝”的方式放纵民工乱抠滥挖(这是遗址遭破坏的主要原因之一),随意处理复杂现象或根本未观察到重要现象;加之斯坦因又经帝离开现场(大多与测绘有关),使“发掘”处于失控状态,因而其所获资料大都缺乏准确性和科学性。斯坦因的考古报告即以这样的资料为基础,以自己在现场所做的记录、日记和工人口述情况为线索,按流水账的方式报道遗址、遗迹和遗物的情况。所以斯坦因的考古报告很不规范(与现在真正科学的考古报告相去甚远),重要遗址的完整形制布局及其各部位间的关系(包括平面打破关系,剖面叠压关系);遗物出土的层位、坐标、遗物与遗迹的准确对应关系,遗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组合构成情况;遗迹之间、遗物之间的相对早晚关系……绝大多数未交代清楚。所以斯坦因的断代,大都是以出土的钱币、文字资料和少数他能够掌握时代特征的遗物进行猜测。斯坦因在学术上的许多误判和错误结论,大都与上述诸种情况密切相关。因此,从学术研究角度来看,斯坦因考古报告的资料很难进行深层的有效利用。总之,在斯坦因的考古报告中,各种资料大都以盗掘时的情况,呈无内在关联的“自然状况”单独存在,其价值主要表现在遗迹的局部或某个方面和单个遗物上,很难全面反映遗址的本来面貌(大源不能进行遗址的复原研究),因而其资料价值又大打折扣。所以若没有认真研读斯坦因的著作,则不宜盲目地对其著作的考古资料部分给予过高的评价。

第四,斯坦因的研究成果和学术成就(前已说明,不赘述),是斯坦因坚决贯彻执行英印政府所赋予的使命,并为之奋斗的“敬业”和“献身”精神与其个人学术素质相结合的产物,’同时也是许多欧洲学者集体智慧的总汇。从斯坦因的著作来看,他的研究成果,大多与资料夹叙夹议(其中单独的专题研究除外),研究成果不太醒目,但仔细阅读仍能看得清楚。对于这些研究成果,我们应当从学术角度予以审视。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以学术研究发展的历史眼光进行分析,该肯定的肯定(其成果不乏精辟之见),该商榷的商榷,该否定的否定(有的是受前述所获资料缺乏准确性和科学性的制约,有的是限于当时的学术研究总体水平,有的是斯坦因个人研究水平所致),取其所长,为我所用。但是,应当指出的,斯坦因著作中资料之外的言论并非全是科学的研究成果,在这些言论中也不乏夹杂着渗透其帝国主义者心声的借题发挥和杜撰的谬■论(主要是斯坦因的立场和观点决定的。参见前述情况)。对此,必须用政治标准予以透析,扬弃其糟粕。特别是他利用遗迹遗物别有用心地攻击污蔑中国的种种胡谄的谬论,则必须进行彻底批判,以肃清其流毒和影响。

第五,斯坦因的著作,是以肆无忌惮地践踏我国主权为前提,以疯狂盗掘中国古代遗址并劫掠中国古代文物为基础的。因此,斯坦因的著作既是其卑劣行径的铁证,同时也为那段令国人屈辱而心碎的历史留下了真实的记录。所以我们在读斯坦因著作时,一定要牢记惨痛教训,勿忘国耻。

第六,经斯坦因盗掘和劫掠之后,凡其所涉及的遗址均遭严重破坏,遗物也没有了。所以记录这些遗址和遗物的斯坦因著作,就成为今天研究新疆汉唐考古学的基础资料(尽管存在许多问题),其有关敦煌石室宝藏的记录又是研究敦煌学的基础资料之一。这是英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假斯坦因之手造成的结果,也是我们不愿意又不得不接受的残酷的历史事实。但是,我们一定要结合前述情况(探险的性质和目的及其种种劣行)来面对这个事实,绝不能因其所起的基独资料作用就无保留地全面肯定斯坦因,并对他进行无原则的赞扬。

综上所述,应当指出,斯坦因的著作虽然有前面提到的不足和问题,但其著作中的资料价值和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则是客观存在的。我们既不要以问题抹杀成果,也不能用成果掩盖问题,必须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所以我们认为,对于研究新疆考古学和敦煌学,以及一些研究与之相关学科的人,或那些想了解这方面情况的朋友,斯坦因的著作不可不读。毋庸讳言,斯坦因的著作对上述诸学科研究的发展,充实青年朋友自身的知识宝库,无疑都是有重要作用的。既然如此,那么,我们为什么用较长篇幅揭露斯坦因探险的目的和性质,谈对斯坦因著作的看法呢?原因有三,第一目前存在对斯坦因著作的认识误区(参见前述情况)。第二其成果越大,欺骗性越大,不了解真相的人越容易受到蒙蔽。致使一些人将斯坦因的著作与其探险活动等同起来(如此,既抹杀了斯坦因探险的目的和性质,又将其探险完全学术化了),并以著作为标准评价其人(人的评价与著作的评价并不等同)。这样不仅掩盖了其探险的卑劣行径,而且还突出了斯坦因的正面形象,使对斯坦因其人的评价走向偏颇(对斯坦因其人的评价应包括探险活动和著作两大部分,以及其他有关部分)。第三因为现在有一些人无原则地全面肯定斯坦因(包括探险活动在内),甚至大加吹捧。以此结合前述情况,又使对斯坦因著作认识的误区发展到对他探险活动的认识误区,并已经造成误导之势。针对上述时弊,我们认为必须及时敲响警钟,揭露斯坦因探险的目的和性质,分清他著作中的良莠,指出其著作中的不足和问题。从而提醒读者,特别是不了解那段历史的青年读者,在读斯坦因著作时,一定要站在中国人的立场,结合历史背景,以爱国主义精神和实事求是的批判精神,严谨的科学态度予以认真的审视。在事关我国主权和民族尊严的大是大非面前,绝不能人云亦云,盲目跟着别人随便给斯坦因唱赞歌。我们希望读者朋友们,要以史为签,了解斯坦因在探险活动中的所作所为,深入研究和分析斯坦因的著作,并以这两者所表现的不同层面和两重性,如实地、恰当地评价斯坦因。这是认清斯坦因本来面目和读斯坦因著作时必备的主要基本功之一。



孟凡人


2004年2月7日



1906-1908年,受印度政府之约,我在中亚和中国的最西部地区进行了考古和地理考察,编纂这套书的目的就是将我这次考察中所见、所闻、所思告诉普通读者。这次考察的计划是根据我1900-1901年中国之行的经验和成果而制定的。我把那次中国之行写成了一本书——《沙埋和闻废墟记》(Sand-buriedRuinsofKhotan),该书于1903年第一次出版,内容通俗易懂。在这本书的前言中,我介绍了各种各样的历史遗迹,也正是这些古迹吸引我来到这个地区进行古物研究,那个时候,这儿还近乎一片处女地。随后,我出版了《古代和阑》(AncientKhotan,牛津大学出版社,1907年,两卷四开本),该书中的科研成果“详细报告”(DetailedReport)描述了这里所独有的迷人古迹,这个地方曾经是印度文明、中华文明和西方古典文明相互交流的重要渠道,报告还描述了奇妙的沙漠地理环境,沙漠的这些地理条件有益于古迹的保存。因此,再详细说明我第二次和田之行的基本目的就好像显得没有必要了。

命运之神对我格外垂青,我才得以能够善始善终地完成这次考察活动,而且收获颇丰。我们的旅行和野外工作持续了两年半的时间,行程近10000英里,足见这次考察活动的广度和深度。回国不久,即1909年初,皇家地理学会(RoyalGeographicalSociety)便给我颁发了学会的最高奖“奠基人金奖”(Founder'sGoldMedal),这次考察活动所取得成果的重要意义从中可见一斑。也正是因为引人入胜的发现实在太多,尽管有大量的协助人员,我仍然花费了好几年的时间才完成科研成果的出版工作。即使现在,编写一部内容如此丰富和耗资巨大的“细节报告”亦非一般人能够做到。


我也完全意识到了赢得更多人兴趣的重要性,因为在这个地区还有很多未曾发现的东西,古印度的文明、宗教和艺术还有着深远的影响,而我们大英帝国理所当然地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所以,我十分感谢英国驻印度总督阁下允许我独立出版这套书。在这套书中,我尽力做到不仅仅要记述个人的经历以及对最险恶的沙漠和亚洲最高山区的观察,而且要涵盖那些被掩埋沙漠地下长达几个世纪而又重见天日的许多重大考古成果。我希望,书中的照片和全景图(其中许多由我拍摄)、古代艺术品的彩色插图和有关我与印度助手行走路线的绘制精良的地图,能有助于读者对我们的考察成果和考察时的恶劣自然条件有个直观的了解。

1900-1901年,我在和田周围的塔克拉玛干沙漠(TaklamakanDesert)里发掘的废墟充分反映了这里古代文化的重大史学价值。这种文化融合了中国文明、印度文明和西方古典文明,在中国新疆地区的绿洲中盛极一时。这些废墟也向人们展示了保存遗迹的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即使已经消失了近几个世纪的最简陋的遗迹,也能在沙漠的覆盖下保存下来,这个地区的气候可以和埃及相媲美。在第二次系统性的考察中,我继续向东行进,行程的直线距离近1000英里。自上个世纪以来,这条路线连接了中国和中亚、西亚王及西方古典文明世界,沿途上有零零散散的废墟,这为研究本地区的早期历史、艺术和宗教的日常活动提供了大量的线索,而在过去,除了中国史籍(ChineseAnnals)中的少量记载以外,再也没有其他资料。


我之所以对现在的事物和掩埋的历史古迹给予同样的关注,有很多原因。在亚洲,可能没有其他地方像亚洲腹地的荒凉盆地这样,其历史的发展如此地依赖于自然条件,而且,这些自然条件导致的世俗变化在考古上又有踪迹可寻。关注其气候环境对广泛讨论的气候逐淅变旱的问题非常重要。因·此,我们穿越所经地区的典型自然环境特征及其对散落的居民点的经济和社会状况的影响,也就成了这次考察的重要内容。

本书从印度和阿富汗交界的河谷写起,希腊风格的佛教艺术曾在此地第一次用古典形式来描绘印度教崇拜的神灵和场景。然后,本书把读者从白雪皑皑的兴都库什山脉(Hindukush)带到世界屋脊帕米尔高原(Pamirs)上阿姆河(RiverOxus)的发源地,后到塔里木河(TarimRiver)流经的大盆地,塔里木河最终消失在罗布泊的沼泽里。昆仑山脉(KunlunRange)包了这个盆地以及和田的南部和西部。在该地区的考察活动中,我们深切感受到了冰川覆盖的山脉的险恶环境。接着,我在书中记述了在远离现代和田绿洲的沙漠里的一系列探险活动,这有助于读者了解古代遗迹,也有助于读者了解塔克拉玛干沙漠是何等的恶劣。在那里,缺水常常阻碍了考察的正常进行,甚至危及生命,只有冬天是唯一可能进行探险活动的季节。

尼雅(Niya)遗址的废墟令人着迷,这里的古代民居自公元3世纪起便被遗弃不用,但残破的梁架至今仍然竖立在这些居住遗址上,我们在遗址中发现了成百上千的用古代印度文字书写的木简、简牍,这种木质文书的封泥上常常留有古希腊罗马风格印章的痕迹。向东北方向前进,到达一片古代河床,古河床风化得很厉害,罗布泊周围的土地结了硬硬的一层盐壳。这里与世隔绝,条件极端艰苦,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发现了大量资料。写到这儿,我只想提两点。在距离饮用水源足有100英里的废墟里,发现的文书表明,印度语在这里曾作为官方语言使用,同时期和田官府也曾使用印度语,这足以证明印度语的这种作用会追溯到公元前几个世纪中亚地区最偏僻的地区。希腊风格的佛教木刻和美丽的古典希腊风格壁画(这种壁画曾用来装饰佛教庙堂)证明了古希腊艺术的重大影响,远至中国的边缘地区。

马可·波罗(Marc。Polo)像生活在他以前的中国朝圣者那样,到达中,我们则沿着马可·波罗的路线穿越了大沙漠,我这次根据个人的意愿所进行的、庞大而又令人神往的探险活动得到了回报。我发现了古代中国长城(Limes,也译作“边墙”一一译者)城墙的最西段部分,中华帝国就是利用这些长城来保护其向中亚政治和商业扩张的主要通道,西方国家在公元前后的几个世纪则利用它防御匈奴人(Huns)的突袭,但现代人已经几乎完全忘记了这些军事设施。长城大部分保存完好,只是烽火台上没有岗哨,我们沿城墙考察了200多英里。由于地处戈壁腹地,没有遭受人类的破坏,大量有关早期中国人活动和其他记录的历史遗迹才得以保存下来,同时保留了这片最贫瘠的地方人类曾经活动过的遗迹。

离敦煌(Tun-huang)不远,在古长城(Great Wall)的西端,有一块大绿洲,千佛洞(Thousand Buddhas)就坐落在此。沙质崖壁上凿有成百上千个石窟(Thebais),饰有大量的壁画和灰泥雕塑,仍值得今天的人们去欣赏。1907年春天,我有幸接触到大量的古代手稿和艺术遗迹,这些东西在一个用石头封闭起来的小石窟寺内藏匿了900年左右,且保存的完好无损。我收集了24箱从这种奇异的藏匿处拯救出来的珍贵手稿和满满5箱子刺绣以及类似的佛教艺术品,一位资深评论家将我的经历说成是考古史上富有戏剧性且硕果累累的偶然事件。根据大量保存完整的原画和部分修复较好的临摹本,人们得以欣赏其艺术价值和了解希腊风格的佛教艺术对远东地区的重大影响,甚至可以说,它为东方艺术史揭开了新的一页。然而,阐明其中的问题尚需时日,若要从这些用汉语、梵语(Sanscrit)、回鹘语(Uigur)、吐蕃语(Tibetan)及其他未知的中亚地区的语言写成的手稿中摘选出具有历史和文献价值的所有东西则需更长的时间。

在冰雪覆盖的南山山脉(Nan-shanranges),我们向西藏方向前进,并在大约20000平方英里的地方进行考察,这个地方很有意思,却不为外人所知。之后,探险队去了塔里木盆地开展第二次考古活动(1907-1908年)。这次考古活动中,我们不仅仅发现了价值重大的古迹,而且在克服了重重艰难险阻后,成功地横穿了号称“沙漠之海”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并且是在最宽处穿越的。在返回印度之前,也就是1908年的夏天和秋天,我对位于和田和克里雅(Keriya,今于田县译者)南部的昆仑山脉进行了地理考察,这片山脉地势高峻,以前几乎还没有人来此地探险。山路崎岖不平,冰川(和田河的水源)高耸,但我们还是成功地进行勘测。随后,我们穿过西藏西北的不毛高原,到达喀拉喀什河(Kara-kash)的上游°

这段旅程途经之地自然条件极端恶劣,一路上困难不断。在攀登上坚冰覆盖的昆仑主峰时(海拔约20000英尺),我患上了严重的冻疮,右脚的脚趾失去了知觉,而此时恰逢探险活动即将结束。我不能继续带队考察,不得不让人抬着,沿着喀拉库拉木(Kara-koram)路线跋涉了300多英里,山路险恶,路上最高的山口海拔超过了18000英尺。最后,我们终于到达列城(Leh),接受医生的治疗。康复的过程漫长而又痛苦,但一想到我的计划成功实现了,我意外受伤的插曲也没有影响文物的运输,近100箱的文物已经安全运抵大英博物馆(BritishMuseum),我心中仍是倍感欣慰。

没有各位助手的帮助,我就不可能克服重重困难,像摘要中所说的,如此规模和广度的探险活动也不可能完成。很多人都给予我支持,在这里也难以充分表达我衷心的谢意。首先,要感谢印度政府。在总督柯曾勋爵(Lord Curzon)的支持和激励之下,以及总督先生对地理研究、印度历史和印度文明的浓厚兴趣,经国务大臣(SecretaryofState)同意,印度政府于1905年批准了我的有关探险活动的建议,并提供了执行计划的大量物资装备,我也得以从行政事务中脱身。我的赞助人和朋友,比如我已去世的上司哈罗德・狄恩上校、爵士(ColonelSirHaroldDeane),故去的邓泽尔·伊伯斯顿爵士(SirDenzilIbbeston),以及现在的詹姆斯·威尔逊爵士(SirJamesWilson,K.C.S.I.)和麦克拉干先生(Mr.E.D.MaclaganC.S.I),印度政府的前任和现任税务部长(SecretarytotheGovernmentofIndiaintheRevenueDepartment)给了我热情的帮助,使得印度政府能及时考虑并同意我的建议,大英博物馆(BritishMuseum)董事会慷慨解囊,提供了预算费用的2/5,同时董事会要求相应地得到考古成果的2/5。鉴于大英博物馆过去曾经为东方研究提供资助,能把这2/5的文物带回大英博物馆是笔收入不菲的投资,即使从经济收入的角度也是如此。

1906年,我们启程开始这次探险活动,时任印度总督的明顿勋爵(LordMinto)对此也很支持,这对我们是莫大鼓舞。不仅如此,总督阁下对整个探险过程都给予了关注和支持,我的老朋友邓洛普上校(ColonelDunlopSmith)即现在的詹姆斯爵士(SirJames)是总督阁下的私人秘、书,上校在他的书信中就表述了总督对我们的关心。由于明顿勋爵的支持,我有了更多的时间来整理考察的成果。对此,我铭刻在心,没齿不忘。

如同以往一样,印度勘探局(SurveyofIndiaDepartment)对这次探险活动的地理考察给予了最有价值的帮助。在朗格上校(ColonelF.B.Longe,R.E.)的支持下,勘探局爽快地答应拨给我当地一个训练有素的测量员,并承担雇用此人的费用。时任“三角法测量局”指挥(SuperintendentofTrigono-metricalSurveys),现任印度勘探局局长的伯拉德上校(ColonelS.Burrard,R.E.,F.R.S.),利用每一个机会,支持我们的探险活动,并为我们使用他领导下的勘探局的地图资料提供方便。正是由于伯拉德上校不懈地帮助,我们的地理考察成果才得以整理出来,并将94幅地图结集出版,比例尺是4英里等于1英寸,该地图集将和“细节报告”一起出版。优秀的测量员拉依·拉姆·辛格(RaiRamSingh)曾参加了我的第一次探险活动。后来,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拉依·拉姆·辛格返回印度,他的同事拉伊·巴哈杜尔·拉尔·辛格(RaiBahadurLalSingh)代替了他的工作。和

作,皇家地理学会肯定了我两次中亚之行的成果,使我深受鼓舞,任何一个像我这样的科学家都会因学会的这种鼓舞感激不已。不论是在穿越茫茫戈壁,翻越亚洲腹地的崇山峻岭,还是回来以后整理科考成果,或是在与他人相处不太融洽时,我总能感受到学会秘书斯科特·凯尔逖博士(Dr.J.Scott Keltie)的关注和同情。通过地理学会,我和地理学助手们的测量成果才能被更多的人所利用,地理学会《会刊》(Journal)已经刊载了《地图集》微缩的三幅主要地图(《地图集》由IndianTogonometrical,DehraDun整理)。

在此,我向地理学会特致谢意。幸得地理学会的同意和出版社的合作,本书将再次刊载这些地图。

一过印度的政治边界,我就清楚地意识到这次任务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当局对这次探险活动的重视程度和支持意愿。就这方面而言,开始我绝对没想过结果如此鼓舞人心——阿富汗国王哈比布拉赫(H.M.Habibuilah)很乐意地允许我经过阿姆河上游前往帕米尔高原,并为我通过这段引人入胜的古代通道做了有效的安排,而在当时,这条通道是不对欧洲人开放的,因此这一帮助显得更加难能可贵。在此,我想向这位亲切、体贴、热情的国王表示深切的感谢,是他帮我实现了我的学术夙愿,让我有机会亲临这些我年轻时就梦寐以求的地区。

穿越帕米尔高原的中国边界以后,我所考察的地区几乎全是沙漠和荒山。但是,就是在那里,我最深刻地意识到中国行政官员的积极配合对我计划的实施是何等的、绝对的重要。没有他们的得力帮助,交通工具和民工就无法得到保证,这两项对令人生畏的沙漠探险之行,即寻找沙漠中的“古代城镇”是必不可少的;同样,没有这些官员的帮助,我也不可能在这荒无人烟的贫瘠山区得到牲口和考察队成员所需的食物,不可能得到漫长的考察亟须的供给。从这本书中,读者会看到我是多么的幸运,绿洲的各级官员都给予我们以关注和支持,一块块绿洲成了我们探险的大本营,为探险活动提供源源不断的服务。在很多的衙门(Ya-m钮),我很快找到了值得信赖的朋友和学者,他们对我的考古活动和考古取得的成果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我有许多人需要感谢,在这里,我要翳别提到以下几个人:和田按办车大人(Ch'eDa-Wn,AmbanofKhotan);廖大老爷(LiaoDa-lao-ye),他在罗布泊(Lop-nor)附近凄凉的流放之地为我提供帮助,后死在那里;博学的县吏汪大老爷(WangDa-lao-ye)和敦煌的军事指挥官林大人(LinDa-ren),他们两人竭尽全力为我沿“长城”的考察排除困难。但是最重要的,我要衷心地感谢我的老朋友潘大人(PanDa-Wn,以前我称他为PanDarin),时任阿克苏(Ak-su)道台(DaoT'ai),他还记得上次探险和参加探险的人员,即使远在他方,他也会竭尽全力运用其职位的影响为我排除障碍。

从一开始,我的老朋友马继业先生(G.Macartney,C.I.E.,中文名字为马继业一译者)代表我与新疆行政当局进行交涉。马继业先生曾在喀什(Kashgar)担任多年印度政府的代表,现在是阿富汗驻新疆的总领事。他的名声和品德不但在政府官员中,而且在民间广受推崇,他的帮助和影响保证了我的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尽管远隔千山万水,他也时刻为我提供最有用的帮助,对他我感激不尽。马继业先生在他嚟什嚐尔的寓所热情地招待了我,而当我远在1000多英里之外时,他特别关照考古的成果和信件能得到顺利的寄送。我在最后才谈及这件事,绝对不是说它不重要。

除此之外,马继业先生还向我推荐了一位出色的中文秘书——蒋师爷(Chiang-ssQ-yeh),我对此尤为感激。由于我一直没能够认真地学习汉语,一位称职的中国学者对我就显得尤为重要了。蒋师爷不仅是位热心的老师和秘书,更是位好学的同伴。为了我的科学研究,他总是与我共同工作,同舟共济。从我的叙述中,您将会体会到他对我所取得的成绩发挥了多么重大的作用。自从与这位机敏而诚挚的中国同伴分别以后,我仍然经常思念他!

上文对探险的目标、范围和性质作了简要论述,读者可能不知道回来以后,整理科考成果的任务有多么繁重。许多细节问题的解决除了需要借助新的材料,还需要多年积累的学术素养,我必须要把由亲身观察而得出的基本结论付诸于文字,而且越快越好。从开始,我就意识到出版这本书能把早期的记录保存下来。所以说,这两卷书除了个人的兴趣之外,不仅仅是考察日记的简单出版,或者是一个旅行者的第一印象记录,而是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学术研究的新起点,可以说是“详细学术报告”(DetailedScientific Report)的补充。

因此,这本书所担负的责任更加重大。就我而言,我也有义务记录下方方面面对我的帮助,哪怕只是一笔带过,因为没有他们的帮助,探险活动就不可能有如此丰富的收获。首先,我要感谢印度政府,经国务大臣(SecretaryofState)同意,印度政府批准我回英格兰工作两年零三个月,执行特殊使命,以完成对发掘古物的整理工作。我希望这些古物能公之于众,更希望在卷本的“详细报告”完成以后,国务秘书能够批准出版。如果这都能实现,我将对官方的配合和协助感激不尽。

由于我的老朋友和主要助手、拉合尔梅奥艺术学校(Mayo Schoolof Art,Lahore)已故校长安德鲁斯先生(F.H.Andrews)再一次鼎力相助,我才得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对这些古代艺术文物的整理和研究。安德鲁斯先生曾经长期实地对印度艺术进行全面的研究,加上他自己非凡的艺术天赋和对东方艺术品的广泛阅历,使他成为英国在古代中亚艺术和手工艺品问题方面独一无二的专家。安德鲁斯先生为了我们共同的任务,牺牲了自己教学之余的休息时间,为此我永远都会感激他。

除了在艺术和技术方面的合作外,安德鲁斯先生还悉心为本书绘制插,为本书增色不少。扉页上黑白色的章头尾花饰就出自安德鲁斯先生之手,系仿制沙漠里黏土上的古代印章PallasPromados所作。除感谢安德鲁

斯先生的指导性工作外,我还要感谢以下几位年轻的考古学家:德鲁普先生(J.P.Droop).洛里默女士(F.Lorimer)、伊夫林·怀特先生(H.G.Evelyn-White)和伍利先生(L.C.Woolley),他们对考古成果的整理工作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两年半的时间里,他们或一起或相继担任我的助手。在此,我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自从大英博物馆保管我收集的文物那天起,馆长凯尼恩博士(Dr.F.G.Kenyon)及各部门保管员(Keeper),比如巴尼特博士(Dr.L.Barnett).克洛文爵士(SirSidneyClovin)和里德先生(C.H.Read),竭尽所能,提供支持,并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建议,大大方便了我的工作。为了满足我研究的特别需要,助理保管员和博物馆馆员阿伦(Messrs.J.Allan).比尼恩(R.L.Binyon)、贾尔斯(L.Giles)、霍布森(R.L.Hobson)、乔伊斯 (T.A.Joyce)、史密斯(R.A.Smith)提供了非常有用的信息。在这里,我也要向他们深表感谢。

许多著名学者为这本书的面世提供了帮助,他们与我一起,共同整理带回的资料。在美术和技术方面,我首先要诚挚地感谢我的老朋友、巴黎大学教授(ParisUniversity)福彻先生(A.Foucher),他是希腊风格佛教艺术方面的权威。正是福彻先生对佛教图饰的广博学识,我才得以对其中最有意义的壁画和绘画做出正确的阐释。珀西·格兰德纳教授(PercyGrandner)不吝赐教,他以其丰富的考古知识,对我阐释古典艺术帮助颇多。维也纳帝国大学(ImperialUniversityofVienna)的史特罗兹高夫斯基(J.Strzygowski)教授也在亚洲腹地和西方后期古典艺术之间的联系方面提供了类似的指导。在西藏艺术遗迹方面,我的朋友沃德尔上校(ColonelLA.Waddell,C.B.,C.I.E.)以其对西藏佛教的丰富阅历,给了我有益的协助。亚瑟·丘奇爵士(SirArthurChurch,F.D.S.)毕生研究古代绘画、壁画和浮雕,他慷慨地允许我直接参考、借鉴其科研成果。维也纳帝国学会(ImperialAcademyofVienna)冯·魏斯纳(J.vonWiesner)教授是植物生理学(plant-physiology)的权威,他为我研究古代纸张和纺织品的质地和特征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建议。我的老朋友、匈牙利地质测量局(HungarianGeologicalSurvey)局长罗兹(L.deLoczy)教授,竭尽全力,为我在沙漠考察中遇到的地质方面问题答疑释惑。

文献研究的合作者当中,我首先应该感谢沙腕(Ed.Chavnnes)先生。他是法国著名汉学家,也是中国与中亚国家早期关系方面的权威。我归来之

他立即投身于我所发现的中国古代文献的细节研究和出版工作,并毫无保留地把他的学术成果供我使用。本书得以出版

先生功不可没。回头看看有关古代遗迹的几乎任何一个章节,我都能体会到沙睨先生提供的资料对我阐释古代遗迹的历史具有多么重大的作用。听说沙晚先生有关这些古代中国文物的学术著作即将在我的“详细报告”之前出版,我心中甚感欣慰。伯希和(PaulPelliot)教授是法国中亚考古队的负责人,他已经要求我负责把从千佛洞里发现的大量古代中国文献编成目录。

鲁道夫·霍恩雷(A.F.RudolfHoernle,C.I.E)博士是我国中亚研究的先驱,他对印度婆罗谜(IndiaBrahmi)文字(新疆地区的未知语言之一)进行了初步的分析,他的分析对我的研究很有参考价值。

格的学者、教授——拉普森(E.J.Rapson).森奈特(M.E.Senart).博耶(AbbeBoyer),曾对我的第一次探险取得的成果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并提出批评性的意见,现在他们又对这次考古发现的伕卢文(Kharoshthi)古代简牍、木简文书进行分析。在这里,我不仅要感谢他对古代怯卢文文书的解读,还要感谢他为我所做的其他一切。在梵文的原始资料研究方面,我的朋.友巴尼特博士(L.Barnett)、伯森(L.delaPoussin)教授给了我有力的

在解读大量的吐蕃古文献方面,瑞丁女士(C.M.Ridding)、印度办公(F.W.Thomas,LibrarianoftheIndiaOffice),先期开始西藏佛教经文的编纂目录的工作,后来,我有幸得到了资深专家弗兰克博士(A.H.Francke)的协助。著名的东方学专家、鄂尔浑(Orkhon)铭文破译者汤姆森教授(V.Thomsen)核查和释读了我早期发现的突厥如尼(RimicTinki)文文书。柏林皇家人种学博物馆(RoyalEthnographicMuseum,Berlin)的勒柯克(AvonLecoq)博士,曾在吐鲁番(Turfan)进行发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我要感谢他在研究古代突厥语摩尼教(Manichaean)写卷方面的帮助;我也要感谢印度政府助理秘书(AssistantSecretary)丹尼森·罗斯博士(E.DenisonRoss),他对回鹘语佛教(UigurBuddhist)文书进行了初步研究。柏林的皇家人种学博物馆馆长米勒教授(F.W.K.Muller)是释读粟特(Sogdian)文书之第一人,他对粟特文书进行了分析。这种伊朗语更早时期的遗迹中的某些无法破解的文书与阿拉姆语(Aramaic)相似,在这方面,我的朋友考利博士(A.Cowley)和果肖特(R.Gauthiot)先生已经对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以上,我不惜花费较长的篇幅,来感谢各界朋友为我在学术方面所做的各种帮助。就出版这本书的目的而言,是要把考察的成果展现在读者眼前,确定其科学意义,不过相比之下,前者显得更为重要。有鉴于此,书中附有大量的插困,在此我特别感谢出版社在书的编排上所给我的自由。尤其感谢班伯里的梅瑟斯亨利·斯通父子公司(MessrsHenryStoneandSonofBam-bury),他们以高超的技艺和热心,成功地把古代艺术品复制成彩色插图,并呈现在读者面前。

最后,我要衷心感谢

的朋友们。学会(Academy)已故的编辑科顿先生(J.S.Cotton)从普通读者的角度帮我对本书进行了修改。他也应出版社之约,愉快地为本书编写了索引,作为东方学术语汇编,我相信索引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牛津大学默顿学院(MetronCollege,Oxford)研究员艾伦先生(P.S.Allen),从繁忙的学术研究中抽出时间,在我的朋友马格达伦学院(MagdalenCollege)的约翰森(J.deJohnson)先生的协助之下,对该书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校

订。艾伦先生寄给我的信笺,在旅途中一直伴我左右,成了我克服各种困难和挫折的动力之一。牛津大学气氛活跃,大家相处融洽,我有幸在这里完成这套书,这应归功于默顿学院的院长和诸位同行的热情支持和关怀。正是因为他们,我才有了一个安静的工作环境,我会永远记住和感激他们。

无论是在爱色斯(Isis)的仓库,还是在大英博物馆的地下室,抑或在充满温情的伦敦,我都在怀念去过的沙漠和高山,我在那里度过最快乐的时光。若能忘却漫漫旅程的所有艰辛,只去感受我年轻时代就梦寐以求的古代原野所给我的探险自由,那将是多么开心的事啊!不过,那终归是个梦想。



奥里尔·斯坦因


于牛津大学默顿学院


1911年11月3日



目录


《沙埋契丹废墟记》中译本序

前言


卷一


第一章 从希达斯皮斯河到印度河

第二章 横越斯瓦特和迪尔

第三章 翻越洛瓦里山口

第四章 在吉德拉尔

第五章 穿越马斯图吉

第六章 德尔果德

第七章 阿富汗之瓦罕

第八章 阿姆河之源

第九章 从萨里库勒到喀什噶尔

第十章 在其尼巴格,在喀什噶尔

第十一章 去莎车和叶城的途中

第十二章 在库克牙

第十三章 昆仑山脚下

第十四章 重返和田

第十五章 赶往尼萨冰川

第十六章 奥特鲁胡勒冰川

第十七章 在喀让古塔格山区

第十八章 和田盛宴

第十九章 和田沙漠边缘

第二十章 哈达里克的神庙遗址


卷二


第二十一章 达玛沟附近的几个遗址

第二十二章 前往克里雅和尼雅河

第二十三章 尼雅废墟

第二十四章 埋藏的档案室

第二十五章 在废弃绿洲的最后几天

第二十六章 安迪尔河

第二十七章 从安迪尔河到车尔臣

第二十八章 车尔臣河沿岸

第二十九章 在瓦石峡和若羌

第三十章 向罗布沙漠进军

第三十一章 横穿三角洲

第三十二章 首次发掘罗布泊遗址

第三十三章 考察古代驿站

第三十四章 来自古代垃圾堆的记录

第三十五章 艺术品之发现

第三十六章 横穿沙漠,到达塔里木

第三十七章 沿着塔里木和车尔臣河

第三十八章 米兰古戍堡

第三十九章 米兰戍堡的吐蕃文书

第四十章 米兰古佛寺

第四十一章 天使护壁

第四十二章 米兰壁画

第四十三章 一组喜庆人物图

第四十四章 佛传壁画

第四十五章 启程去敦煌

第四十六章 沿着前人的足迹

第四十七章 干燥罗布泊的终结

第四十八章 奇异的古河床



卷三


第四十九章 走近古代边区

第五十章 敦煌途中的遗迹

第五十一章 在敦煌的首次逗留

第五十二章 前往“千佛洞”

第五十三章 敦煌∶困难的开端

第五十四章 敦煌北面的古长城

第五十五章 汉代文书的发现

第五十六章 到达南湖绿洲

第五十七章 留给后人探索的遗迹

第五十八章 古长城西段的首次发掘

第五十九章 踏勘古长城

第六十章 玉门关的发现

第六十一章 古长城最大的仓库

第六十二章 城墙的西段

第六十三章 古烽火台里的简牍

第六十四章 返回千佛洞

第六十五章 揭开藏经洞的面纱

第六十六章 被封闭的藏经洞和里面的宝藏

第六十七章 藏经洞的佛教画卷

第六十八章 巨型绘画和其他艺术珍品

第六十九章 一座多语种的“寺庙图书馆”

第七十章 “千佛洞”的装饰艺术

第七十一章 安西——西部屏障

第七十二章 桥子废墟

第七十三章 万佛峡


卷四


第七十四章 南山最西边的山脉

第七十五章 “长城”的门户

第七十六章 肃州和它的“酒泉”

第七十七章 穿越走廊南山山脉

第七十八章 穿越陶勒山山脉

第七十九章 从疏勒河源头到甘州

第八十章 从甘州到天山

第八十一章 在哈密绿洲

第八十二章 考察吐鲁番遗迹

第八十三章 焉耆及其周围的遗迹

第八十四章 从霍拉到库车

第八十五章 沙漠之海

第八十六章 在古三角洲

第八十七章 是盐湖沼泽还是冰?

第八十八章 在克里雅新河床附近

第八十九章 更多的塔克拉玛干废墟

第九十章 从阿克苏到莎车

第九十一章 和田的准备工作

第九十二章 普鲁峡谷和扎依里克峡谷

第九十三章 前往玉龙喀什冰川源头

第九十四章 穿越青藏高原

第九十五章 一条古老的山道

第九十六章 寻找英达坂

第九十七章 从昆仑山到伦敦


插图目录



第一章


从希达斯皮斯河(Hydaspes)到印度河(Indus)



1901年,我完成了第一次在中国新疆的探险活动归国。从那时起,每当愉快地回忆起那次在沙漠和山区进行的探险活动,我就希望再次前往进行新的探险活动。非常幸运,通过发掘,是我首次发现了这里古代文明的原始遗迹。这种文明是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融合的产物,并受到了希腊古典文明的影响,曾经在塔里木盆地边缘的绿洲中盛极一时。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如果在更大范围内进行探险,如果有更多的时间和手段,取得的成果将也同样丰硕。然而,正因为第一次探险活动取得的成果极为丰富,这也就阻碍了我急切想得到的第二次探险机会。若要使科学研究更进一步,确保这种研究有利于在新的领域做出开拓性的工作、完成极其艰难的任务,新的探险活动势在必行。仅仅记录和详细举例说明大量而又富于变化的发现是地理因素加以阐释。

由于公务繁忙,我必须抽时间来参与这种工作,要实现上述任务更是难上加难。因此,直到1904年,我岀任西北边省(theNorth-WestFrontier)总督学(Inspector-GeneralofEducation),我才得以向印度政府递交了有关再次探险的详细建议。我想再次前往我曾进行过考古工作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周边地区,准备继续向东,深入到中国长城以内地区。时任印度总督柯森勋爵(LordCurzon)给予了热心关注,很多意识到建议中的探险活动对探索印度历史古迹意义的朋友也热情帮忙;所以,我的建议在1905年春天便获得了印度政府和国务大臣的同意。大英博物馆董事会答应为这次探险活动提供5000英镑的资金,占预算的2/5。作为交换,大英博物馆要索取相应的“考古受益“(官方语言如是说)。虽然如此,这些资金还是对探险活动有所裨益。

起初,我竭尽全力,想使这次探险能在1905年夏成行。但是,我一时忙于完成关于上次探险活动的《报告》,难于抽出时间,我的愿望未能实现。最后,直到1905年10月1日,我才得以从公务中脱身。那天,我从在喀罕(Kaghan,位于边区省最北端)阿尔卑斯式的帐篷里走出来,出发前往克什米尔,浑身有一种几乎从未有过的轻松感。这6个月的“特殊使命”使我能在无外界打扰的情况下,完成了我的《报告》,并为即将进行的探险做好各种必要的准备。

这次行程就像是个假日,又好像是适应性训练。路途大多是山路,很可能从没有较重的交通工具经过,我又携带有大量的书籍,经过6天的长途跋涉,才终于翻过了从吉申格尔(Kishanganga)到克什米尔路上的一个个山口。又回到了久违了5年之久的像阿尔卑斯山一样美的地方,我非常高兴。这个地方的文物古迹深深吸引了我,我曾在此度过许多个春秋,进行考古活动,但那些愉快的夏日转瞬即逝。

我居住在斯利那加(Srinagar)附近达尔(Dal)湖上的一个小屋里。从早到晚,我都要忙于文案工作;对我而言,这比任何艰苦的长途跋涉和发掘工作都要劳累。如果不是傍晚独自出去散步,恐怕我都没有觉察到克什米尔色彩绚丽的秋季已经过去,阴霾连天、风雪晦暗的冬天已经来临了。这段时间,我终日劳累,压力很大,因为我必须考虑各种实际问题(这里就不再赘述了),我最担心是否能趁春天北面的”5"

山口还可以通过的这段时间,向新疆进发。6个月不懈怠的努力最终还是取得了结果。时近3月末,太阳终于适时地露出了笑脸,照耀在这片具有阿尔卑斯山风光一样的大地,它在印度人的神话故事里是喜马拉雅最喜欢的女儿,我的《古代和闻》也将近完稿。多亏了远方朋友无私的帮助,两大卷四开本书稿的绝大部分得以安全送到远在千里之外的牛津大学出版社。

与此同时,我并没有忽视对即将开始的、漫长而又困难重重的探险活动做大量的准备工作。通过书信往来,有关雇用两名当地人作为助手的所有细节问题都得到了解决,印度测量局和国防部调拨给我两个人,任由我调遣。我及时地从伦敦、加尔各答(Calcutta)等地订购了所需的物品、科学仪器及其他设备。在斯利那加,忠实的克什米尔雇员甘心情愿地做着工作,忙于准备毛皮、毛毡靴和其他个人用品,这些物资将用来抵御中亚山区和沙漠的恶劣天气。卡温堡尔·埃尔金工厂(CawnporeElginMills)曾为我1900年的第一次探险提供了一个喀布尔(Kabul)帐篷。从那时起,它实际上成了我的家,现在他们帮我把这顶小帐篷修葺一新,还能够再用3年。

我非常想开辟一条进入中国新疆的新路线。早期的地理学家和人种学家曾对这样一条路线怀有浓厚的兴趣,但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这条路线实际上是不对欧洲人开放的,他们的愿望也因此未能实现。这条路线始于白沙瓦(Peshawar)附近的印度行政边界,经过斯瓦特(Swat)的帕坦人(Pathan)部落,然后横穿过兴都库什山脉(Hindukush),到达最高的阿姆山谷和阿富汗所属的帕米尔地区。我逝去的故友哈罗德·狄恩爵士(SirHaroldA.Deane,K.C.S.L—卓越的边区旅行家)时任西北边省的首席执行官(theChiefCommissioner),他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计划。一直以来,他对我关照有加,从未拒绝过为我提供帮助。我原以为政治问题会是个严重的问题,可它很容易地得到解决,比我希望的还要好。通过印度外事局(theIndianForeignOffice)从中做工作,阿富汗国王哈比布拉(H.M.Habibullah)爽快地允许我可以穿越其领土。自从帕米尔边界委员会(thePamirBoundaryCommission)建立以来,至今还没有欧洲人到过这个地区。所以,我一直对哈比布拉国王深怀感激。

在到达兴都库什山脉脚下的阿富汗国土以前,我们应该首先去吉德拉尔(Chitral)。那时,由迪尔(Dir)到吉德拉尔的洛瓦里山口(LowaraiPass)积雪很深,我们又要携带着行李,能否安全穿过这恶劣的山口还是个未知数,我对此忧心忡忡。如果不能及时穿过,则极有可能引起严重后果。因为若是不能在5月末抵达吉德拉尔河上游,春天的积雪就会融化,交通工具将无法通过,我们就要冒着极大危险,寻找马斯图吉(Mastuj)上最高的狭窄山谷,这个山谷通往巴罗吉尔(Baroghil)上的阿姆河分水岭。几个月以来,官方有关此事的信函越来越多,最终积了一堆,这些信函还都是用最薄的纸发来的电报!马上就要4月份了,我仍不能确保在早些时间穿越洛瓦里山口,所以,我觉得现在必须依靠个人的努力,排除障碍,争取早日动身,离开克什米尔去西北边省。

1906年4月2日,夏季伊始,天气格外晴朗,我们早早便从斯利那加出发。一路上,树木和田野仍是一片凄凉.到达了阿富汗的天然屏障一一伯勒穆拉(Baramula),我想看到花期的第一簇蝴蝶花的愿望没能实现。我坐的双轮马车哗啦哗啦响个不停,杰拉木(Jhelam)的狭窄的峡谷里树木众多,不少桥梁坍塌,还有其他各类障碍,这些都分散了我的注意力,因而,我几乎无法辨认出希达斯皮斯那里才有的春天景色,只是在路边偶然发现了一点春意,便匆匆忙忙过去了。

克什米尔阴晦的冬天已经过去,旁遮普平原上一派温暖的气息,好像在欢迎我的到来。最初几天,我住在拉合尔(Lahore),我曾在此地任职11年之久。在去荒山野岭进行漫长的探险之前,我希望能与老朋友说声再见,再检査一下让人心烦的牙痛。在时任旁遮普(Punjab)政府秘书长(ChiefSecretaTy)、我的朋友马克拉甘(E.D.Maclagan)先生热情招待下,我安静地休息了几天,恐怕这种放松在以后很长时间里不会再有。愉快的时光过得太快,但我还是抽岀时间拜访了思念已久的朋友,看了看周围的风景。我参观了拉合尔平原的老花园,过去很多年,在紧张工作之余,我最喜欢来此忙里偷闲。此情此景,我不禁想起了善良的房东,我本应该向他们辞行,是他们给我在印度的这段时光带来了不少快乐。

4月10日,我从白沙瓦启程,有很多事情使我不得不思前想后。真是吉人自有天相,正当我计划开始从白沙瓦边界启程时,新任总督明顿勋爵(LordMinto)要来第一次访问西北边省的首府,总督对我的探险活动的支持对我很重要。詹姆斯爵土(SirJamesR.)当时任总督阁下的私人秘书,那时他还不是爵士,而是邓洛普·史密斯上校(Dunlop-Smith,K.C.I.E.,C.S.L)。他是我的老朋友,一直以来都很照顾我°这次,他保证让我见到总督。我的心情十分高兴,重访了我原来在西北边省的总部。白沙瓦气候凉爽宜人,春意浓浓,玫瑰花和蝴蝶花正在绽放。刚下过一场雨,空气清新。横卧在边境上的半圆状山脉轮廓分明,童山濯濯,其主脉塔尔塔拉(Tartara)山高耸入云,山峰耸立,令人心驰神往,山下的白沙瓦河谷广阔无垠。由于总督来访,全省各地的官员齐聚白沙瓦,故旧相见,甚是高兴。我自己也有很多事情要去做,不过这次不再是处理论文和文件,而是忙于把我收藏的大量图书装入铁皮镶边的箱子,以防止书在长途旅行期间被白蚁咬坏或遭遇其他危险。

4月12日,边省“政府”要员在白沙瓦火车站集合,迎接总督先生,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明顿勋爵。路易斯·戴恩爵士(SirLouisDane,K.C.S.I.)时任印度外务秘书(IndianForeignSecretary)兼旁遮普代理州长,他愉快地接见了我,从他那里得到这么T令人兴奋的印象一国王H.M.埃米尔在他的政府训令中传达了他将要允许我通过上瓦罕(UpperWakhan)的信息。这件事情在印度外交界让人羡慕不已。

两天以后,我荣幸地受到了总督的接见。我向他汇报了上次中亚之行取得的成果,以及如何克服了来自官方的阻力,还告诉他这次探险活动所面临的困难和风险,他对这些事情很感兴趣。刚谈了不长时间,我便相信,这位印度总督是一个可以依靠的人,他将会给我们以支持和同情。听我谈了这次探险考察计划,他表示了赞赏之意,这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在以后漫长而又孤寂的探险活动中,我时常担心是否能有时间整理科考成果、是否还有机会和时间再次进行探险,每当这个时候,我就会想起总督先生,心中充满感激之情。他才是一位真正的贵族绅士!

哈罗德·狄恩爵士(SirHaroldDeane)陪总督住在市政厅,有许多有关边省的重要事务需要处理。可是他还是抽出时间,在我临行的那天早上,和我进行了非正式的谈话。能够有机会向他一我最真诚的朋友和赞助人一一当面表示谢意,我至今依然觉得十分高兴。哈罗德爵士是位行伍出身的行政官员,他对西北边省境内的所有历史遗迹了如指掌。他一直支持和保护我,给我一切在境内外考古的机会。我现在要离开他了,不仅在探险过程中、甚至回来以后也难以再见到他,我心情倍感沉重。他生就具有贵族气质,身强力壮,意志坚强,连很多生活在部落里的人也叹为观止。我因此相信,虽然他要为维护边省的一方平安而不辞劳苦,两年以后,他依然会威咻减。

我把大本营扎在了阿伯塔巴德(Abbottabad),赫泽拉行政区(HazaraDistrict)漂亮的总部就坐落在此地。这里地势相当高,天气凉爽。我可以避免外界的干扰,忙着做最后的准备工作。4月17日上午,我们到达了阿伯塔巴德,一排装有设备的骡子皮皮箱已从克什米尔安全运到,我对此感到满意。从英国和印度各邦订购的货物和探险用具也已运到,被放置在新建的舒适的巡视营房(CircuitHouse)里。然而,我们何时才能带着这些东西向北岀发呢?很久以前,我就决定要在4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从西北边省启程,但是,当还在白沙瓦的时候,我就为能否适时地得到地方上的帮助而焦虑不安;而若没有这些帮助,我们就难以穿越冰雪覆盖的洛瓦里山口。

负责斯瓦特-吉德拉尔路线的政务官(PoliticalAgent)不断发来报告,说今年降雪量异常之大,很可能发生雪崩,而我们的行李又多,需要大量的搬运工,此时穿越山口则可能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我吿诉大家,我有翻越阿尔卑斯山的经验,我会釆取一切需要釆取的预防措施,可这无济于事。于是,我把最后一招使了出来——把困难告知了邓洛普·史密斯上校。他给山口守备军写了一封措辞恰当的短信。不知是因为这封来自总督方面人士的友好短信,还仅仅是幸运的巧合,我刚在阿伯塔巴德待了12个小时,便收到了一封长电报,通知我们吉德拉尔那边有了好消息。他们不仅奇迹般地清除了洛瓦里山口上难以逾越的积雪,还解决了更麻烦的责任问题。

这时候,我抓紧机会放松绷得过紧的神经,因为在阿伯塔巴德还有更繁重的工作要在短时间内完成:检查所有的仪器、设备和物品,并将之安全地分装在骡子皮皮箱内,使其重量适合于难走的路;列出准确清单;书写各类报告——这是任何驻印度官员都不能逃避的工作,哪怕是在中亚沙漠工作也是如此。虽然有了几名印度助手,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先前的压力有所减轻。第一个到来的是可敬的奈克·拉姆·辛格(NaikRamSingh),仪表堂堂的孟加拉皇家工兵大队第一队锡克人下士(K.G.0.FirstBengalSappersandMiners)o我的朋友迪基上校(J.E.Dickie,R.E.)是皇家工程局驻西北边省的指挥(CommandingRoyalEngineersontheN.W.Frontier),通过他的努力,国防部允许奈克·拉姆·辛格志愿参加这次探险活动。去年夏天,他参观了我在喀罕(Kaghan)的营地。他身强力壮,性情乐观,还有祖上传下来的木工技能,所有迹象都好像表明他是一个特别适合的能工巧匠,这恰是我所需要的。我认真地向他解释清楚他所要从事的工作,以及他可以得到的丰厚报酬,我所要支付的数目是他在印度境外地区野外工作所得的工资和津贴的5倍之多,我还告诉他此次探险的重重困难和可能发生的危险。听后,他仍然很兴奋,坚持参加这次探险活动。随后,他所属的精锐兵团对他进行了特殊培训,成效不错。这样,
他又可以帮我冲洗照片、绘制图表以及类似的技术性工作。

一两天后,拉依·夏合普·拉姆·辛格(RaiSahibRamSingh)也加入了进来。他是本地一位技巧娴熟的测量员,曾和我一起完成了上次探险。印度勘探局现在归由朗格上校(F.B.Longe)领导,勘探局还是一如既往地支持我的地理考察工作,欣然同意把拉依·夏合普·拉姆·辛格调拨给我,并支付他的薪金。自从1901年我们分别以后,拉依·夏合普·拉姆·辛格有幸参加了罗林中校(Rawling)和赖德少校(Ryder)率领的西藏探险。这次探险获得了成功,他也因此获得了大量的高原测量经验。跟他一起来的还有忠诚老实的贾斯旺·辛格(JasvantSingh),这个精瘦矮小的拉杰普特人(Rajput)在我的第一次新疆之行中就是拉依·夏合普·拉姆·辛格的厨师。至今,我还没有遇到过第二个像他这样的印度仆人,他人品老实可靠,举止文雅,乐观地面对各种艰难困苦。

贾斯旺·辛格是米安拉杰普特人(MianRajput),拥有最高贵的血统,等级地位甚高,所以他不能给我提供服务,我打开始就为此遗憾不已。没费多大力气,我在白沙瓦雇了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印度厨子;但没过多久,事实就证明他不仅烹艺不精,而且还偷偷地喝酒、抽鸦片,令人难以接受的是他无法承受漫长旅程的艰苦。我曾让一个友好的传教士帮我物色一个经验丰富又能忍受艰苦旅行的厨子,传教士在秋天从列城(Leh)派来了一位,这就是年轻的艾则孜(Aziz,拉达克人)。这位所谓的厨师对欧洲烹调技术一无所知。随后,根据我的要求对他进行了专业培训,他虽然谦虚好学,却连最基本的东西都学不会。他在上一个雇主那里被训练过如何照看骡马,所以他愿意照料骡马。和他的大多数夏尔贡(Shalgun)同胞一样,他也是克什米尔人和藏族人的混血儿,勇敢,机智。所以,我还是把他给带上了,心里却希望他只作为“候补厨子”,不会常常派上用场。参加这次探险的人不多,除上面提到过的人以外,还有忠厚的来自新疆莎车的穆哈默德朱(Muhanmudaju),他负责料理篷车。为了能参加这次探险,他勇敢地穿过山口,时至3月末,路上遇上了雪崩,和他同来的6个人被埋在了布尔孜勒(Burzil),他死里逃生。

拉依·夏合普·拉姆·辛格从测量局带来了一些测量仪器,还从拉瓦尔品第兵工厂(RawalpindiArsenal)带来了几支卡宾枪、左轮连发手枪和弹药,以防意外。器材都是孟加拉皇家工兵第一大队(theFirstSappersandMinersatRoorkee)精心制作的,但其所占的空间仍然很大,这包括给奈克·拉姆·辛格制作的各种工具、羊皮特制的救生艇(在沙漠里可用作水袋)。该拿的拿,该扔的扔,我最终把全部行李压缩到15骡子皮皮箱,比第一次探险的行李少,其中3箱到秋天才能派得上用场,它们由喀拉库拉木(Kara-koram)到和田的贸易路线来运。经过两年半的周密计划,带齐了各种应带之物,带好了近2000张易碎的玻璃感光片,我心里甚是高兴。

幸运的是,阿伯塔巴德不仅是我们的运输和给养基地,而且我们又在此遇见了许多朋友。山坡上春意盎然,车站漂亮的花园里万千朵白色和蓝色的蝴蝶花正在绽放,有些花是“满园春色关不住”,把脑袋探出了花园外。英国建筑风格的平房上种满了玫瑰,其中有西北边省弓似为荣的大花瓣的马尔丹玫瑰(Mardanmse)。军营规模不大,道路两旁绿树成荫,树上花团锦簇,散发着阵阵清香。我禁不住想起了英国,想起了亲爱的汉普郡(Hampshire)。

人际环境也同样令人高兴。一天的劳累之后,我晚上在喀罕的山上营地招待朋友,大家玩得痛快欢畅。令我们大家振奋旳是,和善的神父康普柏尔(G.A.Campbell)陪我在这里,他以前居住在巡视营房。他热切地询问我能否带他去新疆,而在此之前我们几乎还没在一起吃过饭。我想,即使他能以布道这种古老虔诚的方式满足我的精神需求,可是沙漠对他这样一个牛津培养出的喜好交际的牧师可能就太寂寞了。在进入荒蛮世界以前的最后几天,虽然很忙,可过得挺快活。我庆幸这一切也行将结束。



第二章


横越斯瓦特和迪尔



1906年4月24日,两个拉姆·辛格负责所有的大宗行李,先行一步,向查克达拉堡垒(FortChakdara)进发,我们将在那里真正开始这次探险。两天后,也就是26日晚,拜别了送行的朋友后,我乘轻便双轮马车离开阿伯塔巴德。在我们还没完全走岀丘陵地带之前,突然天降暴雨,我的衣服和轻便行李全给浇透了,但这并没有影响我们继续前进。我们比较顺利地穿过发水的哈罗河(HaroRiver),准时在哈桑一阿卜杜勒(HassanAbdal)赶上了午夜的火车。我让火车晚点开,希望我的白沙瓦厨子也能坐上这班车,可他最后还是没有赶上。他比我早4个小时出发,但途中遇上了滂沱大雨(这当然可算作充分的理由)。于是,我不得不把帕特汉老人&下,等候迟到的厨子,也许这厨子不太愿意参加这次探险。我还命那个帕特汉老人把他安全送到査克达拉,越快越好。

我们穿过印度河,到了阿托克(Attock),离天亮还很早。火车在宽阔古老的犍陀罗(Gandhara)土地上缓慢行驶。清早,我们望见了荒凉的山峦,山朝向斯瓦特和布内尔(Buner)o太阳渐渐升起,东边高耸的马哈班(Mahaban)山脉离我们越来越远,据说亚历山大大帝的奥诺斯堡垒(Alexander'sAomos)就在此山中。我在1904年曾登临此山考察这个传说,是登上这座山的第一个欧洲人,因此我熟悉眼前的景象,还像当初那样壮观。夜间下了场雨,灰尘都落到了广袤肥沃的山谷中,参差交错山脉的轮廓更加明晰,阻挡住了域外的来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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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马拉根德堡垒北眺斯瓦特山谷,左边山下开阔地为克热特尔营地


火车在达尔盖(Dargai)小站停了下来,火车轨道恰好就铺设到达尔盖设防的外垒以内。我坐上双轮马车,迅速登上马拉根德山口(MalakandPass),山顶有年久失修的炮台和城墙。戈弗雷少校(S.H.Godfrey,C.LS.)在政务专员的平房官邸(PoliticalAgent'sBungalow)热情地接待了我。在最后一次部落大起义的前后,我曾来此拜访过狄恩上校,这里至今珍藏有狄恩上校当时的遗留物品。戈弗雷少校很友善,已经预先为我们安排好了运输工具和护送人员,所以,我们也没什么可聊的了,我便有充裕的时间去欣赏绝妙的景色。从陡峭赤裸的山坡,到马拉根德北部岩石交错的隘道,再到肥沃的斯瓦特山谷内外,可谓风景这边独好。

天空晴朗,我又望见了那曾被鲜血浸透的峡谷和山坡,这里巨石林立。1897年夏天是帕特汉人生命攸关的季节,那年夏天,帕特汉部落夜夜发动猛烈的进攻。环形堡垒内的守军临危不惧,英雄般地坚守了下来。然而,这座军营很久以前便被遗弃了,事实上这个地方就是个“死亡陷阱”。山顶上有很多岩石,可爱的中世纪风格的教堂如今还在,仍能见到当年的枪眼,后来重新修复了防御设施,以抵挡部族的进攻。也正是这些设施的存在,即使斯瓦特和广阔的山区发生同样的骚乱事件,过去那样剧烈的猛攻已不可能重演。

戈弗雷夫人把可爱的孩子也带到了马拉根德,这颇引人注目。孩子的到来使“文明”在这里迅速扎根发芽,这些孩子才是取得西北边省真正的“先锋”。戈弗雷这些官员家的孩子在阳台上自由的玩耍,我听说,现在马拉根德的普通孩子都可以举行派对,而在1897年以前,妇女和孩子是不能在正式场合出现的,其他的清规戒律也业已弱化。戈弗雷夫妇费了好大工夫,在政务专员的平房官邸附近的山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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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瓦特山谷查克徳拉堡垒


从石缝中开凿出几处小花坛,好看的玫瑰和甜甜的豌豆正在成长。戈弗雷夫妇用可口的草莓招待我,这可是他们引以为傲的马拉根德花园长出来的!

我最后一次咨询了穿越洛瓦里山口的有关事以后,拜别了好客的戈弗雷少校,离开马拉根德。这里距查克德拉(Chakdara)9英里,我们走的是极好的军用路,路面宽阔坚固,1个小时就走完了全程。我所能看见的净是1895-1897年在哈尔(Khar).巴特合勒(Batkhela)、阿曼德拉(Amandara)那场農战的遗迹与夏合阔特(Shahkot)、查尔阔特里(Charkotli)侧面漂亮的山谷,以前我曾来过这里探索古迹。查克德拉(Chakdara)城堡建在坚固的石头上,斯瓦特河绕城流过,易守难攻。在那场围攻之后不久,我曾经来到这个城堡考察,城堡现在和过去并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当年,阿夫里迪人(Afridis)和锡克人英勇地保卫了这个城堡,而如今,换成了来自奥德(Oudh)强壮的拉杰普特人(Rajputs)。尽管才得到消息不久,又要挤出本已十分紧张的房子,他们还是热情地接待了我们。白沙瓦师的指挥官埃德蒙·巴罗(EdmundBarrow)将军爵士也刚刚到达此地,视察工作。我们非常愉快地在集体宿舍里度过了一晚,这间宿舍虽然设备简陋,但却挂满了从北京掠取的艺术品,煞是华丽漂亮。如果说谁有权利炫耀这些艺术品,那肯定是勇敢的拉杰普特人,因为是他们先去解救了公使馆。我正是要去中国,这些艺术品好似遥远的中国送来的请柬。而且,能有机会在前哨阵地见到远道而来的将军,我打心眼里高兴。他是个杰出的将领,多次关照过我的探险活动。他还是《兴都库什地名词典》(HindukushGazetteer)的原作者,这是一本优秀的指南手册,涵盖了从阿姆河到印度河所有的山脉。这本书属机密类书籍,藏在印度情报局(IndianIntelligenceDepartment)。巴罗将军的这本著作对我很有用处,在此深表谢意。

4月28日,天一亮,我就开始忙着写信,接着监督整理行李,并装入12个骡子皮皮箱里。到上午11点,征粮队(Levyescort)终于把那个浑蛋厨师从达尔盖送到了。这家伙不仅活着,而且还挺滋润,不过看上去却很沮丧。半个小时后,探险队列队整齐,走出城堡大门。一会儿,我翻身上马,紧随其后。听着大家的良好祝愿,我心里振作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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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尔之上的希卡来伊村,路边为迪尔哨所


在这次探险中,我不仅要到达遥远的地区,而且要探索遥远的年代。所以,第一阶段路程应是古迹丰富的地区,这样才能达到上述的两个目的。我在开阔肥沃乌齐(Uch)骑马北行,如同斯瓦特河河边众多的乌迪亚纳(Udyana,即乌仗那一译者)一样,我想在这片低谷中也会有很多废弃的佛教遗迹和寺院,可是我没时间再次参观这里。

走了不久,公路向西拐,走向喀特戛拉山口(KatgalaPass)方向,斯瓦特河与本杰阔拉(Panjkora)河也在喀特戛拉山口分开.这时,我又欣喜地看见了左边山坡上风景如画的古塔和房屋的遗迹,山坡上长满了灌木丛.在个后烈H的映射下,当地人把它们称作帕斯图(Pashtu)。这名字是根据砂岩的颜色起的,意为“红色的房子”。可以肯定,这些乌迪亚纳佛教遗迹至少有1000年的历史、今天是第一次碰上这么热的天气.阳光耀眼炫目。我急着向前走,景色更加迷人。就在前天晚上,我还和巴罗将军讨论过亚历山大大帝由库纳尔(Kunar)山谷进入犍陀罗和奥诺斯(Aornos),他一定走的也是这条路线,我现在又忆起了这个有趣的想法。大量地理学方面的事实了证明我这一想法的正确。然而,在寻找奥诺斯这个问题上,现存有关马其顿远征印度的资料还不足以证明亚历山大走了这条路线。

翻越喀特戛拉山口,穿过广阔的塔拉什(Talash)山谷,又踏上本杰阔拉陡峭的山路,一路上风光秀美,这减轻了恶劣自然条件带给我们的疑惧不安。西边巴焦尔(Bajaur)和帕夏特(Pashat)上冰雪覆盖的山峦远远地阻挡了我们的视线,在山脉和塔拉什的绿色田野之间,有一块风景如画的低矮丘陵,地面平整。过去,巴焦尔常常派出玩命的土匪在这里发动突然袭击,这确实是迪尔一吉德拉尔路线的一个危险地段,现在依然如此。迪尔人士兵(DirLevies)沿路建了大量的哨所.这表明零星的攻击事件仍时常发生。今天下午,当地的亚马达尔(Jamadar,当地土语,意为军队头领——译者)陪我们骑马前行,路上不断遇见巡逻队和哨兵.这可能是杰格德拉的亚马达尔为我们主动釆取的特别保护措施’

这些士兵机警灵敏,证明在过去8年里,这个颇有用处的本地军事组织取得了进步。当初组建军队的部分原因是为占领这个地区的巴德马夏人(Bad-mashes),不再让他们性如烈火的年轻人为所欲为“他们参加了1895—1897年在马拉根德和杰格德拉周围的战争,不过,却是站在敌人一边一军队的组成几乎和原来一样,他们现在配上了马帝尼枪(Martinis),这说明我们英国更加信任他们。陪我去吉德拉尔边界,迪尔本地政务官(theNativeAssistant)曾骄傲地对我说,从大约两年前配备新武器以来,就连一支步枪也从未失窃。这些士兵看上去还像生活在部落里,可我在表面上仍装作高兴。他们身穿红色和黄褐色的普格里(Pugrees,一种当地服译者),白衬衫随风飘动,显然是为了迎接我们特地漂洗过一次,除此之外,再也找不到其他军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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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拉什山谷古穆巴特印度教寺庙遗址


从杰格德拉出发,人们通常在沙拉依(Sarai)做第一次停顿,休息1天。考虑到我们从杰格德拉出发的较晚,还鉴于其他原因,我们加速向洛瓦里出发。我们到达沙拉依的哨所,时间已经是下午5点,但我仍利用余下的时间进行第一次考古考察。古木巴特(Gumbat)村距沙拉依西南大约2英里,1897年,我在那里发现了一座保存相当完好的印度教寺庙。虽经岁月的洗礼,仍可看岀它在设计和建筑风格上和我在本杰特(Punjat)发现的寺庙非常相似。没有时间进行彻底地考察,上帝也想让我早点收工。所幸的是,奈克·拉姆·辛格骑马和我一同前来,能给我做帮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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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帕米尔博扎伊拱拜孜附近的喀尔万巴拉斯寺庙遗址


我们的马沿着阶梯状的山坡向上走,路旁是欢快的小溪,小溪把这里的肥料送到了加拉尔·巴巴布哈里圣墓(JalalBabaBukhari'sZiarat)的果园。这时,我不禁想起了正统的伊斯兰教圣徒在这里受到了如何的崇拜,不过这是遭受毁坏的印度教寺庙吸引了伊斯兰教虔诚的教徒后兴起的。核桃树、葡萄树、悬铃木枝繁叶茂,树丛里是零零散散的房子。快要走进美丽的村庄时,我们意外地发现了犍陀罗建筑的大量城墙,高达15英尺。一些好像是古代民居的一部分,但大多数是用来维护可耕梯田的。现在定居在这儿的帕特汉人已经没有能力再建造这样结构的城墙,但他们却坐享梯田的成果。他们拆了古代的民居,用拆得的石块垒小屋、建城墙。

村民把寺庙称作“古木巴特”(Gumbat),意即圆顶寺,这座寺院已遭到了严重破坏。到1897年为止,砌在墙壁上的砂岩已被人拆掉,村民现在把砂岩拆卸得一干二净。墙上写有奇怪的东西——这也可以说是“文明”的一种方式吧。所幸的是,内殿内部上方的圆顶,高约27英尺,又大又重,圆顶寺建筑遭受了如此严重的破坏与圆顶的重压不无关系。三叶形拱门的设计方式和遗留下的外部装饰表明它与克什米尔公元7~9世纪的寺庙遗迹的风格有着密切的联系,基本上是古典风格,其中克什米尔废弃的寺庙是最好的例证。

在奈克·拉姆·辛格的得力帮助之下,测量工作进展得很顺利,日落前完成了地面绘图和海拔测量。尽管如此,我们只得匆忙穿过果园和稻田,直奔公路,护卫队正在那里等候。我们运气真的不错,前面的路很平坦,很容易地走完了这段路程。

月見刚刚升起,趁着月光,我们沿着通向喀木拉尼(Kamrani)山口的弯曲马道小心前进。越过山口,我们就可以到达本杰阔拉山谷,目的地沙铎(Saddo)就在山谷附近。在离山顶不远的地方,时常有拦路的劫匪出没,我们在这里碰见了一队从沙铎军营来的强壯士兵,他们是军队头领亚马达尔预先安排来接我们的。到晚上9点30分,我们安全抵达K一个用泥土垛成的小据点,行季晩些时候也运到匸

接下来两天,我们快速前进,越过本杰阔拉山谷,到了迪尔可汙(theKhanofDir)的首府,可汗的权威在塔拉什受到了某种程度的质疑,他和班杰奈尔(Bajaner)的关系较为密切,现在他在沙铎很好地建立了政权。所以,这里没有塔楼,路上也没有了维护斯瓦特——吉德拉尔道路畅通的巡逻兵.然而,沿途经过哨所,士兵们告诉我们这些欧洲人要特别小心H身的安全。门外的士兵好像并无大碍,但站在窗外的卫兵却很可能非但保护不了我们,没准晚上还会招来持枪的盗贼。一出防护墙,两个士兵就紧跟着我,形影不离.这样我做起事来很不方便。这些哨所是夜间驻军或中途短暂休息之用,反映了这1、地区的政治进程所达到的阶段,不过这种反映的方式却让人好生奇怪为了抵御来自町汗领土之外的进攻,这些哨所可作躲避之所;但若遇到了部族大起义,它们的防御功能就难以发挥出来了,这些士兵全都是可汗的人,抵挡不住暴乱,因此,把守卫西北边省公路的任务交给他们,显然是危险之举,应把这项任务交给更可依赖的人.

我们沿着公路继续向前走。路上,我们不时碰到秀美的城堡式村庄,阿斯马尔(Asmar)、斯瓦特方向的山脉冰雪覆盖,显得美丽壮观.但是在走近迪尔之前,我们并没有看见特别引人注目的东西,到了迪尔,广阔的冲积扇和可灌溉的梯田上种了绿油油的棉花,看上去赏心悦目-高处横岭的山坡上是赤裸裸的岩石,一直延伸到河中-再往上走,海拔由3000英尺逐渐上升到4000英尺,春季早已过去,红红的罂粟花开遍了用野。

4月29日,从罗巴特(Robat) 营出发,路匕我们仍然能看到层层积雪从拉腊木(Laram)长满松树的山顶上飞泻下来。我们在瓦拉伊(Warai)逗留了一晚。望着积雪覆盖的山顶上乌云越聚越多,我心中焦急万分。要知道,在恶劣的天气条件下,我们是不可能翻越洛瓦里山口的,若现在天气真的变坏,我们的行程将被延误。支好了水银气压计,焦急地观测着.上午,气压计显示气压没有下降,太阳光芒万丈,因此我想还能趁机再走22英里,但实现这个任务相当困难。下午,我们来到楚提亚坦(Chutiatan)堡垒之下,穿越斯瓦特高原上本杰阔拉东山的主脉。这时,天空中乌云密布,随着海拔升高,空气却没有变得稀薄。

又走了大约5英里,看到迪尔首府出现在视线里,我们看见了可汗的城堡和一群阶梯状排列的村庄。就在这时,雨开始下了起来。走了半英里,我们到了一处哨所,雨正好下大:迪尔山谷在此处变得狭窄,成了个峡谷地带。我一心盼望雨停,别的什么也不想,不过避雨的地方却让我感到沮丧。这个四方形院子用泥土垛成,在高高的悬崖和一条湍急的河流左岸之间显得拥挤不堪,40名左右的守备士兵和来往于洛瓦里山口的邮差就已经拥挤不堪,再加上我们队员和本地政务官,小院子更是人满为患。我的那间房子比四周的环境还让人郁闷,虽是间新盖的房子,但显露岀迅速衰败的痕迹,砾石墙上才涂上几周的灰泥已经脱落,岩屑堆满了墙角。格栅的窗子安装在墙的高处,一丝微弱的光线透了进来。雨水从门前和东墙外流过,浸透了屋内低洼的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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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库兰迪(位于迪尔之上)召集的帕坦和古加尔搬运工,两侧为迪尔哨所


躲在这里,我感觉就像蹲班房一般。倾盆大雨足足下了两天两夜,不时听到巨声惊雷。屋顶漏雨,泥土地面又潮又湿,由于不知道要在这鬼地方滞留多久,更令人感到沮丧。向山上迈出一两步根本是徒劳无益,在这样的雨天或雨一停就立即登山,都会面临雪崩的危险。所以,我现在还不如趁这点时间,写写报告、处理余下的大量公务和收集地方资料。我还就真的从疇尔维(Garwi)找到了几个科希斯坦人(Kohistans),他们讲的是一种很少人能听懂的达尔德(Dard)方言,这种方言现在只在本杰阔拉上游的深谷中仍在使用,在普什图人(Pashtun)占领那里以前,这种方言就已经开始迅速消亡。为了弄清其中的人类学意义,我碰到了些困难。我还从一个印度商人那里购得了印度一斯基泰(Indo-Scythian)时代的货币。

尽管我身在此处,但我的思绪已经飞过了洛瓦里,飞向了吉德拉尔。5月2日晩,雨终于停了一会儿,我想利用这段时间沿山谷散散步。卫兵并没有因下雨放松警惕,我刚一走出房门,两个士兵就紧紧跟上我。山谷里的云层仍然很厚,看不见山口和道路。大约午夜前后,我回到了讨厌的院子。这时,雾已经完全散去,天空中星星闪烁,我喜出望外。驮运行李的膘壮小骡子紧紧地拴在一起,明天早早上路不成问题了。



第三章


翻越洛瓦里山口



5月3日,晴空万里,我终于离开了那间牢狱般的屋子。古加尔(Gujar)是洛瓦里山口山脚下最后一个夏季牧场,离古加尔越来越近,我的心情越来越好。村落以下,果树和树篱正在开花;村庄以上,雪崩滚下的积雪旁,小草才刚刚发芽。米尔喝(Mirga)是通向山口路上的最后一个村庄。去年12月,吉德拉尔政务专员助理(AssistantPoliticalAgent)诺利斯上校(Knollys)就是在这个村子遇上雪崩。他勇敢地去救同伴,自己却几乎给埋在雪下。至今,逃难的村民仍没有返回来。但是,我们却碰上了从喀什嘎尔(Kashkar)、阔兰迪(Kolandi)、米亚纳(Miana)来的一大队人马,他们愿意帮忙把行李运过山口。

之前,曾有人警告我说,6月以前这个地方的山民是不会翻越山口的。但事实表明,尽管英国人对帕特汉人遭受各种雪灾的处境漠然处之或置之不理,但只要我自己做好充分准备,而并不需要给他们太多的钱财,他们就愿意提前几天过山。不知是某些人的亲身实践,还是以此要求官方多拨经费,于是便有了在西北边省流行的上述“地方主义”的观点。我个人的亲身经历说明,山民们并不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

古加尔仅有一个小哨所,几间简陋的小屋,常年的积雪快要把小屋压塌了。山民都说这次雪卜得特别大,但他们有信心把行李安全运过山口。虽然如此,我还是采取了所能想到的一切预防措施.减轻行李重量,每箱不超过40磅,两人轮流搬一箱。为了减少风险,我把队员分成3组,分别由我和两个拉姆·辛格负责。每组特派4个人,他们不搬行李,而是拿着铁铲和绳索,一旦有人遇上麻烦,他们就去帮忙。每个小组相隔约步行15分钟的路程,以防被前面的重物从雪坡上滑下来砸伤。最后,确定登山行动在夜间进行,在上午雪松动以前,越过山北坡雪崩隐患区。

整个下午,我都在忙着安排这次行动,准备凌晨1点钟岀发。黄昏时,我还有点时间小睡一会儿。夜里十一点半,我起了床,开始新一天的工作。我草草吃了乔塔哈孜里(ChotaHazri,一种当地食品一一译者),厨师硬要说这是顿“晚餐”。随后,我动员各个小组整装待发。多亏了昨晚的安排,所有人很快各就其位。皓月当空,光线很亮,这样各小组比较容易保持适当的距离。凌晨1点钟刚过,我便带领第一小组一行20人出发,忠心耿耿的穆哈默德朱断后。看到后边的灯笼在动,我知道奈克·拉姆·辛格率领第二小组准时岀发了。15分钟后,测量员拉依·夏合普·拉姆·辛格那一组也上路了。从古加尔启程不久,大雪掩盖的河谷谷底就消失在视野之外。倾斜快桥上积满了厚厚的雪,走在桥上听不见流水的声音,可见雪有多深。几个月来,巨型雪崩不断从两侧陡峭的山峦和峡谷上滚下来,至今仍留有像冰磧样坚硬的雪堆。为了给后面的搬运工开道,前面不运行李的人把道陽凿成梯状。队伍前进得很慢,这样我却有时间看一看洛瓦里山口,看它到底是不是名副其实。

我们在狭窄的山谷中行进,两边山势陡峭,巨大的雪团可以从一边山坡滚到对面的山坡上。一旦发生雪崩,我们将无处藏身,所幸春天大雪崩的频发期在半个月前。晚上气温很低,雪地表面被冻固了,因此刚下的雪不会滑落下来。当黎明的第一缕阳光照耀在向东延伸的山峰之上时,我们已经望见了山口上狭长的鞍状山脊了。

差不多清晨5点,我们登上了山顶,海拔10200英尺。

如上文所述,我对北坡可能发生的突然事件已经有所准备。但是,当发现我们就在高达80100英尺的雪墙边缘时,我还是吃了一惊。上面是极其陡峭的山坡,任何物品一旦滑落,就会毫无阻碍地滚下来。在雪墙与西南边两侧山峰相接的地方,邮差留下的路线突然变成了窄窄的“之”形,雪地上的三个或四个脚印通常呈垂直排列。

我们能否安全下山就全靠这些冻瓷实的脚印了。尽管还没有形成雪檐的迹象,但任何一块崩裂都有可能引起相连部分随之滑落,况且过去这上面没有运过较重的货物。看着搬运工往下走,我心里焦急万分。我一方面自己要小心翼翼,另一方面要不停喊叫,以防因拥挤而发生事故。当我们终于逃离了寒风剌骨的山顶时,我别提有多高兴了0

受诺利斯上校派遣,吉德拉尔本地政务官汉穆哈默德·库里汉(KhanMuhammadKuliKhan)从北坡的清真寺(也即北坡的第一个哨所)出发,登上山口来迎接我们。由于没带行李,所以他们比我们先登上了山顶。搬运工能够顺利下山,他带领的吉德拉尔人帮了大忙。

没有人愿意在山顶的斜坡滞留太久,再往下走1200英尺就到了较好走的坡道。他们知道,不幸被大雪卷走的24个人就埋在下面。那是去年12月,吉德拉尔的穆合塔尔(Mehtar,地方首领——译者)参加完威尔士亲王在白沙瓦举行的招待会,返回吉德拉尔。天正降大雪,但穆合塔尔仍坚持要过山口,结果酿成那场惨剧。另有17匹马死亡,这或许更能激起吉德拉尔人的记忆,因为人命在这个地方并不珍贵。走到半路,山坡变得异常陡峭,我们几乎快要滑下去了,刚刚发生过雪崩的痕迹依然可见。本地政务官说,雪崩就发生在昨天下午,这果不出我所料,在迪尔饱受煎熬的那两天,我就预见到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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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加尔堡垒遥望洛瓦里山口


峡谷较为狭窄,加之从山口滑下来的雪块,雪聚集在一起,形成巨大的障碍物。于是,我停了下来,召集大家集合。在初夏,这里是个“危险区”(吉德拉尔人如是说)。不过,现在这里和峡谷较低地带的地表面已经凝固,这说明雪崩实际发生地以下地区的地面很瓷实。我一面喝几口凉茶、草草吃些早点,一面饶有兴致地看着后面零零散散的队伍。真可惜,峡谷出口处太狭窄,光线太暗,没能给新雇的厨子拍张快照。他活像根木头,需要3个敏捷的吉德拉尔人搀扶着他,简直没有了人样儿。

尽管深深的积雪阻塞了谷底,但接着到清真寺的这段路并没有遇到困难。面前岀现了一座高耸的山脉,冰雪覆盖,光彩夺目,山脉把吉德拉尔河的主体山谷和卡菲尔斯坦(Kafiristan)的巴什喝勒(Bashgal)分离开来。峡谷两边的树木越来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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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墓之下的峡谷,位于洛瓦里山口之下


多,雪地上有很多雪崩冲倒的冷杉和松树,空气中弥漫着好闻的气味。在克什米尔和喀罕,高山草地上树木林立,峡谷里经常弥漫着雪崩留下的气味。快到清真寺时,吉德拉尔向导把4个星期前发生的雪崩指给我们看。这场雪崩荡平了陡峭的凹槽,快把哨所的营房压倒了。

看着眼前的这个庞然大物,想起了古时阿尔卑斯山地图如长龙般弯弯的曲线,示意冰河。我们现在不会再遭遇此类危险了,我心里宽慰了许多。更令我宽慰的是,在用熏黑的木头扎成的城墙前,我清点了一下人数,一人没少,一物未丢。经过大量的书信往来和其他努力,这些行李才经由吉德拉尔运来。没有冒没必要的风险,经克服了巨大障碍,终于翻越了山口,现在再回头看看,心中有种成就感。我急忙让信差把电报送到德罗什(Drosh)堡垒的发报处,从那里把这个消息发送给西北边省的朋友。

上午8点过后不久,举行了一场丰盛巴合希什(Bakhshish,地方聚 译者)。经过讨价还价,支付了迪尔来的帕特汉人的费用,把行李转给了已等候在此的吉德拉尔搬运工。刚来到一个新地方,感觉良好。吉德拉尔人看上去很淳朴,从他们跟我打招呼那刻起,我就觉得没有带手枪的必要了。我们迅速下山,向阿尔谢特(Arshet)前进,它是吉德拉尔这边的第一个村庄,雪地不时露出修得很好的通向山口的道路。在海拔6000英尺的地方,灌木丛长得很茂盛,路上终于再也没有积雪了。奇怪的是,这儿发生事故的几率更大。连接清真寺和德罗什堡垒的电话线在雪季中断,散落在道路上,每隔一段距离缠作一团。

阿尔谢特村海拔4800英尺,这里已经相当暖和。瘦骡子、瘦马各色各样,花了约摸1个小时才给这些牲畜装好行李,大家累得够呛。本地政务官竭尽全力饲养好这些牲畜,但草料只够养活军需处(Commissariat)大约200头骡子。在夏季牧草长出来之前,私家的家畜不得不忍饥挨饿。与前几天的或沉闷不乐或神气十足的帕特汉人相比,吉德拉尔人非常听话,也很有礼貌。看着箱子在马背上摇摇晃晃,每根绳子都好像要断的样子,他们也奈何不得。如果不是穆合塔尔派官员来帮忙,单就到德罗什这16英里,即使不把马给累垮也得把箱子放在胡德(Khud)0

这个地方在种族和政治上与其他地方不同,我像是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新雇来的仆人饶有兴致地给我介绍起他们的家乡,这其中有德罗什地方长官的儿子,他看上去像个不错的凯尔特(Celt)小伙子,敏捷活泼,精力充沛,为人谦逊虔敬,天生乐于接受压力与挑战。德罗什人都戴达尔德毡帽,他也头戴这种帽檐上卷的毡帽,身穿欧洲式服装,不过是土布料子做的。库尔班(Kurban)老人总给欧洲人做向导和勤杂工,他这次奉命带领我们到吉德拉尔。他戴着吉德拉尔上等人士戴的棕色宽檐帽一乔喝(Choga),脚穿本地产的红色皮制高筒靴。在吉德拉尔之冃中,他曾和罗伯逊爵士(SirG.Robertson)的护卫队协同作战。长久以来,他和斯尔喀尔人(Sirkar)待在一起,养成了斯尔喀尔人的生活习惯,他不接受形形色色的印度舶来品,比如,山姆·布朗腰带(SamBrownebelt)0库尔班老人还会说欧洲式印度斯坦语(Sahibs'Hindustani),虽讲得不太流利,但这一点对我特别有用处。他不仅可以做翻译,而且能给我讲述本地的信息,所以我十分乐意地把他留在我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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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布扎果勒小山谷滚下来的雪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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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吉塔尔峡谷,位于塔尔巴什之下


自从有了印度历史,达尔德部落就住在吉德拉尔周围的山区小邦。尽管我对吉德拉尔和这些小邦非常感兴趣,但始终没有时间学吉德拉尔土话霍瓦尔(Khowar)或类似方言,即使是为了实用目的也没有去学。所以,从一开始库尔班就帮了我大忙。他好像对路边的每块岩石和田地都了如指掌。他和穆合塔尔还有点关系,他的妻子是穆合塔尔长子的养母,他引以为荣,这确保了他在本地人中的威信。

阿希热特一奴拉合(AshretNuUah)天气闷热。对于我这样一个爱好历史遗迹的人来说,库尔班原以为我会充分注意到这里陡峭的山峰。历史上,血腥的卡菲尔人(Kafire)穿过吉德拉尔河,来到这里抢劫来往于迪尔的行人。我就在迪尔地方几次领教过恐怖的卡菲尔人,最近一次发生在吉德拉尔换防军(ChitralReliefExpedition)驻扎的几年前,我至今仍然清楚记得当时的情景。我们一走进吉德拉尔大山谷,闷热和困倦的感觉立即消失了。山谷两边是崇山峻岭,山顶上白雪皑皑,地势宽广,景色宜人,山脉婉蜓向北方延伸。来到米尔干迪(Mirkandi)北坡这边的第一个前方哨所。这个哨所坐落在距河面200英尺的峭壁上,风景如画,是阿斯马尔的门户,易守难攻。

不知是因为又见到了两边山上延伸下来数千英尺的布满碎石的荒凉山坡,还是因为与印度那里不同的淡蓝色的天空,抑或是因为广袤的冲积扇岩石中间的小块绿洲,我感觉仿佛又回到了中亚地区。路旁石头较少的地方长着一簇簇百草香之类的灌木丛,闻着熟悉的香味,我兴奋不已,好像回到了萨里库勒(Sarikoi,今塔什库尔干地区译者)和天山(T'ienShan)荒芜山谷中考察的那段时光。午夜以后,我骑的那匹老马疲惫不堪,行走缓慢。我不住地向四周张望,寻找德罗什堡垒,最后终于看见了突出出来的小山冈后的堡垒。由于空气非常透明,所以我觉得堡垒离得不远了,可结果我却走了足足6英里。

厲勒喀塔克(Galkatak)是我们见到的第_个村庄,大片的悬铃木林,墓地里有很多奇异的土墓,经幡迎风招展,一派新疆的景色。我骑马到了德罗什堡垒整齐的西墙,驻军首长沃德尔上校(CaptainWordell,StationStaffOfficer)给我留下一份语气亲切的便条,上面说吉德拉尔营地的将官们要款待我们。一会儿,我受到沃德尔上校的接见,像我在西d通省前哨基地受到的礼遇一样,上校先生也很友善可亲,一见面向我和队员问寒问暖。拉依·夏合普·拉姆·辛格还找到了在第三十九分队服役的表兄,这支手枪队是这里驻军的主体部分。奈克·拉姆·辛格受到首领亚马达尔朋友般的拥抱。最后,我去食堂喝了点茶,回到了在长官区内给我预备好的房子。长官们的住处都建在城堡内陡坡的最高处,马费了好大劲儿才把行李驮了上来。所以,直到很晚,我才算痛痛快快地泡了个澡。

手枪队指挥官特威格上校(R.H.Twigg)及其军官对我格外关照。集体食堂是他们的活动中心,看上去既舒适又文明。8个月以前,该团开赴到这里,除了少数几个住在吉德拉尔的军官外,我是他们的第一个客人。我有点受宠若惊,主人对我的探险活动及规划十分感兴趣。这些英国军官奉命来驻守西北边省这个边远的营地,望着山那边的帕米尔高原和中亚其他地区,他们肯定也是心驰神往。在食堂进餐时,很多官兵说他们感到非常遗憾,不能参加我们的探险队。这里有野山羊、捻角山羊等野生珍味,他们可以尽情地打猎,这里实际上是个军官专属打猎区,也算是对他们心中的遗1戴隱。

热心的士兵表演了精彩的体育节目,围着餐桌吹起高原风格的笛子进行曲,这快乐的时光我决不会忘记。周围都是快乐的空气,疲惫马上跑到九霄云外去了。谢天谢地,我终于能够在午夜时分回房休息,昨晚上我仅仅睡了两个小时。从古加尔算起,现在我们走完了通常需3天行军才能走完的路程,其中一大部分山路被冰雪覆盖,异常难走。



第四章


在吉德拉尔



尽管官兵再三挽留,我还是于5月5日上午离开了德罗什(Drosh),加速赶往吉德拉尔首府。我盼望尽快见到政务专员助理(AssistantPoliticalAgent)诺利斯上校,以启动考古活动和人类学考察。我骑马骑了一天,公路行程约26英里,其间我又拐上盖拉特(Gairat)左岸,参观了一个刻有铭文的岩石,所以实际行程应该多于26英里。天气晴朗,天空清澈碧透,太阳火辣辣地照了一整天,这是因为喀拉德罗什(KalaDrosh)海拔仅4300英尺,吉德拉尔却有4900英尺之高。虽然天气炎热,但一走入吉德拉尔这片土地,领略了这里风景和人民,心里感到甚是偷快。

在喀拉德罗什,我们路过一个较大的驻军营地。营地有自己的军需处、自己巴

扎,有点像在印度,而在1895年以前,这个广阔的冲积高地上只不过有几个零零散散小村庄而已。从营地往下走,有一片繁茂的悬铃木林,果园有一所粉刷成白色的维多利亚阅览室(VictoriaReadingRoom),这个奇特的建筑物证明可敬的巴布斯(Babus)的力量是何等强大;然而,印度军队中主张“非暴力”的人却要把他们赶到最偏远的地区。步枪射击场坐落在西西库夫(Shishikuf)山谷的一块平地上,东北边山峰高耸,来到这里,我觉得才算真正到了吉德拉尔。射击场两边是光秃秃的山峦,山峦上是宽阔的岩石斜坡。一旦下雨或下雪,滑落下来的岩石经常会造成危险。当我们绕过了克斯(Kes)村附近的峭壁时,我意识到,在马道修好以前,吉德拉尔的这条主要干道是何等难走。马道5英尺宽,有的地段凿在岩石里,有的则用建设精良的廊柱和城墙支撑。马道300英尺以下是湍急的河水,从马道往下看给人以心旷神怡之感。我心里正在琢磨10年前这条路是什么样子的时候,前面出现了洪扎拉菲克(Hunza“Rafiks”)及其享乐之处的遗迹。一旦河水涨过了巨石上狭隘的通道,淹没了河岸的沙地,马即使不驮东西也几乎不可能走过此地。

向上走1英里左右,盖拉特山冈突兀险峻,形成抵御南方进攻的天然屏障。在1895年那几个漫长而又紧张的星期里,吉德拉尔使团(ChitralMission)的护卫军就是在此地全力阻止了帕特汉人的侵略,吉德拉尔不忠分子亦从中作梗。那场波澜壮阔的事件留下的唯一痕迹是那时用来建造桑迦尔(Sangars)的小石头堆。走过山冈后的小炮台,我快速向北前进,据说那里有石刻碑铭。我果然不虚此行,亲眼看到了吉德拉尔诸峰中最高的蒂里杰米尔(Tirich-mir)山峰。蒂里杰米尔山海拔25400英尺之高,如剑削一般,气势磅礴,“金鸡独立”于众峰之上。从辽阔的吉德拉尔山谷向北望,除了蒂里杰米尔山峰再无他物。蒂里杰米尔山峰上的冰川互相对称,高高在上,蔚为壮观。在我看来,这座锯齿状的冰山可以和拉科普希(Rakiposhi)山峰相媲美,吉德拉尔传说中有许许多多关于它的故事。

我找的碑铭刻在一个陡峭的大岩石而上,高出河而至少100英尺,堪称碑铭中的“王中王”,与伯赫斯顿(Behistun)岩石上的大流土(Darius)铭文相似。上面的文字显然是模仿大莫卧尔(GreatMoghul)德里(Dheli)王宫耶罕迦尔(Jehangir)的名句,但在17世纪或1地纪,吉德拉尔统治者怎么会想到在此镌刻几句用词华丽的波斯语对句呢?这真是不可思议!铭文吸引了更多现在的人在岩石上乱涂几笔,上而画了大量的湿婆教(Siva)三叉戟,这是朴实的廓尔喀人(Gurkh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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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德拉尔阿云的卡菲尔人


的宗教习俗,吉德拉尔军营里又以廓尔喀人为最。我匆匆忙忙骑马回到盖拉特。天快要黑时,穿过两个几乎垂直的山冈之间的铁索桥后,顺着狭窄的“之”字形小道,我快马加鞭,向吉德拉尔疾驰而去。

在如此陡峭的山路上骑马奔跑,几百英尺之下就是河水,要在别的地方,这不啻于是对胆量的一种考验。但你若亲临此地,你很快就会跟吉德拉尔人一样,对他们的马匹充满绝对的信心。在对过靠近碑铭的地方,一个吉德拉尔士兵摔得人仰马翻,可相机却完好无损。庆幸的是那个士兵摔出去仅仅五六英尺远,他仅只是几分钟神志不清。现在,再看到士兵背着相机颠簸而行时,我就不再那么担心了。从巴木巴热特(Bambareth)和喀拉什贡木(Kalashgum)流岀的河水形成巨大的冲积扇,一座座被称作阿云(Ayun)的美丽村庄在核桃和悬铃木园里若隐若现。但因时间有限,只能走马观花地看看村庄之间可爱的绿油油的草地。

我们碰见了成群结队的村民,有的懒洋洋地坐在树下,有的正从田里归来。他们生来无忧无虑,举止礼貌。英国统治这个地方已经10年之久,这里的年轻人和老人把军礼模仿得惟妙惟肖。这些吉德拉尔人体格健壮,步伐轻盈。在达尔德语族人中,他们留给我的印象最为深刻。他们五官分明,皮肤白皙,头发金黄,这不禁让我想起了阿尔卑斯山意大利境内山脚下的居民。鉴于吉德拉尔人和兴都库什山脉北部的喝勒查(Galcha)部族(亚洲“阿尔卑斯人”的典型代表)在语言和种族方面非常相似,所以吉德拉尔人和意大利的阿尔卑斯人有相似之处也就不难理解了。吉德拉尔人身穿长袍(通常用棕色羊毛织成),头戴帽檐上卷的圆帽,脖子上挂着幸运锁,宛如生活在中世纪南欧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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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人体测量的吉德拉尔村民


人们常常认为吉德拉尔人残酷无情,天生诡计多端,这个山邦充满阴谋、谋杀和叛乱的现代史就足以证明这一点。但是,这些叛乱、篡位之类的事件仅发生在统治者之间,吉德拉尔人并没有因此而恣意放纵。因为经常发生不幸事件,他们理所当然地需要适应环境的变化,做事小心谨慎。每次宫廷革命都会危及到少数贵族(Adam-zadas)的财产和生命,或出于仇恨或为经济收入,统治者把贵族原来拥有的诸如奴隶之类的财物卖到附近的山区各邦。结果,这给极端贫穷的山邦增添了新的不安全因素。他们要为生存而挣扎,这或许有利于吉德拉尔人保持其天生的幽默感和享受人生的乐趣。

再走8英里就要到吉德拉尔了,这段路程几乎全是荒芜的岩石坡和碎石坡。站在Atani山冈之上,蒂里杰米尔乂映入眼帘,在金红色落日的映射下,蒂里杰米尔显得绚丽多彩,壮观多姿。天快黑时,我们绕过了础马尔洪(Chuniarkhon)对面的大砾石山冈,走进广阔的谷地,吉德拉尔的“首府”就坐落在这个谷地之中。我们继续在田野里骑着马慢跑,正好遇见了前来迎接的政务专员助理诺利斯上校。我们俩以前见过一次面,那是在遥远的班奴(Bannu)边境。我们骑着马慢行,边走边聊。他言谈热诚恳挚,下马时我感觉我们就像熟人一样了。他带我到了一个古老漂亮的花园,园子里是阶梯状的地面,中心是吉德拉尔风格的房子,在1895年起义以前,这些房子曾做政务专员的寓所。我被领进了一套房子,面积很大,简直算得上大厅了,配备了西方人的安乐设施,但却是完全按照本地的建筑风格来设计的。支撑房顶的喜马拉雅雪杉木柱子排成了长方形,雕刻精美,普通吉德拉尔式房子的通光、通气用的孔被天窗所取代,但这并不显得突兀。大房间里铺有很多好看的地毯,房子显得更加漂亮,其中几条地毯产自和田,我感到既好奇又高兴。过去,我曾长时间在和田停留,并一直希望能故地重游。更加让人感到奇怪的是,柱子上的很多木刻饰物竟和早期的印度图形极其相似,像是从我在和田沙漠里发掘的木刻柱子及其他木制建筑碎片中复制过来的一样。

诺利斯上校邀请了另外两名军官,我们4个人一起共进晚餐。这一天充满了新奇之感,让人迷恋不舍。恰好正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我可在吉德拉尔休息3天,这样,自从晦气的迪尔出发以来,我终于可以第一次安心地休息一下了。诺利斯上校和蔼可亲,为我提供宽敞舒服的住处,设施齐全。吉德拉尔代办处所处的其尼巴格(Chini-bagh,喀什噶尔的英国领事馆与之同名,意为中国花园——译者)山色秀美,看了第一眼,我就被吸引住了,我不禁想起了美丽的新疆。一切安排得入微周到,我可以收集到所需的信息和资料。

第二天一大早,许多吉德拉尔人就聚集在园子里的草坪上,等着进行人类学测量。他们是穆合塔尔派来的,尽管测量程序对这些来自小山村的淳朴山民来说显得奇怪,但包括前邦参事(StateCouncilor)在内的要人出来强调了纪律,给山民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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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里杰米尔峰,自吉德拉尔代办处远望


这次测量的重要性。经过几个小时的演示、示范,测量员拉姆·辛格开始拍照,以供人类学测量之用。他继续对几个特别挑选的人进行测量.我时不时回来巡视检査一下。奈克·拉姆·辛格在暗室里冲洗照片,我必须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照顾他。

3天来,我忙得不亦乐乎,记录本地习俗,整理报告,维修设备。在这里,我只能简要叙述几个插曲。到达的第二天早上,吉德拉尔长官第一次接见了我,并邀我到代办处官署下面的平地上打马球,周围风景如画。几个世纪以来,马球一直是本地贵族们的消遣娱乐方式,观看骑手的勇敢表演是种享受。

更为有趣的是,我有机会和现在的穆合塔尔一苏加穆勒·乌勒·穆尔克(Shuja-ul-Mulk)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他是1895年起义后,继承此位的。在吉德拉尔之围时,他才10岁,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他举止优雅,颇具年轻头领的风范,虽然他穿着欧洲式服装,但却比其先辈更具东方人的气质和风度。我们用波斯语谈起了他的国家的过去以及其与宗主国可汗·伊·秦吉(Khahan-i-Chinj)即契丹大汗(GreatKhanofCathay)的关系,直到18世纪吉德拉尔人才确立了在这些人迹罕至的山谷的统治地位。然而,吉德拉尔至今还没有自己编写的历史,穆罕默德时期的传统风俗只保留住了个大概轮廓。中国正史记载多有涉及吉德拉尔自7世纪以来的历史,我曾经有过涉猎,他对此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比赛在激烈地进行着,恐怕只有这些生活在山区的精壮的马才能忍受如此剧烈的运动。尽管阿富汗禁止出口这种马,但吉德拉尔人依然能够从邻近的巴达克山(Badakhshan)弄到这种马。他们按照真正的欧洲方式,端上来茶和蛋糕,我们边吃边看,首府的一半人口聚集后面绿色的山坡上观看比赛。最后,乐队吹起造型奇特的长号角,敲着水壶状的鼓,一阵嘈杂声过后,比赛宣告结束。接下来,负方为胜方和观众跳舞。不用说,胜负双方都不看重这种按传统习俗进行的表演,只是几个人敷衍地0躁跳去。然后,选拔出的年轻小伙子跳起了吉德拉尔舞蹈,节奏感强,活力四射,非常好看。这种舞蹈看起来有点像匈牙利Csardas的舞步,又有点像哈塔克(Khattak)剑舞的回旋动作。娱乐活动的最后一个节目是帕特汉舞,这清楚地表明南方地区对吉德拉尔消遣娱乐的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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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德拉尔代办处附近齐纳尔林中的寺庙


穆合塔尔的茶桌旁站着一些人,我想在很久以来,来吉德拉尔的人可能就遇见过这种场面。所有吉德拉尔人皆信仰飞仙,在诺利斯上校到来的两天以前也举行了一场比赛,据说那场比赛中很多飞仙围着马球场轻快地飞来飞去。飞仙的出现成了吉德拉尔的热门话题,人们借此来预测穆合塔尔城堡内的祸福。由于家族间有世仇,这总会引起家族的摩擦。年轻的穆合塔尔谈及最近的飞仙时,面色沉着冷静,并不羞怯拘谨。如果这真的给他周围的人带来灾祸,站在他身边的那些人也会因此遭殃吗?他们最不应该受到牵连呀!

同一天晚上,年轻的穆合塔尔出席了诺利斯上校举行的晚餐,他对欧洲式的社交方式非常娴熟。我们轻松愉快地聊起了吉德拉尔悠久的历史。我们表面上亲密无间,但我并不能仅据此就对影响该国政治命运的力量进行评估,也不能预测出发展的趋势。我意识到,近来完全由穆合塔尔操纵权力会引起问题,或许穆合塔尔本人没有出现问题,期的执掌权力的人肯定会发生问题。

10年以来,吉德拉尔实际上一直处于英国的统治之下,这必然引起吉德拉尔发生深刻的变化,哪怕是最保守的山民。由于英国守备军的有效管理,过去随便就对竞争对手泄私愤、搞谋杀、篡权夺位的现象已经杜绝,如有人胆敢复辟以前穆合塔尔的族长专制制度,那他将遭受到巨大的风险。过度的大不列颠式和平迟早肯定会造成严重的经济问题,因为不再有奴隶贩卖和封建混乱的破坏,人口必定会迅速增长,在可以预见的一段时期内,尚未开发的可耕地就可能开发完毕。问题是首领如何在事实上和名义上得到合适的法律权力范围,同时,人民又不会对间接导致所有这些变化的权力不满。我希望这个问题谨慎地而不是以对任何一方造成痛苦的方式得到解决。

我回访了穆合塔尔,并参观了他的城堡,难忘的“1895年之围”就发生在这里。城堡里还保存着当年的方形塔楼和防御工事的主体部分,古老的悬铃木树林环绕在工事周围。当年,阿富汗神枪手就是利用这片林子来袭击城堡。现在,这座用瓦砾和树木建成的城堡进行了改造,增加了新的建筑,因此不易找到那场战争的各个细节。城堡的外围地区是清真寺和开阔的走廊,有大量年代久远的精美木刻。大门是铁制的,可不止一个篡权谋位者越过了这沾满鲜血的塔赫特(Takht)。门外有一座小型建筑物,紧挨着掩映在高大悬铃木之中的诵经台。建筑物完全模仿了印度“公众作品”(PublicWorks)的风格,尽管模仿得非常蹩脚,但用作穆合塔尔新的诵经台还是相当不错的。我一鼓劲地把城堡看了个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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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吉德拉尔代办处做人体测量的巴什噶里卡菲尔人


在吉德拉尔的大部分时间,天空阴沉,乌云绵绵。虽然如此,在一天的忙碌奔波之后,我总会抽出时间,到附近据说有古迹的地方看看。古迹倒是没看多少,但沿途所见所闻使我获益良多。城堡和官署附近上下几英里都是精耕细作的绿洲,村子之间的果园和林阴道几乎连在了一起。在达瓦维什(Dawawish),有人带我到了一处老房子,据说建于“卡菲尔人”时代。繁茂的核桃树罩着房子,房子看上去很粗糙。从外面看,它像一大堆石头;到了内部,却像一间大堂房,光线很暗,喜马拉雅雪杉木板积了层很久很久以前的灰尘。显然,这种装饰让人联想到犍陀罗雕刻工艺,尽管它远比犍陀罗工艺的年代更加久远。老屋的主人是一个毛拉(Mullah),他还是个木匠。他骄傲地说,建造这座房子的卡菲尔人也是个木匠。居果尔(Jughor)和乌楚斯特(Uchust)古城堡城墙保存下来的不多,我从中几乎没有获得什么信息。这座城堡是用不经切割的石头垒成,与现在该地区常见的城墙在外观等方面没有什么区别。这个山谷一片绿色,对面风光宜人,光秃秃的山头突兀而起,高达数千英尺。

在吉德拉尔的最后一天,我有幸能对许多巴士嘎里(Bashgali)的卡菲尔人进行了测量和拍照。阿富汗人占领了他们的老家,并进行了强制性的宗教改造,卡菲尔人不得不背并离乡,来到吉德拉尔避难。据说,大约有200户卡菲尔人被安顿在巴木布尔特(Bambureth)和上阿云的其他地方。热心的穆合塔尔派一组有代表性的卡菲尔人前来测量。过去在独立时,卡菲尔人落下了野蛮凶残的名声,但这些人看上去文文静静,并非一脸凶相。他们已经净过而,长长的头发,表明还未完全开化。我收集的人类学资料具有重要意义,证明了卡菲尔人和东部文明更为发达的达尔德部落人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这一点在语言学上业已得到证实,但这里的古老习俗和民间传说更为丰富多彩。到这里逃难的大部分卡菲尔人仍然信仰“异教”(heathen,意思是异教,即专指非伊斯兰教一译者),可能从达尔德部落离开伊朗、被驱赶到兴都库什的闭塞山谷中那时开始,他们就信仰“异教”了。

尽管眼前就是这么丰富的人类学宝藏,由于所剩时间有限,又不懂他们的语言,所以我没能深入考察。临行前一天晚上,殷勤的诺利斯上校给我举行了一场卡菲尔舞蹈,这场舞蹈在一些方而是我至今为止看到的最奇怪的舞蹈。舞蹈在官署附近的T果园里举行,天色已晚,燃着一堆篝火。大约有50个男人和年轻人表演,其中一些人身披深红色长袍,另一些人却仍然穿着穆合塔尔传唤时所穿的衣服。每个人手中拿着把斧头,最基本的动作是旋转和摇摆,动作衔接自然,浑然天成。可惜我舞蹈方而的知识有限,无法将之记录下来。不论是排成几行,站成大圈前后移动,围着篝火摇摆,还是像枪骑兵那样,连续地站成对,这些人动作都能保持一致,甚是精彩。

然而,伴奏音乐几乎没有任何变化,总是那一组最简单奇异的音调,让人联想起野鸡的叫声,好几天我耳边还一再萦绕着这种音调;可惜我对音律知之甚少,不能更细致地描绘给大家。若是在卡菲尔人老家,用特制的乐器演奏,我想音乐的效果肯定会更好。舞蹈持续了近I个小时,中间几乎没有间歇。从他们闪亮的眼睛里和越发放任的情绪中,观众可以体会到这种舞蹈是如何让人激动,可没有人告诉我舞蹈动作各自有何象征意义、表达了舞者什么样的感情。当年,卡菲尔人攻击邻近信仰伊斯兰教的人凯旋归来时,他们是否就是用这种舞蹈欢庆胜利呢?我从以前看到过类似舞蹈的人那里了解了这么一点:参加舞蹈的著名舞者越多,杀的人也就越多。若杀死的人数在42以上,他就会受到赞扬,满脸快活的表情。卡菲尔侵略军从不对妇女儿童有任何仁慈,每个箱子里装的人头都有妇女和儿童,人头数量之多,简直不可计数,这些杀人“英雄”几乎个个不讲人性,手段非常卑劣。

在过去大约10年的时间里,阿富汗最终征服了卡菲尔人;这样,卡菲尔人延续了好几个世纪的屠杀其南北相邻伊斯兰教信徒的历史也许要永远地结束了。这些残酷野蛮的战争带来的痛苦罄竹难书,一想到这些,任何人都会对现在的结局感到庆幸。但是,我眼前的这番景象在一两代人之后也许会永远消失,卡菲尔这个种族注定将被人合并,这个古老种族的传统正在消失,任何再有学问的人也无法把它复原,这样的后果使人焦虑不安。趁现在还不为时已晚,但愿能有学者对卡菲尔人的这个最后一个居住之所进行研究!



第五章


穿越马斯图吉



我对吉德拉尔恋恋不舍,这里有许多引人入胜的人和事物。诺利斯上校学识渊博,通晓本地风俗人情,他正好可以为我解释这里的趣人趣事。之所以要离开吉德拉尔,除了想尽早到达新疆外,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我一到达吉德拉尔,先期到达的4个瓦罕信使就告诉我说,沙赫特(Sarhad)已经准备好了迎接我的一切安排。据说,根据巴达赫商(Badakhshan)总司令的命令,一名阿富汗上校率领步兵和骑兵,正在等候我的到来,将负责护送我安全穿过阿富汗。尽管埃米尔4月份授权我使用穿越阿富汗的路线,但我并没有想到会受到如此友好的接待。显然,他们对我们翻越洛瓦里山口会遇到的困难毫不知晓,以为我们会早些到达。上校及其军队所驻的村庄本来就很贫困,如果让他们在那里等的时间过长,这只会给他们添麻烦。于是,5月9日,我离开了热情友好的吉德拉尔代办处。昨天晚上下了场雷阵雨,空气变得清新,蒂里杰米尔又出现在视野之内,蔚为壮观,我趁机给宏伟的蒂里杰米尔拍了照片。

经过漫长的3个阶段行军,翻越重重障碍,到达了吉德拉尔河上游重镇马斯图吉,这段河叫做雅尔浑(Yarkhun)o这一段路程有67英里,自然条件十分恶劣,山谷里隘道连绵不断,异常难走,路上难得遇见几块可耕的冲积扇。通往吉尔吉特(Gilgit)重要联络线的新马道由军队维护,但石笋突岀的岩角和陡坡还是给行李运输带来不少危险。友善的特威格上校批准我租用军需部能干的骡子,由训练有素的车夫驾驭。即使这样,每走一段都有行李掉下来,所幸滚下去不远、损失的也都是些吉德拉尔的补给品。在幽暗的山谷里走了一整天,到了摩罗伊(Moroi),我们做了第一次停顿。摩罗伊隐匿在果园之中,环境宜人:从那里,我和一小队人马穿过一条河,到右岸考察位于乔姆湿利(Jomshili)村对面的石刻铭文;与此同时,运送行李的队伍沿左岸的大道继续前进,我们足足走了30英里,花了1天时间,才完成这次考察’难走的山路蜿蜒曲折,我们在陡峭的山嘴上一会儿上,一会儿下,有的地段连骑马都困难。不过,辛苦终究没有白费,我们找到了石刻铭文。一条窄道环绕着陡峭的帕赫图日尼迪尼(Pakhturimdini)山冈,铭文就刻在窄道边一尊花岗岩巨石上,字刻得很整齐。经证实,铭文刻于大约公兀6~8世纪,内容包括梵语题献词,系用笈多(Gupta)字体刻成。在铭文以上,我欣喜地发现了雕刻精美的佛塔,它跟我在喀什噶尔与和田两地屡次见到废墟的建筑比例结构一模一样,毫厘不差。3个柱基、鼓状物和圆顶完全与新疆佛教徒所遵循的传统规则相符合。

海拔虽然有6000多英尺,但在我们用纸制作铭文的塑件和给石刻拍照的几个小时里,太阳的光线依然十分强烈-我们首先要从巨石的黑色表面上分辨出铭文。手头除了小圆石之外别无他物,这项工作进行的十分缓慢,加之岩石坡与碎石坡非常陡峭,上面的小道弯弯曲曲,这又延缓了这项工作的进程。出了帕尔皮什(Parpish)村,是片宽阔的塌磊,塌磊表面的岩屑很松散,寸草不生,脚下数百英尺就是河水,令人望而生畏。从这个地方看,对岸的热逊(Reshun)村的冲积扇郁郁葱葱,山谷人口处山势险峻,山峰上冰川熠熠,景色非常迷人。鸟瞰山谷,马球场的绿色草皮清晰可见,旁边是用砾石垒成的房子,甚至可以分辨出马球场城墙的空隙。1895年,爱德沃得斯(Edwardes)、福勒(Fowler)两位年轻的军官及几个士兵以那些砾石房屋为依托,通过城墙的孔隙观察敌情,英勇抗击敌军。结果,他们被俘叛变,士兵们被屠杀。

热逊的果园和田野风光明媚,谁也不会想到当年这里曾经发生过那样的悲剧。从热逊上行几英里,到了库拉克(Kuragh)隘道,这里一片荒芜,好像是个天造地设的血腥战场。黄昏时分,天色变得昏暗,我们又走了四五英里。一路上,除了幽暗陡峭的山冈及山冈间险峻的山涧之外,找不到一棵树、一片灌木。第三十六分队罗斯支队(Ross'detachment)在库拉克隘道顶端不远处全部被歼,这是1895年战争中最残酷的事件。河水流得很急,我们看见了对岸水边浅浅的山洞,洞里的人已经在里面躲避几天了,身体蜷缩成一团。再往高处一点,石笋从悬崖峭壁上垂直而To悬崖几乎是陡不可攀,但身如猿猴那样敏捷的吉德拉尔人竟还能爬上去,以将外来进攻阻挡在库拉克村相对开阔的平地之外。

我幻想能找出当年那些人是爬哪条陡坡逃出去的。他们几天没有吃东西,却在一夜之间翻越了难以逾越的山峰,这真是让人难以置信!可是,也正是这些山峰阻挡了从曼吉哈(Manjha)平原来的人的去路。锡克人不幸走错,不得不忍受饥饿,最终冒险翻越险恶的石笋。吉德拉尔人和盟友则据守着对岸的桑囑尔(Sangar),占领了咽喉要道,居高临下,杀死锡克人易如反掌。

我们的宿营地设在了查隆(Chamin),在地图上看上去离库拉克很近;但是,我们必须穿过德拉桑(Drasan)河的一条大支流,才能返回左岸,所以我们不得不绕道而行,路程又远又累。库什特(Kosht)附近有一座悬桥,走上去摇摇晃晃,还没来得及走到这座桥,天已经黑了。除了吉德拉尔马外,很少有别的马敢在这种桥上走。德拉桑和雅尔浑的交界处是平地,布满了大的鹅卵石,我们在这里骑马慢跑了2英里,然后涉水渡过雅尔浑。一些村民送来了火把,给我们引路,我心里充满了感激之情。随着冰雪的消融,雅尔浑河水上涨,严重阻碍了我们的进程。直到晚上10点钟,我们才回到快乐的宿营地。

沿雅尔浑向上走,属于马斯图吉的领土。依然像过去那样,一条山路在政治上把马斯图吉和吉德拉尔分割开来。在查隆,可敬的吉德拉尔代理处汗夏合普·皮尔·巴赫斯(KhanSahibPirBakhsh)接待了我。他是马斯图吉慈善组织负责人,扮演着州长顾问和指导的双重角色。他是个旁遮普人(Punjabi),连续在这里居住了12年之久,几乎认识上千的各色人等,这些人构成了马斯图吉或者说胡斯瓦克特(Khushwakte)统治阶级的主体部分,这一点从世袭统治者所属的民族就可以看得出来。

5月11日,我骑马去马斯图吉,于是有机会收集本地的资料。上午,我为一副梵语铭文和佛塔石刻制作拓片和拍照,铭文和石刻与帕赫图日尼迪尼的非常相似,这些铭文和石刻大约在8年以前才在查隆附近被发现。几个世纪以来,村民都虔诚地信奉伊斯兰教,可他们一直都很想保存早期的崇拜信物。于是,他们对这些“异教”的石刻怀有一种敬畏感,而且还搭了间简陋的小屋来看管。

山谷里岩石林立,路上不时碰到冲积扇,冲积扇上的村庄景色迷人,因此并不觉得乏累。其中以布尼(Buni)村最大,它有100多间房屋。时值杏树和其他果树的花期,景色异常美丽。一位长着灰白胡子的老者在第一块田地里迎接我,给我吃保存得很好的梨子。在这个季节,梨子很稀罕,哪怕只是摸一摸,我也就心满意足了。虽然刚离开营地不远,但我还是禁不住诱惑,买了些梨子,这可是几个月以来最难得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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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尔哈德附近的阿姆河河谷和朝向大帕米尔的山脉


灰白色的布尼珠牟山峰(Buni-zomPeak)连绵不断,海拔均高于21000英尺,冰川林立,条条小河从山上流下来,把艾维(Avi)、蒙(Mem)、米拉格拉木(Miragram)各村围了起来。穿过这些村庄,我在下午到达萨诺喝尔(Sanoghar)o萨诺喝尔村比较大,果榭艮多。尽管背靠冰川,硕大悬铃木树依然长得茂盛,装点着吉德拉尔侦察兵(ChitralScouts)的夏季训练场顼这支大有可为的地方军队系模仿西北边省珪钵尔(Khyber)、库拉木(Kurram)和其他地方的军事组织而组建的。指挥官索耶(Sawyer)上尉在他的住处热情地用茶招待我。这座房子又兼做他的办公室,虽然简陋,却很舒服。我们谈论了很多有关这里山区的情况。这里的山势险恶,景色却像阿尔卑斯山那么漂亮,不愧为一个绝佳的训练地,在另一边阿姆河方向的风光更加引人入胜。

然后,我被领去参观新训练的马斯图吉部队,训练场就是宽阔的马球场。这些, 山民的身体柔韧性好,警觉性高,才训练了一个星期,就已经具备了军人的敏锐感。他们虽然生来就善于攀缘和射击,但最初两个月的训练仍有很多事情要做,以后每年一次为期一个月的训练足以确保其水平不断提高。在这里,我企盼了许多年的愿望实现了。造物主好像特地把他们塑造成这样,让他们来保卫兴都库什山脉;因此,我在当年穿越罕萨时,就想到把他们编成雇佣军。他们很想为我表演他们新的训练项目,但我还是依依不舍地离开,继续进行考古活动。我沿着崎岖的山脊而行,俯视着下面的河水。这个山脊以萨诺噶尔的古城堡——萨诺噶罗(Sanogharo)而著名。这里发现了年代久远的陶器碎片,质地坚硬,表明很早以前就有人在这个地方居住。另外,站在这里,人们可以一览对面尼萨尔果勒(Nisar-gol,gol意为山间谷地——译者)高地的全景。1895年,凯利(Kelly)上校在尼萨尔果勒高地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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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斯图吉村民∶汗萨合普·皮尔·巴合斯和库尔班,以及布尼


地抗击了敌军,为解除对吉德拉尔守备军的包围扫清了道路。

从萨诺喝尔村向上1英里,一场大雪崩沿河而下,我在这个地方拜别了索耶上尉。山谷两侧悬崖峭壁,光线暗淡。穿过山谷,我继续快速赶往马斯图吉。当这座首府出现在视野之中时,天快要黑了。此地石头多,几个小村庄横卧在荒凉的高地之上,雅尔浑河与其主要支流拉斯普尔(Laspur)河在此地汇合。马斯图吉的实际掌权者巴哈杜尔汗(BahadurKhan)在河左岸的桥头等候我的到来,一起来的还有他的堂兄和两个孩子。虽然年龄已经有80岁,满头白发,可这位首领依然是威风凛凛,充满了活力,享受着生活的真正乐趣。吉德拉尔人和乌姆拉汗(UmraKhan)领导的帕特汉人包围马斯图吉城堡时,他坚定地站在英国一边;作为州长,他立场坚定,忠诚可靠,实际上已独立于吉德拉尔之外。他性情直率,不拘小节,却又遵循传统礼节,在吉德拉尔的所有欧洲人都喜欢他。

巴哈杜尔汗坚持领我去宿营地,帐篷搭在一个不大的果园里,不过,马斯图吉可以拿得岀手也就几个这样的果园。白色的李子花散落一地,草坪上懦弱但是耐寒的蝴蝶花绽放着淡蓝色的花朵,香味扑鼻,从克什米尔到突厥斯坦地区的山谷,我一直不断地遇见这种花。虽然只在这里待上一天,我却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多亏果园地处偏僻,宁静安谧,我深感欣喜。马斯图吉有印度北部的最后一个电报局,我早就盼望着到这个电报局,现在必须充分加以利用。通过电报,我把近两周发生的见闻发送到万里之外的欧洲。在印度边疆,人们还可以享受通过孟买(Bombay)发送的挂号电报的好处,不过,其实印度各地的电报普遍都便宜。

在马斯图吉,我让从沙尔哈德(Sarhad)来的两个瓦罕人先行一步,去通知当地我们即将到达阿姆河的消息。5月13日上午,在殷勤的沙合普汗(KhanSahib)护送之下,我们启程北行。时值夏天,雅尔浑山谷的积雪融化,河边的道路变得很危险。好在现在是初夏,山谷的最狭窄处仍可以通过。我们加快了行进速度,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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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斯图吉统治者和他的两个儿子,以及汗萨合普·皮尔·巴合斯和马斯图吉侍从

 

天就翻越过了一座座荒凉的山坡。这里的最高峰约有17000英尺,米拉格拉木就坐落在山脚下。离开马斯图吉后,我们再也看不到了悬铃木树和熠熠生辉的蒂里杰米尔山峰。沿途崎岖的岩石和碎石之上散落着零星的村庄,一小块一小块田野里有不少的石头,村子里的果树正在开花,这时正值果树的第一个花期。

在布热普(Brep),我考察了一座古城堡废墟°这座城堡建在小溪岀口处碎石滩上的巨砾之上,为梯形建筑,长180英尺,宽130英尺,用土坯砌成。据本地传说,这座城堡可能建于卡尔梅克(Kalmak,中亚各地对蒙古人的称呼一一译者)时期或中国统治时期。根据土坯的大小、构造以及混杂在其中的陶器碎片的坚硬程度判断,它很可能建于18世纪以前的中国占领时期。这里的山民几年前才停止使用铸币,他们连制作艺术饰品所需的铁及其他硬材料都没有,他们怎么能够复原如此古老的遗迹呢?另据说,这里曾发现了箭头状物,但我没能找到一个样本。

米拉格拉木位于雅尔浑山谷最高处,这个小村庄就像它的名字那样美丽。苏布哈克木(Sub-Hakim)有一处大果园,是个宿营的好地方。欧拜杜拉(Obaidullah)家的林阴之中有一个诵经台,旁边的草地上落满了李子花,看上去宛如片片白雪,我就把帐篷搭在了草地上。晚上,空气温和,没有风,我感觉仿佛回到了新疆沙漠边缘上那些可爱的小绿洲。欧拜杜拉家的房屋用砾石建成,外面看上去很简陋;可在内部,具有地方特色的建筑饰物和家用艺术品琳琅满目,简直就是瓣花的花边,这些壁画和我1901年在尼雅(Niya)发现古建筑大厅墙上的壁画看上去完全一样。客厅和起居室的墙壁镶着板条,柱子上刻有图案,做工十分精良,陈列着精美的地毯和做工精细的日用铜器及其他家用器具。房子外表简陋,我真没有想到内部还有这么多好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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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拜杜拉和他的儿子以及村民,在米拉格拉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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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拜杜拉家的大厅,在米拉格拉木


地上铺着吉德拉尔和巴达哈商地毯,门上挂着用燧石制的镶花锁,加上其他陈设,这间屋子仿佛就是古代荷兰画家的画。我又是拍照,又是记笔记,竭尽所能要把屋里的这些东西记录下来,奈克·拉姆·辛格则忙于绘制古代木刻的图案。然而,可惜的是我仍没能把屋内的豪华陈设全部都记录下来。我特别希望有办法将之整体移至别处,再建造出一所这样的房子来。仔细端瞧雕刻精致的木壁龛(Mihrabs),我心中敬佩不已。见我如此喜欢这些壁龛,欧拜杜拉欲把它们从墙上摘下来送给我,我怎敢接受这样的礼物,那样无异于破坏文物。显然受到躲在幕后的夫人们的怂恿,欧拜杜拉端出了他家的珠宝箱给我看,里边有护身符、耳坠、项链等,可以看得出来在这些偏远的山谷里,银匠忠实地保留了古印度的品位和装潢设计风格。你瞧,做好事总会得好报吧,我不收人家的壁龛,却因此大开了眼界。

从米拉格拉木出发,经过漫长的旅程之后,5月14日到达了苏伊斯特(Shuyist),我们要在这里为进入瓦罕做最后的准备。赤裸裸的岩石坡和碎石坡一座挨一座,路上碰见几个夭普(Jhopu)小村庄。这儿的田野一片荒凉,几乎没有一棵果树,表明雅尔浑山谷海拔高的地方,气候条件是非常恶劣的。我们沿达尔班德(Darband)幽暗的小道继续向前走,小道山峰高耸,陡不可攀。烽火台楼腐朽不堪,这个天然屏障对马斯图吉的防御作用从中可见一斑。再往上走,山谷变得开阔起来,谷地出现了丛林和灌木丛,表明这里的可耕地没有海拔低的谷地开发充分。山谷的村庄中数苏伊斯特最高,它是个资源贫乏的山村,我已经为将要见到的荒凉景色做好了思想准备。我在灌木丛生的沙地河岸上搭下帐篷。果然不出所料,所能看到的只有几处梯田和低矮的石头房。但最令我吃惊的是见到了成队的马匹和民工,那是尊敬的汗皮尔·巴赫斯带随从迎接我的到来。

5月15日早上,还没有来得及寒暄几句,这位谦逊却很有能力的英国政府在马斯图吉的代表就离开了。把邮件寄走后——这是在印度境内发送的最后一批邮件,我跟随行李继续往前走。不多久,我就发现这里的马和民工都很能干,于是心中稍微放宽松了些。道路不再像以前岩石坡和碎石坡上的小道那样走起来让人郁闷,穿过了一个个广阔的冲击扇,见到了大量的可耕地。被开垦的丛林,零零散散的田园,没有墙篱的土地,一派耕种劳作的气息。在苏伊斯特集合的马匹和民工大都来自这些地方,如伊木克普(Imkip),齐提萨尔(Chitisar),阿不杜拉·拉什提(Abdullah-lasht).,已经耕种了的土地只占可耕地的一小部分,也许只有1/10。

不久,我就意识到在整个雅尔浑山谷,数这里的可耕地最多,其提供的垦殖空间即使不如吉德拉尔多,但不会比吉德拉尔少。我从米拉格拉木睿智的哈克木(Hakim)和其他人那里了解到:新来的垦荒者已经占有了前期开垦的土地,在肥沃田野之上是由新定居者首先开垦的梯田。梯田的现状完全证明我所了解到的信息确凿无疑。骑马行了几英里,我发现废弃的田地逐渐有人耕种了。我不禁记起了中国史书的一段话,其中提及阿赊旭师多(A-she-yu-shih-to,应是《唐书》的记载——译者)在公元8世纪还是商弥(Shang-mi,即马斯图吉)这个小山国的重镇。毫无疑问,商弥这个名字在更早以前就是苏伊斯特(Shuyist)的别称。我曾试图确定商弥的位置,但却没有成功。苏伊斯特(Shuyist)现在仍然在使用,包括这一可耕地的全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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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尔浑山谷达尔班德隘路,以及烽火台废墟


我的向导,包括库尔班在内,都倾向于认为过去之所以废弃田地,是因为冰川的扩张导致天气愈来愈冷。从这个地方往前,冰川确实成了风景的主体部分。一条巨大的冰河与阿不杜拉拉什提相对,阴暗的河水一片冰封,那就是萨约斯(Shayos)河。假使没有了冰川,海拔约10500英尺的舒伊斯特也照样会很冷,可这儿的大麦和燕麦长得不错。在过去1200年里,无论这个地方是否受到了重大气候变化的影响,但下面这个有趣的事实是不可改变的,即已经休耕了几个世纪的田地现在之所以重新耕种了起来,其主要原因是英国和平统治直接引起了人口增长的初期压力。

我们在灌木丛的一小块草地上安营扎寨,南面是海拔在21000英尺以上的冰川,与以前见到的冰川同样的高大。就在要到了这座冰川的时候,我看见了兴都库什山脉主脉闪闪发光的冠状山脊,那就是兴都库什和阿姆河的分水岭。想到帕米尔就近在咫尺,我心中兴奋不已。



第六章


德尔果德



从康洪库齐(Kankhun-kuch)到巴罗吉尔(Baroghil)山口只需两次行军。巴罗吉尔山口海拔仅12400英尺,是兴都库什山脉中的重要鞍状山脉,穿过了山口,我们就到了阿姆河的最高点。但在穿越山口之前,还有一项任务需要完成,而我已经作好了面对各种困难的思想准备。德尔果德山口(DarkotPass)海拔约15400英尺,位于雅尔浑山谷最高部分南边的冰川之上,其实它并不在我们的路线上。然而,从一开始,我就下定决心要去德尔果德山口。根据《唐书》(T'angAnnals)的记载,公元747年,唐朝将军高仙芝(KaoHsien-Chih)曾经率军途经那里,并成功占领了亚辛(Yasin)和吉尔吉特(Gilgit),这是个值得纪念的事件。在很早以前,我就对德尔果德山口的地质产生了兴趣。山口的北坡是长六七英里的冰川斜坡,人和不驮行李的牲口只有在夏天才能上去,而这里的夏季短暂,所以要越过山口必然会困难重重。现在登山还为时尚早,马斯图吉人以前从来没有人在这个时候登过山口,况且今年的雪又很大,此时登山更不可能。好天气是登山的必备条件,可我没有耐心等下去了。到达康洪库齐以后不久,山上的乌云越聚越多,我心中万分焦急。

5月15日晚,雨下了起来,持续到了160o由于所处海拔较低,仅有10700英尺,所以雨并没有引起太多的麻烦,可我们由此对这么早就登山的想法产生了疑问,因为在这样的天气里,积雪会变得松软,登山的进程将因此受到极大的阻碍。维丁阔特(Vedinkot)位于德尔果德山脚下,它是一个夏季牧场,我们就从维「阔特启程登山,到达维丁阔特花费的时间并不长。雨在早上就停止了,我们则晚些时候出发,天空依然阴沉沉的。我们沿着狭隘幽暗的山谷向上走,穿过一条条浅浅的河流,我盼望着能吹来一阵清爽的微风,为明天送来清新的空气,但这都是徒劳的。

幸运的是,沿途风景秀美,我们暂且忘记了艰辛和疲劳。从北部的大山脉往南,大大小小的山峰高度从21000-22000英尺不等,冰川绵绵延伸到每个山涧和小山谷。其中一个叫阔塔尔喀什(Kotal-kash)的冰川仿佛高高的鼻子,一角延伸到了河的左岸,它还在持续延长,恐怕不久便会阻塞住河道。右岸的山坡上岩石参差交错,悬崖峭壁拔地而起,阻断了道路。我们不得不把行李给牲畜卸下来,换由人来扛。所幸,这些天大都是阴云寒冷的天气,河水也不深。我们不断涉水而行,不必再去艰难地攀登石坡了,况且夏天驮行李的马匹也不能走这条路。然而,即使在南部几个山谷的人口处,在从冰河上端流下来的层层废石中间,仍然可以辨认出早期的梯田来。

当南面的查提博依(Chatiboi)大冰川映入眼帘时,我惊奇地发现左岸有一小河堤,地势平整,还有人耕种。苏伊斯特向导告诉我,这些地属于4户瓦罕人家所有。他们六七年前来此地居住,艰苦劳作。这儿周围的环境非常美丽,宛如艺术家设计的一般。维丁阔特正对着冰川的山脚,它广阔的谷肩上长满了草,我们在翻越谷肩时,看见了其他可耕的田地,现在这些地归属这些强壮的移民。谷肩之后是个荒凉却可以掩蔽的小山谷,适合做宿营地。然而,我想把营地扎的离德尔果德越近,越好。于是,我们接着穿过查提博依冰川上狭窄山谷中的河流。由于受到巨石和峭壁的阻挡,河水在这里形成狂暴的急流。我欣喜地发现河上还有一座桥,比冰川稍高,这样就可以从河上运过去。有一点确凿无疑,那就是近些年冰川在不断增大,在1903年基奇纳勋爵(LordKitchener)去巴罗吉尔路过此地时,其终端就在河边,而现在它已经越过河干,延伸到了右岸,河水只能从冰川下的隧道里流过。

我在一小块高地上扎下帐篷,下而的峡谷被冰覆盖,小溪弯弯曲曲地流向河流,冰川的右侧尽收眼底。峡谷间景色凄凉,虽然春天快要到了,但这里仍还没有春天的迹象,地上覆盖着大堆大堆的积雪。山涧里刮着冰冷的大风,可是空中低沉的乌云却倡然不动。汝康(Rukang)山口海拔约12000英尺的(这里有一条路通往巴罗吉尔)冰川的融水流入低处的小冰斗湖,冰斗湖在遍地积雪的映衬之下显得孤零零。登上山口,除了冰川和冰斗湖之外,什么东西也看不到。我之所以不辞劳苦,就是为了勘测德尔果德。

在如此恶劣的气候条件下登山需要某种乐观主义精神。参与这次攀登的人以前从未在这么早的季节登这座山,他们并不掩饰对此次冒险的担忧。从这里到山口是冰川道路,今年的积雪又特别深,而近些天的天气使积雪的表面变得松动。所以,库尔班和苏伊斯特头领极力劝阻我不要登山时,我并不感到任何惊异。不过,我并不打算让他们参与这次行动,再说,继续在山脚下等待下去只能徒增困难。无奈,最后他们也认为立即登山才是上策,他们也许意识到了我决不会让人去冒任何不必要的风险。为了应付恶劣天气可能引起的各种事故,我决定只携带两天用的给养,其他任何所需物资只能带一个或两个晚上之用,且以不会导致危险为前提。考虑到每个人所携带食品、毯子、燃料越轻越好,我决定带12个人登山,其中包括两个健壮的瓦罕人,这两个人在维丁阔特加入进来,懂得波斯语,这一点对我特别有用。

选好人员,检查完装备和食品,检验了攀登冰川用的绳索,这时天色已很晚,我只能休息几个小时。凌晨零点半,我起了床,天并没有像我担心的那样下雪或下雨,可云彩依旧很低,空气憋闷,前景仍不容乐观。在这不同寻常的环境之下,我的兴都斯坦厨师不辞辛劳,坚持让我吃了晚饭再岀发。正在这时,刮起了一阵微风,不一会儿,云缝里闪岀了星星来,岀发的担忧解决了。凌晨3点钟,队伍向汝康山冈进发。我们发现山顶仍然被大雪覆盖,雪的表面松散。不久,我便意识到这将大大延缓行动进程,由于海拔较低,夜间温度还不足以冻实表面,三四英尺厚的积雪又松又软,不时还会掉入埋在雪下的小河里,因此走起来又慢又累。

尽管除了用水银气压计测量山高之外,再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任务,可测量员拉姆·辛格乐意陪我登山。愿望归愿望,这个可靠的家伙的身体状况注定引起麻烦。上次去西藏,他从江孜(Gyantse)到了芒萨罗瓦(Mansarowar)湖,身体变得很胖,在测绘局指挥部(Surveyheadquarters)不景气时期,这必然使他显得与众不同。从杰格德拉,他一直坚持自己骑马,现在又要涉水过河,累得他喘不过气来。为了使他落得不至于太远,我不得不多次停下来等一等。

我知道,在继续攀登冰川以前,德尔果德冰川(DarkotGlacier)以北积雪覆盖的斜坡是必经之地,而且还有可能发生雪崩,因此必须尽快翻越这些山坡,越快越好。可是,在太阳升起的时候,我的愿望仍没有实现。这里留下雪崩发生的很多痕迹,测量员拉姆·辛格见到这种情形,也加快了速度。直到下午7点,我们才走过了危险区。积雪覆盖着冰磧,攀登起来速度不快,若距离埋在下面的巨石太近,就会掉进深深的积雪中,但这个地段已相当安全了。

1个小时之后,我们抵达了这个广阔的冰川之上。即使没有智慧的瓦罕向导的提醒,我们也能正确无误地辨别出裂缝来,因为裂缝处都有皱纹。冰在此处形成了一座桥,上面盖满了积雪,冰桥还很坚固,足以承载我们的重量,但绳索仍是必需的预防措施。我把队员分成4个小组,每个小组用一根绳。马斯图吉人和瓦罕人以前经常攀登结冰的山坡,完全明白其中的危险,但他们从来没有用过绳索。让人高
兴的是,这些人天生是登山的材料,他们很快掌握如何使用这具有阿尔卑斯山特色的登山用具及其保护作用。一路上,绳索拉得绷直。不久,我发现他们把绳子系成了圈,比我们前进的还快。

我们正在攀登的斜坡看起来并不难走,几乎就像一块平地。雾霭之中,两侧高高的雪墙出现在视野之内。阳光透过薄云,光线越来越强,可雪面依然很瓷实。尽管有这些有利条件,但走起来仍很艰苦,花了将近5个小时,才走完到山顶约摸6英里的路程。过了最险恶的地区,我们不再等待测量员而继续前进。我很多次都以为是已经到达了冰川林立的峡谷的顶部,其实不过是谷肩而已。斜坡看上去容易爬过去,可实际上好像怎么走也走不完。我逐渐理解了高仙芝翻越此山的故事。当年,高仙芝率领中国军队登上山顶,而对着笔直陡峭的南坡(亚辛方向)时,军队陷入一片混乱和恐惧之中,他们这才意识到已经攀登到了何等的高度。天空放晴,西边的德尔果德山口两边冰川高耸,冰川的顶峰洁白无瑕,风光异常美丽,令我们终身难忘。山口中心的山峰高近23000英尺,俯瞰着查提博依冰川(ChatiboiGlacier)的西側面。在巴罗吉尔,人们仍能欣赏到这座山峰的壮丽景观。

炙热的太阳持续不了太长的时间,光线越来越弱。面前的山坡上形成了白色的雾霭,离冰川最近的山冈也只能模糊地看到其轮廓。从山口上吹来一阵强风,不一会儿,飘起来小雪花。刚开始的时候,我还高兴有这么一股凉爽的风,谁知道这场雪让我吃尽了苦头。尽管我们戴了护目镜,抹了护肤膏,但太阳的反射光仍刺得眼睛和皮肤发痛。寒风刺骨,穿透了裹在头上的围巾,不久,我冻得直想找个地方避避风。第二天晚上,一觉醒来,我的脸浮肿得厉害,起了水疱,我这算领教了雪地和雪花反射的光线是何等的强烈。我们越登越高,队员开始抱怨头痛,说“空气里有毒”。他们身上扛的东西并不重,但松散的积雪累得他们筋疲力尽。

午后不久,圆形状山脉终于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之内,夏威塔赫(Shawitakh)冰山和东北的德尔果德在它附近分离开来。快要到达山顶时,宽阔的雪地变得几乎是水平的了。向导找到阔塔尔(Kotal),我们就地休息。这时,东南方升起了烟雾,一会儿又消失了。亚辛山谷最高处两山相对而立,水蒸气久久没有散去,山谷显得一片荒凉。脚下的山谷高深莫测,风从山口北面吹过来,水蒸气岀现了一条裂缝,我们这才看清这山谷是多么深。德尔果德小村海拔6000多英尺,山口的南山脚就在小村附近,但裂缝持续的时间太短,我们还没望见山脚,裂缝又消失了。然而,即使这短暂的一瞥,就能看岀山南和山北有明显的不同,南坡陡峭,积雪掩盖下的北坡宽广辽阔。

我又想起了中国史书中有关高仙芝勇敢翻越坦驹岭(MountTan^hU)的故事,高将军设计使他的3000军队成功穿过了此山,我已在别的章节提及这个故事。令我欣喜的是,我亲眼所见的德尔果德实际状况和髙仙芝所见的很相似。这位髙丽裔(Corea)将军率军横跨帕米尔高原,翻越了亚辛和吉尔吉特北部关口的高山屏障,他是这项壮举的第一人,恐怕也是最后一人。我们堆起圆锥形的石堆,以表达我对高将军的敬意,但这还不足以表达敬畏之感。这里几英尺深都是雪和冰,再无他物,更显示岀高将军是如何之伟大。于是,我立即给巴黎著名汉学家我的朋友沙晩(他是叙述高仙芝远征的第一人)写了封短信,告诉他我的所思所想,我还在这里拜祭了高仙芝的伟大创举。

我并没只顾回想这些历史事件,而忘记了卑微却很忠诚的队员。由于“空气中有毒”,他们的行李全由我来搬,队员们则累倒在雪地里。一些人头疼得厉害,还伴有其他高山反应的症状。我带了一大水瓶的茶,每个人喝上几口,精神好了起来。茶虽苦,却不失为一种药力十足的达瓦依(Dawai,瓦罕地区的一种药译者)。测量员拉姆·辛格赶上时,我们席地而坐,尽管寒风刺骨,不时吹来阵阵小雪,可我们心满意足。水银温度计被安置稳妥,显示17450英尺,44华氏度,据此测算出了山口的准确高度。过去,我们估计山口的高度在15400英尺左右。

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仍然实现了目标,我们对此很满意。下午3点钟,我们开始下山。虽然比预期提前几个小时走岀了山顶的雪地,但直到下午5点才走完了冰川险恶的裂缝区。不过,速度从这里慢了下来,令人心情沮丧。罅隙又宽又深,没有了以往雪形成的坚固的桥,所以走起路来必须小心翼翼。在几个地方,队员陷入腋窝深的松软积雪里,借助绳索很快爬了出来。冰磧上盖满了积雪,坡顶溜滑,下山变得更加困难,况且还有尖削的巨石。由于害怕雪崩,积雪松散,前进缓慢,所以同行的瓦罕人不愿再走像上午那样绕斜坡而行,而是领我们径直沿面积巨大的、赤裸裸的冰磧下山。我们爬山爬了一天,现在累得筋疲力尽,再在这凌乱的岩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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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德尔果德山口顶部西北眺望德尔果德冰川(朝向印度河—阿姆河分水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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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巴罗吉尔鞍状山脊跳望阿姆河谷地


行走还能不慢?我感觉脚下的阿尔卑斯山鞋上的钉子越来越少,不禁妒忌起了马斯图吉人的粗大却不失灵巧的软皮平底鞋。

就在我们到达靠近冰川山鼻处海拔最低的冰磧,准备再次登汝康山冈时,天空突然间乌云密布,不久就下起了鹅毛大雪。所幸库尔班考虑到了我们快要下山,准确判断岀了我们的行进路线,因此赶着马来迎接我和拉姆·辛格。再说拉姆·辛格,他休整了1年后,首次登山累得他疲惫不堪,身上满是雪花,冰川上的雪泥和雪水快把衣服湿透了,晚上8点才回到驻地,我喜岀望外。今年的雪特别大,岀发时时节尚早,天气状况恶劣,时间有限,终于克服了重重困难,成功登上了德尔果德山口,并且没有发生任何可以避免的危险,我现在可以安心地休息一下了。我们为参加登山的人举行了盛大的宴会,烤了一只全羊,备好了充足的茶水,放上优质糖。大雪下个不停,极冷的冰川就在附近,但大家今晚却觉得心满意足,篝火边飘起一串串歌声。

5月18日早上,太阳还没有出来,我就起了床,面部严重浮肿,长满了水疱,恐怕我最好的朋友也认不出我来了,可天气总算晴好,弥补了这些不快。虽经不断清扫,我帐篷上的积雪仍冻得结结实实。所以,直到上午8点,太阳把冻硬的表面融化以后,我们才把行李运往巴罗吉尔。前天,我们雇用了民工和马匹,在汝康山口三四尺深的雪地里扫出一条路来。虽然如此,我们却花费了3个多小时才翻过本来很易走的山坡,这些山坡把我们的维丁阔特营地和开阔的迈丹(Maidan,意为宽阔的平地——译者)分开,此地即巴罗吉尔亚依拉克(Baroghil-yailak,意思是巴罗吉尔草原——译者),通向瓦罕的路线也在此处和马斯图吉河的主要山谷分道扬镰。由于海拔较高,约有11000英尺,现在这个具有帕米尔色彩的山谷大部分依旧白雪皑皑,但在夏季这里却成了萨尔哈特(Sarhad)牧羊人的首选牧场。

我们继续向齐克马尔罗巴特(Chikmar-robat,人们通常在此地扎营)前进,距巴罗吉尔的鞍状山脊不足4英里,山谷很开阔。巴罗吉尔鞍状山脊是印度河和阿姆河的分水岭,海拔仅12400英尺。正如我所担心的那样,在今天登上山脊的希望渺茫。天气晴朗,气温温和,积雪变得松软。刚走1英里,再继续行走就极端困难,驮行李的马则无助地一动不动。于是,我们只能在齐克马尔罗巴特扎下营来,给马卸下行李,连同所有能腾岀手的人员先行一步,开辟一条道路来。

宿营地之上是个山坡,环境较为舒适,在那里德尔果德山口两侧的壮美山峰尽在眼前,巨大的冰溪从峰上流下来。我还看到査提博依冰川的全貌,阔约祖木皮亚克(Koyo-zumPeak)像钢针一般从最高处的冰原上拔地而起,冰川的最高部分叫卡兰达尔胡木(Kalandar-ghum),冰川陡峭,从这里看上去就像是一条大瀑布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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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罗吉尔鞍状山脊西南方向的风景


冰。通往德尔果德的道路大都为冰雪所掩盖,即使没有昨天的经历,单从两旁闪光的雪壁和冰墙,我们就能从中明白穿过此山要克服多大的困难,无论什么季节都是如此。像罕萨一样,这里亦不是主要的分水岭,南面和其相连的山脉构成了抵御北方入侵的真正堡垒。

还在马斯图吉时,我就派人送出信来,可至今仍没有阿富汗人和运输工具迎接我们的迹象。夜幕降临,在通往阔塔尔的积雪上跋涉,马匹已经耗尽了体力,再也没有力气沿着瓦罕这侧的山坡上继续走下去了,况且这边的积雪也很深。第二天早上,这些马恐怕难以驮行李再走下去了。随行的民工实在太少,没有额外的人去扛行李,所以我们不得不在山口待上几天,前景显得悲观无望。一位阿富汗上校差人送了一封信,我在吉德拉尔就听说由他迎接我们。信中允诺提供好马和一切所需的帮助。送信来的是个年轻活泼的瓦罕人,名叫哈加布伯克(GhajabBeg),自称是前面地方士兵的喀热勒伯克(KaraulBeg,即首领)。他详细介绍了几个星期以来阿富汗方面为迎接我们和给我们提供帮助所做的各种安排。于是,帐篷里的气氛迅速活跃起来,我此时比任何时候都感激友善的哈比布·乌拉国王,是他允许给我开放最东边通往阿姆河的路线。如果没有国王的许可,我将不得不选择另外一条路线,那条路上有更高的霍拉伯尔特(Khora-bhort)山口,山口和雅尔浑山谷之间冰川林立,累得要命的吉德拉尔民工和马匹怎还能有力气翻越山口和冰川呢?若没有这样格外的关照,何年何月才能越过巴罗吉尔呢?



第七章


阿富汗之瓦罕



在动身去阿姆河的前一天晚上,天气异常寒冷,温度计显示的最低值为5华氏度。5月19日早上6点,我们岀发前往山口,天空这时没有一丝云彩,雪冻得结结实实。看着一长队马匹在闪亮的雪面上前进,而不必顺着前天费尽力气铲岀的道路,我的心情愉快极了。太阳的光线越来越强,我在德尔果德已经领教了它的厉害,脸上起了水疱,这警示我们要加速前进。上午7点半,我们到达了巴罗吉尔鞍状山脊的地势平坦地区。夏季,这里的水无声无息地流向印度河和阿姆河,但现在到处仍是至少五六英尺的积雪。下山时,头两三英里没遇到什么困难,只不过驮行李较多的一两匹马跌倒在被雪覆盖的水道里。到上午9点,雪面已经变得很软,马队跌跌撞撞地前进,前来迎接我们的15匹强壮的驮马终于来了,接我们回去。积雪阻塞了道路,覆盖了河道,若是瓦罕人不来,即使给马卸下行李,它们也无法走过去。克服了重重困难,马匹被牵到了山冈的顶部,这里是页岩表面,部分雪已经融化,天生淳朴的瓦罕人则扛起一个又一个行李箱。

终于,侧面小山谷的谷地岀现在视野内,我们看见了第一块相对干燥的地方,上面还有植物生长的痕迹。那是一片梯田状的草皮,归扎尔提哈尔亿artighar)村所有。我决定在草地上停一会儿,等候行李被零零星星地运下山。我刚要简单吃些早点,库尔班和我的印度随行人员慌慌张张跑来,说两位阿富汗官员马上就到。经过昨天的长途跋涉,我的外表十分糟糕,令我颇感难堪。一旦走岀印度边境,我就要遵循东方的礼仪观念。我急忙穿好我的最后一套旅行套装,其实事先我已经把套装放在了马裕子里。尊敬的日萨勒达尔·阿布杜拉汗(RisaldarAbdullahKhan)率领上校的护卫队,携快活的瓦罕长老(WakhiAk-sakal,“Aksakal”,意思是白胡子,专指年长有威望之人)穆巴拉克·沙赫(MubarakShah),代表军政显贵热烈欢迎我到阿姆河。在阿富汗这个东方最后一个王国受到如此热烈的欢迎,这是过去我不敢奢望的。他们邀请我去2公里以外大山谷里的托普哈纳(Top-Khana,即扎尔提哈尔的烽火台)去达斯塔尔汗(Dastarkhan,意思是餐布,这里指休息、吃饭译者)。

晴空万里,艳阳高照,我和主人及其瓦罕仆人坐在一条破旧的毯子上,毯子就铺在废弃的烽火台下。满眼的五颜六色,蓝天白云,欢快的中亚随行人员。风光沧桑荒凉,衬托之下,色彩显得更加鲜明,我的心情也振奋了起来,周围的一切都好似久违了多年的新疆风光。我们最终越过了阿姆河谷地,了却了我的一桩心愿。在年轻的时候,我就期望能有朝一日,来阿姆河谷地考察,我以前只是在瓦合吉尔(Wakhjir)的冰川上瞥上一眼,未能身临其境。食物其实很简单:淡淡的绿茶,燕麦馒头和几块嚼不动的排骨。可是,若不是主人流露岀歉疚的神情,我还觉察不到这一点呢!上瓦罕属于贫困地区,迎接我们的阿富汗卫队的到来使本已捉襟见肘的物资雪上加霜。随行的两个印度人礼貌地拒绝了这些食品,我心里好像塞上了一块石头。我当然知道印度教规不允许测量员拉依·拉姆·辛格(皈依印度教的廓尔喀人)和奈克·拉姆·辛格(锡克教教徒)吃这些“不洁”的穆勒恰斯(Mlecchas)食物。在即将进入中亚的时候,通过这件普通的小事,我意识到,与印度相比,欧洲与中亚更为接近,印度虽然对欧洲人来说较为熟悉,可无法让欧洲人理解。

在库尔班老人的照管之下,行李到达了。我们骑上马,浩浩荡荡,顺着越来越宽的山谷,向与阿姆河的交界处出发。在皮特哈尔(Pitkhar)零星的田地附近,我欣喜地在西边出口处陡峭的山冈上第一次发现了古长城。根据中国古书中有关高仙芝远征军的记载,我在这里找到了那条防御阵线。公元747年,吐蕃人就是在这条阵线上阻挡高仙芝军队从阿姆河挺进巴罗吉尔。

不一会儿,我就要和西仁·迪尔汗(Shirin-dilKhan)上校会面,没有时间做进一步的考察。老上校果然英勇果敢,全身戎装,骑着一匹良种巴达赫什(Badakhshi)马,疾跑在队伍的前头,热烈欢迎我的到来。受埃米尔的弟弟、阿姆河省(OxusProvinces)的总司令官纳斯如拉赫(Nasrullah)亲王的派遣,上校将负责护送我们安全通过阿富汗管辖的帕米尔地区。他们已经在萨尔哈特等候了4个多星期。他具有军人的气质,性情和蔼,身体粗壮,为人直率,第一眼就给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他身高6英尺,身材魁梧,尽管征战多年,但这位阿富汗东北先锋营长官(WardenoftheAfghanMarches)依然威风不减当年。上校大概快要60岁了,艰辛的岁月在他身上刻下了痕迹。在欢迎仪式上,他身穿俄罗斯式军服,头戴黑色毛皮高帽,文职官员如上瓦罕州的州长哈克尔·曼苏尔汗(HakimMansur Khan)也穿着类似的衣服,但他们看上去都不如上校显得合身。以后,这位州长给予我一切可能的照顾,他的出身和行为方式是典型的阿富汗喀布尔(Kabuli Afghan)式,他流亡印度多年,讲一口流利的印地语,对欧洲人的礼仪风俗了解甚多。不过,同直率的老上校相比,我们仍能在他身上找到亚洲人的气质。

沿着萨尔哈特的一个大村庄对面的平地,大队人马浩浩荡荡,我们骑马慢跑在队伍的前面。路面是沙质的,骑兵(近200人)过去,留下两行马蹄印,煞是壮观。这些士兵所受的操练显然不够规范,军服和装备杂乱无章,但看上去都很粗壮,组织严明。上校解释说,他们都是从巴达哈商山谷和瓦罕招募的民兵,编入俄阿边境阿姆河段的专职兵团。除了军官之外,真正的帕特汉人所占的比例很少。根据我们的所见所闻,如果加以合理的指导和供给,这些强壮的伊朗裔山民可以成为一支优秀的军队。马可·波罗(MarcoPolo)不是把巴达哈商族人比喻成“战争勇士”、把瓦罕人比作“英勇军人”吗?

山谷开阔宽敞,阿姆河在谷底分成几支宽阔的支流。检查完队伍后,我们开始涉水过河,虽然阿姆河冰雪渐渐消融,但河水依然很浅,我想让河水冲刷我的手,以此作为我向这条大河的虔诚的敬礼,我骑在马背上,手勉勉强强够着水面。许多年的等待后,我终于回来了!抵达了阿姆河上游,我欣喜不已,感觉距离下面那些迷人的地方又近了一步,那里是我在年少时就心驰神往的地方呀!很多年以来,那里一直不对欧洲人开放,对我也不例外。可现在,我几乎忘记了这件事。我坐在上校整洁的帐篷里,行李在好几个小时以后才运了过来。我喝点茶,提提神,吃些美味的瓦罕食品,听着上校用洪亮的波斯语讲述他那美丽可爱的家乡巴达哈商以及他在阿姆河的各种各样的经历。多谢上帝,西仁·迪尔汗7年前出任巴达哈商以北阿富汗边防军的总司令,我们今天才得以相见。在阿富汗偏远地区戎马多年之后,上校又回到了他一生所热爱和熟悉的土地!巴克特里亚(Bactria)历史悠久,地处偏僻—隅,我们俩对这个地方都感兴趣;于是,见面之后,他就滔滔不绝,满足我对古老的巴克特里亚的好奇心。

上校见识广博,虽然才刚跨入阿姆河的门槛,单是因为上校,我就想留在这里不走了。晚上,我把帐篷搭在比阿富汗“民兵”帐篷高的地方,间隔一段距离。现在,我终于摆脱了地方首领们的礼节拜会,静静地反思一下我们的处境。我意识到,除了我本人想急于迅速到达新疆进行考察外,一些现实的因素也促使我继续前进。可靠的信息表明,为了我向东到达中国边界,在贫瘠的上瓦罕非常有限的资源许可条件下,任何帮助都是在埃米尔的命令之下进行的。同样肯定的是,执行护卫任务的军队驻扎在山谷的最高居住区,这丿棗劣天气,居住地方不足,他们已经在这里待了很长时间,吃尽了苦头。

在我的帐篷里,几个温和的瓦罕村民代表私下里哀求我,这些天上校就是主要依靠这些村民供应粮食。我有太多的理由相信,他们贮存的粮食行将消耗殆尽,大雪封了山,春天遥遥无期,我自己也能看得岀萨尔哈特今年丰收的希望渺茫。所以,在继续向帕米尔前进之前,我并不情愿多在这里滞留一天。

夜幕降临的时候,和蔼可亲的萨尔哈特长老和村里几个白胡子老人又来找我,他们说的波斯语带有浓重口音,听起来怪怪的,像威尔士人的口音。他们真诚地恳求我,问我能否允许村里几个可靠的村民晚上在帐篷附近为我放哨,这不是提防本村的村民,因为他们个个忠诚老实,而是防备我帐篷边的阿富汗士兵。当然,我不能确定瓦罕人的这种谨慎之举是否真正是为了我的安全,还是害怕不论谁伤害我,他们都难辞其咎。考虑到这是我在阿富汗的头几个晚上,拒绝这样的双重保险是不明智的。

5月20日,我们在萨尔哈特作了停留,我什么也没有做,只管休息。从马斯图吉来的交通工具和民工费用要由我来支付。由于政治局势不稳,货币比率复杂,我还希望根据个人表现另加额外奖金,所以账目弄得很复杂。整个探险活动所有的账目都是我自己做,这样的事对亚洲的旅行者来说就不必赘述了。印度财政部审计长(ComptrollerofIndiaTreasuries)要求我各种支付都要有正式的收据,幸好我带了印好的收据条,这道工序就简化多了,只需要填上数据,写上名字,按上脏兮兮的手印即可。我让最后一位信差通过吉德拉尔,送走信函,安排以后帕米尔探险所需的给养和运输工具。我跟阿富汗主人相互拜访和交换了礼物。就这样,我一直忙活到晚上。然后,我才腾岀时间,和健谈的喀热勒伯克骑马到最近的小村庄转了一圈。
这些村庄散落在阿姆河(当地人称之为Ab-i-Panja)右岸的梯形冲积扇上,它们一起构成了现在的萨尔哈特,共计有130来户人家。

这些灰白色的房屋低矮不堪,与其说是房屋,还不如说是泥土和砾石砌成的窝棚。单从这些房屋来看,人们看不出很早以来萨尔哈特作为阿姆河——塔里木盆地最短路线上的制高点的重要作用。从巴克特里亚来的运送远东和印度物品的商旅队在这里进行最后补给,以穿越蛮荒的帕米尔高原。马可·波罗曾说道:“骑马行程12天,没有人烟,没有绿色,只有沙漠戈壁,所以旅行者必须携带一切所需物品。”这句话恰当地描述了穿越帕米尔情形。向南望去,看着我们走过的巴罗吉尔白雪皑皑的鞍状山脉,就不难理解当初高仙芝越过帕米尔之后,为什么分3路大军,集中兵力攻打萨尔哈特对面的连云(Lien-yun)要塞;因为连云可以作为入侵亚辛的基地,并能够把吐蕃人从直接通往印度河的路线上驱赶出去。

西仁·迪尔汗上校和哈克木·曼苏尔汗两人都说,他们奉命要亲自护送我穿越阿富汗边境,送到阿富汗和中国的交界地带。经过我一番劝说,上校同意让他带领的大部分士兵返回喀拉潘加(KalaPanja),只带一小部分骑兵,不过话也说回来,我想上帝心里也不想把士兵全部带上。他已经预先采取了措施,在前面适当的地方建造了几处给养点,但我们仍需要做各种各样的准备工作,第一阶段的行军将因此被推迟。西边的巴罗吉尔路线的出口处有一陡峭的山冈,站在山冈之上可以一览出口处的风光,据说山冈之上就有废弃的防御工事。于是,5月21日上午,我去那里考察,上校则同意留下·来料理行李等事宜。

我带上奈克·拉姆·辛格和几个瓦罕人一同前往。瓦罕人包括喀热勒伯克和塔勒米什(Talmish),塔勒米什心灵手巧,为我处理各种杂务,并很快适应了这种生活。我们向南而行,穿过平坦的沙地,越过沼泽地(巴罗吉尔在此流向阿姆河),走了3英里的路程。山谷的人口处,峡谷异常狭窄,谷底的宽度仅有半英里左右,两侧岩石嶙峋,这里是从兴都库什主分水岭延伸过来的山冈的终端。地势险峻,易守难攻,这符合中国史书中的有关描述,书中记载在公元747年,吐蕃人占领了这里,居此阻挡髙仙芝军队向巴罗吉尔和德尔果德前进。吐蕃人在距河15华里(约合3英里)处屯兵八九千人,利用悬崖峭壁,阻挡高仙芝军队前进,可是吐蕃人最终仍失败了。1904年,在这同一个地方,上演了同样的故事。中国军队也利用这里的地势,居高临下,妄图在古鲁(Guru)和喀罗拉(Karo-la)抗击英军(BritishMission),结果以防御的一方即中国军队损失惨重和失败而告终。

周围峭壁林立,我对能发现已经经历了几百年沧桑的历史遗迹不抱太大希望。在陡峭的岩石坡和碎石坡上攀登了1个小时后,我登上了西边山冈的顶部,往南走不远,到了陡不可攀的岩壁,我这才明白高仙芝军队是如何打败吐蕃守军的。山顶的北端,在一坡度平缓的山坡之上有一座堡垒,知情的瓦罕人说那属坎斯尔(Kansir)0山冈东侧是狭长的山脊,上面还有古长城和棱堡,山冈则向西延伸,在东侧的山脊和西面的山冈之间,一条平缓宽阔的斜坡向阿姆河的喀尔喀特(Karkat)村延伸。

显而易见,在这么高的地方建筑城堡就是为了防卫通向喀尔喀特村的那条斜坡。山冈的北端和东端是无法攀援的悬崖峭壁,峭壁之下1600英尺就是阿姆和巴罗吉尔山谷,所以不再建什么防御措施。山脊上的斜坡和南面的狭长地带建了长约400英尺的城墙,墙上有1个棱堡,山冈西边还有3个棱堡,这4个棱堡保存得很好,有些部分高达30英尺。但是,由于城墙的基座地势太陡,基座已经毁坏,所以相比之下,城墙没有棱堡保存得好。城堡内部的面积很小,最宽处的长度不过200英尺,不知道这局促狭小的空间内是否建造了其他东西,如果有,那现在的岩石地表上当年的痕迹也荡然无存了。但我仍从城墙上得到了一些线索。墙上有一果核形的石堆,粗糙的石头被严密地堆砌在一起,表面为砖砌的,石堆的厚度在4~6英尺之间,土坯之间被有规则地夹上树枝层隔开。

砖的长度约为8英寸,宽度约为7英寸,厚度约为4英寸,单从砖来看并不能找到明显的线索。但树枝层的使用与塔里木盆地中的古代中国遗迹颇为相似。可以肯定,古人之所以使用树枝,是为了增加墙的牢固程度,在随后继续向东的考察中,证据表明早在中国势力扩张到中亚之初,就有了这种使用树枝的方法。后来在罗布泊(Lop-nor)和其他地区的发现表明,在唐朝时期(T'angperiod),吐蕃侵略军在建造城堡的同时,也占领了先前的中国人在那些地方建成的防御工事。因而,在缺乏其他遗址的情况下,我无法确定究竟是谁建造了这些坎斯尔城墙,是中国人在控制从亚辛到吉尔吉特通道的几年时间当中建造的,还是在高仙芝军队撤走之后,吐蕃军队又卷土重来,为了防止再次遭到从侧翼的包围,于是建造了这些城墙和棱堡。

待到考察了废弃城堡并绘制其平面图后,我们还剩一点点时间来欣赏“一览众山小”的壮丽景观。一座白雪皑皑的山脉横亘在广阔山谷的背面,像堵绵延不断的巨型城墙,将阿姆河跟维多利亚湖和大帕米尔分割开来。放眼望去,阿姆河的河床幅员辽阔,延伸到喀拉潘加(Kala-Panja)以至巴达哈商。无论情况是好是坏,我都要继续向东前进。在萨尔哈特以上不远的地方,河床便消失在狭窄的山谷中,这预示着摆在我们面前的将是一次艰苦的旅程。所以,午后,我迅速下山,去巴罗吉尔河,我们的马就拴在那里。下午2点,我们见到了等候的西仁·迪尔汗上校。他等候我们的地方正是阿姆河从狭窄山谷的出口处,在山谷和达里孜达拉(Daliz-darra)交界处附近。

由于洪水淹没了阿姆河河床的夏季路线,难以逾越的巨大的雪堆覆盖了海拔较高的山冈,只有通过这条夏季路线,越过一系列较高的山冈,我们才能避开笔直陡峭的峡谷。学着勇敢的老上校及其士兵的样子,我们顺着一条难走的隘道,在右岸的峭壁和险峻的碎石坡走了大约4英里,我本应该想到这个地区大部分地方都是不适于骑马的。我们的巴达哈商马在陡峭的岩面上灵敏地爬上爬下,令人称奇。我骑的马是西仁·迪尔汗借给我的灰色好马,我竭尽全力,想向大家显示我对这匹马的信心,但我得承认,若没有杂技般的“表演”,这次行军会更加令人愉快。

接着,我们横穿波浪翻滚的河流,河水恰好湿到了马匹的肚皮,右岸同河左岸的道路一样难走。巨大的雪崩阻塞了小山谷的岀口,河水冲刷着岩石,我不得不又穿越3条灰绿色的河流,最后我全身都湿透了。然后,我们沿着陡峭的“之”字形道路,来到一处山冈,在这里可以俯瞰绍尔(Shaor)河,离此地不远就是从达里孜(Daliz)山口延伸而来的夏季路线,这条路较为好走。眼睛敏锐的瓦罕向导看见左岸高处一块突岀岀来的岩石上有一群岩羊(OvisPoli),老上校不顾黄昏微弱的灯光,趁着马丁尼酒的酒劲,朝对岸就是一枪。虽然他行动机警敏捷,但因距离太远,只能是白费子弹。

最后,我们又穿过一条河,到了一个名叫巴哈拉克(Baharak)的地方,这里沙质河区上长着矮小的树木和灌木丛。在幽暗的隘道上,正愁没有宿营的地方,这块地方恰好为我们晚上宿营提供了方便。尽管瓦罕马吃苦耐劳,开局良好,又有足够的萨尔哈特人照看,但在最后几个小时,这些驮运行李的马匹也吃不消了。多亏了西仁·迪尔汗和热情好客的阿富汗仆从,还没等我的队员点着篝火,他们已经铺好了毛制毯子,沏好了茶,所以我并没有觉得等待的时间太长。

在我们一同行军和宿营的过程中,我很高兴听西仁·迪尔汗讲述他的各种经历。政治上的与世隔绝,有助于保护阿富汗过去的历史传统,他就在这种环境下过着积极的生活。他经历过艾米尔阿布杜拉赫曼(Abdurrahman)继位前后的多事之秋,在条件艰苦的地区工作之后,他才来到他喜爱的巴达哈商,得到了适合他的现在这个职位。在哈扎拉崎岖的山区,他参与了抵抗土库曼(Turkoman)叛军的战争。多年以来,他一直和狡猾的瓦孜尔(Wazir)部落周旋,以维持霍斯特(Khost)和曼喝尔(Mangal)贫瘠的边界地区的秩序。

我发现,西仁·迪尔汗不仅对巴达哈商和巴克特里亚的古迹了解甚多,他本人就像一部迷人的历史遗迹。他体贴周到,举止文雅。在年轻时代,他参与建造了叛军首领的金字塔,帮助恢复了中亚地区的秩序。听他娓娓道来,我仿佛回到了几个世纪以前。当然,我们谈的大都是些陈年旧事,他曾有幸得到一份工作,开始对古迹进行细致的观察,由此真正产生了浓厚兴趣。他描绘了巴达哈商迷人的风光:山谷水草丰美,果园硕果累累,阿尔卑斯山一般的宽阔高原长满了牧草,是夏季消暑的好地方。虽然这里是一片冬日萧条的景色,展现在我脑海里的却是克什米尔可爱的风景,我盼望有朝一日,我能够去欣赏中亚的垂饰。到那时,但愿和善的西仁·迪尔汗老人还能再欢迎我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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拱拜孜奥得克的吉尔吉斯人在迁移毛毡帐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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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护卫队装好行李,准备穿越巴哈拉克河


5月22日,我们继续前进,头一半路程比较难走。一条积雪给水的大河从巴哈拉克小山谷倾泻而下,这给行李运输带来了诸多麻烦和风险,向上走1500英尺,到达巴什喝孜(Bashgaz)山冈,再往下走,路上多处是陡峭溜滑的岩石表面。行李装了又卸,卸了又装,虽有从萨尔哈特雇来的瓦罕搬运工,但如果不是阿富汗护卫队的得力帮助,行李不可能运送过来。河谷无法通过,我们就沿着河谷上面陡坡上蜿蜓曲折的小道向前走,碰见了几处冲积扇,像是古时耕种的梯田。晚上,我们到达了兰干(Langar)营地,兰干这个名字源于这里一间小屋。这间屋子的圆顶用泥土砌成,条件很差,可当地人美其名曰兰干,突厥语里的意思是“客栈”。于是,我们在宽广的碎石坡地上扎下营地。通向河流的山坡坡度较小,预示着前方的路会更好走,这正是马匹所急切需要的。以前的行军快把马累垮了,这片平地海拔12000英尺,四周一片荒凉,积雪刚刚融化,既无牧草充饥,又没有栖身之地。



第八章


阿姆河之源



夜晚极其寒冷,温度计显示最低温度达凝固点以下25度。第二天,我们开始穿越叫做达斯特·伊咪尔扎·穆拉德(Dasht-i-MirzaMurad)的鞍状山脉,这里多石,海拔较低,部分是沼泽地段,现在可以确信距离帕米尔不远了。穿过鞍状山脉,一条道路岀现在阿姆河谷地南部的拐角处,谷地在此处变得十分开阔。冲积扇高地上依然是大堆的积雪。骑马慢跑了10英里后,到了一处低山冈,向东北望去,我第一次看见了绵延起伏的小帕米尔。在现在这个高度,空气清新,我们的目的地伯扎依拱拜孜(Bozaigumbaz)营地看上去距离很近,阿姆河上游与从小帕米尔恰克马克T(Chakmaktin)湖流岀的一条河流在那里交汇。在东面,远处的雪峰守卫着瓦罕吉尔山口和阿姆河的源头。

再次登临世界屋脊以前,此地一处古迹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我过去就曾听说过有这么一处建筑,人们称它为“喀尔万巴拉什”(Karwan-balashi),保存得相当完好。本地传说它是给一个商人死去的儿子建造的坟墓。该建筑物内堂较小,外部长宽各是10英尺和9英尺,灰泥中放置了平直的厚板,以进一步加固。圆顶大约12英尺高,现已损坏。内堂门朝西南,即麦加(Mecca)方向,侧面有一门,这几乎可以确定是穆罕默德时期的建筑。对我来说,更有趣的是,它和托勒(Thol)小佛塔非常相似。那座小佛塔是1900年我从吉尔吉特和罕萨前往帕米尔时,在兴都库什山脉南部见到的最后一处佛塔。这座建筑物被分成3层,每层也用飞檐分开,就连大小也和托勒小佛塔相似。这处古迹清楚地表明了佛教的典型建筑风格被伊斯兰斷釆用。

午后不久,我们到达了伯扎依拱拜孜。这里阳光灿烂,微风扑面。在毛皮制的帐篷里,穆罕默德·伊萨(MuhammadIsa)站起来迎接我们,他是阿富汗所属帕米尔地区的克尔格孜(Kirghiz)牧场主。自从我在世界屋脊上受到克尔克孜人的热情接待后,整整6年已经过去,但帐篷里的一切好像都没有改变。眼前依然是熟悉的情景;地面上铺着色彩绚丽的毛毯,帐篷壁的底部围着闪亮的手织丝布以及在历史和资源匮乏条件下形成的简易陈设(牧民家里普遍都有这些东西)。

经常受到太阳暴晒,牧民们面部黝黑粗糙,像塔马尔(Tamar)人一样,如同木头雕刻的一般。他们热情好客,再次听到克尔克孜人讲的沙哑髙音的突厥语,对我的耳朵是种礼遇。他们端上茶,盛上一碗碗牛奶,可我们觉得难以下咽。今年冬天,雪下得异常之大,而且持续得时间长,在往年山谷里积雪最深可达3英尺厚,今年却深达6英尺。几个星期以来,耗牛都没能吃到草料了。这些耗牛是克尔克孜人最可宝贵的财富,可今年整个帕米尔地区损失都^常严重,绵羊也未能幸免于难。眼下又从瓦罕来了这么多官员,这无疑会给这里增加新的困难。

我想尽量减少滞留的时间,以减轻牧民的困难。可是由于种种原因,我必须在博扎伊拱拜孜待上一天。首先,为了穿越山口,疲惫不堪的瓦罕人非常需要休息一下;再者,克尔克孜居民居住分散,搜集运输行李的牲畜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最后,我先派遣一个克尔克孜人前往中国边境一侧,以确定我们到了塔格杜木巴什帕米尔(TaghdumbashPamir,意思是帕米尔山巅——译者)之后运输工具能够到位。好几个月以前,我就通知了大英帝国派驻萨尔库勒(塔什库尔干地区)军警代表沙尔·穆罕默德(SharMuhammad)我计划中的行走路线以及期望他能在运输方面提供方便。在吉德拉尔和马斯图吉,我通过向吉尔吉特方面发去电报,再转道罕萨通知他我们到达的时间。虽然采取了这些准备措施,可几个月过去了,我在伯扎依拱拜孜没有收到塔格杜木巴什帕米尔的任何消息,这使我坐卧不安。

5月24日,我利用停留的这段时间,骑马去了恰克马克丁(Chakmatin,突厥语,意思是如同闪电一般——译者)湖的西岸。这里位于博扎伊拱拜孜和小帕米尔之间,距两地皆为12英里左右。路上,我们在低处平地上碰到一座废弃的烽火台,它名叫喀热勒墩(Karaul-dong),塔下面的温泉放出硫磺燃烧的气味。还没有来得及观察,我们越过了鞍状山地,这片山地把阿布·伊·潘加(Ab-i-Panja)山谷和阿姆河的另一主要支流穆尔哈布(Murghab)或称阿科苏(Ak-su)分开。在一岔道处,我仔细观察了齐拉普吉勒朶(ChilapJilga,Jilgha,意为山谷——译者)河,它在鞍状山地处流向北方,一部分水流向博扎伊拱拜孜和阿布·伊·潘加,另一部分流向穆尔哈布流域的源头——恰克马克丁。有意思的是齐拉普(Chilap)的河水两个小时就流到了阿姆河,而源于同一雪山的融水却要经过350英里,历经俄罗斯所属的帕米尔地区和罗珊(Roshan)山谷,最终才再次汇合。

我们到达了恰克马克丁湖的岸边,辽阔的小帕米尔流域向东北扩展,沼泽地部分结着冰,冰块覆盖了小山坡,丝毫没有春天的气息。两岸白雪皑皑的山脉高达18000英尺,但因为我们自身所处的海拔较髙,山脉看上去并没其实际高度那样高,根据帕米尔边界委员会三角测量法测定,山脉只有13000英尺高。不过,这仍令人觉得广袤无垠,我觉得如同几年前在慕士塔格阿塔(Muztaghda,突厥语,意思是冰山之父——译者)一般,看见了世界屋脊。顺着阿科苏向东北望去,将近50英里之内没有任何东西挡住视线,在更远处高耸着金字塔状的雪山,海拔近2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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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帕米尔哈克马克丁湖,向阿克塔什延伸


英尺,在那里可以俯瞰塔什库尔干(Tash-kurghan)和塔喝尔马(Tagharma)的山谷。

虽然天气晴朗,可西南风还是寒风刺骨。因此,返回时,我接受了穆罕默德的邀请,去他家做客。他家位于齐拉普吉勒衆岀口处的一个小山洞里,铺着油亮的毛皮毯子,是个温暖舒适的吉勒衆。屋里许多绣边的坐垫和其他法尔哈纳(Farghana)华丽饰物,表明主人经济殷实,生活舒适。火上的大锅里煮着可口的牛奶,火是用粪。正房夫人从芦苇编成的华美的帷幔后走岀来,端上珍藏的瓷器和油光发亮的铜茶壶来助兴,她想好好瞧瞧我这个陌生人。1895年,帕米尔边界委员会人员曾来过这里。从那以后,欧洲人就再也没有来过这里。上百户克尔克孜人家从俄属帕米尔来到阿富汗所属的帕米尔地区放牧,穆罕默德·伊萨告诉我很多有关这些克尔克孜人有用的信息。瓦罕的州长每年收一次税,每十头羊交纳一头,税收好像并不重。克尔克孜在自然条件上独立性强,加之去俄罗斯和中国较为便利,不知这是否有利于他们免受其他官方苛税。

我还了解到,沿阿姆河到巴达哈商到萨里库勒和莎车的古时贸易路线上,敬业的巴珠里(Bajauri)商人在夏天依然经常来来往往。每条路线一年运送的货物只有大约100匹马的运输量,鉴于阿富汗和中国新疆的经济状况以及俄罗斯和印度商品的激烈竞争,所以我对上述情况的出现并不感到惊奇。哈克木·曼苏尔汗说艾米尔想要沿阿姆河到瓦罕吉尔建立不同层次的萨拉依(Sarai),以有助于商品交流。其实,如果免除帕米尔西部地区的财政税收及其他苛税,即使不修萨拉依,我认为这条古老的商贸路线的贸易也会振兴起来。印度商人要从克什米尔穿越喀拉库拉木和昆仑山脉,相比之下,这边的自然条件好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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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富汗属帕米尔吉尔吉斯人首领穆罕默德·伊萨毛毡帐篷里


夜里,我正忙着写东西,从中国一侧来的信使到达了。他带来了沙尔·穆罕默德的一封信,信中除问我行程的日期和路线外,再没有别的内容。我早就费尽周折,告诉了他我们的日期和路线,并按照这个日期和路线安排行程,即使现在再告诉他一次,恐怕也为时已晚。但我仍想保持这种联系,不到半个小时,我就派出两个健壮的克尔克孜人,携带我的回信连夜穿越瓦罕吉尔,敦促对方及时给予援助。一直以来,我多么希望在条件不太恶劣的地方,身边也能有像游牧的克尔克孜人这样的骑马信差。

一夜间,雪下了两英寸厚,等到晒干了帐篷,时间已经是上午,我们不得不晚点岀发。沿阿布·伊·潘加上行至下一站拱拜孜奥得克(Gumbaz-Otek)仅仅有12英里,大部分路段是高岀河面两三百英尺高的冲积扇高地,走起来非常容易。克尔克孜主人已经提前搭好了帐篷,为我们提供了急切需要的栖身之地。尽管行李已转由克尔克孜耗牛驮运,但阿富汗护卫队仍然坚持和瓦罕人一同前往,这点颇为明智。宿营地地处海拔约13300英尺,比兴都库什山脉主峰上突岀的鼻状冰川还要高。宿营地之下北向的山坡上是平整的积雪。四周天寒地冻,晚上又下起了雪,我和西仁·迪尔汗上校谈得仍是津津有味。他用生动的颜色,描绘着他挚爱的巴达哈商的春天美景,阔赫伊达芒(Koh-i-daman)长满鲜花的草地,果树果花盛开。在阿姆河上游,他所讲的一切好像近在身边,又仿佛那么遥远!

5月26日上午,我们向瓦罕吉尔山口下的最后一个营地岀发,那里有一块无雪的平地,海拔在14000英尺。启程时,阿布·伊·潘加山谷上空雾霭朦胧,阴云低沉。太阳慢慢地冲破乌云,当快要抵达这个阿富汗国土上的最后一个营地时,东面岀现了巨大的冰川,柯曾勋爵(LordCurzon)认为那座冰川是阿姆河的真正发源地,我个人同意这种看法。凛冽的东风吹个不停,因此,我让阿富汗护卫队去寻找避风的地方,我自己继续攀登右岸的山坡。爬了500英里左右,周围的全景展现在我的眼前。南面是壮观的冰川绵延不断,冰川布满了山冈之间的峡谷中,这些山冈源于兴都库什山脉的分水岭,向新生的阿姆河方向延伸。1900年7月2日,在我快速穿越瓦罕吉尔时,我曾瞥了一眼阿姆河的最高处,第一次望见了这些冰川。我用

观,因为离它比上一次近的多。时光飞逝,一晃都快过去6年了。冰川之下是古老的冰磧和宽广的碎石坡,上面至今仍然被连绵不断的积雪覆盖着,看上去光秃秃的。

在寒冷的帐篷里,我一面忙着做事,心里又感到焦虑不安。克尔克孜和瓦罕人并不掩饰他们对搬运如此繁重的行李翻越山口的担心。根据以往的经验,我不得不相信他们的话。我深知,若是没有阿富汗护卫队的强制命令,这些人是不会现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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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姆河源头的冰川,自瓦罕吉尔山谷谷口远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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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罕首领和搬运工,摄于科克吐鲁克


越山口的。所以,西仁·迪尔汗的支持是不可缺少的。除了充足的耗牛外,我们必须利用每个可以利用的瓦罕人和克尔克孜人运输行李。可是,天气条件能否允许我们明天登山呢?整个下午,阵阵的疾雪下个不停,这些人的情绪更加低落。

在我的帐篷里,我忙着完成致哈比布·乌拉国王和纳斯如拉(Nasrullah)亲王信函的波斯语版本,以表达我对我在阿富汗所受的真诚帮助表示衷心的谢意。我对西仁·迪尔汗上校和瓦罕的哈克木出色工作表示了赞赏,他们俩为了交差起见,自然渴望拿到波斯语信函。我也要与瓦罕人和克尔克孜人的头领们算好账,支付给养和其他费用。虽然我们受到特别的保护,而且从一开始我就对他们的工作很满意,但我仍然应该按照商业的方式来支付在阿富汗境内的一切费用。除了在沙尔哈德赠送了官方的礼物外,作为个人礼物,我留给西仁·迪尔汗和州长一些我的仪器设备,双方皆大欢喜。

我和老上校进行了分别前的最后一次谈话,中心主题是我们希望能有机会在巴达哈商相见。稍让人觉得遗憾的是,我们对能否实现这个希望都没有把握。我一直渴望能拥有一匹强壮的巴达哈商马,作为将来长途跋涉的坐骑。上校恰好多出一匹,从沙尔哈德起,我一路上骑的就是上校的这匹马,很喜欢它。另据可靠消息,上校也愿意跟我达成交易。但艾米尔严格禁止出口巴达哈商矮种马,不知道这个禁令何时才能够取消!我们俩都尊重这个规定,因而我没得到这匹马。后来,我一直遗憾当初怎么没碰到目无法纪的克尔克孜走私者,来为我们顶替罪责。

考虑到松软的积雪会给行程带来巨大的困难,因此我急于在5月27日早上启程。凌晨3点钟,我们给耗牛装上行李,山谷上这时雾霭阴沉,夹杂着飘浮的雪粒。我先遣了一班人马探路,在路上做出标记。刚下的积雪掩盖了岩石和浅浅的河道,耗牛行动起来异常缓慢。雾逐渐散去,直到天大亮才来到山脚下,这儿是现在登山的最佳路径。在这里,我向西仁·迪尔汗上校依依惜别,在场的还有哈克木和主要随从人员,他们坚持把我送到了山脚。分别之时,我又看了上校一眼,简直不能相信我们已经在一起相处了一个多星期了!不知何时我们才能再相见!他一遍又一遍向运送行李的瓦罕人和克尔克孜人重复他的训令,如果他们不能把我写的有关行李安全过山的帖子带给他,他们就别想再回阿富汗,并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口气里决不许半点的疏忽。为了确保成功登山和随时提供援助,上校说他要在最后的那个营地等待他们回来。

前面路上的积雪太深,一直骑在耗牛身上不肯下来的印度随从也不得不下来步行。那天早上,帐篷内的最低气温是凝固点以下25度,不过雪地只是表面冻固了,表面之下仍很松软,且到了上午7点钟,太阳通过东北部的山脉照射过来,连表面也变得松软了。没驮行李的耗牛被拉着走在前面,为后面的人和牲畜开道,但过了不久,这些耗牛就挣扎着不愿前进,这种方法于是不能再奏效了。接下来半英里,人先排成一列,走一小段距离,然后回头来牵驮行李的耗牛,三四个人看管一头耗牛。

尽管耗牛步履稳健,但松软的积雪仍支撑不住这些庞然大物,身体不断向下陷,耗牛也无能为力。如此下去,耗牛和人都吃不消。根据地形和地图,估计到分水岭还有足足2英里。最后几头还有力气的耗牛必须留在后面,它们驮的行李都换由人来搬运,以备将来之用。这里海拔15000英尺,雪地又松又软,较轻的行李不断换人,较重的则由三四个人来搬。没走多远就要停下来,然后回来搬剩下的行李。所以,搬运工虽有近30人,但这种工作进展得又慢又辛苦。根据瓦罕人的细心观察和莎车人穆罕默德朱的经验,若把行李落在后面,我们面临的风险将更严峻。

冒着可能发生雪崩的危险,我们沿着瓦罕吉尔河出口处南向的陡坡边行进。上午10点,我们到达了开阔的山谷,雪很深地势却很平坦,发生雪崩的危险减少了,从这里通向山口的山坡的坡度较为平缓。我派奈克·拉姆·辛格、拉依·夏合普·拉姆·辛格和两个瓦罕人携带着贵重的相机先行一步,我自己在齐腰深的雪地里继续前进。午后,升起了薄雾,减轻了剧烈的阳光照射。快到下午2点钟时,我们到达了瓦罕吉尔平坦开阔的山顶。1900年,我测量分水岭的海拔在162000英尺左右,但现在积雪太深,无法确定其高度。那次经过这里时,山口以北舌状的冰河上还有清纯的石乳,但现在却看不见了,只有一块巨石从雪地里露出一角。我们几个人高兴地蹲在上面,休息一会儿。在几个小时的攀登过程中,留给我印象最深的莫过于“达什”(Dash)猜猜的叫声。这小家伙是只年幼的猎狐狗,顽皮好动,从斯瓦特边界开始到现在已经有1个月了,它和我形影不离,这1个月的艰苦旅程对它好像是次愉快的远程旅行。它对白雪皑皑的山坡并不陌生,两年前还是只狗崽的时候,它就在喀罕(Kaghan)的山上玩耍嬉戏,为此得了喀尔阿达希伯克(Kar-adashBeg,突厥语,意为喜欢雪的伯克——译者)的雅号。在即将到来的中亚之行中,我就叫它这个绰号好了。现在,它蜷缩到我的毛皮衣旁,小睡一会儿,以忘记一天的劳累。

搬运行李的队伍终于有人赶上了,我们于是可以离开阿姆河和塔里木之间这个荒凉的分水岭,向中国新疆岀发。情况比我预期的还要恶劣。下午,太阳穿破云雾,闪着炙热的光线,雪地变得更加松软,路不时被无数的小河阻断,有的雪地到腋窝深,所以行程一次又一次中止。必须寻找山坡上更硬的雪地或沿着被雪掩盖的旧冰磧前进,这意味着我们要绕道而行,还经常停下来,等等后面的队员。1900年7月,我经过这个山谷时,曾见到几处小湖泊,但现在踪迹杳无。

从山口下行4英里许,山谷开始转向东方。落日照在塔格杜木巴什帕米尔顶部,红色和紫色分外妖烧,令人为之一振。驮运行李的耗牛和搬运工落在山口,或许还没有登上山口,我们焦急地等待着,但连他们的影子都看不见。到瓦罕吉尔的道路和西北的小山谷交会,离交会处附近有个山冈,还是数测量员拉姆·辛格目光敏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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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布伊潘加山谷源头,远处为瓦罕吉尔和阿姆河源头


看见主体山谷的白色雪地有小小的黑点正在缓慢移动,那是军警代表沙尔·穆罕默德和一些瓦罕牧民赶着一群耗牛,从塔格杜木巴什来搭救我们。几个星期前,我把战略重点放在行李运输上,我们已经在如此险恶的路线上走了这么远,这说明我的战略部署并非全盘皆输。

半个小时后,我高兴地和军警代表沙尔·穆罕默德再次握手。1900年,我在这里首次见到他,这位旁遮普人仍像当年那样仪表堂堂,身材魁伟。他说,他预料我会途经科克吐鲁克(Kok-torok)山口,所以把所有的给养和富余人员留在了科克吐鲁克山谷的入口处,然后迅速来瓦罕吉尔迎接我。听了他的话,我的担忧消失了。现在,他距离他的营地有将近一天的路程,可他说弄错了我的行程路线,这两件事情让人难以理解,唯一可能的解释是印度老兵的陋习,他们向来如此。科克吐鲁克是面向阿富汗所属帕卡尔的山谷,从吉尔吉特来的喜爱运动的欧洲人来到这里,总会爬上山谷打猎,这些人一贯把营地扎在山谷的出口处。印度人从不违背传统,军警代表沙尔·穆罕默德也不例外,他肯定预想我这个从阿富汗来的欧洲人也会取道科克吐鲁克山口,即使是欧洲人书信中明确表示要走另外一条道,他也会来这个山谷接我。

因为沙尔·穆罕默德耗牛没有驮来燃料,我们无法生火做饭和烘干衣服,不得不向科克吐鲁克山口继续前进。夜幕降临时,运送轻行李的瓦罕人赶到,我和印度随从立即出发了。沙尔·穆罕默德坚持要留下来,以监督行李在夜里或天亮前要全运下山。积雪融化,宽阔山谷里的道路上形成连绵不断的沼泽,虽然不深,但走起来又累又慢。要么在趟着刺骨的河水前进,要么冒着被冻伤的危险,骑着慢悠悠的耗牛,再没有其他选择。所幸耗牛性情温和,骑在身上的人可以活动活动麻木的筋骨。除了这种“运动“夕卜,我还要照看跑在前面的“达什”,所以,虽然心情有点忧郁,我却没有睡着。 

午夜后,我们听见了狗的叫声,沙尔·穆罕默德的随从人员和几个萨里库勒人也从睡梦中醒来,面前出现了3顶小帐篷,帐篷已经使用了一些年头,脏得要命,但对累得精疲力竭的人却好似“久旱逢甘霖”!几杯热茶,沙尔·穆罕默德的瓦罕人厨子好几周前烘焙的维拉耶提(Wilayeti)烧饼,我所能得到的食物只有这些。耗牛粪半湿半干,帐篷里充满了刺鼻的烟。在海拔14000英尺高的地方冻了将近一夜,现在暖和一下,我高兴极了。我把身上唯一干净的东西——照相机调焦用的布铺在地上,舒展开身子,进入了梦乡。梦里听到行李运送到的嘈杂声,我不时被吵醒。

第二天上午,行李分拨运来,但装有给养和食品的箱子最后才运到,这有点美中不足。沙尔·穆罕默德对昨天我没能吃到饭略表歉意,这时已经过了正午。我等了一个上午,期间,我饱览了周围中国境内的景观。1900年,我曾从科里克山口来到这里,出口处那几顶帐篷在那时就早已破败不堪了,没准从柯曾勋爵访问帕米尔以后,这些帐篷就这样旧了,可能是因为帐篷的瓦罕主人觉得不值得再修了。从那时起,凡是从吉尔吉特来打岩羊的每个欧洲人都在同一处荒凉的碎石坡上扎营,好像成了个约定俗成的传统,他们或被诱使或被迫这样做。周围地面上是厚厚的一层动物骨头和废弃物,动物或被剥皮或被屠宰,腐朽的毛皮帐篷成了害虫的聚集地。四周荒凉的环境所引起的好像只是“屠杀”。所有这一切,我确信这个达斯吐尔(Dastur)——这个法定的宿营之地,是全帕米尔地区最肮脏的地方。

因而,一斷有行李运来,我就急于离开这里。我的瓦罕人老朋友穆罕默德·雅苏夫普(MuhammadYasuf)现任塔格杜木巴什山谷的伯克接到我的信件后,已经赶着马和耗牛带人接应我来了。从阿富汗那边来的人克服了体困力乏的困难,人和行李皆完好无损,我付给他们可观的赏钱,把给老上校的信委托给瓦罕首领。拜别后,我们向穆罕默德·雅苏夫普的营地出发。很遗憾,我对阿姆河之行只写了短短的-to令人高兴的是,通向东方遥远新土地的大路现在就在我们面前。



第九章


从萨里库勒到喀什噶尔



5月28日,我从科克吐鲁克去塔格杜木巴什帕米尔地区。1900年,我到过此地,对这里较为熟悉,所以仅对其进行简略描述。穆罕默德·雅苏夫普伯克的帐篷搭在提嗚尔马苏(Tigharman-su),干净舒适,嫉妒得我都想扔掉我的小帐篷。在这里休息了一夜后,我们骑马去远方的喀热勒(Karaul,意为哨所一译者)即巴依克(Bayik)哨所。一路上,我髙兴地聆听着主人讲述的一切。从第一次见面之后,他过得不错,经济殷实,现在拥有1000只绵羊、几十头骆驼和耗牛。这位萨里库勒人,性情开朗,体形高大,头发金黄,蓝色的眼睛,是萨里库勒众多的阿尔卑斯人类型(HomoAlpinustype)中典型的一位。他刚升任伯克一职,其实就是从塔什库尔干按办那里(ChineseAmbanofTash-Kurghan)买来的。我想起了鄂本笃(BenedictGoez)老人,他是个世俗的天主教耶稣会会士。1603年,他由上阿姆河(UpperOxus)去沙尔齐勒(Sarcil)即沙里库勒(Sarikol),那时他就注意到了这里的少量居民外表上和欧洲弗来明斯人(Flemings)相似。

通往罕萨的路线在明铁盖喀热勒(MintakaKaraul)向南岔出一条小路,我有幸在此碰到了两个邮差,他们携有马继业先生(Mr Macartney)大约10天前发出的部件。当然,为了利用这个机会,把快速写成的邮件寄往印度和欧洲,我就毫不客气地将哈比布·乌拉国王搬了岀来,耽误了两个小时后,邮差出发了。以后,我又多次釆用这种方式寄送邮件。这些罕萨山民吃苦耐劳,疾步如飞,每月要3次翻越冰天雪地的山口和穿过山口后面的河谷!

我们去巴依克的一路上,寒冷的南风一直不停。第二天上午,我们向塔格杜木巴什河突然北转的转弯处前进,风这时还没有停止。我要在那里考察一处古代堡垒的废墟,上次路过时,我错过了机会。玄奘(Hsun-tsang)曾经走过这条道路,再次踏上这条路,我心里感到很是兴奋。玄奘是位著名的中国旅行家,大约在公元642年,他从印度取得佛经,返回中国,从巴达哈商进入帕米尔,后到达萨里库勒。

在其回忆录(Memoirs,即伏唐西域记》——译者)中,他提到充满传奇色彩的萨里库勒皇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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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铁盖山口脚下的驿站,图中是萨里库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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罕萨邮差(左)和萨里库勒边防线上的士兵,摄于明铁盖喀热勒


根据古老传说,这个皇家可以追溯到汉朝的一位许配给波斯国王的公主。在她来到揭盘陀(Chieh-p,an-t'o)即萨里库勒时,东西方向的道路被强盗截断。为了安全起见,护送人员把她安置在一个孤立的山峰之上,四周是悬崖峭壁,守备森严,太阳神前来拜访公主。当路畅通时,发现公主已有身孕。护送人员劝说公主不要去波斯,而留在萨里库勒,建立自己的统治。她神奇般地生了一个儿子,从此以后,这个山区的皇位一代代传了下来。

早在1900年,我就听说塔格杜木巴什河拐弯处左岸的峭壁上还有古城遗迹,但时至今日才有机会造访。关于这段城墙在萨里库勒人和克尔克孜人中间广泛传诵着这样一个故事:古波斯国国王瑙希尔宛(Naushirwan)为了女儿的安全,他把女儿安顿在这里,因而得名克孜库尔干(Kiz-Kurghan),突厥语意为“公主堡”。显然,这个故事是玄奘记录的故事的翻版。我急切地想考察这一遗址和现存的废墟。

克孜库尔干坐落在高冈的最东端。这座山冈崎岖不平,从西北向下延伸,一直到河边,而这条河恰在由胡加克巴依(Ghujakbai)到达夫达尔(Dafdar)隘道的入口处。沿陡峭的河岸,爬上高冈的南端,这是个孤立的岬,其东部和南部是近乎垂直的峭壁,山脊最高处离塔格杜木巴什河约有700英尺。接下来的考察表明,高冈北部和西部的山壁也是无法攀登的,山壁下面是狭窄的、弯弯曲曲的克孜库尔干吉勒朶,即山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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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左岸远望塔什库尔干中国城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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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孜库尔干残墙和城堡

 

进入堡垒的唯一途径,是一个与后面的山冈相连的隘道,低矮而狭窄。我、测量员及奈克·拉姆·辛格克服重重困难,先爬过陡峭的山坡,再穿过更加险峻的碎石峡谷,才爬上了隘口。大部分萨里库勒人有些迷信,他们害怕前来这片废墟,陪同我们的年轻向导以前也从未来过这里。更高的斜坡上散布着大量的桧木碎片,木片看上去很古老,我从中可以了解到古长城建筑的只鳞片羽。隘口仅有15~20英尺宽,顺着狭窄陡峭的山脊,爬了大约150英尺,古长城就矗立在面前。它建在构成岬角山巅的一系列阶地中最高阶地的西边。果不岀我所料,它结构独特,树枝和灌木枝层有规律地夹在土坯之间。一座棱堡挡住了隘口和狭窄山脊之间的通道,棱堡很大,大约有25英尺见方。但我们还是成功地越过棱堡倾颓的一边,接着沿着坍塌的城墙顶部向前走了大约60英尺,这段城墙把外围工事和主体防御工事连接了起来。城墙已经破碎,下面就是悬崖,站在腱上,心紧张得怦怦直跳。

如上文所述,我们所站的城墙是用来保卫山顶边缘的。开头约450英尺的城墙为东南——西北走向;然后在棱堡附近,转向北方。城墙保存较好的地方高度超过20英尺,其余地方几乎只剩下了墙基。孤立的山顶面朝西方,敌人可能而且只能在那里发动袭击,城墙曾经在各个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保护作用。不必再提我们经过的隘口,单说这里极为陡峭的山坡,任何武装人员,无论数量有多少,也无法从这里攀上来。其他地方到处都是悬崖峭壁,高达数百英尺,形成天然屏障,不可攀越。从西部边缘起,山脉向北部和东部倾斜下去,形成一系列阶地,为修建防御性建筑提供了足够的空间。现如今,这里只剩下一堆堆腐败不堪的碎石,过去的防御工事可能是用粗糙的石块建造而成的。在其中两个地方,我发现了小蓄水池的遗迹,估计是用来贮存雪水和雨水的。

棱堡的墙壁建造得很坚固,可以算得上是遗迹中的大手笔了。除去墙基又大又粗糙的石板外,墙壁平均厚度为16英尺,系用土坯砌成,排列紧密而又规则。经过日晒,土坯变得很坚硬,平均规格为15英寸长,12英寸宽,厚约5英寸。土坯制作材料是种细黏土,里面夹杂着大量的小砾石。在这样的地方,这种材料以及制作所需要的水都难以获取,而把水和材料运输到如此高度无疑会大大增加建设的难度。无论在这里,还是坎斯尔(Kansir),人们都会产生这样的猜测;薄薄的土坯层间夹杂的树枝和灌木层(邻近的一些侧面河谷中,有桧木属植物生长),原本是用来替代本地缺乏的湿泥,以填充土坯层之间的空隙,因为在海拔如此高的地方,得到充足的水是很困难的。我以后在敦煌西部的古代中国边境城墙进行的考察活动,充分证明了上述观点。

无论形成这种特殊建筑结构的原因是什么,目的如何,我想可以肯定的是,此处遗址与玄奘曾经亲眼见过的或听说过的古堡是同一个。从他记载有关古堡的传说可以看岀,在玄奘来到这里以前,这座古堡肯定已经变成了废墟。他在当地听到的传说中,人们认为这城堡建于汉代,也就是中国势力达到塔里木谷地的最早时期。在踏上玄奘的中亚之路所遇到的第一处古迹,我的考古又一次证明了我这位中国守护神的记载是可靠的,我感到十二分的高兴,其实玄奘记录的可靠性已经常为人们所证实。这些山区气候以干燥性气候为主,这也是这些遗迹为什么能在一个如此暴露的地方保存这么长的时间,干燥性气候对古迹的保护作用从中可见一斑。

考察完废墟以后,我们安全下山,在微弱的暮光中继续前进。此时,克孜库尔干所表现出的大自然的力量给我留下了更深的印象。河左岸狭窄的小道上净是岩石山壁,如高塔一般笔直陡峭,只要有根绳子,守卫人员就可以直接把河水打上来。克孜库尔干山谷两边陡峭的岩壁形成巨大的天然屏障,高达数百英尺,无论是从河上,还是从曲折幽暗的山谷,都不可能对城堡进行严密的包围。

继续又往下走,塔什库尔干河(Tash-Kurghanriver)的隘道渐渐变得开阔起来,路过了一片古代的梯田,上面有喀拉吉勒朶小山谷引过来的沟渠的痕迹。我意识到,克孜库尔干不仅保卫了帕米尔的主要干道,而且守卫着萨里库勒最西边的耕地。在皮丝岭(Pisling),我们在两间土盖的小屋和萨里库勒人定居的皮制帐篷旁边过了一夜,我还发现这里的田地近来被犁过。河对岸的达夫达尔是瓦罕移民的小聚集地,他们抱怨说由于今年天气恶劣,燕麦的丰收得不到保证。

无论是大气中,还是地面上,都没有春天的影子。第二天(5月310),我们顺着通向塔什库尔干的宽阔山谷,走了40英里。然后,沿着河左岸,走了8英里左右,到达塔尔德库勒(Taldeku)吉勒朶入口处,一路上是广阔的梯田,宽达半英里,正在准备灌溉,这证明萨里库勒中部的高地亦适农耕的,而且,人口的持续增长使其成为必要。1900年,我是沿河右岸而行,注意到自1891年以来,罕萨的长期侵略造成这里田地荒芜。为了永久占领这个山谷,他们大量减少了山谷的人口,所以,占领的土地一度被搁置不种了。

1900年以来,恢复繁荣的浪潮日渐高涨。现在开垦的土地,塔什库尔干人每隔2年或3年轮作播种一次,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土地在将来会每年耕犁一次,事实上,右岸也出现了耕作的迹象,一位当地伊斯兰教派很有权势的毛拉阿加汗(AgaKhan),不惜花大钱,在那里开凿一条新水道,目的是要把河水引到一处名叫“甘”(Ghan)的肥沃草地,而在1900年时,那片草地不过是一个夏季牧场。

西边的雪山上流下来一条条丰腴的小河,可走过这些小河后,河左岸的地面成了一片凄凉的砾石达斯特(Dasht),边缘上是小沙丘。天空变得阴沉沉的,好似故意要与荒凉的风光相协调。我们顶着凛冽的北风,走完最后24英里路程。因此,虽然走岀塔什库尔干约5英里就是可耕地,可我怎还有那份心思去观察呢。这些耕地是不稳定的,能否耕种则依赖于由中国官府赞助挖凿的新水渠。我找到了一座整洁的中国传统式客栈,我们进去避避风,暖和暖和,我心中的感激油然而生。

人困马乏,还要为去喀什噶尔的快速行军做准备,于是,我们就在萨里库勒的城镇中的一个小村庄滞留了两天,人们通常把这个城镇当作萨里库勒的首府。河左岸悬崖峭壁林立,形成一引人注目的高地,一座建有城墙的小城的遗迹就位于这个高地之上,其状与玄奘及更早时期的中国佛教徒宋云(SongYun)所描述的完全一致。在小城一角,建有现代的中国城堡,和我6年前所见的没有什么变化。在日俄战争(JapaneseWar)爆发稍前,俄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在萨里库勒的这个要地驻扎了哥萨克守备队,以更好控制对俄属帕米尔的贸易和走私。中国地方行政当局对此举感到忧愁不安,认为最好的方法是暂时召回中国军队的指挥官,萨里库勒暂由文官“按办“(Anban)管理(至少书面上是这样)。此前,军队指挥官统领少量士兵,代表中国政府对其最西部地区进行统治。

这些山谷人口稀少,过去完全由地方首领管理事务和税收;况且气候恶劣,山路险恶,缺乏财政来源,所以,按办和当地老百姓对上面这个变化都不感冒。尽管如此,中国城堡内还是开辟了一间4痼门(Ya-men)0俄国的哨所则在破烂不堪的遗址的另一端,墙壁刷成了白色,显得®整洁,驻有新疆参谋部的一个上尉以及大约40名奥伦堡(Orenburg)哥萨克人。以前,军警代表沙尔·穆罕默德也是三国交界处唯一的政治代表,真有点“一枝独秀”。现在,各方都派遣了高官,这引起外交上的竞争,并形成某种社团意识,担负的责任则越来越重。

最近任命的萨里库勒按办说,他要加强公共设施建设,我们所住的客栈就是由他上任后新建的,我应对他表示感谢。从沙尔·穆罕默德居住的简朴的房子往下走,是一排泥土垛成的摊店,形成一个小巴扎,可见按办的良苦用心。但是,盖这些房子,加之在这样的地区工作付给按办的津贴,耗费了本已贫困的萨里库勒的不少钱财。为了谨慎起见,按办没有来喀什噶尔,以免因当地人在上司面前抱怨而难堪。因而,当到衙门拜访时,我见到是按办的秘书而不是按办本人。衙门里张贴图片、俄国彩色印刷品,摆放着留声机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虽然这些东西在这狭隘的城堡之中显得不合时宜,但可以看岀按办的品位蛮能跟上时代。显然,世界在变化,帕米尔也在变化。

我和沙尔·穆罕默德一起去拜访了俄军哨所指挥官鲍布绍夫(Bobushefl)上尉,这里比中国衙门更为漂亮。哨所是一座小型的可防御的方形营房,内部空间非常狭小。上尉长得英俊潇洒,金黄色头发,他和夫人热情地欢迎我们的到来。环境很差,但夫妇俩好像对此并不在意。我和夫妇俩及助理军医愉快地共进了午餐。幸运的是,上尉也会突囑,我俩能用突晞醮行流利的对话。他盼望几个月后能够更换岗位,离开这儿。没有了舒适的生活,脱离了上流社会的交往,他们已经这样生活了两年半的时间还要多,可他和妻子好像都不厌恶萨里库勒。只是当我引用本地的一句古老谚语时(谚语说萨里库勒一年9个月是冬天,3个月是夏天),他才露出无奈的微笑,说他们的夏天已经开始了。山谷中北风刺骨,几株孤零零的白杨和柳树还未长岀叶子,这实际已经是萨里库勒的夏天,让人难以置信。上尉夫妇育有两个男孩,虽然环境不好,但这两个家伙发育成长却很快。凭直觉观察,上尉夫人觉察到我们宿营安排的最大弱点,因此,在分别前夕,她送给我两大块精美的哥萨克面包;作为这一宝贵礼物的回报,我送给他们一罐压缩巧克力,我知道它肯定会受到孩子们的喜爱。

在塔什库尔干,我把队员分成两队。拉依·拉姆·辛格留在后面,就在塔什库尔干附近,启动用三角测量法进行系统地测量工作;然后,他将对至今尚未探索的塔什库尔干河谷的一段进行测量,接下来转向北行,越过庞大的慕士塔格阿塔(Muztagh-ata)山脉东部的扶壁。我则要尽快赶到喀什噶尔,以便在我的老朋友和资助人马继业先生(时任印度政府代表)动身去山里的夏季营地以前,我能组建好穿越沙漠的探险队。

慕士塔格阿塔向南方和东南方向辐射出巨大的山冈,通往喀什噶尔的商队所行路线恰好经过这些山冈,而且这条路线是到喀什噶尔最近的路线。过去没走过这条路线,这里还有几处古迹,所以,我十分高兴地选择了这条路线。尽管带有行李,但我下定决心,争取在6天之内走完通常要用10天才能走完的路程。6月3日一大早,在和测量员拉姆·辛格选定提孜那甫(TiznaO附近作为三角测量的基地之后,我从塔什库尔干出发,沿着名叫辛地(Shindi)的阴暗弯曲的隘道顺河而下。小山谷更加狭窄,道路在辛地村拐向北方。雪一融化,道路便无法通过,因此,我们必须在科克摩依那克(Kok-moinak)高高的山口上,找到通向其其克里克(Chichiklik)高地的出路。

据说,今年的大雪仍覆盖着科克摩依那克山口;6月4日,我们从夜营地喀拉喀帕(Kara-kapa)岀发,沿着从其其克里克流岀的小溪向上走,这样绕过了科克摩依那克山口。但山谷中岩石凌乱,山坡陡峭,道路极端难走。在几个地方,不得不卸下行李,改由人来搬运。直到下午2点,我们才到达了坡度平缓的碎石坡,海拔约14000英尺,正是通向其其克里克迈丹(ChichiklikMaidan),即其其克里克高地的那个斜坡。

让人称奇的是,在如此高海拔的地方竟有一处几乎水平的平地,南北长约25英里,东西宽超过1英里,周围雪山环绕,这和玄奘描述的“地方百余顷”的平地非常相似。他从萨里库勒的首府岀发,去喀什噶尔,行走了两天,见到“葱岭东岗,四山之中,地方百余顷,正中垫下”。他接着写道,此地“冬夏积雪,风寒飘劲”。他还记述了商旅队遇到的种种艰辛。另外,他提及了T“古老的故事”,说有一大商旅队,浩浩荡荡几千个人和骆驼,皆死于寒风冰雪之中,萨里库勒的一个圣人收拾好商队遗留的贵重物品,开设一旅店,为过往行人提供躲风避寒之地。

根据玄奘记载所隐含的地质学线索,我倾向认为故事中的那个地方就是其其克里克高地,另据经验丰富的驮工莎车人穆罕默德朱及萨里库勒随从人员所言,每年都会有动物死于这个凄凉高地的寒风大雪之中,时而会有人员伤亡。在高地中间存有一矮矮的圆形土墩和正方形城墙的墙基,墙基边长35码许,用粗糙的大石头砌成,它好像就是玄奘所讲的那个旅店的废墟。我在里面发现了坟墓,这证明了我的上述猜测,因为我在中亚其他地方,还没见到过这样的坟墓——虔诚的伊斯兰教徒把死者掩埋在佛教一直奉为圣地的地方,伊斯兰教徒以此来表达对本宗教的信仰。关于此处就是那个旅店的遗迹,这里有现成的证据——在大约200码处有两间中国建造的房屋;不过,从萨里库勒迎来按办那一天起,这两间房屋就已经几乎毁坏了。

天空阴沉,雪地相对坚固。虽然其其克里克高地海拔高,近15000英尺,曾经给过路人带来无尽的困难,但我们已经经历了险恶的巴罗吉尔和瓦罕吉尔,所以,其其克里克高地的积雪可以说是“曾经沧海难为水”,没有留给我太深的印象。我不禁回忆起了鄂本笃(BenedictGoez)时。他是个可敬的耶稣会修道院的杂役僧侣。1603年,受阿克巴(Akbar)朝廷的派遣,他受命寻找传说中的中国。为了安全,他和商人组成的大“喀非拉”(Kafila),一同前往。从萨西尔省(theprovinceofSarcil,即萨里库勒)所属的村庄岀发,两天之后,他们到达了称作“西塞亚里特”(Ciecialith,即其其克里克)的山脚下。这里覆盖着厚厚的积雪,很多人在攀登时被冻死。在雪中困了6天之后,鄂本笃侥幸脱险。最后,他们到达了喀什噶尔(Cascar)王国的坦给塔尔(Tangi-tar,即坦吉塔尔)。

夜幕降临时分,我们下行了3000英尺,抵达塔尔巴什(Tar-bashi),一个克尔克孜伯克把他舒适的皮制帐篷供给我们作栖身之处。第二天上午,我们来到向东延伸的陡峭隘道,称其为坦吉塔尔(意为“狭隘的山谷”)再也合适不过了,向东的冬季龄就经过这里。再走2英里多,隘道延伸到了小河河床。隘道两侧岩壁高悬,一旦发生洪水,人将无处逃生。所幸的是,今年雪融化得晩,克尔克孜人把行李安全地驮了过去。路上有一处地方极其狭窄,两边光滑的岩壁之间是一条翻滚的河水,难以继续前进。这时,我注意两边岩壁中有凿工精细的大洞孔,显然是为搭桥之用。洞孔看起来肯定开凿于古代。我记得,在古时,这条险恶的道路在春季和夏季是无法通过的。所以,在受到强盗进攻的混乱之中,玄奘的宝贵大象(他从印度一直骑到这里)溺水而亡。玄奘在其传记中提及了此事。

在隘道变宽的地方,有一个托依勒布龙(Toile-bulung)的克尔克孜牧场,在牧场附近,我们第一次见到了灌木和鲜花。又走过一座陡峭的山谷和黄土覆盖的托尔阿特(Tor-art)山冈之后,我们在其西尔拱拜孜(Chilhil-gumbaz)扎营过夜。除了许多废弃的克尔克孜坟墓外(故得名“四十墓”,uFortyDomes"),谷底还有几块燕麦地。通往莎车的道路在这里向东南岔岀一条道。6月6日上午,我们开始攀登绵延的喀什喀苏达坂(Kashka-suDawan)的山脉。虽然这些山脉可能近1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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牦牛和马匹队穿越喀什卡苏达坂


英尺高,但仍被厚厚的黄土所覆盖,某些地方很像完整的平台,不失为优良的牧场,它是我在塔里木盆地周围见到的最广阔的牧场。白白的小水仙,克什米尔常见的耐寒蝴蝶花,见到这些熟悉的鲜花,我非常高兴。

从这里往南,到塔什库尔干河与扎拉甫商(Zarafshan)河(塔里木的两条重要水源)之间高耸的雪山,地势开阔,景色秀美。东边和东北虽远不比这边壮观,但同样也很迷人。绵延的横断山脉参差交错,荒凉萧瑟,慢慢地消失在冥冥薄雾中。那个大漠平原最远的边缘地带一直在吸引我再次归来,而现在我马上就要到了。

喀什喀苏达坂是我们翻越的最后一座山口,通往平原的道路就在我们面前。山谷朝东北方向,两边赤裸裸的岩壁腐蚀得厉害,道路并不难走,我们到达了波合提阿格孜(Pokht-aghzi)侧面山谷附近的一个克尔克孜大营地。除了提供歇息的地方,这里的人还给我们饭吃。谷底水源充足,牧草丰美,所以,当听到好客的克尔克孜巴依(Bai,突厥语,意为富人、有钱人——译者)说,他有1000只羊,100头耗羊和几十匹马时,我并不感到惊奇。帕米尔地区的克尔克孜人显得更为健壮,在体格和生活方式方面,这里的克尔克孜人也与帕米尔的克尔克孜人有所不同。

在波合提阿格孜,我们把牝牛换成了马匹,这样,第二天一下就走了35英里还多。第一段路上长着一片片野生的白杨,河岸上是连绵不断的灌木丛,河水浅浅的,山坡看上去不再那么荒凉。往下走,山谷变得宽阔,却只见零星的小块耕地显出嫩绿色。当脚踏在凸凹不平、淡黄色的山坡和开阔的砾石堆之上时,新疆夏天的阳光照在了我们头上。在阿克塔拉(Aktala)以下,发源于吉加克(Ghijak)山口的小河流入山谷,山谷两边岀现了巨大的砂岩峭壁,其中一些已被腐蚀成奇异的城堡形状,高岀河床达1500英尺许。这些峭壁是山区的最后一道天然屏障。沿着多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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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毡帐篷前的吉尔吉斯首领和侍从,摄于托依勒布隆


的河床,快马行了几英里,河床迅速变宽,宽达2英里,我们到了克其克喀热勒(Kichik-karaul,即“小哨所”)的一个小定居点。

一两间突厥种田人简陋的土屋,四周环绕着高高白杨林和果园,灌溉过阶地上是绿色的田地:这便是这个定居点的所有家当。然而,在白雪、岩石、碎石上长时间奔跑之后,再在林阴中小憩一会儿,欣赏一下熟悉的新疆小绿洲的景色,甚是惬意。到了一个新地方,你如果想寻觅到它的迷人之处,那你就要沿一条新的路线到达这个地方,且这个地方必须被前人所喜爱,而且现在还有许多古迹。去年夏天,在喀什嘻尔最炎热的几周里,马继业夫妇曾来克其克喀热勒消夏。因此,最近一处房屋的仁慈的女主人好客地让孩子给我送来一碗凉奶,询问有关马继业夫妇的消息,我自己也受到了热情的接待。

大喀热勒在4英里以下,我在那里见到了一处年代久远的遗迹。城墙顺着山谷两边低矮的碎石山脊延伸开来,上面有城垛,身后的落日发出万丈光芒,好一派美丽的风光!新疆叛军的最后一位首领阿古柏(YakubBeg)原本打算利用这些城墙拒敌。我们对一段“中国城墙”(ChineseWall)进行了有趣的考察,城墙建成不到4年,这使我相信旧世界的所有学问和传统在中亚腹地仍然没有消失。关口很大,已是裂痕斑斑,我骑马进去。一个卑微的突厥人书吏端上茶,友好地迎接了我,他受命监视来往行人。这时,一队人骑马疾驰而来,其中有依格孜亚尔(Ighiz-yar)的玉孜巴什(Yuz-bashi,突厥语,即百户长、首领之意一_译者),他们带我去这螭T真正的绿洲。

我将在依格孜亚尔的一个村庄过夜,他们兴奋地说该村就在附近。可我们却走了约8英里,累得疲倦不堪,但我并不太介意,眼前的景色一片凄凉。我们横穿过一块冲积扇,这是迄今为止我见到的最匀称的冲积扇。碎石斜坡寸草不生,向北面和东北倾斜而下。我较幸运,没有碰到经常发生的龙卷风烟尘。远处一片片深色的东西清晰可见,那是巨大的灰色山麓地带砂砾上零星分布的绿洲,可我们却找不到滋养绿洲的河流的踪迹。原来,水并没消失在石头和小圆石中干涸的土地里,而是被小心地收集在狭窄的沟渠中,用来灌溉。这里的山坡千篇一律,上面耸立着虽小却很陡峭的金字塔状的山峰,这是岩石山冈长期腐蚀的结果,另一半山冈掩埋在瓦砾堆中。远处东北方向的地平线上,我看见了夕阳反射的一条条红黄色“波浪”,那就是真正的沙海。1900年,我从奥尔丹帕迪夏(Ordam-Padshah)的沙漠庙宇岀发,曾横穿了那个沙海。

现在,这里一派塔里木盆地的典型风光,好像欢迎我的归来。离开几将倾颓的哨所,不大一会儿,到了偏僻的马达尔(Madar),小树林里飘岀沙枣(Jigda)的阵阵清香,使我想起了在银色橄榄树下度过的孩提时代。在微弱的光线中骑马前行,一切在时空上仿佛岀奇地相近,这些已非本文所能表述了。

我们在依格孜亚尔村百户长的农场短暂歇息了一晚,天气闷热。6月8日~大早,我们向去喀什嘻尔的最后一段路程进发。虽然我知道这段路程是可以分3次行军才能走完,但为信守约定,我告诉队员要在当天抵达喀什囑尔,这是有点草率。结果,我们一口气走了60多英里。马鞍上驮上必备之物,带上年轻的拉达克人(Ladaki),我便在早上4点30分出发了,行李则由奈克·拉姆·辛格照管,择易行道路运往喀什嘻尔。尽管天还早,但天气又闷又热。我们行走了约10英里,越过光秃秃的碎石达什特(Dasht),到了苏盖特(Suget)。苏盖特由绵延很长的村庄组成,正值桑甚儿成熟季节。这时,一座座小山消失在视野之外。

然后,我们顺着又一条坚硬的黄土地继续前进,因缺少灌溉,黄土地已被废弃,土质贫瘠盐质土地长满了库米什(Kumush,突厥语,即芦苇)。到喀拉巴什(Kara-bash)村,情况终于有了改观,喀拉巴什村的灌溉不仅有从依格孜亚尔(Ighi^ar)河的沟渠供给,还有提供。喀拉苏(Kara-su,意即“黑色的水”)泉水渗入沙砾层中,流到冲积扇才得以重见夭日。

不久,离开这里的莎车人村落约3英里,我们碰见一条大路,此时还未进入英吉沙(Yangi-hissar)境内,前面岀现一大队人马。小镇很繁荣,镇上住着20多个印度高利贷者。他们昨晚听说我要经过此地,于是就出城迎接。别看这里地处偏僻,可他们获利颇为丰厚。他们真诚希望得到白人老爷(Sirkar)官员庇护。天气闷热,光线刺眼,我们人困马乏,赫拉·拉尔(HiraEl)——他们的阿克萨喀勒(Ak-sakal),即首领热情招待了我们。我的队伍骑在马上,昂首挺胸,英姿飒爽,看到这种情形,我却不禁想起坚强的Shikarpuris。他们被拴在这片土地上,不能离开,高利贷者像水蛭一样榨取他们的血汗。

赫拉满头白发,谈起话来很有意思。1870年,他取道布哈拉(Bokhara),来到英吉沙,成为放高利贷的先行者。从那时起,镇上的人口和耕地均增加至少一倍,其主要原因是中国政府平息了回族人的叛乱之后,人们生活安定。假使我很早以前没听说他给远在辛地的家人汇去几十万卢比,单从招待我的派场,我就能感觉到他从本地的经济发展中捞得到了多少好处。他在镇上的大巴扎款待我,有华丽的房间,美丽的花园。

但是,我待的时间很短,没有时间从这位印度高利贷商人的杰岀代表这里了解信息。我在赫拉·拉尔那树木成阴的花园里待了1个小时,喝了点茶,洗了洗身子,更换了马匹,接着继续向喀什噶尔前进。这条路线对于我并不陌生,因为5年前,我从和田返回时走的就是这条路。与那时相比,可耕地持续增多。下一段路是去往亚普泉(Yapchan),这段路过去是大面积芦苇覆盖的荒废土地或流动沙丘,而现在由于耕地开发,废地和沙丘已大大减少,一路上不时见到树木和田地。北风刮个不停,扬起沙尘,严重阻碍了我们的脚,但却减轻了正午太阳的炙烤。

衙门的大老爷(Darogha)本来要和我们一起走,但我想尽早到达喀什嘻尔,所以没有等他来到,我们便离开了英吉沙。他虽官位不高,却能表明当地官府对我们的支持。由于没有大老爷跟着我们,亚普泉台站的伙计故意耽搁时间,迟迟不给我们交换马匹,浪费了1个小时;而且,交换来的马看上去孱弱不堪,还不如我从英吉沙骑来的那匹马。

接下来的20英里,大路上尘土飞扬,我们的进程又慢又累。风暴(Shamal)刮得越来越厉害,吹打着我们的面部,吹得人很难受。更糟的是,6点钟以后,沙尘暴大作,连眼睛都睁不开,大路虽然很宽,但我们却常常偏离大道。傍晚时分,终于来到了喀什嘻尔新城的黏土城墙外,中国军队驻扎在这里。这时,行李队已被远远地抛在了后面。继续走大路,这里距老城仍有7英里,我的朋友正在那里等着迎接我。大路绕过方形城墙,在幽暗的暮光中若隐若现。大风怒号,沙尘满天飞,搞得我根本没心思问路,于是,我弄错方向也就不足为怪了,我走的这条道与正确路线几乎是相互垂直。不大一会儿,到达了一片沼泽样的地方,发现一间茅舍,茅舍外景色不错,里面住着一位年轻的种田人。我让人问他如果他肯帮忙,我可以支付一枚闪闪发光的银币。于是,在他的带领下,我们又重新回到了大路,天色时已大黑。

尘土齐脚脖深,马累得筋疲力尽,走起路来跌跌撞撞,队伍在黑暗中摸索着前进。有时和路边的树木迎面相撞,可是我需要这些树,正是它们的存在引导我们不偏离正道。偶尔遇见几个卖东西的货摊,微略的灯光从黑暗中透了过来。在白天,这条大路一片繁忙景象,来往于新城和老城之间的车辆奔流不息,现在却有点神秘,好像怎么走也走不完。安全走过克孜勒苏(Kizil-su)桥,在老城安静的郊区穿行,沙尘暴终于小了一点。夜里这么黑,我不敢再走小道,沿大路一直走到城墙边,谁知道却是离马继业夫妇住处最远的那一面的城墙。城门几个小时前已经关闭,城内寂静无声,我沿着城墙继续往前走,若没有狗叫,没准有人会以为这是座“死城“呢。

一天之内走了那么远的路程,又刮着令人窒息的沙尘暴,连人带马几乎都给累垮了。约摸晚上10点钟,我终于找到了去马继业夫妇寓所的小路,路两旁是花园和田地。当我看到那扇熟悉的其尼巴格(Chini-bagh)门还没关上时,我松了一口气。外院很大,我大声叫喊,很快走出来几个突厥仆人,他们还记得我。几分钟后,朋友们岀来热情地迎接我。他们等我等了很久,却不见我的影子,最后只好放弃。花了好长时间,我才掉净身上的尘土,然后坐到精致的餐桌旁。漫长的分别之后,朋友之间会有很多话要说。待我躺下来休息时,早已过了午夜。回头想想6个星期的艰苦跋涉,今天终于有了个圆满的结局,我心里高兴极了。



第十章


在其尼巴格,在喀什噶尔



那天晚上,在沙尘暴中到达了喀什囑尔。在以后的那段日子里,老朋友悉心照顾我,给我提供了舒适的住所,日子过得十分快活。离开其尼巴格5年了,它还风釆依旧,我不禁回想起过去在其尼巴格的那些日子,心中的遗憾久久不能抹去,这一点我已在有关上次探险的文章中写过。马继业先生(英国政府的代表)的寓所原是本地人家的一个不大的花园,经过他的悉心照料,花园现在变得非常漂亮,面积也大大增加,就像东欧某地的英国人家的家园。站在花园里,可以观赏到蜿蜒的水磨小河(TUmenRiver).高高的黄土河岸边上肥沃的土地及其上面美丽的风景。道路两旁树木成阴,果树硕果累累。我回忆起了1900年8月和9月,那是我第一次

长时间住在这里,宴请不断,应接不暇。

其尼巴格忠实地保留着古迹,它又迎来了一个新主人 名叫埃里克(Eric)的英国小孩,我无法想象他能给其尼巴格带来多么大的光明。他是马继业夫妇的小儿子,刚满6个月时,他和父母千里迢迢,从伦敦来到喀什囑尔。他年纪虽小,旅途中却没有生病。我上一次见到他时是在伦敦,夫妇二人正在为小家伙的第一次“旅行”做准备,他躺在一个奇怪的运输工具中,这东西既可做手推车,又可做雪橇。现在,这可爱的小家伙满花园里跑动,一看到妈妈或保姆,他就会爬上小矮墙,不让她们发现,有时则尽情地享受这宜人的季节,在宽敞的庭院中自由自在地玩耍。

我不禁回忆起我的孩提时代,想起阳光照耀下的花园。在儿童的眼里,花园简直就是辽阔无边的王国。幸福的埃里克是喀什噶尔的少爷,他运气真不错,又有了刚满几个月的妹妹做伴,小姑娘是中亚腹地出生的第一个英国孩子。快乐的小公主很爱笑,脸庞红扑扑的,精神挺好。家人经常抱她到花园里,呼吸呼吸新鲜的空气。

一旦沙漠地区的气温降低,温度条件许可,我就想从和田出发,立即开始沙漠之行。我计划利用夏天这几个月,去别的地方看看,所以只能在喀什噶尔待上半个来月,我必须趁这段时间尽快做好准备。马继业先生的不懈帮助和深谋远虑给我减轻了不少困难,我过去的部下也一个接一个来了,各就原位,迅速组成了探险队,这些在某种程度上简化了筹备工作。马继业先生对我热情备至,他在当地很有影响,这为我的工作提供了不少方便。日子过得飞快,转眼我就要向和田进发了。在到达喀什噶尔的头一周,我从一商旅护卫队那里购得了8头骆驼。这些骆驼体形高大,饱经各种风雨的洗礼和考验。它们本来是商队用来穿越天山、前去阿拉木图(Almati)的。商队每头骆驼索要88两(Tael)银子,根据当时的汇率,这相当于220卢比,价钱有点高,我心里不太情愿。不过这反映了这样一种情况,1900年以来,随着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这里大部分商品的价格都有很大增长。作为与俄属突厥斯坦及南西伯利亚的商业和贸易中心联系密切的喀什噶尔自然尤其如此。我们接连几次去了每周开市一次的马市,购买的小行李和随从所需的几匹马价钱还都合理,从35卢比到50卢比不等。

奇怪的是,生活费用的提高并没影响喀什噶尔人悠悠然的闲适生活,说白了就是喀什噶尔人懒惰和游手好闲的习性依旧没有改变。他们在城外的果园里野炊,这是他们夏天唯一的享乐活动了,而其他的居民处在赤贫的边缘。在我到来的大约一周以前,正值喀什噶尔收获果实的时候,有大量可口的杏子,好几种桑装儿、稀罕的樱桃,这些东西人们只管吃,不需付钱。可是,要找全探险考察工作所需的皮革匠、木匠、铁匠和裁缝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在马继业先生多方设法,良言相劝或施加压力之下,终于招了一些人来。然而,这些人有的工作时大多装模作样地磨洋工,有的则干脆干几个小时后就开溜,连声招呼也不打。直到经历了许多挫折失败之后,在市集和其他节庆时期不再提供杏、桑装儿等不劳而获的食物时,这些人才慢慢变得驯服起来,开始按时工作,况且,工作本来就不复杂,收入也不菲。由此,我深深地感受到,当生存压力没有被切切实实地体会到以前,人们仍会乐乐呵呵地生活;同时,我也可以想象,要建设其尼巴格这样一个布局合理、设施齐全的家园,马继业夫妇需要多大的耐心和毅力。

设备需要做大量检修工作,还需订购些马具,可是,技工们仍然是悠然自得地我行我素,进度缓慢。若在更商业化的地区,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加起来也不过一两天就能办完,但由于这里令人苦恼的陋习,在突厥斯坦地区却需要几周的时间。这期间,我在花园的房子里,埋头校对拙著《古代和闻為编辑每周都给我寄来样稿,只要见到邮差,就肯定有寄给我的样稿。然而,从白沙瓦边境急匆匆出发以来,我的体力消耗了许多,精力不支,难以校完稿,牛津大学出版社这些印刷精美的四开本样稿给我在心理上造成巨大压力。现在由于塔什干一奥伦堡铁路(Tashkend-OrenbergRailway)的开通,费尔干纳(Farghana)的俄国邮电所的邮政业务开展的更加快捷,这样,校对后的书稿可以迅速地寄回去。于是,我每周两次把一捆捆书稿送往俄国领事馆,再从那里发送岀去。

我待在喀什噶尔的这20天时间里,除了腾出时间校读书稿,我还能和老朋友在远东地区相会相聚,实乃人生美事!在以后两年的旅途中,我的行程越来越远,从亚洲发岀的邮包若只是简要地交流信息,则由俄国邮局寄送,如果涉及的内容较为重要,为了安全起见,则经由罕萨和印度寄送,虽然路远了点,但全程皆有英国人负责。

在俄国领事馆,我受到最友好的接待。在我和俄国人的交谈中,他们都热切期望僥俄协定》(theAnglo-Russianagreemeat)的诞生。两年前,科罗克洛夫先生(M.Kolokoloff)接任彼得罗夫斯基先生(M.Petrovsky),成为总领事。彼得罗夫斯基先生是个中国通,对远东事务也了解颇多。在日俄战争(theJapaneseWar)的第一阶段,他时任俄国驻奉天(Mukden)的领事,他向我生动描绘他的亲身经历,历史事件历历在目。我对科罗克洛夫夫人的英雄般的举动深感钦佩。那场战争刚爆发,夫人被迫抱着才岀生了9天的孩子,离开奉天,去圣彼得堡。那可是近2个月的行程!所耗费的体力和精力也许不亚于漫长的探险活动。

1901年,我离开喀什噶尔时,俄国在其领事馆附近建立了俄中银行(Russ卜ChineseBank),现在又建好了欧洲式的寓所。宽敞的房间,宽大的玻璃窗,双开式弹簧门及其他西方豪华装饰搭配得很协调,但生意冷冷清清。步行在银行至领事馆的林阴小径上,路过俄国人的房子和花园,我感觉好像是在欧洲的某个地方,一个山区小镇的一隅却比印度更加欧洲化。这里和几乎所有的俄属突厥斯坦一样,宛如东欧一般,气颱宜,没有严格的种族界限。

我到喀什噶尔那天,这里刮了一场沙尘暴,所以以后的几天相对凉爽。6月11日,下了场小阵雨,清洁了空气,这样,我一整天都能欣赏到西南方遥远的雪山美景。这座雪山和帕米尔高原接壤,我在第一次中亚之行中曾目睹了它的英姿。慕士塔格阿塔综合了古典伊摩斯(Imaos)的特点,在喀什噶尔望不见它巨大的圆顶,但其北边冰川环绕的山峦却清晰可见。很遗憾,测量员拉姆·辛格不在这里,否则,这不仅仅是进行一次三角洲测量的绝佳时机,还能测岀喀什噶尔的具体方位。

不久,夏季的沙尘又开始肆虐起来,气温逐渐升高,最后,晚上也闷热起来,即使把帐篷搭在了大树下,也难消热浪。同时,准备工作以喀什噶尔人做事方式所能允许的最快速度进行着。我希望,旅行开始时带上中国的银币,少带些俄国卢布金币。于是,我把印度财政部拨给我们的供给金卖给印度高利贷商人。他们的兑换率是1卢比兑换6个天罡(Tanga,新疆制式银一译者)10个大钱(Dachjn),虽然吃了点亏,但不像俄中银行经过圣彼得堡、伦敦、孟买协商的汇率那么黑。

先择定组成驮工的人选需要认真细致的考虑。我知道骆驼是运输工具的主要部分,但根据个人经验,照看和料理这些动物常常费力不讨好,因此,我必须认真选岀一位可以信赖的行家里手。真正懂得如何照看骆驼的人必须来自于驼人世家,既有祖上传下来的学识,又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在中国新疆地区,符合这样要求只有那些往来于俄中主要贸易线上的大商人,他们拥有骆驼,也亲自动手驮运货物,因此,对于T匆匆过客,要找到这样的一个人选非常困难。

所以,当我的老部下哈桑阿匐(HassanAkhun,)岀现在我面前,说要再次参加我的探险队时,我心里由衷地感到高兴。他年纪不大,擅长照看骆驼,生性好奇,口无遮拦,敢提问题,事实说明,他的好奇和问题对我的上次沙漠探险很有用处。除了优点之外,我也很了解他的缺点:爱抬杠,喜欢争斗,言语尖刻,导致人人与他为敌。但他精力旺盛,有主见,悉心照顾他深爱的骆驼。特别应该提及的是,凭我的直觉,正是他的冒险精神,才驱使他再次参加沙漠探险队,这种冒险精神在突厥人中是很少见的。我很快安排由哈桑阿匐掌管我的“沙漠之舟”,尽管骆驼还没有买来。虽然以后小麻烦不断,但我从不对这个选择后悔过,因为他给我们的旅行带来和睦与宁静,相比之下,那些麻烦就相形见细了。

在喀什噶尔,最难的要算找厨师。“可敬”的奴尔汗(NurKhan)跟着我们越过了兴都库什山脉和帕米尔高原,可他属于印度北部兵营中怪异的罕萨玛(Khansama)那种类型的人。在白沙瓦,我是不得已才雇了他。再说,他的体力显然不能支撑长途旅行的劳累,做的饭菜也经常让人难以消化,哪怕是最简单的饭菜也做得很糟糕。他顽固地认为,他之所以做不好饭是由于我们缺乏举行烹调仪式的办法和手段,而根据印度军营的命令,那种仪式是正统的罕萨玛必须要做的事情。我无法满足奴尔汗这个要求,恰好因为马继业夫妇缺少一个合格的厨师,他们装备齐全的厨房也只能是马继业先生亲自下厨,所以,我倒乐意把奴尔汗留在喀什囑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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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照看骆驼的哈桑阿訇


唯一可以替代奴尔汗的只有克什米尔人拉姆攒(Ramzan)。他年轻聪明,但不讨人喜欢。几年前,他曾和一队欧洲人来过新疆。在给瑞典传教士服务期间,凭着克什米尔人天生的多才多艺,他掌握了西方烹饪的实践技能,这足以满足我的需要。我经常去克什米尔地区,和克什米尔人有着长期的交往,我却总不愿意仅仅为了满足我个人欲望,而去窟用一个克什米尔人。克什米尔人普遍轻浮易变,脾气暴躁,天生不爱干净。在喀什噶尔,想到旅程的艰难困苦,他心惊胆战,不止一次地想打退堂鼓。在上次探险中,每个队员都从戈壁(Gobi)安全归来,现在,参加上次探险活动的队员热切希望参加这次沙漠之行,恐怕是这些人的事迹鼓舞了他,或许抱着一旦忍受不了,就中途逃脱的幻想,也许是为了可观的收入,拉姆攒最后还是留了下来。就我个人而言,我坚决要求他遵守合同,无论走到哪里都要遵守,并确保他能烹饪出可口的饭菜。合同的的确确履行到了最后,但他所带来的烦心事,现在我想都想不完。

其实,我熟悉的人中还有一个人选,他就是我过去的厨师突厥人萨迪克阿匐(SadakAkhun)。看在旧日情分和他娴熟的烹饪技艺的份儿上,我本来应该再次聘他作我的厨师。然而,他养成了有害癖好,变得经常焦灼不安,难以胜任这项任务。他抽大麻,在塔克拉玛干时,他就常常因此心神不宁。1901年在奥什(Osh)分别后,他的烟瘾越来越大。后来,他在俄国工作了一段时间,精神状况并没有好转,却开了一家鸦片铺,这可让他过足了烟瘾。他面容憔悴,目光呆滞,身体健康每况愈下。因而,他几乎没有希望再一次完成沙漠之行,要么让他狠狠地抽,要么有一点刺激就变得狂躁,如果那样,在沙漠里我怎么可能有办法管理呢?

尼雅孜(Niaz)是我以前的中文翻译,他的情况与萨迪克阿笥大同小异。他是个回族(Tungan,也称作东干——译者)人,谈吐幽默诙谐。我一到达喀什噶尔,他就来找我,想再次充当我的中文翻译。我还清楚记得上次沙漠之行中,一旦我一眼瞧不见,他就去赌博或蓄意敲诈勒索别人,给我惹了不少麻烦。不出我所料,在和田新婚后,他已经完全把自己给毁了,很早便加入所谓的克麻孜巴兹(Kamarbaz,即“专门赌博组织”),这种行会在新疆的每个市镇都有。再次雇用他只会给我带来更多麻烦,所以我只能慷慨地送他一块银币,聊表安慰。当然,不久,他就拿这块银币去赌博,用一句古老的印度俗语讲是“为,赌神’而牺牲”。本地一位中国官员把阿合买提阿笥(AhmadAkhun)推荐给我,他是喀什鳴尔人,会讲汉语,虽然不如麻烦不断的尼雅孜那样聪明和能干,但却谨慎可靠。

然而,最最重要的任务莫过于找到一个合格的中文秘书。为了完成探险任务,得到中国学者的帮助成了第一要务。此前,我的大部分活动都在印度,难得闲暇,我没时间来认真学习中文,以增加点语文知识,虽然我明白中文对我是何等的重要。这次探险,准备向东走得更远深入到中国版图,中文知识的缺乏成了我的一块心病。远在我启程以前,我就告诉对我最有帮助的朋友——马继业先生,让他帮我寻觅一位得力的中国助手,但我知道找到符合我特别要求的人绝非易事。

为了从中国文献和遗迹中寻找可能的线索,我必须找到一个训练有素的学者。为了尽快掌握汉语初级口语、利用在山上或营地可以腾出的时间充分锻炼所学的有限汉语,找到至少熟悉突厥语或其他语言作为我们之间交流中介的老师就显得重要To最后还有f条件,这个人必须愿意且身体足够强壮,能经受旅途的艰难困苦,但这片新领土(NewDominion,指新疆——译者)是个流放之地,具有一定学术

造诣的人少之又少。那些师爷们(Ssti-yehs)大都居住在舒适的衙门里,期待着升官晋爵,谁也不愿意抛弃官府豪华的生活,他们中有人有望成为官员,飞黄腾达。

我到达喀什噶尔时,马继业先生告知我他已经找到了可能的人选,我既惊奇又高兴。这个人是英国领事馆中中国职员(Munshi,也译为“门士”,专门负责与外界交涉——译者)的朋友,马继业在莎车(Yarkand)时就听说过有关他的情况。我们马上写了一封书信,让他亲自前来。1。天后,他如约而至。此人名叫蒋孝琬(YinMaChiang),或称其官衔“蒋师爷”(ChiangSsii-yeh)。他举止落落大方,看上去真诚和蔼,通情达理。作为公务员,每月(mensem)收入达50两银子,约合120卢比,乍一看,这是个不小的数目,但鉴于中国官员在边远地区报酬都很高,所以,50两也就不足为奇了。

见到我们,蒋师爷显得很兴奋,看上去已经为戈壁之行做好准备。他长着圆圆的脸庞,笑容可掬,步伐轻捷,个子不大却很健壮,这让我相信,即使面临艰难的长途跋涉和艰苦的沙漠营地,他也知道如何生存下来。马继业先生对中国人有深刻的了解,以其罕见的洞察力可以大体看出一个人的品质。他认为蒋师爷聪明、坦率,有朝一日可以接任英国领事馆的师爷。毫无疑问,这个升迁的希望诱使我这个中国助手和顾问对我忠心耿耿,当然这没有明说,只能私下里暗示给他。

虽然在这里住了17年之久,但他掌握的突厥语非常有限,刚开始,他讲的突厥语听起来和汉语差不多一样难懂。由于中国人的口腔结构不同,难以发出突厥语的辅音组,也不会利用突厥语复杂的词尾变化,所以,他们发音时经常省音和变音,于是这里又岀现了一种奇怪的方言。不过,我们不久就能互相猜岀对方的意思。见面几个小时以后,蒋师爷就正式加入探险队,忙着帮我核查样稿中的中文名字。蒋师爷研究汉学多年,我则对梵语比较了解,我们有着共同的学术兴趣。若要是在克什米尔,我就能和博学的蒋师爷一起相互交流,那该多好啊!

在日常旅行的频繁交往中,不久,我就发现蒋师爷不仅是位优秀的老师和秘书,而且有工作热忱,为了我的科学研究甘愿面对任何困难,能得到蒋师爷确实是件幸事,我得好好谢谢马继业先生,感谢他这个深思熟虑的选择。在长途行军中,晚上早早搭好帐篷,利用睡觉前的空余时间,他就给我上课,而且,他性格爽朗,好说健谈,讲得蛮有趣味,而在过去漫长的登山途中,我只有自个儿枯燥地学习。当他教会我最基本的中文口语后,在以后几个月漫长孤独的旅程和考察中,蒋师爷就成了我一大快乐的源泉。

蒋师爷做事小心谨慎,举止文明礼貌,遇事机智老练,我打开始就确信他不仅是个忠心耿耿的助手,还是个绅士和真诚的伙伴。很快,以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所特有的深厚的历史学知识,他做起考古工作就像鸭子下水一般轻而易举。他对历史很有学术兴趣,对现在的人和事也有着敏锐的洞察力,不时做出幽默的评论,使劳累的工作变得轻松起来。不过,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我才确信不疑他体质十分好,心胸豁达乐观,能忍受住任何不适和艰难的生活。我对此一直感到惊奇,后来,每当回忆起我们在一起工作的这段时光时,我就纳闷儿哪些特质使他如此卓越(也许是早产之故)?总而言之,我十分感激这位优秀的中国伙伴。

赢得中国地方政府对这次新的探险活动的支持也是我在喀什噶尔要做的重要工作之一。以马继业先生的个人影响力,他领导的机构的帮助在这个方面具有重大作用。新疆行政机构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扯皮”、“踢皮球”,我的中国官员朋友现在都不在台上,不过,上次在和田的考古成果对赢得支持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在喀什噶尔的头几天,我就拜访了中国官员,和道台(Tao-t'ai)及其他地方官员建立了联系。与往常一样,我皆由马继业先生陪同,所以在衙门里没有丝毫的拘束之感。

上一任道台和蔼可亲,学识渊博。在5年前的那次沙漠之行中,他就对我追寻玄奘——我的守护神的足迹表示了善意的关注,但是,在我们分别后1年,他就去世了。他的继任者显然更会享受生活,但不像老道台那样愿意积极提供帮助。我第一次拜访他时,他和我愉快地共进午餐,参加的还有外贸事务负责人。尽管这只是一顿非正式宴会,却上了约18道菜,每道菜都制作精良,营养丰富。我原以为因习惯了简单的饭菜,还吃不消这些东西,结果证明这种担心是没有道理的。有燕窝,从中国内地运来的冻鱼和水果,还有其他昂贵的美味食品。这位道台知道如何聚敛钱财,据最可靠的消息,他今年已通过罕萨和印度给他在中国内地的家人汇去了价值100万卢布的金子;因此,他挥霍起钱财,眼睛都不眨一眨,并以此向人炫耀,让^人看看他的生活是多么奢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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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师爷,我的中文秘书和助手


餐桌上,我第一次意识到,新疆的中国官员对西方尤其是俄罗斯的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离开这里才短短几年,可风俗和输入商品都有了变化。进餐时用洁净的餐巾,熨得平平整整,取代了原来的湿热毛巾。我这人有点保守,所以当看到桌子上白布时(过去,白色在中国的一切节庆场合都是禁忌的),我吃惊不小。进餐的人刀叉使用得非常熟练,筷子成了摆设,以示对古老传统的尊重。这些变化虽小,但对中国改良运动的意义非同小可,俄日战争(Russo-JapaneseWar)则对改良运动起了館的推动作用。菜肴仍完全是中国式的,但马继业先生承认,就连他也搞不清某些菜到底是何物。

虽然有种种不利因素,拖延了沙漠之行,但我仍加快了准备工作,定于6月23日启程南行。6月21日正值夏至,为了参观我上次中亚之行错过的一处遗迹,我不顾天气炎热,去了位于喀什噶尔绿洲北部边缘以外的这处古迹。可能因为居住在喀什噶尔的欧洲人对这处古迹不太熟悉,他们从来没有向我提到过这个叫作“玉其买尔万“(Och-merwan,今名为“三仙洞“一译者),意即“三扇窗“的遗址。离开其尼巴格,沿着通往阿图什山谷(ArtushValley)和翻越天山山口的大路,到了一个叫做“恰马里克萨依”(ChamalikSai)的荒凉砾石平原,平原位于阿图什河的右岸,我们要找的遗迹就坐落在平原之上。佛塔由大块的土坯垒成,大部分结构已经坍塌。它建在低矮的黄土墩上,高约32英尺,也许正是由于风蚀降低了附近周围地的高度,这座佛塔才得以存在。宽阔的河床几乎干涸了,河床以外以及排列在河床南面的出口处是寸草不生的小山丘,山丘摩擦得非常平滑,这充分证明了沙漠之风的强大威力,即使在如此靠近大片耕作区的地方也概莫能外。

土坯表面遭风蚀特别严重,其中圆顶和基部的土坯与6年前我在喀什噶尔东北的莫尔梯木佛塔(theMauriTimStupa)见到的土坯已根本不成比例了。但根据土坯的尺寸大小和佛塔的建筑结构,基本可以断定这两座佛塔大致属于同一时期。这座佛塔足以说明,围着西北边不远的、两座不规则的长方形小城堡的城墙也是前伊斯兰教时期的建筑,本地人称之为“可汗沙尔”(Khakanning-shahri),意思是“大汗之城”。这段城墙建于狭窄的黏土砾石山脊顶上,高约40英尺,高出南部平原则不止40英尺,土石冈延伸到平原的北端突然中断,那里断崖陡峭,形成天然的防御屏障。城墙已经倾颓不堪,也用土坯砌成,其大小和佛塔的土坯基本一样,长15英寸,宽12英寸,厚约4英寸。城墙宽度从3~5英尺不等。这里地表缺乏起保护作用的流沙层,加之地处大盆地的西北边缘,城墙又有一定的坡度,经常受到狂风沙的冲刷,所以,没有留下值得发掘的遗迹,也没有多大指望发现一些有价值的遗物,比如说文书之类的东西。

不顾烈日的炙烤,用平面测量仪测完废墟之后,我骑马向西北的阿图什方向跑去。路的左边是长长的砂岩阶地,阶地之下是平坦的河床,河床之上是几乎垂直面立的岩壁。阶梯底部形成堆满岩屑的岩坡,岩坡顶端之上约50英尺处有一块岩石凿了3个石窟,3个石窟成一条线排列,高悬在阶地边缘以下,它们被称作“玉其买尔万”。石窟的门凿得很精细,凹得比较浅,门壁略微有点倾斜,看上去大约有8英尺高、6英尺宽。在中间那个较浅的石窟里,我很容易辨认出了里面端坐的是一尊佛像,头部被彩绘,有发髻和光轮,马继业先生可能是第一个注意到这一点的人。

两侧的石窟看上去要比中间的深得多,表明后面有通道与之相连,可以绕着中央石窟中佛像右绕(Pradakshina)礼拜。在3个石窟下面,石壁上有规律地凿出了一些方形孔,以用来支撑出入这座小石窟寺庙所需的脚手架。我想从断崖上放下一根绳子,拽着绳子攀上石窟,结果证明是不可能的。我来不及临时编一个软梯,最先造访这些石窟的哥萨克人曾经使用过这种方法。去年秋天,德国考古队来到喀什噶尔,他们已经对这些洞窟进行了考察,所以,我只需用望远镜观察就可以了。

晚上的归程是令人愉快的。还没到达绿洲地带,不时碰见一队队从喀什嗚尔巴扎回来的村民,炎热的灰色平原增添了几分生机。一进入灌溉区,各种感官都兴奋了起来,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满目是亮丽的色彩,周围的世界充满了活力。骑马走在大自杨树的树阴下,弯弯曲曲的大路旁长着桑树,望着广阔的黄色的成熟的庄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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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图什河右岸的哈坎弄沙尔戍堡遗址


深绿色的果园和夕阳下闪闪发光的废弃伊斯兰教墓地的圆顶点缀其间。村民骑着马和驴,高兴地往家走,人流滚滚,前不见头,后不见尾,路上黄土达几英尺深,黄土土质松软,车辆深深地陷了进去,道路简直成了给车辆特别发掘的沟渠。早上,吃苦耐劳、个头矮小的马和毛驴要给主人把很重的农产品驮到市集上,新疆人是能不走路就不走路;晚上,回家对牲口来说可是件喜事,因为驮的东西要比早上轻多了。

每逢集市是展示漂亮服装的好机会,所以,大部分赶集的农民(尤其是女士)不会失去这么好的表现机会,穿上好看的衣服,这从T侧面说明本地经济的繁荣。

喀什噶尔妇人喜欢穿鲜红色的宽松长袍,戴暗色、尖尖的毛皮帽子,全身搭配得既秀丽又端庄。但是,我禁不住同情起她们,这么大热的天还带着毛皮帽子。孩子们的感受显然跟我一样,我们每过一处沟渠,总见到孩子们在深褐色的水中嬉戏玩耍。

在俄罗斯领事馆的路上,我们曾在这个水磨河涉水而过。这条河夜间涨水,形成一大片红棕色的区域。有人过河,有人洗澡,呈现出一幅快活的画面。在喀什噶尔待了二十几天,就数那天晚上最多彩绚丽。夜幕降临后,我和马继业夫妇坐在其尼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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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喀什嚐尔途中见到的清真寺和伊斯兰教墓地


格阶梯状的屋顶上共进晚餐,凉风习习,天籁寂静,好不舒适宜人!

那天晚上是我和马继业先生共度的最后一个良宵。他说我是和喀什厲尔旧时代有缘的最后一人,我们对不久就要开始的探险活动并没有想得太多。虽然喀什厲尔和俄国中亚地区的贸易迅速发展,本地经济获得了很大的提高,但它的市貌和本地居民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可是这里欧洲人的组成已经完全改变了。当马继业先生第一次来这里考察印度古迹的时候,这里只有年迈的亨德里克斯神父(FatherHendricks),喀什囑尔欧洲人的联系工作基本由他一人负责。

大约18年以前,和蔼可亲的“阿贝”(“Abbe”,“神父”之意一译者)老人偶然来到喀什厲尔,发现这里环境宁静,人际关系融洽,于是便留了下来。然而,半年以后,他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他的朋友和拥护者很快意识到,癌症正在吞噬着他的生命。然而,这位身穿半中式服装的神父,每天仍然不懈地给英国人、俄国人、瑞典人和中国人布道,从不厚此薄彼。可能因为习惯使然,也许是因为非常喜欢与人交流,他不辞劳苦,来到其尼巴格。虽然年迈体弱,却很有活力,可以说是喀什厲尔的T“活报纸”。

但是,我们谁也没意识到这一切行将结束。在我离开的前几天,马继业夫妇一直没有见到神父熟悉的身影。于是,6月22日上午,马继业先生去位于城内离“水门”(“WaterGate”)不远“阿贝”神父简陋的住处,发现神父已经离开了人世,看上去像是患了神经性中风。他一个人孤苦伶仃地,住在濒临倒塌的破房中,固执地拒绝一切护理和帮助,所以,他死时没有一个人在身边。神父可怜地离去了,就连他最好的朋友也无法理解他为什么这样做。在喀什囑尔,没有人知道任何有关他的家庭和亲属的确凿信息,仅仅知道他生于荷兰,在满洲(Manchuria)的天主教教区工作了几年以后来到新疆。俄罗斯总领事是神父最老的朋友和拥护者,经与马继业先生协商后,总领事先生负责神父的丧葬工作,这在喀什嘎尔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这里欧洲的传统仍很浓郁,可欧洲丧葬规矩所需的东西少之又少。

6月23日,天气非常炎热,我差一点被迫取消行程,但参加完神父的葬礼以后,我们还是出发了。天亮之后,我们忙着收拾行李,并和工匠等民工人员结了账。随后,我跟马继业先生一道前去参加葬礼,我们在木工店里找到了科罗克洛夫先生及他带领的一些官员,棺木马上就要准备好了。棺木本来应该在昨天完成,但活人的鞭策和死人的请求皆不能对喀什厲尔木匠根深蒂固的惰性产生任何作用。所以,生性善良的领事先生也无计可施,只好亲自坐镇监督,以确保棺木能够做完。我们在木工店里苦苦等了几个小时,不久,我们觉得里面的空气令人窒息,于是我们到了邻近萨拉依(Sarai)的凉棚里,谈起这段不平常的生活现在结束了,心情平静如水,未来还有很多任务需要完成。每隔一会儿,我们就回木工店看看,俄罗斯官员吃起了便餐(他们肯定很饿),在棺木旁抽着烟。在几个健壮的哥萨克人的帮助下,棺木快要做好了。它仿佛一幅用明暗对比法画成的图画,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快到中午时,棺木终于做好了。从喀什囑尔的欧洲人居住区到神父简陋的住处,中间要经过尘土飞扬的狭窄小巷。作为表达慈善宽厚之意,中国官员把这所破旧的房子拨给了亨德里克斯神父,允许他在此居住多年。现在,神父的遗体孤独地躺在紧锁的房子里,但一位中国鞋匠(受神父教化的皈依者)在房里忠诚地为神父守灵,可怜的“阿贝”居住的两间房屋又暗又脏。书本、地图、各种各样的旧公文以及日常的家庭用具,连同酿造喀什厲尔酒所需的工具横七竖丿佻堆在一起。屋内有一简陋的神坛,是他一个人做弥撒的地方,神坛不远是一扇敞开的活板门,通向一个挖得粗糙的洞穴,这是他酿造和做试验的地方,神父平日除了布道以外,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酿酒。

经过10多个春秋,破旧不堪的房屋覆盖了层层尘土,我不会轻易地忘记它。它就像海边的一1岩洞,翻滚的海浪把遥远海岸奇异的岩屑带到岩洞,储存了起来。

由于长期间患病,神父的身体已萎缩变小。几个哥萨克人怀着崇敬的心情,把他抬进棺材,这时,我想起了神父生前的生活处境,这种处境忠实地反映了他的精神世界。的确,他学识渊博,见过各种人,去了很多地方,但如何有条有理地运用这些学识,就好比在这个乱糟糟的房屋里迅速找到一样东西那样困难。人际交往只能反映出神父有一颗像孩子那样善良的心,对他偶然相识的人热情相待。

从沃尔诺耶(Vemoye)来的奥伦堡哥萨克人人高马大,抬着棺材,慢慢地向前走,领事馆士兵走在前面,后面则是参加葬礼的队伍。大家脱下帽子,以示敬意。一小块俄国人的公墓大约在1英里之外,位于一条河与其尼巴格之间,神父的墓穴算是欧洲人在喀什厲尔所能提供的最大墓地了。晌午的太阳依然炙烤着大地,在某些方面,俄罗斯人在中亚显然要比欧洲人在印度更适应当地的气候。

抬棺材的士兵脸色红润,头发金黄,大部分人都具有东欧斯拉夫人农民所具有的特征,看到这些,我心里觉得欣慰。快要到公墓时,他们唱起了圣歌,韵律十分优美(俄国音乐正是因这种旋律而魅力无穷)。根据希腊教(theGreekChurch),圣歌要由堂区主管神父来朗诵,但这里哪能有主管神父呢?所以便由这些人唱起了圣歌。在神圣的墓地,信仰东正教的俄罗斯人不许瑞典传教士施行任何宗教活动,那样无疑会招致哥萨克人的反对。瑞典人参加葬礼仪式都是领事先生特批的。因此,我们不能说些什么,只能走在肃穆中向这位辛苦劳累、四处流浪的神父告别。不久,马继业先生将在其坟前为他立起一块墓碑。



第十一章


去莎车和叶城的途中



6月23日下午早些时候,我离开了马继业夫妇和其尼巴格,启程前往莎车,它是此次漫长东南之行的第一站。我最后看了一眼园子里炙热的阶地和整洁的白杨林阴道,心中并没有感到遗憾。我不能确定这次探险归来后,是否还再次光临喀什噶尔;毕竟,在中亚这样的生活和工作状况下,两年的光阴也不算短了。尽管我整天忙个不停,但由于马继业夫妇的热情好客和无微不至的照顾,我在喀什噶尔的这段时光休整得依然很好。与他们说再见时,我感觉好像要和最后的联络处告别一样,在以后几年里就靠他们帮我同远在欧洲的朋友联系了。

我伯沿大路而行,5天之后到达莎车,其中部分路段我在1900-1901年曾经走过,而且与那次探险活动一样,我骑的仍是从依格孜亚尔购得的马。然而,这次与上次有一点明显不同。第一段行程是从喀什噶尔到亚普泉,花了我们大半个下午和一个晚上,天气异常闷热,考虑到人和牲畜的承受能力,我意识到我们必须主要在晚上赶路。在白天,躲在像我的这样小的帐篷里避热是不可能的。上次探险活动中,我常在安静凉爽的园林里扎营,但现在我必须放弃这种想法,而去寻找更加坚实的避阳之地

路上有中国官方的休息场所,即公馆(Kung-Kuan),很宽敞,足够我们所有人住下。尽管事先通过官方打过招呼,但这里依然很脏,加之已经住了喜好盘根问底的中国监护人员和其他行人,难得一刻宁静,更别提个人隐私了。这些公馆都是根据衙门的规划建造的,首要的任务是为来往的中国官员提供住宿。公馆有内外两院,中间被典型的双扇门隔开,只有少数重要显赫的官员才能从这两扇门进入内院,一般的人则须从旁门通过。正房3间,根据中国的传统,正房面南背北,朝向大门,却也因此处于太阳的暴晒之下。宽敞的院子里还好,有树阴,我的骆驼就拴在了树阴下。

在英吉沙休息场所待了一天,校对书稿。天气极其炎热,我更愿意找一户富有人家,以避炎热。我吃了一惊,这里的人家远比印度相似条件下人家住的环境舒适得多。在克孜勒(Kizil),我愉快地回忆起上次访问这里的情景,找到了我在百户长(Yuz-bashi)的住处,他家的果园在1900年9月为我提供了一块良好的宿营地。现在,果树上挂满了即将成熟的杏儿,白色和黑色桑募儿散落一地,桑甚儿的个儿还挺大。空气的温度仍很高,树阴下达105华氏度,睡在室外,到午夜时分还吸不到一丝凉气。所幸的是,第二天上午,天空布满了云彩,空气中弥漫着黄色的烟雾。在上午9点以前,我们走了大约24英里,穿过了莎车绿洲北部边缘多石荒凉的科克罗巴特(Kok-mbat)平原。瞥一眼绿色的田野,心里感到了一丝轻松。一整天,我都在一户村民家的凉廊(屋顶为泥土所覆盖)下校对书稿。期间,初期的沙暴送来了阵阵凉风,接着下了几分钟的雨,只不过雨太小,空气中仍然悬浮着尘土,但在这样T严重干旱的地方,有这点雨人们就已经感激不尽了。

6月26日,我们到达莎车城。这段行程很是愉快,出乎了我们的预料。在凌晨2点钟出发前,又下了一点雨,空气清新了。太阳升起时,绵延不绝的慕士塔格阿塔雪山清晰地展现在眼前。不久,穿过了叫做喀拉库木(Kara-kum)的广阔地带,这原本是已故的精力充沛的按办刘大人(LiuDa-jen)所新建的一条水道,但现在又被沙尘掩盖。5年前,我经过这里的时候,拓荒者正忙着推平土坡,拦断引水的渠道(即Arik)。那时,除了开发较早的几处地方外,其他地方还都没有播种。而现在,目光所至都是一片嫩绿。令我感到惊奇的是,除了分布各处的一片片棉花和苜蓿地外,精耕细作的梯田及河道的两岸长满了郁郁葱葱的杂草。

我的莎车随从帮我解决了这个疑惑,向我解释了其中的缘由。新开凿的水道带来的河水使大部分低地的盐分渗透到地表上来。按办好心地强迫拓荒者认领土地,第一茬庄稼没种成,拓荒者就卷铺盖回家了,虽然他们知道盐性持续不了几年。耕种五六年之后,甚至任土地滋生杂草和灌木,地面的盐性就会耗尽;其实,这些田地现在正需有>1«种。

在每个人口稀少的地区,人们大都过着悠闲自在的生活,除非有持续不断的行政压力,垦荒的努力就难以坚持下去。在现行的中国行政制度下,官员不断更换,想把垦荒坚持下来是很难的。刘大人开凿了新水道,通过个人的努力来拓殖荒地,但他离去莎车按办一职已经5年多了,其继任者认为继续垦荒对他们升官发财并无任何益处,所以这项工作就搁置了下来,为减轻不断增长的人口压力而开垦的土地很快便废弃了。

同时,野生植物和灌木在肥沃的处女地或者说冲积扇上迅速生长,路边出现了新疆道路边少有的景色。这个地区只有耕地和菜园才能有灌溉的条件,可我从未在类似地区见到过这样的景象。这里花团锦簇,野草丰茂。过去流动的沙丘被固定不动了,长满了亮绿色的芦苇,蔵蕤繁茂,这种植物生命力强,沙漠边缘地带就有生长。条条水渠形成大水塘,由于没人清理,水塘上盖了一层厚厚的水生植物。各处的菜园的菜长势喜人。定居者栽的幼树茁壮成长,这些树本来是划分地界的,但田地已经抛弃了。路边的白杨和柳树的树龄只有三四年,却已是绿树成荫;若要在旁遮普不太肥沃的土壤里,同样的树要长成这个样子至少要花费10年时间,甚至更长时间。奈克·拉姆·辛格是这方面的权威,对树木的认识是有木匠一般锐利的眼光。

在离莎车更近的时候,我们经过了几英里地势稍高的地带,也有新水道灌溉。也许由于刘大人的努力,垦殖初期困难已经变小,或者被人们以更大的精力所克服。这里房屋宽敞舒适,木工活做得很精细,新建了整洁的萨拉依,这使我想起耶拉木(Jhelam)和其那普(Chinab)大水渠边开垦的土地。在过去20年里,耶拉木和其那普完全改变了旁遮普西部地区的农业状况。如果有一位掌握现代技术的灌溉工程师,按照他自己的意图自由发挥,并在一个西方政府的支持之下,那么,尽管气候如此干燥,塔里木盆地也将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和发展!

我又一次从比吉尔(Bigil)桥越过宽大的欧帕达里雅(OpaDarya),这是条古老的灌溉水渠,而现在已经有莎车河那样宽。一个身材魁梧的人从桥头骑马慢跑过来,见到我急忙下马。他就是诚实的提拉巴依(TilaBai,巴达哈商人后裔),系我上次探险队中最优秀的成员。为了摆脱小地主的枯燥生活,寻求更加刺激的探险生活,他接受我的邀请,沿莎车河上行,来参加这次探险队。他肯定不断感受到了沙漠的召唤。见到了他,我松了口气。他身材高大,步态轻盈,有时坦率无忌,我相信他勇敢坚强,绝对可靠。而且,他是马匹方面的行家里手,会把我的马匹照看得很好。

在莎车城外大约4英里,沿大道建有一处砖砌成的方形塔(即“炮台”,Pa卜fais),作为里程碑的标志,每10华里(约合2英里)就有一座炮台,以潘迪特·布塔·玛尔(PanditButhaMai)为首的在莎车的全体印度人到此隆重欢迎我。这次来的都是可敬、勤奋的商人,没有高利贷商人,大部分来自霍夏尔普(Hoshiarpur),印度和英国通过喀拉库拉木(Kara-Koram)大部分出口贸易都是由他们进行的。就像1900年,一大队人马带我去尼雅孜·哈克木·伯克(NiazHakimBeg)的乡下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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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吉尔(Bigil,位于莎车)的印度商人为我举行的欢迎仪式


所一样,这次欢迎我的也是一大队人马,声势浩浩荡荡。我知道他们已经给我准备好了宽敞凉爽的休息地,所以当忠心耿耿的旁遮普人充分利用这个机会,绕道而行,穿过一个又一个大的集市时,我并不介意。在这个繁荣的贸易中心,他们显然想借我们这些欧洲人炫耀,而且见到的人越多越好。

我发现莎车郊区比以前更绿了,长满茂盛的白杨和榆树,说明这里的气候比喀什鳴尔的气候要好。我仍住在以前曾经住过的莎车其尼巴格,这里风光依旧。很长时间以来,我就常常回忆起这里宽敞的大厅,令人高兴的是这里的一切都一如既往。

每个主要房间里都铺着和田的地毯,我感觉好像又回到了自己的老房子一样。还像以前那样,房屋的主人、尼雅孜·哈克木·伯克的儿子对我毕恭毕敬,却不愿见生人。

我唯一的遗憾是,由于经济上的困难,他被迫将荒废的旧花园改造成了单调乏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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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城渠边的巴扎


小麦地,但仍有高大的果树和高高的隔离墙。

我住的地方很气派,凉爽宜人,可敬的阿克萨喀勒(长老)潘迪特·布塔·玛尔关照得无微不至,所以,我可以好好利用待在莎车的这4天时间。经过多次试马和讨价还价,我们又买了一些马匹,其中一匹是具有巴达哈商马血统的红棕色的小骏马,作为我的坐骑。它忍耐力好,能够走最崎岖的路,已经习惯了没有牧草的沙漠生活,这正是我所期望的。尽管它不太合群,比不上小狗与我更加亲密,有时候还不情愿让我骑在身上,但这匹马仍然成为了我的生活伴侣。或许因为欧洲人比喀什噶尔人更爱劳动,或许因为莎车伙食不好,我们又招募裁缝、锡匠等。对位于南方的塔什库尔干河和英吉沙附近的喀拉塔什河(Kara-tashRiver)之间慕士塔格山脉(MuztaghRange)的东部支脉进行了测量之后,勘测员拉姆·辛格赶上了我们。经过艰难行程和测量之后,设备需要大修了。

蒋师爷学识渊博,性情和蔼。他长期在衙门里供职,有很多朋友,与本地人有着各种各样的联系,这几天他忙得不亦乐乎,与朋友们辞行。流放新疆的中国大小官员习惯于出行带上所有家当,蒋师爷想带的行李也非常之多。尽管不便明着说,但我还是说服了他大量减少携带的行李,其中包括他所珍爱的很多书籍,这是证明蒋师爷通情达理的第一件事。我不需掩饰这样一个事实,即随着沙漠探险的顺利进展,他显得更富有经验,进一步减少了行李。另外,我在莎车还给他弄了一个轻巧的印度帐篷,并安上暖和的内壳,以抵御冬天沙漠的严寒。关于旅行的现代化设备对中亚地区的影响,我想说一说一个克什米尔小伙子,他是个裁缝,在我们招募的莎车工匠当中数他最能干,他生于莎车,曾去麦加朝拜,在斯坦布尔(Stambul)居住一年,在那里接受到了专业训练。

我与地位显赫的莎车按办彭大人(PRnDa-jen)进行了友好交谈。这次谈话持续了很长时间,彭大人对历史古迹有浓厚兴趣,谈话很有启发性,使我获益良多。我让他帮我寻找玄奘及其他佛教徒著作中的本地区当时的中国名字,他没多久就回访了我。第二天,他按时来到。在小型餐会上,他向我展示了一套有趣的中国古币,以宋代(公元10T1世纪)钱币为主,是近来在莎车的新城(Yangi-shahr)附近挖地基时发现的。这些古币为说明莎车大致相当于古代莎车(So-chR),中国官方现在仍以莎车(Yarkhand)称呼此地。友好的彭大人设宴招待我和蒋师爷,席间我们并不全谈些考古话题。他告诉我关于他儿子的许多情况。他最喜欢这个儿子,曾把他送到日本留学两年,现在上海附近担任重要的行政职务。当儿子还小时,彭大人就离开了他,爷俩一直到现在都没见过面。虽然相隔千里,但他们通过喀什噶尔的电报保持联系,若要通过中国官方驿站转送信件,那会花费半年甚至更长时间

尽管受过严格的传统教育,按办大人对日本的成功发展充满了敬佩之情,但他好像把日本的成功主要归因于日本有坚固的儒家哲学基础。出于对我的中国守护神——高僧玄奘的尊敬,他并没有明说,从他的话音当中,我可以知道他认为佛教与各色迷信联系太紧密,不值得进行认真的研究,听了这些,我心里有点不快。最令人兴奋的是,我从他这里得知,我在和田的老朋友和支持者潘大人刚调离乌鲁木齐,出任阿克苏(Ak-su)道台(Taot'ai)。这样,罗布泊(Lop-nor)地区就将在他的管辖范围之内,他就可以对我的探险活动有所帮助。所以,潘大人恰在这个时候出任道台,的的确确是个好兆头!

我拜访了瑞典传教士拉奎特先生(Mr.Raquette)。我们在喀什噶尔就认识了,拉奎特夫妇二人现在也来到了莎车。于是,我在晚上拜访他们。穿过了巴扎和老城弯弯曲曲的小巷,树木郁郁葱葱,路过一个又一个水塘,夜间的景色更加迷人,至少看上去挺惬意。莎车流行甲状腺肿大,马可·波罗就曾注意很多莎车(Yarcan)居民患有这种病,这里的水一年大部分时间里都静止不动,所以我怀疑可能水是患病的主要原因。

拉奎特夫妇的房子藏在一条窄巷的尽头,环境安静,内部却像欧洲房子那样整洁,设备齐全,这令我非常惊奇。刚到莎车一年半,这对瑞典夫妇就配备了欧洲家庭所需的简易设施,制作精良的桌子和壁橱,墙上挂着相框,一张桌子上摆满了各种常见的鲜美食品。拉奎特先生与各阶层的人都有交往,受到很多人的尊敬。他正在利用本地的资料,编纂一本突厥语词典。莎车蔬菜相对丰富,有大片的克什米尔人、伯尔蒂(Baltis)人、阿富汗人聚集区,就像在印度的某个城市。周围邻家房子的墙壁围着拉奎特家的小花园,坐在园子里,我感觉就好像和传教士朋友坐在旁遮普地区的某个人家一样。

4天时间显得太短,我抽不出时间去寻找古时中国和新疆地区的艺术制品,这里的很多老住户保存有这种东西,但与过去相比,数量已经明显减少。不过,我还
是觅到了6个精致的阿普塔巴斯(Aptabas)铜器、一些盆子和带柄水壶等,这些东西曾在和田的手工艺品中盛极一时,属于精巧的黄铜工艺的典型遗物。有些账需要算清,我的莎车队员也要和债主理清债务(在莎车,只有欠别人债,人才可能受到尊重),而我的负责管账的人员还没习惯本地复杂的货币汇率;因此,在出发的前夜,我也难得挤出几个小时来休息。

我们眼下的目标是在7月2日天亮前到达叶城,这只需两次行军。我希望顺路参观一下克孜尔加依(Kiziljai)遗址。大约两年之前,在克孜尔加依遗址出土了一批用早期突厥语或回鹘文(Uigur)写成的书卷,有人将之送给了马继业先生。这点遗迹微不足道,但我觉得我应该去考察一下。我只知道它位于莎车河和提孜那甫(Tiznaf)河的东面,除此之外,再不知别的有关其位置的线索。所以,我们只得任由爱发号施令的伯克和欧拉哈斯(Oaroghas)这两天陪同我们,前去离遗址最近的村庄巴格吉格达(Bagh-jigda)。虽然只有16英里,但我并没有因此感到不快。我们缓慢前进,也好,这样我就有时间领略这片肥沃绿洲和通往叶城的道路边土地上的美丽景色,我以前还从未到过这里。

第一天,我们越过灌漑区和莎车河,到了塔塔尔(Tatar)村,莎车河在这里变成宽度仅仅约025英里的小河床。我们住在了本地百户长的绍房子里,我在这里向喀什噶尔寄去本应早就寄出去的大包裹。大片果树连成一片,绿叶成阴,诱人的黄杏和紫杏把杏树给压弯了,不熟的苹果散落了一地。

因为现在正值夏季,我切身体会到了阿依旺(Aiwan)的优点,阿依旺是新疆南部绿洲富人家房屋的重要特征。这是一种方形的中心大厅,称为阿特里木(Atrium)的是“中厅”,屋脊在中心处高高耸起,四壁的高侧墙凿有洞孔。有时,在一边或两边墙的高处安有格子木窗,以透风和透光。因此,在炎热的夏季,阿依旺不仅能够遮阳,而且有微风流动。外院的一两间房子是客厅,被称作梅合曼哈纳(Mihman-Khana,即客厅——译者),艳丽的棉制印花布作为墙裙围在墙上,地上铺着和田地毯,看上去给入以温暖而舒适的感觉。屋顶为泥土砌成,留有小孔,可以通气和透光,而且癥只有通过这屋顶的小孔才能进来,所以即使外面烈日炎炎,屋里仍旧是凉爽宜人。在阿依旺消夏美不胜收,沿墙壁建有平台,很宽,可以在此休息和工作,还可根据太阳的移动来转移自己的位置,以避开日晒。

我居住过的中厅面积大都在30平方英尺到40多平房英尺之间,很是宽敞。这种建筑适应了本地的气候,让人免受夏季炎热的折磨。在以后的考古发掘中,我多次在沙漠中发现了与此完全一样的建筑结构,根据个人经验,我确信那些长眠于地下的人的大部分在世的时候日常生活也都是在阿依旺中度过的。

无论主人多富,绿洲中的现代民居都很少或根本不重视居室的艺术性,墙壁用黏土砌成(如莎车那样)或用涂了灰泥的木材和树枝建成(如和田地区那样),这些民居简朴舒适,弥漫着迷人的空气,如以往一样,这表明这里的人们仍过着闲适的生活。在新疆,一般收入就能使人成为一个巴依。只要有饭吃,有好衣穿,这些贪求物质享乐的人就不会想什么过去、什么现在,更不去管什么将来。

7月2日晚,天下了一阵雨,没有气象站测岀其雨量有多大。伴随着清新的东北微风,我们第二天早上很快到达提孜3S甫河的右岸。途经皮山(Kuma)、汗阿里克(Khan-arik)、玉其科克(och-kok)3个村庄,田野非常肥沃,大路旁的柳树几乎和白杨一样高,令人赏心悦目。提孜那甫河很长一段距离与莎车河平行,在麦盖提(Merket)绿洲附近汇入莎车河。提孜那甫河正发洪水,河里只有1只小船,花了几个小时才把行李运到对岸。河道不宽,约120英尺,流速却很快,约2码/秒,水深从10~15英尺不等。后来,在离此地近1英里的地方,有一处浅滩,驮行李的毛驴可以走过去,但是河底的泥很滑,骆驼走起来不太安全。

离开提孜那甫河,我们来到巴格吉格达,它位于提孜那甫河与东边的沙丘之间的一条窄窄的可耕地地带,沙丘清晰可见。地带长约十一二英里,被归属为一个村,由纳斯尔伯克(NasirBeg)占有。他是莎车一个富有的地主,知情的人告诉我说,他大约有6万英亩的土地,大部分都还没有开垦。穆萨·多哈(MusaDogha)在他家里住处给我提供了一间舒适凉爽的房子,具有作为大地主的土地管家的派头。

7月4日,我们前往回鹘文手稿的发现地一克孜尔加依参观。它处于广阔流沙地带边缘,远离可耕区。上帝看在我考古心切的份儿上,夜里又下了一场雨,雨前刮了轻微的沙尘,空气变得更加凉爽,黄灰色的云彩直到晌午才散去。要不然,我们这20英里的行程会炎热难耐。凌晨4点半,我们出发。此时西边的天空清亮美丽,可以清楚地望见莎车河南面和北面的雪山,虽然雪山和我们之间的直线距离也有足足50英里。

行程头5英里是可耕区,也就是长满芦苇和其他野生植物的大片土地,这些野生植物长潮艮茂盛。这里有大大小小的水渠,覆盖了整个地区,这都是刘大人兴建水利的结果,但是提孜那甫河下游右岸的麦盖提各家却因水源分配发生争执。此地是叶城(Karghalik)、莎车、巴楚(Maral-bashi)三地的交界地带。于是,三地的按办组成一个委员会,决定新凿的巴格吉格代水渠毎3年供水一次。边界上的炮台是巴格吉格代拥有的沙漠地区的界碑。由于分配的水量减少,许多新垦殖的耕地不再那么引人青睐,无人管理,任由河生灌木蔓延滋生。当然,话又说过来,这些灌木对防风固沙起了重要作用,对子孙后代是有益处的,他们将来可能迫于人口压力,不得不再来开垦这片土地。

纳斯尔伯克为了榨油特地栽种了托格拉克(Toghrak,即胡一译者)幼小的灌木丛绵延几英里,这里风景不错,但古迹却很少。我们发现的第一个回鹘文手稿拥有者是巴格吉格代的一个佃户,他说手稿是在一个奇怪的圆锥形沙丘里发现的,沙丘上面长满红柳,这些圆锥形沙丘正是塔克拉玛干边缘地区的典型特征。实际上,
在马继业先生收到手稿时,手稿已经被发现已有10年之久了。手稿原来的所有者称手稿发现时在沙丘中所处的深度很不一致,这一点比较难以解释,因为圆锥形沙丘增大的相对较慢,不可能把同一手稿的不同部分掩埋在相隔几个世纪的沙层中。然而,在新疆,几乎所有发现都没有及时地进一步发掘,唯一可以责备的是收购者。

此地北面2英里、繁茂的托格拉克以外,是克孜尔加依麻扎(Mazar,即伊斯兰教墓地——译者)散落着泥土砌成的房子废墟,仍能看到灌溉水渠、梯田以及类似东西的踪迹,这说明弃耕的时间不会很久。今年早些时候,受发现回鹘文手稿的鼓舞,马继业先生曾来过这个叫做阔依鲁克阿塔(Koilogh-ata)的地方,并让人清扫了其中两间破旧房屋里的垃圾。他唯一的发现是一只皮制拖鞋,确定新疆这类遗物的所处的年代超出了考古学家的研究范畴,除非和其一起发现的还有具备日期的遗物,如货币、古代文献等。

7月5日和60,两次漫长的行军之后,我到了叶城。沿提孜那甫河右岸南行,沙漠边缘凄凉的黄沙出现在视野之内。塔塔尔(Kona-Tatar)村的土地形成一狭长地带,长达17英里,可耕地田块之间的大片空地里长满了繁茂的芦苇和灌木,有时还出现大块的碎石“萨依”(Sai)和荒凉的黄土干草原。我们抵达一个富足的牧场,住的地方已给我们准备好了,我倍感高兴。这片绿洲不大,只有200英亩,看上去经营的不错。梅合曼巴依(MihmanBai)生在这里,长在这里,一直到现在已经年迈,他仍未曾离开过这里。他家有一间精美的阿依旺,外屋不可计数,其中包括一座清真寺,这是家境殷实的农户(Dehkan)人家的典型建筑类型,我不失时机地让奈克·拉姆·辛格绘制了一份平面图。

院子附近有一处果园,果实累累,树枝都给压弯了。在一个树枝上,我数了一数,一码之内就有45个杏子,像小小的橘子闪着琥珀色的光泽,让人垂涎欲滴。果园中心有个方形的凉号,两排白杨罩住了凉亭。凉亭好似壁画中的宴会厅,又好像是夏天里的户外卧室。不远处的清真寺看上去非常惹人喜爱,除西南方向(麦加方向)夕卜,建造精巧的大厅每边都是敞开的,房顶系木制,柱子上雕刻着具有波斯风格的精致图案。

快到叶城了,乡下的景色越来越美。与新疆其他地区的绿洲相比,好像叶城的土质和气候更适宜树木生长。我们依次经过了人口稠密的苏勒堂艾日克(Sultan-arik),肖鲁克(Shorok),达弗达尔(Dafdar)3个村庄,路旁都是白杨、桑树和柳树,而且大部分都很高大,阴凉蔽日。晚上又下了一场雨,藏在云彩之中的山峦吹来习习微风,令人倍感爽快。地面开始变得崎岖不平,地块之间的阶地坡坡出现得愈加频繁,这表明我们快到昆仑山(theKun-lun)山脚了。从伯尔蒂斯坦(Baltistan)和慕士塔格大冰川吹来的潮湿季风经过叶城,叶城的树木之所以繁茂,是不是因为潮湿季风使气候较湿润所致的呢?无论是什么原因,想起第一次走这条路时的各种情景都使我感到特别高兴。我喜欢故地重游,就像拜访老朋友一样,但我也喜爱换行新的牘,而不是重走老路。因而,经过在新的路线上漫长旅途之后,终于找到了在脑海中挥之不去的老朋友,见了面就显得格外亲切了。

离叶城大约3英里远,一大群印度高利贷商人前来迎接我,说明这些精明的锡克普里斯人(Shikaipuris)经营的高利贷行业比以前更繁荣了。1901年以来,从事此行业的商人增加了约30%。这些“夏洛克”(Shylock)式的商人出身于印度底层,即使现在穿上他们最好的衣服,人们依然能感觉到他们身上那种无法言喻的卑微,还有那黏糊糊的尘土。因此,我对他们充满敬意,他们的勤奋和毅力必然会受到人们的尊敬。一看见这些身材细长而又孱弱的锡克普里斯人,我就会想起在英国完全统治印度、给予他们保护以前的12个世纪,他们的祖先不顾穆斯林的藐视和宗教狂热,千里迢迢,来到中亚谋生。

大约在1782年,福斯特(Forster)从孟加拉(Bengal)游历到里海流域(the Caspian)0他发现锡克普里斯人人丁兴旺,显然已在阿富汗全境以至远到阿姆河北部扎下了脚跟。直到近期,他们在布哈拉(Bokhara)和撒马尔罕(Samarkand)大片聚集区还很兴盛。是仅在穆罕默德时期到达以上地区,还是在亚历山大征服古伊朗最北部地区时,这些视钱如命的锡克普里斯人就到了粟特(Sogdiana)了呢?后来,锡克普里斯人正式组成一队,来我的临时住处拜访,其中有一长相古怪的老头,他于20年前从布哈拉来到叶城,一副贪婪的长相,比起突厥人的精明高利贷者有过之而无不及。看到他,我不由产生出上面那个疑问。他携带了很多从布哈拉带来的巴克特里亚(Bactrian)、阿萨息斯(Arsacidian)及其他希腊古币,还有他在布哈拉朋友帮他收集的古币,但大部分都是伪造的,而且老头出价很高,所以我没有买这些古币。

叶城按办去了喀什噶尔,还没有回来,据称他的前任造成财政亏空,他去那里接受质询。不过,这样也好,我就有时间休息一下,因为外务府(theWai-wu-pu)给我颁发新护照是“大人”和“阁下”级别的,所以沿途大小官员都来拜访,为此占用了我不少时间。我住在郊区一座简朴的小房子里,离巴扎和衙门不远,很是方便,忙碌了一天后,可以有个地方好好休息一下。住处主要由一个凉廊组成,廊前是木刻,花园虽小,可风景如画。在花园里,我发现了真正的欧洲花——旱金莲和其他熟悉却不知其名字的花。花园是典型的印度风格,微缩的灌木丛中间有一条长方形惟

我的中文秘书去了衙门一趟,很快把我停留库克牙(Kok-yar)所需的一切手续都办妥了。库克牙海拔约6400英尺,我想在此找到一处凉爽、安静之所,以完成《古代和闻》的校稿工作。在通往喀拉库拉木隘口山区出口的夏季路线,有一个小绿洲,物产丰富,恰能满足我的要求;而且,附近的山区牧草丰足,骆驼和马能够在此养精蓄锐,为将来的艰苦行程做准备。



第十二章


在库克牙



7月7日黎明,我从叶城出发南行。我们在巴扎中穿行,这里的饭馆装饰华丽,还有一座有多彩木刻的清真寺和马德拉斯(Madrash)。也许因为叶城的流水多,大树多,房屋多为木质结构,所以我再次想起克什米尔的某个小镇来。离城近2英里的地方,可耕地就抛在了身后,进入赤裸裸的碎石平原,这是一块从外围山上滚下的碎石形成的巨大冲积扇。路两旁有水渠,其水源来自提孜那甫河和乌夏克巴希(Ushak-bashi)河,沿水渠散落着一块块肥沃的土地,但因太远而看不清。这里本来就很凄凉,加之令人目眩的阴霾,显得更加乏味,不过却有利于用平板仪测量。

我一边行进,一边跟师爷学汉语,我已经非常习惯了这种学习方法。没有别的事情烦心,学习起短语、语法等显得更加容易。师爷不厌其烦地说出一连串汉语,然后用他那种最奇怪的突厥语解释一番,其实,他讲的突厥语几乎跟他讲的汉语一样难以听懂。中文的语音系统深奥难懂,又有可怕的升降调变化,让人捉摸不透,对我这样一个没有音乐细胞的人是难以区分开的。尽管有这些困难,但他言谈活泼,手势富有表现力,语言上有共同的直觉感悟,这些都有助于我的理解。行路途中不必再做案头工作,这样我就有充足的时间学汉语,加上蒋师爷良好的洞察力,我很快便会说不少的汉语对话。可惜,没有汉学家编写一本有关汉语学习发音方法的袖珍图书,蒋师爷又有湖南口音,他教的口语很难在我身边几本书的正统音标系统中找到。我听习惯了他把他深爱的故乡发成“福南”(Fu-nan),过一段时间,我才明白应拼写为“湖南”(Hu-nan),而“钮金”(Bo-jin)是“北京”(Bei-jing,中国北方首府,我们常称为Peking),于是,学习这点中文口语,就好像我和蒋师爷在说“福南”话。

蒋师爷好像完全喜欢上了他的新工作,轻而易举地适应了这种游荡生活,我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值得称赞的是,他总是早早起床,准备好岀发,尤其是逐渐减少了携带的行李。与他作为大人的秘书和辅导老师地位相称,他穿得整整齐齐,深蓝色丝织上衣,经常和赤褐色的上衣换着穿,与他骑马时穿的亮黄色罩衣很是协调搭配。但这种颜色的衣服不耐脏,一碰上灰色的尘土,就很显眼。他高高的马鞍很结实,底座是舒服的大红垫子,宽大的皮制黑色襟翼绣着黄色和绿色的花边,像乌金镶嵌的。每当看到沉重的笼头和大马歡我就替他的那匹马感到难过,这两件古色古香的家伙每个重量均在3磅左右。有时,我把马队中最健壮的那匹黑马给他骑,马匹虽瘦但却保险。他常常在旅行帽子下面放上一块轻巧的蓝色丝布,把辫子固定住,替代藤制凉帽(SolaTopi)之用,以防热气。他用硬纸做成像帽舌一般的东西,不用时可以拿下,涂上各种各样的颜色,给眼睛遮住阳光。

当蒋师爷代表我去衙门拜会时,他总会保持其应有的尊严和派头。他给按办的书信都是用平整的粉红色纸一丝不苟地完成的,并给我留下一份副本。旅途上,他愉快幽默,不计较住所的条件如何。从一开始,我就发现在他身上有我忘记已久的东西一不计较自然条件,又能认真钻研学问。他对印度随从态度和蔼,他们觉得他就像一位绅士。根据切身的体会,这些印度人很快发现这样一个事实:若是印度人作欧洲人的秘书,即使这印度人有用处或很重要,他也不一定受到尊敬和被人以礼相待。

我们在拜什铁列克(Besh-terek)停了下来。这里有间简陋的土屋,路边是一小块耕地,特别是这里有泉水,绿色的芦苇地,看上去顿觉舒服。这儿有一狭小的洞穴,让人不堪忍受,可是,住在帐篷里又太热。于是,干脆睡在粗陋的、泥土搭建的凉亭(作清真寺之用)里。当然,在此之前,我征询了快活的老兰干其(Langarchi,即兰干客栈经营者一~译者),问他这会不会弓I起宗教问题。维吾尔人并不这样认为,他们大都没有狂热的宗教歧视。

同时,我也没忘郑重警告“达什”,它不能跟我一起住在这个阴凉的加马特(Jamat)o这样,我就心安理得了。我~铺好床,这小家伙就跑了进来,钻在它习以为常的地方休息,我对此并没太在意。毕竟,清真寺还收容走失的狗呢。况且,这条狗已陪我走了千里迢迢,是我的亲密伙伴,作为乌鲁克梅合曼(UlughMihman,即“贵宾”)的宠物,享受这点特权,和我一起住在清真寺,谁会介意呢?我不禁想到,在以后的很多场合,有这样一个对比鲜明的现象:教徒们对宗教礼节的不拘小节,却对神殿寺庙极端狂热,比如,有可能必定去麦加朝拜。几乎每个村都有其引以为荣的一两个赴麦加朝圣过的教一吉(Haji)。除了富人之外,其他人不惜耗尽所有的积蓄,经由巴库(Baku)、斯坦布尔(Stambul)和埃及,前去麦加朝圣。这些人一方面狂热地信仰宗教,一方面却极不愿施行先知的教义,这如何叫未来的历史学家和人种史学者相信呢!

余下到库克牙的路程,我们尽可能走平地,哪怕景色更加荒凉。随着海拔的升高,温度越来越低,岀现了布满碎石的冰河,南面最近的小山逐渐透过薄雾,展现在眼前。看见了远处的玉勒艾里克(Ytil-ajik)绿洲之后,我们向从西南延伸而下的山谷出口前进,并在玉鲁克兰干(uriik-langar)见到第一块耕地。莎车商人的大骆驼队正等着攀登喀拉库拉木山口,沿莎车河上游通往喀拉库拉木山口的道路已经对交通工具开放,他们走的正是这条道。又向上走了两英里,到达了绿洲地区,这里是广阔的绿色田野,四周环绕着赤裸裸的黄灰色山峦,景色跟这里凉爽的空气一样宜人。过了果园和分散的农家房屋,我们骑马到了位于库克牙中心地区的小村庄。一个中国的小官吏及其同僚们在此热情地接待了我。这个小官吏奉命守卫这条皺,他的同僚们则守卫从拉斯喀木山谷(theRaskamValley)到罕萨的道路,但他却乐于住在奥坦苏(Otan-su,库克牙最高的小村子)。

后来,有人带我去了恰瓦什伯克(ChavashBeg)家,我的住处就选在了这儿。他家很大,有很多间房屋,柱子上、门柱上、横梁上有很多古老的精美木刻。住处的一边距村里的喧闹处所很近,起初我还害怕噪音会影响我。村里住着一位精神矍铢的老人,他曾经去过麦加朝圣,百户长不在时就由他代替执行公务。在他的带领下,我访问了几户家境殷实的种田人,参观了他们的房屋和园子。我们的队员人数太多,我转悠了一圈,也没能给他们找到合适的住地,但我从中了解了本地民居的建筑风格。无论我们的拜访有多么突然,我们在各处都受到了最友好的接待。

参观了10多户人家舒适的房屋以后,我觉得恰瓦什伯克的房子是最好的,我心里倍感愉快。他家的房子宽敞,算来已经有些年头了,有一百多年的历史,稍加改造就能适应我的需要。这个地区的气候较为凉爽,所以这座宅院没有阿依旺,取而代之以大凉廊,仆人是不允许在凉廊里穿来走去的。于是,不到10分钟把土墙打通了,开辟了一个通向厨房的通道。园子是最安全的地方,这里有成排的果树,几块苜蓿地。房子里黑洞洞的,凉廊早上日头正好晒着,因此我更喜欢待在阴凉的园子里,享受满眼的绿色,即使没有花儿开放,那也称得上是种享受。

库克牙气候相对凉爽,我的住处比较安静,无人打扰。所剩的桌案工作还很重,在库克牙停留了15天,我就15天从早上6点工作到黄昏,才最终完成校稿工作,包括拙著《古代和阑》的各种附录、大约200幅插图的文字说明以及序言部分,并做了副本,寄往牛津,岀版社无私的朋友再不厌其烦地审查这些书稿。收到盛满各种所需资料的公文箱,我心中欣喜不已。

克什米尔和喀罕的高原宛如阿尔卑斯山的风光,环境宁静,我却无缘欣赏这美丽的风光,大量的工作把我累得要命。马和骆驼队就拴在附近,我难得片刻安静。

于是,我把它们赶往山谷里的牧场,距此地约摸一个行程,一来这些动物可以吃好、休息好,二来我也可省点钱。测量员拉姆·辛格在附近地区进行了两天地形测量,一位经验丰富的达罗哈(Darogha)做我的向导,我对位于叶城与和田之间的昆仑主体山脉进行测量。在喀拉喀什河(Kara-kashRiver)大拐弯处内侧的险峻山区有一块不知名的地方,但我最终还是决定不要只身独闯。

费了不少周折,我们才找到了一个可以搭帐篷的地方。园子里的杏树栽得很密,我就把帐篷搭在了杏树下。树木成阴,我可以整天工作而不会感到太热。几乎每天下午,一股强风都会从旷野中吹过来,送来丝丝凉意,可是风停以后几个小时,悬浮的尘土就会落下厚厚的一层。我无法较为完满地解释清楚这些山谷肥沃谷底的黄土是如何积累起来的,飞来的尘土至今还使谷底土层不断增厚。库克牙绿洲内的绿色灌溉带长约4英里,灌溉带两边净是荒凉的黄色山丘,山脚下是宽阔的砾石斜坡,但因为没有湿地和植物,所以每天落在那里的肥沃黄土也就无法保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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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员拉姆·辛格和贾斯旺从科克亚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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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克亚做人体测量的帕赫普山民


我晚上出来散步。没过多久,我就发现这儿的可耕地面积很小,辅之以繁荣的毛毡制造业,才养活了库克牙200户居住分散的人家。这里最宽处不过0.25英里,整个绿洲的交通一条路就全部解决了,路旁栽着繁茂的柳树和白杨。为了看看这里还有没有别的东西,我多次沿着田块之间用来输送水的小艾里克(Arik,即水渠——译者)旁的小路走走,这可苦了蒋师爷。他经常陪我散步,我可以借此边散步边学中文。他穿的是精巧的拖鞋,宽大的长袍,在狭窄的沟渠边、小路上和小麦或燕麦田边浓密的芦苇里走起来很不方便,但他仍是无所顾忌,跟着我一直走下去。但他小心谨慎地暗示我,作为有地位和有文化的人走大路才比较合适。

晚上外岀散步时,我总是找些本地人谈谈话,因此,尽管我白天工作,不岀来见人,但结识的库克牙人越来越多。从我的住处沿山谷向上行走约2.5英里,到达奥坦苏,沿途很多地方散落着舒适的农家房屋。房屋附近都有果树,果树被矮墙围着。几乎每个农户家里都建有凉廊,妇女和孩子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凉廊里度过。卧室里放着一摞摞折叠整齐的毯子、垫子、毛大衣,用以抵御冬天的严寒。库克牙以岀产优良的毛毡而闻名新疆,也正是这一行业的繁荣才使得本地大多数家庭过上了较为舒适的生活。

在奥坦苏,高大的白杨随风摇曳,崎岖的黄色山峦耸立在山谷两侧,二者衬托起来非常好看。村子里的窄道像迷宫一样,杏树和桑树伸岀土墙外,真有点“人在画中游”的味道。奥坦苏人非常热情,他们看到我徒步走着,就连忙把马牵岀来,热情地邀我骑上他们的马。过了一会儿,人们平静下来,我又下马徒步而行(因为我喜欢走路)。奉命驻守拉斯喀木(Raskam)的中国小官吏李大老爷(LiTa-lao-ye)私人寓所就在此地,而且,此公生活得快活优哉,从早到晚不理军务,寂寞难耐。于是,他就邀蒋师爷共进午餐和晚餐。我自己则经常借故不去,不过坦率地说,我却欢迎他给我送些新鲜的蔬菜(这些蔬菜是由李大老爷在叶城的朋友供应的),作为回报,我送他一些小礼物。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整天忙于案头工作,不知不觉园子里的果实已经成熟了。熟透的杏子落在帐篷周围,别看个不大,吃起来却很可口。树上黄紫色的杏子在绿叶的衬映下闪着光泽,煞是好看。我只顾自己工作,以至于没觉到我的岀现使得主人的孩子们失去了往年的口福,直到有一天,我比他们预想的回来的早,发现一大帮孩子正在树上狼吞虎咽地吃果实。从那以后,我安排他们每天打一次杏子。然而,就是这样,只要风一起,仍有杏子落下。不久,我习惯了杏子落在帐篷上的声音,看着杏子轻轻落到苜蓿中,我觉得我就像印度故事中的蛇,精心守护一个宝物,自己却舍不得享用,本来我想参加宴会,却克制住自己的欲望不去。

但是,我在库克牙并非只忙于案头工作。几天的等待之后,一股股的帕赫甫(Pakhpu)人来到了。这些山民居住在提孜那甫河上游,很久以来,我一直对其所属种族的类型和起源很感兴趣。他们在山谷里过着半游牧的生活,拥有5个牧场,山谷距大路很远,所以还没有人对他们进行过考察。多亏达罗哈相助,通过他与在其克苏(Chukshu)帕赫甫的伯克联系,伯克派这些人前来接受测量。起初,他们极其不愿离开他们居住的山谷,把毫无伤害的测量和拍照想成像要他们的命那样可怕。叶城衙门为此发布命令,这显得我有很大的权力。这些人穿过发水的河流,对人类学测量怀有各种恐怖,这里的山谷比起他们家那边的海拔低,相对较热。为了缓和他们的紧张情绪,我热情地宴请了他们,并适当地付给报酬。

他们的体格特征和伊朗所属的帕米尔地区部落的阿尔卑斯人类型非常相像。大部分仪表堂堂,金黄色的眼睛和头发及其他特征清晰表明,他们这种与外界隔离的生活使得他们成为伊朗人祖先的最直接代表。由此看来,古伊朗人在远古时代就扩张至和田,乃至东部更远的地区。

有人称帕赫甫人的语言与众不同,这种说法被证明纯属子虚乌有,或者至少已经成为历史,不论是我提供报酬,还是我以去他们村做进一步的调査相威胁,这些都没有诱使这些帕赫甫受访者承认,他们除了“塔格里克”(Taghlik)即山地突厥语方言之外,对别的语言一无所知。不久,我开始观察他们而部的主要特点及其他特征,他们对此感到非常好笑,正是这些特征把他们与生活在平原绿洲的人区分开来。稍加练习,我就能把混在围观人类学测量的本地村民中的帕赫甫人辨认岀来。后来,又测量了库克牙人。过了一段时间,我把具体测量工作交由我身边的随从来做,他像大多数印度人一样,极其喜欢机械性的工作和填写图表。不大一会儿,测量记录就记了不少,纸片和照片扎了一小捆。

在我确定启程去和田之前两天,终于见到了盼望已久的从喀什鳴尔来的邮差,送来积累下的近一个月的信件。然后,我终于把费尽心血的序言写完了,标志着我的书稿业已付梓,我心满意足。在远方,朋友们不懈地专心工作,仔细审查我的书稿,我十分感激他们!7月24日,骆驼和马从牧场赶了回来,已经解开了两周的行李又重新装进骤子皮箱子,我抽岀时间,举行了一场小茶会,回请在库克牙和奥坦苏的中国朋友。多亏了快活的师爷,在略显单薄的宴会上,他帮助对远道而来的博学之士与陌生的外国人之间的交流,让他们在衙门之外仍有宾客如归之感,我觉得



第十三章


昆仑山脚下



7月25日黎明,我告别了库克牙及其热情好客的人民。前一天晚上,我还惦记着要去向“大老爷”们辞行,谁知他们已在山谷之外的玉吉曼里克兰干(Ujmeliik Langar)农场,设好了告别达斯提汗(Dastarkhan,即宴席一译者),按传统风俗在红毛毡上摆上茶水和鸡蛋,岀了农场就是荒芜的平原。这些中国人生活懒散,原本不会这么早就起床,而今天却特地早起为我送行,因此我对最后受到的善意和礼遇格外感动和高兴。我也祝愿这些“大老爷”们能迅速升官晋爵,当上新疆地区的“府台”(Futai-ship)o

没有走从叶城沿沙漠边缘的大路,我决定走一条鲜为人知的路线去和田。这条路线穿过昆仑山主脉的外围山丘,我可以在那里做一些新的考察。第一段行程较易,景致美丽而富于变化。登上小萨斯坎霍加麻扎(SaskanKhojaMazar)附近、向东走向的大山脊后,眼前出现了玉勒艾里克和乌夏克巴希山谷土质肥沃的出口之地,从喀尔里克达坂(KarlikDawan)周围的雪山上流下了条条小河,沿河两岸是绵延很长的绿洲。我们依次走过了肥沃的玉勒艾里克,罗乌希(Rowush)、亚瓦希(Yawash)、乌夏克巴希(Ushak-bashi),其间是美丽的果园和丰腴的田野,令人赏心悦目。玉勒艾里克及其邻近村子以杏、瓜、核桃而闻名,在海拔约5800英尺的高度,还可以利用大棚栽种葡萄。每个村落外都举行达斯提汗为我接风。我们斜插着向东走,水渠旁都是狭隘的地带,不到1英里宽,因此我们不得不经常中断行程。

在到达乌夏克巴希以前,我穿过了乌鲁克奥斯坦(Ulugh-Ustang)。在乌鲁克奥斯坦,有一条宽约40码的小河,美丽的岩石河床深嵌在冲积扇上,水流得很快。在一小巴扎外,我发现有两家印度锡克普里(ShikaipuriHindu)商号,它们是两年前创办的,看起来生意兴隆,因为以前这里的高利贷还未曾有人开发。穿过林阴的街道,我来到拉依斯阿匐(RaisAkhun)家里。这座乡下的宅子装饰得很漂亮,远离尘嚣,还有一漂亮的大果园。我很快在阿依旺安顿下来,开始工作。阿依旺前空地的中心是盘绕的长藤,沿走廊上的柱子向上爬了近5英尺,花团紧凑,形成一个“空中花园”。显然,主人很有生活品位,爱拾掇家务。我在梅合曼哈纳洗了个澡,换了件衣服。这里墙上井井有条地挂着彩色的花朵饰板,这是离开莎车后我看到的最精美的饰物,屋顶则是漂亮的万字符号(Svastika)标志。

第二天,我们东行约20英里,穿过了光秃秃的碎石萨依,与风光秀丽的乌夏克巴希形成鲜明的对比。这里实在是荒凉得很,若没有山脉南面的外围山丘和高原北部边缘极端荒凉的山脊(我们行走在高原上)清晰的轮廓,连测定平板仪的精确方位都很困难。烟雾太大,看不见南面高高的雪山。我们要在哈桑·布格拉汗(HassanBoghraKhan)小绿洲停留休息,在要到绿洲之前,刮了一场小沙尘暴,附近的山丘盖上了一层尘土。

令我惊奇的是,哈桑·布格拉汗绿洲也非常漂亮。哈桑·布格拉汗是这里那个简朴的孜亚拉特亿iarat,即伊斯兰教圣墓)的名字,只有一间礼拜(Sheikh)用房和两三间偏房,可果园都很大,绿草如茵,还有好看的古木,不愧是宿营的好地方。果园由一条水渠提供灌溉,水渠的水靠克里阳(Kilian)河的夏季的融水供给。在我工作时,以及整个晚上,熟透的杏子不断落到我的帐篷顶上和周围。好几天都好像没人来捡这些果子,显然这个地方的家庭妇女不懂得贮存干果过冬。

天气凉爽,路也好走,我们于7月27日到达克里阳(Kilian)。饱受沙漠的炎热和耀眼光线之后,天空中云彩朵朵,从雪山那边吹来阵阵清风,大家心里感觉好极了。乌云时卷时舒,雪山的高大山峰在云中时隐时现。沿山谷再经过三或四个行程,就能到达克里阳山口(theKilianPass),这是去喀拉喀什(UpperKara-kash)和拉达克(Ladak)的商贸之路(途经喀拉库拉木)的路线之一。爬上山谷出口处宽阔的砾岩山脊,望见了克里阳绿洲,我想如果爬上南边高耸的山口,再看风景会别有一番风味。

克里阳本身就很漂亮:两边是黄色的悬崖峭壁,绿色的田野和果园夹在中间,灰色的山脉成了庄严肃穆的背景。在大绿洲之下,我们涉水约2英里,穿过河流。常年不断的积雪融化给养着这条宽大的河流,水呈灰绿色。我选择一处果园作为宿营地,恰巧碰见正要出发的小商队,他们要去拉达克贩卖大麻脂,一种贵重而又有害的大麻毒品。搭好帐篷,我立即给我在西藏的合作者,驻列城的摩拉维亚传教团(theMoravianMission)博学的弗兰克牧师(ReverendMr.Francke)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将经过最短的路程送到牧师手中,想到这儿我心里很是愉快,虽然这样也要花费四周或更多的时间。商队的首领是个快活的莎车人,体形微胖。当我烦请他一定要把这封信送到收信人手里时,他以一个索迪盖尔(Saudagar,即商人)弓|以为荣的尊严向我保证万无一失。这好像是在很久很久以前,那时没有邮政业务,同远在异地的朋友交往就是通过我现在使用的这种方法来实现的。

由于有很多东西要写,我待在克里阳的这一天忙得不亦乐乎。期间,我只是晚上岀去散了一会儿步。路上积了厚厚的黄土,到克里阳绿洲南部边界绿洲,我数了数,总共约有四五百户人家。第二天,整理完沉甸甸的邮包,我直到中午才向东出发,去赶行李队。果然,这一耽搁出了问题。艰难地走了约17英里,大部分是荒芜的沙丘和从南边荒凉的山丘上滚下来的碎石,最后到达苏拉赫艾格孜(Sulagh-aghzi)山谷的一条泉水边,这是这儿唯一有水的地方,于是就此度过一晚。令我沮丧的是,因为手下人的错误,行李被运往了位于桑株(Sanju)至叶城商贸路线上的兰干,距离此地很远,我实在搞不清,除了吉拉喀什(Kirakash)的本性(这使得他们选择了熟悉的由喀拉库拉木起始的大路)之外,又会有什么东西诱使他们白走一天的冤枉路。

在苏拉赫艾格孜河源头附近的一个小绿洲上住着几户人家,我们抵达这里时,已是黄昏时分。我不顾天色漆黑,继续前行,顺着山谷向下走了约摸7英里,却好似怎么走也走不完。平坦的斜坡萨依是一片不毛之地,没有发现任何有关目的地的标记,这显得我的路程更加遥远。晚上10点钟,我们到达苏拉赫艾格孜兰干,结果只是些密密匝匝、破旧不堪的土屋,但也不得不在其中一间憋闷的大厅暂时休息一晚,令人感到窒息、闷热。

即使没有必要返回我天黑时所在的地方,单单是这闷热的空气就足以促使我回到我原打算穿越的山丘。于是,在行李由大路运往桑株的同时,我返回苏拉赫艾格孜河的源头,然后转向东行,地势越来越高。砾岩山脊绵延很长,山脊之间的黄土覆盖着广阔的灌木,找不到一滴水,骑起马来很是累人。微风吹来,顿觉凉爽,心中一阵喜悦。可没过多久,微风变成了沙尘暴,我睁不开眼,张不开嘴。最后,通过烟尘,我终于看见了克孜勒巴什山,这个小山很奇怪,山顶是平的,其黏土呈红色,至此,我知道桑株山谷快要到了。

山谷地势突然急转直下,我们来到谷底。接着,又走了约摸一英里半,受到了宴会的招待,喝了点茶、吃了点水果,提提神,派人先去小兰干;然后,我急匆匆向绿洲岀发。尽管烟尘飞扬,但在沿河两岸的田野和果园里穿行仍然令人愉快。到达绿洲时,沙尘暴也停了。这条河水量很大,河床有60多码宽,河水约有3英尺深,呈灰绿色,流速很快,附近的积雪为河提供了水源。

桑株绿洲估计有1000户人家,由萨乌(Sawu)、萨依杜拉(Saidulla)、巴斯喀克(Baskak)、杜木巴克(Dombak)4个村子组成。但根据灌溉田的面积和从巴扎(每周举行一次)赶集回来的拥挤的人群来看,这个估计显然是太低了。人们通过桑株山谷去喀拉库拉木路线,因此,山谷中的大绿洲肯定能从过往的拉达克商队中赚得不少好处。我见到了从莎车来的几个印度商人,正要动身回印度,问他们有没有从印度方向来的人,结果没有一个人是从那儿来,这说明横穿高峻的喀拉库拉木山口的常规贸易路线开通的相当晩。为了减轻经由吉德拉尔和瓦罕艰难行程中携带的行李,我当初曾让穆罕默德朱的同伴穆萨(Musa)负责3匹马驮运行李,从阿伯塔巴德(Abbottabad)出发,取道拉达克来这里。这些行李包括新的沙漠之行用的水囊、富裕的摄影用具、测量器材及其他重要装备,如沙漠中用的筏子和运水的皮革。3个月过去了,穆萨还没有来到桑株,令我忧心忡忡。但想到幸亏我没走那条贸易路线,要不我也要耽搁好长时间,我这才心中稍有安慰。

官办的休息场所位于萨依杜拉坎提(Saidulla-kenti)巴扎附近,驻守此路线的中国官员也很关照,已经为我准备好了住处,可人声喧闹,加上天气又热,我于7月31日毅然上路。沿叶城至和田的大道,一天行程就可到达藏桂(Zanguya)0但我想沿南边的路线进行考察,于是我去了杜瓦(Duwa)。杜瓦位于和田西部,昆仑山脚之下的最后一块小绿洲。路程彳腿,约有35英里,一天之内不能走完。于是,-4锻行军之后,我们在普斯基(Puski)停留休息,因为它是这条路线上唯一有水的山谷。在一条小河的河床边,我发现了绵延约6英里一块块细长的耕地。这条河靠泉水提供水源,山上积雪融化时又可做泄洪的渠道。

不久,我听说向下走不远,有一处废弃土台(即Tim,汉译作“梯木”,指地面较高的遗迹——译者),要不然,我才不愿待在只有40来户人家的小绿洲上,四周又环绕着极其荒凉的山丘。普斯基人估计废台距此地大约1炮台(Pao-t'ai)远,约等于2英里。可过了不久,通过望远镜,我认为真正距离是上述估计值的近4倍之多,在黄昏之前都不能到达。普斯基温度很高,晚上气温有90华氏度。即使距离这么远,我还能辨别出那是一座废墟古塔。第二天早上,我骑马去那里,弄得我又累又乏。

废塔已经被“挖宝人”严重破坏,系用土坯垒成,原来是圆形顶、方形基座。经过细致考察,根据其大小和结构,它和6年前我在皮山(Guma)和墨吉(Moji)之间发现的托帕梯木(TopaTim)非常相似。它最下部的基座约有34平方英尺。奇怪的是,虽然表面已完全破坏,基座的大部分地方仍可寻觅到柳枝和红柳枝层的踪迹,这是用来支撑古塔的石膏线脚。我没有在土墩周围发现任何居住的遗迹。在赤裸裸的砾石萨依上,甚至连古代陶器碎片都没有(陶器碎片是早期人们居住的最持久的证物)。显然,像现在矗立在普斯基和藏桂之间的光秃秃的平原上一样,佛塔过去也是如此。佛塔以东半英里是普斯基河,河对岸有一座简陋的泥土建筑的麻扎,明显是继佛塔之后的又一圣迹建筑。

普斯基由几个小绿洲组成,江朶勒巴格(Jangal-bagh)位于其中最北端的绿洲,江朶勒巴格下面是长达0.75英里、岩屑覆盖的塔提(Tati,指有人类活动遗迹的地方——译者),这说明这里耕地面积变化不太大。地表是柔软的黄土,上面有很多古陶器碎片,大都质地精良,异常坚固。12年前,新的居民点江朶勒巴格在这里建立。从那时起,越来越多的塔提被开垦。这里有充足的水,能满足更多的灌溉需要,所以剩下的塔提再次开辟为耕地只是个时间问题,耕地区里积累下的黄土将会把岩屑証。

我从废塔回来时,发现穆萨和行李已经从桑株安全到达普斯基,酷热难耐的高温也好像变得可以忍受了。穆萨和本年度的第一支商队一起穿越了喀拉库拉木,把行李从克什米尔运到和田,运货人每匹马索要60卢比,半数的马都死在了山口之上。费尽周折之后,他们才在苏盖特(Suget)的克尔克孜营地又雇了些马。快到桑株时,运货人已经累得没了力气,也正因为这样,我和穆萨正好在桑株相遇。这时,穆萨离目的地——和田还有5天行进的路程,但他已经是没有任何招数了。这件事充分表明,商贸購喀拉库拉木是何等的困难。

8月2日,我们从普斯基到杜瓦,这段路对驮运行李的牲畜来说走起来十分艰难。大部路程是凄凉的、布满碎石的高原,一连串4个荒芜的山谷横切过高原,山谷悬崖峭壁,高达数百英尺。奇怪的是,这些山谷的西坡表层是沙地,而东坡却是险峻的岩石。最后一个山谷是库木阔依拉干吉勒朶(Kum-koilaganJilga),我们走弯道而行,走了近4英里后,谷底窄成了一条裂缝。侧谷迂回曲折,红色的砂岩山脊(腐蚀的岩层)景色宜人。看到这里,往事浮现在脑海之中。1900年,我从托库孜达坂(Tokuz-dawan)第一次走近喀什鳴尔平原,见到过类似奇怪的小山谷。

一路上,没看见一个人影。我在纳闷儿,这样的荒山野岭还要走多远。就在这时,我们从山谷顶点的山脊上(杜瓦绿洲的最高处),望见一个广阔山谷的谷底。我们在桑株艾格孜兰干(SanjuagizLangar)找到了杜瓦河,河床宽约100码,但现在已经干了一半。河水流得很快,呈灰绿色,凉爽宜人。田野经过了精耕细作,小麦正在成熟。行了3英里,我们抵达一个小村庄的中心。河两岸是久违的绿色草地,穿过河,来到一家巴依的家里和园子,我们就在这里住下。附近的小巷里有很多茂盛的核桃树,很多房屋和清真寺雕有精美的木刻,这使我又想起了远方的克什米尔。巴依家的房子历史久远,大厅和大门的柱子和楣梁上刻满了图案,其中很多图案的内容和形式与我在和田沙漠中第一次发掘的古代居住遗址有些相似之处。这使我更加确信,现在距离那个属于我的考古世界——古代和田王国的西部边缘已经很近了。

杜瓦两边的砂岩山丘并不高,但凉爽宜人。在园子里高高的白杨和榆树下,我们度过了安静的一晚,精神倍增。8月3日,我们开始了迈向和田疆界的漫长征程。径直横穿从杜瓦到库木拉巴特帕德夏辛(Kum-rabatPadshahim)的斜坡萨依就足以花费一天。但当我让达罗哈给我们找了几个向导时,这些和善的杜瓦人摆岀了各种困难。流动的大沙丘,许多陡峭的崖尔(Yar,即悬崖),没有水源,路程有25英里左右,他们对此极端恐惧。沙漠更是危险,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遮阳,酷热难耐,动物和人都有死的可能。所以,我们只好选择经过皮亚勒马(Pialma,杜瓦河的最后一个绿洲)到和田的大路,尽管这条路也同样炎热,路程更远。一方面骆驼已经十分劳累,另一方面考虑到本地人的风俗,我决定卸掉骆驼驮的行李,而另雇马匹来运。

清晨,沿杜瓦河两岸走了几英里,让人感觉还挺愉快。河岸上一片片窄窄的绿草地随着耕地延伸。但不久,道路偏离了河流,河水在拉木斯(Lamus)的最后几块田地附近的陡峭岩石峭壁之间流出来,流向赤裸裸的平原,那里除了碎石和尘土之外什么也没有。皮亚勒玛是通向和田大路的最后一片绿洲,我们在中午时分到达这里。为了少走点路,我们绕向最东边的田地通过。村外的农场有一池塘,塘水为浅绿色,马儿饱饮一顿,提提精神。然后,冒着沙漠炙热的太阳,继续向前走,还有25英里路没走呢。一会儿是光秃秃的黄土干草原,_会儿是碎石和尘沙,但无论在哪里,头上的太阳都非常刺眼。多亏从塔克拉玛干不断吹来微风,通过不停地蒸发,总算忍受住了酷暑。我再一次踏上了玄奘、马可·波罗等古代旅行家去古代中国的道路,任凭我的思维回忆起6年前我第一次到和田时的情景,我心中甚是高兴愉快!

阿古柏时期修建了一座不错的休息场所——阿克兰干(Ak-langar),它仍和过去一样,那么破烂,无人问津,那口很深的盐水井还在。我们经过这里时,已经是夕阳西下,微风也已停止,但地面依然散发着热量,天气还像中午那么炎热。牲畜在奇怪的红土地上慢慢地挪着步,红土绵延1英里长。尽管库木拉巴特帕德夏辛的寺庙具有伊斯兰教的风格,可我觉得这可能是玄奘所说的神鼠之战的民间传说的根源。沙丘越来越高,我知道快要到沙漠驿站了,夜里可在那里歇脚。前面的沙丘之间出现了成片芦苇和红柳,我从中辨认出了鸽庙(Pigeom'Shrine,又称“鸽子塘“一译者)的大柱子和简陋的房屋,牲畜可以休息一下了,它们劳累了一天,在这样恶劣的地面上走了36英里。

现在,过路人不再崇拜佛教时期的神鼠,转而崇拜神鸽了。夜幕降临时,我们来到这里,神鸽已经栖息。看见沙漠中这样安谧的场景,我就会想起在塔克拉玛干里度过的那个快乐的冬天,怎还会忍心打破这宁静呢。寺庙中只有两个年轻的阿匐(Sheikhs)。我从皮亚勒马先遣派岀的达罗哈告知他们我要来这里,他们给马匹准备好了草料。洼地里有一口浅井,洼地边种了些红柳,这两位教长还从红柳树上釆了点油。此时,天空中已经升起一轮满月,皎洁的月光让人倍觉爽意,印度诗歌中讲得果然不假。

又过了近两个小时,最后一批行李才运到。好几个杜瓦人把行李放在迅速冷却的地面上,他们实在太累了,顾不上照看他们的牲畜了。从皮亚勒马到这里,一路上,我的队员没有再给杜瓦人劳累的牲畜身上多加行李,这让我松了口气,一切人马均已安全抵达。那两匹小马驹跟着马,走这么长的路程,来到这里。它们这么小就受这样的罪,我心里真不是个滋味,但先前我并不知道这件事。



第十四章


重返和田



鲜明对比。快要午夜时,我们才算吃上了晚饭。我现在就在和田王国的边界上,提前享受着沙漠的宁静和自由,我心中是何等的兴奋!可是,为了这一天,我经过了多长的等待!第二天,我早上4点才起床,较以往起得晚。这时的空气依然很清新,温度计示数为60华氏度。队员收拾行李时,我去给“神鸽”喂食物。在年老的随行人员眼里,这是我必须要做的事情。另外,他们还喂给“神鸽”从皮亚勒马带来的谷物,期望这些“神鸟”能给我们未来的旅程带来好运。这些栖息在麻扎的“神鸟”吃了顿丰盛的早餐,可我自己的早饭还没吃呢。已经是鸽子筑窝孵卵的时候了,看护人没有吹哨,母鸟还没有离开鸟蛋;所以,我自己不得不钻进小屋,看看数量是否还有过去那么多。地面是密密麻麻的鸽子窝,我必须小心翼翼,以防踩碎鸟蛋。

我重返和田的这一天,是我在和田度过的最快乐的日子之一,它将长久地留在我的记忆中。能到朝思暮想的地方故地重游总是件快乐的事情,而发现记忆中的东西没有改变时,人们会感到更加快乐,我现在就是这样。前一天晚上很晚的时候,一个人给我们捎来信,说我的营地已经安排好一个多星期了,和田人将在塔尔伯嗚孜(Tarbogaz)这个孤零零的兰干(和田西部边境的哨所)迎接我。所以,在我穿越鸽子塘以东奇怪的大沙丘时,碰见一大队人马,我并不感到吃惊。他们是按办衙门里派来的伯克们及其仆人,我认岀其中的一个是肉孜伯克(RozeBeg),他是潘大人最喜欢的译员,5年前曾奉命送我离开,而且走的正是这条路。

离开塔尔伯喝孜,路上的乡村风光一派绿意盎然的景象,好像在向我微笑。我清楚记得,这里过去是长满灌木和芦苇的废弃沙地,现在修了条水渠,变成了可耕地。这再一次证明,绿洲的人民仍然可以战胜沙漠、变“废”为“耕”的,哪怕是干燥的气候。我问了他们很多有关我朋友的事件,大官、小官的都问了个遍。还没问完,我们就走过了扎瓦库尔干(Zawa-kurghan),这是一座奇特的四边形堡垒,在1864-1866年,哈比布拉赫哈吉(HabibullahHaji,和田王国最后一位国王)曾想利用它防御外敌的入侵。附近的巴扎一派热闹的景象,还像我当初告别我的沙漠向导、诚实的老吐尔地(Turdi)时的那样。也许上帝的安排,我再也见不到吐尔地了,听说这个老练的“寻宝人”已经在监狱里死了两年多!见不到他熟悉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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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库木拉巴特帕德夏辛清真寺给圣鸽喂食 


这是那快乐的一天里我唯一感到遗憾的事情。

在扎瓦(Zawa),路边官办的休息场所挂上了红布,院子中央的台子上摆着茶水和水果。按办格外关照,为马匹备了草料,为我们备好了食品,使我一进和田就受到殷切照顾。由于积雪融化,喀拉喀什河上涨,直接通往和田镇的大道无法通过。

只有在距此地约10公里的喀拉喀什镇才有渡船,我们将从那里过河。这意味着我们要搁误一天的时间,但我并不太介意,因为我还没有走过从扎瓦到喀拉喀什这条路。

结果,这里是富饶地区的卓越代表,喀拉喀什河平添了秀丽的乡村美景。

我们依次经过库雅(Kuya)、马库雅(Makuya)、喀亚什(Kayash)几个乡村,它们看上去就像个大公园,肥沃的田野代替了大草原。和田农民在路旁种上了树,一块块面积不大的土地被一丛丛成阴的树木隔开,这表明这里的文明史非常之悠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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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田伯拉其的清真寺和林荫道


对我有着永恒的吸引力。每一块地里都密密麻麻地种着东西,风景如画的村庄倍加值得我们注意。路经过人口稠密的地区,但因树木长得太密,我们只能偶尔看到小村庄里零零散散的土房子。库雅、马库雅、巴合拉木苏(Bahram-su)几条大水渠的河水在黄土河岸之间翻滚,混浊的水转向北方,岀现了像山谷般、绿油油的地面,眼界变得开阔起来。

伯拉其(Borache)是座集市镇,肉孜伯克在恰先拜巴扎(CharshanbaiBazar,即周三巴扎)有座宅院。于是,他自然要用一顿丰盛的达斯提汗招待我们。路的上方用具有喜庆色彩的布搭上了天棚,成百上千的村民挤在棚前,他们显然在为将在这次接待会上吃到的东西而高兴。房子很新,阿依旺的屋顶是用白皙的白杨木做的,墙壁粉刷得很干净,是个凉爽宜人的休息之所。肉孜伯克准备了各种各样的瓜果、桃子、葡萄,脏兮兮的队员们围着土台安顿了下来,好像买东西一样。我喜欢看人和动物大口大口吃东西的样子,毕竟这样的盛宴不多,所以我并不吝啬这点时间,让他们尽情享受这顿大餐。吃完后,他们从偏房岀来,那饱餐一顿后快乐的表情真值得荷兰画家画下来。

巴扌吐的摊子望不到边,大约有半英里长。尽管今天街上空荡荡的,但这仍能表明这里农业富裕,生产繁忙。当然,和田的工业也很发达,商队把丝绸、棉布、毛毡及其他手工产品源源不断运往西方(大部分由健壮的毛驴运输)。我想,将来有一天,和田建好了自己的铁路,通过这条繁忙的路线运送的货物就可以转由火车来运了。

在我快到喀拉喀什(墨玉——译者)的时候,陪行队伍中又加入了本地的一位伯克。他是个重要人物,气宇轩昂,身穿蓝色丝绸长袍,头戴一顶镶水晶纽扣的中国官帽,帽子后还有根辫子。根据礼节,骑马行进时要按官阶从前到后依次排列,虽然他们特别关照我,但走在稍后的我却不得不呼吸飞扬的尘土。然而,我并不介意,毕竟通过艰苦努力,我又回到了和田,而且我也因对和田的研究在学术界享有一定声誉,这可能是我的弱点和虚荣心,但看到整个和田绿洲的人都还记得我,我心里十分高兴。按办今天上午还经过了镇上,他是奉命去扎瓦的一个村子査一桩紧急的谋杀案。预计他今晚回来,但近期建好的按办寓所,按照英属印度的说法,它是种“会场”(SessionsHouse),可也无法解决我这个贵客一乌鲁克梅合曼的住宿问题。如果不是怕引起麻烦,我倒非常愿意住在卡日木阿笥伯克(KarimAkhunBeg)家。1901年,我就住在那里,他家在乡下,环境安静。

我应当体谅到主人们的难处。衙门模样的建筑物坐落在喀拉喀什西城门门外3条路交会的地方,路旁是成排的大白杨。我一进门,就发现这个国税局和地税局应改造成宽敞的寓所。房间很大,围绕内院建有凉廊,看上去都很整洁,设计得不错。但由于我来的时间太急,房顶还未来得及抹上黏土,格子窗也没安上,耀眼的光射了进来,所以我这座宫殿般的休息场所很热。达罗哈人、伯克的家人,还有聚集在外院和大厅里的人群,嘈杂声不断。这是本地人的习惯,没有任何恶意,两个戴着红帽、穿着红袍、温和的刽子手对噪音也无计可施,可伯克还想让这两人去衙门看守大门呢。

喀拉喀什本地的伯克是位重要官员,家境富足,对我们招待得非常殷勤周到。通过“王”(Wang,即地方首领),他家和中国王室有着世袭的联系,我对这一点很感兴趣。当然,这完全是种名义上的联系,尽管他家的成员之一每5年都要去北京一次(来回约要22个月)。我没能査明这种半附属性质的地方首领的有效统治是何时开始的,但知情的人员都认他的宫鲁克(Gung-luk),即「'王位”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在哈比布拉赫篡权的动荡年代,有关其王位的旧文件丢失,后来对王室档案进行正式调査,其“王位”的历史再一次得到确认。这种解释让我想到了自5世纪以来中国历代王朝编年史对来自和田的王子和贵族的记载,他们带领进贡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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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和田绿洲的伯拉其巴扎

 

团觐见皇上,皇室赐予他们在皇家卫军和宫里任重要职位,当然经常为哈非孜伯克(HafizBeg)的宫鲁克所谢绝。据说,哈非孜伯克每年的薪水达40马蹄(holeshoes)银子,相当于2000两,约合5000卢比,这在这些地区是笔可观的收入。

夜色已晚,我在喀让古塔格(Karanghu-tagh)和丹丹乌里克(Dandan-oilik)考察时的达罗哈人伊斯拉木伯克(IslamBeg)到达喀拉喀什,使这短暂的停留更加快活。由于他具有的卓越才能及我的推荐,潘大人任命他为“明”(Ming,即千户长),也就是喀拉喀什地区的喀亚什伯克(KayashBeg)。他很快得知我到来的消息,然后急匆匆赶来欢迎我,向我表达感激之情。在中国新疆行政系统里,因经济和个人原因经常发生辞退官员现象,但自他任伯克后,还没有被贬过,这超过了我们上次分手时的期望值。

潘大人离任5年来,和田已经换了至少4任按办。伊斯拉木伯克一直努力工作,对每任按办都毕恭毕敬,可他坚持认为是我的庇护给他带来了好运,或者进一步说,是因为我的举荐给衙门留下了印象。不管怎样,我都要谢谢他参加我们在山区的探险活动。他有上次的经验,无疑适合这项活动,但是他为此又要经受一次艰难困苦。

他担任的职位很能捞到油水,还能从祖上传下的土地上获得可观的收入,可他并没长胖,体格依然很健壮,充满活力。所以,只要按办同意,我自然非常乐意他加入我们的山区探险队伍。

8月5日,我们走了约16英里,到达了和田的首府。天气很热,但令人感到非常愉快。恰巧又是礼拜天一喀拉喀什镇每周一次的集市,这里是和田繁荣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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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田军事按办唐大人,及其孩子和侍从


市镇。在通往喀拉喀什的路上人流滚滚,有骑马的商人,有带着商品和农产品的乡下人。小商人组成异常混杂,有巴焦尔人(Bajauris)>阿富汗人、安集延人(Andijanis)以及克什米尔移民的后裔。看到这种情景,往事又历历在目。

喀拉喀什河发了大水,尽管有两只大渡船,但河水流速很快,每秒超过1码,河两岸是沙滩,水手的技巧又欠娴熟,所以渡河花了好长时间。在镇以下,喀拉喀什河分成两支,分别有60码、150码宽,我们穿行了大约1.5英里。靠东岸的河中心水深达8或9英里,水流就在这里形成。穿过隶属斯帕(Sipa)地区的耕作区,到了汗艾里克(Khan-arik),接着是沼泽地带,然后向拉斯库(Lasku)进发,那里是巴拉马斯库木(Balamas-kum)的沙地和进入沙漠的入口,现在和田人正在进行着水利建设,慢慢地向沙漠进军。

在这片废地上,阳光剌眼,树阴下的温度计显示近100华氏度,我的老朋友巴德鲁丁汗(BadruddinKhan,和田的阿富汗大商人)和此地印度人的代表隆重地欢迎了我。欢迎的人很多,表明中国新疆经济的普遍增长使和田与现代社会更加接近。除了很多年以前的阿富汗商人外〔主要来自喀布尔、比欣(Pishin)、巴焦尔(Bajaur)〕,还来了两个印度人,甚至本地出现了一位托过世的喀什噶尔医院助理医师阿布杜·艾则孜先生(HospitalAssistantatKashgarMr.AbdulAziz)之名行医的郎中。他从德里附近而来,一路征程,来到和田。他医术较高,为治疗绿洲中长期以来盛行的各种病症大展身手。但他对有钱病人的落后观念牢骚不已,这些病人慢慢地才意识到,除了感激和祷告外,他们还应给郎中以物质性的报酬。在我们眼里看来,这当然是再合理不过了,可和田人的观念并不是这样。

这个埃斯库拉普人(Aesculapius)穿着法属土耳其式的衣服,曾在麦加和布什尔(Bushire)居住过一段时间,英语讲得不怎么好。更令我感兴趣的是可敬的昌杜(Chandu),他是第一个在和田从事高利贷的锡克普里人。高利贷在其他地方很盛行,5年前,他奇怪地发现和田还根本没有这种商业活动。那时,在他看来这肯定是可以大捞一笔的,而现在这些精明的锡克普里人却一直愿意把这个行业完全让给中国同行。对此,我听说了各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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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田的印度和阿富汗商人的长老巴德鲁丁汗


走在拉斯库和吉沃斯(Givos)的路上,大队人马过后,扬起阵阵尘土,令人透不过气来。这样,我们走了近两个小时。就在这时,我们得到消息,说奉按办之命,在和田镇外约2英里处已经准备好了官方欢迎仪式。以前,我还未受到过如此的礼遇;我想在这种场合应穿上黑外套等得体的衣服,可行李还在身后好几英里的地方呢。我几乎妒忌起陪同的伯克,他携带了官帽,上有纽扣、红缨,他先让仆人给他戴上,而我却因为帽子盖得不严,引起了头痛。另外,我还掸不掉身上的灰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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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合买提·伊斯汗(安集延长老)和阿布杜拉汗(阿富汗商人),摄于和田


在路边的接待大厅里,有很多身穿华丽丝绸长袍的中国官员,腰挎宝剑、手执长戟的士兵威风凛凛。各种人簇簇拥拥,跟在我们身后,我没办法更细致地观察。主持欢迎仪式的军事按办非常热情,在我左边的士兵首领身材魁梧,和蔼可亲,我和他们互致寒暄问候,其实在经历了漫长、炎热的旅途之后,我更想端起身边的清茶就喝。可按照中国的礼节,如果在这样的正式场合喝茶,表明仪式行将结束、大家要互相分别了。所以,我还得耐心等待。

巴德鲁丁汗已经为我在尼雅孜·哈克木伯克家古老的花园式宅邸里准备了住处,1901年在和田最后的日子,我也住在这里。走过树阴下的阿依旺和大厅,走进花园中心熟悉的亭子,我此时才完全相信我确确实实已经到了我盼望了已久的这片土地。5年来,我的脑海里经常浮现出这些场面,克服巨大困难,我才得以今日故地重游,看着这跟我记忆中一样的东西,我却感到有点陌生了。我曾在亭子里长时间盘问伊斯拉木阿匐,这个精明的造假者最后供认不讳,现在,这座有很多窗极的亭子什么也没有变。园子里郁郁葱葱,令人赏心悦目,只不过树叶和枝条的尘土比以前厚了。

重回故地与老朋友叙叙旧是件让人很愉快的事情。第一天下午,我会见了亲爱的老阿匐伯克(AkhunBeg),第一次来和田时,我曾住在他家的园子里。我在克什米尔和白沙瓦曾遇见和田的朝觐者(Hajis)和商人,向他们打听了阿笥伯克的状况,他们把这事告诉了阿匍伯克,说我很怀念他.第二天我回拜他时,我发现这位矍铢的老人竟记得我住在他家时的每个细节,这令我非常高兴。

阿匐伯克多次盛情邀我再去他家去住,但考虑到天气太热,没法住在帆布帐篷里,为了避免可能影响到住在他家里的人,我决定从山上回来后再说。但我接受了他给我骆驼的盛情,赶它们去他在阿萨(Hasha)之上的山中牧场,这样奔波了几周的骆驼可以恢复一下体力。他绘声绘色地给我描述着他拥有的成群的山羊、耗牛、马匹等,这表明虽然年纪变老,但他仍然算记着如何赚钱呢。

在我到达那一天的晚些时候,出去査案的按办车大人回来了。第二天早上,顾不得旅途辛苦,他就正式拜访了我。当然,我原本打算先去拜访他。我本来已经让蒋师爷先去通禀一下,并送上一架双目望远镜和一块中国人喜爱的“自由牌”(Liberty)黄色锦缎。可是,蒋师爷不知道这种事情的时间重要性,当按办大人来访时,他还在理发馆呢。

我高兴地发现,车大人非常和蔼可亲。通过他的言谈举止,可以看出他机智能干。他的首席译员曾在潘大人手下干事,对我上次在和田的考察活动颇为熟悉,对我再次考察的目标翻译得很清楚,速度也快,另外,《古代和園》的插图对展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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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和田的主人哈吉阿訇伯克


次考察的成果起了很大作用。尽管按办谦虚,说自己没有潘大人那样博学,但从他提岀的问题里不难发现他对历史也有着敏锐的悟性。

更令我高兴的是,车大人对地理方面的东西很感兴趣。我这次去和田南部的昆仑山脉探险迫切需要他的帮助。1900年,我们沿玉龙喀什河(theYurung-kashRiver)最高的河道向东走了很远,去了它南边的主要水源的冰川,但仍有一些有意思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到达玉龙喀什河上游的唯一道路是险峻的峡谷,很久以来,我就一直在思考如何攀登上去。如果没有按办的严格命令,狡猾的喀让古塔格(Karanghlagh)山民肯定会想方设法,阻挠我们前往那里。玉龙喀什河上游还有很多地方没考察过,肯定会遇到极其恶劣的自然条件,车大人很快弄明白了我的用意、搞清我们如何来实现的方式,我这才安下心来。虽然他来和田上任才几个月,但他对这里及相邻东部地区的基本地形非常熟悉。我在地图上把上次的考察路线指给他看,他听起来毫不费力,并爽快答应在其职权范围提供一切帮助。

下午,在蒋师爷的陪同下,我去那熟悉的衙门回拜按办。车大人备好可口的点心,做了一切可能的事情表示敬意,还告诉我为确保能有效地提供帮助,他已拟好给地方各级官府的官文,正待我的秘书阅读一遍。毫无疑问,按办将热心地帮助我们。6年前,当我对潘大人提出这种请求时,潘大人要求我们小心从事,并做岀了保留意见,想到这里,我更是对车大人充满感激之情。我不知道中国官员是否对西藏高地(Tibetanuplands,玉龙喀什河大致发源于那里)还是那样害怕,其中的缘由我也无从知晓。车大人答应我的请求,仅仅是因为他本人对地理感兴趣吗?

两天后,从库克牙开始做测量勘察的测量员拉姆·辛格安全抵达,我对在和田山区探险活动的成功进行更充满信心。我委托他的任务已经完全完成了,我以让他参加马上开始的探险活动的方式祝贺他们。他勘测了库克牙和克里阳路线之间的昆仑山脉部分,人们至今对这个区间了解不是很多,这其中包括位于喀尔里克达坂附近的玉勒艾里克河上游;接着,他越过覆盖着深深积雪的克里阳山口,到达喀拉喀什河的上游,然后翻越冰川覆盖的信度塔什山口(Hindu-tashPass,海拔约17400英尺),攀上高高的普萨(Pusha)山谷。

近半个世纪以来,在地图上,人们只知道在喀让古塔格和喀拉喀什河中游之间的空白地带有普萨山谷这么一个名字,喀拉喀什河在那里拐了个大弯儿,但对该山谷的具体方位、周围山区的地势一无所知。1862年,施拉更特怀特(Schlagintweit)从信度达坂(HinduDawan)北山脚下山,进入这个山谷,他是来过这里的唯一的欧洲人。可惜的是,还没等他把观察所得记录下来,他就在喀什噶尔被杀害了。

北边耸起一座大冰山,阻挡住了通往信度塔什山口的去路,在喀拉喀什上游的克尔克孜人当中,测量员拉姆·辛格曾找到一个人,那个人十年前去过普萨。但是,他年岁已高,腿又腐,只能凭记忆指出从分水岭顺冰川而下大致路线,冰川路面有6英里多长,很陡,又有很多罅隙。显而易见,从北坡下山冒有巨大危险,不过,拉姆·辛格生性沉默寡言,没有把他们下山的细节告诉给我,但我们一看便知,他及其克尔克孜同伴克服了多么大的危险。尽管我叮咛再三,让他过冰川时要用绳索,可是他没有听从,结果几眦冰川隐匿的罅隙中死里逃生。

在主体山谷的雪山后面,拉姆·辛格发现了一个像阿尔卑斯山一样的山谷,水草丰美,从和田沿难走的山路可以到达。山谷鲜花盛开,普萨山里人(TaghliksofPusha)的牲畜兴旺景象,给拉姆·辛格留下了深刻印象。往下走,他遇见了散落的人家和耕地。然后,他穿过一系列陡峭的小山谷,这些山谷起源于普萨山谷东面的喀拉喀什河的右岸,山谷的所有河流都发了洪水,给人和行李造成巨大危险。非常遗憾,在库克牙我因工作和其他原因,没能参与拉姆·辛格的这次探险,所以在这里无法更详尽地描述给大家。委任给拉姆·辛格的地形测量任务完成得很彻底,他带回的平面仪图纸几乎没有留下空白,弥补了我以前绘制的和田详图西南角的空白区。

为了给拉姆·辛格和其勇敢的家仆贾斯旺·辛格(JasvantSingh)必要的休息、检修受损的仪器,我不得不在和田再停留5天。我利用这段时间,为山区的探险和9月份开始的考古做各种各样的准备。几天很快就过去了,晚上也只能腾出1个小时左右,从繁忙的纳尔巴格(Nar-bagh)工场出来歇歇。在树阴处的一个水塘里,我们成功地试验了皮充气艇。巴德鲁丁汗经常差“寻宝人“上门拜访,打听有关开凿挖宝的地点的信息。由于1900-1901年,我在和田考古取得大丰收,所以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寻宝”活动越来越少了。

那年冬天,忠心耿耿的维吾尔老人充当我的向导。据说,他后来曾去过一次沙漠。大约3年前,他听从别人错误的建议,偷偷摸摸把和田的一位伯克从沙漠带到克里雅河(theKeriyaRiver)下游,因为这位伯克惹怒了按办大人。于是,伯克不惜冒险,欲穿越塔克拉玛干去沙雅(Shahyar),结果被追捕的人抓住,屈辱地带了回去,可怜的维吾尔向导因此招了祸。他有几个不干正事的亲戚,为此他牵涉到一桩捏造的偷牛案,他人狱6个月。如果他知道其中内情,他就会明白这种罪名是无法洗清了,因为这些地区的中国刑事并不依详细的文件为依据。出狱以后大约半个月,我这位诚实的“寻宝”向导就去世了。得知他死在简陋的家中,我心中稍有安慰。直到未来的沙漠之行,我为他寻了一小片地,他才得以安息。

年轻的肉孜是那位突厥老人的继子和助手,主人去世以后,他就在玉龙喀什定居下来,以种田为生,最远偶尔去邻近叫做塔提(Tati)的岩屑地区“寻寻宝”,不会再走远。这次,他跟我们到了丹丹乌里克废墟。他所能卖的古物只有那么一点,包括各种古币、石刻及其他小东西,不过他还带了一个惟妙惟肖的赤褐色佛像,这是他从杭桂(Hanguya)之外的沙漠里的一座布特哈纳(But-khana,即寺庙废墟)里发现的。上次沙漠之行时,我还不知有这么个地方,它的藏物可能很丰富。我举行一场丰盛的巴赫西斯(Bakhshish)招待肉孜,想让他再次去废庙一趟,摸清当地情况,并带其他几个年老的“寻宝人”搜集类似的可以考古活动的遗迹,以备秋天开始的沙漠探险之用。

这段时期,和田天气很热,清楚表明这个季节不能去沙漠考察。于是,一旦“寻宝“队安排完备,我就可以上山考察了。那里人烟极其稀少,中国人对其一无所知,蒋师爷什么忙也帮不上,所以我把他留在和田,舒适自在一段日子。我把现在不需要的器械交由巴德鲁丁汗照看,以减轻我们的负担。为了不中断拉姆·辛格最近在普萨的勘测工作,我们应从尼萨(Nissa)附近的山区开始。去阿尔卑斯山的居民点的道路只有一条,即我在1900年9月下山、去平原时所走的路线。

8月11日上午,我们从喀拉喀什河岀口处附近的较大村庄兰格鲁(Langhru)出发,进入山区。在一天的行程中,我抽空儿重访了约特干(Yotkan)遗址。为了找到金箔和有价值的小物品,这片埋有古今和田首府文化遗迹的土地每年都会被“扫荡”一遍。很高兴见到这个充满历史古迹的村庄,果园树木茂盛,凉廊点缀在浓密的棚架之间,而1900年秋,我来这里的时候还是一片秋风萧瑟的景象。

约特干的百户长胡大白尔地(Khuda-berdi)隆重地接待了我。上次来这里时,我就住在他的家里。尽管命运之神给他的自然馈赠不多,但这些年来,他显然发达了。招待我们的达斯提汗在新房子举行,新房很宽敞,这表明他知道如何花钱、如快要熟了。胡大白尔地从村民手中及时收集了他们去年“扫荡”时获得的古物土陶器、古币、图章等。付款购买之后,我让人把这一袋袋古代陶器运回和田,作为我这次收集古物的第一笔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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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纳尔巴格的池塘试验皮制划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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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特千如克奴丁麻扎附近的池塘和藤架


我骑马从约特干到绿洲西南边缘,路上经过了和田的佛教遗迹,玄奘曾经到过这里,现在流行的伊斯兰教寺庙依然留有佛教建筑风格的痕迹。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宗教的变化,寺庙的地形特征(topographiasacra)仍然清晰可辨,遮住了太阳,使得晌午不再那么酷热。喀拉喀什河右岸是小山丘,荒凉的碎石斜坡从小山丘上延伸下来,我登上斜坡,再一次目睹冰磧砾岩悬崖,神圣的库合马里(Kohmari)石窟就在悬崖之上,此石窟在古代和田很著名,被认为是“瞿室梭伽”(theShrineof Gosringa,即“牛角山”之意),流传着很多有关它的传说。下面是翻滚的喀拉喀什河,由于源头积雪融化,涨了大水,与1900年9月我横穿时大不一样,那时它不过是条不起眼的小河。

接下来在萨依上行走,气温很高,光线刺眼。奴西亚(Nussia)和法伊札巴德(Faizabad)两村的田地组成了狭窄可耕地带,沿河左岸延伸几英里,走在这里要比在萨依上好多了。过后,路又变成了赤裸裸的砾石高地,一直到兰格鲁东部边缘的田地,在那里,我遇见到一座废弃的城堡遗迹,人们普遍把它与一个叫“昆煞士魔马”(Konsasmoma)的恶魔模糊地联系在一起。城墙颓毁得很厉害,形成一个不规则的四边形,东北墙长约100码,为大块的土坯砌成。墙内和墙外没有建筑遗迹,所以无法对其年代作出推断。然而,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城堡的目的是阻断从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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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田镇西门附近的池塘和清真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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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鲁噶特(Ulughat)山口以南的托普查(Topcha)峡谷

 

过来的任何道路。我们到达兰格鲁一个舒适的农场宿营时,天色已晚。山谷周围是赤裸裸的砂岩峭壁,辐射出很大热量,虽然附近就是河水和茂盛的树林,但这也难抵酷热。晚上很闷热,可我仍然倍感兴奋,毕竟山地快走完了。



第十五章


赶往尼萨冰川



只有一条路线能到达玉龙喀河上游的最西端,它就是1900年我走的那条路线,不过与当时的方向恰巧相反。所以,有关这4次漫长行军的情况就毋庸赘言了。从兰格鲁岀发,越过一个又一个高高的横断山冈,穿过不毛的山谷,到达尼萨。崎岖的山脉受到腐蚀,形状奇特,高处的山坡盖着一层岩屑和黄土,一切看上去一如过去那么荒凉,没有什么改变。山谷底部靠近雪线的地区在夏天能得到水,形成狭窄的草木带,比我6年前秋天经过此地时要绿。乌鲁喝特(Ulughat)是第一道山口,海拔近10000英尺。运气不错,天气晴朗,我们在这里进行了大量的三角测量工作。以前,我在这里堆积了小土墩和栽种了小矮树,以作位置标记,我发现它们现在仍原地不动地待在那里,这再次证明这里的干燥性气候有利于小建筑物的保存。

我们在山顶建造的炮台(Pao-t'ai)已经在塔格里克人中间声名远播,测量员拉姆・辛格在闭塞的普萨山谷就听见有人说起炮台。

如果说这些山区干旱环境没有任何变化的话,那么空气状况可是发生了变化。

1900年,这里空气清新,所以我能得到摄影需要的空气透明度拍摄那套壮观的全景,这套图片已经由皇家地理学会另外结集岀版,我现在身上还带有复洗的照片。

但是,现在烟雾状况一直不断恶化,已经看不见南面主体山脉的雪峰。不过,透过烟雾来看参差交错的山脉也别有一番味道,还可观察一下腐蚀得奇形怪状的岩石表面,把视野范围内以及从塔格里克(Taghlik,即山里人)向导那里得到的有关这块山区废地的地形全部记录下来。

第二道山口是亚干达坂(Yagan-Dawan)。接近山口时,我惊喜地在黄土坡上的稗草中发现了盛开的鲜花(coarse),这是我离开克什米尔后,第一次见到阿尔卑斯山生长的山花,其中有火绒草、蓝玲花以及我见过却叫不出名字的花。山谷的岩石腐蚀得厉害,山口上又是巨砾道路,人和牲畜走起来都很困难。不知是因为上次经过这些山区,导致这里开放,还是因为按办生性多疑,害怕外人入侵,发布了更加严厉的恐吓山民的命令,我们在米塔孜(Mitaz)山谷和恰什(Chash)山谷遇见12处小的半游牧的居民点,山民显得更加“驯服”。我们准时准备好了运行李用的耗牛,因此没有耽搁时间,于8月150T午到达尼萨,也没发生任何事故。

从布林喝克山口(BringakPass)延伸下来的山谷出口处就是尼萨河,在往下不远,碰见大约20间土房子,它们是在这个海拔约9000英尺的山谷中放牧和种田的山民过冬的场所。我不得不在这个地方停留一天,以为日程里的工作做些准备,其中包括两大任务:第一,我想进一步深入1900年的考察,以对在小山谷山头看见的冰川的地形了解更加充分,那些冰川为玉龙喀什河南面的昆仑山脉提供了水源。但由于现在的季节为时尚早,缺乏充分的交通工具,我们一直没能到达那些冰川。

另一重大任务,是消除有关约翰逊(Johnson)路线的疑点,这条难走的道路已经废話艮久了.1895年,勇敢的约翰逊从西藏高原最西边岀发,翻越喀让古塔格南边高耸的雪山,到达和田。在1900年考察过程中,我发现约翰逊路线的草图与本地区实际的地形有不合之处,让人颇感迷惑;而喀让古塔格的山民三缄其口,从他们口中得不到这条路线具体位置的任何线索,我们没有理由希望他们的这种态度会

有实质性的变化。不过,经过长时间对米塔孜和恰什牧民的盘问,我们得知山后有一叫布林加囑(Brinjaga)的山谷,地势很高,他们说喀让古塔格的巴依们夏天就赶耗牛去那里放牧。听后,我们受到鼓舞。在上次探险活动中,我无法知道这个地方的任何信息,但在约翰逊路线草图中确有布林加喝这一地名,它是在约翰逊到达喀兰克塔格以前的一个山谷的名字。

喀让古塔格是塔格里克人主要聚集地与和田犯人的流放地,除了他们之外,这个荒僻的山区再也没有其他人居住。到达这里以后,我立即找来当地首领。1900年时,年老的百户长消极地阻挠我的行动,给我带来不少麻烦。不过他现在已经去世T,继任者是个年轻帅气的小伙子。晚上,他准时来到我们在尼萨附近的驻地,可他却也像他的前任那样。我告诉他说米塔孜人已经把布林加喝说给了我们,让他明白如果他继续知情不报,我们势必在他的山谷里待上更长时间,那将会给他自己带来更多的麻烦。我的话好像起了点作用,他说他听说过布林加喝这个名字,可因为太年轻,他知道的也就这么多。他反复说他不知道任何一条往南走的路,倔强的牧民不服他管,他还对流放的犯人表示担忧。然而,他并不反对我们去尼萨山谷(theNissaValley)源头的冰川进行考察,我对此感到高兴。这可能是因现在是喀让古塔格人休息的时间,心情较好之故吧。为了让百户长熟悉我的工作和工作方式,我决定带他一同前往。

8月17日,经过短暂而愉悦的行军,抵达了尼萨山谷的源头,我没料到会这么顺利。从营地出发,上行大约4英里,山谷很狭窄,沿着谷底一条几乎不间断的田地。南边大量的冰山给这里提供了丰富的水源,这一点从我们一次又一次涉水而行中显而易见。然而,只有一小部分精耕细作的梯田里种着燕麦。由于土壤贫瘠,也许因为劳动力不足,这里各家的耕地每四五年才轮作一次。

越过普西云囑(Push-unga)最高的田地(海拔约1000英尺),正当从侧面山谷光秃秃的岩石隘道走出时,眼前突然出现了一派阿尔卑斯山的风光,真没想到这种地区是有如此美景。南边的雪峰之间形成一块平地,从平地延伸岀来了宽广的山谷盆地,地上是绿油油的草皮,中央是绵延高大的山脉,也长满了草,风光甚是秀美。顺着路登上这些山脉,我很快辨认岀它们是古代巨大的冰磧形成的,冰磧是很久很久以前的冰川留下来的,比山谷中现存的冰川形成得要早得多。但现在的冰川也很宽广,足可以给山谷最髙部提供充足的水分和植物生长之用。

1900年,我们在布林加克山口(BrinjakPass)之上的观测站望见了冰川的全景,尽管距离很远,但仍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接着,我们成功进行了三角测量,结果表明在众多的高峰中,其中至少有一座峰在海拔23000英尺以上。但因为我们现在处在山谷中,前方恰有一高20000英尺的伴线(satellite),所以看不见那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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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塔木乌格勒遥望尼萨山谷的源头


峰。即使手头没有全景照片,也很易找到如此之高的冰川。果然,我们很快就从山谷源头的方向找到了它。

厚厚的黄土层覆盖了古老的冰磧,上面长满绿草,骑在上面令人舒适爽快。几个月以来,我们一直在光秃秃的沙地上和碎裂的岩石上骑马奔跑,我现在感觉像是回到了心爱的克什米尔高山草地之上。冰雪覆盖的山脉和高峰形成巨大的平地,冰川从平地上延伸而下,离冰川越来越近。但最后,我们只得在叫喀什库勒(Kashkul)的山冈上安营扎寨,山冈海拔约13300英尺,长满青草,恰与一座大冰川的山鼻相对。冰川边缘颜色暗淡的冰墙高岀砾石山坡至少150英尺,冰川的碎屑最终都会落到这个山坡上。大片大片的岩屑完全覆盖了冰川的顶端和侧面。在巨大的冰崩和罅隙间是宽大的冰河,把碎屑带到下面地区。因白天受太阳照耀,冰川表面松弛,到了下午和晚上,散落的巨砾砸在山鼻和冰川侧面的冰墙上,隆隆声不断。冰块融化形成的溪流从我们四周的山坡上倾泻而下,轰鸣声连续不断,而且声音更大。

我们就像在阿尔卑斯山露营一样,这景致在这些恶劣的山区难以奢望的。我又收到盼望已久的从和田费尽周折送来的大邮包,我倍加高兴。我们可以在此逗留1天,做些测量工作,在这样愉悦的环境中看看信件和《古代和闻》的最终样稿,像阿尔卑斯山一般的风景让我想起了克什米尔,在这样美丽的环境中完成书稿的最后工作,而且完成《古代和闻》时仍在和田所属的区域之内,我是多么的幸运!

对尼萨山谷和南面高山的勘测,使我想起上次对这里的考察活动,那次完全依靠远观,在布林加克山口上仅用一台平面测量仪观测,不过看得也很清楚,视野也很开阔。为了获得更多准确详细资料,我们就必须登上山谷源头的某个制高点。在喀什库勒冰川以下约1英里,山谷分成两岔。其中一岔位于喀什库勒冰川东侧,是高耸的岩石山冈。只有爬上那个山冈,我们才有希望看见东南面更高的山峰以及从那里延伸而下的冰川。

8月19日上午,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携带好所需的各种器材,我们出发了。启程时,天空晴朗,既没有云彩,又没有不样的烟尘。而在前几天晌午时分,北边经常吹来烟尘,遮住了远处所有的山脉。我想顺道看一下冰河的源头,于是,我和测量员拉姆·辛格从喀什库勒冰川登山。冰川底部之处宽仅0.75英里,可花了1个小时才翻越过去。一团团岩石碎块从冰川表面慢慢往下滚,我们得从碎石中摸索前进,走起来甚是困难。冰川的终段部分像是陡立的冰墙,旁边的小坑里灌满了绿色半结冰的水,冰墙几乎成了黑色。

一越过冰山,我们就到了岩壁脚下,岩壁就像由巨大岩石块组成的一堵墙,它好像一场大爆炸后产生的,抑或泰坦(Titan,希腊神话中的巨人一译者)用手堆积起来的。岩壁边缘的大小和陡峭程度,显著地表明剥蚀在这些山坡上起的重大作用,因为山坡并不是一年四季都被冰或雪覆盖,表面会受到气温剧烈变化的影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一座山冈的东坡却是许多碎石,岩石的分解作用形成了个镶嵌状的障碍物。在东坡,上午受到太阳的照射,温度变化频繁、迅速地发生变化,这可能就是其中的原因吧。

冒着炎热,我们登上了山顶,山顶高出我们在冰川边缘的出发点约1200英尺。跟我们同来的塔格里克人携带着平面测量仪、经纬仪等工具,他们不愿再走了。一旦登上顶部,像塔尖般的山冈顶点看上去好攀登多了。但我们很快发现这山脊只不过是一系列裂开的巨石,从西坡即使走直线都难以攀登上去,沿较易走的山坡攀登起来也彳艮难,像做体操运动一样。攀登了一个半小时,我们看到了东西两边的雪峰,这是唯一让我们可打起精神的东西。最后,到达山冈顶部的第一处巨大的岩石山峰耸立的地方,结果发现山峰东西两侧都几乎是笔直的悬崖,根本无法对其测量。大致朝山顶的方向有一狭窄的峡谷,不仅极其陡峭,而且由于高处裂石上冰雪消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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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什库勒冰川的源头及其冰原地带


松动的石块不时落入峡谷,很不安全。所以,我们只得在冰雪成锯状的山脊上所能达到的最高处固定好平面测量仪,无液气压计显示它的高度近15000英尺。

西南边是陡峭的山峦,顶部为冰覆盖,山峦之间是开阔的平地,万年积雪覆盖了山谷,喀什库勒冰川就在其上。西面是向北延伸的山脉,不像西南边的山峦那么高,但也是崎岖不平,西面的冰川融水和喀什库勒冰川的融水相汇。一座金字塔状的雪山引人注目,一堵巨大的冰墙与之相连,冰墙把拉姆·辛格最近测量地区和我们现在所在地区分离开来。我据此推断,金字塔雪山肯定是帕纳孜山谷(Panaz Valley)的源头,并为喀拉喀什河提供水源。我用望远镜观察冰块覆盖的陡峭山脊,从冰墙下的冰原至我们营地对面的岩岬,行程约6英里,喀什库勒冰川就在我们脚下。紧接冰川顶峰之下是陡峭冰原斜坡,奇滑无比,一片雪白。再往下,从较低的、像肋骨样的山脉上掉下大团大团的岩屑,阻塞了冰河,冰河的表面看上去像是深暗的激流,本来流得很快,却突然在其宽道处放慢了速度,静静地流淌起来。想弄清山谷的地势。这个时候,我几乎没想到两年后,为探索约翰逊英达坂(Yangi Dawan),我会从南坡攀登昆仑山的主脉,到了金字塔雪山不远的地方。现在,就让我暂时和这里说声再见,告别这片粗犷广袤的昆仑山地区。

在我们所处山谷的另一侧,所能测量的范围更小,更不全面。我们的东面和东南是锯齿状的山脉,形成了一座巨大的横断山冈,把昆仑山的中轴山脉完全遮挡在视线之外。我们清楚地看到,河水从下面的山谷中流淌,远比从喀什库勒冰川流岀的那条河更大,它源头的冰河也相应地更大,我们只能看见终端冰质的一小部分,大约2英里,其位置较高,其余的部分则藏在我们脚下的岩石山冈之下。平面测量仪清楚表明,那座看不见的大冰山肯定是从东边或东北山坡的大拐弯处延伸下来的,根据三角测量,山坡所在山脉的雪峰高为23071英尺,我1900年在布林力暁达坂拍摄的全景图似乎证明了上述推测。为了勘测得更准确,我们有必要去东面和尼萨山谷的主要源头做进一步的考察。

从山冈上下来相对容易,绕过山冈靠近喀什喀勒(Kashkal)一侧的山脚,返回营地。路上不时遇上冰川河,阻碍了我们的归路。上午过河没遇见什么麻烦,但下午由于冰雪融化,河水变得汹涌澎湃,就连耗牛也难以站稳脚步。所幸这些耗牛已习惯了在河底崎岖的岩石上行走和在水里游。耗牛鼻孔里穿上绳子,有人先到对岸牵着绳子,这样就能牵着这些行动迟缓的动物的鼻子走,把人和仪器安全运过湍急的河水。河水没过了耗牛的腰部,人和仪器安然无恙。



第十六章


奥特鲁胡勒冰川



8月19日一大早,我们把营地移到以前推测为尼萨山谷真正源头的那座大冰川脚下。根据下面大牧场的名字,我们把它叫做奥特鲁胡勒(Otrughul)冰川。距冰川最后几英里的山谷底部非常开阔,以至于虽然距离这么远,可根据两边雪峰的交点,就能测出冰川大体走向。冰川的长度超过了12英里,但由于冰川边缘的山冈形成拐角,在下面的山谷里只能看见冰川的一小部分。

在冰磧终端往下的最后一块草皮,我们安营扎寨。我打算只要时间和条件允许,我和穆萨及几个塔格里克人就岀发。穆萨是吉德拉尔人的后裔,年纪轻轻,善于登山,这几个塔格里克人与他相比还显得略逊一筹。测量员拉姆·辛格留了下来,他患了重感冒,昨天登山把他的关节弄僵了。我们面前冰川的山鼻好似一堵新月状的冰墙,半英里多宽,高达200英尺,表面是黑色的碎石。山鼻镶嵌在巨大的冰磧终端之上,和冰墙两侧上面大片的碎石自然地融为一体。沿冰磧而上,可能到达冰川顶部。但根据昨天的经验,它表面大面的岩石和碎石很可能严重阻碍我们登山。因而,我决定沿冰川西侧面而行,这一侧面的冰墙和陡峭的岩石坡之间有一条大河沟,河水在山鼻附近流出。但骑着耗牛过这条河沟却不那么容易,哪怕出发得再早。况且,晚上返回时积雪融化,道路难以行走,最终的结果甚至可能是在辛苦劳累了一天之后,竟回不到营地休息。然而,尽管困难重重,我们只有坦然地面对。

沿山坡向西,遇到大片凌乱的碎石,但头1英里左右耗牛还能行走。但过了不久,我们被转道岩石上走,巨大的岩石像堵高墙,条件一如昨天的那么恶劣。辛辛苦苦走了1个小时,才走了刚刚1英里,这时又发现前方不远处有一陡峭的山冈,可能阻挡我们前进,至少一同来的塔格里克人不会越过那座山冈,在山冈的山脚和冰川之间有条河流,河水汹涌澎湃,冲击着盘旋卷曲的岩石。

幸运的是,这条河在下面的一个三角形状的小盆地中分成几条支流。这个小盆地由小山谷上冲刷下的碎石形成,山谷的顶端是冰川。于是,我们就从那里过河,到了对面冰川的侧面冰墙之下。在侧面的冰硫之上,耸立着许多巨大的冰块,高度由120~200英尺不等,河水就紧贴着冰硫流淌。这里挡路的巨砾相对较少,但有很多深洞。我们就在这些深洞间摸索着前进,多亏没有再下雪。否则,积雪掩盖了罅隙,那可就妙危险了。

在库克牙时,奈克·拉姆·辛格根据我给他的设计样式,制作了一把冰斧,碰见陡峭的小川,就用这把斧头铲岀条过道,我们就这样前进了L5英里。在远处,我们就能看见冰川之上巨大的结冰瀑布,上文提到的山冈伸岀到冰瀑的底部。这些冰瀑之下很可能是个岩架,我心中对此感到焦虑不安。走得更近,我发现根本无法通过这些黑暗的巨大冰团。冰块混乱地排列在一起,阻挡住去西边的岩石山冈。我们小心翼翼地爬着,这时稍高处的地方又出现了侧面的冰硫。于是,我们沿冰磧而行,既无多大困难,又不冒多大风险。到了冰硫顶部,虽然路很窄,但走起来不难。这样,我们上行了近2英里,除了觉得呼吸困难,并无其他阻碍。经过4个小时不停地攀登,我估计现在所处的海拔超过了16000英尺。天色已晩,我们该找个地方休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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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特鲁胡勒冰川


先前看到的绵延雪峰耸立在冰川东部和东北,轮廓很清晰,因此我们利用平面测量仪很容易测出现在的位置。我们所处的角度很好,周围风光如画。遗憾的是,冰川在前方约Q75英里处拐了个大弯儿,阻挡住了冰川后的那座做过三角测量的高峰和它旁边的冰原。那座高峰一直是我们的引路标志,冰川肯定就发源在冰原地区。

山峰的东坡和东南坡及高悬的冰川都极其陡峭,险峻的景色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个地方像阿尔卑斯山那样壮观,以前很可能没人来过这里。由于在这里时间很短,我没能好好观察就在观测点南方高达两三千英尺的山冈开始工作,山冈顶部平坦,为冰雪覆盖。以前,我在那里绘制地图时,曾试图寻找主体山脉的高峰。山冈很低,各处没有什么变化,这样的情况岀现在昆仑山脉分水岭让我觉得有点奇怪。

两年后,我横穿西藏境内的昆仑山区进行考察,这座山冈充分说明在尼萨山谷源头和昆仑山脉之间存在着一个至今不为人知的髙山谷,那座做过三角测量的山峰东坡(坡顶为冰覆盖)的流水正流到山谷里。直到那时,我才意识到这座山冈的重大意义。

我们若是进一步向上攀登,也许就会发现这一点,况且再爬1英里也可能并不难,但天色太晚了。从山谷北面吹来一阵不祥的尘烟,说明从沙漠吹来的尘土可能使白天的时间缩短。所以,平面测量和拍摄工作一完成,我就下令往回赶,时间是下午4点。4个尼萨人一听返回,很是高兴,他们刚刚还躺在碎石里,抱怨说头痛及其他高山反应症状。这再一次表明,仅仅是生活在高山谷里远不足以使山民适应高海拔,我在叶城里就注意到这一点。尼萨牧民住在冰川脚下的牧场,从来没有爬过更高的地方。这次是因他们害怕贵客一一乌鲁克梅合曼,他们才走了这么远。他们不明白,在这样一个无人来过的地方进行短暂的探险究竟会给我带来什么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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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特鲁胡勒冰川


登山时作了标记,我们照原路返回,回到营地,一路平安。下午,天空中布满云彩,加之吹来的烟尘,山坡高处的冰不再融化了。因此,河水虽涨了,但耗牛仍然可以过去。喝足了茶,尼萨人提起了精神,我远远就听见他们在营地篝火旁,给其他当地人吹嘘他今天的探险。

第二天上午,沙尘依然很大。在可攀登范围的任何高度,我们都不可能看到重要的地形细节特征。我揣测这样的空气条件可能会持续几天,于是就决定将营地东移至喀让古塔格和喀什河流域。返回尼萨途中,我没能见到壮丽的雪峰和冰河。对山谷和周围山脉的考察业已完成,而且黄色的雾霭使天气变得凉爽,我心中乐滋滋的。中午时分,我们已经安全穿过了尼萨以上的几条河流,虽然发了水,但并没有遇到大的麻烦。1个小时以后,我的帐篷就搭好了,就搭在村子最下面一间小屋下面狭窄的草地上。一场小雨下个不停,帐篷几乎难以遮挡,这里好几周已经没下雨To雨持续了约4个小时,听着雨滴敲打着门帘,心中异常高兴。我希望这场雨能冲刷净空气中悬浮的尘土,这样我才能望见山谷中远处的景色。

8月22日,我们向喀让古塔格前进,我于1900年9月曾经到过此地。但由于季节的差异,景色前后显著不同。在尼萨之下的山谷高在3000~4000英尺,两侧赤裸裸的岩壁极其陡峭。上次经过这里时正值深秋,时已黄昏;现在,我发现沿狭窄的河床上长满了低矮的灌木丛。我上次沿河边而行,而现在的河水很深,约摸5英里的路程,骑起马来非常难走。所幸,经过伯里孜(Boriz)侧面山谷有条道路,耗牛可以通过。否则,行李不可能运过去,马也不能走过去。

我们越过波木塔格达坂(Pom-taghDawan)海拔约11500英尺的黄土坡,进入喀什河河谷。喀什河是东面玉龙喀什河的又一条支流,遍地长满了稗草。显然,昨夜的雨使干旱的植物恢复了生机,空气中的尘土不见了。然而,由于天空仍然布满云朵,所以欣赏不到东面壮丽的雪峰和冰川,不过,我在1900年曾经过了把
眼福。

那天晚上,下山进人喀什山谷。河流发了洪水,阻挡了通向喀让古塔格的去路,我自己也不知道何时才能越过这条河。从波木塔格达坂的峡谷走下来后,我们在一个叫乌什拉什(Ushlash)的小冲积扇上搭下帐篷。汹涌的河水从旁边流过,就连健壮的耗牛游过去都有困难。晚上,从喀让古塔格来的老人找到了我们,他们是过了一座步行桥之后才到达这一侧的。所谓的“桥”就在我们的营地之下,走上去摇摇晃晃,非常危险,以至于本来要迎接我的伯克没敢冒这个险。山民众口一词,说行李根本无法通过那座步行桥。显然,这次得用我从印度带来的山羊皮充气筏子了。多亏舍伍德少校(MajorH.M.Sherwood)预见到这种情况,给我备了3/8英寸的钢丝。否则,我就不能使用这条筏子,因为没有这些钢丝,筏子或小船若在这样的急流中摆渡,必然会触到无数的礁石而粉身碎骨。

第二天一大早,奈克·拉姆·辛格查看了河床,说只有在下面的断裂处,钢丝才能被固定到河对岸,然后靠木苏克(Mussuck)筏子钢丝来回摆渡。在那里,河水两岸是陡峭的岩壁,再下行2英里就到了喀让古塔格村了。走岀狭隘的河峡,平静的河水注人深池中,河水旋转个不停。我们就在这里发现了那个所谓的“桥”,给人以摇摇欲坠之感。步行桥两岸的岩面距离约有25码,3个用斧头砍下的粗糙的白杨树干横在中间。由于弯曲和其他原因,3个简单地并在一起的横木分离开来。仅有其中一根横木可容得下一只脚,可就连这条横木也向下严重弯曲,出现严重的裂缝。如果手不扶其他横木,过桥将十分危险。

看到这种状况,我理解了为什么这些灵敏的塔格里克人不敢从步行桥上运货过去。筏子通过一个移动的滑轮挂在钢丝上,但在岩壁上找个固定钢丝绳的地方并不容易。所幸的是,我们用不着爆破,就发现了一处可以停船的地方。花了几个小时才找到了可做船锚的木头,到下午2点,奈克·拉姆·辛格牢牢地把钢丝绳固定了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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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玉槌什河(喀让古塔格以上段)的“桥”

 

来,准备好用滑轮引导筏子过河。两张防水布夹层之间铺好了草,捆在轻轻的竹子架子上做甲板。竹子做成的架子面积有8平方英尺,12只山羊皮缝制的气筏就捆在上面,筏子顶部高出湍急的水面仅1英尺左右。通过威逼利诱,勇敢的吉德拉尔人穆萨好容易才说服一位塔格里克人小伙子答应和他一起做试验性摆渡。这是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强大的水流打得筏子摇摇晃晃,拴在船头和钢丝之间的绳子比较短,造成船头高、船尾低,坐上去很不舒服。他们俩任凭风吹浪打,筏子被安全拉到对岸。

返回时,奈克·拉姆·辛格加长了引导绳索,以使船更好地在水上航行,可结果却事与愿违,造成极大麻烦。船刚一离开避浪凸出的岩石,大浪就拍打着筏子。我在想,若是这样,水浸泡着行李,那将会很危险,因为穆萨水性再好,但毕竟只有他一个人能驾驭这样的筏子。就在这时,我听见这边的人猛拉绳子,像一声枪响。

结果,扭曲的钢丝绳不堪水流冲击产生巨大的力量,就在停泊处断开了。

这边岸上的五六个人拽不住筏子,所幸钢丝没有伤着人。他们竭尽全力拉住钢丝绳,绳子都勒进了肉里,巨大的拉力几乎把他们拽进了垂直岩石河岸下约30英尺的河中,我们急忙跑去帮忙。事情的发生虽然只有几秒钟,却显得那么漫长,我担心穆萨发生不测。正在这时,系在筏子上的对岸上的绳子紧了起来。那边岸上的人意识到了这个危险事件,拼命拉住筏子。顺着流水的水势,经过几分钟的紧张战斗,筏子终于被安全拉上岸来。穆萨立即脱掉浸透的皮衣,跑到一块岩石上,一面晾着身子,一面嚼着燕麦饼,镇定自若,我这才松了口气。

根据经验,钢丝绳能承受的重量虽然很大,但也经受不住激流产生的巨大力量。尽管筏子设计得很牢固,可在这样的环境里却难以确保安全。手头还有一些钢丝,我们于是决定只用钢丝,把行李放在高悬的钢丝上运到对岸°原来固定钢丝的地方岩石极为陡峭,无法将行李安全取下,所以必须寻找个新的地方把钢丝固定下来,花了几个小时才完成了这项工作。先运了一块巨砾,做一下试验。这时天色已晚,我们只得在咆哮的河边再次扎下寨来。

晚上,狡猾的塔格里克人不停地问我,问在玉龙喀什河上游和南边的大山上是否有通往喀让古塔格的道路。对于所有问题,我一概说不知道,6年前我就是用这种方法对付喀让古塔格人的。他们假装不知道布林加喝,这肯定是有计划和预谋好的,因为就连米塔孜和尼萨人都提到过布林加喝。我们不知道那座山谷的大体位置,故也难以猜测出他们为什么假装不知道。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们通往西藏高原的山脉的道路之所以滴水不漏,是因为害怕这条很长时间无人走过的路线如果再次被发现,那么这些人迹罕至的山谷中的居民就会受到来往人马的影响,官方也会新增捐税和劳役。



第十七章


在喀让古塔格山区



8月24日上午,我们花费了3个小时,才用钢丝把行李逐渐运过了喀什河。这回我的狗也受了委屈,它被装进了袋子里,因为它自己无法走过这座“步行桥”,连塔格里克人都不敢抱着它过桥。然后,我们一个挨一个走上腐朽不堪的横木。靠近中间时,横木摇动得越来越厉害,而另外一根横木太低,扶上去不太牢靠。最后,我们总算都安全走过去了。

我们走了2英里,沿途经过的主要是梯田,到达喀让古塔格。喀让古塔格大约有40间小土屋,大多数牧民和部分有来头的和田流放罪犯冬天就住在这里。这里环境很恶劣,土屋跟我在1900年时见到的一样破败不堪。虽然季节不同,但山谷中陡峭的碎石坡和岩石坡一如过去那样凄凉。不过,这里毕竟有一片狭长的燕麦田,几株白杨树,增添了几分绿意和生机,这些流放犯美其名曰“小镇”。

村子里既没有给养,又没有运输工具。因此,我想继续再往下走几英里,去霍希拉什兰干(Khushlash-langar),喀什河在那里与从布萨特山谷(BusatValley)流岀的一条河交汇。1900年,经过很长的一段路程,我们发现巴萨特山谷的源头是座大冰川,其形状像伸开的五指。我们在靠近冰川的地方发现了昆仑山主脉。山民—口咬定没有道路可以穿越南面的大雪山。这里还有一个特别的原因使我进行更加细致的考察,以判定山民的说法是否属实。6年前,我对约翰逊在1865年去和田的路线草图的地形特征产生疑惑。根据那张地图,约翰逊翻越一座非常高的山口,他称之为英迪旺(Yangidiwan),就是英达坂(YangiDawan,意即"新达坂新山口”),越过了昆仑山主脉,到达水草丰美的玉龙喀什河,接着翻越了第二座山口,约翰逊称之为纳亚汗山口(NaiaKhanPass),到了另一个山谷,在这个山谷里发现了从喀让古塔格南面流跡的一条大河。

显然,我们考察中发现的这些山谷的实际构造与约翰逊所指的喀让古塔格的位置和其他地形特征不符,山民对喀让古塔格以南的山口的名字等一无所知,而有关约翰逊那次经历的出版物少之又少。但我有理由相信,约翰逊是从南边的喀拉喀什河上游越过昆仑山主脉的。我对寻找到约翰逊的实际路线非常感兴趣。

然而,约翰逊的地图和本地山脉的实际地形岀入很大,我仅能靠猜测来找这条路线。首先,必须仔细地分析约翰逊草图的某些特征和我们考察所得结果之间的关系,然后才能对所做推测作岀解释。据分析,布萨特山谷最有可能通往约翰逊所说的纳亚汗山口。如果有可能翻越这个山口,到达山口东面最近山谷的源头。根据我们的考察,源头就是乔木夏吉勒宗(Chomshajilga),再从乔木夏吉勒糸西南端岀发,就可能找到神秘的“新山口”。约翰逊称“新山口”海拔有19500英尺,为昆仑山主脉中最高的山口之一。

出发去布萨特山谷源头之前,我遇到了不少麻烦。百户长和喀让古塔格的老人们并不否认那里有他们的一块牧场,通往那里的路也不难走。因为要随身携带些行李,所以让几个山民赶着几头耗牛一同前去。考虑到将要做进一步的考察,我让他们准备够用10天的口粮。这时,他们像炸了窝的马蜂一样,一致高声反对。我召集了大约12个人,他们说连一天的口粮也找不到。这里的巴依们拥有很多牛,可他们说家里没有粮食,即使我岀多高的价钱他们也不卖。最后,喀让古塔格的伯克答应不管用什么办法,他都要帮我安排这些事情,让每个人带足口粮。这位伯克是在城里岀生和长大的,性情温文尔雅。不难看出,他的权力不足以强制的手段完成这项收粮工作,想去挣点钱的山民一听要在高山上待上10天就吓傻了。我把伊斯拉木伯克和奈克·拉姆·辛格留下照看马匹和余下的行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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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放在喀让古塔格库什拉什兰干的和田塔格里克人罪犯


第二天上午,耗牛驮上行李,它们不情愿的主人也行动了起来。果然,沿山谷向上走道路并不难走。我们沿着谷底陡峭的石道走了约摸5英里后,道路变得宽了,坡度平缓的高地一个接一个,上面的草虽长得不高,却很浓密。像在尼萨山谷的高处地带一样,我也发现了掩埋在黄土之下古老的冰磧。我们刚踏上第一块高地上长满草的斜坡时,压在山冈上的乌云便下起毛毛雨来。

现在看来,未来的天气与我们在山谷里的天气会很不一样。这些高地上的牧民居住的矮小的毛毡帐篷本来就脏,在雨中和阴沉的雾霭里看上去更加破旧。我们继续向这些阿尔卑斯山一般的草地最高处前行,这令赶轻牛的人感到沮丧。冰磧终端高耸的碎石壁在雾中若隐若现,我们在它附近扎下营来,此地海拔约12300英尺。为了尽量减轻所带行李的重量,我没有带上我的小帐篷,而带来了奈克·拉姆·辛格正好6平方英尺的帐篷。我把我的小简易床放在了这顶帐篷里,所剩的空间连骡子皮箱子和最小的桌子都难以放得下。夜里,雨仍在下,帐篷还好,不漏雨。不大一会儿,我就习惯了这个十分狭小的空间。

第二天早上,云朵依旧很低。我知道山谷源头周围是崎岖的山冈,可现在都给云彩遮住,看不见了。巨大的冰磧地带从南方和山谷两侧一直向我们的营地延伸过来。其他东西都看不见,但我们单凭冰磧知道这里距大冰川不远了,6年前从玉龙喀什山谷的主体部分曾看见过这些冰川。我原先决定,不论天气多么恶劣,我们都要出发寻找那条牋,但浓雾还是耽误了我们一会儿。在八点半,我、测量员拉姆·辛格和其他几个人出发了,沿着冰磧山坡向东南方向爬,我推测那里有一座较大的侧面山谷,上面为冰所覆盖。寻找的目的是看能否发现一条通往东面乔木夏山谷源头的可行路线。

刚离开覆盖着青草和苔鮮的山坡时,前进的速度慢了下来。岩屑裂开了缝儿,堆砌得杂乱无章,昨夜的雨又使表面变得很滑。面对着陡峭的砾岩,轻牛行走变得异常困难,甚至连脚都站不稳。于是,我让轻牛停了下来,况且本来赶耗牛过来的意思就是试验一下,看它们能否走得过去。我们艰难行进了近3个小时,又下起雾来,这时我们几乎没发觉我们就在一条冰河布满石头的表面之上。

我们刚刚登上一座岩石堆积起来的横断山脉,无液气压计显示这里海拔约13600英尺,这时我们来到了又一个山坡前,地表是坚硬溜滑冰面。由于大雾,只能看几百码那么远,我推测这里就是冰川分支的冰原。我们带了冰斧,凿起来并不难,而且速度很快,没费太大的劲,我们就横向向上攀登了约500英尺。滚下来的石头和雪球挡在了路上,这表明这个山坡可能会发生雪崩。雾散了一点,我希望能看清周围环境的全貌。就在这时,我们头上轰隆一声巨响,松散了的积雪和冰块滚了下来,所幸没有一块从我们附近滑过,响声吓得搬运平面测量仪和相机的塔格里克人仓皇向下逃跑。在翻越冰磧的岩壁时,他们就说他们对这里一无所知,心里很害怕,现在加上这声巨响,再也无法动员他们继续前进了。所以,我们只得小心翼翼地跟他们向下走。在碎石覆盖的冰坡顶端不远,我们发现了盆地中的一小块平地,周围全是巨大的岩石。我希望在这里扎营,还没清扫完场地,塔格里克人就已经害怕得不行了,在这种地方过夜对他们来说无异于离死不远了。

无奈,我们只得继续下山,不一会儿刮起一阵清新的微风,雾也散了。抬头看,东南方冰原覆盖的山坡间形成壮丽的冰斗,顶部是极其陡峭的光秃秃的岩壁,估计海拔在17000英尺左右。虽是短暂一瞥,但这足以使我相信搬运行李的塔格里克人是无法翻越过去的。而当年,跟约翰逊一起登山的哈比布拉赫的人赶了很多轻牛,越过像这样冰雪覆盖的山坡更不可能。不久,冰川好几处出现了巨大的冰瀑,颜色暗淡,冰斗看不见了。这时候,毛毛雨又下了起来,我们急切地想找个地方避避雨。

下午,参加探险工作的马夫和民工在下面的喀拉奥依(Kara-oi)避雨,我意识到了白天的奔波已经使得他们心中很不高兴。听百户长说找些干的轻牛粪来(这是唯一的燃料),他们如丧考妣。于是,这帮人吵吵嚷嚷来找我,要求迅速返回。百户长和达罗哈与他们理论,我还没来得及解释,其中两个小伙子就要动手打百户长和达罗哈。不大一会儿,4个人就在地上打作一团,余下的塔格里克人摩拳擦掌,也想加入争斗。

我的队员闻声赶来,帮忙把打槊的人拉开,把揍倒在地上的人扶了起来。我刚认岀挑头打架的人是谁,所有来找我的这帮人就走了,扬言要把轻牛一起带走。鉴于这可能造成没有运输工具,不久燃料也将用光,我于是先让百户长今天晚上离开,去劝说塔格里克人。别瞧这些塔格里克人脾气暴躁,可胆子很小。我警告他们,如果交出打百户长和达罗哈的那两个人,去和田衙门接受处罚,还则罢了;否则,其余的人都会受到牵连。

夜里,空气仍很潮湿。黎明时分,云彩稍微散了一阵儿,在旭日的照耀下,南面大冰川清晰可见。尽管景象也很壮观,但我仍没有身居雄山高岳之感,可能是因为离山峰太近,山峰显得并不太高。还没待我仔细观赏,天又下起雾来。早上8点钟,百户长带着一群山民,怒气冲冲地过来。在这个时间,只能看见冰磧终端的黑色岩壁,它横亘在两侧的山冈脚下,长约0.75英里。百户长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似乎在炫耀他的权力,已经忘记了昨天被揍的狼狈样。我要求惩罚那些出手打架的人仍然逍遥法外;可是我哪还有工夫计较这事,而是抓紧每一分时间,带上几个人勘测了大冰川。站在一座古老的冰磧岩壁之上,俯瞰脚下布满巨砾的平地,源于冰川的一条条小河如瀑布般从碎石石坡上流下,它们在丹瞅平地第一次汇聚在一起。

冰川像一条巨大的黑色河流流向我们,河中布满了碎石和软泥,冰川终端的岩壁高度足足有200英尺。天空中乌云越来越多,看不见冰。周围洼地里是浅绿色的水,一条条小溪流个不停,这表明巨大的碎石层之下肯定是冰。尽管时间还早,但在越过冰川西侧的大河就遇到了点困难。那里的山谷覆盖着苔蘇,对攀登较为有利。然而,我们刚绕过冰川走了大约半英里,从山下飘上来的雾霭越来越浓。等了一会儿,还不见消散的迹象,我们于是不得不冒着淅沥不停的小雨返回去。显然,现在恰巧是从南面喜马拉雅山脉过来的后期季风雨到达了这里。

天气极其潮湿,只有小帐篷里几尺见方的干地,让人感到不舒服。从喀让古塔格来的伊斯拉木伯克到达了,我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他带来从喀什疇尔寄来的信,那两个出手打人的家伙已经被抓了起来,胳膊被捆了起来,这与其说是防止他们逃跑,还不如说是表明犯了错误。我在小帐篷里忙活几个小时回复信件,我的思绪又飞到了远在西方的朋友身边,憧憬着即将在冬天进行的沙漠之旅。

雨到了深夜才停。第二天上午,山谷源头的山峰以及冰雪覆盖的山坡上依然是层层乌云。不过,前几天的探险活动足以证明,这个山谷不会是当年约翰逊和其轻牛所走的通向南方或东南方向的出路。我望见在冰川东南方向的山坡之上有不止一处山坳,只有训练有素的登山运动员才可能翻越过去。别说耗牛,就是携带行李的人也难以逾越。

我们在山里的时间比原计划长,这给生活本已清苦的喀让古塔格居民无异于雪上加霜。因此,在8月28日攀登过西边的一个小冰川之后,我便决定下山。真是“好雨知时节”,天偏偏这个时候又下起雨来,但我还是在下面的一处高地拍了一张塔格里克人的照片。他们背后是皮制的帐篷,烟雾把他们弄得污垢满面,他们的夏天就在这里度过。在几个喀让古塔格妇女中间,我惊奇地发现了一位矮小的老妇人,她就是我6年前经过奥木夏(Omsha)曾经救济过的那个老妇人。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那点施舍无疑是弥足珍贵的,让老人难以忘怀。老人年岁已高,佝偻着背,可她竟全然不顾夏季路线的各种困难,想来此地寻觅一处好地方。夏季的河水暴涨,直接从奥木夏到布萨特山谷路线全部不通了,只有通过霍希拉什兰干下面的一座桥,才能横穿过玉龙喀什河。这位老妇人不得不沿着石路而行,据说就连不驮东西的耗牛也难以走过这条路。

下山过程中,发生了一段小插曲,我从中明白了塔格里克人确实不再愿意在这些山谷里待下去了。东南面的踏实瓦尔(Tashwar)山谷在霍希拉什兰干以上约4英里的地方和我们的路线相遇,我本打算在这里停留下来,以便第二天考察一下踏实瓦尔这座小山谷。以前的考察说明它不可能通向主体山脉,但从侧面进入东边紧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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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萨特山谷碎石覆盖的冰川岩岬

 

着它的大山谷,那大山谷可能就是约翰逊从分界山脉而下所走的那条路线。在踏实瓦尔山谷入口,我向赶耗牛的马夫把上述事情解释清楚,但等到驮行李的牲畜队到达,他们的头领强烈反对在这里停留。他们说已经饿了两天,如果再不回到快熟的燕麦地,他们将难以忍受下去。

他们显然是在说谎。说理他们不听,答应把我们留在喀让古塔格的粮食分给他们也不行。他们牵着耗牛就要走,伯克和达罗哈威胁甚至出手要打他们,可这仍阻挡不住。其中几个像发了疯似的,说即使被杀头,他们也不愿意在山里多待一天。

在隘道上走了刚刚2英里,我赶到了耗牛队的队首,强制拦住了前面的人。在河流之上的陡坡上发现了可以宿营的地方,我急忙让队伍停下来。费了好大劲,我们才说服&些人,让他们把耗牛驮的行李卸下来。然后,我允许他们去寻找食物——我的队员将之戏称为’修格里克人的草料”,因为他们看见这些塔格里克人从地里拔出燕麦后,既不搓一搓,也不煮一煮,塞到嘴里就嚼。

以上发生的一切表明,这些山民情绪很不好,已经不听使唤,所以我不能再延长留在山里考察的时间,我最担心的是交通工具问题。只有确保了交通工具,我们才能去皮夏(Pisha,距离喀让古塔格北部最近的山谷),我计划在那里停留几天,收集些当地的资料。与其说喀让古塔格人给我提供了什么信息,毋宁说他们故意隐瞒我们呢。上午,代表我去见巴依们的伊斯拉木伯克回来了。他把肇事者带到那里,让他们接受按办严厉的惩罚,此外^还负责把开小差的人找了回来。现在,这些山民的情绪稍微好了一点,不再那么暴躁了。耗牛四处乱跑,可他们故意不管不问。

过了几个小时,他们才把耗牛从远处的山腰上赶回来。最后,我和其中的几个人岀发去塔什瓦尔。昨夜下了大雨,若缺少了耗牛,我们就无法渡过涨水的布萨特河。足足等了几个小时,两头耗牛才姗姗而来。怎奈天色已晚,没时间对小山谷考察一番了。我相信他们是有意耽搁时间,以不让我们找到那条路线。威逼也好,利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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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萨特山谷里从喀让古塔格来的塔格里克人家


罢,塔格里克人就是不说出半点信息,装作像耗牛那样呆头呆脑,反复说自己什么也不知道。

第二天,我们继续向皮萨(Pisha)前进,沿途所见进一步证明了我的推测。晴空万里,沿玉龙喀什山谷上行,向它南面的山冈行进,这里的风光十分秀美。我第一次沿这条路线走的时候是在秋天,黄昏时分到达北面陡坡的尽头,从那里可以俯敏到玉龙喀什河的河谷。那时天色已晚,我们不得不摸黑下山,走完海拔5000英尺的路程。现如今,经历了一周多的阴雨连绵的天气之后,太阳终于放射出耀眼的光辉。在阳光的照耀下,道路旁风化的岩壁呈现灰褐色,心中感到暖洋洋的。几天前,我哪敢奢g这样的粗

早晨,我们从桥上穿过玉龙喀什河,此时的山谷显得幽暗。那座桥位于霍希拉什兰干以下几英里处,离玉龙喀什河和喀什河交汇处不远。桥用树干简单搭成,宽仅45英尺。此处河道狭窄,两边是坚固的悬崖,玉龙喀什河携带的大量冰川水汹涌澎湃,流速将近4码/秒,因此我们无法测出水深。我想到了蒙古(Moghul)历史学家米尔扎·海达尔(MirzaHaidar)在他的著作《拉施德史》(Tarikh-i-Rashidi)里生动描绘的一段故事:独裁者阿巴伯克(AbaBakr,也是米尔扎·海达尔的叔父)从和田逃亡到拉达克时,携带了大量黄金珠宝。出了喀让古塔格以后,道路变得极其艰难。为了活命,在过这座桥时,他不得不扔下所有的黄金珠宝。

从那以后,很多人来这里寻找这笔不义之财,但结果都是空手而归。河水很深,流势很急,不失为一个扔弃宝物的好地方,任何寻宝人也别想找见这些宝物。这个故事也许没有什么历史价值,可本地人却津津乐道,我对此并不感到惊奇。否则,人们的想象力又有何用处呢?要知道,在像和田这样的地方,宝物一直是祖祖辈辈梦寐以求的东西,管它是黄金翡翠,还是先人藏匿的别的东西。

托普(Top)山脉海拔近13000英尺,站在其边缘可以俯瞰玉龙喀什。山路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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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喀拉吉尔山嘴眺望玉龙喀什峡谷


常险峻,攀登起来非常艰辛,所幸前几天下了雨,要不然山坡表面的松动的黄土会使攀登更加困难。喀拉吉尔(Kara-kir)山冈高约10500英尺,我在这里可以看到整个玉龙喀什峡谷,它绕过皮亚克K.5(Peak)高峻的崖壁,延伸到悬崖下深渊中的河流不见了,离那里不远就是这条河与尼萨河交汇的地方。

我明白,峡谷中不可能有路通达东南方向的西藏高原。在横穿玉龙喀什时,我认真地观察了陡峭的山坡,这些山坡向下延伸至布萨特山谷和乔木夏山谷之间的河流。数测量员拉姆·辛格的眼睛最尖,他发现山坡之上有条清晰的隘道,这条路从霍希拉什兰干上的伯依纳克(Boinak)桥一直延伸到乔木夏山谷的出口处。我用双筒望远镜进行了观察,发现路上可以走耗牛。这就是塔格里克人那条三缄其口的通往乔木夏山谷的道路吗?这条隘道本身就证明,的的确确有牧民去过乔木夏山谷。

我们只有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才能确定它是否通往乔木夏山谷,然后再弄清山谷中是否通达分界山脉的道路。这条隘道和山谷的连接处覆盖着冰块,那里好像是山谷的源头,是个斜坡,根据观察,可以肯定山谷非常狭窄。另据我们在尼萨和喀什峡谷中探险积累的经验,我推测河流现在仍在涨水。在夏季,冰川融化的水溢满了弯弯曲曲的河道,想在这时候穿过乔木夏山谷是不可能的。同时,我明白了喀让古塔格人为什么竭力阻止我走这条隘道。布林加喝牧场可能就离山谷顶端不远的地方。然而,亲临这些牧场显然不可能,一则峡谷中河水高涨,二则即使成行,那也会遭致塔格里克人顽固反对。

为了不激怒这些人,我表面上还得假装对这条路不理不睬。好在天气晴朗,站在喀拉吉尔山脊可以一览喀让古塔格地区的全貌,心中稍觉安慰。据三角测量,K.5海拔高23890英尺,直上云天。南面分界山脉的冰峰耸立,最高的一座也是非常之高,刺破青天。1900年,我用经纬仪照相机(photo-theodolite)拍下这些景色,但现在所处的地方观察的角度更佳。那一片高地最高处海拔约13000英尺,四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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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喀拉吉尔山嘴眺望玉龙喀什河峡谷


环绕着从皮萨山谷延伸下来宽阔的斜坡,这和过去弯曲的峡谷和高大的岩壁、冰壁形成鲜明的对比。离南面分界山脉越来越远,视线变得愈加模糊。我们在鞍状山脊里扎下营地,这里仍能望见分界山脉。我暗暗发誓,不论遇到什么阻碍,管它是人为的还是自然的,我都要从东面或南面进入玉龙喀什河的源头。

大山好像不愿意让我走,山上乌云压城,大雨倾盆。下山走了一段很长的路程,路并不难走。我已经决定在皮萨山谷停留几天,一来如果可能的话,收集当地的资料,因为喀让古塔格人一直守口如瓶,二来趁我还清晰记得有关这里山脉形态的每个细节,利用这几天给已拍摄的本地区的图片加上注解。

后来发生的事证明我的决定是正确的。在我到达皮萨山谷的第二天上午,有一个长相奇怪的人来找我,声称他发现有人知道去布林加囑的路线。可他的外貌和举止让人难以相信他所说的话。他说,他是巴达哈商人的后裔,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出来四处流浪。他讲得一口流利的印度斯坦语,可他没有告诉我他是在哪里如何学得这么好的印度斯坦语的,也没有说他是如何来到这里的。从我的邮差口中得知我正在寻找布林加喙他觉得自己有了用武之地,于是便来找我。他在东面的喀拉塔什山谷已经找到一个淘金工,那个人曾经到过布林加囑。作为回报,他只要求我能为他如何安全返回老家提点建议。

我无从知道他的话有多少真实的成分,不过一两个小时以后,确实来了一个喀拉塔什矿工。与巴达哈商人相比,矿工看上去更可靠。他给我讲了他去过布林加囑出口处的有关情况,与实际的地形非常一致。和矿工一起来的还有另外8个人,他们也都是淘金工。大约10年前,他们去了一个叫做库马特(Kumat)的地方碰碰运气。库马特位于一条河的河岸上,注入布萨特山谷以东的玉龙喀什河。他们当时的路线是从南面绕过俯瞰大山谷的山冈,显然就是我们在喀拉吉尔发现的那条隘道。然后,他们到了一座小山谷的出口处,他们听人讲那就是布林加囑。然面,他们并没进入布林加囑,因为他们被告知只有在深秋或冬天才可能进去。不久,他们发现当地沙子的含金量并不高,于是便返回霍希拉什兰干。矿工的话简单明了,正确地指出了布林加囑就坐落在乔木夏山谷,而一直以来布林加嘎始终蒙着一层神秘的色彩。从霍希拉什兰干到那里只需一天的时间,名叫“多德”(Daud)的淘金工很乐意充当我们的向导。我想了想,觉得让他再当着喀让古塔格人的而给我们讲一遍才是上策。

然面,结果令人大失所望。喀让古塔格人仍顽固地坚持说他们对布林加囑一无所知,耗牛已经累得筋疲力尽,他们宁愿把耗牛淹死,也不愿再登山了!我告诉百户长,要么他去劝服喀让古塔格人,要么回和田后,他会因不遵守按办旨意而受到惩罚。看到这么多人吵闹,原来准备充当向导的巴达哈商人变得心神不安。大约1个小时后,他满脸愁容地告诉我,他不想干了,我理解他的苦衷。他匆匆忙忙地走T,本来可挣一笔钱,这下全泡汤了,自然觉得可惜。但他知道“多一事,不如少 事”,我从此再没有看见过他及其同来的淘金工。

百户长没有迅速解决这个事件。他没能说服这些人前去乔木夏山谷的岀口。让他再另找一些耗牛来,他一口咬定说根本再找不到一头耗牛了。因此,我只好派人把他监视起来,扭送到按办衙门。塔格里克人像疯了一般,他们先前几乎要动手打这位所谓的头领,现在却沆溪一气,愿意和百户长一起被遣回和田,一副“舍命陪君子“的架势。不过,这并没惹出太多的麻烦,因为他们肆无忌惮地毁坏皮萨人的庄稼,皮萨长老出来干预,不久就把这帮人从我的帐篷附近赶走了。

虽然我知道了通往布林加囑的路线,但仍需当地人的帮助,需要更多的时间,所以没能成行。我在皮萨住了4天,整天埋头工作。扎营的这片草地位于皮萨河边,山谷视野开阔,海拔约有9000英尺,不失为理想的工作场所。赤裸裸的山坡呈淡红色,看来此地离沙漠不远了,谷底仍是绵延不断的可耕地。山谷的东南端,冰雪覆盖的K.5高耸入云,距离我所在的地方的直线距离只有20英里。每天下午和晚上,这里都是“大风起兮云飞扬”,但我仍能望见壮观的最高峰,海拔近24000英尺,看上去像顶佛里吉亚人(Phrygian)的帽子。我这次故地重游,在这片如阿尔卑斯那样美丽的帕米尔经纬仪照相机(photo-theodolite)拍摄了不少图片。皮萨为我给这些图片加注文字说明歟了绝佳场所.

山谷里的每块平地毓上了燕麦,山民们精耕细作。晚上,我沿着燕麦田散步,走出不多远。我还拜访了燕麦田边的人家,房屋比较简陋,各家相距很远。期间,我遇到了几户家境较殷实的人家,他们主要得益于饲养绵羊和耗牛。近期,其中两人不惜花大钱,去了麦加朝圣。这两位去麦加朝圣的信徒途经撒马而罕、巴库,由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进入红海,后经孟买、克什米尔、拉达克返回。他们在印度境内玩得很愉快,坐了火车。中国新疆去麦加朝圣的人数每年都在增加,尤以和田为最。我心里在想,这些教徒不惜钱财去麦加朝圣,他们得到了什么呢?开放了思想?享受一下西方人舒适的生活?据说,去麦加朝圣的花销在200~300卢比之间,数目不菲,可是,就连最穷困的籐徒也乐意花这笔钱。

两天以后,我派一名队员和达罗哈一起,把不服从命令的百户长押回和田,并ib耶位队员把我们在这里的遭遇禀报给按办大人。与此同时,我派测量员拉姆·辛格沿另一条通往和田的路线,即绕道东面人称提凯里克塔格(Tikelik-tagh)的外围山脉的山坡,因为我们以前绘制的地图这里标得不太详细。9月5日,我沿一条穿过提凯里克塔格西侧面山冈的径直路线,越过乌鲁克达坂(UlughDawan),我此行的目的和测量员一样。我1900年时曾经走过这条路线,经过4次行军到达和田,在这里就没有必要给大家描述了。从那以后,至今还没有一位欧洲人来过这些干燥的山丘和峡谷。几处散落的兰干仍与当年一模一样,我不禁想起当年路过这里时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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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玛木·贾法尔·萨迪克寺庙摆放祭品的大门


这里周围环境条件恶劣,水源极端贫乏,可是我发现一小块一小块的可耕地比当年显著增多。玉龙喀什河在比孜勒(Bizil)流出山区,形成和田绿洲巨大的冲击扇。9月8日到达这里时,当地人举行了隆重的达斯提汗,队员们终于能吃到好久都没尝到的水果了。玉龙喀什河的岀口处仍然很深,所以我只好沿玉龙河右岸继续前进,穿过玉龙喀什肥沃的伯克希皮(Beg-ship),途经恰米亚(Chamia)、阿勒提拉(Altila)和一个接一个欣欣向荣的村庄,我们来到了渡口。快到和田了,我要寻觅一块安静之地,开始新的工作!



第十八章


和田盛宴



在和田,我把帐篷扎在了老阿旬伯克(oldAkhunBeg)的城郊花园里,T记忆中早在1900年秋天就曾带给我安静与庇护的地方。现在,我们再次受到热情的款待,可令人遗憾的是,主人的缺席又多少抹去了这种欢乐的感觉。在我8月访问期间,我的这位在和田最好的朋友对我谈起他要去麦加朝圣的打算。考虑到他日益严重的哮喘和肥胖,一位上了年纪的绅士能适应这么艰苦的旅程吗?我尽了最大的努力劝他放弃这个疯狂的想法。这位高贵的老伯克盛情邀请,说真的,我宁愿拒绝他的圣洁的情义;因为知道他仍然天真地依恋着命运赠给他的这世间许多美好的东西,我已经很满意了,还有,就是他那份侍奉一位异教徒“黑大爷”(当地人对汉族人的贬称一译者)的工作同侍奉他的第一位主人一一虔诚的神论者,贵族阿古伯的工作一样,相当不错。

阿笥伯克不顾家里人的强烈反对,还是坚决地踏上了行程。听到这个消息,我伤心极了。比我抵达这里只早两天,他就迫不及待地同其他6人一起从他的马哈拉或城郊出发了,他已经听说我早前要返回这里,很显然,同我一样为错失这生命中再见一面的机会而深深惋惜。可是他们已经用占星术求了一个出发的黄道吉日,而和他同去朝圣的伙伴又不允许改动这个日期。阿笥伯克唯一的一个,也是比他大得多的哥哥含着泪向我传达了他临走前留下的欢迎之情。这位年长的老兄也同我一样担心我的老朋友一fe的弟弟从成为哈吉(Haj)的朝觐之路返回的希望不大。

对于妻子和家人的反对,阿笥伯克总是坚定地回应说如果死亡真的降牆,他可能就在通往那与自己的家一样美好的圣地的路上迎接它。依照他的观点,作为一位伯克,这么多年来侍奉那些现世的主人,也该到了终结自己的生命也去侍奉好真主的时候了。回忆着他和善的举止和不尽的仁慈,我感到自己很难相信他的良知能为任何需要这样的牺牲才能赎清的罪行所累,并且我的老朋友抛弃了所有的物质享受和财产使我看到了这种人格的伟大。

在他屋中通风的阿依旺(房屋的大厅)里,坐在他至爱的地毯上,四周围着从果园中釆来的各式各样的水果,阿笥伯克曾不止一次地用他富庶的财产款待我:托撒拉(Tosalla)肥沃的庄园,伯拉赞(Borazan)的葡萄园,以及在阿萨(Hasha)山区放牧的数以千计的牛羊。同家中的这种令人荣耀的财富和舒适相比,去麦加的旅程对他真可谓是一种不折不扣的苦难,在这种苦难面前,无论是哪位怀有与他相似目的的现代欧洲旅行者,都不愿去面对。为了认清这样一个任务对老伯克到底意味着什么,我回顾了中世纪时代和当时的巴勒斯坦朝圣者。在热切的希冀中,能捎去我对他的幸福和健康的衷心祝愿的机遇来了:一些晚去的朝圣者就要从和田出发追赶大队的时候,我让他们帮我捎去一封书信建议他在最后返程中在喀什噶尔和经过印度的时候多加留意。无论效果怎样,当我得知这封“亥特”(Khat)缓解了他的家人的忧伤的时候,感到由衷的满足。

即将开展的考古活动的准备工作纷繁复杂,自从我到了这,就一直忙得不可开交。这使我无暇联系我的中国朋友。我来到这里的第一个早晨,就去访问了车大人的衙门,那是一个既庄重又喜庆的庆典。为人和善的按办大人如同见到了老朋友,用最盛大的礼仪和仪式迎接我。仪式活动准备得充分极了,通过内门时,我发现从穿着崭新的红衣的向上依次站立的刽子手就可看出所有的事情都按照等级的高低来组织。亲爱的潘老大人执掌和田衙门的时候还不曾有这样的步骸。

然而,我得告诉他我在昆仑山中的详细经历,当然也不能隐瞒喀让古塔格人(Karanghu-tagh)为阻碍我们所设的种种诡计,就这点来说按办大人可谓是热情至极。车大人明了地抓住了那些乡巴佬的特点:虽胆怯却固执强悍,要处置他们还是十分棘手的。他自己则变得和一位敏锐的行政官员一样意识到在那里高压统治也许不会是行之有效的方法。但如果这种捣乱活动出现在做礼拜城区的任何地方,他保证即使出动军队也要坚决镇压。在城中可以这样,但在山区里该怎么办呢?想起曾经跨过的那些深峻险恶的峡谷,那些难以逾越的河流,我庆幸和平的中国兵士们不需经受这些苦难。

车大人执意邀请我出席他为我举办的有全区显要人士出席的花园盛会。盛情难却,我答应了他,这个花园盛会是在按办大人于我停留的第二天下午回访后举行的。在巴德鲁丁汗的帮助下,阿匐伯克平时消夏用的开阔的凉亭被红色毡毯及和田绒毡装饰得富丽堂皇,为了让我的随从也露一露脸,我让奈克·拉姆·辛格穿着他那第一兵团的工兵和布雷兵才穿的红蓝制服站在按办侍者的旁边。他那高大结实的身躯的确令人印象深刻。在这种场合下,我送给按办一本法显游记(TravelsofFa-hsien),这是克莱兰登出版社最早出版的关于一位去印度的中国佛教朝圣者的尚存的最早记录的正本,并且还有一位最近去寻找佛教寺庙的旅者的叙述一我自己的《沙埋和闻废墟记》(SandburiedRuinsofKhotan)o按办急切地浏览和解释了我的书中的插图,而非古老法僧艰深晦涩的文字,这些插图令我的这些文学上的无价值的东西增色了不少。不过我不知道这种关注中有多少是出自礼节性的。

尽管宴会持续了几个小时的时间,但对我来说实在是一次新鲜有趣的经历,这也算是对所耗费的时间以及给我的欧洲式思维强加的负担的一种木隈。现在我必须添加些大写意的描写了。车大人的款待实在是太盛情了,并且他尽其所能将那些各处衙门的伯克、恰兹(Qazis)以及其他贵族人物都请来了。宴席在纳尔巴克(Nar-bagh)的旧花园中的宫殿举行。现在,这里完全不像平常的样子!宽敞的外院挤满人,数不清的厨子和侍者匆忙地工作着,让人联想起尼雅孜·哈克木伯克(NiazHakimBeg)大驾光临的那些时日。花园的中央凉亭,前些天还是一个供我休息的清静之所,现在则成了按办为他的中国朋友和我布置的客厅。按办邀请了各衙门所有的市政官员,还有一个相貌和蔼的官员候选人,是他的亲戚,带着8个师爷刚从乌鲁木齐过来。

阿依旺到凉亭之间有一条覆满了藤条及果树的绿阴的长道专供那些穆斯林客人使用,伯克们分立在长道的两旁,我跟着肃穆的列队向前行进。从凉亭辐射出的另外两个林阴道上,不太重要的宾客在一起享用着宴席。另外我还发现几处隐秘的供某些有特殊需要的中国客人吸食鸦片的地方。要不是为了满足按办的愿望,给其拍照,在寻找适合拍照的地方的时候在别人的带领下来到这个僻静的角落,我还从没怀疑过他们也吸食鸦片。和田人的乐师们四散在林阴道的各处进行演奏。挨着凉亭的前廊,也就是我们这些按办的客人用餐的地方,还有一支演奏吉他、响铃和长笛的大型乐队,尽管各种方位传来的声响很大,但这些衣着破烂的人创造出的曲调中还是透着精巧迷人的韵律。这是我在和田看的第一场演奏,此刻即使在我这个外行人的耳中,也能体会出和田音乐由来已久的魅力和美誉。

好客的按办大人为我准备的菜单内容太丰富了,我实在无法用言语将其表达出来。而且我也没时间把这么长时间的宴席上发生的种种乐事都记录下来。只是有一件事我必须提提。此前,我曾向车大人客气地特别提到,随我去山中的伊斯拉木伯克(IslamBeg)应该得到奖赏一事。他曾当即表示赞同我的意见并将把我的这位忠诚的杂工提升为喀亚什(Kayash)的胖伯克。第二天早晨,伊斯拉木伯克将这个好消息带给我,并怀着感激之情向我道了谢。现在他走到按办大人身边的宴会桌旁接受对他的新职位的正式任命,遵照中国礼节,行三叩首之礼,这种礼节同土耳其官员所釆取的方式很类似。然而整个过程庄严肃穆,正适合一个古老的和田民族的后裔,这种庄严的礼仪给最早一批中国观察者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车大人知道如何应付这种场面,他伸出双手托起这个年轻人,举止间充满了高贵的气质和父亲般的慈爱。无论是西方的还是东方的,教堂中神父也许已研究过这种优雅的姿态。

当我为他们拍照时,一个小小的风波让我知道了温文尔雅的按办大人如何髙效地让他的一大群伯克们各就其位。为他和伯克们排好队形,互不干扰是很容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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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通往我在纳尔巴格小亭子平地上的按办邀请来的客人


但是当要把包括按办在内的一大堆人装进1/4英寸的胶片时,空间显然太小了。所以我建议至少让一些当地的官员坐在按办大人的椅子旁边的地上,其余的人站在后面以压缩队形。按办大人立刻表示反对,不同意让任何一位出席的本地官员坐到地上,我感到很有趣,于是丝毫不怀疑伯克们也同意这种“仁义“的观念。

经过长久的企盼,米饭上来的时候,天已经近了黄昏。这标志着宴会进人尾声。我很高兴中国通情达理的礼仪能让主客在开始清理饭桌的时候即刻离开。这样一个大型宴会结束后的短途骑行是令人愉快的。在城内巴扎和城郊小道上,沐浴着柔和的暮色,享受消遣后的快意,我看见到处都是崭新的有精美木雕饰面的舒适房屋,新的萨拉依(宫殿)等进步的变化,这些都是能够说明在和田城中甚至整个地区自我5年前的到访以来的社会财富快速增长的标志。

在我6天逗留期的剩余时间里,我一直躲避在阿匐伯克的花园中,干着繁忙的工作,难得抽出时间。8月间我派出一队由肉孜阿匐一老土尔第的继子带领的玉龙喀什“寻宝人”,现在他们回来了。于是我举行了一个仪式,正式开始这次沙漠探寻活动,去搜寻可能发现的遗址。在我看来,这支于我抵达这里后第二天就出发了的队伍看起来破烂寒酸,他们中大多数人衣衫破烂,形容枯瘦,还是新手,就像是莎士比亚笔下的福斯塔夫的突击队。但他们带回的这些包括印度手抄本的断片在内的文物的样品就具有一定的保证性;并且依据我以前的考古活动所得的经验,我可以推断出相关的他们像我描述的地点的重要性和发掘它们的时间。我从黎明一直忙到了半夜,除了在长时间的详细询问后获得了有关距离、路线等准确的信息外,还得处理准备工作的账目,处理邮递信件的欠款,设备的维修等工作。天上的乌云令空气凉爽宜人,就在我们出发前,一场持续两天的断断续续小雨把弥漫连月的空气中的浮尘冲洗了下来。

但是也有一股阴云笼罩在我的心头,我从喀什噶尔带来的一头骆驼,8月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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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田按办车大人和当地的伯克

 

出去让它自己到山里休息吃草,现在生病了。当我的运输队在和田与我会合后,我沮丧地得知这头骆驼以及其他放出在外的骆驼已经死了,并且又有两头显示出虚弱的征兆。这些看起来不错的牲畜是由哈桑阿旬照料的,现在他既悲痛又内疚,并认为阿萨之上山中广泛分布的有毒植物是造成这些损失的罪魁祸首。骆驼惯于在北部山脉觅食,根本不知山上的毒草为何物。但是我很清楚包括我那精力充沛的杂役在内的托克斯坦的最有经验的养驼人,尽管他们熟知如何喂养出健康骆驼的秘密,却都不会诊断和治疗这种疾病。我有某种宿命论的倾向,已经听说和打听过很多尤其是在驼群中才会快速互相感染的疾病现象。不过我宁可相信它们真正的死因不是因为某种疾病,天气闷热再加上从喀什嘎尔一路走过来才应该是造成它们的数目急剧减少的,促使它们死亡的真正原因。所有的骆驼都需要悉心照料,并且最终要放了它们。



第十九章


和田沙漠边缘



9月15日早,我从和田出发了。我已决定先去探访有趣的热瓦克大遗址,这是1901年我最后一次发掘的地方。其原因部分是为了查明它周围的沙丘后来有什么变化,部分也是为了探寻新近传闻的在其附近地区的遗迹。与此同时,拉姆·辛格也独自岀发了,前往昆仑山脚下的南克里雅,从那里开始沿着山脉向东尽可能远地进行三角测量。还没破晓我就忙了起来。但是因为对行李进行分类,处理诸如账目等其他任务的负责人,以及当地人的漫不经心的拖延,迫使我推迟了计划,从而又使我有充足的时间参加按办大人早就声明举行的盛大的官方告别仪式。

离开花园中的帐篷时雨刚停,高处的大路向东延伸,从云层中冲出的一缕阳光给周围的景物披上了华丽的外衣。我发现一整支中国军队的士兵沿路站成一线,有200人之多,身着红、蓝色衣服,扛着各种色彩的旗、幡,整个场面看起来有着东方式的喜庆。从一种很长的长号里传岀响亮的吹奏,但是互不协调,相当混乱,甚至惊吓了我的巴达克什矮种马。好心的按办大人身着盛装参加了仪式,在他身边的是军队的官员们,我两次逗留期间曾和他们按照相应的礼仪互访往来。我和按办大人在路边装饰喜庆的迎宾大厅亲切地交谈着,内容不仅仅是纯礼节性的,我很高兴地再次对车大人给予我们的友好帮助和关照表示感谢;和他一样,我也真诚地希望我们能再次见面,但那很可能将是在和田或者遥远北方的某地,那里是我的按办朋友积极找神日府机会的地方。

在一支由伯克组成的大型地方武装团队的陪同下,我跨过玉龙喀什河到达新建立的农业区的边界,这个农业区由原先的靠河岸右侧的运河供水灌溉的几块绿洲组成。在那里,我向诚恳的伊斯拉木伯克作了道别,通过他的眼睛我能看到他心中的那种不能陪我继续旅行的真切的遗憾。给我的中国助手指明了方向,让他带着厚重的行李直接去玉龙喀什巴扎以后,我自己踏上了北上的路程。骑马走了10英里后,我穿过吉亚地区富饶的村庄地带来到了苏亚附近的沙漠边缘地带。驮有行李和以后几天所需供给的矮种马队正在那里等着我,还有肉孜阿笥业已召集的两队民工,他们将同我一道,前去进行前景诱人的发掘工作。

离开了苏亚葱郁的树丛和依玛目·阿西姆的麻扎,我们又登上了有高大沙丘的裸露石砾戈壁。这里看起来有些熟悉又有些陌生,因为距上次我从热瓦克回到这里的时候已有5年半的光阴了,地上的路标已经完全消失。天空乌云密布,相当阴沉,这个现象在这一带相当少见。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我的心情也变得和天空一样阴沉了。一条被称作阔纳达里亚(Kona-darya)的宽阔的砾石带标示出它曾是玉龙喀什河的古老河床。尽管不时有低矮的沙丘出现,这里相当好走。可是还没轮到我指望着能到热瓦克的时候,天就黑了。所以我们在沙漠中的一条小型咸水渠旁安营扎寨,这条渠道是沃通其(Otonchi,即打柴人一译者)或前往北部远方的河滨丛林砍柴的人们沿着路边挖成的。第二天一早我们按照预期的设想继续往北行进,跨过了一个6英里长的此起彼伏持续不断的沙丘带后,我又一次看到了已成废墟的热瓦克佛塔的白色砖堆。

我的思绪一直萦绕在1901年发现的这堆雄伟的古老废墟和发掘岀的一系列精美的雕塑上。但是给我很大震撼的是四周第一眼看见的变化:当时有个雄伟的沙丘覆盖了巨大的佛塔基座的3/4部分,现在它已经向东移走得相当远了;西南墙,就是我挖出一些巨大但保存很好的神像的地方,现在几乎全部隐没在20英尺高的沙脊下了;东南面的墙和以前相比尽管又有一部分埋入沙中,但剩下的部分已经足够让我看到自我上次离开以来它遭到的人为的破坏;《古代和闻》图版记录的那些接连排着灰泥大浮雕的墙壁,现在已经裸露岀内砌的土坯,我听说两年以前这里来了一大队从库马特(Kumat)来的汉族寻宝人,想试试发掘宝藏的运气,他们破坏了围墙的入口部分,直接破坏了那些易碎的灰泥雕像。事实证明,我在发现它们之后,又把它们重新掩埋的那份对文物的保护之举算是徒劳白费了。

令人感兴趣的是沙丘的运动改变了佛塔自身的面貌:早在5年前,这个3层建筑的巨大基座除了东南面的部分几乎都被移动的沙丘掩埋了。现在,它最顶层的部分已经完全露出地面了。但是在这露出部分之下仍然有1膜尺或1映尺厚的沙子填埋了整个大厅,面要把这么多沙子完全清除掉,没有与之相称的时间和金钱的花费,就正如我第一次时曾想全面发掘这个伟大的废墟一样是不切实际的。通过把这里的沙丘与我以前的记录数据进行细致、准确的对比,一个新的发现引起了我的兴趣;因为这可能支持这样一个观点,那些我们在这片沙漠里观察到的高大沙丘是洪水过后沿岸留下的淤积和沉积物的直接产物,然后,它们再被相互交替的东风或西风吹向沙漠。

西边的那块风雨侵蚀后裸露出来的小片土地,原来曾是我上一次在4月份那些炎热又尘土飞扬的日子里安营扎寨的地方,现在已经完全被掩盖在一个沙丘下面了。而在离小奴拉赫(Nulah)不远处又已形成另”可作为营地安扎我的帐篷和随从们的地方。我把奈克·拉姆·辛格留下了,让他带领一队工人去清理还保存完好的佛塔基座的一角,并且让他测量那些仍起到装饰作用的精美灰泥模塑的高度。而我继续向南推进,去一个从苏亚(Suya)回来的“寻宝者”报告说有梯木和一槿建筑废墟的地方。引起我兴趣的是,热瓦克附近仍存在着许多小型遗址,它们很有价值,对它们进行考察能增加我对这一地区的了解。

在超过40英尺的沙丘上,忽上忽下地走了5公里后,我们来到传闻的那两座遭严重蝕的砖堆废剛。那24平方英尺的基座,这肯定卧堆半埋在沙中的小佛塔遗址,遗憾的是,所有的建筑^饰都剥落了。向南移动的沙丘之间裸露的凹陷处有大量的碎陶片,这是古代居住地的标志,这些东西对一般看到它们的人而言就是毫无用处的废物。在一次小范围的搜寻过程中,我们发现了虽不是传说中的,但看起来颇为古老的中国小钱币。方孔四周的圆边是我所见过的磨得最窄的一种,这表明它们流通已久。随后我们发现几条灌溉渠道的宽约隣尺或9英尺的清晰痕迹,我的向导卡斯木知道,新岀现的几处地点是高大沙丘移动过后暂时留下的。不远处有一个小型储水池的痕迹,潮湿曾使这几条渠道的土制堤坝变得坚硬,所以尽管经受了多年的风蚀作用,这些堤坝现在仍高于四周地面的水平线。我甚至可以清楚地辨认出被称作墩拜尔(Dombel)的土堆,在和田地区类似的遗迹至今仍有被村民们保留在储水池中央的现象。

我要找的那个遗迹就隐藏在向东不远处的两座陡峭的沙丘之间,一个奇特的海湾状洼地那儿,凭着我以前工作的经验,很容易就看出一个由木材和灰泥建成的寺庙内殿残留的遗迹,内殿的规模大概有27英尺x2磔尺,四周围绕着一条丹丹乌里克佛寺式样的走廊。随行而来的一个民工小队很快展开了他们的清理工作,不久高岀地面的墙壁显露岀来,但它们的高度都没有超过2英尺。它们的木结构框架已经被地下水渗岀的潮气完全毁坏了,但是原来的形状仍然明显。即使是这些已经保留不多的主要由红、黑色勾边的壁画装饰和建筑式样已经足够为我们提供判断它所存在年代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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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孜阿訇率领的和田寻宝人


和热瓦克佛塔一样,一眼便知这是一种属于公元前4〜7世纪的建筑结构。我在附近的“塔提”的地面上拾到的未刻铭文的中国古钱币帮我证实了这个推论。与之相一致,没有被遗址保护到的相邻地面被侵蚀的风力削低到相当的深度(10~12英尺)。因此下面的推论也就变得有据可依了,玉龙喀什河的右岸这片几英里范围内的地区一定在黄沙到来之前就成了无人居住的荒地,沙丘因此侵占了距东北方沙漠有60英里远的丹丹乌里克人的垦殖地。这里,我还有另外一个证据,这一地区干燥的气候本身不能为这片耕种地的所有这些变化提供令人满意的解释。

接下来,9月17日我花了一上午的时间来勘察与那些暴露毁坏的墙壁有关系的沙丘。然后就再一次离开了热瓦克。佛塔的大型四方院子及其周围的雕塑现在仍被深埋在沙丘之下,我衷心希望这些雕塑能够得到很好的保护。我想知道,今后谁会耗费数月的时间及巨额的资金来完成最终的开发任务。

我的下一个目标是,肉孜的工人来和田时曾带来的装饰墙壁用的灰泥浮雕碎片的出土地点。要去那里,需要经受不同寻常的艰难险阻,同时还要通过在沙漠中长时间暴露于烈日风沙中可能造成的脱水的考验。

我们沿着在一个朝东北方向逐渐消逝的沙丘群走了仅仅3公里,我们就到达了可尼托克玛克的废墟,这里的情况与我此前根据那些不多的遗物所做出的推断正好吻合。那里有一些古代土坯墙的废墟,大约40英尺长,据此我推测它们是一个古庙的四方形内殿的从南至东和从南至西的墙面的遗物。这些墙壁废墟只比原有的地平线高出2英尺,风的侵蚀作用已将其他两边的墙壁磨成了粉末。曾是内殿的大厅部分现在看起来像是一片洼地,比墙壁废墟底部的土坯还要低6英尺。细沙从土坯墙的脚下流出,直截了当地告诉人们风的侵蚀破坏力有多么大!木雕发白的碎片和灰泥浮雕的布满裂缝的小碎片,向我们展示了我所熟悉的希腊佛教艺术的花卉图案设计。工人们把它们从遭受侵蚀的地面收集起来,它们使我想起了古代墓地的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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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瓦克佛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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阔纳托克马克(Kine-tokmak)的寺庙遗迹


前两天,天空中还有云朵遮蔽着阳光,庇护着我们,欢迎我们的到来。现在却向地平线撤去了。尽管山脉的东南方向还依附着几片云朵,却再也不能缓和太阳的淫威了,所以我们得顶着烈日进行工作,在强烈反射太阳光线、令人目眩的沙丘上跋涉,寻找寻宝人阿合买提(Ahmed)所说的另一个“房屋群”。它们肯定是一个中等大小的垦殖区的遗迹,房屋由木材和灰泥墙建成,先是遭到风沙入侵的破坏,后又被那些寻“宝”的人们掏挖得千疮百孔。几个世纪以来这些人就是趁着沙丘移走后遗迹裸露出来的机会来实现他们的发财梦。在其中一间房屋废墟中,根据和着灰泥的芦苇墙壁的断垣,我们猜测这里或许是贮藏那些已经陷到泥土里的大罐子的地方,等等。

往东更远的地方,是沙丘渐低和彻底遭受了风沙侵蚀的地区。地面呈现岀与“塔提”地形相当接近的地貌。细碎的红色陶片将大片被侵蚀的地面也印成了红色,然而到处都是轻轻的浮沙,却也保护了更多的古代居住区的许多遗迹现象。房屋已经消失,但围绕在它们周围的果树树桩和杨树还在。在一个地方,我还发现了一排吉格代树(沙枣树一一译者)或桑树,它们像是种在一个果园里。作为一个“塔克拉玛干其”——塔克拉玛干人,我能够轻易地辨识出杏树开裂的树皮,曾经多次通过那些种在古代果园四周树木发白、开裂的残片认出果树的种类。那晚,我们四处察看,拾到了一些小玩意儿,其中最完好的要数一片装饰精美的雕花玻璃了。通过它坚硬光滑的表面,我们看到了沙粒强烈的研磨琢蚀作用。

我们把帐篷扎在了向东3英里处的一个古河床上,那里长满了茂密的托格拉克(胡杨——译者)、柳树和沙漠类灌木。我第一次去热瓦克时就曾到过这里。夕阳西下,景色分外壮丽,一天的暑气终于退去。这时南边远处壮美的雪景好像经过洗刷一般,显得更加清新。夜幕携带着欢乐缓缓而降。第二天大早,从桑株(Sanju)到普鲁(Polur)的昆仑山脉清晰壮美。在双筒望远镜的帮助下,我清楚地看到了覆盖在远处山峰上的冰川,我曾亲自从尼萨和喀让古塔格的山谷攀岩而上抵达那里;还看到了我在1900年做过三角测量的雄伟山峰,以及喀拉喀什河和玉龙喀什河之间令人惊奇的锯齿状的外部轮廓线。我朝杭桂地区向南一路骑行而去,眼前那壮美的山河全景图的流光异彩始终挥之不去。走了大约10英里路程,我来到已毁坏的阿尔喀库都克梯木(Arka-kudukTim)一处佛塔废墟。1901年我曾来过这儿,并且在老吐尔地的教导下,能告诉肉孜它真正的名称。去阿克铁热克遗址是我的目标,尽管我知道它在向杭桂移动的沙漠边缘的某一个塔提那儿,不过找到它肯定得花上很多天的时间。所以我得完全相信肉孜,因为他知道路线。随之,我们又看到沙丘移走之后裸露岀来的方圆几英里地表上出现了大量散布的陶器碎片,说明这一带曾是翻越荒瘠的沙丘我们骑行了约有6英里,这些沙丘将近25英尺高,把四周围得密不透风。酷热将行程变成了一种煎熬,阳光极其强烈,毫无遮拦地鞭笞着我们,这样的环境在和田是很少见的。布满云母碎片的沙地的反光加剧了光的强度。不久,我回想起在达尔库特(Darkot)冰川上的经历,这种感觉让我意识到我的脸开始起水疱了。

当我到达阿克铁热克遗址时,我很快就忘记了这种不适的感觉。肉孜曾给我带来一些有趣的装饰用的浮雕,似乎是赤土陶器上的浮雕。现在,这块布满废墟的地面上,看不到任何建筑结构的残留部分。可是我们的一位穿破衣衫的工人拾到了大量同一式样的残片,它们可能就出自我的向导们预先留意标示出的一个小型沙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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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策勒依玛木(IsmamJa'新Tairan)贾法尔·塔依让清真寺的大门


附近。残片上有坐姿的小佛像,佛像周围是莲花叶,花状的涡卷型装饰,以及火焰文饰。还有其他一些残片,其上贴花式样的灰泥装饰与我在拉瓦克发现的环绕在巨大的佛像头顶上的光环贴花式样的灰泥装饰很相像。这些残片散落在一个“塔提”的陶器碎片中,外观看起来令人费解;至于建筑结构的残留部分,比如有相应装饰的寺庙墙壁,沙地的水平表面上根本没有它们的踪迹。四周的陶器碎片和这些属于一个装饰精美的古代寺庙的碎片除了脚下松软的不断遭受侵蚀的黄土之外无可依靠。

我要搜寻更多的圣坛的遗物,就像一次真正的探宝活动。这次,任何考古学上的指导,诸如我学来的应用在丹丹乌里克和其他地方的知识,却一点忙也帮不上。

开挖一系列的探沟来寻找古代建筑墙壁的可能位置,仅仅依靠肉孜手下那12个随着我们在炎炎烈日下走了这么多路的伙计的力量完全不够。为了避免浪费时间,我让他们开始从沙丘北部的脚下开始挖,因为那里有大量的赤陶碎片出现。超出我的头脑所能预料的范围,幸运之神眷顾了我们。在黄沙中仅仅挖了2英尺深,肉孜发现了一堵墙壁的遗迹,相当厚实,由红色的黏土筑成;它旁边还有剥落的墙皮碎片,这些东西把向下约2英尺深的石膏板盖住了;这之后,发现了越来越多的与描述相符的浮雕碎片。我让其余的人加紧清理墙壁,在黄昏来临前尽可能发现更多的东西。陆续有东西出土,就像是对我们的工作进行奖励一般。所有的出土文物都使我确信这的确是一堵寺庙的墙壁。

令人可惜的是,墙壁被发掘出来后,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其根部以及原有表面的全部东西都已经暴露,这个寺庙所有的结构性特点几乎都损毁了。

然面,如果我不希望把这里更大的雕塑和壁画都发掘出来,让它们重见天日。比如丹丹乌里克或热瓦克出土的保存完好的墙壁,而只想要一些丰富于装饰性的小雕塑作为回报,它们相当的硬度使它们得以完好保存。在热瓦克,同样的浮雕装饰是未经烘焙的黏土制成的,它们很脆弱,有很多在移动的时候碎裂了。只有少数,被我奇a般地把它们安鈍送抵伦敦。

第一眼看去,我以为这里不会有什么,可现在,像是上苍赐给我们白天在这一带辛勤工作的奖励,发现可用以研究我在热瓦克发掘的雕塑艺术品的新鲜素材很有前景。我的发掘者们,用他们训练有素的双眼,一次又一次地注意到仍保留有细小金箔的雕塑碎片,毫无疑问它们应该是那镀了金的最了不起的墙壁装饰部分,随后一块镀金的墙壁饰块,让我第一次证实了自己的猜想,它与我论证古和田都城时所引用的从约特干遗迹文化层中出土的器物是一致的。在那片镀金的墙面残块上,我认出了早期的中国资料记载的古代和田人喜好用黄金装饰他们神圣建筑物的奢华习俗痕迹。但是约特干至今还没有一个单独的镀金的建筑物品被发现,只有显然是单独使用的易碎的灰泥雕塑,其中大部分早已腐蚀分解在因长期灌溉而保持湿润的土壤中了。

怀着一种新奇和愉快的考古经历,风尘仆仆地动身前去我的营地,它就扎在一个农场中,靠近阿克库勒村附近耕种区的边缘。尽管这段路只有2.5英里远,然而在途中我们仍要翻越高大贫瘠的沙丘让我感到好像再次回到了沙漠的深处。淫沙流动的区域被这里新近开发的耕地不断向后推移。差不多仅在15年前,阿克库勒的土地才被开垦出来了。次日清晨我回到了这里,搞明白了耕地是怎样逐渐扩展到几个世纪前被废弃的这片沙漠地域。大量的水灌溉在肥沃的黄土中,一贯沿着耕地边缘种植的白杨、柳树和吉格代树很快发芽了。因此第一眼就很容易注意到每年同沙漠进行拉锯斗争的成果。阿克库勒的水渠尽头,一条繁茂的芦苇和红柳灌木植物带已然正在向布满陶片的古代聚居遗址的一侧移近。所以我有时真的相信,尽管气候正变得越来越干燥,在可预见的未来,在人口和土地需求增长的压力下,绿洲有可能重新覆盖现在杭桂塔提大部分荒凉的废弃地上。

我很感激这种人类活动的进展,因为附近的耕地让我很容易地第二天一早就召集了足够多的民工去探索古代遗址,同时不必担心没有足够的干粮和饮水。没用几个小时,我们就挖岀了,可以肯定是一个寺庙内殿的北墙,14英尺长,就像丹丹乌里克的许多佛寺一样,与一个肯定绕内殿四周一圈的通道相连。这个通道的墙壁边沿有大量的赤陶碎片,并且它们被埋得越深,其上原有的镀金浮雕碎片就保留得越多。它们大多很可能是用来装饰环绕通道的巨大雕塑和墙上壁画的石膏饰物表面的,只可惜在地上厚达2.5英尺的雕塑碎片中镀金的并不多。就像约特干等级分明的社会阶层一样,用来制作这些雕塑和壁画的易碎黏土也都已经风化破碎了0

但是经过对那些碎片的仔细检查,有迹象表明还有其他的破坏性因素大大地加快了这种完全的腐化。雕塑碎片中的泥土好像和墙壁的残留黏土一样都呈红色,此外,还发现了被完全烧焦的W辟片,这和其他一些当时无法具体弄清的迹象都表明这个佛寺曾遭受过一次大火,由此产生的高热足够给那些墙壁上更小的原本仅通过阳光晒干的黏土浮雕类装饰物造成赤土陶片的颜色和更强的硬度,同时那些和实物同样大小的手指、耳部等的雕塑碎片也都被烧成硬陶了。但是这种常规的烧灼还不足以保护雕塑自身的黏土。除了那些碎片,暴露在外的已经完全毁于空气的侵蚀,以及耕地带来的土壤含水量增高的影响。佛寺最初毁损到它完全倒塌之间相隔了一段时间,这可以通过位于地面第一层碎片和较薄的第二层带有许多浮雕的两层堆积之间大约1.5英尺厚的黄沙层证实。

在这片过去的绿洲上农业灌溉过程中泥沙沉积的现象持续存在,并且,正如我先前解释过的那样,这一过程持续不断地抬高着地平线。沉积的泥沙上面覆盖了变硬的浮雕,当时人们把墙推倒好为稍后的建设或开发耕地腾出空间,这些浮雕从那些墙上掉了下来摔碎,幸运的是新的泥沙沉积又有效地覆盖保护了它们,直到人们扩充占地的行为最终停止,而那些土地也被遗弃了,并最终被沙漠中的流动沙丘所占领。当一个沙丘移走面另一个还未光临时,风化作用也在永不停息地进行着,风又开始把最上层的浮雕重新吹露在黄沙表面。正因如此,在广袤的“塔提”地区才能有古代遗迹,或者是较晚时期的陶器碎片能够被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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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田附近佛教废墟墙壁上发现的灰泥浮雕


凡是那些从潮湿、热火的双重煎熬中幸存下来的东西,也必定遭受到反复不断的盗掘侵害,这种盗掘行为同时也威胁着居住区附近的所有古迹。因而不能期望这里那些最后被抛弃在沙漠中的遗迹中有多少有价值的古物能够保留下来。很显然在雕塑碎片的堆积中仔细地搜寻明显的年代痕迹是徒劳的。不过,大致的年代还是可以从浮雕的风格上看出,这个寺庙一定与热瓦克佛寺的使用年代相差不远,还有,在寺庙附近地面发现的汉朝钱币也能说明这一点。另一方面,我们发现了一些丑怪的雕像,它们属于一种真正的赤陶式样,即我很熟悉的一种来自约特干的文化层的式样,同有装饰作用的陶器一样代表了当时人类观念中的猴子,构成第一个关于这种古老的和田艺术繁荣的证据。我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在地面的碎片堆积层中下层碎片中完全镀金的浮雕碎片要比上层中的多。当我们考虑到白天刮风的作用时,答案就不言自明了。如果贴金雕塑碎片暴露在地表的时间过长,风就能很容易把薄薄的金箔一片片地剥落下来。

寺庙内的礼拜殿曾经位于这里,现在这片区域的大部分已经被向南生长的沙丘所占据。沙丘的高度一天天增长,使寺庙内殿遗址的发掘工作变得既艰难又冗长。寺庙的西北角和内部北墙墙面的一部分被清理出来了,结果这里没有发现几块保存下来的浮雕,由于无论在内殿的任何地方都与外部环绕通道中发现的大量浮雕没什么区别,所以我不认为应该继续花几个星期的时间来移走堆积在内殿其余地方高达18英尺的沙子。

放弃这种消耗时间和金钱的工作对我来说很容易,因为很容易找到新的发掘地点。中午我付钱给玉龙喀什的向导们,让他们带我到一个被称作小“布特哈纳”的地方,在那里我发现了一个带有我所梦寐以求的古典建筑风格的遗迹。朝西南方走2英里,跨过一片低矮沙丘和广阔范围的“塔提”不断交替出现的区域,通过与四周被侵蚀的黄土平地差不多相平的黏土墙壁,能够清楚地辨别岀一个小型四边形佛寺的轮廓,大约25英尺宽,23英尺高。我们在地表发现了一些石膏浮雕的碎片,它们与更大的佛寺墙壁上装饰用的浮雕极其相似;经过我们的清理,更多的碎片就出现在比现在的表面要低1.5英尺的内殿原有的地面上。这个佛寺也有明显的回字形通道。

这个W舟庙遗址完全暴露在一个没有沙丘的平地上,地面散布着各种碎片,据我的向导说它的名字叫斯耶里克(Siyelik)。在这里,很容易就能搞清造成遗迹现存外观的原因,内殿地面上的土层和土坯碎片上满布了植物的茎和根,它们能证明这个遗迹被废弃后一定被逐渐堆积的和可耕种的黄土埋没了一段时间,当这里不再适合耕种时,风化作用一定在随后的时间里继续起着作用。一些有6英尺高的小黄土丘平坦的顶部逐渐裸露出沉重的陶土碎片,这些碎片好像反过来保护了小小的土丘。这些土丘像一个个目击者,高出与佛寺很近的“塔提”的平均水平高度,标志着地表风蚀下降的程度。从遍布于毁坏的内殿里的陶片中夹杂着大量人体骸骨可以肯定,这里曾经是一片墓地,而掩埋尸骨的土壤现在已被风刮走了。墓地出现的时期,应该在当地伊斯兰化时代早期,这个推理无疑是站得住脚的,因为这个地方作为一个麻扎是在其作为佛教神殿之后,现在仍然受到当地的崇拜。在我第一次发现的寺庙遗址附近,我也注意到在沙丘之间大片严重风蚀的地面上散布着一层厚厚的人骨,这个现象也应该同样适用以上推论。

这片平静的塔提区域从东到西贯穿约12英里,曾经有不少人到这里做考古研究,我感到高兴的是那些发掘出的有趣的遗物提供了很多资料,正如当我1901年首次开始考古发掘时时常希望获得的,那时我是在阿克斯皮尔(Ak-spil)和杭桂之间大片被遗弃的区域。烈日炎炎中我花了好几个小时,调查斯耶里克的房屋遗迹、遗物和附近一些小土冈上毁坏的佛塔,而南方披雪山脉的壮丽美景构成了一幅清新宜人的背景画。真的,在和田平原上难得见到它们的身影,当我站起身视察一个大寺庙的发掘过程时,我很想知道戴着冰雪皇冠的昆仑山峰是否曾在意过像我这样的劳动者。

但是,没有时间让我沉浸在这种遐想中,也没有时间让我欣赏那悬挂在红色和黄色的荒凉之地上空瑰丽壮美的晚霞风光。因为成百个灰泥小浮雕需要分类、编号、打包,尽管奈克·拉姆·辛格和我的中国助手蒋师爷还有我自己3人一刻不停地工作着,等到能返回营地时天已经相当黑了。蒋师爷从一开始就给枯燥的发掘工作带来激情和情趣。尽管烈日无情地鞭笞着我们,沟渠中弥漫着尘土,仍然不能阻止他成为一个目光敏锐、精力充沛的监工,他多才多艺,有着无愧于一个真正文人的明眼和快手,完成本职工作后又敏捷地拿起他的毛笔抄写印画在那些遗物上的特殊文字。尽管他无法看懂我们的英语字母和数字,但是作为一个中国学者的纯粹、完全的训练使他完全能够胜任将它们精确地抄写下来,当这些发现物在大英博物馆被开包取出时,我毫不極曄写的完美可信性。

9月20日,我们在阿克铁热克遗址花了大半天的时间,只有在下午,当所有值得运走的雕像碎片安全包装后,为了阻止今后那些寻宝人的盗挖行径,对发掘出来的环绕寺庙墙壁的壕沟全部进行了回填之后,我才跟在行李后面经过从杭桂到洛甫镇的富饶的农业区。在那里的3年前从和田绿洲的东部划分出的新区的总部,一整天的时间我都在忙碌地做着最后筹备。一个按办,这里的尊贵人物,脑满肠肥,礼节繁琐,坚持要举行一个小型宴会款待我和蒋师爷,尽管佳肴的准备幸好还不十分铺张,可是比以往的都要冗长,且节奏缓慢的谈话耗费了大量时间。最初,我想提醒按办适当地注意时间,这可惹恼了我那生性善良并WS常总是和善的助手蒋师爷,他可是知道我们自己不愿意受礼节拘束的后果和随后要做补偿失礼行为的努力绝对不会对工作进程有所裨益。

打好到喀什囑尔的一个大邮包后,我还要和我忠诚的朋友及听差巴德鲁丁汗一起处理账目问题。他坚持要跟着我一道来洛甫,给我提供实际的协助。我完全没有领会他其实是害怕这些账目。因为它们有假,我那老伙计唯一的书记和会计就是他12岁的儿子,他们必然会尽力……所以那夜我俩没睡多少觉。



第二十章


哈达里克的神庙遗址



9月22日清晨,我踏上了经过沙砾戈壁和沙漠前往策勒的35英里长的行程,当我们到达绿洲的第一个外围部分和克里雅区的边界时,天黑了。那里,依布拉音伯克和曾在1901年冬季的沙漠探险中无畏地帮助过我的老达罗哈为我举行了欢乐热烈的欢迎仪式。上次本地考察结束时,在我的建议下,他随后以米拉布伯克的身份被派去管理策勒的河渠,可这次我回来前他只在这个舒适的位子上待了几个星期,是什么让他失去了新按办的赏识呢?难道是那些策勒农民抱怨他管制太严抑或他的对手依靠贿赂放出虚假的谴责?依布拉音伯克的降职并没有影响到他的社会地位。

一同接我的还有当地的伯克,大家一并骑马行进,我的朋友被允许排在我身边尊贵的位置。

我很高兴地注意到这些年舒适尊贵的生活并没有给他那历经艰难瘦削的身躯增加额外的负担,也一点没有损害他简明地执行命令的能力,依布拉音还记得我喜欢在安静的园林安营,早已准备了一个远离策勒巴扎的合适地方,但是在那里我只能通过火炬的光芒来欣赏长势很好的胡桃树和柳树,并且每天将近在半夜时才能吃上晚饭。

我在先前的那次旅行中确定性质的那种古代写卷,后来又有发现,并到了巴德鲁丁汗的手中。当我在和田逗留期间,通过他和马继业先生打听到这些写卷来自于一个名叫穆拉·霍加(MulahKhwaja)经营的矿区,而这个矿区恰好就在达玛沟(Domoko)绿洲附近的一个废弃的遗迹上。通过巴德鲁丁汗我自己搞到了穆拉·霍加发现的一些有趣的写有梵文的婆提(Pothis,是一种流行于中亚的古代写卷装订形式,主要用于经书的装订。用长条纸两面书写,叠放在一起,在偏左端处打孔,穿以绳索把整本写卷缀连起来,以便诵读不致凌乱一译者)书页,我把吐尔地的伙伴也派了出去搜集写卷,当我从昆仑山中返回时,我把他连同一些写卷样品一起带到了和田。

穆拉·霍加很显然不以寻宝为生,不是经常挖宝的“寻宝者”,而是一位受人尊敬的近年来官运亨通的乡村官员。带我去丹丹乌里克的向导买尔干·阿合买提(MerghenAhmad)5年前曾教他出去寻找老“亥特”(Khat,古代写卷一译者),正如他已看到我发掘过的古迹那样。穆拉·霍加因为衙门方面的缘故已没有了收入,他正在考虑在这里寻一个机会以使自己摆脱债务危机。他运用自己在当地的影响力,成功地劝说那些习惯于在达玛沟北部和东部的沙漠丛林中打柴的人做他的向导去不远的“阔纳沙尔”(Kona-shahr,古城一译者),由于在被打柴人称作“哈达里克”一个小型遗迹的废墟中曾经跟随我做过发掘,他突然萌生出找寻“亥特”的想法。他已经意识到这些东西能在和田卖到些钱,在最近的大约3年的时间里他断断续续地从事发掘古物的活动。一个真正的“探宝者”喜欢的是四处流浪的生活方式,在这个年轻人的身上却没有这一点,也没有那种商人的狡猾伎俩和丰富的想象。所以,当我承诺给他报酬及在克里雅衙门为他说情时,穆拉·霍加便准备领我去看他在哈达里克及其附近一些小遗址中的发现物的出处。由于穆拉·霍加挖宝的缘故,这些遗址变得知名起来,被从策勒到达玛沟绿洲线上的当地官员和其他人所知悉。

达玛沟,1901年我就曾经造访过,这是策勒最北的居住地。我知道玄奘所说的媲摩之所在就应该位于其东面一带。我要去的遗迹据说就在只有相当一个半炮台远的地方或是离马拉克阿拉干大约3英里远的地方。我选择了一条远离商路的路径打算去马拉克阿拉干,当我沿着固拉合玛和波纳克绿洲北部边缘行进时,一路上我看到就在那些因长期废弃已变成沙漠丛林的土地上,新的垦殖区在向前推进着。骑马走过繁荣的策勒绿洲令人心情愉快,在新疆我还没看到还有哪个地方有这样的林阴小道和茂盛的林带。穿行在林带中,我发现自己竟有些下意识地寻找金银花,就好像又回到了我在汉普郡常去的老地方。宏伟壮观的依麻木·贾法尔·(hnamja'farTairan)麻扎和清真寺令我大饱眼福,这个地方是一个相当受朝拜者欢迎的地方,并且它很可能是我在策勒正北方沙漠中的乌鲁克麻扎探寻到的一个古老而著名的媲摩佛教寺庙的“香火”继承者。

固拉合玛的北部地区,和策勒相隔了一片灌木生长的荒郊野地,这里的景色不那么令人欢喜,灌溉主要依靠地下的泉水,不过有时大量的水很容易流失进深深的亚尔(深沟)或是冲刷出的黄土峡谷。对此,村民们没有有效地解决办法,大量肥沃的土地无法耕种,任由繁茂的芦苇大面积扩散。可即使在这里,不断扩展的发展前景和人口压力也在不断将耕地范围向北扩大,我对朝着拉钦阿塔(Lachinrta)自然显露的沙漠边缘地带漫步走去,仔细观察波那克(Ponak)的土地。有趣的是,在繁茂的红柳灌木中,有一片为种植玉米清岀的土地,我注意到周围还留有大量长满红柳的沙丘,这块孤零零的耕地寂静地待在沙海之中,好似沙丘的守望者。

马拉克阿拉干是15年前从沙漠中开垦出来的,在那儿我又把营地扎在了伊斯麦尔伯克的大庄园中。1901年我曾从克里雅达里亚来到这里并做短暂停留,这里的变化给人印象深刻,果树苗已经迅速长成浓荫的果林,发芽的白杨、柳树和吉格代(沙枣)树荫蔽着一条条林阴大道,马拉克阿拉干已经发展成拥有150家住户的中等规模村庄。当我了解到他们的耕地还在不断扩展时,一点也不感到惊讶,耕地正在朝着“老达玛沟”(我在《古代和闻》中描述过其中的一个早期村庄)方向沙漠中的大片荒地扩展。

为了这次富有挑战性的发掘我新招募了20个民工,9月240-早,我就轻装前往哈达里克遗迹,把那些笨重的行李都留在了庄园中,耕地的东部边缘离达玛沟亚尔很近,一条这个季节的活泼小溪顺着长满青草的宽敞水道欢快地流淌着。我又一次进入了远处由无数道紧密交织在一起的沙丘形成的迷宫,正如我记忆中的那样,沙丘上面的红柳灌木丛和上次我从希乌勒沼泽返回时所见的一样茂密。在这些沙丘间向东穿行了大约3英里后,我们来到一个开阔地,地面出现的陶片提醒我,我们已经来到了所要寻找的古代遗迹附近。

起初,这里的情形丝毫没有激发起我的考古热情,这是一片东西长约400码,南北窄于200码的平地,它四周都有高大的红柳沙包。部分地区地面上可以看出风蚀的迹象,其余部分则散布着低矮的沙丘,上面丝毫看不岀有建筑遗址的痕迹。考虑到这个遗址和绿洲的距离很近并且处于长期不断的开发中,遗迹现象一定很早就暴露岀来,并遭到破坏。因而,这里没有大沙漠中那样引人注目的木结构房屋和古代果园遗迹就不足为怪了。但是令我担忧的是那个满目疮痍的低矮大土墩,它就是穆拉·霍加发现古代写卷的地方,看来很可能已经受过各式各样的盗掘和破坏了。

我没有让这种不安的感受持续多长时间,先简单迅速地对整个遗址做了初步考察,很快就弄清楚它的范围不大,甚至可以说很小。我把人派到紧挨着大土墩南面的一个受侵蚀的凹地进行发掘工作。经过对斜坡的清理,挖岀了一段明显属于佛教寺庙的绘有壁画的残墙,同时还发现用中亚笈多字体书写的写卷残片。半个小时内,从松软的沙土中挖出了第一个重要的’亥特”,为了得到这种古代写卷我曾许诺要给发现者特别报酬。它由3大张组成,15英寸长,5英寸髙,应该是一个纸本写卷的一部分或是佛教梵文经书中的婆提页,保存得十分完好。随后我们有大量更多同类的东西发现,有分散的书页,偶尔也有成捆的没人碰过的完整文书,以及许多破损的文书碎片。所有这些手稿都是用印度婆罗谜字体书写,但是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它们应该是几种不同的文字,困难是梵文抑或是古代和田不为人所知的某种语言,对以前的发现所做的研究似乎说明这种语言的来源是东方雅利安人,在其中我们又找到了罕见的写有不是梵文字体的古代和田的简牍,直到晚上,这些激动人心的发现数量已经逾百了,在整理和记录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和它们的发掘者都无法保持内心的平静。

灰泥浮雕残片和彩绘版画残片在这里发现的很多,它们的样式以及装饰图形和我1901年在丹丹乌里克的发现十分类似。然而,经过一个下午,我也没有发现任何建筑结构的遗迹,发掘继续进行,一直挖过沙层和石膏碎片层直到寺庙地面.但是我对寺庙的整体形状和范围还是一无所知。

只有一点是清楚的,就是这个寺庙的规模很大,还有穆拉·霍加和他的同伙的挖宝活动所造成的破坏仅仅局限于个别地方,幸运的是,根据以前的考察经验我很快放弃了寻找建筑结构遗迹的努力。从发掘一开始,我就能确定这个遗址中丰富的古代手稿的分布范围,以及分布特点。它们大都位于房屋废墟地面或是在地面以上6~18英寸的松土中,很可能是来这里朝拜的最后一批虔诚信徒的手书。

我在距离达玛沟附近5~6英里远的地方,很快招募到了一批补充民工队伍的生力军;所以第二天破晓前发掘工作得到了新民工的补充。发掘中抛出的土已经堆积很多了,需要较多的人来清理,令我满意的是,发现了第一个可以表明建筑结构的地方,是一排毁坏的低矮柱子,他们标明了一堵木骨泥墙的位置,很明显,它是四方形内殿的南墙或是外围通道的南墙,我很快就推断出它的高度大概有74英尺,这比丹丹乌里克最大的内殿墙还要高3倍。

当清理木骨泥墙的发掘工作紧张进行着的时候,手稿的发现变得十分频繁以至于我不得不放弃对它们进行单独编号。放在地面分成了几部分,用纸袋分装的写卷残片到处都是。我力图亲自抽岀时间在现场给所有大捆的书页和其他重要的发现分类和打包。但是,这项任务显然是太艰巨了,在前边工作的发掘者总是不断报吿说有新的文书被发现。

白天的工作真的十分兴奋,但是就像剩余的发掘工作一样,它同时也意味着挑战,烈日炎炎,强光和灰土都让人难以忍受,中午我不得不让民工和我自己休息半个小时,简单地清除一下从头到脚覆盖满身的尘土都很困难。让工作尽快完成的理由太多了,我感到高兴的是我良好的体魄使我不用考虑健康和舒适的问题而承受这艰苦的工作,我也很感激那些健壮的民工们,他们每天连续工作将近12个小时还是那么愉快地挥舞着他们的“坎土曼”(一种掘土工具),显现出来的旺盛工作精力连我的那个受过训练的士兵拉姆·辛格都感到吃惊。依布拉音伯克也不知疲倦地喊着口号鼓舞那些民工继续努力工作。通过从整个夏天跟着我的肉孜阿匍的伙伴中挑出最有才干的人,我很快为每个发掘小组配备了得力的领班。

尽管我们做岀了各式各样的努力,一大群人持续不断地工作,这个寺庙的发掘工作还是持续到第三天晚上也没有完成一需要清理的沙土和文书残片多得难以计数,手稿的发现也十分丰富,灰泥浮雕碎片和木雕残件,还有石膏壁画碎片都需要仔细收集并做标记。根本没有时间对它们作具体、细致的考察和研究。在废墟中白天长时间的工作已让我疲惫不堪,晚上我还要继续工作,清理手稿上的积土(否则,手稿就不能安全无损地捆在一起)。还要记录所有重要发现的地点和详细情况等准确信息,我在现场看到令人惊奇的情景,在这里只能提到和介绍很小一部分。我时不时就会碰到用婆罗谜字体书写的文书书页,这些古代文书分布在寺庙的不同部分。有证据表明,一切都与1901年在安迪尔发掘岀的寺庙遗址情景一样,信徒献上这些手稿是为了尽可能多地供奉寺庙内雕塑和壁画所代表的神灵。

发现的2个保存完好的纸质写卷证明在这些虔诚的信徒中也有汉人,每个纸卷有36英寸长,10英寸厚,它们是相同的手稿的一部分,一面整齐地写着中国佛经,另一面用草体的婆罗谜文写着差不多等长的文字,当时我没有条件对它作进一步研究,我只希望它是正面文字的译文。随后,我的推测在我的一位合作专家的手中得到证实,他指出翻译这种和田未知佛教语言的关键,这个证实本身就是一个不小的鼓舞,包括大部分保存较好的文书和收集起来的文书残片在内,经过标记、打包的手稿总数最后超过了230件。

第二天,我们发现了一个中央雕像基座,2个围绕内殿的四边形通道的壁画墙的遗留部分,证实了我在建筑结构方面所作判断的准确。大量的证据显示由于木工偷工减料,这些木骨泥墙墙壁很早以前就完全损坏了。大些的长杆和横梁一定来自别处制造运输设备的工场;因为我不时发现堆积的木片,木片上大多带有精致的佛教彩绘等,有了这些木片,柱子的表面及其他暴露的木质构件表面就能被覆盖,并装饰

内殿的中央发掘出土了一个9英寸的正方形底座,但是曾立在上面的佛像已经无迹可寻,这就是长期暴露和遭受破坏性盗掘的见证。但是,在佛像背后由坚硬白色灰泥制成的精美浮雕背光装饰,由于是在内殿的墙上,大多都逃过了那些文化艺术破坏者的摧残。它们表现的是佛教菩萨或飞天(randhe)的形象,展现了当时艺人的髙超技艺,不过当木骨架被抽去后,墙壁表面脆弱的胶泥面一定很快就完全被破坏了。

然而,所幸的是,墙上髙达5英尺大的壁画残片在遭到破坏前就掉落了下来,埋在了未被破坏的地面上,它们的式样与丹丹乌里克的壁画十分相像,但是在设计和颜色上则相对要高明一些。大部分墙壁表面似乎布满了模板印刷出来的千佛像,它们一排排地坐着,在色彩、粉饰和背光等方面变化较少,可是单独的壁画墙面大残片则刻画了佛陀的不同姿势——有讲经、宴请或是接受膜拜等。这些壁画残片终于重见天日了,颜色仍然十分鲜亮,如果我挑选出来的壁画残片能够安全抵达伦敦,我肯定它们所表达的丰富信息一定会让我的忠实朋友和伙伴F.H.安德鲁斯先生训练有素的双眼饱餐一顿。

尽管,在一大堆手稿遗留物中并没有可以确定历史年代的文书,我仍然可以确定这个遗址的年代,所有的绘画和浮雕遗物清楚地指出与丹丹乌里克遗址神庙被遗弃的时期处于同一时间段,即接近于公元8世纪。前面提到的中文婆罗谜文两体写卷中吐蕃文的发现也符合这个结论;但是,可以确定确切时间的证据在9月27日的继续发掘过程中,在废墟残留物中找到了。这是一个在西南50码处的一个废墟片堆。埋在这里的佛寺内殿显然加导多,边长27英尺,带有一个四边形的城墙,它的墙壁并没有完全损坏,而且更具有艺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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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达里克佛教寺庙壁画,壁画上为模板千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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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达里克佛教寺庙主庙附近一小住房的内部


小的彩绘木板画和精美的硬质石膏小浮雕是在岀口处的北墙附近发现的,无疑灰泥浮雕组成了围绕真人大小的肖像周围的部分背光,但是那些肖像却是用脆弱得多的石膏制成的,可悲的是只有手和头的一部分遗留下来。我们发现了反映制作技术的很重要的熟石膏模型,它们用来铸造小的浮雕像和譬如构成这些神庙中部分墙

我很幸运地得到写在桦树皮上的一部梵文佛经手稿的大块残片,根据上面的古老字体判断,它应该写于公元4〜5世纪。这些易碎的桦树皮经冲洗后变得相当鲜亮,就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虽然历经艰难,在干燥的沙土中埋藏了1200年以后依然如新。我就像欢迎从克什米尔来的朋友一样欢迎它们。有资料清楚地表明克什米尔就是它们的发源地。在一些纸质手抄本上,可以找到一些曾暴露在炎热高温中的痕迹,还有一些灰泥雕塑残片被烟熏黑了,由此可见这个遗址曾遭遇了火灾。从这个小型神庙中,还发现了多种多样写有婆罗谜文字的木桌;写有婆提文书字体的木板,上面粘有残留的纸页和带有缩小插图的经文残片。

但是最让我高兴的还是与钱币有关的发现。挖到通过内殿入口通道的地面,第一次出土了一组中国唐朝钱币,然后好像是为了满足我寻找有关年代证据的热望,从一个角落里发现了两个完好无损的铜钱卷筒,数目多至20〜50枚。原有的线绳仍绑着它们,它们最后的主人用绳穿过它们的方孔将它们串在一起,经过快速的检验,这些铜钱卷筒中除了很老的没有印文的钱币以外全部是唐代(公元780—783年)最新一版的钱币。因为这种贡物一定属于这个神庙废弃后紧接的一个时期,所以这个神庙废弃的时间可以确定在8世纪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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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达里克佛教寺庙主庙附近发掘出土的柱子,雕刻有女性图案和花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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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着冬衣的7头骆驼,从于田购得


对于接下来的,让我持续工作到10月1日才结束的发掘工作,在这里我只能作最简短的叙述。在这个大寺庙的西边和北边有一些小型房屋,它们可能是僧人们的住处,这里的墙壁一部分是用土坯,一部是用木材和灰泥砌成的,它们仍有6英尺高,堆积的沙土高得既能够掩藏又能保护它们。我又能坐在一个古代壁炉旁的长凳上收集大量不值钱的家用工具,比如有趣的可移动锁齿的木锁和钥匙,这种锁从和田到埃及都有迹可寻;还有装着腐朽棉花和羊毛的布袋等。

我们从四周的沙土中费力地挖出一条探沟,我发现了另外一座小佛寺,它靠近主寺僧侣的住处。从这些地方找到了大量的残手稿和写字小木板。房屋的墙壁几乎完全毁坏了,但是涂了灰泥的地面和上面的手稿还是足以让人看出这些小寺墙壁的结构。这里也有令人兴奋的发现,比如大约20张梵文的婆提文书残片。它们几乎有2英尺长,就像写给方丈或寺院的经书那样是用美观的粗体婆罗谜字母写成的。另外发现的写有吐蕃文的木头清楚地证明了西藏入侵費的侵略范围不只在和田地区,这与中国史书有关公元8世纪的记载相吻合。这也同其他方面的推测相同,民工们发现与主寺遗址北面相接有一间屋子,似乎是一间木工作坊。在一大堆木片和其他看似无用的材料中间,我高兴地掏出了大量刻制的栏杆、柱子、尖顶饰和其他精美建筑木雕件。

对未受侵蚀的地面进行了仔细的发掘和搜索,期望获得房屋的残迹,这是一项不小的任务。10个民工从天明到黑夜不停地工作才将它完成,尽管我们和大批民工一起不顾酷热和沙土一起工作已然十分劳累。但是成功的喜悦并没有让我的灵魂疲惫,仍然让我保持着向东朝远方沙漠中的遗迹继续推进的高度热情。可是随后,这种情绪在激发我做出更大的努力前开始消退了。最后,我开始怀疑当初将时间和民工抽岀来,前往哈达里克所做决定的正确性了,因为,当我在将近8个月后返回这里时,发现这片保存着大量古代遗址已经干涸了很多世纪的地区再次被人引溪水灌溉了,这块在那些炎热的日子里眷顾我们,而我们曾辛勤地工作过的地方已经完全被破坏了。



第二卷

 


第二十一章  达玛沟附近的几个遗址



奈克·拉姆·辛格正指挥着发掘人员试着挖出一条沟,我那始终保持高度警觉的中国秘书在一边仔细看着,手里拿着笔记本和画笔,随时准备记录偶然被挖出的任何遗物的位置,而我则趁此机会到其他一些比较小的废墟去转转。这些废墟零星地散布在旁边一处3英里大小范围河滩上的圆锥形的沙丘和红柳丛之间。除了塔提地带满地散布的陶片外,这里保存下来的遗迹是一些几乎已被侵蚀殆尽的简陋的小房子,墙壁是用灰泥和灯芯草建成的,清理起来或是寻找文物都比较方便。

但是在这几个小型遗迹的最南面,在被穆拉·霍加称为达拉布赞墩的地方,在一座周围地面被风蚀而形成的小土台(地理学上称之为“雅丹”)上,我成功地发现了一座佛寺。尽管寺庙顶部堆积的沙土和遗物残片还不到1英尺厚,但我们还是从这里挖出了绘有壁画的残垣、灰泥浮雕作品和一些破损十分严重的婆罗谜经卷残片。尽管这些出土文物本身的价值不大,但这个发现却足以给历史添上一条重要史实:虽然这里离达玛沟还不到1英里,但它却和哈达里克以及远处的丹丹乌里克在同一时期被遗弃。这个发现有它自身的价值:它让我更加肯定了我的怀疑,即这几个被同时遗弃的定居点原先虽然依靠同一水源却又相隔遥远的原因纯粹是当地持续的干旱。

这些调査给了我许多机会得以对哈达里克附近的沙漠地区所发生的自然变化进行细致嗾,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这里一度布满了村庄。我不止一次地注意到这些干裂的土地(大概就是它们标示了许许多多小型的农业定居点的位置)是如何形成,然后在风蚀与河流的作用下逐渐被掏空的。一些坚硬的黄土小台地比四周的凹地高出了6~13英尺,精确地见证了附近地面的原始高度,堆积在它们顶部不厚的碎陶瓦层和相似的残片解释了为什么在不间断的风蚀下它们依然挺立。在这些土台的四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到处是风蚀后留下的痕迹,像水波对河岸的侵蚀一样明显,这都是风从下面刨蚀后的结果。从不大的居住点上仍然可以发现一些灯芯草矮墙和护墙,由于自身的不牢固,被滚滚而来的风沙铲岀了一个个的小坑,正好留住些风沙,覆盖在上面。

环绕在四周空旷土地上的圆锥形沙堆高出原始地面15英尺以上,它们自身紧密结合的结构也说明了同样的现象,团簇的红柳树丛一成不变地覆盖着这些小沙丘,红柳包底部的红柳大多都已经死去,上面的却长得十分茂盛。毫无疑问,正是这些小沙丘造成了红柳树丛这样的面貌。当人类文明在这里停息后,是红柳首先占领了这里,然后负责留住过往的流沙。以低矮的红柳为标志展示着的,我所目睹的这一进程的最初阶段扩散到了整个被遗弃的普那克(Ponak)地区和老达玛沟。一旦扎根,这些红柳便开始为阳光与空气而与不断堆积在它们四周的沙丘作斗争,这促使了它们的主枝不断向上拔高。在它们极力想摆脱沙土令它们窒息的包围之同时,沙也跟着往上堆积。这样,由沙组成的沙堆也相应地变高,变大。

在哈达里克与巴拉瓦斯特之间大约是中点的一个小区域的边缘地带,我进行了一次有趣的考察,通过对一处宽敞的几乎是按时间顺序准确排列的遗址进行观察,我完全明白了上述沙堆形成进程停止的时间。在一座巨大的覆盖着红柳的沙丘脚下,一些被埋的坚硬灰泥浮雕残片从被风蚀了的黄土丘边上显露了出来。通过对这个小沙丘侧面进行发掘,小堆小堆的沙土滑落,我们便可以看到更多的灰泥残片。这些残片原先组成的浮雕上刻有一些巨大的光环装饰,放置在佛殿里,毫无疑问它们与哈达里克庙宇同属于一个时期。

这些浮雕残片被磨损的情况也说明,这是一些小型的站立佛像和雕花饰边,毫无疑问它们暴露在流沙中遭受摧残已经长达几个世纪,直到附近的沙丘延伸到足够大,以保护所剩无几的神殿,要不然,它们将被风沙破坏殆尽。在它们被发现的地方,水平高度比最近的一个雅丹还要高出大约3英尺,而后者比它们本身周围被风蚀后凹地的底部要高出Q10英尺。因为这些浮雕残片被埋在圆锥形沙丘斜坡下,大约3英尺的差别很明显地揭示了风沙侵蚀的进程。沙丘本身则高岀分布有残片的地面足足16英尺。

诸如刚才所提及的在附近地带进行的探险,把一切能带走的遗物小心打好包,对那些不能带走的物件拍好照片后重新掩埋,把掘开的所有地面全部填好,等等,所有这一切都必须在对主要遗迹发掘和清理的同时完成。就是靠这些不间断的多方面的努力,才使得我在10月3日上午离开哈达里克的时候,除去一些不得不放弃的东西,已经收获得太多。被我带走的那些经卷残片,足以装满骡子身上的那个大尺码的旅行箱,而这一箱比我前一次旅行的总计所得大约还多了三四倍。

离开达玛沟地带之前,我决定到绿洲南部的地方去找找。穆拉·霍加告诉过我,根据一位村里老人的陈述,有人在给阿古伯火药厂寻找硝石时发现了些“古代文书”,但只把它们当作没用的垃圾扔在原地。就只有这一丁点线索可循,此次可谓一次真正的“寻求“历程,尤其是连穆拉·霍加都对那处遗址一无所知。但这次寻找传言中的遗址之旅还是极大程度上满足了我的考古兴致。

这次旅行给了我十分难得的机会寻访达玛沟主要的绿洲,并且能够考察当地奇特的灌溉状况。当地最近的T聚居村落马拉克阿拉干便是靠这种灌溉系统兴起的。1901年我首次接触到这一地区的北部边缘地带,那里灌溉区的移动替换,以及其替换之频繁深深吸引了我。根据当地居民的普遍说法,当时我所探访的那片被遗弃的

田地与居住点,是由一处耕作区转变为现在的样子的。仅仅在60年以前,这片耕地已经向南靠近和田克里雅大路方向推进了8英里,即从地处沙漠植被带的老达玛沟

旧扯一下子移到马拉克阿拉干的西北方向。这使我明白了,越来越难以引到足够灌溉用水是导致这一变化的原因。毫无疑问,这一迁移使得耕作区更加靠近水源。这一源自于奴尔(Nura)和托尔特依曼(Tort-Iman)附近山泉的小溪流在皮德蒙特(Piedmont)沙砾层的大斜坡南麓重新露岀地表,在夏季洪水来临以前,绿洲就完全靠这条溪流灌溉田地。

这样,绿洲的流动便可以顺理成章地和愈来愈干旱的气候联系起来,而这一干旱气候在历史上已经如此大范围地影响了中亚地区的地理环境,这在细心的观察者看来已经越来越明显了。在对亚洲广阔土地发生的巨大自然环境变迁进行系统调査上,功劳要归于我的朋友艾里斯沃特·亨廷顿先生(Mr.EllsworthHuntington)o基于这一认识,他在1905年秋天对和田东部地区进行了细致的地貌考察研究,并且在他那引人入胜的著作《亚洲的脉搏》(ThePulseo£Asia)里,特别提到了这一耕作地区有据可依的变化,而可获取的水供应量的减少似乎为这一变化提供了最为简便的解释。

然而,有迹象表明当地特殊的环境很可能也在影响着这一变化。我记得1901年在我第一次拜访这一地区时,便有传说在达玛沟那里,耕作区域来回迁移已经重复发生过好几回。在离当前这一绿洲中心往北6英里之远的马拉克阿拉干聚居地有一道开口,看起来十分令人好奇,它似乎可以证明这一转向北部的移动已经固定了下来。在去往哈达里克的途中,当我在那里驻足时,我便明白了从1901年以来,马拉克阿拉干地区的居民已经增加了许多,而灌溉区正在向老达玛沟地区被遗弃已久的田地的方向扩展着。但对于这片聚居地得以形成并发展所依赖的奇特的供水状况,却是在我从哈达里克南向达玛沟和麻扎一托克拉克一艾肯附近传言中的旧址行进后,才有了i清楚的认识。

从哈达里克朝西我们很快到达了达玛沟亚尔(“亚尔”意为梁沟、悬崖——译者),这里很靠近溪流被拦截的地方。水流轻快,却很浅。溪水被截之后通过渠道流往马拉克阿拉干。接着我们沿着溪流向上走进达玛沟亚尔地区的一片芦苇丛生的广阔的凹地,凹地两边紧密地排着长有红柳的沙丘,红柳茂密的枝条业已干枯。凹地看起来像是溪流河床,当时溪流比现在宽得多。大约又走了3英里,我们到达了这片绿洲的东部边缘,眼前的景色也由枯燥乏味、低矮丛曬盖却又无可收获的沙丘,变得有生气和令人振奋起来。在接下去往南的几里路上,我们将要经过的全是“英坎特”(yangikent,新村庄——译者),全是大约在20~25年前新开垦出来的。许许多多的小沙丘依然挺立在水平地面上。它们上面肯定也曾被红柳覆盖过,但现在红柳都已经被拔去当柴烧了。分散在四周的民宅就经常用这些小沙丘的沙土铺地。除此之外,这里的土地似乎被精心耕作过,小路也用坚实的土墙沿边围着。接着我们绕着绿洲年代较久远的部分往右走。大约在19世纪40年代人们转移到这里,-直到我们正沿着走的沙库勒(Shakul)水渠开辟了通往克里雅的大路。

在路的南面,所有这些耕作过的土地都被称之为“新村”,在过去的30年间逐渐地出现在这片绿洲上。在达什(Dash)的一个小村庄里我发现了一座巨大的绿阴满地的花园,它坐落在一户富裕人家的房子附近,在那里我离开了营地的帐篷。沿着渠道往南又骑行了1.5英里,我到达了大“图格”(Tugh)一大堤岸。通过这条大堤,达玛沟河的水被安到各主要绿洲。

我的眼前出现了一座横亘在塔里木盆地里极其壮观的工程。将近200码的一座大坝锁住了达玛沟亚尔的前部,大坝构筑的十分坚固,从它湿软的底部向上拔起不下30英尺。整条长堤由夯实的泥土构成,并且每隔一小段便有厚厚的一层灌木枝叶。它的顶部十分宽敞,可容一条大道通过。在南边,一大片水域被茂密的柳树林厚厚地圈起。这片水域是达玛沟河水漫滩形成的,在这里把水输往各条渠道。溪流流经的凹地向南望去宽阔低浅。达玛沟亚尔的地形很自然地导致河床往北延伸,这看上去很不一样。它在这里所展现岀来的是一条恰似鬼斧神工雕刻出的蜿蜒河谷,深深切入松软的土壤,两岸高达60~80英尺。它的前方芦苇丛生,杂草蔓延,暗示着这里隐藏着的水源,但看不见有任何流动的水流。

还在哈达里克时我就听说了这座大坝,但只有亲临其境,我才深深体会到绿洲的伟大历史,辉煌的过去与现在。听说在我到访的17年前,一场罕见的夏季大洪水从山上奔腾而下,冲进达玛沟河床,把这一小段几近干涸的水道冲刷成一个又宽又深的河谷,朝马拉克阿拉干方向向前延伸。

把达玛沟的全部供水引到比它深的“亚尔”具有很大的风险,因为亚尔下切的很深,很可能会使得广阔的绿洲无法得到灌溉。水流被新的河床吸收,将严重影响灌溉达玛沟田地的引水渠的正常工作。因此,在间隔1年后,当地的伯克们在克里雅按办(考虑到将绿洲闲置不种要使他遭受损失)号召下,开始共同努力,修建这座大坝。鉴于当地人口稀少居住分散,而且各绿洲间还存在着利益分歧,想聚集到足够多的劳动力,可想而知是一项多么艰巨的任务。另外,除非每年在夏季大洪水期间,也就是当大坝进入维护期间,都得雇用大批人员进行维护,否则大坝彳暁保持有效的功用。

达玛沟河的水源过去一直靠喀拉苏(Kara-su')河和另外一些泉眼的供水得到了保证,那些泉水在夏季大洪水几个月里更是在灌溉田地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而在新筑成大坝又使得亚尔前方的周围地带获得新的水源,使当地额外地获得新的稳定供水。这直接促成了马拉克阿拉干聚居地的形成。这一聚居地的稳步壮大,得益于始终保持丰沛水量的泉眼;也正是因为它们,使得这里新的定居者比达玛沟本身更少的依赖于喀拉苏(夏季洪水)的水量。有趣的是,我们可以断言,滋养着达玛沟各条渠道的喀拉苏河的流量并没有因为新的泉眼岀现而下降。理由很明显,后者是地层深处的地下水外溢流出的,它们的相对高度远低于供水给达玛沟河的来源于8~9英里外的前山萨依(Sai,戈壁砾石滩一一译者)的水流。

对达玛沟大坝的观察帮我弄清了两个有趣的地理事实。有证据表明,达玛沟河再次向公元1840年被遗弃的旧村落移动,而这一移动则是导致马拉克阿拉干聚居地大裂口一亚尔出现的直接原因。要不是这座大坝的及时兴建,很有可能所有可获得的水源都将流向亚尔,而使滋润着现在村庄里土地的沟渠全部干涸。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居民区也会因此而转回古达玛沟人原先居住的地方。后来我在1908年的再度访问使我更加确信,尽管没能得到达玛沟河流的任何水源补给,仍然有足够证据可以证明古老的村落正因为马拉克阿拉干富余的水被转移到旧水渠一线而在重新复活。

除非有能解决问题的大型水利工程岀现,否则绿洲将不可避免地受着被抛弃的威胁。这样的命运清楚地表明,耕作区发生变化并不一定是由于气候干旱而导致水供应量下降引起的。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从中学到一种知识,当人类在投入可称得上是历史因素的力量时,当人类去面对这样的变化时必须拥有上文介绍过的这样一种组织能力。假如这样一套有效的水利管理方法没有被介绍给中国人,让他们对那片土地进行再征服,进而促成当地经济的发展,仅仅靠当地资源在达玛沟亚尔上建坝的设想就会因工程太大而无法实施。这么一来,达玛沟的村民们将不得不依靠他们自己的力量独自去面对灾难,而所有的历史证据都说明他们所能釆取的拯救方法,就会如同如我前面所提到的当地传说那样,被迫迁移使耕作区来来回回不断重复地移动变化。

考察过大坝后,我的向导便带着我沿达玛沟河芦苇丛生的蜿蜒左岸向南走。大约走了1英里多路,我们到达了受当地人敬重的圣地麻扎托克拉克。麻扎坐落在一大片优雅古老的托克拉克艾肯河谷丛林里。再往西一点儿离溪流不到半英里的地方被称之为“老亥特”,这是穆拉·霍加从远处看到过却从未亲自到过的地方。

10月4日早上我开始清理这一小片荒原,大概长200英尺,宽130英尺,明显被严重侵蚀过的一片土地。打一开始我就意识到我正在挖一堆古代的垃圾,这使我想起了我第一次旅行所挖到的,我至今仍清楚地记着的那一堆令人讨厌的东西。从那仅仅覆盖有1~2英尺厚流沙的堆积层中照例散发着刺鼻的味道,里面还是那些腐烂已久的动物遗体,破烂不堪的粗织物与毛毡,木制的破旧用具,特别是像今天的织布工用的那一种。虽然没有找到预期中大量的阿拉伯茶叶,但一开始发现的纸质经卷残片就足以叫我满足,经文是用汉字和潦草的婆罗谜文字写成的,后者大概是古老的和田人的语言。这些材料及文字记载同样准确地证明了这里与哈达里克应该是在同一时间废弃的,在这一堆废弃物中间,原先必定建有一些小型建筑物,只是现在除了地面及散布其上的土台外,已别无他迹可循。

这一天的工作在晚上终于得到回报。在这片荒原的西部边缘附近有个工人挖出了一堆杂乱的木简,每一片木简的平滑表面都刻有一行汉字。由于长期暴露在空气中,这些木简或多或少有明显的腐朽,而且由于埋在杂物堆里,里边的腐败物质和盐分使得它们外表结了一层夕院。尽管在移动时我们尽一切可能加以小心,这些已经变得十分脆弱的木简还是被弄碎了好些。我的中国秘书也对这些发现表示出了极高的热情。在他的帮助下,我最终还是将大部分碎片拼合了起来。

最后我们收集到不止50件这样的木制文书。木简的大小和形状相差都很大,有的很平滑,两边光滑的表面都写有汉字;有些则像一根根的木棍,四面都写上了文字。其他的仅仅是刻在被劈开的树枝上,通常是红柳枝条。它们仅仅只是把劈开的那一边简单地磨平,写上字。而另外一边则保留原来半边的圆柱形,而且经常还留有树皮。根据蒋师爷所能辨认的木简来看,大都是些歌功颂德的文字,或是简短的命令,或类似于此的各种各样繁琐的文书,记载内容大多与当地的行政管理和灌漑有关。其中有些还写有两种文字:除了汉字,还写有潦草的婆罗谜字体文字,这种连和田人也不懂的语言似乎是印欧语系中的一种。

不用怀疑,我所发现的这_处岀土“废弃文件“的遗址是一个小型的办公场所。T名叫海依杜拉·霍加(HaidulKhwaja)的年长村民,同时也是为穆拉·霍加提供消息的人告诉我们大约40年以前寻找硝土的村民们是怎样地在这一片垃圾堆上挖宝的。这也解释了它们没有得到较好保存的原因。由于没能找到他们所要的东西,仅在一天后他们便放弃了这个废墟,无意间却使这些文献见了光,以至于表面开始腐烂。令人好奇的是,当地传说中还隐约记着这个旧址是官方性质的,因为穆拉·霍加和其他达玛沟的几个老人都知道这个地方叫阔纳二塘(Kone-otang)是“古老驿站”的意思。

有几片刻有汉字的木简上只有月和日的记载,而已经进行的细致检査也没能发现任何记录有我们渴望知道的完整日期。尽管如此,上面所记载的汉字和婆罗谜文字以及18个月后在这片遗址附近喀拉羊塔克和哈达里克两处遗址岀土的与其记载相吻合的艺术品,便足以表明麻扎托克拉克地区的文物属于唐朝汉族人在塔里木盆地统治的时期,即是公元8世纪下半叶。这一推断也表明了达玛沟绿洲与此相反方向的另一个边缘地带——哈达里克等地往下,麻扎托克拉克以及喀拉羊塔克往上,现在的灌溉区域与大片在同一时期被遗弃的地区在很大程度上有着区域间的利益关系。

然而,当我们记起丹丹乌里克那一大片业已荒芜的定居点时,问题便出现了:这片土地被弃的原因。丹丹乌里克我在1900年曾去考察过,据亨廷顿先生的调查,这片地区的供水来源与麻扎托克拉克同属于一个水系,那么这两个地区应该在同一个历史时期龈弃。丹丹乌里鼬处深入大漠足有56英里更北的地方,如果細以灌溉的供水枯涸是这些旧址荒芜的唯一可能原因,这些地区共同依赖一条水流却彼此相隔那么远,这些废弃情况所出现的年代先后顺序的巧合很令人好奇。大漠中或者在当前的绿洲附近清理过的古遗址中逐渐积累的大量证据,促使我们做出这样的

结论:像这样可获取的水资源干涸在塔里木盆地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多次,而且这与一段足以影响整个亚洲中部甚至有可能是地球上大部分地区的大范围干燥期有关。

亨廷顿先生在做了比任何人都多的工作之后找出了这个历史事实的原因。循着塔克拉玛干沙漠南部边缘,在策勒与克里雅之间的大片地区考察,我们可以肯定,各条河所携带的水将不足以送到诸如丹丹乌里克之类更遥远的遗址地区。除了现存的绿洲,河水也不足以灌溉附近一度被开垦过的整个地区。

但这个事实决不能证明这样的推断:干燥使得曾经一度被耕作的地区在荒芜了几个世纪之后仍无法重获生机,因此他们最初被抛弃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人类同自然界中的不利条件所作的斗争是由开化了的集体来完成的,就像考古探险向我们展示的塔里木盆地里绿洲一样,人类的因素使得问题更趋于复杂,而其间的复杂性也告诫一丝不苟的学者在下结论之前一定要谨慎,必须多方寻找确切的历史证据。在这样的地方,耕作完完全全依赖于精心维护的灌溉系统,而后者在任何情况下的维持又只可能通过组织严密的合作和足够的人力才能实现,就像这里的绿洲,前后左右都是极其干燥荒凉的不毛之地,除去水需求量的因素,各种各样的原因都有可能导致耕作区的逐渐缩小乃至于完全被抛弃。在这些原因中,我只需要着重提出那些因外敌入侵、瘟疫或管理不善导致人口的减少,以及因政局的长期动荡而出现的安全保障问题,等等。

为了对每一种情况发生的最有可能原因作出准确判断,我们需要准确的历史记载,这些记载不是沉寂的废墟或是研究中做出的推测所能替代的,而关于中国新疆任何历史时段的可信材料还相当的匮乏。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明白无疑地确定公元8世纪末,丹丹乌里克和哈达里克地区,也许也包括达玛沟地区附近的几个小聚居地被放弃的时期,正是唐朝统治在塔里木盆地逐渐消失的时候,而当时这样严密有序的绿洲组织状况只有依赖有效的中央政权方才得以存在。


 

第二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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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克里雅和尼雅河

我的营房设在达什一个富裕村民静静的农庄里,持续两天的工作使我得以彻底清理麻扎托克拉克古代遗址的所有岀土文物,10月6日早上我圆满地结束了达玛沟一带的考古发掘工作,出发前往克里雅(今于田——译者)。前往克里雅计划的实施时间被推迟的远比我料想的还要久,1901年我曾两度沿公路到达克里雅,这次我改变路线,转而访问公路北侧一个繁荣的新兴沙漠绿洲阿其玛(Achma),它的存在归功于15年前突然岀现的一些泉水,泉水给喀拉吉尔亚尔(Kala-kirYar)带来了丰沛水资源,因此这里在大量移民涌入的情况下很快出现了一个足以容纳800户居民的绿洲。我在刚刚清理去沙丘而开垦得到的土地上跋涉了足有3英里,白杨掩映下的新修道路笔直通向前方,吉格代林带向北延伸直到消失在视线里,这一切令我感到十分振奋,这是与沙漠斗争成功的一个有趣的例子,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这一地区曾屡次见证这种斗争结果的出现,但如今要保持这样的结果却是一件难事。

今天发生了一件奇特的事,一个来自盐岭山脉(SaltRange)古里阿那(Guliana)的旁庶普穆斯林在阿其玛加入了我们的队伍。据他所说,他同他的心灵向导一位毛拉(Mullah)从克什米尔漫游到了拉达克,然后又到了依玛木·贾法尔・沙迪克圣地朝圣。他的乌斯塔(Ustad,即师傅、导师——译者)已经去世,他大约在6年前,来阿其玛定居,在那儿和他的维吾尔族妻子得到了土地,从他的衣着和骆驼可以看出他生活得很好,村民们对他这个沙依德的帮助也使他赞不绝口,然而他似乎很思念他那贫瘠的盐岭山区,说很快要动身到那里去,他操着一口奇怪的旁遮普语,这令我不禁怀疑他在故乡将受到怎样的接待,他毫不掩饰这么多年来他从未想过要得到父母或亲戚的消息。

从阿其玛和它毗连的拉依苏(Laisu)小绿洲,我穿越托克拉克一个茂密的林区向东南进发到达了西沃尔(Shivul)湿地的边缘。在一个荒废孤寂的小兰干附近宿营一晚后,我参观了一个残留着许多陶片被称为吉格代库都克的塔提。它在兰干东南约5英里处,湿地边缘的沙丘与普鲁群峰裸露的沙砾斜坡在这里交会。这片可怕的不毛之地距克里雅湿地仅有2英里多,这里,毫无疑问,曾经是可耕土地的一部分,至于那是多久以前,我不能确定。饱受刺眼的阳光和灼人热浪的摧残,我很高兴看到这条绿阴婆娑的宽阔道路,它贯穿了湿地,一直延伸到城镇和克里雅地方官署。

为了与这个穆斯林人熟识起来,并且确保在他曾经漫游过的5个经度地区,即向东超过了车尔臣绝大部分沙漠的地带,无论我做什么探险研究都能得到他的协助,我做了一次必不可少的停歇,然而如果不是因为获取新鲜补给的耽搁,我的停留肯定不会延长到5天,克里雅是我可以确保更换骆驼的最后一个地方,从8月起,某种无法解释的疾病就使我的骆驼接二连三地死去。我们尽了一切可能照料这些在喀什喝尔得到的高大魁梧的动物,不失时机地给它们休息的时间和丰美的牧草。然而,正如上面提到的,看到它们从喀拉塔什山谷返回它们曾悠闲地嚼着牧草的和田却少了两个同伴,我不禁羞愧难当,在达玛沟工作期间又有两头接连死去,无须在克里雅途中死去的第五头佐证我也可以确信,很明显某种传染病感染了整个驼群。

克里雅很多巴依都拥有骆驼,而我要购买精力充沛骆驼的消息几星期前就恰到好处地传到了衙门。不过要选出合适的骆驼却也是件费时的事儿,从我一进入他的领地,克里雅按办霍大老爷(HoDa-lao-ye)觑我极尽殷勤,并林乐锄助我的工作,我到达后第二天拜访他时,受到了隆重的接待并享受了一顿丰盛的午餐,我很快意识到,尽管我的主人看起来出人意料的年轻,但他渊博的学识和深邃的思想却并非徒有虚名,他似乎很清楚对历史的爱好与把我吸引到这个地区来的研究工作密不可分,他对我的研究领域等方面提出很多问题,这些都给我初级的口语知识带来巨大的压力,霍大老爷曾是乌鲁木齐官员协会的秘书长,他待人接物、言谈举止的一些地方奇怪地令我联想到了印度秘书处一位年轻而聪颖的朋友。我在和田听说他公开表示愿意保护他管辖的人民免受课税之苦。他对这方面的忧虑不管是真诚的还是出于其他原因,都不大可能激发当地伯克们的热情,加强他的力量。

当地伯克们接到明确的指示寻找适合我旅行使用的骆驼。然而,尽管按办回话时在我面前一再强调了这道指示,但是可供选择的牲畜的供应并不迅速也不令人满意,倒是不那么博学的人,比如1901年就在这个衙门帮助了我的朋友黄大老爷(HanDa-lao-ye),经过深思熟虑会安排得更好。两天来,我以检査连成长串骆驼的枯燥过程为乐,这些骆驼不是太幼小就是劳累过度,显然更适合沙漠旅行的牲畜都被谨慎地藏了起来,在露天市场买骆驼是克里雅史无前例的,除了给拥有健壮合适牲口的伯克们施加压力,别无他法,我占用的庭院外的道路很快形成了一个小型集市。在这里,人们都认为伯克们接受了条件适合的骆驼主人的贿赂,一开始就准备敲我的竹杠,1901年曾帮助过我的古怪的阿富汗老商人阿不都拉汗也肯定了这一点。但坚持不懈的努力和到衙门多次的催促最终取得了胜利,尽管面对种种拖延时间的计谋,到了第五天7头高大强健的骆驼还是被挑了出来。

评价骆驼的优缺点需要毕生的经验积累,或者说是从天生了解骆驼的人那里继承下来的知识,在这种事上能信赖哈桑阿笥的诚实以及他尖刻的言语在那些狡猾的骆驼主中间的影响,对我不能不说是很大的慰藉,结果证明我的信赖是完全有理由的,我在克里雅以平均每头30两银子(约等价于5英镑)购买的骆驼跟哈桑阿笥随后在尼雅从一个投机商那里获得的另一头骆驼被证明是我此后旅途运输的坚强支柱。尽管沙漠考古探险中运输供应的压力和问题是如此巨大,可我那勇敢的克里雅骆驼从未令我担忧,它们出色地克服了各种艰难困苦,经过约摸两年的长途跋涉它们依然是那样的强壮而俊美,甚至当我返回印度之前不得不处理掉它们时,还卖得了高出70%的利润一一这一切当然是为了印度政府。

为了不在惯有的讨价还价上额外浪费时间而得到一个公平的价格,给这些牲畜定价的时候,我请求按办的仲裁人来裁定,霍大老爷不失时机地对我进行了一如E正式的拜访,与其说是为了协助做岀某种决定,不如说是为了享受一次有关古君的唐僧和泛泛的考古知识的学术探讨,一发现他学术上的偏爱,我便投其所好地马上送给他一些中文原版史书“西域记”和“法显传”的手抄本,从客人的千恩万谢和他在探讨关于古代地理知识时所关心的许多话题可以看出这份礼物送的恰如其分。他的学术爱好无疑也触动了我;然而我更乐意我们不是无边无际地闲谈而是有条不紊地讨论他来访的目的。承认了对骆驼一无所知后,这个友好的年轻按办大度地挥霍着我和他的时间讲述他最初如何考察所有供筛选的骆驼。然而,当我们站在路上时根本就没有这种考察机会。形形色色的游民蜂拥而来,请愿、诉苦接连不断,直到这个和蔼可亲的父母官忙得头昏脑涨,我可不羡慕那个必须得应付那些混乱嘈杂场面的翻译。最后,霍大老爷只得退回到我在庭院里的帐篷,把决定留给我自己来做,这才解救了自己。

然而这个长时的拜访并非没有给交易带来一点丿L进展,'我设法使老穆拉·霍加免于被按办解雇,那个长期的琐碎的村庄税务账目给我诚实的达玛沟向导带来很多苦恼,甚至差点丿围了他。依布拉音伯克几星期前由于被指责性格懦弱很不光彩地被按办罢黜,现在他的事情已出现了转机,由于我强调前行的旅途中需要依布拉音卓有实效的帮助,按办毫不犹豫地答应让他代表当地官府伴我前行,我完全有把握从他身上得到我过去沙漠里老管家的高效率服务,他也将得到一个适合的空缺作为回报。

伯克位置的频繁变动是地方行政体系的核心内容,这个原因对中国的政治利益,地方小贵族相互间的攀比和官僚们的荷包同样有益。因此,在我的重新举荐下很快官复原职的依布拉音兴致勃勃地与我一同踏上了旅途。一桩额外的交易增加了我的现金储备,由于马继业先生以我的名义在喀什喝尔银行开出的汇票不能够在克里雅衙门换兑,通过接收克里雅衙门一批51块马蹄银或者说把2550两白银等值货币解决了这方面的问题。对我来说,不必从喀什喝尔运送这些沉重的白银真是求之不得。克里雅按办对此也同样欢迎,因为他可以相应地减少他在喀什鳴尔的现金支出。

在克里雅停留期间,我一直努力工作以便补上在前些时候由于沉重的发掘压力而耽搁的却又必须得做的记录和要写的信件。几乎写了一夜的信后,我终于松了一口气,10月13日开始了第二次前往尼雅(今民丰一译者)的长途跋涉。我的第一个目标是毗邻依玛木·贾法尔·萨迪克的沙漠古代遗址,1901年我在对这个公元3世纪的遗迹第一次勘察中有许多重大发现,当年不得不搁下的许多遗址还有待进一步发掘,由于它远离任何一个较大聚居点,为了解决在沙漠深处确保足够的淡水供给需要做周密的准备。为了给他们赢得时间,我赶在沉重的行李队伍之前,两天走完了从克里雅到尼雅的60英里路程,由于需要运输新的货物、需要结算的账目等,我们无可避免地推迟了出发时间,因此当我们到达途中一个小小的沙漠绿洲耶斯玉勒衮(Yes-yulghun)时已近午夜。

第二天,当我徒步和骑骆驼跋涉了12个小时穿越了一些部分地方分布有较小

沙丘的荒僻沙砾地带到达熟悉的尼雅绿洲时,天已经很晚了。而热情的接待使我忘却了旅途的疲惫,宴会一直持续到午夜以后,勘测员拉依·拉姆·辛格已按时到达来参加我新的探险工作,他关于我们分手以来克里雅、尼雅以南区域已完满完成三角测量工作的汇报令我极为满意,我上次旅行后依布拉音伯克治理了尼雅两年。多亏了他至今尚在的影响,这片小绿洲随时乐意提供帮助。最后,但不是最次要的,有消息传来,旧的遗址附近又发现了新的遗址。

从第一个在尼雅遗址中发现简牍文书的老向导磨坊主依布拉音那里我了解到,一群尼雅农民和来自依玛木·贾法尔·萨迪克一带的喀兰达尔(Kalandar,乞讨者),无疑受到我上次探险成功的鼓舞,1902年冬天开始在“阔纳沙尔”(Kone-Shahr)寻找宝藏,不过他们的冒险活动并没有得到什么有价值的回报。3次长途跋涉把我带到伊玛木·贾法尔·萨迪克的麻扌抄卜尼雅河干涸的地方,位于我前面提到过的广袤的丛林带中,但季节的变化对景色产生了重要影响,我上次经过这儿时广阔的森林是一派冬季的萧条寂寞,白雪覆盖着大地,现在整个丛林在秋季炙热的色彩中燃烧。茂密的托格拉克披上了鲜艳的红色和黄色外衣,沉浸在它们短暂的光辉中,覆盖了宽广地域像成熟的庄稼一般在微风中起伏的金色芦苇也是再美妙不过的背景,偶尔可以看见几棵艾莉格奴斯(Elea卽us),或是高大的野生白杨依然绿叶繁茂,随处可见的红柳不甘平庸地展示一簇簇紫色的细叶。

从偏僻的依玛木·贾法尔·萨迪克圣地返回的朝圣者队伍给如画的林中景色增添了人类活动的生机,他们大部分是快活的和田人,与他们谈论他们家乡的人和地方,嘱托他们向我那些遥远绿洲的朋友问好也使我很髙兴。空气清新宜人,如同欧洲晴朗的秋日,温度计显示最低华氏温度是17~20度。早晨不必顾虑酷暑和强光将要带来的烦恼,万事万物似乎都昭示着这是狩猎的季节。由于每天都要赶很长的路程,还要照料一队人和牲畜,到林中追逐似乎很丰富的猎物对我来说只是不合实际的幻



斯坦因中国探险手记

顾尼雅挖掘工在安迪尔河附近的灌木丛里'



想,但我的小猎狗总是保持着警惕,以不变的高涨热情追逐着野兔、狐狸和鹿。只有喀尔达什伯克(KardashBeg)这条狗让我那条年幼的牧羊犬大惑不解,它是勘测员作为旅伴从喀让古塔格山区带来的。

与我上一次旅行相比,虽然到依玛木·贾法尔·萨迪克圣墓的路线没有变化,但是尼雅河干涸的河道却有了显著的变化,在我第一次旅行时还是干河道的河床,这次突然变成了河,我们只能在尧干托格拉克附近一处浅滩渡河,而根据我们以前考察所了解的情况河流应在东面几英里的地方。经过询问我搞明白1904年夏天的洪水剧烈地改变了尼雅河道。我立刻想到河水向西偏移可能会将河水重新引到已经被我们清晰地标绘在地图上的旧河床,1901年我们发现它已经干涸。第二天我们的亲眼所见证实了我的猜测。河流的回归确保了河床两岸葱郁森林的生存,要是保持6

年前的状况这些故河道的树林似乎注定要慢慢枯死的。

第三天我再一次看到如画般成群的夏依赫(Sheikh,朝圣者)的马匹,朝圣者们的行装中还有一捆捆用破布做成的准备献给依玛木·贾法尔·萨迪克齐亚拉特(Ziarat,即圣墓——译者)的旗幡。由于走在人和装备的前面,我抽出时间前去探访那个裸露着沙砾的圣墓小丘,据我猜测它的顶部大概是那位神圣战士永久安息之地,坡上数不清的小土堆是追随他的无数殉教者坟墓的标记,山脚下一个美丽茂盛的树林里简单地树立着一些粗糙的横木用以象征圣地的大门,上面挂着大量怪异的物品:破布、牛尾和其他许愿的祭品,我碰到一个举止行为看起来很古怪的迪瓦那(Diwana,即乞丐——译者),他从喀什鳴尔来,定居在这儿,依靠朝圣者的慷慨施舍为生,他和他的小儿子一起给我虔诚的瞻仰参观做向导,像绝大部宗教献身者一样,他也强烈地表现出了恰拉斯(Charas)习惯的影响、

我没有给我的人在圣墓美食店浪费时间的机会,而是当天,10月18号,将行程推进到能获得水源的最远处。按照朝圣者的惯例,我从圣墓清真寺买了一只羊又将它作为祭品送了回去,这足以缓和并安慰任何宗教感觉上的疑虑,尼雅人十分乐意向沙丘脚下的小湖对岸的圣人墓表示敬意,我只能凭空推测,他们大部分土地可能都与圣墓清真寺有关,也许他们必须向圣墓清真寺交纳的什一税,目的并不是使他们产生特殊的敬畏和依恋,而是如同远方慕名而来的朝圣者那样,完全出于自愿。

在吐勒库其库勒(Tulkuch-kol),麻扎以北4.5英里的地方,一块小而肥沃的绿洲被大约15个人从密林中开垦了出来,我们驻扎在一个以当地仅存的小湖命名的地区。尼雅河河水在此之前就已经消失在沙海之中了,只有夏季洪水期才有河水注入这个小湖。夜晚,我让人从印度带来的4个水箱和25个羊皮水囊都装满了水,不过挑出我们准备保存在这里的给养,以及与当地牧羊人商议照料我们的马驹等琐事使我一直忙到深夜。我博学的中国秘书以前的职业毁坏了他的健康,为了减少水和行李的重量,同时使他免受旅途劳顿,我不得不让他留下来照管仓库。我们要去的遗址,是几个寻宝人在大有希望获得金子的诱惑下,于沙漠中漫无边际地进行搜索时无意发现的,根据他们的叙述,这一处遗址距离我曾发掘过的遗址东北约有1天路程,在我离开上次发掘的遗址返回之后,大约在两年前,依布拉音自己也被吸引到这片沙漠里,他向西行进,在距以前勘察过的地区西侧几英里的地方发现了隐匿在沙山中的一大群古代建筑遗迹。可喜的是,上述两件事发生时都曾经有过一场持续的降雪,迫働陛寻宝人没有办法对废墟进行大规模的发掘。

在这条消息的引导下,我决定在可利用的铁水箱和山羊皮水囊数量允许的情况下,带尽量多的人手,以便尽快展开发掘工作,由于我的老向导得到好处本身就是极好的榜样,以及对我在第一次探险中所作所为给人的信任感,还有能够得到丰厚报酬的吸引,12个曾伴随我第一次探险并且住在尼雅的发掘民工听到消息全部火速

聚集起来,另外40个额外人手也没费多大劲就很快招募到了。尼雅的伯克,穆罕默德·玉素甫,一个和蔼可亲的老头儿,努力在一天的准备时间内备齐了所有给养和额外需用的骆驼,他与喀拉喀什的依斯拉姆伯克是亲戚,听说后者对我的高尚工作极为支持,他便加倍热心地给予帮助,他因刚来尼雅不久而对当地缺乏了解的缺憾被依布拉音伯克及时给予了弥补。那些挤满了我的帐篷前来欢迎依布拉音伯克回返他们中间的村民们脸上流露出的喜悦说明,依布拉音伯克的行政管理深得人心并贏得了良好的声誉。在这样一些主动的帮助和友好的支持下,10月15日我召集到了所需要的装备齐全的发掘民工,并且备好了足够维持民工和我的人1个月生活的给养,除此之外,我还特地留意找了几个木匠和皮革匠。除了使用坎土曼,这些工匠还能在打包装箱、修理皮革水袋之类的事情上提供专业的帮助。当日骆驼载着行李于夜间到达了,我们把不需要的箱子和其他物品放入仓库后,第二天早晨向北出发。


第二十三章

3尼雅废墟

我们10月20日早晨离开了最后一个住处,告别了尼雅河的尽头。5头骆驼为队伍驮运着第一批水,队伍里有50多名民工。自1901年冬天那些幸福的日子以来,我时时记挂着那片古老的土地,所以愈发期望能够尽快动身。遗址现在几乎已成为路标,人人皆知,不过路途中一个意外的发现耽搁了行程。离开吐勒库其库勒走了大约5英里,刚经过正渐渐变稀疏的林带中牧羊人丢弃的小窝棚,在我观察路东侧高大的红柳包时,依布拉音和他的几个同伴过来告诉我,他们曾经在这里发现朝个遗址。

我们来到了那块隐秘的所在,发现是一块不大的空旷地,南北约340码,东西约170码,地上有古代的街道、带围栏花园的遗迹,还有几间泥木结构房屋的残余痕迹。由于四周地面剥蚀得很厉害,因而地表没有沙和其他废弃物来保护这些稀少的古代房屋遗迹。从那里一处损坏最小的房屋遗址中我只能辨认岀一些有墙基木,曾经用来支撑过几个小房间屋顶的木骨泥墙。根据我以往所考察类似古代建筑经验,足以使我相信这些古代遗迹,与过去尼雅遗址那些主要遗迹一样,可追溯至3世纪。1000多年来它们暴露在沙漠的强风中,没有留下什么值得发掘的东西。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这片古代曾经居住过的地方(指尼雅遗址的范围)竟然延伸到这么远的南方。我很兴奋,毕竟自己又一次置身在早已经枯死的白杨和果树之中,而这些树活在世上的时候正是罗马帝国的繁盛时期。

重新上路后,我们又在一条活的托格拉克林带中穿行了1英里多。从树干的粗细、树皮的裂缝看,这些树多半已经很老了,在一些树林中还倒着许多死去的树,到处可见弯曲狭窄的河道在沙丘之中间或蜿蜒地冒岀,这条将干的河道把洪水带到了这片半生半死的树林边缘,又因为洪水消退而断流了。但是这可能是几个世纪前的事了,因为只有这样大的野生杨树才能够把它们的根伸到地底足够深的地方,以保证在偶然遇到洪水时屹立不倒。

我们离开了这些生着浅色叶子的树,拐弯向西北行走了1英里,穿过一个阴沉的满是红柳包的沙丘迷宫,当时我发现自己又一次置身于一小片开阔地,一排排已经完全干枯的白杨树和桑树的树干挺立在那里,这是我1901年就来过的一处古代果园或农场。这里的积沙不多,在大约60码以外的距离上,可以看得见间距规整的一排排古树。

萨杜克(Saduk),那个从麻扎来的牧羊人向导,提岀要带领我去看以前未曾发现的几个废墟,他牵带着5头驮水的骆驼在前面引路。他带的路好像比我1901年所走的路稍微偏西了一些。走了不到半英里,我们意外地来到一块不大的从东南到西北长约300码的平地上,映入眼帘的是光秃秃的剥蚀地面和四处散落的陶片,以及其他物品残片。周围有许多草草建造的栅栏和似乎是用来表示道路的一行行杨树。在这片平地的中央,有块小岛似的高地,其上有一个住宅遗址,房屋的墙壁由泥土和木材筑成,还有一部分墙壁仅只是在芦草篱笆上敷以胶泥的简单制作。这些墙连同遗址原来的泥巴门道均未超过两英尺的高度,值得考察的房间也都很小。

然而,在从前像这样破旧的废墟,我们也发现过不少的古物,好像上帝对我格外垂青,让我们也会像以前那样,在这里发现大量的古物。跟我来的几个民工刚刚清理了这间只有8平方英尺的房子的一角,作为实验性的发掘,就清理岀几片保存完好的简牍,用古印度住卢文写成,就是我在以前的挖掘中发现的那种奇怪简牍。在这样破烂的房屋中,竟然找到了古人通信的物件,我欣喜不已。刚开始挖掘就发现了简牍,这可是个好兆头,而且这些简牍正是我一直在寻找的关键性证据,用以证明这个遗址与我在1901年探险中找到的第一处遗址属于同一时代。现在这个遗址在第一处遗址以南整整4英里。

简牍的发现着实鼓舞人心,但我们需要尽快把辎重车队转移到依布拉音所说的大遗址群,所以只好恋恋不舍地离开这里。走了0.75英里后,见到了古代的房屋,但我们只能匆匆地观察一下。一排高高的红柳包丘把这些房子遮住了,我们先前在东边的路上看不到它们。这些废墟周围到处都是胡杨,虽然很老,但仍长着不少叶子,这让人感到挺奇怪,而其他的树木大多都死掉了,只剩下干枯的树干树枝,都不同程度地腐朽了。毫无疑问,在沙丘侵占了这些荒废的古建筑之后,这片行将灭绝的森林仍然生长了很长时间。看着这些古老的树木,尽管树干都裂开了,可是树尖上仍然枝繁叶茂,一种敬畏之情油然而生。这里是沙漠气候,条件恶劣,经常干旱,但这些原来生活在河边的树木仍然存活了下来,它们要经历多少的苦难啊!

经过3英里的艰难跋涉后,到了古代的两片大的居住地,它们是1901年探险中我们所到之地的最南端。几年过去了,这些废墟仍然像我当初所见的那样,这很叫人欣慰。它腐蚀消磨的程度与我的照片里和记忆中的,几乎没有什么不同,只有那个大木雕被覆盖了几寸厚的沙子,它是我那次探险中在一个衙门里发现的,一同发现的还有一把椅子,但因携带的东西太多,所以就把大木雕扔下了。我们快速向北行进,去找上次探险中的第一个标志物 座土坯砌筑的小佛塔。从上次探险以后到现在,风似乎刮去了流沙以下的3层土,但因时间有限,没能仔细察看。

暮色里,西北面高大的沙丘拖着长长的阴影,看起来分外雄伟。虽然队员已经很累,但我们仍然又前进了2英里。然而,天色已黑,我们不得不停下来。根据本地的详细地图,我知道我们现在离一群废墟很近,上次探险在这里停留的最后一天曾经见过这些废墟,但是最后我不得不没有考察就离开那里,留作下一次这里再做考察。当侍从给我搭帐篷时,我就出去寻找这些废墟,很快就找到了那些埋在沙中的梁椽。走了这么远的路,克服了这么多的困难,才找到了它,我觉得自己像个朝圣者,经历了漫长的跋涉之后,终于到达了圣地。在暴露的地面上,我发现了一个大的木托架,装饰着犍陀罗(Gandhara)风格的雕刻。我坐在木架上面,四周一片寂静,我联想起了1700年前在这块地上活着的生命,而现在却被流沙和风蚀吞噬了。这个夜晚是我最快乐的时光。

第二天早晨,我把队伍分了组。测量员拉姆·辛格带上3头骆驼,带着足够的

网尼雅遗址废墟中北部的房屋(挖掘以后” 、


水,去东北方向寻找废墟,据那个尼雅村民依斯拉木阿笥说,那座废墟距离我们所知的地点有一站的行程。然后,测量员再向正北走,只要累不垮骆驼,走得越远越好。我和余下的人在依布拉音的引导下,翻过髙高的沙地,向西北而行,寻找他在两年前的旅行中发现的废墟。生满红柳的沙丘像座迷宫似的,行程很慢,花了整整一个小时才到了最近的废墟。它是一个梁木搭建的房子,一半已经被掩埋在沙丘之中,红柳丛恰好在这里消失。

在光秃秃的沙丘中又穿行了2英里,一路上经过一个又一个古老的房子。它们位于一条线上,这条线肯定是一条由尼雅河给水的某条河道最西北段,它位于我1901年发现的最北部的一座废墟以西和西北边的2英里处。但是,不断岀现的沙丘挡住了视线。我把营地选在了遗址北端附近的一块开阔的风蚀地面,然后便立即开始考察澀瞞其严重的遗址。

这是一座相对较小的房屋,三四英尺见方,上面盖上了沙子,这让奈克·拉姆·辛格和别的人开了眼界。因为风化侵蚀作用,产生了低气压,房屋所在的狭长高地呈舌状,现在还有一排排白杨树,表明这是一条灌溉渠道。刚开始清理房屋西段的地面,就发现了大量的住卢文文书,找到了第一个Takhta,又发现了一些中国碎银。在房子的3间起居室中,一个接一个用古代印度语写的文书出现了。居住在这房屋里的最后T人可能是3世纪中叶的一个小官,丢下了这些“作废的文件”。如通常的官方文书一样,这些文书也是长方形的,上面紧紧地封着木片,双层楔形简牍通常被用作半官方的通信,方形的木片和木条写着各种各样的记录和描述,这些在第一个废墟中都发现了。

民工们很快就学会了如何刮去地面上的沙子,发现古物后自豪地告诉给大家,而把进一步的清理工作留给我。在从前的挖掘中,我熟悉了这些文书的外形。但是,当把沾在上面的细沙除去后,我发现了许多方形和楔形的文书,原来的细线仍保存挖掘出的家庭用具对我来说也很熟悉。根据以前的经验,我一眼就认出一把装饰着希腊佛教风格的精致雕刻的木椅,编织工具,靴子的植头,一个大的吃喝用的盘子以及捕鼠器等等。根据奈克·拉姆·辛格的介绍,我很快了解了灰泥和木墙的各种建造方法。尽管风化使邻近的地面比原来的高度低岀15英尺,毁坏了一部分建筑,但是厨房、客厅、芦草城墙的遗迹仍然可辨。

得完好无缺,一些还带着封泥,而封泥上还盖有印章,我还是忍不住又兴奋起来。我发现它们上面有爱神,有一个人像可能是赫尔莫斯(Hermes),受到了古典凹雕的影响。在这个荒凉的沙漠废墟中,又一次见到了与古希腊、古罗马有着联系的艺术品,时空的概念在此时此地好像消失了。

载着这几个小时取得的胜利品,我们下午又折回到营地附近的一座更大的遗址。在这个遗址里,城墙和城墙之间的物体都完全腐蚀掉了,只剩下了高大的柱子标志
着木头建筑的位置,木柱色彩褪掉了,柱体也裂开了口。通过勘察,我发现它似乎是厕所或马厩,约50平方英尺,是一个层层垃圾堆积而成的垃圾堆。我根据从前的经验,有足够理由去发掘这个肮脏的垃圾堆。垃圾堆经过17个世纪的掩埋后,仍然发出刺鼻的气味,借着微风,灰尘、细菌都灌进人的眼、喉、鼻中。

在这个马厩似的垃圾堆上,民工们一层一层地挖掘,终于在离表面7英尺下,挖出了一个小木箱,长约8英尺,宽约6英尺,高5英尺多,可能被以前居住在这里的人当作垃圾箱用。在另一堆更难闻的垃圾堆里,混合着各种小杂物,有各式各样的布片——蚕丝做的、羊毛做的、棉花做的、毛毡做的;还有羊毛毯,绣花的皮革,扎起来的辫子、线绳,铜铁制的箭头等等这些物品的碎片,以及精巧的漆制品和木制、牛角制品的残片。我们还发现了一打多的标签似的小木片,刻着极精美的



阿尼雅遺址中出土的木制食厠


中国汉字,后来蒋师爷解释说那文字是用来说明各种礼物的。

然而,几年后,博学的汉学家沙豌先生对这些文字做了学术分析和阐释,到那时我才意识到小木片所具有的独特收藏价值。他指出,小木片之中至少有8件最初是附在礼物之上,这些礼物很可能是在新年之初,或是皇室成员互赠的,或是大臣进贡的,礼物之中有一个是宝石。木片的一面写着送礼人的姓名,提及了他的礼品以及良好祝愿,另一面写着收礼者的姓名、爵号。有一件是皇太后送给她儿子的礼物和祝福,有一件是太子的妻子送给皇上的一个妃子的。

这些皇室的贵人大多只标明了姓名,但是他们也可能只是统管几个绿洲的地方小头领的家族成员,能不能从中国的历史资料中查找出这些人来还是个未知数。有一个皇室的夫人被称作“且末(Chu-mo)公主”,且末就是今天的车尔臣,在东北


囈尼雅遗址废墟中的房屋(发掘中)'

 

方向不远处。这些没有记载皇家物品扔在垃圾箱里,难道礼物是从那个离此地不远的、已经完全坍塌的大居住地送来的?还是在被垃圾掩埋起来之前,它们放在了一个今天已完全消失的、建设的时间更早、也更雄伟的建筑呢?

在垃圾箱底下,发现了一小堆谷物,捆扎在一起,保存得十分完好,旁边有两只木乃伊似的老鼠尸体,是在吃粮食的时候死掉的。

清理这些废弃物的工作,一直到第二天才结束。不过,在此之前,已有足够的人力开始发掘一座向南延伸的小遗址,由奈克·拉姆·辛格来监督发掘工作。当我把所有的民工都召集来这里挖掘之后,进展的速度非常地快。一些房屋已经风蚀得非常厉害,但在断垣之内并没有多少积沙。其他的屋子保存得较好,可是屋里充满了积沙,有一两间沙子堆到了屋顶,清理起来很费力。但是,民工们凭着惊人的毅力,加上依布拉音伯克循循善诱,我还承诺谁先发现有价值的东西会得到奖励。就这样,民工每天工作10~11个小时。我自己要做精确的计划,记录所有的观察和发现,忙得不亦乐乎。

除了建筑用的木刻、家庭用品、日用工具,如纺织工具和靴子的植头以外,几乎每间屋子里都发现了住卢文简牍,有的是用来通信,有的用来记账,有的用来打草稿,还有的用来记事。尽管这座大建筑(Pompeii)很简陋,最后的居民也没有留下任何有实在价值的东西,但有些房间里还有炉子、舒适的炕台,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他们当年在这里住得很舒适。在这些房子附近,随处可以发现有栅栏的花园,以及有白杨树或果树排列的大道留下的遗迹。有些地方受到沙丘的保护,园中的那些枯萎褪色的树干,主要是桑树的树干,仍旧直直地挺立着,有10~12英尺高。但在其他地方,树木都倒在了地上,或者只有树桩留了下来,大杨树表明在这些房屋的最南端原来是个方形的池塘,但大杨树也未能幸免,也是或倒或只剩下个树桩。在红柳丘的脚下,我能准确地判断出房屋的位置。

这些古代的房屋很多部分保存得十分完好,如同到了一户人家。不需要太多思想,就能知道它最初的模样,但他也没有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我不时联想起新疆现在的房屋与此有着相同特征,这样我越发希望我能得到博物学家所能得到的尊敬,因为我发现了这些埋葬了近17个世纪的古迹。

但是,最迷人的莫过于开阔荒凉的沙漠。最北端的遗址延伸到红柳沙丘的区域之外。眼前的沙丘像海洋里的波浪,只有褪色的树干,或者成排干裂的木柱,还能表明在这沙丘上曾经建造过房子。我一直感觉像是置身于海洋之中,从远处看,那些遗址像一幅图画,如一艘沉船,现在只剩下几根木头。这里还有新鲜的微风,以z 及大海的盹


开始几天,我觉得很难把思路集中到五花八门的考察工作上,一心想倾听北部沙漠那诱人的呼唤。若越过地平线上最后的沙丘,再一步步深入那些无名的遗址,那将是多么令人欣喜的事情啊!然而,一路的观察发现不允许我沉醉在那遥远的废都美梦之中,但是我仍然期望着丢开一切阻力,徜徉在那沙的海洋中。

我觉得这诱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在到达这里的第二天晚上,在依布拉音的指引下,我翻过了东南面的沙丘,去看一看1901年发掘过的最北部的遗址,另外我要根据距离的远近和所剩给养的多少,确定新营地的位置。这个夜晚极其明朗,红光散照在新月形的沙丘上,造成很迷人的效果。刚到达了目的地,向导那双锐利的眼睛就发现了测量员的骆驼正朝我们走过来,在广阔而单调的沙丘上,站着一个男子。当拉姆·辛格到达我们这里时,他告诉我一个不快的消息,尼雅村民依斯拉木阿笥所说的位于东面的遗址没有找到。

之前,他坚持向北而行,结果经过一天的行程,却未找到任何遗址,他所带的给养已经用光。第二天,他转向东南,想寻找一些行走的标记。但是,最后他越来越迷惑了,于是决定在骆驼累坏之前(但此时骆驼已经累得筋疲力尽),为防不测,就赶回了营地。在那如奥德赛一般的长途跋涉过程中,拉姆·辛格到了我1901年营地以北13英里处,但那个地方根本没有什么古建筑遗址。不过,这也帮了我一个大忙,我因此可以集中精力应付眼前的考古工作,而不再胡思乱想。很奇怪,尽管沙丘的高度在逐步增加,在他所到的最北部营地,拉姆·辛格却发现有一些活的胡杨,那或许是因为与这里的遗址相比,在那里,尼雅河的河水更接近于地面。

跟与他同名同姓的人一样,依斯拉木阿笥,那个谎报军情的和田人,他很可能也喜爱浪漫。然而,他所说的在东面的遗址,我以前就考察过,不可能只是因为他指错了方向,而不能再次找到它。于是,第二天早晨,依布拉音和两个爱冒险的同伴,带着一羊皮袋水,又被派往东去,让他们独立去寻找。我这队人马已经清理了西北部的废屋,于是在第四天,我利用运水的骆驼,把营地再往南迁移。3头骆驼不足以运走所有的行李和食物,但是,幸有一大帮民工。夜里,把这边的清理工作做完后,民工们毫无怨言地扛起货物,拖走了剩下的东西,向新营地进发。到达新营地的时候,天已经很黑了。用木头燃着熊熊的篝火,我在旁边坐了很久。之后,所有的人都来了,为我搭起了帐篷。


 

第二十四章

. 一

埋藏的档案室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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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选最西边的一组遗址作为营房,上次探险时我就来过这里,但由于为时已晚,来不及系统地发掘就离开了这里。自那以后,我就一直想重返此地。很快,我就发现这些我一直期望的遗址与我记忆中的完全一样。10月24日清晨,在遗址南面一个很小、几乎完全腐蚀掉的建筑物中,不但发现了一些有趣的漆制品和编织物碎片(看上去像是竹子编的),还发现将近3打官方用的简牍。

这些发现使我很受鼓励。下一步,我派人去挖掘N.XII号房屋旁边的较大的废弃房屋,1901年的考察就是在它那里结束的。在那里,我发现了不敢奢望的胜利品。清理完正中大厅北面的屋子后,发现了一些精巧的木刻碎片,包括一块犍陀罗风格的梁木,表明这个房子是个富人的住处。他是个有地位的官员,因为大厅东面有一间长而窄的屋子,有几面窗户,或许曾经雕过根格,完好地保存着几大片住卢文简牍,其中一1简牍有3英尺长,简牍两面似乎都是书信的草稿。

我们希望能有更多的发现,这个愿望很快就实现了。在中央大厅南面一约26英尺X12英尺的房间附近,刚开始挖掘几坎土曼(Ketman,即新疆式攫头),就挖出了简牍。它们大多是楔形的,用来传达行政命令,其他的方形碎片上写着账目、名单和五花八门的官方文件,很明显,我们遇上了一名大官的档案库。简牍上盖了厚厚的沙子,有五六英尺,这对简牍起了保护作用。我们接二连三地找到了60多份这样的文书。然后,仔细搜寻了房屋剩下的部分,又找到了一些文书,有些在地面上,可能是在主人离开以前,它们被扔在角落或者墙根处。

鲁斯塔木(Rustam)是挖掘工中最有经验、也最可信赖的一个。他在清理地面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第一次清理时,我就已经注意到一大团陶土或石膏,看起来像断墙的残块,离屋子的北墙很近,简牍被紧紧地堆在了一起。虽然我想它不过是偶然才落在那块地方的,但我仍命令不要碰它,鲁斯塔木在它和墙之间挖出了一个保护完好的双层楔形简牍,还保留着带印戳的封泥,我只得允许去掉封泥才能打开。刚拆掉封泥,我看见他急切地把双手挖进地下,就像我的小猎狗挖鼠洞一样。我正要发问,就看见他自豪地从地底下6英寸处挖岀一份完整的长方形文书,它的两个封泥,还没动过,封口也未打开。鲁斯塔木更来劲了,把洞挖得更大了。很快,我们就看见在靠墙的地方和奠基的梁木之下,全是类似的包扎甚严的文件。

很明显,我们挖到了一个档案的秘密藏匿之处。碰到这种新鲜事,我十分地兴奋,这些文书不仅重要,而且保存的十分完好,具有重要价值。但我不得不控制自己耐着性子,以便安全有序地挖出这些木片,但还未等全部挖出墙下暴露出的文书,天就黑了。当我检査长方形简牍,除去了附在表面的灰尘时,我很满意地发现,除了一两片之外,它们精致的细绳栓口都未打开,封口也就是我们经常见到的那种类型。

我很高兴,不只是因为保存这样完好的简牍对研究当时的语言和背景提供了新的材料,而且证实了我从前在类似情况下所作的猜测。经过思考,我认为里面的内容必定是契约或协定,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在法庭上生效。封泥在木片盖子的中央,细绳从底下穿过,把木片盖子和其他的木片紧紧地捆在一起,只要不打破封口,就无法篡改藏在里面的文字。有一系列文件属于同样类型,被人很小心翼翼地藏了起来,里面可能是契约、协议等类似的东西,所有的文件都有摘要,显然不是陈述叙事通常所用的类型。它们是住在这里的大官秘密保存起来的契约,还是有关他的土地和财产的协议呢?

几年之后,等这些文件全部破译了,或许才有希望得出答案。但同时,一些例外的情况似乎证明我的猜想。那天深夜,我察看了那两封已经打开了的简牍,发现原来都是私人信件,写信的方式如同是写给尊贵的阔日伯索亚喀(CojhboSojaka),“他的眼力介乎人与神之间”。那天下午,从在同一间屋子的地面下挖岀的大量楔形简牍,上面记录了军部的命令,大官肯定就住在这间房子里。我很想知道两封文书的内容,是什么把阔日伯索亚喀和这些契约等物品联系在一起。

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寻宝人,在渐暝的黄昏中,接着又在烛光下,挖出一个又一个简牍。这种工作要极其小心,以免损坏任何封泥,但是我意识到活是在晚上干不完了。为了保护这些前人留下来的东西,以免®些比简牍更有价值的古物被人偷偷挖去,我让人把地上的洞口仔细地堵上。在挖过的地方,我把我帐篷里的一张桌子拿出来,颠倒地放在地面上,把桌腿系在墙柱上,并封住了这些拴绳,我的这项发明,就连最聪明的寻宝人也会被迷惑住,去把桌子移走。老实的依布拉音伯克被留在这里,在夜里照看剩下尚待挖掘的宝物。他要睡在阔日伯索亚喀破旧的房间里,因为怕引燃旁边干燥的木头,他不敢生火,我担心伯克恐怕要度过一个寒冷的夜晚T,最低的温度已达到华氏18度。

当我把封泥放在用一枚精美的狄奥多托斯(Diodotos)金币复制的电铸版上的时候,看到这个第一位大夏(BactrianGreek)皇帝发出了电火花,我不禁想到古希腊艺术品保存到今天经历了多少沧海桑田啊,在这个遥远而又荒凉的地方更是如此。夜里,我开始清理带回来的文书上的封泥,发现几乎全部都像第一次印上去那样新鲜,大多数是古典的凹雕,有帕拉斯·普罗马乔斯(PallasPromachos),有拿着棍棒、披着狮子皮的赫拉克勒斯(Heracles),还有宙斯穿戴盔甲的半身像。

用作简牍封盖的大多数木片在凹下的框中有两个印章,有时达3个,这个事实有力地证明了这个假设:契约或协议是在证人的见证之下签订的。在只有一个印章的木片之中,有两个木片写着在都善(Shan-shan)或者罗布泊的中国官爵的称呼,字体釆用的是中文碑文用的字体。有几个简牍,为了保护凹处的印章,外面紧紧包裹着丝布,足见其重要性。

第二天清早,我们继续清理工作,又发现了遗址中保存最好、最完备的文书,加上原来已经挖掘出的文书,这样总共就有了3打,是迄今为止出土最多文书的一座遗址。我不知道何时应拆开这些系得牢固的拴绳,索亚喀(Sojaka)的土地财产契约竟然成了我的手中之物。它们在静静的沙丘下,躺了十几个世纪,而沙丘上的红柳或者已经死掉,或者即将死掉。然而,我是这么喜爱这些垃圾,觉得它迷人而又寂静。假如按办乐于接受“我“的契约,承认它的合法性,我希望这里的任何一堆垃圾都是属于我。

从一开始,我就意识到应该认真观察这些文件所在的环境,因为它可能揭示这个居住地是如何被抛弃的。主人那么费心思去藏它,同时又作了标记——这无疑是那团陶土的用款正如鲁斯塔木开始挖掘时所猜测的那样,它的主人阔日伯索亚喀或者他的后人,彳艮可能在紧急情况下离开了,但还抱着返回的希望。这些很有价值的资料外面并没有覆盖物好好地保护它,其他内容一致的木片散乱地扔在地面上,表明去时很匆忙。

但是,似乎很难描述简牍贮藏的环境和它的构造方法。如果梁木下的洞被用作“保险箱“的话,那么也该找得到其他的贮藏物,而完全不必要做一个如此明显的记号,只要记得有这么一个地方就可以了。从另一方面讲,如果是因为气候干燥,灌溉用水逐渐减少,居住在这里的人不得不有计划地撤离,那么,他们该想到把这些有独特价值的资料与其他珍藏的财物一起带走,它的重量、体积都不会给运输造成什么困难。

猜测什么样的特殊紧急情况使他们匆匆离开了是无用的;我们也没有办法能了解是什么阻止了他们返回这里。但是,仍有许多可以肯定的原因,导致他们重新到此居住变得越来越不可能,如气候的干燥,这里的居住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塔克拉玛干周围的“人沙之战”看得很清楚。然而,这种变化是逐渐进行的,在黄沙掩盖之前,并不妨碍人们来到这个被遗弃的地方发掘。所以,可以肯定自被弃以来,就一直有人来这里寻宝,寻找丢下的任何有价值或有用的东西。

因此,10月250,当我们清理完索亚喀的住所时,除了原来发现的大量文书外,又发现了一些木制器皿,比如没有着色的、刻有花纹的壁橱,一个四条腿的大食具,土制的坛子,以及一些农场用具和破布条。

这些古代文书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其数量,更在于它们完好的保存状况。在两位法国专家塞那特(Senart)和包耶尔(Boyer)的帮助下,我的朋友E.J.拉普森教授(Rapson)开始破译,并出版了部分我第一次旅行带回来的住卢文文书,但发现其中的字迹和语言很难辨认。住卢文的草书字迹模糊,比起有别于印度文学的早期普拉克里特(Prakrit)方言,其难度并不逊色,其中一些只能根据印度西北部的碑刻和钱币才可以认出来。在尼雅遗址中,我们发现主要就是记载官府和日常生活的官方文书和信件,无疑这次发现的文书的诠释会面临巨大的困难。

为了克服这些困难,并最终获得成功,与我合作的语言专家需要更多的材料,特别是一些足够的完整的文书,文书的字迹必须清晰无误,这次发掘出的文书恰好为此提供了大量素材。但是,拉普森教授和他的助手忙于出版住卢文文书,妨碍了他对新素材的内容作详细的分析。因此,我想满足一下自己,对“木制文件”上所写内容的特色作个草草的描述,读者可以从下面的阐释中了解到文书究竟作何用途。

文书的大部分都是楔形的,在原来的封泥和拴口下,发现了完整无损的双层楔(doublewedge)形文书,它们清楚表现这类文书的使用方法。两个木片,一端削尖,一端切方,两片恰好配对。可以看岀,专做此文具的木匠先是把这双层木楔铸形,再锯成或劈成两块,这样可方便工作。下边的一块木片很平,正面上写着一行行整齐的文字,最多不超过4行。盖在上面的木片像信封一样,用来保护字迹,如若篇幅长的话,上面的木片背面也可以写上字。

上面木片越靠近方形末端,木片越厚,这样,在厚的这一端可以刻上一个方形凹口,用来盖上封泥。两个木片的尖端都钻有孔,穿过细绳可以把它们拴在一起。

在拙著《古代和闻》一书中,收录了F.H.安德鲁斯先生所绘的图,对这种创造性的大麻绳系绳法描述得甚为明了。穿过了两个木片,聪明地打了一个结,系紧两个木片,把细绳拉向方形一端旁边的封口,在那里绳子做一个交叉,边缘刻上3条凹槽,把绳固定起来。于是,在凹处填上陶土,盖住了叠在一起的线子,发送者的印章就印在了陶土中。所以,这对木片只有切断细绳,或打碎土封,才能被分开。

把内容写在这对木片的内侧,这种独创性的安排完全防止了信在发送到收信人手里之前任何不经允许的偷看和篡改。接收者看到封口完好,就可以打开,阅读里面的内容,或者切断绳孔处的细绳,或者割断这些折叠的细绳,然后抽出下面的木片。在前一种情况下,他仍然可保留一个很方便的拴口,读完后再把下面的木片放在原来的位置,有些几百年前首次打开过的双层木楔,我们今天打开后仍然可以复原。收信人的姓名、官位都写在盖简正面封口的右边,而在下边木片的反面,则写着送信人或者委托人的名字。

然而很奇怪,所破译出的双层木楔中似乎没有一个记载寄信人的情况。刚开始一看,这让人感到很奇怪,但是从这些信件的内容和基本特征来看,也是可以理解的。所有信件的开头都是Mahanuavamaharayalihati,意即“大王手谕”,显然是官方的文书。自那时起,拉普森教授和他的助手证明了双层楔形文书通常是用来向接收者传达命令,或者在执行命令时要求接收者予以配合。这样,这组全部解析完的简牍包含了各种指示,有的是给信使送信的指示,有的对满足信使提出的问题给予帮助,还有关于担心逃犯的叙述,等等。

这些楔形文书很可能是赐给委派人的委任状,用以执行行政命令,凭此可以从地方政府得到所需要的帮助。高级官员的印章足以证明送信人或委托人可以口头传达详细的命令,或许它标志着命令的重要性。知名官员的信使把它的委任状完好地送到的时候,再拆开和阅览文书中简要提及的公务就显得多余了。

我已经谈了长方形双层简牍可能的用途。在遗址堆那个隐藏的地方,发现的长方形简牍很多竟然还未打开,印章原封未动,而且不少有加盖了2个或3个印章的封泥。若这样的简牍只是用来作协议、合同、契约或其他最终要作法律证据的官方记录,那么,我们可以理解它们为什么藏在那里,绳子系得又那么紧。下面的木片在两个较窄的边上刻有较高的边缘。边缘之间恰好可以放上木盖,它的正面中央有一个方形或椭圆形的凹处,盖上一个或两个印章。为了保证两个木片能够合拢在一块,这一对木片似乎是取自同一块木头。

下边木片的正面用来写字,这些字总是成行排列,与木片的长边平行。必要的时候,可以在上边木片的反面继续写。上下两个木片被两根线牢牢地固定在一起,


斯坦因中国探险手记

网从尼同址出土的长方形的"文木朝


这细线被三道沟槽固定在上边木片的正面。一旦折叠的细绳和凹处的印章固定好,再要分开它们而又不切断那暴露在外的绳子,或者不打碎封泥,那是极不可能的。这样可以预防不经允许就打开写在两片木板里面的文件,或篡改其中的内容。同时,它表明唯有细绳保全完整,上边木片上的封泥没动,才能证明里面的内容真实确凿,再没有别的什么方式可以证明它的真实可靠性。

我刚才所做的描述自然而然地会引出一些有趣的问题,但在这里我无法再进行具体的分析。这次探险的范围之广,工作量之大,使得我没有足够的篇幅来概括从中得出的结论,虽然我5年前就来这里考察过,但我打算在《沙埋和園废墟记》(Sand4>UriedRuinsofKhotan)和以后的《古代和闻》中谈及。但是,我发现在这里出土的文书上面的语言文字还不够详细,没有新的东西,在这里也就无法陈述我对它的看法了。但我可以说明,不论是我下面接着在这里的考察,还是与我合作的语言专家的研究,都没有发现任何证据,来推翻我之前所做的推论。

根据我们的新发现,我可以自信地说这遗址属于一个零散的农业区,在公元3世纪曾经繁荣过,在3世纪末中国在这里的统治结束的时候被人们遗弃。在这里,官府仍使用印度语言和文字,这证明了玄奘曾记录的当地习俗,他谈到在和田早期的人口中,有一大部分是从塔克西拉人(Taxila,即咀叉始罗——译者)来的移民,他们原来是希腊的移民,住在印度最西北部。但是,我以后在东面的罗布泊地区又发现了住卢文和普拉克里特文书。在公元1世纪的时候,印度斯基泰人(IndxScythian)的统治一度使塔里木盆地与阿富汗以及遥远的印度西北部有直接的政治联系,这个政权的重大影响是否也是住卢文和普拉克里特文字广泛传播的部分原因呢?这个问题从此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第二十五章

在废弃绿洲的最后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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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所发现被掩埋的小型档案室遗址的东面,有3座更小的居住遗址与之相连,它们都被沙丘半掩着。我们用了10月25日和26日这两天时间发掘这3处地方,只是并没有得到与前面类似的惊人发现。但通过这3处居所,我们能观察到许多当时家庭住宅的有趣细节。3处居住遗址其中之一被高达7~8英尺的流沙堆掩埋,经发掘后,我们发现了一个保存完好的木制双层托架,它是用来支撑主厅屋顶的。这个托架大约有9英尺长,1.5英尺高。托架两侧均有细心设计,轮廓鲜明的浮雕。托架底部的方格中刻满了各式各样的妖魔鬼怪图案,它们有的身体长着双翼,有的长着鳄鱼的头和鹿的腿。这些图案由犍陀罗借鉴自西方而来,古代和田对其尤其珍视。中部方格中的图案,是一个花瓶,其中枝干上叶和花都是下垂的。这整个都是追随当时印度神庙柱头(Indo-Corinthiancapital)的风格。想要整个地把这块大木头运走看起来是不大切合实际的。我非常高兴我的工兵下士的技术非常好,能将一块块方格仔细分割开,并用串珠线脚记下了分割处。接下来要做的是将每一部分掏空,这样它们的重量就减轻了许多,马匹也驮得动了。切割工作干得很出色,我相信,当这块雕刻样板在大英博物馆被重新组装时,只有内行才能发现其结合处。

在同一房屋建筑的西南角有一个房间被深埋于沙丘之下,因此它的墙和屋顶基本上得以原封不动地保存了下来。两堵外墙上有坚固的黏土,四面墙都有烟熏的痕迹,同时整个房间内只在屋顶下有一扇窄小的窗户。这一切都表明,这间屋子在冬季是个非常温暖的角落。在火炉的上方,我发现了一系列很小但保存非常完好的怯卢文简牍,很明显是有关主要的家庭收支状况及事件的记录。这也许是因为屋子里弥漫着黑暗,否则的话,这屋手早就被彻底清空了。最后的居住者很明显忘了检查 下火炉上方曾用作存放琐碎“文件“的架子。

从这处营地我还再次来到了那块有珍贵文物堆积的遗址。1901年时,我曾对它进行过清理,并有许多有价值的发现。我时时牵挂着这一小块遗址,现在我能松一口气了,因为风或其他破坏因素尚未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它。我再次来到这儿,一个特定的目标就是在那个遗址中寻找一些东西。1901年时我认为有些东西没有价值而将它们扔掉了,现在想起来还觉得惭愧。它们是一些很坚硬的皮质碎片,很特别的钻了很多孔,一端呈圆形。后来才知道,它们原来是盔甲的皮鳞片。我发现我们曾清理出的废物堆仍在房间的一边,未被破坏。我旧日的向导依布拉音是这种寻找工作的能手,经过他仔细的清理后,失踪的鳞甲得以重见天日,我也能稍许心安些了。我们在沙漠中的另一次长途跋涉是往北大约1英里。两年前,当依布拉音和一位同伴“寻宝“时,在此处碰见了人骨遗骸。当时他们将其命名为“麻扎”。在一个孤立的红柳包边,我确实发现了一些古代墓地的迹象——在一小块高地的风蚀斜坡上,不仅散布着大量人骨,而且还有发白的破裂木板,它们以前是用来做棺木的。不幸的是,由于风蚀,没有完好的骨架得以保存下来,甚至没有一个完整的头骨用以测量。这些是不愿追随印度火葬风俗而宁愿被土葬的虔诚佛教徒吗?或者我所面对的是某个异族的墓地?答案无从知晓。当我仍在这处营地时,一支经过挑选的队伍在依布拉音带领下用了3天时间成功地在东南方找到了一些废弃的住宅。它们被掩埋在高大密集的沙包之中,因此5年前未被发现。测量员们搜索的区域,是在通往1901年所发掘过的最南端遗址以东及东南方这样一条线上。他们提岀了充足的理由,将我们的营地于10月27日迁至此处。因为没有骆驼,我只得再次依靠人力去搬运最需要的工具及我们留在水箱和皮囊中的水。5英里的负重长途跋涉非常累,但一开始工作,我们又精神抖擞起来。到第二天晚上,这八九座住宅,连带其户外居所及牛圈,均被发掘出来了。大部分住宅都很小,而且建得很粗糙,这正符合古代定居点最东端住宅的特点。另外一些住宅坐落于台地顶部,台地犹如岛屿一般,耸立于风蚀地面上,约有20英尺高。这些住宅由于流沙的侵蚀而不再有考古价值,但有一处大型遗址保存较好,估计属于某位有权势的人物。我们从中发掘出了一些住卢文简牍,按数字排列。此处遗址附近的栅栏和果树林都保存得非常好,在一片果林中,我发现了一株已发白的桑树树干。那棵桑树大概有14英尺高,沙土里遗留着厚厚的缠绕的葡萄藤。这些日子强劲的东北风刮了过来,卷起漫天黄沙,大地一片灰暗,我们的发掘工作非常累人。随着我们的工作向南推进,我们的周围(如果还有什么的话)也变得越来越阴暗,尽管时不时会有活着的矮树丛出现。密集的沙包上有成片的缠绕在一处的大红柳,死的或是活的,有40英尺或是更高。遗址必须得在这些沙包中才能找到。在沙山的一边,从沙山脚下会冒出带着破裂木块的遗址,另一边则有被严重风蚀的地面,这构成了一幅奇怪的图画,令人产生孤独感。只有当我穿行于迷宫般的红柳包中,搜寻深藏其中的遗址时,我才会深切体会到这旧日绿洲的荒凉。天地之间都被笼罩在了浓浓的灰雾中,就像死亡世界中的一片土地。当我最终来到位于遗址南端稍许开阔一些的地方时,我真是松了一口气。此处沙丘相当低,红柳丛很茂盛。正如我到达那天就注意到的一样,在一大片死去的胡杨树中,仍有几棵顽强地活着。在这片仍在与死亡抗争的丛林中,共找到半打故宅,建得很粗糙,并不大,一天的发掘足以将其清理完毕,其间发掘了许多价值不太大的简牍。但大家都急于想从这片贫瘠荒凉的土地回到自己的家园,所以干得格外卖力。

在曾经肯定是住所的遗址中,经常见有很厚的羊粪层。一开始,我对此很为不解,但后来我明白了,当夏季的洪水仍然流经这个离古遗迹最近的地方时,此处周围草木丛生。于是这些遗址在被遗弃很久之后,又成了在此牧放的羊群的栖居地。我在想,有多少还活着的枯萎的胡杨树老到曾目睹羊群在这片神奇的遗址中吃草。

最后一处遗址直到10月30日早上才清理完。返回遗址的第一天,我就从这座简朴的住宅里获得了3块伝卢文简牍。此处风化严重,最近刚被发掘过。我们只发现了一些木制老鼠夹子,经雕刻过的锁及类似的家庭用具,但遗址周围的环境特征却有趣得多。据此地60码处有围成一矩形的死桑树,树干高约10英尺或是更高。这些死桑树曾为一大蓄水池遮阴,蓄水池的洼坑至今仍清晰可见。大蓄水池的源头是一条古河道,离此地并不远。因为就在最近的那条沙脊后面,残存着一座人行桥,尚有90英尺长,横架在一条古河床上。这座桥现存的部分由两组稍经打磨的杨树树干组成,每一根树干长约40英尺,用作步行桥是足够宽了。至于桥墩,还有两根立于原地,半掩且隐藏在东部桥头的沙丘中。树干越过斜坡及一大峡谷直伸开去,这个大峡谷深约15英尺,有风蚀斜坡。相对于生机勃勃的小溪盈满洼坑的时候来说,现在的河床真是一尙怪的、不可思议的纪念品了。在河的左岸,已枯萎的果树遗迹往上延伸至200码处。在那儿,很深的河岸表明了此处曾有一方形大蓄水池,因为据此处西北2英里处,我们发现了一个古代河床的遗迹。古河床有些地方完全被流沙覆盖,只有通过低矮的沙丘和成片的死树林中间或露岀的陡峭河堤,我们才知道这个古河床还在延续。有时古河床的痕迹会非常隐秘,如果没有桥附近的一些峡谷的明显痕迹,将其辨认出来是不太可能的。最后,蜿蜒曲折的河床与一宽阔的溪谷状洼地汇合,并向远方延伸,其间红柳和野白杨间杂伴生。

在那儿测量员于早些时候曾发现过陡峭的河岸。从一高达50英尺的沙脊顶部向外去,沉静宽阔的山谷绵延数英里,两岸大沙丘“达坂”对峙而出,高达200多英尺,就像耸立于荒原的真山脉一样。站在我身旁的依布拉音曾搜索过这个大峡谷及其以西区域好几次,希望能找到更多的古遗址,但都毫无发现。显然,此处是夏季洪水期间尼雅河水在经过灌溉绿洲中的渠道后最后注入的洼地。如今这条河床当然久已无水了。在这片奇怪的土地上,干旱是最显著的标记。

㈣尼雅遗址南端古居民点废墟(发掘

虽然晚间最低温度曾达到华氏零下20度,但午间的太阳仍很热。沿着已干涸的古河床横穿沙丘是很累人的,因此在我们回到南端的遗址后,一个短暂的休息是受欢迎的。小蓄水池周围的树木已发白破裂,当我在池边树阴下坐下时,我想到,是该为那些和我一起在这片旧日绿洲辛苦工作的人留个纪念了。我的印度帮手是尼雅发掘工作中最熟悉的身影了。现在他们立即在17个世纪的沙漠风暴都未曾将其连根拔起的古树下聚集了起来。令人尊敬的依布拉音被安排坐在正中间,他手里摇晃着一根木棒。他总是用这种方式催促尚未到位的人。我的小狗喀尔达什伯克(kardashbeg)总是乐意站在相机前面。这次它当然在我身边,表明了它对发掘工作的兴趣。从吐勒库其库勒来的马匹也到了。我们将穿过森林回到依曼贾法的麻扎堡。我们最先遇到的树木是枯死的,但后来我们逐渐看到了浓密的森林,泛着秋色,令人心旷神怡。以前我从未在新疆看到过深蓝的天空下如此灿烂的色彩。当我经过在丛林中留下深深印迹的亚尔沟时,我是带着一种崇敬的心情的。它们是否看见过洪水流入那个我曾辛苦工作过的远方山谷?当树木的根尚能从河道中汲取水分时,它们长得很髙大。如今枯死的枝干仍然如此。随风摆动的野草丛看起来就像麦地一样。我常常沉浸于这种幻觉中。天空由于繁星点缀而格外耀眼。我们来到圣洁的定居地,扎下帐篷,做一天停留。我需要为参与工作的人员发工资,并采集新鲜补给和交通工具。黑夜将一切残破之物都仁慈地隐藏了起来,只留给了我们这个奇趣的沙漠圣地。

我在此地待的时间是最短的。我在北方旧遗址的成功发掘是非常令人振奋的,但我更为满意的是工作进展的如此迅速。因为我无时无刻不在想东部的罗布泊(Lop-noj)区域,那才是这个冬天发掘的重心。那里据此地还相当远,大约400英里,基本上全是沙漠。早点到达就多方面而言都是有好处的,而且我明白在路上会有许多古遗址等待发掘O 

所以我勉强抽出10月31日一天在麻扎停留,处理一些紧急事务。参与尼雅发掘工作的大部分人员在恶劣的环境及饮用水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英勇无畏地工作,如今都已筋疲力尽,拿到工钱后已回到家中。对于将留下的人员及我自己带来的团队,新鲜的供给将自绿洲买来并分发下去。最新的“发现”需要仔细地打包,放入很快做好的箱子里。除了珍贵的怯卢文简牍,所有的东西都被运到我在和田的库房,安全地保存了下来。除此之外,傍晚时分我忠实的达克(Dak)信差吐尔地及时赶到,带来了3大包来自和田的信件。我试图处理这些堆积的邮件,结果忙着写到了凌晨3点。那个傍晚,寒冷的东风刮了起来,我小小的营帐非常冷.我意识到,冬天已来临了。


第二十六章

安迪尔河

11月1日那天早晨,我们开始分头行动。勘测员拉姆·辛格带着仪器从南边去往尼雅和索尔夏克(sorshak),他将沿着昆仑山脚继续他的测量,并且在时间和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将测量区域延伸到罗布泊。车尔臣绿洲是我和他之间能够会合继续前进的最近一个会合点。有两条可行的路线在绿洲的东面会合,其中一条是沿着山脉的西面,另一条是贯穿沙漠的。我自己和剩下的人则为了到车尔臣之前再去一趟安迪尔,出发穿过高髙的沙丘东行。1901年我曾在那里考察过一座古堡和佛塔,但由于时间不够,没有全面考察这个遗址,考古职责也不允许我放弃再次考察的机会,即使远离去车尔臣最近的路也在所不惜。更何况在尼雅意外获得的奇异古物更坚定了我的信心。

听说我打算前往安迪尔,麻扎村一个青年农民,即上次探险考察时那位忠诚可靠的向导,对我谈起一块写着字的板子,是一两年前他去安迪尔古堡附近寻宝时找到的。返回村子后,他把东西交给我检査,确实令我大吃一惊。那竟是一块不平常的长方形木版,保存完好,两面都清清楚楚地写着住卢文文字,可以看出与尼雅文书的年代大致相同。但是,1901年我在安迪尔古堡的发现已经证明,遗址应是属于8世纪初叶,可能过后不久就废弃荒芜了。那么假定他们说的是真话,于是就产生了一个只有去现场才能解决的考古难题。而正如下文将要述及的那样,这个问题的解决实在具有非常广泛的历史意义。

为了不给已经十分劳累的骆驼和人增加更多的负担,同时尽早取回留在尼雅绿洲的重行李,我们只得沿1901年曾平安到达安迪尔的老路前行。所以有关这段旅行我将只做简短介绍。开始走过的地方时而是座凄凉空荡的高大沙脊,时而是低平的盐碱滩,长着少量灌木丛,只是枯寂地标志着古代河道。沿途我们遇上了剌骨的东北风,让我们一直沉浸在一种沉重郁闷沮丧的气氛中,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我们11月2日晩上最终到达亚通古孜河的尽头时,在那里本就十分窄小的丛林带中的树都落光了叶子,像冬季的落叶树林一样光秃秃地立在那里。这种景象与3天前碰到的壮丽秋色间的对比让人震撼。

再往前走,河流渐渐干涸,变成了三角形迷宫似的水道和托格拉克丛林。第二天我们到达了目的地,吉格代布隆(Jigeda-bulung)小绿洲。我的老朋友、农庄的主人阿卜杜勒·喀里木阿简(AbdulKarimAkhun)仍住在那里招待我,岁月使他变得有些驼背,但仍精神抖擞地照管着他的土地。他只是抱怨说主要由于河道变迁不定,收成仍是很坏。上次我来的时候向西移动的河流几年前就又移回旧河床了。

尽管阿卜杜勒·喀里木再也没有能力吸引新的定居者来垦荒,但这里的水量还是比较充足,他还是有效地完成了增长了的预算,并还留有大量的剩余产品。所以,我们不仅有足够的供应给自己和我从旧驻地带来的人,还可以满足另外从尼雅来增援我们的15个人。另外依布拉音伯克又在一夜间成功地从这个偏远的居住点的30个居住零散的农户中选岀一些人组成了一只当地的民工小分队。

11月4日从亚通古孜绿洲出发时,直接目标并非沙迪克声称取得住卢文简牍的那片废址,而是安迪尔河末段以西沙漠中他父亲萨姆沙克(Samsak)几年前去过的阔纳沙尔古城。上次来时人们不肯告诉我那个地方,要不是通过马继业先生得到消息说,亨廷顿年前曾在这一带考察过显然与萨姆沙克所述相符的遗址,从而支持了萨姆沙克的说法,亚通古孜村民这次恐怕还会矢口否认呢。经过多方探询之后,亚通古孜村一个名叫库特鲁克(Kutluk)的老牧人终于承认知道这片遗址,说它就位于一片有着低矮沙丘、长着沙漠植物的宽阔地带中。

除了这个,本地向导对这里的地理情况也不是十分地了解。我们负重的队伍向东跋涉了一整天,时而是300英尺的大沙脊,时而是低平的盐碱滩。在翻过了第四座沙脊之后,我们扎营在一个狭窄的名叫羊塔克恰瓦尔(Yantak-chaval)滴水全无的小平川上,枯死的红柳树干给我们提供了木柴。第二天一早,向导带我们通过一条羊肠小路走向安迪尔河。走了约6公里的达坂高地后,我们来到一片阔地的边缘地带。这里布满了高大的红柳包,低沙丘间还长着相当茂密的胡杨林。

3个小时的时间在疲倦的等待中虚度,尽管空气的能见度相当好,独立的大红柳包也提供了宽阔的视野,通过望远镜,我连一点遗址的影子都没见到。最后向导们垂头丧气地回来告诉我们什么都没发现,这已经是午后的事了。由于我们的牲口从亚通古孜河之后就再也没喝过水,我们的干粮也几乎用完,我认为最安全的方法就是去东边的安迪尔河,然后在那里等待我派出的向导报告有关调查的最新消息。带着全队靠指南针我们又向前走了2英里,直到在更大一片阔地上的高大杨树枯死树干吸引了我的目光。当时我们在阔纳协亥尔被拖住了,其实那里离我要找的地方就几百码远,那是一些房子的遗迹,木质结构十分简陋,但全貌还是袖地保留了下来。这个区域只有少量红柳幼株,不多的沙丘,一望可知这个遗址的样子更像古代城堡,如那种散得很开的建筑遗址,以及塔里木人一律称为“塔提“的撒满陶器碎片的建筑遗迹都不同。怀着热切的期望,我很快就到了那里。一到那里,我就发现简陋的泥墙环绕着那些房屋,多处可见这些泥墙的痕迹。勘测表明,泥墙中的这块椭圆形地域,纵轴长约236码,方向为东北一西南;横轴长约210码。这里的地形条件较差,加上向导又对本地的实际地理情况缺乏了解,如果不是我坚持继续进行寻找和勘察,就不会于不经意间发现这片遗址,因而我感到十分欣慰。但是,这种欣慰之情没能持续多久,迅速的初步勘察之后,想要在这里取得丰硕考古成果的预期显然是过于乐观了。大量的观察结果表明,这个荒村遗址的年代并不久远,尽管它有简陋的城墙,现在只能这样给定性了,另外很少受到流沙的保护,遗址中暴露在外的未经或很少经刨削的原木柱子和顶梁既没有严重发白,也没有破裂也同样说明问题。不过根据经验,这个聚落遗址毫无疑问仍然曾长期经受了荒漠的狂风和严黔候的暴虐确。

撇开所有考古学上的向往,仅与人们曾经在这里抗争过,最后被迫屈服,并遗留下来的沙漠遗迹的神奇诱惑相比,多1000年少1000年的时间又算得了什么呢?我从东南角上的一道大约11英尺宽的仍然半开着的木门进到城墙里面,当我穿过那些毁坏的零散分布的房屋时,与外面的生活痕迹相比,里面的这些大量无言的证物
让人感到盹无论如何,我都梱寸这种恍如隔世一般的聚落遗迹置之不理。

幸好我有一批优秀的民工,又从亚古孜通找了些帮手。使试验性清理工作能够很快完成。行李已被安置在西墙外一块光秃秃的地上,我就让他们在两个不是十分简陋的遗址上开始工作。室内流沙没有堆到由粗糙的胡杨树干和柴草与泥土构成的屋顶。但那已足以保护由竖立的芦苇捆和外涂泥层构成的墙壁了。整个梁架全都没有好好加工过,仅仅用些未经刨削的胡杨树干,横架在山墙的顶上而已。这些小屋只有两三个房间,且都空无一物甚至连土炕和灶台也没有。同样的状况在现代绿洲的贫困农舍中依然存在。


 

第二十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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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安迪尔河到车尔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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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8日早上,我决定向沙漠东南方向继续前进,在穿越38英里的低矮沙丘和红柳包及盐碱滩之后,到达了我1901年来过的,安迪尔遗址的显著地标——高耸的佛塔。

因为时间紧急,上次在这里只发掘佛塔和它东南方向约1英里的一个古戍堡内部,而且有些房舍由于被沙子埋得太深还被漏掉了,所以再一次来到这里扎营,我的考古热情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安慰,大致勘察之后我确定中间那座小庙的遗迹并未在过去的几年中受到破坏,上次就是在这个小寺庙遗址中我发现了重要的唐代汉文题记。接着我赶紧奔向南方0.25英里的地方,在那里沙迪克自称找到了住卢文简牍,那简牍在伊玛目·贾法尔,沙迪克麻扎就已经给我了。那块地方到处是低矮的沙包,里面有很多扎堆生长在一起的已经枯死和仍然活着的红柳。沙包之间是被风蚀的硬土坦,沙迪克毫不犹豫地指出了那个地方,开始觉得像台地,只是有点矮,但仔细地靠近观察之后我就明白了,松软沙坡上这些几英尺高的东西绝非无关紧要,它们是粪堆,中间还露出一座半毁的小屋的土坯墙,这个遗址之所以能暴露出来十有八九是因为上次我来探访之后,旁边的沙丘有所移动。 

沙迪克说几年前有一批寻宝人洗劫过它,但他们只是在上面钻了些洞却没理会就在旁边的粪堆。我一开始翻动这个粪堆时,陶器碎片、破毡块、粗布片和坚硬的粪块之间,就出现了一个写有怯卢文的简牍。随后民工们就立刻开始工作了,在日落之前大部分废迹就被清理出来了。房屋遗址里铺满了厚厚一层厩粪和草,残存的土坯墙只有3英尺高,这个居住遗址中还有两个房间依稀可以辨认出来。在它们和隔壁房间的地板上,找到了好几块字迹模糊的简牍碎片还有一个保存相当完整的住卢文简牍、刻板制作没有花饰,倒数第二行那几个奇怪的字符也许是虚名_类的文字。还有一件很奇特的收获,那就是一块柔韧的树皮,内侧写着一行非常潦草的字,看起来可能是婆罗谜文字。

当然,在这个小遗址中发掘工作的最重要意义并不局限于每个单件遗物的价值,

大约公元645年间玄奘从印度返回途中,曾经穿越沙漠从尼雅到车尔臣(今且末——译者),令人惊奇的是,在这10天的路程中,他没有发现任何人烟,但他提到在安迪尔一个地方,离尼雅4站,车尔臣6站左右的地方,应该是安迪尔遗址。到达一个废弃的居民点遗址。当时传说叫“靓货逻故国”。据他说,这里“国久空旷,城皆荒芜”。

而在于给整个安迪尔遗址历史的发现注入新的希望,1901年我们发掘城堡内的废庙时,曾找到过公元719年的汉文题记和许多写有婆罗谜文、藏文、汉字的文书碎片,从这些迹象中我认为这个古堡是公元8世纪初的中国哨营,后来被吐蕃占领,并在8世纪之内被废弃。

前面,我就说过在1901年的发掘基础上有个问题很难解决,那就是在一个早

-: ,冋安迪尔遗址中受风蚀作用的古墙'


已应该废弃的遗址上又挖出来较早时期的遗迹,不过很快就在我眼皮底下,在同一遗迹中找到了许多住卢文简牍,这些简牍在证实沙迪克所说的话同时,也就已经让我找到了合适的解释。很明显,我手头的证据完全可以证明这个古老的遗址在上个世纪之后又被重新建上居民点,从其书法之古老可以看出,这些怯卢文简牍与在尼雅发现的属于同一时期,约为2世纪或3世纪,继而到了印度斯基太人占优势的年代,玄奘称其为“靓货逻”(Tukhara)。那个发现简牍的小屋所在地一定就是玄奘在沙漠废墟中看到的那个靓货逻故国。

我1901年所发掘的文物可以证明,就在玄奘走后十几年,中国军队重新控制了整个新疆东部,由此,这个地区的情况又重新好转,于是新的居民点建了起来。

即使从早期建筑本身也能看出第二次定居的迹象,不然怎会出现混合大量麦秸、谷粒的积草层,以及断墙瓦砾上的粪堆。很显然7世纪或8世纪的新定居者认为把他们的房子建在遗址上是个好主意。

后来又发现了一个奇妙的布袋子,本来我没有注意到它。但其中意外发现两个又窄又平整的木板,大约6英寸长,有一组茶杯大小的洞的那一段显然被烟熏过,直到后来我的一个助手怀特(H.G.Evelyn-White)在大英博物馆中研究它时才发现它们是日常用的壁炉火板。它上面的孔刚好与那时烧火用的细木棍吻合。

11月9日我们继续对唐堡附近的遗迹进行勘察。我发现了一些被严重侵蚀的居住点,但我们只在其中一个找到了可査到年代的两个住卢文简牍残片。还有一个圆塔和一个方形塔的遗迹,它们是古戍堡周围仅有的能与早期居住点发生联系的实物遗迹,那些佛塔遗迹都还有18英尺髙,用大号土坯砌筑而成。彳艮显然长久以来由于风蚀造成了较大破坏,致使这里很少有古老结构的建筑遗迹保存下来。在城堡南方约1英里的地方,裸露的土堆上有一些模样十分古老的陶片,同时发现的还有·些中国汉代的铜钱。这处遗址也能证明风蚀的力量。

我的那个乐于助人的老练中国向导给我带来了最明确有力的证据。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发现唐代古堡的土墙有一段是建在结实的垃圾堆上。事情是这样的:古堡唯一的那个大门西侧约100英尺的地方,有一段土墙被严重侵蚀得几乎成了平地,一个民工在返回营地途中经过此地。一边走一边东张西望。忽然看见坚硬的垃圾层中戳着一根小棍,那小棍是用动物皮革折成的。我立刻被叫到了现场,并亲自把它取了出来。那块皮革被展开之后才发现是一份保存相当好的住卢文文书。大小和折叠方法都与1901年在尼雅遗址最大的垃圾堆中发现的皮革文书一样。

在勘察埋藏有古代文书的垃圾堆过程中,我发现它向下延伸了6英尺,最下面才是坚实的天然黄土,在墙的另一侧垃圾堆被夹在后来修建的坚实的土墙之中。在那个埋藏了很多东西的小垃圾堆中有大量不同种类的布料,诸如上好的丝绸和毛毯的碎片,还有一个骨制刀柄。看来,在7世纪这个城堡的建设者们选这里作为地基之前,垃圾堆应该就已经存在很久了,真不知道城墙的其他地段之下还埋藏着多少早期居民的废弃物。

不管后来出现的建筑在保护叠压在其下的建筑方面有多么大的作用,它毕竟留下了大堆的沙土,所以接下来发掘整个古堡中那些我从前没有挖到过的那些遗址,对于我的民工来说,将是相当艰难的。随后,我们清理了包括古老居住点一个大厅在内的所有毗但只发现了一些彳Of的木箱,觐齐整,尽管直径有1英尺,仍然可以看出是用旋转车床制作的,还有一些精致的火盆,看来是冬天房间中为了避寒使用的。在蒋师爷和奈克·拉姆·辛格的监督之下,民工们紧张地工作着,我则抽空去偏远地方考察那些打听来的遗址。向北方前进,经过了一个大佛塔之后,我弄清了,原来我上次来时注意到的那个不成样子的夯土墙,是个大型城墙的一部分,那个围墙已经被风侵蚀得难以辨认,同时有一半都埋在沙丘中。只有通过仔细观察,把这里那里的断墙连起来,这个大型城墙的形状才得以初见端倪。它是一个从南到北约540英尺,从东到西约340英尺的椭圆形城墙,城墙基地约有30~45英尺厚,夯筑,城墙上部砌有一层层土坯和黏土。不过城墙建造得很不规则,很可能经过多次维修,其中很少一部分现存的城墙残留的高度给人以推测原始高度的可能。没有高大沙丘的地方散落着棕色、黑色的陶片。风蚀作用首先破坏了外面的城墙,接着毁掉了里面的所有建筑。东面的城墙受损较为严重,而南面的都已经消失不见了。放眼望去整个遗址一片凄惨景象,即使像我这样已熟悉沙漠景观的仍然感到震惊。这个地方看来再进行发掘也不会有什么有趣的东西了。但是这里曾经大规模修建的古老城墙,还有城内大量样式古朴的陶片,都强有力地说明这些遗迹应该归属于早期“靓货逻故国“聚落。

其他一些短期调查是根据安迪尔向导提供的线索由北向南进行的,调查的内容財些较大的圆锥形红柳堆,其中一个红柳包曾经是一个古代戍堡。古戍堡呈方形,夯筑。这里受损状况相对较小,仍有48英尺高。一个突出的方形残墙基底仍然护卫着南面的门。大约48英尺宽窄的院子中除了东墙下一大堆草垛与牲畜粪便之外,地面完全裸露着,只有一些曾经从侧面支撑内门的胡杨木柱还直直地立着。在清理院遗址时发现了一些大块的横木,我的民工们认出是用桑树和杨树做的。这就说明古堡建设期间或在此之前一定种植过这类树木。但我并没找到能证明人们又一次在这里定居的任何古老物证。尽管城墙保存得相对完整,不过这一点可能说明的年代却比较近。但是西墙那边20英尺高的长满活红柳的大沙包说明了另外一种可能性,根据已往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部地区考察取得的经验,除非这个遗址的年代可以追溯"我丄/ :·層安迪尔遗址红柳沙丘附近古哨所废出
到吐火罗古国时期,否则不可能有这么高的红柳包出现,在其南方及东南方约半英里处有个侵蚀严重的居住点,大块土坯的尺寸和相似的结构特点,表明它属于早期纪元,但在这里进行的研究遗迹确定年代的努力没有取得任何结果。

我完成这些向南部进行的考察,返回时是沿着一条古老河床行走的,古河床从现在安迪尔河河床向东北方向延伸,经过唐代戍堡东边半英里左右的地方。沿着这条古河床四处可见早已枯死的古代果树的残桩断根,但是再也没有结构性建筑遗迹被发现。在最后一批聚落遗址的发掘工作完成之后,11月12日晚上我把营地转移到了安迪尔河的上游。

第二天清冽的早上,我把工钱发给了尼雅来的民工,然后看着他们老老少少一群人踏上长达4天的归途回家。这之后我出发穿过河流,去考察向导牧羊人米赫曼(Mekhman)告诉我的位于河流附近丛林中的古遗址。尽管冬天已经很近了,但河面仍有大约40码宽,2英尺深,流速可达1码/秒。细密的红柳林让前进变得困难,但最终,在经过一番迂回之后,我们还是到达了浅水渠旁一个建造粗糙的水磨。霞憲概"举I

在离河差不多2英里的地方发现了一个完全用朽蚀的胡杨木建造的小屋遗址。清理完这个遗址的唯一发现就是埋入地下泥土中的麦草,这些东西说明这里曾经是一个农场,农业十分发达。很有意思的是,有一条深沟从库尔朶齐(Korgach)穿过茂密的丛林一直向北延伸,米赫曼说他曾沿着这道深沟一直走到了数英里外的一个叫比勒尔孔汗(Bilelkonghan)的废弃村寨的遗址。当天深夜我渡过托格拉克(Toghrak)草场边的安迪尔河后,发现我的营地扎在了胡杨林与茂盛的芦草丛——库木什(Kumish)之间,这里离河的右岸不远。为了赶在我向东进行沙漠穿越旅行之前把大批急信寄往喀什鳴尔和印度,我第二天忙了一整天,当然,这样空闲的一天对于补充给养和水而言时间无疑是充裕的,另外这里不限量供给的饲草对畜生来说相当舒适。与此同时,安排了4个安迪尔人赶往前方去清理我们下一个营地的泉眼。

接下来的11月15日,我们岀发向车尔臣挺进,像从前玄奘一样,我们将经过6站。在尼雅与车尔臣之间果然如他所言:“空寂无息,满眼流沙。东行入大流沙,沙则流漫,聚散随风。人行天迹,遂多迷路。四远茫茫,莫知所指。是以往来者聚遗骸以记之。乏水草,多热风。风起则人畜昏迷,因以成病。时闻歌啸,或闻号哭。视听之间,恍然不知所至,因此屡有丧亡,概鬼魅之所至也。”在这种荒寂之处,时闻歌啸,或闻号哭,这就是为什么那虔诚的前辈们会相信那些给人带来伤病的鬼魅故事了。而对于经历过恶劣环境的我来说,在这条古代沙漠主要道路的沿途有着更多其他不那么可怕的景象需要观察。这条主路最重要的一部分,即是从安迪尔河到车尔臣的那部分,它几乎转向东北方向,从昆仑山山脚开始的戈壁缓坡和大沙脊向北延伸,一直到达沙漠边缘,那里分布着沙生植物,植物带宽窄不一,成为戈壁滩的北缘。这里的地下水在戈壁萨依地带又一次接近地表,除了滋润灌溉胡杨树、红柳和其他沙漠植物之外,还会给一些泉眼提供水源,没有了它们的话,这条路上就不可能有商队来往。事实上,这些井里的水都略感咸苦,而且有些地方的水咸苦得都不能喝。咸水井再加上夏天的酷热,洪水中繁殖的蚊亍以及风暴所带来的危险,从5月起到9月一直阻挠着来往的商旅。但是只要那些从山上流下的河流水量足够多,它周围的灌木丛及芦草丛就会扩展开来。因此,在我们过了安迪尔河到苏丹里克乌格勒(Shudanlik-oghil)和钦格里克(Chingelik)的两站中,我们穿过了大片繁盛的沙漠植被。据说它们一直延伸到北方,并能给安迪尔塔里木(EnderTalim)人的牲畜提供足够的过冬草料,沿着这些枯燥的草场走,我想起了马可·波罗是如何形容“车尔臣省”的:“全省多沙……所见之水,大多苦涩。”但在某些地方的确可以找到淡水,当军队到来时,人们即携妻带子,赶着家畜,逃入两天行程远的荒漠之中,他们知道那里有水可以饮用,足以生存并饲养家畜。却不可能被敌人发现,因为风无时无刻不在吹动流沙,所有踪迹转眼就被覆盖了。

当我们离开那些喀拉木兰(Kara-muran)河夏季发洪水时留下的无数险峻沟壑之后,第三天开始,越往前走越来越多的裸露沙丘出现了,而其间的种植带则越来越窄。后半程有从东北方向刮来的刺骨寒风,同时,冰冷与沙雾让人越来越不舒服。当第四天晚上翻过几座沙包之后,我们到达了一个称为羊塔克库都克(Yantak-kuduk),即骆驼刺井的地方。令人高兴的是我发现路边有一瓢牛奶和一筐鸡蛋,这是车尔臣伯克先期给我们送来的。多么令人感谢的礼物呀!在这条主路的其他地方,我们从未与人接触过。前方地表都是布满低矮沙丘的贫瘠萨依碎石地,只有一些低洼地带有少量的植被。在其中一个叫喀拉斯提(Kalasti)的地方我们驻扎下来,这是到车尔臣之前的最后一站,有一个强盗的头盖骨放在那里给过路者提岀警告或者说信号。

第二天早上,我们只走了5英里就遇到了迎接我们的车队。那是车尔臣伯克斯得克(Sidik)和一些当地的望族,还有4个暂住车尔臣的顽固帕坦商人,他们殷勤地以他们家乡的萨赫普(Sahib)礼节招待了我们。当我发现这几个帕坦人的家乡都是在那几个我所熟悉的域外地区如斯瓦特、布奈尔(Buner)、巴焦尔(Bajaor)时,对他们这些东印度商人中具有冒险精神的先驱者到场感到倍加荣幸。他们通常从和田或者若羌用小篷车队运送印度商品到焉耆,然后再到东北部的吐鲁番。现在他们已经发现车尔臣是个极佳的中途站,他们应该十分了解前方道路、物资供应等方面的信息,但是直到在村长——我的主人和他自己人的共同努力下按时布置起来,安排了大量肉食和干果,专门为我举办的宴会开始,我也没找到一点时间去询问这些消息。

不过我在路上有大量的时间来收集当地的信息,因为前往绿洲的整个行程中一马平川,没有什么特殊的景观转移注意力。最终,当一块布满了树木和房子的土地清晰地出现在雾气弥漫的地平线时,我们看到了一条已经干涸了的古老河道那里耸立着一个标志性的红柳包,这里的_切都是一个富于冒险精神的老村长20多年前努力的结果。他曾经利用一个早期灌水渠道,在现在这个绿洲之旁边建立了一个新的居住点。早几年的时候,水还能够用,但由于缺乏足够的劳动力,最终还是不能确保种植的成功。实际上,这就是造成新疆绿洲不稳定命运主要困难的绝佳代表。接着我们快马加鞭到了一个从前定居点的遗址,我的当地向导曾告诉过我,它的西边有几段残破的土墙,西南角一带是分布着大量的古代物品的零散碎片的“塔提”。最终薄雾还是降到了我们身上,我那些随从都急不可耐想继续赶路,早点走过早期定居点。我则走进了那个从前的农耕区,早期定居点的田地与庭园很像,有长势良好的树木,坚固的房子,让我觉得到了一个富裕的农庄,实际上今天一整天我都听着对于车尔臣肥沃土地和由河中引来的充沛水量的赞扬。在火把的光线下,我们骑过了一个新的大市场,然后就到了吐尔逊巴依(TursunBai)那舒服的房子,它看上蝴个现

 

 

第二十八章

车尔臣河沿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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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尔臣(今且末一一译者)完全与我第一印象所想的那样,这两天停顿(我也只能同意休息两天)给过去5周不停在沙漠中奔波的人与动物都带来了新鲜、愉快的变化,在路上吃过了那么多芦苇与多刺的灌木之后,马匹终于可以尽情地吃干苜蓿了,骆驼也不必再吃像霜打了似的嚼吉格代(Jigda,即沙枣)树叶了,民工们则备好了充足的冬装。更令他们高兴的是,他们可以到附近的市场闲逛,还可以跟没事的游民一起神侃。

从途中我得到的消息中可知,车尔臣绿洲正在稳定的发展中。在发生叛乱之前,那里只是中国用来关押和田囚犯的地方,现在已从一个恐怖的只有一些简陋可怜小屋的流放地,逐渐发展成一个大绿洲,甚至有可能比尼雅还大,再也不像30年前的样子了。我们无法较为准确地统计出整个新疆人口和其他情况,但根据车尔臣地区早期居民的数量,我们可看出该地区人口增长的情况。所以,很明显地,定居在那里的种田人不下500户。

这里有大量可耕地,数量超过任何开垦计划的需要。所有当地人都一致认为,靠雪山给水的车尔臣河的河水足够供应一个比克里雅面积更大的绿洲,但现在紧缺的就是民工。车尔臣的大地主巴依也正期望着新的民工。和田的劳动力不断流入进来,但速度还有待提高。漫长的沙漠道路显然不利于劳动力流动,同时还因为那些贫苦的种田人不愿背井离乡、千里迢迢搬到这里的抵制心理。

不管在哪个年代,只要大沙漠里的南部路线有人经常往来,那么单凭车尔臣在I 罗布泊与克里雅之间的有利的地理方位,就足以保证它在这个地区的重要性。玄奘和马可·波罗都曾提到过车尔臣,而我沿着那条曾把他们带往中国的路线行进,并亲眼目睹了车尔臣在被人遗忘了几个世纪之后,是如何来大规模发展自己、重现昔日风釆的,我对此甚感欣慰。到达的第二天,我就不顾琐碎的修修补补的工作、运输计划等,骑马到了绿洲的中心地带。在那里,一个新建的市场里人流熙熙攘攘,我感到非常惊喜,况且,那天不是赶集的日子,也不是什么特殊的节日,拉玛占(Ramazan)4天前刚刚结束,但现在是农闲时期,还是有四五百人聚在一起,充满节日的气氛,哪怕仅仅有几家商店和餐馆没开门呢。

在市场尽头的街上,是中国驻车尔臣代县长王大老爷的简木M旦干净崭新的官邸,而那几座破旧不堪的茅舍则是从前的市场,两种截然不同的景象,人们从中很容易看出来车尔臣前后的变化。那个下午天气寒冷,还有些雾,远一点的景物看不清。车尔臣绿洲年轻的沙得克(Sadik)伯克给我们带路。小路旁邻近的地方还是颇有看头的,比如,惬意的人家,大量幼小果树,以及打扮漂亮的男男女女从阔尔索(Corso)集市上回来,所有这些无一不告诉大家车尔臣的繁荣昌盛,除了和平与相当出色的管理,还能有什么别的重要原因促进车尔臣的经济发展呢?

车尔臣这个例子表明,在历史上各个时期,在新疆沙漠的南缘那些孤立的定居点潮起潮落,变幻不定。在《汉书》中,车尔臣被描述为一个有230户人家的狭小地区,中国人称之为“且末”(chu-mo),它有可能就是在尼雅发现的住卢文木简上反复提到的恰勒玛丹那(Chalmadana)o公元519年,当中国佛僧宋云(Sung Yu)从罗布泊到和田的途中经过此地时,他发现了一个住有100户人家左右的绿洲,并将之命名为“左末”(Tso-mo)。100多年之后,玄奘沿同样的路线,他提到了在“沮末“(chu-mo)有一叫“折摩驮那’(Che-mo-t'o-na)的古代王国,其位置与现在的车尔臣相同。玄奘见到了古城的城墙,但却不见人影。在玄奘经过此地不久,中国在这个地区重新建立统治,《唐书》记载说车尔臣或且末仍是一个防御重地。在马可·波罗的描述中,“车尔臣省”(ProvinceofCharchan)完全变成了另一个样子,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句子:“城镇无数,古国重要城市叫车尔臣。”但是,到了18世纪末甚至更早,定居点就又消失了。直到上个世纪初叶,中国又一次开始把车尔臣作为小的流放点。起初,居住点发展得很慢,穆罕默德人叛乱的动乱局势一定严重阻碍了它的发展,但从那时起,重建的发展趋势就一直没停过。在官府的支持和强制之下,西部一些绿洲的人来到这里,但之后又都逃回了原来的家园,尽管如此,这里的人口还是稳定增加。我们穿过一条河流,虽然时间已经是深冬,河水依然没有结冰,四五条河道里充满了河水,水量比秋季的和田河还要多,此刻,我体会到了大自然对待车尔臣绿洲是多么的宽宏大量。但是,谁又是能预测到这些资源能否被全部开发,还是在或近或远的年代里,这里会不会又变成一个荒凉之地呢?

第二天,我参观了西南方向的绿洲中的静寂的“塔提”,那里的一切说明我的忧虑并非无稽之谈。经过风蚀地带,“塔提”一片凄凉,上面布满了陶器碎片、玻璃碎片金属的及其他的坚硬材料碎片,这些表明曾有人在这里居住。从现在耕地边缘向西南方向是一片片平坦的碎石“萨依”,延伸四五英里,遍地都有像小岛一样的黄土堆。根据黄土堆,我们可以看岀没有被风化以前的耕地的高度,而在亚勒古孜吐克麻扎(Yalghie-tugMazar),也被称为凄凉的亚克斯堂达特(Yakstandard)附近,人们又在车尔臣人称之为阔纳协亥尔(Kone-shahr)的地方垦殖新的耕地。除陶器之外,其他大量的遗物也在很早以前或业已被寻宝人挖走,或已被破坏了。

沿着一条“塔提”附近的旧河道走了将近2英里,到了它与一条灌溉渠的交汇点。二十几年前,穆萨伯克(MusaBeg)曾试图重新利用这条灌溉渠,在到车尔臣途中,我们也穿越了这条渠道。从灌溉渠往西,直到一处由阿亚克塔尔(Ayak-tar)的夏季洪水汇集形成的洼地,这里布满了陶器碎片。从坡度平缓的冲击扇的结构来看,历史上的车尔臣河应该很容易引过来。然而,由于受到严重的风蚀,肥沃的黄土被风吹走,南边的“塔提”只剩下了小石子,虽然从这里往下、沿河岸还有成千上万的丰裕土地,但不太可能改变这里一步一步被风化的命运。

向导给这些“塔提”起了各种各样奇怪的名字,我们不知从何处下手进行系统的考古工作。至于发现的小残片,我也无法确定它们的年代。风蚀的巨大力量在这里一览无遗,据说以至于至今还没有人在这里发现中国铜钱,要知道中国铜钱在其他遗址可是司空见惯的,我们只找到了微不足道的铜币典型的边缘断片。现在,南边那些以前的耕地被风刨蚀到了皮埃蒙特Piedmont)沙砾,与现在的绿洲相邻的阔纳沙尔塔提可能是中世纪车尔臣地区所在的位置,阔纳沙尔塔提仍在继续受到风化的作用,我们可根据两地的不同特征,判断出塔提形成的年代。这里还有另外一个风蚀作用的例证,与阿亚克塔尔(阔纳沙亥尔)相连有一塔提,塔提的中心有一黄土柱“金鸡独立”,周围的黄土则都不见了,它的斜坡之上满是远古模样的坚硬陶片。

整整一天寒冷的东北风都呼啸不止,多亏晚上我能住在吐尔逊巴依家,免受风寒之苦。通过各种努力,我们及时地雇来了去若羌所需的骆驼、准备好了给养以及民工们过冬时要用的设施。这里没有别的地方可供我们进行考古发掘,所以,我就在11月23日上路了。这时,拉姆·辛格仍在南边的昆仑山山脉做测量工作,我就留下指示,让他沿山脚继续向东测量,测量得越远越好,然后去若羌和我们会合。

前往罗布泊的商旅队路线大部分是沿着车尔臣达里雅河岸,我现在迫不及待地想推进我们的行程。因此,我必须准备好充足的水、牧草及燃料,以满足民工们的要求。一路上,除了约24英里处的一个叫塔提让(Tatran)的小村庄外,在到达瓦石峡(Vashshahri,若羌或者说罗布泊地区最西边的一个居民点)之前,再也没有人烟,150英里的路程都是丛林及沙漠无人区,因此我们必须带上7天的给养。

前两天,我们在右岸紧靠河床而行,实际情况比在地图所显示的更好走。在灰蒙蒙的天空下,红柳堆、被芦苇覆盖的大草原以及胡杨林连续不断,让人觉得索然无味。我在车尔臣就找到了一个相当好的向导,他是个相当棒的猎手,在塔提让种地,除了他用火枪赢得的丰功伟绩之外,他那敏锐的视力,以及出人意料精确的方向鬭艮快就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轻车熟路,十分准确地在极少有地标的荒漠中判定我们的方位,他的这种娴熟技艺感染了我,虽然夭已经冷得伸不出手来了,我还是很高兴地拿岀平面仪,开始测量。

在第三段行程开始的那天早上以前,我去了赫定(Hedin)地图上的一个叫梯木(Tim)的小型土坯遗址考察,我再一次领教了这个叫做依斯买尔·帕万(IsmailPawan)作为猎手的勇气。这个遗址位于河对岸,我于是提岀渡河过去,但他却提出了质疑,因为河床底部的很多地方是烂泥,人又无法看出其凶险,根本不能承担马的重量,人走上去会十分危险。而且现在水面又漂着浮冰,冰块在一天天变大,这又给我们增加了困难。

我们到达肖尔库勒乌格勒(Shor-kol-oghil)牧场时,依斯买尔·帕万建议涉水而过,虽然广阔的泥岸之上结了一层冰,冰层看起来还是太薄。但是,我带来的车尔臣人和依斯买尔·帕万带着我的里程计,安然渡了过去。然后,他们很勇敢地涉水通过了两条河水湍急的河道,每一条都大约50码宽,将近4英尺深,当他们侦察回来、围着火堆取暖时,我看到了他们被浮冰割得伤痕累累的发抖的大腿,这令我想起了法国先驱们,他们为挽救即将漂走的大军,在齐腰深、结冰的别列津纳(Berezina)河奋不顾身地建设桥梁。尽管刚经历过这样一段艰苦的旅行,依斯买尔·帕万还是主动提出带我过去。我呢,考虑到我不能自己通过,就爽快地答应了他,他安全地把我背了过去,但也遇到了麻烦,在攀登两条沟渠交界处陡峭的河岸时,他给摔了个嘴啃泥,而我则结结实实地摔到了地上。在到了对岸之后,民工们用芦苇生起熊熊的大火,我可以烤我的衣服了。

梯木遗址离我们刚才渡河的地方并不远,离河岸也就几百码,这是一个小的方形土坯石块结构的遗迹,原来很可能是佛塔地基。现存外形约11英尺长,高岀现在的地面约7英尺。土坯尺寸之大,建筑之细致,证明了这里伊斯兰化之前(PreMuhammadan)就曾经有人生活在现在的河道附近,这也支持了这样一个的推论,即后来这条河不像其他几个支流及咸水湖那样,它的主体流向没有太大的变化。

离开梯木后,我们不再沿着河走,而是绕到一连串沼泽的南部边缘,这些沼泽与那条河的流向大致平行,沼泽可能就是洪水形成的咸水湖的遗迹。这些洼地被茂密的芦苇覆盖,有些水但不多。胡杨林时隐时现,它们大都长在沙质地面上的岬角之上,伸出的岬角凌空在K61s之上。余下的行程约43英里,可我们分两次行军才走完,所经之地主要是盐碱草地,长有少量的芦苇或红柳。天气寒冷,天空万里无云,根据我记录,11月26日最低温度华氏零下34度,远远的南部是雪山,若要不是天空晴朗,这里的风景绝对要比北边赤裸裸的沙丘地区还要压抑。在那里,大沙丘画出优雅的波浪线,沙脊蜿蜒其间,构成一道变化无穷的地平线,让眼睛应接不暇。

在第四次行军以前,我在伊斯玛的带领下去考察我在车尔臣就曾听说过的遗址。在沼泽与河之间长满丰饶的丛林,这次考察让我领教了沼泽地和丛林的厉害。从扎在穷库勒(Chong-Kol,即大湖)岸边的营地出发,向东北前进,依斯买尔·帕万知道在那里有一个地方可以安全穿过沼泽带。从泉眼流出的水还没有结冰,如果没

有我们的向导那令人称奇的方位感,我们恐怕瞎忙活半天,也找不到穿过沼泽地的路线。最终,我们找到了一个仅有四五百码的河道,穿过了沼泽地带。但即使是在这里,土地也软得很,承受不了负重的牲畜。芦苇高达10英尺,甚至更高,在这样浓密的芦苇丛里穿行可是件苦差事,即使有依斯买尔·帕万和他的小马为我们开道。

依斯买尔·帕万的马个头不大,但非常结实,在行军过程中,我越发对其钦佩。除了那高大的主人,它还要驮着主人的食物,够它自己吃上10天的草料,一杆又大又沉的火枪,毛毡以及依斯买尔·帕万在这天寒地冻的季节里在丛林里扎营所需的其他各种东西,但是,它从来不曾落后过片刻,在难走的地方还甘当领队,类似的事例不胜枚举。终于,前方出现一个覆盖着红柳的沙脊,依斯买尔·帕万在老远就说那就是遗址。洼地不时岀现(若夏季发洪水,洪水可能到达这里),洼地上长满了浓密的胡杨树和其他灌木,骑起马来非常困难。洼地之间,胡杨树长得很高大,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我们不断遇到被扭曲的胡杨树,我们被迫迂回而行。到处都有的鹿、野猪和其他小动物的痕迹,我意识到伊斯玛那古老的猎枪在这里的作用。

亚勒古孜墩(Yalghuz-dong),又叫“荒凉的小丘”,建在与低沙脊连接的红柳包上,由松软的砖建成,长方形的城墙,顶部是圆锥形胡杨木,底部与沙脊相连,包括3个小建筑。尽管红柳丛挡住的沙子,保护了其中的几部分,但现存城墙的高度仅仅只有几英尺,根本不像什么高级建筑的遗迹。小丘高出地面约30尺,上面散落着大块的横梁或厚板的胡杨木碎片,伊斯玛认为它们也可能是棺材的碎片,但没有什么能证明它原始的位置或用途。城墙保存的很不完好,奇怪的情况都让人觉得困惑。但是,土坯不大,比较松软,表明它的年代不久远。伊斯玛又带我去了一处遗迹,它位于第一处的东北方1.5英里,与第一处长方形建筑很相似,但它建在一条明显是古灌溉渠道的低地旁,但是我心中的疑团仍然没有解开。与上一处遗迹一样,它的墙也只高出地面约2~4英尺,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它属于什么高级的建筑物。

顺着那个渠道向东走约半英里,依斯买尔·帕万带我到了他称之为阔纳塔木里克(Kone-tamlik),即“老墙”的主要段落时,谜底终于揭开了。在这里,我见到了一排超过12堵的长方形城墙,其土坯与上一处建筑物的相同,保存相当完好,从东向西排列在一个小沙脊的顶端。它们之间的尺寸差别很大,最大的约50英尺X42英尺,每堵墙的一个侧面都有一道狭窄的弧形门道,高于其他部分,这里的东西使人想起在西面的穆罕默德墓地常见的那种城墙,这种推测很快就在沙脊边缘附近的墓地得到了证实。

一排粗糙的胡杨木树枝盖住了棺材,棺材是由一根中空的树干制成。当我和民工们移开了泥土,朝南的骨架的脚露出时,很明显这里就是一个伊斯兰教墓地。由于已知这个遗址的性质,我就不再打扰那个死者,让他安静地留在那个孤独的墓中。在岀发进行另一段长途跋涉之前,我们将那个暴露在外的墓地又一次盖上。在伊斯兰教墓地是不可能发现什么有历史价值的遗物的,而要从这个死者身上收集人类学上的测量研究则需要较长时间,那样我们将被迫延长待在这里的时间,我和我的民工都不愿意这样做。

当然,即使没有明确的证据可以确定其年代,但这些发现具有相当的地理学价值,因为很清楚地,在并不遥远的从前,当车尔臣河的河道在更南的地方时,也许就是我们曾经经过的那一系列沼泽所标志的地区,在地理状况与塔提让相差不多的情况下,曾经有一个可以自给自足的农业居民点,而现在河道北移,其间干燥的过程也给邻近的土地带来了微妙的变化。我们不得不走大片的盐积物形成的土壳,接着小心翼翼地穿行于早期盐碱水湖,在湖里连芦苇都要死了。很快,我们就重新回到了一系列泉水供应的沼泽以及沿着它们的南部边缘适合骆驼行走的道路。没有一丝风,夕阳绚丽灿烂,南方的雪山在夕阳的照耀下熠熠生辉,山高超过18000英尺,与这种绚丽的景象形成对比,前面的道路显得更加暗淡。

接下来的一天,我们继续前进,一直持续到深夜,才返回原来那条河床,累得人筋疲力尽。河道弯弯曲曲,很难一直沿着河道走,我们一次又一次错误地沿着干涸的沟渠河道前进,穿过像以前行军中所经过的盐碱覆盖的草地,磨破了骆驼的脚掌。有些草地裂开了缝,加之驮着沉重的行李,所以走得更慢。在阿克依拉克(Ak-ilak)的T壮观的胡杨林中,我们驻扎下营地,直到午夜才吃上了晚饭。

第二天,我们又一次经历了这样的苦难。开始,我们沿着河岸下行,到了一个叫拉什喀尔扎特玛(Lashkar-satma)的牧场,阿古柏的一小股军队曾在这个牧场屯兵,然后,向东南行,穿过一个高大荒凉的沙丘带。大的半月形流动沙丘高约120尺,尖尖的,凹面面向西南,说明这里盛行东北风。来到这里不久,我们就明白了整个罗布泊地区这种风都很流行。在亚喀托格拉克(Yaka-toghrak)时,天色已黑,我们不得不在沙漠丛林的边缘停止前进,这些丛林是靠从山脚流出的地下水而得以存活下来。这里的柴火充分,我们不必再担心寒冷,但是,浅井里的水却无法饮用,这预示着我们在罗布泊地区将要面临又一挑战。


 

第二十九章

在瓦石峡和若羌

11月29日,脚掌痛疼的骆驼和马匹步履蹒跚.累得筋疲力尽,到罗布泊地区第一个小绿洲——瓦石峡剩余的30英里今天不可能走完了。况且,前方很长一段距离都是起伏的巨大沙达坂,它们从山下的沙漠带一直延伸到北面的山口。所以,当傍晚我们找到一个有草,还有可将就饮用的淡水的地方时,我非常高兴。那里离路边一个被称为牌路(Pailu)的地方不远,牌路题在柱子上,有一间小屋.柱子正是克里雅地区与若羌地区的界碑

3个月前,我的老朋友潘大人11经接任了若羌隶属的阿克苏道台。夏天在和田的时候,我让蒋师爷用他的优雅毛笔字.给我这位博学的朋友修了一封书信,请他在他新上任管辖的地区为我们的探险活动提供官方帮助由于相距太远,我还没得到回信"但是,现在界碑的出现预示好运的降临,好像潘大人从远处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啊!我已经到了潘大人所辖的地界上了,可以马上得到本地的帮助,在印度西北边省,我染上了疟疾,从那时起我就时而发烧.时而正常,弄得疲惫不堪。我等待着行李队伍赶上来,瓦石峡的地方官——伯克却不期而至,他是我们从车尔臣出发到现在为止所见到的第一个人,这里距离瓦石峡仍有10英里的路程,所以,当可敬的当地伊斯兰教教徒凯派克(Kepek)戴着他的官帽,领着他的儿子,拎着一大葫芦牛奶出现在面前时,我感到非常惊讶。我本来正在担心没有民工和向导在瓦石峡进行考察,但他们的岀现帮我解决了这个难题,而且后来,他们又在若羌盛情地招待了我,我心里充满了感激之情。

第二天一早,又前进了不到4英里,到达了早期定居地布满散乱碎片的中心地带。在路线南北两侧,红柳堆之间风化的土地,南北延伸了约1英里远,这是塔提的典型特征。在裸露的沙地上,散落着大量各种各样的陶器碎片,从半透明的棕色陶器到淡青色的精美光滑的陶器,数不胜数,美不胜收。我们还发现了很多粗糙无光泽的杯子以及青铜色小物体,比如:扣子、箭头,各种黏合而成的珠子以及石珠。我在遗址捡到的铸币以及从瓦石峡村村民手里收集的铸币都属于唐宋年代。从此可以判断,在13世纪或元朝时期,中国就占领了这里。

由于红柳堆的庇护,6间房屋保存得较好,它们的砖墙从4尺到7尺高度不等。每间房屋包括一间或两间小屋,我们对它们进行了认真地清理,但没有发现任何遗物。一个小屋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因为它是由烧得很硬的砖建成,而其材料在塔克拉玛干南方的各地方都找不到。在另一个遗址是土坯砌成,这种土坯在每一处遗址都能见到,尺寸相同,皆为15英寸x8英寸x4英寸,但它的土坯横竖交替码放,我后来在甘肃时看到了新旧房都用这种泥瓦工艺。

经我观察后,我得出了这样一个大致印象:中国对这个地区的影响比其对和田地区的影响更为直接。上面这个结论已经被霍普森(Mr.R,LHobson)的分析所证明,他指出这种光滑的陶片中的有些属于宋朝时期湖南窗州(Ho-nanChunchow)作坊的碗。但没人能证明中国对这里与日俱增的影响只是由于其地理位置靠东、曾经是中国同西方国家盛极一时的贸易路线,还是因为中世纪早期的一个中国定居点所造成的呢?

根据现在的高度,可以推断出这个村庄遗址被放弃的年代,它有10英尺或更高,有些遗址被沙丘覆盖,沙丘上面又长满了红柳,而另外一些遗址没有遮拦地受到风蚀,高度就降到了6~7英尺。在狭长的旧屋遗址地带和东面光秃秃的碎石萨伊,都有裂开的死杨树干和果树木。原有的肥沃土壤的最上面一层土已经全部被吹走了,这就是为什么原来的河道显得较高的原因。在绕过旧址边缘之后,这条河道向着东北偏北方向转去,恰与东面3.5英里处的实际河流在夏季洪水中的河床走向完全一致,那条河长满了茂密的胡杨林。最后,行进了2英里之后,我们到达了主河道旁的新瓦石峡,新栽的植物已经成长起来,但植物仍不繁盛。

这里有濒临倒塌的房子,也有崭新舒服的客栈,人们可以从这鲜明的对比中领略这个神奇的拓殖历史。多年来,在上级部门的批示下,中国地区管理部门一直致力于利用瓦石峡中可提供的水资源来创造一个小绿洲,从而方便和发展车尔臣与若羌之间的交通。显而易见,中国统治者早已明白了这条古老路线在战略上和经济上的重要性,毕竟官员们懂得其在地理上的重大意义,但他们要真正实施起来可不是容易的任务。

从克里雅来的凯派克是这里的原始居民,30年前他首先来此地垦殖土地,他有3个儿子,和他们的父亲一起开垦土地,并使这里日益繁荣。一任又一任按办想尽各种办法,来吸引新的定居者,如预供食物、种子或许下其他动听的诺言,当然也有一定程度的压力措施,但是一旦收成没有他们想得好,或者该偿还预供用品了,这些人就会溜走。整个塔里木盆地东部的广阔绿洲农业正在蓬勃发展,各个绿洲为吸引劳动力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因此像瓦石峡这样一个边远的绿洲很难留住流浪的老乡。现在,来这里种田的共有20来户人家,也有了所谓的伯克,他最后还是缩小了他的发展计划。由于缺乏人生活的必要条件,伯克已经采取措施,建造一些房子。建好了客栈、粮仓和巴扎,凭着这些东西,伯克就可以向远在阿克苏和乌鲁木齐(Urumchi)的若羌按挪告其所i胃的政绩。

不管伯克建造这些东西怀着什么样的目的,我都对于瓦石峡方面给我们提供的住处和给养帮助深表感谢,其中最有用的莫过于动物用脚掌,我们把它缝在那可怜的动物蹄子上裸露出来的新鲜肉垫上,车尔臣河洪水过后,河道坚硬且多盐,骆驼疼得无法忍受。如果没有我经验十足的养驼工哈桑阿笥及其惊人的技术和勇力,我们无法给骆驼缝上脚掌。事实上,给每个受伤的骆驼再钉上合适的脚掌要花上个把小时,同时还要五六个人据住那痛苦的“病人”。

12月1日一大早,我就开始了前往若羌的最后两站的跋涉,大约还有50英里,全程几乎都是砾石斜坡,只在向北的方向上散落着一些少量的红柳苗和长刺的灌木丛。在塔特里克布拉克(Tatlik-bulak)河旁的狭长的植物带,我们就在这里停下来过夜。第二天,天空雾蒙蒙的,经过长途跋涉,我们远远地看到了若羌绿洲的树木。离开车尔臣以后,今天我们遇到的第一批旅行者,他们是两个商人,穿着厚厚的皮衣,赶着50头毛驴,驮着羊毛去和田。当夕阳渐落时,若羌的伯克们到一个最边缘的耕地块来接我。他们对我如此的重视,毫无疑问是与潘大人在地方衙门里的瘢有关。

在简单的达斯提汗上,我喝了一杯茶,精神倍增。接着,我又向前走了6英里,穿过了散落的贫瘠土地和其间的很多荒废的地块,到了已经漂上了冰块儿的宽河道。对面新建的市场在黑暗中显得很大。很快,我到了富裕的吐尔逊巴依家,他家的房间很宽敞也很舒服。我的主人是那些罗布人(Loplik)中的一个,他们多多少少都算是流浪的打鱼者,已经与世隔绝地在罗布地区的湖泊、沼泽边生活了几个世纪了,就最近一两代内才从事农耕。他那舒服的土坯房很明显建了很久,他那蒙古人的面庞让我真切地感到我是真的到了罗布,就是马可·波罗说的“罗布沙漠边缘的城

这就是热切渴望在冬季探险的沙漠了!在我的初步计划中,我就把目光放在了罗布泊北部的遗址,赫定是1900年在那次值得怀念的旅行中发现的那些遗址。在勘察过他们的遗物以及这个地区我们能够考古的遗址之后,我计划继续沿着已经被遗弃了几个世纪之久的马可·波罗曾走过的路线前进,向着沙漠东北方向的沙洲(Sha-chou)或敦煌去。但是到现在为止,我搜集到的有关这条路线的信息异常之少,如果想要避免严重的危险及重大的损失,我们有必要制定出一个完备周全的关于运输及供给的计划,这位伟大的威尼斯旅行者曾经说过:在穿越沙漠以前,人和牲畜需在镇上休息一周,积聚体力,给人和牲畜带上一个月给养,一离开这里,就深入沙漠了。

我这次不仅仅要穿越沙漠,还要进行许多在基本未知的土地上进行探险,这意味着待在沙漠里的时间会更长,携带更多的民工。前途的情况越不明朗,节省时间对我来说就越重要,我很清楚地知道,只有天气足够寒冷,冰不会化,我才能保证在无水的沙漠中进行工作。为了排除在资源奇缺的沙漠中各种延迟的可能性和预防突发事件,我们必须准备好充足的运输工具和给养。

厕米兰遗址西废弃佛塔和寺庙群I


斯坦因中国探险手记

爷老大廖官长方地羌若 ©



所以,在若羌的短暂停留期间,我必须处理好各种事情。在3天之内,我必须组成一队有50人的民工发掘队,至少准备足够他们吃5周的食品,而我自己的队员则至少待上一个多月,并且要收集足够多的健壮骆驼,以供运输之用。因为我们要带很多水,更贴切地说是冰,以提供在穿越罗布泊北部的无水区时7天行程之需,以及在遗址期间和返回途中之用。穷尽了当地的所有资源,我才收集到21头骆驼,其中还包括在车尔臣雇的6头骆驼和我自己的骆驼,问题看来更加严重。若没有阿不旦(Abdal)那个渔夫的茅屋,情况会更糟糕,塔里木河的水在那里全部流进沼泽,是个很好的中转站,我可以把一些去敦煌路上暂时不用的全部行李和矮种马存在那里。

虽然本地只有四五百户人家,地方官廖大老爷很乐于助人。在我到达的第二天早晨,我去了由地方巴依的房子改成的简朴的衙门。他热情地接待了我,这不仅是出于他对潘大人的尊重,也是出于他对我的关心。廖大老爷大约35岁,体形较瘦,是一位行为举止温文尔雅的典型的中国官员。与其说是做官,还不如说是流放,这里也没有什么油水,不像其他中国官员那样肥得流油。所以,招待也很简单,除了一个中国记录员和几个陪我的巴依,还有两个维吾尔族村民,他们穿着刽子手穿的红色长袍,成了宴会上的主角。

按办大人的房间温暖且收拾得很整齐,我坐在他的左边,是为尊位。他举止极为优雅,说话沉稳,却充满了权威感,没有多久,他就给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在这样的场合,蒋师爷的话就多了起来,他对新疆的每一个中国权贵了如指掌,从蒋师爷这儿,我了解到廖大人是我1901年曾见到过的莎车按办刘琦(Liu-chi)的内(表?)弟。刘琦那机智、优雅、和蔼可亲的长辈风范让我印象深刻,虽然大家广为流传他使用各种所为人不齿的手段搜刮民财。莫非著名的刘锦堂(Liuchin-t'ang)就是他的叔叔?那刘锦堂可是声名显赫,在阿古柏死后,也即1877年,他收复新疆。为了纪念刘锦堂的贡献,中国为他修建了一座华丽的庙宇,我第一次去喀什喝尔时,就曾拜谒了这座庙宇。

作为刘锦堂将军的后代,他们在朝廷中享有显赫的特权。所以,在我上一次来新疆时,听说刘锦堂大大小小的亲戚们都在政府中担任要职或者很有油水的职位,我也就不感到吃惊了。在新疆事务中,刘锦堂的家族大权独揽,再加上与左宗棠(TsoTsung-t'ang)的关系以及刘锦堂的湖南老乡,虽然说新疆要改革,但也只能是说说而已。蒋师爷娓娓动听地给我讲着衙门里的逸闻趣事,让我忘记了路途的疲劳,有关刘锦堂家族的情况我深信不疑。

然而,唉!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刘琦大人栽了个大跟头。被夺去了管理权之后,他现在离职住在乌鲁木齐,为回遥远的湖南老家做准备,他希望能在老家隐居起来,做些学问。由于他兄弟的失宠,廖大老爷于是也前途未卜。廖大老爷原来任二墩县(E-tun-hsien,未能够査找到对应的名称,权作音译 译者)的按办,那是个较为现代化的地区,但乌鲁木齐和喀什鳴尔的几道调令下来,他便被派到贫瘠的罗布泊地区,实质上无异于一次流放。朝廷和新疆行省拨的钱刚刚够给这个不幸的地方官提供温饱之需以及维持一个最基本的行政职员0这个贫困的地区需要官方的资助,他连给他那蜗居做任何装修的钱都没有,何况官员修修自己的寓所也是情有可原的。所以,一个像廖大人这样很有修养和博学的头脑的人,却埋没在凄凉的罗布泊荒原,实在是让我同情不已。

蒋师爷把上面的逸闻趣事也讲给了廖大人听,廖大人以后多次回访我,我则拿一些有关旅行的中国古书、照片、地图和古物给他看,并鼓励他,他显得非常高兴。廖大人很有才华,他知道如何发号施令,令行禁止。若羌绿洲非常之小,据估计总人口也就300户人家,实际也许还不到这个数字,因此,想要找到50个去沙漠中参加发掘工作的民工绝非易事。如果没有按办颁布严厉命令,这项任务恐怕是不可能实现的。

不管是从克里雅,以及北部绿洲过来的拓殖者的后裔,还是罗布人的后代,听说要在严冬离开家,去东北无人知晓的无水沙漠,前途未卜,他们都被吓坏了。当然,我心里明白将要面临多大的凶险和困难,如果我们不能很快找到遗址,那将会面临缺水的危机,如若阿特米什布拉克(AltmisK-bulak)的咸水泉还没有冻冰,那么会更加危险。所以,我是心急火燎,既要保证所雇佣的民工身体健壮无比,还要保证他们带好足够的冬装以及充足的给养。

征集到符合这样要求的民工无疑遇到了巨大的困难。不仅他们自己充满忧虑,他们的亲属也哭天喊地,好像他们是要去死一样,于是他们就想尽办法,或装病或用其他狡猾的手段溜走。我一直期望能像在和田或尼雅那样,能得到当地向导的示范性鼓励,第二夭,幸运之神终于降临了:两个强壮的猎人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他们就是老穆拉赫和托合提阿笥(TokhtaAkhun)!在]900-1901年,他们俩曾经参与赫定在罗布泊周围地区的探险活动。在瓦石峡时,我就让人去他们家里,邀请他们参与我的探险活动。幸亏按办的信使在阿不旦找到了他们,接到信后,他们骑马日夜兼程,走了60英里,现在终于兴奋地出现在我的面前。

他们都没有从阿不旦直接去过沙漠中的遗址,所以一过沼泽地之后,他们就发挥不了向导的作用了。但是,他们明白即将要走的沙漠是一种什么样的地面状况,而且由于他们当过猎手,所以适应各种艰苦的生活,对要在沙漠中过冬做好了心理准备。他们的岀现恰到好处,表现得又很沉稳,这给忐忑不安的若羌人注入了一针强心剂。老穆拉赫和托合提阿笥的乐观,丰厚的报酬,以及按办许诺免除劳役,最终,我选定的民工拿出了作为男人的勇气,看上去不再像过去那样害怕了。

老穆拉赫和托合提阿匐在我身边,我也就放心了。他们有着持久的耐力以及自立能力,这正是在沙漠中旅行所需要的,参与赫定的探险磨炼了他们的意志。他们俩都很了不起,虽然比较粗鲁,但却棱角分明。老穆拉赫今年已经是奔60的人了,瘦而健壮,脸上布满了皱纹,是典型的蒙古人类型,声音尖而刺耳,就像老妇人心情不好,要发脾气。他还清晰地记着当年发生过的往事,那时,他和罗布人同伴们在塔里木河以及它的源头靠打鱼维持生计;若羌刚刚开始垦殖时,只能间歇地种燕麦和大麦;夯土和土坯砌筑的房屋还没有岀现。他总是想追逐野骆驼,他对它们在南部山麓荒凉的栖息地非常了解,并经常去那里打猎。靠在若羌卖野骆驼肉,他发了财。他对东北部沿喀拉哈顺(Karakshun)边缘的沙漠也比较熟悉,喀拉哈顺是罗布里克人对东北部广阔的沼泽地和咸水湖(靠日益干涸的塔里木河供水),我们像中国人一样,习惯称它的蒙古语名字——罗布泊。25年前,当中国政府努力地重新开通这段被遗忘的从阿不旦到敦煌的商旅古路时,就是这位老穆拉赫和一位已经故去的罗布人一起,引领一队勇敢的中国官员通过了沙漠,并且成功地发现了沙漠之路。

托合提阿匍,从阿不旦来的另一个帕万(Pawan),情况则和毛拉不同。他是吃苦耐劳的罗布里克人后代,但已改变了祖先的生活方式,适应了这个地区新的生存状况。他比较年轻,约摸35岁,身材魁梧结实,脸庞宽阔,额骨凸岀,头发稀少,体现了塔里木独立的渔业游牧的纯种蒙古人的体格特点,这种人种在帕米尔的克尔克孜人中也存在。他说罗布里克地方话,元音发得较重,话语生硬。所以,即使是跟我从莎车和和田来的讲维吾尔语的老乡,也经常很难听懂他说的话。

但托合提阿匐的见识可不像传统的罗布人那样,仅仅局限于河边和沙漠。他曾冒险沿着北面的新定居点,到过焉耆,也曾追随赫定到过南边的西藏高原,以及其曼塔格(Chimen-tagh)蒙古草原。他对人类文明所带来的装置以及工具非常感兴趣,而且比我那一本正经的老仆人更善于扎我的帐篷或者行军床,因为那老家伙对这些习以为常的东西已经失去了新鲜感。但是,他更具有敏锐的洞察力,一来到,他就给了我一个碎片,两面写着早期的藏语。其实,在我去勘测米兰古堡以前,他就发现了这个碎片,米兰古堡在俄罗斯绘制的地图上位于离若羌到阿不旦的其中一条路线附近。这个发现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根据托合提阿匐详细的描述,那些古戍堡附近肯定有古代寺庙的遗址,为此,我想修订我的计划,决定顺路去米兰做尝试性发掘。

在若羌,我成日成夜地做着准备工作,但仍然在想近在咫尺的文物。大量的因素使我相信,若羌绿洲在过去的罗布泊地区像如今一样占有主要地位。若羌绿洲之所以存在,这归功于那条从车尔臣东部的昆仑山脉流下来的最大支流,那条河流向罗布泊洼地,它为若羌所提供的灌溉水量要远大于从塔里木河末端那低而松软的河床中得到的水量。大量的地理学事实使人相信,当年在去莎车和中国内地途中,马可·波罗所写的罗布——“沙漠边缘有一重镇,行人在深入沙漠以前在此休息”。马可·波罗笔下的“罗布“肯定就是现在的若羌。

而且,我也找不到任何理由可以把别处作为“古纳缚波(Na-fo-lo)王国,即'楼兰‘”的首府。玄奘从且末(Chu-mo)即现在的车尔臣岀发,向东北走了约10站之后,到达的就是这个地方,也是这位佛教圣僧回到中国内地之前的最后一站。在这里,我不可能一一陈述《汉书》上记录的以及玄奘描述的历史事件,来证明交替使用的名字“楼兰”或“都善”(Shan-shan)从汉代直到唐朝都是适用于整个罗布泊地区以及其邻近的广大沙漠地区和河流沿岸的丛林地带,还有可能散布其中的小绿洲。然而,我所叙述有关的地形学现象都被《汉书》等书有所记载,当中的记载都表明这样一t观点,即若羌是“楼兰“或“都善“的人类主要聚居区。

所以,对于我而言,能够发现那些一直未被注意的古代定居迹象在若羌现在的中心耕作区,即使只在表面,也会令我心满意足。在我住处东面非常近的地方,有一组椭圆形围堡建筑的废墙,很多人都知道有它,称其为斯皮尔(Sipil)0尽管为了方便耕种,有的土墙已经被拆掉,有的则腐蚀现象严重,仍可以辨别出城墙的遗迹,墙从南到北也就半英里多一点,高从12~20英尺不等,宽度约1/3英里。内部布满了田地与房舍,经过艇的瞬之后,还发现了4处有很多大块砖建成的古代建筑,有的还被现代定居者所利用。其中一家房屋有个12英尺宽的圆顶,我可以认岀是小佛塔的遗址,当然,它很久以前就被寻宝者挖过了。

在西北约1英里远的地方,有一座叫作“吐拉“(Tora,即“塔”)的古代遗址堆,蔚为壮丽,吸引了我的注意力。离河岸不到300码的地方,伫立着一座陡峭的巨大土堆,高出灌溉地面50英尺多。斜坡上有大量的大石头,和一层厚厚的垃圾,说明它是人造的。顶部的土坯式结构损坏也较为严重,现存的顶部直径约16英尺,北面的高度达12英尺。基座的直径更大,可能是长方形或椭圆形。毫无疑问,这是
一个佛教时期的土坯结构佛塔遗址。遗址基座如此之大,不太可能是由单一结构建成。基座上盖了一层层垃圾,挖开后,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在史前时期曾有人在此地居住。石头和古代的垃圾掺杂在一起,现在这里的人们把这些垃圾挖了岀来,用来做r料,这大概就是其他遗址消失的原因。

有证据表明,这些石料都是从远方运来的。在唐代时,中国人在罗布泊以南3站地建立一哨所,哨所就在从罗布泊到车尔臣的路线之上(恰和现在若羌的位置相照应),称为“石镇城“(theStoneTown)o有没有可能:若羌就是“石镇城“呢?詹书》上记载:从汉朝开始,具体说至少从公元前77年开始,“石镇城”所在的地方就是楼兰或者说都善的首府,因为其在军事地理上的重要性,而一直被中国政府所重视。若羌具有战略性的地位:最著名的柴达木(Tsaidam)到西藏的路线与到和田、焉耆和敦煌的路线在这里交会,也难怪中国政府近些年在这里又建了小哨所。哨所大约于10年前用黏土建成,小巧却很整洁,但现在都空了,主要由于若羌人解散了那里的守军,因为100来人的守备队的存在就意味着一笔额外的财政开销。但是数年之后,一支东干(Tungan,艮吟回族——译者)叛军的出现很好地证明了中国人的先见之明,那支叛军从西宁逃窜到柴达木,现在仍骚扰着若羌南部山中的蒙古牧民。

尽管工作令人疲倦,但我在若羌的3天还是令人兴奋的。没有风,阳光灿烂,大多时间我都能清清楚楚地看到山的南面。我招集和购买够了眼下沙漠探险所需的人员和给养,我还从一个过路商人那里得到有关穿过沙漠到敦煌的路线的信息,而且他给我留下了相当数量的给养、草料,甚至散碎的银子,希望我们能到他所在的那个新定居点。由于把阿不旦作为大本营,我就可以不必完全依靠若羌了,只要罗布泊那边的条件允许,我们就向东出发。

到12月6日的时候,万事俱备,只待出发。就连骆驼的冬衣也接近完成,我们从若羌人手中买了大量的毛毡毯子来缝的,因为他们山上有特别多的羊,所在地价格也就比较低,只有测量员拉姆·辛格的缺席才让我感到一丝不安,自从车尔臣之后我就再也没有了他的消息。晚上,廖大老爷向我告别,我们兴致勃勃地谈着古代的事情以及我们俩都认识的远方朋友。这些天,一直听蒋师爷滔滔不绝讲个不停,我耳濡目染,能够比较流畅地说汉语,于是,我用我这上不了台面的汉语最后一次向廖大老爷表示衷心的感谢。夜里,队员们在外面的空地上,开了个露天的巴扎,若羌一半的商人和游民都来了,这时,拉依·拉姆·辛格也到了。

从普鲁附近开始在印度测量局以前工作的基础上,测量员拉依·拉姆·辛格从昆仑山脚,一直到瓦石峡西南的一个山峰,独立完成了测量工作。天寒冷了下来,也许可以以冰的形式来运水,我兴奋不已,可这苦了我们的测量员,他的老毛病风湿病又犯了,严重影响了他的正常工作。不管怎样,他都应该好好地休息一下。所幸,我们要去米兰进行考古,可以让他留下来,休息几天。


第三十章

向罗布沙漠进军

1906年12月6日早晨,我离开了若羌。在黎明前很久,我就起来了,我足足花了4个小时才把队员们叫醒,看样子在很长时间内是不会再见到这样的场面了。开始2英里是精耕细作的农田,然后到了一块比较窄的适于耕种的地块,即“塔特让”(Tatran),听说这里每隔两年耕种一次。低矮的红柳苗肆无忌惮地蚕食着这些土地,因为这里既缺乏水源又缺乏人力。旁边有一条结了冰的浅河,把田地分成两个区,回头一看,我发现我的50个民工列队整齐。每两个人跟一头毛驴,毛驴背上驮着面粉和民工们冬季穿的厚重的毛皮大衣,以及最简单家什。我们还带了够毛驴吃一周的燕麦,而且我还特别在意,带了几个工匠,如两个木匠、一个铁匠和一个毛皮匠,他们带全了工具。所有人看上去都像个民工的样子,准备好面对未来的任何艰难险阻。

当我仔细察看我的全体队员时,大多数人那种典型的蒙古人外表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民工的家属和伯克们一直送我们到碎石萨依上的最后一块地,在这里互相道别,他们大声叫着“尧勒保勒送”(Yolbolsun,即“一路顺风”——潴),在今天,又听到这句维吾尔语,我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在将近20英里的跋涉中,我们一直在单调无味的荒凉斜坡上向东前进。在我们左边的地平线长着低矮的红柳丛,时不时看到活的或死的胡杨,因为从山上会偶尔流下来少量的雨水,带来了一丝潮气。在一整天之内,南边的荒芜的山脉都在我们的视野之内,陡坡上长着参差不齐的荆棘丛,据说野骆驼在那里栖息。

我们在羊达什喀克(Yandash-kak)过夜,高大的沙丘之间长满了死的红柳,我们找到了两口深6英尺的井,水量充沛,且味道尚佳。第二天一整天,我们一直行军,沿途上没有任何特殊的景观,穿过了27英里裸露的山麓地带,到达了加罕萨依(JahanSai)的边沿。穿过加罕萨依几近干燥的宽河床,天渐渐黑了,我们就在灌木丛中最高的一个红柳包上点燃了烽火,这条多沙丛林一直向东延伸,以引导那些远远落在后面的民工。然后,我们就在黑暗中骑着马先去探路,直到找到了一条小河和几块耕地,接着来到一个浅浅的溪流,旁边生长着茂盛的胡杨林。

那就是米兰河,加罕萨依的一个支流,一两代阿不旦人民利用这条河的河水,建立了一个叫咪兰塔里木”(MiranTarim)的小聚居地。在这个地区有个不成文的习惯,那就是他们一边开垦土地种小麦,一边又不放弃在河边打鱼的生活。直到深夜,驮行李的骆驼队才到达。虽然时间已晚,但我们终归有东西吃。我们有充足的木柴与水,当我坐在一堆燃得最旺的篝火边烤火的时候,红红的火焰照亮了周围的小树林,这好像意味着我即将进行的考古工作一片光明。

第二天一早,12月8日,我与一群民工离开了溪旁的营地,越过了上面的薄冰,在托合提阿笥的引领下,奔往他说的在东边不远处的遗址。头半英里是一块块田地,有的长着红柳,有的每两三年轮回中耕种一次。然后,我们沿着灌木覆盖的草原,途经一个用木柴和芦苇建成的简陋的茅屋。10年前,为了拦截从西宁逃往柴达木的东干叛乱分子可能从山区去若羌,中国军队曾在此掩蔽。很快,我们就又出现在平坦的赤裸裸的碎石废地之上,狭窄的低矮山脊绵延起伏。山脊走向一致,基本是南北走向,再加上奇怪的外形,好像暗示曾有河水流经这里。

在第一座山脊附近,有商旅队向东走的痕迹,即到敦煌和阿尔金山(Altin-tagh)的路线,在这里我发现了一个完全被毁掉的旧址,系坚固的砖建成,现存的高度大约15英尺。寻宝人从一侧挖进的一条坑道,毫无疑问地表明它过去曾是佛塔。佛塔基座下面风蚀台地的高度和周围的地面的高度差别很大,达7~8英尺,足见佛塔的历史是何等的悠久。开始,我有个疑问,台地上是沙砾的,这是不易被风化的,后来,当我踩在废地上时,我发现他的地面表面上看上去是沙砾,但沙砾实际上就是一薄层小圆石,下面是细沙,走在上面,我们的脚印陷入地面很深,很容易穿透表层,踏入细沙中,这在真正的沙砾地面上是不会发生的,于是,上面提到的疑团也解开了。

佛塔顶部给我提供了极好的视野,东面开阔的平地之上冒出很多遗址,就像内陆河中的很多小岛屿。从这里过去约800码的地方,我们见到的是第一组遗址,包括4座小的废弃建筑,最左边的那个一看便知是个腐朽不堪的佛塔,中间偏右的也是个佛塔,个体偏小,但保存得相对好一些,显而易见,它周围破落的墙壁曾经是个城墙式的建筑。另外两个遗址是方形建筑,为特别坚硬的土坯建成,上面覆盖着
所以,渐渐地我也意识到风蚀在这里也发生着作用,沙漠的疾风慢慢地吹走所有的小微粒,而小圆石则与原先的沙土层混在一起,由于太重而风吹不走,于是就慢慢积累在地表了。后来,上述的准地质学分析帮我很好地解释了废墟的古老年代与遗址基座高度之间的不平衡。

太多的碎片,可能还没有被人发掘过。

迅速地勘测之后,我迅速赶往1英里外与托合提阿筒会合,据说那里有本地遗址当中最主要的一个古堡。从远处看,在平坦的地面之上,古堡显得非常高大。然而,我靠近它后,迫不及待地沿损坏严重的西面墙走时,我不禁大失所望。墙壁已经破碎不堪,棱堡也很大,但建筑的质量非常之差,说明他建设的时间相对较晚。

整个古堡是个不规则四边形,夕卜侧东面和西北的墙长约250英尺,而南面和西面的城墙就稍短一些。几个角落有巨大的椭圆形塔突出来,而其间的掩体由靠近中心的防御棱堡保护。南面的塔尤其高大,离墙线约9英尺,现在仍高达43英尺,它应该是城堡的主楼。像整个城堡的结构一样,这个建筑的墙也不规则。相对低矮的部分是由踩实的黏土构成的,而上面则为砖石结构,土坯很粗糙,与上一处遗址相比,这里的土坯较小,土坯之间每隔1.5~2英尺是红柳枝层。墙的顶部看上去厚度有11-12英尺,胸墙部分厚厚的红柳枝层和土坯层紧密相间。

这个荒废的要塞建造地的确比较够简陋,里面的结构都被暴露在外。在城堡壁垒里面和接近东墙的地方,在凝固在一起的废弃物之下,风蚀形成了一个10英尺的洼地,可见其历史有多长。东墙向外倾斜,墙后有一层砾石和沙子,显然是本地盛行的东北风吹来的,并对城墙起到了保护作用。在这里以及不远的东北角,几根木柱露出砾石地面约1英尺左右,在托合提阿匐去年春天来这里时,那些木柱曾引起了他的注意。

那时,在发掘的时候,好像才挖了一锹,他就挖到了成捆的红柳枝,那可能是屋顶,发现了一页写有藏文的纸,也就是他在若羌给我的那张。我再也找不到一个比这更好的地方来进行我渴望的实验性发掘工作了,于是我马上让民工们沿东墙排成一线,立即发掘。对于第一个发现的人,我许诺要给点奖赏,因此这50个坎土曼干得分外卖力,不大一会儿,一排小房子就从砾石与沙子之下露出头来。它们都是

用砖砌成的,几根粗的胡杨树干支撑着由红柳枝与土混合成的屋顶。尽管它们的排列基本与古堡的城墙平行,但这些小房间布置得却是极其不规则的。最大的一间约为16英尺xl1英尺,而小房子的宽度却不足5英尺。

别瞧房间小,半截还埋在地下,但每一个房间都充满了垃圾。从一开始发掘,很多写有藏文的纸和木片就大量岀现了。前人留下的各种各样的垃圾被挖了出来,一直挖到底,纸和木片源源不断地出现在眼前,有的完整,有的为碎片。纸张的大小和质地变化有很大的不同,有些写在椭圆形叶子上,一行一行地很整齐,很明显是婆提文书片断,内容涉及宗教内容,但大多数是写在薄薄的纸张上,让我想起了在丹丹乌里克和哈达里克的发现,但后者是非宗教的。

更多的木简被发掘了岀来,大多形状狭窄,长度大约8英寸,两面都刻有字,不断发现左下角有一封泥洞孔,显然也是非宗教的。木简一个接一个地岀现,令人目不暇接,我也没有时间仔细研究,甚至连做标记的时间都没有。第一天工作结束,我们总共出土的木简超过了200件,同时还发现了各种各样的工具、大量的布料、武器等,例如:很多件奇异的盔甲,用厚皮毛制成,涂有黑漆和红漆,很有品位;丝绸刺绣;刻有藏文的角质图章;做工精细的骨制骰子。这一切说明这里的遗址蕴藏着极大的考古价值,当然其蕴藏的垃圾也是大量的,有历史证据表明这是吐蕃统治最后时期埋下的,即公元8世纪或9世纪。

第一天的发掘就取得了如此丰硕的成果,我在帐篷中花了大半夜时间才整理、清洗、分类、査看完,若不充分地发掘一下这个考古的宝库,实在太可惜了。所以,第二天一早,我让奈克·拉姆·辛格和蒋师爷负责在这里继续发掘,我则去向东北方约1.25英里的一个遗址,托合提阿笥说^里有雕刻的遗迹。出发不久时,我突然意识到如果现在停下来,彻底地考察完米兰遗址,则必然要冒着将对罗布泊沙漠北部的各大遗址的考察无限期推迟的危险。东北方的这个遗址是个庙宇,其中心部分是坚实的砖瓦结构,面积很大,约46英尺长,30英尺宽。边上的残骸上有粉刷得很好的浮雕遗迹,被设置在建筑装饰之间,设计得相当好。在仅有的几名民工清理东段地基的_小部分时,发现了大型灰泥雕塑的碎片,其中包括模刻得很好的大头佛像,与热瓦克佛塔里的浮雕的风格很相似,即为希腊风格佛教艺术。

现在,我更是认为这个庙宇的年代比前面那个西藏的古堡要久远得多,大量的观察表明,它可能是像安迪尔一样,远古的遗址后来又被重新占领。对于这个庙和其他年代更为久远遗址的仔细发掘需要很多的民工和大量的时间,在向北之前,我不可能腾出这么多人与时间,于是,我决定回头再来这里,不管发生什么都一定要来。阿不旦就在附近,我拟议中的大本营就是阿不旦,我可以相应地调整一行计划,然后开始去獺的沙漠之旅。

所以,在进一步快速搜寻整个遗址之后,我沿原路回到了古堡。在那里,我把昨天和今天挖岀来的东西小心地埋入原地,以防在我回来之前,有寻宝人来拜访这个遗址,把这些古代贫困潦倒的士兵留下的遗物给挖走。还没等掩埋完,天都快黑了,我步行回营地,天气寒冷,我仍兴奋不已。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这么高兴,难道是在看似没有多大价值的遗址,意外地发掘出那么多古物,而我却又把古物埋在了原地?

然而,我不能高兴得过了头,在回营之前还要克服种种困难。到达营地之后,我发现拉依·拉姆·辛格已经按我的计划重新入队,但风湿症还没有好,仍躺在床上。这可不是个好消息,因为在进入罗布沙漠之后的探险中,我迫切需要他的帮助。到达最后一个有马可饮用的水的地方之后,我们将不得不步行,显然这对他来说是不可能的。他需要骑一头骆驼,但那就意味着携带的冰的数量要减少,那么,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在沙漠中探险的安全系数就会有所降低。

探险队队员总共15个人,包括赶驼人和罗布猎手,在对必需的食物、行李及所需冰量的重量进行认真地计算之后,我得出除了我们15个人之外,另外最多可以再加上35个民工。这样,我们就不会因水源(即“冰块”)不足,而被迫提前返程。所以,12月10日早晨,我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挑选岀15个人,与他们结清账务,我允许他们探险期间可以回家。当然了,我们自然也把前两天工作中最没效率的民工挑了出来。可是,那些留下来参加探险的人却满脸愁容,好像会发生什么灾难,但说实在话,他们谁也没有装病,以后也没有。当他们知道我买下了被解散的民工面粉,以贮备给他们自己用时,也许他们的疑惧就减轻了。

之后,我们就沿着米兰河向北走。大约走了10英里,丛林渐渐变得稀疏,从山上日益干涸的河流中注入湖中的河水已经结了冰。然后,是一片盐碱草地,偶尔有一棵红柳来缓解这无穷的单调。再往前又走了9英里,到达阿不旦。阿不旦是个破旧的小渔村,都是些小茅草屋,是罗布里克人保持传统的生活习惯最典型的渔村。离那里还很远的地方,有两个伯克穿着中国官服,来迎接我们,我一点也不感到惊奇。库木恰普坎(Kum-chapkan)是离这不远的另外一个村庄,沿河而下走不多远就到,其中的一个伯克吹噓这个村庄有多好。有了在瓦石峡的经历,我已经习惯了中国官员对垦殖土地的热情,就像波特金(Potemkin)小说中的转变。不管在什么时候,这些善良的罗布人都很^意地展示他们在渔业及牧业上所取得的成果。

为了能保证第二天按时出发,我已经让穆拉赫负责,打造渡船,并让骆驼队在黎明前离开米兰。所以,一到阿不旦,我就很满意地看到有5个独木舟被很巧妙地绑在了一起,一群经验丰富的罗布人划着桨,已经把一部分行李和给养成功地运过了塔里木河。在这里,河床深而顺畅,约50码宽,平均流量不到6英尺/秒。这条河真正吸引人的不是它的外貌,而是它的源头,雪水从昆仑山脉、帕米尔和天山流下,经过我眼前这条狭窄的河流,流进新疆干燥的盆地。

在右岸,我用毡子搭了个帐篷,把易燃的芦苇小屋腾出,阿克奥依(Ak-oi)作为仓库,用来装可以留下的行李,由我最信赖、最老实的提拉巴依(TilaBai)照管。他知道除了在和田发现的珍贵古物以外,我为去敦煌预留的散碎银子也都留在了这里。他还要关照一下马匹,因为我们骑马走过第一段无水的路程之后,马匹将被带回来。

把我忠心耿耿的助手蒋师爷留在阿不旦更是件棘手的事情。我知道他非常想与我一起去大戈壁,但他那双脚连走短程的平路都受不了,更别提漫长而艰苦的大沙丘与风蚀的地面。给他留出一头骆驼又是不可能的,即使可以像他请求的那样,让他^瘦小的身躯坐在驮行李的骆驼背上,那么就得再加上他和仆人用的冰及其他给养,这也不现实。况且,在我已制定的明年春天和夏季去完成中国化的土地考察计划,蒋师爷将发粉E常重要的作用,所以,怎能让他受沙漠之苦呢?于是,尽管他不情愿,但最后仍留了下来,住在伯克家所能提供的最好的芦苇屋里,并帮我邮寄信件,与我们的共同朋友,即若羌的按办,保持联系。

把多余的行李和给养分岀来,并放好,我一直忙到深夜。直到12月11日早上,我才把队员都叫起来,庞大的探险队开始了沙漠之旅。现在,弯弯曲曲的塔里木河还没有结冰。沿着塔里木河,走了5.5英里,到了阿克库勒(Ak-kol),就在这里,远处库木恰普坎村的芦苇房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之内。根据以前他们打猎的经验,毛拉和托合提阿笥说向东北约3站地的路程,有一淡水潟湖现在应该已经结冰,那个湖是最1他的英苏(Yangi-su,意即新开的河)河形成的。

我知道那片湖泊和沼泽地总称为库木库顺(Kum-koshun),离库木恰普坎下面三角洲的源头还有很长的路程,而且因水中的盐分更大,结冰会更晚。尽管前几天夜里最低温度已到霜点18度,但白天还是感到比离开安迪尔之后的任意一天都暖和,毫无疑问这是海拔降低和没有风的结果。接着,来到一片单调的草原,草原上长满芦苇,偶尔有些红柳丛,向东北走了约8英里后,我们走出草原,黄昏时分到达了〜叫阿拉木霍加库勒(Alam-khoja-kol)的咸水湖岸边,发现沼泽地的河床上冰已经结得很结实,我感到如释重负。所有人都被派去切冰,在一大堆篝火的照耀下,大家一直忙到了午夜,把特地从若羌带来的粗毛毡口袋装满了冰。

第二天一早,我5点钟就把民工们叫醒,但到了9点后,全队才整装待发。11头骆驼驮冰袋,每头驮3袋冰,但冰袋太重了,所以,所有的袋子都要拆开,平均冰袋、给养和行李的重量。令我高兴的是,腾出的重量不是放在了呻吟的骆驼的脊背上,而是由有效率的驮架(Shotas)来完成。根据新疆人的实践经验,驮架通常由放在顶部的两个短梯组成,行李放上以后,可以自如地取下。通常情况下,这项工作6个人便可以完成。但现在每个可以利用的骆驼驮了400多磅的东西,因此6个人也不能算多。而小袋的冰则由另外的30来头毛驴来驮。我的想法是在走过最后一块有饮用的水或冰之后,让毛驴再继续前进两天,然后把冰卸在那里,并作为中转站。当然,那些毛驴也需要喝水,但渴了两天、卸下重物之后,它们会很快地沿着我们来的路回去。

我们在冰上凿了一个洞,从洞口打出水来,在哈桑阿匐的照看之下,每头骆驼痛痛快快地喝了6~7大桶水,它们可以好几周不用再喝水。一旦离开最后一个咸水湖和咸水池塘,就再也没有任何草料提供给它们了,_直持续到赫定曾到过的遗址正北的阿特米什布拉克咸水泉,才能再见到芦苇地。哈桑阿匐也没忘记带上一些浸满了油菜籽油的熱皮,为了在路上不时地能给每一头骆驼1磅左右的魏皮吃,虽然味很难闻,但对严重缺食的骆驼来说无异于是种奢侈品。这种埶皮就是所谓的“骆驼茶”,赶驼工说在寒冷的冬天,漫长的旅程中,若没有草料,骆驼就拿这种东西充饥。从若羌出发,哈桑阿匐他就充满了勇气。他爱和人吵架,说话尖刻,不能期望他会做出太大的贡献。然而,我这次派他照管“沙漠之舟”,他似乎意识到了自己的责任和所做工作的重要性,并证明他一直炫耀不停的,在我们的塔克拉玛干探险中所获得的经验。不管怎样,凭直觉,我觉得正是哈桑阿匐的存在才使这次沙漠探险具有了吸引力。

12月12日,征程漫漫,但却无事发生。我们沿着粗糙的路面而行,显然是罗布里克打鱼人经常走的结果。这条路向东北延伸,路上不是荒凉的盐碱草地,上面长有少量的红柳树,且大都死掉了,要不就是沿着浅浅的洼地边缘而行,开阔的水面还没有结冰,洼地边长着大量芦苇。夜幕渐近,我们不得不在一个叫亚格孜马克库勒(Yaghizmak-kol)的咸水湖边扎营,湖水已经完全干涸。我想在探险开始的头几天,趁着骆驼还精力充沛,尽量走更远的路程,越远越好。于是,第二天早上4点钟,我就起床了。但由于缺水,矮种马要被赶回去,尽管骑马来到这里的人,包括我在内,都不愿意赤着脚趟水过去。结果呢,他们摆出各种理由,想继续骑马,启程的时间被迫推迟。

为了进一步减轻行李重量,我决定再走一小段路程,到了猎人们说的那个有冰的地方,把民工的部分给养留下来,并拨出两个队员,让他们留下来照看这些行李,作为前方探险的基地。当我宣布了人选之后,我那沉默寡言的莎车仆人穆罕默德·朱发现他没有被选中,他大失所望,无力地瘫倒在地上,无理取闹,像个疯子。他的这种表演很精彩感人,但做得太过分,没有人理睬他。看到这种情形,就连我那个惧怕长途沙漠旅行的克什米尔厨师也大笑不止,不久,我这位可爱的老助手恢复了常态。

经过4英里跋涉之后,我们接近了一片开阔水域的最北端,那是柴奴特库勒(Chainut-kol)的一部分。穆拉赫和托合提阿匐说,这个湖是塔里木河的支流英苏给水的最北端的湖泊。在髙高的芦苇丛中,穆拉赫和托合提阿匐找到了藏在芦苇丛中的小池塘,里面的水可供动物饮用,表面结了层薄冰。然后,多余的给养很快卸了下来,由艾则孜和喀斯木阿笥(Kasimakhun)照管,前者是拉达克人,后者一直为测量员看管马匹。我还吩咐他们两个,一旦毛驴回来,就立即把它们赶回到半路上的中转站。我高兴地看着毛驴美美地喝着水,这样,它们就可以驮着水再往前走两站了。

来自库木恰普坎和阿不旦的渔民来附近的咸水湖打鱼时,他们大都在这里落脚。根据赫定的书及罗布泊的草图,我可以确定迄今我们走过的路线,与赫定在1900—1901年从塔里木三角洲,也即喀拉库顺(Kara-koshun)开始,穿过罗布沙漠去阿不旦所走的路线相同,不过方向相反。我知道要到达赫定第一个发现的那个遗址,我们必须向东北偏北的方向走,那样肯定会遇到赫定所走的路线。除了赫定的行走路线图和指南针,再也没有别的东西引导我们前进,而且,也没有哪个罗布猎手曾经从南向北走,进而找到那些遗址。但经过一天的沙漠之旅,加上以前的经验,他们很快熟悉了周围的地理状况,我对此深信不疑。现在这个浅浅的大湖,就是赫定在1901年费尽周折才过去的那个湖,从那以后这个湖几乎快干涸了,只剩下一些分散的小咸水湖。赫定首次发现的遗址的位置几乎就在正北,所以我就可以根据指南针,一直向正北走,而不必绕弯,或者浪费时间。

跋涉了2英里多之后,到达了一个咸水湖的南端,这个咸水湖是英库勒(Yangi-kol,即新形成的湖)的一部分,英库勒是罗布渔夫对这里的专有称谓。尽管已经有3年没有再注入水,这里的鱼仍然很多,在附近的一个芦苇屋中,我们就看到很多堆起来、等着要晾干的鱼。据说,因为湖水的盐分越来越多,鱼正在迅速消失。有人打破刚结的冰层,徒手抓了很多快要死掉的或已僵硬的鱼。尽管味道很重,民工们终于算是改善了一次伙食。

咸水湖周围是大块大块潮湿的盐碱性土地,再往前走,地块的面积变小,证明了英库勒正在迅速萎缩。像猎人们所知的赤裸裸的库尔班库鲁库勒(Kurban-kullu-kol)大盆地,这里大多数洼地已经完全干涸,附近新生了芦苇和红柳,于是,我们就在这里过夜。在白天的行程中,穆拉赫和托合提阿笥给我讲了不少东西,我得知现在这个荒凉的地方已与赫定当初所见的景象不同了。赫定1900年到这里以后的3年里,英库勒盆地地区被从塔里木河的支流英苏河流出的水注满了。但是从那以后,再也没有河水流到这里,这些咸水湖不断萎缩,水中的盐分也相应地显得越来越多。

从年轻时代起,穆拉赫和托合提阿匐就在英库勒沼泽地追赶鹿等猎物,对这里非常熟悉,他们回忆说有树的地方就是原来的西岸。他们的父辈告诉他们说,有一段时期这些盆地曾经也充满了水。在这片广阔的土地上,还有稀疏的芦草,有的还活着,有的已经死掉,这说明仍有水间歇地流进来。在某些洼地里没有任何植物,穆拉赫和托合提阿笥解释说是因为过去那里的水太深。

12月14日我把骆驼早早地赶了出来,于8点钟出发。路上的困难尽管越来越多,但到黄昏时分,我们还是赶了近16英里路。由于最近又有新的水源注入,有的湖里还有水,有的湖床上只剩下一层盐碱,湖的大小不一,这表明我们仍在英库勒沼泽地带。走了刚刚4英里的时候,连绵的长有稀少沙漠植物的地区就被抛在了身后,说明我们接近了受强风侵蚀的地区,从赫定描述中,我知道罗布沙漠北部地段受到的风蚀最为严重。

这里是狭长的沙脊或者说阶地带,为坚硬的黏土质,中间被小的奴拉合(Nullah)分开,虽然不深,但很陡峭,只有风蚀和流沙才能形成这样的地形。阶地或者说雅丹(Yardang)(维吾尔语,专指荒漠风蚀地貌,因赫定采用这个叫法而得名——译者)的顶端都是相互平行的犁沟,它们与奴拉合或沟渠一样,其走向从东北到西南,是本地盛行风方向的标志。雅丹边上裸露的泥土是坚实的断层土,显然是古代湖床的沉积物。这里受风蚀作用的时间一定不长,要不然返潮时会停止剥落;此外,在许多地方,我还发现了长在雅丹之间的枯死芦苇。

在这条北部沙漠的第一道哨位线之后,又出现了大大小小、干涸了的咸水湖。洼地里仅有的几个水塘由于盐度太大,在如此寒冷的天气下,水仍没有结冰。在穿越那些雅丹的过程中,只见到一块地上生长着红柳和芦苇,说明近年的来水持续的时间太短,不够植物生长之用,或者仅有那块地方接触到了水。

干涸的咸水湖上结了一层盐碱,即“肖尔”(Shor),骆驼的蹄子痛得厉害。夜幕降临时,我们到了低籐沙丘之间高6~7英尺的风蚀沙洲和沙脊,我马上给骆驼松了行李。这里,光秃秃的沙地上有很多变白了的胡杨和红柳,还有大量的蜗牛壳,表明水生植物曾在这里一度繁盛。大约走了1英里,天色已黑,我们不得不在高大的沙丘脚下扎营,沙丘上有灰白的红柳,有的还活着。在潮湿的地方,向下挖了约5英尺,水就出来了,但很快发现这水咸得连骆驼都喝不了,我们不禁大失所望。


第三十一章

横穿三角洲


12月15日早上,我把30头毛驴驮来的冰袋小地安顿在最高沙丘的背面,并且做了明显记号。之前,我特意多带了两个民工,现在,他们两人就赶着毛驴,尽快回到柴奴特库勒。在柴奴特库勒休整两天之后,他们将赶着毛驴再返回沙漠中的中转站,驮来民工们所需的口粮,骆驼吃的草料,还有冰块,因为现在冰袋里的冰已经用完了。然后,他们将在那个中转站等着骆驼队,因为根据我的计划,我们一到遗址,就立即让骆驼队回来,接着再把所有剩下的物资储备带到遗址那里。我尽最大可能,让这几个运输队严格按计划时间完成,以避免无谓的等待,而且毛驴也不可能坚持两天以上无水的旅行。

我清楚地知道计划的成功与否取决于能否迅速判断出遗址的位置。但不管怎么说,我不会放过这么一个好的与外界交流的机会,我要借用一个中国官员用的大信封寄走一封信,通过柴奴特库勒和阿不旦中转站送往若羌。然后,在若羌按办的关照下,由中国骑马的邮差在经由焉耆送到喀什疇尔,虽然这样做较为安全,但速度很慢,要花上6个星期的时间。接着,再从喀什喝尔经由印度送给我在欧洲的朋友,这又要花费大约6周左右。这样的话,我今天在沙漠中写的信件在复活节前后就能送到我在欧洲的朋友手中了。在10个月之后,仁慈的神看到这一切,让我其他的沙漠邮包安全地跨越万里迢迢,终到目的地,我是多么高兴呀!

12月15日的路程毫无疑问地表明,我们已经完全走岀了所有现存的湖泽地带,并且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地区。整个15英里步行过的地面没有流沙覆盖,全都是坚硬的灰色土壤,而且长年遭受风蚀,成为雅丹,皆从东北延伸到西南。风岭之间的高原顶部也被风吹成了犁沟,也是东北一西南走向。受流沙侵蚀、像雕刻过似的地面说明一个事实,那就是这里曾是个古老的湖底,现存的仅有一段的免遭风蚀的湖底的狭窄区域堆着低矮的沙丘。我很快就发现小沙丘地带大都是死掉的树林,通常为东西走向,与我们向北走的路线正好垂直。大多数胡杨与红柳的树干都已经枯萎和褪色,或半埋于沙中,或仍笔直地直立着,好像很规则行列。

在接下来的两三英里中,一块一块枯死的树林不时出现,古河床中,我经常发现成行的野生胡杨,或大或小,其特点是和河床平行,并因此让人知道这里曾有一条条奔流不息的河道,并形成了塔里木河早期三角洲的一部分。在有水的时候,树木阻止流沙流动;当水分消失、树木死掉之后,流沙将树木掩埋,又保护了树木免受风蚀。成排的树木之间是风蚀形成的深沟,看上去十分陡峭,我认为可能是上次流水退却之后,这里才开始受到风沙侵蚀的。在一个离营地3英里的地方,我们遇到了一个标志明显延伸很远的洼地,它在过去应是个河床,两边的岸壁像约11英尺高的高墙,洼地的走向与盛行的东北风的风向一致。

在我们穿过的这个地区,地面状况说明在湖底土壤开始沉积以后、受严重风蚀以前,这里曾经有一片水生的丛林,由于干燥以及随之而来的侵蚀作用,原来的湖底由于遭到风蚀而迅速萎缩。令人惊奇的是,我们沿风蚀过的地面才走出营地1英里多一点,就碰到了许多石器时代的工具,我自己捡到的第一件是个粗制的小石斧,接着又捡到一个箭头和一把坚硬的石刀。更多类似的东西接连不断地出现,尤其是石刀、石核以及各种各样的火石片。队员们深受鼓舞,目不转睛地四处寻找这种小东西。测量员拉依·拉姆·辛格那远道而来的忠诚厨师贾斯旺·辛格,在我的第一次探险时,他就是个寻找小件文物的高手,目光敏锐而有耐心,善于在遗址附近的风蚀的地面上寻找到东西。而且,他性情乐观,举止优雅,在蒋师爷不在的时候,我很乐意把他留在身边,从而我就能亲眼看着他耐心地寻找小件东西了。在行程的大部分地方,我们不断发现粗糙的手制陶器碎片,有灰色、棕色及红色,还有炼渣。

因为我们要尽可能走直线,所以就要放弃在左右两边进行勘察,如此频繁地发现遗物,说明曾经有人在史前时期在这条路所经过的区域生活过,但到什么时期,这里的自然状况才恶化到威胁人类生存的程度却无从知晓。其中的一些箭头制作精良,即使没有专业知识,我也可以断定它们属于新石器时代。以我对罗布人传统生活方式的了解,很容易想象出当初这片土地的样子:那个时候,从塔里木河分流出来的各条河流流经此地,沿河生长着大片的丛林,这里居住着分散的半游牧民族,如牧民、猎手和渔夫。在距最后一个营地不到5英里的地方,拾到一个精致的铜箭头,说明这里至少在人类历史早期偶尔有人来过这里。它的做工与后来在北部的古代城堡发现的古物非常相近,它可能是公元的头几个世纪的猎手或士兵留下的。

这些不期而至的发现,让我想到了另外几个奇妙的问题。这些石器时代的遗物原本应该埋在不同的地层里,风化作用使得它们现在躺在了同一地层中,它们应该属于几个相差很久的年代?受死树和散沙保护形成的阶地顶部,与风化的地面高地并不一致,但是否可以依据二者高度的差异来计算从石器时代起风的侵蚀作用达到的程度呢?假设这里在较晚的年代才注入了水,那么淤积的黄土无疑会增加地面的高度,一直到由于干燥、树木死亡,进而受到剥蚀作用,这是不是另一种可能呢?

然而,我现在关注的是确保不偏离方向,保证人员的安全,很难有精力解决上述问题,甚至无法对地面进行准确、全面的测量。而且,接下来道路起伏不平,连保持正确的方向都有困难。阶地之间是陡峭的沟壑,阶地之上是连绵的沙丘和成排的死树,所以视野有限,望不见任何明显的地标。在穿越雅丹时,骆驼的蹄子就已经受伤,根本不能爬上陡峭的沟壑,所以我们只能不断地绕道而行。测量员拉姆·辛格风湿病仍然很严重,身体与精神都备受煎熬,已经发挥不了任何作用,因此确保不偏离方向的重任就落在了我的肩上,可是我手头现在也仅有一个指南针可以利用。

但是,保证方向并不是我唯一的工作,仅仅让队伍沿着直线、尽快地到达古戍堡还是不够的,我还必须为那些在到达古戍堡以后,返回盐水泉取冰块、食品的队员设置路标,以防发生意外。在这种坚实的地面上,留不下任何足迹,而且本地区冬天的第一场大风暴很快就会到来,那时雅丹和沟壑之中的流沙将被吹得漫天飞舞,我们必须为此做好准备。最为重要的是留下容易辨认的路标,因为在发掘工作结束之后,我计划把探险队人员分组,而我自己将从另一条新的路线穿过沙漠,返回塔里木,所以,在一些容易被发现的地方,我用死树或黏土块做出路标,具体工作由奈克·拉姆·辛格、铁匠依斯拉木及其他负担不重的民工来做。事实证明,这种预防措施十分明智。

这一天,穿过了沟壑和坚硬的阶地,流动的沙丘散落其间,把人和骆驼累得筋疲力尽。半个小时只能走大约1英里,骆驼已经再也走不下去了,况且黑暗中行进也不安全。天黑以后,我们就在错综复杂的低矮风蚀谷中扎营,地面土质非常坚硬,以至于把铁钉敲进地面扎帐篷都费了很大劲。死树也很少,但幸运的是我们人手多,有足够的人可以出去找柴火。有些骆驼的蹄子因行走于盐碱三角洲和陡峭的沟壑雅丹而严重破裂,于是趁着火光,哈桑阿匐和他的随从赶忙给它们钉掌,直到午夜休息时,我仍可以听到那些可怜的家伙仍在痛苦地嘶叫。

两个小时之后,我被大风吵醒,狂风摇动着我的帐篷,吹进大量沙子。在冰冷的东北劲风中,为保住帐篷,我们在钉子上压上大堆的土块,又困又累又乏。自从离开阿不旦,气温一直在华氏12度徘徊,今晚的气温也没有降低多少,但却让人感觉到格外地寒冷。我真不知道,在沙漠探险的这段日子中,这种冻彻骨髓的东北风会吹多少天。我早上5点起床,除了两个结实的猎手外,那些蜷缩在火边的民工都磨磨蹭蹭,不愿意走,以至于快9点了,队伍才上路。

刺骨的风还刮着,从这里往北,沙粒好像更大、更沉,风已经不能把它给吹起来。所以,早上,我在营地之上用平面测量仪观测时,可以看到北方远远地有一个红棕色的低矮山脊,那是库鲁克塔格(Kuruk-tagh)山地,我们要发掘的遗址就在它的脚下。南面的阿尔金山山顶冰雪覆盖,在乌云的衬托下,显得尤其醒目。所以,我兴奋地轮流瞭望亚洲腹地两大山脉——昆仑与天山。视野中的天山和昆仑山在某种程度,缓解了毫无生机的罗布沙漠所带来的无法抵抗的空旷感,现在,我决定向正北方前进,看能否碰到赫定在荒漠中央发现的某个遗址;同时,这样可以减少由于确定方位的不同而错失路标的几率。我这样做的另一个原因是,从最后一个渔民营地开始,我就开始尝试走一条在赫定几次从南部接近古遗址的两条路线之间开辟一条新路线。

12月16日的行程中,地面的状况都与昨天相同,接连不断的雅丹的走向一致,皆为东北一西南,而且它们顶部的沟壑走向也是如此。现在正刮着呼啸的东北风,可以亲眼看到风如何销蚀制作出这些作品——沟壑和风蚀雅丹。在沟壑的两边,风蚀作用的威力最大,流沙像流水那样刨蚀着。任何人,哪怕是最不会观察的人,也能看岀东北风与该地区地貌之间的紧密联系。沟壑深12英尺或者更多,但要想在沟壑里躲避刺骨的寒风那就错了,沟壑里的寒风好像更加强烈,任何人想在雅丹的沟谷中找到一块避难所都是徒劳的。风总是向沟壑陡峭的壁岸吹,强烈的气流从两边吹来,仿佛形成一股涡流。路上,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看到成排的死胡杨与红柳,从西到东排成行,它们通常长在坚硬的、像石膏样的岸边,与低矮的沙丘比邻。在走出营地约5英里后,我们到了开阔地面,雅丹的顶部皆被死掉的芦苇茬所覆盖。

火石和粗陶片很明显属于新石器时代,后来仍旧接连不断地大量岀现。毫无疑问,我们现在所经的地区仍是史前人类居住的地方。我们就在赫定认为的早期罗布旧湖区之内,这些碎片引起了我更大的兴趣。接下来的1英里,我又发现做工相对精良、内红面黑的陶片。3英里之外就有一片小塔提,证明这里是公元历史时期(historicalperiod)的遗迹。

在将近半英里的路途中,坚硬的地面到处都是炼渣与陶片,黑红两色相间,颗粒更加细致,让我想起了尼雅和其他早期遗址的陶器碎片,其中有一些碎片,如一个大瓶子的瓶颈部分,能够确认是轮制。当托合提阿匐和我身边的几个人捡到一枚保存完好的环形铜章,无论从形状上还是设计上,它都与从和田地区遗址发掘出的公元1世纪的遗物有相似之处,我上面的那个想法很快被证明了。发现一个没有刻字的方钱,形状说明是汉朝的,这进一步说明人类是在历史时期才居住在这里,而不是史前时期。高高的沙包被死红柳丛联结在一起,其外表与塔提类似,但这种情况也限制了风蚀作用。还是穆拉赫的眼睛敏锐,他发现在3个沙丘顶端的红柳仍然活着,靠近之后,我们发现附近有野骆驼的粪便,说明一定有很多野骆驼来这里找东西吃。

天空阴霾,刺骨的寒风咆哮不停,我们都快冻僵了。下午两点左右,风渐渐小了一些,雪却落了下来。将近半个小时的降雪稍稍改变了阴郁的环境,让人感觉舒服了些。雪只有约半英寸厚,第二天一早太阳岀来,除了雅丹突出飞檐下的积雪外,其他地方的全融化了。即使这样,这场雪也帮我们节省了几天的冰块,并让骆驼有机会润润舌头,但还不能痛快地喝上雪水,因为在给它们卸下重物之前,天就已经黑了,这时候再让它们走出营地不安全,何况它们的蹄子已经受伤。又走了约1英里,穿过一长排清晰地标记着古河道走向高达10英尺的枯死胡杨树,这时夭已大黑,我们被迫停下来。我们所处的是狭长的沙丘带,上面覆盖有死红柳树,看样子还可以为我们遮蔽风寒,于是就地扎营。按照推算,现在离赫定说的所谓“大炮台”遗址不足8英里,我急切地跑上一个大沙丘,用远望镜观察远方的地平线,以期能望见某种遗址迹象,但没有任何收获。

从若羌来的民工开始心事重重,忧虑不安。现在,经过6站长途跋涉,他们非常劳累,看上去越来越沮丧。如果不能够兑现我以前的诺言,在以后的一两天之内到达遗址,那么他们会完全崩溃,并可能制造麻烦,乃至返回若羌。所以,我觉得我应该表现出乐观和自信,尽管我心里明白在这样的地面上实现预期计划的难度很大。我们时常被迫停下来,研究行进路线,背着行李和给养反复绕行的次数也增多T,现在能否成功完全取决于行进路线是否正确。

凌晨1点,刮起了强劲的东北风,我的帐篷差点被吹倒,大家乱作一团。在扎帐篷时,已经尽量把钉子钉得足够紧,但这也经受不起这么大的风,固定帐篷的绳子一个接一个地断开,钉子都被拔出了地面,帐篷被吹到了空中。劲吹的沙尘令我感到窒息,我从梦乡中醒来,大声呼喊远处篝火边的队员,在他们的帮助下,把帐篷的外围篷布用大块黏土压住,虽然还有点摇晃,可总算固定住了我的帐篷。为了抵御严寒,我穿上能抵挡北极那样寒冷的厚重羊毛大衣,以及夜里穿的缝着毛皮边的马甲,蹬上吉尔吉特(Gilgit)皮毛靴。队员们则穿着羊毛皮大衣和内里填着棉花的治祥(Chappan),脚上穿上了毛毡袜子和皮恰鲁克(Charuk)(穿上以后,再也没有脱下来过),可谓全副武装,但是,假如没有足够的树枝树干来烤火,他们还会吃更多的苦头。天亮以后,风小了些,流沙的速度也很快减缓了下来。当然了,那天早上我吃的食物也掺满沙子,此后这种情况便成为家常便饭。

当我的队伍最终岀发时,已经快9点了。在太阳冲破阴霾之前,我们并没有走多远。东北风一直吹个不停,天气越来越冷。即使我加厚了帽子与手套,头和手仍感到很冷。这样的天气,若在北极,人心中还会暖烘烘的盼望着令人激动的事情发生。刚刚穿越雅丹与低矮沙丘向北走了5英里,我们就在路上相继捡到了3枚中国汉代的钱币,还有一些铜箭头和大量不知做何用途的小型金属物件,这说明我们已经接近了一个汉代遗址。又过了4英里,到了一个东西走向宽阔的标志明显的洼地,沿岸有一行行死了的胡杨树和受侵蚀的红柳丛,穆拉赫立刻就认出这条古河道就是他记忆中赫定发现遗址南面的那条河。一走过这条河道,视野立刻变宽了。很快,在被严重风蚀和犁沟不断的平地之后,库鲁克塔格的外围矮沙脊出现在眼帘之内,满目的红色和黄色,赤裸裸的没长任何东西。

当天早上,我许诺过第一个看到遗址的人将会得到银子作为奖赏。为了赢得奖赏,以及看到了即将到达目的地的希望,民工们以一种异乎寻常的速度前进,最伟大的时刻终于到来了!离那个干涸河道约1英里的时候,遇到一个高地状的雅丹,骆驼停了下来,我们正在调试平面测量仪的时候,一个年轻的赶驼人抢先一步,大声叫喊说他看到“炮台“了!所有人的眼睛都随他手指的方向向东看去,不一会儿,我就用望远镜证实了那远在地平线上升起的球形突出物像是个古建筑,很明显是个佛塔。我们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从若羌来的人被这突如其来的兴奋感染了,喜笑颜开,好像一切困难都行将结束了,而我自己的人也显得洋洋自得,好像不会再有什么别的情况发生了。

最奇妙的事情莫过于观看骆驼总管哈桑阿匐的庆功举动,他站在一个雅丹上,右手拄个拐杖,左手叉着腰,像个凯旋者,对着他的听众——那些民工大声演说。一路上,他对民工采用鼓励和威胁的两种手段加以管理,既像个证明真理的先知,又像个狂热的煽动者。如果不是他反复不断地对民工说,在我这个欧洲“大人”的指导下,借助地图和指南针,我们可以找到藏匿在塔克拉玛干中的任何地方,若没有他做的这些工作,事情不可能发展得这样顺利。现在,他终于带他们准时到达了阔纳沙尔(Kom-shahr),兑现了当初许下的诺言,喚膾满载猎物而归瞬高兴。民工们现在最期望的莫过于得到他们的工资和发现古代文书——亥特(Khat)的奖金。

我知道哈桑阿匐爱招惹麻烦,也很狡猾,但他自有他的用处,尤其在沙漠探险中更有用武之地。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那像希腊老探险者的精神和行为。他站在那里,穿着大红斗篷,戴着紫色尖顶帽子,满脸喜洋洋的表情,充满着英雄主义的气概,完全不见了他那种忧郁和愤怒的神情。他让我想起赞诺芬(Xenophon)诗中一偈腊雇佣兵,大声叫着“特拉塔”(Thalatta)、“特拉塔”!在这以后,在罗布沙漠中,我多次想到哈桑阿匐的性格是不是来自于列范廷人(Levantine),他身上是不是流着先人的血,他的先人(像Maes雇佣兵,即马其顿人)可能在攻打中国后,留了下来。哈桑阿笥天资聪颖,精力充沛,莽撞有力,性情粗暴。瞧!他就是这么奇怪的i人。

毫无疑问,我们看到的遗址确实属于赫定发现的东部遗址群,也是最主要的遗址群。所以,我毫不犹豫地决定,向那个方向前进。路线的方向和雅丹的走向基本一致,这有利于我们前进。距离将近5英里,尽管所有人都迅速前行,仍花了两个小时才到达那里。_到达,我就确定那个用大块土坯砌筑的遗址是个佛塔,无疑是赫定1901年回程中第一次发现的那个遗址。在周围还发现了很多汉代铜币,一些铜制箭头和其他小物件。

前面我们看到的遗址群由3个遗址组成,东南角那个最大的遗址很快就被穆拉赫认出是赫定营地所在地,我们与最大遗址之间是严重侵蚀的地面、连绵陡峭的沙洲,以及沙洲间深达20多英尺的沟壑,必须釆取正确的方式,我们才能过去。这最后的3英里就像障碍赛,极其累人。夜幕降临时,我们终于到了佛塔遗址的底部,这个建筑物在异常荒凉的遗址群中是唯一的地标。

遗址的建筑几乎已经完全倾颓,大量的木材散落在地面,于是我们就地取材在高高的阶地上点燃一堆篝火,在它的引导之下,两个小时后,过度疲劳的骆驼队才赶到。这一周,可谓耗尽了精力,费尽了脑力,弄得我筋疲力尽。然而,当我与民工们一起坐在火堆边烤火时,遗址和雅丹变成了引人注目的浮雕,所有的人都因胜利到达目的地而喜气洋洋,忘却了疲惫。那天晚上,我在自己的小帐篷中写信给远方的朋友,一直写到自来水笔被冻住,报告他们我安全到达的消息,信中自然表述了我现在炯的心情。

我应真诚地感激赫定,正是因为他那精确的地图,我们没浪费一天就找到了这些荒芜孤独的遗址,尽管实际路线与地图不尽相同,也缺少地标。根据我们自己用平面测量仪做的测量,以及在远至若羌西南山区做的三角测量和充分的天文学观察,经过计算,我们绘制了新的地图,我测得的遗址位置与赫定测定的位置在经度差了约1.5英里,在纬度上只差了不到半英里,在这样的环境里,这样的差别显得微不足道,这可让我钦佩不已。 

 

第三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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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发掘罗布泊遗址

经过不懈努力,我们终于到达了遗址。第一夜是令人愉快的,12月18日早晨,温度计显示气温为华氏零度,于是我就躺在床上,盖着温暖的毯子、垫着毛皮,多待了一会儿。但在这里,还有大量的工作等着我们去做,所以我还是在黎明时分起床。一个小时之后,各小组按既定计划分好的,准备出发了,所有的行李都留在我们位于主遗址群中的营地,冰块被小心地堆在离我帐篷很近的地方,那里位置不显眼,不易被人窃取。5头骆驼被派回我们的中途仓库,取回留在那里的给养以及由毛驴驮去的冰块。

余下的骆驼被带往北面阿特米什布拉克(Altmish-bulak)盐水泉,好好休息一下,吃点草料,这些家伙已经好几日没吃到草料了。骆驼队由托合提阿匐照管,他在一年前曾随亨廷顿(Huntington)穿过了喀拉库顺沼泽地东面的盐碱湖床,到达阿特米什布拉克。后来,他又到过赫定发现的两组遗址,我相信他能在附近迅速地找到泉眼。根据他的估计,即使骆驼没有负重,也得走两天才能到,短暂的休息之后,他骑一头骆驼回到西边那组遗址,接着继续向西和西南走,侦察一下那里是否有其他遗址。

在同样的方向上,我又派拉依·拉姆·辛格在较近的范围里进行调查,希望他能在我们现在所在遗址的西面,精确测量出赫定经常提到的遗址方位,因为小比例路线图上没有标示出来。早上,我迅速地对遗址进行了勘察,我想有这么多人,应该能很快清理完这些遗址。所以,我指派哈桑阿旬,拨给他一些骆驼,让他负责在12月23日前把营地搬到西面遗址的附近。

卸掉了行李,骆驼和赶骆驼的人似乎都想离开这片遗址。8点一过,骆驼队离开了这里,留下我和民工,一切显得安静而沉寂。我站在佛塔高大的底座上面,下面就是我的帐篷,民工们在晨光中吃完早餐,眼前的景象既那样熟悉,又那样充满了新意。在风蚀地面高高的阶地之上,木头和泥土建成的房屋遗址仍然挺立着,梁木已经破碎,被风吹得发白,就像沉船的遗留物,建筑结构与我记忆中的尼雅古址毫无二致!但它们之间的环境差异却十分巨大! 

这里没有沙包和流动的沙堆,满眼净是连绵不断的陡峭的雅丹,由于都是东北风的风蚀而成,所以方向一致。这些沙丘和雅丹让我想起了大海,但不像大海可以自由地流动,而沙丘和雅丹被冻得结结实实,形成无数的沙丘。视野之内,都是这样的景色。通过我的高倍棱镜望远镜,除去佛塔南面和西南的一组紧密排列的遗址群,在北面远处没有发现任何建筑物的遗迹,只有几个分散开来的土堆,显然亦是土坯结构。彳睇想象独个风蚀如此严重的地区,離木结构建艇能保存下来。

发掘过程中,也同样遇到了熟悉的东西与陌生的景象。清理遗址内部的积沙,搜寻散落在风蚀坡上的文物碎片,等等,对于尼雅遗址而言没有什么区别。事实上,我早就知道这两个地方的遗址所属年代完全相同;但对我而言,在一个欧洲人已经挖过的遗址上发掘,自有一番新的感受。1900年,赫定幸运地发现了这些遗址,并在1902年再次造访。赫定那本绝妙的书中有一章题为’古罗布泊的遗址”,配有精

美的插图,我从中了解了这些遗址的大致状况。他的发现确实很重要,其作为文物证据在很多方面也是充分的。但他毕竟在这里只停留了6天,其中只有3天在东部的遗址群和西边的一座遗址进行实际的发掘工作。除他之外,只有5个人,而且他们都没有发掘遗址的经验,而有待考察的遗址数量又相当之多。所以,从考古学的角度来讲,我们需要对这里的遗址群进行一次彻底的发掘。然而,谁能事先保证再发掘会有什么新的结果和发现呢?

为了鼓励我的民工们,我说在第fl址机会就会有的。它是一座房屋的遗迹,建在一个小阶地的顶部,位于佛塔的正南方向,二者相距只有大约50码,很明显这间房屋原来的面积更大一些。房屋内有4个房间,其中一个超过30英尺长,根据剩阿罗布泊居民点遗迹和佛塔废墟下的残墙可以清晰地再现当时的样子,它与尼雅遗址一样,用木材与枝条建成。阶地斜坡上散落着大量木材碎片,尤其是东、南两面,表明那里曾有建筑物的其他部分,而所有的泥土都被疾风带走了。由此,南面原始地面的高度已经被降低了整整18英尺。屋内地面尚存的沙土也仅剰下一两英尺了。

然而,就是这一两英尺厚的沙土,也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首先是一片木头,约半英寸宽,写有一竖行中文,其大小完全与我在1901年第一次去尼雅时发现的那些中国古代木简相同。赫定在一个遗址中曾有类似的发现,我已经预料到我会在这里发现中国木简。紧接着,两个长方形木简出现在我们的眼前,这还是让我吃了一惊。它们上面写有模糊的四五行住卢文文字,但仍可辨认出来。以前,我从不敢设想在这么远的东方会找到古印度语的书简。

在邻近一个屋子的墙角,找到了第二块中文木简。后来,当我们开始小心清理在斜坡上散落的树木碎片中间发现的垃圾堆时,印度人连续大叫几声,说发现了中文纸质文书。大大小小的碎片共有6片,明显是公文。但保存更完好、更神奇的是紧紧捆在一起的、记有中国经文的纸质文书,看上去是做佛教画衬背用的,而佛教画是在薄石膏板上制成的大幅宗教画。颜色没有留下多少,也无法确定其内容。在带上分栏排列的字应整文或公文。

从四散的碎片中,又发现了两块住卢文木简。刚一开始对它们进行快速研究,我就发现了有趣之处。其中一个是一个楔形文书的封面,尽管所有的文字都已被流沙严重销蚀,从封泥凹槽和一编排孔等可以看出这种复杂的木简使用方法,在这遥远的塔里木盆地东端是与和田地区一样的。另外一个木简表面更加模糊粗糙,我注意到了它们之间有实质性的不同。这是一个椭圆形厚树皮,显然是从红柳树干上切下来的,刻上了两行长长的住卢文文字。与尼雅遗址发现的光滑整齐的木简以及其他刚发现的隹卢文木简相比,这种材料显得尤其粗糙。我注意到它们的表面之所以粗糙和破损,并不是全由于风蚀与暴露的原因,更是因为其材料是胡杨或野生白杨,而不是尼雅地区用的松木或非野生白杨木。

这是一种重要现象,之后大量观察证明,遗址附近几乎没有棚架和林阴道。现在谈及建筑结构,我往往要提及罗布泊遗址东部的建筑,其木材都是河边的丛林中野生白杨。在这座遗址附近,我也没有发现任何园林树,如白杨、沙枣和桑树,这些树从和田到瓦石峡的古代遗迹中誦艮普遍。后来,我又考察了罗布淖尔遗址西面,并发现那里也只有一个单独遗址,彳艮明显是某个重要居住点,发现了组成古老棚架的死树干。从一开始就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仅仅说本地区农业资源不足,还不足以解释这些古代的居民点为什么被遗弃。

在第一个遗址的发现不仅仅局限于文书之类的东西,还有一些具有特殊意趣的古物。从一个角落里,发现了两块上好羊毛织成的绒面毛毯碎片。由于磨损不是很厉害,颜色被保存了下来,有棕色、大紫红色、浅黄色和亮蓝色,与纬线、经线以及绒面处理的技术都与现代的便宜的日本毯子非常相似,但这里无法对细节进行分析。这是我在中国新疆发现的第一块绒面毛毯,我欣喜不已,但我没有时间来细致地观察。不久,在与遗址北侧相连的一块地面上,发现了一块价值略低的织物,但仍没有发现上层建筑的遗迹。这是一小捆黄绸,轻轻卷在一起,显然还没用过,变得又干又脆,以至于第一次拿起来时就碎成了两片,其全长19英寸左右,直径2英寸多。

这些中国古代丝绸表明,在公元早期的几个世纪,中国就已经通过这条经由这处遗迹的古路向西方贩卖丝绸,在很久以前我就持这样的观点。这些五颜六色的织物无疑是衣服是碎片,在这座遗址以及其他遗址中又陆陆续续地出现。仅从这一项发现中,我们就可以知道曾经万里迢迢、源源不断地运到西方古典世界的最著名的赛里丝(Seres)丝绸究竟是什么样子。去猜测为什么房屋的最后一代居住者遗弃这里,或者这些遗址是如何免遭后来人为了寻宝或其他的实用目的而造成的破坏,是毫无用处的。中国早期出售到西方的丝绸究竟有多宽?在我回米兰途中,我在一个古代建筑遗址中找到一块边缘保存完整的丝绸,是19英寸宽,上述问题得以解决。

这里我不可能赘诉任何有关小工具的细节,如勺子、筷子、铜盆的碎片以及漆器,这些都是在第一个遗址中清理出来的。第一天在遗址附近发现了大量的小物件,我在这里只能简单地提及一下,有金属制的,有玻璃制的,也有石头制的。对于少数懒散的仆人来说,这里就是个快乐的收集地,他们想凭借着偶然的发现发笔小财。有大量的铜镜碎片,有些背后的装饰还相当漂亮,圈呀、扣呀、环呀和其他做工精良的个人装饰品都是铜的,石章上刻着几何图案,设计精致的格雷罗特(grelot)式的铃铛等。

各种各样的珠子收获也很大,玻璃做的,梱状物粘的,石头制的,各种各样的颜色,这些表明曾有大量的女性在这里生活,但这样富足的生活已经在这里消失很多年了。更加弓I人注目的是大量中国方孔铜币的出现,都是东西两汉时期货币的样式。我们不难从这里得岀这么一种看法:大量的货币在这里出现,尽管土地少,资源有限,仍可以说明曾经车水马龙。

但是,现在我可没有时间来考虑这些琐事。对于独立结构的清理一结束,我就叫我的民工们转到西南方向,在约100码的地方有个佛塔,在那里有一座更大结构的建筑物遗迹。它建在阶地状地面最东边,阶地约200码宽,由于受到遗址及6间较小的房屋遗迹的保护,这片阶地没有被侵蚀成为雅丹,而是仍然伫立在整个遗址的中心区域。它周围的地面都被吹成了12英尺深的坑,甚至更深。

好像在主建筑周围有大块土坯垒成的城墙,3个狭窄房屋的厚墙仍然很高。我很容易就找到了赫定发现中国木简与纸质文书的地方。他发现了42块木简或者说“木片”,以及大约200张纸,包括不少小碎片,这些全是从首尾相连的房屋中最东边最窄的那个房间里的垃圾堆中发现的。在被扔岀来和散落在南坡上的垃圾中,我们又彻底地搜查了一遍,发现了大量写有文字的纸片和木片,大多数都是细薄卷曲的木片,在这些木片上很容易发现这些中国木片的原始尺寸约是9.5英寸长,半英寸宽,一些已经磨平作废,预备再次使用。由于材料用的是本地没有的松树木(其木质非常柔韧和光滑),所以要节约着用,上面所说的为什么木简要磨平作废也就不难解释了。

留一些人在依布拉音伯克的监视下,仔细筛选这堆垃圾。下一步,我就把注意力转移到一个大型的建筑遗迹,它是树木和枝条建成,已经受到严重侵蚀,此建筑形成了以刚才提到的那段城墙为标志的主楼的西翼。大型胡杨梁木散落在风蚀的东坡上,其中一些曾支撑过中央大厅的柱子依然伫立不倒,高约13英尺。有关文书的内容有用的信息都被赫定带走了,这些信息表明此房间曾是个中国官员办公室。我们对其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清理,除了发现大的螺旋胡杨木制的饰品外(这些应曾是支撑房顶的柱子的装饰),再也没有发现别的东西。

相连的西边一块场地看上去曾是外屋,或者露天院子,我派人到那里发掘,很快便相继发现了中文文书,大部分为木质,也有纸质的。在这30片木简中,其中一部分是相当完美的,其他的尾端有些烧焦,明显是被当作灯芯用过。哎呀!我身边没有一个汉学家,就连蒋师爷也不在,我无法明白其中的内容。但是,一个木简的一端还有毛发编成的细绳,说明原来与一物体相连,这样就很容易猜测出其用意所在。根据沙腕(Chavann)先生3年之后所做的分析,它是系在装满谷物的袋子外面,标明是分给军营分遣队里的T姓“关”(Kuan)的士兵。

天黑之后,我不得不回到自己的帐篷里,第一天令人鼓舞的发现让我过了一个愉快的晚上。刺骨的东北风在夜里仍然愈刮愈猛,民工们靠着砖墟里燃起的篝火而眠要比我这个小帐篷暖和,想到这里我心里仍很高兴,因为这个小帐篷只在冰冷的

火土灰上燃着两支蜡烛,直截了当到需要新鲜空气,才把蜡烛拿出去。没有谁比我的小猎狗“塔什”更舒服了。穿着它的“皮装”,四处寻找暖和的地方,钻进毛毯中就再也不顾别的了。贾格尔(Jaeger)羊毛毯放在最下面,那就是它最喜欢的窝,只要我自己不把它卷着拿在手上,塔什一定会钻进去。现在,夜里的气温很快降到了华氏零下13度,如果我没有全副武装,穿好皮靴以及从喀什米尔带来的毛皮边裤子,我是不会从被窝中岀来的。


第三十三章

考察古代驿站


在12月190,早晨寒冷,工作始于清理一个“衙门”西南60码以外的一个保存完好的遗址。12间房屋的长、宽、高无从知晓,梁椽的尺寸也都不大。在室内,流沙堆到了三四英尺高,以及熟悉的地面轮廓、木柱、树枝的摆放结构都与在尼雅相同,这为我们带来了一丝希望,不过别人并没有什么失望。第一个房间中墙壁坚实厚重,灶台很大,土炕也很宽,应该是冬天取暖用的房屋,但这里的发现不多,只有一些由染色原纱制成的地毯残片,手工很好,上面绣着精美的花,颜色尚佳。

一个通道把这间房屋和西面那个较大的房屋分开,我们在通道里发现了3个长方形大木简,保存较为完整,木头盒和印章匣子都还有,上面刻的大部分怯卢文文字保存得相当完好。其中两个木简被一块保存良好棕色的织品包裹着,它们的下面是约3英尺厚的沙土,显然这两个木简是从墙上高处的某一个容器中掉岀来的。木简的材料是野生的红柳,而不是由人种植的白杨,这些文书在外观、刻字等细节方面都与我在尼雅的发现相似。作为官方文书,在木简起始部分都有当时的日期,于是我急于打开文书,很快明白上面的时代也是大王(Maharaja)时期,显而易见就是杜喝喀(Dugaka),与刻在尼雅文书上的统治者的名字完全不同,这表明中国政府无论在政治还是军事统治上,都允许地方的政权继续行使其家族式统治。

在主建筑北端的一堆碎片顶部的垃圾中,发现了不下12块住卢文木简,我们认为现在所挖的房子曾经住过这样的楼兰地区的本土统治者的可能性越来越大。长方形和楔形字体、契约书以及账簿都被发现,其中一些木头已经被严重刮坏和侵蚀,但留下来的文字足够说明这是属于本地某个小官达夫特(Dafter)的东西。与其他遗址发现的伝卢文文书放在一起,再加上我对发现地及其状况的观察,我得岀这样一个结论:早期印度语言在罗布泊也被用于当地土著政府的管理和商务中。考虑到从和田到罗布泊的距离遥远,在塔里木盆地东端还存在这种印度语言文字原本,不失为一个历史趣闻。

虽然大多数新发现看上去好像简单明了,但它也提出了新的问题。在和田地区,我还能解释这种印度语言为何为官方所应用,玄奘记载中说这是当地的一个传统,他还提到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即印度人早期曾移民到这里。在东方这么远的地区,就在中国的家门口,官方仍使用这种印度语言,说明这里在政治上曾为印度人侵入和控制,印度人甚至在某一时期控制了整个塔里木盆地。或许,这种语言的使用是印度斯基泰人(Indo-Scythian)留下的永久痕迹?因为在公元1世纪或2世纪,印度斯基泰人越过巴克特里亚(Bactria),侵占了这里,暂时打破了中国皇帝对于这些地区的统治,我们可以从中国佛教中看到些模糊的影子。

然而,我没有太多的时间来思考这样奇妙的问题。留下奈克·拉姆·辛格负责民工来清理那个伯克宅邸(我们引申“衙门”这词的意思上给它起的名)和附近的地面,我自己则对主遗址群周围的一些遗迹进行了更细致的观察。当我沿着主遗址群的南边考察时,我看见风蚀地面上有一条长长的阶地,那阶地就像附近的雅丹那样,但唯一根本不同的是这条阶地走向是东西向。在仔细考察过阶地的顶部之后,我注意到上面一个夯筑土墙,大部分已经毁掉了,尽管如此,有些地方仍高达4.5英尺,最厚的地方则有5英尺,我在南边所能找寻到连续的最长的土墙约有90码。

城墙保存下来的很少(称为“城墙“是为了和其他的墙区分开来),但它仍保护了阶地免受风蚀,所以我们在阶地上发现非常多的陶片。在紧挨着城墙遗迹一端的内侧,我发现有芦草建成的墙,也已损毁严重,城墙肯定是与某些建筑相连的。根据这些线索,我很快发现了相应古建筑的墙壁遗迹,它沿着主遗址群北面而建,呈一条直线,要比上面的城墙矮,但在方位和结构上完全相同。某些地方,城墙高达8英尺,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土层间有规律地填充了红柳树枝,其目的是使夯实的墙更加坚固。据我估计,南墙与北墙之间的距离约为1/4英里。

现在,就差确定东墙和西墙了,因为只有东、西、南、北四个方向上都有了墙,古城堡才完整,方能发挥防御作用。然而,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遗址东部,从废弃的佛塔开始,除了相距很近的雅丹以及雅丹之间规则的沟壑之外,没有发现任何城墙的迹象。最后,我被迫得岀这么一个结论:首先,刮个不停的东北风和它带来的沙子在东墙形成了一个个缺口(现在的雅丹和沟壑的前身);然后,东墙完全坍塌,并最终因受风蚀作用连同阶地上原先留下来的黏土碎块一同消失。但这种解释仍让人感到迷惑,直到半年之后,我去中国安西(An-shi)周围的城镇,对那里严重损毁的城墙进行考察,我才明白了其内部结构。那强大的风先使东墙岀现裂口,继而把所剩余部分完全吹走,同样的道理,西墙也就这样消失了。东墙消失之后,西墙受到风的攻击力则会更大。

所以,西墙的消失并不令我感到惊奇。幸运的是,我发现两个风化严重的黏土土堆,二者相对,位于主遗址群的西侧,与南北两墙之间的距离相等,根据这一遗迹我可以测算出西墙的大体位置来。进一步的观察表明,这两个土堆是两座位于城堡大门两侧的棱堡或者烽火台的遗迹。可以肯定,墙原始的厚度达24英尺,有些地方现存的城墙高岀地面约16英尺高。散落四处的粗重木柱,很明显是大门的遗留物。南墙与北墙之间的距离约370码。假设这个城堡像一般的中国城堡那样,城墙中央的区域也是四方形,那么遗址的所有遗留物都应该在城堡院子以内0

城堡外面,仅有附近的两座建筑有幸保存了下来,都是低矮坚实的土坯结构,看上去从前应是佛塔的地基。由于它们体积巨大,现在还没有被完全风蚀掉。其中城堡东北约半英里的那个建筑物现在已经成了金字塔的模样,约10英尺高,塔底每边长皆为35英尺。像遗址中的每一1大型建筑一样,这个“金字塔“也位于用两层红柳林和黏土建成的地基之上。另一个建筑物离城堡的东南角不远,体积更大,底边原始尺寸一定超过50英尺。它现存的土坯结构高达14英尺,加上所在的风蚀阶地高约16英尺,看上去相当雄伟。早期的寻宝人从中央挖了一个隧道,直接达到建筑物的西侧面,除了风蚀的破坏作用以外,人类的破坏作用从中可见一斑。上层的建筑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甚至连抹在墙上、起装饰作用的灰泥层都没留下来。

在城墙之中的遗址间,发现了大量的红柳丛遗迹,它们曾在废物堆脚下以及风蚀过后的斜坡的下半部分躲过了劫难,存活了下来。红柳丛的存在一定为保护遗址起了很大的作用,它死去的枝条也护住大多数阶地的斜坡。即使在风蚀的沟壑中,也偶然发现了小红柳丛和孤立的死灌木丛。在“衙门”不远的地方,我甚至发现了一棵仍活着的红柳。这些都说明曾经在某个时期,远在城堡被废弃之前,一定有河水曾流过这里,甚至可能在人类全部离开这里、灌木丛存活下来之后,依然有河水流经这里。

在东方和南方,穆拉赫和我派岀侦察的人都没有找到任何建筑物的遗址。但在北方,站在佛塔上居高临下,发现雅丹上有两个破裂的土堆,我准备稍后再去那里考察。在东北偏北的方向,我发现了一个土坯结构建筑,分上下两层,约15英尺高,它的边缘原来的长度肯定超过了36英尺,但现在已经被风侵蚀破坏得不成样子了,以致无法辨认其大致的形制结构。它极有可能是个佛塔的基座,由本遗址最常见的土坯砌成,土坯的规格为19英寸X11英寸>6英寸。除了这些大土坯块,下面还散落着一些小块砖,非常坚硬,无疑用火爐烧过,也许是上层的建筑用的。在西北方向约330码的地方,我又找到了一个相对大一些的建筑,旁边光秃秃的风蚀地面上有很多木块碎片,包括20英尺长的胡杨梁木。

在一段异常陡峭的地面,先向北再向西走了约一英里半的路程,我遇到了一个用小块砖砌成的遗址,与之相连的木制结构跟前面见到的很相似。这里受风蚀作用破坏得厉害,也没留下什么东西让我们来挖。在回营地的路上,约向南]英里,我穿过了一条古河道。河道的大致走向是从西向东,弯弯曲曲地延伸,看上去与我们12月17日到旧址途中穿过的那条河道相连,宽度从50~65码不等。河岸原来的标志物胡杨木与红柳丛都已经死去,河岸已经被风吹得下降到地面以下15~20英尺。

河床底部相当平整,有一层薄沙,与雅丹极不相同。河道的走向与本地盛行的东北风不同,加上河床较低(好像原来就是这样低),这些都有利于防止风蚀和流沙的破坏。在河水干涸的过程中,河床上积累了大量的流沙,这也可能延缓了风蚀作用。总之,由于没有直接的考古证据,我们无法弄清最后一批人居住在这里的时候,这条河就存在,还是最后一批人离开之后,河水回流的结果。


第三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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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古代垃圾堆的记录


在这里详细叙述12月19日以及以后3天我们是如何在那个“城堡“中进行艰辛的发掘工作的。由于受到保护未遭风蚀,那6个民居遗址在发掘过程中变化很大,几乎所有的屋子中都有很多流沙或板结得结结实实的垃圾,其中保存了大量中文或住卢文木简以及其他有趣的古代文物残片。与“衙门”北墙相连有用树干和树枝(木骨泥墙)建成的小建筑,两个房间之间的连接方式很是奇怪。西屋东墙的墙角里有一个3英尺高、约3步长的大土炕,在那堵墙的中心位置有个格子状的空洞,约7英尺宽,可以通过空洞看到东边的那个较大的房间。这个土炕是给这里的头领坐的,而与之相连的大厅是给仆人和来这里的人住的吗?在大厅里,还发现了墙壁中木头和树枝被烧焦的迹象。

在另一个屋中离土炕很近的地方,发现了一把木尺,11.5英寸长,保存完好,一尺分成10寸,这是根据中国10进位制制作的。关于它的历史年代,这把尺子应该是公元3世纪即西晋时期(WesternTsin)流行的度量衡。由于古代中国的计量方法在不同朝代变化很大,仅仅根据文献的记载来确定其年代是不准确的,但这把尺子的发现无疑具有重大的考古价值。

 

这么多的遗物说明这里的人类文明高度发达,可就在旁边竟然发现了一块只有在原始人类时期才用来钻木取火的木块,这真令人奇怪,其中一端有四个烧过的孔,孔部分陷入木头中,边缘有个槽好像是用来将火星传到火棉上用的,一长条白色皮毛穿过孔与小木棍连在一起,木棍有个钝尖刚好适合这个孔,很明显这根小木棍是在孔中旋转用的,但要让它转得足够快还是需要有个转轮,很遗憾我却没发现它的遗迹。然而,在这个废址、尼雅、安迪尔以及敦煌西部古代防线上都发现了这种“钻木取火器”,说明在公元早期、在中国向西扩张的地区,这种取火方式还很

没有一个毁坏的定居点能像一个大垃圾堆那样蕴藏着这么多的宝物,这个大垃圾堆从城墙内部的中央地区延伸到“衙门”的西边,大约100英尺长、50英尺宽,南面墙高4~5英尺,向北逐渐缩小,中间有很多坚实的垃圾堆,其中包含有大量或散或聚的废物和稻草。刚开始清理这堆臭烘烘的东西,就挖岀了大量的中国纸质、木质文书,尤其是距地面2~3英尺高的垃圾层的内涵更为丰富。我们花了将近一天的时间,才仔细地把这些垃圾筛选完。

刺骨的冷风带着细小的沙粒与古代垃圾的气味一同吹进了鼻孔和喉咙,气味煞是难闻。我许诺有谁发掘出具有特别意义的东西,他将在最后得到丰厚的回报,这激励了民工的干劲,发掘工作获得大丰收。我们共发现中文文书120份,还不用算上小碎片,大部分是木简,与以往的很多木简一样,大都约为10英寸长、半英寸宽,而且很多木简都很完整。然而,那些纸质文书却几乎都破碎了,但仍有一些纸


顾罗布泊遗址古哨所中心的大垃圾堆(发掘中)


碎片较大,共计40片。住卢文文书比较少,但与中文纸文书相比较而言,它们大都比较大且保存完整,其中一张纸质文书的书写方式与1901年在尼雅一个垃圾堆中发现的毛皮文书完全一致。

还发现了新东西,那是一个写有伝卢文的长条丝绢。这是我们发现的第一个丝绢文书,丝绢在纸发明以前曾被中国人当作文书的书写材料。有两个古代长方形木盖,以及图章和线槽,十分像官方隹卢文文书的外套。它的发现满足了我的考古热忱,那上面的中文很明显地说明了几年前我关于用木简作为书写用具的技术源于中国的猜想是正确的,当初在尼雅发现的古老木简也证明了这一点。

然而,更令人高兴的是下面这个新鲜事物,它带来新问题。有一小张纸上有两行不知是何种字体的文字,我过去从未见过。显而易见,它从右往左写,有一些文字和阿拉伯语汇很相似。仅凭借这样一小块碎片无法解开其中谜底,但那些明显带有西方文字特征形象的字让我想起粟特,甚至是古伊朗人,他们也许沿这条大路,或旅行或经商,来到这个能织丝绸的赛里丝(Seres)——丝绸之国。我把这个珍贵残片放到了一边,在这条古沙漠之路的东端有一座废弃的烽火台,我不知道在那里能否发现完整的丝绢文书。

从周围办公和居住用的房屋遗址中,又发掘出了各种各样的古代历史记录,比如大量的服装碎片,打碎的工具。衣服由各种各样的面料制成,从上好的丝绸到锦缎,再到粗糙的手织布,还发现了做鞋子用的皮革,以及毛线等碎片,让我尤其感到一许比其他任何东西都强烈 种恍如隔世但又真真切切的生活细节。

古代垃圾堆中的发现给我的中国记录又添上了一笔,让我一开始就觉得十分鼓舞,希望从它们中间发现有趣的历史资料,现在一点一滴地开始收集。卓越的汉学家沙瞬先生帮我实现了这个愿望,他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对这些文书进行了透彻的分析。这些文书的字体是古老体字,有时候字迹非常潦草,内容断断续续,又涉及很多模糊的行政事务,这给我这位合作者、博学的中国古代考古知识专家造成不少困难。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他都能克服重重困难,更难能可贵的是他愿意与我交流他的释文与笔记,甚至在他出版相关著作之前,便已经让木简对于我而言变得不再难以接受,让我知道了这些记录所揭示遗址的当时情况。

首先说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文书说明这个遗址是个小哨所,由一股中国军队驻扎,保护这条重要的古道,即从甘肃最西部的敦煌一直到塔里木河沿岸及其以北的绿洲。从早期中国史书中,我们大致了解到公元前110年开辟了一条由敦煌以西的沙漠到罗布泊地区的路线,那象征着中国第一次向西扩张的政治影响,并在整个汉朝时期都在使用。但从那些文书中得到的信息还不足以确定它的确切位置。对于地质学或者考古学的考察方面,我在冬天与春天那段时间里收集了一些关于这条沙漠古道东西起点的材料,但这些需要文献资料加以证实。所以,本地出土文书中任何有关沙漠古道的信息对我餾艮重要。

中国史书中,有充裕的证据可以证明在中国控制塔里木盆地时期,这条路一直是官兵把守最紧的一条,它沿天山南山脚下,穿越一系列的绿洲,从库尔勒(Korla)到喀什喝尔。当时大部分丝绸是通过此路运到费尔干纳(Farghana)与撒玛尔罕(SamarKand,即古代粟特)。由于匈奴和其他天山北部游牧民族的进攻,中国统治了塔里木盆地,并派兵驻扎,以保护“丝绸之路”。看一眼地图,就会知道到达那一系列绿洲,最近的路线是从甘肃(Kun-su)最西部开始,经罗布荒漠(lop-desert)北部库鲁克塔格山脚下,恰好通过我正在发掘的遗址群,这就是中国史籍中所谓的“北路”。然而,现在这条古道上找不到饮用水,从塔里木到位于敦煌——若羌路线上的水井最近直线距离也有240多英里的路程,走完这么长的距离怎么可能呢?

除了中亚,世界上没有其他任何地方能让我们体会到人的身体健康状况在短时间内下降得如此之大,所以我们必须现在确定究竟要在这里停留多长时间。沙腕先生处理的文书中,有15件都是追溯到公元263—270年,当时正好是西晋的建立者武帝在三国(公元221—265年)鼎立后统一了全国,因此根据许多记录和沿线的岗哨来看,可以说在那时,这条古道上车水马龙,过往行人不断。但是,在第一个遗址里,我发掘出的一张纸片上面记载着公元330年,对某个胡人的惩罚,这就把中国守军在这里驻扎的时间往后推延了60多年。

很奇怪的是,在公元330年以后不久,有迹象明确显示这个哨所也就废弃了。那一年的年号(Nien-hao)是建兴(Chien-hsing)16年或是元年(公元313年是建兴元年)。西晋灭亡于公元316年,可以确定那时哨所已完全与中央中断了联系。否则,年号不可能沿用了14年之久。

另外一次考察提出这样一种可能,这种与中央中断联系的现象不只仅仅局限于这T地方,它影响到了其他许多塔里木盆地的中国守卫部队。遗址不仅为一个边防要塞,它还是一种中转的“驿站”,以传达中国王权在塔里木的代表——西域长史(Conunander-in-ChiefofWesternRegions)发布的命令,或者王室对西域长史的指示,或下级对上级的清求,我们从垃圾堆里发掘岀土的6件文书说明了这~点。

其中一个是张氏(Chang-shih)给甘肃(Kan-su)某地的一位军官。另外一份文书内容是任命一位官员为西域长史文书侍郎中。还有一个有封泥槽的矩形简牍,内里的内容原来应该是官方报告或诉状,采用的是正规的官方文书格式:“因王督致西域长史,张(Chang)君坐前,元(Yuan)言疏。”这份文书本身很可能依照官方的传统写于木片上,后来被西域长史的下属带到别处去了。但是文书的封面仍然留在了垃圾堆里,向我们这些后人展示那位大人物所写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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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的木简并不少,只是大多已成了碎片。我们由此对当时的军事活动有了一点了解。很明显,当时的军事活动并没有在此地展开,而很可能是在遥远的北部或是西部。文献的大部分内容主要记录士兵的日常责任和义务等活动。正是他们的上司将“废文书”(弃置的木简)扔到了垃圾堆里。士兵们的职责是,照看食物补给,军事器械及一小队中国驻军的耕地。当时中国皇帝的政策是,在中亚设置前哨,此地的驻军即是用来保卫中国内地与前哨之间主要道路通畅的。

然而,即使是这样一些记录日常行政工作的细微资料也能引起历史学者的极大兴趣,因为他们能从中找到组织方面的切实细节,这些细节虽然在中国政治扩张的史实中具有极大的重要性,但却从未被官方的记录所注意到。纪录中最大量的是负责当地军事文献的官员对谷物收成及储藏所作的陈述及命令。从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系列工作人员的名单,他们要检查目录存货及口令。由此可见,当时流行的管理体制是很复杂的。针对个人或是小批特遣部队的细节化记录,使我们了解到当时每天给每人的粮食份额,我们还知道了他们每天是如何安排和使用骆驼、毛驴。由于不仅要保证来往人员,还要保证当地卫戍部队的食物供给,所以困难很大,这些困难可以通过一些不断重复的命令看岀来。这些命令很有意思,它们不断催促将好几个等级的军官及士兵的粮食份额降低。

收支平衡的必要性被反复强调,我们意识到当时要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自中国在塔里木盆地的军事活动开始之时,人们便建立了一整套体系,将士兵用来垦荒,以便保证当地卫戍部队能自给自足,写在木简上的大量文字不可争辩地证明了这一点。这些证据特别指岀,土地被分给一小队一小队士兵用以耕作。这些土地有的已被灌溉,有的正要被灌溉,有的还有待清理。文字记录的有些地方,关于在哪些土地上种植哪种谷物或是草料都有详细的说明。

出土文书中提到了一位管理当地农业的主管,他很可能负责管理农业工具,比如说铁锹、锯子和绳子。文书中有大量关于这些农业用具的申请使用及签收记录。文书中还提到一位专门负责灌溉的官员。在另一处,我们还读到了关于洪水冲毁了好几处堤坝的记录。在新疆低洼的三角洲地区,洪水一直威胁着农业耕作,这一记录便是"非常切题的说明。除此之外,此地还有另一延续至今的危险,即是干旱。我们粗略地读了一封信,其中的内容向人们保证,赶着羊群的牧人往南走了一段路之后便看见了水。这样的事例说明,由于河道干涸或是改道,当时有些地区的丛林地带已不适宜于放牧。

从一位军械库的保管员自己写的或是收到的报告中,我们了解到关于军事设备丢失的情况,还有为制作皮质盔甲、面具、弩弓而申请使用材料的报告。由此可见,虽然当时负责这一小片地区屯田的官兵,和平是其心中所想,但是军事战争的气氛仍未完全消除。不过总的来说,除了官员的活动之外,记录的大部分便是关于士兵的了。我们发现,这些士兵们被称为“胡人”(Hu),即是野蛮人。有意思的是,到处都有比较明确的暗示,他们的国籍总是:大月氏(TaYudi-chih),即印度斯基泰人。很明显,中国官员管辖下的这个驻地,或是其他位于西域的更重要卫戍部队中,外国雇佣兵主要来自于这个国家。在中国人的眼中,他们有匈奴(Hsiung-nu或Huns)这个传统敌人的遗传。

我们从汉代的官方文献中的得知,大月氏(GreatYueh-chih)人,即后期的印度斯基泰人,在公元前2世纪时被匈奴人从天山北部的平原地区驱逐了出去。他们先是到了粟特,后来又来到了阿姆河流域。以后的好几个世纪,即使是在他们攻克北印度之后,其主要势力仍活动于阿姆河流域地区。与此同时,匈奴人在天山北部地区发展壮大,经常袭击塔里木盆地的绿洲及穿越于其中的重要路线,给当地造成了很大的威胁。由于当地居民同现在一样厌恶战争,又因为匈奴被内部纷争搞得四分五裂,中国聪明的政治家们便转而从它西边的邻居,即印度斯基泰人处招募士兵。因为两国有着共同的敌人——匈奴人,所以他们是值得信赖的。如果把罗马帝国在同一时期北部边界地区的情况与此地的情况相比较,将会得到很有意思的结果。

然而,从这个遗址出土的文书中我们所能找到的,并不是像上文中所述的那种中国中亚政策的大政方针。文献中所提及的军事行动主要是关于个别士兵的事件。例如,我们从文书得知,因为上司的粗心大意,有一人被水淹死了,这位上司继而被严惩。这件事被描述得很仔细。在另一件文书上,我们看到了一张有关衣物的清单,这是发给一位新到的“胡人”士兵的。

岀土文书中也有关于纪律问题的简略记载,其中有这样一条很有意思:去楼兰的人如果返回的早,其安全便能得到保证。这件文书清楚的陈述表明,当时遗址所在地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楼兰。在前文中我曾暗示过,从中国的文献记录中找到的考古学证据表明,楼兰王国的首领们最可能将位于若羌或米兰的绿洲作为其国家都城所在地。所以,如果根据东方人地方称谓的一般方式,此文书的作者将楼兰指称为整个罗布泊北部地区的首府,我们便能很容易解释上述这条记载了。

在我做出上述分析以后,沙瞬又对中文纸质文书进行了分析研究。所研究文书的大部分都是私人信件,其中有一些内容很全,有时能给我们一些关于中国卫戍部队生活的提示。但此处由于篇幅有限,不再详细叙述了。

幸运的是,我的中文训练很不足,这样一来,当理解这些记录时,我便不会将时间花在一些让人棘手的细节上了。要知道在那些极度寒冷的日子里,有多少工作需要我的体力和脑力付出。晚上刺骨的东北风永不停息,我虽然能躲在小帐篷里,但是在墨水被冻成冰之前的几个小时里,我很难有足够的时间做记录、清理、打点、储存发掘出的“结果”。

我竭尽所能,尽快在所有能找到的遗址上进行发掘工作,因为冰的储量在急速地减少。测量员刚从西部的遗址处返回,他说那边也有好几天的工作等着我去做。

托合提阿匐带着骆驼去了阿勒特米什布拉克南边的泉水处,他于12月22日返回。据他的消息,南部的水非常咸,无法形成冰。可怜的骆驼尽管已忍受了10天的饥渴,也不愿去碰那咸水。我本想留出足够的时间给西部遗址的发掘工作,听到这个消息,我更是焦急万分。托合提阿匐从西部遗址岀发又搜寻了两天,但未能找到新的遗址点。既然从泉水处带来冰的希望已落空,对此我也就不那么遗憾了。当天傍晚,东部遗址的建筑遗迹及垃圾堆的发掘工作已经完成。终于,我总算能松一口气了。



第三十五章


艺术品之发现


我曾把骆驼送回中途的贮藏所,为的是储存补给及冰块。现在,它们及时返回,我便能着手安步鹏营帐移到西部遗迹了,这项工作直到12月23日傍晚才结束。因为距离只有8公里,我能够利用一上午的时间让大家将已清理出的遗迹重新掩埋,以起到保护作用。我自己则忙着对佛塔做一个详尽的计划及绘制其正面图。佛塔高足足有30多英尺,看起来就好像在守卫我们曾经发掘过的地方。我的这项任务可不容易,因为佛塔的外部特征已因风化及赫定的工作人员的发掘而遭到破坏。但最后,我终于成功地绘制出了3处佛塔的方形基址及其八角形塔身、圆形塔刹的立体形状。这座正统的佛教建筑完全是由土坯建成的。

就在考察的过程中,我在第二座最低端基址里发现了一个金属卷尺,这正是赫定1901年遗留在这里的。当然,这卷尺原封不动地留在此地一点也不令人惊奇,因为在这几年内,不大可能有人来此;同时,这里也没有流沙和风的侵蚀。两年后,在伦敦皇家地理协会举办的一次非正式晚宴上,我把这个小工具交给了它尊贵的主人。此事对我而言本是W淳一桩,但却被报纸广泛报道,想起来真是有趣。

将营帐移到西部遗迹的路上得不断穿越雅丹和起伏的沙丘,这一行程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很困难的。骆驼本来就不多,它们无法承载的行李及补给只能由民工们背着。我曾患有痢疾,这些天来因为总是在户外辛苦工作,痢疾又发作了。但12月24日一大早,我还是能够坚持从一小处遗迹干起。此处遗址包括了1900年赫定的一位工作人员偶然发现的一处佛寺。在接下来的几年当中,他陆续从这处佛寺发掘出了许多非常好的木制雕刻品。由于他总是从东部的营地出发,所以他的发掘工作不得不受到来回往返的时间限制。因此,我觉得应该还有东西有待发掘。此处遗址包括上文中已提到的被严重风蚀的佛寺,以及在其东北及西南侧两处更大一些的建筑,很明显那是用来居住的。整个遗址占据了一座像小岛一样的高台的顶部,这高台长约200英尺,高约28英尺,高台北边是一片被风蚀的土地。

我最先开始清理的两处定居点很有意思,几个大房间里至今还保存着用树干和篱笆建成的墙壁,我很熟练地考察遗址建筑上的细节特点。墙壁最初有10英尺高,但在很早以前便向内全部倒塌了,堆在地面上,这样反倒躲过了风蚀。两壁是篱笆,篱笆中间是8英寸厚的灰泥,篱笆下部是一束束茅草,呈横向排列;上部是一种红柳枝,织成斜纹。很明显,这些建筑物荒废不久,里面的物品就肯定被人彻底清理过,因为尽管倒塌墙壁的表层保存得十分完好,但是我所能找到的东西,除了一些汉代铜钱及烂掉了的普通丝织品、羊毛及毛毡制品外,只剩下一个大食橱上的几块木头而已。这种类型的食橱至今仍在新疆绿洲广泛使用。食橱前腿有17英寸高,其上布满精美的木雕;另外,食橱上还有几片镶板,雕刻风格毫无疑问地说明它是希腊风格佛教艺术。这具有一定的意义。

下午,我们的工作转向清理成堆的木头碎片。这些木头覆盖着那座已经被风蚀的小高台的中部,并标志着佛寺的位置。我希望能发掘出其他同样类型有艺术价值的东西,这个愿望很快就得以实现。即使是在位于顶部、没有任何沙层保护(正如赫定的工作人员离开时一样)的木制品上,我也发现了雕饰过的嵌板及柱子,其上仍部分保留有美丽花纹的浮雕。其他的木制品由于完全暴露于阳光和风中,表面已严重褪色和干裂。但是,即使是这样一些已破裂的碎片,我也能发现一些熟悉的花纹雕饰的模糊曲线。我是从远离这里的犍陀罗雕塑了解和熟悉这些花纹雕饰的。

在高台东南斜坡处,流沙的堆积至今已有3~4英尺高。当我发现了有无数雕刻精美的木制品被掩埋在这里,并由此得到了一处安全的避难所时,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在这里,我发掘岀了很多粗梁柱,超过7英尺长、8英寸厚,绘有大量的八瓣莲花图案。我记得很清楚,1901年发掘尼雅遗址的一处居室建筑时,我曾在一幅壁画上看到过这一图案。其余的梁柱长达12英尺,可能也是用来做柱子的,上面的浮雕图案非常精美:大菱形中有盛开的四瓣花。这种图案在犍陀罗艺术中很普遍。有一长5英尺的木刻雕饰,可能是用来做门楣顶部的,系苣若叶形及铁线莲的交织华饰。

所有这些部件可能都属于同一处建筑的装饰部分。这一建筑大致是方形,主要以木材建成。建筑物的外层基柱位于东南及东北面,长度分别为19.5英尺及18.5英尺。基柱在高台的顶部,仍然保持着其基本的形状。在东南梁柱的前方已被侵蚀的斜坡上,罗列着墙壁木制基架的遗迹。经过好几个世纪的风吹日晒,它已被刮到了斜坡上。房屋顶部的梁柱保存完整,我们能看到为搭起梁柱及楣石而制作的樨制。在东端角落里,两个柱子仍立于原位,二者由一横梁连接。

小佛寺墙面相当一部分可能因为釆光缘故而被掏空,其他发现最终也证明了这一点。那些嵌板上的图案不仅有格子状的,还有其他各种形状及大小的花饰,以及各种怪兽的头及身体,其中有一头怪兽,嘴巴像鳄鱼,脖子很长,角被扭曲。尽管这些嵌板保存不够完好,但图案造型灵巧,有丰富的想象力。显而易见,这些镂空的嵌板曾是屏风或隔板的一部分,目的是阻挡夏天的暑热及强光。

佛寺内部也有许多装饰华丽的木器构件,1.5米高,顶部的栏杆4个一组,其目的是作为一系列小双托架。室内其他装饰物包括:小佛塔模型;木制雕饰大约3英尺高,有基座和屋顶;一排蘑菇状的伞;大块木制圆花雕,可能是用于拱与楣之间部分的装饰,以及其他装饰品。然而,与佛寺内原来可能拥有的物件相比,现在能最终得以保存下来的只是其中很少一部分,比如,木制人像雕饰的手及前臂,质地优良的灰泥小块,这些小块灰泥上有浮雕的痕迹,好像源于一真人大小浮雕戴着珠宝饰物的手臂。这些灰泥碎块均岀现在东北部的斜坡上,那儿沙层非常薄,无法提供有效的保护。对于这个建筑物另两边来说,保护条件也不好。但令人感兴趣的是,沿着西南斜坡往下几英尺处,有一小堆垃圾得以保存下来。其中除了常见的各种各样已烂掉的丝绸和帆布外,还有一些中国物品的残块。

建筑木刻雕饰相继出土,地面清理工作仍在进行当中,这时夜幕已降临。我完全被发掘工作所吸引,不像那些疲惫的民工那样注意力被来自营帐方向的人所分散。

突然间,我注意到正在发掘的人中间起了一阵骚动,大声叫喊“达克其开勒地”(Dakchikeldi,意即邮差来了)。我无法相信他们,但当我抬起头,我真是大吃一惊。我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忠厚老实的吐尔地步履蹒跚地向我走来,背上背着一个袋子。与他同来的有穆罕默德·朱、贾斯旺·辛格,还有一位罗布猎人。看得岀来他很髙兴。

起初,我觉得忠诚的邮差从和田到此地的突然岀现不可思议。在H月15日,我亲眼目睹他带着我的邮件袋从安迪尔河出发。我有严格的要求,命令他将邮件袋交到和田的巴德鲁丁汗(BrudruddinKhan)手上。12天后,他完成了任务。自从与他分离后,我朝相反方向行进了500英里,其间几乎没有停歇过,但现在他正处在这严酷的罗布沙漠中心地带,转交给我巴德鲁丁汗的问候,以及原本是3个但却硬塞成了一个的喀什囑尔邮件大袋子。队员们像能早下课的孩子一样充满了感激,将令人尊敬的邮差围在中间,问他各种各样的问题。是的,他千辛万苦,做事尽职尽责,到了和田,到了汗萨合普(KhanSahib),在家休息了一晚,第二天早上便带着新邮件断然离开家。这次他骑了一头雇来的马,并穿着一件上好的毛皮大衣。从和田到阿不旦一般需要30天,但他只用了21天。在阿不旦,他发现我已离开,没有人知道如何能赶得上我。吐尔地忠诚无比,非常质朴,他义无反顾,前来找我,并最终找到了。

阿不旦的伯克看到他决心如此之大,便找来那位年轻的猎人给他做伴。正是这位猎人一直保持着阿不旦和柴鲁特库勒两地间的联络(我在柴鲁特库勒留有仆人)。伯克觉得这样对吐尔地最安全。他们骑着毛驴用了一天时间来到柴鲁特库勒。以后的5天,他们沿着我们留下的足迹以最快的速度步行。出发时,他们对我会走多远去寻找遗址毫无概念,到离开阿不旦的第五天傍晚,他们从我半路上的贮藏所带出的一点冰也用尽了。第六天中午,他们到达了我们位于东部遗址的营帐,但发现是空的。因为那天早上测量员新带着一批骆驼从盐泉归来,将营帐中的冰袋和补给都清理干净了。他们非常焦急,不知道我们到底走了多远,也不知道何时才有希望赶上我们。但是,他们忍住口渴,仍然继续往前走,并决定不再回到储藏所取冰,而是继续再走3天。安拉保佑!他们终于找到了我,逃脱了渴死在这片陌生沙漠中的危险。吐尔地问我,要不要看看来自喀什囑尔的邮袋。他说马继业的火漆仍完好无损地待在小火漆盒里,火漆盒则被缚在绳子的终端。把东西亲自交到我手上之后,财在营火旁睡了个好觉。

对于我在沙漠中孤独的圣诞夜来说,这一大袋子邮件的降临是一个意外惊奇,真是喜从天降。回到营帐后,我要下属招待吐尔地喝茶,并拿出我食品储备中所有好东西给他吃。但当我又想起,他差点和同伴葬身沙漠,我觉得我非得为他的鲁莽好好地教训他一顿。但那天傍晚,我只顾高兴地拆信看信了,把这事给忘了。虽然这些信都是4个月之前的,但在当时却抹去了我在异乡孤独寂寞的感觉。我借着微弱闪动的烛光拆开了最后一封信,至此我读到的全都是好消息!我真感激吐尔地,他带给我这样一个快乐的圣诞节。同往常一样,一旦我突然与远方的世界有了联系,我便很难人睡。我醒着躺了很长一段时间,裹在毯子和毛皮大衣中,想忘掉寒冷,忘掉受伤疼痛的手指,但却没有用。周围的宁静是一种享受。我的思绪在我所有亲爱的朋友们圣诞聚会的各个地方,自由地飞来飞去,从喀什喝尔到遥远的牛津。

第二天早上,吐尔地不再有昨日英雄般的魄力,他看上去正如以前一样——一个诚实却相当愚蠢的家伙,除了尽职完成递送邮件任务之外,懒得无可救药。对我来说,尽管有大量工作要做,但仍沉畏在节日的快乐之中。而且,当想起工作将会带来大有前途的成果,这种欢乐就更强了。在我们最终将上文中提到过的佛寺中的建筑木雕清理完毕后,中午,我带着人手来到东南约1英里的地方,这里有两座连在一起的建筑遗址。其中的一座由于地面已被彻底风化,变成一堆零碎的木块。


||@罗布泊遗址部分废墟(发掘刖)1

 

但这些遗迹中有装饰用的木雕,包括有华美雕饰的柱子,双托架,及镂空的嵌板。这些都是我们从没有被沙堆掩埋的斜坡上捡到的。上述遗迹说明,此处很可能曾有一座佛教寺院,它同我们以前考察过的那座佛寺在建筑形式和建设时期上有着密切的联系。

距此地向西30码处有一更大建筑物,占据了一个大平台的顶部。幸运的是,这一建筑遗迹未受风沙侵蚀。我们接下来的发掘证明,此地之所以保护得如此之好,得益于一层厚而坚实的羊粪。这些羊粪在这个古代房屋居址的内部及四周均厚厚地堆积了一层,很明显当这座房屋荒废后,曾在很长时间内被牧羊人当作休息场所。

随着那保护层下有趣古物的重见天日,我愈加肯定这所房子原来曾经住过有一

定社会地位的人。这其中有住卢文官方所用形状的文书,保存得相当完好,有毛毯的片状残迹,织得非常细密华丽,用色考究,还有木制嵌板,很明显是属于食橱或类似家具的一部分。嵌板上雕有花饰浮雕,形式源自希腊古典样式。有些物件看起来是用来书写的,木头上有书写痕迹;好几个独立的带封泥的木牍,封泥使用方式正如同马继业先生寄给我的邮件所采取的方式一样;一个令人好奇的,差不多呈方形的木牍,其表层除狭窄的四边外微微下陷,就好像等着用蜡或是其他类似覆盖物的涂刷,这种方式就是古典记事书板所釆取的方式;一块平整的石头,是用来磨墨的。

建筑物内部有一大厅,长28英尺,宽25英尺。大厅顶部曾由4根装饰华丽的柱子支撑,这4根柱子至今仍立在原位上。柱子上部残破及裂开的程度非常严重,柱子下部因被埋在厚至2英尺的羊粪中而保存完好。在此处羊粪层下发掘出来一个木盒,是由树干粗略刨制而成,可能是用来喂牛的。这些发现非常明显地表现岀一种差别,即该建筑最初的作用与当地古代居民重新进入原始畜牧业阶段后的作用之

就精力和时间而言,清理这些坚固的垃圾堆比简单地挖沙堆要费时费力得多。因此,直到12月27日,我们才得以看到这一片遗址中最好的遗迹。这其中有两件有着奇特造型,并已着色的木制家具,可能是椅子的扶手。这两件家具十分形象地展示岀了所有当地艺术与遥远的西方艺术间密切而又多样的联系。一件家具饰有浮雕,漆上得非常精巧复杂,是一头怪兽,可能是狮子,代表狮爪四周卷毛的线条亦上了多种颜色。很明显,这种设计属于波斯(Pe於epolitan)风格,来源于亚述(Assyrian)。另一件家具更大一些,呈圆形,系复合型图案,下部是马腿和铁环,上部则是人的胸部及脑袋,它的脸让人想起希腊的斯芬克司。上下部分通过一朵含苞欲放的莲花来过渡,胸后两侧似有小翅膀,这更进一步说明,它来源于希腊古典的怪兽形象。

同样具有西方色彩的是一双装饰华丽的小拖鞋。这双拖鞋曾被穿在一位女士的脚上,质地相当不错。鞋底是皮质的,较薄,鞋上部由奶色羊毛织物,是一种相当考究的织锦法。鞋的前端条纹是十分精细的几何图案,上色巧妙,让人想起科普特人(Coptic)或拜占庭式(Byzantine)早期的造型。鞋头一侧因长期磨损而被补上了一块难看的皮革,同优雅的鞋子整体形成强烈的反差。

建筑遗址中有大量的柱子及镂空嵌板的碎片,其上有苣着叶形、月桂叶形或其他古希腊经典叶形的花饰雕刻。柱脚部分较大,为长方形,用象牙制作,很明显其造型源于印度。室内还有汉文木简、丝绸碎片及竹制漆器,这些很可能源于远东。这间屋子内的遗迹好像是塔克拉玛干沙漠专门为我准备带回家的圣诞礼物。由此可知,这片中亚已被人遗忘的角落是如何通过艺术、贸易及文化的交流与所有古代的文明世界发生联系的。

几天来,天空一直都灰蒙蒙的,看不见太阳。我们在刺骨的寒风中不断地进行着发掘。与此同时,我有机会对邻近地区做了大量考察。至于考察的结果,在这里只能提及位于遗址北部及西北部的大片芦草栅栏的发现。据我推测,栅栏一定是用来围起一个大果园或花园。芦草自身虽弱,但围成一圈后却成功地扎根于流沙当中,并形成一道清晰的防线,有效地阻止了风沙的侵蚀。因此,在有芦草庇护的一边,我们还发现死桑树及沙枣树的遗迹。距离此地西边约100码处,我发现有8株人工栽培排成一行的白杨树大树干,这是我在此地发现的唯一标本。其中一株长约47英尺,圆周6英尺。由此可见,在此处荒废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内这里都有农业耕作。

在拉依·拉姆.辛格及罗布里克猎人的帮助下,我对这一地区进行了反复的搜寻,但除了赫定已经发现了的东西以外,我未能找到其他建筑物遗迹。原有的遗迹风蚀严重,在整个发掘工作中虽然岀现了一些有意思的物件,如烧过的土坯,但我在那里逗留的时间不超过1天。因此,我将日程重新作了安排。12月28日傍晚,所有去北部盐泉的骆驼都得以返回,我真是感到由衷的高兴。这里的环境非常恶劣,到现在我们已辛苦工作了11天,任务算是完成了。我们本希望骆驼能从盐泉那里带来些补给,现在既然没有,我们冰的储藏量已经非常少了。本来冰可能会变得更少,但在我们到达的那天下了一场暴风雪,落下的大雪一直覆盖到盐泉边的山脚下。一小部分雪水融化,牲畜得以饮用。大家长期处在大风不断的恶劣环境下,白天辛苦工作,晚上还得忍受刺骨的寒冷。这样一来,患病的人不断增加。测量员患有风湿病,大多数时候不能参加我们的工作。我自己则因为辛苦工作,痢疾复发,吃尽了苦头。

现在,我们该重新回到有水、有生命的地方去了。为使行动更有效,我决定将整个队伍分成两组。大队人马将带着考古收获返回阿不旦,约有4头骆驼行李,他们将按原路返回。原本希望测量员能在沙漠中对可能出现的新路线进行地形考察,但他的病情严重,只好负责返回的分队。我重新挑选了6个人,如有需要,他们仍能进行发掘工作。我将带上他们向西南部尚未探索过的沙漠地区前进,继而到达塔里木。我从最早开始便非常想沿着一条新路横穿罗布沙漠,而且我非常想利用这次机会,不再有大队人马及特定考古任务的拖累,自由前进。

至于选取哪个方向,我则考虑了好几个方案。最诱人的是沿着库鲁克塔格山(Kuruk-tagh)东进,如有可能,则去寻找一条古时的贸易路线(过去中国曾派兵驻扎此地,保护来往客商)并沿着它行进。沙漠中有一条路线至今还联系着若羌和敦煌,古时的那条商贸路线正是从这条路上分途而去。但是我非常清楚,至少在120英里长的路线范围内找不到可以饮用的水。由于有盐沼泽及其他一些逾越起来非常困难的地面障碍,到最近的淡水井的距离也相应拉长了好些。再加上没有冰,以及牲畜提供新的补给,想要穿越罗布沙漠是要冒很大风险的。

我们还可以沿着库鲁克塔格山脚至塔里木一路追寻旧日的商贸路线,但在这条西部交通线上不大可能有任何新的发现,因为赫定在第一次前往楼兰遗址时便已走过这条路线了。而且在那之后,亨廷顿先生马上从相反的方向穿过了库鲁克塔格山脉南部的狭长沙漠地带。他确实发现了古河床,那便是现如今孔雀河(KoncheDarya)的旧日延续到楼兰遗址那里的痕迹。但他并未发现任何建筑遗迹,所以我也不会选择这个方向。如果能深入到沙漠西南方,我便能考察整个尚未被开发过的地区。这条路线另T吸引我的地方便是麦尔得克协亥尔(Merdek-shahr)的炮台遗址。它离塔里木东部咸水湖并不远,赫定1896年曾看到过。我也想在开始米兰的发掘工作之前去考察一下。

方案既以敲定,为两队人马出发作安排就容易了。我用当时所能利用的所有材料将古代木雕打包,这费时又费力。但我所有的工作人员,包括印度人在内,都因马上便能离开这荒芜的工作地而异常兴奋。他们趁着营火,兴高采烈地做着这项工作,直到深夜。


 

第三十六章

'A 横穿沙漠,到达塔里木

12月29日清晨,阳光明媚,风和日丽。这是这么多天来第一次没有刮风的日子。我们离开了古代遗址。所有经由阿不旦回家的民工都已领到了薪水,我们用银币及俄国金币雇到了毛驴,在一头骆驼的背上为拉依·拉姆·辛格准备了一个舒适的躺椅;我又最后嘱咐了穆拉赫几句,由他照看已解散的民工。上午10点,我目送大部队安全离开,自己则向遗址道别,朝沙漠西南方向深入。同我以前不得不带领的营队比起来,目前我这个团体真是小得可爱,这其中有克什米尔厨师拉姆赞(Lamzan),他老是阴沉着脸,而现在他的脸由于有数星期的污垢和灰尘的积累而变得比以往更黑;有我的贴身仆人,穆罕默德·朱;还有奈克·拉姆·辛格、依布拉音伯克、托合提阿匐,懒惰但好脾气的吐尔地及6位从若羌挑选来的民工,如果需要发掘的话,他们将派上用场。因为我知道,在通过塔里木侧面高大沙丘时,我们得做好翻越沙丘的准备。所以我留下了10头骆驼来驮行李,尽量减轻我们自己的负担。

穿过风蚀的沟渠及巨大高地,这一切对我们来说都已很熟悉。走了4英里后,看见了在到达遗址那天曾遇见过的旧河床。此处河道非常宽阔,从西向东蜿蜒而来。我们一直都走在分布着雅丹的低地上,驼队在这种地域行进得非常轻松。然而,河

床尽头不到2英里,就要走出这片低地时,想到这儿,心里感到异常沮丧。由于东北风^常寒冷,我们本想至少可以把这片低洼地作为新旅程的一部分,这样对我们的行程较有好处,但现在看来是不可能的了,我们也只好作罢。再向前,低矮的沙丘紧密地连接在一起,所以风沙侵蚀的力量并无太大威力。在接下来3英里的路途中,我们经过了许多死树林带,都是小型的胡杨树,它们在很小的时候便死掉了。在很短的时期内,这些树木带标记着河水曾流过的河道,它们似乎同旧河道相平行。接下来,便是光秃秃的地面,风蚀也不严重,上面堆积的沙丘仅高6~7英尺。这时夜幕降临,我们不得不停下来,在一行自西向东排列的死胡杨树林带旁歇息。

毫无疑问,由于洪水泛滥,汉代时此处曾是优良牧场。自从我们离开主河道后,小青铜器的发现就很少了,比如说箭头。在当晚营帐旁捡起的一枚汉代硬币是唯一


. 屉整装待发’准备从罗布泊遗址出发的骆驼|


 

一个能推测年代的东西。当然,在风蚀尚未触及到的地方,仍有一些更早时期的遗迹。因此,在这第一次远足中,我们便遇上了一些很罕见的粗陶器碎片,应属于新石器时代。在营帐附近我还捡起了一块质地良好的石斧或是玉斧。它有4英寸长,毫无疑问属于石器时代后期,它所处的年代究竟和本地区最早历史纪录的时代有多接近?这个问题目前无法回答。

12月30日,多云,风向改变了,风从西边及西北边吹来,但这一天的行程还是较轻松的。一路的重大发现都表明,我们正进入一个与以往不同的地方。典型的从东北方到西南方的风蚀地貌在那些荒凉的河岸及荒原上再也看不到了。开始时沙丘尚低,但后来逐渐高起来,沙丘之间平坦荒凉的地带则越来越窄。走过大约8英里后,不断碰上死去的托格拉克林,树林周围是半月形的沙丘,高达25英尺。由此形成的低地自北向南呈一条轴线分布,但仅有100~200码长。沙丘地带每隔3~4英里便能发现托格拉克林带。由此可以看出古河床源自西北方,显然是曾灌溉过古代定居点的那条河流的支流。

在我们前往遗址的路上,在我们右侧东边更远的地方碰到了已枯死的树林。在平面图上,古河道正与树林相接。令人好奇的是,在第一条托格拉克林带(大约离CXXVI营地4英里),我找到一些落下后埋在沙中的枯叶,好像一小部分树木一直活到最近。在下"林带附近,仍有少量多节的枝干活着,散布在一彻柳包上。

离此地不远,大概距我们最后的营地9英里处,一位民工捡到了一块铜镜碎片。碎片背后有浮雕装饰,同我们在上一处遗址发现的非常相似。这是我在这片土地上所找到的最后一丝能证明历史上曾有人来过此地的痕迹。由于沙丘越来越高,越来越密集,骆驼行进起来非常困难。仅向前走了13英里,天便黑了下来,我们于是停了下来。这里是高大沙丘下一片狭窄的风蚀地带,看起来就像是一个非常古老河床的堤岸一样,只不过这条河流早在几千年前便已干涸了。托格拉克大树干已褪色并干裂,几乎辨认不出原本树种了。它们极易燃烧,就像火绒一样好用。周围的一切是毫无生气,有这样的篝火我们真是感激不尽!

次日清晨,风和日丽,天气比我们预想的要晴朗得多,空气非常清新,向地平线望去时,一切都^常清晰。北边是库鲁克塔格荒芜的沙丘;南边是白雪皑皑的其曼塔格。走在广阔又毫无人烟的低地上,能看到远方的山脉,这对我们真是一种安慰,低地也不再像以前那样看不到边了。走了半英里后,密集的沙丘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风蚀明显的平地。这片平地的表层较软,泥土的连接性似乎不太好,其间大片大片的地方都厚厚地积了一层蜗牛壳。以前在雅丹的斜坡上,我经常能注意到在风蚀过的那层土上会有蜗牛壳的积淀。它能证明,古时此地的灌木丛或河流中有流动的水。但我从前从未见到分布如此广泛,这么均匀,这么丰富的蜗牛壳的积淀。经受了长时间的风蚀作用,此地仅存有少数雅丹沙丘。这些沙丘在低矮的沙丘中显得像岛屿一样。离营帐大约3.5英里处,我们碰见了死去的托格拉克树林,树林的周围是高约30英尺的沙丘。

从此地再往前约3~4英里远的两处地方,有绵延不断的沙丘,就像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沙丘达坂一样,同被风蚀的平地相比大约有50英尺高。除这两处之外,我们所走的都是平地,这要相对容易一些。对此我非常满意。但随后不久,我便发现,除了上文中提到过的那片托格拉克林之外,古树的遗迹完全消失了。一直以来我们都以这些枯木做燃料,这样骆驼便不用背负燃料,可以少驮一些东西。这种做法一直都很M利,我们便忽视了碰到意外情况时应有的准备。我让工作人员在驮袋里仔细搜捡出所有能找到的枯木的碎片,但找到的总共加起来只有几磅重。这时天色黑了下来。

这个晚上是1906年的最后一个夜晚,但看起来不会好过了。虽然我非常乐意在宁静的沙漠中享受独处的快乐,可是一想到无法烧热水,又不能将食物加热,我怎还会高兴得起来。在找到塔里木的林带之前,我们还得继续忍受沙漠中的寒冷。我们如何在这样的环境里欢度新年呢?一整天走了14英里后,骆驼已精疲力竭,我则躲入一顶未生火的帐篷里。这时,在低矮的沙丘中,我发现在一处高达25英尺左右的风化高地上有一个浅黑色的土包。这是一个红柳包,其上有少量早已枯死的红柳根茎。我赶紧让人把它们挖出来,并燃起了营火。我们就围坐成一圈,开始准备晚饭。

这个红柳包旁边的土地摸起来有些潮湿,而且表面还覆盖着一薄层盐,所以其下一定有地下水。但水是从哪里来的呢?有一点可以确定,那就是我们今天所走过的地方在很久以前曾是一个湖或灌木丛。但到底是多久以前呢?就目前而言,没有地理学或考古学上的证据能提供给我们一个准确的答案。在这一天的路程上,时而会有旧石器或新石器时代的器具出现。在此地被水淹没之前,使用这些器具的人们是这里的最后一批居民吗?在这种问题的答案没确定之前,我们必须在整个罗布沙漠地区做非常细致的考察。目前我们似乎还没有用于此的时间。同时,死树林及由此而标志岀的古河床獄地完全消失。这是一个值得特别关注的现象。

夜间的温度最低能降到华氏零下13度,所以当我发现1907年的第一天不仅阳光和煦,而且没有风的时候,我真是感到万分地感激。早间没有火取暖,即使是在太阳下,气温也只有华氏零度以上几度而已。这一天的行进对人和骆驼来说都是很辛苦的,因为每隔2~3英里就得翻越又宽又高的达坂,有些高达60多英尺。即使是达坂之间的低地也大部分都由连续不断的低矮沙丘覆盖着。偶尔在狭窄的槽状山谷中有一片片坚硬平展的土地,这样的路便好走一些。但这些平地的长度极少能超过30~40码的,而且同达坂及一个个的沙丘一样,这些平地是自北向南走向的,对我们的进程阻碍作用不大。

我尽量稳住步伐,向西南方前进。在翻越接下来的达坂时,我能坐在骆驼上,但是即使是这样,骆驼走的路也是高低不平。我们沿着达坂顶部走了大概半英里,又横穿了连接达坂的像山脊一样的地峡。我们不得不经常同这些沙漠上的绝壁打交道,它们或大或小,在我们的行程上呈对角线拉开,非常累人。不过它们的分布很有规律,这看上去似乎是一个好的兆头,因为据我从塔克拉玛干干涸的河流地带所获得的经验,我可以作岀判断我们正走入靠近河边的沙漠地带,这一地带同塔里木是平行的,而塔里木则是从北到南延伸开来。

达坂之间的平地则非常平展,松软,到处可见淡水蜗牛壳。离营帐12英里处,我们发现了一个干河床,看起来以前这里曾是个咸水湖。河床西侧有非常明显的河岸痕迹。在十几处地方,我们都看到了新石器时代的遗迹。但死树到此地还是未出现,我们不禁感到一阵焦虑。从四处找回的枯木碎片已烂的不成形了,我们无法判断它们属于何种树,或是长于何处。走了大半天,非常辛苦,但仍未能


I■罗布泊沙漠中的达坂,高约50英尺|

 

找到可当燃料的枯木。这时在一片硬灰泥上,我们发现了少量枯萎得非常严重的红柳根,只要几个人就能把它给抱完。但我们已可以释然,因为这意味着我们今晚不必忍受没有热水及食物的痛苦了。夜幕降临,我们不得不在一处高大的达坂的脚下扎营。这不是个令人高兴的地方。夜空中繁星闪亮。这个晚上是这年冬天中最冷的一个晚上,最低气温降到了华氏零下48度。然而,当冰被火融化用来煮茶及煮食物后,我们便没有多余的枯木来点营火取暖了。

次日一早,我们从骆驼驮运的行李中卸出一些驮架,用于煮茶和取暖。然后,便开始了一天令人鼓舞的行程。我们有4座达坂需要翻越,但其间相对空旷的荒原(有低矮沙丘及偶尔出现的风蚀台地)看起来越来越宽阔。我们在已被风蚀的坚硬土地上时常能看到两天半前遇见过的死树。它们以小块的形式出现,无法判断岀其生长地点。因此,当走过10英里,我们发现了几个红柳包时,真是非常高兴。这些枯木腐烂得非常厉害,年代久远。走近后,又发现了一些粗陶罐的碎片,可能属于新石器时代,与我们在途中碰见的粗陶罐碎片一样。

我想把大家的情绪调动起来,于是便提岀谁能第一个发现树或动物的踪迹,谁便会得到奖励。不久就有人大叫起来,说发现了死红柳枝。在低矮的沙丘中,仍有一些枯萎的枝干直立着。几乎是在同时,我也注意到了前方有一块“福地”,这令人倍感欣喜。我看到犹如芦苇种子似的毛绒状物体在空气中飘动,这是有水、有植物生长的标记。罗布人管它们叫帕喀瓦希(Pakawash)。在翻越过一座宽阔的达坂后,我们于傍晚在它西侧的脚下扎下了营帐。这是一处长约1英里的低地,有大量死红柳枝,其中许多翻艮大,由北向南排开。很明显,在有历史记载的时期内,塔里木地区曾经灌溉过的咸水湖及河床就在不远处。但死树的枝干看起来又无疑比尼雅遗阿在罗布泊沙漠中穿越达坂的骆驼’时值响年元旦'

址处的还要更古老一些。我们终于能点起篝火了。在闪耀的火光中,大家都^常高兴。我觉得,在经过上个月的劳累及忧虑后,我能稍稍给自己放个假了。但我们的补给即将用尽,想到这一点大家就高兴不起来。同时,一些骆驼也不断显岀精疲力竭的迹象来。塔里木东部的咸水湖何时才能映入我们的眼帘呢?

正如大家所预料的,在1月3日的行程中未能在沙漠中发现任何明显的变化。大家很想看到丛林的迹象,已等得有些不耐烦了。达坂看起来越来越紧密,行程也越来越困难,但仍未有任何鼓舞人心的迹象。营帐外3英里处,少量仍活着的红柳被围于沙丘中。一片片平整的土地上,我们发现了死去的库木什(芦勒茎秆的残株,有8~10英寸高。

我们经常经过沙丘中独立的死红柳包。约12英里后,我在一处高大的沙丘上展开地图,通过望远镜,我找到了位于西部很远一处地方一条自北向南的黑线。它很明显是由红柳包组成,这些红柳包上就应该有活着的灌木丛。我们继续前进,事实上我们很快便碰到了灌木丛,但它并不是以一个群体出现。在我们快走完14英里时,大家看到了一片芦苇,顿时激动起来。这一整天骆驼都十分配合,它们是不是也感觉到离水和牧草很近了呢?在离我们扎营的雅丹很近的地方有两株托格拉克,枝干多节,仍活着。我们切下枝干的顶部,骆驼便很急切地啃嚼起来,以补充元气。一整天到处可以看见蜗牛壳散落于平坦的沙地或荒芜的泥土上。不过陶器碎片却很少能够见到,至于铜器,我们只捡到了一块残片。

第二天早上,尽管天气异常寒冷,大家都特别活跃,很快便一切就绪,一大清早就动身了。起初进展很缓慢,因为我们面前的沙丘非常高,大概有30~40英尺,同时又没有沙丘与低地相继成组出现的迹象。有一座巨大的达坂,可能高达.100多英尺,自北向南伸展开来。我们选了另一条靠南的道路,绕道而行。在前几天的行程中,我们多次采用过这种方法。不久,在我们的左边又岀现了一座几乎同样巨大的沙丘,我们只得沿着它北部边缘地带绕过去。这时,我们越来越多地遇见活红柳包和成组的托格拉克。沙丘终于越来越低,7英里之后,终于岀现了低地。这片低地像一处通道一样,其上覆盖着库木什残株,四周由仍存活着的红柳包围成一圈。在此地我们首次注意到了野兔和鹿的排泄物,我们还发现了它们及更小的丛林动物足迹。我们顺着低地往前走。这片低地是不久前一处咸水湖的河床,很明显有洪水冲入西南方的痕迹。3英里后,一处茂盛的芦苇滩吸引了我们的注意。

骆驼弯下腰来,在近10天未进食物之后,它们终于可以美餐一顿、享用芦苇了。我们则登上邻近的一处低矮的沙丘,以便看得远一些。突然间,阿卡白尔干(Aga-bergan,他是木匠)认出了一片胡杨林,就在一年前他曾帮助一个罗布人在这里干活,他向我们打保票说阔台克里克库勒(Koteklik-kol)的咸水湖及渔夫的窝棚站点就在不远处。大家欢呼雀跃起来,我们继续往西前进,穿过了茂密的灌木丛和芦苇地。走了不到半英里,我们便站在湖的北岸了,湖正处于结冰期。


第三十七章


 

这里留有人类居住的痕迹,在这个地方突然有这么多的水,实在是一种奇特的感受。但是,显然所谓的“人迹”却是偶然的,因为不论我们一起大喊,还是拿卡宾枪放一枪,都不能在远处可见的木屋中引起任何显示生命存在的骚动。确定我们的确切位置很重要,如果靠近塔里木河河床和沿河延伸的大路,找到一名向导的希望会更大,于是,我们决定一直朝西走。在我们面前,晶莹透明的冰面光滑闪亮,看上去十分吸引人。在到达它之前,我清空了留下的最后两袋冰,以减轻骆驼的负荷;经历了一月的节俭开支,突然将一堆堆上好的冰块撒到湖岸的沙地上实在还是令人伤心的浪费之举。

向西行进了大约一英里半,连续走过了湖水几个支流,水结了冰,清澈透明,可以一直看到6~8英尺深的湖底,看着鱼儿们游动。偶尔发现冰面上有渔人们打破的洞孔,可以放网进去。在洞口处测量,冰的厚度在1英尺左右。据托合提阿匐的记忆,当地有一种习俗,渔人们在冰上围成一圈,跺着脚,渐渐缩小圈子,赶鱼人网。这可是老实的奈克·拉姆·辛格第一次在冰上行走,走的姿势和动作让人发笑。迄今为止,我们穿越了崇山峻岭和大漠戈壁,看到了种种光怪陆离的景象,但无一能在坚实的手艺人奈克·拉姆·辛格的脑袋里留下如此印象。他一次又一次地表示怀疑,当他回家讲述这个故事时,他那远在旁遮普的同村人是否会相信他还未可知。可怜的家伙,他可真是不幸,他现在还不知道他那双目睹了骆驼队在深水冰面之上行走这一奇观的熠熠生辉的眼睛却将要再也见不到他在印度的家了。

日落之前,我们在靠近湖西北角高高的红柳包下搭起帐篷,并在那儿接受了阔台克里克库勒孤身渔人的深夜造访。他是托合提阿匐和阿卡白尔干一直寻找的人。他没有任何贮备可以匀给我们的工人,那仅有的几条鱼也已经被工人们半生不熟地吞咽下去。从他那儿得来的信息,让我很容易地确定了我们的位置,即在塔里木河河床东侧一系列河旁潟湖中,与依来克河(Hek)的航道相接的。在穿过沙漠时,由于在高高的达坂之间由北向南的地面更加好走,我们无意间走上了一条比我意想中要偏向南方的路线。这样在来到塔里木河或说依来克河时,发现自己是在麦尔德克(Merdek)遗址南部行进。

如此一来,1月15日,我们不得不沿依来克河向北行进,以弥补纬度上的失误。那一夜比在沙漠中度过的任何一夜都更加暖和。而当我们在明朗的天空下行进时,那一天的流浪也变得饶有乐趣。沿着一系列冰封的潟湖,来到了萨达克库勒(Sadak-Kol)近旁的冬日里被遗弃的渔人芦草屋。延伸得十分宽广的芦苇滩之间,依来克河河道似乎消失不见了。穿过这一片芦苇地,到达一片繁盛的胡杨灌木丛,并决定夜间在此休息。在高大胡杨树的遮庇下,夜晚好像几乎是温暖的。第二天早上,温度计显示仅有华氏20度,下了一层霜。幸运的是,我派出前往塔里木附近的托库木(Tokum)渔业站的一支小粮草队,现在已储备了面粉并携一名向导返回。于是,刻不容缓,我们立即起身,穿过了长满芦苇的依来克河河床(此处有整整2英里宽),走向阿尔赞(Arzan)的小屋。他是老渔人,在这间小屋,他一个人同牛羊共同生活了6年,他可能会带我们去麦尔德克协亥尔(Merdek-shahr)。迄今为止,我们所遇到的每一个罗布人(Loplik)都强烈否认他们知道这个遗址。

运气不错,在一个显著的沙丘脚下有个木屋,在那里找到了这个奇特的老牧羊人,他很乐意带我们去那个他称之为梯木(Tim)的遗址。很快,那窄窄一条活的丛林就被抛在了身后,向东走了大约两英里半,翻过相当高的沙丘,越过盐水泊低地,来到一个干涸的潟湖边上,我看到一道芦苇蔓生的小小环形堡垒的黏土防御墙。在那儿搭起帐篷之后,我对这个简朴的遗址作了一整天的细致考察,很快便发现它时代颇早的证据。

防御土墙下部是坚实的黏土,上面是土坯,上下都以一层层红柳树枝在水平方面特别给予加固,这一构造本身便显示着年代久远。土墙的顶部大约14英尺宽,底部可能更宽一倍,现在已大部分为沙覆盖。它现在高出地面10英尺左右。从土墙的中心线处测量,这个小小的防御工事直径大约132英尺。除去覆盖着城墙土坯砌筑部分的沙土之后,我测量了土坯的尺寸,发现它与罗布泊(Lop-nor)北部古遗址建筑中使用的土坯尺寸完全一致,都是18英寸长,11英寸宽,4英寸厚。这种紧密一致性所显示的它们同属于一个时代的结论,很快便又得到了新的证实,我们找到了中国汉代样式的铜币,其中两枚还刻有一首歌谣,我们现已知道这首歌谣最早是由篡权者王莽在公元纪元之初散布的。

在中国统治塔里木盆地最早时期,曾有人驻防这个要塞,这一点理应毫无疑问。尽管这一遗址本身并不重要,其时代却无疑令它有了考古学与地理学上的意义;因为它在此地的存在,证实了塔里木的一个支流曾经在本纪元的最早年代流进了目前依来克河的河道,这对于争论颇多的塔里木河早期河道及其最终湖床的理论,很有



冋麦尔德克沙尔小城堡的环形路’长满芦苇'


意义。深深的奴拉合(Nullah)河从靠近遗址南部的地方经过,与巴依库勒(Bay-kol)沼泽平行。无从考IE它是否会観占据此地,但据说直到最近几年,它还蓄过夏季的洪水。

奴拉合的影响显而易见。在倒着干裂托格拉克柱子的遗址中心挖下去时,我们在大约4英尺深处发现了潮湿的沙土。显然遗址当年使用物品都是用可腐蚀材料制成的,它们无一能在地下潮湿环境中保存下来。而事实也确实如此,在随后清理曾通往戍堡南门的通道时,我发现最初在其两侧的托格拉克柱子完全腐烂了,只剩下顶部3~4英尺有火烧过痕迹的部分。靠近水源这样一个事实,同样解释了为什么在遗址附近完全缺乏风蚀地和为什么我们后来没有找到任何常见的遗物现象。当天和第二天早上,我也没有搜索到任何其他的建筑遗迹。

就这样,我们在麦尔德克梯木迅速地获得了有关年代的证据,我对此比较满意。1月7日晌午,我得以再次动身向南行进,主要目标当然是米兰遗址的发掘。但在着手这项工作之前,我决定造访罗博罗夫斯基(Roborowsky)调查过的古遗址,在俄罗斯的疆域地图中,它被标为“阔台克协亥尔”(Kiitek-shahri),靠近车尔臣达里雅(CharchanDarya)末端河道。随行人员近几周在冬日的沙漠中从事艰辛劳动,已经疲惫不堪,并且他们的供给很快将用完,考虑到这个情况,我已不可能远离连接几个塔里木河沿岸的渔业站的道路,这条道路也部分地被用于中国由若羌(Charklik)通向铁干里克(Tikkenlik)和库尔勒(Korla)的邮政服务。由于大家都知道这条道路,我只需简短地陈述一下这一段行程就可以了。

刚刚再次走过依来克河宽阔的沼泽洼地,正在穿过河道丛林带向西南方向行进时,我们惊喜地遇上了我让穆拉赫去阿不旦请来的由艾则孜和穆萨掌管的马群。这样,行程突然间变得容易了,至少对骑马的人是如此。我还得承认再次骑在马鞍之上的舒适感给了我极大的帮助,让我能够边行进边欣赏塔里木景色的变化。我们见到越来越多的活托格拉克胡杨树,沿途经过的荒原看来也像公园一般。我们还曾在一条冰冻坚实的河岸旁,走过一条由野生白杨树形成的壮美天然的林阴大道。这景象就像是那些遥远年代里某些场景的再现。我们在沙漠里看到的净是 排排倒下的死胡杨树,可这里胡杨树髙耸在河床边,生机盎然。我们在托库木停留。那里,五六户罗布人家坐落在一丛白杨树林中,居住的芦苇屋宛若画中,队员们算是有了一个度过严冬之夜的避难所。我给他们买了面粉和一只羊,让他们大吃一顿,而我自己则可以再次喝到久违了的牛奶,并沉浸于这份奢侈享受之中。

第二天,我们去了希尔格恰普干(Shirghe-chapkan)的渔业点,再次经过了阔台克里克库勒湖和一连串小一些的潟湖。在洪水期间,依来克河河道把这些小潟湖连接在一起,但现在已干涸了。冰面处处光滑,赏心悦目。我渴望能溜着冰,迎着已吹了一天的严酷东北风,疾驰一番来暖和一下。尼雅孜库勒(Niaz-kiil)离希尔格恰普干的六七个芦草屋不远,依来克河床在那里最后一次加宽,而在几英里之后更低的地方,后者又与塔里木河现今的主河道汇合了。但在历史年代,这条河的一条大支流在此处骤然改变流向,向东喀拉库顺(KaraKosher)沼泽地方向流去,并且偶尔还会有异常大的洪水注入,它也成了通往阿不旦的直接通道。我由此道派了些骆驼前往阿不旦,去请调査员并从我的库房运些急需的物品,经由若羌与我会合。

我自己连同剩下的马匹骆驼,往西南方向前进。走了2英里后,穿过冰封的大约130码一段塔里木河冰面,到了河的右岸。再走过1英里多,我们到达了若羌——铁干里克公路,沿着公路向南行,直到晚上在库尔干(Kurghan)邮运站宿营时才又看到了那条河。这里的土地是光秃秃的沙地平原,除了几棵稀疏的胡杨,再没什么别的树木,看来这里比真正的沙漠更显荒凉。还有那个用阿古柏(YakubBeg)时期一个小堡垒的木材和土坯建成的孤寂小二唐(Otang,即戍堡、驿站),与周围破败的环境倒是很协调。一位中国师爷驻守在这儿,照管邮政服务,他脸色苍白,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看起来就像一幅神秘主义的画像。在低矮简陋的茅舍中,他给了我最友好的欢迎。尽管他热情好客,比起那肮脏的客房,我还是极愿意住在我的帐篷里。在这里,我还在适当时机,请这位彬彬有礼的师爷喝茶,尝尝我的厨师所能做岀的最好的蛋。他非常想听一听我在沙漠中游历和发掘的故事,而我唯一的遗憾是由于我的储备实际上已耗尽,除了一小包蜡烛之外,我没有别的东西可以送给他作纪念。但我寄往喀什喝尔的几封信能按时登记待发,对我倒是一^慰。

1月10日,前往罗布站的行程更令人沮丧。我们所走的这条可以通往若羌大路的小道转向西南方向,塔里木河终于消失在视野之中,整天都沿一片又一片沼泽地的边缘前行,这些沼泽地带组成了车尔臣河三角洲的最北端。最初,低地是干燥的,随后我们遇上了被一条条肖尔(Shor)分隔开的浅湖,走捷径穿过了它们冰封的湖面。最后,接近罗布时,我们又遇到了一道水沟,流水来自东南方,显然水源是车尔臣河。罗布二唐(LopOtang)附近潟湖交错,周围的小山是盐地,甚至比库尔干更加凄凉。不过,在向东1英里处的一个渔村里,我们找到了许多可作发掘工作的当地人。这样,我就地解散了最后一批若羌队员并付清了工钱,他们曾勇敢地跟随我经历了沙漠中艰辛的数周,现在已精疲力竭,急切地想回家去。在罗布,没有人知道任何关于阔台克里克协亥尔的事情。幸运的是,深夜里一个若羌的米拉布(Mirab)从阿不旦派乌斯曼巴依(OsmanBay)赶来,这是作为对早些时候的我要求的回应,按办吩咐的,他能够做我们的向导。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赶紧出发。我们开始走上了~条通往若羌的路,靠近罗布时过了一座摇摇晃晃的桥,桥下显然是现在干涸的车尔臣河主水道。几英里后,我们向右拐,往西南方向走,随后走上一条标志清晰的牧民小道,穿过了一片极为荒芜的荒地。诸多迹象表明,它曾是车尔臣河泛滥地区的一部分,但据说在过去的四五年里,没有水流入我们在罗布附近穿过的主河床南面的水道,沿途低地上稀疏的芦草也在死去。我们只在两个0斓湖中找到了水。终于,约10英里以后,我们到达一条芦苇繁茂的河床,随后经过一条特征清晰被认为是苏拉克(Sulagh)达里雅的河床。没有任何迹象显示近期曾有水流过,但茂盛的植被表明附近地下水丰富,还看到岸边一排排托格拉克胡杨树向西延伸到很远。此处,我们遇到了两个男孩子,他们看管着一大群羊。最后,我们到了另一处干河床,茂盛的红柳环绕着它,一捆捆高高的芦苇扎成原始的墙垛,这成了我们方便的夜间庇护所。4个牧人为我们的营火亮光所吸引,深夜来到我们这里。我从他们那儿得知,为了给他们的羊群饮水,他们得把它们往北赶一大段路,到当时唯一有水或冰的罗布达里雅水道。车尔臣河转向最北部的河床,这解释了我们所经过的罗布北部大潟湖和报道中俄罗斯探险家在三角洲东端发现的喀拉木兰(Kara-muran)沼泽地日益干涸的原因。

1月12日,去遗址附近的行程虽然漫长,但令人愉快。首先,我们沿着干涸的

河床,穿过了逐渐繁茂的矮树丛,经过疏寂的托格拉克胡杨一一真正的河岸森林前哨,最终走了11英里左右,抵达了干涸的耶肯里克库勒(Yekinlik-kiil)潟湖附近狭窄的冰封水道。水道仅50码宽,东北边不远处,似乎终结在一小块冰封的洼地。沿着这条水道向西,我们走过了几英里肥沃的牧地,牧人们曾开凿了规则的灌溉水渠,他们显然是想尽力改良这片牧场。最终,这条水道将我们带到了主河床,它猛然映入眼帘时,是连续的一片整整400码宽的发光冰面,这是我在塔里木所见的最壮醵象。

岸边一丛丛高大胡杨树也非常壮观,在灿烂的日落余晖中,森林美丽而宁静,令我忘却了所有疲惫和寒冷。夜幕降临,我们在河岸与南边一个干涸的潟湖夏赫托合塔能库勒(Shah-Tokhtaning-KGli)之间美丽的白杨树丛中扎营。有了充足的水和燃料,我们就可以抵御刺骨的寒风。在“古镇”附近,派出寻找牧人的人遇到了一队人马,他们是收到我们从托库木发出的信息后,由若羌的伯克派来的。与他们会合,我们就更觉得满意了。他们给我们带来了大量的面粉、大米和肥肉,还有鸡蛋、冻奶和干果一类的小奢侈品,我们好像又到了一个“供应基地”。

第二天早晨,我把随行人员和牲畜留下,让他们好好过个假日,自己则和乌斯曼巴依(OsmanBai)、罗布人前往遗址。距离远比料想中要近,不过它也令人失望。向西南方向,我们穿过生长茂密的芦苇地,行了有1英里左右,其间可见干涸的潟湖的痕迹。随后,我们遇上了一个挨一个的沙丘,高达30英尺,红柳和野生白杨覆盖在上面,但是大多已经枯死,清楚地标志出一个从前的河床的走向。沙丘带大概有1英里宽,和现今车尔臣达里雅的河道平行。在更远处,是开阔的黄土冲积平原的水土流失地带,宽从1-1.50不等,长着许多低矮的“见证人“——胡杨,高度约4~6英尺高。

我们发现了大量粗糙而坚硬的陶器碎片和有碾磨痕迹的碎石,但我没能找到任何建筑物遗迹,也没有找到一枚钱币或是一件金属工具。所有的陶瓷碎片都是手工制作的,它们粗糙的颗粒物质与我经常见到的陶器极为相似,令人想到新石器时代的器物。从陶器碎片这一远古遗留物分布范围和陶片数量来看,我推断有人在这里长期居住,但人口不多,其年代比我们现有已知的历史方面证据所能上溯的年代更早。另外,河道沿岸的多处地点,很可能有类似的区域存在,但因被植被或流沙覆盖,所以不为人知。南边是一个真正的沙漠地带,沙丘低矮,风沙肆虐,有一条明显的牧羊小道,那是牧民往返瓦石峡(Vash-shahri)的路线,显然他们已习惯于穿行这一·沙漠地带了。晌午以前,我返回了宿营地。在阳光通过光秃秃的树干照耀下来的时候,我开始提笔写信,这封信已经是一拖再拖,直到今天才抽空来写。夜半时分,我坐在皮毛睡袋里,也忍受不住严寒,不得已上床睡了,可信仍未写完。

在河畔的帐篷里,队员们和牲畜都非常需要休息,而周围的环境宁静祥和,是个休整的好地方,于是我决定第二天停留一日。开始在米兰的全新工作之前,我必须完成十分紧迫的回复信件任务。我没有理由为这次停留感到后悔。天空晴朗,我从容不迫地欣赏着天空云霞最绚丽灿烂的色彩。上午11点稍过,我就派忠诚的依布拉音伯克带着我的邮包前往若羌。这时,天空呈现出奇特的黄色和褐色,我头脑中的第一反应是一场沙尘暴即将从东面刮来。过了一会儿,并没有起风,四周也悄无声息。

我向太阳望去,只见它的半个身子藏在一层厚厚的面纱之后,于是我意识到这是一次日食。看来我们运气不错,在这个亚洲内陆偏僻的角落里,日食依然是完整的。我无法描述日食奇妙的光色效果。除了几片南部山头之上的浮云,天空是明朗的,所以我能看到最完美的效果。天空中有黄色和蓝色,浓浓的色彩绚丽无比,一直延伸到西面的天边,地平线上则是一条深绿色的镶边,这样美丽的景色令我终生难忘。日食完全形成时,日冕的银色光辉遍洒在宽广而寂静的土地上,黄色的光芒如波浪般轻快地闪过,显得分外诡异,在它们的熏染之下,河上闪亮的冰面、褐色的河畔矮树丛和远处一道道沙丘看起来全都像虚幻的一般,我简直无法用语言描绘。慢慢地,随着阳光重现,新的生活似乎又从那一片孤寂的树林里复活了,又听得到鸟鸣了。队员和那些罗布人带着他们那个种族惯有的一成不变的冷漠,仍旧安静地坐在篝火周围,没有一个人问我任何问题。下午一阵寒风袭来,这次刮的是西风,很快我就被迫拉上我的小帐篷门,暖暖和和地借着烛光继续写作。

1月15日清晨,我沿车尔臣河顺流而下,向东前往米兰。过了通往若羌的道路向南分出岔路的地方,走入一片低树丛生的平地,这里通向阔库勒扎特玛(Kokol-satma)牧场,当天夜晚我们在那个牧场休息,若羌衙门派岀的信使也骑马赶上了我们,他带来一封发自马继业先生的电报。这封电报回复我去年11月15日的信,我在那封信里让他通过阿克苏道台的一个不错的办事处,划拨给我1500两中国制式银子。电文中说,这笔款项马上就会汇到,不过不是在若羌,而是在焉耆(Kara-Shahr)的银库,显然若羌的地方行政机构无力筹集一笔如此数量的巨款。

焉耆辖区的总部坐落在由喀什囑尔去乌鲁木齐深入中国内地的大路上,位于我们现在往北大约350英里远的地方。电报从银库送来,花费了两周时间,尽管我非常感激他们在喀什喝尔和焉耆使用电报以节省时间,可我仍不免感到有些失望,因为我从一封同时送到的中文、维吾尔文两体(Chinese-Turkey)书信中得知,焉耆的行政长官害怕银元运送所担的风险,让我自己去安排运送事宜。而事实上,要想得到这笔钱款,我就必须回到若羌。在出发穿越大沙漠去敦煌之前,我必须得拿到这笔预订的中国马蹄银,因此我决定经由若羌前往米兰。

还有其他一些原因,促使我改道而行。测量员拉姆·辛格来信,说他已到了若羌,并且,日益严重的风湿病已使他无法工作。一些队员也因沙漠中的艰辛工作大伤元气,尤其是穆罕默德·朱,他在过去一些日子里从未停止过呻吟,总在抱怨胸膜炎或极其类似的疾病引发的疼痛。找个舒适的场所,休息几天,我的骆驼队也许能恢复体力,这里只有若羌能提供必要的休整条件。1月16日早晨,我将路线作了90度的调整,朝正南方向而行,向若羌进发,这无疑让队员们大松了一口气。那一天的行程漫长而乏味。首先,穿过车尔臣河三角洲,那里已经有六七年没有得到任何水分的滋养,三角洲南部有矮树和其他低矮灌木,但它们正在渐渐地枯死。接着,是一片又一片光秃秃的荒地,黏土和黄土地面显示岀轻度风力侵蚀的痕迹,沿途干涸的河床,似乎由瓦石峡(Vash-shahri)方向延伸而来。走了11英里之后,来到车尔臣河宽阔的河床,此处大约有50码宽,但只有少量的水。随后,一片黄土大平原出现在面前,生长着渐渐茂盛的植被。最后,在黑夜里,我们到达了若羌绿洲耕作地区的边界。到此时,总计行程大约26英里。我们来到以前接待我们的人家,受到主人热情的欢迎之后,马上就开始休息。 

在若羌停留,队员们得到了必要的休息,他们实在太需要休息一下了。尽管我十分努力,却仍感到这5天时间对于在那里需要完成的工作来说还是太短了。我早早地去衙门拜访,我的老朋友廖大老爷热诚地迎接了我。我也借这次机会,安排依布拉音伯克(IbrahimBeg)的焉耆之行,让他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取回我的库存银元。即使动用一切官方可能提供的便利,不费周折,往返的行程也得花上一个月;由鉴于此,我自己启程前往敦煌的计划不能再拖延了,这一点至关重要。

在阿不旦休息了一周之后,测量员拉姆·辛格的风湿病仍没有好转的迹象。我也意识到,即使他恢复了健康,能够下地工作,也不能指望他在来年冬天再去经受另一场沙漠探险考察的艰辛。恰巧依布拉音伯克去焉耆,要经过喀什喝尔,我就让依布拉音伯克在喀什喝尔给印度测量局总长(Surveyor-GeneralinIndia)拍封电报,请求他派另一名当地的测量员,代替拉姆·辛格。9个月以后,拉伊·拉尔·辛格(Rai-Lal-Singh)在甘肃加入了我们的队伍。依布拉音伯克走后,我开始忙着召集去米兰发掘所需的新队员,准备我这个庞大的阵容所需的一切储备,不光是为了已被延期的米兰发掘工作,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为去敦煌的漫长沙漠之旅做准备。

我知道阿不旦毫无资源可资利用,因此,所需的运输工具必须提前几周在若羌就要安排妥当。

作了所有这些准备之外,我还得考虑另外一个问题,为已经和未来发掘出的古物准备好足够的包装材料。在往东穿越沙漠之前,需要将这些古物安全地运往喀什鳴尔。两个技能娴熟的木匠来帮忙,恰好我还有从印度带来的珍贵的铁钉和螺丝,还是奈克·拉姆·辛格厉害、有本领,他能在任何一个物资匮乏的遗址,用死树制造出包装箱来。但是,根据经验,为确保我的发掘物不受损坏所需的毛毡、棉毛、厚实的和田纸张及其他材料是不能当场制出的。我必须亲自检查所有物品,以避免因包装材料的质量不过关,而在运输时散落丢失掉文物。一个从和田来的邮差适时地来到这里,所以我需要马上把考察的初步记录写完,这样,我难以抽出时间回访按办,以答谢他提供的方便。他受过良好的文化熏陶,对古代中国史籍和其他一些我在罗布泊(Lop-nor)发掘出来的文物很感兴趣。按办大人很有教养,却被流放到偏远与世隔绝的若羌,这对他意味着什么?想到这里,我就觉得我应该做岀一点点牺牲,陪他闲谈古物。在大约8个月后,可怜的按办死在荒凉的若羌托米(Tomi),现在回忆起来,我更觉得我当初就应该那W做,没有什么后悔可言了。

1月22日早晨,我终于得以动身前往米兰,发掘人员、物资供应一应俱全,只是队员和牲畜的数量略有削减。我的首发阵容中的两位老队员,即测量员拉姆·辛格的侍从穆罕默德·朱和喀斯木阿匐因体力不支倒下了。大概队伍中数他们俩年龄最大,之前的疲惫和艰辛已经使他们精疲力竭,无力承担接下来我们面临的艰辛工作。于是,我决定让他们留在若羌休养。相信当我们在米兰进行发掘的时候,他们身体就能得到恢复,能够胜任负责运送前一阶段所获得古代文物的工作,我原本是要将这些古代文物从阿不旦的库房运回,现在就由他们俩把它们运到喀什囑尔。雇来的车尔臣骆驼有一半也已经累得要命,无法继续为我工作,所以也要把账结算清楚,让它们重返绿洲。而那些在若羌召集的骆驼,同样也显示出精疲力竭的样子,因此我也不打算让它们参加随后漫长的沙漠之行。

我们仍沿先前的路线前往米兰,一路无事。从南边吹来阵阵微风,吹起的尘雾完全掩盖了南部的山脉。1月23日深夜,接近米兰的时候,我惊奇地发现只有穿过一片1英里多宽的冰面之后,才能到达有植被的地方。这个宽且浅的河滩铺满了碎石,在我们11月里经过时,它还是干旱荒芜的不毛之地。托合提阿匐说,这里每年冬天都是这样,显然,这是因为河床里的河水冻结之后,涌岀的地下泉水被迫向河床两旁漫延流出,时值严冬,泉水没有蒸发涌岀地面之后随即被冻结起来,于是河床显得比其他季节宽了许多。

夜里一片漆黑,我们摸索着向河边的丛林地带走去。我们看到了有一堆火,亲爱的蒋师爷就在火旁,还有古怪的老毛拉和12个阿不旦来的罗布人,他们正在等我们,见我们来到,便偷快地前来迎接我们。根据我最初的命令,在过去的一周里,他们在此安营扎寨耐心地等待,为即将开始的发掘工作做好准备。能和我尽心尽力的中国同伴重逢真是令人高兴!这几日,我们无法互通信息,现在我有许多许多话要说,告诉蒋师爷有关我们工作和经历的细节。我坐在篝火旁,在他热情的关照之下,很快恢复了体力。一直等啊,等啊,行李直到深夜才到达。

那一夜下了霜,最低气温达华氏15度,空气稀薄,令人感到窒息。清晨,我惊奇地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满是雾气和白霜的氛围中。我们岀发去古戍堡时,雾气消散了。南面昆仑山方向的云雾也消散了片刻,我们趁机能看到雪在远处的群山上徐徐下着。在这极度干旱贫瘠的平原上,我突然发现空气中还含这么多的水分,真是一种奇特难以名状的感受。到达古戍堡之后,我让他们把帐篷扎在靠近墙根的地方,希望不久剌骨的寒风重起吹过沙漠之时,墙能给我们挡风避寒。骆驼们被送回米兰河边狭窄的丛林地带,去吃点胡杨的落叶和枯死的芦草。在这儿,不用为水发愁,附近就有大量的冰,这省了我们不少劲,我不再像往常那样为水而担心和操心。于是,我们立即着手,继续一个半月前试掘之后就停下的发掘和清理工作。

不多一会儿,就获得了证据,证明我在前次试掘时作出的结论。先前清理出了一排房间,当我这次审视这些房间与房间之后防御东墙之间的地面时,我发现了另一排小屋,为穹庐风格,有点像个城堡,各种各样的废弃物一直堆到屋顶。在厚得难以想象的尘土之中、壁炉中扫出的炉灰里、麦草残留物中以及服装残片和残破器物,以及各种令人生厌的残渣之中,我们发现了大量的吐蕃文书,有的写在木头上,有的写在纸上,它们大多只是残片,但也时常能够发现一些完整无损的。有一间小房子长仅约11英尺、宽约7英尺,其中部分灰泥墙上还残留着烟熏的痕迹,我们在这间房里发现了百余份这样的文书碎片。室内到处是腐朽的动物尸体和残枝败叶,整间房子简直就是个垃圾桶,文书残片深深地埋藏在里面,费了好大的劲才把文书挖取出来。房里到处弥漫着氨水的味道,这说明那些在灰土中摸爬滚打的吐蕃士兵出于某种特别原因把他们自己的住所,也就是这些房屋曾当作了五谷轮回之所——厕所。

这些建筑建于公元8~9世纪,曾经驻扎过卫戍部队,所有房屋,包括半地下的房屋在设计和建造上都很粗糙。我们在城堡东墙和东墙附近开始进一步发掘,花了3天时间才清理完,在这里发现设计较规则的建筑物。进一步沿着北面清理城墙内中心部分建筑,在那里发现了一组不规则的小屋,它们一个挨着一个,墙壁很薄,用泥和粗糙的土坯建成,地面高低差距也很大,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养兔场。北面很多小屋并无入口,显然需要从顶部进入;一些房间地面比其他房间深4~5英尺,很可能用来作储藏室,存放这个堡垒曾驻扎过的士兵和低级军官的各类物品。不过,从中发掘出的具有考古学意义的物品极少。但在曾经用来住宿的房屋里,情况就截然不一样了,在某些方面来说,对那些多年堆积起来的垃圾堆进行发掘是我所有收获物中最引人注目,也是最有价值的。

一些地方的垃圾堆积高达9英尺,自上而下各垃圾层中含有丰富的木简和纸质文书,以下将会给予介绍。除去个别特殊情况,出土文书基本上都是吐蕃文的,文书的总数最终达到1000余件。许多木简制作有加盖印戳的印槽,一些保存较好的文书上有朱红色的封印,所以我打一开始心中就十分清楚大多数吐蕃文书可能都是官方信件。有的文书长达11英寸,密密麻麻写满了一行行草书,纸特别薄,只适于一面书写。

虽然吐蕃所处时代已经相对较晚,但是鉴于岀土文书纸张的那些特点,那时文书书写材料仍以木简为主也就容易理解了。这暗示着纸张在这里一定难以获得,且并非为本地制造。制造较为精良,质地坚硬的纸张更为稀少,纸张质地差显然是由于制作原料和工艺等方面原因造成的,上述结论很快得到进一步的证实。纸质文书字体大,书写规范,从宽宽的行距和穿绳孔来看,可知它是些佛教权威经典文本或诵祷经文的婆提书页。1901年,我在安迪尔戍堡佛寺也发现类似的纸页,同样是吐蕃占领时期的文书。经蹒纳(Wiesner)教授的细致分析研究,这种纸是用月桂树植物纤维制造的,而这种材料在当时的塔里木盆地还不为人知。因此,我怀疑这些曾为米兰卫戍部队成员喜爱并慰藉了他们精神生活的诵读经文,可能都是从遥远的南方寺院经由喜马拉雅山脉被带到这里来的。

我对藏语知道得甚少,所以我并不想从那些大量的出土文书残片中,得知吐蕃占领期遗址的日常状况。然而,无论从它们当中能获知什么信息,这里留给我的印象都比不上肮脏和不适所给我的印象深刻,而那些吐蕃官员和士兵在这个孤寂的边

防哨卡中,就是在这种环境中苦度光阴。这些建筑仍然在变化,空气令人恶心,地面的垃圾堆在不断扩大,表明这里一直有人居住。当时的居住者处理垃圾的方法十分特异,垃圾可能就地倒入某些空置的房屋,从而使一间又一间小屋变成真正的垃圾箱,甚至一直堆积到屋顶。吐蕃人可能就是利用这种方式才在这里居住下来。

然而,这种做法对保留现代考古学资料而言极有好处,在这样一个最为安全、不会被侵蚀的地方,建立起一个大型的保存各种古代废弃物和古代文献的仓库,实在是一件考虑周详的创举。然而,当年的吐蕃人在这里度过的又是怎样一种生活啊!我有着清理古代垃圾堆相当广泛的经验,知道如何发掘、清理它们。一说到灰尘的厚度和日积月累酿就的臭味,我首先就会想到吐蕃武士们那些大量的丢弃物。现在已经离开米兰一年了,可我对古戍堡中的气味仍记忆犹新,从而给我正确地判定其他同类遗址的年代提供指导性帮助,后面我还会讲到与此相关的一些事情。

除去干燥的污垢和散落其间的各种文书,垃圾中还有武器装备、衣物等物品的残余物。所有这些物品制作都很简陋,而且相当破旧。这些垃圾堆一定是经过了很长时期才达到现在这个高度,每个房间的这种一致性是一个附加的证据,忠实地反映了当时此地的生活状况。这丿成有大量一片片粗陋的羊毛织物,如毛毯、毛毡等,它们一定曾经是士兵们的个人服装。色彩繁多,多为深褐色和暗红色,每一件都是穿得不能再穿时,才扔进垃圾堆中。丝绸碎片非常稀少,一些纺织精巧的小地毯残片也保留了下来,图案种类繁多,不过技法单一,大多是用羊毛线编织衣服那种方法织出的,与早期尼雅遗址和罗布泊遗址中发现的此类物品大不相同。

有一些特别奇特的发现物在这里不可能作细致的描述,比如:由一块精致的绣花丝绸做成的小包;一个保存完好的毛毡口袋,它可能是士兵的装备;一只浅黄色布鞋,鞋内有软衬,还缝着精美的几何图形;还发现了一条黑发辫子,扎得十分粗糙,说明扎这个辫子的人似乎不大耐烦用梳子,可是我们发现了大量木制和角制梳子;渔网用结实的绳子编成,显示米兰河里的鱼要比现在多,或者喀拉库顺沼泽地可能比现在的距离更近;折断的芦苇箭杆和铁箭头,表明了更多的行业与战争相关; 条山羊毛背带编织得结实而细致,显然是在长期使用之后才扔进垃圾堆的。

出土数量最丰富的是盔甲,它们由一片片上漆的皮革缝制而成,皮革片大小不同,皆为长方形。最初的发现都是十分分散的碎片,不能明确地显示出它们当时的状况或用途,但我还是立刻辨认出它们就是盔甲,因为多年以前,我在尼雅遗址一个古代垃圾堆中曾发现过同样一小片坚硬的“绿色皮革”,认为它是盔甲的鳞片,后来事实证明我的判断正确无误。我忠实的朋友安德烈(Andrew)先生在仔细研究了由西藏探险队于拉萨发现,并带回保存于大英博物馆的大量皮甲鳞片,它们在形状、风格和连接方式方面与我发现的那一小块皮革完全一致,为我的判断提供了有力的证据。现在发现的鳞甲有的早已成为支离破碎的个体,有的仍然由窄皮革带子连接在一起保持着最初的模样。它们一个接一个不断地出现在眼前,即便此前没有在岀土壁画或浮雕中发现这类古代鳞状盔甲(如在1901年清理出的一些寺院中的壁画就有关于盔甲的画面),我们还是比较容易地复原了这些曾保护过吐蕃士兵的皮革盔甲的原貌。这些鳞甲分布在不同的房间里数量很多,据此可知上漆的皮革盔甲在当时曾被普遍使用。

尽管这些散碎的鳞甲无疑是属于很多不同的盔甲,且大小和装饰都不相同,但在制作技术风格、串联方法等方面却有很多一致之处。一片片略微弯曲的坚硬皮革,可能是骆驼皮,两面都涂有厚厚一层色泽艳丽的漆,通常鲜艳的红漆层和黑漆层相间,漆有7层之多。在最上面一层,漆上小小的装饰图样,如环形、椭圆和双钩之类,模仿的是刮除法(Sgraffito)绘画的风格,制造出装饰效果。一些碎片上还发现了黄铜钾钉,它也起到一定的装饰作用。为了固定盔甲的边缘,鳞甲较长的一边(长约2.75-4.25英寸不等)被重叠着放在一起,然后以巧妙设计的方式,用皮条穿过一对对小孔,小孔通常靠近边缘,但多少不一,这样就把鳞片紧紧连接在一起。竖直方向的连接方式与此相似,用皮条穿过两对靠近顶端的小孔,穿向每一片鳞甲的中心。

鳞甲都是向上重叠,方式奇特,与欧洲古典和中世纪的盔甲样式迥异,但与中亚和希腊风格佛教艺术绘画、雕塑中的鳞片盔甲一致。给岀了这样一串鳞甲的图示,发现时连接它们的皮条带完好无损,这幅图对解释这些细节将起到一些帮助。奇怪的是,所有的长方形鳞片,看来却是属于盔甲衣的下裙部分,很可能是因为穿着磨损而导致散失在各处。由壁画判断,胸部应是由顶端削圆的鳞甲制成,但是却未发现一片这样的鳞甲。但是,我们发现了一大块显然是用于保护咽喉或手臂的制作精美的皮甲残片,证实了身体上部的盔甲也是用上漆的皮革制作。


第三十九章

米兰戍堡的吐蕃文书

我们辛辛苦苦干了5天,才清理完古戍堡,难以找岀时间认真研究所出土的考古学资料的种种细节,另外由于心情也不好,也无心去做。从东北方吹来的寒冷狂风几乎从未间断过,有时还会转成南风或西风,寒风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痛苦。为了观察不同地方清理工作的进展,我不得不大多数时间都待在东边的主城墙顶上,我可算是对寒风的不断侵袭体验到了极致。而当我从墙上下来,到发掘点看看,眼前到处尘土飞扬,睁大双眼也看不清楚。尘土大部分是因清理污垢而扬起千年尘土形成的,又不断地被风刮到人眼和脸上所有暴露的部位。无论站在墙上经受寒风的洗礼,还是待在残破的古代房屋建筑中吃土,都不是什么乐事,很难判断哪一样更糟。

除了忘记不了上面所说的极度不适,我还忘不了清空靠近戍堡东南角两间较大房间的那段时日,屋内堆积了大量垃圾和文书。护墙已经残缺不全,狂风好像鼓足了劲似的,猛烈地吹刮着这个缺口垃圾堆的顶部。在这儿工作或站着,不论多短一会儿,都会获得一种比寒风刺骨的感觉还要糟糕的感受。碎石细沙挟风而过,还有垃圾表层的废物被风刮起,让人觉得自身正受到风沙的侵蚀作用。尽管这儿能容下12人左右,却不可能让他们同时一次工作超过一个半小时,于是我安排他们轮流换班。老天不负有心人,文书不断被发掘出来。大部分时间我也得在缺口密切查看,关注重要物件的发现,防备丢失或盗窃。在清理和打开文书时,我必须将双手暴露在外,每次都感觉手指冻僵了,但我必须去做,即便如此我还算幸运,付出的痛苦能当场得到回报,发现不少保存特别完好的文书,这也鼓励了其他人。

多亏一贯机警而又尽责的蒋师爷愿意间或接替我的工作,这真令我感到高兴。测量员拉姆·辛格因风湿病倒下了,躺在帐篷里苦挨光阴,身上盖着专门为他匀出的一些毛皮和毯子。不久,我不得不让他离开,前往阿不旦。奈克·拉姆·辛格患上了热病,病不严重时,他也只能在避风的角落里照看队员,其他队员的情况一样糟糕。穆罕默德·朱仍留在若羌,像一名精疲力竭的老兵,等着让人护送回家。依布拉音伯克是队员中最值得信赖的一个,先前曾提到过他,他被派往遥远的焉耆去取马蹄银。我的黑黑的克什米尔厨师拉姆赞也随即效仿他人,声称周身不适,裹着皮毛衣睡大觉,就这么度过了在米兰余下的日子。因为他当时老毛病又犯了,正受着一种恶性皮肤病的煎熬,如果从拉达克来的替补厨师能有哪怕一点点本事,做出些还能消化的食物,我也不会那么在意拉姆赞不能继续下厨了。拉姆赞极难对付,不论我们如何要求他提高厨艺,这家伙都学不会做最简单的欧洲菜肴所需的一点点技巧。

狂风怒吼,我栖身的小帐篷随风摇晃,好几次险些给掀倒在地,即使这样,我仍然繁忙地工作着,直到深夜,整理白天发现的文书。当我用几乎麻木的手指整理它们的时候,常常会想到今后阐释它们之时可能会遇到的困难,这不仅仅是由密密麻麻的书写和潦草的笔迹所造成,还有其他各方面的原因。吐蕃文书大都是些纯宗教的经典佛学经文和作品,早期很少有非宗教性的作品。要想充分地阐述那些诸如在米兰古戍堡中发现的出土文书含义,不仅要精通语言学,还要对藏语和吐蕃人的生活极为了解才行。驻列城摩拉维亚使团(MoravianMission)的尊敬的Rev.A.H.弗兰克博士是我早期的合作者之一,他是公认的西部西藏(WesternTibet)古物研究的权威人士,他是最适合这项工作的学者。让我感到十分满意的是,他已同意接手这项工作。但是,他自己在今后几个月要进行考古旅行,目前不能系统地分析研究我发现的吐蕃文书。这期间,我也只能根据Rev.A.H,弗兰克博士以前对吐蕃纸文书和木简的研究心得,写一份简短的提示总结。同时我的朋友印度局图书馆馆长(LibrarianoftheIndiaOffice)博学的F.W.托马斯博士(F.W.Thomas)也向我提供了类似的基*资料。

目前已获得的信息证实,就如最初怀疑的那样,米兰出土的大量吐蕃文书由各种各样的官方文件组成,如报告、申请等,它们主要是写给吐蕃卫戍部队的指挥官们。主题大多与军事有关,偶尔也会涉及当地的社会混乱状况。已经摘要翻译的18份文书中,有6份清楚地提及与敌军遭遇的情况。在一份写给大罗布(GreatNob)官员首领的文书中,谈及一个护送队被俘及派遣军队前往迎战的情况。在另一份文书中,小罗布(LittleNob)戍堡驻军首领向“伟大的主人,总指挥官”报告,他们虽然加强防御,但是敌人是如何突发进攻,残杀他们的家人,破坏了某些军事储备。还有一份从一些小绿洲送来的文书,请求急速支援以抵御北部边界的威胁,并报告了西部西藏的动荡局势,文书以要求援军“以飞毛腿火速赶来”作为生动的结束语。

一个老军官的请愿也很奇特。他抱怨没有收到承诺给他的报酬,暗示还需要他击退某次新的进攻。在别的文书中,我们还发现关于惩罚性的远征,敌方商队的行踪,对运输物资的指示等等各类报告,有在最高政府的命令下给某些高级人物的关于紧急事件的质询单,还有关于准许支取工资和某项特殊运输费用的批文。在一片木简上,Jehu-Iho “四部酋长的仆人”(servantofthefourTigerministers)——报告他在执行完任务后,到了小罗布,因未获得进一步指令而不安,请求下一步行动的指示。在一份由于灰尘覆盖难以辨认的纸文书中,我们得到了一封写给一位高级官员的私人书信,推荐使用某种药物——由绵羊粪便混合黄油、大麦粉和其他可食的原料熬制而成。由于纸张的匮乏,同一张纸的背面有一份加盖了官印的另一个人请求发给返回家乡沿途通过关卡使用文件的长篇申请。还有一封更为夸张和冠冕堂皇的文书,日期是甲子记年(TwelveYears'Cycle)中的某一年,盖有9个红印,记载关于买卖在近期战争中俘获的一个奴隶的奇特法庭程序,一位僧人怕这个奴隶逃跑,在得到某些保证之下成交的文件。

我那些忠实的历史语言学专家朋友们认为,这些岀土文书在古文字学、拼写方式和方言特点等等方面极具学术研究价值,但在此就不宜专门论述了。它们是古藏语中最早的文字记录丰碑,必将使人们对吐蕃时期社会和军事组织的各方面有新的认识,那是一个西藏在中亚政治历史上扮演着重大角色的时代。辨认文书中提到的众多地名是一件有趣而又颇有收获的工作。这些名字中有“Cher-chen”这个地名,它是车尔臣绿洲最早的称呼,在前面引用过的文书中出现的罗布(Nob),证实人们追寻已久的“纳缚波”(Na-fo-po)和“Lop”在语音上的联系,前者是玄奘描述罗布泊(Lop-nor)时用到的纳缚波,后者是马可·波罗所用的罗布,亨利·玉勒(HenryYule)爵士已经考证它为Nob的中世纪的异体。如果正如同上面所引用岀土文书中那些地名词语所强烈暗示的那样,米兰遗址被吐蕃人认作是大罗布,那么他们所说的小罗布很可能就指若羌,这和《汉书》(HanAnnals)描述的一致,《汉书》把东面的“老城”(OldTown)称为都善(Shan-Shan)或楼兰、抒泥(Yu-ni),西方的“新镇”(NewTown)称为“伊循”(I-shiin)。我相信,《汉书》中所说的这两个地方分别就是现在米兰遗址和若羌遗址。

无论今后能够从这批丰富的文书中收集到什么有历史意义的东西,至少目前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吐蕃人是在吐蕃统治中国新疆及其新疆以东地区的时期占领了米兰,这些古戍堡极可能也是在那个时期建造的。尽管有关这一时期的历史材料很少,我们可以知道这一时期一定是从8世纪中国对其西部统治的衰落开始,一直延续到公元9世纪后半期。米兰古戍堡出土的千余件文书中,找不到任何中文记载,这也反映了中国的影响和控制力在塔里木盆地的完全消失,标志着另外一个新纪元的开始;同时,这也是这一时期不为人们所知的主要原因。

但奇怪的是,在发掘工作接近尾声时,挨着北面城墙内侧的一间屋里,只有浅浅的一层垃圾,我们在里面发现一份相当有意义的非吐蕃语文书。那是一个皱巴巴的纸包,打开来,里面是一大张大约1英尺见方的纸和两张写满奇怪字体的破纸片。我立刻认出那是突厥如尼文(RunicTurki),是最早的突厥文本,这种字体大约是20年前在鄂尔浑(Orkhon)和叶尼塞河(YenisseiRiver)某些公元8世纪早期双语铭文中被首次发现。

声名显赫的丹麦学者,著名的蒙古碑铭语言和文字第一位解读人.V.汤姆森(Thomsen)教授同意、研究发表我发现的米兰文书。他所提供的初步译稿显示,文书原本包含一长串名单,皆是突厥人名,内容是给个人,或通过代理人,颁发认可书,很可能是通行证。命令接受人所用的一些术语似乎证实了,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即使不是全部,都属于一支突厥军队。这一想法本身又暗示这件遗物属于吐蕃统治之前的一个时期,那时的塔里木盆地被来自北部的各个突厥部落所统治,中国当时设法从政治上控制他们,并取得了或大或小的成功。

在米兰古戍堡里面和四周,我都找不到任何证据,证明回鹘人曾经在这里居住过,我们知道大约公元860年或后来的穆罕默德时期,回鹘人赶走了占据这里的吐蕃人。如今,仍有一条可用作灌溉的河流在该遗址方圆几英里内经过,逐年的干旱也难以解释吐蕃占据时期之后人们为什么很快放弃这些戍堡,不论干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但是,如果从地理位置的角度来考虑,就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吐蕃人会丢弃这些古堡了。米兰戍堡是地处由塔里木盆地的南部绿洲通往敦煌的直接通道的要塞,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就像上文提到过的通往罗布泊(Lop-nor)北部的路线一样,这条路线在公元前的最后几个世纪以来,一定曾是与中国内部交通的主干线。公元4世纪时,由于通往罗布泊(Lop-nor)北部的路线受严重干旱的影响,无法正常使用时,这条路线就变得更为重要了。

吐蕃军队卫戍米兰的一个更为关键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在这个小小的绿洲上,有两条从西藏中心地区和拉萨(Lhasa)穿越青藏高原地区和昆仑山山脉前往塔里木盆地东部最近的道路。这样,米兰对他们而言就是有战略价值的要地。可是,一旦吐蕃的势力从北部荒凉的山地消失之后,米兰的地位也就立刻变得无足轻重了。因为在回鹘统治时期,伊斯兰早期和蒙古人(Mongol)统治时代,走传统古道从和田和其他南部绿洲到敦煌和中国,若羌都是最好的基地。

这样也很容易理解为什么《马可·波罗游记》中没提到过米兰,他所指“罗布镇”(townofLop)无疑就是若羌。毫无疑问,当威尼斯(Venetian)商队经过古戍堡,进入“罗布沙漠”(DesertofLop)时,这里就如同现在一样墙倒屋塌,一片沉寂、凄凉。有一次,深夜里冰冷的寒风刮得最狂野的时候,一个大商队走过了古戍堡墙下我们孤零零的帐篷,他们有六七十匹骆驼,全驮着敦煌的砖茶。这些喀什疇尔商人很有魄力和胆量,想尽快找到一块有水和燃料的地方,他们不顾凛冽的寒风,只是匆匆问候一下就离开了。他们是23天以来我们第一次遇见人从这里路过,丁丁当当的队伍很快就消失在黑暗之中,就像来自远古时代的幽灵。



第四十章
/米兰古佛寺 :


从古戍堡中发掘出如此众多反映遗址后来占据者状况的材料,从而使我更加急切地去寻找可能帮助我追溯本地早期历史的遗迹。1月29日,古戍堡清理工作进展顺利,我得以分拨出一部分工人,开始新的发掘。当我带人来到距离古戍堡东北部1英里多点的废弃古佛寺时,我感到由衷的高兴。那座古寺,在去年11月的试验性清理工作中,我们已发现了一些雕塑遗迹,雕塑样式明显属于早期雕塑。那天天气非常寒冷,最低气温达到华氏17度,顶着刺骨的寒风,温度似乎也永远不会上升了。但是,在探沟中工作时,我们有了一些有趣的发现,暂且忘掉了寒冷、大风和尘土所带来的一切不适。

在我第一次来访时,我曾把这座古佛寺认作是一个佛教圣地。清理之前,它是一个长方形的土堆模样,由土坯彻成,长约46英尺,宽36英尺多一点。可以清楚地辨别岀寺庙遗址有上下两层,在地面之上第一层约有9英尺高,它顶上的第二层远比第一层坍塌损坏得厉害,遗址地面长大约是17.5英尺,宽15英尺,第二层虽然说严重毁坏,但是残高仍有11英尺多。寺庙风蚀严重,上层以及下层西北和东d匕面的灰泥表面和装饰浮雕已经完全剥落。沿着东北面和部分东南面的墙脚,在大片垃圾之上,我们发现了佛教浮雕装饰物的残片。

清除掉浮土泥块,就能看到下层或是底层曾装饰有成排的约2英尺宽、8英寸深的壁龛,外围是和它差不多一样宽的突出的墙面,墙上涂了厚厚的灰泥。由于风化,只有4英尺以下部分的突出物和壁龛才保存了下来。但仍然可以从中发现,凸岀的墙面上曾装饰有纵行的极其类似波斯(Persepolitan)样式的浮雕,上有很大的大写字母和倒置的螺旋饰物,在浮雕下面是一连串圆圆的球状底座,光秃秃的土堆把底座分隔开,其风格明显相似于尼雅佛寺遗址中发现的雕琢华丽的木柱。这些壁龛内曾一度有过真人大小的灰泥塑像,但其中只有东北面中心位置的一尊塑像保留到腰部,而其他的塑像,除了许多支离破碎的残片之外,我只能模模糊糊分辨出脚的辩。

第一次考察这座寺庙时,曾对堆积在建筑东北面的黏土和灰泥进行了清理,结果发现了一个真人大小的灰泥头像。尽管它在跌落和埋在废墟中受到损坏,但良好的制模比例还是明确显示出受希腊风格佛教艺术雕塑的影响,就像1901年我在和田附近的热瓦克佛塔的庭院里清理出的浮雕一样。有一条通道环绕着整个寺院中心的佛殿,在彻底清除了沿通道东北面堆积的大量垃圾之后,我们很快发现一个巨型泥塑头像,可能是尊佛像或菩萨(Bodhisattva),所在位置高岀原始的地表整整有3英尺。头像的面部朝下,扔在破损的通道内所积的一层沙之上,这样面部保留较好,还有原始的涂彩痕迹,头像长整整17英寸。

头像的材料是粗制黏土,混合了麦秆,表面涂上一层较精细的软灰泥,灰泥看上去似乎还掺和了植物纤维。要安全地抬起这个沉重而易碎的大物件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把它抬起后,没有严重损坏,我发现雕像内芯木柱已经腐烂,但仍很完好,


,㈣在米兰遗址废庙的东北通道里发现的端坐的巨大佛像'



我决定冒险将它移走。随后,另一个巨型头像在靠近东北面通道中心部位的垃圾中被发现,它更大、更沉,尽管遭受了种种损坏,其面部特征仍能明晰地显示其希腊风格佛教艺术的特点。

鷲眾笋編輦之间巨

在下午稍晚的时候,我査明了这些巨型头像的来历。随着东北面通道清理工作的进展,看到它的外墙外有一具盘腿而坐的巨型躯干。从保存下来的衣饰褶痕来看,它显然是尊佛像。清理工作在第二天结束时,我确定这一边总共有6座这样的巨型雕像。两膝之间,宽度约7英尺略多。靠近这一排中间有一座双手持禅定印(Dhyanamudra),即保持沉思的姿势。它的头掉在了地上,面部朝上,受到严重损坏,这里充塞通道的尘土垃圾已近3英尺高。

在它的左膝上,我们发现了一个真人大小的头像,明显就是对面外墙壁龛雕像的头部。相对而言,这个小头像保存较好。根据我在热瓦克佛寺发掘过程中积累的类似经验,这个头像可解释为在它即将坠落之时,最后一位虔诚的参拜者将它移到了这个安全位置。这些巨型坐佛雕塑仍保留了很多衣饰褶痕,足以证明远在罗布泊的雕刻者模仿了精雕细刻的古希腊雕塑褶皱形式,甚至连胳膊上悬挂串饰的那形似波浪状外缘也做得十分精细,模仿得惟妙惟肖,犍陀罗的希腊风格佛教艺术就是从希腊古典艺术母体中衍生出来的。毋庸置疑,在吐蕃人占据这里的很久以前,这座寺院就已经建成。

在靠近一尊塑像基座前,又发现了一块6英寸长棕楓叶文本残片,梵文书写,用的是早期样式的婆罗谜文字。这说明,极可能在很久很久以前,这里已经废弃,比原来预测的要早几个世纪。文书材料内容显然是佛教的髙深经文,为婆提(Pothi)文本,在印度写成。从一些文字的古文字特征判断,可以肯定地得出结论:它不可能是在公元4世纪之后写成的,时间很可能更早。

根据这一片文书残片被发现的位置,几乎可以肯定它原先是作为还愿的供品,被放了在邻近的基座上的,其方式和我曾在安迪尔圣地所见一致。从各个方面来看,这一文本极不可能在当时存放时就已十分古旧,而且在佛像坍塌前,这么易碎的材料也不大可能长期地暴露在空气中,坍塌下的碎物把这片文书掩埋,对文书的保存起到了保护作用。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奇特的事例,我们发现了一个属于北边角落第3尊雕塑的头像,被卡在底座和右边邻近的佛像之间,头像摆得直上直下,面部丝技损,这是它距离巨型雕像的基座很近,酰了被重物挤压。

很奇怪,北面最易受到风的侵蚀,可寺庙的很多遗迹都在北面,但很快这一疑惑就解开了。我们随后的清理工作显示,在距离这儿几英尺的地方,外城墙与另一个更大建筑物的城墙相连,因此,这有助于北面古物的保存,但是在抵御风力侵蚀的同时,后者遭受了严重损坏。它可能曾是佛寺庭院或是寺院建筑,东北有一堵坚实的砖墙,阻挡常常刮的东北风,现在仍还有长60英尺的砖墙。但是,只能发现一间与之比邻的房间的痕迹。这唯一的房间面积不大,外围周长19英尺,内有一圆形房间,令我回忆起在印度西北边省的佛教废址中常见的环形礼拜堂。

可惜,在破损的矮墙之内并没有发现具有考古价值的东西。在随后清理寺院东北通道后面的两堵墙之间的狭窄空地时,仅仅发现了一层层厚厚的羊粪和马粪。在一些地方,断墙上覆盖了厚厚的羊粪和马粪,这证实了在这处佛教圣地破落之后,这片土地一定曾生长过适合某些动物吃的植被。值得一提的是,我在尼雅和罗布泊(Lop-nor)的发掘工作,也揭示了完全对应的现象,证实了古代的耕地是经历了一个过渡期后,才变成现在这样完全荒芜的废地。

陟米兰遗址圆顶佛教寺庙废墟,佛塔被围在中间I

要把雕像遗物安全地包装和运走并非易事,因为它们不仅很重,而且制作的材料极其易碎。于是,我不得不费尽心机,队员们则忙着回填清理工作中发掘出的其他东西。我仍是釆用在古戍堡中发掘营房时所采取的措施,尽管比较而言,古戍堡所出头像雕塑要比寺庙晚。在此期间,在古戍堡西边1.25英里处,仍然有不少裸露的废弃物堆,于是我抓紧时间,于1月31日开始新的清理工作。我一到这个遗址,就对其中一组5个土堆进行粗略的考察,得到的印象是它们是已严重毁坏的普通样式的佛塔遗址。但是,我仍被最小的土堆的古怪外观所吸引,小圆屋顶从废弃物中露了岀来,保存相当完好,其基座很大,与小屋比例不大协调。

刚开始,清理工作只是发现了一个狭窄的露台或者是通道,它好像曾围绕在猜测中的约29英尺见方的主基座周虱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令人心动的发现。我把跟随我的那几个人留了下来,在托合提阿匐的监督下,完成清除外部碎片的工作,而我则初步考察下一个邻近的土堆。但在回来时,我立即意识到裸露着的土坯建筑根本不是什么台座,而是一座外方内圆的建筑物的遗迹,原来的建筑物肯定有一圆顶,—座小佛塔被围在了中央。从穹顶及墙壁上部脱落的大量碎片,已经完全堵塞了佛塔基座周围4英尺8英寸宽的环形通道。台座也是圆形,直径9英尺。碎片大多堆在原来所处的位置,堆起8英尺高。在很早以前,寻宝人可能从西侧挖了一个大洞,穿过内堂,一直挖到佛塔的基座,这倒为我们清除碎片杂物的工作提供了便利。

下午,清理工作仍在进行,在环形通道的东段和北段很快不断显露出着色的灰泥断片。显然,小房屋的内侧墙壁曾装饰有壁画。当发掘到距地面大约4英尺高时,墙上展现岀精美的带翅膀天使的画像,我完全惊呆了。我怎么想得到,在靠近荒凉的罗布泊盐碱大漠的地方,在中亚腹地,能见到古典希腊风格的小天使(Cherubim),这真是不可思议!她们神态优雅,使人回想起基督教艺术形象中的经典景观,可它们価个明显锄教寺院的墙上,究竟作何用途?

看到这些小天使,我心里十分兴奋,为防止任何损坏,我急切地用赤裸的双手逐个清理。我很快就发现了纯粹古典的设计和着色对这些壁画的影响,其影响的程度之深,比对我迄今为止在昆仑南部和北部所见的古代绘画艺术作品的影响更为深远。天使睁着大眼睛,表情神采飞扬,微敛的小口和轻微翕动的鼻子蕴含着可爱的神态,我不禁回忆起埃及和希腊女子年轻美丽的头像,多年前,在一位伯爵(Graf)收藏从托勒密(Ptolemaic)和罗马时期的发尤姆(Fayom)木乃伊中发掘的长方形画中,我见到了那些古埃及和古希腊的美丽头像。也许是因为有些壁画的面部特征隐隐约约地受到闪米特(Semitic)的影响,使我产生了这些联想。然而,壁画还有15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的痕迹,灵活而富于变化,生动率真的眼神,优美的身体姿势,简洁流畅的轮廓,振翼的短翅向上弯曲,看上去很优雅。第一眼看过去,就可以确定这种风格的作品不可能产生于西藏占领期间和紧接其前的汉人统治时期。我们最好去庞贝式(Pompeian)别墅看一看,因为那时的工匠也画岀了这样美丽的天使,那些工匠们还参与了建造了狄奥多里克(Theodoric)的哥特式建筑(Goths)。

这些天使在表现手法上典型的古典风格,明显是借自早期基督肖像的意义,可究竟意义何在呢?我仍难解心头的疑惑。这时,队员们一声喊叫,他们发现了“亥特”,这为确定日期提供了明确的古文字学依据。在填满了破碎的泥砖和灰泥的南面通道中,连续发现了3大片着色精美的丝织品,显然,它们曾属于一条供奉的旗帜或条幅的局部,每一片都用住卢文写了几短行字。这些丝织物长约22英寸,宽6~8英寸。后来,又发现了编织同样精良的丝织品残片,不过没有写字。这些材料质地细致,底色呈乳白色,上有许多窄窄的条纹,浅黄色、棕色和紫色搭配得很和谐。

这些残片上及其随后岀土的第四块丝织品之上的住卢文文书手笔非常整洁,就像我在尼雅遗址中发现的皮革文书那样。由于这些丝织品属于公元3世纪后半叶,似乎有理由作出结论,这些还愿的奉献品也是大约同一时期放置于此地的。丝织物上的书写墨迹色泽纯正鲜明,甚至无需覆盖任何保护性的物质,不像尼雅住卢文岀土文书中的皮革文书是经折叠的,文木简则藏在木盒里。所以,与寺院的废弃的时间相比,这块写有题记的条幅供品不大可能先于前者太久。由此,有理由相信,米兰就像尼雅、安迪尔和罗布泊北部遗址一样,是在公元3世纪末被废弃的。后来,米兰有一段时期重新为吐蕃人占领,安迪尔则为此提供了一个精确的参照物。

写到这里,我要在此加上两句:这一章写好之后,我在巴黎的合作人、博学的阿贝·博耶(AbbEBoyer),告知了我他对这些伝卢文文书解读的结果,它们是许多人为自己及其亲人祈求健康的祷文。尤为重要的是,文书中出现的所有名字都源自印度和伊朗文。

在黄昏时分,在北面通道的城墙上又清理出了天使头像,使这些遭长期“困禁”的天使重见天日。虽然有点不情愿,但我们不得不就此结束一天的工作。然而,在东北面挖得更深一点的时候,我们发现了灰泥壁画墙面,显然它们是从这个圆形的小建筑物的墙上部剥落下来的,现在紧挨绘图护壁堆着。我意识到进展下去需要极其小心,不得不把它们留在原地,因为在西面和西南面,寻宝人毁坏了墙,无一壁画装饰得以存留。碎片的清理工作一直进行到夜幕降临。

今天,在这里发现了许多片深红色、黄色等颜色的精美丝织物,它们显然都是长旗的一部分,除此之外,我们还发现了犍陀罗风格的木雕残片,可能曾是佛塔上装饰“Tee”和伞状饰物的。另外,我还见到了奇怪的遗物,可能是来寺庙的最后一批朝拜者们供奉的还愿供品,这包括许多人工做的花,由坚硬的木质纤维剪成,着以乳白、蓝、橘黄、紫等颜色,由纤小的木质茎秆支撑,把花的雄蕊模仿得惟妙惟肖。还有两大块结实的东西,类似硬粗布,表面涂有蜡或灰泥,画有黑色和白色的图,现在仍有一些假花粘在上面。显然,这些画有图画的纤维材料是用来粘贴进献的假花。

那天晚上,我在寒冷的帐篷里坐到很晚,想要把这一天工作的情况和印象有条理地记录下来,这里的遗迹很少人知晓,它的古典绘画艺术被奇怪地传播到了罗布泊,我想找到研究其中奥秘的真正视角和意义,想着想着,不觉兴奋起来,感到身心都暧和了。它是一个有启示性的发现,却也带来了新的问题,而且现实的困难就摆在眼前。对这些坟墓中的精美壁画,除了把它们转移到别处,再无他法对其进行彻底的研究和保护。但我清楚地知道,要将它们取下并安全地长途运送是一项极其困难的任务。壁画的支撑物只是一层易碎的灰泥,说白了也就是干泥,它已有多处,甚至是现在仍附着在墙上的部位,都有要断裂的迹象。剥下和包装它们的方法及手段都必须临时想出,其困难可想而知,更不用说要用米兰河上的丛林所能提供的材蹒岀足够大的结实的箱子了。



第四十一章

天使护壁


2月1日清晨,我让队员们离开营火,以便尽早开始环形通道的清理工作。除了西边有个已经完全毁坏的穿过西墙的入口,过道还有3扇窗户提供釆光。窗户几乎是朝正北、正东和正南开设的,南面和北面的窗户几乎处于同一高度,距离地面约2.8英尺。窗户和门洞将环形墙壁分成了几个部分,每部分都装饰有带绘画的带状装饰或护壁,每条装饰饰带有6个紧紧相连的半圆形空间,每一个半圆形空间中都有一个真人大小的有翼人像的头部和肩部。带状装饰约1.5英尺高,它们的弦或顶线高出地面近4英尺。在这排带状装饰之下,是一条宽带状的波浪线,黑色的线条很粗,代表了海洋。这样,半圆形空间之间的拱壁得到了填充。每个半圆形空间顶部高2.2英尺,顶上有一条粗黑线,将这个“天使护壁”与其上方的几乎已完全毁坏的带状装饰分隔开来。

由于环形城墙遭到的破坏,东北和东南段墙外的底层护壁保存得极少。但是,我们很快发现了东南段积聚的碎片保护住了数量可观的装饰更高墙面的灰泥绘画残片。大一些的残片一层层地紧紧靠着仍未倒塌的墙。它们之所以得以存留下来,显然是由于在滑落下来之前,过道内已经堆积了许多圆顶上落下的碎片,从而阻止了壁画逐渐从墙上剥落下来。这样,有一个地方,护壁完全隐藏在连续3层着色灰泥之后。有理由这样认为,即最里边的壁画断片是最先剥落下来的,它原来应是带状装饰中最靠近护壁的部分。

有的绘画灰泥断片长几英尺,且很容易被打碎,要想移动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都要极其小心翼翼。灰泥唯一的制作材料是易碎的黏土,虽然掺杂了短草秆和碎芒草,但这也不足以使它有足够的凝聚力和韧性。所有灰泥断片的厚度都不超过0.5英寸。接触到它时,如果不是万分小心,它的边缘就很容易断开。尽管还有薄薄一层细黏土衬托着壁画,但它却不像后来发现的壁画底衬那样掺入了纤维,而且,这层细黏土质地比较坚硬,这样,灰泥断片一旦从墙上剥离下来,就更易断裂。这些落下来的断片紧挨在一起,它们原来可能属于同一组壁画,因此,若把断片从原地取走,我们就可能无法判断各个断片之间的联系。所以,在试图分离和挽救这些互相挤挨着的精美壁画断片之前,尽可能精确地记录下它们被发现时的状况和位置就显得至关®要了。

我们能做的就是翔实描绘笔记和拍照,但两者又有其各自的困难。一整天都十分寒冷,我蹲在狭促的地方,忙着做无止尽的测量,用铅笔做着记录,寒冷的北风很快就把我的手冻僵了。晚上,在帐篷里继续工作,铅笔换成了钢笔,写下当天的日志。拍摄工作也同样艰辛。环形过道宽仅4.8英尺,空间狭小,我们必须为相机寻找较佳的位置,可是要想用广角镜头摄下尽量大的面积而不让影像扭曲,更是难上加难。当我蹲在地上的沙石黏土碎片之间,调整相机高度,对焦距,可以用聚焦幕布遮住我的脸,使我暂时免受风吹之苦,这可就算是难得的事情了,对幕布我真是蹴不尽。

现在是冬天,在废弃的古寺内的环状通道里,只有短短的几个小时能获得足够的光线,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这些初步的记录并非易事。在此期间,阿不旦来的队员正在老穆拉赫的指导下,从河边丛林中拖出枯死的胡杨树,把它们锯开,做成木箱。若羌来的木匠,连同一些当时的队员,不得不在遗址旁光秃秃的萨依上建起工作间,在有限的工具装备和人天生的懒散所能允许的范围内,尽快地制作出厚木板等物品。我让人燃起了大堆篝火,给这些临时的工匠们提供光线和温暖,并用可观的“加班费”鼓舞他们在天黑后继续工作。这样第二天早晨,我就有了足够的木板,木板连接得还算可以,于是开始清理落在地上的壁画断片。

不过,做到这里,事情远远没有做完,如何把极其易碎的灰泥壁画拿起,放置在木板上,而不让它们断裂、打碎片或损伤到绘画精美的表面,这仍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如果想直接把断片拿起,几乎肯定会造成极大的破坏。在这几天里,奈克·拉姆.辛格不顾严重的热病和刺骨的寒风,也起身过来协助我。运用他的专业技能,我很快想出了一个方案,而且效果不错。我一向都认为和田纸是中亚出产的最好的包装材料,所以用木板垫上薄薄的棉毛线后,又铺上大张厚实的和田纸,将它轻轻地平整地按压在剥落壁画的正面上。下一步,奈克·拉姆·辛格从小心存放的空箱子里弄出一大张坚实的锡纸,用薄薄的铁条将箱子加固,再缓慢拉锯一般将锡纸放在破裂壁画墙面的柔软底面,小心翼翼,以免损坏。一片墙上的灰泥从腹背两面都被牢牢夹住,不论它有多大,倾斜地拿起也就比较安全了,绘画的表面朝下,让灰泥壁画平躺在有软垫的木板之上,然后安全地运走。

我们如法炮制,一层又一层的壁画墙面从碎片中拯救出来,甚至已有几个世纪的裂痕也没有进一步变宽。当取出最外一层剥离的壁画断片之后,又发现了一部分壁画,这出乎了我们的预料之外,这么易碎的东西如此完好地保存了下来,我欣喜万分。用淡彩画出的艳丽色彩让人大饱眼福。但是,我没有时间沉浸在挽救精美艺术品的喜悦之中,也没有时间归类和拼接壁画断片,它们在位置和主题上可能属于同一类。与此同时,我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暴露在寒风中的双手已近麻木,粗裂的手指又由于不断与浸盐的灰泥和碎片接触,疼痛得厉害,这些都分散了思想和注意力。然而,我仍得忍住病痛,仔细记录各个断片的位置及其主题、状况等所表达的意思。这些工作可能对之后确定壁画装饰品最初排列的各个细节有所帮助。

我也记录下了一个小发现:在大块壁画断片的脚下,发现了一只鸽子的羽毛,骨头和残留的鸽巢。让人觉得有几分怜悯。显然,鸽子把巢筑在墙的高处,结果墙坍塌了,鸽子死于非命,鸽子身边的壁画断片可能就是邻近拱顶的。由于命运的捉弄,这只可怜的鸟儿注定要成为考古学上的见证人,它在一个半身佛像之下找到了最后的栖身之处,佛像手的姿势还正是佛教绘画中常见的’施无畏印”。

技术上的困难同样艰巨,当要凿下并转移有翼天使护壁的精美壁画墙面时,我们的责任感进一步增重了。其中有7块保存得相当完好,所以可以尝试通过移动来挽救它们,但是这些壁画墙面也还有许多裂痕,以至于让人为之担心,它们会不会在西去的长途运送之前,就粉碎成了碎泥。幸运的是,有5块这样的壁画墙面在东北段墙上,护壁之上几乎没有什么有壁画的墙面了,北窗提供了一个方便的着手点。这样,我们就有可能在每一个壁画墙面之后插入我们的印度装备中的一把柔软的大钢锯,将灰泥底衬和土坯墙表面锯开,此处的灰泥更厚,不像灰壁画中的丹隋易碎。

但是,我们还是不止一次地遇到了未曾料想的困难。在几块壁画墙面之后,我们遇上了一层盐质的凝结物,将灰泥牢牢粘在砖墙的细缝处。这可能是由于地下水渗入砖墙,析出了原来含有的盐分。通过不断的实践,我们学会用新奇的权宜之计应付这样的意外事件,尽管我们可用的工具手段和所剩的时间是那么有限。然而,我承认每一次移动新的壁画墙面时,都会害怕我的眼睛可能会再也看不到图画里高雅的王宫,以及人物的明眸善睐。不论这些奇妙的天使们原应岀自哪一座万神殿中,我都觉得应为我们如此冒昧地对待她们的画像,而请求她们的原谅。

要将这些易碎的灰泥壁画墙面安全送往伦敦,看来困难重重。但我已决定做好一切预防措施,在条件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全力以赴地运送它们安全抵达目的地,这样才对得起我作为一名考古学家的良心,这些天来我一直在脑中构想如何最好地完成这项看似不可能的任务。在2月2日晚上,当所有能够保存的壁画全部安全地平躺在木板之上,被仔细保护着不受狂风、飞沙以及别种伤害的时候,我的包装计划也已形成。

要让脆弱的灰泥不会碎成尘土和草秆,需要坚固紧密的材料;而要抵御箱包在几个月的长途中必须承受的来自骆驼、耗牛、马匹和装卸工的碰撞和颠簸,就需要韧性。问题是如何将这两者结合起来,使用欧洲商人们可能用于精细古物的材料不仅无用,而且更可能有害。但我想起了在尼雅和罗布泊遗址包装易碎的木雕品时,本来给骆驼吃的一捆捆的芦苇曾大大地有所帮助,于是我就决定充分利用正在干涸的米兰河附近生长芦苇的河床。

虽然我们业已粗裂的手指感到非常的劳累与疼痛,但仍进行了反复试验,终于得出了包装方案的细节。这一方案至少给了我一些希望,即我们不会徒劳无功。我让人们把干燥但仍相当柔软的芦草割成一致的长度,略长于壁画墙面的纵长,并铺成相当厚的一层,在它之上交叉着铺上一层短一些的与壁画宽度对应的芦苇。然后,又是厚厚的一层柔软羽毛状的芦苇尖梢,还带着花,正适合托住和保护壁画墙面背面裸露的粗糙灰泥面。我们又使用最初把壁画从寺院墙上取下时、用过的木板和锡纸,解决了翻转壁画的难题,让它们安全邮在几层罅衬垫之上。

壁画如今表面朝上,在光滑的着色表面之上盖了一层薄薄的棉毛,为防止它被吹起,再盖上几张和田纸,在这之上又是一层棉毛,然后是第二块壁画的壁画墙面,但这一次是着色表面朝下。同样一层层的芦苇衬垫被用来保护它,但次序是颠倒的。这样,每一对壁画墙面都被裹上了厚厚的长方形芦苇包裹,随后又在其边缘加上相同的保护材料。然后,在包裹上下各置一块薄板,使芦苇保留在原处,同时也可使压力分布均匀;再用绳子尽可能紧地系在夹板之上使之固定。最后,这些实际上已经牢固安全的包装被两个两个地放入为它们量身订做的坚实的胡杨木箱里。尽管有绳索紧紧捆着,富有弹性的芦苇包装到一定时候还是会膨胀,但这只会使包装更加紧密。

由于奈克·拉姆·辛格现在还不能工作,这项细致又有条理的包装工作实际上得我亲手完成,因为我只放心把其中最简单机械的工作交给维吾尔族人去做。这工作让我在严寒之中忙了3天,这个过程中我十分满意地确信到目前为止转移工作还未对壁画造成任何损坏。但在我的监督之下这几码的转移,比起这些脆弱的灰泥壁画墙面将不得不面对的几千英里的穿越沙漠和冰封地带前往火车站的长途跋涉中的风险,又算得了什么呢?有时,我会觉得期待最终的胜利是徒劳的。那么,这一切进展,在我自己看来都很奇怪,就算它们无疑在那个粗壮结实的蒙古人看来很奇怪一样,他曾在一天早上经过我们的营地,赶着5头载着来自若羌面粉的骆驼,前往其曼塔格高原上他那遥远的家。当时,他快活而结实的身身暖在层层羊毛之中,背着一柄重重的直剑,黄铜剑柄上镶嵌着珊瑚和绿宝石。他说着我们都听不懂的语言,无论如何也不愿面对照相机,看着就像是生活在另一个年代的人。我在这些腐朽的古老灰泥片上所下的工夫似乎使他大吃一惊。而我的感觉,就像是一个传统的考古学家正在哈德良(Hadrian)城墙近旁发掘T罗马别墅的遗迹,突然间发现被一个身着全副中世纪服装的异虾正在一旁注瞬。

18个月后,当我在和田不得不打开用骆驼由米兰送到此处的重近200磅的箱子,重新用轻一些的材料重包装它们,以适应马匹和耗牛驮运时,我获得了一些信心。除了几处轻微的裂痕,还没有造成任何显而易见的损害。这些轻微裂痕的出现很容易得到解释,主要是因为从略微弯曲的墙壁上取下的壁画墙面被平放所致。我在壁画墙面的灰泥背面呈网状地涂上厚厚的一层木匠用胶水,这样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坚硬的底衬,也是一层附加的保护,这是在米兰这种既无合适的包装材料也没有足够的有经验包装工人的情况下所能做的最大努力了。但是,只有在米兰的艰难发掘结束了3年之后,这些箱子在大英博物馆被打开之时,才是真正获得解脱的时候。那时,我脑中所有对这项危险实验能否成功的疑虑才消散了。我亲眼看到这些精美的艺术珍品——可能也是在这种长途跋涉之中最易损坏的物品安然无恙时,当时的情景就和当初我有幸看到它们在风沙漫天的沙漠之中,从几个世纪的埋葬中被发掘出来时的状况并无二致,我真的感到欣喜若狂!

当我回顾在米兰古寺的辛劳成果时,心怀着特别的满足感,这不仅仅是因为想到成功克服的困难,或给他人带来的艺术享受。对保存下来的壁画残片随后的考察令我完全地意识到,我的记录和相片再少,甚至是在不那么困难的条件下获得的,也足够充分体现岀这样卓著的壁画中所有展现艺术性的地方。只有把壁画原物带到我的朋友彳I一究希腊风格佛教艺术和中世纪艺术的专家安德鲁斯先生(F.H.Andrews)和福彻先生(M.A.Foucher)的眼前,才有可能证实我在现场得到的印象,即这些壁画,标志着在佛教支持下传入亚洲腹地的希腊古典绘画艺术的一个重要时期。

由于在印度没有发现任何与犍陀罗的希腊风格佛教艺术雕塑在时代和起源上相同的壁画,我们对于这一艺术发展的早期阶段了解非常之少,这就是为什么米兰古寺壁画的特殊重要性,尤其是因为它们所处的年代如此接近,但是,想要展示岀壁画所提供的包含在中亚佛教绘画中的古希腊罗马和其他西方因素的证据,需要一篇言辞华丽的长篇大论,而不是现在的篇幅所能完成的。因此,在这里我必须提供一些得自古寺壁画的典型标本,并简短地解释一下它们所体现的特别有趣之处。

在色彩板上重现的壁画组合尽管有破损,仍很好地展示了墙上装饰一度环绕小圆堡的上端饰带的原貌。那两块现在组合在壁画墙面中的宽约3.5英尺的绘画灰泥断片是在东北段护壁的脚下发现的,当时它们是断开的。它们在那儿的位置是紧贴墙根,在另两层壁画灰泥之后,可能它们是从紧挨护壁之上的部位落下的。发掘时期所拍的一张照片清楚地显示,外层壁画可能曾是属于墙更高处的又一上端浮雕装饰带。那道宽宽的黑色带穿过了顶部红砖所作的背景,显然是用来分隔两条上端饰带的。只有用巴黎的灰泥做新的底衬,代替着色黏土背面的易碎的泥和稻草,才能使破损严重的底层,浮雕装饰带实现永久保存和黏合。这项精细的工作是在大英博物馆中我在艺术方面的合作者安德鲁斯(F.H.Andrews)先生和我的第二助理德鲁普(J.P.Droop)先生,以精湛的技术极度小心地完成的。他们严格地控制补充原版壁画表面缺失部分或做别的“复原”工作的任何尝试。甚至去掉了原先做底衬的泥,也是为了防止其中所含盐分会在湿度条件下渗到着色表面,因为若不除去,它会从必须用来加固和黏合整体的巴黎灰泥(plasterofParis)中吸收水分。

这样,安全保存下来的壁画墙面展现岀了一个典型的佛教神像图的上部。我们能看到佛祖站在左边,身着深红棕色的长袍,这种颜色在印度传统中自古代就是规定给各个教派的苦行者和神圣的传教士的。根据头顶光环和略有破损的极具特征性的发髻,可以肯定这个法师代表佛陀。但无法确定他是释迦牟尼还是更早期的“得道者”。佛像右手举起作“手印”(Mudra)的姿势,在佛教画像中是“施无畏印”(Abhayana),即庇护式;左手低垂身前,可能是提着衣袍。佛身后左侧是6个罗汉(Arhat),或佛教圣徒,站成两排穿着各色光鲜的长袍。前排左端一人手执一柄白扇,很可能代表犁牛尾或是权杖(Chauri),它是最高统治权的传统象征。富彻先生向我指岀,如果那个头上有光环的人物代表释迦牟尼,那么这个形象可能是在这些明显是作为佛陀弟子岀现的圣徒们左边,在椭圆形画面的深灰绿色背景上,可以看见点缀着红色和白色花朵以及罂粟花样的叶子。在深色背景中一定自上伸出的右臂,手中抓着白色花蕾和花朵,显然是在抛掷它们。这一背景和佛陀右手之后对应的绘画精美的花和叶的背景,清楚地表明这一幕和大量关于佛陀生平故事的传说一样,是以花园或树林为背景的。

残余的饰带不足以让我们确定这一部分描绘的是哪一个佛教传奇故事。但不是肖像学意义,而是它在结构、设计和着色方面的艺术处理,赋予这一壁画残片以特殊的价值和意义。其主题绝对是佛教的,但其体现的所有细节都显示它是由古代典范改动而成。佛陀的头部无疑是希腊式的,尽管他的鼻子有些许闪米特(Semitic)特征,而头顶发髻和耳垂很长,穿有耳洞的耳朵又顺应了印度佛教的传统。而法师及其弟子们大大的直视的眼睛,又和至今所知的中亚和远东地区画像中一律拉长和斜视的,特别用来耘美感的神态截然不同。如果我们还有可能怀疑那些有着直率的欧洲神情的大眼睛是艺术家们从何处得来的,则右边低处一排最后一位弟子左手从衣袍内伸出在颈部出现、且手指弯曲的奇特姿势打消了对其岀处的任何疑虑。这是一个极其熟悉的左手的位置,因为罗马时期成百尊雕塑的左手都是由外袍露出0

人们久已深知希腊化佛教雕像有着从古典雕像直接借用过来并与其完全对应的姿势和服饰的例子。但却是由这些在塔里木盆地的最远的角落里发掘出的壁画残片来证实了,就绘画来说,在技术方法上对西方艺术的依赖从一开始就是同样紧密并延伸到技艺方法上。对于后一点壁画中只要画肉体的地方都一律采用了“光”和“影”的技法,这是最为有力的证据。古典绘画中所熟知的“明暗对比法”的应用,在以前也从未在印度、中亚或是远东的绘画作品中被发现过。

而米兰壁画也在所有身体裸露部分一律体现了这种技法。在所描述过的浮雕装饰带壁画墙面和天使护壁壁画,通常的方法都是在淡色肌肤之上施以浓淡不同的灰色阴影,用以表示脸周围,眼下及别处的阴影。为了获得“高光”效果,偶尔画者娴熟地让表现肌肤的浅色彩通过或深红色的唇部或相似部位的轮廓线,从下方的适当部位呈现出来。在别处则聪明地用白色的粗笔表现“高光”效果。一些地方的白色颜料厚得足以获得真正的“高光”效果,这种方法显著地让人联想到适合于蜡画的处理方式,而存留下来的古典蜡画的实例也展示了这一技法。这些技法及其他技术细节明显反映出这些米兰壁画的绘画者们已从他们的西方光师那里继承了成熟的方法,用(因经常要应用所要求的)简练手法来制造一种完整效果。

一些壁画显示了由后古典艺术即希腊艺术发展而成的种种形式是如何被用来展示印度佛教的主题的。其中一幅壁画重现了一个髙约3英尺的壁画残片,但已失去了原本的和谐色调。它可能曾属于高处的浮雕装饰带,在被发现时,它是在刚描述到的画报边上碎成几块。我们看到在一个低矮的宝座上坐着法师释迦牟尼的影像。一个深红色下装从臀部垂到脚踝处,一件浅黄色斗篷搭在左肩,上半身的大部分裸露着——这种装束与早期印度经文中对释迦牟尼外貌的传统描述完全一致。在希腊化佛像雕塑中,佛陀传道的类似展现也很常见,同此类雕塑一样,图中垂衣的处理无疑卧种古典方法。

从右边小一些的拜谒人像中,我们能看到同样的衣褶处理。但是,一顶上部饰以红圈,下部有两个半圆形深红色垂边的奇怪的红色尖顶圆帽明显地表明了这个拜谒者的王子身份。这种方式在许多米兰壁画中出现,但在释迦牟尼的佛像雕塑和在突厥斯坦东部的后来的佛教圣地中,我都无法找到其踪迹。它可能是从更西边地区之一,如巴克特里亚(Bactria)或索格底亚那(Sogdiana,即粟特。佛教画像中对古典技法的采用正是由此处传到塔里木盆地的)传人的一个特征。左边的另一个膜拜人像只保留了部分膝盖和手臂。光影所描绘的两个水池或可能是两个围着栏杆的平台暗示这幅画表现的是内殿中或王室花园的情景。这很常见,正如佛陀生平故事中的人物常为传道者。

尽管这些壁画浮雕装饰带的断片以各个不同观点来看是不同的,且具有指导意义,但它们在艺术魅力和绘画意义上却无法与护壁的有翼精美人像相比。从一开始,它们就令我这个考古学家着迷,而且当我能够在安全且不那么艰苦的条件下观察他们时,其魅力仍然不减。就如已经提到的那样,从护壁中挽救岀的所有7块壁画墙面,考虑到所经路途和所冒风险,其运送情况相当良好。这样在这里就有可能再现在彩版画上见到的两块壁画墙面到达英国博物馆,且用巴黎灰泥替代脆弱的黏土和稻草底衬之前的确切情形,更换底衬后画表面的裂缝(部分是在墙上时就有的)几乎完全复合了。这两块壁画墙面最初是在院墙的东南段中间部位沿标有AB的线联结在一起的。它们清楚地展示了画师所赋予的这一系列小天使的不同表情。而其外表,如头形、翅膀及简洁而优雅的服饰,明显地显示出其目的是在表现天国博爱的一致效果,尽管面部带有强烈的个性因素。

要想最好的体会达到这一效果的技法,得要细致地考察这块壁画墙面上所见的两块邻近的板块。上端的一块显示出青蓝色的背景,可能意指蓝天,和一个明显正在上升的年轻人像的头部和肩部,那圆润的面部轮廓,大大的圆睁的眼睛,头部3/4的转回,鹰钩鼻子和其他一些特征,在下面的和其他壁画墙面中也都有所体现。然而却一眼就可辨出分隔开弯曲的红色嘴唇的直线所显示出的嘴部的特别的坚定,和头部明显强调的热切的凝视。悬垂在略微加长的右耳前的波浪形的黑色髯发都构成了面部的丰满感,让它显得更严肃了一些,和轮廓的粗线条描绘及衣垂鲜红色的平易的条纹极其协调。所有这些护壁人像共有的一个奇怪的特征是在剃光的前额上留有一小撮头发,奇妙地做成类似于带有缕状茎的双叶形。这一流行样式的根源仍有待追溯。

在下面的壁画墙面中,人像普通左视的线条被双眼向右的凝视平衡过来,这一巧妙的手法使得人物整体上格外活泼。头部浑圆,像丘比特的头,双颊丰满,却不是文艺复兴时期婴丿技的肥胖。大大的,圆睁的眼睛透出快乐诚恳的神色,这一生动的效果为虹膜的巧妙绘制烘托出来,栗色的虹膜被画成竖直的椭圆形而不是圆形的,显示向一旁凝视时虹膜缩短。嘴唇丰满含笑,绘成鲜亮的朱红色,体现出粉色的肉体和丰润的亮光。嘴角处细微的地方体现出酒窝。所有器官和轮廓都是在一层淡淡的肉色之上用毛笔随意挥洒而成。脸颊和别处更暖一些的粉色和阴影处处理得彳賄的灰色曜体勰更为柔和。

除了这些护壁画体现出的色彩和明暗对比法技巧的运用之外,所有人像都体现出一个明确的目的,即总体效果与轮廓均有粗犷之感,完全适合他们所处的弱光环境。尽管有许多都是遥远的西方发展起来的艺术形式的简单再现,但米兰画师们凭借艺术感和艺术技能,设法让自己熟悉的图案适应了特定的建设条件,这一点仍值得关注。我认为其确凿的证据在于护壁中有翼半身像的整个姿势,是根据他们位于狭窄的环形过道墙壁上距地面仅约3英尺的位置而巧妙设计的。他们的头,无论向右向左或是正向前方,都刚好上抬到能够仰视通过窣堵波回廊的朝拜者的眼睛。岀于同一目的,他们都被画成向他飞来的样子,这体现在双肩的倾斜和两翼向上的优雅的曲线上。长羽毛的尖部分开,明显是在鼓翼而飞。

但这些充满青春的有翼天使的概念最初是如何形成呢?他们又是如何被画在这座佛寺的墙壁上的?这个问题确切地回答要比乍看起来时困难许多。如果我们考虑到所有这些艺术的总体的古典基础,和有翼人像在希腊式佛教浮雕中偶或出现用以表现某些圣灵,我们必然会得出结论:这些米兰护壁人像最初的祖先应是希腊神话中年轻有翼的爱洛斯(Eros)。但有许多迹象在警示我们,这个发展脉络在中期阶段可能更多地受到东方理念的影响。简单说来,我们面前的这些人像,他们年轻并非幼稚的面容,他们开口很低的服饰和类似性别之分的特征,都更接近于一些早期基督教教堂的安琪儿,而非最初作为他们的原型的爱神(love-gods)。

如果早期基督教画像可能施有影响这一点听来太过惊人,那么应该记住在基督教兴起之前很久,夭使是天国有翼使者这一概念就为不止一个西亚宗教体系所熟悉,尤其在古伊朗境内牢固确立了这一观念,而此地是古典艺术文化的一切要素传入中亚的必经之途。在希腊化的东方,甚至是埃及,都没有地方留下了够早的天使图像,可以解释古典神话中的丘比特于何时何地摇身一变,成了米兰护壁壁画的画师们用作佛教圣地装饰物的那种有翼人像。在这些人像中,大部分的面部具有明显的闪米特人特征,让人本能地想到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和西伊朗,把那里看作是有可能产生最初的改变的地方。

目前深入思考这一问题颇具诱惑,但对批评家来说却是无用的。幸运的是对于那些天使们如何成为了中国境内佛教圣地的护壁装饰这一问题,我们能更有把握。犍陀罗的希腊化佛教雕塑确凿地证实了源自有翼爱洛斯(爱神)的人像实际在印度用以代表佛教神话中所知的,借自更早的印度教传奇中的名为乾达婆(Gandhavas)的一群天国使徒。

因此如果有T立中亚希罗多德(Herodotus,希腊历史学家)曾经参观过这座米兰佛寺,并向住持询问这些奇怪的有翼人像的意义所在,本地的守护人就会丝毫不觉得尴尬地把他们说成是犍陀罗。尽管这种解释从图像学的角度来说是可行的,我仍怀疑我们是否真的需要。因为在发掘下一章将描述到的一个邻近的土墩时,我们发现了一个完全相同的佛教圣地,在上端浮雕装饰带之下,绘有虔诚的著名的佛教传统的场面,护壁上则是世俗的,显然是西方人特征的人物。


第四十三章


一组喜庆人物图

为之操心不已的壁画打包工作远未完工之时,对邻近遗址的进一步考察又有了令我惊喜的发现:在位于西北方向60码处的一方形遗址中发现了一块着色灰泥。那是一堆严重毁坏的土坯建筑物,约15英尺高,它的形状和平坦的顶部显示它像其他几个邻近的土堆那样,不可能是坚实的佛塔的遗迹。由于极为靠近,所以可以在壁画打包工作仍在进行时就开始发掘它。很快我就确定这一遗址原先是个寺院,构造上与刚刚清理过的那个极其类似,中心是建在环形内殿中的佛塔。外围通道仅保留了南面一小段,此处墙壁上存留的壁画很快被清除出来,墙壁下部的护壁上有画得极为醒目的天使半身像。上端在狭窄的浮雕装饰带上有一名形似古罗马格斗士的人以一根棍棒护身,与一狮身鸟头鸟翼极像古典的半狮半鹰怪兽的怪物格斗。尽管绘画手法粗糙一些,但其风格样式都极为近似于我们先前抢救下来的壁画,这样,从一开始我就认定第二座寺院与已经考察发掘过的佛寺始于同一时期这一事实。

环绕佛塔的环形通道被大量杂物垃圾堵塞,它们是坍塌的拱顶上的大块土坯。

尽管我用所有人手发掘,并让穆拉赫去阿不旦带来所有可用人手清理它们,仍然花了整整两天的时间辛苦工作。但在天黑前已有足够进展显示出内部的尺寸,并证实环形内殿的墙上曾装饰画有壁画的浮雕装饰带和护壁。佛塔尽管顶部严重破损,残高仍有11英尺高,直径12.5英尺,有一系列明显突出的土堆,原是用作环形基石。和那个小小的“天使之寺”的废塔一样,它曾在早期被人由底部挖入,无疑是为寻“宝”。环形通道宽7英尺,由此推断曾覆盖在佛塔之上的穹庐顶总长应有26.5英尺。

没有明显的证据可作为依据用以估计圆顶的高度,但在土坯垃圾中发现的精美木雕残片显示拱顶曾有足够的高度,覆盖的不仅仅是佛塔本身,还有一个木制的华美T”形顶饰构成上部构造,支撑着连续的恰特拉(Chattras),即伞状顶饰,实际上这是犍陀罗雕塑的微型佛塔复制品和缅甸及其他佛教地区宝塔一律都有的现象。

米兰遗址佛教寺庙废墟所在的|


|土墩(发掘前) 1


在曾一度装饰过这个“T”型顶的雕刻精致的装饰残片中有一块木头上刻有八瓣莲花,部分仍保留着一层厚厚的金箔,和一部分设计精良的柱顶和柱身,体现出来自犍陀罗的希腊式佛教艺术的著名苣菅叶形装饰。我们清理圣地东面入口时,又发现了更多同样古典风格的建筑木雕遗物。在入口处一侧的平台还有灰泥碎片,涂有华丽的锦缎花样。

两边环形通道的清理首先发掘岀了我预先设想能在城墙上找到的壁画装饰。运气不错,在最先清理出的上端浮雕装饰带中的两个人像旁出现一些怯卢文文字和古印度语言涂写的简短题记。先前的发现已引导我得出这一结论,即这些寺院的壁画源于一个尼雅和罗布泊仍然繁荣的时期。现在则得到了支持这一结论的最好证据。

但即使是这样,当在冰冷的狂风和炫目的尘云中发掘了两天,我终于得以清理和更亲近地嘛那些壁画时,我仍对残墙上的壁画所展示的景观感到惊叹。

在西边的一段环墙可能曾有过另一个入口,但已被早期的寻宝人夷为平地。由于这种破坏,现在发现的壁画被分成两个分开的半圆形,两端均破损,北面墙上的装饰由于某种原因遭受了严重破坏,以至上端浮雕装饰带中除几个模糊的成组小人像外,什么也看不出来了。但在至距地面约3英尺的下端护壁中,尽管色彩已经变淡,灰泥出现大量裂缝,仍很容易辨认出非常优雅的构图,构图的设计和细节都与希腊、罗马古典艺术风格相近。二者之间有关联的特征是装饰带正中的男孩小天使裸像(Putti),以及表情翻i的年轻廊上扛着的一条宽宽的花环和用鲜臍成的花饰。他们之中无翼厄洛特(Emtes)和戴着弗里吉亚帽的年轻人交替出现,后者尽管有一张女孩式的脸,却确凿无疑地令人联想起罗马帝国崇拜的太阳神(Mithras)0

更为显著的是填补波浪式鲜花彩饰空处的绘图。每一处都有一个男子或一女孩的头和上半身,完全是古希腊、罗马古典风格的轮廓,尤其是绘画丰富的个体表情造成了震撼人心的效果。男子头像的类型各不相同,一些神色颇像罗马人;另一些人却是柯特人的发型和胡须,暗示他们属野蛮人群。但一眼看去即可搞清楚,他们和穿插在他们之间的几个漂亮女孩的画像都与佛教崇拜或神话没有关联。在可辨认的地方,人物手的姿势更证实了这一根据画像面部显然的快乐表情和圆睁的亮泽的眼睛所得出的结论。一个装饰华丽的女孩将手放在一个三弦乐器的颈上,而在近旁另一鲜花彩饰的半圆空间,有的年轻人,服饰和五官都让人想起15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物,他右手举起,几个手指伸岀,其余弯曲,像是在参加古代的猜拳游戏(Mora)o

—等到我能近距离地观察南面墙壁上半圆形空间内的绘图,对这一护壁纯粹世俗本质的一切疑惑均消释了。此处墙壁现存部分仍有9~10英尺高,东南部壁画的灰泥表面保存的要更好些,紧靠东面人口的半圆绘画空间内是一朵大的八瓣红花,其标志鲜明的植物种类特征明确表明它是一朵莲花。下一个向上的波浪形鲜花彩饰搭在一传制精美的无翼爱神(amorino)肩上,他的前额上有我们在邻近寺院中天使身上已见到过的奇特叶状鬆发。鲜花彩饰的下一个空处,是一位优雅的女孩在弹四弦曼德琳。她端庄地向下看着,黑亮的头发用一根红丝带在颈后扎成一束,头上缀着一个花环,一条由红色珠子和悬垂的珠宝组成的链子绕在额前;每只耳朵上都坠着一朵红花或是个花状饰物,耳前有一缙馨发;丰满性感的双唇与这位成熟美人的华丽装饰极为协调,搭在她肩上且盖住了部分石板色背心的朱红色外衣更增加了艳丽色泽的辨。

紧挨其后是一个戴着弗里吉亚头饰披着绿衣手持鲜花彩饰的人像。在她的另一边,是一个面朝着那个女孩的长胡须男性半身像,五官和服饰都十分引人注目。浓密的卷曲头发、胡髭和长长的胡须立刻就把这个头像和在这个护壁别处见到的与希腊、罗马古典风格极为近似的男性头像面庞区分开来。但他的眼神,窄窄的额头、宽宽的嘴唇都奇特地暗示他是那种晚期希腊、罗马古典艺术中高卢人或西徐亚人一类的北部野蛮人。右手拿着一个透明材料制作的,显然是玻璃高脚酒杯举到唇边。淡蓝色的外衣前横披一条围巾,乳白底色上是显眼的红色与黑色的错综图饰。面部、姿势和服饰的一切特征似乎都传达出对现世生活的坦然享受,这似乎也往往都是新疆维吾尔人的一个显著性格特征。画师把一个紫色的葡萄放在右侧鲜花彩饰构成的绘画空间内头戴弗里吉亚头饰的人像手中岂不是彳睫合的联想吗?

我的目光停留在他旁边一个男性半身像上,一眼看去就应该是印度王子。那是个脸刮得很干净的年轻人,只留有一点卷曲的胡髭,类型和衣着都与第一座寺院的基座附近残片中以拜佛神态出现的人物完全一致。五官和迷梦一般的眼睛都传达出确凿的印度的柔和神情。头饰极具特色,一顶圆锥形的帽子,像印度西北边界人戴着的尖顶“库拉”(kola);两片红线条的帽垂在前额向上翻起,缠着一条白色的轻薄头巾(Puggree)。轻薄头巾的末端在脑后结成某种头巾,正像在许多悉达多(Siddhartha)王子和别的皇族人物的犍陀罗雕像中所见的那样。耳部一个大的饰物,脖子上绕着宽的珠宝带,右腕两条重重的臂镯,似乎都象征着印度上等男子常有的对珠宝的天然喜好,就如犍陀罗浮雕大量展示的那样。一件宽大的淡绿色外衣搭在左肩上,胸部其他地方赤裸着。右手似是举着_个水果,夕卜形像是一个石榴。

下一对半身像的显著西方外形让我的联想远离了印度。在一个无翼小爱神旁边首先是一个年轻女孩的画像。左肩上负着一个细颈的透明罐子,右手托着一个帕特拉,即碗或钵,姿势优雅。她娇美面庞的希腊特征,似乎奇怪地与其他类似黎凡特(Levatine)或索卡西亚式(Circassian)的美丽混合。黑亮的头发上戴着白色镶有红边的头巾,右边系了一个大的黑色结,好像是近东或伊朗式的。耳前垂下长长的髯发,前额垂下一些头发,饰有3条珊瑚珠的链带,耳朵上戴着优雅的粉色垂悬重饰物。一件有红棕色袖子的紧身背心罩住了胸部和肩部,头饰上挂着一个细致的淡绿色面纱。

在这个孤寂的遗址中,这些壁画显得何等的美丽和优雅啊!但也很奇怪的是与这个美丽的画像相对的一边是一个明显的罗马式男子头像。那是一个年轻人的头像,窄长的前额,方下巴,结实的脸庞刮得很干净,满头剪的极短的黑发。服装是一件深色外衣,右肩上搭着一条浅绿色的披风,画面褪色得很厉害。但我仍能辨认出举在胸前的右手,其中特别之处是第二和第五个手指伸出、中间两个手指弯曲的手势显示他是在玩“猜拳游戏”。

这幅画之后的壁画表面破损得太严重,显不出任何头像或是帕特拉(碗或钵)的轮廓,即使在墙的护壁高度也是一无所有,但就在西段墙壁的缺口开始处,保留下来一个拿着花环的女孩头像,在白色弗里吉亚帽子之下,她的脸庞十分美丽。右手修长的手指握住一只帕特酒杯(Patter)举到胸前。这个侥幸存留下来的娇美头像当时给我的感觉就像是一个希腊、罗马古典时代生命的完美化身,好像从手指到整幅构图都有了生命。

在这个古老的朝拜场所遗址中,画师们的艺术成果留存了下来。但他们又怎么会料想到从他们欢快的手中绘制出来的这些种种体现生活乐趣的作品,在被埋葬了许多个世纪之后又得以重见天日之时,会由于四周的一片沉寂和荒凉而产生更具震撼力的效果呢?这些绘画反映岀的温暖而欢欣的生活与光秃秃的碎石达什特(Dasht)形成了难以言喻的奇特对比。我也不由得想起同这些幸福享乐的场面相比,我们在过去几个月里经历的生活又是多么不同。长久以来这些荒凉遗址除了显示岀它曾经是已经消逝的遥远过去历史的痕迹和目前生活在这里的那些可怜人的栖身之所,别的我什么都看不到。能看到这些图画,就不仅仅是考古学上的享受了,我把它当作一个令人振奋的信息,表明有这么一个能找到美景和享乐的地方,它未被冰冷的寒风和沙漠工作的顾虑和不适所打扰。当我一次一次地仔细观察着这些在概念和手法上都属西方文化的迷人护壁人像时,它们和我之间的间隔似乎缩短了。

有了以上这些感受,这样在以后的几天里我常常认为自己是置身在西徐亚(Syria,即叙利亚——译者)或是罗马帝国的东方省市的一些别墅遗址之中,而不是在中国境内的佛教圣地,也就不足为奇了。然而沙漠里的严冬气候却让我时时意识到我们的真实处境。寒风几乎是不停地吹,不时强劲得成了真正的狂风,在这遗址的墙内就像在罗布泊(Lop-nor)雅丹一样刺骨:厚重的尘土也让拍摄工作有两天无法进行。幸运的是我可以利用这些时间,进行细致的研究,还能写下大量的笔记,尽管手指已冻得麻木,吸水笔里的墨水也冻住了。


 

第四十四章

矿 佛传壁画


这一组宣扬感观享乐和充满青春活力的人物壁画似乎是这个佛寺护壁的一个奇怪装饰,它和佛陀传道正统之间的对比所体现的问题,让我怀着更大的兴趣去看其他残存的壁画装饰。北面半圆墙壁受到不小的损坏,上端浮雕装饰带只能够看到相互分离的一组组人物,大多都被破坏了,尽管他们本身颇有意思,但对整个组合和主题却无提示。但在东南面紧挨护壁之上的浮雕装饰带有18英尺多长的一段完好无损,而其上的图画是我在发掘过程中所见到的最为激动人心的。

在一块约3英尺宽的真正庞贝(Pompeian)红,上下都由对称的黑色、石板绿色和奶油色的一系列窄色带标示出的浮雕装饰带上行进着一个列队,第一眼看上去极像罗马的凯旋仪式。我由左端看起,经过接近东面入口的一块部分破损的浮雕装饰带,看到一个王子模样的人骑着马出了宫殿大门。墙的木制框架和门上的雕饰都极华丽。骑马人头顶的门楣上写着一行住卢文文字。骑马人的服饰很像护壁中“印度王子”的服装,一件深红色的斗篷搭过左肩,垂至腰下,身体下部盖着一件像是印度人腰布(Dhoti)的绿衣服。一件华丽的珠宝臂镯和一条宽的红色颈链显示出骑马人的高贵身份,他的马画得相当好,为白色,马勒和马笼头都饰以红穗。一条由3根细绳或带子组成的宽带横过马的胸部且固定在马鞍上,带上固定着显眼的圆形和方形牌饰。整个都像是罗马帝国晚期雕塑中的马具。

在骑马者前面是一辆由4匹白马拉着的两轮马车,戴着刚描述过的那种马具。这一队快跑的动作表现得^轻松,好像是临摹了一个熟悉的样本。两轮马车的车身前部为紫色、顶部有一条有着精致的装饰线条的黄带,可能代表金子。其上是一美丽女子的头和肩部,她显然在用右手引着獭。黑色的发缕垂在颈下,两耳有两缙髯发。脸具有“天堂女神”(Houri)特征,显示伊朗在某些晚期古典模型上的影响。她的衣服是一件淡紫色的紧身上衣,前面开襟,由两条珠链横过胸前穿接在一起,一件暗绿色的披肩披在左肩,显出很重的褶皱。这个美丽的驾车人之后有两个孩子,画得不太好,但由前额上的特别的双叶状卷发可看出是男孩。

马车前是一棵深绿色画成锥体的树,点缀着黄花,和在寺院M.III中的壁画上的完全一样酩前是一头行进中的装饰华丽的白象,画得极其逼真,大概是整个浮雕装饰带中画得最像的图像了。象的眼神和表情都被熟练地捕捉到了。前额和象鼻上的华丽装饰包括叶冠、饰带,凸起装饰物和环饰,在此不能一一描述了。我也不能详细描述鞍布和披在它身上的地毯似的覆盖物上,设有着清晰的菱形花纹的图案,色彩绚丽。在右后腿上有一则小而工整的两行住卢文题记,下面我将仔细介绍。

白象由一人牵引着,他的服装极具特色,和护壁中的完全一样,颈、耳、手臂和手腕上戴着大量珠宝,由此判断,显然画的是一位印度王子。他左手牵着象鼻,右手提一形状奇特的水壶。底座很细,直鼻,近似北印度的人所知的一种名为“恒河海”(Gangasagar)的在传统中用来祭祀时的水的器具。向前往这一队列走去的是4个衣着朴素的人,由他们浓密的头发和胡须及手拿的长棒判断,很容易看出他们是典型的印度苦行者的形象。这群人最左边是个白胡子老头,头扎简单的白色薄头巾(Puggme),第二和第四个是中年人,第三个是没胡子的年轻人。他们的衣服只是颜色不同一件腰布式的衣服围在腰间和腿上,左肩上披着黄色斗篷,胸部赤裸。他们身后左右画着两棵有枝有叶的开满花的树,手法随意,似是写生之作。这之后的墙面就被严重损坏或是完全缺失了。但还可辨认另一辆两轮马车的部分,显然是由一名男性驾驶。

在这迷人的浮雕装饰带之上,热闹的队列背景奇特,用的是近似庞贝(Pompei)红的颜色,其意义何在呢?当时,我所能确信的是这一场面显然是取自某个神圣的佛教传说。但我对佛教圣徒传说所知甚少,无法认岀它来,即使所需参考书目随我所用,不过找不出时间来做系统的研究。尽管当时我对阐释这一浮雕装饰带感到困惑,但有件事情却更吸引了我的注意,那就是对以上浮雕装饰带组合与护壁中人物的艺术处理之间的不同之处,这种不同之处无疑存在却又难以名状。后者几乎所有一切总构想,从容的设计,光和影的着色技巧,及人像处理的自由大胆,都强烈显示其画师主要是复制这一种艺术中那些已发展成熟的造型,不过看得出来的是他对这种造型的精神实质和方法都已足够熟悉,因而让每一幅图都具有个性,看着他在护壁上所画的作品,我无须问自己这些壁画墙面和装饰性图形代表什么。弥漫其间的美好生活和喜悦足以让西方人心领神会。

护壁中绘画内容则不相同,然而绘画技法等方面有许多相似点,因而证实在此作画的是同一个人。尽管许多特征,如帏帐和双轮战车,明显借自古典艺术,却给我一种印象,即画师所模仿的范本已然超越了远比其僵硬的显然是印度传统的母本。许多的问题尚未澄清,现在匆忙下结论可能过早了。但我认为有可能是这样,无论这个画师他最初来自何方,为这个神圣主题所限制,不得不严谨地采用希腊化佛教艺术几个世纪以前就已为这一特定佛传故事所釆用的传统表现方式。在护壁上装饰性的和好像是世俗人物的身上,他却得以自由地、更直接地表现与他同时期西方艺术的影响,简言之,浮雕装饰带中的绘画内容体现了印度的希腊风格佛教艺术特点,护壁则反映了通过波斯传入的源自罗马的同时期艺术形式。

浮雕装饰带的主题之谜最终得以解决,是在1901年夏天,我将它交给我的朋友印度佛教图像学的权威,也是我最好心的合作人——福彻教授(A.Foucher)。他根据我提供的照片和描述,很快就认出这个场面是选自须大拿(Vessantara)王传,出自成百个本生故事(Jatakas)或说佛陀早期本生故事中的这个故事在巴利语文本中也有详细的记载,讲的是佛祖早期化身为须大拿太子,因为乐善好施,送了一头有降雨之能的神奇白象给婆罗门(Brahmans),从而在他父亲的王国中背负恶名。他和家人因此被逐人森林,他和妻子曼最(Maddi)及两个孩子乘两轮马车离开皇城了,施舍了许多贵重物品。当他后来遇上婆罗门乞讨人时,物品已分发完毕,他又逐一舍弃了马、马车和剩余的所有个人财物。最后他在隐居处又依据神的意愿将妻子和孩子作为虔诚的礼品献岀。神在试探了他无尽的仁慈心之后,将妻儿归还与他,最后以世俗的幸福生活结局。

一旦故事被确定下来,就很容易辨认出王子和妻子及两个孩子“乘着四匹信德(Sindh)马拉的华丽马车”离开皇宫,正如本生故事所描述。浮雕装饰带中在森林背景下前来见他们的4个托钵僧无疑代表他在故事中施与了马匹的4个婆罗门人。但由于一种在佛传图画中极为常见的(包括中世纪圣徒画在内)年代错误,本生故事中最突出的事件,即王子赠送神奇白象被放在了场景中间,尽管故事的发生先于他离开皇室和之后被放逐森林的所有事件。

同时,在次要主体上也显示了与上述故事吻合方面,如象头和象身上华丽的珠宝装饰和同样重要的王子右手提水壶将水倒岀的细节,这岀故事清楚地表现了一个印度式的布施象征。后来的一些事件一定曾画在北壁半环画框上端的浮雕装饰带上,根据福彻先生的启示性确认,我们认出了甚至是在损坏严重的浮雕装饰带最底部的一些有特征的图像,如曼诋在丛林中遇见的野兽。

整个壁画的意义一旦明白了,我更为急切地想搞清楚前面已经提到过的保存良好的浮雕装饰带部分的住卢文题记的确切含义。我仔细临摹下它们,并根据现场能够认出的几个词推测他们的语言是在尼雅、安迪尔和罗布泊文书中使用的同一种印度普拉克里特语(Prakrit)0我也注意到有关在大象右大腿上用黑墨书写题记的这一奇特事实。它由3个略微弯曲的短行组成,尽管只有1/3英尺高,在大象皮肤的白色底色上格外易于辨认。

如果这些文字是用来记录绘画场景或人物的名单,这个题记则显得太长,书写也不像宫门上另外一处题记那么优雅简洁。另一方面,它看来也不像是某个过往游客的涂画,尤其是其位置显然经过了精心挑选。综合上述各种细微的理由,我曾一度构想这则小题记可能包含关于画师本人的一些写在显眼地方的简短记录。

令我惊奇的是,这一猜想在3年后我都几乎忘却时,却奇怪地得到证实。那是在这一题字的照片和摹本被著名的巴黎文献学家及我在文字学方面最得力的合作者——阿贝·博耶研究之后。根据他的反复研读,文本应解释为:“这一壁画是接受了3000巴玛卡(Bhammaka)的提塔(Tita)所作。”这样解释的唯一疑虑在于灰泥上在“Bhammaka”一词前两个音节之间有一道裂痕,并且对印度词典编辑者记录的“钱币”作为梵文%hanna”的意思并无原文可供确认,尽管语音上听来像其衍生词。

这里先把可能提到画师的问题搁置一边,我仍有足够理由在此提及这一则奇特的题记和阿贝·博耶的译文,因为如果我们接受译文是正确的,我就会毫不犹豫地把画师的名字“Tita”认作熟悉的西方名字“Titus”(泰特斯)。无论从词源学或从语音学,我们都无法将“Tita”解释为印度和伊朗语言中原有的名词形式。另一方面,古印度由西方引入的众多希腊和别国名字的类比,都证实Tita正是泰特斯(“Titus”)在梵文或帕拉克里语中会釆用的形式。

我们有大量证据证明Titus是一个人名,在本纪元的最初几百年,在整个东罗马帝国(RomanOrient?)包括叙利亚和其他邻近波斯的周边省市缺常用。近期印度考古学的新发现也让我们知道一些希腊、罗马古典名字,如叫Agesilaos和Heliodorus的人,多为艺术家或侍奉皇室的人,不仅在印度(Indus)大陆,即便远在印度岛,直到公元1~3世纪的印度斯基泰(Indo-Scythian)统治期都是如此。我们已经知道米兰佛教寺院的时代不会距这一时期太远。寺院墙上的壁画则雄辩地证实了希腊、罗马古典艺术对这一遥远的中亚角落有着直接而有力的影响。

那么,受雇在这里绘制壁画的艺术家之中,有一个从地中海岸到底格里斯(Tigris)的东罗马都很常用的名字也就不足为奇了。我设想在那个时代被带到中国境内的有这样一个名字的绘画、装饰艺术家应是欧亚罗马人(RomanEurasian),拥有一半东方血脉,却在希腊传统中长大成人。在他之前,还有来自同一地方的人旅行到“塞里斯国”(Seres),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托勒密《地理志》中的一段经典篇章中得知。书中他讲述与连接着叙利亚和塞里斯首都的大贸易路线有关的消息。消息是地理学者马里纽斯(Marinus)通过“一个叫马埃斯(Maes),也叫提提亚纽斯(Titianus)的马其顿商人”那里得到的。这个马其顿人的家族世代经商,为了做生意他派自己的代理人前往遥远的塞里斯国。

在这里我不能进一步探讨这个小题记所包含的亚洲内陆艺术史,也不能详细叙说写在门楣上的看来更为简洁优雅的另一个短题记。它也是以帕拉克里语(Prakrit)形式书写的,经过博耶先生的解读,认为题记的位置本身就暗示它是指其下壁画中骑马的王子魏珊达剌(Vessantara),尽管很奇怪他在这里被叫做伊斯达它(Isidata,梵文为Rsidatta),不过也很正常,因为这仅只是各种各样的名字,只是在我们熟悉的诸如“苏达孥”(Su-ta-na,梵文为Sudana)、“须达孥”(Hsu-ta-na)等称呼中又增加了T。


" 通过反复摹写,可以很容易得到这些题记确切、永久的副本,但对壁画却不可

S 能做岀与其艺术和考古学价值等同的记录,甚至一个在有特别的感光板及相关设备

的摄影室里工作的职业摄影师,也会发现他即便用尽各种技术也难以用照相机保留下这些和谐,但正在褪色的壁画色彩。对我这样一个业余爱好者,在现有的工作条I 件下那就更不可能了。其实,我穿一身笨重的皮大衣,蹲在地上够低够远的位置拍

摄在只有7英尺宽的过道内仅仅高于地面的环形壁和护壁的壁画就已够难的。许多天来狂风吹起的尘雾使天空昏暗的不得不延长曝光时间,而相机又在风中摇晃,破坏了照片的效果。为检查在这种情况下拍摄的底片的准确性,需要当场冲洗每一个底版。但在夜间极度寒冷之中,底版在帐篷中晾干时又有被冻结的危险。为减少完全失败的风险,我不辞辛苦地用不同光圈和曝光速度将壁画拍几个来回,最后却在4个月后有了冲洗底片的条件时发现我的努力仍未能得到足够的记录。

即使拍摄能更为成功,我仍会感到十分遗憾无法重现这些优美壁画的色彩,另一个,也是唯一的选择是将壁画从墙上取下。尽管我不愿将这些精美的壁画切割成可以搬运的板块,但还是进行了尝试,一个精心实施的实验证实在我现有的手段和时间之内,进行这样一项计划,几乎肯定会导致完全的破坏,最终我不得不暂时放弃切割壁画。

墙上的灰泥和其他寺院中的材料有所不同。它有两层,外层明显,处置得很好,且很光滑,但仅1/4英寸厚而且非常脆弱,内层厚约3/4英寸,更柔软,仅混合了一点麦草,因此远比其他寺院的墙面更易破损,别处墙上的灰泥采用统一材料,混合有大量碎麦草,更具黏合力。当我小心翼翼地移走护壁上分离的帕提(丘比特式的儿童图像)头像和一个已经破损的男性半身像,我发现要阻止单薄的外层部分地破裂是不可能的,因为其后的灰泥已经松动了。我这才勉强意识到除非将表层墙皮后面的土坯墙完全挖掉,并有特殊的仪器取下和加固弯曲的灰泥墙面壁画,否则是

招6「勾云"

不可能安全地分离下任何一块较大壁画墙面的。

意大利的壁画剥取者凭着几代人积累下的经验和各种技术设备,也许能在几个月内完成这项工作。甚至他们也不得不冒破坏文物的风险解决分解这个拥挤的壁画浮雕装饰带的问题,这之后,也不可能保证安全运送这么远的距离。但我在沙漠里又如何能获得需要的技术和设备,甚至是保证完成这一工作所需的时间呢?我在当地所获得的一切有关穿过沙漠去敦煌的路线的信息,都告诉我有这么多人马车队的动身时间,如果延长到2月底之后是不安全的,因为许多路段上都依赖冰水,咸水内的盐分太多只有在结冰以后才可以用。即使行进迅速,沙漠之旅估计也要持续至少3周。

因为不可能有多余的骆驼给人畜带足给养,供应和运输上的困难阻止了任何想要推迟一个季节行进随后考察的想法,那样需要更多畜力运输冰或水。从这里及早东进的想法也是我的意愿,希望古沙漠之行沿途有值得发掘的遗迹。这种希望虽然渺茫,却十分强烈,这样我不得不考虑在盛夏酷暑到来之前为发掘可能发现的遗址留出足够的时间。

离开这些提供了如此丰厚的古代艺术品的寺院,我的心情并不愉快,在继续给可能取下的壁画打包和考察分散在周围的早期居留地遗址时,我尽可能久地让古佛寺内部照射到几个世纪以来都未见过的阳光。它们中多数都是通常类型的破败的佛塔土堆,没有了外围的环形围墙.但在很久以前都曾被寻宝人挖过,其余几个可能是真正的居住遗址,部分用土坯建成,但被侵蚀得更为严重。

这些地方也有有趣的发现,但我不能在此细说。我的总体印象是这些更为古老的遗址所在地尽管有吐蕃戍堡,但在后者驻扎卫戍部队时,一定就已被彻底废弃了,实际上也就是寸草不生了。因为只有这样才似乎能够解释风蚀效果的显著不同。在这些更久远的建筑附近,一些地方风蚀作用侵空了低于最初地面深达17英尺的土壤,而在戍堡城墙周围最严重的地方也不超过6英尺。

我们已经连续好几周暴露在严寒和不断的狂风之中,当米兰遗址的实际工作终告结束时实在是一种解脱。但下达命令开始最后一项工作,即重新回填寺院内部以保障对壁画的重新保护却让我感到难过。这项繁重的工程在来自阿不旦的援工的帮助下于2月11日完成。看着那些曾令我在冬季的沙漠中如此赏心悦目过的精美壁画,再次逐渐消失在灰尘和土堆之中,真是一件悲哀的事情,就像是正在埋葬尚有生息的真人。唯一能减轻一点沉重心情的只是对它们最终复出的渺茫希望,和想到他们若是看一眼四周的荒凉,可能会更愿意在黑暗中安息。我无法预见命运的安排,15个月后,它们会再次从保护层下重见天日,却目睹了一幕人世的悲剧:我的勇敢的奈克·拉姆·辛格永远地葬身于黑暗之中了。

但在当时,我却感觉它像一件困难却回报丰厚的工作。当天我由诚实的托合提阿笥引路骑马离去时,天色已晚,我的心在黑暗中飘浮,希望在东方将能够见到一片新的天地。


第四十五章

/启程去敦煌


米兰的发掘完成了我在罗布泊(Lop-nor)地区的考古任务。但在动身前往敦煌和中国西部腹地之前,在阿不旦还得完成大量旅途打点和准备的繁重工作。不过在经历了米兰所有的苦难之后,这段停留还是让人感到愉快的,尽管阿不旦提供的芦草屋实际上简陋不堪。我很高兴地看到这个仓库在提拉(Tila)的照看下十分安全,马匹也休养得很好。在温暖的栖身之处经过休息后,测量员重新又站起来,并在一定程度上治愈了风湿病带来的疼痛和沮丧。而我自己要不是一直忙于各种实际工作,我一定不会这么轻易就忍受得了这种拥挤的住所和渔民冬季住所周围地带极为肮脏的环境,以及这个地方单调无味的景色。在干涸的塔里木南面暗淡的沼泽地带,盐碱地和冰面混合成一种无尽的平淡。

在这里我每天只有半个小时时间在户外散步,这样的环境又有什么关系呢?要对过去4个月的所有考古发现进行分类和打包,其中大部分我决定送回喀什囑尔让马继业先生安全收管。除了我准备自己保存的文书装了4箱,所有其余的古物,包括罗布泊遗址的笨重且脆弱的木雕,都需要进行特别的再包装以承受长途旅行,而且在旅途中,我不能在场保护它们不被粗心地对待。鉴于我们所面临的长途跋涉,


尽可能减少行李也是很重要的。借此机会我也将两个可通电的铁水箱,和多余的架子及不再需要的书籍和所有纸张一齐送回和田,等待我来年归去。

沉重的古物货品需要规模可观的骆驼及马匹的运送队。我将它委托给两位资深的维吾尔仆人照看:喀斯木阿笥(测量员的马夫)和穆罕默德·朱俄自己的仆人),上文曾提到过我曾不得不把由于沙漠的艰辛而生病的他留在若羌。不论如何,他们俩都不再适合随我前行了0我明确告诉他俩将在喀什囑尔支付应该给他们的欠款和报酬,这一明智决定使我的物品有希望被安纪送。尽管我在不断地催促,直到我到阿不旦的第七天,才看见包括勇敢的维吾尔邮差在内的车队动身前往喀什矚尔,开始他们为期2个月的旅程。

同时,我也在同样努力地为我自己的车队开始长途沙漠之旅做准备。确实在经历了去年11月的历险,又听说前面路上大部分地区都有水和牧草,我的随行队员们对在前面的戈壁荒漠中将要度过的数周生活都不怎么担忧。但是为人畜准备1个月的供给仍是件繁重的工作,而排它们的运送就更是如此。我的团结的队伍共有13人,11匹马可骑,还有8头骆驼。这些骆驼经历了罗布泊沙漠的艰辛之后仍然状态良好,并一如既往地是我的旅队的主要依靠,它们正够驮我们的行李和部分食物储备。它们勇敢又好养活,只要几皮囊菜籽油偶尔给它们作“茶”饮,像哈桑阿笥过去常说的,以让它们保持精力。而马匹没有料草就不行,关键是如何驮运够]个月的料草和我们的食物。多弄到几头骆驼做此用途是不可能的。我们穿过罗布泊沙漠所用的几头骆驼仍因劳累太过虚弱,若被带上一定会很快被累垮。而一旦我们开始了长途的沙漠之旅,就一定会严重飆我们的进程。

因此,我就想到那些有耐力的毛驴,它们在去年11月曾是运冰队伍中极为有用的补充力量。在若羌有许多驴,通过极好的廖大老爷为我施加他长官的威力,毫不费力就弄到20余头所需的毛驴。但是这些强壮的小动物无论所需食料多么少,也

 

I姻洛瓦寨泉和古代湖床岸边的冰I

I面,以及盐碱覆盖的罗布泊湖床I

 

都需要喂养,同样也要人照看。它们一个月总共所需的食物差不多又需要同样数目的驴来驮运。这样当我仍在米兰并开始计算我的运输需求时,对这些驴的考虑就令人担忧了。

我很自然地想到,唯一的办法是在它们的草料耗尽时,让部分毛驴轮流回到阿不旦。但就算如此,正确地计算这一计划及其食料供应的种种数字仍然是一道麻烦的数学工程。最糟的是,我担心若羌精明的主户们会让我尽可能多地雇不健康的家畜,希望它们在途中累垮,要么被立即送回,要么死在途中,为其主人赢得丰厚的报偿。为使自己免遭此种计划及其不良后果的影响,我早已安排让超出我们所需数目很多的一大批毛驴被送到阿不旦以供筛选,选出一批可依赖的动物并非易事,几乎就和确保出发后它们能被合理照料并避免被偷换一样困难。

由于无休止的物资运输,以及从若羌请来的修补亟须修理设备的“乌斯塔”

(Ustads,即工匠——译者)紧张的工作,所有的打包工作,我们营房前的景象就像巴扎一样热闹。在室内,伯克的芦草屋里居住的人就像填满了将要溢出的戈壁萨依,我就在那丿L从事耽搁已久的写作工作和做各种记录。我的队员们尽管对近在眼前的长途沙漠之旅不甚挂心,却对我们如何在沙漠另一端的“黑大爷”(Khitai,即汉族异教徒——译者)的生活感到好奇与不安。毕竟无论是我对’古镇”的奇特寻访,还是将他们带到新疆境内别的什么地方,他们都觉得仍在“真主的土地”之上,而我的印度随从们也喜爱绿洲的安适,因此也有同感。

我们即将进入未知、奇怪的异教的中国内地,随行队员们道听途说,知道那里的生活方式有多么不同,那里的人们又是多么不愿意接受他们这样陌生人的习俗,并满足其所需。因此,所有的人都急着要支出欠款,为他们自己准备一些额外的装备和小的奢侈品。"颇有事业心的商人从若羌带货来开了个临时的小店,获利颇|回运送古物的队伍从阿不旦向喀什嘎尔出如< -工*_


丰。我应该补充一句,几乎我所有的维吾尔族部下都通过我所能找寻到的往和田、莎车和喀什喝尔的汇款渠道,在此时给妻子和家中汇款。

在当地居民罗布人,无论老少,都十分欢迎我们的到来,令我舒心的是诚实的依布拉音伯克带着1500两中国“马蹄银”到了,不到1月前我曾派他为此事前往焉耆衙门。他从若羌出发骑马7天内走了330英里,但回来时却因两个中国衙门的随从花了整整两倍的时间。为安全起见,胆小的老按办一定要派给他随从,还犹豫着他是否应该付费。

马蹄银的及时到达对我很重要,因为我得到了可靠的信息,银币或金币都不能在敦煌使用,只有中国传统形状的银锭。但在接受这些大大小小的马蹄银之前,我当然要先过秤,尽管我知道在此类事务上可以信任依布拉音伯克。这一操作是由一架整洁而设计巧妙的象牙天平来完成的。我在和田买了一架,为东方的原始货币条件做准备,但很快就认识到它并不能为我省去这一流传久远的货币系统,或是缺乏系统而带来的无休止的琐事和麻烦。

当蒋师爷用麻木的手和无穷的耐心完成了所有的称量工作后,我发现银元的盎司数,按我在和田最新听到的汇率,少了相当于40卢比,大约3英镑,不可能因如此小的偷盗而怀疑伯克,而且装银元的袋子上的官印是未动的。蒋师爷参看按办的信件最终得出了正确的解释:在新疆财库接受官方称量时付了费,而我自己的称量是与新疆的商业交换中所用的重量标准相一致的。从我的经济顾问处也未能得知其差异有多大。但不管怎样我已预先领教了在甘肃等着我的那些货币或是度量衡的复杂系统,它还很快令我憎恨那架无辜的天平,认为它是台精良的而有效的整人工具。

我自己如今也不知道,我是如何在晚上找到空闲来记录在若羌发现的两个哈布达勒人(Habdal)语言样本的。我将他们在我的一群队员们之中带到米兰,留作一种语言学工作的享受。他们属于那个非常奇怪的流浪部落,在新疆被称为哈布达勒人,他们很小的半游牧移民队伍主要靠乞讨、织垫等为生,在塔里木盆地西部更大的几个绿洲都可见到他们。他们的语言里有许多波斯词汇,而且无疑是由伊朗传入的,但除此之外,他们广泛地使用从他们的新邻居那里借来的突厥形式和词形变化,并包含了相当多混合的奇特因素,其根源尚未得知。我的两个占怪的、善变的哈布达勒人多年前来自和田附近的塔木乌格勒(Tam-oghil),娶了若羌女人,忘记了不少他们自己的语言。但从我们的夜谈中仍然弓I发出了他们留存的语言储备。

就像所有我能用到的罗布人那样,他们给我留下了人体测量学记录。我一再在前者中看到了靳靶人特征,如突岀的脸颊骨,细长的眼睛,稀疏的胡子,这些特征将与塔里木盆地边远地区或多或少纯洁的突厥特征和南部绿洲的更为古老的英俊的人群区分开来。直到1世纪以前,这些罗布人实际上还是游牧的,由于他们艰辛的生活方式,他们似乎很健康,完全不受当地可恶气候的许多缺点的影响,如极冷或极热,冰冷的冬风,夏季成群的只在沙暴时才不出现的蚊子。阿不旦人大多因此患上奇怪的痛风病,像个萎缩了的80岁的老人。

古怪的老穆拉赫自己就有着这么一对仍活着的老双亲,因为他们请求他不要去敦煌,尽管我希望留下他做再发现古老沙漠路线的向导。托合提阿匐也因为他年迈母亲的请求不得不被留下。虽然失去了这两位极好的罗布随从的协助,但是当忠诚而充满精力的依布拉音伯克,我的老克里雅达罗朶(KeriyaDarogha),自愿请假跟随我去在遥远的一我需要去工作的任何地方时,我倍感高兴。他原来一直只是作为地区首领的代理人陪伴我。然而他从不询问报酬的问题,这在维吾尔随从间是很少见的。当然这意味着在两年之内放弃在他的地区里得到新的伯克位置的所有机会。但蒋师爷立即挥毫写了封优雅的书信给年轻的按办,霍大老爷用礼貌的赞扬之词解释依布拉音为何更愿为我效劳。

终于在2月21日我同我的探险队出发开始漫长的沙漠之旅。我们准备的时间比马可·波罗在前一段已提及过的章节中所说的从前商旅们的准备时间要略久一些。他写道:“现在这些准备穿过沙漠的人在这个镇(罗布)休息了1周,以让自己和牲畜恢复体力;然后带上人畜所需的T月的供给做好了准备。”但事实是阿不旦不是一个城镇,马可的商旅们也没有事先在冬季的沙漠里经历考古探险考察的斗争。行李的分配与装载占去了早上很多时间,我到10点才能让整个队伍,包括近40头毛驴启程。解决最后的账目和所需物品等事务又让我再延迟了3个小时,但最终在送给主人的女人、孩子们一些贵重的欧洲小礼物之后,我也动身了。蒋师爷在这里逗留了11个月之久,非常受孩子婀,离别时颇为感动。伯克亲自送對了沼泽地往东南去,直到他的主要居住地的芦草屋成了平坦的地平线上一条低矮的线。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都是我们看到新疆的最后一眼。在塔里木盆地的这个乌勒提玛吐勒(UltimaThule)周围,放眼望去都是阴沉单调荒废的盐碱地。我们看到左边有一系列小的两岸生有芦苇的湖,都与正在干涸的塔里木河相连,而且时而会看见捕鱼的小船。道路所穿过的干盐层覆盖的地方无疑曾是相对较近时期河床的一部分,但没有一丝植被的痕迹,直到我们骑行了近24英里,在夜色中靠近一条被名为“阿其克布拉克“(Achchik-bulak),即“苦涩的泉水“的蜿蜓河床。我们才在一个叫做墩里克(Donglik)的地方停下,我发现狭窄的水道被水和大量红柳及芦苇覆盖。这里颇受喝融化的冰水的马和毛驴的欢迎。而我也很高兴能享受帐篷中的安宁,曲里写一篇发给物的顷大邮件,这臍让我在深夜花了两个多小时。

第二天早晨,出发前装载行李时我在小石山上注意到西边大约3英里处有一座又高又大类似炮台的土堆。来此处送我的穆拉赫和托合提阿笥告诉我那不是土坯砌筑的人工建筑。然而它看来却很像是人为建造用作路标或守望站的。构成它的砾石会被土壤中所含的到处可见的盐碱自然地凝成砾岩或石灰泥。它所指示的方向正是前往米兰和通过它去若羌的直接商队鞭。尽管昨晚付出了努力我的邮件仍未完成,

而且它的发送不能被延迟到下一次停留之后,时间紧迫,我勉强放弃了前往土堆考察的念头,因为前去有可能要绕路。

我们在墩里克四周看了看,发现在营地近旁有另一条道路的痕迹,尽管历史不久。那是一座红柳小山上的一个木制4序子,上有中文题字,记录着在当朝皇帝统治的第17年,由新疆最高官员派遣的中国官员前来考察去敦煌的道路蹌。

那一天行进了近20英里,朝东北方向去,大部分是在光秃的砾石萨依边上走,萨依上有一片狭窄的红柳堆,指向北方。走完2/3的行程后,它也消失了。剩下的行程就是走过低矮的砾石堆,没有任何植被的痕迹,无论是活的还是死的,由于天色渐晚,我十分高兴赶往映入眼帘几堆已经很少见到的红柳包,并决定在这个至少燃料有保障的地方过夜。从仍然和我们在一起的托合提阿匐和为了_个走过这条路线,现在做我们向导的若羌看驴人处得知,这一段行程直至下一段结束都不会有水。因此得从墩里克带冰过去。

那一夜我为完成我给喀什喝尔和欧洲的大邮包工作直至凌晨2点,第二天早晨当我终于看到它在依斯拉木、和田邮差的负责下安全启程,确实才松了一大口气。依斯拉木是在1月经过若羌时挑选岀来的,帰时起一直跟着我。考虑到种种条件限制,这封邮件是回得较早的,并且依斯拉木早就急切地想要回到他在和田的家,我很满意地在第二年冬天得知我这最后一封从新疆境内发出的邮件以破纪录的三个半月时间抵达英国。诚实的托合提阿筒热情地向我道别,这个结实的罗布猎人从去年11月起就开始为我效力。他将护送依斯拉木和我的邮包去若羌,我给了他20两银子,约相当于50卢比做工资,他很高兴地带着这些钱离开了。对于直到30年或40年前还不知有钱,只知物物交换的阿不旦人来说,这是一大笔数目。

这一天的行程漫长而令人劳累,尤其对没有水喝的动物更是如此。但好处是空气不寻常地宁静,并且我们行程的很大部分都是顺着一个古老河床,看着河床南岸

的某些特征也是很有意思的。早上在一个红柳堆上放置平板仪的时候,我已注意到芦苇带向北延伸,在更远处视野范围内是一片白色的光秃平原,显然覆盖着肖尔或是盐花。当再朝东北走了几英里后道路靠近一个砾石河床时,我们就看得更清楚了。那无疑是个古河床,因为我们行走在上面被碎石覆盖的高原突然朝北陡峭地陷下去。路线现在偏东,似乎一直和这条砾石老河岸线靠近,但切断了它的蜿蜓起伏。在一个地方道路穿过了一个从前的河湾,在那里古老的湖床被奇特的30多英尺高的分离的平坦黏土梯台打破,它们看起来像是侵蚀形成的,包裹仅只是风力作用,还是风和水轮流作用形成的呢?之后我又在许多时候问我自己这个类似的问题。

再往前,_片红柳包又岀现在我们左边,明显地显示下层土壤至少还阶段性地接受着生命之源——水分的涵养。很快就有了解释:在行程正中我们穿过了一系列干涸的洪水渠道,标示出拉钦(Lachin)河的河道。据说它会将偶或来自雨水或融雪的洪水带入贫瘠的高山,从这里向南看山的外部支脉已经隐约可见了。在河道边上我们穿过它的地方没有植被,只有一窄带流沙,然后就又是我们从墩里克就一直沿其边缘行进的单调的砾石萨依景观。

我们来到低矮的高原边缘时,天已黑了。道路往下延伸至高氟~60英尺的陡峭黏土悬崖脚下,在那里再通向干涸的河床。我们继续走完行程的最后5~6英里时,在我们之上的古河岸是个好向导。月光下我能看到一条狭窄的芦苇生长带在河岸线上,它另一边是闪闪发光的白色盐层覆盖的湖床,一种死寂的自然景观。最终我们到达了钦达里克(Chindailik)的宿营地,在那里,我们在一片沼泽地带之间找到相当大一块结在一个盐泉之上的冰面,最后面的那些疲惫不堪的毛驴直到半夜才到。我们竭尽所能去融化足够的冰以供那些急需喝水的马和毛驴饮用,但这个进程极其缓慢,而有些毛驴实在已筋疲力尽,因此当我次日早上听到报告有3头毛驴死掉时,并不感到吃惊。

我们2月24日的行程更加漫长,对动物们而言甚至也更为难耐。我们沿着有40~50英尺高的陡峭黏土悬崖的旧湖岸脚下走了只有2英里,它就转向东南方向,显然是个环形大湖湾。为避免绕一大圈,我们走进了完全平坦的盐层覆盖的荒地。它地质学年代的早期是一个湖湾,可能在各个历史时代都是不可逾越的盐泽地。事实上,若不是自路线再开通以来各种交通在坚硬的盐层表面走出一条小路,我们的队伍很可能会觉得绕湖湾行走要更为容易,以免骆驼会很快疲惫和脚疼。因此我后来得知在我之前一年多曾走过这条路线前5个阶段的亨廷顿先生凭借他一贯敏锐的观察力注意到了湖岸这面有这样一条小径时,我毫不感到吃惊。当然我们无法判断它的使用是何时中断的,是在近期还是在很久以前。

整整16英里我们都是以直线穿过这个确实是塔里木死海的大湖湾,碾碎的盐分让人想起一条覆盖着冰包且在冻结期被压缩的河。行进如此艰难,当我第一眼看到出现在古湖岸上成大块分离的黏土梯形台地时,终于松了一口气,它们有50~80英尺高,当我们经过它们之间时,我注意到在台地斜坡的不同高度上有盐花,证实了这些梯台是在这个大湖目前的干涸状况之前形成的。但很清楚它们最初出自于盆地南面的盐沼地边上低矮的砾石覆盖的高原。

夜间我们穿过朝南突出形成的一个尖岬的部分,走了1.5英里,最后,我们再次下到了湖岸悬崖的脚下。沿着它在黑暗中走完了通往洛瓦寨(Lowaza)一段余下的26英里。有一段路我已经注意到单独的红柳堆和潮湿的有着盐花的一小块土地。走到泉水处,我们发现它的水可以喝,四周的地面都长满了芦苇和矮树。次日清晨,我发现水是从其后梯台的一条窄缝中细细地但平缓地流出,它在梯台脚下的水道有整整150码远都结上了层厚冰。有足够的水对动物来说是个极大的恩惠,但对其中一些而言水来得太迟了。所有物品到达时又已是半夜,但我只到第二天早上,才知道有两头骆驼已经被留在路上,任由它们死去。又有3头已经站不起来了。

显然如果这样的损失继续下去,很快我们就没有足够的运输工具将我们的供给运往敦煌。有理由担心派来照看来自阿不旦和若羌毛驴的人对他们应该照看的毛驴的命运越来越漠不关心了。因此我安排自己的人照看牲口和负责喂养工作,所有食料都由一个共同的储存处配给,整个驴队也交由伯克监管。为鼓励赶驴人,我许诺除了所有者应得的租费之外,会为每一头安全带到的毛驴付给他们一笔特殊报酬。这些措施很有效。两头已报告说无用的毛驴被哄劝着吃了些燕麦,并被移到了芦苇矮树丛丰盛的泉边。可以被安全地留下来,希望等到人们从敦煌返回带它们回家时它们还自在地活着。但第三头可怜的动物却注定要在我前去射杀它之前死掉。这样死亡总数达到6头,对这一数据我可以立即声称,尽管到敦煌前还面临着极端的疲惫,但我很满意能把这个数字保持下去。

我们所有的牲口,包括勇敢的骆驼,肯定都需要休息。但根据先前得到的消息,下一站科什兰孜(Koshe-langza)会是最好的休息地,因而我决定继续前进,行进中我们的路线继续沿着古湖床边缘延伸,自然景观并无多大改变。在最先的大约7英里,我们穿过了另一个湖湾,没有第一个宽,其土壤尽管覆盖着肖尔,仍显出古芦苇生长地带的遗迹。然后我们又遇上了一列连续的湖岸台地,沿着它们高出平坦湖面约40~50英尺的边上行进。湖床完全被盐层覆盖,目力所及之处一直向北延伸开去。

这片土地死一般的沉寂,后来被远处可见的一座向南延伸的高山和约17英里后穿过的一窄条红柳丛生的沟壑所打破。一片泉水浇灌并覆盖芦苇的盐碱地在黏土梯台脚下延伸而去,无数的脚印表明,野生动物们,包括野骆驼,会常下到沟壑中去喝水。它们可能是来自于库木塔格(Kum-tagh),这就是阿不旦猎人们曾模糊地谈及的南部山脉髙一层斜坡之上的沙地。

最后,路线降至古湖岸的脚下,湖岸在此地极陡峭地升至100~120英尺高。总共走了约22英里后,我们在晚上7点30分之前到了科什兰孜,有6件行李被留在路上,等第二天早晨去找回。但最终当一群牲畜的到来显示出它们至少全都被安全送来时,我知道我没有白白信任伯克在行使权力和掌管运输上的坚毅和精力。


第四十六章

沿着前人的足迹


2月26日,我们停了下来,因为我们的队友和牲畜都极端困乏,需要一段时间来恢复体力。科什兰孜的确是一个不错的落脚之地,那里有繁茂的牧草和丰富的水源,黝黑的泥炭土壤上长满芦苇,清澈的泉水从中涓涓流出。天气开始稳定下来,也不再那么冷了,最低温度在华氏23度左右。然而,没有料到的是,在到达的那天晚上,我们发现了一具骆驼的死尸,就在离宿营地没有多远的地方。我们估计那是3个星期以前开往敦煌的一支商旅队留下来的。清晨,刮起东南风,薄雾蒙蒙,景色宜人,但是我的内心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牲口安静地吃着青草,队友们围着篝火欢快地歌唱,而我却一个人待在自己的小帐篷里忙着写报告。早餐非常简单,匆匆吃完之后,我抽出时间美美地享受了一顿精神的大餐,重新整理记忆,回味自罗布泊至中国的那些古代路线。这时候写的记录现在还装在骡皮箱里,它们详细地记载了我们艰辛的行程。等你看了之后,你或许会觉得没有什么了不起,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它们记载了鲜为人知的古代路线,可以为研究者们提供崭新的参考,对此我倒是感到非常欣慰。这些路线,最早在《汉书》有关西域的一些章节里就有记载,它为我们留下了“西域”的考察情况,还为我们讲述了中国政权在公元前2世纪左右进行第一次扩张的故事。尽管有大量准确而重要的历史数据记录,但不管付出多大努力,我仍然不可能在地形的细节上有所突破,也不可能准确指明当年汉朝扩张时到底走的是哪一条具体的路线。显然这些事实是要通过悉心研究才能够发现,仅仅是回顾一下,也不失为一件有意思的事。

张骞奉汉武帝之命,率领使团出使西域,与大月氏取得联系,以联合起来共同打击匈奴。从那时起,中国人就知道主要有两条路线可以通往西域,这里所说的“西域”就是塔里木盆地和锡尔河、阿姆河流域的那些国家。当时,人们知道有一条路被称为“北线”,是从敦煌出发,经过车师(Chu-shih,即现在的吐鲁番),穿过塔里木盆地北部的绿洲,到达喀什囑尔,再从那里翻山最终抵达费尔干纳和索格底亚那,也就是现在俄国属土耳其斯坦。另一条,或者称为“南线”,也是从敦煌出发,首先经过楼兰(或者称为罗布泊附近的都善),再从那里沿着昆仑山北部山脚穿过和田到达莎车,这样就到达了阿姆河山谷的大月氏。

没有人准确地告诉我们,戲”到底是怎么伸展到吐鲁番和北方沙漠绿洲的。然而,我们可以根据《汉书》中一些重要的记载知道,在公元前121年汉朝打败匈奴之后,他们的使团最初是通过楼兰这条路与西域进行直接交往的。据说,此时匈奴对汉朝人充满仇恨,他们唆使楼兰国国王多次对汉朝使者进行伏击,并抢劫了使团的财物。大约在公元前110年,汉朝的一员大将奉命率领一小队轻骑兵出征,最终俘获了楼兰国国王,征服了吐鲁番。在汉朝赫赫军威之下,西部的其他小国也都只好纷纷俯首称臣。

后来,也就是在公元前104年,一名使者被派往大宛(或称为费尔干纳)去会见当地的首领,结果却被大宛处死。汉武帝被迫派出一支军队远征,要严惩这个边远地区。这一次又是在楼兰,一队匈奴骑兵企图切断汉朝胜利者的归途。汉朝随即派出一支解围的军队,浩浩荡荡从玉门关岀发了。这支军队的出现迫使楼兰国王最终与匈奴断绝联系,并使其国家归属于大汉帝国。远征胜利之后,“汉列亭障至盐泽”,也就是先后地修建起来保障交通的军事设施和驿站,这些设施从敦煌向西一直延伸到罗布泊湖。

同时,两个军事殖民地相继建立起来,并由一个“代理保护者“(都护)行使汉朝在塔里木盆地的政治控制。这样,实际控制边界就自然而然地保留了下来,并且显示出相当的重要性。在《汉书》里,有一段有关张骞的传记,它细致地反映出当时汉朝越过敦煌推进其边界时所面临的巨大困难。据说,在费尔干纳的首领们决定驱赶汉朝使团之前,曾经说过:“汉朝远在千里之外,从那儿来的行人在盐漠中经常会迷路。如果他们从北线岀发,他们很容易受到匈奴的袭击;如果他们选择南线,他们就会缺少水源和牧场,再说,整个路途中很多地段没有人烟,在那里他们得不到任何的供应物资。要是汉朝使节们带上几百名随从,他们中会有一大半在路上就饿死了。这样的话,他们怎么可能派军队来呢?”(见《汉书》卷六十一李光利传记载:“相与谋曰,汉去我远,而盐水中数有败,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绝邑,乏食者多,汉使数百人为辈,来常乏食,死者过半,是安能致大军乎?”——译者)毫无疑问,在通往楼兰的路上,这些被提及的物资方面的障碍的确是极其严重的。

在我们到达科什兰孜之前,我意识到所谓盐泽指的就是一个结了盐壳的巨大湖床,它无边无际地向北方和东北方伸展开去。此时,我们已经在这片“盐漠”上面跋涉了好多天。我也真正体会到了交通是多么困难;为穿越这片沙漠,我们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想起这一点,就不难理解《汉书》另一段记载,这段文字讲的是公元前1世纪初楼兰人在交通这一问题上所采取的态度:“现在最靠近汉朝的是楼兰王国的最东边界,它的前面是白龙(Pih-lung)堆,那里缺少水源和牧场;与汉朝保持交往,楼兰就得为我们提供向导,运输物资和饮用水,走很远的路来迎接汉朝使者;然而,他们自己也难以避免遭受匈奴军队的伏击,他们逐渐意识到,与汉朝保持交往给他们自身带来许多麻烦,所以他们决定放弃。”

但是,这一类的抱怨和不满并没有挽救其在当地的小首领地位,因为从敦煌到塔里木盆地最直接的路线正好经过这片土地,也就是说,这片土地是汉朝政权通往其行使政治控制国家的路线上一个要塞,而当时,也就是在公元前一个世纪和公元后两个世纪里,汉朝的实力越来越强,国力越来越盛。据侷汉书》记载,大约于公元25年至公元170年之间,塔里木盆地与都善(或楼兰)发生了一些事件,但它没有具体描述从中国西端到那里的路线是如何延伸的。

幸运的是,沙碗在其研究成果中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儷略》(Wei-lio)的一些有趣的信息。《魏略》编写于公元239-265年之间,它是继魏朝之后的一部不完整的历史著作。其作者鱼豢(YuHuan)告诉我们,在他那个时代,从敦煌和玉门关通往西域有三条路线,而不像以前所知道的只有上面所提及的两条。

南边的路线以敦煌为起点,首先穿过游牧民族媾羌(JoChiang)部落,然后到达今若羌(Charklik)周围,即塔里木盆地的南部边缘,最后往西到达帕米尔高原。看一下地图,你就会发现这里所说的路线是围绕高大的阿尔金山山脉而行。在有些季节,较短的沙漠路线因高温和缺水而不能通行,这时,南线就是连接敦煌和若羌之间的一条惯用通道。1907年秋天,拉依·拉姆·辛格在回到若羌之后很快勘察了这条路线。

第二条牋,在俄略》中被称为中道,始于玉门关,朝西再穿过一些沙漠地带(在下文中会提到)后,转向西北,到达估楼兰”。这个方位,以及后来要讲述的龟兹(Kuchar,今库车——译者),朝楼兰的西方走会到达那个地方。而古楼兰很明显指的就是罗布泊北方遗址,我冬季就是在那里发掘中国古代边防设施的。

第三条路线,被称为新道,通向西北方,经过一些至今不明的地带,进入吐鲁番。由于这条路线位于北部边远地区,我并不关心它的时间问题。但我们完全可以推测,在往前行进一段路程之后,朝着东北走的这条路线将把我们带到在《魏略》中记载的中道上去。很明显,就像沙腕已经认识到的一样,后面这条路线就是《汉书》中所讲的7徵”,其名称后来发生了变化,是因为大约在公元2年,另一条通过吐鲁番的北方矚臓了。

由于在沙漠里停留了一天,我不可能对这些历史记录给予评论性的分析,更不可能做出分析所需要的细致研究,但我仍然很乐意欣赏这些早期记录的真正价值。我的确很感激那些记录,因为它们在揭示历史地理学的事实之外,还激起了某种别的东西,即人类对这些史实的兴趣。中国许多虔诚的佛教朝圣者一定经历过这条古代的沙漠之旅,并且幸运的是,他们中间有一个最早为人所知的重要人物——法显(Fa-hsien),这位人物曾生动地描述这条道路,他的记载流传至今。他和另外4个和尚下定决心要到遥远的印度去寻找精神的引导,于是随着一名使者从敦煌出发了。他们对这些边境地区有着丰富的知识,所以才得以战胜邪恶的妖魔和炙热的狂风,最终穿过他们眼前的这片沙漠。据说遇见妖魔和狂风的人大多都会死掉,能够逃脱的人少而又少。“空中看不见一只小鸟,地上也看不见一头野兽。尽管你热切地向四周观望,想看看到底路在何方,但结果却总是让你大失所望。你不知道选择何方,你能看到的唯一痕迹和启示就是沙地里留下来的干枯的白骨。在沙漠里走了17天,楊I有1500里,朝圣者们到达都善王国,这个王国高低不平,小山林立,土地贫瘠。”(参见儀略·法显传》:“沙河中多有恶鬼、热风,遇则皆死,无一全者。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岁拟。唯以死人枯骨为标识耳。”)由于在此之前,罗布泊北方的居民已经迁走,这些朝圣者们的路线无疑是朝向米兰和若羌的。在以后的15天里,他们朝向西北赶往焉耆,这就证实了以上判断。

我们现在正在走的这条牋,在法显经过的两个半世纪以后,又有另外一位更加有名的佛教朝圣者经过,他就是玄奘。玄奘心怀虔诚,经历多年的流浪,从印度回到中国,带回了大量的经书和佛教纪念品。遗憾的是,这位伟大的朝圣者所写的次唐西域记》在他到达罗布泊的时候就停止了。他坚信,返回历程的剩余部分是在中华帝国的疆域之内,而这个帝国在那时已经开始向西扩张,所以也就在他的记录之外了。但是,我们可以从他的门徒为他所写的传记中了解到,玄奘是穿过从罗布泊到敦煌的沙漠,而最终完成其行程的。

在经过米兰时的艰苦岁月里,我常常想起玄奘;我所住的这些破旧的庙宇——无疑当时已经破旧不堪,很可能曾经也住过我的那位中国保护神,还有他那带着佛经的旅行队伍,想到这些,我就会更加喜爱这些房子了。有些时候,我在想这些佛塔废墟小土堆中或许就有哪一个做过他的落脚休息的场所。那些旅行者在通过这里时所体现出来的精神,虽然经历了好几百年,但在这充满着死亡和荒芜的地方,仍然要比在生机勃勃的地方坚定得多也持久得多。

但是,在所有穿过这片沙漠的旅行者当中,我最容易也最经常想起的要算马可·波罗了。在令人畏惧的盐滩边上,安静地待在帐篷里重读马可·波罗爵士不朽的著作,对我而言实在是一种享受,在这本书里他向人们讲述了罗布大沙漠无穷的奥秘。即便仅仅是触摸这本书也会让人精神振奋,因为这是亨利·玉尔(HenriYule)的翻译版本,它饱含着广博的见闻和文学的魅力。我也非常感激马可·波罗后人的女儿,她至今仍然没有忘记我所从事这项事业。与此同时,蒋师爷加入我们的行列,帮我补习中文。只要时间允许,无论什么时候,学习中文都是每天我们必做的一项工作。由于我既不能错过中文课,又舍不得这个威尼斯人的动人故事,于是我要求自己用我最好的中文水平将这些有关沙漠的叙述翻译过来。我也知道,用这种方法可以使我的老师^先4感到满意,因为他对这位旅行者也非常感兴趣。

再来看一下亨利·玉尔的译文:“这片沙漠十分宽阔,据说骑马要花]年的时间才能从一头走到另一头。这里是最窄的,但也得花1个月时间才能穿过去。到处都是沙丘和沙谷,在这里你找不到一点能吃的东西。不过,骑马走一天一夜以后,你会看见清水,可能够50人或100人以及他们的牲口喝,但要再多一点恐怕就不行To穿过整个沙漠,你会发现许多相似的地方,也就是说,在28个地方你会遇到好喝的水,但水量都不大;在4个地方你会找到特别咸涩难咽的水。

'那里没有任何野兽,因为没有可以供它们吃的食物。但在沙漠里你会遇到一件奇怪的现象:当行人在夜间行走的时候,他们中可能会有一个落在后面,或者是睡着了之类的,当他试图要重新赶上同伴时,他会听见幽灵们在说话,并误以为他们就是他的同伴。有时候,幽灵们会叫他的名字;于是,常会有一两个行人被引上迷途,再也找不到自己的同伴们了。这样就会死掉许多人。有些时候,迷途的行人会听见类似于远处道路上人马的脚步声和哼唱声,他们会把这当作可以帮他们找到同伴们的声音;当天亮的时候,他们发现上当受骗了,但此时他们已经面临困境。甚至在白天,有人也听见幽灵们谈话。有些时候,你会听见各种各样乐器的声音,更常见的是听见鼓声。所以,在行进过程中,行人们习惯于紧紧挨在一起走。所有的牲口脖子上都带有铃铛,所以它们不容易走丢。在睡觉的时候,人们树立起一个牌子,指明第二天要行进的方向。沙漠就是®曇种方式通过的。”

我没有必要通过经历来说明,马可·波罗在这里告诉我们的沙漠历险故事只是他在当地听到的古老民间传说。亨利·玉尔爵士很久以前就表明,害怕被凶灵引人歧途,这一直萦绕在早年穿过中国与西域绿洲之间沙漠的行人的想象之中。在法显对穿过尼雅和车尔臣之间沙漠那段旅行印象的生动描述中,他也清楚地提到过这种说法,这在我们的引文中已经出现过了。玄奘也曾提到了这一点。


仗献通考》的作者马端临(Ma-tuan-lin)描述过从中国到焉耆的路线,从他的描述之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与《马可·波罗游记》译本相近的内容。由于马端临与


马可·波罗这个威尼斯旅行者是同时期的人,他所记载的内容一定来源于更早的资料。“在任何一个方向你都看不见任何东西,除了天空和沙子,你甚至找不到一点路的痕迹;行人们找不到任何可以指引他们前进的东西,只能看见人和牲口的骨头,以及骆驼拉的粪便。在经过这片荒地时,你可以听到各种声音,有时候像歌唱,有时候像哀号;经常会有行人走过去看看到底是什么发岀的声音,这时他们可能会走上歧途,并完全迷失,因为这是幽灵和妖魔们发岀的声音。”在翻译《马可·波罗游记》后半部分的叙述时,我仔细贩蒋师爷倾听时的神情,他兴致勃勃,但似乎也被这荒凉偏僻之地给镇住了,尽管他在大多数超乎理性的问题怀疑论者。

就像玉尔所说的:“这些妖魔对戈壁沙漠而言并没有什么特别。”当我走完这整条路线时,我才发现地形特征与他的记录和描述在事实上是何等的相似,然而我比以前更确信,马可·波罗讲的有关妖魔的故事完全是当地传说。在叙述我后来的观察之前,我想在这里先说明一下的是,马可·波罗对穿过这个沙漠的距离以及行军次数是多么的正确。我们用平板测器对这条从若羌(他所说的“Lop镇”)到沙洲(Sachiu)城(也就是沙洲或者敦煌)的路线进行测量,发现这条行进路线的总长度果然是380英里左右。

我们艰苦行军,强行前进,终于在3个星期之内成功地走完了这段历程,包括必不可少的停顿在内。但是商人们认为一般来说满载的牲口需要歇息28次,并以此得出,平均每次行进的路程为13英里。我很怀疑一个大规模的商旅队是否真能够在1个月之内完成这趟行程,并且不至于损失牲口。经验表明,有4个停留地要么找不到水,要么就是水太咸而不能喝,正好对应于马可·波罗所记载的有难咽水源的4个地方。同样地,他有关于别的地方的供水受限的警告也被证明是完全可靠的。我们还没走多远就碰到了他的叙述中提到过的“沙丘和沙谷”。


第四十七章

干燥罗布泊的终结


 

2月27日早晨,我们重新开始我们的旅程,寒风像平常一样,从东北方刮过来,吹在我们脸上。大约有10英里,路线沿着宁静而醒目的湖边伸展,湖的四边都是碎石和粗糙的沙子构成的光秃秃的荒野,也可以说路线穿过了盐层覆盖的小海湾边缘。然后,路面变成了宽阔的长满红柳和别的灌木的植物带。在南边,古老湖滨的悬崖全部消失了,接下来我们看见的是有着许多风蚀泥土阶地的斜坡萨依,南边更远的地方,阿尔金山被白雪覆盖的山脊在明净的空气中隐约可见。在北边,也可以看见远处被盐覆盖的平坦的灰色湖床。但最终在东方的地平线上出现一条黑色的线,在这天行军结束之前,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它是库鲁克塔格凸出的棱角。看着它,我终于松了一口气。

在我们途中经过的灌木带变窄的地方,地面的水平高度要比光秃秃的盐碱地高岀20英尺左右。突然要看平原上那么凄惨荒芜的景象,这使我的眼睛有些适应不过来了。但毫无疑问,这种情况大大增强了阶地和废弃建筑视觉效果。这些阶地在这次行军快要结束时,出人意料地出现在我们的右边,并且越来越多,让人应接不暇。夜幕降临之前,在一个叫做潘加(Panja)的地方停下来宿营,在那儿,我们找到了鲜美清凉的泉水和充足的可供牲口食用的灌木、草丛。

刚才所描述的特殊地形在第二天的行军中变得更明显了。一整天我们都沿着一条狭窄的沼泽带前进,沼泽地上覆盖着大量的红柳、芦苇和灌木,准确无误地标出老湖槽的边缘。光秃秃的盐原连绵不断地伸展到路的北方,但那像阶地一样的下坡在走了4英里之后就不再那么明显了,有些地方甚至与之一起消失。真是奇怪,南边临近沼泽带的地面现在看上去就像坚硬的盐糕的夕院,牲口在上面行走极为困难,于是我们不得不跟着那条潮湿的小路前进。在我们沿着前行的沼泽地带与南边贫瘠的含盐草原之间,地面逐渐向上升起;越向前走,盐壳就变得越硬。在对泉水和路线的排列进行勘测之后,我认为这种情况表明这里的潮湿程度已经逐渐下降了。

无论如何,我都认为这样估计是理所当然的:这条我们一直沿着前行了大约30英里的狭窄的沼泽和植物生长地带,比起我们从科什兰孜的沿湖岸黏土阶地走过的那条路线,更接近现代的一条湖岸线。由于这种关联,我有必要强调一下,我们的气压高度仪显示的潘加海拔高度为2400英尺,是记载中罗布泊盆地最低的海拔。沼泽地的泉水多盐,难以下咽,但对动物而言也并非不能喝。沿途的灌木丛有大量的足迹和动物粪便,这表明野骆驼、野鹿和别的动物过去常常从山上下来,到这里喝水和吃草。

含盐的干旱草原和沼泽地十分平坦,光秃秃的,而我们经过的黏土阶地,距潘加大约8英里,独自远远耸立,二者形成鲜明对比。但在要结束当天行军的时候,我们路线的左右两侧高高耸起一群40多英尺的“见证人”,由于风蚀的作用,它们满脸沧桑,身形陡峭。在黄昏中,它们微红的黏土峭壁如同城堡和楼阁一般,看上去有些像南北走向的低矮山脊的残余部分。但天已经太晚了,我们那时无法追溯它们与南方地平线上狭长盐丘之间的关系。那晚的宿营地有一口叫做阿其克库都克(Achchik-kuduk)的井,井水特别难喝,当我们到达那里的时候,沼泽地带的尽头已经被我们抛在背后几英里的地方。

一整夜,都在刮着东北风,冷飕飕的。看来,我们第二天的行军一定会步履维艰。但有一阵子天气特别晴朗,从帐篷近处一个土丘上看去,景色变得好多了。在我们正北方,可以清晰看见低矮的库鲁克塔格突起的棱角,贫瘠的山脊似乎从东北方绵延不断。在它所环绕的植物带南边,一条狭长的低矮山脊与之平行,躺在高大的流沙丘的下面,延伸至很远的地方。由于流沙堆积,小山似乎也达到三四百英尺高。这个山脉准确无误地朝向东北方,而它离路线的距离只有8英里,甚至更少一点。我很容易就能辨认出山的基底是黏土,与从它脚下伸展出去的风蚀阶地的基底首样的。

这些风蚀阶地越来越高,最高的达到50多英尺,在它们陡峭的侧面上,可以看见水平的沉积地层。我立刻意识到,在这一望无际的平原上,它们与外界隔绝的这种标志,在一定程度上是由风蚀引起的。然而,后来往东部继续观察,我才彻底了解它们在影响沙漠地区湖的形状和沙漠表面状况的特殊重要作用。

我就这样前进着。这些光秃秃的土堆模样是那么的相似,就像是用人手雕刻出来的一样。从阿其克库都克向前走,一路上大家都禁不住被这些奇形特立台地深深地吸引,直到仔细观察之后,我们才知道这些奇形怪状是由风蚀引起的,所有的幻想这才烟消云散。但直到很久以后,我才了解到,原来这种视觉上的迷惑在许多世纪以前早已给中国人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并在中国早期有关这块荒原的记录中留下了印记。

冰经注》是中国著名的经典著作,它的记载可以上湖到公元6世纪初,沙腕先生在其中的一个注解中,发现了有关塔里木河河道的生动描述。从中我们了解到,这条河最终流入沼泽,这些沼泽对应的就是《水经注》中的“蒲昌”(Pu-chiang)海或者现在的罗布泊。这条河位于都善东北和“龙城”西南部。都善在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大致是现在若羌和米兰地区。

“龙城”被描述成f伟大的野蛮王国的都城旧址。据说,罗布泊的一次泛滥毁掉了这个城市。“但是它的地基保存了下来,地基非常宽阔,如果一个人在黎明从西大门出发,他要在黄昏时才能到达地基的东头(《水经·河水注》卷二记载:'河水又东注于沏泽,即《经》所谓蒲昌海也。水积都善之东北,龙城之西南。龙城,故姜赖之墟,胡之大国也。蒲昌海溢,荡覆其国。城基尚存而至大晨发西门,暮达东门。洽其崖岸,馀溜风吹,稍成龙形,西面向海因名龙城。地广千里,皆为盐而刚坚也。‘——译者)。”它的名字可能来源于一个传说。根据这个传说,当地经常刮一种风,这种风以龙的形状向西方刮去,变成曾经围绕这个古城的河岸。不管事实上早期的旅行者所认作的巨龙——他们最喜欢的动物——到底是什么东西,我都丝毫不会怀疑,有关这个古城的整个故事,最初都是由从潘加到这里一路上我们看到的那些风蚀阶地的奇形怪状引起的。我们清楚地知道,奇妙的地形特征在刺激人的想象力,创造民间传说这一方面有着多大的作用,这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都是一致的。

关于这片广袤的被盐覆盖弛区的详细描述,有力地证明了这个想象当中的“龙城”的具体位置。“这个地方方圆1000里,它完全由盐组成,盐都是很硬的固体块,从那儿经过的人铺下许多毛毡,让牲口们躺下来休息。如果往下挖,人们会发现大块的盐,就像巨大的垫子,一层一层有规则地堆积起来。薄雾和浮云老是遮住了繁星和太阳,那里很少有活物,却有大量的恶魔和怪兽。”很明显,这段生动的文字描述的就提起了盐壳的老湖床。从阿不旦和米兰来的旅行者几乎都要绕过这片广阔的湖床,再越过阿其瓣都克。

关于“龙城“所在地区的具体位置,评论者增补了一些论述,从而证实了这个结论的正确性。据说,它西接都善(或者说若羌地区),东至“三大沙漠”,也就是敦煌的西部,这在前面我们已经谈到过。它坐落于湖的北端,根据这种说法,蒲昌(或者罗布泊)也被称作盐泽。看一下地图就会发现,这些方面与我们的“龙城”的定位是多么的接近。徹略》对“中道”的记载,那时指的就是“龙堆”(Lungci)地区(或者称作“龙形的山丘”),这个地区就在从敦煌来的行人所说的老罗布泊站之前,这决不会仅仅是一个巧合。再看一下地图,我们发现,到罗布泊北部那些樱地区最直的牋,就检里逐渐变窄,变成小路。

这次行军在这里结束,这个地方也被称为“咸水井”。我们找到一口只有4英尺深的井,里边的水有一点咸,果然是名副其实。在我们后边几英里,流沙薄薄地覆盖着地面,上面散落着红柳的种子。我们3月2日的行程表明,现在我们终于走完了被盐覆盖的湖床,将这块我们绕行了那么长时间的土地远远抛在脑后。库木库都克(Kum-kuduk)是~个宽阔但界限分明的山谷,我们在里面朝东北瀟进。在我们左边,满眼是昏暗的锯齿状的小山梁;右边三四英里,是低矮的由沙丘覆盖的沙丘。它们之间洼地的底部,大约有12-15英里,看上去都是平坦的沙原。这片沙原被大片芦苇和稍少一点的红柳覆盖,与我们经过的死一般沉寂的沼泽相比,这种景象看上去要iEA愉快多了。

到处都可以看见土丘和阶地,它们从南边山脊延伸出来,一直伸到路上,甚至更远的地方。一整天,我们几乎都没有看见大量的盐。要知道,我们的骆驼当中有一些早已需要换蹄掌,它们的蹄子一定酸痛至极。没有那些盐,对这些老伙计而言,无疑是一种莫大安慰。走了17英里,我们在一个光秃秃的土堆后停了下来。在那里,有许多矮树,并且出人意料的是,只向下挖了3英尺,就得到了许多水。这里的水要比我们以前的井水淡了许多。自阿不旦出发以来,'这还是队员和牲口们第一次在夜幕降临之前搭好了帐篷,发现水源,对此我们已经非常满足了。很幸运,过去一连几天刮个不停的剌骨的东北风在那天下午停息了。没有风,最低温度是冰点以下华氏20度,多么惬意的一夜啊。

第二天,天气情况依然不错。从右边光秃秃的土丘上延伸出几个指状的支脉,我们绕着它的北端大约走了10英里。这些山丘的高度都在80~100英尺左右。在它们之间,有一片长满小矮树的间隔地。我们到达过去行人经常停留的地方——羊塔克库都克(Yantak-kuduk)井。但这段路对一天的行军而言太短了,于是我决定继续前进,希望到时候我们再挖一口新井。从阿其克库都克出发以来,我们一直沿着前行的被沙丘覆盖的山脊越来越靠近我们走的路线。在较低的斜坡上布满了粗盐,经过长期的风蚀,路面非常平坦,方便行走。在它的北边,平原上长满芦苇,一直伸展到库鲁克塔格山脚下。

在行军快要结束的时候,我意识到东北的山谷底部越来越高,于是在以后的两天里,我就做好准备要对之进行观察。我们在红柳丛中停下来过夜,在那儿只向下挖大约1英尺,沙土就比较潮湿了。挖到4英尺深的时候,我们就得到了充足的水源。由于这些水是从坚硬的泥土中流出来的,所以带有一点咸味。毫无疑问,这个沙漠谷地有着良好的地下水蕴涵,但这些水到底从何而来的呢?

3月4日这天,我们的行程比较长,但天气晴朗,我们心情也不错。我们知道将要走到拜什托格拉克(Besh-toghrak),它是在到达敦煌西北沼泽以前最好的停留地,在那儿休整一天,我们会重振精神。高耸的山脊上覆盖着沙丘,我们靠着山脊走了大约5英里,到达库鲁克塔格。一路上,我们的左边都是长满芦苇和矮树的沙原。一条风蚀形成的淡红色阶地出现了,将沙原与以后的路隔开。这条路上有许多野骆驼走出的脚印,看上去,这些骆驼是从南边来的。这些路到底通向牧草,还是水源?我们不得而知。大约走了12英里,我们经过了科什库都克(Kosh-kuduk)井。但在到达这里之前,右边沙丘和碎石坡被几乎平坦的大片芦苇所代替了。从我们前面的远方,我们可以看见一条低矮的碎石坡,看上去正好穿过平坦的谷底。但一到达那儿,我就发现这只不过是一种幻觉,原来山谷的方向竟有一点弯曲。

山脊大约120英尺高,在碎石高原上延伸了仅两英里左右,到达南边的山谷。但经历过我们后边的平坦无奇之后,它的外形看上去很特别,让人印象深刻。在越过一个鞍状物,穿过它的顶部之后,我们都觉得自己终于已经到达了甘肃的最外层大门。于是我们迫不及待地把山脊命名为“开门站”、“开门关”。从罗布泊到这里,在一路漫长而孤独的骑马旅行中,蒋师爷与我已经谈了很多有关玉门关的话题。玉门关曾经是甘肃紧靠古代沙漠之路的边界,沧海桑田,今天终于有机会弄清这个位置,我怎么可能不激动呢?

真奇怪,从顶上往下看,风景完全不同。连绵不断的芦苇,像湖一样平坦,看上去向东伸展开去。它不再是紧接南边高耸的沙丘,而是紧靠着几乎垂直的黏土悬崖,悬崖看上去像是被古代河流的潮水侵蚀而成的。山脊东面的植物更加茂盛,小丘上有那么多长刺的低矮灌木丛和以前未注意到的圆形的长满芦苇的洼地,这些东西对我们可怜的骆驼和毛驴是多么具有诱惑力啊!要想阻止它们往前走,真是难上加难。

我们的向导阿塔乌拉赫(Ata-ulah)发现在遥远的地方有一个黑点,他认为那是拜什托格拉克。但在我们到达那以5棵胡杨树命名的地方的时候,天已经很黑了。胡杨树看上去是普®的品种,年龄也不大,成排地屹立在离悬崖脚下150码的地方。这些树都被风吹得向西弯曲,然而,我还是禁不住满怀敬意地靠近它们。它们是生命最勇敢的护卫,在被河流周围的丛林(未能流进罗布泊)扔进荒无人烟的沙漠之后,仍不放弃维护生命前进的步伐。在离这些树不远的地方,我们找到两口5英尺深的井。在弄干净之后,井里流出来的水要比离开潘加之后任何地方的水都好喝。修疏勒河终端盆地西边缘附近的风蚀黏土阶地, ,

那天在拜什托格拉克,我们把那段停留的时间很好地利用了起来。很幸运,东风在上午时分停了下来,取而代之的是舒适宜人的平静和温暖,这对我们接下来的行动有很大的帮助。下午2点,温度计标明的最高温度是华氏72度。从去年11月14号到达安迪尔河以后,我还没有在帐篷里如此的感到舒适。骆驼和马背都受了伤,并且还有其他的病症,需要严格仔细地看护和检査。由于经常需要进行鞍具维修,所以我想在这里经营维修店应该是很容易的事情。

那些耐旱的小毛驴也很勇敢地坚持下来了,这会儿正在美美地饱餐芦苇和长刺的灌木,最后还得小心地把他们赶拢到一起。储存品少了好多,所以我们也用不着所有的毛驴,于是我挑了8匹最弱的,留下给一位阿不旦人,在我们租用的其他工具从敦煌返回之前,这些毛驴就由他来照看。气候温暖适宜,草场肥沃丰溢,牲畜看起来都精力充沛,矫健有力。只有一匹可怜的毛驴除外,有一次不知怎么的它掉进一口井里一整夜,第二天被救起来时已经冻得半死了。而当我把火生在周围让它取暖,并用力摩擦它的身体时,它居然又奇迹般地活过来了。到下午时它已经可以走路了,我还看到它正在满意地咀嚼着额外配给它的玉米呢。拉姆·辛格是名勘察员,他忙着用经纬仪观察这一地区的纬度,记下海拔高度,仔细地读取水银气压计以检查我们的无液气压计是否正常,并由此得出我们所在位置以及库鲁克塔格山脉的准确髙度。根据后来那些数据的计算结果,拜什托格拉克营地的高度是海拔2620英尺。

这很明显地证实了我们上升了一个高度,尽管轻微却很确定,我想我在前两次行进中已经注意到这一现象了。对我来说,在观察中品尝到的地理趣味是无比巨大的。阿其克库都克逐渐变窄,成为一条自东北延伸下来的普通山谷,我们也进入了一个低洼地带。观察这里,发现沿着谷底掘井可以很容易地取到水,同时还看到淤泥堆积成的高高的堤坝环绕在边缘,这些现象表明,这个山谷可能在现存的地理时代曾被用来把地表水导入古老的罗布泊湖床,也就是我们一直在寻找的阿其克库都克。但是从哪里会有如此充足的水,竟能把这样一个山谷侵蚀掉呢?肯定不是来源于北部贫瘠的库鲁克塔格山,因为根据我们掌握的三角测量数据,就目前可见的山脉,远远没有超过4200英尺,也没有显示任何有意义的附属山谷;也不是来自阿尔金山的髙山山脉,这条山脉离正南方还有大约100英里,只有极少量的排水,虽然垂直地流向我们所在山谷的位置,但是在离这里很远的地方就消失在巨大的沙砾库克塔格(Kuk-tagh)和流沙堆积的大褶皱里了。

很自然我想到了东边,山谷好像是顺着这个方向趋近拜什托格拉克的。我还知道疏勒河(Su-lo-ho)和党河(Tang-ho),它们是两条冰雪融化而成的大河,在靠敦煌的北部汇集到一起。再向西流过一小段距离后,它们应该最后流进了哈拉淖尔(Kara-nor)湖而结束。从俄罗斯地图上看,在离拜什托格拉克东部80英里远的地方,还可以看到后一条河,即党河。一系列相互孤立的小湖泊和沼泽地岀现在哈拉淖尔西部,在我们前进的方向也有,这使人产生一种猜测:他们可能会以某种方式与一条比他们远古的众多排水线相连,流向我们所在的山谷和干涸的罗布泊河床。

但是科孜罗夫(Kozloff)上校仔细绘制的明确路线图并没有显示岀这些湖泊和沼泽间有任何的联系。这是个很严肃的矛盾,使我感到异常的困惑和怀疑。

晚上的时候,蒋师爷加入到我们的行列以帮助我们阅读中文。当他看到我还在仔细钻研地图,还在努力思考那个地理问题时,凭着一贯的好奇他提出了他自己的疑惑。他还很清楚地记得曾经看过一幅中国地图,在那上面罗布泊一直延伸到离敦煌很远的地方。看到阿不旦时,他就急切地找寻大盐湖城。现在当我们最终走岀这个干涸的盆地时,他发现现实中他所亲眼看到的小沼泽与盐湖城传统的象征之间竟然有那么大的差距,对此,他表现岀来的情绪已不仅仅是忧虑和惶恐了。我告诉他,近代欧洲文学关于“罗布泊问题”的各类书籍随处可见,我们几乎不可能从这些相互矛盾冲突的书中把问题彻底弄得清楚,除非我们在地图上把整个地区都准确地测量出来,并做出标记。

我很欣赏我的助手对地理知识所产生的浓厚兴趣和对表层信息所持有的敏锐目光,这对我来说已绝不是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了。无论什么时候我们做平面制图,他都会自始至终站在我身边或者站在勘测员的旁边。中国人往往天生具有良好的方向感和阅读地图的能力,不管他们读书多少。所以他很早就熟知光学仪器(Diopter)的用法和平面制图的基本理论。令人高兴的是,他还学会使用经纬仪,只要拉姆·辛格有时间就会教他操作经纬仪来观测星际。我也掌握了一些必要的汉语,这样就可以讲解一些基本的实用理论。每当碰到奇特的地貌特征时,他总会打断我,并且打破砂锅追根究底,提出些尖锐的问题,这让我很吃惊。我经常在想,如果能够用蒋师爷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对地形的认知感以及勤奋和智慧来培养知识人才的话,那么印度调査局应该是多么的出色啊。

对我来说幸运的是,他在专心拓宽知识面的同时,通常对待人和事都异常热情,充满朝气。一路上他滔滔不绝地跟我讲述他在兰州、乌鲁木齐、叶城和遥远的塔尔巴护粉鑫螂atai).潔繭理M的各种经历,旅途的劳累和荒原的枯燥也因他的故事减轻了许多。偶尔他会讲到一些令人同情的细节,有时还会对他所熟知的上级管理中各种弊端不负责任地嘲弄一番,但大多数时候他都会掺杂很多的幽默在里面。蒋师爷对我很信任,他告诉我他的许多熟人,即按办的亲信都在他们的衙门中获取了不光彩的利益,还告诉我他们是如何用一些阴暗的手法快速积敛财富的。但^是另夕I回事,我知道蒋师爷想让我为他保守秘密,不要随便说出去。

3月6日早上,天气晴朗,万里无云,温度计显示的最低温度是华氏23度,有霜。我们从拜什托格拉克出发了。那个留下来为我们看管需要休息的毛驴的阿不旦人,由于要留守在这里,似乎要面对孤独和寂寞了,但却很舒服和安逸。他有足够吃20天的食物和一箱火柴,还有想睡多久就睡多久的自由,这种情况会一直持续到我们的旅行队伍返回。我们向东边行进了约4英里,在那里我惊奇地发现柔软的芦苇和灌木覆盖的地面已经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呈颗粒状的粗糙沙地,从我们右边高高隆起的沙丘上穿过山谷向北延伸开去。在我们穿过这个地带的地方,沙丘向上延伸了20~30英尺,但看起来往南往北都高出了好多,而且表层有一种奇怪的壳状物,像是瞬些盐碱颗粒都黏附到了一起。

植被也变得异常稀少。在走到离拜什托格拉克大约9英里的地方,我们发觉靠西部边界处全都是光秃秃的,并且一律都是平整的洼地,上面覆盖着一层沙化的盐碱物,很显然这是干涸湖泊的一部分。大概有2英里宽,自西南往东北方向拓展,看起来似乎形成一个更大的湖。我们在阿塔乌拉赫的带领下,在靠近东部边界处突然改向东南方向走,穿过又一个流沙凸起,登上高40英尺左右的山脊,最终到达了这个干涸湖泊靠北的一块洼地。

这里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成百的黏状阶地高高地耸立,并成束状或者行列状在宽阔的洼地上向周围扩散,成为土地侵蚀最真实的见证。什么形状什么大小的都有,但大多数都如岛或塔一样地耸立着,有着陡峭似城墙*的壁沿,在源地看兀乎跟,.......'·‘

地面是垂直的。而且它们彼此都一样高,处在同一水平面上,但由于底竊餉的不均匀,因而在相对高度上会有一些明显的不同。我在一块很大的阶地旁停了下来,但却足足有80英尺高。而且很明显,它的水平方向上沉积了一层精细而结实的淤泥,中间还有薄薄几层压实的土壤风化而成的沙粒。由于在这块洼地风化进程特别迅速,所以很多地方的“城墙”,即雅丹都倒掉了,而这块阶地底部的大堆的岩石碎屑告诉我们:侵蚀和磨损还在继续肆虐。

我们继续沿着被侵蚀盆地的北部边界行走,也就是那些巨大的“见证人“所在的地方。我们离开第一个盆地东部边界走了7英里,在这中间又穿过了两座沙丘,它们自西南方向就开始变成盐碱洼地。在这些沙丘底下,我们发现了很少的几根芦苇秆,差不多都是死的。继续往前走,又在矮灌木下找到了一些球果,然后又经过了一个黏质阶地地带,在这里唯一的植物就是长在流沙地带的红柳,但它们不是死掉了,就是已经完全枯萎了。天色已晚,我们不得不停下来,不过本打算要掘一口井的想法现在也不可能实现了。储水槽里的水在做晚饭之前就用完了,哈桑阿匍负责看管照料骆驼,他减轻了骆驼背上的负载物品。由于过分相信可以掘井取到水,我们现在的供应品也非常有限。但是我们至少还有充足的燃油可以在营地生火,用以抵御晚上刺骨的东南风,再说茶水还是够用的。

尽管没吃晚饭有些受不了,但我还是满意地坐在自己的小帐篷里,因为我在今天的行程中获得了好多观察的乐趣,虽然也比较累人。马可·波罗所描述的在这条线路上可能遭受的艰辛和危难现在已经真实地再现出来了。在拜什托格拉克休整之后我们就离开了,但离开不久这条路线几乎就隐没在绵延的沙丘中了。在这里库鲁克塔格山脉开始向北倾斜并变缓变平,这就更容易让人迷失正确的路线。要是没有带拜什托格拉克当地向导,旅行者这时如果继续往东走太远的话,他们很可能会在洼地(这块洼地正是我们一直坚持在找的)北方贫瘠的沙漠里错失方向。荒野里矗立的怪异的黏状阶地和沙丘也可能会给那些想从敦煌旁边经过的旅行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事实上,它像个布帘子一样挡住了山谷,这个山谷从拜什托格拉克往西南方向延伸,是通往罗布泊的天然线路。

然而这天行程中最有趣的事情就是沿路发现了大河床,穿过这个河床我们走了足足10英里。它的角度和位置都和哈拉淖尔有关系,这使我确信它肯定是疏勒河和敦煌(Tun-huang)河最末端的一个流域。但是敦煌河里的水是什么时候不再往这里流的呢?我们走过的湖床有一部分表面还包着一层薄薄的盐碱,看起来时间并不久远。然而地图上显示这个湖泊是在哈拉淖尔,也就是迄今为止认为是疏勒河和敦煌河断流的地方,充足的水源就来自于这两条河流。而且据罗伯罗夫斯基(Roborowsky)和科孜罗夫的地图来看,这两条河流位于偏西一个经度的地方。

幸运的是,当时看起来令人迷惑的疑团两个月后就有了答案。后来我们根据地图I上所标示的河道A重新做了一些相关测量,发现春汛和夏汛期间有很多河流从哈拉淖尔流出;在排水之后,类似一系列的小湖泊、小沼泽的水位变低,而排出的水直接注入大湖床的南部,最后在那里干涸,当时我们已进入湖床西边很远了。然而和多数新事物一样,这个发现又引发了一系列新问题。在这里我不便详细提及这些问题,也没有找到解决^些问题的方法。

然而那些高耸的黏土阶地又为何会分散在湖床上的呢?很明显,黏土是由湖水中的沉淀物构成的,这些沉淀物可能是在早期地理时代所沉积下来的。而它们之所以会相互分离,主要是由于侵蚀作用使原先古老的湖床分裂开来了。但是这种侵蚀仅仅只限于干燥时期的风力作用呢,还是流水的摩擦和腐蚀也起了一些作用?我想只有专业的地理学家经过仔细检查研究才能给出一个明确的答复。但同时我在哈拉淖尔和其他湖水流域一边观察各种各样的黏土形状,一边把它们记录下来,这也是

一件很不错的事情。站在它们所在的方向和群体岀现的位置,我常常会发现原先被流水侵蚀而形成的凸地,后来慢慢受到东风的摩擦和风蚀以及风沙的肆虐,最终在一定的时期内就分裂成形状奇特,相互隔离的阶地。

在刚发现的疏勒河真正的下游流域,与我们找寻的山谷有着很显然的联系,而后者从罗布泊咸水流域的东北极点开始,向上延伸了数英里到拜什托格拉克附近,这对我当时一直在思考的另一个问题有一些启发。这里我们有可能会得岀一个结论:在现存地理时期,疏勒河的水可能曾经从刚发现的地方向西方下游流域流出,进入拜什托格拉克一阿其克库都克山谷,然后抵达罗布泊洼地。营地里的无液气压计很清楚地表明,洼地的位置比拜什托格拉克高出至少200英尺。

我们在勘测中并没有发现任何阻隔湖水流域和山谷之间排水畅通的永久性障碍。在它们中间有一个沙丘地带,但是远远不足50英尺高,而且我们经过的位置只有2.5英里宽,怎么样都不可能成为一个屏障。所以它只能作为洼地部分干涸的一个标志或者结果,而不是疏勒河在这里停止的根本原因。因为沙丘里的沙质物显然只是干涸湖水的沉积物和洼地里干涸部分翻腾出来的侵蚀物,它们都被强烈的东风吹起堆积到湖对岸。而且发现塔克拉玛干沙漠上干涸的下游河流两边,是绵延不断的高耸沙丘。这是干涸的河流未能冲走而遗留下来的泥沙形成的,某种程度上也包括了风化作用的产物。这里原本气候湿润,植被丰富。

所以,如果我没解释错的话,我们在新的探索一开始就面临着一个问题,那就是寻找证据,解释使塔里木盆地变得干旱的主要原因°通过实际观测,我已经了解到侵蚀作用是怎样在很短的时期内改变一个地区的原始面貌的。但一次次的实践证明,即使是在极度干燥的地区,地下水潜流也还是有的。这些地下水显然是以往河流的痕迹,当然这些河流早已经不能给那些贫瘠的荒漠带来湿润和水分了。于是我也准备把工作重心放在找寻证据来证明,库木库都克和拜什托格拉克间的沙漠里之

所以有着相对丰富的植被是因为在目前疏勒河的下游湖床和通向罗布泊的山谷之间有地下潜®1道。

我还观察到这个湖床里的盐质粉化现象很少,这也间接证明了上面的推论。如果所有的水体都是来自疏勒的洪潮并最后在那里蒸发消失的话,那按道理说来,湖床的表面应包着一层厚厚的盐质物,就跟古老的罗布泊河床一样。这方面已经说了好多,以至于已经没有太多的细节可言了。但我相信我们在往罗布泊的路上所勘测的山谷就是疏勒河及其支流以及敦煌河的水流向罗布泊的通道,而且从地理角度来讲,这个时期离现在并不久远。

这一观察在地理学上的意义是不能完全用文字来表述的,因为如果它一旦被接受,那么新疆盆地的真正最东端就会从东经91度30分变成东经99度,而达到太平洋排出口的最西端。在这里,我还想加一句,我在后来考察中的结果也完全证实了这一观察结论,那就是敦煌——疏勒河排水区和塔里木盆地几乎在所有的物理特征上都存在着惊人的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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