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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

时间:2021-05-27     作者:(白俄)阿列克谢耶维奇【转载】   阅读


Table of Contents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又名:切尔诺贝利的回忆)

版权信息

历史背景

序幕

孤单的人声

第一部 死亡之地

我们为什么记得

和活人、死人聊些什么

一生写在门上的人

回来的人

辐射长什么样

没有歌词的歌

三段关于家园的独白

祈祷时才真切展现自己的灵魂

士兵合唱曲

第二部 活人的土地

古老的预言

月光下的风景

耶稣死亡时牙痛的人

关于一颗子弹的三段独白

生活中为何不能没有契诃夫和托尔斯泰

战争电影

大叫

新国度

书写切尔诺贝利

谎言和真相

人民的声音

第三部 出人意料的哀伤

我们不知道的事:死亡能有多美

铲子和原子

测量

可怕的事总是悄悄发生

答案

回忆

对物理学的热爱

昂贵的萨拉米香肠

自由与梦想平凡地死去

死亡的阴影

畸形的婴儿

政策

苏联政府护卫者的独白

指示

人竟然可以拥有无尽的权力来支配他人

我们为什么爱切尔诺贝利

儿童的声音

孤寂的声音

后记



 

历史背景


白俄罗斯没有核电厂。苏联境内最接近白俄罗斯的核电厂,北边是伊格那林斯克核电厂,东边是斯摩棱斯克核电厂,南边是切尔诺贝利核电厂,都使用苏联设计的旧式石墨水冷型反应器。

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六日,凌晨一点二十三分五十八秒,一连串爆炸震碎了切尔诺贝利核电厂存放燃料棒的四号反应炉,切尔诺贝利核灾成为二十世纪最严重的科技浩劫。

对于一千万人口的小国白俄罗斯来说,那是国家级的灾难。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军队摧毁了白俄罗斯境内六百一十九座村庄,切尔诺贝利灾变则让该国失去四百八十五座村庄和居住地,其中的七十座永远埋在了地下。战争时,每四个白俄罗斯人中有一个人死亡;今天,每五个白俄罗斯人中就有一个住在受辐射污染的地区,总数为二百一十万人,其中七十万是儿童。辐射是白俄罗斯人口减少的最主要原因。受害最深的戈梅利和莫基列夫地区,死亡率比出生率高了百分之二十。

这起灾变一共释放了五千万居里的放射核素到大气中,其中百分之七十降落在白俄罗斯,该国有百分之二十三的领土遭到铯-137污染,辐射量超过每平方公里一居里。乌克兰则有百分之四点八的领土受污染,俄罗斯是百分之零点五。一千八百多万公顷耕地的辐射量超过每平方公里一居里,总共有两千四百公顷的土地无法耕作。白俄罗斯森林遍布,但是百分之二十六的林地以及普里皮亚季河、第聂伯河和索日河周围很大一部分湿地都遭受辐射污染,永久存在的低剂量辐射导致罹患癌症、智力不足、神经系统疾病和遗传突变的人口逐年增加。

——白俄罗斯百科全书

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九日,波兰、德国、奥地利和罗马尼亚都检测到高剂量辐射。四月三十日,瑞士和意大利北部,五月一日、二日,法国、比利时、荷兰、英国和希腊北部,五月三日,以色列、科威特和土耳其,也陆续检测到辐射。辐射粒子飘散到全球:五月二日,日本,五月五日,印度,五月五日、六日,美国和加拿大,都陆续检测到辐射。不到一个星期,切尔诺贝利就成为全世界的问题。

——《切尔诺贝利灾变的影响》,明斯克,萨哈罗夫国际辐射生态学学院

目前用石棺封住的四号反应炉炉心,仍有大约二十吨核燃料,没有人知道里面的情况究竟如何。

石棺制作精良且构造独特,圣彼得堡的工程设计师也许该感到自豪。但是石棺并非在反应炉现场由人力所建,板块是借助机器人和直升机搭建的,因此一开始就有裂缝。根据数据显示,现在总共有超过两百平方米的漏洞和裂痕,放射性粒子持续外泄……

石棺会不会崩塌?没人能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至今我们仍无法进入石棺或接缝处检视。但是每个人都知道,如果石棺崩塌,后果会比一九八六年严重。


——星火杂志第十七号,一九九六年四月


 

序幕



孤单的人声


我们是空气,我们不是土地……

——马马达舒维利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也许两者是一样的,我该讲哪一种?

我们才刚结婚,连到商店买东西都还会牵手。我告诉他:“我爱你。”但当时我不知道自己有多爱他,我不知道……我们住在消防局的二楼宿舍,和三对年轻夫妇共享一间厨房,红色的消防车就停在一楼。那是他的工作,我向来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他人在哪里,他好不好。

那天晚上我听到声响,探头望向窗外。他看到我就说:“把窗户关上,回去睡觉。反应炉失火了,我马上回来。”

我没有亲眼看到爆炸,只看到火焰。所有东西都在发亮。火光冲天,烟雾弥漫,热气逼人。他一直没回来。

屋顶的沥青燃烧,产生烟雾。他后来说,感觉很像走在焦油上。他们奋力灭火,用脚踢燃烧的石墨……他们没有穿帆布制服,只穿着衬衫出勤,没人告诉他们,他们只知道要去灭火。

四点钟了。五点。六点。我们本来六点要去他爸妈家种马铃薯,普利彼特离他爸妈住的史毕怀塞大约四十公里。他很喜欢播种、犁地。他妈妈常说,他们多不希望他搬到城里。他们甚至帮他盖了一栋房子。他入伍时被编入莫斯科消防队,退伍后就一心想当消防员!(沉默)

有时我仿佛听到他的声音在我耳边回响,即使相片对我的影响力都比不上那个声音。但他从来没有呼唤我……连在梦里都没有,都是我呼唤他。

到了七点,有人告诉我他被送到医院了。我连忙赶去,但警察已经包围了医院,除了救护车,任何人都进不去。

警察喊:“救护车有辐射,离远一点!”

不只我在那里,所有当晚丈夫去过反应炉的女人都来了。

我四处寻找在那所医院当医生的朋友,一看到她走下救护车,我就抓住她的白袍说:“把我弄进去!”

“我不能。他的状况很不好,他们都是。”

我抓着她不放:“我只想见他一面!”

“好吧,”她说,“跟我来,只能待十五到二十分钟。”

我看到了他,全身肿胀,几乎看不到眼睛。

“他需要喝牛奶,很多牛奶,”我的朋友说,“每个人至少要喝三升……”

“可是他不喜欢牛奶……”

“他现在会喝的。”

那所医院的很多医生和护士,特别是勤务工,后来都生病死了,但是当时我们不知道危险。

上午十点,摄影师许谢诺克过世了。他是第一个。我们听说还有一个人被留在碎片里——瓦列里·格旦霍克,他们一直无法接近他,只好把他埋在混凝土里。我们不知道他们只是第一批死去的人。

我问他:“瓦西里,我该怎么办?”

“出去!快走!你怀了我们的孩子。”

可是我怎么能离开他?他说:“快走!离开这里!你要保护宝宝。”

“我先帮你买牛奶,再决定怎么做。”

这时我的朋友唐雅·克比诺克和她爸爸跑了进来,她的丈夫也在同一间病房。我们跳上她爸爸的车,开到大约三公里外的镇上,买了六瓶三升的牛奶给大家喝。但是他们喝了之后就开始呕吐,频频失去知觉。医生只好帮他们打点滴。医生说他们是瓦斯中毒,没人提到和辐射有关的事。

没多久,整座城市就被军车淹没,所有道路封闭,电车火车停驶,军人用白色粉末清洗街道。我很担心第二天怎么出城买新鲜牛奶。没人提到辐射的事,只有军人戴着口罩。城里人依旧到店里买面包,提着袋口敞开的面包在街上走,还有人吃放在盘子上的纸杯蛋糕。

那天晚上我进不了医院,到处都是人。我站在他的窗下,他走到窗前高声对我说话。我们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人群中,有人听说他们马上会被带到莫斯科。所有妻子都聚集起来,决定跟他们一起去:“我们要和丈夫一起行动!你们没有权力阻止我们!”

我们拳打脚踢,士兵已经出现了一把我们推开。后来一个医生出来宣布:“没错,他们要搭机去莫斯科,所以你们得帮他们拿衣服,他们穿去救火的衣服都烧坏了。”公交车停驶,我们只好跑着去。我们跑过大半个城市,但是等我们拿着他们的行李回来,飞机已经起飞了。他们只想把我们骗走,不让我们在那里哭闹。

街道的一边停满了几百辆准备疏散居民的巴士,另一边是从各地开来的好几百辆消防车。整条街都覆盖着白色的泡沫。我们踏着泡沫走,边哭边骂。收音机里说,整座城市可能在三到五天内进行疏散,要大家携带保暖衣物,因为我们会在森林里搭帐篷。大家都好开心——露营!我们要用与众不同的方式庆祝五一劳动节!很多人准备了烤肉器材,带着吉他和收音机。只有那些丈夫去过反应炉的女人在哭。

我不记得我是怎么到我爸妈家的,只知道自己一醒来就看到了妈妈。我说:“妈妈,瓦西里在莫斯科,搭专机去的。”

我们整理菜园(一星期后,那座村子也疏散了)。谁知道?当时有谁知道?那天晚上我开始呕吐,我怀了六个月身孕,很不舒服。那晚我梦见他在梦里叫我:“露德米拉!小露!”但是他去世后就没有到我梦中呼唤我了,一次也没有(开始哭)。

我早上起床后决定,我得一个人去莫斯科。妈妈哭着问:“你这个样子要去哪里?”我只好带父亲一起去,他去银行里提出所有存款。

我完全不记得到莫斯科的过程。抵达莫斯科后,我们问看到的第一个警察:“切尔诺贝利消防员被安置在哪里?”

他马上就说:“休金斯格站的六号医院。”

我们有点惊讶,之前大家都吓唬我们,说那是最高机密。

那是专门治疗辐射的医院,要有通行证才进得去。我给门口的女人一些钱,她说:“进去吧。”接着又求了另一个人,最后才坐在放射科主任安格林娜·瓦西里耶芙娜·古斯科瓦的办公室。不过当时我不知道她的名字,我只知道我必须见她。她劈头盖脸就问:“你有没有小孩?”

我该怎么回答?我知道我绝不能说出我怀孕了,否则他们不会让我见他!还好我很瘦,看不出有身孕。

“有。”我说。

“几个?”

我心想,我要告诉她两个,如果只说一个,她不会让我进去。

“一男一女。”

“所以你不必再生了。好吧,他的中枢神经系统完全受损,头骨也完全受损。”

我心想,喔,所以他可能有点烦躁。

“还有,如果你哭,我就马上把你赶出去。不能抱他或亲他,甚至不能靠近他,你有半个小时。”

但我知道我不会走,除非我和他一起离开,我对自己发誓!我走进去,看到他们坐在床上玩牌、嬉笑。

“瓦西里!”他们叫。

他转过身看了我一眼,说:“好啦,没戏唱了!连在这里她都找得到我!”

他穿四十八号的睡衣,看起来很滑稽,他应该穿五十二号。袖子太短,裤子太短,不过他的脸不肿了。他们都在打点滴。

我问:“你想跑去哪里?”

他要抱我。

医生阻止他。“坐下,坐下,”她说,“这里不能拥抱。”

我们后来把这些当成笑话来说。其他房间的人也来了,所有从普利彼特搭专机到莫斯科的二十八个人都聚集过来。“现在怎么样了?”“城里情况如何?”我说他们开始疏散所有居民,整座城市会在三到五天内清空。大家都没说话,这些人里有两个女的,其中一个哭了起来,发生意外时她在电厂值班。

“天啊!我的孩子在那里,他们不知道怎么样了?”

我想和他独处,哪怕只有一分钟。其他人察觉出来了,于是陆续找借口离开。我拥抱、亲吻他,但是他移开。

“不要离我太近,去拿张椅子。”

“别傻了。”我不理他。

我问:“你有没有看到爆炸?发生了什么事?你们是最早到现场的人。”

“可能是蓄意破坏,有人引爆,大家都这么认为。”

当时大家都那样说,以为有人蓄意引爆。

第二天他们躺在自己的病房里,不能去走廊,也不能交谈。他们用指节敲墙壁,叩叩,叩叩。医生解释说,每个人的身体对辐射的反应都不一样,一个人能忍受的,另一个也许不行。他们还测量病房墙壁的辐射量,包括右边、左边和楼下的病房,甚至撤离所有住在楼上和楼下的病人,一个也不剩。

我在莫斯科的朋友家住了三天,他们一直说:“你拿锅子,拿盘子去啊,需要什么就拿。”我煮了六人份的火鸡肉汤,因为当晚执勤的消防员有六个1:巴舒克,克比诺克,堤特诺克,帕维克,堤斯古拉。我帮他们买牙膏、牙刷和肥皂,医院都没有提供,还帮他们买了小毛巾。

现在回想起来,朋友的反应让我很诧异。他们当然担心,怎么可能不担心?但即使传言都出现了,他们还是说:“需要什么尽管拿!他情况怎么样?他们还好吧?能不能活下去?”活下去……(沉默)

我当时遇到很多好人,有些我都忘了,不过我记得一位看门的老太太教我:“有些病是治不好的,你只能坐在旁边照顾他们。”

我一大早去市场买菜,然后就到朋友家熬汤,所有食材都得磨碎。有人说:“帮我买苹果汁。”我就带六罐半升的果汁过去,都是六人份!我赶到医院,在那里待到晚上,然后又回城市的另一端。我还能撑多久?三天后,他们说我可以住进医院的员工宿舍。真是太棒了!

“但是那里没有厨房,我怎么煮饭?”

“你不用煮了,他们没办法消化。”

他开始变了,每一天都判若两人。灼伤开始在外表显露,他的嘴巴、舌头、脸颊,一开始是小伤口,后来愈变愈大。白色薄片一层层脱落……脸的颜色……他的身体……蓝色……红色……灰褐色。那些都是我的回忆!无法用言语形容!无法以文字描述!甚至至今无法释怀。唯一拯救我的是一切发生得太快,根本没时间思考,没时间哭泣。

我好爱他!我以前不知道自己有多爱他!我们才刚结婚,走在街上,他会抓着我的手把我转一圈,不停吻我,路人都对我们微笑。

那是收容严重辐射中毒的医院。十四天,一个人在十四天内死掉。

住进宿舍的第一天,他们测量我有没有辐射。我的衣服、行李、皮包、鞋子都是“热”的,他们当场全部拿走,包括内衣裤,只留下钱。他们给了我一件医院的袍子作为交换——尺寸是五十六号,还有一双四十三号的拖鞋。他们说衣服也许会还我,也许不会,因为那些衣服很可能“洗不干净”。我穿着袍子去看他,他吓一跳,说:“女人,你是怎么回事?”

我还是想办法帮他熬汤,我用玻璃罐煮水,放进很小块的鸡肉。后来忘了是清洁妇还是守卫给了我锅子,也有人给我砧板,让我切香芹。我不能穿医院的袍子去市场,所以他们替我带蔬菜。可是一切都是白费功夫,他没法喝东西,连生鸡蛋都吞不下去。不过我还是想让他吃点好的,好像那还是有差别似的。

我跑到邮局说:“小姐,我要打电话给在伊凡诺·福兰克夫斯克的父母。立刻!我先生快死了。”

她们立刻明白我从哪里来,知道我先生是什么人,马上帮我接通了电话。我的父亲、妹妹和弟弟帮我带了行李和钱,当天就飞到莫斯科。那天是五月九日,他过去常对我说:“你不知道莫斯科有多美!尤其是到了胜利纪念日,会放烟火,真希望你能看到。”

我坐在病房里,他睁开眼睛问:“现在是白天还是晚上?”

“晚上九点。”

“打开窗户!他们要放烟火了!”

我打开窗户。我们在八楼,整座城市都映入我们的眼帘!一束火花在空中绽放。

“你看!”我说。

“我说过我会带你来莫斯科,而且逢年过节都会送你花。”

他从枕头下拿出三朵他拜托护士帮忙买的康乃馨。

我跑过去吻他:“我好爱你!我只爱你一个!”

他开始咆哮:“医生是怎么说的?不能抱我和亲我!”

他们不让我抱他,可是我……我扶他坐起,帮他铺床,放温度计,拿餐盘,整晚待在他身边。

有一天,我突然觉得天旋地转,连忙抓住窗台,还好是在走廊,不是在房间。一名经过的医生扶住我的手臂,接着突然问:“你是不是怀孕了?”

“没有,没有!”我好怕有人听到。

“不要说谎。”他叹了口气。

第二天我被叫到主任办公室。“你为什么骗我?”她问。

“我没办法,如果告诉你实情,你会叫我回家。那是神圣的谎言!”

“看看你干了什么好事?”

“但是我要和他在一起……”

我一辈子感激安格林娜·维西里那·古斯克瓦。一辈子!其他人的妻子也来了,但是她们不能进医院,只有他们的母亲和我在一起。

沃洛佳·帕维克的妈妈不停祈求上帝:“拿我的性命和他交换。”

负责骨髓移植手术的美国人盖尔医生安慰我:“有一点希望,虽然希望不大,但是仍有一线生机,因为他们都还年轻力壮!”

他们通知他所有的亲戚,他的两个姐妹从白俄罗斯过来,在列宁格勒当兵的弟弟也来了。年纪较小的妹妹娜塔莎才十四岁,她很害怕,一直哭,可是她的骨髓是最合适的。(沉默)我现在可以讲这件事,之前没办法,我十年没讲这件事了。(沉默)

他得知他们打算取小妹的骨髓时断然拒绝,他说:“我宁可死掉。她那么小,不要碰她。”

他的姐姐柳达当时二十八岁,是护士,很了解移植骨髓的过程,但是她愿意移植,她说:“只要他能活下去。”

我透过手术室的大窗观看手术过程。他们躺在并排的手术台上,手术一共历时两小时。结束之后,柳达看起来比他还虚弱。他们在她胸前刺了十八个洞,麻药几乎退不掉。她从前是健康漂亮的姑娘,现在却体弱多病,一直没结婚。我在他们的病房间穿梭,他不再住普通病房了,而是住特殊的生物室,躺在透明帷幕里,没有人可以进去。

他们有特殊仪器,不用进入帷幕就可以帮他注射或放置导管。帷幕用魔术贴粘着,我把帷幕推到旁边,走到里面,坐在床边的小椅子上。他的情况变得很糟,我一秒钟都离不开他。他一直问:“露德米拉,你在哪里?小露!”一直问。

其他生物室的消防员都由士兵照顾,勤务工因为没有防护衣物,所以拒绝照顾他们。那些士兵端卫生器皿,擦地,换床单,什么都做。他们从哪里找来那些士兵?我们没问。但是他……他……我每天都听到:“死了,死了,堤斯古拉死了,堤特诺克死了。”死了,死了,就像大锤敲在我的脑袋上。

他一天排便二十五到三十次,伴随着血液和黏液。手臂和双腿的皮肤开始龟裂,全身长疮。只要一转头,就可以看到一簇头发留在枕头上。我开玩笑说:“这样很方便,你不需要梳子了。”

不久他们的头发都被剃光,我亲手替他剃,因为我想为他做所有事。如果可以的话,我会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待在他身边,我一刻也闲不下来。(沉默许久)

我弟弟来了,他很害怕地说:“我不让你再进去!”

但是我父亲对我弟弟说:“你以为你能阻止她吗?她不是从窗户,就是从逃生口爬进去!”

我回到医院,看到床边桌上摆了一颗橙子,很大,粉红色的。他微笑着说:“我的礼物,拿去吧。”

护士在帷幕外对我比手势说不能吃。已经摆在他身边好一阵子了,所以不但不能吃,甚至连碰都不该碰。

“吃啊,”他说,“你喜欢吃橙子。”

我拿起那颗橙子,他闭上眼——他们一直替他注射,让他入睡。护士惊恐地看着我。而我呢,我只希望尽可能让他不想到死亡,不去管他会不会死得很惨,或是我怕不怕他。我记得当时有人说:“你要知道,那不是你的丈夫了,不是你心爱的人了,而是有强烈辐射、严重辐射中毒的人。你如果没有自杀倾向,就理智一点。”

我发狂似的说:“但是我爱他!我爱他!”

他睡觉时,我轻声说:“我爱你!”走在医院中庭:“我爱你。”端着托盘:“我爱你。”我记得在家的时候,他晚上都要牵我的手才睡得着。他习惯一整夜握着我的手睡觉,所以在医院里我也牵着他的手不放。

有一天晚上,万籁俱寂,四周只剩下我们。他专注地看着我,突然说:“我好想看我们的孩子,不知道他好不好。”

“我们要替他取什么名字?”

“你自己决定。”

“为什么我自己决定?我们有两个人。”

“这样的话,如果是男孩,就叫瓦西里;如果是女孩,就叫娜塔莎。”

我当时不知道自己有多爱他!他……只有他。我就像瞎了眼一样!甚至感觉不到心脏下面小小的心跳,尽管那时我已经有六个月身孕,我以为宝宝在我身体里很安全。

医生不知道我晚上在生物室陪他,是护士让我进去的。起初他们求我:“你还年轻,为什么要这样?他已经不是人了,是核子反应器,你只会和他一起毁灭。”

但我像小狗一样在他们身旁打转,到门口站好几个小时,不断恳求,最后他们说:“好吧!不管你了!你不正常!”

早上八点,医生开始巡房前,护士会在帷幕外喊:“快跑!”我就去宿舍待一个小时。上午九点到晚上九点,我有通行证。我的小腿肿胀,变成蓝色,我实在累坏了。

他们趁我不在的时候帮他拍照,没有穿任何衣服,赤裸裸的,只盖一小片薄布。我每天替他换那片布,上面都是血。我把他抬起来,他的皮肤粘在我手上。我告诉他:“亲爱的,帮我一下,你自己用手臂或手肘尽可能撑着,我帮你理顺床单,把皱的地方弄平。”

床单只要稍微打结,他的身上就会出现伤口。我把指甲剪得短到流血,才不会不小心割伤他。没有护士接近他,他需要什么都会叫我。

他们替他拍照,说是为了科学。我放声大叫,把他们推走!捶打他们!他们怎么敢这么做?他是我一个人的——是我的爱,真希望可以永远不让他们接近他。

我离开房间,走向走廊的沙发,因为我没看到他们。

我告诉值班护士:“他要死了。”

她对我说:“不然呢?他接受了一千六百伦琴的辐射。四百伦琴就会置人于死地,你等于坐在核子反应炉旁边。”

都是我的……我的爱。他们都死掉之后,医院进行“大整修”,刮掉墙壁,挖开地板。

到最后……我只记得零星的片段。

有一天晚上,我坐在他身旁的小椅子上。晚上八点钟,我跟他说:“我去散个步。”他睁开眼睛又闭上,表示他听到了。

我走到宿舍,躺在地板上,我没办法躺在床上,全身都好痛。

清洁妇敲我的门说:“快去找他!他像发疯一样一直叫你!”

那天早上唐雅·克比诺克拜托我:“陪我去墓园,我没办法自己一个人去。”

维佳·克比诺克和沃洛佳·帕维克要下葬了,他们是我和瓦西里的朋友,我们和他们两家很要好。爆炸前一天,大家在消防局合拍了一张照片,我们的丈夫都好英俊!好开心!那是另一种生活的最后一天。我们都好快乐!

我从墓园回来后,马上打电话到护理站问:“他怎么样?”

“他十五分钟前死了。”

什么?我整晚都待在那里,只离开三个小时!

我对着窗户大叫:“为什么?为什么?”我朝天空大喊,整栋楼都听得到,但是没有人敢过来。然后我想:我要再看他一眼!我跑下楼,看到他还在生物室,他们还没把他带走。

他临终前最后一句话是:“露德米拉!小露!”护士告诉他:“她只离开一下子,马上回来。”他叹了口气,安静下来。我后来再也没有离开他,一路陪他到墓地。虽然我记得的不是坟墓,是那只大塑料袋。

他们在太平间问我:“想不想看我们替他穿什么衣服?”

当然想!他们替他穿制服,戴消防帽,可是没法穿鞋,因为他的脚太肿了。他们也必须把衣服割开,因为没有完整的身体可以穿,全身都是……伤口。

在医院的最后两天——我抬起他的手臂,感觉骨头晃来晃去的,仿佛已经和身体分离。他的肺和肝的碎片都从嘴里跑出来,他被自己的内脏呛到。我用绷带包着手,伸进他的嘴里,拿出那些东西。我没办法讲这些事,没办法用文字描写,觉得好难熬。都是我的回忆,我的爱。

他们找不到他可以穿的鞋子,只好让他光着脚下葬。他们当着我的面,把穿着制服的瓦西里放进玻璃纸袋,再把袋口绑紧,放入木棺,然后又用另一层袋子包住木棺。玻璃纸袋是透明的,厚得像桌布,最后他们把所有东西塞进锌制棺材里,只有帽子放不进去。

他的父母和我的父母都来了,他们在莫斯科买了黑色手帕。特别委员会召见我们,他们的说辞都一样:“我们不可能交出你丈夫或你儿子的遗体,他们都有强烈辐射,要用特别的方式——密封的锌制棺材,上面盖水泥砖——安葬在莫斯科公墓,所以你们要签这份文件。”

如果有人抗议,说想把棺木带回家,他们会说,死者是英雄,不再属于他们家了,他们是国家的英雄,属于国家。

几个军人和我们坐上灵车,包括一名上校和他的手下,他们遵照指令行事。我们在莫斯科环城公路绕了两三个小时,又回到莫斯科,他们说:“现在不能让任何人进入墓园,墓园被外国记者包围了,再等一下。”

两家父母都没有说话,妈妈手里拿着黑色手帕。我觉得自己快昏过去了:“他们为什么要躲躲藏藏?我的丈夫是什么?杀人犯?罪犯?我们要埋葬什么人?”

妈妈摸摸我的头说:“女儿,安静,安静。”

上校说:“我们进墓园吧,妻子歇斯底里了。”

我们到了墓园,那些士兵负责抬棺木和包围、护送我们,只有我们可以进去。他们不到一分钟就用土盖好棺木,上校在旁边大喊:“快一点!快一点!”他们甚至不让我拥抱棺木。接着我们就被送上巴士,整个过程都是偷偷摸摸的。

他们马上帮我们买好回程机票,第二天就出发。从头到尾都有便衣军人跟着我们,不让我们离开宿舍购买旅途要吃的食物,也不让我们,尤其是我,和别人交谈,好像我当时有办法说话一样,其实我连哭都哭不出来。

离开时,值班女工清点物品,她当着我们的面,叠好毛巾和床单,放进聚乙烯袋,很可能准备拿去烧掉。我们支付宿舍费用。十四个晚上,那是治疗辐射中毒的医院,十四个晚上,一个人在十四天内死掉。

回家后,我一走进屋子就跌到床上,整整睡了三天。救护车来了,医生说:“她会醒的,只是睡了一场可怕的觉。”

我当年二十三岁。

我记得,我梦到死去的奶奶穿着下葬时的衣服来找我,我看到她在装饰新年树,便问:“奶奶,为什么我们有新年树?现在是夏天。”

她说:“因为你的瓦西里马上要来找我。”

他在森林里长大,我记得那场梦——瓦西里穿着白袍,呼唤着娜塔莎——我们还未出世的女儿。在梦里她已经长大了,瓦西里把她抛向天空,两人笑成一团。我看着他们,想到:幸福真的好简单。我在梦里和他们在水边一直走。他很可能是叫我不要悲伤,这是他从天上给我的暗示。(沉默许久)

两个月后我去莫斯科,从火车站直奔他身边!我在墓园里对他说话时,突然开始阵痛,他们替我叫救护车。帮我接生的就是安格林娜·维西里那·古斯克瓦。她之前就告诉我:“你要来这里生小孩。”离预产期还有两个礼拜。

他们把她抱来给我看——是女孩。我唤她:“小娜塔莎,爸爸替你取的名字。”

她看起来很健康,四肢健全,但是她有肝硬化,肝脏有二十八伦琴的辐射,还有先天性心脏病。四小时后,他们告诉我她死了,又是同一套说辞:“我们不会把她交给你。”

不把她交给我是什么意思?是我不把她交给你们!你们要拿她去研究。我恨你们的科学!我恨科学!(沉默)

我一直讲错话……我中风后不该大叫的,也不应该哭,所以我才一直说错话。但是我要讲一件没人知道的事——他们带来一只小木盒,告诉我:“她在里面。”

我看了看,她被火化了,变成骨灰。我哭着要求:“把她放在他的脚边。”

墓园里没有娜塔莎·伊格纳坚科的墓碑,只有他的名字。她还没有名字,什么也没有,只是一个灵魂,我埋葬在那里的是一个灵魂。

我每次都带两束花去,一束给他,另一束摆在角落的是给她的。我跪在地上,绕着坟墓爬,一定用跪的。(开始语无伦次)我杀了她……我……她……救了,我的小女儿救了我,她吸收了所有辐射,就像避雷针。她那么小,好小。(她呼吸困难)她救了……可是我好爱他们,因为……因为你不能用爱杀人,对不对?那么浓烈的爱!为什么爱情和死亡会并存,谁能解释给我听?我跪在地上,绕着坟墓爬……(她沉默了很久)

他们给我一间基辅的公寓,在一栋大楼里,所有核电厂的人都被安置在那里。公寓很大,有两间房,是瓦西里和我梦寐以求的那种,可是我住在里面都快疯掉了!

我再婚之后,把所有事情告诉了我的先生,一切真相——我有一个很爱的人,我一辈子爱他。我把所有事情都告诉他,我们虽然见面,但是我从来没有邀请他到我家,因为那是瓦西里的家。

我在糖果店上班,一边做蛋糕一边流眼泪,我没有哭,眼泪却一直流。

我后来生了一个儿子,叫安德烈,小安德烈。

我的朋友阻止我:“你不能生小孩。”

医生恐吓我:“你的身体无法承受。”

后来他们说,他会少一只手,说仪器显示他没有右手臂。

“那又怎样?”我心想,“我可以教他用左手写字。”

可是他出生时完好无缺,是个漂亮的男孩,学业成绩优异。现在我有一个让我可以活下去和呼吸的人了,他是我的希望。他什么事都懂,他问我:“妈妈,如果我去奶奶家两天,你能呼吸吗?”

不能!我生怕有一天我不得不离开他。

有一次我们在街上走,我突然跌到地上。那是我第一次中风,就在大街上。

“妈妈,你要喝水吗?”

“不用,你只要站在我旁边不要乱跑就行。”

我抓住他的手臂,不记得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只知道我被送到医院。我抓他抓得太用力,医生几乎无法把我拉开,他的手臂瘀青了好久。现在我们出门,他会说:“妈妈,不要抓我的胳膊,我不会乱跑。”

他也生病了,两个礼拜在学校,两个礼拜待在家里看医生,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她站起来,走到窗边)

这里有很多像我们一样的人,整条街都是,这里就叫切尔诺贝利区。

那些人一辈子都在核电厂工作,当中不少人还会去那里打工,现在没有人住那里了,都是以兼差的方式工作。那些人体弱多病,却没有离开工作岗位,他们甚至不敢想象,如果反应炉关闭了,还有什么地方需要他们?很多人突然死掉——走路走到一半,倒在地上,睡着后永远醒不过来;带花给护士时,心脏突然停止跳动。一个接一个死掉,但是没有人来问我们经历了什么、看到了什么,没有人想听和死亡或恐惧有关的事。

但是我告诉你的故事是关于爱情,关于我的爱……

——露德米拉·伊格纳坚科,已故消防员瓦西里·伊格纳坚科的遗孀


 

第一部 死亡之地



我们为什么记得


你决定写那件事?关于那件事?但是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我在那里的经历。我很想敞开心胸说出一切,却又担心我会变得赤裸裸,我不希望变成那样。

记得托尔斯泰怎么写的吗?皮埃尔经历过战争,觉得很震撼,他以为自己和全世界永远为之改变,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后,他告诉自己:“我还是像从前一样对巴士司机大叫、咆哮,就像从前一样。”

如果是这样,人又为什么要记得?为了确定真相,还是为了公平?所以他们可以释放自己,然后遗忘?是不是因为他们明白自己成了重大事件的一部分?或者他们想把自己隐藏在过去里?而记忆又如此脆弱短暂,那种知识实在太不精确,只能说是臆测,显露出一个人如何看待自己,甚至算不上知识,更像是各种情绪。

我的情绪……我努力从记忆深处挖掘,然后我想起来了。

童年时,最可怕的就是战争。

我记得我们几个男生会玩“爸爸妈妈”的游戏,我们脱掉年纪较小的小孩的衣服,把它们叠在一起。他们是战后第一批出生的小孩,因为战争期间大人管不到孩子。我们玩“爸爸妈妈”,想知道生命如何出现,我们当时才八九岁。

我看过一个女人自杀。她在河边的树丛里,用砖块敲自己的头,她怀了占领军的孩子,整个村子都讨厌她。我小时候看过一窝小猫诞生,帮妈妈从母牛身体里拉出小牛,也曾经带家里的猪和野猪交配。我记得……我记得他们带来父亲的遗体。父亲被机枪射死,穿着妈妈亲手织的毛衣,血淋淋的东西从毛衣里跑出来。我们把他放在家里唯一的床上,因为没有别的地方可放,后来我们把他葬在屋子前面,不是用软绵绵的土,而是从甜菜菜圃挖来的沉重的黏土。到处都在打仗,街上随处可见死掉的人或马。

对我来说,那些记忆都很私密,我从来没有告诉别人。

那个时候,生和死给我的感觉是一样的。看到母牛生小牛或小猫诞生的过程,感觉就和看到在草丛中用砖块自杀的女人一样。不知道为什么,出生和死亡给我同样的感觉。

我记得小时候,野猪被宰杀时屋里弥漫的气味。你只要轻轻触碰,我就落入那个噩梦,跌进那种恐怖的感觉里。我还记得小时候,女人带我们去桑拿浴池,我看到她们的子宫都掉出来(即使还是小孩,我们也知道那是什么),用碎布捆绑。子宫掉出来是因为女人做太多粗活,男人不是在前线打仗就是加入游击队,再加上没有马,女人都得搬运重物,耕种自家菜园和集体农场的田地。我长大后,每次和女人有亲密接触,都会想起我在桑拿浴池看到的画面。

我想遗忘一切,也的确忘记了。我以为最可怕的事情——战争——已经过去,我以为我安全了。

但是去切尔诺贝利很多次之后,我发现自己有多无能为力。所有事物开始瓦解,我的过去再也不能保护我,我找不到答案。以前有,现在没有了。是未来在摧毁我,不是过去。

——彼得,心理学家


 

和活人、死人聊些什么


有一天晚上,一只狼跑进院子。我看到它站在窗外,眼睛闪闪发亮,好像汽车的大灯。我习惯了,我独居七年。大家离开了七年,有时我晚上就坐在这里想啊想,直到天又转亮。那天我坐在床上,一整晚没睡,后来就去外面看太阳。我要讲什么?死亡是世界上最公平的事,没有人逃得掉。地球带走每一个人——好人、坏人、罪人,除此之外,世界上就没有公平的事了。我这辈子对人都很诚实,工作也很努力,可是老天爷对我一点也不公平。上帝在上面分东西,轮到我的时候什么也不剩。年轻人会死,老人一定要死……一开始我等大家回来。我以为他们会回来,没人说自己打算永远离开,但是我现在只等待死亡,死亡不难,只是很可怕。这里没有教堂,牧师不来这里,没有人听我告解。

他们刚开始说村子里有辐射,我们还以为那是一种病,得病的人会马上死掉。他们说不是,是一种在地上和土里的东西,动物也许看得到或听得到,但是人看不到。可是我看到了!我的院子有铯,后来下了一场雨才消失。铯好黑,黑得像墨水,就在那边,一块一块的。我从集体农场跑回家,跑到菜园时又看到另一块,蓝色的,两百米外又有一块,大小和我的头巾差不多。我跑去叫邻居,大家都出来找,结果在大约两公顷范围的菜园和田地一共发现大概四块,其中一块是红色的。第二天一早下了雨,到了中午都不见了。警察来的时候我们已经没有东西给他们看,只能描述给他们听,像这样(她用手表示大小),像我的头巾,有蓝色也有红色……

我们不怕那种叫作辐射的东西,我们看不到、不知道那是什么的时候也许有点怕,但是看到以后就没那么害怕了。警察和军人在屋旁和路边插了几块牌子,上面写七十居里或六十居里。我们一直靠种马铃薯为生,突然就不能种了,有些人很伤心,有些人觉得很可笑。他们建议我们在菜园做事要戴口罩和橡胶手套,还找了一个大科学家来市政厅,教我们洗院子。别闹了!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耳朵!他们命令我们洗床单、毯子、窗帘,但是那些东西都收在壁橱或箱子里,怎么会有辐射?在玻璃后?在紧闭的门后?别闹了!辐射是在森林和田地里。他们把水井关起来,还上了锁,用玻璃纸包着,说水“脏了”。看起来那么干净,怎么可能脏了?他们说了一大堆莫名其妙的话:你们会死掉,你们要离开,要疏散。

大家都吓到了,夜里开始打包。我也把衣服拿出来叠,还拿了我诚实劳动的红色肩章和幸运钱币。我觉得好难过!如果我说谎,就遭天打雷劈。后来我听说士兵疏散另一座村庄时,几个老人留了下来。他们在其他人被叫醒去搭巴士的时候,把牛牵进森林里等,就像打仗遇到敌人放火烧村子一样。我们的士兵为什么要追我们?(哭了起来)我们的生活一点也不安稳。我不想哭。

啊!你看那里,一只乌鸦,我不会赶它走。虽然乌鸦会到谷仓偷蛋,我还是不赶,我什么都不赶!昨天来了一只小白兔。附近村子也有一个女人没走,我说来找我吧,至少有人可以说说话。到了晚上我全身都疼,好像有蚂蚁在腿里爬,那是我的神经。我捡东西的时候就像有人在打麦子,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然后神经才渐渐安定下来。我这辈子已经够辛苦、够伤心了,什么都够了,我不要更多。

我的女儿和儿子都住在城里,但是我哪里也不去!上帝给了我好多年,但是对我很不公平。我知道老人很麻烦,年轻人会失去耐性。我从来没有从孩子身上得到太多喜悦。搬到城里的女人都会哭,不是媳妇让她们伤心,就是女儿害她们难过,她们都想回来。我的丈夫葬在这里,如果他不是躺在这里,就是在其他地方,那我也会和他在一起。(顿时开心起来)我为什么要离开?这里很好!万物欣欣向荣,从小苍蝇到动物,所有东西都生意盎然。

我替你们记得发生了什么事。每天都有飞机在飞,飞得很低,就在我们头上。一架接一架地飞往核电厂的反应炉,但是他们却要我们疏散,叫我们搬走。他们闯入民宅,大家四处躲藏,牲畜发出哀鸣,小孩号啕大哭,那是战争!太阳出来了……我坐在家里,没有走出小屋,不过也没上锁。

士兵敲门问:“太太,收拾好了吗?”

我说:“你们要把我的手脚绑起来吗?”

他们什么也没说就离开了,那些士兵很年轻,根本还是小孩!老妇人跪在房屋前苦苦哀求,士兵把她抬进车里。但是我说,谁碰我我就给他好看,我大声骂他们!骂得很难听。那天我没哭,只坐在房子里,一开始还听得到叫嚷声,后来就渐渐安静下来,然后是一片死寂。那天——第一天,我没有离开屋子。

他们后来告诉我,那天人排成一列在走,牲畜在旁边走,也排成一列。那是战争!我的先生常说开枪的是人,提供子弹的却是上帝。每个人的命运都不一样,有些离开这里的年轻人已经在新家死掉,我却还在这里走来走去,当然走得比以前慢。有时我太无聊了,还会哭,整座村子都空荡荡的。这里有各种小鸟飞来飞去,还有麋鹿,应有尽有。(哭了起来)

我什么都记得,大家都离开了,却没有把猫和狗带走。刚开始我到处替猫倒牛奶,喂狗吃面包,它们站在院子里等主人回来,等了好久。猫肚子饿了会吃黄瓜和西红柿。直到秋天我都替邻居照顾草坪和围栏,她的栅栏倒了,我替她钉回去。我一直在等回来的人。邻居有一只叫作柴求克的狗,我说:“柴求克,如果你先看到人,要通知我。”

有一天晚上我梦见在疏散,军官对我大吼:“我们要把所有东西都烧掉、埋起来。快点出来!”他们把我运到不知名的地方,不是城市也不是村庄,甚至不在地球上。

有一阵子我养了一只可爱的小猫维斯卡。一年冬天,老鼠肆虐,到处都是,我把粮食放在木桶里,它们把木桶咬破,是维斯卡救了我,没有它我会死掉。我们一起聊天,吃晚餐,可是后来维斯卡不见了,很可能是被狗吃掉了。我不知道,它们都饿着肚子跑来跑去,直到死掉。猫在冬天如果太饿会吃小猫,夏天不会。上帝,原谅我吧!

现在我有时连房子的另一头都走不过去,对老太太来说,即使夏天,炉子都是冷的。警察偶尔来巡视,替我送面包,但是他们要巡视什么?

这里只有我和猫,这是另一只猫。我们听到警察的声音都好高兴。我们跑过去,他们给它一根骨头,问我:“强盗来了怎么办?”我说:“他们能从我这里得到什么?他们想拿什么?我的灵魂?因为我只剩下灵魂了。”他们都笑了。他们是好孩子,替我带收音机的电池,我现在会听收音机。我喜欢柳德米拉·泽金娜,但是她没那么经常唱了,可能她也老了,就像我一样。从前我的先生常说:“舞跳完了,把小提琴收回去吧。”

我告诉你我是怎么找到现在这只猫的。维斯卡不见之后,我等了一天、两天,然后是一个月。我知道它不会回来了,只留下我孤零零一个人,连交谈的对象都没有。我在村子里走来走去,到别人的院子喊:“维斯卡!猫咪!”一开始有很多猫,后来愈来愈少。死亡很公平,带走所有生命。我一直走,走了两天,到了第三天,我看到它躲在一间店里。我们四目交会,它和我都很开心,但是它什么也没说。

“好了,”我说,“我们回家吧。”但是它只坐在那里喵喵叫,于是我说:“你自己待在这里做什么?狼会把你撕成碎片,我们走吧。我有鸡蛋和猪油。”

但是我怎么向它解释?猫听不懂人话,它怎么知道我说什么?我走在前面,它跑在我后面喵喵叫。

“我分你一些猪油。”喵。“我们住在一起。”喵。“我也叫你维斯卡。”喵。我们在一起生活了两个冬天了。

晚上我梦到邻居叫我:“季娜!”接着安静下来,然后又一次:“季娜!”

有时候我太无聊,还会哭出来。

我会去墓园,我的妈妈在那里,还有我的小女儿,她在战争时得了斑疹伤寒。我们把她葬墓园后,太阳马上从云层里露出脸,不停地照耀,好像在说:“你们应该把她挖出来。”我的先生费佳也在那里。我坐在墓园里叹气,你可以和死者交谈,就像和活人聊天一样,对我来说没有差别。我可以听到对方的声音,当你觉得孤单或难过,在你非常伤心的时候。

依凡·普罗霍维奇·加夫里连科以前是老师,他住在墓园旁边,后来搬到克里米亚和他的儿子住在一起。他旁边是驾驶牵引机的彼得·伊万诺维奇·穆斯基,他是斯达汉诺夫工人2。那时人人都想成为斯达汉诺夫工人。他的手很巧,可以把木头做成蕾丝。他的房子大得像一座村庄。他们拆掉他的房屋,把房子埋起来,我好生气。

醉醺醺的军官大声说:“不要想了,婆婆!那里辐射很强!”我走过去,看到彼得在哭,他说:“走吧,婆婆,没关系。”

下一家是米沙·米哈廖夫,他在农场煮水,死得很快,离开这里马上就死了。隔壁住的是动物学家斯乔帕·贝霍夫,他的房子被烧掉了!坏人在晚上烧掉了他的房子。斯乔帕也活不长,葬在莫吉廖夫。战争期间我们失去好多人!瓦西里·马卡罗维奇·科瓦廖夫、马克辛·尼高佛伦哥。他们以前都好开心,遇到节日会唱歌跳舞,吹口琴,现在这里就像监狱。有时我闭着眼睛走过村子,我对他们说,什么辐射?到处都是蝴蝶在飞,还有嗡嗡作响的蜜蜂,我的维斯卡捉老鼠。(哭了起来)

亲爱的,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你了不了解我的悲哀?替我告诉大家,也许我不会在这里了,而是在地下,在树根下……

——季娜伊达·依夫德奇瓦那·科瓦连科,撤离区居民


 

一生写在门上的人


我要作证……

那件事发生在十年前,现在也每天发生在我身上。

我们住在普利彼特,就是那座小镇。

我不是作家,所以不太会描述。我无法理解,连我的大学文凭都帮不上忙。你本来只是平凡渺小的人,和所有人一样——每天上班、回家,薪水不多也不少,每年度假一次。你是很平凡的人!突然有一天,你变成切尔诺贝利人,变成某种特殊生物,大家都对你感兴趣,却没有人真正了解。你很想和其他人一样,可是你再也做不到。人们用异样的眼光看你,问你:可不可怕?核电厂怎么燃烧?你看到什么?还有……你可以生小孩吗?你的妻子有没有离开你?我们变成某种生物,“切尔诺贝利”就像一个暗号,听到的人都转头盯着你看,心想:他从那里来!

刚开始就是这样,我们不只失去一座小镇,还失去所有生活。我们第三天离开时,反应炉还在燃烧。我记得一个朋友说:“闻起来就像反应炉的味道。”那种气味很难描述。报纸已经出现报道,把切尔诺贝利形容得像鬼屋,虽然实际上他们描述得像卡通一样。我要告诉你我真正的回忆,我所知道的真相。

事情的经过是:他们用收音机宣布“不能带猫”,所以我们把猫放进行李箱。但是它不想走,一直爬出来,还把我们抓伤。“不能带家当!”好吧,我不带所有家当,只带一个东西!我要拆掉公寓的门,带着门一起走。我一定得把门带走,我可以用木板把门口遮起来。大门是我们的护身符,也是我们家族的纪念物,我的爸爸躺过这扇门,因为妈妈说我们必须把过世的人放在门上。我不知道这是哪里来的传统,不是每个人都这么做。我的父亲躺在门上,直到他们把棺木运来。我整夜坐在父亲身旁,他就躺在这扇门上,整个晚上家门都是敞开的。门上的小刻痕是我成长的标记:一年级、二年级、七年级和当兵前,旁边是我儿子和女儿成长的过程。我的一辈子都写在这扇门上,怎么可以丢下它不管?

我请有车的邻居帮忙,他朝脑袋指了指,好像在说:“你脑袋有问题?”但我后来还是趁着晚上骑摩托车穿越树林,把门带了出来。那是两年后的事了,我们的公寓已经被洗劫一空。警察以为我是小偷,在后面追赶,大声说:“我们要开枪了!”我就是那样偷出了自家的大门。

我带妻子和女儿到医院检查,她们的身上出现铜板大小的黑斑,过一阵子就消失,不过不会痛。他们帮她们做了一些检查,我要求看报告,他们说:“那不是你的东西。”我问:“不然是谁的?”

当时大家都说:“我们要死了,我们要死了。到了公元两千年,所有白俄罗斯人都死光了。”我的女儿六岁,我陪她入睡时,她在我耳边轻声说:“爸爸,我要活下去,我还很小。”我以为她什么都不懂。

你能想象一个房间躺了七个剃光头的小女孩吗?七个小女生躺在医院病房里……够了!好了!我跟你讲这些的时候,心底有一个声音在说——你背叛了她们。因为我得从陌生人的角度描述这一切。我的妻子从医院回来,说她无法忍受了,她说:“她那么痛苦,死了还比较好,不然就让我先死,就不用眼睁睁看着她受苦。”好了!够了!我不能再讲了。

我们把她放在门上……我父亲躺过的那扇门,直到他们带来一只小棺材,很小,就像摆大洋娃娃的盒子。

我要作证:我的女儿死于切尔诺贝利核灾,他们希望我们忘掉这件事。

——尼古拉·福米奇·卡卢金,父亲


 

回来的人


戈梅利那诺夫连斯克区别雷贝拉格村

访谈对象:

安娜·帕夫洛那·阿尔秋舍科

叶娃·艾登夫娜·阿尔秋舍科

瓦西里·尼古拉耶维奇·阿尔秋舍科

索菲娅·尼古拉耶芙娜·莫罗兹

娜杰日达·波里夫那·尼古连科

亚历山大·费奥多罗维奇·尼古连科

米哈伊尔·马丁诺维奇·李斯

“我们经历过一切,熬过一切……”

“我根本不想记住,太可怕了。士兵把我们赶出去,他们开那种越野大军车进来。一个老人躺在地上,他都快死了,能上哪儿去?‘我自己站起来,’他哭着说,‘走到墓园,我自己来。’他们怎么赔偿我们的家园?什么?你看看这里有多美!谁能赔我们这么美的地方?这里是度假区!”

“有飞机和直升机,吵得要死,还有士兵和后面挂着拖车的大卡车。我心想,我们要和美国人打仗了。”

“我的先生去集体农场开会,回来说:‘我们明天要疏散。’我说:‘那马铃薯怎么办?我们还没挖出来。’邻居来敲门,我们坐下来喝酒,咒骂集体农场的主席。‘说不走就不走,我们经历过战争,现在是辐射。’即使把自己埋起来,我们也不离开!”

“一开始我们以为自己两三个月后会死掉,他们就是这样说的。他们拼命宣传、恐吓我们。感谢上帝我们还活着。”

“感谢上帝!感谢上帝!”

“没有人知道另一个世界是什么样,这里比较好,我们比较熟悉。”

“准备离开的时候,我从母亲的墓地挖了一些土,放进小袋子,跪下来说:‘请原谅我们离开你。’我晚上去那里挖,我不害怕。很多人把自己的名字写在房屋、木头、栅栏或沥青上。”

“士兵开枪射死小狗,砰砰!从此之后我就受不了动物的尖叫了。”

“我四十五岁时,担任集体农场的分队长。我觉得大家好可怜。以前集体农场派我们带鹿去莫斯科展览,我们拿到一枚徽章和红色证书,人们都很尊敬我,称我瓦西里·尼古拉耶维奇,尼古拉耶维奇。而我在这里是什么?只是住在小屋里的老头。我会死在这里,女人带水给我喝,帮我把房子弄暖。我觉得大家好可怜,我看到妇女晚上唱着歌从田地走回来,知道她们什么报酬都没有,但是她们在唱歌……”

“即使有辐射,这里依然是我的家,其他地方不需要我们,连鸟都爱自己的巢……”

“我告诉你,我住儿子家的时候——他家在七楼,有一天,我用手画十字,走到窗前探头往下看,因为我好像听到马和公鸡的声音。我好难过。有时候我梦到我的院子,梦到我把牛绑起来,不停挤奶,然后我就醒了。我不想醒,只要我人没醒,就还在那里。有时我在这里,有时我在那里。”

“我们白天住新房子,晚上住家里——在梦中。”

“这里的冬夜好漫长,我们时常坐在那里算:谁谁谁又死了。”

“我的先生在床上躺了两个月,他疯了,一个字都不说,也不回我的话。我到院子里散步,回来后问他:‘老头子,你还好吧?’他抬起头,朝我声音的方向望过来。我们已经算幸运了,至少他还在家里。人死的时候你不能哭,一哭就会打断他,他得继续挣扎。我从柜子里拿出一根蜡烛,放在他手里,他接过去,还在呼吸,不过他的眼睛渐渐失去光芒。我没有哭,我只有一个要求:‘替我向女儿和我亲爱的妈妈问好。’我祈祷上天让我们一起走,有些神会这么做,但是他不让我死,我还活着……”

“小姐,不要哭!我们都站在最前线,我们是斯达汉诺夫工人,我们经历过斯大林时代,经历过战争!如果没有笑着安慰自己,我早就上吊自杀了。”

“我妈妈教我拿一尊圣像,上下颠倒挂三天,这样无论你人在哪里,最后都能回家。我有两头母牛、两头小牛、五头猪、鹅、鸡,还有一只狗。我用手扶着头,在院子里走来走去。还有苹果,好多苹果!所有东西都消失了,就这样消失了!”

“我清洗房屋、漂白炉子。你要在餐桌上留面包、盐、小盘子和三根汤匙,屋里住多少人就放多少根汤匙,这样你才能回家。”

“鸡冠不是红色,是黑色的,因为辐射的关系。你也不能做奶酪,我们一个月没有奶酪和干酪可吃。牛奶没有酸掉,而是凝结成白色粉末,也是因为辐射。”

“我的菜园里有辐射,整座园子变得好白,上面覆盖着一块一块的东西,也许是有人把辐射从森林里带出来了。”

“我们不想离开,男人都喝醉了,跳到汽车前面。那些官员挨家挨户恳求我们离开。下令:‘什么都不要带!’”

“牛三天没水喝,也没有饲料,没错!一个报社记者来这里,差点被喝醉的挤奶女工杀死。”

“主席带士兵在我家旁边走来走去,吓唬我:‘出来,否则我们要把房子烧掉!给我瓦斯罐。’我在家里跑来跑去,抓一张毯子,拿一个枕头。”

“打仗的时候你整晚都听得到枪声,砰砰……我们在森林里挖坑,他们不停轰炸,烧掉所有东西,除了房子,还有菜园、樱桃树。真希望这里没有战争,我好怕战争。”

“他们问亚美尼亚电视台的播报员:‘会不会有切尔诺贝利苹果?’‘当然,不过你要把果核埋到很深的地方。’”

“他们给我们一栋石头盖的新房子,可是我们七年没敲钉子了,那不是我们的房子,是陌生人的。我的先生老是哭,他平常都去集体农场开牵引机,等待星期天来临,到了星期天又躺在墙边大哭……”

“没有人可以蒙骗我们了,我们哪儿也不去。这里没有商店、医院,也没有电。我们坐在月光下点煤油灯,我们很喜欢这样!因为我们在自己的家里。”

“住在市区公寓的时候,媳妇跟在我后面拼命擦门把和椅子。那些家具是用我的钱买的,日古利车也是,都是用政府赔偿我房屋和牛的钱买的。钱花完之后,我这个老妈也没用了。”

“孩子拿走我们的钱,通货膨胀拿走剩下的。你可以用他们赔偿我们家园的钱买到一公斤漂亮糖果,不过现在可能也买不到了。”

“我带着我的牛走了两个礼拜,他们不让我进屋子,我就睡在森林里。”

“他们怕我们,说我们会传染。上帝为什么要惩罚我们?他生气了吗?我们的生活不像人类,不再按照他的规矩生活,所以人类才互相厮杀。”

“我的侄子夏天来这里,第一年夏天没来,因为他们很害怕,不过现在他们又会来,也拿食物,给什么他们都拿。‘婆婆,’他们说,‘你有没有看过《鲁滨逊漂流记》?’他和我们一样自己一个人生活,周围没有其他人。我身上带着半包火柴、斧头和铲子,我有猪油、鸡蛋、牛奶——都是我的,只有糖没办法自己种,不过我们想要多少地都有!你可以犁一百公顷的田地,这里没有政府或上级,没人来管你。”

“猫和狗也和我们一起回来,我们都一起回来,士兵不让我们进来,还派驻防暴部队。所以我们像游击队,趁着晚上从森林里溜进来。”

“我们不需要政府给我们任何东西,只希望他们不要管我们。我们不需要商店或公交车,我们步行二十公里买面包,只要别来管我们就好,我们可以照顾自己。”

“我们三家人一起回来,所有东西都被偷光了。炉子被砸坏,窗户也是,连大门都被拆掉。台灯,电灯,开关,插座,他们什么都拿,所有东西都被拿走了。我靠自己的双手把东西恢复原状,不然能怎么办!”

“野雁叫就代表春天来临,该播种了,我们却坐在空荡荡的房子里。还好屋顶还很牢。”

“警察开车来,对我们大叫,我们躲进森林里,就像躲德国人一样。有一次他们带检察官来恐吓我们,说要用第十条把我们关起来。我说:‘让他们关我一年,我服完刑再回来。’他们的工作是高声吼叫,我们则是保持安静。我是集体农场最会收割的人,还得过奖,他们居然想用第十条吓唬我。”

“我每天都梦到我的房子,梦到我回家,在菜园里挖土或整理床铺。我每次都能找到东西,不是一只鞋就是一只小鸡,每次都好棒,好开心,我马上就可以回家了……”

“我们晚上向上帝祷告,白天向警察乞求。如果你问:‘你为什么哭?’我也回答不出来,我很高兴能住自己的房子。”

“我们经历过一切,也熬过一切……”

“我去看医生。我说:‘医生啊,我的腿不能动,关节好痛。’‘婆婆,你不能再养牛了,牛奶有毒。’我说:‘不可能啊,我的腿好痛,膝盖好痛,但我不会抛弃我的牛,它供给我食物。’”

“我的七个小孩都住在城里,我一个人在这里,很寂寞,我坐在他们的照片下自言自语。我什么都自己来,房子也是自己漆的,用了六罐油漆,那就是我的生活。我养大四个儿子和三个女儿,我的丈夫很早就过世了,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

“有一次我看到一匹狼。它站在那里,我站在这里,我们对看。后来它走到路边,我拔腿就跑。吓死我了。”

“动物都怕人,只要不碰它,它就会避开。以前在森林里听到人声,你会朝声音跑过去,但是现在人与人互相躲避,只求上帝保佑不要让我在森林里遇到其他人。”

“《圣经》描述的情况都发生了,关于我们的集体农场和戈尔巴乔夫,《圣经》说会出现一个有胎记的领导人,一个伟大的帝国瓦解,然后世界末日来临,所有住在城里的人都死光,只有一个住在村子里的人活下来。那个人看到人的脚印好开心!不是看到人,只是人的脚印。”

“我们有一盏煤油灯,哈哈,女人已经告诉你了。我们杀了野猪,会把野猪放到地下室或埋在地下,肉可以在地下埋三天。我们还自己酿伏特加。”

“我有两袋盐,没有政府我们也活得很好!我们有很多木柴,周围就有一大片森林。房子很温暖,煤油灯在燃烧,我们过得很好!我有山羊、小羊,三只猪,十四只鸡。土地要多少有多少,草也要多少有多少,水井里有水,我们有自由!我们很快乐。现在不是集体农场了,而是公社,我们还要买一匹马,然后就什么也不需要了,只要再买一匹马。”

“一个记者说:我们不只是回到家,还回到一百年前。我们用锤子收割,拿镰刀割草,在柏油路上打麦子。”

“打仗的时候他们放火烧我们,我们躲到地堡里。他们杀了我的弟弟和两个侄子,我们家一共失去十七个人。我妈妈一直哭,村里捡破烂的老妇人看到了,就问:‘你在为死去的亲人哭泣?’又说,‘不要哭,为别人牺牲性命的人是圣人。’我可以为祖国做任何事,只有杀人我办不到。我是老师,我教孩子要爱别人。我告诉他们‘邪不胜正’,孩子很小,他们的灵魂还很纯洁。”

“切尔诺贝利是最可怕的战争,你无处可躲,地下、水里、空中都躲不掉。”

“我们没过多久就把收音机关掉,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可是生活很平静,也不会难过。来这里的人告诉我们一些消息——到处都在打仗,社会主义结束了,我们现在过的是资本主义的生活,而且沙皇要回来了,是真的吗?”

“野猪或狐狸有时会来菜园,但是很少有人来,除了警察之外。”

“你也应该来看我的房子。”

“还有我的,我好久没客人上门了。”

“我画十字向上帝祷告!警察来了两次,他们打坏我的炉子,还开牵引机把我带走。可是我回来了!他们应该让大家进来——就算爬,大家都会爬回来。他们把我们的悲伤分散到世界各地。现在只有死人才能回这里,活人只能趁晚上从森林里溜进来。”

“大家都想着收成,想回来,所有人都想。警察列出一些可以回来的人,不满十八岁的人不能进来。大家回来之后,只要站在自家院子的苹果树旁就很开心。他们先到墓园哭,再到自己的院子哭泣和祈祷。他们把蜡烛挂在围栏上,就像挂在墓园围栏的蜡烛,有些人在房子前面留下花圈,或在大门上挂一条白色毛巾,老妇人念祈祷文:‘兄弟姐妹,要有耐心!’”

“有人带鸡蛋和面包到墓地,大家都坐在亲人旁边呼唤:‘姐姐,我来看你了,来吃午餐。’‘妈妈,亲爱的妈妈。爸爸,我死去的爸爸。’他们召唤在天堂的灵魂。亲人在今年过世的人会哭,之前过世的不会。人们聊天或回忆,大家都在祈祷,不会祷告的人也跟着祷告。”

“我只有晚上不哭,你不能在夜里为过世的人哭泣,所以太阳下山我就不哭了。主啊,记住他们的灵魂,愿你的国降临。”

“如果你不和他们一起玩,你就输了。一个乌克兰女人在市场叫卖大红苹果:‘来买苹果哟!切尔诺贝利的苹果!’有人劝她不要这样叫卖,没有人会买。‘别担心!’她说,‘还是有人买的,有些人要买给丈母娘,有些买给老板。’”

“一个人被大赦,出狱后回到这里,住在隔壁村。他妈妈过世了,房子被掩埋,他来找我们,说:‘太太,给我一些猪油和面包,我帮你们砍木柴。’他这样也还过得去。”

“国家乱成一团,很多人回到这里是为了逃离人群和法律,独自生活,连陌生人也是。他们很强悍,眼里看不到一丝友善,喝醉之后很可能放火烧东西。我们睡觉时都把斧头和干草叉放在床底,厨房门边也放了一把锤子。”

“去年春天,这里出现了一只得狂犬病的狐狸。狐狸得狂犬病会变得很友善,不过它们不能看到水,只要在院子里放一桶水就没问题了,它会跑走。”

“没有电视和电影,不过有一件事可做——看窗户,当然还有祈祷。以前这里只有共产主义,没有上帝;现在这里只有上帝,所以我们祈祷。”

“我们为国家效过力了,我参加过一年游击队,击退德国人的时候我就站在最前线。我把名字写在德国的国会大厦上:阿尔秋舍科。我流血流汗,建立了共产主义,现在共产主义在哪儿?”

“我们这里有共产主义,我们就像兄弟姐妹……”

“开始打仗那年,蘑菇和莓子都不见了,你相信吗?连地球都感受得到灾难,那是一九四一年,我记得很清楚!我从来不会忘记战争。有一次我们听说他们要把战俘带来,只要你认识就可以带回家,所有女人都跑来了!那天晚上,有些人把她们的男人带回家,有些人带回别的男人。但是有一个流氓……他像其他人一样,结了婚,有两个孩子。他告诉指挥官我们会接纳乌克兰人,瓦西科,萨什科。第二天德国人骑摩托车来,我们跪下来哀求,但是他们把那些人带出村子,用自动步枪射死。一共九个,都好年轻,都是好人!瓦西科,萨什科……”

“有一次,一个大官员来这里大吼大叫,但是我们装聋作哑。我们经历过一切,也熬过一切……”

“可是我要说另一件事,我时常想到的事:在墓园,有人大声祈祷,有人静静祈求。有些人说:‘打开,黄沙;打开,黑夜。’森林可能做得到,但沙子不能。我轻声问:‘伊凡,伊凡,我要怎么活下去?’但是他都没有回答。”

“我没有过世的亲人,所以我替所有人哭,替陌生人哭泣,我会去墓园和他们聊天。”

“我什么都不怕——不怕死人、动物,什么都不怕。我的儿子从城里来,他生气地问我:‘你为什么坐在这里?强盗把你杀掉怎么办?’但是强盗想从我身上得到什么?我有几个枕头,在家徒四壁的房子里,枕头是最重要的家具。只要小偷的头一探进窗户,我就用斧头砍掉。我们这里就是这样,也许没有上帝,也许有别的神祇,不过举头三尺绝对有神明,而且我还活着。”

“切尔诺贝利电厂为什么发生故障?有人说是科学家的错。他们抓上帝的胡子,现在他笑了,却是我们付出代价。”

“我们从来没享受过好日子,生活老是不平静,永远活在恐惧里。打仗之前他们到处抓人,他们开黑色的车来,从田里抓走三个男人,那些人到现在都没回来。我们永远生活在恐惧中。”

“不过我们现在自由了,农作物大丰收,我们像贵族一样。”

“我只有一头牛,我可以把它交出来,只希望他们不要再打仗,我讨厌战争!”

“我们这里有最可怕的战争——切尔诺贝利。”

“杜鹃啼叫,喜鹊叽喳,小鹿奔跑,它们会不会繁衍后代,谁知道?有一天早上,我看到菜园里有几头野猪在挖土。你可以把人安置到其他地方,却不能安置麋鹿或野猪,水也不管界限,只沿着土流动或流到土里。”

“好痛!我们要安静一点,他们会静悄悄抬来你的棺材。小心!不要敲到门或床,不要碰到或撞倒任何东西,否则你必须等下一个死掉的人。主啊,记得他们的灵魂,愿你的国降临。让我们在埋葬他们的土地上为他们祈祷。我们这里什么都有,到处都是坟墓。大卡车和推土机不停运转,房子倒塌,掘墓工奋命挖掘,埋葬学校、总部、浴室。世界仍然一样,但是人不一样了。我不知道人究竟有没有灵魂,如果有,又是什么样?另一个世界怎么容纳得下所有灵魂?我的爷爷临终前在床上躺了两天,我躲在炉子后面等,想看灵魂怎么从他的身体飞出去。我去挤牛奶,回来之后叫他,只见他睁着眼睛躺在那里,灵魂已经飞走了,或者其实什么事都没发生?我们将来又要如何见面?”

“有一个老太太向我们保证,说我们永远不会死。我们祈祷:主啊,赐予我们力量,让我们熬过疲惫的生活。”

 


辐射长什么样


有几天早上,我们在菜园和院子里发现窒息的鼹鼠。那是我第一次觉得害怕,谁把它们闷死的?它们通常不会从地底爬出来,一定是某种不知名的东西把它们赶出来的。我对十字架发誓!

我的儿子从戈梅利打电话来问:“金龟子出来了吗?”

“没有,连蛆都没有,都躲起来了。”

“蚯蚓呢?”

“如果雨后可以找到蚯蚓,鸡会很开心,但是一条都没有。”

“这是第一个迹象,没有金龟子和蚯蚓就表示有强烈辐射。”

“辐射是什么?”

“妈妈,那是会害死人的东西。告诉奶奶你要离开,来和我们一起住。”

“但是我们的菜园还没种好。”

如果每个人都很聪明,又有谁是笨蛋?只不过是失火,火灾是暂时的,当时没有人害怕,他们不知道有原子。我对十字架发誓!我们住在核电厂旁,鸟儿飞三十公里,高速公路开四十公里。我们很满意,你可以买票进去,那里什么都有。就像莫斯科,商店贩售便宜的萨拉米香肠,肉一定买得到,什么都有。那真是美好的时光!

我有时听收音机,他们老用辐射吓唬我们,但是我们的生活因为有了辐射变得更好。我发誓!你到处看看就知道,他们带来柳橙,三种萨拉米香肠,应有尽有,而且还带到村子里!我的孙儿去过世界各地,最小的刚从法国回来,拿破仑有一次就从那里发动攻击。他说:“奶奶,我看到凤梨!”他们带我的侄子到柏林看医生,那是希特勒开坦克来的地方。这是全新的世界,一切都不一样了。难道是辐射的错?

辐射长什么样?也许电影里有。你看过吗?是不是白色的?还是其他颜色?有人说辐射无色无味,也有人说黑得像土。但是辐射如果没有颜色,那不就像上帝?上帝无所不在,可是你看不到。他们吓唬我们!园子里苹果垂挂,树上长着叶子,田里有马铃薯。我不认为有切尔诺贝利,根本是他们编出来骗我们的。我的姐姐和她的丈夫一起离开,搬到离这里大概二十公里的地方,他们在那里住了两个月,邻居跑去跟他们说:“你们的牛把辐射传染给我的牛!我的牛倒在地上。”“它怎么传染的?”“透过空气,辐射和灰尘一样会飞。”就像神话!一堆神话。

真正的经过是:我的爷爷养了五个蜂箱,蜜蜂整整两天没出来,一只都没有,它们在蜂窝里等。我的爷爷不知道发生了爆炸,他在院子里跑来跑去,说:“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大自然出问题了。”我们的邻居是老师,他说蜜蜂比我们敏锐,因为它们听得见。广播什么也没报,报纸什么消息也没有,但是蜜蜂知道,它们过了三天才出来。黄蜂——我们家的门廊上有一个黄蜂巢,没有人碰它,可是那天早上黄蜂都不见了,一直到六年后才出现。人怕辐射,动物也怕,鸟类和树木也一样,但是它们很安静,它们不说话。这对万物来说都是可怕的浩劫,不过科罗拉多甲虫还是像平常一样到处出没,狼吞虎咽地吃我们的马铃薯,吃到只剩叶子,它们习惯毒物,和人一样。

不过仔细想想,每一家好像都有人死。河的另一头的那条街,所有女人都没有男人,男人都死光了。我们这条街只剩我的爷爷和另一个男人还活着。上帝为什么先带走男人?没有人知道答案。不过世上如果只剩男人,没有我们女人,的确没什么好处。他们会因为悲伤过度而拼命喝酒!这里的女人都很空虚,据说有三分之一的女人的生殖器官受损,无论老少都是,不是所有人都来得及生小孩。仔细想想,事情就这样过去了,好像从来没发生。

我还能说什么?你总得活下去。

还有,以前我们自己做牛油、奶油、干酪和奶酪,还煮牛奶面团。城里的人吃这个吗?你把水倒进面粉里混合,再把面团撕成一块一块,放进沸水里煮,煮沸后倒一点牛奶。我的妈妈做给我看,她说:“孩子,你以后也会做,我也是跟妈妈学的。”我们喝桦树和枫树的汁液,在炉子上蒸豆子,做糖渍蔓越莓。打仗的时候我们四处搜集刺荨麻和藜草,我们没有死掉,还因为饥饿而变胖。那时森林里找得到浆果和香菇,现在都没有了。

我还以为锅里煮的东西永远不会变,但实际上不是这样。你不能喝牛奶、吃豆子,他们不让你吃蘑菇和浆果,还叫我们把肉泡在水里三小时,煮马铃薯要把水倒掉两次。你不能和上帝作对,你得活下去。他们吓唬我们,说我们连水都不能喝。但是没有水怎么活?每个人身体里都有水,连石头都有。所以也许水是永恒的?所有生命都来自于水。你能问谁?没有人知道答案。人们向上帝祈祷,但是他们不会问他。你只能活下去。

——安娜·彼得罗夫娜·巴达耶瓦,撤离区居民

 


没有歌词的歌


我跪下来求你,拜托你帮我们找安娜·苏什科。她以前住在我们村子,高瑟许基村。她叫安娜·苏什科。我告诉你她长什么样,你记下来。她驼背,一出生就是哑巴,自己一个人住,今年六十岁。疏散时他们把她放上救护车,运到不知名的地方。她不识字,所以我们没有收过她的信。独居和生病的人都被安置到特别的地方,他们被藏起来,没有人知道在哪里,你记下来……

村子里所有人都同情她,把她当成小女孩照顾。有人替她砍木柴,有人帮她带牛奶,有人到她家陪她过夜,替她把炉子弄暖。我们在别的地方住了两年才回来。告诉她,她的房子还在,屋顶和窗户都好好的,所有坏掉或被偷走的东西我们都可以帮她修。只要告诉我们她的地址,告诉我们她在哪里生活,在哪里受苦,我们就可以接她回来,那样她才不会悲伤至死。我求求你,无辜的灵魂在陌生的地方受苦……

还有一件事我忘了说,只要难过,她就会唱一首没有歌词的歌,她不会说话,痛苦的时候就唱:啊——啊——啊。你听了也会替她难过。

——玛丽亚·沃尔乔克,邻居

 

三段关于家园的独白

受访人:

K家庭——母亲和女儿,加上一言不发的男人(女儿的丈夫)

女儿:

刚开始我白天晚上都哭,我只想哭泣和讲话。我们来自塔吉克斯坦的首都杜尚别,那里在打仗。

我不应该讲这件事,我怀孕了,但我还是要告诉你。有一天,他们上巴士检查我们的护照,那些人都是普通人,只不过有自动步枪。他们检查文件,把几个男人推下车,然后当场在门外开枪,甚至没把他们带到旁边。我简直不敢相信,但是我亲眼看到了。我看到他们带走两个人,其中一个很年轻,很英俊,他大声用塔吉克语和俄语跟他们讲话,说他的妻子刚生小孩,家里有三个年幼的孩子。可是他们只站在那里笑,那些人也很年轻,非常年轻,只是普通人,只不过拿着自动步枪。他倒下,亲吻他们的运动鞋,整辆巴士一片死寂。巴士开走时,我们听到嗒嗒嗒的声音,我不敢回头看。(开始哭)

我不该讲这件事的,我快生了,不过我还是要告诉你,只是不要写我的姓就好。我叫斯韦特兰娜,我们还有亲戚在那里,他们会被杀掉。以前我以为我们永远不会再打仗,我亲爱的祖国那么辽阔,是最大的国家!苏联时期,他们说我们的生活贫穷卑贱,是因为发生过很大的战争,人民深受其害。可是现在我们军力强大,再也没有人敢侵犯我们,没有人能击败我们!但是我们开始自相残杀。那和以前的战争不一样,不是我那个曾经行军到德国的爷爷记得的那种。现在是邻居射死邻居,昔日一起上学的男孩杀死对方,强奸从前上学时坐在隔壁的女孩,所有人都疯了。

我们的丈夫不讲话,这里的男人都很沉默,他们不会跟你说什么。离开时他们被指责,说他们像女人一样逃跑,是背叛祖国的懦夫。但那样做又有什么不对?

不能开枪杀人是坏事?我的丈夫是塔吉克人,他应该去杀人,但是他说:“我们离开吧,我不想打仗,我不需要自动步枪。”那里是他的家乡,但是他选择离开,只因为他不想杀死另一个和他一样的塔吉克人。他在这里很寂寞,他的兄弟都还在那里奋战,其中一个已经丧生,他的母亲和姐妹都住在那里。我们从杜尚别搭火车来的时候,窗户破了,里面好冷,没有暖气。他们没有朝火车开枪,可是他们丢石头,打破了窗户。“俄罗斯人,滚出去!侵占别人土地的人!不要再来抢我们的东西!”他是塔吉克人,也得听那些话,我们的孩子也听到了。我们念一年级的女儿爱上一个塔吉克男孩,她放学回家问我:“妈妈,我是塔吉克人还是俄罗斯人?”你怎么跟她解释?

我不应该讲这些的……但是我要告诉你。帕米尔的塔吉克人和库利亚布的塔吉克人打来打去,他们都是塔吉克人,有相同的《可兰经》和信仰,但是库利亚布人杀帕米尔人,帕米尔人杀库利亚布人。他们一开始是到城市广场叫嚷、祈祷,我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所以也去了广场。我问一个老人:“你们在抗议什么?”他说:“抗议国会。他们说国会都是很坏的人。”接着广场空了,有人开了第一枪,转眼间整个国家就变得面目全非,变成东欧国家!在此之前,我们以为我们遵循苏联法律,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那里有很多俄罗斯人的坟墓,可是没有人为他们哭泣,有人在俄罗斯人的墓园放牧,俄罗斯老人四处流浪,翻找垃圾桶……

我以前是产房的护士,有一天值夜班,遇到一名难产的产妇,她一直尖叫。突然间,有个没戴手套,没穿手术袍的勤务工冲进来。

“发生了什么事?怎么可以那样冲进产房?”

“小姐,戴面罩、拿枪的人闯进来了。”

接着就看到那些人跑进来说:“给我们药和酒精!”

“我们没有药和酒精。”

他们把医生架在墙上,说:“交出来!”

就在这个时候,分娩的女人发出开心的叫声,接着就听到宝宝的哭声。我弯身看了一下那个连名字都还没取的宝宝,甚至不记得是男孩还是女孩。那些人问:“是库利亚布人还是帕米尔人?”

他们不是问男孩或女孩,而是库利亚布人还是帕米尔人!没有人回答。他们大喊:“到底是哪里人?”

还是没有人说话。只见他们抓住小宝宝——刚出世五分钟,也许才十分钟的婴儿,一把扔出窗户。我是护士,从来没有看过婴儿死掉,现在……我不应该记得这种事的(开始哭)。遇到这种事,你以后怎么生活?怎么生小孩?(哭泣)

后来我只要到了产科病房,手上的皮肤就开始剥落,静脉肿胀。我对所有事都漠不关心,根本不想下床。(哭泣)我走到医院又转身离开,那时我也怀孕了,我不能在那种地方生小孩,所以我们来白俄罗斯,搬到那诺亚这座安静的小镇。不要再问我了,我已经把所有事情都告诉你了(哭泣)。等一下,我希望你知道,我不怕上帝,我怕的是人。起初我们问别人:“辐射在哪里?”“看到你站的地方了没?就在那里。”难道到处都是?(哭泣)有很多空房子,大家都离开了,他们很害怕。

但是我在这里不像在那里时那么害怕,我们失去家园和祖国。德国人都回德国,鞑靼人回克里米亚,没有人需要俄罗斯人,我们能有什么希望?能等待什么?俄罗斯不会拯救俄罗斯人,因为它太大了,无边无际。而且老实说,我不认为俄罗斯是我的祖国。我们成长的环境不一样,我们的祖国是苏联,你不知道自己该如何生存。至少这里没有人拿枪,这点真的很棒。在这里,他们给我们房子,给我丈夫工作。我们写信给家乡的朋友,他们昨天来了,而且不打算回去。他们晚上抵达,不敢走出火车站,只好在车站待了一晚。他们坐在行李箱上,不让孩子出去。后来他们看到街上有人在走路、聊天、抽烟,几个人替他们指引方向,还把他们带到我们家门口。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我们在老家过的不是正常的生活。他们说,他们早上起床后去商店,看到牛油和鲜乳油,马上买了五瓶鲜乳油,当场喝掉。大家都盯着他们看,觉得他们疯了,但是他们已经整整两年没见过鲜乳油和牛油了。你在塔吉克斯坦买不到面包,那里有战争。你无法跟没看过的人解释。

我的灵魂在那里死了,我会生出没有灵魂的东西。这里的人比较少,房子是空的,我们家旁边就是森林。我不喜欢人太多的地方,像是火车站,或是战争。(失声痛哭,不再说话)

母亲:

战争,我只能谈战争。我们为什么来切尔诺贝利?因为这里没有人赶我们走,没有人把我们踢出去,这里不是任何人的土地了,上帝收回这里,住在这里的人都离开了。

我在杜尚别是火车站的副站长,另一个副站长是塔吉克人,我们的孩子从小一起长大、一起上学,每逢元旦假期或五一劳动节,两家人都聚在一起喝啤酒,吃塔吉克焖饭。他叫我:“姐姐,我的俄罗斯姐姐。”我们共享一间办公室。突然有一天,他走进办公室,在我的桌前对我破口大骂:“你什么时候回俄罗斯?这里是我们的地盘!”我气疯了,跳起来问他:“你的大衣是哪里来的?”

“列宁格勒。”他惊讶地说。

“脱掉你的俄罗斯大衣,你这个王八蛋!”我扒掉他的大衣。“你的帽子从哪里来?你跟我说是西伯利亚寄来的!拿掉!还有衬衫!裤子!都是莫斯科做的!也是俄罗斯的!”我剥到他只剩内衣。他很高大,我只到他的肩膀,但是我脱掉他全身上下的衣物。人群开始聚集,他哭着说:“滚开,你疯了!”

“不,把东西还我,那些都是俄罗斯人的!我全部要拿走!”我几乎失去理智。

“给我你的袜子!你的鞋子!”

我们日夜加班,列车满载乘客离开,人们四处奔跑,成千上万的俄罗斯人离开,那些人至少还有地方可去。有一天,凌晨两点钟,我送走开往莫斯科的列车后,发现大厅还有几个库尔干秋别镇的孩子没赶上火车。我掩护他们,把他们藏起来。两名拿着自动步枪的男子朝我走来。

“年轻人,你们在这里做什么?”我的心跳得很快。

“谁叫你不关门,门是开着的。”

“我刚送走一列火车,还没机会关。”

“那些孩子是什么人?”

“都是自己人,杜尚别来的。”

“他们是不是库尔干过来的?是库利亚布人?”

“不是,是我们自己人。”

然后他们就离开了,如果当时他们打开厅门,会有什么后果?他们会……我一定也会挨子弹,那里有枪的人最大。到了早上,我把那些孩子送上开往阿斯特拉罕的火车,请列车长把他们当成西瓜运送,不要开门。(沉默,接着哭了很久)什么东西比人还可怕?(又沉默)

有一天我走在街上,不断回头张望,我以为有人跟踪我。当时我已经在这里。我每天都想到死亡,离家时一定穿上干净的上衣、裙子和内衣,随时为死亡做准备。现在我独自在森林里散步,什么也不怕,森林里一个人也没有。

我一边走,一边想那些事是不是真的发生在我身上。我有时遇到带枪、狗和辐射探测仪的猎人,他们也有枪,不过他们不会杀人,如果听到枪声,我知道他们射的是乌鸦,不然就是赶兔子。(沉默)所以我不害怕,我不可能害怕土地和水,我怕人,在那里,你只要上市场花一百块就能买到自动步枪。

我记得我看过一个塔吉克人在追另一个人,从他跑步和呼吸的样子,我可以感觉到他打算杀了那个人,还好那个人躲起来了。塔吉克人回来时经过我身边,问:“太太,哪里有水可以喝?”

他神色自若,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车站有一桶水,我指给他看,然后我看着他的眼睛问:“你们为什么互相追逐?为什么要杀人?”

他好像很不好意思地说:“好啦,不用那么大声。”

但是他们几个人聚在一起就不一样了,如果有三个,甚至只要两个人在一起,他们就会把我逼到墙角。一对一的时候你还可以和那些人好好说话。

我们离开杜尚别,到了塔什干,但是我们得走更远,像是到明斯克之类的地方。没有票了,一张也不剩!他们安排得很巧妙,要是没拿钱贿赂,你在上飞机前就会遇到数不清的问题:东西太重或太多,不能有这个,那个要拿走。他们要我把所有东西放到秤上称了两次,直到我恍然大悟,给了他们一点钱。

“早该这样嘛,不要一直和我们争论。”就那么简单!我们的货柜重达两吨,他们要我们拿出所有东西。

“你们来自战区,也许里面藏有枪支,或是大麻。”他们把我们扣留了两晚,我去找站长,在候车室遇到一个好心的太太,她解释给我听:“你们这样不会有结果,你要求公平,他们会把货柜丢到田里,拿走你所有的东西。”

我们该怎么做?我们花了一整晚挑选:衣服、几张床垫、一台旧冰箱、两袋书。

“你们要运送珍贵的书?”我们看了看,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我们该怎么办》和肖洛霍夫的《新垦地》,我们都笑了。

“你们有几台冰箱?”

“只有一台,而且坏了。”

“你们为什么没带申报单?”

“我们怎么知道要带申报单?我们是第一次逃难。”

我们一次失去两个家园——塔吉克和苏联。

我在森林里漫步、思考,别人成天看电视,想知道发生什么事,大家好不好,但是我不想。

我们曾经过着很不一样的生活。我在旁人眼中是重要人物,我有军衔——列车部队中校。我刚到这里找不到工作,后来才去市议会打扫,洗地板,从前的生活已经过去,我没有力气展开新生活。有人同情我们,也有人讨厌我们,他们说:“那些难民会趁晚上偷挖我们的马铃薯。”

我的母亲说遇到大战争,人们会更同情彼此。最近他们在森林里发现一匹疯掉的马,后来死了,另一个地方是兔子,没有人杀死它们,但是它们都死了,这让每个人忧心忡忡。要是发现死掉的流浪汉就没有人担心,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很习惯看到死人。

列娜,来自吉尔吉斯斯坦。她坐在家门口,仿佛摆姿势准备照相。五个孩子坐在她身边,还有他们带来的猫,麦提利萨。

我们离开家园,就像战争爆发逃难一样。我们带着所有家当,猫跟着我们来到火车站,所以我们也把它带上。我们坐火车坐了十二天,最后两天只剩罐装卷心菜色拉和白开水,我们拿撬杠、斧头和锤子守在门口。有一天晚上几个劫匪攻击我们,差点把我们杀掉。他们会为了一台电视或电冰箱杀了你。我们就像战争爆发了要逃难,虽然他们还没有在吉尔吉斯斯坦开枪。

在奥什,吉尔吉斯族和乌兹别克族发生过大屠杀,即使当时是戈尔巴乔夫执政,不过后来平息下来了。可是我们是俄罗斯人,虽然吉尔吉斯人也怕俄罗斯。你排队买面包,他们会大嚷:“俄罗斯人,滚回去!吉尔吉斯斯坦是吉尔吉斯人的土地!”

他们把你推出去,再讲几句吉尔吉斯话,像是:“我们面包自己吃都不够了,还要养他们?”

我不是很懂他们的语言,只会讲几个字,买菜时可以讨价还价。

我们以前有祖国,现在已经消失了。我是哪里人?我的母亲是乌克兰人,父亲是俄罗斯人,我在吉尔吉斯斯坦出生成长,嫁给鞑靼人。我的孩子是哪里人?他们的国籍是什么?我们的血液都融合在一起。孩子和我的护照上写着“俄罗斯人”,可是我们不是俄罗斯人,我们是苏联人!但是那个国家——我出生的地方——已经不存在了,我们称为祖国的地方已经消失,那段时间也不存在了。我们好像蝙蝠。我有五个孩子,最大的念八年级,最小的还在读幼儿园。我把他们带来这里,我们的国家已经不存在,但我们还在。

我在那里出生长大,帮忙盖了一间工厂,在工厂工作。“滚回去,这里是我们的。”他们不让我带任何东西,除了我的孩子。他们说:“这些都是我们的东西。”那我的东西在哪里?所有俄罗斯人、苏联人都逃走了,没有人需要他们,没有人等待他们。

我以前的生活好快乐,我的孩子都是爱的结晶。我生小孩的顺序是:男孩、男孩、男孩,然后女孩、女孩。我不想讲了,再讲下去我会哭。(还是继续说)我们在切尔诺贝利等待,这里是我们的家了,切尔诺贝利是我们的家,我们的祖国。(突然泛起微笑)这里的鸟和其他地方的鸟一样,还有列宁的雕像。(我们已经走到门口,向她道别,她又继续说)一天清晨,我看到邻居在房子外面敲敲打打,取下窗户的木板,我问其中一个女人:“你们从哪里来?”“车臣。”她没有再说话,只是哭了起来……

有人很惊讶地问我:“你为什么要害死你的孩子?”上帝啊,我怎么有力气面对明天的难关?我不是想害死他们,是要拯救他们。我四十多岁,头发全变白了。他们诧异地问:“你会把孩子带到有霍乱和鼠疫的地方吗?”但那是瘟疫和霍乱,我不了解他们对切尔诺贝利的恐惧,那不在我的记忆里。


 

祈祷时才真切展现自己的灵魂


我逃离这个世界。刚开始我在火车站流连,我喜欢那里,人很多,没有人烦你。然后我来到这里,这里有自由。

我的生活已被我遗忘,不要问我。我记得书里看过的和别人告诉我的事,但是我已经忘了自己的生活。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犯过错,不过只要你真心忏悔,上帝会原谅所有罪孽。

男人不可能快乐,他不应该快乐。上帝看到亚当很孤单,所以给他夏娃,是为了让他快乐,不是让他犯罪。但是人无法快乐。比如我,我不喜欢黄昏和黑暗,就像现在,光明与黑暗的交界。我不明白这是什么地方,但是那不重要,我活着或死掉都不重要。人的生命就像草:开花,枯萎,然后被火烧掉。

我爱上了沉思,在这里你可能被冻死或被动物咬死,方圆几十公里都没有人。你可以通过禁食和祷告驱赶恶魔,你为肉体禁食,为灵魂祈祷,但是我从来不觉得孤单,有信仰的人不会孤独。我在村子里到处乱逛,本来还找得到意大利面和面粉,甚至还有植物油和水果罐头。现在我到墓园找食物,有些人替过世的人留下食物和饮料,但是死人不需要食物,他们不会介意。田里有野生谷物,森林有蘑菇和浆果,这里有自由。

我在谢尔盖·布尔加科夫神父写的书里读到:“创造世界的必然是上帝,因此世界不可能毁灭。”所以我们必须“勇敢忍受历史,一直到最后”。

另一个我不记得名字的思想家说:“邪恶并非实际的物质,而是缺乏良善,就像黑暗仅是缺乏光亮。”

这里很容易找到书,你找不到陶罐、勺子或叉子,但到处都是书。有一天我发现一册普希金——“想到死亡我的灵魂就觉得甜蜜”。我记得很清楚——“想到死亡”。

我一个人在这里就时常想到死亡,我变得很喜欢思考。沉默能帮你做准备,人和死亡一起生活,可是一般人都不明白那是什么,但是我一个人住在这里。昨天我赶走一对住在学校的公狼和母狼。

我问你,文字描述的世界是真正的世界吗?文字挡在人与人的灵魂之间。

鸟类、树木、蚂蚁比从前更接近我。我也思考关于它们的事,人类很可怕也很奇怪,但是我在这里不想杀任何生物。我会钓鱼,我有一根鱼竿,但是我不杀动物,也不设陷阱,你在这里不会想杀任何生物。

梅什金公爵3说:“望着树木,你有可能不快乐吗?”没错……我喜欢思考,一般人都喜欢抱怨,而非思考。

为什么要审视邪恶?邪恶当然重要,罪恶不是物理,你必须承认世上有不存在的事物。《圣经》说:“走在光明大道上是一种方式,其他人需要的是教义。”例如我们无法理解鸟类或其他生物,因为它们是为自己而活,不是为了别人。简单地说,我们周围的一切事物都在不断改变。

所有用四条腿走路的动物眼睛都看着地面,只有人是直立的。人类高举双手,面朝天空,向上帝祷告。老妇人在教堂祈祷:“赦免我们的罪。”但是科学家、工程师或军人都不会承认,他们想:“我没什么好忏悔的,为什么要忏悔?”是啊……

我只是祈祷,为自己祈祷。主啊,请召唤我的心!请听我诉说!人在坦诚说爱时是如此单纯可爱,即使哲学家也只能用近似的字句表达他们的感受,唯有祈祷时说的话才能真切展现一个人的灵魂。我认为那是千真万确的。主啊,请召唤我!请听我诉说!

还有人。

我怕人,但也想见人,我想见到好人。这里不是藏匿的盗匪,就是像我一样的战士。

我叫什么名字?我没有护照,警察拿走了,他们打我,问:“你在这里混什么?”

“我不是在混,我在忏悔。”

他们打得更用力,还打我的头。所以你应该这样写:“上帝的仆人尼古拉,现在是自由之身。”

 


士兵合唱曲


阿尔乔姆·巴赫季亚罗夫,二等兵

奥列格·列昂季耶维奇·维洛比,清理人

瓦西里·约瑟福维奇·古希诺维奇,司机兼侦察员

根纳季·维克托罗维奇·德门耶夫,警官

维塔利·鲍里索维奇·卡博维奇,清理人

瓦连京·古考夫,司机兼二等兵

爱德华·鲍里索维奇·科罗特科夫,直升机飞行员

伊戈尔·利特温,清理人

伊凡·亚历山德罗维奇·卢卡舒克,二等兵

亚历山大·伊凡诺维奇·米哈列维奇,盖格计数器操作员

奥列格·列昂诺维奇·帕夫洛夫少校,直升机飞行员

阿纳托利·鲍里索维奇·雷巴克,警卫团指挥官

维克托·桑科,二等兵

格里戈里·尼古拉耶维奇·赫沃罗斯特,清理人

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申克维奇,警官

弗拉基米尔·彼得罗维奇·施韦德,上尉

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亚新斯基,警官

我们的军团收到紧急通知。可是到了莫斯科的白俄罗斯火车站,他们才告诉我们目的地。其中一个家伙——好像是列宁格勒来的——出声抗议,他们说要把他拖去军事法庭。指挥官当着所有人的面对他说:“你不是去坐牢就是被枪毙。”

我的反应和那个家伙完全相反,我想成为英雄。也许这样很孩子气,但我不是唯一有这种想法的人。我们来自苏联各地:俄罗斯、乌克兰、哈萨克斯坦、亚美尼亚……不知道为什么,我既觉得害怕,又觉得有趣。

他们直接把我们带到核电厂,给我们白袍、帽子和纱布口罩。我们负责清理,一天清下面,一天清上面,最后是反应炉的屋顶。我们拿铁锹工作,我们都说到屋顶清理的家伙是“鹳”4。机器人无法运作,都出故障了,但我们还可以工作,这点让我们很自豪。

***

我们开车进去,看到一面写着“隔离区”的牌子。我从来没打过仗,但是我觉得很熟悉,不知道在哪里看过……在哪里?不知道为什么,那让我联想到死亡。

我们在路上看到发狂的狗和猫,它们的行为怪异,看到我们就跑走,好像认不出我们是人类。我不明白它们为什么那样,直到他们命令我们射杀它们……所有房屋都被查封,农业机械四处弃置。那是很奇妙的景象,没有别人,只剩我们和负责巡逻的警察。你走进屋子,看到墙上挂着照片,但是一个人也没有,共青团的证件、身份证、奖状四处散落。我们“暂时借用”了一台电视,但是我没看到有人把东西带回家,因为你总觉得这些人随时会回来,而且这里和死亡有某种联结。

有些人开车到反应炉附近,想照相给家人朋友看。他们既害怕又好奇,想知道反应炉究竟是什么。我没去,我的妻子还很年轻,我不想冒这个险,但是有人喝了几杯就去了,所以……(沉默)

***

乡间小路、田地、公路都空无一人,还有废弃的公路,电线杆上也挂着废弃的电线。起初还有几间房子的灯亮着,后来都熄灭了。我们开车到处逛,看到野猪和兔子跳出校舍,到处都是动物,住宅、学校和党部会所都看不到人。墙壁上贴着海报——“我们的目标是促进全人类之幸福”“全世界的无产阶级终将胜利”“列宁的思想永垂不朽”,感觉好像回到过去。集体农场的办公室有红旗,全新的头巾,还有排列整齐的横幅介绍着我们的伟大领袖;墙上挂着领导人的画像,办公桌上是他们的半身像。战争纪念馆,教堂旁的墓园,匆忙时关上门的屋子,水泥砌成的灰色牛棚,牵引机修理厂,公墓和烈士。仿佛交战中的部落仓促离开营地,藏匿起来。

我们互问: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吗?我们第一次从旁观者的角度审视,觉得很震撼,好像脑袋被重重敲了一下……有一个笑话很好笑:基辅蛋糕的半衰期是三十六小时,所以……那我呢?我是三年,三年后我交出党证,我的小红书。我在隔离区获得自由,切尔诺贝利撼动了我,也释放了我。

***

我看到一栋废弃的房子,门关着,一只猫坐在窗台上。我心想,一定是黏土猫,走近一看才发现是真猫。它吃掉屋里所有的天竺葵。那只猫是怎么进去的?或许它被单独留在屋里?

门上的一张纸条上写着:“亲爱的好心人,请不要在这里寻找贵重物品,我们没有贵重的东西,想用什么尽管用,但是请不要把这里弄得乱七八糟,我们会回来。”

其他房屋也挂着五颜六色的牌子,比如:“亲爱的房子,原谅我们!”他们向自己的家道别,就像和人说再见。不然就是“我们白天离开”或“我们晚上离开”,上面有日期,甚至时间。

也有写在学校作业本上的纸条:“不要打猫咪,不然老鼠会吃掉所有东西。”还有童稚的笔迹:“不要杀我们的祖卡,她是好猫咪。”(闭上眼睛)我什么事都忘了,只记得我去过那里,其他的就不记得了,全部忘了。我没办法数钱,记忆力变得很差,医生不知道我出了什么问题,我去过好几家医院。不过有一件事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你看到一间房子,以为里面是空的,打开门,却看到一只猫和小孩写的纸条。

***

我接受征召,任务是不让居民回疏散的村子。我们架路障,盖观察哨,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叫我们“游击队”。那段时期很和平,我们却穿着军服站在那里,农民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例如:他们为什么不能从自己的院子拿水桶、陶罐、锯子、斧头?为什么不能收作物?

你该怎么跟他们解释?真实的情况是——士兵站在道路的一边,阻止居民进入,另一边却可以看到牛在吃草,收割机嗡嗡作响,卡车运载作物。老妇人哭着说:“年轻人,让我们进去,这是我们的土地和房子。”她们给我们鸡蛋、培根和自制的伏特加,为她们被污染的土地、家具和财产哭泣。

那个地方会颠覆你的想法,事情的条理都被打乱。女人挤牛奶,旁边站着一个士兵,确保她挤完后把牛奶倒在地上;老妇人拿着一篮鸡蛋,旁边一名士兵陪着她走,看着她把蛋埋起来。农民悉心呵护他们宝贵的马铃薯,偷偷摸摸收割,其实他们应该把马铃薯埋起来。最糟糕也最令人费解的是,一切都那么美!那是最糟的部分,你放眼望去,一切事物都好美。所有人的表情都很疯狂,包括我们的在内,我再也不会看到那种表情了。

***

我是军人,军人应该奉命行事,不过我也想展示英勇,那是我们应尽的本分。政治人物发表演说,广播、电视都播送相关新闻。每个人的反应都不同,有些人接受采访,是因为想在电视上露脸,有些人只把它当成工作,然后还有第三种人——我遇到的几乎都是这种,我们想英勇助人。我们的待遇还算优渥,但是钱对我们来说好像完全不重要。我平常的薪水是四百卢布,在那里可以领到一千卢布,后来有人说:“他们领了一大堆钱,现在回来可以买他们的第一辆车和添购家具了。”听到那种话你当然难过,因为我们不是为了钱才去那里。

出发之前我很害怕,不过一到那里就不怕了。我们奉命行事,夜以继日地工作和执行任务。我想坐在直升机上观察反应炉,看看里面究竟是怎么回事,但是他们禁止我们这么做。我的医疗卡上注明我接受到的辐射剂量是二十一伦琴,不过我不确定那是真的。程序很简单:你飞到省会切尔诺贝利——对了,那座城市很小,和我当初想象的不一样。一个人拿辐射探测仪在离核电厂十到十五公里外的地方测量背景辐射,然后把测量结果乘上我们每天飞行的时数。但是我要从那里飞到反应炉附近,有些地方是八十伦琴,有些是一百二十伦琴。有几天晚上,我得绕着反应炉飞两小时。我们用红外线拍摄,照片里的石墨碎片看起来就像辐射,不过你白天看不到。

我跟一些科学家聊,一个科学家说:“你用舌头舔直升机也不会怎样。”另一个说:“你飞行时没有保护措施,不想活啦?你要把自己包起来!”

我们把铅衬在直升机的座位下方,还自己制作铅背心,后来才知道这样能防止一种射线,另一种却不行。我们从早飞到晚,那没什么了不起,只是努力工作罢了。我们晚上看电视里转播的世界杯,所以聊了很多关于足球的事。

大概三年之后,我们才开始思考这件事。其中一个家伙生病了,然后又有一个,有人死了,另一个发疯自杀。我们就是那个时候开始回想这件事的,但是还要等二三十年我们才能真正了解。对于我来说,阿富汗——我在那里待了两年,还有切尔诺贝利——我在那里待了三个月,都是我这辈子最难忘的经历。

我没有告诉父母我被派到切尔诺贝利。我的弟弟在《消息报》上看到我的照片,拿去给妈妈看。“你看,”他说,“他是英雄!”我的母亲哭了。

***

有一天开车途中,你知道我看到什么了吗?在微弱的银色光线下,路边散落着像水晶一样的东西,那是……我们当时朝卡林科威契的方向开,经过莫吉尔,就在那里发现闪闪发光的东西,大家都在讨论。我们工作时,注意到叶片上有细细的小洞,尤其是樱桃树。我们摘黄瓜、西红柿,发现叶子上也有这种黑洞,我们边骂脏话边吃。

我去了。我不用去,可是我自愿过去。刚开始,你不会看到漠不关心的人,只有到后来,大家都习惯了,你会看到空洞的眼神。我想拿奖牌?想得到好处?狗屁!我什么都不需要。公寓、汽车,还有什么?没错,度假小屋,我都有了。但是去那里服务有一种魅力,那是男子汉才会做的事,其他人大可以躲在女人的裙子里。有些人的妻子怀孕了,有些人的孩子才几个月大,三分之一的人遭到灼伤,大家都咒骂自己,可是他们还是去了。

回家之后,我脱掉所有在那里穿过的衣服,丢进垃圾滑运槽。我把帽子送给我的小儿子,因为他真的很想要,他每时每刻都戴着那顶帽子。

两年后,他们诊断出他长了脑瘤……剩下的你自己写,我不想讲了。

***

我刚从阿富汗回来,正打算好好享受生活,马上结婚。可是红色的“特别召集令”不到一小时就送到我家,我的妈妈当场就哭了,她以为我又被征召去前线打仗。

我们要去哪里?为什么去?我们一点讯息也没有。他们叫我们到斯卢次克车站换衣服和领取装备,说我们要去霍伊尼基中心。我们到了霍伊尼基,发现当地居民什么都不知道。他们把我们带去一座村子,我们看到有人在举办婚礼,年轻人跳舞,听音乐,喝伏特加,那是很平常的婚礼。他们下达的指令是:挖掉表土,挖到大约一个铲子深。

五月九日,胜利纪念日,来了一个将军。他们叫我们列队,说要祝我们节日快乐。其中一个家伙鼓起勇气问:“为什么不告诉我们这里有多少辐射?我们到底接收了多少剂量?”

将军离开后,旅长把他叫去痛骂一顿:“那是挑衅!你危言耸听!”几天后,他们发防毒面具给我们,不过没有人戴,他们给我们看了几次辐射探测仪,但是从来没交给我们。每三个月他们让我们回家几天,我们的目标是买伏特加。我抬回两大包装满酒瓶的背包,大家都把我举起来。

回家前,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人找我们约谈。他很明确地让我们知道,我们不该和任何人、在任何地方讨论我们在这里看到的状况。我从阿富汗回来时,知道自己可以活下去;而这里正好相反,它在你回家后才把你杀死。

***

我记得什么?什么事让我印象最深刻?

我们开车到不同村庄测量辐射,没有一个女人请我吃苹果;男人不太怕,他们会走过来,请我们喝伏特加或吃猪油。拒绝他们虽然尴尬,但是我们当然不想吃有铯的食物。所以我喝酒,但不吃东西。

不过在某个村子,他们请我们坐下来吃烤羊肉。主人微醺后,向我们承认那是刚出生的小羊,他说:“我不得不宰了它,我没办法再多看它一眼,那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丑陋的东西!丑到我几乎不想吃。”听到这种事……我马上灌了一整杯伏特加。

***

那是十年前的事了,感觉好像从来没发生过,要不是生病,我早就忘了。

你要报效祖国!那很重要。领到内衣、靴子、帽子、裤子、皮带、衣袋之后,我就动身。他们给我一台卡车,叫我运水泥。讲起来很简单,但又没那么简单。我们很年轻,都还没结婚。我们没戴防毒面具,年纪比较大的人会戴,但是我们没有,指挥交通的人也没戴。我们坐在驾驶座里,指挥交通的人得每天有整整八小时暴露在放射性尘埃下。大家都领到很多钱,是平常工资的三倍多,外加假日津贴。我们都花掉了。伏特加对消除压力很有帮助,难怪战争时他们发给大家每人一百克伏特加。然后就像在老家一样——醉酒的交通警察开罚单给喝醉酒的司机。

不要描写苏联的英雄主义有多神奇,虽然那种英雄的确存在,而且真的很神奇……他们派我们飞到那里,就像把沙子丢进反应炉,他们每天宣布“最新行动讯息”——“人们勇敢无私地工作”,“我们熬得过去,我们会胜利”。

我得到一枚奖章和一千卢布。

***

刚开始我们还半信半疑,但那是真正的战争——原子战争。我们不知道什么东西危险,什么不危险,我们应该提防或忽略什么。没有人知道。

那种疏散是真正的疏散,居民直接到火车站,离开家园。车站的状况像什么样?我们帮忙把小孩从窗户推进车厢、维持售票窗和药房排队买碘的队伍秩序。排队时很多人争执或打架,不然就是打破商店或售货亭的门,弄坏窗户的金属条。

还有一些人是从其他地方过来的,他们住在党部会所、学校、幼儿园。大家饿着肚子走来走去,每个人的钱都花得很快,商店所有货品都被一扫而光。我永远不会忘记洗衣服的妇人,没有人带洗衣机,只好用手洗。那些洗衣妇都很老,双手结痂、长满疖子,衣服不只脏,还有几十伦琴的辐射。“年轻人,来吃东西。”“年轻人,去睡一下。”“你们还年轻,要小心。”她们觉得我们很可怜,替我们感到难过。

她们还活着吗?

每年四月二十六日,我们一群待过那里的人都会聚在一起。我们只记得自己是军人,而上战场是军人的天职。我们忘记不好的部分,只记得这一点,记得他们不能没有我们。像我们这种以军事体系为主的政府在紧急状况下很管用。你在那里终于获得自由,这点很重要,自由!在那种时候,俄罗斯展现了它有多伟大,有多独特,我们永远不是荷兰或德国,不会有平整的柏油路或整齐的草坪,但是我们永远不缺牺牲奉献的英雄。

***

他们征召,我就去了。我一定要去!我是共产党员,前进!当时就是这样。我的头衔是高级陆军中尉,他们答应再给我一颗“星星”,当时是一九八七年六月。原本应该先做身体检查,但是他们没检查就派我过去了。本来是另一个人要去的,但是他拿了一张医生证明,说他有溃疡,我就代替他去了,那是紧急任务!(笑)我听过一个笑话:男人下班回家告诉妻子:“他们说我明天不是去切尔诺贝利,就是交出党证。”“可是你不是党员。”“对啊,所以我在想怎么在明早之前弄到一张党证。”

我们是军人,不过刚开始他们把我们分派到建筑队,要我们盖一间药房。我马上就觉得浑身无力、昏昏欲睡。我告诉医生我没事,只是太热的关系。食堂供应集体农场的肉、牛奶、酸奶油,我们照单全收,医生也没意见。他们把食物烹调好,医生就拿书对照一下,说食物都没问题,但是我们注意到他从来没有采样化验。当时就是这样,我们也没办法。后来出现了很多草莓,到处都是蜜蜂。

有人趁乱打劫,我们把木板钉在门窗上。商店被洗劫一空,窗户的铁条被破坏,面粉、糖、糖果和罐头散落一地。一座村子疏散了,五或十公里外的另一座村子却没有疏散,村民都跑去搬已经疏散的村子里的东西。当时就是这样。我们看守那里,集体农场的前任主席带着已经被重新安置的民众回来收割、播种,载走成捆麦草,我们在里面发现缝纫机和摩托车。他们给你一瓶自制伏特加,你就准许他们运出电视机,一瓶或十瓶酒可以交换牵引机和播种机,没人对钱感兴趣。(笑)就像共产主义,所有东西都要课税:一罐瓦斯——半升伏特加;一件羔羊毛皮草——两升伏特加;摩托车——数量不定。我在那里待了六个月,替换的人才出现。事实上我们多待了一阵子,因为波罗的海地区的军队拒绝前来。当时就是这样。人们把所有拿得走、抬得动的东西都偷光了,隔离区的物品都被运回这里,你可以在市场、当铺或一般人的度假小屋看到。留在铁丝网里的只有土地和坟墓,还有我们的健康和信仰,或是我的信仰。

***

我们到那里领取装备,队长告诉我们:“只是一起意外,很久以前发生的,已经过了三个月,不会有危险。”“很好,”士官长说,“只要记得饭前洗手。”

我负责测量辐射。天一黑就有人开车来,停在我们的小岗哨旁,给我们钱、香烟、伏特加,要我们让他们进去翻找被没收的物品。他们把背包塞满,带去哪里?也许是基辅或明斯克的二手市场。我们把剩下的东西埋到沟渠里,连同衣裙、靴子、椅子、口琴、缝纫机,埋到我们称为“公墓”的地方。

回家后我去跳舞,遇到喜欢的女孩,我说:“我们交往吧。”

“有什么用?你是切尔诺贝利人了,我不敢和你生小孩。”

***

我有我自己的回忆。在那里,我的正式职务是驻卫警察队指挥官——世界末日指挥官(笑),没错,就这样写下来。

我记得我拦过一辆从普利彼特开来的汽车,那座城市已经疏散完毕,空无一人。我说:“请出示文件。”他们没有文件。后座盖了一张帆布,我们拉起来看,我记得很清楚,里面藏了二十组茶具、一个壁橱、一把扶手椅、一台电视、几张地毯和几辆自行车。

所以我开了一张单子。

我记得发狂的猪在空荡荡的村子里跑来跑去,集体农场的办公室和党部会所贴着褪色的海报:“我们提供祖国面包!”“苏联工人万岁!”“人民的成就永垂不朽。”

我记得荒芜的公墓有裂开的墓碑,上面刻着:博洛金队长,高级陆军中尉。另外还有长柱上刻着二等兵的姓名,排列起来像诗一样,周围长满牛蒡、刺荨麻和藜草。

我记得一座被精心照顾的菜园,主人走出房子,看到我们。

“年轻人,不要嚷嚷,我们的表格已经交出去了——春天就离开。”

“那你为什么翻菜园的土?”

“可是那是秋天的工作。”

我了解,但是我得开一张单子……

***

我的老婆带着孩子离开。那个贱人!不过我不会像万尼亚·科托夫一样上吊自杀,也不会从七楼窗户跳出去。那个贱人!我从那里带回装满钱的皮箱时,什么问题也没有。我们买了一辆车,那个贱人跟我住得很高兴,她当时一点也不害怕。(唱起歌来)

“一千伽马辐射线,阻挡不了俄国男人的小弟弟快乐一天……”

很棒的歌,从那里听来的。想不想听一个笑话?一个人去过反应炉之后回家,他的妻子问医生:“我该怎么做?”“你要把他洗干净,拥抱他一下,然后停止使用他。”

那个贱人!她怕我,她把孩子带走了。(突然变得严肃)我负责开车接送在反应炉附近工作的军人,我和其他人一样,脖子上都挂了一具辐射探测仪。值勤结束后,我把他们载到第一部门,也就是机密部门。他们在那里检视探测仪上的数字,在我们的卡片上写一些东西,但我们接收到多少剂量是军事机密,那些混账!

一段时间过后,他们突然说:“好了,你不能再接收更多辐射。”他们只告诉你这么点医疗信息,连离开时他们都不说我一共接收了多少辐射。混账!现在他们在争权夺利,搞内阁组合,办选举。你想听另一个笑话吗?切尔诺贝利事故后你什么都可以吃,不过你得用铅把自己的排泄物埋起来。

我们没有任何证明文件,医生如何诊断?他们到现在还在藏着,不然就是老早就销毁了,因为那些文件太机密。我们如何帮助医生?如果我有证书,证明在那里接收到多少剂量,我就可以拿给那个贱人看,让她知道我们什么都熬得过去,我们可以结婚生子。切尔诺贝利清理人祷告:“上帝啊,既然你让我不行,能不能也让我不想要?”妈的,你们都去死好了!

***

他们叫我们签保密合约,所以我什么也没说。退伍后我马上成了二级伤残人士。我当时二十二岁,接收到不少辐射。我们从反应炉搬出一桶桶石墨,那里的辐射是一万伦琴。我们用普通的铲子挖,值勤一个班次要换三十个面罩——我们称那是“嘴套”。我们也负责灌石棺,那是资深操作员瓦列里·格旦霍克的大坟墓,爆炸时他当场就被困在残骸里,好像二十世纪的金字塔。我们还剩三个月。每天工作结束,他们甚至没给我们更换的衣物,就让我们穿着在反应炉穿的裤子和靴子走来走去,直到我们被送回家。

即使他们准许我讲话,我要跟什么人讲?我在工厂工作,老板说:“不许再生病,不然我们要裁掉你。”

后来他们真的把我裁掉了。我去找厂长说:“你没有权力这样做,我去过切尔诺贝利,我救了你们,保护你们!”

他说:“我们又没派你去。”

我半夜醒来,听到妈妈说:“儿子,你怎么一句话也不说?你没睡觉,只是睁着眼躺在那里,连灯都没关。”

我不说话,因为没有人用我可以回答的方式或用我的语言跟我说话,没有人明白我从什么样的地方回来,而且我什么也不能讲。

***

我现在不怕死了,我只是不知道自己会怎么死。我的一个朋友临终前肿得像水桶。我的邻居去那里开起重机,他变得像黑炭一样黑,整个人缩水,只好穿童装。我不知道我会怎么死,只知道我活不了多久,但是我想在死亡来临时感受它,就像脑袋挨一颗子弹。我也去过阿富汗,那里比较简单,他们直接开枪把你射死。

我从报纸上剪了一篇关于当晚在核电厂值班的操作员列昂尼德·塔普托诺夫的报道。爆炸前几分钟,他按下红色紧急按钮,可是无济于事。他们把他带到莫斯科的医院,医生说:“我们需要另一个身体才能治疗他。”他全身上下只有背上一个小点没有辐射。他们把他埋在迈汀斯卡亚的公墓,和其他人一样,先用金属薄片把棺材隔绝起来,再倒半米混凝土,加上铅盖。他的父亲站在那里哭,走过他身旁的人说:“都是你的王八蛋儿子害它爆炸的!”

我们很孤单,我们在这里像陌生人,他们甚至把我们分开埋葬,好像我们是外星人。老实说,我觉得死在阿富汗还比较好,在阿富汗死掉是很正常的事,至少你可以理解。

***

我驾驶直升机飞到反应炉附近,可以看到獐和野猪,它们很瘦,昏昏欲睡,像用慢动作前进。它们吃在那里生长的草,它们不明白,不明白它们应该和人一起离开。

我该不该去,该不该飞?我是共产党员,怎么能不去?

两个伞兵拒绝去,他们的妻子很年轻,还没生小孩。他们遭到羞辱和惩罚,不会有前途了。去那里也关乎男子气概和荣誉!那是吸引我去的一个原因——他不去,所以我去。可是现在我会从不同的角度看这件事,经过九次手术,两度心脏病发作,我不会批评他们了,我了解他们的想法,他们还很年轻。可是无论如何我都会去,这点我很肯定。他不能去,我去,那才算男子汉。

当时的空中装备相当惊人,包括重型直升机、中型直升机和雌鹿战斗直升机。米格二十四或米二直升机在切尔诺贝利能做什么?很多年轻飞行员刚从阿富汗回来,那些人都觉得自己在阿富汗打够了,却还得坐在反应炉附近的森林吸收辐射。那是命令!他们没必要把所有人送到那里吸收辐射,有什么意义?他们需要的是专家,不是大批人力。

我从空中看到损毁的建筑,一地残瓦碎片,还有很多小小的人形。他们运来一架东德起重机,但是无法正常运作,起重机一开到反应炉附近就发生故障了。卢卡契夫学院为了探索火星设计的机器人和日本的机器人也坏了,所有线路都被辐射摧毁,但是穿橡胶服、戴橡胶手套的军人还在那里跑来跑去……

回去之前他们警告我们,为了维护国家利益,最好不要到处告诉别人我们看到的情况。可是除了我们,没有人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我们什么都不懂,可是我们什么都看在眼里。

 


第二部 活人的土地



古老的预言


我的小女儿和其他人不一样。她长大后会问我:“为什么我和其他人不一样?”

她出生时不是婴儿,而是一个小袋子,除了眼睛之外,没有任何开口。病历卡上写着:“女孩,多重先天异常。肛门发育不全,阴道发育不全,左肾发育不全。”

那是医学上的说法,简单地说,就是没有尿尿的地方,没有屁股,只有一个肾。第二天,她在人世的第二天,我看着她动手术,我以为她会哭,她却睁开眼睛微笑。天啊,她笑了!

其他和她一样的婴儿都没有存活,那些婴儿很快就死了,但是她没有死,因为我爱她。

四年中,她动了四次手术,她是全白俄罗斯唯一出生时有如此复杂的病症,却存活下来的孩子。我好爱她。(沉默)我没办法再生小孩了,我不敢。

从产房回来后,只要我的丈夫晚上吻我,我就躺在那里发抖——我们不能,那是罪过,我很害怕。我听到医生说:“那女孩生来不是要穿衣裳,而是穿盔甲。如果我们让她上电视,没有一个妈妈敢生小孩。”他们讲的就是我们的女儿。经历过这种事,我们如何相爱?

我到教堂告诉牧师这件事,他要我为我的罪孽祈祷,但是我们家又没杀过人,我犯了什么罪?一开始他们计划疏散我们的村子,然后又说因为政府经费不够,于是把我们的村子从名单中剔除。就在那时,我谈恋爱、结婚,我不知道我们那里的人不能谈恋爱。

很多年前,我的祖母看到《圣经》里描述说,世界上会有一段时间,万物都欣欣向荣、开花结果,河里有很多鱼,森林有很多动物,但是人类无法使用那些资源,无法繁衍后代,不能传宗接代。古老的预言就像可怕的童话,我当时不相信有那种事。

你写下来,告诉大家我女儿的故事。她今年四岁,会唱歌、跳舞,还会背诗。她的智力发育很正常,和其他孩子没什么两样,可是她玩的游戏不一样,她不玩“商店”或“学校”,她玩“医院”。她替娃娃打针、量体温、吊点滴,娃娃死了,她帮娃娃盖上白色床单。

我们陪她在医院住了四年,我们不能把她单独留在那里,所以她不知道人应该住在家里。我们如果回家一两个月,她会问:“我们什么时候回医院?”她的朋友都在那里,她从小在那里长大。

他们为她做了人工肛门和人工尿道。最后一次手术后,她的泌尿功能完全受损,无法插入导管,他们说她必须动更多手术,建议我们到国外寻求医疗帮助。我的先生每个月只赚一百二十美元,哪里凑得到几万块?

一名教授私下告诉我们:“她的情况这么特别,科学家会很感兴趣,你们可以写信给其他国家的医院,他们应该有兴趣。”

所以我开始写信。(努力忍住不哭)我写:每半个小时,我们必须帮她从人工尿道开口处挤出尿液。世界上还有什么地方,有孩子每半个小时要把尿挤出来?她可以这样过多久?没有人知道低剂量的辐射对儿童的身体有什么影响,拿我的女儿做实验吧,我不要她死掉,她成为实验室青蛙、兔子都没关系,只要她能活下去就好。(哭)我已经写了好几十封信。上帝啊!

她现在还不明白,但是总有一天她会问:为什么她和其他人不一样?为什么她不能爱人?为什么她不能生孩子?为什么发生在蝴蝶和小鸟身上的事不会发生在她身上?为什么大家都可以,只有她不行?

我想……我应该能证明……所以……我要拿到证明文件……她就知道……等她长大后……那不是我们的错,我先生和我,不是我们相爱的错(又拼命忍住眼泪)。我和医生、官僚争取了四年,见了很多重要人物。

我花了四年时间,终于从医生那里拿到一份文件,证实游离辐射(低剂量)和她的情况的关联。他们拒绝了我四年,一直说:“你们的孩子是先天性残疾。”

什么?先天性残疾?她是切尔诺贝利受害者!我研究过族谱,我们家从没发生过这种事,每个人都活到八九十岁,我的祖父活到九十四岁。

医生说:“我们得到的指令,是把这种情况称为一般疾病,二三十年过后,等搜集到和切尔诺贝利相关的数据,我们就可以把这些疾病和游离辐射关联起来,但是现在科学方面的了解还不够。”

但是我不能再等二三十年,我要告他们,告政府。他们说我疯了,还嘲笑我,说古希腊也有这种孩子。一个政府官员骂我:“你想得到切尔诺贝利特权!你想得到切尔诺贝利受害者基金!”我不知道我怎么没在他办公室昏倒。

有一件事他们不了解——他们不想了解,我要知道那不是我们的错,不是因为我们相爱……(失声痛哭)我们的女儿一天天长大,她还是女生,你不要写出我们的名字,我们的邻居和其他同楼层的人都不知道,我替她穿裙子、绑头巾,他们说:“你的卡佳好漂亮。”

我看孕妇的眼神很奇怪,我不直接看她们,而是很快地瞄她们一眼,各种情绪同时涌现:惊恐、嫉妒、喜悦,甚至是报复。有一次我发现自己用同样的眼神看邻居怀孕的狗、鸟巢里的鸟……

我的女儿……

——拉里莎,母亲


 

月光下的风景


我突然开始思考,到底是记得还是遗忘比较好?我问我的朋友,有些人忘记了,有些人不想记得。反正我们也无力改变什么,连离开都做不到。

我记得事故发生后没几天,图书馆所有关于辐射、广岛或长崎,甚至关于X光的书都消失了。有些人说那是上级的指示,这样民众才不会惊慌。还有人开玩笑说,如果切尔诺贝利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附近爆炸,全世界的人都会很担心,只有巴布亚人不会害怕。

没有医疗公告,什么信息都没有。一些有办法拿到碘化钾的人(这里的药房买不到,得通过人脉),用酒吞下一大堆碘片,得上医院洗胃。后来我们发现一个准则:只要是有麻雀和鸽子的地方,人类就可以生活。有一次我搭出租车,司机不明白鸟儿为什么不停朝车窗撞来,好像瞎掉一样。那些鸟不是疯了,就是打算自杀。

有一次我从外地出差回来,看到路的两侧都覆盖着白云石,一直延伸到地平线最远处,月光照在上面。他们移除、掩埋含有辐射的表土,铺上白云石砂,那不像地球上的景观。那个画面折磨了我很久,我写了一篇小说,想象这里一百年后的模样:一个人,或是一个东西,用四只脚奔跑,它弯着膝盖,踢着修长的后腿前进,到了晚上可以用第三只眼睛看,唯一的耳朵长在头顶,连蚂蚁走路的声音都听得到。只剩下蚂蚁,其他飞禽走兽都死光了。

我把小说寄到杂志社,他们回信说这不是文学作品,而是描述了一场噩梦。也许我的才华不够,但是我觉得他们不刊登还有另一个原因。

为什么每个人都对切尔诺贝利保持沉默?为什么我们的作家不书写关于切尔诺贝利的事?他们描述战争和集中营,但是对于这里,他们很沉默。为什么?你觉得那是意外吗?如果我们战胜切尔诺贝利或了解切尔诺贝利,人们就会谈论、书写它,但是我们不了解其中的意义,无法把它放入人类的经验或时间的框架中。

所以怎样比较好?记得还是遗忘?


——叶夫根尼·亚历山德罗维奇·布罗夫金,

戈梅利州立大学讲师


 

耶稣死亡时牙痛的人


我当时在想别的事,你也许觉得奇怪,不过当时我和我的妻子正准备离婚。

他们突然拿着一张通知单出现,说一辆车在楼下等我。就像一九三七年,他们晚上到你家,把你带离温暖的被窝。但是过了一段时间,那个方法就不管用了,男人的妻子不是拒绝应门,就是撒谎说丈夫出差、出远门或和父母待在度假小屋。士兵给她们通知单,妻子拒收。于是他们开始到大街上或趁午休时到工厂食堂抓上班的人。

不过当时我几乎已经失去理智,我的妻子背叛了我,其他事情都不重要了。我上了他们的车,便衣军人走在两侧,显然担心我会逃跑。上车后,我突然想到登陆月球的美国航天员,其中一个后来去当牧师,另一个发疯了,他们以为他们在那里看到城市和人类的残骸。我记得我看过报纸说,我们的核电厂绝对安全,安全到可以在红场上盖一座,比茶壶还安全。就像星星一样,我们用它们“点亮”地球。但是我的妻子离我而去,我满脑子都是那件事。我自杀过几次。我们上同一所幼儿园、同一所中学、同一所大学。(沉默,抽烟)

我告诉你,这里没有英雄,没什么值得书写。有时我想,这又不是战争,我为什么在这里冒生命危险,别人却和我的妻子睡觉?为什么是我,不是他?老实说,我在这里没有看过英雄,只有疯子,都是不在乎自己性命的人,我已经够疯狂了。我得到奖章和奖金,但那是因为我不怕死,我根本不在乎!对我来说那也是结束生命的方法,政府会出钱把我当成烈士埋葬。

到了那里,你会发现自己置身于怪诞的世界,像是世界末日遇上石器时代。对我来说又更清晰,更赤裸。我们在反应炉二十公里外的森林搭帐篷,就像被征召接受军事训练的游击队。我们都介于二十五到四十岁之间,有些人有大学文凭或技术学院的文凭,像我就是历史老师。他们不是给我们机关枪,而是铲子,我们掩埋垃圾堆和菜园。村里的妇女盯着我们看,在胸前画十字架。

我们戴着手套和防毒面具,穿着手术袍,艳阳高照,我们像恶魔般出现在他们的院子,他们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埋他们的菜园,撕碎看起来很寻常的大蒜和白菜。老妇人边画十字边问我们:“年轻人,这是怎么回事?世界末日来了吗?”

屋里的灶台在炸猪油,你用辐射探测仪一量,发现那不是炉子,而是一座小反应炉。

男人说:“来坐啊。”他们想表示友善,我们婉拒了。

他们说:“来喝几杯,坐啊,告诉我们是怎么回事。”

我们能告诉他们什么?消防员在反应炉用双脚踩熄燃烧的燃料,反应炉在发光,但是他们不知道那是什么。我们能知道什么?我们被分成几个小组,每一组都有辐射探测仪,不同地方的辐射强度不一样。有些人在有两伦琴辐射的地方工作,另一批人在十伦琴的地方工作。我们什么权利也没有,和囚犯没什么两样。大家都很害怕,可是我不会,我觉得自己像旁观者。

一组科学家搭直升机前来,穿着特制的橡胶服、高筒靴,还戴防护眼罩,像准备登陆月球。

一名老妇人走过去问:“你们是什么人?”

“我们是科学家。”

“哦,科学家。你看他打扮成什么德行!你看那个面罩!那我们呢?”她拿棍子追他。

我有时候想,他们有一天可能会追杀科学家,就像中世纪时有人把医生捉起来淹死一样。

一个男人看着我们掩埋他的房子。(沉默)我们埋房屋、水井、树木、土地,把东西切成小块,用大塑料布卷起……我告诉过你,这里没有英雄。

有一天深夜,我们坐装甲运兵车回去休息——我们一次工作十二个小时,没有任何假期,只有晚上能休息。在途中,我们看到一个人在空荡荡的村子里行走,我们接近他,发现是一个背着地毯的年轻小伙子。

附近停了一辆日古利小轿车,我们停下来检查,发现后车厢塞满电视机和电话。装甲运兵车调过头,“砰”一声就把日古利压烂了,好像压扁汽水罐。大家都静默不语。

我们埋葬森林,把树锯成一米半大小,用玻璃纸包起来,丢进洞穴。我晚上睡不着,只要闭上眼睛就看到黑色的东西在移动、翻转,好像土地是活的——里面有虫、蜘蛛、蚯蚓,我不知道它们的名字,只知道是虫、蜘蛛、蚂蚁,有小有大,有黄有黑,各种颜色都有。一个诗人说过,在某个世界里,动物是另一种人。我杀了它们,一次杀十只、一百只、一千只,甚至不知道它们的名字。我摧毁它们的房子、它们的秘密,埋葬它们。

我很喜欢一个作家,叫作安德烈耶夫。他写过一篇短篇小说,描述一个名叫拉撒路的人死而复活,但从此后就与世人格格不入,永远无法像其他人一样,虽然耶稣基督让他复活。

我说够了吧?我知道你很好奇,没去过那里的人都很好奇,但那里依然是人的世界,同样的世界。人不可能持续生活在恐惧中,不可能那样生活,所以时间一久,你也恢复了正常的生活。(又继续说)男人喝伏特加、打牌,想办法交女朋友或生小孩。他们时常提到钱,但我们不是为了钱才去那里,至少大多数人不是。我们工作,是因为我们必须工作,他们叫我们做事,你不会多问。有些人希望因此获得升迁,有些人曾经作奸犯科,大家都希望得到当初承诺他们的特殊待遇:马上有公寓可住,搬出军营,让孩子上幼儿园,得到一辆轿车,等等。

有一个家伙不肯离开帐篷,穿着塑胶衣睡觉。胆小鬼!他后来被开除党籍时大喊:“我还想活命!”什么人都有,我遇过自愿来的女人,他们不让她们来,因为我们需要的是驾驶员、水管工和消防员,不过她们还是来了。成千上万的人自愿在夜里看守仓库,包括学生,也有人捐款到受害者基金会,好几百人捐赠血液和骨髓。

同时,你可以用一瓶伏特加买到任何东西——奖章或病假。集体农场主席带了一箱伏特加给辐射专家,请他们把他的村子从疏散名单里剔除;另一个集体农场的主席也带来同样的箱子,请他们在名单里列上他的村子,因为有人答应在明斯克给他三套公寓。

没有人检查辐射报告,俄罗斯就是这样,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物品被注销之后仍然出售,你一方面觉得恶心,另一方面……妈的,你们为什么不都去死?

他们派学生拉田里的藜草、收集麦秆,一对年轻夫妻牵着手走来走去,你几乎看不下去,可是这个地方真的好美!美到不可思议,这让恐怖显得更加恐怖,真的太美了。居民却得像畏罪潜逃的犯人逃离这个地方。

他们每天带来报纸。我只看头条,“切尔诺贝利——成就之地”,“反应炉被打败”,“我们要继续生活”。党部官员举办政治研讨会,说我们一定要胜利,可对手是谁?原子?物理?还是宇宙?胜利对我们来说不是事件,而是过程。人生是不停奋斗和克服困难的过程,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喜欢水灾或火灾等灾难,我们需要机会证明我们有多“英勇”。

官员念着报上的声明,说我们因为有“高度政治觉悟以及精心策划”,所以灾变后仅仅四天,红旗已经在四号反应炉上飘扬。那面红旗一个月后就被辐射吞噬,于是他们又派人插上另一面旗,一个月后又得再插一面。

我想象那些士兵走上屋顶换旗子时的感受,那是自杀任务。是信奉苏联,还是奋勇牺牲?不过老实说,如果他们给我那面旗,叫我爬上去,我也会那么做。为什么?我说不上来,也许我当时不怕死,我的妻子连一封信都没写给我,六个月,一封信都没有。(沉默)

想听一个笑话吗?一个囚犯逃出监狱,跑到切尔诺贝利方圆三十公里内的地方。他们抓住他,把他带到辐射探测仪旁测量,结果他的辐射剂量高到根本不可能把他关回监狱,也不能带他去医院或放到人群中。

你为什么不笑?

(笑)我到那里的时候,鸟在巢穴里;我离开时,苹果都在雪地上。我们没机会埋葬所有东西,我们把土埋在土里,连同昆虫、蜘蛛、水蛭,那是和人不一样的世界,那些虫子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东西。

我其实什么都没告诉你,只是零碎的回忆。安德烈耶夫也写过一篇寓言,描述一个男人住在耶路撒冷,耶稣被带去处死时经过他家,耶稣背着十字架倒地大叫,他本来都可以看到,但是他的牙齿痛,所以他没有跑到外面。两天后他的牙齿不痛了,别人告诉他耶稣复活了,他想:“我本来可以亲眼见证,可是我牙痛。”

是不是都像这样?一九四二年,我父亲参加了莫斯科保卫战,很多年后他才从书本和电影里发现自己成了重大事件的一部分。他只记得:“我坐在战壕里,拿着步枪射击,后来发生爆炸,我被埋住,他们把半死不活的我挖出来。”就那样。

当时,我的妻子离我而去。


——阿尔卡迪·菲林,清理人

 


关于一颗子弹的三段独白


访谈对象:

维克托·约瑟福维奇·韦尔日霍夫斯基——霍伊尼基猎人暨渔夫志工协会会长,还有不希望列出全名的两名猎人,安德烈和弗拉基米尔。

我第一次杀狐狸时还是小孩,后来我杀了一头母鹿。我发誓,后来我再也没有杀动物了,它们的眼睛里有好多感情。

明白事理的是人类,动物只想生存,鸟也一样。

秋天的野山羊非常敏锐,只要有任何风吹草动就会跑走,不让你接近;至于狐狸,它们非常聪明……

那里曾经出现一个家伙,每天四处晃荡,一喝醉就发表长篇大论。那个人以前在大学念过哲学,后来被关进监狱。你在隔离区遇到的人不会告诉你他们的真实故事,至少很少人那么做。不过这个人很聪明,他说:“切尔诺贝利发生事故,是为了制造哲学家。”他说动物是“会走动的骨灰”,人是“会说话的土地”,土地说话,因为土地供应我们食物,也就是说,我们由土地孕育而成。

隔离区深深吸引你,你想念那里,去过的人都想念它。

好啦,年轻人,我们要照顺序讲。

好,好,会长。你讲,我们去抽根烟。

事情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他们把我叫到地方行政局,告诉我:“会长,隔离区还有很多宠物,像是猫啊狗啊之类的。为了避免疫情散播,我们需要消灭它们,去处理一下吧!”

第二天,我召集所有猎人,说明情况,可是没人愿意去,因为他们没有任何防护装备。我问民防局,他们也没有,连防毒面具都没有。我只好去水泥厂,帮他们拿那种防水泥粉尘的薄口罩。没有防毒面具。

我们在那里遇到戴面罩和手套、开装甲运兵车的军人,而我们只穿衬衫,用手帕遮着鼻子,穿一样的衬衫和靴子回到家人身边。

我召集到两队人马,一队有二十人。每一队都有一名兽医和疫情中心的人,还配备一辆有大铲子的牵引机和卡车。他们真的很糟糕,没有给我们任何保护装备,不为人民着想。

不过他们给我们每个人三十卢布奖金,当时一瓶伏特加要三卢布。我们解散时,有人说了一个食谱:一瓶伏特加加入一汤匙鹅屎,连续喝两天,这样就可以……你知道的……有男性雄风。

我们有很多类似的打油诗,记得吗?“札波罗结车跟不上,基辅男人起不来。如果你想当爸爸,就用保暖铅袋包住你的蛋蛋。”哈哈……

我们在隔离区待了两个月,那一带大部分村子都疏散了。一共几十座村子:巴布契、特果维契……我们第一次进去的时候,狗都绕着房子跑,守护房子,等待主人回家。它们看到我们很高兴,朝我们的声音跑过来。

我们到房屋、谷仓、院子射杀它们,然后拖到路边,丢上卡车,实在不是很愉快的工作。它们不了解我们为什么要杀它们。那些动物很容易杀,它们是宠物,不怕枪也不怕人,它们听到我们的声音会跑过来。

有一次我看到一只乌龟在那里爬……老天!它在一间空房子里爬,有些房子有鱼缸,里面养了鱼。

我们没有杀死乌龟。如果你用吉普车压乌龟,它的壳不会裂开。当然,我们只有喝醉了才会做这种事。庭院有敞开的笼子,兔子跑来跑去。我们放走被关着的水獭,如果附近有湖泊或河流,它们就会游走。人们暂时抛弃所有家当,因为命令是什么?三天。

他们骗小孩:“我们要去马戏团。”他们都在哭,大家以为自己会回来。我告诉你,那里真的是战区。猫看着人的眼睛,狗儿哀嚎,无论混血狗或牧羊犬都想上巴士,士兵把它们踢走,它们跟在巴士后面跑了好久。疏散……是很可怕的事。

日本人有广岛,现在他们超越全球,所以意思是……

那是射击的好机会,射杀移动的生物是人类的本能,很有趣,不过我们都喝了酒才去。报酬还不错,三十卢布,在当时,共产党执政的时候,你可以……

一开始房屋都是密封的,我们没有撕掉封条。如果你从窗户看到屋里有一只猫,你怎么杀它?我们没有碰它们。后来劫匪出现,打破门窗,破坏窗条,偷走所有东西。他们刚开始只拿走录音机、电视机、皮草,接着什么都拿,只剩铝汤匙散落一地。

还活着的狗住在屋里,你走进屋子,狗会攻击你,它们已经不信任人类了。我有一次走进一栋房子,看到母狗趴在中间,几只小狗围在旁边,我会不会同情它?当然。做那种事很不愉快,但是我只能当成在打仗,就像军事行动。我们包围村庄,惩罚对方。

听到第一声枪响,狗就跑进森林,猫比较聪明,也比较会躲。一只猫钻进陶壶,我把它摇出来。或者从炉子下面拉出一只猫。你觉得很不好受。你走进屋子,猫像子弹般从你脚边飞过,你拿着步枪在后面追。它们又瘦又脏,毛都纠结在一起。

一开始有很多蛋,鸡还在那里孵蛋,所以狗和猫会吃鸡蛋,蛋吃完后它们吃鸡,狐狸也吃鸡,狐狸已经和狗一起住在村子里。没有鸡之后,狗开始吃猫。有几次我们发现谷仓有猪,就把它们放出去,还把在地窖找到的食物,例如黄瓜、西红柿丢进饲料槽,我们没有杀猪。

一个老太太把自己关在房子里,她有五只猫和三只狗,老太太不肯交出它们,不停咒骂。我们强行带走这些动物,留下一只猫和一只狗给她。她骂我们:“土匪!狱卒!”

空荡荡的村庄只剩下炉子,卡特尼村剩下两个老太太,她们不害怕,换作别人可能都疯掉了。

是啊,哈哈哈。“你在山丘旁开牵引机,路的另一边也是牵引机。如果瑞典人没说,我们很可能坐在牵引机上变老。”5哈哈哈。

离反应炉六公里的马萨里村有一种气味,我不明白那个味道是从哪里来的,感觉像辐射中心,闻起来有碘的味道,有点酸酸的。你要近距离射杀它们,和小狗一起趴在地上的母狗扑向我,我马上开枪;小狗舔自己的爪子,摇尾巴,我得从近距离把它们射死。我到今天还时常想起一只黑色的贵宾狗,它真的好可怜。

当时我们把卡车装得很满,连顶端都放满了,然后开到我们所谓的“坟墓”。老实说只是一个很深的洞,虽然规定不能在地下水源附近挖洞,必须用玻璃纸隔离,还要找地势较高的地方,不过那些规定当然都被忽视了。我们没有用玻璃纸,也没有花太多时间寻找合适的地点。要是它们没死,只是受伤,就会发出哀鸣。我们把它们从卡车里倒进坑洞,那只黑色的小贵宾狗想爬出来,大家都没有子弹,没办法解决它,一颗子弹都没有。我们把它推回洞里,就那样把它埋起来。我到现在还觉得它很可怜。

那里的猫没有狗多,也许它们跟在人后面离开了,或是躲起来了?那只小小的贵宾狗是宠物,被宠坏的贵宾狗。

最好从远处射杀,眼神才不会和它们交会。

你要瞄得很准,才不必事后补一枪。

明白事理的是人,它们只想生存,“会走动的骨灰”。

马——你把马带去杀掉的时候,它们会哭。

我要再加一句——任何生物都有灵魂,即使是昆虫。受伤的母鹿躺在那里,希望你可怜它,但是你补上一枪。它在最后一刻恍然大悟,看起来几乎像人类。它恨你,也对你恳求:“我也想活!我要活下去!”

学会射击很重要!打它们比杀它们更糟,狩猎是一种运动。为什么没有人去烦渔民,却老觉得猎人残忍,真不公平!

狩猎和战争都是真正男子汉做的事。

我不能告诉儿子,我去了什么地方,做了什么事。他还是小孩,他以为自己的父亲在前线保卫人民和国家!电视上播出军事装备和大批军人的画面,儿子问我:“爸爸,你就像军人一样吗?”

一个电视台的摄影师跟着我们,还记得吗?他哭了。他是男人,但是他哭了,他本来想看三头野猪。

哈哈哈。狐狸看到姜饼人滚过森林,问:“姜饼人,你要滚去哪里?”“我不是姜饼人,我是切尔诺贝利的刺猬。”哈哈哈。就像他们说的,让我们把和平的原子带到每个家庭吧!

每个人死的时候都和动物没什么两样,我在阿富汗看过很多次。我就是在那里被射到肚子,我躺在阳光下,热气逼人,口干舌燥。“好啦,”我想,“我要死在这里了,像狗一样死掉。”人流血的方式就和狗一样,疼痛也一样。

和我们一起去的警察疯了,他觉得暹罗猫很可怜,说它们很贵,很漂亮,而他是男人……

一头母牛和小牛走在一起,我们没有开枪。我们也不射马,它们怕狼,不怕人。但是马能自卫,狼先攻击牛。那是丛林法则。

他们把白俄罗斯的牛运到俄罗斯出售,小母牛有白血病,不过他们会打折。

我最同情的是老人。他们朝我们的车子走来说:“年轻人,可不可以去看我的房子?”或是给我钥匙说:“能不能帮我拿西装和帽子?”再不然就是塞几枚硬币给我,问:“我的狗还好吧?”

狗被射死,房子被洗劫一空,他们永远回不去了。你怎么告诉他们?我没有拿钥匙,因为我不想骗人,其他人会拿,还问:“你把伏特加藏在哪里?”老人告诉他们之后,他们就去找出装满伏特加的牛奶罐。

他们准备办一场婚礼,要求我们替他们杀野猪。肝脏在我们手中溶化,但是他们不在乎,为了婚礼,为了洗礼。

我们也为科学开枪,有一次我们射死两只兔子、两只狐狸、两只野生山羊。它们都生病了,但是我们仍然把肉弄嫩、吃掉。一开始我们不敢,但是后来也就习惯了,你总得吃东西,我们不可能全部搬到月球上去。

有人在市场买了一顶狐狸皮草帽子,后来头秃掉;一个亚美尼亚人用很便宜的价钱向隔离区的人买了一把机关枪,后来死了。我们彼此吓唬对方。

至于我,如果说我的想法没有任何改变,那是胡说八道。

我和负责把房子运出去的司机聊天,当然那些东西已经不是房子、学校或幼儿园了,只是编上号码准备去除辐射的物品,但是他们把那些东西运出去了!我忘了是在澡堂还是啤酒摊遇到他,他告诉我他们把卡车开进去,在三小时内把房子拆掉,放上卡车,隔离区边缘会有人和他们碰头。他们把隔离区的东西卖到度假小屋,给司机一些钱,让他们吃东西,把他们灌醉。

我们当中有些人是掠食动物,其他人只想在森林里散步,猎捕鸟儿一类的小动物。

那么多人受苦,却没有人负责。他们把核电厂厂长关起来,后来又放他出去,在那种制度下,很难说谁有罪。报纸说他们在那里研究用于军事的钚,打算制造原子弹,所以才会爆炸。但如果那是爆炸的原因,为什么是在切尔诺贝利?为什么不是法国或德国?

有一件事我记得很清楚:大家都没子弹了,没办法射死那只小贵宾狗,二十个人,一天下来一颗子弹也不剩,一颗也没有。

 

生活中为何不能没有契诃夫和托尔斯泰

我祈祷什么?问我,我祈祷什么?我不上教堂祷告。我自己祈祷,我想要爱情!我有能力爱人,我为我的爱祷告!但是我……(突然不说话,可以感觉到她不想讲)我该记得吗?也许我应该把那些事抛在脑后?

我没看过相关的书籍或电影,电影里描述的是战争,我的爷爷奶奶说他们没有童年,只有战争。他们的童年是战争,我的童年是切尔诺贝利,我就是来自那个地方。你是作家,但没有一本书可以帮助我理解,剧场不行,电影也没办法。但是我自己理解了,全靠我自己,我们都靠自己活下去,我们别无他法,我无法用头脑去理解。

我母亲尤其困惑,她教俄罗斯文学,总是告诉我要从书里学习,但是没有任何一本关于这种事的书,所以她很困惑。

没有契诃夫和托尔斯泰,我们该怎么办?我应该记住吗?我想记住,却也不想。(她仿佛在听自己说话,也像是和自己争辩)如果科学家什么都不知道,作家什么都不知道,就让我们用自己的生命和死亡帮助他们。我妈妈就是这样想,但是我不想思考这个问题。我要快乐,我为什么不能快乐?

我们住在核电厂附近的小镇普利彼特,那是我出生成长的地方。我们住在一栋大型组合建筑的五楼,窗户望出去就是核电厂。四月二十六日——那座城市的倒数第二天,那里已经不存在了,剩下的不是我们的城市。邻居坐在阳台上用望远镜看火,我们几个小孩骑脚踏车冲到电厂,没有脚踏车的人都很嫉妒。没有人骂我们,没有人叫我们不要去。我们的父母、老师都没说。

吃午餐时,河里已经没有渔夫,他们回来时全身漆黑,你在索奇晒一个月也不会变得那么黑,那是辐射!核电厂上方的烟雾不是黑色或黄色,而是蓝色的,但是没有人骂我们。我们习惯听到这里或那里爆炸,可那只是普通的火灾,被普通的消防员扑灭。

男孩子开玩笑说:“去墓园排队,最高的人先死。”我还很小,不记得我当时害不害怕,只记得很多奇怪的事一朋友告诉我,她和她妈妈花了一整晚把钱和金子埋起来,一直担心她们忘记埋在什么地方;我奶奶退休时拿到一只图拉的茶壶,不知道为什么,她最担心的就是那只茶壶、爷爷的奖牌,还有一台很旧的胜家牌缝纫机。

父亲下班回家,说我们要“撤离”,就像战争书籍里描述的。我们上了巴士后,父亲突然想到他忘了一个东西,连忙跑回家,回来时手里拿着还挂在衣架上的两件新衬衫。当时的感觉很奇怪,军人穿防护衣、戴面罩在街上行走,好像外星人。有人问他们:“我们接下来要怎么办?”“干吗问我们?”他们不耐烦地说,“看到白色的伏尔加车了吗?老板都在那里,去问他们。”

我们坐上巴士,天空好蓝,我们要去哪儿?我们的袋子和篮子里装着复活节的彩蛋和蛋糕。如果这是战争,那和我在书里看到的很不一样,应该到处可以看到爆炸。

巴士移动得很慢,因为不时有牲畜挡在路中央,几个人把牛和马赶开,空气中弥漫着尘埃和牛奶的味道。司机对牧羊人大叫:“你为什么让这些东西走在路上?辐射尘都踢起来了!为什么不带它们从田里走?”他们回骂说,践踏黑麦和草太浪费了。没有人想到我们永远不会回来,这种事从来没发生过。我的头有点昏,喉咙发痒。老妇人没有哭,但是年轻女人在哭,我的母亲哭了。

我们用原价三倍的钱买火车票到明斯克。列车长替大家端茶,却对我们说:“给我你们的杯子。”

我们没有马上拿出来,他们的杯子不够吗?不!因为他们怕我们。

“你们从哪里来?”

“切尔诺贝利。”

一听到这个答案,人们就纷纷走开。

一个月后,我的父母获准进入公寓,他们拿了毛毯、我的薄外套和契诃夫的书信集——我妈妈的最爱。奶奶不明白他们为什么没拿她自制的草莓果酱,毕竟果酱是装在罐子里,还是密封的。

他们在毯子上发现一个“污点”,我的母亲拿去清洗、用吸尘器吸,都没用。他们送去干洗,结果那个点竟然“发光”,他们只好用剪刀剪掉。那是同一张毛毯,同一件外套,但是我不能盖那张毛毯,也不能穿那件外套了。我不怕那些东西,我恨那些东西!那些东西可能害死我!我心里有一股自己也不是很了解的恨意。

每个人都在谈论那起意外:在家里、学校、公交车、大街上。人们拿它和广岛比较,但是没人相信,你如何相信你无法理解的事物?无论多努力都无法理解。我记得我们离开时,天空好蓝好蓝。奶奶无法适应新家,总是想念我们的老家,临终前她说:“我想吃酸模!”我们好几年不能吃酸模,那种植物最能吸收辐射。

我们把她葬在她的老家杜布洛尼,那座村子在隔离区,以铁丝网围着,还有军人拿机关枪看守,他们只让大人进去——我的父母和其他亲戚,可是我不能进去,他们说:“小孩子不可以进去。”我马上就明白,我以后永远无法探望奶奶了。我明白。

什么书会告诉你这种事?什么地方发生过这种事?妈妈也承认:“我开始讨厌花草树木了。”她连自己也怕。他们在墓园的草地上铺桌巾,放上食物和伏特加,准备守灵。士兵拿辐射探测仪测量,接着就扔掉所有东西。花啊草啊,所有东西都哒哒作响,我们把我们的奶奶安葬在什么地方?

我很害怕,不敢谈恋爱。我有未婚夫,我们已经注册了。你有没有听过日本广岛的“被爆者”?他们是原子弹生还者,只能彼此通婚。这里没有人写这件事,没有人谈论,但是我们存在——我们是切尔诺贝利的“被爆者”。

他带我回家见他的妈妈,她是很好的妈妈,在工厂担任经济学家,十分活跃,经常参加不同政见者会议。这位人很好的妈妈发现我是切尔诺贝利的难民,她问我:“但是亲爱的,你可以生孩子吗?”

我们已经注册了!他求我:“我可以离开家,我们租房子住。”但是他妈妈对我说:“亲爱的,对某些人来说,生孩子是一种罪孽。”

爱人也是一种罪孽。

在他之前我有另一个男友,他是艺术家,我们也打算结婚。本来一切都很顺利,直到有一天我走进他的工作室,看到他朝着电话大喊:“你好幸运!你不知道你有多幸运!”

他平常是很冷静的人,不轻易流露感情,讲话几乎不带惊叹号。

“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

原来他的朋友住在学生宿舍,看到隔壁房的女孩用裤袜上吊,他把她解下来了。我的男友异常兴奋,用颤抖的声音对我说:“你不知道他看到了什么!他经历了什么!他把她抱在怀里,摸她的脸,看到她唇上的白色泡沫,我们动作快一点可能还来得及。”

他完全没有提到那个死掉的女孩,丝毫不同情她,他只想去看,去记住,当成以后画画的灵感。我想起他曾经问我:核电厂的火是什么颜色?有没有看到被射死的猫和狗?它们是不是躺在街上?有没有人哭?有没有看到它们是怎么死的?

从此以后……我没办法和他在一起了,我无法回答他。(停顿片刻)我不知道我想不想再见到你,我觉得你也用同样的眼神看我,和他一样,只想观察我,然后记下来,就像在做实验。我无法摆脱那种感觉,永远无法摆脱那种感觉。

你知道生小孩可能是一种罪吗?我以前从来没听过这种事。

——卡佳

 

战争电影

这是我的秘密,没有人知道,我只和一个朋友说过。

我是摄影师,我带着我学会的所有技巧去了那里。战争时,你成为真正的作家。《战地春梦》是我最喜欢的书,可是我到了那里,看到居民挖掘菜园,田里有牵引机和播种机。我要拍什么?没有任何东西爆炸。

我拍摄的第一个场景是农会。他们召集所有人,在舞台上摆了一台电视机,播放戈尔巴乔夫的演说——“一切顺利,都控制下来了”。

我们拍摄的村子在“去除辐射”,也就是清洗屋顶,但是你如何清洗老太太漏水的屋顶?至于土壤,你必须挖掉肥沃层,只留下黄沙。一位老妇人遵照命令把土丢掉,却刮下粪肥,说留下来以后可以用,可惜我没拍下来。

我们到哪里都有人说:“啊,拍电影的人,等一等,我们去帮你找几个英雄。”

他们带来一个老人和他的孙子,说他们花了两天赶走了切尔诺贝利附近的牛。拍摄后,牲畜专家带我去看一个大坑,他们用推土机把坑里的牛埋起来,但是我没有拍下来。我转身背对那个坑,拍摄爱国纪录片的传统画面——推土机司机在看《真理报》,报上的标题写着:“国家不会抛弃遭遇困难的人民!”

我甚至幸运地看到一只鹳降落在田地中央,象征无论遇到什么灾难,我们最后都能胜利!日子会继续过下去!

乡间小路灰尘飘扬,我知道那不是单纯的灰尘,而是辐射尘。为了保护光学镜头,我把相机藏起来,那是非常干燥的五月,我不知道我们吞了多少辐射尘。一星期后,我的淋巴结就肿起来了。

我们把胶卷当成弹药般节省,因为白俄罗斯中央委员会的第一书记斯柳尼科夫要来。没有人告诉我们他计划去哪里,不过我们自己发现了。有一天我们开车经过一条路,灰尘厚得像墙壁。第二天,我们发现他们开始铺那条路,铺得很卖力,至少铺了两三层,我们就知道那是大老板会出现的地方。我拍摄他们笔直地走在崭新的柏油路上的场景,一公分也没偏,可是我没有放进影片里。

没有人明白发生了什么事,那是最可怕的部分。辐射探测仪给的数字是一组,报纸给的是另一组。所以我渐渐明白一件事:我家里有年幼的孩子,还有我亲爱的妻子……我怎么会笨到来这种地方?好吧,也许他们会颁一枚奖章给我,但是我的妻子会离开我。

在那里,唯一的救赎是幽默,所以出现了各种笑话:村子只剩下一个无赖和四个女人,她们问对方:“你先生现在怎么样?”“哦,那个瘪三啊?他也跑到其他村子了。”

如果你太严肃……切尔诺贝利……他们铺路……溪水仍然流动,但是那件事的确发生了,我身边有人过世的时候我就有这种感觉。太阳升起,燕子飞翔,可是天开始下雨,燕子死了。你明白吗?我想用几个字解释另一个层面,解释我当时的感觉。

我拍摄开花的苹果树,看到大黄蜂嗡嗡作响,苹果花白得像新娘的白纱。人们还在工作,花园里花朵绽放。我拿着摄影机,总觉得哪里不对劲。曝光正常,画面漂亮,但就是不对劲,过了一阵子,我恍然大悟——我闻不到任何气味。花朵盛开,可是没有味道!

后来我才知道,有时身体对高剂量辐射的反应是阻断某些器官的功能。我当时想到,我七十四岁的母亲也闻不到任何气味,我以为我和她一样。

我问同行的另外两个人:“苹果树闻起来是什么味道?”

“没什么味道。”

发生怪事了,紫丁香也没有味道。紫丁香!我觉得身边一切事物都是假的,好像置身于电影场景。我无法理解,我没有看过任何和这种事有关的资料。

小时候,隔壁一个在战争期间参加过游击队的女人,告诉我他们的部队被包围,后来成功脱逃的故事。当时她带着一个月大的宝宝,和部队一起沿着沼泽前进,四处都是德国人。这时婴儿突然哭了起来,因为担心哭声泄露部队的行踪,她就把婴儿掐死了。

她告诉我这件事时很冷静,好像事情不是发生在她身上,孩子也不是她的。我不记得她为什么告诉我这种事,只记得我感觉很可怕……如果是我经历了那种事,一定不想活下去。我当时还很小,但是得知那件事之后,每次看到那个女人,我都觉得很不舒服。

她又如何看我?(沉默)所以我才不想记住隔离区的日子。我想出各种解释,但我就是不想打开那扇门,我想了解在那里关于我的哪一部分是真实的,哪些不是。

一天晚上,我在旅馆醒来,听到窗外传来单调的声音,还出现奇怪的蓝灯。我拉开窗帘,看到几十辆有红十字和警报器的卡车安静地行驶在街上。我觉得很震撼,想起小时候看过的电影。战后长大的人很喜欢看战争片,有时候我想,如果所有人都离开,只剩下我一个人,我该怎么办?假装自己死掉了?还是有更好的方法?

霍伊尼基市中心有一块“功勋匾额”,这一带优秀人士的名字都刻在上面。

但开车进入辐射区幼儿园接小孩的,是酒鬼出租车司机,不是名字刻在匾额上的人。在那种时候,每个人都露出真面目。我也拍摄了疏散过程,他们先撤离小孩,让他们坐上大巴士。

我突然发现自己开始拍摄战争电影常见的场景,人们的举止也很像电影的画面,如同很多人喜欢的《雁南飞》里的场景——滴眼泪,简短的告别。原来我们都在寻找熟悉的行为模式,希望呈现出那个时刻该有的样子,符合我们记忆中的模样。女孩对妈妈挥手的方式就像在说:“一切都很好,我很勇敢,我们会胜利!”

我以为明斯克也会疏散。我怎样和我的妻儿道别?我想象自己摆出相同的表情:我们会胜利!我们是勇士!我从小就记得父亲穿军装的模样,虽然他根本不是军人。为金钱而烦恼是资产阶级才做的事,为自己的生活烦恼代表不爱国,饥饿才是正常的。我们的父母经历过大灾难,我们也要熬过这一关,才能成为真正的人。

这就是我们成长的背景,如果我们只是每天工作、酒足饭饱,那就太奇怪了,我们怎么能过那种生活!

我们和清理人一起住在技术学院的宿舍。那些清理人都很年轻,他们送了我们一皮箱伏特加,说对消除辐射有帮助。

有一天,我们听说宿舍有一群女护士。那些家伙说:“啊,好玩了。”两个人跑去看,回来时眼睛差点弹出来。

那些女孩在走廊上,穿着睡衣和有绑绳的卫生裤,绳子拖在地上,衣服松垮垮的,可她们都不在乎。所有衣物都很旧,也不合身,就像挂在衣架上似的挂在她们身上。有些人穿拖鞋,有些人穿着快散开的旧靴子。她们也穿经过化学处理的半身橡胶衣,有些人连睡觉都不脱,那是很可怕的景象。

她们其实不是护士,只是军事研究部的人。他们把她们拉出来,告诉她们只需要待一个周末,但是我们到那里时,她们已经在隔离区待了一个月。她们说,她们被带到反应炉旁检视烧伤的人,只有她们和我们提过和烧伤有关的事。我仿佛还看得到那些如梦游般在宿舍走动的女孩。

报纸说还好风是往另一边吹,不是朝基辅吹。好吧,但是风朝着白俄罗斯吹,吹向我和我的尤厘克。我们在森林里择白菜,老天,当时怎么没人警告我们?我们离开森林,回到明斯克后,有一天我搭公交车上班,无意间听到一群人在聊天,说一个到切尔诺贝利拍片的摄影师在那里被烧死。我心想,那个人是谁,不知道我认不认识。然后他们说他“很年轻,有两个小孩”,名字叫“维佳·古列维奇”。

我们的确有一个年轻摄影师叫那个名字,但是两个小孩,他怎么没告诉我们?快到工作室时,有人更正:“不是古列维奇,是谢尔盖·古林。”天啊,那是我的名字!现在讲起来很好笑,但是我走向工作室时,一路上都担心我打开门会看到他们在举办告别仪式,墙上挂着我的照片,然后又荒谬地想:“他们从哪里找来我的照片?人力资源部?”

传言是怎么出现的?我想是因为事件规模和受害人数不成正比。例如库尔斯克会战,死了好几千人,那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这里,一开始只死了大概七名消防队员,后来又多了几个,但是之后的说法就太抽象了,我们无法理解——“几代人后”“永远”“没事”,所以传闻就出现了:三头鸟,鸡啄死狐狸,无毛刺猬,等等。

后来他们又要派人去隔离区,一名摄影师拿了医师证明,说他有溃疡,不能去,另一个在度假。他们把我叫去,说:“你得再去一次。”

“但是我才刚回来。”

“你已经去过了,所以对你来说没什么差别,而且你已经有小孩,其他人都还年轻。”

搞什么,也许我想生五六个小孩!他们开始对我施压,例如说:“我们马上要重新评估薪水,你有这个资历就可以加薪。”

那是既悲哀又可笑的故事,我几乎记不得了。

我曾拍摄待过集中营的人,他们都尽量避免和对方见面,我了解那种感觉,聚在一起回想战争,会有些不自在。共同经历过那种屈辱,目睹过人在最恶劣情况下是什么模样的人,会避免和对方见面。我不太想讲我在切尔诺贝利感受到的一些事,例如所有人道主义的概念都是相对的,在极端状态下,人的表现不会像书里描述的,而是正好相反,人不是英雄。

我们都是传播世界末日的人,有大有小。我的心里有一些画面:集体农场的主席要两辆车,因为他得运送家人和所有衣服家具,所以党部也要一辆车,这样才公平。而同时,他们好几天都找不到汽车运送托儿所的一群小孩。

两辆车都塞不下主席的所有家当,包括三升果酱和泡菜罐,我看着他们打包,却没有拍下来。(突然笑了起来)我们到店里买了香肠和罐头,却不敢吃,又不想扔掉,就一直放在车上。(变得严肃)我发现世界末日时,邪恶的机制也照样运作,人们仍然说三道四,拍大官马屁,大官带着他的电视机和丑陋的皮草,一直到世界末日都是这样,永远是这样。

我很难过,因为我无法替拍摄团队争取到任何好处。其中一个人需要公寓,我去找工会委员会:“帮帮忙吧,我们在隔离区待了六个月,应该给我们补贴。”

他们说:“好吧,把你们的证书带来,我需要证书,上面要有印章。”

我们去隔离区的区域委员会,里面只剩一名叫作娜斯佳的女人,拿着拖把走来走去,所有人都跑了。一个导演有一大沓证书,证明他去过哪里,拍摄过什么影片。他是英雄!

我的脑海里有一部很长很长的电影,那是我没有制作的影片,有很多集。(沉默)我们都是传播世界末日的人。

有一次我们随同士兵去一间小屋,一名老太太住在里面。

“好了,婆婆,我们走吧。”

“没问题。”

“好,婆婆,那就收拾一下行李。”

我们在外面抽烟等待。老太太抱着一尊圣像、一只猫和一个小包袱走出来,她只带那些东西。

“婆婆,规定不能带猫,它的毛有辐射。”

“不行,没有猫我不走。我怎么能离开它?我不能把它留下来,它是我的家人。”

影片就从这里开始——老太太,还有那棵没有味道的苹果树。现在我只拍摄动物。有一次,我把切尔诺贝利的影片放给小孩看,大家都很生气地说:“你为什么这么做?他们不需要看那些东西。”孩子生活在恐惧中,因为大家都在谈论。他们的血液在改变,免疫系统遭到破坏。

我原本估计只有五到十个人会来,结果戏院爆满。他们问了各式各样的问题,其中一个问题让我印象特别深刻。一名红着脸,结结巴巴的男孩——平常应该很安静的那种小孩一问:“为什么没有人可以帮助动物?”他是未来的主人公,我无法回答他的问题。我们的艺术都是关于苦难和爱情的,但不包括所有生物,只有人类。我们不愿降贵纡尊,动物和植物是另一个世界。在切尔诺贝利,人类不在乎其他生物。

我四处打听,得知事故刚发生后的几个月,有人提出让动物随人一起疏散的计划。但是怎么实行?你怎么安置它们?好吧,也许你可以迁走地上的动物,但是在土里的虫子和蚯蚓呢?天空的动物呢?你如何撤离鸽子或麻雀?你怎么安置它们?我们没办法提供它们必要的信息,那也是哲学上的难题,我们的思想在那里发生了变革。

我想拍摄一部叫《人质》的影片,和动物有关。奇妙的事发生在我身上,我和动物、树木、鸟类变得更亲近,我们之间的距离缩短了。这些年来,我到隔离区,看到野猪或麋鹿跳出废弃的房子,那就是我拍摄的画面。我要拍一部影片,从动物的角度检视一切。

“你在拍什么?”有人对我说,“看看你周围吧,车臣在打仗。”但是圣方济各对鸟儿讲道,平等地和它们说话。如果鸟儿用鸟语和他交谈,会不会感到委屈,因为自己是鸟儿,不是他?

——谢尔盖·古林,摄影师

 

大叫

不要再问了,你行行好!我们还要住这里!你说完话就离开,可是我们还得住这里!

这些就是医疗卡,我每天都拿在手上,每一天!

安尼娅·布达,一九八五年出生,三百八十贝克6

维佳·格林克维奇,一九八六年出生,七百八十五贝克。

娜斯佳·夏布洛斯卡亚,一九八六年出生,五百七十贝克。

阿廖沙·普列宁,一九八五年出生,五百七十贝克。

安德烈·克琴科,一九八七年出生,四百五十贝克。

他们说怎么可能?甲状腺有这种东西怎么活得下去?但有人做过类似的实验吗?我每天都读,都看。你能帮忙吗?不能!

那你为什么来这里?想问我们问题?摸我们?我拒绝出卖他们的悲剧或谈论肤浅的哲理。不要来烦我们了,拜托。我们还得住在这里。

——阿尔卡第·帕夫洛维奇·波登克维奇,农村医疗服务员

 

新国度

访谈对象:

尼娜·康斯坦丁诺芙娜

尼古拉·普罗霍罗维奇·扎尔科夫

两人皆为教师。尼古拉教劳工研究,尼娜教文学。

尼娜:

我对于谈论死亡的话题已经习以为常了。你听过孩童们谈论死亡吗?我的七年级学生在辩论死亡是不是一件可怕的事。

以前的孩子总是会问:我们是怎么出生的?婴儿是怎么来的?现在他们却在担心核战后会发生什么事。孩子们不再喜欢那些古典文学,我背诵普希金的诗给他们听,却只看到他们冷漠、空洞的眼神。

他们的世界已经截然不同。他们喜欢阅读科幻小说,读着人们脱离地球,以太空时间计时,到达另一个世界。他们对此很感兴趣。他们跟大人不同,不会害怕死亡,他们对死亡充满着幻想。

我时常思考——当死亡近在咫尺,你很难不去想这些事。现在俄国文学班上的孩子,跟我十年前所教过的孩子不一样。这些孩子成天看着人或物品被埋入土中,被安置在地下。不论是房子或是树木,无一幸免。

如果让这些孩子排队等十五至二十分钟,其中一部分就会开始头晕,流鼻血。你没有办法给他们一个惊喜或是让他们感到开心。他们总是疲惫又困倦,脸色灰白。他们不会玩耍、嬉闹。

如果这些孩子打架或是不小心弄破了玻璃,老师们反而会感到很庆幸。我们不会对他们大声责骂,因为他们的表现并不像小孩。他们学得很慢。在课堂上,你请一个孩子跟着朗读,但那个孩子就是做不到,到最后你仅仅要他跟着你念一个句子,但他还是做不到。你会情不不禁想要问他:“你人在哪里?你人还在吗?”

我时常思考这些事。好像用水洒在墙上作画,没人知道我在画什么,没人猜得到,也没人有任何头绪。我们的生活中总是离不开切尔诺贝利。事情发生时,你人在哪里?反应炉离你的住处有多远?你看到什么了吗?有谁过世了?他们去哪里了?

我还记得刚开始几个月,街上的餐厅里又热闹起来了——人们说着“人生只有一次”,“如果我们会死,也要听着音乐死去”,接着军队跟官员们开始来来去去。现在,我们每一天都离不开切尔诺贝利。一个年轻的孕妇突然死去,死因不明。法医也没有诊断原因。一个小女孩上吊自杀了,她才五年级。就这样……不知缘由地自杀。她还是个小女孩啊。

所有事只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切尔诺贝利。不论发生什么事,每个人都归咎于切尔诺贝利。人们对我发脾气说:“你身体不舒服,是因为你感到害怕。你因为恐惧而身体不适,这叫辐射恐惧症。”但为什么小孩子也生病死亡呢?他们不知道该害怕什么,他们还不懂。

我还记得那些日子。我的喉咙刺痛,全身沉重。

“你只是患了虑病症,”医生这样跟我说,“因为切尔诺贝利事件,现在每个人都会这样。”

“什么是虑病症?我觉得很虚弱,全身都在痛。”

我跟我丈夫的腿都开始麻痹,没有感觉了,但我们都不太好意思跟对方说。每个人都在抱怨,包括我们的朋友,每一个人。当你走在街上时,你会想要就地躺下来休息。上课时,学生们趴在教室的桌子上失去了意识。每一个人都变得不快乐,变得阴沉,一整天看不到一张友善的面孔。人们的脸上看不到微笑,什么表情都没有。从早上八点到晚上九点,孩子们必须待在学校,严禁外出或四处走动。

孩子们都领取了派发的衣物:女孩拿到的是裙子跟衬衫,男孩领到西装。但当他们把衣服穿回家后,接下来怎么处理,我们却一无所知。根据官方指示,母亲们需要每天清洗这些衣物,这样孩子才能穿着干净的衣物上学。但是这些孩子只领到一套衣服,每人只有一件裙子跟一件衬衫。其次,处理牲畜等家事,早已让母亲们忙不过来,她们实在不明白为什么这些衣服非得每天清洗不可。对这些母亲而言,衣服上该洗的污垢是墨水、泥土或是油渍,而非短半衰期的同位素。

我试着向家长们解释,但是对他们来说,我就像非洲来的巫医一样难以理解。一个母亲不理会我的劝告:“到底什么是辐射?听不到又看不见……好吧,让我告诉你辐射是什么:辐射让我们总是入不敷出。过去三天,我们只靠牛奶跟马铃薯过日子。你懂吗?”但人们不应该喝牛奶,也不应该吃马铃薯。政府带来了中式炒菜罐头和荞麦,在商店里销售,可这些人要去哪里赚钱来买呢?

我们这里的居民可以得到一些赔偿金——死亡赔偿金——但这点钱不算什么,只够买两罐食物罐头。每日洗衣的指示只适用于特定人士,只适用于特定的家庭。我们这里没有这样的家庭,没有这样的人!话说回来,要解释伦琴和贝克这些辐射单位有什么不同,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就我看来——我认为这是宿命,人们微不足道的命运。举例来说,人们不应该吃家里后院第一年种出来的东西,但是人们还是照吃不误,照样烹饪食用。他们可真是会种菜啊!假如你告诉他们,这些小黄瓜和西红柿不能吃,他们会问:“你说不能吃是什么意思?”这些东西吃起来很美味,吃了也不会肚子痛,更不会在夜里发光。

我的邻居在树林里搭了一间房子,他们测量过了,那里的辐射超标正常范围的一百倍。没有人去拆除那间房子,他们就这样住了下来,不需要配合,也不需要别人的协助,认为一切问题总会迎刃而解。

刚开始,人们会将物品带给辐射检测人员检查——所有东西都严重超标,最后人们便不再去检查了。“反正眼不见为净。谁知道那些科学家又会胡诌些什么。”于是一切就这样继续下去:他们翻土,播种,收割。

虽然发生了难以想象的灾难,人们还是照之前的方式过日子。对他们来说,不能吃自己种的小黄瓜,比切尔诺贝利事件还来得严重。

整个夏天,孩子们都必须待在学校里,士兵们用特殊的粉末清洗校园,还把学校周围的土地铲掉了一层。然后,秋天呢?他们带着学生来采集甜菜根。那些来自技校的学生,被带到田里工作。其他人都被赶走了。切尔诺贝利事件的重要性,还比不上田里未收的马铃薯。

谁要为这一切负责?除了我们之外,谁要负责?

之前,我们并不在意身边的环境。如同天空、空气一般,就在我们身边,像是被永久赐予我们的一样,不受人的影响,永远地存在着。我以前常躺在森林里仰望天空,惬意得连自己的名字都忘了。而现在呢?森林依旧美丽,长满了蓝莓,却再也没有人去摘了。

秋季的森林里,已经难以听到人声。恐惧已深入人心,进入了人们的潜意识。我们还是拥有电视、书籍,以及想象的能力。但现在的孩子却是在家里成长,他们不再和树林、河流为伴,只能在远处观望。这些孩子跟以往的孩子大不相同。我念普希金的诗给他们听,我一直认为他的作品是经久不衰的。但我现在却有了一种可怕的想法:万一我们的文化只剩下一个装着古板书籍的老旧箱子,该如何是好?我所热爱的这一切……

尼古拉:

你知道吗,我们都是受军事教育长大的。面对核弹攻击时,我们都很清楚要如何防范及处理。我们都能应付化学战、生化战及核战,但我们从未学过,要如何将放射性物质从我们体内除去。

的确,切尔诺贝利不能与战争相提并论,两者并不相同,但大家仍然将两者互相比较。我童年时经历过列宁格勒围城战,我知道这两者不能相提并论。当我们在列宁格勒时,那里像战场前线一般,时常有人朝我们开枪。当时还有饥荒,持续了好几年,人们沦落到靠动物般的本能行事。但这里却不一样,请到外面的花园看一看,花草树木都还很茂盛呢!这两者根本不能相比。

我还有一件事想说,但我一下子想不起来。啊,对了,天主保佑!遭到炮火攻击时,你可能活不过下一秒,并不是在未来的某一天死去,而是当场死亡。那个冬天,我们断粮了,列宁格勒的人开始烧家具取暖,房里所有木制物品都拿去烧了。我记得,所有书也都烧了,我们甚至把破旧的布丢进火炉。

一个人在街上行走,然后就地坐了下来。第二天经过时,你会看到他仍然坐在原地,因为他被冻住了,而他很可能会继续坐在同样的位置,坐整整一个星期,甚至坐到春天来临,直到天气变暖。没人有力气帮他解冻。

如果有人跌倒在冰地上,有时会有人过去帮忙,但通常人们只是从旁边走过,应该说从旁边爬过才对。我记得当时人们不是在走,而是在爬。那时人们的行动就是这么迟缓。没有任何事可以与这些情况相比!

反应炉爆炸时,我母亲仍然跟我们住在一起。她常说:“儿子,我们都已经从最困难的状况中活下来了。我们从围城战中活下来了。不可能再有比这更糟的状况了。”

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做好发生核战的准备,我们建造了核弹避难所。我们想要躲避原子,像躲避炮火一样。但是原子无处不在,在面包里,也在盐巴里。我们呼吸、食用着这些辐射。也许你可以不吃面包和盐巴,也许你可以饥不择食,把皮带煮熟,闻着香味充饥——这些行为我都能理解。但是对于核能,我却无法理解。

所有的东西都有毒?那我们该如何过活?刚开始几个月充满了恐惧。医生、教师,总而言之,就是那些知识分子,他们抛弃一切,全都离开了这里,简直就是落荒而逃。但是军方命令不准任何人离开——连持有党证也没用。

谁该为这一切负责?为了继续过日子,我们必须知道谁会为此负责。是谁呢?是那些科学家,还是核电厂的员工?是厂长,还是值班的人员?告诉我,为什么人们反对建造反应炉,却不反对建造汽车工厂?我们应该要求立刻关闭所有核电厂,然后再将所有的核能学者关起来吗?我诅咒这些人!但是知识,知识本身并不能算是一种罪恶。那些学者同样是切尔诺贝利的受害者。我希望能成为切尔诺贝利事件的幸存者,而不是受害者。我想要理解这一切。

人们现在有着不同的反应。十年过去了,人们将发生的事看成战争。也就是说,我经历了两次战争。我来告诉你人们的各种反应。他们会说:“一切都会没事的。”“十年过去了,我们再也不害怕了。”“我们都死定了!我们都活不久了!”“我想要离开这个国家。”“他们应该给予我们援助才对。”“啊,别再说了。日子总是要过的。”

我想,这些已经囊括了人们的各种反应。我们每天都听到这类话。就我来看——我们都是这个国际实验室里的实验品。一共有一千万白俄罗斯人,还有我们这两百万人住在这块有毒的土地上。这里是一个巨大的恶魔实验室,你可以记录数据,尽情实验。为了写论文,各地的人来到这里:有从莫斯科来的,有从圣彼得堡来的,还有从日本、德国、澳大利亚来的。他们为了自己的未来,在做提前准备。(谈话中断了一会儿)

我刚才在想些什么?我又想起了战争与切尔诺贝利的不同。我想,我能开口谈论切尔诺贝利,但我不愿多说有关围城战的事。有人发给我邀请函,要我去参加“列宁格勒围城战之子”的聚会,我去了,却一句话都说不出口。他们只是要我说出害怕的心情吗?这是不够的。我们怕得在家里只字不提围城战的事,我母亲不希望我们记得这些事。但我们却会谈论切尔诺贝利。不对。(他停下了谈话)我们并不会彼此谈起这些事,这个话题只会跟外来的人说起:那些外地人、记者,以及远方的亲戚。

为什么我们要避开有关切尔诺贝利的话题?比如,避免在学校跟学生提起。当这里的孩子前往奥地利、法国和德国就医时,他们都会被问到相关的问题。我问过这些孩子:“别人都问你们什么问题?他们对什么感兴趣?”孩子们通常不记得当时身在哪个城市或小镇,也不记得那些人叫什么名字。但他们都记得他们收到了礼物,得到了美食款待。有些人收到录音机,有些人没有。他们回来的时候,都穿着不属于他们的衣服,像是去巡回演出过一样。

孩子们都很期待有人再带他们离开这里。他们会被送去给人观赏,然后带着礼物回来。孩子们都习惯了,这也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增长见识的方法。在“出国”旅游之后,在这豪华的巡回演出之后,孩子们终将回到学校。在教室里,我看得出,这些孩子都只敢看不敢动手。我把他们带到我的工作室,那里有许多我的木雕作品。孩子们都很喜欢我的木雕。我说:“这些都是用木头做出来的,你们也可以试试看。”醒醒吧!木雕帮我走出了围城战的阴影,我花了好多年才走出来。

我们通常会保持沉默。我们不会大吼大叫,也不会抱怨。我们一直很有耐心,因为我们还不知道该如何叙述。我们害怕谈论这些事。我们不知道如何是好。这是一种不同寻常的经历,衍生的问题也不寻常。这世界已被一分为二:我们,是切尔诺贝利人;你们,是其他所有人。有人注意到了吗?在这里,没人会说自己是俄罗斯人、白俄罗斯人,或乌克兰人。我们都自称为切尔诺贝利人。

“我们是从切尔诺贝利来的。”“我是切尔诺贝利人。”

就像另一个种族。就像一个新的国家。

 

书写切尔诺贝利

蚂蚁们在树干上爬着。这里四处是军事器材,充斥着行军声、哭泣声、哀怨声、咒骂声,还有直升机的螺旋桨声。但蚂蚁们依旧自顾自地爬着。

我刚从隔离区回来,这一天我见到的所有事物中,只有一样让我印象最深刻,就是这些蚂蚁的身影。我们在森林中停下脚步,我站在一棵桦树边抽烟。我离树很近,就靠在树上。出现在我眼前的,便是这些在树皮上爬行的蚂蚁,全然无视我们的存在。我们很快就会离开,蚂蚁们也不会发现。而我呢?这是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看蚂蚁。

起初大家都说:“这是一场大灾难。”然后大家说:“这是一场核战。”我读过有关广岛跟长崎的报道,我也看过那些纪录片。核战争,爆炸的半径范围,这些虽然很可怕,但可以理解。我甚至可以想象当时的状况,但我无法理解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

你只会知道一些完全看不见的东西来了,然后这个东西会摧毁整个世界,还会爬入你的体内。我还记得一个科学家对我这么说:“这会花上好几千年。”

他解释给我听:“铀的分解,也就是铀-238的半衰期,换算成时间就是十亿年。而钍则需要一百四十亿年。”

五十,一百,两百,这些数字我可以理解,但数字更大的话,就超过我的理解范围了。我什么都搞不清楚了:时间是什么?我又在哪里?

现在才过了十年,却要我写下当时的事,要怎么写?我认为这是没有意义的。你无法解释,你也无法理解。我们曾试着想象现在的生活,但没有办法。

切尔诺贝利的爆炸为我们带来了切尔诺贝利的传说。报纸跟杂志争相要写出最耸人听闻的文章。那些事不关己的人,特别喜欢这种骇人听闻的报道。大家都读过像人头一般大的香菇的描写,却从来没人真正找到过。我们不应该创作,而是记录,记录事实。你听说过有关切尔诺贝利的科幻小说吗——根本没有这样的书!但是现实里人们写得更为科幻。

我有一个笔记本,专门用来记录对话、谣言和轶事。这么做很有趣,更可以传给后人。想想希腊古文明至今还剩下什么,就是那些希腊神话。

这就是我的笔记本:

“同样的话已经连续广播了三个月:状况已日趋稳定,状况已日趋稳定,状况已日趋稳定……”

“斯大林时期的话语,又开始老调重弹了:‘西方的特工人员’,‘社会主义的大敌’,‘苏联人民坚固联邦的祸害’。大家都在谈论来这里的间谍和密探,却无人谈论服碘防护,所有非官方信息被视为西方的意识形态。”

“昨天主编删了我的报道,内容是有关当晚前去核电厂救火的消防员的母亲。这位消防员因为急性放射线中毒身亡。把儿子安葬在莫斯科之后,他的父母回到他们的村庄,这个村庄没多久就被疏散了。秋天时,他们暗中穿越森林,回到家中庭院,采收了满袋的西红柿和小黄瓜。这位母亲很满意:‘我们装满了二十个罐子。’他们对土地和农民的传统充满了信心,就连儿子的死也改变不了他们的习惯。”

“‘你在收听自由欧洲电台?’我的主编问我。我没有回答。‘我们的报纸不需要危言耸听的人,给我写些英雄事迹的报道。’”

“以往我们所认识的敌人,不都被消灭了吗?现在的敌人既看不见又无所不在,是新的邪恶化身。”

“中央委员会派了一些指导员前来。他们的活动范围是:从旅馆搭车到地方党部,然后再搭车回去。他们靠阅读地方报纸的标题来了解情况。他们从明斯克带来一大盒三明治,还用矿泉水煮茶。矿泉水当然也是带来的。这些是旅馆的女服务员告诉我的。人们不相信报纸、电视和广播,而是借观察官员的反应来获得信息,这样的信息较为可靠。”

“隔离区里最热门的传言,就是伏特加可以预防辐射锶跟辐射铯。”

“我的孩子该怎么办?我想要带着我的孩子逃离这里,但我是党员,我做不到。”

“镇上商店里忽然摆满了舶来品。地方党支部的秘书长在演讲中提到:‘我们会将这里变为人间天堂。只要大家留下来继续工作,就会有享用不尽的萨拉米香肠跟荞麦。那些顶级特产店卖的东西,大家通通有份。’事实上,只有在地方党支部才能吃得到这些东西。他们对人民的态度就是:用萨拉米香肠跟伏特加打发他们。但是,真该死!我从没在镇上商店里看过这么多不同种类的萨拉米香肠。最后我买了些进口女用裤袜,给我的老婆穿。”

“曾经有一个月,可以买到辐射剂量计,然后就买不到了。你不能写有关的报道,也不能提起这里有大量的辐射尘,更不能提起只有男人留在镇上,女人跟小孩都被疏散了。整个夏天,这些男人都要自己洗衣、养牛、耕种。他们酗酒,当然,还闹事。那是一个没有女人的世界……上级封闭了一切消息。我的主编语带威胁地对我说:‘别忘了我们的敌人,我们还有很多敌人,在大海的另一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只能报道好事,对坏事却只字不提。但是私底下,那些官员却在另外准备食物,还有人看到他们在打包行李……”

“一位老妇人在警方管制站旁拦住我:‘可以麻烦你到我家走一趟吗?现在是采收马铃薯的时候,但那些士兵不让我过去。’这些人都被转移,他们与世隔绝,一无所有。他们会偷偷穿过军方封锁回家,在夜间穿越积雪的森林和沼泽,躲避直升机与军车追捕。老一辈的人都说:‘这跟以前德国人入侵时没两样。’”

“我第一次看到的趁火打劫者是个年轻人,他穿着两件毛皮外套。他跟军方巡逻队辩解说,这是他预防辐射的方法。军方制服了他,最后他终于认罪:‘开始时会有点害怕,可是之后就习惯了。只要先打一针碘液,然后就出发了。’自我保护是人类的天性,正常来说,人是不可能违背本能的,但这些人还是做出了许多难以置信的事情,其中也包括犯罪行为。”

“一年之后,我回到镇上。小狗们都恢复了野性。我找到了我家的雷克斯,我喊着它的名字,但是它没有反应。难道它认不出我了吗?还是它不想认我?它一定是在生我们的气。”

“刚开始几个月,大家都很安静。到处是一片死寂。人们都有气无力。你知道应该离开这里,但是到了离开时,你又会不想走。你会变得无法理解周遭发生的事情。我不记得当时有任何严肃的话题,但是我记得那些玩笑:‘现在所有商店都卖微波产品了。’‘阳痿起因可分为两种,有辐射反应跟没有辐射反应。’然后,忽然之间,再也没人开玩笑了。”

我在医院听到有人说:

“这个男孩死了,昨天他曾拿糖果给我吃。”

在市场排队的时候听到人们说:

“噢,真好,今年有好多香菇。”

“这些香菇都有毒。”

“喔,你真奇怪,又没人强迫你吃。你可以把香菇买下来晒干,然后拿去明斯克的市场卖,你就会变成大富翁了。”

“建造教堂的时候,选的地点是需要上帝指示的。教会的神父会看见异象。建造教堂之前,还要举行神秘的仪式。但他们建核电厂像建普通工厂一样,简直跟建猪圈没两样,结果他们用来建屋顶的沥青都融化了。”

“你读过这篇报道吗?他们抓到了在切尔诺贝利附近逃亡的士兵。他在地上挖了一个洞,住在里面,就在反应炉附近。他会去那些废弃的房屋里寻找食物——有时找到猪油,有时找到腌黄瓜。他还会设下陷阱,捕捉野生动物。他当逃兵,是因为有些老兵会把新兵活活打死。他活了下来,就在切尔诺贝利。”

“第一只狼狗出现了,是那些跑到森林里的家犬和狼的后代。这些狼狗体积比狼大,对人的召唤视若无睹,它们也不怕人或光,猎人学狗叫,它们也没反应。野生的猫早已集结成群,开始攻击人类。它们想要复仇。它们的记忆已经消失了,它们不记得自己的地位曾在人类之下,曾被人类驯养。对于我们而言,消失的是现实与虚假之间的界线。”

“总有一天,人们会发现这些古怪的坟墓遗迹。科学家们称这些掩埋动物的地方为生化坟场。这里可以说是现代的神殿。上千只被射杀的狗、猫和马就躺在这里。它们都没有名字。”

“昨天我父亲过了八十岁生日。我们一家人聚在餐桌边。我看着父亲,想起他这一生的许多经历:古拉格集中营,奥斯维辛集中营,还有切尔诺贝利。他这一代人全都碰上了。他很喜欢看养眼的美女。他年轻时,我母亲常常为此发脾气,她会说:‘行政区所有穿短裙的女孩,他一个没放过。’然而现在,每当有年轻漂亮的女孩从我们身边走过时,他却会把头低下来。”

“拜访区是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跟外面的世界大不相同。这是科幻小说作家斯特鲁伽茨基兄弟的作品,但科幻小说却变成了现实。”

有传言说:受到大量辐射的人,将被集中在切尔诺贝利后方的集中营。他们将在营地生活一段时间,接受观察,然后被埋葬。

他们用巴士将邻近村落的死者直接运到坟场,一次埋葬上千具尸体,跟列宁格勒围城战时一样。

在爆炸前一晚,有些人看到核电厂上空有奇怪的光芒。还有人拍下照片。底片洗出来后,发现竟然像是外星物体产生的蒸气。

在明斯克,火车跟各类库存都已被仔细清洗过了。所有人都会被移送至西伯利亚。残留在西伯利亚斯大林时代的军营已在整修中。女人和小孩会首先被送去。那些乌克兰人已经被移送过去了。

这并不是意外,而是一场地震,发生在地球的中心,是地质的爆炸现象,是地理运动跟宇宙运动的能量造成的。军方事前就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他们本来可以提前警告人们,但是他们却严格保密。

湖里与河里,现在满是无头无尾的梭子鱼,只剩身体浮在水面。

类似的事情迟早会发生在人类身上,那些白俄罗斯人将会变成另一种人形动物。

辐射使森林里的动物生病了。这些动物无助地四处走动,眼神也充满悲伤。猎人们感到害怕,也舍不得射杀它们。这些动物不再害怕人类。狐狸和狼现在会跑到镇上,跟孩子们一起玩耍。

切尔诺贝利人生下来的孩子身上流的不是血,而是不知名的黄色液体。一些科学家声称,那些住在辐射区的猴子变得更聪明了。接下来三代到四代的小孩,都会像爱因斯坦一样聪明,在我们身上进行的是一次伟大的实验……

——阿纳托利·希曼斯基,新闻记者

 

谎言和真相

人们为此写了许多书。又厚又长,还附有注解,却仍然无法理性地叙述切尔诺贝利发生的事情。忘了是别人告诉我的,还是我读到的,说切尔诺贝利带来的首要问题,就是自我认识。这个说法似乎是对的。我一直在等着某个聪明人向我解释这一切,就像人们解释斯大林、列宁或布尔什维克主义一样,或者像鼓吹自由市场的口号般不断重复。然而,我们是在一个没有切尔诺贝利的世界里长大的,现在却要与切尔诺贝利共存。

我是一个太空火箭研究者,专长是火箭燃料的研究。我在拜科努尔(此地为太空研究中心)工作。宇宙号卫星和东欧科学卫星这样的太空计划,占去了我大部分的人生。那真是一段不可思议的时光!你可以带领人们进入天空、极地,无所不及!你可以带领人们到达太空!苏联的全体人民都跟着尤里·加加林,一同进入太空,人们与他一同脱离了地球。我们都到了太空!我至今仍十分敬爱加加林——他是个了不起的俄国人,有着灿烂的微笑,就连他的死亡都很戏剧化。

那段日子真是不可思议!我因为家庭原因搬到白俄罗斯,结束了我在拜科努尔的工作。来到这里,我随即投身于这片名为切尔诺贝利的太空,我对事物的认知都必须重新来过。就算我曾经接触过最先进的科技,还有最先进的太空技术,这里发生的事情仍然完全超乎我的想象。这简直难以形容——连想象都没有办法——这……(他思考了一下)你知道吗,我刚才还突然觉得,我终于懂了——我还以为我能归纳出一个结论。不论你跟谁谈起切尔诺贝利,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一套说法,但我宁愿告诉你们我的工作内容。有些事情我们是不会做的!我们建造了一座教堂——属于切尔诺贝利的教堂,当中供奉着圣母像,这座教堂是为了纪念这次“神的惩罚”。我们收集捐款,慰问病人和垂死的人。我们如实记录事件,还要建造一个博物馆。

我之前认为,以我当时的心态,恐怕无法胜任这样的工作。我接到的第一个指示是:“钱在这里,你要把钱分给三十五个家庭,也就是分给三十五个寡妇。”她们的丈夫都是清理人,所以你必须公平地分配资金。但是该怎么分呢?有一个寡妇要养育生病的小女孩,另一个有两个孩子,第三个寡妇自己也得了病,而且房子还是租来的,还有一个寡妇有四个小孩。我晚上睡不好,满脑子在想:“怎么做,才不会亏待这些人?”我想了又想,算了又算,却找不到方法。最后,我们只能按名单,把钱平分给每个家庭。

我真正的贡献是博物馆:切尔诺贝利博物馆。(他沉默了一会儿)有时我会想,不要建博物馆,改建一座殡仪馆好了,我可以出任治丧委员会委员。今天早上,我还没脱下外套,就有一个女人走了进来。她哭泣着——与其说是哭泣,不如说是哀号:“把他的奖章给你!把他的奖状也给你!把抚恤金都还给你!把我丈夫还给我!”

她哀号了好一阵,然后留下了她丈夫的奖章和奖状。唉,这些物品会被陈列在博物馆里。人们会看到这些展品,但她的哭泣声却只有我一个人能听见。每当我摆设这些奖状时,我就会想起她的哭声。

亚罗舒克上校已经来日不多了。他是一个放射化学家。他以前壮得像头牛,现在却瘫痪在床。他老婆像翻枕头一样帮他翻身,拿汤匙给他喂食。他有肾结石,需要接受碎石治疗,但我们付不起手术费。我们一贫如洗,只能仰赖人们的救济。政府就像债主一样,我们这些人好像早已被政府遗忘。

当他死的时候,政府可能会用他的名字命名一条街,也可能是一座学校,或一项军事武器。但这些都要等他死了才会发生。亚罗舒克上校走遍了整个隔离区,将高辐射的地点一一标记出来。政府彻头彻尾地利用了他,把他当成机器人。上校也知道这一点,但他仍然去了。他走遍了反应炉和所有有辐射反应的区域,就凭一双腿和手里的辐射剂量计。他必须“感受”到一个定点,然后绕着定点走,以便能在地图上准确地标示出来。

那些被派去反应炉屋顶工作的士兵,又怎么样了呢?总共有两百一十支部队被派去清理这场大灾难的辐射尘,也就是说,一共有三十四万士兵参与善后。那些清理屋顶的士兵受害最严重。他们穿着铅制上衣,但是辐射却来自下方,他们的下方没有辐射防护,只是穿着普通的廉价迷彩靴子。

这些人每天都要上屋顶作业一分半钟或两分钟,当日的工作就算是完成了,然后能领一份奖状和一百卢布赏金。之后,这些士兵便四散至祖国各地。他们在屋顶上捡拾反应炉的燃料跟石墨,以及混凝土碎片跟金属物品。大约二十秒至三十秒,便可装满一台手推车,然后再花约三十秒的时间,将这些“垃圾”从屋顶上丢下去。这些特制的手推车本身就重达四十公斤。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画面:铅制上衣、防辐射面具、手推车,还有快得惊人的工作速度。

在基辅的博物馆里,展示着军帽大小的石墨模型。如果这是真的石墨,将会重达十六公斤,由此可知石墨密度高又沉重。现场的遥控机器时常不听使唤,因为电路会遭到高辐射的影响。最可靠的“机器”就是士兵,他们被称为“绿色机器人”(以军服的颜色命名)。三千六百名士兵曾在毁坏的反应炉屋顶作业。夜里,这些士兵睡在帐篷里,他们都曾跟我说过,刚开始时他们将麦秆铺在地上睡——这些麦秆都是从反应炉附近取来的。

这些士兵都是年轻人。他们现在也来日不多了,但他们知道,如果没有他们的话……这些人都来自同样的文化背景,这个文化有着伟大的成就,而他们都是牺牲品。

当时很有可能会发生核爆,士兵们必须将冷却用的水从反应炉下取出,以避免铀跟石墨的混合物与水接触。一旦碰到水,将可能达到临界质量的状态。若发生爆炸,威力将可达三百万吨至五百万吨。这意味着不仅基辅与明斯克,连整个欧洲都将有一大部分地区无法居住。

你可以想象吗?一场遍及欧洲的大灾难!所以问题就来了:谁愿意潜下去打开排水管活门?政府保证会提供汽车、公寓、别墅,还有全家人的永久补助金。他们开始在士兵当中寻求志愿者。然后这些人便站了出来!那些年轻人潜入水中好几次,成功地打开了活门。他们所属的部队得到了七千卢布的奖赏,不过当初保证的汽车和公寓都被遗忘了——但这并不是那些士兵潜水的动机!他们不是为了得到物质奖励才这样做的,这些物质保证是他们最不看重的。(他开始难过起来)这些人都过世了,只剩下在我们博物馆里的文件里,还写着他们的名字。如果没有他们挺身而出,又会如何?他们有着做出自我牺牲的准备,这份情操无人能比。

有人这样对我说,发生这样的事,是因为我们将生命的价值看得太低了。这是一种宿命论的观点。一个愿意牺牲自己的人,并不会觉得自己是特别的个体。他只是想在生命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角色。他也许之前只是个无名小卒,如同背景一般毫不起眼,而现在,忽然间,他当上了主角。这就是对人生意义的渴求。我们的诉求是什么?我们的意识形态又是什么?你得到了一个用死亡换取人生意义的机会,还能够被后人敬仰。你得到了属于自己的角色!这样的死亡是很有价值的,因为这样的死亡能换来不朽。针对他的说法,我与这个人争辩起来。

我不认同他的说法!完全不认同!没错,我们是受军事教育长大的。我们要能随时出动,随时准备执行不可能的任务。当我完成高中学业,打算进普通大学时,我父亲很震惊:“我是一个职业军人,而你竟然打算将来穿西装上班?我们的祖国需要有人来保护!”他好几个月都不肯跟我说话,直到我申请进入军校为止。

我父亲参加过战争,现在已经过世了。他基本上没有留下任何实质的遗物,跟他同一代的人也是如此。在他死后什么都没留下:房子、汽车、土地。他留给我什么遗物呢?一个校官用的背包,是他在芬兰战役开始前得到的,里面装满了他的战争勋章。我还有另一个袋子,里面装着三百封他从前线写来的信,最早一封是一九四一年写的,我母亲把这些信保存起来。这就是我父亲留下的所有东西。我认为这些东西是无价的。

现在你可以理解我怎么看待这座博物馆了吗?这个骨灰坛里装着切尔诺贝利的泥土,只有一小把土。还有一个矿工的帽子,也是从切尔诺贝利来的。还有一些从隔离区取来的农具。我们这里可没有辐射剂量计——因为我们会发光!这里收藏的所有物品都是真的,没有任何塑胶模型。人们需要相信我们。人们只会相信货真价实的物品,因为有关切尔诺贝利的谎言实在太多了,一直是这样。一些不实的团体甚至成立了基金和商业大楼……

既然你在写这本书,你一定要看看这些难得一见的影片。我们在不断收集这些影片。这不是有关切尔诺贝利的纪录片,不是的,政府不会让任何人录像,录像是被禁止的。只要有人录像被发现,有关当局会立刻取走底片,损毁后才把机器还给你。

我们没有任何纪录片记载他们迁走人们和家畜的过程。他们不允许任何人录下这些悲剧,只能录下英雄事迹。现在仍有部分切尔诺贝利的照片残留下来,但当时他们破坏了数不清的录像机和照相机!

人们已饱受官僚体制的摧残。讲出切尔诺贝利的真相,需要很大的勇气。相信我,时至今日,依然如此!你一定要看看这段影片:那些消防员乌黑的脸,像石墨一样。而他们的眼神呢?只有知道自己离死不远的人,才会有这种眼神。还有一个片段是一个女人的腿,她在灾难发生的第二天,仍然去反应炉附近的田里工作,走在满是露水的草地上。她的腿会让你想起铁栅栏,膝盖以下的部分满是坑洞。如果你要写这本书,你一定得看看。

我回家时,还抱不起我的小儿子。我需要先喝五十克至一百克伏特加,才可以抱他。

博物馆里有一个区,是用来纪念那些直升机驾驶员的。这位佛多拉斯基上校是俄罗斯的英雄。他安息在白俄罗斯的土地上,葬在一个叫祖柯夫鲁格的村庄。

他在受到超过安全剂量的辐射后,本应该立即离开,但他留下来额外训练了三十三名直升机驾驶员。他一个人就完成了一百二十趟飞行任务,总共运送了两百三十吨货物。平均一天要飞行三到四次,在反应炉上方三百米处飞行,机舱的温度可达六十摄氏度。从高空不断空投沙包下去,你可以想象一下底下的情形。这样的工作,每小时会受到一千八百伦琴剂量的辐射。驾驶员在空中仍可以感受到辐射。

为了准确空投命中爆炸后的火坑,这些驾驶员必须将头伸出机舱,用肉眼来确认目标,除此之外别无他法。那些政府委员每天开会时都讲得很简单:“这个任务会需要牺牲两到三条人命,至于另一个任务则需要牺牲一条。”就是讲得这么简单明了,而且这种事每天都会发生。

佛多拉斯基上校死了。挂牌上标示着他在反应炉上方受到的辐射量,那些医生写着七贝克,而实际上却是六百贝克!

至于那四百名不眠不休、在反应炉底下挖隧道的矿工呢?工程师表示,他们需要一条隧道,在其中灌注液态氮来冷冻地枕带,否则反应炉将会接触到地下水。于是,从莫斯科、基辅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等地招来了矿工。

至今我仍没有读过任何有关他们事迹的文章。他们在高达五十摄氏度的地下赤身裸体,一边爬行,一边推着推车。底下的伦琴剂量高达数百。这些人也活不久了。假如没有他们呢?我认为他们都是战争英雄,而不是战争的受害者,这是一场从未发生过的战争。人们称切尔诺贝利是个意外,是一场灾难,但其实这就是场战争。切尔诺贝利纪念碑,看起来跟战争纪念碑没什么不同。

有些事情我们不会说出口,这是我们斯拉夫民族内敛的一面。但是既然你在写这本书,我认为你应该知道这些事。那些在反应炉里,或在周遭工作的人们,他们的——他们——这也是那些火箭工程师常见的症状,大家都知道他们的泌尿生殖系统会失去功能,但是没人会公开谈论这件事。这是不应该的。

我有一次与一位英国记者同行,他常会提出一些很特别的问题,尤其是这方面的问题——他对人性的题材特别感兴趣——比如人们在家里如何生活、如何相处的情形,还有人们的亲密行为。但他总是得不到诚实的回答。

他请我召集一些直升机驾驶员前来接受采访,就当是男人之间的对谈。驾驶员们来了,其中有些三十五岁或四十岁就已经退休了。其中一位驾驶员断了一条腿,因为辐射使他的腿骨软化。其他人扶着他来的。

这位英国记者问道:“你们的家庭情况如何?跟你们年轻的妻子相处得如何?”

直升机驾驶员们都沉默了,他们以为会谈到一天出五次飞行任务,而这个人却在问他们妻子的事情。竟然问这个?

这位英国记者开始个别询问,但大家的回答都一样:“我们很健康,政府很重视我们,我们的家庭充满了爱。”

没有一个人向他敞开心怀。驾驶员们走了,我想这位英国记者一定很受挫。他对我说:“你知道为什么没人相信你们吗?你们在欺骗自己。”

我们谈话的地方是一家咖啡馆,两位美丽的女服务员负责招待我们。英国记者问她们:“可以问你们一些问题吗?”然后她们做出了回答。

记者问:“你想结婚吗?”

“想,但不是在这里。我们都梦想能嫁给外国人,这样才能生出健康的小孩。”

记者问得更大胆了:“那你们有对象吗?他们怎么样?他们能满足你们吗?你懂我在说什么吗?”

“看到那些人了吗?”女服务生笑着说,“看到那些直升机驾驶员了吗?身材高大,又戴着闪亮的徽章。这些人出席常务委员会很风光,但在床上却不怎么样。”

英国人拍下女服务员的照片,又对我说了一次:“现在你知道为什么没人相信你们了吧?你们在欺骗自己。”

我跟他一起去了隔离区。根据广为人知的统计资料,切尔诺贝利附近有八百个废物掩埋场。他以为会看到精心设计的建筑物,但看到的却是寻常的坑。坑里装满了从反应炉周围一百五十公顷范围内砍下的“橘色的树木”。(在意外发生后的数天里,反应炉周围的松树和常青树渐渐变成了红色,后来转为橘色。)坑里还装着上千吨金属,有钢铁、管线,还有特殊服装与混凝土构造物。

他给我看一张英国杂志刊登的俯瞰照片。照片里有数千个零件,这些零件来自车辆、飞行机具,还有消防车跟救护车。这个规模最大的掩埋场,就在反应炉附近。已经过去十年了,他还想去那里拍照。他如果能拍到这样的照片,就能拿到更多报酬,所以我们四处游走,接连拜访上级官员。一个官员说他没有地图,另一个说他无法批准。

我们跑了许多地方,这时我才忽然发觉:掩埋场已经不存在了。这些多余料件只存在于账目中,实际上早被卖到市场了,到了人们家里或集体农场。所有东西都已被偷窃一空。这位英国记者无法理解这一切。我跟他说明了真相,但他不相信。就连我自己也一样,当我在文章中读到最英勇的行为时,我也不相信。我有时会想:“万一这也是虚构的呢?”这场悲剧中泛滥着谎言,这些谎言就跟人们之间打招呼一样频繁!自欺欺人!(他难过得说不出话来)

任何东西,我都会带去博物馆。我收集了这些收藏品。有时我会想:“算了吧!逃吧!”你懂吗?我真不知该如何承受这一切!

有一次,我跟一位年轻的牧师站在萨沙·贡恰罗夫士官长的坟前谈了起来。这位士官长也在反应炉的屋顶工作过。那一天下着雪,刮着大风,天气非常差,牧师祈祷时却没有戴帽子。

我后来问他:“你好像完全不受天气影响。”

“没错,”他说,“在这样的场合,我会觉得自己充满能量。祈祷时我充满力量,其他教堂仪式都无法与之相比。”

我一直记得这句话——这是一个经常与死亡为伍的人说的话。我常常问那些外国记者为什么来这里,他们中间有些人来了好几次,为什么他们要求进入隔离区?如果把他们的目的想成为了钱或事业,就太愚昧了。

“我们喜欢这里,”他们说,“可以感受这里散发着生命的能量。”

真是出乎意料的回答,不是吗?我想,对他们来说,我们这里的人,这里的感受,这里的环境,都是未知且充满魅力的。不过我并没有问清楚,他们到底对我们有多少好感,他们会写些什么,或是从我们身上理解什么。

为什么我们要一直在死亡边缘徘徊?

切尔诺贝利就是我们仅有的世界。这场灾难破坏了我们脚下的土地,带给我们实实在在的痛苦,但我们现在领悟了,这是我们仅有的世界,我们无处可去。很可悲,我们已经习惯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这里的人生观与众不同。参与过战争的人被称为“迷失”的一代。我们也同样迷失了。唯一没变的,是人的苦难。苦难是我们的象征,是无价的!

经历过这一切之后,我回到家。妻子听我诉说完之后,静静地说:“我爱你,但我不会把孩子交给你。我不会让任何人碰他。切尔诺贝利人不行,车臣人也不行,谁都不行!”恐惧已在她心里扎下了根。

——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索博列夫,切尔诺贝利防护协会执行委员会副主任

 

人民的声音

克拉夫季亚·格里戈里芙娜·巴尔苏克,清理人的妻子

塔玛拉·瓦西里芙娜·别洛卡雅,医生

叶卡捷琳娜·费多罗芙娜·博布洛娃,从皮里亚特镇撤离的居民

安德烈·巴提斯,记者

伊凡·瑙莫维奇·维吉奇克,小儿科医师

叶连娜·伊利尼契娜·沃罗尼科,布拉金安置中心的居民

斯韦特兰娜·戈沃尔,清理人的妻子

纳塔利娅·马克西莫芙娜·贡恰连科,撤离的居民

塔玛拉·伊利尼契娜·杜比科夫斯卡雅,那罗夫亚安置中心的居民

艾伯特·尼古拉耶维奇·扎里茨基,医生

亚历桑德拉·伊凡诺夫芙娜·克拉夫特索娃,医生

叶列诺拉·伊凡诺夫芙娜·拉杜坚科,放射学家

伊琳娜·尤里芙娜·卢卡舍维奇,接生婆

安东尼娜·马克西莫芙娜·拉里沃契科,撤离的居民

阿纳托利·伊凡诺维奇·波利修克,水文学家

玛丽娅·雅科夫列娃·萨维列耶娃,母亲

尼娜·汉特斯维奇,清理人的妻子

我很久没有见过因为怀孕而开心的女人了,也没见过快乐的母亲。一个最近生产的母亲,她刚恢复精神,便马上喊道:“医生,把孩子带来给我看!把他带过来!”她抚摸着婴孩的头、前额、娇小的身体和四肢。她只是想确定:“医生,我生下来的孩子正常吗?一切都没问题吧?”护士帮婴儿喂食。母亲很害怕地说:“切尔诺贝利离我的住处不远。我曾去那里探望我妈妈。我被黑色的雨淋到了。”

她还告诉我们她做的梦,她梦到她生了一头有八只脚的小牛,还有长着刺猬头的小狗。真是古怪的梦。女人们以前不会做这样的梦。至少我从没听说过。我当接生婆已经三十年了。

***

我是学校老师,我教俄文。这件事发生在……我想想……是在六月初的考试时。校长忽然将我们全部人召集起来,宣布:“明天,所有人都要带铲子来。”

原来,我们必须把学校周围受污染的表层土挖起来,然后军队会前来将地铺平。

教师们提出了问题:“他们会提供什么样的防护装备给我们?他们会带特殊服装或防毒面罩来吗?”

答案是否定的。“拿起你们的铲子挖就对了。”

只有两个年轻老师拒绝这么做,其他人都出去铲土了。虽然觉得受到了压迫,但在我们心中,仍觉得这是非做不可的工作——要勇于面对困难和危险,要能保护我们的祖国,这不就是我一直在教导学生的事吗?要挺身而出,保家卫国,牺牲奉献。我教导的俄国文学作品,可不是在讲人生道理,而是战争,例如肖洛霍夫、绥拉菲莫维奇、富尔马诺夫、法捷耶夫和鲍里斯·波勒沃夫。只有两个年轻教师拒绝参与。他们是新一代的人。这些人已经跟我们大不相同了。

我们从早到晚都在外头铲土。我们回家时,意外地发现商店仍在营业,女人们开始购买裤袜和香水。我们已经可以感受到战争的气氛了。尤其是忽然间出现了排队人潮,在购买面包、盐巴和火柴的现象,更加深了这种气氛。大家都忙着把面包脱水,做成饼干。虽然是在战后出生的,但我很熟悉这一切。我已经可以想象我会怎样离开我的家,我跟孩子们会怎么被撤离,我们会带些什么东西走,给母亲的信会写些什么。虽然我们生活在恐惧之中,但日常生活却一如既往,电视上仍播放着喜剧。我们知道如何在恐惧中生活,这是我们的天性。在这方面,没人能比得上我们俄国人。

***

军队进村后,开始撤离居民。街道上很快便充斥着军事器材:装甲运兵车,盖着绿色帆布的军用卡车,甚至还有坦克车。居民在士兵的注目之下撤离村庄,这样的气氛充满压迫感,特别是对那些参与过战争的人来说。刚开始,人们抱怨俄罗斯人——是他们的反应炉出了问题,所以是他们的错,然后渐渐改口为:“都是政府的错。”

切尔诺贝利事件常被拿来与战争相提并论,但前者严重多了。战争是人们可以理解的。而切尔诺贝利呢?人们对此哑口无言。

***

这感觉像是我从未离开过此地。我每天的行为一模一样。走在同样的街上,经过同样的房子。这个城镇就是这么宁静。

那一天是星期天,我躺在外头,晒着太阳。我母亲跑了过来:“孩子,切尔诺贝利爆炸了,人们都躲到家里,你竟然还在这里晒太阳!”我笑了:“那罗夫亚离切尔诺贝利有四十公里远。”

当晚,一辆日古利车停在我家门前,我朋友跟她丈夫走了进来。她穿着浴袍,她丈夫穿着运动服和老旧的拖鞋。他们从皮里亚特穿过森林,经过乡间小路才来到这里。

一路上有警察巡逻,还有军队封锁道路,他们不打算让任何人离开。她一进门就大喊:“我们需要牛奶和伏特加!快点!”她不停地喊着。“我们刚买了新家具、新冰箱。我还织了一件毛衣。所有东西都留在那里,我用玻璃纸把东西都包了起来。我们整晚都没睡。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到底会怎么样?”她丈夫试图安抚她,我们一连好几天都坐在电视前,等着戈尔巴乔夫发表声明。但政府没有做出任何声明。等到节日过后,戈尔巴乔夫才出现在电视上,他说:“同志们不要担心,一切状况都在控制之中。情况并不糟。人们仍在当地生活,工作。”

***

从村庄撤离的牲畜,被赶到地方行政中心的指定集合点。那些奶牛、小牛和猪群像疯了一样,在街上到处乱跑——人们想牵走就可以牵走。载着罐装肉品的火车从肉类集散场开到卡里诺维奇的车站,再开往莫斯科。莫斯科不接受这些货物,所以火车又开了回来,这些车厢如今已是坟场了。一整批货都被我们埋葬在此。我身上肉类腐烂的味道到了晚上仍消散不去。“这就是核子战争的味道吗?”在我印象中,战争的味道是硝烟味才对。

起初,他们会在夜间把孩子们运出来。他们打算隐瞒这场灾难,但人们还是发现了。人们会带着牛奶罐,来到我们的巴士前要食物,还自己煎派来吃。这情况就跟战争时一模一样。没有比战争更贴切的比喻了。

接着在地方行政官的办公室开了一场会议。这气氛像是在战时一样,所有人都等着民防科科长发言,因为大部分人对辐射一无所知,只有高中物理教过一点。科长走上台,照本宣科地念着核战书的内容,例如:一个士兵受到五十伦琴的辐射,就必须离开前线;如何建造避难所;如何穿戴防毒面具,以及测定爆炸范围的数据;等等。

我们搭着直升机来到污染区。我们全都装备齐全——没穿内衣,穿着看起来像厨师的廉价棉质雨衣,外头罩着防辐射的材质,戴着连指手套和外科用口罩,身上还挂着各式各样的装备。我们降落在某个村庄,那里的小男孩正在沙堆里玩耍,似乎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个孩子嘴里衔着一颗石头,另一个孩子咬着树枝。他们都没穿裤子,裸露着身体。我们收到命令,不能造成民众恐慌。

而现在我要承受这一切。

***

电视上开始播放这些片段—一一个老婆婆正在挤奶,把挤好的奶装到罐子里。一位记者带着军用辐射剂量计前来测量牛奶,然后旁白说:“看吧,一切都没问题,这里离反应炉只有十公里远。”

电视里还播了人们在皮里亚特河畔游泳、晒太阳的画面,远方可以看到反应炉和冉冉烟缕。旁白说:“西方想要制造恐慌,编造和这次意外相关的谎言。”然后,记者会再次拿出辐射剂量计,测量盘子里的鱼、巧克力条,或者小贩卖的松饼。这些全都是假的。当时军用的辐射剂量计,是设计用来测量环境辐射量,而非测量单一物品的。

这些谎言,这些天大的谎言,在我们心中已与切尔诺贝利密不可分。只有在战争时,政府才会说出这样的谎言。

***

我们正在等待第一个孩子出生。我的丈夫想要男孩,而我想要女孩。医生试图说服我:“你的丈夫去过切尔诺贝利,你必须堕胎。”我丈夫是个卡车司机,他在灾难发生的前几天被叫去运送沙石。但我听不进任何人的意见。

生出来的婴儿是个死胎,少了两根指头。是个女孩。我哭了。“至少也要给她手指啊,”我心想,“她毕竟是个女孩。”

***

没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打电话给军方总部——所有医疗人员都去出任务了——因此我自愿帮忙。有一位少校,我记不起他的名字,对我说:“我们需要年轻人加入。”

我试着说服他:“首先,年轻的医生还没有准备好;其次,他们的危险程度会增加,因为年轻人更容易受到辐射影响。”

他的回答是:“我们已经接到命令了,我们要派年轻人出去。”

患者伤口愈合的速度越来越慢。我还记得第一次下辐射雨的情景——人们后来称之为“黑雨”。我们是世界上最好、最杰出、最强大的国家,但人们并没有准备好应付这种事。

我丈夫是一位工程师,有大学学历,他很严肃地想要说服我,这是一场恐怖攻击,是敌国的牵制行动。当时很多人都这么认为。但我还记得有一次在火车上,我遇见一位曾参与建筑斯摩棱斯克核子反应炉的人。他告诉我,那些水泥、板材、钉子跟沙石是怎样从工地被偷走带到邻近镇上去卖的。这些建材被偷去换成现金,或换来一罐伏特加。

党中央会派人到城镇来跟工厂与人们商谈,但是来的人却不知道如何去除辐射活性,不知道如何保护孩童,也不知道食物里渗入了多少放射线系数。他们不知道什么是阿尔法、贝塔、伽马射线,也全然不懂放射生物学、离子化辐射,更不用说懂同位素了。对他们而言,这些东西就像从外星来的一样。他们只知道颂扬苏联人民的勇敢,讲述军队的英勇事迹和揭露西方间谍组织的阴谋。当我在党内集会中提出怀疑时,他们却告诉我要取消我的党籍。

***

我很害怕继续住在这片土地上。他们给了我一个辐射剂量计,但有了这个又能如何?我洗好衣服,洗得既洁白又干净,辐射剂量计却响了起来。我烹饪食物,制作饼和派,辐射剂量计又响了起来。连我铺床时,它都会响。我要这个东西做什么?我哭着给我的孩子们喂饭。他们会问:“妈妈,你为什么要哭?”

我有两个男孩。他们没去托儿所或幼儿园——他们总是待在医院里。大的从外表上看不出是男孩还是女孩,因为他没有头发。我带他去看过医生,也看过传统医者7。在同年级的孩子里,他是最瘦小的。他不能跑步、玩耍。如果有人不小心撞倒他,他就会开始流血,还有可能会死。他得了一种血液疾病,这个病名我不知道怎么发音。我跟他一起躺在医院,心里想:“他快要死了。”我后来才知道,不应该这么想。我躲在浴室里哭泣。没有任何一个母亲会在病房里哭,她们都会到浴室或厕所里哭。我回来时,带着满脸笑容:“你的脸颊好红润,你会好起来的。”

“妈妈,带我离开医院。在这里我会死。在这里的每个人都死了。”

现在我该去哪里哭呢?去浴室吗?浴室前面已经排起了队——排队的人都跟我有着相同的处境。

***

在五月一日纪念日当天,他们允许我们到墓园去。我们可以去坟墓,但警察不让我们回到自己的房子和庭院里,不过至少可以从墓地远望家园。我们在那里为家乡的人们祈福。

***

我告诉你,什么样的人住在这里。让我来举例说明。刚开始的几年,在那些“肮脏”的区域,政府在商店里摆满了中式牛肉罐头、荞麦等物资,于是人们便说:“噢,住在这里真好,现在你赶不走我们了。”

土地受污染的程度不一——在集体农场里可能有一块田是“干净的”,而旁边的田却是“肮脏的”。在“肮脏”的田里工作的人可以领到更多钱,所以大家都抢着去,而不愿意去“干净”的田里工作。

前不久,我弟弟从东亚回来看我。他说:“你们这里的人都像是黑盒子。”他的意思是飞机上那种记录航空信息的黑盒子。我想,我们这里的人都活得好好的,会说话,会走路,会吃饭,我们热爱彼此,但我们都是记录信息的黑盒子!

***

我是一个儿科医师。孩子们有不同的观点。举例来说,他们不认为癌症等于死亡——他们还不知道这两者之间的关联。他们对自己身上发生的事了如指掌——例如诊断结果,服用的药品,手术的名称。他们懂的比他们的母亲还多。他们过世的时候,脸上有着惊讶的表情。他们就这样带着讶异的表情离开人世。

***

医生警告说,我的丈夫有可能会死。他得了白血病,也就是血癌。他从切尔诺贝利隔离区回来后,两个月内便生病了。是工厂的人派他去的。某次夜班结束后,他早上回到家说:“我明天要离开了。”

“你要去做什么?”

“在集体农场工作。”

他们在方圆十五公里的土地用耙子耙起麦秆,采收甜菜,挖马铃薯。

后来他回来了,我们一起去看望他的父母。他跌倒时,正在跟他父亲一起补墙。我们叫了救护车,送他去医院——他的白细胞过高,已达到有生命危险的程度。

回来时他说:“我就要死了。”他变得很安静。我试着说服他不要这样想。我哀求他,但他不相信我。后来我帮他生了一个女儿,他才肯听我的话。有一次我早上醒来,看着一旁熟睡的他,心想:我以后一个人该怎么办?

人不应该一直想着死亡,所以我把脑海中的这些念头赶走。如果我早知道他会因此生病的话,我会把家里的门都锁上,我会站在门口挡着,我会用家里所有的锁,把每一扇门都锁起来,不让他离开。

***

我跟我儿子这两年来跑了一家又一家医院。我不想再听到或读到关于切尔诺贝利的事。我什么都见识过了。

医院里的小女孩玩着洋娃娃。她们会合上洋娃娃的眼睛,假装洋娃娃死了。

“洋娃娃为什么死了?”

“因为她们是我们的小孩,小孩子都活不了,生下来以后就会死。”

我的小孩阿尔乔姆七岁了,但是看起来像五岁的孩子一样。我看到他闭上眼睛,以为他睡着了。我哭了起来,以为他不知道,但他却开口说:“妈妈,我要死了吗?”

他会沉沉睡去,几乎没有呼吸。我会跪在他的床边:“阿尔乔姆,睁开你的眼,跟我说话。”我心想,他的身体还是暖的。

他会睁开眼睛,然后又沉沉睡去,像是死了一般。

“阿尔乔姆,睁开你的眼。”

我不会让他死的。

***

前不久,我们在庆祝新年。各种食物我们应有尽有,而且全是自制的,有猪油、肉类、腌菜,连伏特加都是自制的。只有面包是从商店里买的。当然,“自制”也就意味着这些东西是从切尔诺贝利来的,残留着铯和锶的余味。但我们还能从哪里取得物资呢?镇上的商店都空了,就算有东西买,以我们的薪水和抚恤金也买不起。

家里来了一些客人,是我们的邻居,都是些年轻友善的人。一个是老师,另一个是集体农场的技工,还有他的妻子。我们吃饭喝酒,然后开始唱起歌来。我们都不由自主地唱起那些老歌——革命歌曲和军歌。“柔和的晨曦照亮了古老的克里姆林宫”。那是个美好的夜晚,像是回到了过去。

我在写给儿子的信中,提到了这件事。他是学生,住在首府。他回信说:“妈妈,我试着想象这个画面。这很不可思议。在切尔诺贝利的家中,新年枞树被装饰得闪闪发亮,人们围绕着桌子,唱起了革命歌曲和军歌,像是古拉格集中营和切尔诺贝利事件都从未存在过一样。”

我感到很害怕——不是为我自己,而是为我儿子。他已无家可归了。

 

第三部 出人意料的哀伤

我们不知道的事:死亡能有多美

起初,问题在于谁该负起责任。然后,当我们懂得更多时,我们会开始想,我们该做什么?我们该如何保护自己?自从知道这一事件的影响不只是一两年,而是好几代人时,我们便开始回顾过去。

事情发生在周五晚上。当天早上,没人预料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我带着儿子去上学,我丈夫去理发。丈夫回家时,我正在准备午餐。

“核电厂好像起火了,”他说,“他们说要大家随时开着收音机。”

我忘了说,我们住在皮里亚特,就在反应炉附近。我还记得那耀眼的深红色光芒,反应炉看起来像在发光一般。那光芒太过耀眼,并不是一般的火灾。那景象看起来很美,就算在电影里也看不到这样的画面。

当晚,所有人都跑到阳台上,家里没有阳台的,也去了朋友家里的阳台。我们家在九楼,视野很好。人们带着孩子出来,把孩子抱起来说:“看啊!要记住这景象!”

那些在反应炉工作的人——工程师、工人、核能技术指导,他们就站在黑色的烟雾中谈话、呼吸,对眼前的景象感到讶异。人们开着车,或骑着脚踏车,从各处蜂拥而来围观。我们并不知道死亡能有多美,不过味道却不怎么好闻——那并不是春天或秋天的气息,也不是泥土的味道,而是另一种东西,让我们的喉咙发痒、眼睛流泪。

我整晚没睡,听到楼上的邻居在踱步,他们也睡不着。他们似乎在搬东西,不时发出碰撞声,也许他们在打包行李。我吃了一些止痛药来抑制头痛。第二天早上起来,我环顾四周,我还记得当时的感觉——这不是我添油加醋,当时我真的感到有所不同——我感到有些不对劲,某些东西已经永远改变了。

早上八点,街上已满是戴着防毒面具的士兵。当我们看到这些士兵和军车时,我们并不感到害怕——相反的,还更为安心了。既然已派出军队来支援我们,那一切都会没事的。我们当时还不知道,看似无害的原子能置人于死地,人类在物理定律面前是无能为力的。

收音机一整天都在告知大家要准备撤离:他们会把我们带走三天,清洗所有物品,并且仔细检查。小孩们则需要带着他们的课本。即使如此,我丈夫仍然将我们的一些文件和结婚照放到行李箱里。我只带了一条纱布手巾,以防天气变糟。

打从一开始,我就觉得我们变成了切尔诺贝利人,我们已经成为了另一种人。晚上,载着我们的巴士停在一个小镇上。人们就睡在学校地板上或集会场所,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去了。

一个女人邀请我们去她家休息。“来吧,”她说,“我铺床给你们睡,你们的孩子这样好可怜。”

她的朋友却把她拉到一旁:“你疯了吗?他们都被污染了!”

我们在莫吉廖夫停留时,我的孩子开始去上学,他第一天从学校回来时满脸泪水。他们要他坐在一个女孩旁边,那女孩却不愿意,说他有辐射。我的孩子读四年级,他是班上唯一从切尔诺贝利来的。其他孩子惧怕他,他们都叫他“亮晶晶”。他的童年就这样提早结束了。

当我们离开皮里亚特时,有一列军队与我们反方向而行。我看到来了那么多军车,这才开始感到害怕。但我心里却忍不住想,这一切都与我无关。我眼里满是泪水,四处寻找食物。我抱着孩子入睡,使他安静,但身为一个旁观者的心态,却在我心里挥之不去。

到基辅时,我们都领到了一些钱,但我们什么都买不到:有数十万人离开了家乡,他们早已把所有东西买光吃光了。在火车站和巴士上,很多人当场就心脏病发作或中风。我母亲曾经救过我一命。她现在年事已高,好几次都变得一无所有。第一次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她的牛、马和房子都被人夺走了。第二次是一把火,她从火场里唯一救出的就是我。现在她说:“只要我们还活着,这一切都会熬过去的。”

我还记得一件事。在巴士上,大家都在哭。一个坐在前面的男人对着他妻子大吼:“我真不敢相信你会这么蠢!其他人都带了该带的东西,而我们却只带了这些三升的空罐子!”

那位妻子说,既然要搭巴士,不如顺道带一些空罐子给住在途中的母亲。他们的座位旁摆着装得满满的大袋子。一路上,我们不时被这些袋子给绊倒,他们就带着这些空罐子来到了基辅。

现在我参加了教堂的唱诗班。我开始读经,上教堂——只有在这里能听到人们谈论永恒的生命,这样的言语可以安抚人心。你会很渴望听到这样的话语,这是在其他地方听不到的。

我时常梦想着,能在皮里亚特的阳光下和我儿子一同骑马。那里现在是一座空城了,但我们仍骑着马欣赏着玫瑰。皮里亚特有很多种玫瑰,有一大片一大片的玫瑰。我还年轻,我的孩子也还年幼。我深爱着他。在我的梦想里,我已经忘却了一切恐惧,从头到尾我都只是一个旁观者。

——娜杰日达·彼得罗夫娜·维戈夫斯卡雅,从皮里亚特撤离的居民

 

铲子和原子

我尽可能牢牢记住那些日子。我当时有许多新感受——像来到了未知领域所感受的恐惧,像我登上火星了一样。我来自库斯克。一九六九年时,库尔恰托夫镇附近建起了一座核电厂。我们常去那里购买食物——供应给核电厂工作人员的食物质量是最好的。我们以前常去附近的池塘钓鱼,就在反应炉旁边。切尔诺贝利事件发生后,我常常想起这些事。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我接到一则通知,我是一个守法的人,因此第二天我就去军方的募集办公室报到。他们看了我的资料,对我说:“你从来没跟我们一起出过任务。现在我们正需要化学家。你想去明斯克附近的营地待二十五天吗?”我心想:为什么不暂时放下家庭和工作,去走一趟呢?我可以去走走,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二日,上午十一点,我带着一大包行李,还有一支牙刷,来到了集合点。和平时期的任务,来了那么多人,我感到很讶异。我开始想起那些战争电影的画面——六月二十二日,多么特别的一天啊,这一天正是德国人入侵的日子。一整天我们都在重复着集合、解散的动作,终于在天黑时搭上了巴士。

有个人在车上宣布:“如果你带了酒,现在就打开来喝。今晚我们就会搭上火车,明天一早就要编入部队。我希望大家明天都能如同早晨的黄瓜一般新鲜有力,不要带着多余的行李。”好的,没问题,我们狂欢了一整夜。

早上,我们才知道我们的单位在森林里。我们又排好队形,然后按字母顺序点名出列。每个人都拿到了防护装备。他们给了我们每人一套,又发了一套,然后再发一套。我心想,这事应该非同小可。他们还给了我们大衣、帽子、床垫和枕头——全都是冬天用的配备。可当时是夏天,而且他们说过我们二十五天后就能回家了。

“你在开玩笑吗?”与我们一起前来的上尉笑着说,“二十五天?你们要被派去切尔诺贝利六个月。”

我真不敢相信,然后开始感到愤怒。他们开始说服我们:在反应炉二十公里外工作,可以拿到两倍的薪水,十公里外可以拿到三倍,而在反应炉周围工作的人可以拿到六倍的钱。

有一个人开始估算,半年后他就可以开着新车回家了,另一个人想要离开,但他已经身在军中不由己了。辐射是什么?没人知道。尽管我刚上过民防教育课程,但他们教的是三十年前的旧东西,例如五十伦琴是致死的剂量。他们教导如何在核爆时扑倒在地,以避开冲击波。他们还教有关放射线和辐射热能的知识,但最危险的辐射污染,他们却只字未提。

带领我们前往切尔诺贝利的长官也不太机灵。他们只知道一件事:多喝伏特加可以抵抗辐射。我们在明斯克附近住了六天,这六天里每天都喝酒。我观察着酒瓶上的标签,起初我们喝的是伏特加,后来开始喝一些古怪的东西,像是各类玻璃清洁剂。身为一个化学家,我对此很感兴趣。喝了清洁剂之后,你会觉得脚软,但头脑很清醒,你告诉自己要“站起来”,却会跌倒在地。

我是个有硕士学位的化学工程师,我在一家大工厂担任实验室的主管。而他们竟然叫我做什么呢?他们拿了一把铲子给我——这是我唯一的工具。我们很快就想出了一个口号:“用铲子对抗原子!”

我们的防护装备包括口罩和防毒面具,但外面的温度是三十摄氏度,没人会戴上这些东西,不然会热死。我们都签收了这些物品,就像领取备用弹药一样,随后就置之不理。

他们带着我们从巴士转搭火车。车厢里只有四十五个座位,而我们有七十人,所以我们轮流休息。

到底有什么在切尔诺贝利等着我们?一大堆军事装备和士兵,还有清洁站。这是真正的军事行动。我们被安置在帐篷内,十个人一间。我们当中有些人家里有孩子要照顾,有待产的妻子,还有已缴了房租没住的。但是没有一个人抱怨。如果这是我们应做的事,我们义无反顾。祖国需要我们,我们就挺身而出。我们都是这样的人。

帐篷周围有堆积如山的空罐子。战争时,军方后勤单位会提供特别的补给。有肉罐头、荞麦薏仁,还有鲱鱼罐头吃剩后的空罐。到处都有成群结队的猫,像苍蝇一样。村庄里空无一人——当你听到开门声,转头一看,出来的不会是人,而是一只猫。

我们负责挖起受污染的表层泥土,将挖起的泥土放上车,然后载到废物掩埋场。我以为废物掩埋场会是一个复杂且经过精心设计的建筑物,实际上却仅是一个大坑。我们将挖起的土地表层卷起来,像一张大地毯。整片绿色的大地都被我们挖了起来,上面有花草和根须,还有小虫、蜘蛛和蚯蚓。

这份工作真不是正常人做得来的。你没有办法只挖起表层泥土且将活物分离开来。若不是我们每晚疯狂喝酒,我们可能会无法承受这一切,大概会崩溃吧。我们将方圆好几百公里的地都翻了过来。房屋、谷仓、树木、道路,还有水井,仍赤裸裸地留在原地。

早上起床时,你知道该刮胡子了,但你却不敢去看镜中自己的面貌,因为这会使你胡思乱想。很难想象这里的居民会回来居住,但我们仍然更换了房屋的瓦片和屋顶。我们有上千人,大家都知道这么做徒劳无功,但我们仍然每天起床做着同样的事。

有一天,一位不识字的老人对我们说:“啊呀,年轻人,不要再做这些蠢事了。来这里坐,跟我们一起吃饭。”

风不停地吹,云也跟着流动,反应炉没有关闭。我们挖起一层泥土,下周回来又得重新来过。但已经没什么可挖了——只剩被风吹来的沙土。这些任务里,只有一件我觉得有意义:有一次,直升机洒下了一些特殊混合物,在松动的底层土地上制造出一层聚合物薄膜,让土地不再松动。这我可以理解。其余的时间,我们还是不停地一挖再挖……

虽然村民都要求被撤离,但还是有一些老人留了下来。走进老农民的小屋坐下来吃饭——这只是一种仪式而已,让我在这半小时内,能重新感受到正常的生活。你不能吃那里的任何东西,那是不被允许的。但我还是很渴望能走到老农民的小屋中,在餐桌旁坐下。

我们的工作结束后,唯一剩下要处理的,便是那些大坑。他们大概打算用混凝土将坑封住,然后再用铁丝网围起来。他们将那些使用过的倾卸车、货车,还有挖土机留在原地,因为金属也会吸收辐射。我听说这些工程用具全都消失了,换句话说,是被偷了。我相信这个说法。这里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

有一次我们都惊慌起来:辐射检测人员发现,我们餐厅的辐射量比我们工作的地点还高。我们当时已经在那里用餐两个月了,但别无他法。所谓的餐厅,不过是由一些柱子和胸口高的板子组成的。我们站着用餐,在水桶里洗澡,厕所是空地里挖出的大坑。我们手里都拿着铲子,反应炉就在不远处。

过了两个月,我们开始有点清楚情况了。大家开始说:“这不是自杀任务。我们已经来了两个月了——已经够了。他们现在应该换其他人来。”

安托什金少将来和我们谈,他很诚实:“对我们来说,带新的人员换班并没有好处。我们已经发了三套衣服给你们,而且你们对这里也很习惯了。带新人来,不但花钱,还很麻烦。”他一直强调我们是英雄。他们会在众人瞩目下,颁发奖状给每一周挖地挖得特别努力的人。被封为苏联最佳的掘墓人,这真是疯狂。

这里的村庄空无一人——只剩下猫和鸡。走进一间谷仓,你会发现里面堆满了鸡蛋。我们会把蛋煎来吃。身在军中,什么都要能吃得下肚。我们还会抓鸡烤来吃,一边喝着自制的伏特加。

每晚我们在帐篷内都要喝掉三升酒。有人下西洋棋,有人弹吉他。待久了就习惯了。有人醉倒在床上,还有人大吵大闹。有两个喝醉酒的人开车出去兜风,结果翻车了。用了液压救生工具,才把两人从压扁的车下救出来。

我会写日记,以及写很长的信给家人,我一直平安无事。政治部部长注意到这一点,他不断问我都写些什么,还问我日记放在哪里。他指使我的邻床监视我,但那个人却跑来警告我:“你在写什么?”

“我的博士论文。”

他大笑:“好,我就跟上校这么说,但你应该把写的东西藏好。”

我的同伴都是好人。我已经说过了,我们当中没人有怨言,没一个是懦夫。相信我,没人能够打倒我们,绝对没有!那些长官成天待在帐篷里。他们穿着拖鞋走来走去,饮酒度日。谁会在乎呢?我们做好该做的工作,就让那些长官的肩膀上再多一颗星吧。谁会在乎呢?这就是我国人民的风格。

辐射检测人员就像神一样。村民会围绕在他们身边:“小子,告诉我,我的辐射指数是多少?”

一位大胆的士兵想到了一个方法。他拿了根普通的棍子,捆上一些电线,敲了敲某位老太太的家门,然后拿起棍子,对着墙壁挥动。

“嗯,孩子,跟我说说结果如何。”

“这位婆婆,这是军方机密。”

“孩子,你可以跟我说,我会给你一杯伏特加酒。”

“好吧,”他喝下了酒,“啊,婆婆,这里一切都很正常,不用担心。”然后就离开了。

时间已经过了一半,他们才终于给我们发了个人用的辐射剂量计。这东西是个小盒子,里面装着水晶。有些人想到一个主意,他们每天早上把这东西带到废物掩埋场,让剂量计整天吸收辐射,这样他们就能提早离开,也许还能拿到更多薪水。

有人把剂量计绑在靴子上,以便靠近地面的辐射。这真是一场闹剧。剂量计上面的指针根本不会动,这东西必须先接触到一定的起始辐射剂量,才会开始运作。换句话说,这是仓库里五十年前的小玩具。这样做只是为了让我们安心而已。在我们完成工作后,我们的医疗纪录卡上写的数据都一样:他们将我们工作的天数乘以每天平均的辐射量,而每天平均的辐射量是在帐篷处测量的,不是在我们的工作地点。

我们的休息时间有两小时。我会躺在草地上,看着盛开的樱桃树,上面长满了又大又多汁的樱桃,擦一下就可以吃。还有桑葚——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实物。

我们不用工作时,他们会带我们列队四处走动。我们会看印度爱情电影,看到凌晨三四点。有时厨师会因此睡过头,导致荞麦都没煮熟。他们会带报纸给我们看——在报纸里,我们都被写成英雄,写成志愿者!报上还有一些照片。我们都很想见见那位摄影师……

联邦支援部队也在附近。有来自喀山的鞑靼人。我目睹了他们国家的军法审判。一个人跑在部队前方,如果他停下脚步或走偏了,就会遭到一阵拳打脚踢。这个人负责清洁房屋,而他身上被搜出一大袋偷来的物品。立陶宛人也在附近。才过了两个月,他们就开始反抗,要求回国。

有一次,我们接到特殊的命令:立刻去空无一人的城镇,清洁某栋房子。真是不可思议!

“为什么?”

“明天要在那里拍摄婚礼。”

我们拿着水管喷洒屋顶、树木,冲洗地面。我们还把马铃薯园、花园和庭院的草都收拾干净,一处不漏。第二天,来了新郎和新娘,还有一整车的宴客。他们放起了音乐。这一对是真的新郎新娘,并不是演员——他们已经被撤离了,住在其他地方,但是有人说服他们回来举行婚礼,过程将被拍摄下来作为历史纪录。这是我国政治宣传活生生的实例,这里成为专门制造白日梦的工厂。我出现在这里,也算是证明了关于我们的神话:看吧,我们能在各种环境下生存,就算是去过死亡之地也一样。

就在我快要回家时,指挥官把我叫去:“你在写些什么?”

“写信给我年轻的妻子。”

“好吧。自己小心点。”

过去那段日子,留给我怎样的回忆?这一切真是疯狂。我们挖了又挖,铲了又铲。我曾在日记里写下我的感悟,我刚来的前几天就领悟到了这一点——回归尘土竟是如此简单。

——伊凡·尼古拉耶维奇·萨柯夫,化学工程师

 

测量

到五月底,差不多是意外发生的一个月后,我们收到周围三十公里处生产的产品,开始按照要求检验。我们这个研究所全天运作,就像军事单位一样。当时我们是白俄罗斯唯一有专家和设备来做检验工作的地方。

我们收到了家畜和野生动物的内脏器官。我们检查了乳汁。经过首次检验,这些送来的东西显然不能称为肉类,而应该说是辐射的副产品。隔离区的牲畜都在轮班管理之中——畜牧人来来去去,挤奶工人只有需要挤奶时才会来。乳制品工厂依照政府的计划运作。

我们检验了牛奶。那些东西不是牛奶,是辐射的副产品。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都使用罗加契夫乳制品工厂的炼乳和浓缩牛奶,来作为课堂上使用的标准辐射源。与此同时,这些产品还在市面上售卖。当人们开始拒绝购买罗加契夫的乳制品时,市面上忽然出现了一堆没有标识的牛奶。我不认为是他们忽然缺包装纸了。

第一次去隔离区时,我测出森林的环境辐射值,是道路和田地的五六倍。各地的辐射量都偏高,但牵引机没有停止运作,农夫们也继续种田。

在少数几个村庄,我们测量了当地成人与孩童的甲状腺机能。得出的结果是:超出正常范围的一百倍,甚至超出两三百倍。我们一行人中,有位女性放射学者,看到儿童在沙地里玩耍,顿时变得歇斯底里。

我们检验了母乳,同样具有放射性。我们到店里,正如大部分小镇商店一般,衣服和食物摆放在一起,西装和洋装摆在萨拉米香肠和牛油旁边。这些商品就这样暴露在外,都没用玻璃纸盖起来。我们测量了萨拉米香肠和蛋——我们拍了X光照片——这些东西不是食物,是辐射的副产品。

我们看到一个女人在她家门口的长椅上哺乳,她就像切尔诺贝利的圣母,但她的母乳里却含有铯元素。

我们向主管询问:“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该如何是好?”

他们说:“做好检验工作,然后回家看电视。”

戈尔巴乔夫在电视里安抚民众:“我们已经采取了紧急措施。”

我相信了。我当了二十年工程师,我熟知物理定律。我知道所有生物都必须离开那个地方,就算只是短期离开也好。

我们尽职尽责地检验,然后守着电视。我们已经习惯笃信不疑了。我是战后出生的一代,带着信心和信仰成长。这些信心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在那场可怕的战争中获胜了。当时全世界都对我们心怀感激。

所以这就是你问题的答案:为什么我们知道实情,却保持沉默?为什么我们不去广场上大声说出来?我们汇编了检测报告,写好附注,但我们却保守秘密,默不作声地执行命令,因为我们遵守党的纪律。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不记得有任何同志拒绝前往隔离区工作,并不是因为我们害怕失去党员身份,而是因为我们对党有信心。我们有信心健康幸福地活下去,这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是一切的准则。在失去这种信心后,很多人得了心脏病,甚至自杀,就像列加索夫教授一样,朝自己的心脏开枪。一旦你失去对党的信心,你就不再是党的一部分了,只是一个失败者,失去了活着的目的。这是我对他自杀行为的理解,他的行为是一种征兆。

——马拉特·菲利波维奇·科哈诺夫,白俄罗斯国家科学院核能研究所前首席工程师

 

可怕的事总是悄悄发生

我们听说在某地发生了事件,最初我连地名都没听清楚,不过我知道那里离我们所在的莫吉廖夫很远。然后我弟弟从学校急忙跑回家,他说孩子们都领取了药物,所以很明显,真的有事件发生了。

然而我们五月一日时仍在享乐。我们玩到很晚才回家,风吹开了家里的窗户。我是后来才想起这件事的。

我在环保部门的检验中心工作。我们还在等待上头的指示,但是没有任何消息。我们的成员里有环保专长的并不多,尤其是上头的主管。他们多是退伍的军官、前党工、退休人士等麻烦人物。如果你在某处搞砸了事情,就会被送来这里,然后你就会在这里整理文件度日。

直到我们的白俄罗斯作家阿列克谢·阿达莫维奇到莫斯科抗议之后,这种情况才引起重视,这些人才开始知道要站出来说话。

他们恨透了那个作家!这真是不可思议。他们的孩子,他们的孙子就住在这里,但他们却不作声,而是由一位作家向世界呼喊:“救救我们!”

你可能认为他们的自我保护机制会产生作用,其实不然,每次党内集会或休息抽烟时,他们总是不断地数落“这些作家”:

“他们为什么要多管闲事?他们真是为所欲为!我们有接到指示!我们需要遵从命令!他懂些什么?他又不是物理学家!中央委员会和党书记都站在我们这边!”

到这个时候我才开始稍微懂了,生活在一九三七年大整肃时期会是怎样的感觉。

当时,我对核电厂全是美好的观感。中学和大学教育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可以“无中生有”制造能源的魔法工厂,只要那些穿着白袍的工作人员按下按钮即可。

切尔诺贝利的爆炸是我们始料未及的,而且也没有任何相关信息。我们拿到一大沓标记着“最高机密”“意外调查报告:机密”“治疗观察结果:机密”“清理人辐射污染调查报告:机密”等诸如此类的文件。

当时谣言四起:有人在书上读到,有人听说,有人宣布……有一部分人相信西方的说法,只有这些人会讨论吃药的种类和服药的方法。但大多数人的反应是:虽然我们的敌人在幸灾乐祸,但我们仍占上风。五月九日,老兵们仍然会上街举行胜利游行。直到后来才发现,就连那些在反应炉灭火的人员,也活在谣言中。“我认为空手拿石墨是很危险的举动。我认为……”

突然出现了一位疯女人。她在市场里喃喃自语地走着:“我看得到辐射,是蓝色的,辐射把一切都毁了。”

人们不敢再买市场里的牛奶和奶酪。一位老太太手里拿着卖不出去的牛奶。“别担心,”她说,“我没让我的牛去草地吃草,我是自己拿草给牛吃的。”

如果开车到镇外,你会看到一些很特别的稻草人:包着玻璃纸的老农妇站在包着玻璃纸的奶牛旁。你会哭笑不得。

这个时候我们开始接到检验的任务。我被派到了木料处理工厂。这里收到的木材量依然不减——营运计划没有改变,他们和往常一样。我在仓库里启动了测量器材,辐射剂量高得吓人。木板其实没有问题,但当我测量扫帚时,剂量马上爆表。

“这些扫帚是从哪里来的?”

“克拉斯诺波尔。”

后来我们才知道,克拉斯诺波尔是全莫吉廖夫辐射污染最严重的地方。

“我们还有一批货没出,其他的已经运出去了。”

你要怎么去各城镇找回这些东西呢?

还有件事必须跟你说,我怕我忘了……

噢,对了!切尔诺贝利事件发生之后,你会突然有了新的感受,每个人都必须面临一种个体的生活,我们很不习惯。之前我们不需要这样的生活方式,但现在必须思考: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可以给小孩吃?什么是危险的?什么不是危险的?你应该搬家还是留在这里?

每个人都必须做出自己的决定。但我们已经习惯以前的生活方式了,整个村庄是一个共同体,包括工厂、集体农场。我们是苏联人民,我们是一个共同体。我是一个苏联人,彻头彻尾的苏联人。我读大学时,每个暑假都会随着共产党学生青年团行动。我们在暑假工作,把收入捐给南美的共产国家。我当时在单位的部分收入,是要分配给乌拉圭的。

然后,我们改变了。一切都变了。要接受这样的改变并不容易,更何况我们没有表达意见的能力。

我是生物学家。我的论文是研究蜜蜂的行为。我曾在无人岛住了两个月,在那里培育蜂巢。我和蜜蜂相处了一个礼拜,它们才接受我进入它们的家庭。它们不会让任何人接近至三米的范围,却愿意让我接近。我把蘸着果酱的火柴伸进蜂巢喂食。

我的老师曾说:“千万不要破坏蜂窝,这是一个很好的异种生态类型。”

蜂巢和整座森林息息相关,而我也渐渐融入这片大地。一只小老鼠跑到我的球鞋上——它是一只野生的老鼠,但它已经认为我是这环境的一部分了。我昨天就在这里,明天也不例外。

切尔诺贝利事件过后,人们举行了一场儿童画展。其中一张画着一只鹳经过田野,然后消失在田野,上面写着“没有人跟鹳说发生了什么事”。我的感受也是如此,但我有工作在身。我们在各地采集水和泥土的样本,然后带到明斯克。我们的助理抱怨说:“这真是烫手山芋。”我们没有防护措施,没有特殊衣物。人坐在车子前座,后座放的都是会发亮的样本。

我们有掩埋辐射土的指定程序。用土埋土——这真是古怪的行为。根据指示,在掩埋任何东西之前,首先得进行地理勘查,确认掩埋地四到六公里处没有地下水,而且掩埋的坑不能太深,坑的周围和底部都必须铺上塑料袋。

虽然程序这样写,但实际操作时当然会有所不同。不出所料,地理勘查这个步骤被省略了。那些人只是随手指向一块地,说:“挖这里。”挖土机便开挖了。

“你要挖多深?”

“谁知道?等我挖到水再停。”

他们就这样朝着水源挖。

他们总是说:“人民是神圣的,错都错在政府。那就让我来告诉你,我对人民还有我自己的想法。”

我出过最长的任务,是在克拉斯诺波斯克区域,这里的情况最糟。为了避免把放射性物质从地里冲入河流,我们需要按照指示行动。

我必须挖双倍深度的犁沟,间隔一段距离,然后再挖犁沟,保持同样的间隔。因此我需要开车巡视每一条小河。我搭着巴士来到地方行政中心,我需要一台车来执行这项任务。

我见到了地方行政议长,他坐在办公室里,正在抱头苦恼:没人下令改变政策,没人对收割作业流程做出更改。豌豆和多数豆类一样,会吸收大量辐射,但他们既然已经种了豌豆,就得采收。这里部分地区的辐射量已经超过了四十居里。

所以他没时间理会我。幼儿园的厨师和保姆都逃跑了,孩子们正在挨饿。所有外科医师也离开了——现在要动个切除盲肠的手术,都必须搭救护车去邻近的行政区,路程长达六十公里,一路上颠簸不堪。还谈什么挖犁沟的车子?他完全没时间理会我。

所以我找到军方。这里的部队都是年轻人,他们在此停留了半年,都已病得不轻。他们给了我一台装甲运兵车,还附带人员——不,等等,是更精良的装甲侦察车才对,上面还装了一门机枪。真可惜我没跟这台车一起合影。我认为这真是男人的浪漫。负责指挥这台车的少尉会不时向基地汇报:“呼叫老鹰!呼叫老鹰!我们正在执行任务。”

我们行驶在同样的森林,同样的道路上,开的却是一台装甲车。路上的妇女们躲在篱笆后哭泣——自从战争结束后,她们就没见过这样的车。她们害怕另一场战争要开始了。

根据指示,负责挖犁沟的牵引机驾驶座必须密封且有辐射保护措施,但驾驶员竟然把牵引机停在一旁,躺在草地上休息。

“你疯了吗?没人警告过你吗?”

“但是我已经把上衣垫在头下了啊。”他说。

人们还搞不清状况。他们长久以来生活在核战的恐惧中,却不惧怕切尔诺贝利发生的事件。

这里的风景很美,那些古老的森林还在。弯曲的河流有茶水一般的颜色,溪流清澈,草地绿意盎然。人们在森林中喊着彼此的名字。对他们而言,这一切这么自然,就像早上起床来到家中庭园一样。只有你心里知道,这里的一切都被污染了。

我们遇见了一位老妇人。

“孩子,告诉我,我可以喝我的奶牛产的奶吗?”

我们低下了头,我们都收到了命令——只收集资料,不许与当地人互动。

最后驾驶员终于开口了。

“婆婆,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噢,我年过八十了。说不定还更老,我的资料在战争中被烧掉了。”

“那您尽量喝吧。”

那些村庄里的居民最让我感到不舍——他们天真无知,像孩童一样,却要受苦受难。那些农夫与切尔诺贝利无关,他们与大自然是一种信任的关系,并非掠夺与被掠夺的关系,千百年来一向如此。他们不能理解发生的事情,只好选择相信那些科学家或受过教育的人,把这些人当神父一样。但他们得到的信息却是:“一切都很正常,没什么好害怕的,只要记得吃饭前洗手就好。”我当时还不明白,但过了数年后我才终于知道,我们都是这项罪行的共犯,一同参与了这个阴谋。(她沉默不语)

你无法想象,有多少送入隔离区的补助品被走私出来:咖啡、牛肉罐头、火腿、柳橙。这些东西装箱后用货车运出,因为其他地方都买不到。当地的商人、督察,低阶和中阶官僚都赖此为生。人们比我想象中的还要恶劣,我也是其中之一。现在我知道自己是怎样的人了。(她停顿了一下)当然,重要的是我愿意承认我是这样的人。

我再举一个例子。一个集体农场中大约有五座村庄,其中三座是“干净的”,两座是“被污染的”。两者之间,只隔两三公里的距离。被污染的村庄可以领到“坟墓”金,干净的村庄没有。现在“干净的”村庄正要建造牲畜圈舍,需要使用干净的饲料。但是干净的饲料要去哪儿找呢?风吹过一片又一片的田地,这些田地全在同一块土地上。为了要建造圈舍,有些文件需要签名,需要经过委员会签署同意,而我正是委员会的一员。大家都知道我们不应该签署这些文件,这根本就是犯罪。但最后我还是把自己的行为合理化,就跟其他人一样。我心想:干净饲料的问题与环保稽查人员无关。

每个人都把自己的行为合理化,为自己找到借口。我自己就是最好的例子,我发现可怕的事情总是悄悄发生在生活中。

——卓娅·达尼洛芙娜·布鲁克,环保稽查人员

 

答案

难道你没注意到我们之间并不会去谈论这件事吗?再过几十年、几百年,这些年发生的事将会成为传说。

我害怕雨水。这就是切尔诺贝利。我害怕雪,也害怕森林。这不是凭空想象,也不是心理作用,而是真实的感受。切尔诺贝利就在我的家里,在我最宝贵的东西身上,在我的儿子身上。

他出生于一九八六年的春天。现在他病了。动物们知道何时该生育,要生多少,就连蟑螂也一样。但是人类却不知道怎么做,上帝并没有赐予我们预知的能力。不久前,一份报道显示,单是一九九三年的白俄罗斯,就有二十万件堕胎案例。因为切尔诺贝利,我们现在全都生活在恐惧之中。人的天性似乎被封闭了起来,在静静地等待着。

查拉图斯特拉大概会说:“噢,我真不幸!时间到哪里去了?”

我想了很多。我试图寻找其中的意义。你想过吗?切尔诺贝利给俄国人的思维模式带来了一场大灾难。有人说爆炸的不仅是反应炉,而是整个价值体系,我很同意这一点,但这样的解释还不够。

我是历史学家。我曾学习语言学,也就是语言的哲学。我们不仅用语言思考,语言也会思考我们。当我十八岁,也许更小的时候,我开始阅读地下刊物,因而认识了沙拉莫夫和索尔仁尼琴,我才忽然明白我的童年充斥着集中营的语言。即便我是生长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中(我祖父是部长,父亲是圣彼得堡大学教授),对我们这些年轻人而言,称呼自己的父母为老大哥和老大姐8也是极为平常的事情。

“小心卑鄙的浑蛋身旁一定有个拿扁钻的家伙。”——我九岁时就知道这个俚语了。我完全不知道怎么讲文雅的话。我们玩的游戏、讲的谚语和谜语都是从集中营里学来的。因为集中营可不是位于遥远禁地里的另一个世界,集中营就在我们身边。阿赫玛托娃曾写过:“一半国人被处理,一半国人在狱中。”我想这种被监禁的自觉将不可避免地对文化造成冲击,也会冲击社会。

我们是在一种苏联式的特殊信仰里成长起来的,我们相信人是所有创造物之王,有权随心所欲地对这个世界做出任何事情。米丘林曾说过:“我们不能等待大地之母的恩赐,我们必须向她索取。”这是在试图教导人民去追求他们本来并不具备的物质。

我们长期受到压迫,而现在每个人却都开始谈论上帝。在古拉格集中营,一九三七年的牢狱之灾,一九四八年党部在会议上谴责世界主义,还有赫鲁晓夫执政时期拆毁古老教堂等时期,为什么人们当时并不信奉上帝?俄国当代信仰的内涵是阴险又虚假的。他们轰炸车臣的平民住宅,消灭那些稀少又自豪的民族。这就是我们做事的唯一方法,用剑而不用言语——用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来解决问题。当我们用铲子将灼伤的坦克驾驶员救出来时,邻近的人们正手持蜡烛站在教堂里,庆祝着圣诞节。

现在呢?我们要试试看,我们是否有能力重新审视过去的所有历史,就像战后的德国和日本一样。我们有足够的智识和勇气吗?人们很少谈论这一点,只懂得谈论开放市场、谈论票券和支票。我们再次存活了下来,耗尽了我们所有的精力。但我们的灵魂却被遗弃了。

这一切是为了什么?为了你写的书?为了我失眠的夜晚?如果人生只是如同火柴般短暂,这些问题也许都有答案,可用单纯的宿命论来解释,也可能有着伟大的答案。俄国人总是需要有可以相信的东西:从铁路、青蛙(巴扎罗夫)9、拜占庭到原子。现在人们则相信开放市场。

布尔加科夫在《伪善者的奴隶》中写道:“我的一生充满罪恶。我是一个演员。”他意识到戏剧艺术有其罪恶的一面,因为探索他人的人生是不道德的。但或许这就像生了一场小病,使人对他人的过错有了免疫力。切尔诺贝利是个值得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作的主题,可以试图为人类的行为辩护。

这一事件的寓意也可能比想象中的简单:你悄悄来到世上,你该在门口止步吗,还是进入这个神奇的世界……

——亚历山大·雷瓦尔斯奇,历史学家

 

回忆

我不想谈起这件事。我不要。我只知道一件事:我再也开心不起来了。

他从那里回来了。他去了好几年,这就像一场噩梦。“尼娜,”他说,“还好我们已经有了两个孩子。他们可以活下去。”

他说了很多故事给我听。村庄的中央有一个红色的水池,鸭与鹅就在一旁绕来绕去。那些士兵都还是孩子,他们脱下上衣和鞋子,躺在草地上晒太阳。

“起来!快起来!你们这些笨蛋,不然你们都会死!”

他们说:“啊,不用你担心。”

死亡已经无处不在,却没有人当一回事。

在撤离的时候,一个老太太手拿画像,跪在她老房子的门前。她说:“年轻人,我不会走的。我不会离开这里。你可以拿走他们给我的一丁点钱。这些钱是他们拿来补偿我的屋子和奶牛的。但谁会来补偿我的生命呢?我的人生是黑暗的。我在战争中失去了两个儿子,他们就埋在这个小坟墓里。你说现在是战争时期,这是战争吗?白云在天空飘着,苹果花也开得茂盛。没人攻击我们,也没人开枪。只有我们住在这里。这是战争吗?”

负责撤离人民的上校当时在场,还有地方党部的委员和当地的官员,但没人可以回答她的问题。没人知道这是一场战争,一场名为切尔诺贝利的战争。

我从来没有开口问过。我用心去理解他,我们对彼此有着更深的感受。我们都了解对方,也同样感到寂寞。这种寂寞啊……

他知道自己会死。他知道自己活不久了。他向自己保证要凭着爱与善意活下去。我身兼两份工作,只领一份薪水,加上他的补偿金是不够的。他说:“我们把车卖了吧。车也不新了,但还可以卖点钱。这样你在家里的时间才会多一点,我才能多看看你。”

他会邀请朋友前来。他的父母也来我们家住了一段时日。他似乎懂了些什么。在那里的日子里,他对人生有了不同的体会,他有了不一样的想法。

“尼娜,”他说,“还好我们已经有了两个孩子,他们可以活下去。”

我会问他:“你想念我们吗?你在那里都想些什么?”

“我看到一个孩子——他是在爆炸后两个月出生的。他被取名叫安东,但是大家都叫他原子人。”

“你认为……”

“你会为那里的所有东西都感到难过,就连苍蝇和鸽子也不例外。每个人都应该活下去。苍蝇和蜜蜂应该飞,蟑螂应该在地上爬,这样才对。你会连蟑螂都舍不得打。”

“你……”

“孩子们画着切尔诺贝利的涂鸦。画里的树是上下颠倒的。河里的水不是红色就是黄色。他们画着画着就哭了。”

我到底想要弄清楚……什么呢?我自己都搞不清楚自己了。(她露出了微笑)他的一位朋友向我求婚。这位朋友很久以前就喜欢我了,从学生时代开始。然后他娶了我的另外一位朋友,之后两人离婚了。他向我保证:“你会过着皇后般的生活。”

这位朋友拥有一家商店,在市内有公寓,还有一栋别墅。我反复思考了很久。有一天他喝醉了来找我:“你就是忘不了你的英雄,是吗?他去了切尔诺贝利,但是我拒绝了。所以我还活着,而他只是个回忆。”

哈哈。我将他撵出了门,当场赶了出去!有时候我会有奇怪的想法,我会觉得是切尔诺贝利帮助了我,强迫我思考,拓展了我的心灵。

有些事我丈夫对我说了又说,所以我记得很清楚。

漫天的灰尘,田里的牵引机,拿着干草叉的女人们,还有嘀嗒响的辐射剂量计,这一切都被围在铁丝网之后。隔离区杳无人烟,时间却不曾停止。每一天都感觉很长,像是童年时光一样。

演艺人员到场慰问他们,诗人对着他们读诗,阿拉·普加乔娃在田野里开起了演唱会。“如果你们睡不着的话,年轻人,我可以整晚唱歌给你们听。”她称他们为英雄。

大家都称他们为英雄。(她哭了)我无法毫无意义地承受这痛苦,无法从古老的格言中得到慰藉。我甚至连他获得的勋章都没有。勋章放在家里,他给了我们的儿子。我只知道一件事:我再也开心不起来了。

——尼娜·普罗霍罗芙娜·科瓦列娃,清理人的妻子

 

对物理学的热爱

我小时候就很喜欢写东西。斯大林过世时,我把街道上发生的事和人们说的话全部写了下来。我从第一天就开始记录切尔诺贝利事件了,我知道随着时间过去,很多事会慢慢被遗忘,最后永远消失。事实上正是如此。我的朋友中有核物理学家,他们几乎参与了所有事件,却忘了自己的感受和说过的话。不过我全写下来了。

那一天,我来到白俄罗斯国家科学院核能研究所上班。我是研究室主任,研究所位于城镇外的林间。这一天天气真好!当时是春天。我开了窗,空气干净又清新,整个冬天我都在窗外挂着萨拉米香肠,喂给外面的蓝橿鸟吃。我很诧异,它们竟不在附近,难道它们在别处找到更好的食物了吗?

与此同时,研究所的反应炉处起了一阵骚动:辐射剂量计测出辐射在不断升高,空气过滤器上的读数高出平时的两百倍。大门的辐射量约为每小时三毫伦琴。这是很严重的事,这种程度的辐射是在辐射危险区工作的最大容许值,最多只能在此环境下工作六小时。

起初推断是某个热源装置的密封发生了破损。检查之后,发现没有问题。然后又想到,或许是放射化学实验室里的容器在运送过程中受损,进而污染了整块区域。但是走道上应该会发现污渍才对——这可是洗不掉的啊!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在此时,内部广播指示工作人员不要外出。各建筑物之间看不到任何人影,这景象既可怕又古怪。

辐射检测人员检查了我的办公室——我的桌子会“发光”,我的衣服也是,还有墙壁也会“发光”。我站了起来,连椅子都不想坐。我在洗手台洗了洗头,再看辐射剂量计——辐射变低了。难道我们的研究所发生了紧急状况?辐射外漏?我们该怎么清理接送的巴士才好?就算想破脑袋,也得想出办法来。我以我们的反应炉为自豪,我对反应炉了如指掌。

我们打电话给邻近的伊格那林斯克核电厂。他们的设备也出了状况,他们同样也很慌张。然后我们打给切尔诺贝利,但无人回应。中午,我们发现辐射云已经笼罩了整个明斯克。我们确定这是碘外泄的状况。这意味着某个反应炉发生了意外。

我的第一反应是打电话给妻子,警告她。但研究所的所有电话都被监听了。噢,这恐怖统治早已行之有年,我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的。可是家里人仍一无所知。我女儿上完音乐课后,还跟朋友在校园里散步,她还吃了冰激凌。我要打这个电话吗?这会给我带来许多麻烦,我将无法参与机密的计划。但我忍不下去了,我还是拿起了电话。

“仔细听我说。”

“你说什么?”我妻子大声问。

“小声一点。关上窗,把所有食物用保鲜膜包起来。戴着橡皮手套,拿湿抹布把所有的东西擦干净。把地毯装在垃圾袋里丢掉。如果阳台上有晒干的衣物,要拿去再洗一次。”

“发生什么事了?”

“小声一点。滴两滴碘酒到一杯水里,然后用水洗头。”

“发……”我没让她把话说完,就挂了电话。她会懂的,她也在研究所工作。

下午三点半,我们得知意外发生在切尔诺贝利反应炉。

晚上我们搭巴士从研究所回到明斯克时,半小时的车程安静无声,没人说话。大家都不敢谈论发生的事情,大家都想保住口袋里的党证。

我家公寓的外面摆着一条湿地毯,看来我妻子已经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我回到家里,脱下外套、衬衫、裤子,只剩一条内裤。突然,我怒火中烧。我才不管什么保密了!我不怕!我拿着市内电话簿,还有我女儿和妻子的电话簿,开始打给每一个人。我说“我是在核能研究所工作的,明斯克的天上有辐射云”,然后我告诉他们该做些什么:洗头发,关窗户,晒在阳台的衣服要重新洗过。我告诉他们喝碘水还有正确的饮用方式。

人们的反应是“感谢你”,他们没有怀疑我的话,也没有感到害怕。我想他们应该是不相信我,或者不了解事情的严重性。没人感到害怕,这样的反应真是出人意料。

当晚我的朋友来电。他是核物理学家,他怎么会如此漫不经心!我们竟然抱着如此的信念过日子!直到如今你才看得出来,这是怎样的信念。

他顺道打电话来说,他打算与亲人一同去戈梅利度过五月的假期。那地方离切尔诺贝利只是一箭之地,他竟然还打算带小孩过去。

“好主意!”我对他大吼,“你真是疯了!”

这就是我们的专业以及信念的假象,但我仍对他大吼大叫。他大概不记得是我救了他的孩子。(他停了一下)

我们——我指的是我们所有人,我们都没有忘记切尔诺贝利,我们只是从未真正了解过。野蛮人怎能理解闪电是什么呢?

在亚列斯·阿达莫维奇的书中写道,当他跟安德烈·萨哈罗夫谈起原子弹时,这位氢弹之父萨哈罗夫对他说:“你知道核爆后空气里臭氧的味道是多么好闻吗?”

对我,还有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这话听起来多么浪漫——抱歉,我看到了你的反应,你觉得我并不喜欢这位天才,而是为可怕的事情感到高兴。但核能是时至今日才变得如此低下与可耻的。在我们这一代——一九四五年投下第一颗原子弹时,我才十七岁,我热爱科幻小说,时常梦想能到其他星球旅行,而我知道核能可以带我们上宇宙。

我申请进入莫斯科能源研究所时,得知最高机密的学系是核能学系。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核物理学家是精英,是最杰出聪明的一群人,人文学科并不被重视。以前学校的老师说,只要三个硬币大小的燃料,就能供整个发电厂使用。听得我真是心花怒放!

我读过美国科学家的书,叙述了他们怎样发明、实验原子弹,形容核爆的样子。在我们这里一切都是机密。物理学者有高额薪水,神秘感更增添了浪漫的感觉。那是一个迷信物理的年代,那是一个属于物理的年代!

就算切尔诺贝利爆炸了,人们仍花了很长时间才从这种迷信里走出来。他们联络科学家,用专机把这些科学家载到切尔诺贝利,其中多数人甚至没带盥洗用具,他们以为只是去几个小时而已。他们就算知道反应炉爆炸了,仍然认为是几小时就能解决的事。他们对所学的物理深信不疑,他们都是相信物理的一代。但这个属于物理的时代,在切尔诺贝利结束了。

你们这一代人看世界的眼光已经不同了。康斯坦丁·列昂季耶夫曾写过,若人类不断进行物理化学实验,终将导致更高的势力前来干涉俗世的生活。但是对于在斯大林统治下长大的人来说,我们无法想象超自然力量的可能性。

我很晚才读到《圣经》。我与同一个女人结了两次婚。我离开以后,再次回到这里——然后我们再次相遇。人生真是充满惊喜!真是神奇!现在我相信了。你问我相信什么?我相信三维空间的世界,对人类来说已经变得拥挤。为什么科幻小说会如此受欢迎?因为人试图脱离地球,试图掌控时间的多样性,掌控地球之外的各种星球。

西方文学早已多次提及有关核子冬天的末日启示,就像在为未来做准备一样。大量的核弹头爆炸会产生大火,浓烟将笼罩大气层,阳光因此无法照射到地表。这将引发连锁反应——气候会愈来愈冷。人为世界末日的说法,从十八世纪工业革命时期起便广为流传。就算人类销毁了所有核弹头,核弹也不会就此消失,制造核弹的知识将依旧存在。

你问的不多,但我却不断与你争辩。这是不同世代之间的矛盾。你注意到了吗?从原子的发展史来看——原子并不仅仅是军事机密和祸端,原子也代表着我们的青春,我们的年代,我们的信仰。五十年过去了,恰好五十年。现在我会不时想象这世界已换人来统治,我们用炮火武力支配世界,而航天飞机就像孩子一样,是我们的未来。不过连我自己都不愿相信这个观点。

人生真是充满惊喜!我热爱物理学,我曾认为除了物理我别无所求,但现在我想试着写作。举例来说,我想写一个不怎么喜欢科学的人,他会妨碍科学发展,或者写有关少数物理学家改变世界的故事,或者是一个由物理和数学独裁统治国家的故事。我的人生从此打开了新的一页。

——瓦连京·阿列克谢耶维奇·鲍里谢维奇,白俄罗斯国家科学院前核能研究所主任

 

昂贵的萨拉米香肠

刚开始的几天,那种感觉是五味杂陈的。有两件事我还记得:害怕与受辱。发生了那么多事,却没有任何通知,政府默不作声,医生也一样。地方单位等省政府的指示,省政府等明斯克,明斯克等莫斯科。这是一段又臭又长的连锁关系,只有少数人在顶端下达命令,结果使我们毫无防备。这是那些日子里最主要的感受。极少数人掌控着我们的命运,掌控着上千万人的命运。

与此同时,极少数人也足以害死我们所有人。这些人不是疯子,也不是罪犯,他们只是核电厂的普通员工。当我得知这个真相时,我感到非常震惊。切尔诺贝利开启了一个无底深渊,就连科雷马集中营、奥斯威辛集中营,还有犹太人大屠杀都比不上。一个人用斧头、弓箭,或者用手榴弹和毒气室,也杀不了所有人,但是用原子的话……

我不是一个哲学家,我不会讲大道理。我只会告诉你我记得的事。开始的几天,大家都很恐慌:有些人去药店,把所有碘液都买光了,有些人不敢再买市场上的肉类和牛奶,尤其是羊肉。我们家不打算省钱,买了最贵的萨拉米香肠,期望这些萨拉米香肠用的肉会比较好。后来我们才知道,只有贵的萨拉米香肠才会混入受污染的肉,因为比较贵所以买的人比较少。我们毫无防范之力,这点我已经说过了。我想说说别的事,有关苏联时期的我们这一代。

我的朋友多半是医生和教师,是当地的知识分子。我们有自己的小团体,常在我家聚会、喝咖啡。其中有两人是我的老朋友,一位是医生,她们都有小孩了。

“我明天要搬去跟我父母住,”那位医生说,“我会带孩子一起走。如果他们生病了,我永远无法原谅自己。”

“但是报纸上说几天内状况就会稳定下来,”另一个朋友说,“军队来了,还有直升机和装甲车。广播里也说着同样的话。”

医生说:“你应该带孩子一起走,带他们离开这里!把他们藏起来!这不是战争。我们无法想象发生了什么事。”

忽然间,她们彼此抬高了音调,最后演变成互相责难与指控。

“如果每个人都像你这样怎么办?我们还会赢得战争吗?”

“你在出卖你的孩子!你的母性本能跑哪里去了?真是不可理喻!”

当时大家的感觉,包括我在内,都觉得我的医生朋友在大惊小怪。我们需要等待有人前来通知,等待有人宣布。但她是个医生,她懂得比较多:“你们连自己的孩子都保护不了!难道他们没有受到威胁吗?反正你们心里都在害怕!”

我们当时真的很讨厌她,她搞砸了我们的聚会。第二天她就离开了,我们则把孩子们打扮得漂漂亮亮,去参加劳动节游行。我们可以选择去或不去,没有人强迫我们,也没有人要求我们参加。我们认为这是一种责任,是理所当然的!在这样的时代,这样的日子,大家都应该走到街上。我们涌入充满人潮的街上。

地方党支部委员会的所有书记都来到看台上,就站在第一书记的身旁。他的小女儿也来了,站在台上,让大家都能看见。虽然是晴天,但是她穿着雨衣,戴着帽子,而第一书记则穿着军大衣。然而他们仍旧现身了,我记得很清楚。被污染的不只是土地,还有人心。长久以来一直如此。

——摘自从切尔诺贝利撤离的小镇教师,柳德米拉·德米特芙娜·波连卡雅的信

 

自由与梦想平凡地死去

那是一种自由的感觉。在那里你会觉得自己是自由之身。这种感受你是无法理解的,只有经历过战事的人才会懂。我亲眼见过那些人——他们一喝醉就会开始喋喋不休地提及往事,他们很怀念自由奔放的感觉。这些特种部队在斯大林的命令下从不退缩!你会去打仗,你会活下来,然后领到一百克廉价烟草。你也可能会有上千种不同的死法,被炸得支离破碎。但是如果你够努力,你可以骗过所有人——死神、长官、战争、伤员,甚至是全能的神——你可以骗过他们然后活下来!

自由总伴随着寂寞。我明白这一点,所有去过反应炉的人也同样明白,就好比战场前线的壕沟一般。恐惧和自由!无论如何都得活下去,这不是过着平凡生活的人可以理解的。还记得他们是怎么训练我们,让我们随时备战的吗?结果我们仍没有做好心理准备,我还没准备好。两位军方人士到工厂里叫我出来:“你可以分辨汽油和柴油吗?”

我问:“你们要派我去哪里?”

“你问这个是什么意思?你是自愿去切尔诺贝利的。”

我的军事专长是火箭燃料,这是一项机密的专长。他们从工厂直接带我过去,我身上只穿着T恤,他们甚至不让我回家。

我说:“我要先告诉我妻子。”

“我们会告诉她。”

不算军官,巴士上约有十五人。我很欣赏这些人。如果要我们去,我们就去;要我们做工,我们就做;如果他们要我们去反应炉,我们就会爬上反应炉的屋顶。

在已撤离的村庄外,他们立起了守望台,士兵们拿着来复枪驻守其中。周围有障碍物,还有标示写着:“这条路已受到污染,严禁通过及停留。”

四周都是灰色的树木,上面洒着辐射去污液。这简直让人发疯!刚开始几天,我们都不敢坐在地上或草地上,我们都是快步跑动,而不是走。如果有车经过,我们会立刻戴上防毒面具来抵挡尘土。轮班结束后,我们会坐在帐篷内。哈!几个月过后,一切都正常了,就像平常生活一样。我们从树上摘梅子,去抓鱼,那里的梭子鱼大得惊人。还有鲷鱼——晒干后可以拿来下酒。大概有人跟你说过这些了吧?我们还踢足球,我们还下水游泳!哈。(又笑了起来)我们相信命运,我们的内心只相信宿命,我们不懂医学,我们并不理性,这就是苏联人的心态。我只相信自己的命运!哈哈!

现在我是二级伤兵。我很快就病倒了,是辐射污染。我去看门诊的时候,甚至没有医疗卡。啊,不管这么多了,反正我也不是第一个,就是这样的心态。

我是一个军人,我必须把别人的空房子封起来。这是什么感受呢……看着那些不能播种的田,奶牛用头不断撞门,但是闸门和房屋都被封了起来,任凭牛奶滴到地上。就是这样的感受!

在尚未撤离的村庄里,农民们会酿制伏特加卖给我们。我们有很多钱可以用:工作的薪水是之前的三倍,军队每天发放的补贴也是之前的三倍。后来我们接到一项命令:平时喝酒的人,第二期任务时可以选择留下。

喝伏特加到底有没有效呢?至少有心理作用。我们选择相信,正如我们对其他事也深信不疑一样。

农民的生活过得很顺利:他们播种,等作物成熟,然后收割,听任一切自然发展。他们不需要跟沙皇,或是政府交涉——航天飞机与核电厂也与他们无关,首都的会谈也一样,不关他们什么事。他们不敢相信自己的生活环境已经大不相同了,这就是切尔诺贝利。他们从未离开此地。

开始有人中风死亡了,他们静静地打包种子和西红柿。

炉子上的玻璃杯炸开了,他们就再摆一个回去。

你说应该要销毁、掩埋所有东西?我们的确这么做了。我们禁止他们劳动,剥夺了他们生活的传统意义。我们成了他们的敌人。

我想要自愿去反应炉。“别担心,”其他人对我说,“每个人在解除动员前的最后一个月,都会被派去反应炉屋顶。”

我们会在这里待六个月。和预先指定的一样,在居民撤离五个月后,我们便被派到反应炉了。知道我们将去反应炉屋顶工作后,有人开着玩笑,也有人严肃地讨论着。在那之后,我们也许还有五年可活,说不定还有七到十年可活。但是不知为何,大多数人都说只有五年。这数字怎么来的?而且他们很冷静地说着这样的话,没有一丝恐慌。

“志愿者,向前走一步!”

我们整队人都向前走了一步。

指挥官有一台监视器,他打开屏幕,把反应炉的屋顶展示给我们看:上面散落着石墨碎片和熔化的沥青。

“小伙子们,看清楚那些碎片了吗?你们要把这些碎片清理干净。然后到这里,你们要在这个区域挖洞。”

根据指示,上去作业的时间应该是四十到五十五秒。不过这是不可能的,至少需要几分钟的时间才能完成。在这段时间里,要上到屋顶,再下来,然后再爬上去,把东西丢下来—一个人负责把手推车装满,其他人负责把东西扔到坑里。你必须把东西丢了就走,不能往下看,这是不被允许的。但大家还是看了。

报纸上写着:“反应炉周围的空气很干净。”我们读了之后都笑了,还咒骂了几句。空气很干净,没错,但上面的辐射剂量很高。他们给了我们一些辐射剂量计,有的上限是五伦琴,一用就立刻到达极限了。有的上限较高,可以测量至两百伦琴,同样也达到上限。

他们说,你还可以活五年,而且不能生育。如果五年后你还没死的话……(笑了起来)当时流传着各种笑话。我们都很平静,没有惊慌失措。五年啊……我已经活过十年了。看吧!(笑了起来)他们还颁发奖章给我们。我得到了两个。奖章上有各种图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红旗。

有个人消失了。我们以为他逃命去了,但两天后发现他在树林上吊自杀了。每个人都曾这样想过,你懂吗……但我们的长官却说,这个人收到一封信,信里说他妻子对他不忠。谁知道是真是假,再过一个星期我们就要解除动员了,他竟然还去树林里上吊。

我们当中有一位厨师,他很害怕,不敢睡在帐篷里。他住在仓库,在奶油桶和肉罐头底下挖了个坑,带着自备的床单、枕头睡在地底下。这时我们接到命令:“再召集一批人上屋顶。”

大家都去过了,但他们还是很缺人!最后他被挑上了。他只上过一次屋顶,现在他也是二级伤兵了。他常常打电话给我,我们一直有联络,我们互相扶持,有着共同的回忆,这些回忆一生难忘。这才是你应该要写的东西。

报纸上写的东西都是骗人的。我们自己缝补防护用具、铅衣、内裤,这些都没有写到。我们穿着含铅的橡皮衣服,但我们另外还做了含铅的内裤。我们很注重这一点。

在一个村庄,他们带我们来到两家妓院。我们这群男人六个月没回家了,六个月没碰女人了。我们统统进去了,反正当地的女孩也会在路边站街卖淫,虽然她们的脸上还挂着泪水,哭着说自己快要死了。我们就这样穿着铅制内裤,就穿在裤子外面。把这个写下来。

我们之间还流传着一些笑话。比如说这个:一个美国机器人上屋顶作业五分钟,然后就发生故障了。日本机器人也上去作业了五分钟,然后也发生故障了。俄罗斯机器人来了,一上去就是两个小时!这时扩音器里传来了命令:“二等兵伊凡诺夫!再过两个小时,你就可以下来休息,抽根烟了。”哈哈!(大笑)

在我们上屋顶之前,指挥官会下达指令,我们这些人都站在一起,有几个人提出抗议:“我们已经去过了,应该让我们回家才对。”

就我而言,我的专长是燃料,但他们还是派我上屋顶。我什么话都没说,是我想要上去的,我没有抗议。指挥官说:“只有志愿者需要上屋顶。其他人可以到一旁去,军事检察官会找你们谈话。”

大家站着交谈了一会儿,然后都同意了。我们都立过誓了,就必须完成我们该做的事。我们都不太相信抗命真的会被关进牢里。他们放出风声,说可能会关一到两年。但如果有士兵受到超过二十五伦琴的辐射量,他的上级长官将会因为使部属中毒而被送去坐牢,所以没人受到二十五伦琴的辐射量。每个人的辐射量都会低于这个值。这样讲你懂吗?

这些士兵都是好孩子。其中有两个人生病了,另一个人便说:“让我来。”他当天已经上过一次屋顶了。他的行为受到大家的尊重,而他也领到了奖金:五百卢布。

另一个人在上面挖洞,他的时间到了。我们都对他挥手:“快下来。”但他仍跪着不停地挖。他必须在上头挖出一个洞,好让我们丢废弃物下去。等到洞挖好了,他才肯起来。他的奖金是一千卢布,当时这笔钱可以买两部摩托车。现在他是一级伤兵。冒险的代价就是能马上领到很多钱。

解除动员的时候到了,我们都上了车。

在离开隔离区的路上,警铃一直响着。

每当回想起这段日子,我都有某种感觉,奇妙的感觉。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史诗般的”,“神奇的”,这类字眼都不足以形容。这样的感受……是什么呢?就连在爱情里也找不到相似的感受。

——亚历山大·库卓亚金,清理人

 

死亡的阴影

你想知道有关那些日子的事实与细节,还是只想听听我的故事?我并不是摄影师,我在那里摄影是因为刚好有照相机在手里。我本来是拍给自己看的,但现在这已经变成我的职业了。我总是忘不了那里带给我的崭新感受。这样讲你懂吗?

(他边说边将照片在桌上摊开:有椅子、窗台、车轮般大小的向日葵、无人村庄里的鸟巢;空荡墓园里的告示牌,上面写着“高度辐射,禁止进入”,废弃空屋庭院中的婴儿车,窗户被封了起来,一只乌鸦站在婴儿车上,似乎在保护鸟巢;常见的鹤群,飞越荒地。)

人们问我:“你怎么不拍彩色照片?要有颜色的!”但切尔诺贝利是个黑暗的事件,这里不应该有其他颜色。而我的故事呢?我只能为这些作注解(指着照片)。但是没关系,我尽量试试看,其实故事就在里面了。(再次指向照片)

当时我在工厂里工作,同时函授进修大学历史学位。我在工厂的职位是二级水电工。他们将我们召集起来,急忙派我们出发,像是要送去战场前线一样。

“我们要到哪里?”

“他们告诉你去哪儿,你就去哪儿。”

“我们要做什么?”

“他们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

“可是我们只是建筑工人。”

“那就去四处盖东西吧。”

我们盖了许多辅助用的建筑:洗衣间、仓库、帐篷。我负责卸载水泥。没人知道这些水泥是哪种水泥,也不知是从哪里来的。他们运过来,我们就将水泥卸下。一整天都在卸这个,到最后全身都包裹在灰色的水泥里,连身上穿的特殊防护衣也不例外,只看得到牙齿。晚上我们把水泥清理干净,第二天又沾了一身。

他们为我们举办了政治会谈——他们称我们为英雄,在前线立功,用的都是军用语言。但到底什么是贝克?什么是居里?什么是毫伦琴?我们向指挥官发问,他也无法回答,军校里没有教过。毫、微之类的用语,听来就像中文一样难懂。

“你们知道那么多做什么?奉命行事就对了。在这里你们都是军人。”

没错,我们是军人,但不是囚犯。

一位委员前来巡视。“听好,”他对我们说,“这里一切都很正常。环境辐射值是正常的。大约离这里四公里处是有危险的,那边的居民将会被撤离。但这里是安全的。”

他们当中有辐射检测人员,他肩上挂着小盒子一样的仪器,然后拿着一根长杆子在我们的靴子附近挥动,然后他吓得往旁边一跳——这是他不由自主的反射动作,他不是故意的。

接下来就是像你这样的作家会感兴趣的地方了。你觉得,这件事我们会记得多久?过不了几天就忘了。我们俄国人是不会为自己着想的,不会只为自己的生命考虑,不会有这种想法。我们的政治家不会把个体的生命价值考虑在内,因此我们也不会。这样讲你明白吗?我们不是这样的人,我们和你们不同。

在隔离区,我们的确喝了很多酒,真的喝了很多。一到晚上,没人是清醒的。前几杯时,会有人开始感到寂寞,想起他们的老婆小孩,谈起之前的工作,抱怨以前的老板。没多久,喝了一两瓶之后——我们唯一的话题,只剩下国家的命运和宇宙的法则。我们会谈起戈尔巴乔夫和利加乔夫,还有斯大林。俄国是不是伟大的国家?我们会不会胜过美国人?当时是一九八六年——我们比的是谁的飞机更好,谁的航天飞机更可靠。

好吧,虽然切尔诺贝利爆炸了,但是我们有第一位上太空的人!你能理解吗?我们重复着这些话题,直到喉咙沙哑,直到天亮。为什么我们没有辐射剂量计,也没有领到任何药粉以防万一?为什么我们没有洗衣机可以每天洗防护衣,只能一个月洗两次?这些话题总是最后才被提起,或是穿插在家庭和国家之间。该死,我们就是受这样的教育长大的!

伏特加比黄金还珍贵,想买也买不到。村里所有东西都被喝干了:伏特加、私酿酒、化妆水、指甲油和喷雾剂。

你可以想象这个画面,我们拿着三升装的私酿酒,或是一罐古龙水,就开始没天没地地聊起来。我们当中有教师和工程师,有完整的联邦团队:俄罗斯人、白俄罗斯人、哈萨克人和乌克兰人。

我们开始辩论哲理,谈起我们都是物质的奴隶,使得我们成为这世上众多物件之一,而切尔诺贝利为我们开启了进入永恒的大门。我还记得我们讨论到俄国文化的命运,结论总是悲观的。没有活在死亡的阴影之下,就无法理解这些事。只有在俄国文化的背景下,这场灾难才有意义,也只有俄国文化做好了准备。我们长久以来都在害怕核弹,害怕蘑菇云,但结果发生的却是这种事;我们知道火柴或保险丝走火可以烧掉一间房子,但这次的事件却不是这么回事。我们都听过切尔诺贝利的传言,听说那里的火焰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甚至不能称之为火焰。那是一道光,是闪亮的,不是蓝色,和天空的颜色很相近,也没有冒出烟雾。

那些科学家本来都是神,现在却成了堕落的天使,甚至是恶魔。他们没有能力探索自然的奥秘,至今仍然如此。我是来自布兰特金的俄罗斯人。我们那里有个老头喜欢坐在门廊前,他的房子朝一边倾斜,就快倒了,但他仍不停地谈着世界的命运。每个工厂,每间啤酒屋里都会有亚里士多德。而现在我们就坐在反应炉旁,你可以想象一下这里大谈哲学的人会有多少。

报社的人来找我们拍照。他们会制造出虚构的场景:他们要拍废弃空屋的窗户,就拿了一架小提琴摆在窗前,然后将照片命名为“切尔诺贝利交响曲”。但其实你不用虚构任何事,你只需要回忆就可以了:学校里的地球仪被牵引机压碎;阳台上晒干的衣服挂了一年,变成黑色;废弃的军人公墓里,草长得和军人雕像一样高,雕像手里的自动步枪上筑起了鸟窝;房屋的门被破坏了,里面被洗劫一空,但窗帘仍旧是拉上的状态;人们离去了,屋内仍摆有他们的照片,就好像是他们留下的灵魂一样。

没有什么是不重要的,没有什么是无关紧要的。

我想要清楚详细地记住每件事:当时的时间,天空的颜色,我的感受。你懂吗?人类永远遗弃了这片土地,而我们是第一批能体验这种“永远”的人。绝不能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那些老农夫的面孔——他们看起来仿佛雕像。他们是最不能理解发生了什么事的人。他们从未离开过自己的家园。他们在这块土地上长大、恋爱,用汗水养家糊口、生儿育女,期待孙子孙女的到来。在结束了一生之后,他们将离开人世,入土为安,成为土地的一部分。这一切都发生在白俄罗斯的农舍中!对我们这些住在城市里的人来说,家只是一种居住的工具;对他们而言,家就是整个世界,整个宇宙。所以,每当经过这些空荡荡的村庄时,你总希望能看见人影。地方教堂早被洗劫一空——里面满是蜡的味道,让人忍不住想要祈祷。

我想要牢记所有的一切,所以我开始摄影。这就是我的故事。不久前我们安葬了一个去过那里的朋友。他死于血癌。我们为他守夜,按苏联的传统喝酒,然后又滔滔不绝地聊到午夜。

刚开始,我们谈论这位往生的朋友。但是后来呢?我们又谈起了国家的命运和宇宙的法则。

俄国军队会不会离开车臣?

会不会有第二次高加索战争,还是这场战争已经开始了?

日里诺夫斯基有没有可能当上总理?叶利钦会不会再次连任?

我们还谈起了英国皇室的戴安娜王妃、俄国的君主政体,谈起了切尔诺贝利和与之相关的各种推测。有人声称外星人知道发生灾难后,会前来帮助;有人说这其实是一场实验,接下来出生的小孩会有过人的天分;有人说白俄罗斯人或许会灭绝,就像斯基泰人一样。

我们都是玄学家,早已脱离这个俗世。我们只生活在梦中,活在高谈阔论里。你一定要在这平凡的生命里增添些什么,才能使一切变得合理,就算在死亡的边缘也一样。

——维克多·拉图,摄影师

 

畸形的婴儿

有一天,女儿对我说:“妈妈,如果我生下了一个残缺的孩子,我还是会很爱他。”

你可以想象吗?她才读十年级,却已经在想这种事了。她的朋友们也一样,他们都会思考这样的事。

我们的朋友最近生了一个儿子,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这对夫妻既年轻又俊美,他们的小孩竟有一张裂到耳朵位置的大嘴,而且没有耳朵。

我不再像过去那样时常拜访他们了,但我女儿不介意,她常顺道过去看看。她很喜欢去那里,也许是想多看一眼,或者只是想捣捣乱而已。

我们本可以离开这里,但我跟我丈夫考虑之后决定留下来。我们不敢离开。在这里,我们都是切尔诺贝利人,我们不会害怕彼此;在这里,如果有人拿家里种的苹果或小黄瓜给你吃,你会欣然接受,不会遮遮掩掩地把东西藏到口袋或皮包里,然后拿出去丢掉。

我们有同样的回忆、同样的命运。到了其他地方,我们就会变成外地人,像麻风病人一样不受欢迎。人们嘴里常常这么说:“切尔诺贝利人”,“切尔诺贝利孩子”,“切尔诺贝利难民”。人们不了解我们,害怕我们。他们如果有权力的话,大概会在我们周围拉一条警戒线,把我们封锁起来,不让任何人离开,这样他们才能安心。(停止说话)不要跟我说事情不会这样,我都亲身经历过。刚开始那几天……我带着女儿逃到明斯克,去找我妹妹。我的亲妹妹不让我进门,说她家里还有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你能想象这种事吗?我们后来只能在火车站里过夜。

我有一些疯狂的想法。我们该何去何从?也许我们该自我了结,结束这些苦难?刚开始我会这么想。大家脑子里都开始想象,会发生一些可怕的疾病,会有一些不可思议的病症。连身为医生的我都难免如此,我可以猜到其他人大概会瞎想些什么。

现在我观察着我的孩子,她们不论去哪里都像外人。我女儿暑假时参加了少年先锋队夏令营,其他小孩都不敢碰她。

“她是切尔诺贝利来的兔子,晚上会发光。”

他们要她晚上走到庭院里去,看她是不是真的会发光。

人们会谈论战争,还有经历过战争的那一代人,我们常被拿来作比较。但那些人是快乐的!他们赢了战争!现在人常说,胜利给了他们很强大的生命能量,也就是说,给了他们很强的动机继续活下去。他们无所畏惧,他们想要活下去,想要读书,想要生孩子。而我们呢?

所有的事情都让我们担心害怕。我们担心我们的孩子,我们担心还没出生的孙子,他们还没出生,而我们已经在担心了。我们的笑容变少了,在节日里也不再高歌。土地变了,田地变成了森林。人们的性情也改变了,大家都很郁闷,感觉末日即将来临。切尔诺贝利是一个预兆,是一个象征。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思维模式都因此改变了。

有时我会想,你不要写有关我们的事会比较好。这样人们就不会害怕了。在癌症病人家里,是不会有人提起癌症的。如果有人被终身监禁,他也同样不会再被家人谈论。

——娜杰日达·阿法纳西耶芙娜·布拉科娃,霍伊尼基镇的居民

 

政策

我是我们时代的产物。我深信共产主义。现在对我们做出批评是很安全的,这是一种趋势。那些人都是罪人。现在我们需要对一切做出解释,就连物理定律也不例外。

我当时是共产党地方委员会的第一书记。你知道的,报纸上说这都是那些人的错:是他们造了这么一个粗劣又廉价的核电厂,他们只想省钱,不顾人民死活。人民对他们而言就像砂土,只是历史的肥料。那些人都该下地狱!那里是最适合他们的地方!该死的问题就在于:谁该负责,又该做些什么?这些问题总是挥之不去。大家都失去了耐心,只想复仇,想要见血。那些人才应该下地狱!

其他人保持沉默,让我来告诉你事实。你们会这样写——我不是指你,但是报纸会写,是那些人欺骗了人民,对人民隐瞒事实。然而我们不得不这么做。我们收到中央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的电报,里面说,你们必须阻止民众发生恐慌。这是事实,恐慌是最可怕的。人们关注切尔诺贝利事件的程度,就像战时一样。当时充斥着恐惧和谣言,人们并非因辐射而死,而是因为发生的各种状况。我们必须阻止恐慌的发生。

你不能怪我们当时隐瞒了实情,我们也不知道事态的进展,只是依照上头的政策行事。如果我们把个人情绪和政治放到一边,你必须承认,当时没人相信发生了这种事情。连那些科学家都不敢相信!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类事情,不只在这里,全世界都一样。

科学家们在核电厂调查了情况,然后立刻做出决策。我最近看了一个叫《关键时刻》的电视节目,他们访问了政治局的成员,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他是戈尔巴乔夫手下的主要思想家。他记得些什么呢?就连这些上头的人也不知道整体情况。

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一位将军作了如下说明:“辐射算什么?在核弹试爆场里,他们只要等核爆结束后喝瓶酒就没事了。”

切尔诺贝利在他们嘴里像是一场意外,一场普通的意外。万一我宣布禁止人民外出,会怎样呢?他们会说:“你打算破坏劳动节?”这可是个政治议题。他们会因此收回我的党证!(冷静了一点)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我认为不是虚构的。政府委员会主席谢尔本在爆炸后几天内来到核电厂,要求他们带他去看反应炉。他们说:“不行,那里有一大堆石墨,辐射量高得惊人,温度又高,根据物理定律,不能让你去。”

“管他什么物理定律!我必须亲眼看到一切。今晚我就要向政治局交报告了。”

这就是军人处理事情的方法,他们不会用其他方式。他们不知道物理到底是什么,不知道将会发生连锁反应。连锁反应可不是上头的指令,或政府的决议所能改变的。这世界是按照物理的定律在运行,而不是按某些人的思想。但我当时能这么说吗?我能试图取消劳动节游行吗?(又难过了起来)

报纸上说,当人们在街上游行时,我们躲在地下碉堡里。我可是顶着太阳,在看台上站了两个小时,没戴帽子,也没穿雨衣。在五月九日,也就是胜利之日,我和老兵们一起走在街上。他们吹着口琴,人们跳着舞、喝着酒。我们都是体制下的一分子。我们都坚信不疑!我们都相信崇高的理想,相信胜利!我们将战胜切尔诺贝利!我们都读过那些关闭失控反应炉的英勇战役。万一俄国人失去崇高的信念、失去伟大的梦想呢?这种想法很可怕。

然而这就是正在发生的事。一切都崩解了,不再有政府、斯大林、古拉格群岛。人们批判过去,批判我们的人生。但是想想那些杰出的电影!想想那些欢乐的歌曲!有没有人可以给我解释,为什么我们不再有那样的电影和歌曲了?人们需要受到激励和鼓舞,人们需要理想。只有如此,国家才会强大。我们拥有的东西,就是发光发热的理想!

报纸、广播,还有电视,都不断怒吼,要求真相!我们要真相!每一场会议里,人们也要求知道真相!好吧,状况很糟,糟透了。我们都死定了!谁会想听这种真相呢?当暴民涌入修道院,要求将罗伯斯庇尔处以极刑的时候,这样做正确吗?你不能听暴民的话,你不能变成暴民的一员。你看看,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沉默)

如果我是罪人,为什么连我的外孙女,我那可怜的孩子也病了?我女儿那年春天怀了她,她来到斯拉夫戈罗德,裹着尿布的小孩放在一辆婴儿车里。当时是核电厂爆炸后数周,天空有直升机飞行,路上有军车。

我妻子说:“她们应该去找我们的亲戚,她们应该离开这里。”

身为共产党地方委员会第一书记,我说:“绝对不行。要是我带着女儿和外孙女离开,人们会怎么想?孩子非得留下来。”

有些人想离开,想保护自己的亲人,我会把这些人叫到地方委员会来:“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员?”这是对他们的测试。如果我是罪人,为什么我要害死自己的外孙女?(他继续喃喃地说着,但听不懂他在讲什么。)

你要我叙述事情刚发生时的情况。乌克兰那边收到了警报,但白俄罗斯却一片风平浪静。当时是播种季节。我没有隐瞒,我也不在办公室里,我在田地和牧场间奔波。人们忙着播种、挖土。大家都忘了,在切尔诺贝利事件发生前,人们将原子称为“宁静的工人”,大家都很自豪能活在原子时代。我不记得当时对原子有任何恐惧。

说到底,共产党地方委员会第一书记该是个怎样的人呢?只不过是一个平凡的人,拥有普通的大学学位,大半是主修工程学或农艺学的。我们当中也有一部分人来自高级党校。我对原子的认识,最多就是从民防教育课堂上听来的。我从未听说牛奶中会有铯元素,也不知道什么是锶。我们把含有铯的牛奶运到牛奶厂,我们把肉送到肉厂,我们照常收割小麦。一切按计划进行。我没有强迫任何人,没人下令要我们停止做这些事。

刚开始那几天,人们感到害怕,但也很兴奋。我是个不懂自保的人。(思考了一下)而且人们有很强的责任感,那些要求前往切尔诺贝利的信,堆满了我的桌子,都是志愿者。不管别人现在怎么写,当时的苏联人可是有强烈民族性的。不管他们现在是怎么写。

科学家来了,他们互相辩论,吼到喉咙都哑了。我对其中一个说:“孩子们玩的沙堆有辐射吗?”

他说:“那是别人在危言耸听!一知半解!你懂什么是辐射?我是核物理学家,我亲眼见过核爆。核爆二十分钟后,我就敢坐卡车在烧焦的土地上,到爆炸中心点去。你们为什么要大惊小怪呢?”

我相信他们的话。我把大家叫到办公室:“同志们!如果我跑了,你们也跑了,人们会怎么想?他们会说共产党员都是擅离职守的人。”

如果我的言语和表情不足以说服人,我就会用另一种方法:“你到底爱不爱国?不爱国的话,就把党证拿出来放到桌上,拿出来啊!”有些人真的这么做了。

然而我却开始起了疑心。核能研究所和我们订下合约,要检验我们送去的泥土样本。他们采集了草皮和一层层黑色的泥土,带回明斯克化验。

他们打电话给我:“麻烦你安排交通工具,把这些泥土运回去。”

“你在开玩笑吗?这里离明斯克有四百公里远。”我差点拿不住手中的话筒,“要我把泥土运回来?”

他们回答说:“对,我们不是在开玩笑。根据指示,这些样本要埋在特殊容器里,埋在由水泥和金属制成的地下碉堡里。白俄罗斯各地都送来这样的样本,我们一个月内就已经没地方存放了。”

你听清楚了吗?我们竟然还要在这样的土地上耕种,任凭我们的孩子在这样的土地上玩耍。我们必须完成牛奶和肉类的产量指标。伏特加要用小麦制作,苹果、梨子和樱桃则用来做成果汁。

撤离人民——如果有人从空中俯瞰的话,他们可能会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开始了。他们撤离一个村庄,然后通知另一个村庄在下周撤离。在这一周,人们堆麦秆、割草皮、铲土砍树,跟平常没什么两样,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一周之后,所有人都被带上军车运走了。对我来说,我要开会、出差,压力大得失眠,有好多事要处理。我还记得,有个人站在明斯克的共产党委员会门口,举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人民需要碘”。天气很热,但他身上穿着雨衣。

你忘了吗?人们曾经认为核电厂是我们的未来。我时常这样倡导。我曾去过一个核电厂——那里安静、整洁,又令人愉快。红旗在角落里飘扬,写着“社会主义竞争优胜”的标语,这就是我们的未来。

我是我们时代的产物。我不是罪人。

——弗拉基米尔·马特伊维奇·伊凡诺夫,前斯塔夫哥罗德共产党地方委员会第一书记


 

苏联政府护卫者的独白


你在写什么?谁允许你写的?谁准许你拍照的?东西拿走。把相机拿走,不然我就把相机弄坏。你怎么可以这样,来这里乱写一通。我们就住在这里,你敢来这里散布思想、胡言乱语?你讲的东西都是错的。现在是不是没人管了?你怎么可以拿着麦克风到处跑?

没错,我就是在为苏联政府辩护!我们的政府!人民的政府!在苏联政府的统治下,我们很强大,所有人都对我们感到惧怕。全世界都关注着我们的举动!有些人怕得屁滚尿流,有些人对我们羡慕不已。真该死!然而现在呢?民主政权下我们得到了什么?等着别人送巧克力棒、黄奶油和旧牛仔裤过来,好像我们是刚从树上爬下来的野人一样,还是棵棕榈树。我们曾经有一个伟大的帝国,现在却任凭你这样乱跑!伟大的帝国!我呸!

戈尔巴乔夫来了,他是个人模人样的恶魔。这个老戈,他是为中情局工作的。你还想说什么啊?是他们搞的,就是他们炸了切尔诺贝利,那些中情局特工和民主分子。伟大的帝国!我呸!现在他们来了。以前在共产党时代,一条面包只要二十戈比,现在要两百卢布了。民主人士做了什么事?他们廉价出售一切!只会用钱赎物!我们的子孙将一无所有!

我可没喝醉,我是共产党员!像我们这样单纯的人适合成为共产党。不要跟我说那些民主自由的天方夜谭。我呸!一个自由的人死了,连下葬的东西都没有。有个老太太过世的时候,孤零零的,没有子女,在老家,她穿着便服,在自己的画像下躺了两天,连棺材都没有。她是个辛勤的劳工,是斯达汉诺夫工人。

我们连着两天都不肯去田里工作,我们聚在一起。该死!我们集会,直到集体农场的主席出面保证,每个在集体农场过世的人都会发一头小牛或一头猪,还有两箱伏特加来举办追悼会。而在民主统治下——怎么可能会有两箱免费的伏特加!顶多发半瓶,当作治疗辐射的药物。至少要每人发一瓶伏特加,才算得上是聚会。

你为什么不把我的话写下来呢?你只把自己顺耳的话写下来。散布不实思想、谣言。你需要政治资金,对吧?想往自己的口袋里装满美金?我们住在这里,我们在这里生活。我们都是无辜的!你来告诉我是谁有罪啊!我支持共产党。他们总有一天会回来的,会找到罪魁祸首。该死!过来,到这里来,把我的话写下来。

——无名氏

 


指示


我可以提供很多材料,我已经收集了七年——有剪报,还有我自己的评论,我也有各种数据,这些全都可以给你采用。我已经离不开这个议题了,可是我无法写作。我知道如何抗争——组织游行、监督、取得药物、探望病童——但我无法写作。我有太多感受,我无法承担这一切,这会让我无所适从。你应该把这些写下来。关于切尔诺贝利事件,已经有许多狂热分子和专属作家写了。我不想成为另一个滥用此题材的人。

如果要我据实记录?(思考着)那温暖的四月雨,七年过去了,我仍然忘不了那场雨。雨滴像水银般汇集在一起。人们说辐射是没有颜色的,但是那天的积水却是绿色和亮黄色的。

我的邻居悄悄告诉我,自由电台报道了有关切尔诺贝利核电厂的意外。我没有把她的话放在心上。我相信,如果发生了严重的事件,我们一定会收到通知。他们有各式各样特殊的器材——比如特殊的警示灯、防空洞——他们一定会警告我们的。我们非常肯定!我们都上过民防教育课程,我甚至还当过民防课程的教师。

那天晚上,另一个邻居带了些药粉给我。那些粉末是她亲戚给的,她还讲解了使用方法。她亲戚在核能研究所上班,叮咛她一定要保密,要她守口如瓶!要她像块不会说话的石头!那位亲戚还特别担心电话被窃听。

我侄子当时和我住在一起,他还很小,而我呢,我依然不信。我们家没有任何人喝下这些粉末。我们对国家都充满信心——不只是老一辈人,年轻人也一样。

现在我回想那些第一印象,还有那些初次听到的传言,我回想从当时到现在形势的转变,我曾这样想,以一个作家的角度来看,这是十分令人煎熬的,就像我体内住着两个人,一个活在切尔诺贝利事件之前,另一个活在之后。现在要确切地回忆那个之前的我很不容易,我的观念已经改变了。

最初几天,我开始往隔离区跑。我还记得,在一些村庄停留时,让我感到很诧异的是,那里竟然如此安静。没有鸟儿,什么都没有。走在路上,放眼望去,什么都没有,寂静无声。我的意思是说,房子空了,人也都走了,所有东西都像是被按下了开关,连只鸟儿都没有。

我们来到朱迪亚尼村——这里的辐射量是一百四十九居里。马林诺夫卡村——五十九居里。这里的居民受到的辐射剂量,是巡逻核弹试爆地的士兵的一百多倍,也是核弹试爆地的一百多倍!

辐射剂量计在摇晃着,早已达到极限,而集体农场的办公室却立起了告示牌,声称:当地辐射学者表示,可以安全食用沙拉——生菜、洋葱、西红柿、小黄瓜——统统可以吃。地里种的东西,大家全都吃了。看看现在辐射学者是怎么说的?地方党支部书记又是怎么说的?他们怎么可以为自己的行为辩解?

我们在村里遇到不少喝醉的人。他们随处都能喝起酒来,连女人也不例外,尤其是那些挤牛奶的女工。

我们在一个村庄参观了幼儿园。小孩们跑来跑去,在沙堆里玩耍。主任告诉我们,这些沙每个月都会换新的,沙子是从别处运来的。你大概可以猜得到是哪里来的了。孩子们都很悲伤,我们讲笑话,他们却没有一丝笑容。孩子们的老师说:“别再试了,这些孩子不会笑的。”孩子们睡着时却会哭泣。

我们在街上遇到了一位刚生产完的妇人。“谁允许你在这里生产的?”我说,“外面有五十居里的辐射量。”

“是放射诊断科的医生,她叫我不要把孩子的衣物晾在外面。”

他们试图说服人民留下来。就算他们把村里的人撤离,他们还是会带人回来种田,采收那些马铃薯。那些地方委员会的书记,他们现在又怎么说?他们是怎么为自己辩解的?他们把过错归给谁了?

我留下了很多指令——最高机密的指令,这些全部都给你,你一定要写一本诚实的书。这里有如何处理受污染的鸡的指令。你需要穿戴防护装备,橡皮手套、橡皮外套、靴子等,就像处理其他辐射物品一样。如果居里数达到一定程度,你就要把鸡放在盐水中煮沸,用过的水要倒进马桶,肉拿来做成馅饼或萨拉米香肠。如果居里数太高的话,就把鸡裹上骨粉,拿去喂牲畜。这就是他们对肉类生产的规划。这些肉从“污染区”廉价地卖到“干净区”。负责运送的驾驶员告诉我,这些小牛很古怪,它们的皮都拖到地上了,而且饿得什么都吃,包括破布和纸。它们很好养,全都是要卖到集体农场的。如果驾驶员想要的话,也可以带一头回去。这真是罪恶!罪恶!

我们在路上遇到一辆卡车。这辆车开得很慢,像是装着尸体的丧车。我们把车拦下来,我本来以为驾驶员喝醉了,结果看到是一个年轻人在开车。

“你还好吗?”我问。

“很好,我在运被污染的土。”

在这样的高温下?!在漫天飞尘里?!

“你疯了吗?你还得结婚生子啊!”

“那你让我去哪儿找这种拉一趟赚五十卢布的工作呢?”

当年的五十卢布可以买一套高级西装。这些人竟然只是为了这点微不足道的利益而冒险。至少跟生命比起来,那是微不足道的。

真是既可笑又可悲。

——爱列娜·基谢廖瓦,记者


 

人竟然可以拥有无尽的权力来支配他人


我不是文人,我是物理学家,所以我只会向你陈述事实,不会添油加醋。

迟早会有人出来为切尔诺贝利负责。有一天他们会出来承担责任,就像一九三七年一样。也许要等五十年,大家都老了,他们也都过世了。他们这些罪人!(安静下来)我们要让事实流传下去。后人会用得上的。

四月二十六日这一天,我到莫斯科出差。我在那里听到了意外的消息。

我打电话给明斯克的尼古拉·斯柳尼科夫,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我打了一次、两次、三次电话,但他们不让我跟他说话。我转而找他的助理,那位助理跟我很熟。

“我从莫斯科打来的,帮我接斯柳尼科夫,我要通知他一些消息,紧急的消息。”

电话是用政府专线打的,但他们已经开始封锁消息了。你只要一讲起意外,通话马上就会中断。很明显,有人在窃听!我希望能找出是谁在窃听——应该有专门的机构,是政府里的秘密组织。更何况,我是打给中央委员会的第一书记的。而我呢?我是白俄罗斯国家科学院核能研究所的主任。我是教授,是科学院院士,但就连我的电话也被封锁了。

我花了两小时,终于跟斯柳尼科夫通上话。

我对他说:“据我计算,这是一起很严重的意外。”——我当时有机会和莫斯科某些人士谈话,因此知道部分实情——“辐射云正朝我们飘过来,朝白俄罗斯飘过来。我们需要马上对人民实施碘剂预防措施,撤离核电厂附近的居民。方圆一百公里内,都不应该有任何人和动物。”

“我已经收到报告了,”斯柳尼科夫说,“那里起了一场火,但是已经被扑灭了。”

我忍不住了:“这是谎言!这是明目张胆的欺骗!只要是物理学家都知道,石墨正在某处以一小时五吨的速度在燃烧,你想想这会烧多久?!”

我赶上第一班回明斯克的火车。我整晚没睡。我测量了我儿子的甲状腺——当时测量辐射量最适合的部位——测出每小时一百八十毫伦琴的剂量。他需要碘化钾,也就是一般的碘。小孩需要两到三滴碘,滴到半杯溶剂里服用,成人则需要三到四滴。

反应炉已经烧了十天,这些事早在十天前就该做了。但是没人愿意听我们的话!没人愿意听科学家和医生的指示!他们把科学、医学与政治混为一谈。他们就是这样!

我们不能忘记当时的环境背景,十年前,当时的我们是怎样的?当时国家安全委员会还在进行秘密实验,所有“西方的消息”都被封锁。当时有上千种禁忌,党和军队都握有机密。和平的苏联境内,原子能就和煤炭一样安全——人们是在这样的教育下长大的。我们是被恐惧和偏见束缚的人民,我们的信仰变成了迷信。

然而,好吧,只说发生的事实。第二天是四月二十七日,我决定前往位于乌克兰边境的戈梅利州。我去了几座主要城市——布拉金、霍伊尼基、那罗夫亚,那些地方仅与核电厂相隔二三十公里。我需要更多信息。

我带着整套测量环境辐射的装备去了。环境辐射测出来的结果是:布拉金,每小时三万毫伦琴;那罗夫亚,每小时两万八千。但是人们仍在田里播种和除草,准备庆祝复活节。他们把蛋涂上色彩,烘焙复活节蛋糕。他们会说:什么辐射?那是什么?我们没有接到任何命令。上头只对我们说收成如何,进度如何。他们以为我疯了:“教授,你说的话是什么意思?伦琴,毫伦琴——这听来像是外星人说的话。”

然后我们回到明斯克。街上人来人往,人们照常卖着馅饼、冰激凌、三明治、酥皮点心,而辐射云就在他们头顶。

四月二十九日——每件事发生的日期我都记得很清楚——早上八点,我坐在斯柳尼科夫的接待区。我想见他,我试了一次又一次。我一直坐到下午五点半。这时,有个知名诗人从斯柳尼科夫的办公室走了出来。我认识他。他对我说:“我刚才和斯柳尼科夫同志在讨论白俄罗斯文化。”

我气炸了:“如果我们不赶快把民众从切尔诺贝利撤离,如果我们不救他们,以后就没有白俄罗斯文化了!也没有人读你的书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他们已经把火扑灭了。”

我最终见到了斯柳尼科夫。我告诉他前天的所见所闻,我们需要救救这些人!在乌克兰——我已经跟他们通过电话——他们早就开始撤离人民了。

他说:“为什么你的人员(研究所员工)拿着辐射剂量计在镇内到处走动,把大家都吓坏了?我已经向莫斯科的伊雷因教授请教过了,他是苏联辐射防护局主席,他表示一切正常。政府委员会也到了核电厂,检察官的办公室也设在那里。我们已派出军队,用上全部的军事装备来处理漏洞。”

我们要面对上千吨的铯、碘、铅、锆、镉、铍、硼,还有未知数量的钚(切尔诺贝利使用石墨铀反应炉,这类反应炉可以制造出适用于核弹的钚元素),一共四百五十种放射性物质。这相当于三百五十颗广岛原子弹的威力。他们应该讲物理学,谈物理定律,而他们却反倒归咎敌国,开始寻找敌人。

或早或晚,一定会有人出来负责。

“你会说你的专长是牵引机,”我对斯柳尼科夫说,他曾是牵引机工厂的主管,“你会说你不懂辐射的影响,但我是物理学家,我知道会发生什么后果。”

可从他的角度来看,这又算得了什么?几个教授,一群物理学家,凭什么告诉中央委员会该怎么做?不,他们并不是罪犯集团,更应该说是无知和盲从的团体。他们的生活原则,他们从那个大机器那里唯一学来的事,就是不要出风头,大家开心就好。

斯柳尼科夫不久后就被召唤到莫斯科,升官了。这个阴险的家伙!我打赌,戈尔巴乔夫一定亲自从克里姆林宫打电话给他,大概会说,我希望你们白俄罗斯人不要恐慌,西方世界正在引起骚动。

如果你不讨好你的长官,那么你就会失去升官的机会,失去出国旅行的机会,也会失去那栋别墅。如果我们仍在封闭的体制内,仍在铁幕之下,人们恐怕至今还住在反应炉旁边。他们会掩盖一切!想想克什特姆和塞米巴拉金斯克——你懂吗?我们还活在斯大林的国家里。

依照当时我们的民防教育指导,在可能遭遇核子攻击或发生核子意外的情况下,全民都应实行碘剂预防措施,这是在有危险时就应采取的行动。我们这里每小时有三千毫伦琴的辐射量,但他们担心的不是人民,而是自己的地位。

这个国家属于当权者,国家永远摆在第一。他们大可以找出别的方法来实行预防——不需要公布,也不会造成恐慌。他们大可以把碘投放到水库里,或加在牛奶里。市内已备有七百公斤的浓缩碘来应付这种状况,但这些浓缩碘统统原封不动。人们害怕上级长官的程度,甚于害怕原子。所有人都在等待命令,等待电话,没有人行动。

我的公文包里带着一个辐射剂量计。为什么?因为他们不再让我与重要人士会面,他们已对我感到厌烦,所以我带着辐射剂量计到接待室,测量那些秘书或私人司机的甲状腺。有时候这样做很有效,他们会感到害怕,然后让我进去。

这时有人对我说:“教授,为什么你要这样到处吓人?你认为你是唯一关心白俄罗斯人民的人吗?更何况,人免不了一死,就像人难免因为吸烟、车祸或自杀而死一样。”

他们嘲笑乌克兰人。乌克兰人跪在克里姆林宫前,恳求得到更多资金、药物和辐射测量装备(这些装备数量不足)。与此同时,我们的斯柳尼科夫却只花了十五分钟处理这种状况:“一切都没事,我们会自行解决。”

大家都称赞他:“我们的白俄罗斯兄弟,这么做就对了!”想想这微不足道的赞美,是用多少生命换来的?

我手里有资料,能证明那些长官都服用过碘剂。我研究所的同事帮他们检查时,他们有干净的甲状腺,不可能没服用过碘。他们还私下把自己的孩子送走,以防万一。当他们进到隔离区时,他们会戴上防毒面具和特制的外衣——这些装备是大家所没有的。他们在明斯克拥有专用的家畜,这也早已不是秘密了——每一头牛都有编号,并且严加管控。他们有专用的土地、专用的苗床,有专人来监督。最令人恶心的是,他们中间没人敢出来负责!

当他们不再接见我之后,我就改用信件轰炸他们。我把正式的报告寄到各地,寄给每个名人,寄给整个指挥体系。四份文件夹,每份两百五十页,写的全是实情。所有文件我都备份了,以防万一。一份放在研究所的办公室,另一份放在家里,交给我妻子藏了起来。为什么我要备份呢?因为在我们的国家不得不这样做。我总是亲自锁上办公室的门,但有一次我出差回来后,那些文件都不见了。

我是在乌克兰长大的,我的祖先是哥萨克人,我也有哥萨克人的个性。我不停地写,我不停地呼吁:“你们要救救这些人!要立刻撤离他们!”

我们不停地在各地游走。我们的研究所率先画出了污染区的地图,整个南边都是红色的。

这些都已成为历史了——一个罪行的历史。

他们把研究所全部的辐射测量装备都拿走了,没有任何说明就没收了装备。我在家里开始接到恐吓电话:“教授,不要再使人民恐慌了,你的下场恐怕会很惨。想知道会有多惨吗?我们可以让你见识一下。”他们用恐吓的手段向研究所的科学家施压。

我写信给莫斯科。

随后,国家科学院院长普拉托洛夫接见了我:“你不会被白俄罗斯人民所遗忘,你为他们付出了很多,但你不应该写信到莫斯科,这不是个好主意。他们现在要我把你撤职。为什么你要写信?难道你不知道自己在跟什么人对抗吗?”

好吧,我手里有地图和数据,而他们有什么?他们可以把我关到精神病院,我曾被他们这样威胁过。他们说可以保证我会发生意外车祸——我也收到过警告。他们可以让我受到法庭审判,罪名是从事反苏联活动,或者因为研究所里不见了一盒钉子。

然后,我被他们拉上法庭审判了。

他们达到了目的,我心脏病发作了。(沉默不语)

我把一切都写下来了,都装在这个文件夹里。里面写的都是事实,没有添油加醋。

我们检查村里的男孩和女孩,他们有一千五百、两千、三千毫伦琴,还有超过三千毫伦琴的。这些女孩都无法生育了,她们会发生基因突变。

牵引机还在耕地,我问跟我们一起来的人:“至少要让牵引机的驾驶员戴上防毒面具吧?”

“不,他们不用。”

“什么?难道你们没有防毒面具?”

“噢,我们有很多!用到公元两千年才用得完。我们只是不发给他们而已,不然会引起恐慌。大家都会逃跑,他们会离开这里。”

“你怎么可以这么做?”

“教授,这些事你说起来很简单。如果你丢了饭碗,你可以再找一份工作,而我该怎么办?”

这是何等的权力!一个人竟然可以拥有无尽的权力来支配他人!这已经不仅仅是欺诈和谎言,这是对无辜人民的战争!

我们开车沿皮里亚特河走的时候,看到人们在河边搭起了帐篷,他们与家人在一起露营。他们游泳、晒太阳,全然不知这些天来他们都处于辐射云之下。与他们交谈是被严格禁止的。但我看到了小孩,于是我上前跟他们解释。他们不相信我:“为什么电视和广播都没说?”

一个地方党支部的人随时陪同在我们身边——他什么也没说,但我可以从他的表情猜到他的想法:我应不应该向上级报告呢?

但他也很同情这些人!毕竟他也是正常人。我不知道当我们回去后,他会做出什么决定。他会向上级汇报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漫长的沉默)

我们知道这些真相又能如何?我们该如何面对?

如果核电厂又发生爆炸了,同样的事会再次发生。

我们还活在斯大林的国家里。人们还活在斯大林的统治下。

——瓦西里·鲍里索维奇·涅斯捷连科,白俄罗斯国家科学院前核能研究所主任


 

我们为什么爱切尔诺贝利


那是一九八六年——当时过的是怎样的日子?科技所造成的世界末日是怎么降临在我们身上的?我们是当地的知识分子,我们有自己的团体,过着自己的生活,跟周围的一切保持距离。这就是我们抗议的方式。

我们有我们的规矩:我们不看《真理报》,但是会传阅《星火》杂志。他们只要稍稍放松管控,我们就开始全面接受信息。我们阅读索尔仁尼琴的作品,家里摆着沙拉莫夫的书,在厨房里高谈阔论。我们渴望从生命中获得更多东西。那是什么呢?我们想要像凯瑟琳·德纳芙那些戴着贝雷帽的电影明星一样,我们想要自由。我们当中有些人脱离了团体,终日酗酒;有些则加入了共产党,开始了政治生涯。没人认为这个政权会崩溃。我们会想,如果真是这样,如果这个政权永远屹立不倒,那就别管其他人了,只要活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就好。

然后发生了切尔诺贝利事件,刚开始我们的反应都一样——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就让有关当局去担心吧,切尔诺贝利是他们的责任。那里距离遥远,我们甚至没有看地图。当时我们根本不想知道真相。

但是当他们把牛奶贴上“成人用”和“孩童用”的标签时,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感觉这件事离家人又近了一点。好吧,就算我不是共产党员,我还得在这里生活。我们开始感到害怕:“为什么今年的萝卜叶看起来像甜菜一样?”

一打开电视,就能听到他们说:“不要听信西方世界的挑拨!”

这个时候,你才真的能确定发生事情了。

而劳动节游行呢?没人强迫我们参与——没人强迫我们一定要去。我们可以选择,但后来我们错过了这次游行。这次劳动节游行是我看过的最热闹最拥挤的一次。大家都很担心,都希望融入人群——与其他人在一起。人们需要有抱怨的对象,抱怨有关当局、政府和共产党。现在我回想过去,转折点是在什么时候呢?之前我们并不想知道真相,我们只想知道萝卜能不能吃而已。

我是奇姆沃罗诺工厂的工程师。当时厂里有一群来自东德的专家,正在安装新装置。我看到了来自其他文化的人的反应。当他们得知这场意外后,他们立刻要求医疗照顾、辐射剂量计,还要求管理食物来源。他们收听德国广播节目,从中得知该怎么做。当然,他们的要求都被拒绝了。因此他们立刻打包,准备离开。

“帮我们买车票!让我们回去!如果你不能保证我们的安全,我们就要离开。”

他们群起抗议,发电报回国。他们都带着家人一起过来,他们是为了老婆和小孩在奋斗,是为了自己的性命在奋斗!而我们呢?我们又有什么反应?噢,这些德国人日子过得太好了,他们太傲慢了——真是歇斯底里!他们都是懦夫!他们竟然还测量罗宋汤和绞肉的辐射量,真是可笑!而我们的人,都是真正的男人,真正的俄罗斯男儿!

我们的人不顾一切与反应炉搏斗。我们的人不在乎自己的性命,戴着帆布手套,徒手爬上正在熔解的屋顶(这些我们都在电视里看到了)。我们的孩子手持旗帜,加入游行队伍,那些老兵也来了,他们是过往的守护者。(沉思)但是不懂得为自身感到害怕,也算是一种未开化的习性。我们总是说“我们”,而不说“我”。

“我们会让他们见识苏联人的勇气。”

“我们要让他们瞧瞧苏联民族的厉害。”

我们要向全世界展现!但我还是我,我还是我自己。我不想死。我很害怕。

从另一个角度看自己,是很有意思的,可以审视自己的感受,可以看看:我是如何成长与改变的?我发现我开始更多地注意周围的事物。在切尔诺贝利事件之后,有这样的反应是很自然的。我们开始学会说“我”。我不想死!我很害怕!

伟大的帝国开始崩溃四散。首先是阿富汗,接着是切尔诺贝利。苏联解体时,我们才发现自己孤立无依。我很不想这么说,但我们热爱切尔诺贝利。切尔诺贝利成为我们生命的意义,成为我们苦难的意义,如同战争一样。在切尔诺贝利事件之后,世人才得知我们的存在,我们才开启了通往欧洲的窗口。我们是切尔诺贝利的受害者,也是切尔诺贝利的信徒。我很不想这么说,但的确如此。

现在,切尔诺贝利变成了我的工作。我会前去视察。在隔离区内,人们依然生活在恐惧中,生活在倒塌的小屋里。他们期盼共产主义来临。每一次投票,他们都投给主张铁腕统治的人,他们梦想回到斯大林年代、军事统治年代。其实他们就生活在军事管理之下:岗哨、穿制服的人、门禁、配给制度,还有分配人道救援物资的官僚。箱子上用德文和俄文写着“禁止买卖或交换”。但这些物资的买卖与交换,仍发生在每家每户,发生在每个小摊上。

这就像一场游戏,像一场表演。我跟着一些外国人,开着一辆满载人道救援物资的卡车前来。这些人大概是奉基督之名来的。在外面,浑身泥土,穿戴着大衣和手套,站在水坑里的那些人,就是我的同乡。他们都穿着廉价靴子,眼神似乎在说:“我们什么都不需要,反正迟早会被拿走。”但是他们又很想拿点什么,不论是一个盒子还是一个箱子,他们想拿一点舶来品。

我们都知道村里老婆婆们的住所。这时,我突然有个异想天开又很可憎的念头。

“我让你们见识一下!”我说,“这在非洲可看不到喔!只有这里才看得到。你看,两百居里,三百居里。”

我注意到那些老婆婆改变了表情——她们当中有几个可真会演戏。她们把台词记得一清二楚,还会在适当的时候哭泣。这些外国人第一次来的时候,这些老婆婆都不愿多说什么,只是站在原地流泪。现在她们知道该说什么了,这样也许能拿到额外的糖果给小孩吃,或者拿到一箱衣物。这种行为是深奥的人生哲学——来自她们与死亡和岁月的关系。她们之所以不愿离开住了一辈子的小屋,绝不是为了这些糖果和德国巧克力。

回程途中,夕阳西下。

我说:“看看这块土地多么美丽!”

太阳照耀着森林和田野,余晖仿佛在与我们道别。

“没错,”一位会说俄语的德国人说,“是很漂亮,但是被污染了。”

他手里正握着一个辐射剂量计。这时我才知道,只有我的眼里才看得到夕阳。这里是我的家乡,这里是我生活的地方。

——娜塔利娅·阿尔谢尼芙娜·罗斯洛瓦,切尔诺贝利受灾儿童莫吉廖夫妇女委员会主席

 


儿童的声音


阿廖沙·别利斯基,九岁

安尼娅·博古什,十岁

娜塔莎·德沃列茨卡雅,十六岁

列娜·茹德罗,十五岁

尤拉·茹克,十五岁

奥利娅·兹沃纳克,十岁

斯内萨娜·塞内维奇,十六岁

伊拉·库德拉亚恰瓦,十四岁

伊利亚·卡斯科,十一岁

万尼亚·科瓦洛夫,十二岁

瓦迪姆·卡斯诺索尼斯科,九岁

瓦夏·米库利奇,十五岁

安东·那西凡金,十四岁

马拉特·达达兹夫,十六岁

尤利娅·塔拉斯奇那,十五岁

卡佳·舍夫丘克,十五岁

鲍里斯·西克曼科夫,十六岁

云很黑,雨下得很大。积水是黄色和绿色的,就好像有人把染料倒进去一样。他们说是花粉造成的。婆婆要我们待在地窖里,她跪下来祷告,也要我们跟她一起祷告。“祷告吧!世界末日来了。神来惩罚我们了。”我哥哥当时八岁,我才六岁,我们开始回想自己的罪过。他打破了蓝莓果酱的玻璃罐,而我没有跟妈妈说我的新衣服被篱笆勾破了,我把衣服藏在衣橱里。

***

士兵开着车来找我们。我以为要打仗了。他们说着像是“去活化”或“同位素”这样的字眼。一个士兵追着猫跑,辐射剂量计像自动步枪一样对着猫喀嚓喀嚓响。一个小男孩和小女孩也追着那只猫。男孩没事,女孩却一直哭。“我不会放弃它的!”她尖叫着,“跑啊,小猫,快跑!”那个士兵拿着一个很大的塑料袋。

***

我听到大人们在谈话,外婆在哭。自从我出生之后(一九八六年),我们村里就没有任何男孩或女孩出生了。我是唯一的一个。医生说不能把我生下来,但我妈妈从医院逃出来,藏在外婆家里。所以我是在外婆家出生的。我听他们说过。

我没有兄弟姐妹,我想要一个。

这位女士,你可以告诉我吗,为什么我不应该被生下来?那我该去哪里?高高地在天上吗?在别的星球上吗?

***

意外发生后的第一年,麻雀从我们镇上消失了。它们躺落在四处——庭院里,柏油路上。麻雀与落叶会被一起扫起来,装入容器里。那一年,人们不准烧树叶,因为树叶有辐射,所以只能埋起来。

两年后,麻雀回来了。我们都很高兴,我们对着彼此大喊:“我昨天看到了一只麻雀!它们回来了!”

金龟子也不见了,它们没有再回来。也许再过一百年,或一千年就会回来了,这是我们老师说的。我再也看不到它们了。

***

九月一日,开学第一天,一朵花都看不到。花都染上了辐射。之前工作的人是水泥工,现在却变了,都是军人。他们铲起了花朵,带着泥土装上货柜车,不知带到哪里去了。

在我们撤离后的一年里,整个村子被他们埋起来了。我爸爸是出租车司机,他回来后告诉我们他看到的全部情形。他们先在地上挖一个大洞,有五米深。然后消防员拿着水管,从屋顶到地基冲洗着房子,这样才不会掀起含有辐射的尘土。他们冲洗窗户、屋顶、大门,不会漏掉任何东西,然后用起重机把房子拉到洞里。洋娃娃、书本和罐子散落一地。接着挖土机将所有东西都挖起来,盖上沙土之后铲平。放眼望去,看不到村子,只能看到一片空地。他们在我们的土地上种玉米,我们的房子就在地底下,还有我们的学校、我们的村委会。我的盆栽和两本邮册也在地下,我本来还想回去拿的。我还有一台脚踏车也没拿出来。

***

我今年十二岁,我生病了。邮差每次都会带两份抚恤金来家里——一份给我,另一份给我爷爷。班上女生知道我有血癌之后,都不敢坐在我旁边,她们不想碰到我。

医生说,我生病是因为我是爸爸在切尔诺贝利工作之后出生的。我爱我爸爸。

***

他们晚上来把我爸爸带走了。我没有听到他打包行李的声音,我当时睡着了。第二天早上,我看到妈妈在哭,她说:“爸爸现在在切尔诺贝利。”

我们等待他回来,就像他去打仗了一样。

他回来之后,又回工厂上班了。他什么都没跟我们说。我在学校里,跟大家夸口说,我爸爸刚从切尔诺贝利回来,他是清理人。清理人负责意外发生后的清理工作,这些人都是英雄。所有男生都很羡慕。

一年后,他生病了。

我们一起走在医院的庭院里——他已经动过两次手术了,这时他头一次开口跟我谈起切尔诺贝利。

他们工作的地方离反应炉很近。他说那里很安静,祥和又美丽。他们工作的时候,发生了很多事。花园里的花很茂盛地开着,是为了谁呢?人们早已离开了村庄。他们“清理”了那些留下来的东西。他们移除被铯和锶污染的表土,然后清洗屋顶。但是到了第二天,辐射剂量计碰到任何东西,却依然不停地喀喀作响。

“离开的时候,他们与我们握手,还给了我们感谢状,感谢我们做出的牺牲。”他说个不停。

最后一次从医院回来时,他说:“如果我能活下来,我再也不会碰物理和化学了。我要离开工厂,我要当个牧羊人。”

现在只剩我跟妈妈相依为命。虽然妈妈希望我去读理工学院,但我不愿意。我爸爸就是读这所学校的。

***

我曾经会写诗。我五年级的时候,喜欢上一个女孩。七年级的时候,我认识了死亡。

我读过加西亚·洛尔迦写的一句话:“尖叫的黑色之根。”我开始学习放风筝,我不喜欢玩这个游戏,但我还能做什么呢?

我有一个朋友叫安德烈。他动了两次手术,然后被送回家了。六个月后,他本来要动第三次手术的,可他在空荡荡的教室里用皮带上吊了,趁大家上体育课的时候。医生说他不可以跑或跳。

先是尤利娅、卡佳、瓦迪姆、奥克萨那、奥列格,现在轮到安德烈了。

“我们都会死,然后变成科学研究的一部分。”安德烈曾这么说过。

卡佳说:“我们都会死,然后被大家遗忘。”

奥克萨那说:“我死的时候,不要把我葬在墓园,那里只有死人和乌鸦,把我葬在田野里。”

尤利娅只会哭泣。现在每当我抬头向上望,天空仿佛活了起来,因为他们都在天上。

 


孤寂的声音


不久之前我过得很快乐。为什么?我忘记了。现在感觉像是另一场人生的开始。我不懂,我不知道,我怎么能重新生活,怎么能继续活下去?但现在我就在这里有说有笑。我曾经伤心欲绝,曾经不知所措。我想找人谈谈,可是找凡人是不够的。我会去教堂,那里很安静,像是在丘陵上一样,安静得让人忘了自己。但每次我早上醒来,伸手探去——他在哪里呢?只有他的枕头,他的味道。

窗台上有只小鸟在走动,触碰着风铃,使我醒了过来。我没听过这种声音,这样的鸟叫声。他在哪里呢?这一切我讲不清楚,说不明白。我根本不知道我是怎么活下来的。

晚上,女儿会来找我说:“妈妈,我的功课做完了。”

这时我才想起我还有小孩。而他在哪里?

“妈妈,我的纽扣掉了,你可以帮我缝上去吗?”

我该怎么去找他,怎样才能再见他一面?

我闭上眼想他,直到沉沉睡去。他会在梦中出现,却总是转瞬即逝。我甚至可以听到他的脚步声。但是他去哪里了呢?在哪里?他不想死。他看向窗外,看着天空。我放了一个枕头在他身下,然后放了第二个、第三个,这样他才能看得更远。他已经过世很久了,一整年了,但我们却没有分开。(她沉默了很久)

不用担心,我已经不再哭泣了。我想要谈一谈。我无法欺骗我自己忘记一切,就像我的朋友一样。我们的丈夫在同一年过世,他们一同去了切尔诺贝利,但她已经准备好再婚了。我并不是责怪她——这就是人生,日子还是得过,她家里有小孩。

他在我生日那天去了切尔诺贝利。家里那时还有客人在,他向大家致歉。他吻了我,车已经在外面等着他了。

那天是一九八六年十月十九日,我的生日。他是建筑工人,他的工作地点遍及整个苏联,而我经常在家里等他回来。我们这些年就是这么过的——就像爱情鸟一样,不断地分离,然后重聚。

那时候,我们两人的母亲都很害怕,但我们并没有这种感受,至今我也不知道原因。我们都知道他要去哪里。我应该拿邻居高中小孩的物理课本来看一看的。他去的时候甚至没戴帽子。与他同行的男人在一年内头发都掉光了,但他的头发却长得特别浓密,像鬃毛一样。

那些人都没活下来。一整队的人,一共七个,他们都死了。他们都很年轻,却一个接一个走了。第一个人在三年后死去。我们以为只是碰巧而已,我们以为只是命运。但之后第二个人死了,接着是第三个和第四个。然后其他人便开始等待轮到自己的那一天,他们过的就是这种日子。我丈夫是最后一个走的,他在半空中工作。他们将人们已经撤离的村庄的灯关掉,然后爬上路灯的杆子。他总是高高在上,俯视着空房子和无人的街道。他身高将近两米,有九十公斤重——什么东西能杀得了他呢?(她突然露出微笑)

他回来的时候,我高兴得不得了。我们举办了派对,每次他回来,我们都会帮他举办派对。我穿上美丽的长睡袍。我喜欢昂贵的内衣,我有很多很美的衣服,但这件睡袍很特别——只有在特殊的场合我才会穿。是为了纪念我们第一次约会,第一个夜晚。

他的身体早已烙在我心里,所有的部位,我吻遍了他的全身。有时我会梦到变成他身体的一部分,这样我们就无法分离了。他离去的时候,我很想念他。想念一个人真的很痛苦。当我们分开一阵子之后,我感到失落,有时候我会忘了自己在何处,忘了现在是什么时候。

他回来的时候,我发现他的淋巴结有硬块,硬块很小,我的唇却能感受到硬块的存在。

“去看医生好吗?”我问。

他安抚我:“久了就会消掉。”

“你在切尔诺贝利过得怎样?”

“只是普通的工作而已。”

他没有吹嘘,也没有恐慌。我只从他那里知道了一件事:“在那里跟在这里没什么差别。”

普通工人可以在餐厅一楼吃到面和罐头食物,长官和将军则在餐厅二楼享用水果、红酒和矿泉水。二楼有干净的桌布,每人都有一台辐射剂量计。而一整队的普通工人却连一台辐射剂量计都没有。

噢,我真的很开心!我们当时还去了海边,大海就和天空一样无边无际。我的朋友也跟她丈夫去了海边,但她觉得海很脏:“我们担心会得霍乱。”

是的,没错,报纸也提到了。但我记忆中的海却是不同的,是更为明亮的。我还记得海是如此辽阔,就像天空一样,一片蔚蓝。而他就在我身旁。

我是个为爱而生的人。学校里的女孩都梦想着上大学,或加入共青团的工读旅游,只有我梦想着结婚。我想要去爱,热烈地爱人,像娜塔莎·罗斯托夫10一样,只为了爱。但我不敢跟别人说,因为当时你的梦想应该是参加共青团的建设旅游。他们就是那样教导我们的,他们教育人们前往西伯利亚,去那片无法通行的针叶林。他们会这样唱着:“越过浓雾,还有那针叶林的气味。”

我第一年没考上大学,分数不够,所以去了通信站工作。我就是在那里遇见他的,而且是我向他求婚的,我对他说:“娶我吧,我好爱你!”

我爱他爱得昏天暗地,他长得真帅,我开心得要飞起来了。是我自己开口对他说的:“娶我吧。”(微笑着)

我会在其他时间想一些事,好让自己开心起来,比如,也许死亡不是尽头,他只是换了形态,在另一个世界生活。我现在在图书馆工作,我看了很多书,认识了不少人。我想要谈论死亡,想要理解死亡,我想要找到慰藉。不论是报纸还是书籍,只要是任何有关死亡的题材,连电影也不放过。没有他真的很痛苦——我没有办法孤零零一个人。

他不想去看医生:“又没发生什么事,也不痛。”

但是他的淋巴结已经肿得像鸡蛋一样大了。

我拉着他上车,带他去诊所。他们把他转给癌症医师诊断。一个医生看到他之后,对另一个医生说:“又来了一个切尔诺贝利人。”

后来他们没让他回家。一周后便动了手术,他们切除了他的甲状腺和喉头,用一些管子代替。没错……(她沉默下来)没错——现在我回想起来,当时也过得很快乐。老天!我忙得四处奔波,跑了一家又一家商店,买礼物给医生,我买了好几盒巧克力,还有进口酒。我把巧克力送给护士,她们都收下了。他却嘲笑我:“听好,他们又不是神。他们有足够的化疗和辐射治疗设备,不送糖果一样会帮我治疗。”

不过我还是跑到镇的另一边,去买蛋奶酥和法国香水。当时没认识的人,是拿不到这些东西的,这些东西都藏在柜台下面。之后他们就让他出院了。

他出院了!医生给了我一种特别的针,还教我如何使用。我需要使用这种针来帮他喂食。所有的事我都要会。一天要下厨四次,烹饪新鲜食物,非得要新鲜的食物不可。我把食物放进绞肉机,绞成条状后放进针筒里。然后把针插到那根最大的管子里,管子直达他的胃。当时他已经失去嗅觉了。

我会问:“味道如何?”他却什么都不知道。

我们仍然去看了几次电影,然后在电影院里接吻。牵连我们的线已经细若游丝,但我们仍在尽情享受生命。我们试着不去提起切尔诺贝利,不去想那些事,这话题对我们来说是个禁忌。我不让他接电话,我会抢着去接,他的那些朋友都一个个死去,这也是个禁忌。

有一天早上,我叫醒他,递给他睡袍,但是他起不来,也说不出话。他再也讲不出话来了,眼睛瞪得老大。这时他才开始感到害怕。没错……(她再次沉默不语)

我们后来又共同生活了一年。他挣扎着活了整整一年。

每过一天,情况就会变得更糟,他不知道他的朋友也在挣扎。我们就凭着这样的想法继续撑下去,但是这也令人难以承受,因为你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人们嘴里说着“切尔诺贝利”,笔下写着“切尔诺贝利”,却没人知道那是什么。

某种可怕的东西在我们面前被释放出来了。我们的一切都改变了:我们生下来时就有所不同,死的时候也不一样。如果你问我,经历过切尔诺贝利的人是怎么死的……我爱这个人胜过一切,我是这么爱他,就算他是我自己生下来的孩子,我也无法多爱他一点。而他就在我眼前变成了一头怪物。

他们取走了他的甲状腺,所以他的循环系统会受到影响,他的鼻子开始歪向一边,变成之前的三倍大。他的眼睛也不一样了——看起来空洞无神,望向不同的方向。他的眼神也变了,我从没看过他这样的表情,好像他不再是他自己,而是有另一个人在他体内向外张望。然后他的一只眼睛再也睁不开了。

我害怕什么呢?我只害怕他看到自己的样子。他开始请求我,用手对我示意,要我拿镜子给他。我会跑到厨房,假装忘记这件事,或装作没听到,或找别的借口。我瞒了他两天。

第三天,他在笔记本上写着斗大的字,还有三个惊叹号:“把镜子拿来!”我们有笔记本、钢笔和铅笔,这是我们的沟通方式,因为他连轻声说话都没办法,他完全哑了。我跑到厨房,开始敲打锅碗瓢盆,假装没看到他写的字,假装我会错意了。他又写了一次:“把镜子拿来!”依然带着那些惊叹号。

我把镜子拿来了,我拿了最小的一个。他看了之后抱住头,不住地摇晃,在床上前后摇摆。

我开始恳求他:“等你好一点的时候,我们一起去别的村庄,去废弃的村庄。如果你不想住在有很多人的大城市,我们可以在那里买一栋房子住下来。我们两个人可以独自生活。”

我是认真的,我愿意跟他到天涯海角,只要有他在的地方就好。他是我在乎的一切,我是认真的。

不想谈的事情,我也不会记得。发生了很多事。我看得很远,也许比死亡还要远。(停了下来)

认识他的时候我才十六岁,他比我大七岁。我们约会了两年。我很喜欢明斯克邮局总局附近的环境,尤其是沃罗达科佛街,我们会相约在大时钟下见面。

我住在环境最差的工业区,我搭的五号公交车不会停在邮局总局,而是会停在后面一点的童装店。我每次都会迟到一点点,这样才能从公交车上看到他在等我,然后我会想:在等我的他是多么英俊啊!

那两年里,我想的全是他,我忘记了夏天,也忘了冬天。他会带我去听演唱会,听我最喜欢的伊迪丝·派卡。我们不去舞厅,因为他不会跳舞。我们只是吻着对方,吻了又吻。他会叫我“我的小可爱”。还有我的生日,每次都是我的生日,很奇怪,重要的事情总是会发生在我生日的那一天,很难不相信这是命运的安排。

那一天,我在大时钟下等他,我们约好五点见,但是他没有出现。等到六点时,我开始难过起来,穿过街,哭着走向公交车站。然后我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就回头一看——他穿着制服和靴子,背着光向我快步跑来。猎装外套,水手衬衫,我最喜欢他这样的打扮了——他穿什么都好看。我们去了他家,他换了衣服,然后我们决定去餐厅庆祝我的生日。可是晚上已经没有位子了,其他人都塞给领班五块钱十块钱,我们两人却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没关系,”他说,他依然神采焕发,“我们去买香槟和蛋糕,然后到公园庆祝吧。”

在漫天繁星下过生日!他就是这样的人。我们在高尔基公园的板凳上坐到天亮。这是最难忘的一次生日,我就是在那一天对他说:“娶我吧,我好爱你!”

他笑了:“但是你还小啊。”

我们第二天就登记结婚了。

我当时真的很开心!就算上天告诉我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我也不会做别的选择……我们结婚的那一天,他找不到他的身份证,我们找遍了整栋房子。他们只好把我们的结婚证明暂时登记在一张纸上。

“女儿啊,这不是个好兆头。”我妈妈说。

我们后来在顶楼的旧裤子里才找到他的身份证。

爱情!这已经不能算是爱情了,而是历久不衰的真爱。我以前早上常对着镜子跳舞——我年轻又漂亮,而且他深爱着我!现在我已经忘了那个表情,和他在一起时的表情,镜子里再也看不到了。

我不知道这该不该说?该如何形容?我们有一些秘密,我还是不太明白这样做的意义。在我们相处的最后几个月,他晚上还是会找我过去,他仍对我有欲望,他爱我爱得更深了。每当我在白天看着他的时候,总是不敢相信晚上发生的事。我们不想分离。我拥抱着他,抚摸着他。这时我会想起那些快乐的时光,闪亮的日子。

想起当他从卡姆恰卡回来时,留了很长的胡子,他在那里留的。想起我在公园板凳上度过的生日。

“娶我吧。”我真的该说吗?我可以说吗?我像男人对女人一样,主动向他求爱。

除了药物之外,我还能给他什么呢?还有什么希望呢?他并不想死。

我没有告诉我妈妈任何事。她不会懂的,她只会批评我,只会辱骂我们。因为这可不是普通的癌症,一般的癌症就会使人害怕,何况这是更糟糕的切尔诺贝利癌症。

医生对我说:如果肿瘤在他体内蔓延,他就活不久了,但肿瘤只是慢慢向上移,从身体到脸上。他的身上长出了黑色的东西。他的下巴移位了,脖子不见了,舌头却跑了出来。他的血管开始破裂流血。脖子,脸颊,耳朵,到处都是。我装了冷水,用湿布擦拭他,却一点帮助也没有。

这景象很可怕,枕头上全是血。我从浴室把脸盆拿过来,血流入盆里,像是在用桶接牛奶一样。那种声音听起来很柔和,好像来到了农村。我现在晚上还是会听到这个声音。

在他还有意识的时候,如果他开始拍手,就是示意我要叫救护车了。他不想死,他才四十五岁。

救护人员也知道我们,他们并不想来:“我们帮不了你丈夫了。帮他打针吧!给他麻醉剂!”

我后来学会注射了,但打针会在他的皮肤上留下黑色的淤青,而且不会消失。

有一次,我设法找来了救护人员,当时还来了一位年轻的医师。他看到之后,吓得倒退了几步:“对不起,他该不会是从切尔诺贝利来的吧?他是从那里回来的人吗?”

我说:“是的。”

然后他,我没有夸大,他大叫着说:“噢,这位女士,让他早点解脱吧!早一点!我看过那些从切尔诺贝利回来的人是怎么死的。”

当时我的丈夫还有意识,他听到了。但是还好,他不知道,他也没有猜到,当时他是他们队里最后一个活着的人。

还有一次,我从附近诊所请来一个护士,她只是站在门口,拒绝进来:“噢,我办不到!”

为什么我就办得到?我什么都愿意做。我还能想些什么办法呢?我怎样才能救他?他痛苦地大喊着,吼了一整天。最后我才找到方法:我把注射筒装满伏特加注入他体内。他才停了下来,忘记了苦痛。这方法不是我想出来的,是其他女人跟我说的,她们也有同样的经历。

他妈妈之前会过来说:“你为什么让他去切尔诺贝利?你怎么可以这样?”

我根本没想过能阻止他去,他大概也没想过拒绝。当时跟现在不同,是军事统治的时代。

我曾问他:“你后悔去那里吗?”

他摇头表示不会。他在笔记本上写着:“我死掉之后,卖掉车子和备胎,不要嫁给托利克。”

托利克是他弟弟,他也喜欢我。

还有很多事呢——他睡着的时候,我会坐在他身旁,他的头发很美,我拿着剪刀悄悄地剪了一束下来,他睁开眼,看到我手里的头发,露出了微笑。

我留着他的手表,他的军证,还有切尔诺贝利的徽章。(她沉默不语)我以前真的很开心!我还记得我在产科病房里的日子,我会坐在窗边,看着外面等他。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我到底怎么了?我对他百看不厌。我还以为迟早有一天我会厌烦。我给他做早餐,然后看着他吃东西的样子。我看着他刮胡子,我看着他走出门外。我是个尽职尽责的图书馆管理员,但我不知道该如何热爱我的工作。我只爱他,只爱他,我不能没有他。我会在晚上大吼,埋在枕头里大吼,这样孩子们才听不到。

我从没想过,他会离开这个家,从没想过,我们会永远分开。我的妈妈,他的弟弟,他们开始告诉我,对我暗示说,医师们在推荐一个地方。你懂吗,简而言之,在明斯克附近有一家特别的医院,是专门让这种无可救药的病患在那里等死的。以前住的是那些从阿富汗回来、四肢不全的士兵——现在则是给从切尔诺贝利回来的人住。

他们恳求我:“那里比较好,随时都有医生照顾。”

我不想,我根本不想听。后来他们说服了他,他也开始请求我:“带我去那里,不要再折磨自己了。”

这时我正在想办法请病假或事假。只有照顾自己生病的孩子才能请病假,而事假最多只能请一个月。

他在笔记本上写得满满的,要我答应带他去那里。最后他弟弟开车载我去看了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在一个村庄的边缘,叫格雷本卡,是一栋大木屋,旁边有口破井,厕所在屋外。我看到一些穿黑色衣服的老婆婆——都是修女。

我甚至没有下车,没有离开座位。那天晚上我吻着他:“你怎么可以要我这么做?我绝不会让这种事发生的!绝不!”我吻了又吻。

最后几周是最令人害怕的。我们需要花半个小时,让他排尿到半升的罐子里。他从头到尾都低着头,他觉得很羞愧。

“噢,你为什么要这么想!”我说。我吻了他。

最后一天,有那么一瞬间他坐了起来,睁开了眼睛,笑着说:“瓦莉乌西卡!”他想喊我的名字。他死的时候孤零零的,所有人都是如此。当时他们打电话给还在上班的我:“我们要把他的红色成就证书交给他。”

我问他:“你们的人想过来,他们要拿证书给你。”

他摇头表示不要,但他们还是来了。他们带了些钱,还有装在红色本子里的证书,封面有列宁的照片。

我收下来时心想:“他牺牲性命,就是为了这个吗?报纸上说不单是切尔诺贝利爆炸了,共产主义也跟着爆炸了。但封面上的照片却依旧不变。”

有个人想对他说些好话,他却用毯子盖住自己,只让人看得到头发。他们待了一会儿就离开了。他已经开始害怕见人,我是唯一他不会害怕的人。

安葬他时,我用两条手帕盖住了他的脸。有人向我请求,我才会把手帕掀开。

一个曾经爱过他的女人看到后就昏倒了,我以前还会妒忌她。

“让我再看他最后一眼。”

“好。”

我没有告诉她,他死的时候没人敢靠近,大家都很害怕。

根据我们的习俗,我们是不能为死去的亲人清洗和穿衣的。两个太平间的看护人过来跟我要伏特加喝。

“我们什么都见过了,”他们对我说,“我们见过被压扁的人,我们见过支离破碎的人,我们还见过烧焦的小孩尸体。但是都比不上这个。切尔诺贝利人的死状是最恐怖的。”(压低了音量)他死了,就躺在那里,他全身发烫,没有办法碰触他。他死的时候,我把家里的钟都停了下来。时间是早上七点。

刚开始,在没有他的日子里,我一连睡了两天。没人叫得醒我,我会起来喝一些水,什么都不吃,然后又回到枕头上。现在我才觉得奇怪:我怎能睡得着呢?

我朋友的丈夫临终时,对着我的朋友丢盘子,他不明白,她为什么可以这么年轻漂亮。而我丈夫却只是一直看着我。他在他的笔记本上写着:“我死了之后,把我的遗体火化。我不想让你害怕。”

有谣言说,那些来自切尔诺贝利的人,死后的尸体也会有辐射。我读过有关那些在莫斯科医院过世的切尔诺贝利消防员的报道,他们被葬在莫斯科近郊的米季诺,他们的坟墓至今仍被视为有放射性。人们路过时会刻意避开,也不会把亲人葬在那里,好像连死者也畏惧这些人的尸体。大家都不明白切尔诺贝利是什么,只好任凭感觉臆测。

他把在切尔诺贝利工作的白色衣服带了回来,一套带裤子的特殊防护衣。这套衣服一直放在我们的储藏室,直到他过世。然后我母亲决定:“我们要把他的东西全部丢掉。”

她也会害怕。但我想留下这套衣服。这是不好的——我们家里还有小孩,所以我们还是把所有东西都带到镇外埋了起来。

我读过很多书,我就生活在书堆之中,但有件事却是无法解释的。他们将骨灰坛交给我时,我一点也不害怕,我用手抚摸他的骨灰,里面有小颗粒,像是沙滩里的贝壳,那是他的臀骨。在此之前,我抚摸他的遗物时都无法听到他的声音或感受到他的存在,但是现在我却感受到了。我想起他死后的那个晚上,我坐在他身旁,忽然间我看到一缕轻烟冒了出来——我在火葬场时又看到了一次——那是他的灵魂。除了我以外,其他人都没看到。当时我感觉我们又见面了。

我以前过得多么快乐!他去出差,我在家里,数着日子等他回来。我不能没有他。我们曾去看望他住在乡间的妹妹,晚上她妹妹说:“你的床在这个房间,而你的床在另一个房间。”

我们都看着对方笑了——我们无法想象要睡在不同的房间里。我不能没有他,我跟他私奔了。他的弟弟做了同样的事。他们两人个性很像。但是现在如果有人碰我的话,我想,我只会不停地哭。

是谁把他从我身边夺走的?谁有这个权力?

一九八六年十月十九日,他们拿着一张印着红色旗帜的通知前来,像是要征召他从军一样。(我们喝着茶,她给我看她的家庭照片和结婚照片。正当我要起身离开时,她拦住了我。)

我该怎么活下去?我还没有说完,还没讲到最后。我曾经过得很快乐,快乐得跟疯子一样。也许你不应该写出我的姓名,有些秘密——人们只会在私下祈祷,轻声说给自己听。(停了一下)不,还是把我的名字写下来吧,写给神看。我想要知道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要受苦?起初我以为我的世界会就此不同,变得黑暗且不属于我。是谁救了我呢?是什么让我重新找回人生?是我儿子,我和他的儿子。他病了很久,他已经长大了,却还在用五岁小孩的眼光看世界。我想陪着他。

我希望能把房子卖掉,搬到诺文奇附近,那里有精神病院。他就在那里,按医生吩咐住在那里。医生说,如果要活下去,他一定要住院。我会在周末去看望他,他会对我说:“米沙爸爸在哪里?他会来吗?”还有谁会问我这种问题呢?他还在等爸爸。

我会跟他一起等。我会轻声说着我的切尔诺贝利祷言。你知道吗,他是用小孩的眼光在看这个世界。

——瓦莲京娜·季莫费娜·帕纳谢维奇,清理人的妻子

 


后记


我看遍了他人的痛苦,但在这里我和他们同样是见证人。这个事件是我人生的一部分,我就活在其中。

我们的国家有三百五十颗核弹。人们还没有注意到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却已经活在后核战的时代了。

现在,人们因为其他的战争来到这里。上千名俄国难民从亚美尼亚、格鲁吉亚、阿布哈兹、塔吉克斯坦、车臣等地涌入。这些人从有枪声的地方来,来到这片被遗弃的土地。这里还有荒废的房屋尚未被特殊部队掩埋。

一共有两千五百万侨胞住在俄国领土外——这已经是一个国家的人口数了——他们无处可归,只能去切尔诺贝利。关于那里的土地、水和空气能够取人性命的传言,对他们来说只是童话故事。这些人有自己的故事,一个古老的故事,他们深信不疑——这个故事是在说人们如何用枪射杀他人。

我曾以为自己可以理解一切并表达一切,至少在大部分事情上可以如此。我还记得,我在写《锌皮娃娃兵》时来到阿富汗,当地人向我展示了一些从阿富汗斗士手里得来的外国武器。我对这些武器的精美感到很惊讶,他们可以在这些武器上完美地表达自己的想法。有一位军官就站在我身旁,他说:“你说这个意大利地雷看起来很漂亮,像是圣诞节的装饰,但如果有人踩到的话,就会被炸得血肉横飞,要用汤匙在地上刮才刮得干净。”

当我坐下来写这一段的时候,我开始思考:“这是我该写的吗?”

我是在伟大的俄罗斯文学的浸染中长大的,我认为作品的尺度可以更辽阔,所以我把这一段血肉横飞的情节写了下来。但是在隔离区——那是另一个世界,那个世界与外面的世界不同——那些强烈的感受是文学无法形容的。

三年来,我四处旅行,在人群里访问:包括在核电厂工作的工人,科学家,前共党官僚,医生,士兵,直升机驾驶员,矿工,难民,迁居的人们。他们都有着不同的命运、职业和个性,但是切尔诺贝利却是他们生命里共同的重心。这些人不过是平凡人,却必须面临最艰难的问题。

我时常觉得,简单和呆板的事实,不见得会比人们模糊的感受、传言和想象更接近真相。为什么要强调这些事实呢,这只会掩盖我们的感受而已。从事实当中衍生出的这些感受,以及这些感受的演变过程,才是令我着迷的。我会试着找出这些感受,收集这些感受,并将其仔细保护起来。

书中的人已经见过他人未知的事物。我觉得自己像是在记录着未来。

斯韦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

———————— 

[1]据译文中的“六个”解,煮的汤应该还有讲述人丈夫的一份。——编者注

[2]Stakhanovite,苏联时期工作勤奋受政府嘉奖的工人。

[3]Prince Myshkin,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白痴》里的主人公。

[4]比喻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最终都能克服的人。

[5]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后,苏联当局一直隐瞒消息,直到辐射尘飘散,瑞典的福斯马克核电站侦测到异常辐射量,这起灾难才为世人所知。

[6]Becquerel,测量辐射的单位。

[7]这里指用宗教迷信方式给人治病的人。——编者注

[8]原文为PakhanandMakhan,多用于帮派头目的尊称。

[9]屠格涅夫小说《父与子》中的角色,他认为人跟青蛙没有不同,权力、宗教等抽象的概念本来就不存在。

[10]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中的女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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