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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拉格:一部历史

时间:2020-12-07     作者:[美]安妮·阿普尔鲍姆【转载】   阅读


在叶若夫恐怖时期的可怕年代,我有十七个月经常在列宁格勒的监狱外面排队等候探监。一天,人群中有人认出了我。站在我身后的是一位嘴唇冻得发紫的女士,此前可能从未听说过我的字。她立刻从我们大家常有的那种麻木状态中惊醒过来,低声(那里的每个人说话都是低声细语)问我:

“你能描述这里的情形吗?”

“我能,”我回答道。

于是,一丝像是笑意的表情在那张曾经属于她的脸上闪过。


——安娜·阿赫玛托娃,《安魂曲,1935—1940·代序》



谨以本书献给那些描述了所发生的事情的人



目录


本书获誉

致 谢

序 言


第一部分 古拉格的起源,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三九年

第一章 布尔什维克统治初期

第二章 “古拉格的第一个劳改营”

第三章 一九二九年:重大转折点

第四章 白海运河

第五章 扩大劳改营

第六章 大清洗及其后果


第二部分 劳改营的生活和劳动

第七章 逮捕

第八章 监狱

第九章 押解,到达,挑选

第十章 劳改营的生活

第十一章 劳改营的劳动

第十二章 惩罚与奖励

第十三章 看守

第十四章 囚犯

第十五章 妇女和儿童

第十六章 垂死的囚犯

第十七章 生存的策略

第十八章 逃跑与反抗


第三部分 劳改营工业联合体的兴衰,一九四〇年

至一九八六年

第十九章 战争爆发

第二十章 “局外人”

第二十一章 特赦—及以后

第二十二章 劳改营工业联合体的全盛时期

第二十三章 斯大林死了

第二十四章 囚犯的革命

第二十五章 解冻—与释放

第二十六章 持不同政见者的时代

第二十七章 八十年代:捣毁塑像


尾声:纪念

附记:究竟有多少?

参考资料

注释词汇

索 引

译 后 记

 

 

本书获誉


这是一本重要的书……强烈推荐人们阅读安妮·阿普尔鲍姆精心撰写的这部言之凿凿、出类拔萃的历史著作。


——《纽约时报书评》


(本书)将成为关于二十世纪最大恶行之一的权威性历史著作。


——《经济学家》杂志


全面详尽,引人入胜。……(安妮·阿普尔鲍姆)严厉抨击了控制着古拉格体系的腐化堕落,证明了苏联人民的适应能力。……她的研究无懈可击。


——《旧金山纪事报》


一部终于使我们可以一睹古拉格全貌的力作……一本价值连城而且不可或缺的书。


——《华尔街日报》


雄心勃勃,资料翔实。……无法估价。……阿普尔鲍姆有条不紊、毫不畏缩地向人们展示了进入古拉格的地狱并在其中生活的意义。


——《纽约人》杂志


[阿普尔鲍姆的]著作有力而深刻,不过,它取得这种效果所依靠的是真诚和克制而非技巧的华丽。……[一本]令人钦佩和勇敢无畏的书。


——《华盛顿月刊》


丰碑似的不朽之作。……阿普尔鲍姆用其令人赞叹的叙事技巧讲述了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


——《新闻日报》


价值连城。在俄语或者其他任何语言中还没有像本书这样的著作。它值得人们广泛阅读。


——《金融时报》


一本其重要性不可能被夸大的书。……权威著作。

……阿普尔鲍姆以如此平静优雅的笔调和道德上的严肃性所撰写的这本书对于治疗有关二十世纪两三桩穷凶极恶暴行的遗忘症—这种遗忘症令人不可思议地似乎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影响着公众的意识—是一个重大的贡献。


——《泰晤士报文学增刊》


一项确实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我们大家应该感谢[阿普尔鲍姆]。


——《星期日泰晤士报》(伦敦)


一本可怕的人间苦难纪事,一部关于人类所经历的最疯狂地滥用权力的某个时期的历史,一则道德意义深远的警世名言。……一部具有无畏风格的权威著作,这种风格既使人感动又令人震惊,它展现了纷繁复杂的生活,揭示了注定灭亡的社会和腐朽的幻想的极度衰败。


——《每日电讯报》(伦敦)


在安妮·阿普尔鲍姆之前没有哪位西方作家尝试过以见证人的描述和档案记录为依据撰写一部古拉格的历史。她的尝试产生了一项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全面而详尽的研究成果;这一课题的每个方面均未逃过她的注意。优美通俗的文字……将使普通读者和专业人士获益良多。


——《纽约太阳报》


为了了解劳改营中原始野蛮的人类生活体验,可以阅读索尔仁尼琴的《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或伊琳娜·拉图申斯卡雅的《希望的颜色是灰暗》。为了了解这一罪恶的影响范围、来龙去脉及其令人恐怖的变本加厉,阅读这部历史吧。


——《芝加哥论坛报》


西方作者对这一苏联祸患所发表过的最权威—和最全面—的报道。


——《新闻周刊》


一项巨大的成就:博学,感人,深刻。……读者不会轻易忘记阿普尔鲍姆对古拉格给人类带来的深重苦难的生动描述。


——《国家评论》杂志


清晰易懂,周密细致,毫无耸人听闻之意,它应当在每个知识分子读者的书架上占有一席之地。


——《洛杉矶时报》


权威著作。……必将成为今后多年关于这一主题的权威性报告。


——《新批评》杂志


对一九一七至一九八六年间苏联劳改营兴衰史的精辟描述。……一本非常好的书。


——《纽约书评》

 

 

致 谢


不曾有哪一本书真正是某一个人的作品,如果没有诸多人士富于智慧和哲理的有效帮助,本书实际上也不可能完成。在这些人当中,有一些是我的至交好友,还有一些与我素昧平生。尽管作者向早已去世的作家表示感谢并不多见,我仍然想对一个人数不多但却无与伦比的劳改营幸存者群体致以特别的谢意,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一遍又一遍地反复阅读了他们的回忆录。虽然有许多幸存者深刻而感人地记述了自己的经历,本书所包含的引文绝大部分却都来自瓦尔拉姆·沙拉莫夫、伊萨克·菲尔什京斯基、古斯塔夫·赫林、叶夫根妮娅·金斯堡、列夫·拉兹贡、雅努什·巴尔达赫、奥尔嘉·阿达莫娃—斯利奥斯贝格、阿纳托利·日古林、亚历山大·多尔冈等人的著作,当然还有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著作,这并不完全是偶然的。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是极其著名的古拉格幸存者,而另一些人则不是—可是他们具有某种共同的特点。在我阅读过的成百上千种回忆录中,他们的回忆录出类拔萃,不仅由于他们的文字的力量,而且由于他们在日常恐怖的表面之下探究并且发现人类状况深层真相的能力。

我也十分感谢一些莫斯科人的帮助,他们带我查阅档案,为我引见幸存者,同时向我提供他们自己对于本国历史的解释。首先感谢档案学家兼历史学家亚历山大·科库林—我希望有朝一日他将作为新型俄罗斯历史的开拓者而为人们所铭记;还要感谢加丽娅·维诺格拉多娃和阿拉·博林娜,她们两人以不同寻常的热情投身于这一课题。在各个不同时期,与莫斯科纪念协会的安娜·格里申娜、鲍里斯·别利金、尼基塔·彼得罗夫、苏珊娜·佩乔拉、亚历山大·古里亚诺夫、阿尔谢尼·罗金斯基、娜塔莎·马雷欣娜,沃兹弗拉谢尼出版社的西梅翁·维连斯基以及波兰驻莫斯科大使馆的前工作人员奥列格·赫列夫纽克、卓娅·叶罗绍克、娜塔莉娅·列别杰娃教授、柳芭·维诺格拉多娃和斯坦尼斯拉夫·格列戈罗维茨等人的交谈给了我许多帮助。我还非常感谢准许我进行长时间正式采访的诸多人士,他们的名字分别被列在《参考资料》中。

在莫斯科以外,我应该向许多人表达深深的谢意,他们心甘情愿地放下一切事务,临时抽出大量时间接待一个到访的外国人。这个外国人时不时地突然出现,就他们研究多年的课题提出一些幼稚的问题。他们当中有:瑟克特夫卡尔的尼古拉·莫罗佐夫和米哈伊尔·罗加切夫,沃尔库塔的热尼娅·海达洛娃和柳芭·彼得罗夫娜,索洛韦茨基的伊琳娜·沙布莉娜和塔季扬娜·福

金娜,阿尔汉格尔斯克的加琳娜·杜金娜,彼得罗扎沃茨克的瓦西里·马库罗夫、阿纳托利·齐甘科夫和尤里·德米特里耶夫,彼尔姆的维克托·什米罗夫,新西伯利亚的列昂尼德·特鲁斯,伊斯基季姆地方历史博物馆馆长斯韦特兰娜·多因采娜,圣彼得堡纪念协会的韦尼阿明·约费和伊琳娜·列兹尼科娃。我要特别感谢阿尔汉格尔斯克地方志图书馆的图书管理员们。只是因为他们觉得这样做很重要,几位管理员用了一整天时间帮助我尽力了解该地区的历史。

在华沙,我得到了卡尔塔学会所属图书馆和档案馆的大力协助,与安娜·津基耶维茨和多洛塔·帕齐奥的交谈也使我获益匪浅。在华盛顿特区的国会图书馆,戴维·诺兰德和哈里·莱克帮助过我。我要特别感谢胡佛研究所的艾琳娜·丹尼尔森、托马斯·亨里克森、洛拉·索罗卡,尤其要感谢罗伯特·康奎斯特。意大利历史学家玛尔塔·克拉韦里努力帮助我了解劳改营中的反抗

情况。与弗拉基米尔·布科夫斯基和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的交谈也有助于我对后斯大林时代的全面了解。

应该特别向林德和哈里·布拉德利基金会、约翰·M.奥林基金会、胡佛研究所、马里特和汉斯·劳林基金会以及经济事务研究所的约翰·布伦德尔的财政和道义支持表达感激之情。

我还想感谢在本书写作过程中向我提出过实用性和历史性建议的那些朋友和同事。他们是:安东尼·比弗、科林·休布伦、斯蒂芬和达努塔·韦登费尔德、尤里·莫拉科夫、保罗·霍夫海因茨、阿米蒂·什莱斯、戴维·诺兰德、西蒙·赫弗、克里斯·乔伊斯、亚历山德罗·米瑟、特里·马丁、亚历山大·格里巴诺夫、彼得·帕兹科夫斯基和奥兰多·菲格斯,还有拉杰克·西

科尔斯基,他所提供的行政公文包确实非常有用。我应该向乔治·博哈特、克里斯汀·普奥波洛、格里·霍华德和斯图尔特·普罗菲特特别致谢,他们监督本书直到完成。

最后,为了我的了不起的莫斯科东道主的友好情谊,为了他们的明智建议、慷慨好客和美味佳肴,我想向赫里斯季安和娜塔莎·察里尔、爱德华·卢卡斯、尤里·谢诺科索夫以及列娜·涅米罗夫斯卡雅表示感谢。

 

 

序 言


于是,命运使得人人平等

不再按照法律规定

无论是神父的儿子还是人民委员

无论是富农的儿子还是红军司令……

在这里,各个阶层平起平坐,

同是营中难友,大家皆为兄弟,

人人都被打上叛徒的印记……


——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凭着记忆》1


这是一部关于古拉格的历史:一部关于庞大的劳改营网络体系的历史,它曾经遍布整个苏联地区,从白海中的岛屿到黑海之滨,从北极圈到中亚平原,从摩尔曼斯克到沃尔库塔、到哈萨克,从莫斯科市中心到列宁格勒郊外。在字面上,“古拉格”(ГУЛАГ)这个词是Главноеуправлениелагерей的首字母缩写,意为“劳改营管理总局”。另外,随着时间的推移,“古拉格”一词不仅表示集中营当局,而且表示苏联的劳动苦役营系统本身,其形式和种类无所不包:劳动营、惩罚营、刑事犯和政治犯监禁营、妇女营、少儿营、临时难民营。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古拉格”代表着苏联镇压体系本身,它有一套被囚犯称为“绞肉机”的程序:逮捕、审讯、用没有取暖设施的运牛车押解、强制劳动、毁灭家庭、常年流放、过早及无谓的死亡。

古拉格在沙俄时代就有先例,即十七世纪至二十世纪初存在于西伯利亚的强制劳动队。当时它已具有现代特征和较为常见的形式,这一形式在俄国革命之后几乎立即成为苏维埃制度的组成部分。针对真实和指控的敌人而采取的大规模恐怖行动是革命的要素之一,从一开始,在一九一八年夏天以前,革命领袖列宁就已要求把“不可靠分子”监禁在主要城镇之外的集中营里。2一批贵族、商人以及另外一些被定性为潜在“敌人”的人遭到正式监禁。到了一九二一年,已有八十四座集中营分布在四十三个省份里,大部分用于“改造”这些主要的人民之敌。

从一九二九年起,集中营有了新的意义。那一年,斯大林决定利用强制劳动力加快工业化进程,同时在人类几乎无法居住的苏联北方边远地区发掘自然资源。也是在那一年,秘密警察开始掌控苏联的刑罚系统,一步步地使全国的劳改营和监狱脱离了司法部门。在一九三七和一九三八年大规模逮捕行动的促进下,劳改营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时期。到三十年代末,在苏联十二个时区中的每一个,都可以找到劳改营。

与一般人所认为的正好相反,古拉格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并未停止发展,而是经过整个二战期间以及四十年代的持续扩张,在五十年代初达到了它的全盛时期。到那时,劳改营已在苏联经济中扮演起重要的角色。它们生产的黄金占全国总产量的三分之一,煤炭和木材产量所占比例更大,同时大量生产几乎所有其他产品。在苏联存续期间,至少出现过四百七十六个性质不同的劳改营联合企业,由成千上万个独立的劳改营组成,任何地方的一个劳改营都有成百上千乃至成千上万名囚犯。3他们从事可以想象得到的几乎所有行业—木材采运、煤炭采掘、土木建筑、工业制造、农牧养殖、飞机大炮设计—的劳动,而且实际上生活在一个国中之国里,与文明社会近乎完全分离。古拉格拥有自己的法律法规,自己的风俗习惯,自己的道德标准,甚至还有自己的俚语方言。它产生了自己的文学作品,自己的英雄人物,自己的反派角色,并给所有身历其境的人—无论他是囚犯还是看守—造成深远的影响。获释多年以后,古拉格的居民们经常可以在大街上仅仅通过“眼神”认出以前的囚犯。

这样的邂逅时常发生,因为劳改营的人员流动频繁。虽然逮捕从不间断,释放同样也没有停止过。囚犯因服刑期满、因获准参军、因体弱多病或因女犯带有年幼的子女、因从囚徒晋升为看守而被释放。所以,劳改营的囚犯总数通常保持在两百万左右,但是,作为政治犯或刑事犯曾经有过劳改营经历的苏联公民的总数却要高得多。从古拉格开始迅速扩张的一九二九年到斯大林死亡的一九五三年,最可靠的估计表明,约有一千八百万人曾在这个庞大的系统中吃苦受难,另有大约六百万人被流放到哈萨克沙漠或西伯利亚森林,这些人被合法地强制羁留在流放村,也要被迫参加劳动,尽管他们并没有生活在带刺铁丝网里面。4

作为一个涉及成百上千万人的大规模强制劳动体系,劳改营在斯大林死亡之后就不复存在了。尽管斯大林毕生相信古拉格对于苏联经济的发展不可或缺,他的政治继承人却十分清楚地认识到,实际上,劳改营是落后的原因之一,也是一种不合理的投资。斯大林死亡之后,他的继任者开始陆续解散劳改营。三次重大反抗事件和许多规模较小却同样危险的类似事件先后发生,对加快这一进程的速度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不过,劳改营并没有完全消失,而是发生了演变。整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及八十年代初期,有些劳改营被重新设计成为用来关押新一代民主人士、反苏的民族主义者—和罪犯—的地方。由于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网络和国际人权运动的缘故,有关这些后斯大林时代劳改营的消息频繁曝光于西方社会。渐渐地,它们开始在冷战外交中扮演角色。甚至直到八十年代,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与他的苏联对手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仍在讨论苏联劳改营的问题。只是在一九八七年,戈尔巴乔夫—他本人就是一名古拉格囚犯的孙子—方才开始全部解散苏联的政治犯劳改营。

尽管劳改营的寿命与苏联本身的寿命一样长,尽管成百上千万人有过劳改营的经历,然而,直到不久以前,苏联集中营的真实历史根本不为人们所知。曾经采取过某些措施,人们仍然知之甚少。即使是上面列举的简明事实—虽然如今已为大多数研究苏联历史的西方学者所熟悉—也还没有进入西方公众的意识之中。“人类的知识并没有像砌成墙壁的砖头那样通过泥瓦匠的劳动整齐地积累起来。”研究共产主义运动的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里古洛曾经写道,“它的进步,而且还有它的停滞或倒退,取决于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准则。”5

人们也许可以说,时至今日,认识古拉格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准则仍然没有完全到位。

我在几年前第一次意识到这个问题,当时,我正走过查理大桥,那是刚刚恢复民主制度不久的布拉格的一处主要旅游景点。沿着大桥有一些街头艺人和妓女,而且每隔十五步左右就有人口齿清晰地兜售人们总是希望找到的那种供出售的风景明信片。美丽街景的绘画与廉价珠宝和“布拉格”钥匙链摆放在一起。在旧货摊上,可以买到苏联的军用物品:军帽、奖章、绶带饰物和小别针,还有曾被苏联小学生别在制服上的锡制列宁和勃列日涅夫像章。

眼前的情景给我以怪异的印象。购买苏联军用物品的大部分是美国人和西欧人。所有人都会对佩戴卐字徽章的想法深恶痛绝。可是,却没有人对T恤衫或者帽子上的锤子镰刀图案表示反感。这是一次随意的观察,但是有时候,正是通过这种随意的观察,我们最真切地感受到文化的氛围。因为在这里,教训再清楚不过了:当一次大屠杀的象征令我们充满恐惧时,另一次大屠杀的象征却让我们微笑面对。

如果说布拉格的游客对于斯大林主义认识不足的话,那么,西方大众文化中缺乏这种概念则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这一点。冷战产生了詹姆斯·邦德和惊险小说,还有出现在兰博影片中的蠢笨的漫画型俄国佬,但却没有产生像《辛德勒名单》或《索菲的抉择》那样雄心勃勃的作品。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或许是好莱坞最重要的电影导演(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他选择了拍摄关于日本集中营(《太阳帝国》)和纳粹集中营的影片。后者同样不符合好莱坞的口味。

高雅文化对待这一问题并没有表现得更加开明。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的名声由于他草率地公开支持纳粹、由于他在希特勒实施主要暴行之前所产生的一阵热情而受到了严重损害。另一方面,法国哲学家让-保罗·萨特的名声却没有因其在战后年代始终坚定支持斯大林主义而受到丝毫损害。在这期间,有关斯大林暴行的大量证据对于任何感兴趣的人来说均唾手可得。“因为我们不是共产党员,”萨特曾经写道,“所以描写苏联的劳改营不是我们的责任;如若没有具有社会意义的重大事件发生,我们就有冷眼旁观的自由,而不必去争论这一制度的性质。”6在另外一个场合,他对阿尔贝·加缪说:“像你一样,我也觉得这些劳改营令人不能容忍,但是我认为,天天在资产阶级的报刊上对它们加以利用的行为同样令人不能容忍。”7

苏联解体之后,有些情况发生了变化。例如,在二〇〇二年,英国小说家马丁·艾米斯认为足以动笔为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这一主题写一部完整的著作了。他的尝试引起了另外一些作家的疑惑:为什么在政界和文学界的左派中,几乎没有人这样讨论这个问题。8另一方面,有些情况没有变化。对于一位美国学者来说,发生在苏联的事情—仍然—是可以接受的,他出版了一本书,提出三十年代的清洗具有某种积极的意义,因为清洗促进了人员的晋升,所以为改革打下了基础。9对于一位英国文学编辑来说,发生在苏联的事情—仍然—是可以接受的,他拒绝刊登一篇文章,原因是它“过于反苏”。10不过,更为普遍的反应是对斯大林恐怖时期感到无聊或者漠不关心。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曾写过一本关于苏联以前的几个西部加盟共和国的书,另外撰写的一篇简要介绍该书的文章包括下面几行文字:“三十年代这里发生过可怕的饥荒,在那场饥荒中,斯大林害死的乌克兰人比希特勒屠杀的犹太人还要多。可是在西方,到底有多少人记得它?毕竟,这样杀人害命太—太乏味,而且明显缺乏戏剧性。”11

购买小玩意儿,某位哲学家的名声,好莱坞电影的到位或缺位,这都是些小事情。但是如果把它们放在一起,那就形成了一种背景。理论上,美国和西欧的公众知道苏联发生了什么事情。一九六二至一九六三年,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受到赞誉的描写劳改营生活的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在西方以多种文字出版。一九七三年,他那部关于劳改营的口述史《古拉格群岛》—同样是以多种文字—问世时好评如潮。实际上,《古拉格群岛》在某些国家导致了一场知识界的小型革命,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法国,它使整个法国左派转而采取反苏的立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苏联实行“公开性”期间,大量关于古拉格的让人难以想象的事实被揭露出来,而且由于在国外的流传,它们也已广为人知。

然而,对于许多人来说,斯大林的罪行并没有像希特勒的罪行那样激起发自内心的同样反应。前英国议会下院议员、现任伦敦市市长的肯·利文斯顿曾经努力向我解释两者之间的区别。不错,纳粹是“恶魔”,他说,而苏联则是被“丑化”了。这种看法反映了许多人—甚至那些并非传统左派的人—的观点:苏联只是由于某种未知的原因出了问题,但那不是本质问题,不可与希特勒德国的问题相提并论。

直到不久以前,仍然可以把公众对欧洲共产主义运动悲剧的认识不足解释为一系列特定情况的必然结果。时间的流逝是其中之一。时过境迁,对共产党政权所应进行的指责确实越来越少了。没有人特别害怕雅鲁泽尔斯基将军,甚至也没有人特别害怕勃列日涅夫,尽管对于许多毁灭性的行动,这两个人也都负有责任。缺乏以档案研究为后盾的可靠的信息资料显然也是这一系列特定情况的一部分。研究这一课题的学者不足是因为长期以来原始资料极为缺乏。档案保密;劳改营的遗址禁止进入。电视摄像机从来没有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它们在德国所做的那样拍摄过苏联的劳改营或是它的受害者。反过来,没有影像资料又使了解的情况更少。

可是,意识形态同样使我们无法通过正常的方式了解苏联以及东欧的历史。12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少数西方左派就在竭尽全力为苏联劳改营以及造成劳改营的恐怖统治进行辩解—有时是表示歉意。一九三六年,当时已有数百万苏联农民在劳改营劳动或者被驱逐到流放地,英国的社会主义者西德尼和比阿特丽丝·韦布夫妇发表了一份关于苏联的长篇考察报告,除了别的内容之外,报告解释了“被压迫的俄国农民”如何“逐渐有了政治解放的感觉”。13在莫斯科公开审判期间,当斯大林专横地判决把成千上万名无辜的苏共党员关进劳改营时,剧作家贝尔托特·布莱希特对哲学家西德尼·胡克说,“越是无辜,他们越应该去死”。14

甚至直到八十年代,仍有学者继续介绍东德医疗保健制度的优点或是波兰的和平倡议;因关押在东欧国家集中营里的持不同政见者而引起的抗议和麻烦不断增加,仍然有活动家为此感到局促不安。这大概是因为左派哲学的鼻祖—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样是苏联哲学的鼻祖。有些术语也是通用的:群众、斗争、无产阶级、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生产资料所有制等等。对苏联的谴责太彻底就有可能殃及某些也曾经被西方左派奉若神明的东西。

一心想为斯大林的罪行进行辩护的不仅是极左派人士,也不仅是西方的共产党人—他们决不会为希特勒的罪行进行辩护。共产主义理想—社会公平、人人一律平等—对于大多数西方人的吸引力,肯定要比纳粹的种族主义主张及其所取得的以强凌弱的成功大得多。虽然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实行起来意味着一些完全不同的东西,但是,对于美国和法国大革命的知识分子后代来说,谴责一个至少听起来类似于他们自己的制度那样的制度相对来说比较困难。也许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古拉格亲历者的叙述从一开始就总是受到这同一类人的拒绝和贬损,而这些人决不会想去质疑普里莫·莱维[1]和伊利·威塞尔[2]所写的纳粹大屠杀证词。俄国革命发生以后,有关苏联集中营的官方信息对于任何想要得到的人也是非常容易得到的:苏俄方面对早期劳改营之一白海运河劳改营的著名报道曾经用英文发表过。仅以不知就里无法解释西方知识界选择回避这个问题的原因。

另一方面,西方的右派的确努力谴责了苏联的罪行,不过有时使用的却是损害自身事业的方法。给反对共产主义的事业造成最大损害的人想必是美国参议员乔·麦卡锡。新近公布的表明他的某些指控正确无误的文献资料并没有改变他因过于热衷追查共产党员而对美国公众生活所造成的恶劣影响:最终,他对共产党同情者的公开“审讯”使反共事业因沙文主义和不容异端而蒙上阴影。15结果,他的行为不利于达到客观探索历史的目的,反而有利于他所反对的那些人的事业。

然而,我们对于苏联的看法并不全都与意识形态有关。实际上倒不如说其中许多是被我们逐渐淡忘的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记忆的副产品。现在,我们坚信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完全正义的战争,几乎没有人想去动摇这一信念。我们记得诺曼底登陆日,记得解放纳粹集中营,记得孩子们拥上街头欢迎美国兵。没有人希望听到还有别的东西,同盟国的胜利也有阴暗面;也没有人希望被告知,正当我们的敌人希特勒的集中营被解放的时候,我们的盟友斯大林的集中营却扩大了。通过战后强行遣返成千上万名俄国人而把他们送入虎口,通过在雅尔塔将数百万人民交给苏联去统治,西方盟国可能已经帮助别人犯下了反人类的罪行。承认这一切将会破坏我们关于那个时期的记忆的道德纯净感。没有人想知道,我们用帮助一个大屠杀者的手段打败了另一个大屠杀者。没有人想记住,我们所帮助的那个大屠杀者与西方的政治家们相处得有多么融洽。“我真的喜欢斯大林,”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对一位朋友说,“他从不食言。”16有许许多多斯大林与丘吉尔和罗斯福的合影,照片上的人全都面带笑容。

最后,苏联的宣传也不是毫无成效的。苏联企图使人们对索尔仁尼琴的作品产生怀疑的努力—例如把他描绘成一个疯子、一个反犹分子或者一个酒鬼—确实起了一些作用。17苏联对西方学者和记者所施加的压力同样干扰了他们的工作。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当我作为一名美国大学生研究俄罗斯历史时,熟人朋友告诉我,上研究生时不要费劲地继续研究这个课题了,因为需要克服的困难太多:当时,那些“善解人意地”撰写苏联问题文章的人士得到了更多查阅档案和官方文献的机会以及时间更长的入境签证,从而使那些不知趣的研究者面临着被驱逐的风险和职业上的难题。不用说,当然没有什么局外人会被允许查阅任何与斯大林时代的劳改营或者后斯大林时代的监狱系统有关的资料。这个问题根本就不存在,于是,那些过分专心于探究真相的人也就失去了继续待在这个国家的权利。

总而言之,所有这些解释一度形成了一种观念。当我刚刚开始认真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适逢一九八九年共产主义制度土崩瓦解,我甚至亲身体会到了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看来自然和明显的是,我可能对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几乎一无所知,而它神秘的历史则使这一切更加具有吸引力。十几年以后,我却有了完全不同的认识。第二次世界大战如今属于我们之前的那一代人。冷战同样结束了,它所造成的同盟关系和国际断层线已经发生了永久性改变。西方的左派和右派目前正在为不同的问题而争吵。可是,由于威胁西方文明社会的新型恐怖主义的出现,使得我们对过去那些赖以防止共产主义威胁西方文明社会的方法所进行的研究更有必要。

也就是说,“社会、文化和政治准则”现在已经发生变化—我们查阅苏联劳改营信息资料的条件同样已经发生了变化。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大量关于古拉格的文件开始在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领导下的苏联公诸于世。苏联集中营生活的真相首次刊登在报纸上。令人震惊的新发现使杂志销售一空。以前曾经进行的关于人数—多少人死亡、多少人被监禁—的争论重新开始。在富有开拓精神的莫斯科纪念协会[3]的带领下,俄国的历史学家和史学界开始发表专著、出版特定劳改营史和个人史、发布受害人员评估、公布死难者名单。他们的努力得到了苏联的前加盟共和国以及前华沙条约成员国历史学家的响应和加强,然后又得到了西方历史学家的响应和加强。

尽管多次受到挫折,俄罗斯人对苏联历史所进行的这种探索一直持续到现在。诚然,二十一世纪的最初十年完全不同于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对历史的调查既不再是俄罗斯公共话语的主题,也完全失去了其似曾有过的轰动效应。俄罗斯和其他国家的学者所从事的大都是非常单调乏味的历史研究工作,他们详细审阅成千上万份个人文件,时间在冷风嗖嗖的档案馆里流逝,生活在寻找事实和数字中度过。但是工作正在取得成果。通过持之以恒的努力,渐渐地,纪念协会不仅编辑完成了第一部记录在案的劳改营人员姓名和地理位置手册,而且破天荒地出版了一系列历史著作,同时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幸存者经历口述资料和书面资料档案馆。与其他机构—萨哈罗夫研究所和沃兹弗拉谢尼出版社(其社名意为“归来者”)—一起,他们已经使这些回忆录中的一部分开始进入正常的流通渠道。俄罗斯的学术刊物和公共出版机构也已开始印行基于最新文献的专著和文献汇编。其他地方相继也有类似的著作问世,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波兰的卡尔塔学会,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历史博物馆以及少数既有时间又有精力在苏联档案馆里工作的欧美学者的著作。

为本书的研究进行准备工作时,除了参考上述著作之外,我还查阅了十年以前无法得到的两类原始资料。第一类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在俄罗斯、美国、以色列、西欧以及其他地方出版的大量回忆录。写作本书时我广泛使用了此类资料。过去,一些苏联问题学者不愿相信关于古拉格的回忆录资料,坚持认为苏联的回忆录作者出于政治原因篡改了自己的经历,大部分人是在获释多年之后方才动手撰写回忆录的,而且还有许多人在其本人的记忆不能满足需要时借用了从别人那里听来的故事。然而,在阅读了数百本劳改营回忆录并且采访了二十几名幸存者之后,我认为,把那些看上去不真实、抄袭或者被政治化了的内容过滤掉是完全可以做到的。我还认为,当回忆录不能作为人名、日期和数字的依据时,它们仍然不失为另一类信息的宝贵来源,尤其是在有关劳改营生活的某些重要方面:囚犯与他人的关系,民族、宗教和意识形态群体之间的冲突,劳改营看守和管理人员的行为举止,贿赂的作用,甚至包括爱情和激情的存在方式。只有一位对其劳改营生活作了文学性描述的作者—瓦尔拉姆·沙拉莫夫—被我有意识地大量使用,因为他的故事都是以实际发生的事情为依据的。

我尽可能地以被广泛使用的档案材料来证实回忆录的内容—说来似乎很矛盾,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同时使用这两种资料来源。正如将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变得越来越明朗的那样,在苏联,宣传的力量大得可以频繁改变对于现实的看法。由于这个原因,过去历史学家不相信官方发表的苏联文献是有道理的,这些文献经常蓄意掩盖事实。但是,秘密文件—如今它们存放在档案馆里—具有完全不同的功能。为了管理劳改营,古拉格当局需要保存某些种类的记录。莫斯科需要了解各省正在发生的事情,各省必须接受来自中央管理部门的命令,统计资料必须保存起来。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档案资料完全可靠—官僚主义者自有其对哪怕是最基本的事实进行歪曲篡改的理由,但是如果使用得当,它们可以解释回忆录所无法解释的一些关于劳改营的事情。尤其是,它们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设立劳改营—或者至少解释斯大林政权认为劳改营将会达到什么目的。

另外,这些档案确实与许多人所预料的大不相同,而且它们确实从许多不同的角度讲述了发生在劳改营里的事情。例如,我曾查阅过古拉格管理部门的档案,其中包括检查人员的报告、财务账目、劳改营负责人写给莫斯科上司的信件、关于囚犯企图逃跑事件的记录以及劳改营剧团演出的音乐节目单,它们全都保存在莫斯科的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里。我也查阅了苏联共产党的会议记录以及收集在斯大林的《个人文件夹》—他的“专用档案室”—中的部分党的文件。在其他俄罗斯历史学家的帮助下,我得以使用一些来自苏联军方档案的文件,还有押解部队的档案,其中包括诸如允许和不许被捕的人随身携带的物品清单之类的文件。在莫斯科以外的彼得罗扎沃茨克、阿尔汉格尔斯克、瑟克特夫卡尔、沃尔库塔和索洛韦茨基群岛等地,我查阅了一些地方档案。在那些地方,劳改营生活中所发生的事情被一天一天记录下来。我还查阅了设在莫斯科—伏尔加运河河畔的德米特劳改营的档案,它们保存在莫斯科。所有这些档案包括劳改营日常生活记录、规章制度和囚犯履历。在某个地方,有人递给我一叠克德罗维盐沼—因塔市的一个小区、北极圈以北的一个采矿劳改营—的档案,并且礼貌地问我想不想买下它。

总而言之,这些资料来源使得运用一种新的方式叙述描写劳改营成为可能。在本书中,我不需要再把少数持不同政见者的“说法”与苏联政府的“说法”进行比较。我不必在苏联流亡者的记述与苏联官方记述之间的某个地方寻找一条中线。作为替代,为了叙述所发生的事情,我可以使用多种不同类型的人士、看守、警察的语言,使用在不同时期以不同罪名服刑的不同囚犯的语言。长期以来困扰苏联集中营历史编撰工作的那些情感因素和政治主张不在本书核心内容讨论的范畴。它们的位置被受害者的经历所取代。

这是一部古拉格的历史。对此我的意思是,这是一部苏联集中营的历史:它们起源于布尔什维克革命,它们发展成为苏联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在斯大林死亡之后被解散。这也是一本关于古拉格遗产的书:毫无疑问,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苏联政治犯和刑事犯劳改营里所发现的制度和程式,是直接从产生于较早时期的那些制度和程式演变而来的,因此我认为,它们应当归入同一本书。

同时,这也是一本关于古拉格生活的书,因此,它用两种方式讲述劳改营的故事。本书的第一和第三部分是按照年代顺序叙述的。它们用叙事文体描述劳改营及其管理部门的演变。第二部分详细地记述了劳改营的生活,而且是以专题形式记述的。虽然这一主要篇章中的大部分实例和引文均涉及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劳改营达到其全盛时期的那十年,我也同样—不按时间顺序地—回顾和展望了劳改营的其他各个时期。劳改营生活的某些方面随时可见,因此我认为,重要的问题在于解释这些事情是如何发生的。

我已经说了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我还想说这不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它不是一部苏联史,也不是一部清洗史或者一般意义上的镇压史。它不是一部斯大林的统治史,也不是他的政治局史或者他的秘密警察—我有意尝试尽量简化它那复杂的行政沿革—史。尽管我确实使用了一些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著作,这些著作常常是在巨大的压力之下以非凡的勇气写成的,但是,本书并不包含苏联人权运动的完整历史。就此而言,它也没有绝对平均地处理特定民族以及特定类别囚犯的遭遇。这些囚犯当中有波兰人、波罗的人、乌克兰人、车臣人以及德国和日本战俘,他们饱受苏联政权的统治之苦,无论在劳改营内外均不能幸免。本书没有详细探讨主要发生在劳改营之外的一九三七至一九三八年的大屠杀,也没有详细探讨发生在卡廷森林以及其他地方的对波兰军官的大屠杀。因为这是一本为普通读者所写而且不以任何关于苏联历史的专门知识为前提的书,所以,这些事件和现象都将有所提及。然而,本书绝不可能以区区一卷之篇幅公平对待所有这些内容。

也许最令人遗憾的是,本书没有公平对待数百万“特殊移民”的遭遇。他们经常在同一时间被驱赶到一起,由于同样的原因成为古拉格的囚犯,但是随后他们没有被送往劳改营,而是迁徙到偏僻遥远的流放村生活,成千上万的人在那里因饥馑、寒冷和过度劳累而死去。一些人因政治原因被流放,其中包括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富农,即富裕的农民。一些人因其种族被流放,其中包括四十年代的波兰人、波罗的人、乌克兰人、伏尔加河流域的日耳曼人以及车臣人。他们在哈萨克、中亚和西伯利亚遭遇到各种各样的命运—其遭遇之林林总总,不是一本记述劳改营体系的书所能容纳的。也许出于个人兴趣,我选择在那些依我看来他们的遭遇与古拉格囚犯的遭遇特别接近或者具有重大关系的地方提到他们。但是,尽管他们的故事与古拉格的故事密切相关,详细讲述这些故事仍然需要与本书篇幅相当的另一本书。我希望有人能够早点写出一本来。

虽然这是一本关于苏联集中营的书,但它却不会将其当做一种孤立的现象来对待。古拉格在特定时期和地区的发展与演变,与其他事件相辅而行—而且特别是在三种历史背景当中。严格地说,古拉格应当归入苏联史,应当归入国际和俄罗斯监禁流放史,同时应当归入二十世纪中期欧洲大陆—其时其地还在德国出现了纳粹集中营—特殊的知识分子境遇史。

就“应当归入苏联史”而言,我指的是某种非常独特的东西:完全成形的古拉格体系并不是从海上冒出来的,而是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其周围社会的普遍水准。如果劳改营龌龊肮脏,如果看守残忍蛮横,如果劳改队邋遢懒散,那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肮脏、蛮横和懒散充斥于苏联生活的其他领域。如果劳改营里的生活恐怖、残酷、令人无法忍受;如果劳改营里的死亡率居高不下—这不足为奇,那么,在某些时期,生活在苏联也是恐怖、残酷、令人无法忍受的,而且劳改营外面的死亡率像劳改营里面一样高。

作为血腥、暴力、混乱的俄国革命的直接后果,第一座苏维埃集中营的建立肯定不是出于巧合。依照许多人的看法,在后来实施了恐怖行动的革命期间以及随后爆发的内战期间,文明本身在俄国似乎遭到了永久性的毁灭。“死刑判决随心所欲,”历史学家理查德·派普斯写道,“毫无理由地把人枪毙,同样莫名其妙地将人释放。”18从一九一七年开始,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从根本上被颠倒了:毕生积累的财富和经验成为一种负担;抢劫美其名曰“国有化”;谋杀是公众所接受的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而进行的斗争的一部分。在这种气氛中,列宁最初对数千人—仅仅因为他们以前的财富或者他们的贵族头衔—的监禁看来一点也不奇怪或出格。

同样,某些年份劳改营中的高死亡率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发生在全国的重大事件的反映。三十年代初,劳改营内部的死亡率上升,当时饥荒笼罩着整个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死亡率再次上升:德军对苏联的入侵不仅导致数百万人战死,而且导致痢疾和斑疹伤寒的流行;饥荒也卷土重来,它既影响到劳改营外面的人也影响到劳改营里面的人。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二年冬天,当古拉格人口的四分之一死于饥饿时,受到德军的围困,多达一百万列宁格勒的居民同样死于饥饿。19德军封锁的记录者莉季娅·金斯堡写到,当时饥饿成为一种“常态,……它始终存在并且总能让人感觉到。……在吃饭的过程中最令人痛苦和绝望的事情是,当我们以可怕的速度将食物一扫而光时却没有吃饱”。20她这些话使人毛骨悚然地联想到前古拉格囚犯说过的话,正如读者将要看到的那样。

当然,列宁格勒的市民们好歹是死在了家里面,而古拉格则破坏了人们的生活、毁灭了人们的家庭、把孩子从他们的双亲身边带走,并且迫使数百万人到远离家园几千英里之外的偏僻荒原上生活。然而,我们可以把囚犯的可怕经历与叶莲娜·科日娜那样的苏联“自由”公民的恐怖记忆合理地加以对比。一九四二年二月科日娜撤离列宁格勒,撤退途中,她眼看着弟弟、妹妹和祖母活活饿死。当德军迫近时,她和母亲徒步穿越干草原,遭遇到“失去控制的溃退和混乱场面……世界突然变成了成千上万块碎片。所有东西都弥漫着烟雾并且散发着一种难闻的焦糊气味;干草原沉闷得让人感到窒息,仿佛被紧紧地攥在一只粘满烟尘的温热拳头里面。”尽管科日娜没有经历过劳改营的生活,但是,她在十岁生日之前就体验了可怕的寒冷、饥饿和恐惧,以致她的余生也被这些记忆所缠绕。她写道,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抹去我的记忆:瓦季卡的尸体被抬走,上面盖着一张毛毯;塔尼娅痛苦地喘不过气来;最后剩下我和妈妈,在烟雾和雷声中,步履艰难地走过燃烧着的干草原”。21

除了苦难的经历之外,古拉格的居民和其他苏联平民共同享有许多东西。无论是在劳改营的内外,都会发现同样马虎草率的工作习惯、同样应当受到谴责的愚蠢的官僚作风、同样的营私舞弊以及同样阴森可怕的对于人的生命的漠视。写作本书期间,我向一位波兰朋友描述了将在本书后面谈到的苏联囚犯所发明的туфта[4]—在要求完成的劳动定额上作弊—方法。他哈哈大笑着说:“你认为是囚犯发明了这种方法?整个苏联都在流行туфта。”在斯大林时代的苏联,铁丝网里面的生活与铁丝网外面的生活之间的区别与其说是本质上的,不如说是程度上的不同。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古拉格经常被说成苏联社会制度的典型体现。即使是在劳改营的俚语中,谈到铁丝网外面的世界时也不是说“自由社会”,而是说“大监狱”(большая зона),它更大,没有劳改营的“小监狱”那么要命,但是并不更人道—肯定不会更人道。

另外,如果不能认为古拉格与其余苏联人的生活经历完全无关,那么,也就不能把苏联劳改营的故事与涉及多个国家、多种文化的与囚禁、流放、监狱和集中营有关的悠久历史彻底分开。将犯人流放到遥远的地方—在那里他们可以“向社会赎罪”,使自己成为有用的人,同时不再用他们的思想意识或者犯罪行为危害其他人—是一种像文明本身一样古老的传统做法。古罗马和古希腊的统治者将持不同政见者放逐到遥远的殖民地。与离开雅典流亡的痛苦相比,苏格拉底选择了死。诗人奥维德被流放到黑海之滨一个恶臭的港口小城。乔治王朝时期的英国将窃贼流放到澳大利亚。十九世纪的法国将判刑的犯人放逐到圭亚那。葡萄牙则将不良分子送往莫桑比克。22

一九一七年,俄国新的领导人完全不需要到格陵兰那么遥远的地方去寻找先例。从十七世纪开始,俄国就有了自己的流放制度:俄国法律首次提到流放是在一六四九年。当时,流放被认为是一种新型的、更加人道的犯罪惩罚方式—比死刑或者烙印、残毁更可取—而且广泛适用于各种轻罪和重罪,从抽鼻烟、算命到谋杀。23大批俄国知识分子和作家—其中包括普希金—遭到各种形式的流放,而且正是这种流放的可能性也使其他人不得安宁:一八九〇年正值其文学声望巅峰期的安东·契诃夫让所有认识他的人大吃一惊,他前往俄国太平洋沿海的萨哈林岛游历并对那里流刑犯聚集地的情况作了描述。他在离开之前写信向迷惑不解的出版商解释了自己的动机:

我们听任数百万人在监狱里腐烂,毫无意义地腐烂,没有任何价值,而且是以一种野蛮的方式;我们驱赶人们戴着镣铐在寒冷中长途跋涉上万俄里,让他们染上梅毒,使他们堕落,增加了罪犯的数量……可是,这一切却与我们一点关系也没有,丝毫引不起我们的兴趣……24

回顾沙皇俄国的监禁制度史,不难发现许多后来应用于苏联古拉格的做法的先兆。例如,像古拉格一样,沙俄从来没有打算把流放到西伯利亚专门用于处罚罪犯。一七三六年的一项法律表明,如果一个村庄裁定村中某人是个影响别人的坏人,村里的长者可以瓜分这个倒霉蛋的财产并且勒令他迁往别处。如果他找不到别的住处,国家就可以把他流放。25实际上,这条法律曾在一九四八年被赫鲁晓夫所引用,作为他那一派赞成流放那些被认为缺乏劳动热情和努力工作精神的集体农庄庄员的(有效)依据。26对只是不合群的人实行流放持续了整个十九世纪。美国政治家的忠告者乔治·凯南[5]在其著作《西伯利亚和流放制度》中描述了他所考察到的一八九一年时俄国“行政流放”的程序:

惹人讨厌的人也许没有任何犯罪行为……但是如果在地方当局看来,他出现在某个特定的地方“有损于公共秩序”或者“与社会的安定不和谐”,他就可能无端被捕,可能被关进监狱两个星期至两年,然后可能被强制迁往帝国疆界内的任何其他地方,在那里被警察监管一段时间,从一年到十年。27

行政流放—它不必经过审判程序—不仅对于捣乱分子、而且对于沙俄政权的政敌都是一种理想的惩罚措施。这些政敌最初有许多是反对俄国强占他们领土和财产的波兰贵族。后来的被流放者当中有宗教反对派以及包括布尔什维克在内的“革命”团体和秘密会社成员。尽管十九世纪西伯利亚最著名的“强制移民”曾经受到审判,因而不属于行政流放的范畴,但是他们同样属于政治犯:这是一些十二月党人,一批在一八二五年策划了一次反对沙皇尼古拉一世的未遂起义的上层贵族人士。沙皇还以震惊当时整个欧洲的报复行为判处五名十二月党人死刑。他剥夺了其他人的贵族身份并把他们戴上镣铐流放到西伯利亚,一些人的勇气非凡的妻子陪伴他们去了那里。其中只有少数人活到了三十年后尼古拉的继任者亚历山大二世特赦他们的时候,回到圣彼得堡的家中时,他们已是身心俱疲的老人。28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另外一位著名的政治犯,他于一八四九年被判处四年苦役。从西伯利亚流放归来之后,他写了《死屋手记》,至今仍然是受到最广泛阅读的描述沙皇俄国监禁制度的作品。

像古拉格一样,沙皇俄国的流放制度不仅仅是作为一种惩罚方式而产生的。沙俄统治者同样想用流放政治犯和刑事犯来解决一个让人头疼了几个世纪的经济问题:占俄罗斯国土大部分的远东和北方偏远地区的人烟稀少以及因此而导致的沙俄帝国对俄罗斯自然资源的开发不足。基于这种考虑,俄国政府早在十八世纪就已开始判处一些囚犯强制劳动—一种被称为苦役的惩罚方式。苦役(кaторга)源于希腊语的kateirgo一词,有“强制”之意。苦役在俄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十八世纪初期,彼得大帝已经开始使用囚犯和农奴修建道路、要塞、工厂、船舶并且参加圣彼得堡的城市建设。一七二二年,他发布了一项更为明确的命令,要求把囚犯连同他们的妻儿老小一起流放到东西伯利亚的达斡里亚银矿一带。29

在其统治时期,彼得大帝对强制劳动的使用被认为是一项伟大的经济和政治成就。实际上,几十万农奴罄其生命建设圣彼得堡的史实对于后世影响极大。许多人死于建设过程中—而城市却成为进步和欧洲化的象征。方法是残忍的—可是国家因此而得益。彼得大帝的例子也许有助于解释他的沙皇继任者为什么乐于采用苦役这种方式。毫无疑问,斯大林也是彼得大帝建设方式的激赏者之一。

不过,在十九世纪,苦役仍是一种相对罕见的惩罚方式。一九〇六年,只有大约六千名苦役犯正在服刑;俄国革命前夕的一九一六年,只有大约两万八千六百名。30具有更加重要的经济作用的是另外一类苦役犯:强制移民。他们被判处流放而不是坐牢,发配到视其潜在经济价值而选定的这个国家的人烟稀少地区。仅仅在一八二四至一八八九年间,就有大约七十二万名强制移民被发配到西伯利亚。许多人和他们的家人一同前往。他们—这些不用囚禁的劳役犯—逐渐成为俄罗斯那些杳无人烟、矿藏丰富的荒凉地区的常住居民。31

他们的刑罚并不一定容易忍受,一些移民觉得他们的命运比服苦役的囚犯还要苦。发配到土地贫瘠、人迹罕至的偏远地区的许多人在漫长的冬季活活饿死,或者因为无聊酗酒而死。女人很少—她们的人数从来没有超过百分之十五,书籍更少,根本没有娱乐。32

在穿越西伯利亚前往萨哈林岛的途中,安东·契诃夫遇见这样一些流放的移民并对他们作了描述:“他们大多经济困窘,几乎没有一技之长,没有受过实际训练,因此除了会写字—通常这对任何人都没什么用处—之外一无所能。一些人开始变卖东西,一件接着一件地出售他们的荷兰产亚麻衬衫、被单、围巾和手帕,最终在两三年后死于可怕的赤贫……”33

但是,并非所有被流放者都是不幸和颓废的。西伯利亚远离俄国的欧洲部分,而且亚洲地区的官员相对宽容,当地贵族更是稀缺。有时,比较富有的流放者和获释的犯人建起了宽敞的住宅。受过更多教育的人成为医生和律师,或者去管理学校。34十二月党人谢尔盖·沃尔孔斯基的妻子玛丽娅·沃尔孔斯卡雅公主在伊尔库茨克资助修建了剧院和音乐厅:尽管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她像丈夫一样被剥夺了贵族的身份,可是,对于她的社交晚会和私人宴会请柬,人们仍然求之若渴,即使远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那也是人们的热门话题。35

到二十世纪初,沙皇俄国的流放制度已经祛除了以往某些苛刻严酷的成分。十九世纪吹遍整个欧洲的监狱改革之风最终也把俄罗斯卷了进去。制度更温和,管理更宽松。36实际上现在看来,与后来所出现的情况形成对照的是,对于一批为数不多的即将成为俄国革命领导者的人来说,通往西伯利亚之路当时已经几乎不能算是什么严厉的处罚,即使它也并不令人舒服愉快。在狱中时,布尔什维克作为“政治犯”要比刑事犯受到一定的优待,因此获准拥有书籍、纸张和书写工具。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之一奥尔忠尼启则[6]后来回忆,在圣彼得堡的施吕塞尔堡要塞羁押期间,他阅读了大量书籍,其中包括亚当·斯密、李嘉图、普列汉诺夫、威廉·詹姆斯、弗雷德里克·W. 泰勒[7]、陀思妥耶夫斯基、易卜生等人的著作。37即使按照后来的标准,布尔什维克也算吃得好、穿得好,甚至还有人给精心理发。一九〇六年关押在彼得和保罗要塞的托洛茨基所拍摄的一张照片显示,他戴着眼镜,身穿西服,打着领带,衬衫的雪白衣领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身后门上的窥视孔提供了他身在何处的唯一线索。38一九〇〇年他被流放到东西伯利亚时所拍摄的另一张照片显示,他头戴皮帽,身穿厚实的外套,身边围着一群同样脚蹬皮靴身穿皮衣的男男女女。39所有这些东西在半个世纪之后的古拉格都是难得一见的奢侈品。

即使沙俄时期的流放生活的确恶劣得令人难以忍受,也总是不断有人逃跑出来。斯大林本人曾被逮捕和流放过四次。他逃跑了三次,一次从伊尔库茨克省,两次从沃洛格达省—这个地方后来布满了劳改营。40因此,他对沙俄政权的“无能”极其鄙视。他的俄国传记作家德米特里·沃尔科戈诺夫这样表述他的看法:“你不必去劳动。你可以沉思默想自己的心事,你甚至可以逃跑,只要你想这么做。”41

就是这样,布尔什维克的西伯利亚经历为他们提供了一个作为基础的早期模式—以及一个应当汲取的教训:惩罚制度必须特别严厉。

如果古拉格是苏联和俄罗斯历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那么,它也是欧洲历史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苏联不是二十世纪唯一一个产生了极权主义社会制度或者建立了集中营体系的欧洲国家。将苏联劳改营与纳粹集中营进行对比并非写作本书的目的,不过,这个问题也不是随便就能忽略的。两种集中营体系大致于同一个时期建立在同一块大陆上。希特勒听说过苏联的劳改营,斯大林也了解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经历并描述了这两种集中营的囚犯大有人在。在一个更深的层次上,两种体系具有某种亲缘关系。

首先,它们具有亲缘关系是因为,纳粹制度和苏维埃共产主义制度均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接踵而至的俄国内战的野蛮经验。战争期间工业化手段的广泛运用在当时引起了知识界和艺术界的强烈反应。可是,几乎没有人—当然,数百万名受害者除外—注意到工业化监禁手段的广泛运用。从一九一四年起,交战双方开始建立遍布欧洲的拘禁营和战俘营。一九一八年,在俄国领土上有二百二十万名战俘。新技术的应用—批量生产枪炮、坦克甚至带刺铁丝网—使得建立当时这些以及后来那些集中营成为可能。实际上,首批苏联劳改营中有一些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俘营基础上建立的。42

苏联劳改营与纳粹集中营具有亲缘关系还因为它们共同属于十九世纪末开始出现的更加广义的集中营史。说到集中营,我指的是为关押那样一些人而设立的监禁营:不是因为他们做了什么,而是因为他们属于某一类人。不像刑事犯监禁营或战俘营,集中营是为某一特定类型的非刑事平民囚犯建立的,他们如果不是某个“反对派”的成员,至少也是因其种族或可能的政治见解而被认为对社会充满危险或对社会无关紧要的某一类人。43

根据这一定义,第一座现代集中营并非建于德国或俄国,而是一八九五年建于殖民地时期的古巴。那一年,在努力平息了一系列当地人的暴动之后,西班牙帝国开始制订一项重新集中政策,打算把古巴农民迁离他们的土地,“重新集中”在营地里,从而使暴动者失去食物、保护和支持。一九〇〇年,重新集中这一西班牙语词汇已被翻译成英语,并被用来描述南非布尔战争期间由于类似的原因而开始实施的类似的英国计划:为了使布尔人战士失去保护和支持,布尔人居民被“重新集中”在营地里。

从那以后,这一概念在更大的范围蔓延开来。例如,由英语的“集中营”翻译过来的концлагерь这个词首次出现在俄语中,这似乎应当感谢托洛茨基对布尔战争史的熟悉了解。44一九〇四年,德属西南非的德国殖民者同样采用了英国模式,只是稍微作了一点改动:在把该地区的土著居民—一个名叫赫雷罗的部族—关押起来之后,强迫他们为德国殖民者劳动。

在最初的这些德国—非洲劳动营与三十年后建立在纳粹德国的那些集中营之间,存在着某些奇妙而神秘的联系。例如,由于这些南部非洲的劳动聚居营地,一九〇五年,Konzentrationslager[8]一词首次出现在德语中。德属西南非洲的首任帝国地方长官是一位名叫海因里希·戈林的博士,他是一九三三年建立第一批纳粹集中营的赫尔曼·戈林[9]的父亲。德国首例关于人类的医学实验也是在非洲的劳动营里进行的:约瑟夫·门格勒[10]的两位导师特奥多尔·默利松和欧根·菲舍尔对赫雷罗人进行了研究,后者试图证明他的白色人种优越论。但是,他们在信仰方面并无与众不同之处。一九一二年,一本德国畅销书《德意志思想在世界》宣称:

总之,没有什么可以让明智的人们相信,对于人类的未来,保护南部非洲黑人部落比欧洲列强和白人种族的扩张更重要……只有当土著人在优越种族的帮助下学会生产有价值的东西之后,才能说他们在道德上拥有了存在的权利。45

当这种理论被如此罕见地明确表达出来时,类似的观点常常隐藏在殖民地传统行为的表面下。可以肯定的是,殖民主义的某些方式既充实了白色人种优越的神话,又使一个种族对另一个种族使用暴力合法化。因此可以说,一些欧洲殖民主义者的腐朽经验帮助铺设了通往二十世纪欧洲极权主义的道路。46而且不仅是欧洲的极权主义:印度尼西亚是一个后殖民地国家的现实范例,像其殖民主义主子所曾做过的那样,印度尼西亚的统治者开始囚禁批评他们的人。

曾经相当成功地在其东部边境地区征服了本国土著民族的俄罗斯帝国也不例外。47在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中的一次宴会上,安娜的丈夫—他是负责“土著部族”事务的官员—大谈优越文明同化低劣文明的必要性。48像所有受过教育的俄罗斯人一样,布尔什维克在一定程度上了解俄罗斯帝国对吉尔吉斯人、布里亚特人、通古斯人、楚克奇人以及其他民族的征服。他们—对被压迫民族命运的兴趣完全是在其他方面的这些人—对此并不特别在意这一事实本身,预示了某些与他们没有表明的设想有关的事情。

不过在当时,欧洲集中营的发展并不需要具有完整的有关南部非洲或者东西伯利亚的历史意识:某些种类的人比其他种类的人优越这一概念在二十世纪初期的欧洲足够普及。而且,在极其深刻的意义上最终把苏联劳改营与纳粹德国集中营联系在一起的恰恰也是这一概念:两个政权都是通过划定他们将要大规模迫害并消灭的“敌人”或“劣等人”的种类而在某种程度上使自己的行为合法化。

在纳粹德国,第一批攻击目标是残疾人和智障者。后来,纳粹把吉普赛人、同性恋者、特别是犹太人集中起来。在苏联,受害者最初是被指控为前政权支持者的所谓“旧人员”,后来则是“人民的敌人”。后者是一个含糊不清的术语,不仅包括被现政权视为政敌的那些人,而且包括一些特定的民族群体和种族,只要他们(由于同样含糊不清的原因)看上去似乎对苏维埃国家或斯大林的权力构成了威胁。在不同的时期,斯大林大规模逮捕过波兰人、波罗的人、车臣人、鞑靼人和—在他死去之前—犹太人。49

虽然这些种类并不全是任意划定的,它们也不都是一成不变的。汉娜·阿伦特在半个世纪以前写道,纳粹和布尔什维克政权均设计了“目标反对派”或“目标敌人”,他们的“身份根据现实情况发生变化—因此,在一类人被消灭之后,立即向另一类人宣战”。基于同样的原因,她接着写道,“极权主义国家警察的任务不是发现犯罪,而是随时准备在政府做出决定时立即逮捕某一类人”。50问题再次回到了原处:人们被逮捕,不是因为他们做了什么,而是因为他们属于某一类人。

在两个社会里,集中营的产生实际上是将这些目标敌人非人化的漫长过程的最后阶段。这一过程首先由修辞学开启。在其自传《我的奋斗》中,希特勒描写了他是如何猛然意识到犹太人应当对德国的问题负责、社会生活中“任何可疑的事业、任何丑恶的形成”都与犹太人有关的:“把探测刀放在这一类脓包上,在突如其来的光线照射下,人们就会立即发现通常看不见的卑鄙的犹太人,像正在腐烂的尸体上的蛆虫一样……”51

列宁和斯大林也是首先指责“敌人”造成了苏联经济的无数次失败:他们是“破坏者”和“怠工者”以及外国势力的代理人。从逮捕的浪潮开始泛滥的三十年代后期起,斯大林把这种修辞学发展到更为极端的程度,他把“人民的敌人”贬为害虫、垃圾、“有害的杂草”。他还说他的反对者“肮脏下流”,必须“不断进行清洗”—这和纳粹把犹太人与害虫、寄生虫、传染病的概念联系起来的宣传手法如出一辙。52

一旦把敌人妖魔化,他们就立即着手煞有介事地将其合法地孤立起来。在被实际驱赶到一起并被送进集中营之前,犹太人首先被剥夺了德国公民身份。禁止他们担任公务员、律师和法官;禁止他们与雅利安人结婚;禁止他们上雅利安人的学校;禁止他们悬挂德国国旗;强迫他们佩戴大卫王之星[11]的黄色标志;他们还在街上遭到殴打和侮辱。53在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敌人”实际被捕之前,他们同样在公众集会上受到例行的羞辱;失去工作;被共产党开除出党;厌恶他们的配偶与他们离婚;愤怒的子女谴责他们。

在集中营里,将敌人非人化的做法变本加厉更为极端,这既有助于恐吓受害者,又增强了加害人对其行为合法性的信心。在对特雷布林卡集中营[12]的指挥官弗朗茨·施坦格尔所进行的长篇访谈中,采访者吉塔·塞雷尼问施坦格尔,为什么在杀害集中营的囚犯之前还要殴打、羞辱他们并且剥去他们的衣服。施坦格尔回答道,“为了使那些必须实施这些行为的看守保持状态。为了使他们能够继续采取他们已经采取过的行动。”54在《恐怖的秩序:集中营》一书中,德国社会学家沃尔夫冈·佐夫斯基也证明,纳粹集中营囚犯所遭受的非人待遇毫无遗漏地体现在集中营生活的各个方面,从同样被撕破的衣服,到隐私被剥夺、到粗暴的管理、到不断产生的死亡预感。

在苏联的劳改营体系中,将犯人非人化的做法同样是在逮捕那一瞬间就开始了,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接着是把犯人的衣服扒光并且剥夺他们的身份、不许他们与外界联系、对他们拷打、刑讯并—在他们经受过所有的考验之后—对他们进行荒唐的审判。根据苏联特有的一种非人化的新花样,犯人被有意识地“逐出”苏联的社会生活,不许他们称别人为“同志”,而且从一九三七年起,无论他们表现多么出色或者工作多么努力也不许他们获得令人羡慕的“劳动突击手”称号。据许多囚犯说,悬挂在苏联各个家庭和办公室里的斯大林肖像,几乎从来没有在劳改营和监狱里面出现过。

这并不是说苏联的劳改营与纳粹的集中营完全一模一样。正如任何具有纳粹大屠杀常识的读者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将会发现的那样,苏联劳改营体系内的活动在许多方面与纳粹集中营体系有着微妙而明显的差别。日常生活和劳动的安排有所不同,看守和惩罚的方式有所不同,宣传手段有所不同。古拉格持续的时间比较长,因此经历过相对残忍和相对人道的不同时期。纳粹集中营的历史比较短,因此几乎没有变化:它们只是变得残忍更残忍,直到被撤退的德军清理或者被涌入的盟军解放。古拉格同时包括各种各样的劳改营,从科雷马河流域的夺命金矿到莫斯科郊外的“豪华”秘密研究所—囚犯科学家在那里为红军设计武器装备。虽然纳粹体系也有不同类型的集中营,但是范围却要狭窄得多。

我认为它们之间存在的两种差别是两个体系的主要不同点。第一种差别是,苏联对“敌人”的界定通常要比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界定模糊得多。除了极少数异乎寻常的例外,在纳粹德国,没有什么犹太人能够改变自己的身份,没有哪个集中营里的犹太人会头脑清醒地指望幸免一死,而且所有犹太人始终具有这种认识。当数百万苏联囚犯担心他们可能会死—而且数百万囚犯已经死去—的时候,并没有哪一类囚犯必定会死。有时候,某些囚犯可能由于从事相对轻松的劳动而改善了自己的命运,例如工程师或地质学家。在每一个劳改营的内部都存在着囚犯的等级制度,有些囚犯会以损害他人为代价或者借助于他人往上爬。另外,当古拉格因妇女、儿童和老人感到自身负担过重时,或是当需要士兵上前线去打仗时,它会大规模特赦释放囚犯。各种“敌人”不分类别因身份改变而意外受益的情况时有发生。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一九三九年,斯大林逮捕了几十万波兰人,然后,在一九四一年,当波兰和苏联暂时成为盟友时,斯大林又把他们从古拉格里释放出来。相反的情况也是事实:在苏联,害人者自己也有可能成为受害者。古拉格的看守、管理人员、甚至秘密警察的高级官员也会被捕然后发现自己也被判处在劳改营里服刑。没有哪一棵“有害的杂草”总是有害的,换句话说,没有哪一个苏联囚犯群体始终生活在不断产生的死亡预感之中。55

回到前面,正如将在本书的叙述过程中越来越清楚的那样,第二种差别是,按照创建古拉格的那些人的—无论是私下表达的还是公开宣传的—考虑,古拉格的主要目的在于经济。这并不意味着它是人道的。在古拉格体系中,对待囚犯就像对待牲口或者成堆的铁矿石一样。看守随意驱使他们,装上或者卸下牛车,掂量权衡他们,如果看他们可能有用就给他们吃的,否则就让他们挨饿。用马克思主义的话来说,他们是具体化和商品化的被剥削者。除非从事生产劳动,他们的生命在其主人看来毫无价值。

不过,他们的遭遇与犹太人以及被纳粹送往特别集中营的其他囚犯的遭遇完全不同。这些特别集中营不叫Konzentrationslager而叫Vernichtungslager[13]—实际上根本不是“劳动营”而是死亡工厂。有四座这样的集中营:贝乌热茨[14]、海乌姆诺[15]、索比堡[16]和特雷布林卡。马伊达内克[17]和奥斯维辛[18]包括劳动营和死亡营。关进这些集中营之后,将对囚犯进行“挑选”。极少数囚犯被送去强制劳动几个星期。其余的则被直接送进毒气室,在里面遭到杀害之后立即被焚尸灭迹。

就我所能确定的而言,纳粹大屠杀高峰时期所采用的这种独特的杀人方式并没有对应的苏联模式。准确地说,苏联采用别的方法对其数十万公民进行大屠杀。一般情况下,当局在夜间把这些公民驱赶到森林里,让他们一排排站好,接着向他们的头部开枪,然后把尸体埋进事先挖好的万人坑,地方通常靠近某个集中营。这是一种在“工业化”程度和隐匿死者身份方面均不亚于纳粹手段的杀人方式。关于这个问题,也有苏联秘密警察使用废气—毒气的早期形式—杀害囚犯的记述,与纳粹分子早年所为如出一辙。在古拉格的劳改营里,通常也有囚犯并非死于抓人者的屠杀,而是死于严重的效率低下和玩忽职守。56实际上,某些时候在某些苏联劳改营,死亡肯定将会落到那些被挑选出来在冬天的森林里伐木或者在条件恶劣的科雷马金矿干活儿的囚犯头上。还有一些囚犯被锁在单人禁闭牢房里冻饿至死,或者躺在没有取暖设施的医院里得不到治疗,或者被随意地以“企图逃跑”为由直接开枪打死。不过,作为一个整体,苏联的劳改营体系并没有被蓄意安排大批生产尸体—即使有时它这样做过。

这是一些细微的差别,但是它们并非无关紧要。尽管古拉格和奥斯维辛的确属于同样的认知和历史传统,然而,它们相互之间以及与其他政权所建立的集中营体系之间都是独立有别的。一般说来,集中营的概念足以用于不同的文化和情况,不过,即使是对涉及多种文化的集中营历史所进行的表面研究也会显示,具体的细节—如何安排集中营的生活、集中营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它们如何逐渐严格或松懈、它们如何保持残忍或开明—取决于特定的国家、特定的文化和特定的政权。57对于那些被监禁在带刺铁丝网里面的人来说,这些细节对于他们的生活、健康和生存至关重要。实际上,在阅读关于两个集中营的幸存者的记述报道时,受害人的不同遭遇比两个集中营体系之间的区别给人留下更深刻的印象。每个故事都有其独特的内容,每个集中营让不同性格的人产生不同的恐怖感。在德国,你可能死于残忍;在俄国,你可能死于绝望。在奥斯维辛,你可能死在毒气室里;在科雷马,你可能冻死在雪地上。你可能死于德国的森林或者西伯利亚的荒原,你可能死于一次矿井事故,你也可能死在运牛的火车上。但是归根结底,你的人生经历是你自己所独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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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引自斯蒂芬·F.科恩所编《不再沉默:苏联的自由言论》,第39页。

2 乔治·莱格特:《契卡:列宁的政治警察》,第102-120页。

3 Н.Г.奥霍京和А.Б.罗金斯基编:《苏联劳改营系统手册,1923-1960》。

4 见本书附记,它更加充分地论述了这些统计数字。

5 皮埃尔·里古洛:《沉重的眼睑》,第1-10页。

6 引自保罗·约翰逊所著《知识分子》,第243页。

7 引自让-弗朗索瓦·雷韦尔所著《极权主义的诱惑》,第77页。

8 马丁·艾米斯:《令人担忧的科巴:笑声和二十世纪的大众》(科巴是斯大林曾经使用过的化名,取自格鲁吉亚作家亚历山大·卡兹别吉的长篇小说《弑父者》中的一个人物—译者注)。约翰·劳埃德:《公开审判:被告席上的左派》,载二〇〇二年九月二日第十五卷第七百二十二期《新政治家》,第12-15页;《击中与未中》,载二〇〇二年九月三日《卫报》。

9 罗伯特·瑟斯顿:《在斯大林俄国的生活与恐惧,1934-1941》。罗伯特·康奎斯特:《恐怖微不足道,几乎无人死亡》,载一九九六年五月三十一日《泰晤士报文学副刊》。

10 这件事一九九四年发生在本书作者身上。“过于反苏”这句话直接引自一封来信。《泰晤士报文学副刊》最后刊登了那篇文章的一个经过大段删减的版本。

11 《既不在这里也不在那里》〔《在东西方之间》(纽约,1994)的书评〕,载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十八日《纽约时报书评》。

12 对这一问题的详尽论述见马丁·马利亚的文章《审判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载二〇〇二年秋季第六十四期《国家利益》,第63-78页。

13 韦布夫妇:《苏维埃共产主义:一种新的文明?》,第31页

14 引自罗伯特·康奎斯特所著《大清洗:重新评价》,第465页。

15 参见作为美国共产党档案史的哈维·克莱尔、约翰·厄尔·海恩斯和弗里德里克·弗索夫所著《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秘密世界》和哈维·克莱尔、约翰·厄尔·海恩斯和基里尔·安德森所编《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苏维埃世界》。

16 引自尼古拉·托尔斯泰所著《斯大林的秘密战争》,第289页。

17 详见D.M.托马斯所著《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他生活的世纪》,第489-495页和迈克尔·斯卡梅尔所著《索尔仁尼琴传》。把索尔仁尼琴描绘成酒鬼的企图(斯卡梅尔:《索尔仁尼琴传》,第664-665页)尤其拙劣,因为众所周知他讨厌喝酒。

18 理查德·派普斯:《俄国革命》,第824-825页。

19 理查德·奥弗里:《俄国的战争》,第112和226-227页;威廉·莫斯科夫:《让人头疼的面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的食品供应》。

20 莉季娅·金斯堡:《围困日记》,第36页。

21 叶莲娜·科日娜:《穿过燃烧着的干草原:战时俄国回忆录,1942-1943》,第5页。

22 艾尔兹贝塔·卡钦斯卡:《西伯利亚:世界最大的监狱(1815-1914)》,第15页。

23 乔治·凯南:《西伯利亚和流放制度》,第74-83页。

24 安东·契诃夫:《萨哈林游记》,第371页。

25 卡钦斯卡:《西伯利亚:世界最大的监狱》,第16-17页。

26 В.П.波波夫:《不为人知的赫鲁晓夫倡议(为一九四八年的强制迁移农民令所做的准备)》,载一九九三年第二期《国家档案》,第31-38页。

27 乔治·凯南:《西伯利亚和流放制度》,第242页。

28 卡钦斯卡:《西伯利亚:世界最大的监狱》,第65-85页。

29 叶夫根尼·阿尼西莫夫:《彼得大帝的改革:通过在俄罗斯实行高压统治所取得的进步》,第177页。

30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14/I/76

31 卡钦斯卡:《西伯利亚:世界最大的监狱》,第44-64页。

32 同上,第161页。

33 契诃夫:《萨哈林游记》,第52页。

34 卡钦斯卡:《西伯利亚:世界最大的监狱》,第161-174页。

35 克里斯蒂娜·萨瑟兰:《西伯利亚公主》,第271-302页。

36 布鲁斯·亚当斯:《刑罚政策:俄罗斯的监狱改革,1863-1917》,第4-11页。

37 德米特里·沃尔科戈诺夫:《斯大林:胜利和悲剧》(哈罗德·舒克曼英译),第9页。

38 这张照片出现在奥兰多·菲格斯所著《人民的悲剧:俄国革命,1891-1924》一书及其他地方。

39 这张照片出现在德米特里·沃尔科戈诺夫所著《托洛茨基:不朽的革命者》一书中。

40 艾伦·布洛克:《希特勒和斯大林:相似的人生》,第28-45页。

41 沃尔科戈诺夫:《斯大林》,第9页。

42 若埃尔·科特克和皮埃尔·里古洛:《集中营的世纪》,第97-107页;奥霍京和罗金斯基编:《苏联劳改营系统手册》,第11-12页。

43 我在《恐怖的历史》一文中对这一定义作了详细说明,见二〇〇一年十月十八日《纽约书评》。

44 米哈伊尔·黑勒:《集中营和苏联文学》,第43页。

45 引自科特克和里古洛所著《集中营的世纪》,第92页。

46 关于集中营历史背景的这些记述根据科特克和里古洛所著《集中营的世纪》,第1-94页。

47 卡钦斯卡:《西伯利亚:世界最大的监狱》,第270-285页。

48 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第408-412页。

49 关于斯大林对“敌对”种族群体之态度的详细论述见特里·马丁所著《积极行动的帝国:苏联的民族和民族主义》一书。

50 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第122-123页。

51 布洛克:《希特勒和斯大林》,第24页。

52阿米尔·韦纳:《一个社会主义乌托邦中的自然、环境与记忆:勾勒社会主义时期苏联社会-民族主体的轮廓》,载一九九九年十月第一百〇四卷第四期《美国历史评论》,第1121-1136页。

53 布洛克:《希特勒和斯大林》,第488页。54 吉塔·塞雷尼:《深入黑暗》,第101页。

55 感谢特里·马丁帮我弄清了这一点。

56 米哈伊尔·施赖德尔:《内务人民委员部内幕》,第5页。

57 林恩·维奥拉在富农流放的问题上指出了这一点。

58 更多的细节见安妮·阿普尔鲍姆的文章《恐怖的历史》,载二〇〇一年十月十八日《纽约书评》。



第一部分 古拉格的起源,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三九年



第一章 布尔什维克统治初期


但是,你的脊梁已被打断,

我的美丽而凄惨的世纪,

带着一丝空洞的微笑你残忍而虚弱,

回首望去,

像一只衰老的野兽,

看着自己的爪印。


——奥西普·曼德尔斯塔姆,《世纪》 1


我们的目标之一是戳穿下述骗人的鬼话:最残酷的镇压时代是从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七年开始的。我认为,统计资料将于未来显示,甚至早在一九一八年秋天正式宣布实行“红色恐怖”之前,当年年初已经开始出现逮捕、判刑、流放的浪潮。从那以后,这股浪潮只是变得越来越汹涌,直到斯大林死亡为止……


——德米特里·利哈乔夫,《回忆录》2


一九一七年,两股革命浪潮迅速席卷俄罗斯,冲击扫荡着帝俄社会,后者仿佛纸板搭成的房子一样顷刻之间土崩瓦解。在沙皇尼古拉二世于当年二月退位[19]以后,事态发展证明,革命已为任何人所极难平息或控制。第一次革命之后成立的临时政府总理亚历山大·克伦斯基后来写道,在随着旧政权的崩溃而出现的真空里,“现有的一切政治和政策方案,无论是大胆想象的还是精心构思的,全都漫无目的和用途地横空出世了”。3

尽管临时政府软弱无力,尽管公众的不满普遍存在,尽管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大屠杀使人们怒气冲天,但是,没有人料到政权将会落入布尔什维克—几个鼓吹更加迅猛的变革的激进社会主义政党之一—手中。在国外,布尔什维克几乎不为人知。一则不足为信的传说十分生动地说明了国外的看法。据说在一九一七年,一名官员冲进奥地利外交部长的办公室喊道,“阁下,俄国爆发革命了!”部长嘲讽地大笑起来,“俄国有谁能够发动革命?总不会是那个整天泡在中央咖啡馆里失魂落魄、待人和气的托洛茨基先生吧?”[20]

如果说布尔什维克的性质神秘莫测,那么,它的领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世界将按其革命的化名“列宁”来认识的那个人—更是如此。在其作为革命者流亡的多年时间里,列宁的才华得到公认,但是他的放纵无度和宗派活动让人讨厌。他经常挑起与其他社会主义党派领导人的争斗,而且还有将关于貌似毫无意义的教条问题的小争吵变成大辩论的嗜好。4

在二月革命之后的最初几个月,列宁根本没有担任任何公认的权威性职务,即使在他自己的党内也没有。直到一九一七年十月中旬,少数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仍然反对他所提出的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临时政府的计划,坚持认为党尚未做好夺权的准备,也没有得到民众的支持。不过,列宁赢得了辩论,于是,十月二十五日[21],政变发生了。在列宁鼓动的影响下,暴动的群众洗劫了冬宫。布尔什维克逮捕了临时政府的部长们。不到几个小时,列宁成了这个国家的领导人,他将其更名为苏维埃俄国。

尽管列宁成功地夺取了政权,不过他的布尔什维克批评者所说的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布尔什维克的确处于没有做好准备的混乱状态。结果,它的早期决定—包括建立一党制国家—大部分都是为了适应当时的需要而做出的。布尔什维克的民众基础实在薄弱,因此,仅仅为了保住政权,他们几乎不得不立即动手打一场血腥的内战。从一九一八年起,欧洲所曾见过的最残酷的战斗在整个俄罗斯的大地上激烈进行,当时,旧政权的白军部队重新集结起来与新组建的红军部队作战,后者由列宁的同志、从“中央咖啡馆”归来的“托洛茨基先生”统帅。所有暴力行为并非全都出现在战场上。布尔什维克政权千方百计地以各种方式镇压知识分子和在政治上反对它的人,不仅打击旧政权的代理人,而且打击其他社会主义者: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社会革命党人。新成立的苏维埃国家在一九二一年之前一直没有出现相对平静的时期。5

以这些应急措施和暴力手段为背景,苏联的第一批劳动集中营诞生了。像许多其他布尔什维克的机构一样,它们是在内战打得最激烈时匆忙作为一种应急措施而专门建立的。这并不是说先前对这个主意不感兴趣。十月革命之前三个星期,列宁本人已经粗略地描述了一个当然还很模糊的计划:要给富有的资本家安排“强制性的劳动任务”。一九一八年一月,因对布尔什维克的反抗非常激烈而恼羞成怒的列宁更加急不可耐,他写道,他赞成“逮捕乘坐头等和二等包厢旅行的百万富翁阴谋分子。我建议判处他们在矿井里强制劳动半年”。6

作为对特定的资产阶级“敌人”的特定的惩罚方式,列宁关于强制劳动的设想与他对犯罪和罪犯的其他想法非常一致。一方面,这位苏维埃主要领导人对监禁并惩罚传统罪犯—窃贼、扒手、杀人犯—感到举棋不定,他把这些人视为自己潜在的盟友。在他看来,产生“社会过激行为”(意即犯罪)的根本原因是“对人民大众的剥削”。他认为,消除这个根本原因“将使过激行为销声匿迹”。所以,没有必要通过特别的惩罚威慑罪犯:最终,革命本身将把他们清除干净。于是,第一部布尔什维克刑法典中的某些内容使西方最激进的刑事司法制度改革人士兴高采烈。其中,这部法典规定,“没有个体犯罪这种事情”,因此,刑事判决“不应当被视为惩罚”。7

另一方面,列宁—像对他亦步亦趋的那些布尔什维克法学理论家一样—还认为,苏维埃国家的建立将会产生一类新型罪犯:“阶级敌人”。阶级敌人反对革命,并且公开或者经常是隐蔽地企图破坏革命。阶级敌人比普通罪犯难以识别,而且更难改造。不像普通罪犯,决不能相信阶级敌人会与苏维埃政权合作,因此,与普通杀人犯或窃贼相比,务必给予他们更加严厉的惩罚。于是,一九一八年五月,布尔什维克颁布的首个“关于贿赂行为的法令”规定:“如果犯有受贿或行贿罪的人属于有产阶级并且正在使用贿赂的手段企图保持或者取得与财产权有关的特权的话,那么,他将被判处在最艰苦和最恶劣的条件下强制劳动,同时没收其全部财产。”8

换句话说,从新的苏维埃国家刚刚成立那时起,人们就将因为他们属于某一类人而非因为他们做了什么被判刑。

令人遗憾的是,从来没有人清晰地描述过“阶级敌人”准确地说应该是个什么样。结果,布尔什维克政变以后,各种各样的逮捕戏剧性地不断增加。从一九一七年十一月起,由胡乱挑选出来的革命“拥护者”所组成的革命法庭开始审判胡乱认定的革命的“敌人”。随意判处银行家、商人的妻子、“投机商”—即任何从事独立经济活动的人、沙俄时期的监狱看守以及其他所有看似可疑的人入狱服刑、强制劳动甚至死刑。9

关于谁是或者谁不是“敌人”的解释各个地方也不尽相同,有时与“战俘”的定义部分重叠。在占领一座新的城市之后,与他们沿着进退不定的前线经常采取的做法一样,托洛茨基的红军总是把资本家抓来当人质,一旦白军反攻就把人质枪毙。在战斗的间歇期,他们可以强迫这些人质干活儿,通常是挖战壕和修工事。10政治犯与普通罪犯之间的划分同样随意。例如,临时委员会和革命法庭那些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成员可能突然决定,一个因无票乘坐无轨电车被抓住的人已经危害了社会,因此对他要按政治犯罪来判刑。11最后,这些决定大部分由警察或士兵去执行逮捕。契卡—列宁的秘密警察,克格勃的前身—的缔造者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个人保存着一个黑色笔记本,他在上面潦草地记下工作时偶然想到的“敌人”的姓名和住址,这些“敌人”都是随意认定的。12

这种模糊不清的划分将一直保持到八十年后苏联本身解体为止。然而,两类囚犯—“政治犯”和“刑事犯”—的存在对于苏联刑罚体系的构成具有深远的意义。在布尔什维克统治的头十年,苏联的监狱甚至为了分别关押两类囚犯而一分为二。作为一种副作用,监狱分类无意中造成了现有监狱系统的混乱。在革命初期的那些日子,所有囚犯都在“传统”司法部门—先是司法人民委员部,后来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管辖权限之下予以关押,并被监禁在“普通”监狱系统内。也就是说,他们被投入沙俄时代留下的监狱,通常是被关进占据着所有主要城镇中心位置的肮脏、阴暗的石头牢房。在一九一七至一九二〇年间的革命年代里,这些机构整体处在混乱之中。暴民袭击监狱,自封的人民委员洗劫看守,囚犯得到普遍特赦或者干脆一走了之。13

到布尔什维克发动政变时为止,几乎没有任何保持运行的监狱出现过人满为患或不堪重负的情况。十月革命之后不到几个星期,列宁就亲自要求“采取严厉措施以立即改善对彼得格勒监狱的食品供应”。14几个月后,莫斯科的一名契卡官员在视察了本市的塔甘斯卡雅监狱之后报告说,监狱里“寒冷肮脏得可怕”,而且流行斑疹伤寒,囚犯们都在挨饿。大部分囚犯无法为服刑而从事强制劳动,因为他们没有衣服可穿。某张报纸所刊登的一篇报道声称,设计容量为一千人的莫斯科布特尔卡监狱已经关押了两千五百人。另一张报纸则不满地说,赤卫队“每天毫无计划地逮捕成百上千人,然后却不知道如何处理他们”。15

监狱人满为患导致“创造性”解决办法的出现。没有更好的办法,新的当权者只好把犯人关进地下室、阁楼、闲置的宫殿和旧教堂。一名幸存者后来回忆说,他曾被关在一幢废弃房屋的地窖里,一个房间关了五十个人,没有家具,几乎没有食物:那些没有收到家人送来的食品袋的犯人只好挨饿。16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契卡的一个委员会就曾讨论过关押在斯莫尔尼宫—列宁在彼得格勒的指挥部—地下室里的五十六名不同类型的囚犯的命运,这些囚犯包括“窃贼、酒鬼和各种类型的‘政治犯’”。17

并不是所有人都因这种混乱状态而遭殃。罗伯特·布鲁斯·洛克哈特是一名(正如所发生的那样正确地)受到从事间谍活动指控的英国外交官,一九一八年被关押在克里姆林宫的一个房间里。他把大量时间用来玩单人纸牌,而且阅读修昔底德和卡莱尔的书籍。一名以前的宫廷侍者不时给他送来热茶和报纸。18

不过,即使是在传统监狱继续发挥作用期间,监狱的管理制度也不稳定,而且监狱看守缺乏经验。俄罗斯北部城市维堡的一名囚犯发现,在革命之后的混乱时期,他曾雇用的一名司机成了监狱里的看守。这名看守乐于帮助自己以前的雇主搬到条件更好、更加干爽的单人牢房,最后甚至帮助其成功越狱。19一名白军上校也回忆说,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在彼得格勒的监狱里,囚犯们随便来来去去,而无家可归的人夜间则睡在单人牢房里。一名苏联官员对这一时期回忆道,“不逃跑的只是那些实在懒惰的人”。20

混乱迫使契卡寻找新的解决办法:布尔什维克几乎不可能允许将其“真正的”敌人关在普通监狱系统里。混乱的监狱和懒惰的看守也许适合看管扒手和少年犯,却不适合看管怠工者、寄生虫、投机商、白军军官、神职人员、资本家以及布尔什维克想得出来的其他具有严重威胁性的人,因此,需要找到更有创造性的解决办法。

解决办法找到了。早在一九一八年六月四日,托洛茨基曾经要求安抚一群难以管束的捷克战俘,消除他们的敌意,并把他们安置在一个集中营(концлагер)里。十二天后,在致苏维埃政府的一份备忘录中,托洛茨基再次谈起了集中营,在这种露天的监狱里,“城市和乡村的资产阶级……将被动员起来组成专干脏活儿累活儿(打扫营房、营地、街道,挖战壕等等)的后勤部队。那些拒绝者将被处以罚款,而在缴纳罚款之前要把他们扣押起来”。21八月,列宁也使用了这个词。在发给奔萨—那里发生了一场反布尔什维克的暴动—人民委员的电报中,他要求“对富农(кулaк)、神职人员和白卫军采取大规模恐怖行动”,并把那些“不可靠分子”“关押在城外的集中营里”。22设施这时已经到位。一九一八年夏天,随着导致俄国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和约的签订,苏维埃政权释放了两百万名战俘。闲置的战俘营立即移交契卡使用。23

当时,就利用“专设”集中营监禁“敌人”来说,契卡看上去应当是接管这项工作的理想机构。作为一个全新的组织,契卡被设计成共产党的“剑与盾”,而且不对苏维埃政府及其任何部门负责。它没有依法办事的习惯,没有遵守法律规定的义务,不需要与警察部门或者司法人民委员部所管辖的法院交换意见。其名称恰好表明了其重要地位: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特别委员会。也有使用Ч-К—“特别委员会”的俄文缩写—或契卡的。这个名称“特别”准确,因为它游离于“正常的”法律社会之外。

契卡几乎刚一创建就开始执行一项特殊任务。一九一八年九月五日,捷尔任斯基接到指示,要求契卡贯彻执行列宁的红色恐怖政策。在针对列宁的一次未遂刺杀之后开展的这场恐怖行动—逮捕、监禁、屠杀—比此前几个月随心所欲的恐怖行动更有组织,矛头直接指向那些被怀疑在“后方”从事破坏革命活动的人,实际成为内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血腥,无情,残忍—开展这场行动的人想要让它达到的正是这种效果。红军的喉舌《红星报》这样对它作了描述:“没有怜悯,没有宽恕,我们要对敌人大开杀戒,成千上万地消灭他们,让他们被自己的血泊所淹没。为了列宁流出的血……我们要让资产阶级血流成河—让他们的血流得越多越好……”24

红色恐怖对于列宁的权力斗争至关重要。所谓的“专设集中营”对于红色恐怖同样至关重要。关于红色恐怖的第一项法令甚至提到了集中营。这项法令不仅要求逮捕并且监禁“资产阶级的重要代理人、地主、工厂主、商人、反革命的神职人员、反苏维埃的军官”,而且要把他们“用集中营隔离起来”。25尽管没有关于囚犯人数的可靠数字,到一九一九年年底时,苏联已经有了二十一个记录在案的集中营。到一九二〇年年底时,这个数量增加了四倍,达到一百零七个。26

不过,在这个阶段,集中营的目的仍然不够明确。囚犯必须从事劳动—但是为了什么目的?劳动意味着对于囚犯的教育改造?还是为了羞辱他们?或者认为这是帮助建设苏维埃的新国家?不同的苏联领导人和不同的机构各有自己不同的答案。一九一九年二月,捷尔任斯基本人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演说,鼓吹集中营对于资产阶级在思想方面的教育改造作用。他说,新的集中营将让被囚禁的人从事劳动;因为那些绅士不劳而获;因为不进行强迫他们就不会干活儿。应当把这种惩罚施加于那些在苏维埃机构里上班却不认真对待工作的人、拖拖拉拉的人以及诸如此类的其他人……我们将以这种方式创办劳动的学校。27

可是,当关于专设集中营的第一批法令于一九一九年春天颁布时,略有不同的考虑似乎占了上风。28这批法令是一连串长得惊人的条例和意见,建议每个地区的主要城市设立一个容量不少于三百人的集中营,“在城市的边缘,或者在修道院、庄园、农场之类的建筑物附近”。它们批准了八小时工作日,只有“在符合劳动法规的情况下”才允许加班和夜间劳动。禁止寄送食品袋。允许会见直系亲属,但是只能在星期天和节假日。囚犯企图逃跑可以将其刑期增加十倍,第二次企图逃跑可以处以死刑—与沙俄时期的宽松法律相比,对越狱的处罚特别严厉,布尔什维克非常清楚这一点。更为重要的是,法令明确了囚犯从事劳动的目的不是为了对他们进行教育,而是为了支付集中营的维修费用。没有劳动能力的囚犯应当送到别处去。集中营必须自筹资金。苏联集中营的创始人乐观地认为,它们可以自给自足。29

由于国家拨款数额的多少不定,集中营的管理者们很快就对自筹资金的主意产生了兴趣,或者至少是对实际利用他们的囚犯产生了兴趣。一九一九年九月,一份呈交捷尔任斯基的秘密报告抱怨说,某些临时集中营的卫生条件“达不到要求”,主要由于这个原因使得许多人生病不能劳动:“在秋季潮湿的条件下,它们不是把人集中起来从事劳动的合适场所,反而成为流行病和其他疾病的温床。”其中,报告的起草者建议把那些不能劳动的人送到别处去,从而使集中营的效率更高—这是后来被古拉格的领导人多次采用的一种策略。集中营的管理者已经开始关心疾病和饥饿,主要原因在于生病和饥饿的囚犯是不能干活儿的囚犯。囚犯的尊严和人格,更不必说他们的生存,几乎很难引起他们的注意。30

实际上,并非所有集中营的负责人全都关心对囚犯进行教育改造或者自筹资金的问题。他们倒是更加喜欢通过羞辱的方式惩罚这些以前的富人,让后者体验一下劳动者的命运。一份来自乌克兰波尔塔瓦市的报告—这份报告在白军暂时收复该城之后被一个白军调查委员会归入档案—特别提到,布尔什维克在占领期间给逮捕的资产阶级囚犯分派劳动任务,“打算以此作为嘲弄人的一种手段,尽力贬低他们的身份。例如,一名囚犯……被迫用手清理地上一层厚厚的脏东西。命令另一名囚犯打扫厕所,可是……只给他一块抹布干这个活儿”。31

诚然,这些意图方面的细微差别对于成千上万名囚犯或许没有多大影响,就他们而言,平白无故遭到逮捕这件事本身已经足以使人蒙羞。这些差别可能也不影响囚犯通常极其恶劣的生活条件。被送到西伯利亚某集中营的一名神职人员后来回忆说,汤是下水做的,营房里没有电,而且冬天几乎没有取暖的炉火。32沙俄时期的一位重要政治家亚历山大·伊兹戈耶夫被送往彼得格勒北边的一个集中营。途中,他那一行犯人在沃洛格达市停留。没有向犯人许诺的热汤热饭和温暖房间,反而拖着他们到处寻找临时收容所。这里没有为他们准备的临时中转营站。终于,一所过去的学校留宿了他们,屋里只有“光秃秃的墙壁和板凳”。这些犯人最后在市区花钱为自己买了吃的。33

然而,并不只有囚犯才会受到如此恶劣的对待。在内战的关键时刻,红军和苏维埃政府的紧急需要压倒所有其他事情,无论是教育改造还是惩罚报复或者出于司法考虑。一九一八年十月,北方前线指挥官向彼得格勒军事委员会提出要求,紧急需要八百名工人修道路挖战壕。于是,“一些以前经商的公民应约来到苏维埃的指挥部,据说是要他们来为今后可能出现的劳动义务登记的。在这些公民登记时,他们遭到拘留并被送往谢苗诺夫斯基兵营等候派往前线”。更有甚者,当这样做仍然没能凑足工人的数量时,地方苏维埃—地方管理委员会—干脆包围了彼得格勒的主要商业街涅夫斯基大街的一段街区,逮捕了所有没有党证或者不能证明自己为政府机构工作的人,然后把他们押解到附近的兵营。后来,妇女被释放了,而男人则被送往北方,“以如此不可思议的方式被征募的人没有一个获准安排一下自己的家事、与亲属说一声再见,或者带上合适的衣服和鞋袜”。34

尽管这样就被逮捕的那些行人肯定为此感到震惊,但是对于彼得格勒的工人来说,它似乎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即使是在苏维埃历史的这一最初阶段,“强制劳动”与正常劳动之间的界线也是模糊不清的。托洛茨基公开宣称要使整个国家按照红军的方式变成一支“工人的军队”。工人早就被迫在中央劳动办公室进行了登记,从那里他们有可能被派遣到这个国家的任何地方。禁止某些工种的工人—例如矿工—放弃工作的特别法令获得通过。在这个混乱的革命年代,自由工人的生活条件其实也不比囚犯好多少。从表面上看,并不总能轻而易举地指出哪里是工作的地方,哪里是集中营。35

这种事情同时也是即将发生的那些事情的前兆:在此后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集中营”、“监狱”和“强制劳动”的界定一直处于混乱状态。对服刑机构的管理仍然不断发生变化。当不同的官僚和人民委员试图取得对该系统的控制权时,具体负责的部门就会无休无止地更名和重组。36

不过,有一点却是清楚的,到内战结束时,一种模式被确立下来。苏联已经明显地逐步形成了两个分立的监狱系统,具有不同的行为准则,不同的传统习俗,不同的思维方式。司法人民委员部以及后来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管理着“普通”监狱系统,主要对付苏维埃政权称之为“刑事犯”的那些人。尽管这个系统实际上同样一片混乱,它的犯人却被关押在传统的监狱里,而且其内部文件所显示的管理者的既定目标在“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通过劳动教养改造罪犯—“犯人应当为学习技能而劳动,他们可以利用所学到的技能过上正当的生活”—从而防止犯人再次犯罪。37

与此同时,契卡—后来更名为国家政治保卫局、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控制着另一个最初被称为“专设集中营”或“特别集中营”的监狱系统。尽管契卡也在其中使用“教育”或者“改造”之类冠冕堂皇的辞令,但是这些集中营确实不同于普通的服刑机构。它们处于其他苏维埃机构的管辖范围和公众视线之外。它们有特殊的行为准则,对逃跑的惩罚更严厉,管理制度更严格。这些集中营里的囚犯没有必要由普通法庭判决有罪,即使他们曾经被某个法庭判决有罪。随着“敌人”定义的扩展和契卡权力的增强,作为一种应急措施建立起来的这些集中营最终将会变得更加庞大,而且一度变得更有影响。于是,当两个刑罚系统—正常的和特殊的—终于合二为一时,它们将统一于后者的行为准则。契卡将兼并它的对手。

从一开始,“特殊”监狱系统就是为了对付特殊的囚犯:神职人员、前沙俄政府官员、资产阶级投机商、新制度的敌人。但是,苏维埃当局对于一类特殊的“政治犯”比对其他囚犯更感兴趣。他们是革命的社会主义政治派别中的非布尔什维克成员,主要是无政府主义者、左翼和右翼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以及其他所有那些曾经为革命进行斗争却毫无先见之明地没有加入列宁的布尔什维克派别并且没有积极参加一九一七年十月政变的人。作为过去与沙皇政权进行革命斗争的盟友,他们应该受到特殊对待。直到三十年代后期为止,苏共中央委员会将要多次讨论如何处理这些人。其中仍然活着的人大部分都在三十年代后期遭到逮捕或枪决。38

在某种程度上,列宁对这一类特殊囚犯怀恨在心,因为像所有排斥异己的领导人一样,他最仇恨的就是背叛者。在一场典型的辩论中,他把一位批评他的社会党人称为“骗子”、“瞎了眼的狗”、“拍资产阶级马屁的人”、“敲诈勒索者和流氓无赖的应声虫”,只配扔进“叛徒的垃圾坑”。39实际上,列宁早在俄国革命之前就知道他将对付那些反对他的社会党人同志。他的一位革命战友回忆了他们就这个问题所进行的一次谈话:

我对他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如果你夺取了政权,恐怕你在第二天就会动手绞死孟什维克。”他扫了我一眼回答道:“我们将在绞死最后一个社会革命党人之后绞死第一个孟什维克。”然后,他皱起眉头笑了笑。40

但是,属于这一类特殊“政治犯”的那些囚犯也更加难以管理。许多人在沙皇的监狱里待过多年,知道如何组织绝食斗争,如何向监狱看守施加压力,如何在牢房之间传递情报交流信息,如何组织联合抗议行动。更重要的是,他们还知道如何与外界进行联系以及与什么人进行联系。俄国的大多数非布尔什维克社会主义政党仍然设有流亡支部,通常是在柏林或巴黎,其成员可以严重破坏布尔什维克的国际形象。在一九二一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社会革命党—该党在意识形态方面与布尔什维克最为接近(其部分成员曾与布尔什维克短期结盟)—流亡支部的代表大声宣读了被关押在俄国的他们的同志写来的一封信。这封信在代表大会上引起轰动,主要因为它声称,革命俄国的监狱条件比沙俄时期还要恶劣。“我们的同志正处于半饥饿状态,”信中写道,“其中许多人已经坐牢几个月仍然不许他们会见亲属,不许通信,不许锻炼身体。”41

流亡的社会主义者能够而且的确在为囚犯的利益大声疾呼,就像俄国革命之前他们所曾做过的那样。布尔什维克政变以后,几位著名的革命者—其中包括写过沙皇监狱生活回忆录的薇拉·菲格纳[22]和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的夫人叶卡捷琳娜·佩什科娃—立即帮助再次发起政治红十字会,该会是一个曾在革命之前秘密活动的囚犯救助组织。佩什科娃与捷尔任斯基很熟悉,而且友好地与他保持着定期书信往来。由于她的关系和声望,政治红十字会得到了它在二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保有的种种特权:探访监禁场所的权利,与政治犯谈话的权利,为他们递送包裹的权利,甚至包括请求释放生病的囚犯的权利。42一九三七年被捕的作家列夫·拉兹贡听他的第二任妻子—她的父亲曾是一名社会主义者囚犯—讲过政治红十字会的事情,在他看来,后来进行这些有组织的活动已经变得不太可能,那仿佛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童话”。43

由流亡西方的社会主义者和政治红十字会所造成的恶劣影响让布尔什维克大伤脑筋。许多布尔什维克曾经流亡生活多年,所以对昔日国际战友的看法十分敏感。许多人仍然相信革命随时可能蔓延到西方,所以不想让共产主义事业的发展因负面舆论而有所延缓。一九二二年,饱受西方媒体报道困扰的布尔什维克开始进行其多次尝试—通过攻击“资本主义恐怖”来掩饰共产主义恐怖—中的第一次。为此,他们创办了一个“另类”囚犯救助协会:革命受难者国际救助协会,其俄文首字母缩写是МОПР。该协会声称将对“十万名资本主义国家的囚犯”进行援助。44

尽管政治红十字会的柏林分会立即谴责革命受难者国际救助协会企图“掩盖苏联监狱、集中营和流放地那些垂死者的呻吟”,其他人却接受了它。一九二四年,革命受难者国际救助协会自称它有四百万会员,甚至声称召开了由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参加的首次国际会议。45它的宣传产生了它的标准。当有人请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对一本公开出版的俄国监狱中的社会主义者囚犯所写的书信集发表评论时,他用下面的话作为回答:“几乎完全相同的事情一直在波兰的监狱里发生着;你在加利福尼亚的监狱里可以看到这种事情,它们正在那里折磨世界产联的工人;你在安达曼群岛的英国地牢里可以看到这种事情……”46

契卡同样试图改善恶劣的舆论环境,它采取措施把那些令人头疼的社会主义者送到离他们的联系人更远的地方。就像沙俄政权曾经做过的那样,奉政府之命,一些人被流放到遥远的地方。另一些人则被送往北方城市阿尔汉格尔斯克附近偏远地区的集中营,特别是建立在彼得格勒以北数百英里、靠近白海的前霍尔莫戈里修道院的一个集中营。然而,即使是被流放到最偏远地区的那些人也能找到传递信息的办法。一批关押在一个规模不大的集中营里的“政治犯”从遥远的西伯利亚的纳雷姆设法把一封信寄给了一份社会主义流亡者的报纸,他们在信中诉说,他们“完全与世隔绝,以致只有涉及亲属或我们自己健康状况的信件才有可能送到收信人手中。得不到……任何其他消息”。他们特别提到他们当中有一位八十岁的无政府主义者奥尔嘉·罗曼诺娃,她被流放到一个特别偏僻的地方,“在那里,三个月来她以面包和热水为生”。47

在看守们看来,没有哪个遥远的流放地保证平安无事。他们所到之处,习惯了沙俄时期监狱所曾给予政治犯的特殊待遇的社会主义者囚犯几乎都在要求得到报纸、书籍和散步的权利以及不受限制的通信权,尤其是在与当局打交道时对自己代言人的选择权。当对此不解的地方契卡人员—他们很可能分辨不出无政府主义者与纵火犯之间的区别—表示拒绝时,社会主义者囚犯提出抗议,有时是强烈抗议。据一段关于霍尔莫戈里集中营的描述说,一批囚犯发现……必须为最基本的东西—例如承认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拥有政治犯的一般权利—作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他们遭受了人们所知道的一切刑罚:禁闭、拷打、不给饭吃、猛然被推向铁丝网、组织军人小队向营房开枪等等。到当年年底时,除了以前的记录之外,霍尔莫戈里的大多数囚犯都能以自己总共进行了三十至三十五天的绝食抗议而自豪,只说这个就够了。……48

最终,当局把这一批囚犯从霍尔莫戈里转移到了设在彼得罗明斯克修道院的另一个集中营。据他们后来向当局递交的一份请愿书说,在那里他们受到“无礼的喝斥和粗暴的对待”,把六个人同时关进过去只住一个修道士的狭窄的单人房间,床铺上爬满了寄生虫,不许他们锻炼身体,不给他们任何书籍或书写用纸。49彼得罗明斯克集中营的负责人巴楚利斯同志企图通过剥夺囚犯的权利和热量—还不时地向他们的窗户开枪—搞垮他们。50作为回应,囚犯开展了又一轮无限期的绝食斗争并且发出抗议书。最后,他们要求从这个集中营转走,他们说那里正在流行疟疾。51

其他集中营的负责人抱怨他们那里的囚犯也是这样。在一封写给捷尔任斯基的信中,一位集中营负责人说,在他的集中营里,“自认为是政治犯的白卫军”组成了一个“活跃的小组”,致使看守无法工作:“他们诋毁政府,败坏它的名誉……他们蔑视苏维埃工人的诚实和好名声”。52有些看守自己动手解决问题。一九二一年四月,彼得罗明斯克的一批囚犯拒绝劳动,要求提高食物定量。对这种反抗行为烦透了的阿尔汉格尔斯克地方当局下令判处这批总共五百四十人的囚犯死刑,随即把他们枪毙了。53

在其他地方,当局则试图以相反的措施—答应社会主义者囚犯的全部要求—来维持安定。社会革命党人伯莎·巴宾娜回忆了她被关进莫斯科布特尔卡监狱的“社会主义者监区”时与朋友们欢乐重聚的情景,这些朋友“有圣彼得堡地下工作时期的,有我的学生时代的,来自我们四处奔波时居住过的各个城镇”。监狱允许囚犯自由出入牢房。他们组织集体早操,创办了管弦乐队和合唱队,成立了一个提供外国杂志的“俱乐部”和一个藏书可观的图书馆。按照可以追溯到革命以前时代的传统,每个囚犯获释之后都把他们的书籍留在这里。一个囚犯委员会为囚犯分配牢房,有些囚犯高兴地得到了带有地毯和壁毯的房间。另一些囚犯则记得,“我们沿着走廊散步,仿佛这是林荫大道”。54在巴宾娜看来,囚犯的生活似乎是虚幻的:“难道他们连把我们正规地锁在牢房里面都不能吗?”55

契卡领导人同样感到惊讶。在一九二一年一月写给捷尔任斯基的一份报告中,一名监狱检查人员愤怒地抱怨说,在布特尔卡监狱,“男女囚犯结伙散步,无政府主义和反革命标语悬挂在牢房的墙壁上”。56捷尔任斯基建议实行更加严厉的管理制度—可是,当更加严厉的管理制度宣布时,囚犯再次提出抗议。

布特尔卡监狱田园诗般的生活随后很快结束了。据一批社会革命党人写给当局的一封信说,一九二一年四月的一天,“凌晨三、四点钟,一群武装人员进入牢房开始动手……女囚犯被拉胳膊拽腿揪住头发拖出牢房,其他人则遭到殴打”。契卡方面后来在自己的报告中把这一“事件”称为一场难以制止的暴乱—因此决定今后不许再把这么多政治犯集中关押在莫斯科。57一九二二年二月,布特尔卡监狱的“社会主义者监区”被取消。

镇压不起作用。让步不起作用。即使是在特别集中营里,契卡也控制不住这些特殊的囚犯,无法阻止有关他们的消息传到外面去。显然,对于他们这些人以及特别集中营系统里的其他所有不服管教的反革命分子,需要别的解决办法。一九二三年春天,一种解决办法发明了出来:索洛韦茨基集中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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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引自《玻璃的永恒》,第172-173页。

2 德米特里·利哈乔夫:《回忆录》,第118页。

3 派普斯:《俄国革命》,第336-337页。

4 实例见罗伯特·瑟维斯所著《列宁传》。

5 派普斯:《俄国革命》,第439-505页;菲格斯:《人民的悲剧:俄国革命》,第474-551页。

6 黑勒:《集中营和苏联文学》,第23和24页。

7 迈克尔·雅各布森:《古拉格的起源:苏维埃监禁营体系,1917-1934》,第18-26页。

8 《苏维埃政权法令》,第二卷,第241-242页和第三卷,第80页。另见黑勒:《集中营和苏联文学》,第10页;派普斯:《俄国革命》,第793-800页。

9 雅各布森:《古拉格的起源》,第18-26页;“关于革命法庭”的法令,见《关于对政治迫害受害者镇压和平反的法律法规文件汇编》,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十九日,第9-10页。

10 加州斯坦福大学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档案,梅尔古诺夫档案集,第一档案柜,第六十三文件夹。

11奥霍京和罗金斯基编:《苏联劳改营系统手册》,第13页。

12 俄罗斯国家社会与政治历史档案馆档案,76/3/1和13。

13 雅各布森:《古拉格的起源》,第10-17页;奥霍京和罗金斯基编:《苏联劳改营系统手册》,第10-24页。

14 《苏维埃政权法令》,第一卷,第401页。

15 胡佛研究所档案,梅尔古诺夫档案集,第一档案柜,第四文件夹。

16 《在省契卡的管制下:回忆无名神父》,作者不详,第3-11页。

17 胡佛研究所档案,梅尔古诺夫档案集,第一档案柜,第四文件夹。

18 R·布鲁斯·洛克哈特:《一名英国间谍的回忆录》,第326-345页。

19 C.Г.叶利谢耶夫:《监狱日记》,见《愤怒与爱的教训:镇压时期回忆文集》,第17-19页。

20 奥霍京和罗金斯基编:《苏联劳改营系统手册》,第11页。

21 黑勒:《集中营和苏联文学》,第43页。

22 同上,第44页;莱格特:《契卡:列宁的政治警察》,第103页。

23 最初,要求契卡与中央战俘与难民委员会(Центропленбеж)共同改造战俘营。奥霍京和罗金斯基编:《苏联劳改营系统手册》,第11页。

24 莱格特:《契卡:列宁的政治警察》,第108页。

25 “关于红色恐怖”的法令见《关于对政治迫害受害者镇压和平反的法律法规文件汇编》,一九一八年九月五日,第11页。

26 加琳娜·M.伊万诺娃:《劳改营社会主义》(卡罗尔·弗拉思英译),第13页。

27 《历史档案》,一九五八年第一期,第6-11页;黑勒:《集中营和苏联文学》,第52页。

28 据历史学家理查德·派普斯说,列宁不想让他的名字与这些早期的劳改营发生关系,这就是为什么这些法令不是由他担任主席的人民委员会颁布,而是由苏维埃中央特别委员会颁布的(派普斯:《俄国革命》,第834页)。

29 《苏维埃政权法令》,第五卷,第69-70和174-181页。

30 俄罗斯国家社会与政治历史档案馆档案,76/3/65。

31 胡佛研究所档案,梅尔古诺夫档案集,第十一档案柜,第六十三文件夹。

32 《在省契卡的管制下》,第47-53页。

33 亚历山大·伊兹戈耶夫:《苏俄五年》,见《俄国革命档案》,第十卷,第36页。

34 詹姆斯·布尼安:《苏维埃国家强制劳动的由来》,第54-65页。

35 黑勒:《集中营和苏联文学》,第55-64页;布尼安:《苏维埃国家强制劳动的由来》,第54-114页。

36 奥霍京和罗金斯基编:《苏联劳改营系统手册》,第11-12页;关于二十年代该机构变化的全面记述见雅各布森的著作《古拉格的起源》和乔治·林的博士论文《徒劳的争斗:二十年代的苏俄内务人民委员部》。

37 俄罗斯国家社会与政治历史档案馆档案,17/84/585。

38 关于这些讨论的实例见胡佛研究所档案,背景资料89,73/25,26和27。

39 德米特里·沃尔科戈诺夫:《列宁:生平和遗产》(哈罗德·舒克曼英译),第179页。

40 瑟维斯:《列宁传》,第186页。

41 胡佛研究所档案,尼古拉耶夫斯基档案集,第九档案柜,第一文件夹。

42 同上,第九十九档案柜;俄罗斯国家社会与政治历史档案馆档案,背景资料76/3/87;《亨利希·雅戈达: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第265页。

43 列夫·拉兹贡:《真实的故事》,第266页。

44 胡佛研究所档案,尼古拉耶夫斯基档案集,第九十九档案柜。

45 同上。

46 《来自俄国监狱的书信》,第1-15页。

47 同上,第20-28页。

48 同上,第162-165页。

49 同上;A.梅尔尼克和A.索申娜:《彼得罗明斯克和索洛韦茨基在押政治犯的请愿书》,载《铃声》,第一卷,第245-251页。

50 《来自俄国监狱的书信》,第162-165页。

51 梅尔尼克和索申娜:《彼得罗明斯克和索洛韦茨基在押政治犯的请愿书》。

52 俄罗斯国家社会与政治历史档案馆档案,17/84/395。

53 尤里·多洛伊:《北方的红色恐怖》。

54 伊戈尔·古别尔曼:《素描与肖像》,第72-74页。

55 别尔塔·巴宾娜-涅夫斯卡雅:《我的第一所监狱,一九二二年二月》,见西梅翁·维连斯基所编《直到说出我的故事》,第97-109页。

56 俄罗斯国家社会与政治历史档案馆档案,76/3/149。

57 俄罗斯国家社会与政治历史档案馆档案,76/3/227;胡佛研究所档案,背景资料89,73/25,26和27。



第二章 “古拉格的第一个劳改营”


有妓女和小偷,

有修道士和神父。

还有王公贵族—

但是,他们的冠冕已被摘除……

在这个岛上,富人没有家园

没有城堡,没有宫殿……


——无名囚犯的诗,作于索洛韦茨基群岛,一九二六年1


如今,从老索洛韦茨基修道院远角钟楼的顶部向下看,仍然可以看出索洛韦茨基集中营的轮廓。一道厚实的石头高墙围住了索洛韦茨基城堡。这是修道院的中心建筑群和教堂,始建于十五世纪,后来用作集中营总部管理部门的办公室和中心营房。正西面是码头,现在停泊着几艘渔船,在北方短暂的航运季节,这里曾经挤满了每周—有时是每天—送到的犯人。平展宽阔的白海海面从码头向远方延伸。从这里乘船到凯姆需要几个小时,以前,犯人就是从设在那里的大陆中转监狱踏上了他们的旅程。乘船前往阿尔汉格尔斯克—白海最大的港口和地方首府—要走整整一夜。


QQ浏览器截图20201211072646.jpg

索洛韦茨基群岛,白海


向北望去,只能隐约看到谢基尔卡山顶教堂的轮廓,索洛韦茨基臭名昭著的单人禁闭牢房曾经设在教堂的地下室里。东面坐落着囚犯建设的发电站,今天仍然大有用场。发电站后面是广袤的土地,那里曾经是个植物园。集中营初期,囚犯在那里栽种了一些试验性植物,试图确定,如果条件有所不同,哪些作物可以在边远的北方取得收成。

最后,在植物园的远方是索洛韦茨基群岛的其他岛屿。白海海面上分布着大穆克萨尔马岛,囚犯曾在那里饲养银黑狐狸以获取狐皮;安泽尔岛,为残疾者、带婴儿的女犯以及前修道士设立的特别集中营所在地;扎亚茨基岛,女犯惩罚营所在地。2索尔仁尼琴选择“群岛”这个隐喻形容苏联的劳改营体系绝非偶然。索洛韦茨基集中营—怀着某种永久性的期望设计建立的第一个苏联劳改营—在一个名副其实的群岛上发展起来,一个岛接着一个岛地向外扩张,在扩张的过程中,它接管了一些以前的教堂以及一个古老修道院的房产。

这座修道院的建筑群过去做过监狱。从十六世纪开始,索洛韦茨基的修道士作为沙皇的忠实仆人曾经帮助囚禁过他的政敌—这些人中有桀骜不驯的神职人员和性情古怪的反叛贵族。3荒凉、高墙、寒风和一度让隐居的修道士产生了特殊喂养兴趣的海鸥也刺激了布尔什维克的想象力。早在一九二〇年五月,阿尔汉格尔斯克版的政府机关报《消息报》上所刊登的一篇文章就曾把这个群岛描绘成建立集中营的理想地点:“残酷的自然环境、劳动管理制度、与大自然的搏斗将成为所有罪犯的好学校。”当年夏天,第一批犯人开始陆续到达这里。4

还有一些人—决策链上的更高层—也对群岛感兴趣。捷尔任斯基本人亲自出马说服苏维埃政府把没收的索洛韦茨基修道院的房产连同彼得罗明斯克和霍尔莫戈里修道院的房产于一九二三年十月十三日一起移交给契卡—它当时已经更名为国家政治保卫局(ГПУ),后来又叫国家政治保卫总局(ОГПУ)。这些集中营被统一命名为“专设集中营”。5以后,它们将以“北方专设集中营”(СеверныеЛагеряОсобого Назначения)而著称,首字母缩写为СЛОН。在俄语中,слон的意思是“大象”。这个名称将成为幽默、反讽以及恐吓等等灵感的源泉。

根据幸存者的说法,他们把索洛韦茨基当做“古拉格的第一个劳改营”永远铭记在心。6尽管最近有些学者指出,这一时期还存在着大量其他集中营和监狱,但是,不仅在幸存者的记忆中,而且在苏联秘密警察的记忆中,索洛韦茨基显然扮演着某种特殊的角色。7索洛韦茨基不可能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苏联唯一的一所监狱,但那是他们的监狱,秘密警察的监狱,在那里,秘密警察第一次学会了通过强制囚犯劳动而获取利润。在一九四五年所作的一次关于劳改营体系史的演讲中,当时劳改营系统的主要负责人纳谢德金同志声称,不仅劳改营体系在一九二〇年诞生于索洛韦茨基,而且全苏范围的“强制劳动”体系—“作为一种教育改造的方式”—也在一九二六年从那里开始形成。8

如果把强制劳动看成一九一八年以后苏维埃政权所认可的一种惩罚方式,那么,纳谢德金同志的表述最初似乎让人感到有些奇怪。然而,只要我们看一看强制劳动的概念在索洛韦茨基是如何演变的,它就不足为奇了。尽管所有囚犯都在岛上参加劳动,但是,在集中营建立初期,因为并未把囚犯纳入任何一个类似于“体系”的范畴予以安排,所以没有迹象表明他们的劳动带有任何赢利的目的。

首先,在监禁于索洛韦茨基的两类主要囚犯中,有一类囚犯起初根本不参加劳动。这一类囚犯是实际上在一九二三年六月以后陆续来到岛上的大约三百名社会主义者“政治犯”。他们来自彼得罗明斯克集中营、布特尔卡监狱以及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其他监狱,被直接送到索洛韦茨基修道院主建筑群以北几公里之外的一个规模较小的萨瓦捷沃修道院。在那里,索洛韦茨基的看守可以确保他们与其他囚犯隔离,因此他们无法以其热衷进行的绝食和抗议影响其他囚犯。

最初,这些社会主义者囚犯得到了他们长期以来所要求的给予政治犯的“特殊待遇”:报纸、书籍、在带刺铁丝网里面的活动自由而且不必参加劳动。所有主要的政治党派—左翼社会革命党、右翼社会革命党、无政府主义者、社会民主党以及后来的社会主义犹太复国运动—分别选出自己的领导人并且在各自居住的前修道院的某一侧占用了一些房间。9

在被捕于一九二四年的年轻左翼社会革命党人埃莉诺·奥利茨卡雅看来,萨瓦捷沃最初“根本不像一座监狱”,这使曾在莫斯科阴暗的卢比扬卡监狱关了几个月的她颇感意外。她的房间位于社会革命党一侧的女犯区,以前是修道士的单人居室。房间明亮、整洁、刚被粉刷过,有两个宽敞、通透的大窗户。房间里光线充足,空气新鲜。窗户上当然没有装栅栏。屋子中间有一张小桌,上面铺着白色桌布。沿墙壁放着四张床,床上整齐地铺着床单。每张床的旁边都有一个床头柜。床头柜上摆放着书籍、笔记本和铅笔。

就在她对牢房的条件惊讶不已时,有人用茶壶送来了茶水,还有盛着白糖的糖碗,她的室友解释说,囚犯创造如此舒适的环境为的是:“我们希望像人一样生活”。10奥利茨卡雅很快得知,尽管有人患了肺结核和其他疾病,尽管食物总是不够吃,索洛韦茨基的政治犯却组织得很好,由各党派“资深人士”的房间负责贮存、烹调并分配食物。由于仍然具有特殊的“政治犯”身份,他们还被允许收取亲属和政治红十字会寄来的包裹。虽然政治红十字会—一九二二年它的办事处被搜查,财产被没收—已经开始遇到困难,但是,与权贵关系密切的该组织领导人叶卡捷琳娜·佩什科娃仍被允许以个人名义向政治犯提供援助。一九二三年,她给萨瓦捷沃的政治犯运来满满一车厢食品。同年十月还往北方运送了一批衣物。11

这是当时为解决因政治犯而产生的公共关系问题所采取的办法:或多或少给他们一些他们想要的东西,同时又要使他们尽量远离其他囚犯。这不是最终的解决办法:苏维埃制度不会长期容忍任何例外。同时,虚假的表象也很容易被人看穿—因为还有其他人,在索洛韦茨基还有大量别的囚犯。“一踏上索洛韦茨基的土地,大家立即感觉到,我们正在进入一个陌生的人生新阶段,”一名政治犯写道,“从与刑事犯的交谈中,我们听说了当局施加于他们的骇人听闻的管理手段……”12

不用那么大张旗鼓,索洛韦茨基城堡的主营区很快也塞满了身份不太确定的囚犯。囚犯的数量从一九二三年的几百人增加到一九二五年的六千人。13他们当中有白军军官及其支持者、“投机商”、前贵族、参加喀琅施塔得暴动的水兵[23]以及货真价实的普通刑事犯。对于这些同一个集中营的囚犯来说,要想得到茶壶里的茶和糖碗里的糖实在是太难了。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难以得到某些东西,却容易得到别的东西;尤其容易得到的是不合理的待遇—这已成为索洛韦茨基专设集中营“刑事犯”营区早期生活的特征—以及从到达的那一刻起就降临在他们身上的不可预测的命运。前集中营囚犯兼回忆录作者鲍里斯·希里亚耶夫写道,在到达集中营的第一天晚上,他与其他新来的囚犯受到索洛韦茨基集中营第一任负责人A.П.诺格捷夫同志的问候。“欢迎你们,”诺格捷夫以希里亚耶夫所描述的“嘲弄”口气对他们说,“正如你们所知,这里没有苏维埃当局,只有索洛韦茨基当局。你们应该忘掉你们以前的所有权利。在这里,我们有自己的法律。”正如许多回忆录作者所证实的那样,“没有苏维埃当局,只有索洛韦茨基当局”这句话将一遍又一遍地反复被人提到。14

在接下来的几天和几个星期,大部分囚犯都将同时体验到“索洛韦茨基当局”的玩忽职守和残忍成性。改为集中营的教堂和修道院生活条件原始简陋,而且几乎没有设法加以改善。在索洛韦茨基集中营度过的第一个夜晚,作家奥列格·沃尔科夫在通铺—实际上是许多人在上面躺成一排睡觉的宽木板(后面我们还将多次听到与通铺有关的故事)—上面得到一个位置。躺下之后,臭虫开始向他发起进攻,“像蚂蚁一样,一只接着一只。我无法入睡”。他走到屋外,立即被“成群的蚊子”团团围住……“我羡慕地看着那些在寄生虫的叮咬下酣然入睡的人。”15

在主城堡营区之外,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按照官方资料,北方专设集中营在索洛韦茨基群岛设有九个独立的集中营,每个集中营又被分成若干营区。但是,还有一些囚犯长期被监禁在靠近林业生产区的森林里,那里的生活条件更为原始。16后来成为俄国最著名的文学评论家之一的德米特里·利哈乔夫自认为是幸运的,因为他没有被分配到许多无名森林营区中的某一个。他写道,他去过其中的一个营区,“结果因目睹那里的可怕情景病倒了:人们睡在自己挖的壕沟里,有时要徒手挖掘一整天”。17

在外围的岛屿上,集中营中心管理部门对个别看守和营区负责人的行为的控制更加不力。囚犯基谢廖夫在回忆录中描述了安泽尔岛—一个较小的岛屿—上的集中营。由一名契卡人员万卡·波塔波夫管辖的这个集中营由三个营区和设在一座旧教堂里的看守指挥部组成。囚犯从事伐木劳动,不停地干活儿,中间不让休息,而且食物少得可怜。由于极度渴望休息几天,他们砍断自己的手脚。据基谢廖夫说,波塔波夫大量收集保存这些“珍品”并让来访者参观,他还对来访者吹牛说,他亲手杀害过四百多人。关于安泽尔集中营,基谢廖夫写道:“没有人从那里生还。”即使他的记述有言过其实之处,那它也表明,边远地区的集中营让囚犯真正感到了恐怖。18

在索洛韦茨基群岛的各个岛屿,糟糕的卫生条件、过于繁重的劳动以及食物的匮乏自然而然地导致了疾病—尤其是斑疹伤寒—的流行。随着一场特别严重的时疫爆发,一九二五年关押在北方专设集中营的六千名囚犯中大约有四分之一死于一九二五至一九二六年冬天。据一些人估计,死亡人数一直居高不下:每年有四分之一到半数囚犯死于斑疹伤寒、饥饿和时疫。一份文件记录了一九二九至一九三〇年冬天在(当时规模已经大了许多的)北方专设集中营出现的两万五千五百五十二起斑疹伤寒病例。19

然而,对于一些囚犯来说,索洛韦茨基意味着比受苦和生病更糟糕的事情。在岛上,囚犯受到极其残忍而且毫无意义的虐待和折磨,这在古拉格后期—正如索尔仁尼琴所说,当时“强制囚犯做苦役已在深思熟虑之后成为一种制度”20—是很难看到的。尽管许多回忆录描述了这些行为,最为详尽的记录却是在二十年代后期莫斯科派出的一个调查委员会所写的报告中发现的。在调查过程中,莫斯科的官员震惊地发现,冬天,索洛韦茨基的看守定期把衣不蔽体的囚犯关进大教堂寒冷的旧钟楼里,用一根绳子将囚犯的手脚绑在背后。他们还让囚犯“坐长凳”,就是强迫囚犯坐在长凳的一端十八个钟头不许移动,不时地把重物绑在囚犯悬空的下肢上,这种姿势肯定会给囚犯留下残疾。有时,囚犯被迫在结冰的天气光着身子去两公里以外洗澡。不是故意发给他们变质的食物,就是拒绝向他们提供医疗救助。平时,指派囚犯去做一些既无意义也没必要的事情,例如:将大量积雪从一个地方运到另一个地方,或是在看守高喊“海豚!”时从桥上跳进河中。21

在档案资料和回忆录中均被提到的索洛韦茨基群岛所特有的另一种折磨囚犯的方式是“交给蚊子”。白军军官克林格尔—后来他策划实施了少数几次成功逃出索洛韦茨基的行动中的一次—写道,他曾亲眼见过用这种方式折磨一名囚犯,因为这名囚犯抱怨家人给他寄来的一个包裹被没收了。恼羞成怒的监狱看守对他的抱怨作出回应,他们扒光他的所有衣服,包括内衣和内裤,然后把他绑在森林里的一根木桩上。在北方的夏天,森林里到处都有成群的蚊子飞来飞去。“不到半个小时,他那可怜的身体整个被叮得肿胀起来,”克林格尔写道。最后,这名囚犯因疼痛和失血而昏迷过去。22

大部分死刑看上去似乎都是随心所欲执行的,因此,许多囚犯对他们由于存在被随意处决的可能性而惶惶不可终日的感觉记忆犹新。利哈乔夫声称自己在一九二九年十月底的一次大屠杀中侥幸逃过一劫。档案材料的确显示,当时处决了约五十个人(不是利哈乔夫所写的三百个人),他们被控企图组织暴动。23

与直接处死几乎同样可怕的是去谢基尔卡—其地下室用作索洛韦茨基禁闭牢房的那座教堂—服刑。实际上,尽管有许多传说讲述了发生在这座教堂地下室里面的事情,但是,因为几乎没有人从谢基尔卡生还,所以很难确定那里的真实情况。一名目击者确实看见过一群列队前去干活儿的囚犯:“惊恐的人们排成一队,面无人色,一些人身上裹着麻袋,所有人都光着脚,周围是荷枪实弹的看守……”24

正如索洛韦茨基的传说总是描述的那样,从谢基尔卡教堂下山所经过的那一段长达三百六十五级的木制阶梯路也在集体屠杀中发挥了作用。当时,在一段时间里,由于集中营当局不许看守枪杀囚犯,所以他们开始制造“意外”—接着便有一些囚犯从木头台阶上摔下去。25前几年,索洛韦茨基囚犯的后代在台阶的底端竖起一根木十字架,作为传说中囚犯死亡之地的标志。如今这里是个环境幽雅、风景秀丽的地方[24]—九十年代后期,索洛韦茨基本地的历史博物馆将美丽的景色印制成谢基尔卡圣诞卡,从圣诞卡上可以看到教堂、木头台阶和十字架。

当管理风气的非理性和不可预知性在二十年代初期的北方专设集中营里意味着成千上万人的死亡时,同样的非理性和不可预知性不仅帮助另外一些人活了下来,而且—毫不夸张地说—促成了他们的歌舞生涯。一九二三年,少数囚犯开始组织集中营的第一个剧团。最初,“演员们”—排演之前他们中的许多人每天在森林里伐木十个小时—没有剧本,所以只能凭着记忆演出经典剧目。一九二四年,剧团的条件有了极大的改善,当时来了整整一批前专业演员(都是作为同一次“反革命”活动的参加者而被判刑的)。那一年,他们演出了契诃夫的《万尼亚舅舅》和高尔基的《太阳的孩子们》。26

后来,索洛韦茨基的剧场演出过歌剧和轻歌剧,它还举办过杂技演出并且放映过电影。一场音乐晚会包括管弦乐曲、五重奏、合唱以及选自俄罗斯歌剧的咏叹调。27一九二四年三月的全部剧目包括一部列昂尼德·安德烈耶夫(他的儿子、也是作家的丹尼尔·安德烈耶夫后来成为古拉格的一名囚犯)的剧作、一部果戈理的剧作和一场献给萨拉·贝纳尔[25]的纪念演出晚会。28

戏剧并非囚犯可以享有的唯一一种文化生活。除了囚犯可以在里面试种北极作物的那个植物园之外,索洛韦茨基还有一个最终拥有三万册图书的图书馆。索洛韦茨基的囚犯—其中许多人以前是圣彼得堡的科学家—还创办了一个本地植物、动物、艺术和历史博物馆。29一些更加著名的囚犯有权使用一个显然是用来追求享受的“俱乐部”—至少从照片上看是这样的。照片显示出一架钢琴,镶木地板,马克思、列宁和第一任苏维埃文化部长卢纳察尔斯基[26]的画像,一切看上去非常舒适。30

利用修道士的老式平板印刷设备,索洛韦茨基的囚犯还出版以讽刺性漫画、思乡心切的诗歌以及直率得惊人的小说为特色的月刊和报纸。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那一期的《索洛韦茨基群岛》(Соловетскиеострова)月刊上,一篇短篇小说讲述了一名来到索洛韦茨基的前女演员的故事,她不得不像洗衣女工一样干活儿,结果无法适应新的生活。小说的最后一句话是,“索洛韦茨基应该受到诅咒”。

在另一篇短篇小说中,一位从前对“冬宫内部的社交晚会”了如指掌的名门贵族,在新的境遇中只能通过拜访另一位贵族谈论过去的时光来寻求慰藉。31显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陈词滥调还不是非用不可。不是所有故事都有—在后来的苏联小说中成为一种责任的—圆满结局,也不是所有虚构的囚犯都能愉快地适应苏联的现实。

索洛韦茨基的期刊还刊登学术性更强的文章,其范围从利哈乔夫的犯罪性赌博模式分析到关于倒塌的索洛韦茨基教堂的艺术和建筑学研究成果。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九年间,北方专设集中营印刷厂甚至设法为索洛韦茨基地方志协会出版了二十九期刊物。该协会对群岛的植物和动物进行研究—集中研究北方鹿种、当地植物等特定物种—并且发表关于制砖、风势、可利用矿物和毛皮兽类养殖业的论文。一些囚犯对后面这个问题很感兴趣,以致他们在岛上经济活动最活跃的一九二七年为改良当地的狐狸品种而从芬兰引进了一批银黑“种”狐。除了其他事情之外,地方志协会还完成了一份地质勘测报告,索洛韦茨基群岛地方志博物馆馆长至今仍在使用这份报告。32

这些享有较多特殊待遇的囚犯也参与庆祝新的苏维埃庆典和节日—下一代劳改营囚犯将被排除在此类活动之外。刊登在一九二五年九月那一期《索洛韦茨基群岛》上的一篇文章描述了岛上欢庆五一节的情景。阿拉斯,天气不好:

五一节,苏联到处鲜花盛开,但是在索洛韦茨基,海上仍然布满冰块,还有大量积雪存在。不过,我们准备庆祝无产阶级的节日。一大早,营房里就忙活起来。一些人在刮胡子。有人缝补衣服,有人擦亮皮靴……33

从多年以后的观点看,更加令人惊奇的是,在索洛韦茨基群岛,宗教仪式长期坚持不懈。В.А.卡扎奇科夫是当时集中营的一名囚犯,他回忆了一九二六年那个“隆重的”复活节:

复活节前不久,新来的营区负责人要求所有想去教堂的人向他提出申请。起初没有人申请—大家害怕承担后果。但是到了复活节前夕,大批囚犯提出申请……人们排成几列长长的队伍,沿着通往奥努夫里耶夫斯克教堂—一座墓地的小教堂—的道路步行前往。当然,小教堂容不下所有的人。人们站在教堂外面,那些来晚的人甚至听不见礼拜祷文。34

囚犯所办的另一种刊物《索洛韦茨基集中营》甚至在一九二四年五月一期上就复活节的话题谨慎而明确地评论道,这是“一个庆祝春天到来的古老节日”,“在红旗之下仍然可以按照传统习惯纪念它”。35

让许多囚犯感到诧异的是,与宗教节日一起,极少数以前的修道士也在二十年代后半期名正言顺地幸存下来。他们以“指导修士”的身份活动,据说是向囚犯传授必要的技能,以前他们利用这些技能成功地从事农业和渔业—索洛韦茨基的鲱鱼曾经是沙皇餐桌上的一道特色菜肴—生产;他们还为囚犯揭开错综复杂的运河系统的奥秘,几个世纪以来,他们利用这个系统将岛上的各个教堂连接起来。多年来,数十名苏联神父和基督教教会上层人士—既有东正教的也有天主教的,他们或是反对没收教会财产,或是违反“关于政教分离的法令”—成为集中营的指导修士。有点像那些社会主义者政治犯,在一九三〇至一九三一年以前,这些神职人员获准单独居住在城堡里的一个特定营区,而且还被允许在城堡右侧前修道院墓地小教堂里做礼拜,这是其他囚犯只有在特殊节日才能享受的一种奢侈。

这些“特殊待遇”似乎曾经引起不满,偶尔还在神职人员与普通囚犯之间造成紧张的气氛。一名产后转到安泽尔岛某专设母亲营区的女囚犯回忆说,岛上的修女“远离我们这些不信教的人……她们心里有气,她们不喜欢孩子而且敌视我们”。正如许多回忆录所反复描述的那样,其他神职人员所采取的往往是截然相反的态度,他们致力于在刑事犯和其他政治犯中传播福音并且从事社会工作。36

对于那些享有特殊待遇的人来说,也能用钱免除森林里的劳动任务,还能得到不受折磨不被处死的保证。索洛韦茨基有一家可以(非法)接待囚犯的饭馆。那些付得起必要贿金的囚犯还能进口自己的食物。37有一段时间集中营当局甚至在岛上设立了“商店”,囚犯可以在那里以相当于苏联普通商店价格两倍的高价购买各种服装。38据说有个囚犯通过花钱得以脱离苦难的生活,他叫“维奥拉罗伯爵”,这是一个其姓名(以多种不同的拼法)出现在几本回忆录中的虚张声势的家伙。通常被称为“墨西哥驻埃及大使”的这位伯爵错误地在俄国革命之后不久前往苏维埃格鲁吉亚拜访他妻子的家人。他和妻子双双被捕并被流放到偏远的北方地区。尽管最初他们也身陷囹圄,伯爵夫人还被派去当洗衣女工,但是,就集中营的传说所述,伯爵用五千卢布为他们夫妇买到了独门独户生活的权利,而且配有一匹马和一个仆人。39其他传说讲述了一位来自孟买的印度富商的存在,后来他在英国驻莫斯科领事馆的帮助下离开了集中营。他的回忆录多年以后由流亡者的出版社出版。40

这些事例以及另外一些富有的囚犯生活舒适—并且早早获释—的事例如此引人注目,以致一批基本上享受不到特殊待遇的囚犯在一九二六年写信给苏共中央政治局,谴责“主宰着索洛韦茨基集中营的混乱状态和暴力行为”。他们用精心构思的语言向苏共领导人投诉,他们抱怨说,“那些有钱人可以用钱解决他们的问题,因此,所有的苦难都压在了没有钱的工人和农民肩上”。他们写道,当富人花钱为自己弄到比较轻松的劳动时,“穷人每天却要劳动十四至十六个小时”。41结果证明,并不只是他们才对索洛韦茨基集中营负责人的胡作非为表示不满。

如果说囚犯是被随心所欲的暴力行为和不公平的待遇所困扰的话,高高在上的苏联统治阶层则是因为多少有点不同的问题而烦恼。二十年代中期,像“普通”监狱系统的其他部分一样,北方专设集中营显然没能达到其实现自给自足的首要目标。42实际上,苏联的集中营—无论是“专设的”还是“普通的”—不仅不能赢利,而且它们的负责人还持续不断地要求得到更多的钱。

在这个问题上,索洛韦茨基与当时其他苏联监狱的情况一模一样。在索洛韦茨基,由于囚犯和看守的特殊性,极端的残忍和极度的舒适很可能比其他地方更明显,不过,索洛韦茨基的胡作非为也反映了全苏其他集中营和监狱的共同特点。理论上,构成普通监狱系统的也是把农场、车间和工厂连成一体的劳动“组织”,它们的经济活动同样混乱无序而且无法赢利。43一九二八年,一名检查人员视察了一个这样的集中营,它地处卡累利阿农村地区,有五十九名囚犯外加七匹马、两头猪和二十一头奶牛。检查报告不满地说,只有一半囚犯有毛毯;马匹的饲养条件恶劣(而且未经许可就把一匹马卖给了吉普赛人);其余马匹定期用来为集中营的看守办事;集中营的囚犯铁匠获释时顺手带走了所有打铁用的工具;除了主要负责人的住处之外,集中营的房屋全都没有取暖设备,甚至连保暖的措施也没有。更为严重的是,正是这同一位主要负责人,每个星期有三到四天不在集中营里上班,经常不经允许提前释放囚犯,“顽固拒绝”给囚犯讲授农业知识,并且公开宣称,他认为对囚犯进行教育改造“毫无意义”。一些囚犯的妻子居住在集中营里,其他囚犯的妻子长时间入营探视并与她们的丈夫消失在树林深处。看守们“为琐屑的小事争吵不休并且经常喝得烂醉”。44难怪上级部门批评卡累利阿地方政府“不理解强制劳动作为一种社会保护措施的重要性及其对于国家和社会的利益所在”。45

正如记录所显示的那样,这样的集中营显然赚不到钱,而且从一开始就赚不到。早在一九一九年七月,白俄罗斯戈梅利的契卡负责人写信给捷尔任斯基,要求得到五十万卢布紧急财政补贴:当地集中营的建设由于缺乏资金已经陷入停顿。46在随后的整个二十年代,争夺监狱系统控制权的各个政府部门和管理机构为资金和权力勾心斗角。为了减轻整个系统的负担,监狱定期实行特赦,这种做法最终在一九二七年秋天十月革命十周年纪念活动期间宣布实行大规模特赦时达到极致。当时从常规监狱系统释放了五万多人,主要是因为必须消除人满之患并节省开支。47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十日,最高领导层认识到了“更有效地利用囚犯”的必要性。当时,Г.Л.皮亚塔科夫—一位将要担任一系列对经济发展具有影响力的职务的布尔什维克[27]—给捷尔任斯基写了一份备忘录。“我已得出结论,”他在备忘录中阐述道,“为了给劳动文明创造最基本的条件,必须在某些地区建立强制劳动定居点。这些定居点可以消除监禁场所的人满之患。应当指示国家政治保卫局对这些问题进行调研。”接着,他列出了迫切需要开发的四个地区:远东的萨哈林岛、边远北方的叶尼塞河河口周边地区、哈萨克干草原和西伯利亚涅尔琴斯克市周边地区—这四个地区后来都建立了劳改营。捷尔任斯基同意这份备忘录的意见,并将它转给另外两名同事去作进一步的论证。48

最初,也许是因为捷尔任斯基本人没过多久就死了的缘故,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不过,这份备忘录显示出变化的前兆。直到二十年代中期,苏联领导人仍然没有确定究竟是把监狱和集中营主要用于对囚犯进行教育改造和惩罚罪犯,还是用于为苏维埃政权创造经济效益。此时,与集中营命运利害攸关的许多机构逐渐达成一种共识:监狱必须自给自足。二十年代末,革命之后苏联监狱的混乱状况将会有所改变,一种新的体系将从混乱当中产生。索洛韦茨基不会是唯一一个有组织的经济实体,它将成为集中营的一个榜样,一个在苏联全国各地被成千上万次复制的范例。

回想起来,即使当时人们尚未意识到,索洛韦茨基的重要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后来,在一九三〇年,当地的负责人乌斯宾斯基同志向索洛韦茨基党的会议作报告时宣称,“索洛韦茨基集中营的工作经验使党和政府相信,必须把苏联全国的监狱体系改变成为一个劳改营体系。”49

正如写给捷尔任斯基的备忘录所显示的那样,最高领导层从一开始就期待着发生这样一些变化。有关新体系的各项技术—管理集中营的新手段、组织囚犯并且安排他们劳动的新方法—有待索洛韦茨基集中营自己发明创造。也许,混乱在二十年代中期主宰着索洛韦茨基,而未来的古拉格体系则是从这种混乱中产生的。

围绕着纳夫塔利·阿罗诺维奇·弗伦克尔—一名步步高升最终成为索洛韦茨基最有权势的负责人之一的囚犯—的个人经历,至少可以部分解释北方专设集中营是如何以及为什么发生变化的。一方面,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中声称,弗伦克尔本人首先发明了根据劳动量给囚犯分发食物的方法。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这一致命的劳动制度—它使虚弱的囚犯在一周之内死去—后来将会造成无数人的死亡。另一方面,大批俄罗斯和西方的历史学家对弗伦克尔的重要性表示怀疑,因此把关于弗伦克尔的许多事情仅仅当成传说而不予考虑。50

实际上,索尔仁尼琴或许的确是对弗伦克尔过誉了:早于索洛韦茨基存在的布尔什维克集中营里的囚犯也曾提到因加班劳动而得到了额外的食物,无论如何,这种方法的意义明显,因此未必需要由某个人来发明创造。51不过,近期公开的档案资料,尤其是卡累利阿—当时索洛韦茨基隶属于这个苏维埃共和国—的地方档案,昭示了弗伦克尔的重要性。虽然弗伦克尔没有任何制度方面的发明创造,但他确实找到一种把集中营变成貌似赢利的经济实体的方法,同时他也在适当地按照这种方法行事。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弗伦克尔的做法很可能对斯大林所关心的问题起到了献计献策的作用。

但是,这种认识上的混乱也不奇怪。弗伦克尔的名字出现在许多描写早期劳改营的回忆录中,根据这些回忆录可以明显地看出,此人的身份甚至一生都被神秘的色彩所笼罩。官方照片显示的是一个面相阴险的精明男子,头戴皮制帽,留着精心修剪的小胡子;一位回忆录作者回忆说,他“穿着像个花花公子”。52一位极其钦佩他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同事对他的精确记忆力和心算能力赞不绝口:“他从来不在纸上记录任何东西。”53苏联的宣传后来也为“他的惊人记忆力”增添了具有说服力的内容,并且提到他“在林业和伐木作业方面的真知灼见”、他在农业和工程方面的专长以及他的全面的综合性知识:

例如,有一天,他与两名负责生产肥皂、香水和化妆品的工人谈话。他很快就使他们默不作声了,因为他显示出在香水调制方面的丰富知识、甚至证明自己在世界市场和马来半岛居民喜欢或者厌恶的气味特性方面是一位专家!54

其他人对他则是既恨又怕。一九二八年,在索洛韦茨基基层党组织的一系列特别会议上,弗伦克尔的同事指责他组织自己的情报网,“因此,他比别人更早地知道关于每一个人的每一件事”。55早在一九二七年,他的故事就传到了遥远的巴黎。在一本较早的关于索洛韦茨基的著作中,一名反对共产主义的法国人提到了弗伦克尔,“由于他的令人发指的冷血倡议,数百万不幸的人们被难以承受的苦役、被骇人听闻的折磨摧垮了”。56

弗伦克尔的同时代人也不清楚他的来历。索尔仁尼琴说他是一个“出生于君士坦丁堡的土耳其犹太人”。57还有人说他是一个“匈牙利工厂主”。58当其他人说弗伦克尔来自奥地利、来自巴勒斯坦,或者说他曾经在美国的福特工厂工作过时,希里亚耶夫断言他来自敖德萨。59弗伦克尔的囚犯登记卡多少澄清了一些事实真相,上面清楚地写明,他于一八八三年出生在海法,当时巴勒斯坦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他从那里(可能经过敖德萨,也可能经过奥匈帝国)来到苏维埃俄国,他说自己在俄国是一个“商人”。60一九二三年,当局以“非法越境”的罪名逮捕了他,这可能意味着他是一个有些走私行为的商人,也可能仅仅意味着他是一个苏维埃政权所不能容忍的过于成功的商人。当局判处他在索洛韦茨基服十年苦役。61

纳夫塔利·弗伦克尔究竟是如何完成从囚犯到集中营负责人的身份转变确实依旧迷雾重重。有这样的传说,来到集中营以后,这里组织工作的混乱低效、财力人力的纯粹滥用让弗伦克尔大为震惊,于是,他坐下来写了一封内容非常详细的信,确切指出了集中营的工业、林业、农业和制砖业各自存在的问题。他把这封信放进供囚犯使用的“投诉信箱”,引起一名管理人员的注意。出于好奇,这名管理人员把它寄给了契卡的亨利希·雅戈达。当时雅戈达在秘密警察官僚阶层的地位正在迅速上升,而且最终将成为其领导人。据说,雅戈达立即要求见一见写这封信的人。据一位同时代的人(此人的姓名不可考)说,索尔仁尼琴也这么说,弗伦克尔自称,他被火速送往莫斯科,在那里,他与斯大林及其亲信之一卡冈诺维奇讨论了自己的想法。62这是传说变得更加模糊不清的地方:尽管记录显示弗伦克尔确实曾在三十年代会见过斯大林,尽管他在苏共大清洗的年代受到斯大林的保护,但是尚未发现任何关于他在二十年代去见斯大林的档案记录。这并不是要说这件事根本没有发生过:也许只是档案记录没有保存下来而已。63

某些间接证据支持了这个故事。例如,即使按照北方专设集中营的混乱标准,纳夫塔利·弗伦克尔也是在令人吃惊的极短时间之内被从囚犯提拔为看守的。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弗伦克尔成为集中营的囚犯还不到一年,北方专设集中营当局已经为提前释放他提出了申请。申请最终在一九二七年得到批准。在此期间,集中营当局定期向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呈递陈述报告,以热情洋溢的语言描述弗伦克尔:“在集中营里,他使自己成为一名才华出众的劳动者,因而赢得了北方专设集中营管理部门的信任,并被当做权威人士对待……他是一名少见的、认真负责的劳动者。”64

我们还知道,弗伦克尔着手组建继而经营了北方专设集中营的经济—贸易部(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коммерческая часть),并以这种身份试图使索洛韦茨基集中营不仅像关于集中营的法令所要求的那样自给自足,而且实际做到赢利—简单地说就是,他们在那里开始以不同于其他企业的方式做生意。尽管这些企业都是国营而不是私有的,竞争的因素仍然存在于二十年代的苏联经济中,弗伦克尔则利用了这种因素。到一九二五年九月,由于弗伦克尔所经营的经贸部,北方专设集中营已在卡累利阿获得十三万方木材的采伐权,中标价格低于一家民间林业企业。北方专设集中营还成了卡累利阿合作银行的股东,并且正在投标凯姆至北方城市乌赫塔的公路的建设权。65

所有这些行为从一开始就让卡累利阿的地方当权者心烦意乱,尤其是因为他们当初根本反对建立索洛韦茨基集中营。66后来,他们的不满愈演愈烈。在一次讨论北方专设集中营发展的会议上,地方当局抱怨说,北方专设集中营具有获得廉价劳动力的不正当渠道,因而将使普通的林业工人失业。再往后,这一类会议的基调有所变化,出席会议的人提出了更加严厉的反对意见。在一九二六年二月召开的一次卡累利阿人民委员会议—卡累利阿共和国政府—的会议上,几名地方领导人谴责北方专设集中营对他们漫天要价,为建设凯姆至乌赫塔的公路而索要的钱太多了。“现在已经很清楚,”尤日涅夫同志愤怒地总结道,“北方专设集中营是个商人,一个滥用巧取豪夺手段的商人,而且它的首要目标就是赚钱。”67

卡累利阿贸易公司是一家国营企业,它也竭力反对北方专设集中营在凯姆开设商店的决定。国营企业无力开办此类业务,而北方专设集中营具有这种能力,它可以要求囚犯雇员延长工作时间,而且只需支付极其微薄的报酬—实际上根本没有报酬—即可安排他们加班加点。68更加恶劣的是,地方当局抱怨说,北方专设集中营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特殊关系使其可以无视地方法律,不向地方财政交钱。69

关于囚犯劳动的可获利性、效率及公平性的争论将在接下来的四分之一世纪时间里继续进行(本书也将在后面予以更加详细的讨论)。但是,二十年代中期,卡累利阿地方当局并没有赢得这场争论。在报告一九二五年索洛韦茨基集中营的经济状况时,费奥多尔·艾希曼斯同志—虽然他在以后将会管理索洛韦茨基集中营,此时还是诺格捷夫的副手—大肆吹嘘北方专设集中营的经济成就,宣称以前“惨淡经营的”制砖厂如今繁荣兴旺,伐木公司超额完成年度计划,发电厂已经建成,渔业产量翻了一番。70这些报告中的说法后来出现在索洛韦茨基的报刊上,而且出现在苏联各地公开发行的报刊上。71它们包含了精心计算的结果:一份报告估算,配给食物的日平均成本为二十九戈比,每年的服装成本为三十四卢布五十七戈比。包括医疗费和运输费在内,据说每一名囚犯一年的总费用为二百一十一卢布六十七戈比。72尽管直到一九二九年集中营仍有累计一百六十万卢布的赤字73—这很可能是因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挪用资金造成的—索洛韦茨基可望取得的经济成就仍被广泛进行大肆宣扬。

这一成就立即成为围绕着改组苏联整个监狱系统而进行的争论的焦点。即使它是通过向囚犯提供更低的食物定量和更差的生活条件而取得的,也没有人太在意。74即使它是以与地方当局的关系恶化为代价而取得的,也没有人表示担忧。

在集中营内部,谁是这一所谓成就的功臣几乎毋庸置疑。所有人都把弗伦克尔与集中营的商业化经营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同样,许多人因此而坚决反对他。在一九二八年召开的一次充满敌意的索洛韦茨基共产党的会议—敌意之强烈使得有关人士宣称部分会议记录过于机密以致不能存档,因此人们无法查阅—上,集中营的负责人之一亚申科同志不满地说,北方专设集中营的经济—贸易部已经形成了太大的势力:“所有事情都在它的权限之内。”他还攻击弗伦克尔是因当时集中营的(看守)人手不够而在劳动“三年之后被释放的一名囚犯”。亚申科抱怨说(他的言辞带有某种强烈的反犹气息),弗伦克尔已经变得如此重要,以致“当谣传他可能离开时,人们就说,‘没有他,我们不可能去干活儿。’”

亚申科承认,他非常仇恨弗伦克尔,因此曾经打算谋杀他。有人问,为什么弗伦克尔这样一名以前的囚犯能在北方专设集中营的商店里享受优先服务和便宜价格—仿佛他是店主一样。还有人说,北方专设集中营已经变得如此商业化,以致忘记了自己的其他任务:集中营的所有教育改造工作不再开展,囚犯被迫按照不公平的标准从事劳动。当囚犯试图以自残的方式逃避劳动定额的约束时,他们的问题无人查处。75

但是,正像北方专设集中营将会赢得与卡累利阿当局的争论一样,弗伦克尔—可能由于他在莫斯科的关系—也将赢得北方专设集中营内部就下列问题所进行的争论:索洛韦茨基应该成为什么类型的集中营,囚犯在集中营里应该如何从事劳动以及应该如何对待他们。

如同我已提到的那样,弗伦克尔可能没有发明臭名昭著的“干多少活儿吃多少饭”的制度,根据这一制度,囚犯得到的伙食定量由他们完成的劳动定额来决定。然而,他的确主持了发展完善这一制度的工作,把它从一种粗放的约定—根据这种约定,有时会把食物作为劳动的“报酬”—变成了一种用于分配食物及组织囚犯的极其严格的管理方式。

实际上,弗伦克尔的制度相当简单。他把北方专设集中营的囚犯按体力分成三类:可以干重活儿的,可以干轻活儿的,体弱多病的。给每一类囚犯分配不同的劳动任务以及需要完成的劳动定额。然后给囚犯分发相应的食物—结果,他们的食物定量差别极大。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二年间绘制的一张图表显示,分配给第一类囚犯八百克面包和八十克肉类;分配给第二类囚犯五百克面包和四十克肉类;分配给第三类囚犯四百克面包和四十克肉类。也就是说,最低一类囚犯所得到的食物只有最高一类囚犯的一半。76

在实践中,这一制度很快就把囚犯分成了能够生存和无法生存的两类人。通过供给相对充足的食物,健壮的囚犯更加健壮。因为食物不足,虚弱的囚犯更加虚弱,直至最终病倒或死亡。由于劳动定额总是定得很高—对于某些囚犯来说,尤其是对于从来没有干过挖煤、砍树这些活儿的城市人来说,高得根本不可能完成—发生这种变化的过程变得越来越快、程度越来越严重。一九二八年,莫斯科当局处罚了一批集中营看守,因为他们强迫一百二十八名囚犯整个冬天在森林里为完成劳动定额而彻夜干活儿。一个月后,囚犯中有百分之七十五的人身患重病而且严重冻伤。77

在弗伦克尔的领导下,北方专设集中营的劳动类型也发生了变化:他对毛皮兽养殖或者种植引进的极地作物之类的低效劳动不感兴趣。作为替代,他利用北方专设集中营所拥有的充足的没有特殊技能的免费劳动力,安排囚犯修筑道路和采伐木材。78劳动类型的变化很快改变了索洛韦茨基集中营的性质,更确切地说,改变了苏联集中营的性质,因为北方专设集中营这时已经开始向索洛韦茨基之外稳步扩张。尤其是,弗伦克尔不再关心是否把囚犯限制在监狱的环境中、是否把他们关在牢房或带刺铁丝网里。他把囚犯劳工的队伍派往卡累利阿共和国各地,派往索洛韦茨基几千公里之外大陆上的阿尔汉格尔斯克地区,派往最最需要他们的任何地方。79

像接管了一个经营不善的企业的管理专家一样,弗伦克尔还使集中营生活的其他方面趋于合理,逐渐抛弃了对提高集中营的经济效率不起作用的一切东西。所有形式主义的教育改造很快就被取消了。正如贬斥弗伦克尔的人所不满的那样,他停止出版集中营的刊物和报纸,并且取消了与索洛韦茨基地方志协会的聚会。索洛韦茨基的剧场和博物馆继续保留,但那只是为了给前来参观的要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而已。

与此同时,随心所欲的残忍行为越来越少。一九三〇年,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特派的沙宁委员会上岛调查虐待囚犯的传言。委员会的报告确认,岛上存在滥用酷刑的事实。为了彻底扭转以前的做法,沙宁委员会将九十名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行凶者判处死刑。80如今,在一个将劳动能力(трудоспособность)看得高于一切的机构里,这种行为被认为不合时宜。

最后,在弗伦克尔的领导下,“政治犯”的概念永久性地改变了。一九二五年秋天,当两类囚犯一起被派往大陆去为大型林业工程和卡累利阿的木材加工厂干活儿时,因刑事犯罪被判刑的囚犯与因反革命罪被判刑的囚犯之间的人为界线消失了。北方专设集中营不再承认享有特殊待遇的囚犯,而是一视同仁地把所有囚犯看成潜在的劳动力。81

萨瓦捷沃营区的社会主义者居民提出了一个更加重大的问题。显然,那些社会主义者政治犯不适应任何人的经济效率思想,因为他们原则上拒绝参加任何形式的强制劳动。他们甚至拒绝去砍自己烧的木柴。“我们属于行政流放,”一名政治犯抱怨说,“因此,当局必须为我们提供所需要的一切。”82不出意外,这种态度开始引起集中营当局的不满。尽管诺格捷夫长官曾于一九二三年春天在彼得罗明斯克亲自与政治犯进行谈判,并且亲口向他们保证,只要他们平静顺从地迁往索洛韦茨基,将在那里实行更加宽松的管理制度,但是,他似乎对政治犯没完没了的要求特别不满。在政治犯的行动自由、看医生的权利以及与外界通信的权利等等问题上,他与政治犯争论不休。终于,在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当双方就对囚犯实行宵禁而进行的异常激烈的争论达到极点时,看守萨瓦捷沃营区的士兵向一群政治犯开枪,打死了其中的六个人。

这起事件在国外引起了一阵骚动。政治红十字会把士兵开枪的消息秘密传递到境外。甚至在其见诸苏联报端之前,关于开枪事件的报道已经出现在西方的媒体上。索洛韦茨基与苏共领导层之间的电报往来频繁。最初,集中营当局为士兵开枪进行辩护,声称囚犯违反了宵禁令,并且声称士兵在开枪之前曾经发出过三次警告。

后来,一九二四年四月,在根本否认士兵没有发出任何警告—而囚犯则认为他们没有—的同时,集中营当局为所发生的事情提供了一种更加煞费苦心的分析。他们的报告解释说,政治犯与看守他们的士兵“待遇不同”。政治犯有时间读书看报,士兵则没有书报可读。政治犯吃的是白面包、黄油和牛奶,士兵却吃不上这些东西。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状况”。不满自然而然地积聚起来,工作的人对不工作的人不满,结果,当囚犯公然违抗宵禁令时,流血不可避免地发生了。83为了支持他们的推断,集中营管理者在莫斯科举行的一次苏共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大声宣读了囚犯们所写的信:“我感觉很好,我吃的很好……目前不需要给我寄衣服和食物来。”其他信件则描绘了岛上的美丽景色。84当这些信件中的一部分后来在苏联报刊上发表时,囚犯们坚称,他们对岛上生活所作的这些田园诗般的描述,只是为了消除亲人的恐惧。85

中央委员会愤怒地采取了行动。由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集中营事务负责人格列布·博基所率领的一个委员会视察了索洛韦茨基集中营和设在凯姆的中转监狱。一系列文章随后于一九二四年十月发表在《消息报》上。“相信索洛韦茨基是一座让人压抑的黑暗监狱—那里的人们坐在拥挤的牢房里耗费着光阴—的人们大错而特错了。”Н.克拉西科夫写道,“整个集中营由一个包括三千名劳动者的庞大的经济实体所组成,生产各种不同类型的产品。”在为索洛韦茨基的工农业生产大唱赞歌之后,克拉西科夫接着描述了萨瓦捷沃社会主义者营区的生活:

他们所过的生活可以作为无政府主义知识分子的典型,具有其存在形式的所有负面因素。继续保持着无所事事、喋喋不休地争论政治问题、家庭不和、宗派斗争之类特征,最重要的是继续保持着对一般政府,尤其是对当地管理部门和红军看守战士的挑衅性敌视态度……所有这些因素的结合使得这三百多人反对地方当局为给他们的生活注入规则和条理而采取的一切措施和努力。86

在另一份杂志上,苏联当局声称,社会主义者囚犯享有比那些红军战士更充足的食物定量。他们还可以自由地会见亲属—不然的话他们怎么能将信息偷偷地传递出去呢?—而且配有足够的医生,比一般工人生活区的还要多。文章还以讥讽的口气说,这些囚犯索要“稀缺而昂贵的秘方药剂”,而且要求为他们的牙齿镶上金冠和金桥。87

这是结局的开头部分。经过一系列商议—其间苏共中央委员会经过考虑拒绝了让政治犯流亡国外的意见,他们担心影响西方的社会主义者,由于某种原因特别担心影响英国工党—之后,一项决定作出了。88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七日拂晓,军队包围了萨瓦捷沃修道院。士兵给囚犯两个小时收拾行李,然后押送他们走到港口,强迫他们进入船舱,匆匆把他们送往遥远的俄罗斯中部地区—西西伯利亚的托博尔斯克和乌拉尔地区的上乌拉尔斯克—的封闭式监狱。他们发现那里的条件比萨瓦捷沃恶劣得多。89一名囚犯写到:

上锁的牢房,里面的空气被臭烘烘的破旧马桶所污染;把政治犯分开隔离关押……我们的食物定量比在索洛韦茨基时更少。监狱管理部门拒绝承认我们的号长(староста)。既没有医院,也没有医疗救助。监狱分为两层:下面一层的牢房潮湿而阴暗。这些牢房里关的是生病的同志,其中有些是肺结核患者……90

尽管他们继续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继续往国外寄信,继续轻轻敲打牢房的墙壁相互传递信息,继续进行绝食抗议,但是,布尔什维克的宣传正在淹没社会主义者囚犯的抗议声。在柏林,在巴黎,在纽约,原来的囚犯救助团体筹集资金时开始遇到更大的困难。91“当十二月十九日事件发生时,”一名囚犯给一位身在国外的朋友写信,提到了一九二三年开枪打死六名囚犯那件事,“我们主观上以为,‘世界将受到强烈的震撼’—我们社会主义者的世界。然而,索洛韦茨基事件似乎没有引起多少注意,接着,旁观者的笑声成为悲剧的一部分。”92

到二十年代末,社会主义者政治犯不再具有特殊的身份。他们与布尔什维克、托洛茨基分子以及普通的罪犯一起住在同样的牢房里。十年之内,当局不会再把政治犯—更确切地说是“反革命”—视为享有特殊待遇的囚犯,而是视为低人一等的囚犯,在劳改营的等级中位居刑事惯犯之下。公民不再拥有政治犯曾经捍卫的那些权利,抓人者对他们感兴趣,仅仅因为他们能干活儿;而且仅仅因为只要给他们足以活着的食物,他们就能干活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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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画面》,第十二期,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七日。

2 关于索洛韦茨基群岛的地理和各个岛屿及其发展的描述见A.梅尔尼克、A.索申娜、И.列兹尼科娃和A.列兹尼科夫等人所写的文章《关于索洛夫科夫历史-地理图表的资料》,载《铃声》,第一卷,第303-330页。

3 《索洛韦茨基修道院监牢》,《索洛韦茨基村社地方志》,第七卷,一九二七年(索洛韦茨基地方志博物馆档案集)。

4 伊万·博戈夫:《阿尔汉格尔斯克消息报和阿尔汉格尔斯克党组织(b)》,一九二〇年五月四日(索洛韦茨基地方志博物馆档案集);另引自尤里·布罗茨基所著《索洛韦茨基:苦难的孤岛》,第13页。

5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5446/1/2。另见纳谢德金为捷尔任斯基提供的参考资料,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14/1/77。

6 实例参见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所著《古拉格群岛》,第二卷,第25-70页。

7 见雅各布森所著《古拉格的起源》对二十年代苏俄监狱体系的记述。

8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14/1/77。

9 布罗茨基:《索洛韦茨基:苦难的孤岛》,第30-31页;埃莉诺·奥利茨卡雅:《我的回忆》,第一卷,第237-240页;С.A.马利萨戈夫:《孤岛地狱:遥远北方的一座苏联监狱》(F.H.莱昂英译),第117-131页。

10 奥利茨卡雅:《我的回忆》,第一卷,第237-240页。

11 胡佛研究所档案,尼古拉耶夫斯基档案集,第九十九档案柜和胡佛研究所档案,背景资料89,73/34。

12 《来自俄国监狱的书信》,第165-171页。

13 尤布罗茨基:《索洛韦茨基:苦难的孤岛》,第194页。

14 鲍里斯·希里亚耶夫:《长明灯》,第30-37页。

15 奥列格·沃尔科夫:《希望与幻灭的时代》,第53页。

16 布罗茨基:《索洛韦茨基:苦难的孤岛》,第65页。

17 德米特里·利哈乔夫:《惶恐集》,第98-100页。

18 布罗茨基:《索洛韦茨基:苦难的孤岛》,第190页。

19 同上,第195-197页。

20 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第二卷,第54页。

21 伊万·丘欣:《运河大军》,第40-44页;另见伊万·丘欣的文章《A.M.沙宁调查委员会关于索洛韦茨基集中营的两份文件》,载《铃声》,第一卷,第359-381页。丘欣解释说,全文影印的这些文件是“第885号犯罪调查报告”的一部分。据了解,它们来自彼得罗扎沃茨克联邦安全局档案馆,丘欣在那里工作过。

22 А.克林格尔:《在索洛韦茨基服苦役:逃亡日记》,第210页;重刊于《北方》第九卷,一九九〇年九月,第108-112页。蚊子折磨囚犯在档案资料—见《铃声》,第一卷,第383页—和回忆录中也被提到。见《来自俄国监狱的书信》,第165-171页;沃尔科夫:《希望与幻灭的时代》,第55页。

23 丘欣:《A.M.沙宁调查委员会关于索洛韦茨基集中营的两份文件》,第359页;利哈乔夫:《惶恐集》,第196-198页。

24 布罗茨基:《索洛韦茨基:苦难的孤岛》,第129页。

25 索洛韦茨基群岛的旅游手册讲述了这一传说。另见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第二卷,第37-38页。

26 阿纳托利·齐甘科夫编:《他们的名字叫反革命》,第196-197页。

27 利哈乔夫:《惶恐集》,第212页。

28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报刊资料档案:《北方专设集中营》,第三卷,一九二四年五月。

29 希里亚耶夫:《长明灯》,第115-132页;利哈乔夫:《惶恐集》,第201-205页。另见索洛韦茨基地方志博物馆档案集的书刊资料档案。

30 《北方专设集中营》,第三卷,一九二四年五月(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

31 《索洛韦茨基群岛》,第十二期,一九二五年十二月(索洛韦茨基地方志博物馆档案集)。

32 一九九八年九月十八日与索洛韦茨基地方志博物馆馆长塔季扬娜·福金娜的谈话。另见一九二五年第一至第七期和一九三〇年第一期《索洛韦茨基群岛》;或索洛韦茨基地方志协会公报,收入索洛韦茨基地方志博物馆档案集和阿尔汉格尔斯克地方志图书馆档案集。另见德米特里·德里亚赫利欣:《群岛的期刊印刷》,载《北方》第九卷,一九九〇年。

33《索洛韦茨基群岛》,第九期,一九二五年九月,第7-8页(索洛韦茨基地方志博物馆档案集)。

34 伊琳娜·列兹尼科娃:《东正教在索洛韦茨基》,第46-47页。

35 《索洛韦茨基集中营》,第三期,一九二四年五月(索洛韦茨基地方志博物馆档案集)。

36 列兹尼科娃:《东正教在索洛韦茨基》,第7-36页;胡佛研究所档案,梅尔古诺夫档案集,第七档案柜,第四十四文件夹。

37 尼古拉·安齐费罗夫:《回忆录三章》,载《纪念》,第四卷,第75-76页。

38 克林格尔:《在索洛韦茨基服苦役》,第170-177页。

39 同上,第200-201页;马利萨戈夫:《孤岛地狱》,第139-145页;米哈伊尔·罗扎诺夫:《设在修道院里的索洛韦茨基集中营》,第55页;胡佛研究所档案,梅尔古诺夫档案集,第七档案柜。

40 齐甘科夫编:《他们的名字叫反革命》,第96-127页;胡佛研究所档案,梅尔古诺夫档案集,第七档案柜。

41 《文献中的国家历史,第二卷,1921-1939》,第51-52页。

42 雅各布森:《古拉格的起源》,第70-102页。

43 С.А.克拉西尔尼科夫:《古拉格的诞生:最高权力当局的讨论》,载一九九七年七至八月第四期《历史档案》,第142-143页。

44 卡累利阿共和国国家档案馆档案,689/1/(44/465)。

45 卡累利阿共和国国家档案馆档案,690/6/(2/9)。

46 俄罗斯国家社会与政治历史档案馆档案,17/3/65。

47 奥霍京和罗金斯基编:《苏联劳改营系统手册》,第18页。

48 伊万诺娃:《劳改营社会主义》,第70-71页。

49 卡累利阿共和国国家社会政治运动及建国档案馆档案(前苏共档案),1051/1/1。

50 雅各布森:《古拉格的起源》,第121页;一九九八年和一九九九年与尼基塔·彼得罗夫、奥列格·赫列夫纽克和尤里·布罗茨基的谈话。尤里·布罗茨基所著意大利文版《索洛韦茨基:苦难的孤岛》一书没有提到弗伦克尔。

51 实例参见В.Ф.克列门捷夫的《莫斯科的布尔什维克》;叶利谢耶夫:《监狱日记》,见《愤怒与爱的教训》,第30-32页。

52 希里亚耶夫:《长明灯》,第138页。

53 丘欣:《运河大军》,第30-31页。

54 马克西姆·高尔基编:《白海运河》(《以斯大林的名字命名的运河》的英译本),第226-228页。

55 卡累利阿共和国国家社会政治运动及建国档案馆档案,1033/1/35。

56 雷蒙·迪盖:《红色俄国的苦役犯服刑地》,第75页。

57 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第二卷,第76页。

58 马利萨戈夫:《孤岛地狱》,第61-73页。

59 希里亚耶夫:《长明灯》,第137-138页;罗扎诺夫:《设在修道院里的索洛韦茨基集中营》,第174-191页;А.С.纳林斯基:《剧烈动荡的时代》,第128-149页。

60 罗扎诺夫:《设在修道院里的索洛韦茨基集中营》,第174-191页;希里亚耶夫:《长明灯》,第137-148页。

61 弗伦克尔的囚犯登记卡,见胡佛研究所档案和圣彼得堡纪念协会档案集。

62 丘欣:《运河大军》,第30-31页;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第二卷,第78页。

63 见《约·维·斯大林办公室的客人》,载一九九八年第四期《历史档案》,第180页。

64 胡佛研究所档案及圣彼得堡纪念协会档案。

65 卡累利阿共和国国家档案馆档案,690/6/(1/3)。

66 尼克·巴伦:《争斗与共谋:卡累利阿古拉格的发展,1923-1933》,载《俄国社会手册》,第四十二卷第2-4期,二〇〇一年四月至十二月,第615-621页。

67 卡累利阿共和国国家档案馆档案,690/3/(17/148)。

68 同上。

69 К.И.库利科夫:《索芬案件》,第99页。

70 卡累利阿共和国国家社会政治运动及建国档案馆档案,1033/1/15。

71 A.诺格捷夫:《北方专设集中营:它的历史、原状和使命》,载一九三〇年二/三月第二/三期合刊《索洛韦茨基群岛》,第55-60页;A.诺格捷夫:《索洛韦茨基》,载一九二六年第二期(总三十九期)《画面》,第4-5页。

72 布罗茨基:《索洛韦茨基:苦难的孤岛》,第75页。

73 索洛韦茨基的赤字被奥列格·赫列夫纽克在《苏联经济中的强制劳动:1929-1941》一文中引用,载一九九二年第十三期《自由思想》,第73-84页;另见卡累利阿共和国国家社会政治运动及建国档案馆档案,1051/1/1。

74 巴伦:《争斗与共谋》,第624页。

75 卡累利阿共和国国家社会政治运动及建国档案馆档案,1033/1/35。

76 布罗茨基:《索洛韦茨基:苦难的孤岛》,第75页。

77 同上,第114页。

78 同上,第195页。

79 卡累利阿共和国国家档案馆档案,690/6/(1/3)。

80 丘欣:《A.M.沙宁调查委员会关于索洛韦茨基集中营的两份文件》。

81 布罗茨基:《索洛韦茨基:苦难的孤岛》,第115页。

82 《来自俄国监狱的书信》,第183-188页。

83 胡佛研究所档案,背景资料89,73/32。

84 同上,73/34。

85 《来自俄国监狱的书信》,第218-220页。

86 Н.克拉西科夫:《索洛韦茨基》,载一九二四年十月十五日第二百三十六期(总二千二百七十一期)《消息报》,第二版。

87 《来自俄国监狱的书信》,第215页。

88 胡佛研究所档案,背景资料89,73/34、35和36。

89 胡佛研究所档案,尼古拉耶夫斯基档案集,第七百八十二档案柜;梅尔古诺夫档案集,第八档案柜。

90 胡佛研究所档案,尼古拉耶夫斯基档案集,第七百八十二档案柜,第六文件夹。

91 同上,第一文件夹。

92 《来自俄国监狱的书信》,第160页。



第三章 一九二九年:重大转折点


当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时,对于它的敌人来说,它是软弱而容易对付的……一开始我们已经犯了错误。对这种势力的宽容是对工人阶级的犯罪。这一点很快就会表现出来……


——约瑟夫·斯大林1


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日,“格列布·博基”号轮船停靠在索洛韦茨基城堡下面的一个小型港口。囚犯们居高临下地看着这一场面,预感到将有大事发生。走下“格列布·博基”号甲板的不是往日那些沉默、憔悴的犯人,而是一群身体健康、精神饱满的男人和一个女人,他们上岸时指手画脚地说着什么。从当天拍摄的照片上看,这一群人大都穿着制服:其中有几位契卡的负责人,包括格列布·博基本人。在他们当中有一个身材比别人高大的大胡子男人,他衣着比较朴素,头戴工人式便帽,身穿普通的大衣。这是小说家马克西姆·高尔基。

德米特里·利哈乔夫是通过窗户注视着这一场面的囚犯之一,他记得还有另外一些乘客:“可以看见那个土墩,高尔基与一个身穿皮夹克、皮马裤和长筒皮靴,头戴皮制帽的装扮奇特的人一起,在上面站了很长时间。那是高尔基的儿媳妇,他儿子小马克西姆的妻子。显然,在她看来,她是按照正宗‘女契卡’的行头打扮的。”随后,这群人坐上修道院的四轮马车,由“一匹上帝知道来自何方的马”拉着,到岛上观光去了。2

如利哈乔夫所知,高尔基不是普通的参观者。在其人生的这一时期,高尔基是布尔什维克大力赞美和歌颂的回头浪子。高尔基虽然曾是一名与列宁关系密切的坚定的社会主义者,他却反对布尔什维克一九一七年的十月政变。在接着发表的文章和演说中,他不停地激烈谴责十月政变以及其后所采取的恐怖行动,认为列宁奉行着“疯狂的政治策略”而且已经把彼得格勒变成了“大粪坑”。 最终他于一九二一年移居国外,离开俄罗斯去了意大利的索伦托。最初,他从那里继续给国内的朋友邮寄谴责性的文章和表示愤怒的信件。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的调子发生了变化,以致到一九二八年,由于人们不太清楚的原因,他决定回国。索尔仁尼琴有点刻薄地认为,他回国是因为他在西方不像他所预期的那样有名,而且非常缺钱。奥兰多·菲格斯指出,他的流亡生活悲苦凄凉,同时无法忍受与其他俄国流亡者的交往,这些流亡者大都比他本人更加狂热地反对共产党政权。3无论他的动机如何,一旦作出回国的决定,他似乎决心尽力帮助苏维埃政权。几乎马不停蹄,他立即开始了一系列在苏联各地的凯旋式旅行,并且特意把索洛韦茨基包括在他的行程中。他对监狱的长期兴趣始于他个人的少年罪犯经历。

许多回忆录作者回忆了高尔基参观索洛韦茨基的活动,而且大家一致认为这次活动预先经过精心的准备。一些人记得,当天集中营的规定有所改变,允许丈夫会见妻子,这可能是为了使所有人显得幸福愉快。4利哈乔夫写道,在工作区的四周种上了已经长成的树木,使那里看上去不那么荒凉;同时让一些囚犯搬出营房,使那里看上去不那么拥挤。但是,对于高尔基来这里实际做了些什么,回忆录作者的说法存在分歧。据利哈乔夫说,作家识破了所有愚弄他的企图。在被引导参观医院的病房时,那里的医护人员全都穿着崭新的白大褂,高尔基轻蔑地说,“我不喜欢检阅”,然后走了出去。据利哈乔夫说,他只在工作区呆了十分钟,接着,为了听到“真实情况”,他把自己与一名十四岁的少年囚犯关在屋子里谈话。四十分钟之后,他流着眼泪出来了。5

另一方面,高尔基参观时也在索洛韦茨基的奥列格·沃尔科夫说,作家“仅仅看了要他去看的地方”。6而且还有人说,尽管在别的地方意外地发生了十四岁少年那件事—据说这名少年在高尔基离开之后立即被枪毙了—但是,所有试图接近作家的囚犯都被轰走了。7可以肯定的是,囚犯们写给高尔基的信后来遭到截留,而且,据一份原始资料说,至少有一名写信的囚犯随后被处死。8已是一名囚犯的前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特工В.Е.卡年甚至说,高尔基参观了谢基尔卡的禁闭牢房,在那里,他为监狱日志签了名。陪同高尔基的一位莫斯科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负责人写道,“参观了谢基尔卡,我感到这里的一切井井有条,正是它应该具有的模样”。据卡年说,在这位负责人的题词下面,高尔基加了一条评语:“我要说—这里很出色。”9

尽管我们无法确定他在岛上实际做了什么或者看到了什么,但是,我们可以读到他后来所写的随笔,他以这种形式叙述了自己旅行的观感。高尔基赞美岛上的自然风光,描述岛上别具一格的建筑及其活生生的居民。乘船上岛时,他甚至遇见一些以前的索洛韦茨基修道士。他问他们:“集中营的管理部门如何对待修道士?” 他们回答说:“管理部门要求所有人都得劳动。我们也得劳动。”10

高尔基还称赞了集中营的生活条件,显然是想让他的读者以为,苏联的劳改营是一种全新的机构,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营(或者沙俄时期的劳动营)根本不是一回事。他写道,在一些房间里,他看见“四张或者六张床,每张床上用油漆写着个人的简况……窗台上摆着鲜花。没有生活受到严格管制的感觉。不,不像是监狱,这些房间里倒像是住着从一艘沉没的船上救起的乘客”。

在工作地点外面,他遇见几个穿着亚麻布衬衫和结实套鞋的“健壮小伙子”。他会见的政治犯寥寥可数,而且会见他们时把他们看成“反革命分子、情绪型罪犯、君主主义者”,因此拒绝考虑他们的要求。当他们向他诉说他们被不公正地逮捕时,他断定他们是在撒谎。在某一段文字中,他似乎暗示了遇见十四岁少年的传言。他写道,在看望一批少年罪犯时,其中一个人交给他一份抗议书。作为反应,孩子们“大声喊叫着”说这个少年是“告密者”。

然而,在高尔基的叙述中,使索洛韦茨基成为新型劳改营的不仅仅是生活条件。它的营中居民—那些“被救起的乘客”—不仅快乐健康,而且在一项大型实验中扮演着必不可少的角色:把罪犯和反社会的人改造成为有用的苏联公民。高尔基正在为捷尔任斯基的想法增添新的活力:劳改营不仅仅是监狱,而且是特意设计的锻造新型苏维埃制度所需要的劳动者的“劳动学校”。在他看来,这项实验的最终目标是保证实现“废除监狱”—而且它正在取得成效。“如果任何一个所谓的欧洲文明国家敢于进行与这个营区类似的实验并像我们这里一样结出了果实,”高尔基最后说,“那个国家就会大肆吹嘘他们的成就。”他认为,以前,只是苏联领导人的“谦逊”不许他们这样做。

据说高尔基后来声明,他的索洛韦茨基随笔中没有一句话“不是经书报检查官的笔改动”之后保留下来的。我们实际上并不知道,他写这些东西究竟是由于他的天真幼稚,还是由于他蓄意想要欺骗世人,或是因为书报检查官迫使他必须这样做。11无论高尔基的动机如何,在形成对更大规模的新型劳改营体系的公众和官方看法方面,他在一九二九年所写的索洛韦茨基随笔将会成为一个重要的基础。同一年,这一体系被设计出来。之前的布尔什维克宣传机器曾为革命的暴力行为辩护说,尽管造成了暂时的痛苦,它却是一种必要的手段,具有清除污秽的瞬时威力。高尔基则从另一方面使索洛韦茨基集中营的制度化暴力行为看上去好像新秩序合乎逻辑和规律的组成部分,而且有助于迫使公众屈从于日益强化的国家极权。12

结果证明,一九二九年是因许多别的事情而非高尔基的随笔而被人们所铭记的。那一年,革命政权已经成熟。自从内战结束已经过去将近十年。列宁早就死了。各种各样的经济实验—新经济政策、战时共产主义—在尝试之后被放弃了。就像索洛韦茨基群岛上风雨飘摇的集中营已经变成以北方专设集中营为名的劳改营网络体系一样,苏维埃早期那些随意的恐怖行动同样渐渐消失了,代替它们的是对当政者心目中的敌人所进行的更加系统化的迫害。

一九二九年,革命还有了一个类型完全不同的领袖。整个二十年代,部分通过掌管党的人事决定权,部分通过大量利用秘密警察—他对秘密警察怀有特殊的个人兴趣—为他搜集的秘密情报,约瑟夫·斯大林首先打败或者消灭了布尔什维克的敌人,然后打败或者消灭了他自己的敌人。他开展了一系列党内清洗行动。清洗首先指的是开除党籍并且安排在群情激昂、互相攻击的群众大会上宣布。在一九三七和一九三八年,这些清洗行动将把被清洗者置于死地:开除党籍之后经常会被判处在劳改营服刑—或者死刑。

斯大林还用臭名昭著的手段除掉了他在权力方面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列昂·托洛茨基。斯大林首先使托洛茨基名誉扫地,然后把他放逐到土耳其沿海的一个岛屿上,并且利用他开创了一个先例。当时,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特工雅科夫·布柳姆金是托洛茨基的一名积极拥护者,他前往托洛茨基在土耳其的流亡地探望了他的英雄并且带回了托洛茨基写给其支持者的一封信,斯大林在布柳姆金回国之后立即将他判处死刑。通过这种做法,斯大林表明了下述国家意志:不仅要用镇压机器的全部力量对付其他社会主义政党和旧政权的成员,而且还要用来对付布尔什维克自己党内的持不同政见者。13

不过,一九二九年斯大林还不是他将在下一个十年的末期将要成为的那种独裁者。更准确地说,他在那一年使一系列政策落实到位,这些政策最终将会神化他所拥有的权力,同时将把苏联的经济和社会变得面目全非。西方历史学家给这些政策贴上了不同的标签:“从上面发动的革命”或“斯大林主义革命”。斯大林本人则称它们是“伟大的转折”。

处在斯大林革命中心位置的是一个以最快的速度—几乎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实现工业化的新方案。当时,苏维埃革命仍然没有给大多数老百姓的物质生活带来真正的改善。相反,革命、内战和经济实验的岁月导致了更加严重的贫困。这时,也许是意识到了民众对于革命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斯大林打算从根本上改变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条件。

为此,苏联政府在一九二九年批准了新的“五年计划”,这是一项要求工业产值每年增长百分之二十的经济计划。食品恢复了定量供应。一度取消了五天工作、两天休息的七天工作周。作为替代,工人轮换休息,以使所有工厂始终处于生产状态。在重点项目的建设中,三十小时轮班制并不陌生,结果,一些工人平均每月工作三百个小时。14时代精神是超越他人,它由上面倡导,但是得到了下面的热烈响应。本着这一时代精神,工厂的负责人和官僚、工人和职员为完成计划、为超额完成计划、至少也是为发明更快地超额完成计划的新方法而相互竞争。同时,不许任何人怀疑计划的合理性。在最高领导层情况确实如此:对迅猛的工业化进度表示怀疑的党的领导人难以长期在位。基层的情况也是如此。那个年代的一位过来人回忆说,他在幼儿园里围着教室游行,手举小旗,口中反复唱着:

五年计划四年完成,

五年计划四年完成,

五年计划四年完成,

决不用五年!

唉,他也许完全没有注意到这首歌的含义—五年计划必须在四年之内完成。15

就像伴随着苏联主动采取的一切重大行动所必然出现的情况一样,群众性工业化运动的兴起创造了完全新型的罪犯。一九二六年,苏联修改刑法典,其中包括扩大第五十八条的范围,定义了“反革命”罪。以前只有一两个款项的第五十八条现在含有十八个款项—结果,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利用了所有这些款项,最明显的是逮捕技术专家。16可以预见,人们无法满足飞快的变化节奏。由于应用太仓促,粗糙的技术导致了失误。必须有人承担责任。因此,就要逮捕那些其罪恶目的旨在阻止苏联经济达到宣传水平的“破坏分子”和“阴谋分子”。最早的一些装模作样的公开审判—一九二八年的沙赫特审判、一九三〇年的工业党审判—实际上是对工程师和技术型知识分子的审判。类似的还有一九三三年的大都会—维克斯电器公司审判,由于这次审判除了涉及苏联人之外还涉及到英国公民,因此引起国际上的广泛关注,所有被告均受到为英国从事“间谍和破坏活动”的指控。17

不过,囚犯还有其他来源。因为,一九二九年,苏维埃政权也在农村加快了强制实行集体化的进程,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比俄国革命本身影响更为深远的剧变。在让人难以置信的极其短暂的时间内,各地的农业人民委员强迫成百上千万农民放弃他们拥有的小片土地加入集体农庄,而且经常是把他们从世世代代耕种了几百年的土地上赶走。这种变化长期削弱了苏联的农业,并且为一九三二年和一九三四年发生在乌克兰和俄罗斯南方的破坏性极大—夺去了六七百万人的生命—的严重饥荒创造了条件。18集体化还永久性地摧毁了过去延续下来的俄罗斯传统的农村观念。

数百万农民抵制集体化运动,他们把粮食藏在自家的地窖里,或者拒绝与当局合作。这些抵制者被划为富农,即富裕的农民。“富农”是一个非常含糊的术语(很像“破坏分子”的定义),以致任何人都可能被包括在内。由于某个喜欢嫉妒的邻居的举报,拥有一头额外的奶牛或者一间额外的卧室足以使一些明显贫困的农民获得富农的资格。为了粉碎富农的抵制行动,苏维埃政权实际恢复了沙俄旧时代所实行的传统的行政流放制度。只用一两天时间,卡车和四轮马车直接来到村里把一家一家的人带走。有些富农被枪毙了,有些被捕后判处在劳改营服刑。不过,政府最终把大部分富农都流放了。一九三〇至一九三三年间,超过两百万富农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哈萨克以及苏联其他人烟稀少的地区,作为“特殊移民”, 禁止他们离开流放村,他们在那些地方度过了自己的余生。另外还有十余万人被逮捕,最后进了古拉格。19

当饥荒因天旱少雨而降临时,被捕的人数随之增多。当局从村子里拿走了所有可以找到的粮食,而且有意拿走富农家的。被逮住的小偷小摸,即使是为了给他们的孩子弄点吃的,最终也要去坐牢。一九三二年八月七日颁布的一条法律要求对所有“侵害国家财产的犯罪”判处死刑或长期徒刑。很快,“拾穗者”—为了生存而捡拾了散落谷物的农村妇女—出现在劳改营里。她们与其他人关在一起,例如那些因为偷了一磅土豆或者几个苹果而被判了十年徒刑的饥民。20这样的法律说明了为什么农民在整个三十年代构成了苏联劳改营囚犯的绝大多数,而且说明了在斯大林死亡之前农民中出现大量囚犯的原因。

这些大规模逮捕对集中营产生了巨大的冲击。由于新的法律几乎是在颁布之后立即生效,集中营当局开始要求对整个体系进行一次迅速而彻底的改革。在过去的整整十年间,仍由内务人民委员部管辖(而且规模仍然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所管辖的索洛韦茨基大得多)的“普通”监狱系统继续存在人满为患、组织混乱和预算超支等等问题。在全国范围内,监狱系统的情况非常糟糕,以致内务人民委员部曾经试图通过判处更多的人“在不被剥夺自由的情况下强制劳动”—给他们分配劳动任务但不把他们关起来—来减少囚禁人数,从而缓解监禁场所的极度紧张状态。21

然而,随着集体化进度的加快和镇压力度的增强,随着几百万富农被逐出家园,类似这样的解决办法在政治上开始显得不合时宜了。当局再次决定,需要对这些危险的罪犯—斯大林伟大的集体化运动的敌人—采取一种更加可靠的监禁方式。于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准备创建出一种来。

了解到监狱系统的每况愈下与囚犯人数的日益增长同样迅速之后,苏共中央政治局于一九二八年设立了一个委员会专门处理有关问题。表面上,委员会是中立的,包括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司法人民委员部以及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代表。司法人民委员扬松同志被任命为委员会的负责人。委员会的任务是创建“一个按照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集中营模式组织的集中营体系”,而且它的审议是在明确的范围之内进行的。尽管马克西姆·高尔基把劳动在改造罪犯过程中的价值描写得抒情浪漫,委员会的所有成员使用的却是冰冷残酷的经济学语言。大家表示了对“赢利”的共同关切,并且经常谈论“劳动力的合理利用”。22

委员会于一九二九年五月十五日举行了一次会议,正式的会议记录真实地记载了对创建大规模集中营体系的一些务实性的反对意见:建立集中营将非常困难,没有通往边远北方的道路,如此等等。劳动人民委员认为,使轻罪罪犯受到与重罪罪犯同样的惩罚是错误的。内务人民委员托尔马乔夫指出,集中营体系将会在外国人眼中显得不合情理:“白卫军移民”和外国资产阶级报刊会说,“我们不是为了以劳动教养改造罪犯而是为了设置契卡的堡垒才建立监禁系统的”。23

不过,他的意思是,集中营体系将会显得不合情理,而非就是不合情理。没有一个与会者以“索洛韦茨基式”集中营惨无人道或致人死命为理由表示反对。也没有任何人提到列宁曾经那么痴迷的独出心裁的刑事司法学说:认为犯罪将会与资本主义一起消失。当然不会有人谈论高尔基在索洛韦茨基随笔中所赞美的对囚犯的再教育和“人性化改造”,而在公开介绍第一批劳改营时,这些总是极其重要的内容。相反,委员会中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代表亨利希·雅戈达相当明确地表达了苏维埃政权的真正兴趣之所在:

已经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把一万名囚犯从俄罗斯共和国境内的监禁场所迁走,这些劳动力能够得到更好的组织和利用。此外,我们已经得到通知,乌克兰共和国境内的集中营和监狱也已人满为患。显然,苏维埃的政策不会允许建造新的监狱。没有人为新的监狱出资。另一方面,大型集中营—将合理利用劳动力的集中营—的建设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我们把工人吸引到北方有很多困难。如果能把成千上万的囚犯送到那里,我们就可以开发北方的资源……索洛韦茨基的经验表明,我们在这一地区可以有所作为。

雅戈达接着解释说,迁移是永久性的。囚犯获释之后仍将继续留在原地:“我们利用行政和经济手段迫使获释的囚犯留在北方,从而增加我国边远地区的人口。”24

囚犯可以变成移民的主意不是后来想到的。当扬松委员会正在绞尽脑汁时,苏联政府的另一个委员会也已开始对北方边远地区的劳动力危机进行调研,提出了以派遣失业者或中国移民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的多种建议。25两个委员会在同一段时间寻找同一个问题的解决办法,这并不奇怪。为了完成斯大林的五年计划,苏联需要大量煤炭、天然气、石油和木材,所有这些资源都可以在西伯利亚、哈萨克和北方边远地区找到。为了购买国外的新型机器,国家还需要黄金,而地质学家刚刚在东北边远地区的科雷马河流域发现了金矿。尽管气候寒冷、生活条件原始而且难以进入,这些资源必须以极快的速度开采出来。

在当时各个部门之间激烈竞争气氛的驱使下,扬松最初提出建议,由他领导的司法人民委员部接管集中营体系,同时建立一批林业劳改营,以增加木材—这是苏联外汇的主要来源之一—的出口。也许因为所有人都不想让扬松同志及其司法官僚部门控制集中营体系,委员会将这个建议束之高阁。实际上,当这个建议在一九二九年春天突然被重新提出时,扬松委员会的结论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一九二九年四月十三日,委员会提议创建一个新型统一的集中营体系,一个消除了“普通”集中营与“专设”集中营区别的集中营体系。意义更为深远的是,委员会把这个新型统一的集中营体系的控制权直接交给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26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以惊人的速度接管了苏联的囚犯。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特别处控制着三万名囚犯,约占监狱人口的百分之十,主要关押在索洛韦茨基集中营。它的工作人员不到一千人,其预算几乎不到国家财政支出的百分之零点零五。相比之下,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监狱系统关押着十五万名囚犯,占用国家预算的百分之零点二五。不过,在一九二八至一九三〇年间,情况发生了逆转。当其他政府部门不情愿地交出它们的囚犯、监狱、集中营及其附属的工业企业时,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管辖下的囚犯数量从三万增加到了三十万。27一九三一年,秘密警察还控制了几百万名“特殊移民”。这些“特殊移民”大部分是被流放的富农,因为禁止他们离开为他们指定的定居点和劳动场所—违者将被处死或逮捕—所以他们实际上是苦役犯。28到三十年代中期,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将会控制苏联囚犯劳动大军的全部人马。

为了担负起新的职责,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重新组建了负责集中营事务的特别处,并且将其更名为劳动改造营和劳动定居点管理总局。最后,这个冗长啰嗦的名称将被简化成为劳改营管理总局,即ГлaвноеУправление Лaгерь。从此以后,这个部门的简称“ГУЛАГ”[28]—最终乃至这个体系本身—将举世闻名。29

从苏联的集中营开始大规模出现以来,它们的囚犯和记录者一直为创建它们的动机争论不休。它们是作为集体化、工业化以及发生在这个国家的其他进程的附带后果而偶然出现的呢?还是斯大林精心策划了古拉格的发展壮大,早就打算逮捕成百上千万人呢?

过去,一些学者断言,集中营的创建背后没有宏大的谋划设计。历史学家詹姆斯·哈里斯坚持认为,是地方当局而非莫斯科的官僚机构引导了乌拉尔地区的新型集中营建设进程。一方面要竭尽全力达到五年计划所提出的不现实的要求,另一方面却要面对劳动力的严重短缺,为了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乌拉尔当局加快了集体化的进度,同时使集体化的过程更加残酷:他们每从其土地上赶走一个富农,就产生一个奴隶般的劳工。30另一位历史学家迈克尔·雅各布森根据类似的思路认为,大规模监禁体系的诞生是一个“平庸无奇的”过程:“它是官僚体制追求监狱自给自足和对囚犯进行教育改造等等无法达到的目标的结果。官员们寻找人力和资金并且扩张官僚部门,企图实现不现实的目标。管理人员和看守尽职尽责地执行规章制度。理论工作者则提供理论和法律依据。最后,所有事情或彻底改变,或进行调整、或完全放弃。”31

实际上,即使古拉格的诞生纯属偶然,那也没有什么值得奇怪。整个三十年代初期,苏联领导人,尤其是斯大林,总是不断调整路线,推行政策,然后彻底改变它们,还要制造蓄意用来掩盖现实的公众舆论。阅读那个时期的历史时,不大容易发现某一项灾难性的规划究竟是由斯大林还是由别的什么人设计的。32例如,斯大林亲自发动了集体化运动,显然,当他于一九三〇年三月非常严厉地批评农村干部“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时,只是因为他的想法有所改变。无论当时他的想法究竟是什么,实际上几乎没有产生什么作用,结果,消灭富农的行动继续不懈地进行了多年。

最初,那些计划发展扩张古拉格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官员和秘密警察好像也不十分清楚他们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扬松委员会自己作出的决定接着又被自己推翻。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同样采取了看起来相互矛盾的政策。例如,整个三十年代,为了消除监狱和集中营的人满之患,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屡次宣布实行特赦。特赦之后总是接着出现新的镇压浪潮和新的集中营建设浪潮,斯大林及其亲信似乎从来没有确定他们是否希望集中营体系发展壮大—或者说,仿佛是由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间发出不同的指示。

同样,苏联的集中营体系将要经历多次循环:先是严厉镇压,接着相对宽松,然后又是严厉镇压。即使是在坚定不移地将集中营纳入经济运行轨道的一九二九年以后,一些不规范的行为继续存在于集中营的体系之中。例如,直到一九三七年,许多政治犯仍被关押在明确禁止他们劳动的监狱里,这与驱使囚犯拼命追求经济效益的普遍做法似乎相互矛盾。33官僚机构也没有导致多少意义重大的变化发生。尽管秘密警察所管辖的集中营与非秘密警察所管辖的集中营终于在三十年代正式划分完毕,但是,在据说是为更加危险的罪犯和政治犯所设计的“营区”与为短期徒刑的轻罪罪犯所设计的“营地”之间,仍然存在着如何划分的遗留问题。其实,营区和营地在安排劳动、分配食物和日常生活等等方面都非常相似。

然而,还有一种越来越被人们认同的看法:即使没有一个精心设计的方案,至少斯大林本人当时坚信囚犯劳动力具有巨大的优势,并且至死一直保持着这种信念。为什么?

有人—例如前秘密警察、研究早期集中营体系的历史学家伊万·丘欣—判断,斯大林推动古拉格野心勃勃的早期建设为的是要提高自己的声望。当时,经过长期激烈的权力斗争之后,他刚刚坐稳国家领导人的位置。他或许已经预料到,借助强制劳动力所取得的工业新成就将会有利于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34

斯大林也许还受到一个人们熟悉的历史先例的鼓励。除了别人之外,罗伯特·塔克充分证明了斯大林对另一位俄罗斯统治者彼得大帝走火入魔般的兴趣。通过大量使用农奴和苦役犯,彼得大帝取得了工程建设方面的丰功伟绩。一九二八年,就在准备推出自己的工业计划时,斯大林对中央委员会全会发表了一次讲话,在讲话中,他钦佩地指出:

当时,与发达的西方国家进行商业往来的彼得大帝拼命建设各种工厂以供给军队并加强国防,这是为迅速摆脱落后所造成的局限性而进行的一种特殊尝试。35

着重体是我加的:它强调了斯大林的“伟大的转折”与其十八世纪前辈所奉行的政策之间的联系。在俄罗斯的历史传说中,彼得大帝作为一个既伟大又残忍的领导者被人们所铭记,而且人们认为这并不矛盾。毕竟,没有什么人记得有多少农奴死于圣彼得堡的建设过程中,而所有人都称赞这座城市的美丽壮观。斯大林极有可能刻意将其当做自己的榜样。

然而,斯大林对集中营的兴趣根本不需要一个合理的理由:也许,对于斯大林那种特殊类型的自大狂来说,他对大型建设项目痴迷的兴趣与苦役犯的劳动队伍多少有些联系。墨索里尼曾经说过,列宁“是一位大师,当别人与大理石或金属打交道时,他与人打交道”。36这一描述也许更适用于斯大林,看着芸芸众生按照完全统一的步调节奏列队行进或翩翩起舞,对他简直就是一种享受。37他被芭蕾舞和专门排练的团体操表演深深地迷住,而以巨型金字塔—它们由无名之辈扭曲身体搭建而成—为特色的游行阅兵同样让他如痴如醉。38像希特勒一样,斯大林也酷爱电影,对好莱坞的音乐歌舞片尤其着迷,这些影片拥有协调一致的歌舞演员豪华阵容。按照他的指示开凿运河、修建铁路的囚犯劳动大军也许使他享受了不尽相同但意义相当的乐趣。

无论他的灵感基于政治、历史还是心理原因,显而易见的是,从古拉格创建初期开始,斯大林就对集中营具有浓厚的个人兴趣,并且对集中营的发展施加了巨大的影响。例如,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将全苏联的集中营和监狱从普通司法系统交给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管辖的关键决定是根据斯大林的指示作出的。一九二九年,斯大林已经对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产生了强烈的个人兴趣。他关心秘密警察高级官员的前程,并且监督建造供这些人及其家庭居住的舒适住宅。39相比之下,他很不喜欢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监狱管理部门:该部门的负责人在当时党内激烈的宗派斗争中曾经支持过斯大林的对手。40

扬松委员会的每一名成员对所有这些情况了如指掌,这似乎足以使他们把监狱系统交给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管辖。但是,斯大林同样直接干预了扬松委员会的审议过程。在错综复杂的审议过程中,政治局竟然一度改变了委员会原来作出的决定,宣称它打算重新收回秘密警察对监狱系统的管辖权,然后将其交还给内务人民委员部。这种可能性激怒了斯大林。在一九三〇年写给其亲密合作者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的一封信中,他痛斥政治局的计划是“腐朽透顶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策划的“阴谋”。他指示政治局落实扬松委员会原来的决定,并且撤销了内务人民委员部。41斯大林将集中营交给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管辖的决定决定了集中营未来的性质。它使集中营脱离了正常的司法监督,从而使它们牢牢掌握在秘密警察官僚机构—它起源于超越法律的神秘组织契卡—的手中。

对建立“索洛韦茨基式集中营”的必要性的反复强调也有可能同样来自斯大林,尽管几乎没有过硬的证据支持这种推测。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那样,索洛韦茨基集中营从来没有赢利过,不是一九二九年没有,而是从来都没有。在一九二八年六月至一九二九年六月这一工作年度,北方专设集中营仍然从国家预算中得到了一百六十万卢布财政补贴。42虽然北方专设集中营可能看上去比地方企业更有成效,但是,任何懂经济的人都知道,它根本不是公平竞争。例如,使用囚犯的林业劳改营与正规的林业公司相比总是显得产量更高,这只是因为后者所雇用的农民仅仅在无法干农活儿的冬天才来伐木。43

然而,索洛韦茨基集中营却被认为是赢利的—或者说,至少斯大林认为它是赢利的。斯大林还认为,正是由于采用了弗伦克尔的“合理”方法—根据囚犯的劳动量分配食物并且清除不必要的“累赘”—索洛韦茨基集中营才赢利的。弗伦克尔的方法已经得到最高领导层认可的证据可以从结果中看出来:这一方法不仅立即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推广,而且弗伦克尔本人还被任命为斯大林时代古拉格的第一个重大工程白海运河建设项目的负责人。对于一名前集中营囚犯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高的职位。44后来,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由于来自最高层的干预,他受到保护,从而免遭逮捕和可能的死刑。

斯大林喜欢使用囚犯劳动力的证据还可以在他对劳改营管理细节的长期兴趣中找到。在斯大林统治时期,他始终要求定期了解劳改营的“囚犯生产能力”,经常是通过具体的统计数字:它们生产了多少煤炭和石油,使用了多少囚犯,劳改营的负责人得到了多少枚勋章。45他特别关心远北建设管理局—位于东北边远的科雷马地区的劳改营联合体—的金矿,要求定期、准确地向他报告科雷马的地质情况、远北建设管理局的采矿技术和所产黄金的精确质量。为了保证他个人的命令在遥远的劳改营里得到贯彻执行,他频繁派出检查人员,而且经常在莫斯科召见劳改营的负责人。46

如果某项具体工程引起了斯大林的关注,他有时甚至会更大程度地陷入其中。例如,运河支配着他的想象力,因此,他不时地想要开凿运河,看上去似乎随心所欲。雅戈达曾经迫不得已地给斯大林写信,委婉地反对他这位上司提出的利用强制劳动力在莫斯科中部开凿一条运河的不现实要求。47当斯大林加强对权力机关的控制时,他还迫使他的同事把注意力集中在劳改营事务上。一九四〇年,政治局几乎每周都要讨论这个或者那个古拉格的项目。48

不过,斯大林的关注并不完全停留在理论上。他也直接关注在劳改营里劳动的人:谁被逮捕了,他或者她在什么地方服刑,他或者她的最终命运如何。他亲自审阅犯人或者他们的妻子寄给他的释放申请,有时还在上面批示,常常是只言片语的回复(“继续服刑”或“释放”)。49后来,他定期要求向他报告他感兴趣的囚犯或囚犯群体的情况,例如乌克兰西部的民族主义者。50

还有证据表明,斯大林对于具体囚犯的兴趣并不总是政治方面的,也不限于他个人的敌人。早在一九三一年,在其统治地位得到巩固之前,斯大林设法使政治局通过了一项决议,认可他在逮捕某些科目的技术专家方面的巨大权力。51结果,并非巧合的是,在斯大林时代初期,逮捕工程师和专家的模式的确使人联想到某些级别较高的发展规划。或许并非完全偶然,送往科雷马黄金产区新建劳改营的第一批囚犯中包括七位著名采矿专家、两位生产组织专家和一位经验丰富的水力动力工程师。52如同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对在科米共和国石油储量丰富地区附近建立一个劳改营进行计划中的考察前夕,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安排逮捕了一名苏联最优秀的地质学家,这或许也不仅仅是巧合。53类似这样的巧合不可能是地方党组织负责人为配合这些阶段性重点项目而设计的。

最后,许多纯属间接但很有趣的迹象表明,三十年代后期和四十年代所进行的大规模逮捕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也是为了满足斯大林对强制劳动力的需要,而不是—像大多数人一直想当然地认为的那样—为了严厉打击他心目中或者潜在的敌人。如今,一些最权威的苏联劳改营历史的撰写者指出了“劳改营经济活动的效率与送到那里的囚犯人数之间的正比关系”。他们坚持认为,恰恰在劳改营扩张的时候,恰恰在迫切需要囚犯劳动力的时候,对轻微犯罪行为的量刑突然变得更加严厉肯定不是偶然的。54

一些零星出现的档案文件暗示着同样的情况。例如,一九三四年,雅戈达给他在乌克兰的下属写信,要求得到一万五千至两万名囚犯,全部都要“适合劳动的”:为了完成莫斯科—伏尔加运河工程,迫切需要这些囚犯。信上标明的日期是三月十七日,而雅戈达还在信中要求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地方负责人“采取特别措施”,以保证囚犯在四月一日之前到达。但是,信中并没有清楚地说明这一万五千至两万名囚犯应该来自何方。他们是为满足雅戈达的需要而专门逮捕的吗?55或者像历史学家特里·马丁所认为的那样,雅戈达仅仅是在努力保证劳动力定期正常地流入他的劳改营体系?后者是他实际上从来没有达到过的一个目标。

如果有关方面打算通过逮捕来增加劳改营人口的话,那么,他们采取行动时的效率之低下几乎到了荒谬可笑的程度。马丁和另外一些历史学家还曾指出,每次大逮捕的浪潮似乎都让劳改营的负责人们措手不及,使得他们甚至难以维持表面上的经济效益。实施逮捕的官员也从来不对受害者进行合理的挑选:他们不仅逮捕将在北方边远地区成为最佳劳动力的年轻健康男性,而且大量逮捕妇女、儿童和老人。56完全不合逻辑的大规模逮捕似乎证明,关于存在一个精心设计的强制劳动力计划的看法并不成立—以致许多人因此得出结论,进行逮捕首先为的是消灭斯大林心目中的敌人,其次才是为了充实斯大林的劳改营。

然而,关于苏联劳改营发展过程的这些解释毕竟不是绝对相互排斥的。斯大林很有可能打算通过逮捕的方式达到消灭敌人和产生强制劳动力的双重目的。他可能同时受到自己的偏执妄想和地方领导人对劳动力的需求的驱使。程序也许被最大程度地简化了:斯大林向苏联的秘密警察提出集中营的“索洛韦茨基模式”并且选定受害者—而斯大林的部下则根据他的指示抓住时机迅速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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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一九三四年埃米尔·路德维希对斯大林的采访,见克里斯托弗·西尔韦斯特所编《企鹅采访集》,第311-322页。

2 德米特里·利哈乔夫:《惶恐集》,第183-189页。

3 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第二卷,第63页;菲格斯:《人民的悲剧:俄国革命》,第400-405和820-821页。

4 布罗茨基:《索洛韦茨基:苦难的孤岛》,第188-189页。

5 利哈乔夫:《惶恐集》,第183-189页。

6 沃尔科夫:《希望与幻灭的时代》,第168页。

7 盖尔·赫措:《马克西姆·高尔基:审判作家》,第245页。

8 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第二卷,第62-63页;赫措:《马克西姆·高尔基》,第243-254页;布罗茨基:《索洛韦茨基:苦难的孤岛》,第185-188页。

9 丘欣:《运河大军》,第36页。

10 马克西姆·高尔基:《作品集》,第十一卷,第291-316页。高尔基论索洛韦茨基的所有引文均出自这一资料来源。

11 赫措:《马克西姆·高尔基》,第244-245页。

12 达赖厄兹·托尔齐克:《看不见罪恶:苏联劳改营经历的文学掩饰和揭露》,第94-97页。我对高尔基随笔的阐述以托尔齐克的敏锐观察为基础。

13 罗伯特·塔克:《大权独揽的斯大林:从上层发动的革命》,第125-127页。

14 马修·佩恩:《斯大林的铁路:土西铁路和社会主义建设》,第270-271页。

15 塔克:《大权独揽的斯大林》,第96页。

16 《关于对政治迫害受害者镇压和平反的法律法规文件汇编》,第22-26页。

17 见下列著作的记述:塔克的《大权独揽的斯大林》,罗伯特·康奎斯特的《斯大林:驯服国民的人》以及阿奇·J·格蒂和奥列格·瑙莫夫所编《通往恐怖时期之路:斯大林与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毁灭,1932-1939》。

18 见罗伯特·康奎斯特的《悲惨的后果》一书,这仍然是最全面地描写了集体化和苏联饥荒的英文著作。Н.A.伊夫尼茨基的《始于三十年代的集体化与没收富农的生产资料和土地》一书利用了可靠的档案资料。像流放者一样,富农期待着有人为他们撰写准确真实的编年史。

19 伊夫尼茨基:《始于三十年代的集体化与没收富农的生产资料和土地》,第115页;В.Н.泽姆斯科夫:《特殊移民(根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内务部文件)》,载一九九〇年第十一期《社会学研究》,第4页。

20 格蒂和奥列格·瑙莫夫编:《通往恐怖时期之路》,第110-112页;彼得·所罗门:《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刑事司法》,第111-129页。

21 雅各布森:《古拉格的起源》,第120页。

22 克拉西尔尼科夫:《古拉格的诞生》,载一九九七年七至八月第四期《历史档案》,第143-144页。

23 同上,第145-146页。

24 同上,第145页。

25 戴维·诺兰德:《古拉格的重镇:斯大林时代初期的马加丹,1929-1941》,博士论文。

26 克拉西尔尼科夫:《古拉格的诞生》;雅各布森:《古拉格的起源》,第1-9页。

27 雅各布森:《古拉格的起源》,第120页。

28 赫列夫纽克:《苏联经济中的强制劳动》;С.А.克拉西尔尼科夫等编:《西西伯利亚的特殊移民,一九三一年春至一九三三年初》,第6页。

29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5446/1/54和9401/1a/1;雅各布森:《古拉格的起源》,第124-125页。

30 詹姆斯·R·哈里斯:《古拉格的发展:乌拉尔地区的强制劳动,1929-1931》,载一九九七年四月第五十六期《俄罗斯评论》,第265-280页。

31 雅各布森:《古拉格的起源》,第143页。

32 实例参见斯蒂芬·科特金所著《富有磁力的矿山》关于斯大林时代另一个项目—与古拉格没有关系的马格尼托哥尔斯克炼钢厂—策划过程的描述,这个项目也是失败的。

33 例如,直到一九三六年,叶夫根妮娅·金斯堡仍被判处在一个不必干活儿的监狱里服刑。

34 伊万·丘欣:《运河大军》,第25页。

35 塔克:《大权独揽的斯大林》,第64页。

36 引自布洛克所著《希特勒和斯大林》,第374页。

37 沃尔科戈诺夫:《斯大林》,第127和148页。

38 布赖恩·莫伊纳汉:《俄罗斯世纪》,作为例证的照片在第156和157页。

39 塔克:《大权独揽的斯大林》,第273页。

40 雅各布森:《古拉格的起源》,第121页。

41 拉斯·利赫、奥列格·瑙莫夫和奥列格·赫列夫纽克编:《斯大林致莫洛托夫书信集》,第211页;另见克拉西尔尼科夫:《古拉格的诞生》,载一九九七年七至八月第四期《历史档案》,第152-154页;赫列夫纽克:《苏联经济中的强制劳动》。

42 赫列夫纽克:《苏联经济中的强制劳动》,第74页。

43 雅各布森:《古拉格的起源》,第121页。

44 赫列夫纽克:《苏联经济中的强制劳动》,第74-76页;雅各布森:《古拉格的起源》,第121页;胡佛研究所档案和圣彼得堡纪念协会档案集。

45 在斯大林的《个人文件夹》(особаяпапка)中有许多实例,见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01/2。例如,第六十四号案卷包括一份关于远北建设管理局的详尽报告。

46 戴维·诺兰德:《一个古拉格重镇的由来:马加丹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斯大林式的控制》,载一九九八年冬第四期(总第五十七期)《斯拉夫评论》,第791-812页。

47 《亨利希·雅戈达》,第434页。

48 政治局会议记录,俄罗斯国家社会与政治历史档案馆档案,17/3。

49 沃尔科戈诺夫:《斯大林》,第252、308-309和519页。

50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01/2/199(斯大林的《个人文件夹》)。

51 俄罗斯国家社会与政治历史档案馆档案,17/3/746;诺兰德:《古拉格的重镇》。

52 诺兰德:《古拉格的重镇》。

53 A.Н.卡涅娃:《乌赫塔—伯朝拉劳改营,1929-1938》,载《铃声》,第一卷,第331-354页。

54 奥霍京和罗金斯基编:《苏联劳改营系统手册》,第34页。

55 《亨利希·雅戈达》,第375-376页。

56 在二〇〇二年六月份的一次电子邮件交流中,特里·马丁向我提出了这种看法。



第四章 白海运河


那里有长满青苔的峭壁和平静的水面

在那里,由于劳动的力量

工厂将被建成

市镇将会诞生。


在北方的天空下

烟囱将拔地而起,

图书馆、影剧院和俱乐部的

建筑物灯火通明。


——梅德韦德科夫,一名白海运河劳改营囚犯,一九三四年1


最终,在扬松委员会历次会议上所提出的各种意见中只有一条与后来发生的事情有些关系。尽管他们确信伟大的苏维埃国家将会克服缺乏道路所造成的困难,尽管他们把囚犯当做苦力使用时几乎毫无愧疚,斯大林及其追随者仍然对外国人用来描述苏联集中营的语言特别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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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海运河,俄罗斯北部,1932-1933


实际上,与流行的看法正好相反,这一时期外国人对苏联集中营的描述相当普遍。二十年代后期在西方,人们通常知道许多关于苏联集中营的事情,应该比四十年代后期通常知道的要多。关于苏联监狱的长篇文章发表在德国、法国、英国和美国的报刊上,尤其是那些与关押在其中的俄国社会主义者保持着广泛联系的左翼报刊上。2一九二七年,一位名叫雷蒙·迪盖的法国作家出版了一本关于索洛韦茨基的书,题为《红色俄国的一座苦役犯监狱》(Un bagne en Russie rouge),书中令人惊奇地准确描述了所有事情:从纳夫塔利·弗伦克尔的个性到囚犯对蚊子折磨方式的恐惧。С.A.马利萨戈夫是一名设法逃出索洛韦茨基并且偷越了国境的格鲁吉亚白军军官,他于一九二六年在伦敦出版了描写索洛韦茨基的另一本书《孤岛地狱》。由于苏联广泛使用囚犯劳动力的普遍传言,英国反奴隶制协会甚至对情况开展了调查,并且写了一份报告谴责卑鄙虐待囚犯的现象。3一位法国参议员根据俄国流亡者的证词写了一篇被广泛引用的文章,将苏联的情况与国际联盟在对利比里亚展开奴隶制调查时所发现的情况进行了比较。4

可是,在苏联的集中营经过一九二九和一九三〇年的发展扩张之后,国外对集中营的兴趣发生了变化,从关注社会主义者囚犯的命运转而关注苏联集中营对西方商业利益逐渐形成的经济威胁。受到威胁的公司以及受到威胁的工会开始紧张起来。尤其是在英国和美国,要求对据说是由强制劳动力生产的更为便宜的苏联商品给予抵制的压力增大了。自相矛盾的是,尽管其社会主义同道的做法让许多西方左派的领导人感到不舒服,抵制行动却妨碍了仍然支持俄国革命的西方左派对于整个苏联集中营问题的判断,尤其是在欧洲。例如,英国工党反对一项关于苏联商品的禁令,因为它对促使通过这项禁令的那些公司的动机表示怀疑。5

不过,美国的工会组织—最著名的是美国劳工联合会—表示支持抵制活动。他们取得了暂时的成功。在美国,一九三〇年的关税法案规定:“由囚犯劳动力或/和强制劳动力……采掘、生产或制造的……所有商品……不得在任何美国口岸入境。”6以此为依据,美国财政部禁止了苏联纸浆木材和火柴的进口。

尽管美国国务院并不支持这项仅仅生效了一个星期的禁令,问题的讨论继续进行。7一九三一年一月,美国众议院赋税委员会开会研究“有关禁止苏联囚犯劳动力所生产的商品”的议案。8一九三一年五月十八、十九和二十日,伦敦《泰晤士报》刊登一系列披露惊人详情的关于苏联强制劳动的文章,最后是一篇谴责英国政府最近决定给予苏联外交承认[29]的社论。社论撰稿人写道,给予苏联贷款将把“更多的权力交到那些正在公然致力于推翻和消灭大英帝国的人手中”。

苏维埃政权所受到的抵制威胁确实非常严重,因此,它采取了一些措施以防国家的硬通货币来源中断。其中某些措施是掩人耳目的,例如:扬松委员会最终在其所有公开声明中停止使用“集中营”(концлагерь)这一表述方式。从一九三〇年四月七日起,所有官方文件均把苏联的集中营称为“劳动改造营”,即исправительно-трудове лагеря(ИТЛ)。此后,再也没有使用过别的名称。9

劳改营当局还在表面上进行了一些粉饰性的改变,尤其是在木材工业领域。有一段时间,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更改了它与卡累利阿采伐企业卡累利斯公司的合同,以便看上去好像不再使用囚犯了。当时,策略性地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劳改营中调出一万两千零九十名囚犯。其实,他们一直在劳动,只不过,他们的存在被官方说法掩盖了。10在苏联,占主导地位的大企业再次变得有名无实。

另外,在采运木材的劳改营里干活儿的囚犯实际上被自由工人所取代,或者说,经常是被流放的富农“移民”所取代,与囚犯相比,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更多的选择。11据一些回忆录作者说,这种调换有时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完成的。乔治·基钦是一名芬兰商人,芬兰政府帮助其获得自由之前,他在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劳改营里待了四年。基钦写道,就在某个外国代表团即将到访之前,收到莫斯科总部发来的一份密码电报,命令我们在三天之内彻底清理劳改营,而且这么做不得留下任何痕迹……电报发到所有劳动地点,要求在二十四小时内停止作业,将劳改营囚犯集中于疏散中心,清除诸如带刺铁丝网围栏、监视岗楼和告示牌之类苦役营的痕迹;所有官员穿上便服,看守不带武器,同时等待进一步的指示。

基钦与其他几千名囚犯一起离开了森林。他相信,在这一次和另外几次一夜之间进行的疏散中,至少有一千三百名囚犯死亡。12

一九三一年三月,人民委员会议主席莫洛托夫确信已经没有囚犯—或者说,至少已经看不见囚犯—仍然留在苏联的林业企业中干活儿了,于是,他邀请所有感兴趣的外国人前来进行实地考察。13有人已经这样做了:卡累利阿的苏共档案记录了两名美国记者一九二九年的到访,他们是“杜兰特同志和沃尔夫同志”,苏联通讯社塔斯社和“进步报纸”的美国撰稿人。人们高唱工人阶级的圣歌《国际歌》欢迎这两个人的到来。沃尔夫同志保证,他要“告诉美国的工人苏联工人是怎样生存以及他们正在如何创造一种新生活的”。这并不是特意安排的此类活动中的最后一次。14

然而,尽管因联合抵制所造成的压力在一九三一年时已经分化瓦解,西方反对苏联使用强制劳动力的活动并非一点效果也没有:即使是在斯大林统治时期,苏联对其国外形象也非常敏感,这一点还将延续下去。包括历史学家迈克尔·雅各布森在内的一些人现在推测,在另一次较大的政策转变背后,联合抵制的威胁甚至可能是一个重要因素。需要大量无特殊技能劳动力的木材采运业是一个利用囚犯的理想领域。但是,木材出口是苏联硬通货币的主要来源,因此,不能让其承担再次受到抵制的风险。当局将不得不把囚犯送往别处—某些他们的存在可能受到赞颂而且无需掩盖的更为合适的领域。不可能没有这样的领域,但是,有一个领域对斯大林特别具有吸引力:开凿一条大运河,从白海到波罗的海,所经之处布满了陡峭的花岗岩壁。

当时,白海运河—俄语为Беломорканал,或缩写为Беломор—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大型工程。到运河工程开工时,苏联已经上马了几个类似的劳动密集型重大工程项目,其中包括世界最大的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厂、新建大型拖拉机和汽车制造厂以及一些建立在沼泽之中的新型“社会主义大城市”。不过,即使站在三十年代另外那些庞然大物当中,白海运河也是鹤立鸡群。

至少,如同许多俄国人所认为的那样,白海运河象征着一个非常古老的梦想的实现。开凿这样一条运河的计划最初拟订于十八世纪,当时,俄国商人一直在寻找一条通道,以使载着木材和矿物的船只不必沿着漫长的挪威海岸行驶那段经过北冰洋的三百七十英里航程便可以从冰冷的白海水域抵达波罗的海的商业港口。15

这也是一个极端的设想,甚至是一种鲁莽的追求,以前没人尝试实施的原因或许就在于此。白海运河需要开凿一百四十一英里河道,修建五座堤坝和十九道船闸。在一个处于前工业化时期的北方边远地区,苏联的计划制订者们打算以尽可能低的技术含量开凿这条运河,那里从未进行过勘测,用马克西姆·高尔基的话说,那里属于“水文意义上的未知区域”。16然而,所有这一切也许正是白海运河工程吸引斯大林的部分原因。他需要一项特殊的成就—一项旧政权从未取得过的成就—而且希望尽快实现。他不仅要求兴建运河工程,而且要求在二十个月之内竣工。运河开通之后,将以他的名字命名。

斯大林是白海运河工程的主要推动者—他还特别希望使用囚犯劳动力开凿这条运河。工程开工之前,他严厉谴责了那些考虑到白海的运输流量相对较小因而怀疑这样一项代价高昂的工程是否确有必要的人。“我听说,”他写信给莫洛托夫,“李可夫和奎林准备否决北方运河工程,与政治局的决定唱反调。应该煞一煞他们的威风,给他们一点警告。”在一次讨论白海运河问题的政治局会议上,斯大林还匆匆写了一张愤怒的便条,这张便条表明了他使用囚犯劳动力的想法:“至于运河的北方河段,我考虑依靠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囚犯劳动力]。同时,我们必须派人再次核算开凿最初这段运河的成本……太高了。”17

保密并非斯大林的爱好。运河工程竣工以后,既因为他在批准兴建这项“宏伟的水利工程”时的“勇敢无畏”,也因为“这项工程并不是由一支普通的劳动大军建成的神奇事实”,运河的高层管理者对斯大林大唱赞歌。18从工程开工的速度上,也能看到斯大林的影响。一九三一年二月作出开工的决定,然后,仅仅经过七个月的工程规划和前期勘测,工程即于九月开工。

在管理方面,在物质方面,甚至在心理方面,与白海运河有关的第一批劳改营是北方专设集中营的产物。运河劳改营按照北方专设集中营的模式组建,利用北方专设集中营的设施,配备北方专设集中营的干部。开工伊始,运河的施工负责人就从设在大陆和索洛韦茨基群岛的北方专设集中营中调来大批囚犯投入这项新的工程。有一段时间,旧的北方专设集中营官员与新的白海运河劳改营官员为工程的控制权展开了争夺—但是运河劳改营取得了胜利。最后,北方专设集中营不再是一个独立的单位。索洛韦茨基城堡重新变成一座戒备森严的监狱,而索洛韦茨基群岛只是被称为“白波营”的白海-波罗的海运河(Беломор-Балтийский)劳改营的一部分。一些看守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负责官员也从北方专设集中营调到了运河工程。其中包括前面提到的纳夫塔利·弗伦克尔,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到工程竣工,他在运河担任日常管理工作。19

在幸存者的回忆录中,伴随着运河建设的混乱状况呈现出一种近乎神话的特征。降低成本的需要导致囚犯用木料、沙土和石头代替金属和水泥。无论是否可行一切从简。经过多次讨论之后,运河挖掘的深度只有十二英尺,军舰几乎不能通行。因为现代技术不是成本太高就是无法得到,所以运河的设计者大量使用非技术劳动力。在二十一个月的施工期里,约有十七万名囚犯和“特殊移民”投入了工程建设,他们使用木锹、简易手锯、鹤嘴锄和手推车开挖河道、修建堤坝和船闸。20

从当时拍摄的照片上看,这些工具当然显得原始简陋,不过,只有一个近景画面真切地显示了它们有多么原始简陋。其中一些工具至今仍在梅德韦日耶戈尔斯克城展览,那里是白海运河的门户,曾经是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劳改营的“总部”。如今,被人遗忘的卡累利阿小镇梅德韦日耶戈尔斯克只是以其无人光顾、遍布蟑螂的大型旅馆和小型的本地历史博物馆而著名。展出的鹤嘴锄其实只是用皮革或者细绳绑在木棍上的几乎没有金属锄刃的薄铁板。手锯则是粗略开了些锯齿的金属片。没有炸药,囚犯就用“锤子”—固定在木把上的金属块—将铁钎夯进石头凿碎巨石。

从手推车到脚手架,所有东西全部都由手工制成。一名囚犯回忆说,“无论什么都与技术无关。甚至普通的汽车也很少见。所有事情都要靠手来做,有时用马匹帮忙。我们用手挖土,然后用手推车把土运走,我们还用手打通了那些山冈,运走了挖出来的石头。”21苏联的宣传甚至吹嘘说,把石头从河道中拉出来运到“白海海滩上的……一辆重型卡车装着四个用树桩制成的实木小车轮”。22

生活条件简直就是凑合的,尽管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负责人亨里希·雅戈达—他对这项工程负有政治责任—也曾试图加以改善。他看来真的相信,如果打算按时完成运河工程,那就必须为囚犯创造像样的生活条件。因此,他经常对劳改营的负责人训话,要求他们对待囚犯好一些,“用最大的精力考虑使囚犯吃上可口的饭菜,穿上合适的衣服和鞋”。负责人们遵命行事,就像运河工程索洛韦茨基部分负责人在一九三三年所做的那样。除了别的指示之外,雅戈达还要求部下消除打饭排长队的现象,根绝厨房盗窃行为并把晚点名限制在一个小时以内。一般说来,当时规定的伙食标准比几年后的标准高,供给囚犯的食物包括香肠和茶叶。理论上,囚犯每年可以领到一套新的工作服。23

然而,工程的极其紧迫性和缺乏计划性不可避免地给囚犯造成极大的痛苦。随着工程的进展,新的劳改营营地必须沿着运河的河道修建。抵达每个新的营地时,囚犯和移民都会发现那里一无所有。开始干活儿之前,他们必须搭建自己居住的营房,还得组织安排食物的供应。与此同时,在他们完成劳动任务之前,卡累利阿的严冬夺走人们性命的事情时有发生。据一些人估计,死亡的囚犯超过了两万五千人,虽然这个数字还不包括那些因患病或事故而获释的人,他们在获释之后很快死亡。24一位名叫А.Ф.洛谢夫的囚犯写信对妻子说,他竟然渴望回到布特尔卡监狱那苦难的深渊,因为在这里,他不得不睡在拥挤不堪的铺位上,以至于“如果你在夜间想翻个身,至少另外四五个人也得一块儿翻”。一个小男孩后来的证词甚至更加令人绝望。这个小男孩是一名富农移民的儿子,与全家一起流放到沿着运河建立的定居点之一。他作证说:

我们最后住进一个设有两层铺位的营房。因为我们家里有小孩子,所以得到一个下层的铺位。营房狭长而寒冷。一天二十四小时生着炉子,幸亏卡累利阿木柴充足……我父亲以全家的名义领到三分之一桶浅绿色的汤,这是给我们吃的主要食物,浑浊的汤里飘着两三个青番茄或一根黄瓜、几片冻土豆,还有一二百克大麦粒或鹰嘴豆。

另外,这个小男孩回忆说,他父亲参加为移民修建新住房的劳动,因此领到六百克面包。他姐姐领到四百克。只能靠这些食物解决一家九口的吃饭问题。25

当时,像后来一样,一些问题在官方的报告中也有所反映。在一九三二年八月举行的一次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劳改营共产党基层组织会议上,出现了对食物配给组织不力、厨房脏乱以及坏血病病人不断增加的抱怨。这个基层党组织的书记悲观地写道,“我毫不怀疑,运河将无法按时竣工……”26

但是,大多数人没有选择怀疑的权利。实际上,运河工程的管理者在工程施工期间所写的那些信件和报告带有对极度恐慌的暗示。斯大林已经下令运河要在二十个月内竣工,因此,运河的建设者非常明白,他们的生活—可能还有他们的生命—取决于运河能否在二十个月内竣工。为了加快施工进度,劳改营的负责人开始采用一些已在“自由”社会流行的做法,其中包括在工程队之间开展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最先完成定额、运完石头或者挖通河道的比赛—和连夜“突击”,在突击中,囚犯“自愿”连续劳动二十四至二十八个小时。一名囚犯回忆说,当时,在工地四周挂起电灯,以便可以昼夜施工。27另一名囚犯领到十公斤白面和五公斤白糖,作为对其优异劳动成绩的奖励。他把面粉交给劳改营的面包师,后者为他烤了几个大白面包,他当即独自把面包全部吃光。28

在开展劳动竞赛的同时,劳改营当局还对先进生产者或“劳动突击手”进行表彰,后来,劳动突击手更名为“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以纪念阿列克谢·斯达汉诺夫,一个以荒谬可笑的方式超额完成生产任务的矿工。[30]先进生产者和斯达汉诺夫工作者指的是那些超额完成劳动定额的囚犯,他们因此领到额外的食物并且得到一些特殊待遇,包括除半年一套新工作服之外每年有权领取一套新的衣服(在后来的年代这是难以想象的)。29而且,劳动表现好的人得到质量明显较好的食物。在食堂里,他们坐在单独摆放的饭桌前吃饭,饭桌上方挂着写有“最好的食物给最好的劳动者”字样的牌子。表现不如他们的人头顶上方的牌子写着:“坐在这里吃低级伙食的是废物、游手好闲者和懒汉。”30

最后,劳动表现好的人还会提前获释:囚犯百分之百完成劳动定额每三天,其刑期相应折减一天。当运河工程终于在一九三三年八月按时竣工时,一万两千四百八十四名囚犯获得了自由。还有许多囚犯得到勋章和奖励。31一名囚犯参加了一个庆祝其提前获释的仪式,仪式上,当旁观的人群高喊着“乌拉,运河的建设者!”时,端上了俄罗斯的传统礼物面包和盐。在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他与一位素不相识的女士亲吻起来。最后,他们一起在运河的河岸上度过了那一夜。32

白海运河的建设在许多方面引人注目:灾难性的混乱状况,工期的极端紧迫及其对于斯大林的意义。但是,用来描述这项工程的虚夸言词仍实属罕见:白海运河是允许苏联宣传机器对国内外进行全方位报道的第一项和最后一项、也是唯一一项古拉格工程。而且,被挑选出来向苏联和世界各国阐述、宣传、证明白海运河非凡意义的不是别人,正是马克西姆·高尔基。

这并非一个令人意外的选择。此时,高尔基其实已经彻底成为斯大林统治集团的一员。在斯大林于一九三三年八月乘坐轮船沿着完工的运河凯旋般地航行了一趟之后,高尔基率领一百二十名苏联作家步其后尘作了类似的航行。这次航行让这些作家(或是他们这样说)激动万分,以致几乎拿不住手中的笔记本:他们的手指“因惊讶而抖个不停”。33随后他们决定写一本关于运河建设的书,并且因此得到充分的物质鼓励,其中包括“在阿斯托里亚”—列宁格勒一家沙皇时期建造的豪华酒店—享用一顿“高级自助午餐”,作为对他们参与这项工程的祝贺。34

即使按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低俗标准,经过他们的努力而面世的那本《以斯大林的名字命名的运河》(Канал имени Сталина)也是极权主义社会的作家和知识分子腐化堕落的一个异乎寻常的证明。像高尔基初次试笔索洛韦茨基集中营一样,《以斯大林的名字命名的运河》试图证明荒谬事物的合理性,它不仅想用纪实的方式将思想转变的囚犯描绘成苏维埃人的光辉典范,而且还想创造一种新型的文学。虽然这本书由高尔基作序并定稿,但它主要是由一个包括三十六位作家的写作班子而不是某个个人负责的。使用华丽的语言、夸张的手法以及对于事实的斯文窜改,他们共同努力抓住了新时代的精神。书中的一幅照片浓缩了它的主题:照片上是一名身穿囚衣的女犯人神色坚定地操作着钻机。图片下方的说明是,“在改造大自然的过程中,人类改造了自己。”与扬松委员会所使用的冷酷语言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经济议事日程对比,反差不能更强烈了。

对于那些不熟悉这种文学体裁的人来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以斯大林的名字命名的运河》在某些方面看上去可能有点让人吃惊。例如,在描述因缺乏技术和训练有素的专家而产生的问题时,该书并未试图掩盖所有事实。书中某处引用了当时的古拉格负责人马特维·贝尔曼所说的话:“将会给你送去一千名健康的犯人。”贝尔曼对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一名部下说:

“他们被苏联政府判处了不同刑期的徒刑。有了这些人你应该可以完成任务了。”

“但是,请允许我问一句,看守在哪儿呢 ?”那名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部下反问道。

“看守由你们现场安排。你们需要自己挑选看守。”

“那好吧;可是,我对石油一无所知。”

“让被关押的杜哈诺维奇工程师做你的助手。”

“他怎么行?他的专业是金属冷加工。”

“你想要什么?难道我们应该把你需要的教授判刑关进集中营?刑法典里没有这样的条款。我们又不是石油辛迪加。”

这番对话之后,贝尔曼立即就把这名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特工派去执行他的任务。“真是一件疯狂的事情,”《以斯大林的名字命名的运河》的作者写道。然而,没过“一两个月”,这名特工及其同事已经开始互相夸耀他们利用一批成分复杂的囚犯所取得的成功。有人吹嘘说,“我弄到了一个中校,他是全劳改营最好的伐木工。”另一个人则说,“我有一个负责挖掘施工的采矿工程师—过去是个出纳员的贪污犯。”35

对事实的窜改显而易见:物质条件恶劣,人员素质低下—但是,尽管困难重重,无所不能、从不失手的苏联秘密警察仍然成功地把囚犯改造成了合格的苏联公民。就这样,真实的事情—原始落后的技术,缺少称职的专家—被用来使不同于劳改营生活的虚假描写具有了逼真的表象。

实际上,这本书对一些关于囚犯通过参加运河建设劳动而“重新做人”的带有宗教色彩的温馨故事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许多因此获得新生的囚犯是刑事犯,但也不全是。与高尔基所写的拒绝考虑或尽量轻描淡写政治犯存在的索洛韦茨基随笔不同,《以斯大林的名字命名的运河》重点描写了一些改造好了的政治犯明星。由于受到“等级偏见”的束缚,“马斯洛夫工程师,一名前‘破坏分子’”,试图“以坚强的意志将其隐秘深奥的道德重建过程掩藏起来,这种过程一直在他的内心深处进行”。祖布里克工程师,一名出身于工人阶级的前破坏分子,“令人尊敬地赢得了重新返回他出身于其中的工人阶级怀抱的权利”。36

但是,《以斯大林的名字命名的运河》决非当时出现的颂扬劳改营改造能力的唯一一部文学作品。尼古拉·波戈金的剧作《贵族》—一出以白海运河为题材的喜剧—是另一个著名的实例,这不仅是因为它对“窃贼的‘可爱之处’”这一早期布尔什维克主题的老调重弹。波戈金的剧作首演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最后拍摄成名为《囚犯》的电影),它无视构成运河囚犯劳动大军主力的富农和政治犯,反而适当地使用罪犯俚语制造出关于劳改营刑事惯犯(标题所说的“贵族”)的轻松笑料。剧中其实有一两处对于邪恶的描写。其中一处,一名罪犯打牌“赢得”一个姑娘,这意味着他的对手必须抓住这个姑娘并且强迫她顺从他。在剧中,姑娘逃脱了;在现实生活中,她可能不会这么幸运。

不过,每个人最终都坦白了自己以前犯下的罪行,他们看到了光明并且开始热情地参加劳动。人们唱着一首歌:

我是一个残忍的歹徒,真的,

我偷人钱财,厌恶劳动,

我的生活像夜晚一样黑暗。

但是随后他们把我送到了运河,

过去所做的一切现在看来是场噩梦。

我仿佛获得了新生。

我想劳动、生活和歌唱……37

当时,这种东西被看成一种激进的新型戏剧而受到赞誉。波兰社会主义者耶日·格利克斯曼一九三五年在莫斯科观看了《贵族》的演出,他描述了自己的感受:

舞台搭建在大厅的中央而不是通常的地方,观众围坐在舞台四周。导演的目的是使观众与剧情的关系更加密切,缩短演员与观众之间的距离。没有幕布,舞台布景非常简单,几乎像是在伊丽莎白时代的剧院……戏剧的主题—在一个劳改营里的生活—本身令人激动不已。38

在劳改营之外,这种文学作品具有双重功能。一方面,它在向持怀疑态度的外国公众证明迅速增加集中营的合理性的一系列运动中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它也许还有助于平息苏联公民因集体化和工业化的侵害而产生的不满情绪,因为它向他们承诺了一个圆满的结局:甚至斯大林主义革命的受害者都将在劳改营里得到一个重建生活的机会。

宣传机器在运转。观看了《贵族》之后,格利克斯曼要求参观一个真实的劳改营。有点让他意外的是,他很快就被带到离莫斯科不远的博尔舍沃“示范”劳改营。他后来回忆了劳改营里“洁白的床铺和被褥,方便的洗脸间。所有物品都一尘不染”。他还遇见一群年轻囚犯,他们讲了自己奋发向上的个人故事,与波戈金和高尔基所描写的一模一样。他见到一个小偷,这个小偷当时正在为成为一名工程师而学习。他见到一个街头流氓,后者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现在管理着劳改营的仓库。“世界可以多么美好!”格利克斯曼听见一位法国电影导演低声说道。唉,令人遗憾的是,五年之后,格利克斯曼发现自己倒在一节运牛货车的地板上,与完全不同于波戈金剧中那些囚犯的囚犯们一起,向着一个与博尔舍沃模范劳改营毫无相似之处的劳改营驶去。39

在劳改营里面,类似的宣传同样起了作用。劳改营的出版物和张贴在公告板上供囚犯阅读的“墙报”刊登着讲给外人听的同类故事和诗歌,重点稍微有些不同。由莫斯科—伏尔加运河—随着白海运河的“成功”而开始兴建的一个工程—劳改营的囚犯撰稿并出版的《改造报》(Перековка)颇具代表性。《改造报》充斥着对劳动突击手的赞扬以及对他们所享受的特殊待遇的描述(“他们不必排队,女服务员直接把饭菜给他们端到桌子上!”),与《以斯大林的名字命名的运河》的作者们相比,它在为思想转变的意义唱赞歌方面投入的精力比较少,而把较多的精力花费在讨论如果囚犯劳动更加努力他们可能得到哪些具体的特殊待遇上面。

也不完全都是关于苏维埃制度更合理的自吹自擂。一九三三年一月十八日的那一期报纸转载了劳改营负责人之一拉扎尔·科甘发表的一篇讲话:“我们无法判断把某些人关押起来是对是错。那是检察官的事情……你们必须通过劳动创造一些对国家有用的东西,同时,我们必须把你们改造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40

值得注意的还有《改造报》公开而且直言不讳的“投诉”版。囚犯们写信投诉女营房里一边“争吵和咒骂”,一边“在唱赞美诗”;投诉无法完成的劳动定额;投诉缺少鞋子或干净的内衣;投诉不必要地鞭打马匹;投诉劳改营总部所在地德米特罗夫市中心的黑市交易市场;投诉对机器的使用不当(“没有不好用的机器,只有弄坏机器的使用者”)。后来,这样公开劳改营问题的状况将不复存在,只是在劳改营的检查人员与其莫斯科上司的私人通信中,问题才会有所反映。然而,在三十年代初期,将问题公开的这种情况在劳改营内外相当普遍。这是一种迫切、狂热的冲动的正常表现,目的在于改善生存条件、提高劳动水平,尤其是要达到斯大林主义领导人所提出的那些疯狂要求。41

如今,沿着白海运河的河岸漫步,难以想象当年那种近乎歇斯底里的气氛。一九九九年八月,在一个让人懒洋洋的日子里,我与几位当地的历史学家一起游览了白海运河。在波韦涅茨,我们短暂停留参观了运河建设牺牲者的小型纪念碑,碑上刻有简短的碑文:“为了死于白海运河建设的无辜者,1931—1933”。我们站在那里时,我的一位同行者坚持要郑重地抽一支“白海运河”牌香烟。他解释说,“白海运河”曾经是苏联最流行的香烟品牌,几十年来,它是运河建设者仅有的另外一座纪念碑。

附近坐落着一个劳动新村,也就是“移民定居点”,现在实际上已经人去屋空。那些曾经坚实无比的卡累利阿式木制大屋被木板封住了门窗。有几幢已经开始倾斜。一名当初由白俄罗斯迁来的本地人—他甚至会说几句波兰语—告诉我们,几年前,他试图买下一幢这里的房子,但是当地政府不愿意卖给他。“现在,所有的房子都要塌了,”他说。在屋后的一小块菜园里,他种了一些瓜果蔬菜。他给我们端来家酿的水酒。靠着菜园子和每月五百五十卢布—当时约合二十二美元—的养老金,他说,他足以维持生活。当然,运河上没有工作可做。

这毫不奇怪:沿着运河河道,孩子们在游泳、抛掷石块。奶牛?着浅浅的混浊河水,杂草从混凝土河堤的裂缝中冒出。在一道船闸的旁边有个岗亭,里面挂着粉红色的窗帘,外面是原先留下的具有斯大林时代风格的支柱。独自在此监控水位升降的女人告诉我们,一天顶多有大约七艘船只通过,经常只有三四艘。这比索尔仁尼琴一九六六年看见的还要多,当时,他在运河边上待了一整天,看见两艘驳船,运送的全是木柴。像现在一样,那个时候大部分货物已经由铁路运输—而且,如同一名运河工人告诉他的那样,运河航道太浅,以致“就连潜水艇也无法自行通过,必须用驳船装运”。42

事实似乎证明,从波罗的海到白海的船运航线根本没有那么迫切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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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引自巴伦《争斗与共谋》一文,第638页。

2 亚历山大·达林和鲍里斯·尼古拉耶夫斯基:《苏联的强制劳动》,第218-219页。

3 爱德华·贝特森和艾伦·皮姆爵士:《关于俄国采伐劳改营的调查报告》。

4 达林和尼古拉耶夫斯基:《苏联的强制劳动》,第219页。

5 同上,第221页。

6 同上,第220页。

7 同上,第220页;雅各布森:《古拉格的起源》,第126页。

8 达林和尼古拉耶夫斯基:《苏联的强制劳动》,第220页。

9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5446/1/54和9401/1a/1。

10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14/1/2920。

11 雅各布森:《古拉格的起源》,第127页。

12 乔治·基钦:《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囚犯》,第267-270页。

13 雅各布森:《古拉格的起源》,第127-128页。

14 卡累利阿共和国国家社会政治运动及建国档案馆档案,26/1/41。

15 高尔基编:《白海运河》,第17-19页。

16 同上,第40页。

17 利赫、瑙莫夫和赫列夫纽克编:《斯大林致莫洛托夫书信集》,第225和212页。

18 В.Г.马库罗夫:《卡累利阿的古拉格:文件资料汇编,1930-1941》,第76页。这是根据卡累利阿共和国档案馆档案编选的一本文件集。

19 奥霍京和罗金斯基编:《苏联劳改营系统手册》,第163页。

20 巴伦:《争斗与共谋》,第640-641页;另见丘欣:《运河大军》。

21 马库罗夫:《卡累利阿的古拉格》,第86页。

22 高尔基编:《白海运河》,第173页。

23 马库罗夫:《卡累利阿的古拉格》,第96和19-20页。

24 巴伦:《争斗与共谋》,第643页。

25 马库罗夫:《卡累利阿的古拉格》,第37和197页。

26 同上,第43-44页。

27 同上,第197页。

28 丘欣:《运河大军》,第121页。

29 马库罗夫:《卡累利阿的古拉格》,第19-20页。

30 丘欣:《运河大军》,第12页。

31 马库罗夫:《卡累利阿的古拉格》,第72-73页。

32 丘欣:《运河大军》,第127-131页。

33 托尔齐克:《看不见罪恶》,第152页。

34 马库罗夫:《卡累利阿的古拉格》,第165-168页。

35 高尔基编:《白海运河》,第46和47页。

36 同上,第158和165页。

37 尼古拉·波戈金:《贵族》,见《苏联作家剧作集》,第109-183页;黑勒:《集中营和苏联文学》,第151-157页。

38 耶日·格利克斯曼:《告诉西方》,第165页。

39 同上,第173-178页。

40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14/4/1;《改造报》,一九三三年一月十八日。

41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14/4/1;《改造报》,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日至一九三四年六月三十日。

42 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第一卷,第102页。



第五章 扩大劳改营


我们向前进,接着,在我们的后面

整个队伍迈着轻快的步伐跟上来。

在我们的前面,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的胜利

开辟出一条新的路……


因为我们不再认识旧的路,

我们从地牢里起身高喊

沿着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的胜利之路

请相信,我们将走向自由的生活……


——引自《熔炉》,印行于萨兹劳改营的刊物,一九三六年1


在政治意义上,白海运河是古拉格历史上最重要的工程。因为斯大林的亲自插手,没有什么现有资源不被用于运河建设。不遗余力的宣传机器也保证了运河工程的胜利竣工得到广泛的宣扬。然而,白海运河并非古拉格新的工程项目的典型代表,它既不是这些工程项目中的第一个,也不是最大的一个。

其实,甚至早在白海运河工程动工之前,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已经悄悄开始在全国各地使用囚犯劳动力,只是远没有这么大肆张扬和宣传罢了。到三十年代中期,古拉格系统已有三十万名囚犯供其支配,分散在十几个劳改营联合体和一些小型劳改营里。在远东刚刚建立的达尔劳改营,一万五千名囚犯从事劳动。在以北方专设集中营的维舍斯基分营为基础设立于乌拉尔山脉西侧的维舍斯基劳改营,两万多人正在建设化工厂并且使其运转生产。在西西伯利亚的西伯利亚劳改营,囚犯们正在修建北方铁路、从事制砖和伐木生产,而北方专设集中营的四万名囚犯则在修建公路、为出口采伐木材并将白海捕鱼产量的百分之四十打包装箱。2

与白海运河不同,这些新的劳改营不是为了装点门面。尽管对于苏联来说它们肯定具有更为重要的经济意义,但却没有成群结队的作家前去描写它们。它们的存在并不是个保密,但也没有人去宣传它们:古拉格的“真实”成就不是供外国人或者哪怕是苏联人消遣的。

随着劳改营的扩大,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像以前一样,苏联秘密警察继续暗中监视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审讯受到怀疑的持不同政见者而且还要查出“阴谋”和“阴谋集团”。从一九二九年起,秘密警察同时承担苏联经济发展的部分职责。在接下来的十年间,他们甚至称得上是开拓者,经常组织勘探继而开发苏联的自然资源。他们安排并且装备地质探测队,设法探明蕴藏在苏联远东北极和亚北极地区冻原下面的煤炭、石油、黄金、镍以及其他矿产资源。他们决定哪一片茂密的森林将要成为下一个采伐对象从而变成值钱的出口原木。为把这些资源运往苏联的主要城市和工业中心,他们建立了庞大的公路铁路联运网络,初步形成了一个贯穿数千公里杳无人迹的原野的运输体系。有时,他们亲自参加这些冒险行动,穿着沉重的皮大衣和厚皮靴穿行在冰冻的荒原上,用电报把他们的发现向莫斯科报告。

囚犯与逮捕他们的人一起得到了新的任务。尽管一些囚犯继续在铁丝网里面干重活儿、采煤或开凿河道,三十年代的前五年,囚犯们也在北极圈以北沿河划着独木舟、携带必要的器械设备进行地质勘测并且为开采新的煤矿和油田破土动工。他们为新的劳改营修建营房,架设铁丝网,竖立岗楼。他们建设必要的自然资源提炼加工厂,为铁路修筑路基,为公路浇注水泥。最后,他们还被安置于新开发的地区,在原始的荒野上生活。

后来,苏联的历史学家将会充满热情地把苏联历史的这一片断称为“开发北方边远地区”,而且事实上它也的确代表了对于过去的突破。即使是在沙皇统治的最后几十年,当一场姗姗来迟的工业革命最终在俄罗斯全国爆发时,也没有人尝试过以这样的力度勘查俄国北方边远地区并且向那里移民。气候太恶劣,人类可能遭受的苦难太沉重,俄国人的技术水平太低劣。苏维埃政权较少受到此类担忧的困扰。尽管其技术水平也先进不了多少,它几乎不关心派去进行“开发”的人们的生活问题。如果其中一些人死亡—好吧,可以派更多的人去。悲剧经常发生,尤其是在这一新的历史阶段的初期。长期以来,一起骇人听闻的事件通过部分劳改营幸存者在民间流传,最近,这一事件的真实性得到了发现于新西伯利亚档案中的一份文件的证实。这份文件由西西伯利亚纳伦地区党委书记签发并于一九三三年五月引起斯大林本人的注意,它详细描述了一批被称为“落后分子”的流放农民到达鄂毕河上的纳济诺岛的情况。这些农民是强制移民,应当以这种身份在岛上定居,可能还要耕种岛上的土地:

第一批送去五千零七十人,第二批一千零四十四人,总共六千一百 一十四人。押解途中的生活条件令人震惊:可以领到的一点点食物根本就不能吃,而且还把流放者关在几乎密不透风的地方……结果每天有三十五至四十人死去。然而,事实证明,与在纳济诺岛等候着这些流放者的环境相比,这样的生活条件已经算是奢侈的了……纳济诺岛完全是一个荒岛,毫无定居条件可言……没有工具,没有种子,没有食物。他们的新生活就是这样开始的。五月十九日,第一批人到达的第二天,天又开始下雪,风也刮了起来。挨饿,因几个月吃不饱饭而瘦弱不堪,没有遮风避雨的地方,没有工具……他们陷入了绝境。他们甚至无法生火御寒。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死亡……

第一天,二百九十五人被埋葬。只是在移民队伍到达岛上之后的第四或第五天,当局用船送来少量面粉,每人其实分不到几磅。一领到自己可怜的口粮,人们马上跑到河边,试图在帽子、裤子或上衣里用河水和一些面粉。大部分人只是想尽快把面粉吃下去,结果,一些人甚至被噎死。这些面粉是移民在岛上整个停留期间所得到的仅有的食物……

到三个月后的八月二十日,那位党的官员接着写道,最初的六千一百一十四名“移民”死了将近四千人。幸存的人只是因为吃了那些死人的肉才活了下来。据在托木斯克监狱遇见其中几名幸存者的另外一名囚犯说,他们看上去“像行尸走肉一样”,而且都是因吃人的罪名被捕的。3

当时,这个死亡人数甚至并不那么十分可怕,在许多古拉格最著名的早期工程中,生活条件大概无限接近于令人无法忍受的状态。以苏联远东地区贝加尔湖至阿穆尔河铁路线—“横贯西伯利亚铁路快运系统”的一部分—的建设为中心而组成的贝加尔—阿穆尔劳改营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它说明只是因为缺乏计划事情可以发展到多么可怕的程度。像白海运河一样,这条铁路的建设也是在事先没有进行准备的情况下非常仓促地上马的。劳改营的规划者同时进行地形勘测、铁路设计和建设;施工在勘测完成之前就开始了。尽管如此,在装备和仪器不足的条件下,仍然强行要求勘测人员在四个月之内提交两千公里铁路线的勘测报告。现有地图质量低劣,因此造成代价高昂的失误。据一名幸存者说,“两个勘测队〔每个勘测一段线路〕发现他们无法会合以完成勘测,因为他们沿着其行进的两条河只是在地图上相互交汇,实际上当时他们相距甚远。”4

一批批囚犯陆续到达斯沃德博内市(城市名称的意思是“自由”)的劳改营总部,他们没有任何喘息的机会就立即开始投入劳动。一九三三年一月至一九三六年一月间,囚犯的数量从几千人增加到超过十八万人。许多人到达时已经虚弱不堪,没有鞋穿,衣衫褴褛,患有坏血病、梅毒和痢疾,其中有一些人是三十年代初期席卷苏联农村的那场饥荒的幸存者。劳改营没作任何准备。一批囚犯到达之后被关进了寒冷、阴暗的营房,发给的面包上面蒙着灰尘。如同贝加尔—阿穆尔劳改营的负责人在呈交莫斯科的报告中所承认的那样,他们应付不了这种混乱局面,尤其是没有能力处理虚弱的囚犯。结果,只给那些病得厉害不能劳动的囚犯发放惩罚性的口粮任其饿死。一批包括二十九人的囚犯在到达后的三十七天之内全部死亡。5贝加尔—阿穆尔铁路建成之前,很可能死了数万名囚犯。

类似的情况在全国各地反复出现。一九二九年,在位于阿尔汉格尔斯克东北的北方劳改营的古拉格铁路建设工地上,工程师们确定,给他们的工程派来的囚犯必须增加六倍。当年四月至十月间,一批批囚犯及时地陆续到达—他们发现这里什么也没有。一名囚犯回忆说:“既没有营房,也没有村庄。另外有些为看守和设备搭建的帐篷。没有多少人,大约一千五百人左右。大多数是中年农民,以前的富农。还有刑事犯。没有看见知识分子……”6

不过,尽管三十年代初期建立的所有劳改营联合体开始出现杂乱无章的状况,而且都对接受来自饥荒地区的虚弱囚犯毫无准备,但是,它们并非全都陷入了致命的混乱。一些人发现,假若具备合适的配套条件—相对让人满意的符合实际情况的劳动生活条件加上来自莫斯科的强有力支持—劳改营就有可能发展扩大。他们以惊人的速度设置了更多具有共同利益的官僚机构,兴建了更多永久性建筑,甚至培养了一批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地方骨干。人数极少的一批人最终将会占据一片片国土,把全国的一个个地区变成一个个巨大的监狱。在这一时期所建立的劳改营中,有两个—乌赫塔斯卡雅考察队和远北建设托拉斯—最后达到了工业帝国的规模和地位。它们的由来值得更加仔细地考察一番。

对于不善于观察的旅客来说,乘车沿着从科米共和国首府瑟克特夫卡尔市通往科米主要工业中心乌赫塔市的那条水泥路面裂缝的公路行驶似乎让人感到索然无味。已经部分有些损坏的二百公里道路经过无边无际的森林并且穿越沼泽地带。虽然途经几条河流,风景却有一种别样的平淡:这是北方针叶林,科米地区(实际上也是整个俄罗斯北部)以单调而著称的亚北极壮丽景色。

尽管景色缺少变化,仔细观察仍然可以发现一些奇特的现象。如果知道去哪里找,你可能会在某些紧挨着公路的地方看见地面上的凹陷。这些凹陷是曾经随着公路的延伸一路安营扎寨的劳改营和修筑道路的囚犯施工队所留下的仅有的证据。由于工地都是临时性的,在那里囚犯经常没有营房可住,只能住在地窖(землянка)里:因此有了地面上的这些痕迹。

另一段道路旁边残留着某个劳改营更为明显的痕迹,它曾经与一座小型油田有关。如今,杂草和灌木覆盖着劳改营遗址,但是,可以毫不费力地扒开它们,露出腐烂的木板—大概是用来防止囚犯的套鞋沾上油污—和一段段带刺铁丝网。这里没有纪念碑,虽然在沿着公路走下去的博格拉兹季诺有一座,那里曾经是一个可以关押两万五千人的中转集中营。博格拉兹季诺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不过,沿途另一个地方,在一个属于卢克石油—当代的一家俄罗斯公司—的现代化加油站后面,竖立着一座破旧的木制岗楼,被金属碎片和几段生锈的铁丝网围着。

我与某个非常熟悉乌赫塔的人一同继续向这座城市驶去,它那神秘的历史很快就将昭然若揭。所有进入市区的道路以及市中心的所有办公大楼和公寓大楼都是囚犯修建的。市区正中心有一个公园,它是囚犯建筑师设计建造的;市区有一个剧院,囚犯演员曾在里面演出;还有劳改营负责人居住过的坚固的木头房子。如今,在同一条绿叶成荫的大街上,俄罗斯天然气公司—另一家俄罗斯新企业—的管理者居住在现代化的住宅里。

在科米共和国,乌赫塔并非独一无二。在科米这个位于圣彼得堡东北和乌拉尔山西北的遍布北方针叶林和茫茫冻原的广阔地区,尽管最初难以发现,古拉格的痕迹却到处可见。囚犯设计建设了科米共和国的所有主要城市,不只是乌赫塔,而且还有瑟克特夫卡尔、伯朝拉、沃尔库塔和因塔。囚犯修建了科米的铁路和公路及其最初的工业基础设施。在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送往那里的囚犯看来,科米什么也不是,只是一个巨大的劳改营—实际情况的确如此。许多村庄在当地仍然沿袭着斯大林统治时期的名字,例如,“中国城”,那里监禁过一批中国囚犯;或是“柏林”,曾经关押过德国战俘。

这个庞大的监狱共和国的诞生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最早的考察队之一乌赫塔斯卡雅考察队有关,后者于一九二九年开始对当时杳无人烟的荒山野地进行考察。按照苏联的标准,这支考察队相对做了充分的准备。它拥有足够的专家,其中大部分早已是索洛韦茨基集中营的囚犯:仅在一九二八年就有六十八位采矿工程师被关进北方专设集中营,他们是当年那场打击“破坏分子”和“阴谋分子”运动的牺牲品,他们被指控企图阻止苏联的工业化进程。7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利用从天而降的大好时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还逮捕了著名地质学家Н.吉洪诺维奇。可是,在把他扔进莫斯科的布特尔卡监狱之后,并没有对他进行通常的审讯,而是带他前去参加一个计划会议。没有时间拐弯抹角,吉洪诺维奇后来回忆说,一个八人小组—他没说他们是什么人—直截了当地就如何准备去科米进行考察向他提出各种问题。如果他去将穿什么衣服?带多少食物?需要哪些工具?用什么方法运输?曾在一九〇〇年第一次去过科米地区的吉洪诺维奇指出了两条路线。地质学家可以走陆路去,步行或者骑马穿过北方针叶林区人迹罕至的泥沼和森林,到达当时该地区最大的村庄瑟克特夫卡尔。此外,他们还可以选择走水路:从白海的阿尔汉格尔斯克港出发,沿着白海北岸到达伯朝拉河河口,然后继续沿着伯朝拉河的支流向内地前进。吉洪诺维奇建议他们走后面这条路线,他指出,船只可以携带数量更多的重装备。根据他的建议,考察队从海上出发。仍是一名囚犯的吉洪诺维奇成为考察队的首席地质学家。

没有浪费时间,没有吝惜经费,因为苏联领导人把这次考察看作应当予以优先考虑的当务之急。五月,莫斯科的古拉格当局任命两名秘密警察高级官员Е.П.斯卡雅和С.Ф.西多罗夫担任这个集体的领导。斯卡雅在十月革命期间是斯莫尔尼学院—列宁的第一个指挥部—的安全负责人,后来担任克里姆林宫的安全主管;西多罗夫则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级别最高的经济计划制订者。大约与此同时,考察队的负责人挑选出他们的“劳动力”—北方专设集中营凯姆中转监狱里的一百三十九名身体健壮的囚犯,包括政治犯、富农和刑事犯。经过两个多月的准备,他们整装待发。一九二九年七月五日早晨七点,囚犯开始把装备装上北方专设集中营的轮船“格列布·博基”号。不到二十四小时后,他们扬帆启航。

不出所料,这支航行在海上的考察队遇到了重重障碍。几名看守好像有些害怕,而且其中一名竟然在中途停靠阿尔汉格尔斯克时开了小差。还有少数囚犯也在沿途不同的地方设法逃脱。当考察队终于到达伯朝拉河河口时,结果发现难以找到当地向导。即使付钱,科米当地的人也不愿意与囚犯或者秘密警察有任何关系,因此他们拒绝为驶往上游的考察队轮船提供帮助。不过,在航行了七个星期之后,“格列布·博基”号轮船终于到达目的地。八月二十一日,考察队员在奇比尤村—后来更名为乌赫塔—建立了他们的大本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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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赫塔斯卡雅考察队路线,科米共和国,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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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赫塔-伯朝拉劳改营,科米共和国,1937


旅途劳顿之后,人的情绪通常肯定会格外低落。他们经过长途旅行—然后到了什么地方?奇比尤村几乎不能提供任何舒适的生活条件。一位名叫库列夫斯基的地理学家囚犯回忆了他对此地的第一印象:“一看见那里荒凉、冷落的景象我就心头一紧:黑乎乎的高大瞭望塔孤零零地竖立着,显得荒谬可笑,有两间简陋的小屋,一大片北方针叶林和泥沼……”8

他几乎无暇多想。八月下旬,天气已经有了秋意。没有什么多余的时间。一到地方,囚犯马上开始每天劳动十二个小时,建造他们的营房和劳动场所。地质学家着手查明钻探石油的最佳地点。更多的专家于八月底到达。新的囚犯也分批到达,最初是每个月有人来,然后是每个星期都有人来,在一九三〇年这一“时期”自始至终没有间断。到考察的第一年结束时,囚犯的数量增至将近一千人。

尽管预先有所计划,在最初的那些日子里,对于囚犯和移民来说,如同他们在其他任何地方的情况一样,各种条件骇人听闻。因为没有营房,大部分人不得不住在帐篷里。没有足够的冬衣和套鞋,食物根本不够吃。运来的面粉和肉类比定量要少,药品的情况也一样。正如考察队负责人在后来提交的一份报告中所承认的那样,生病和身体虚弱的囚犯人数越来越多。与世隔绝同样令人难以忍受。到这时为止,新建的这些劳改营与文明世界相距十万八千里—它们甚至远离公路,更不用说铁路线了—因此,科米的劳改营在一九三七年以前没有使用过带刺铁丝网。逃跑被认为毫无意义。

囚犯仍在陆续到达—后续的考察队接二连三地从乌赫塔的大本营出发。如果这些考察队进展顺利,它们逐个依次建立新的营地—营站,有时营站所在的地方遥远得几乎无法想象,距离乌赫塔有几天或者几周的路程。另外,它们还要建立附属的营地、修筑道路或者组成集体农庄生产囚犯之需。以这样的方式,劳改营像迅速生长的杂草一样在科米整个空旷的林区蔓延开来。

事实证明,一些考察队是短命的。对于一九三〇年夏天从乌赫塔出发去北冰洋的瓦伊加奇岛考察的头几支队伍来说,这是其中一支的结局。尽管瓦伊加奇考察队—后来这样称呼它—同样充分配备了地质学家囚犯,早期地质考察实际上已经探明了岛上铅和锌的储量。一些地质学家以堪称典范的方式劳动,以致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对他们进行了奖励:准许他们将妻子儿女带到岛上共同生活。瓦伊加奇岛所在的位置极其偏远,劳改营的负责人似乎并不担心有人逃跑,因此他们允许囚犯结伴或是与自由工人一起去他们想去的地方散步,不必经过特别许可或批准。为了鼓励“在北极的突击劳动”,当时的古拉格负责人马特维·贝尔曼同意,瓦伊加奇岛的囚犯每突击劳动一天,将他们的刑期折减两天。9不过,矿井在一九三四年被海水淹没,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只好于第二年将囚犯和设备撤离了该岛。10

事实证明,其他考察队的寿命更长一些。一九三一年,一支由二十三人组成的考察队乘船从乌赫塔出发,沿着内河水路向北航行,打算开发一年前在科米北部的北极冻原上发现的一个储量丰富的煤炭资源—沃尔库塔煤田。像所有此类考察一样,地质学家领路,囚犯驾船,一个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小组指挥行动,途中经常遭遇夏季麇集于冻原的密密麻麻的蚊虫。最初他们露天过夜,然后设法搭建营房过冬,第二年春天,他们建成了一个简陋的煤矿:鲁德尼克一号矿。在没有任何机械设备的条件下,囚犯开始用鹤嘴锄、铁锹和木制手推车采掘煤炭。仅仅不到六年时间,鲁德尼克一号煤矿就将变成沃尔库塔市,同时成为沃尔库塔劳改营—整个古拉格系统最大最残忍的劳改营之一—的总部。一九三八年,沃尔库塔劳改营关押着一万五千名囚犯,出产煤炭十八万八千二百零六吨。11

严格地说,科米共和国的新居民并不全部都是囚犯。从一九二九年起,当局同时开始向这个地区流放“特殊移民”。最初,这些“特殊移民”几乎全都是富农,他们携家带口来到这里,希望重新开始靠土地生活。雅戈达亲自宣布,将会给予移民“自由支配的时间”,他们可以利用这些时间种菜、养猪、打渔并且修建自己的住房:“他们首先居住在劳改营分配的房子里,然后将自己解决住房问题。”12虽然听起来前景似乎相当美好,实际上,当将近五千个这样的移民家庭—超过一万六千人—在一九三〇年来到这里时,像通常一样,他们发现什么也没有。到当年十一月时,尽管至少需要七百间营房,却只修建了二百六十八间。三四个家庭合住一间。没有足够的食物、衣服和冬天穿的套鞋。流放村没有澡堂、马路、邮政所,也不通电话。13

尽管有些人死去,还有许多人企图逃走—到七月底,企图逃走的人数为三百四十四人,科米共和国的移民还是成了科米劳改营系统的永久性附属品。后来的镇压浪潮给这一地区送来了更多的移民,尤其是波兰人和日耳曼人。因此,当地人把科米的一些村庄称为“柏林”。移民并不住在铁丝网里面,但却与囚犯干着同样的活儿,有时还是在同样的地方。一九四〇年,当局将一个采伐劳改营改变成为流放村—这在某种意义上证明,两种形式可以互换。还有许多移民最后当上了劳改营的看守或管理人员。14

这种地区性的发展迟早要反映在劳改营的名称上。一九三一年,乌赫塔斯卡雅考察队更名为乌赫塔-伯朝拉劳改营,或者叫乌赫伯朝劳改营。在随后的二十年间,乌赫塔-伯朝拉劳改营将多次更名—并且改组和分解—以反映其布局的变化、版图的扩大和官级的提升。实际上,到三十年代末,乌赫塔-伯朝拉劳改营根本不再是一个单一的劳改营,而是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劳改营网络,总共有二十几个劳改营,其中包括乌赫塔-伯朝拉劳改营和乌赫塔热姆劳改营(石油和煤炭)、乌斯特维姆劳改营(林业)、沃尔库塔劳改营和因塔劳改营(采煤)以及北方铁路劳改营(铁路)。15

另外,在紧接着的几年时间里,乌赫塔-伯朝拉劳改营及其派生物变得越来越臃肿,根据不断增长的需要,它设立了新的机构,修建了新的建筑。需要医院,劳改营当局就建医院,而且引进了使囚犯成为药剂师和护士的培训制度。需要食物,他们就组织自己的集体农庄,建立自己的仓库和配送体系。需要电力,他们就建设发电厂。需要建筑材料,他们就开办砖瓦厂。

需要受过教育的劳动者,他们就培训现有的囚犯。许多以前是富农的劳动力原来是文盲或半文盲,涉及技术相对复杂的工程项目时,这些人造成大量问题。劳改营当局因此开办了技术培训学校,反过来,这些学校需要更多的新房子和新骨干:数学教师和物理教师,还有监视他们工作的“政治教员”。16到四十年代时,沃尔库塔—一座建立在永久冻土层上的城市,它的道路必须每年重铺路面,管道必须每年维修保养—已经有了一个地质研究所和一所大学,还有一些电影院、木偶剧院、游泳池和幼儿园。

然而,尽管乌赫塔-伯朝拉劳改营的发展并不特别大张旗鼓,它也不是没有计划的。毫无疑问,脚踏实地的劳改营负责人希望自己的工程项目做大做强,然后自己的地位声望随之提高。迫切的需要—而非中央的计划—将会导致许多新的劳改营产生。不过,在苏联政府的需要(某个流放其敌人的地方)与各个地方的需要(更多的伐木工人)之间存在着一种简明的互利关系。例如,当一九三〇年莫斯科制订流放移民的计划时,地方负责人兴高采烈。17最高级别的会议也会讨论劳改营的前途。值得一提的是,一九三二年十一月,政治局—在斯大林出席的情况下—把一次全体会议的大部分时间用于研究乌赫塔-伯朝拉劳改营的现状和未来,非常详细地讨论了它的前途和物资供应。从会议纪要上看,政治局似乎对所有事情均有所决定,或者说,至少批准了每一件重要的事情:劳改营应当开发哪些资源;应当修建哪几条铁路;它需要多少拖拉机、汽车和船只;它可以接收多少特殊移民家庭。政治局还为劳改营的工程拨了款:超过两千六百万卢布。18

在上述决定做出之后的一年间[31],囚犯的数量几乎翻了两番,从一九三二年年中的四千七百九十七人增加到一九三三年年中的一万七 千八百五十二人,这不可能是偶然的。19正是在苏联统治集团的最高层,有人希望乌赫塔-伯朝拉劳改营发展扩大。考虑到其权力和威望—这只能是斯大林本人。

与“奥斯维辛”在公众的记忆中成为所有纳粹集中营的象征一样,“科雷马”这个词也渐渐开始意味着古拉格最为深重的苦难。一位历史学家写道,“科雷马是一条河流,一座山脉,一个地区,同时它也是一个隐喻。”20位于边远的西伯利亚东北角太平洋沿岸的科雷马地区幅员辽阔,矿藏丰富,尤其是黄金储量丰富,它很可能是俄罗斯最荒凉的地方。科雷马比科米更寒冷—冬天,那里的气温经常下降到零下四十五摄氏度[32]—而且甚至更偏僻。21为了到达科雷马劳改营,囚犯乘坐火车穿越整个苏联—有时要用三个月—来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然后乘船完成余下的旅程,向北经过日本海和鄂霍次克海,最后抵达科雷马河谷的门户马加丹港。

科雷马劳改营的第一任负责人是古拉格历史上最浮夸的人物之一。爱德华·别尔津是一名老布尔什维克,曾经担任一九一八年负责保卫克里姆林宫的第一拉脱维亚步兵师师长。后来,他参加过镇压列宁的社会主义反对派社会革命党人和揭露布鲁斯·洛克哈特的“英国阴谋”的行动。22一九二六年,斯大林把组建维舍斯基集中营的任务交给别尔津,这是苏联最早的几个大型集中营之一。他以极大的热情沉迷于这项工作,以致一位研究维舍斯基集中营的历史学家认为,他对那里的治理是古拉格“浪漫主义时期”的最高水平。23

在建立白海运河劳改营的同时,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建立了维舍斯基劳改营,别尔津似乎也非常赞成(或者至少是在口头上热烈支持)高尔基关于改造囚犯的想法。别尔津以父亲般的友善为他的囚犯提供了电影院、俱乐部、图书馆和“餐厅式”食堂。他开辟了公园,建成了人造喷泉和一个小型动物园。他还定期给囚犯发工资,并且实行与白海运河劳改营负责人同样的“劳动表现好就提前释放”的政策。不是所有人都能从这些措施中受益:被认为表现不好的囚犯,或者只是不走运的囚犯,可能会被送往维舍斯基劳改营设在北方针叶林中的诸多小型林业营站中的某一个,那里环境恶劣,死亡率较高,囚犯还有可能遭到秘密拷打甚至被杀害。24

尽管如此,别尔津的目的至少是,他的劳改营看起来像一个体面的机构。所有这些乍一看似乎让人对他成为远北建设管理局—远北建设,将要开发科雷马地区的一个“托拉斯”或伪企业—第一任负责人的人选感到奇怪,因为远北建设的创办没有什么特别的浪漫主义或理想主义缘由。斯大林对科雷马地区的兴趣始于一九二六年,当时他派了一名工程师特使前往美国学习采矿技术。25后来,在一九三一年八月二十日至一九三二年三月十六日之间,政治局对科雷马地区的地质地理状况至少进行了十一次讨论—斯大林多次亲自参加讨论。像扬松委员会在古拉格的组织问题上谨慎行事一样,用历史学家戴维·诺兰德的话说,政治局在这些讨论中使用的“与其说是以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想主义辞令倒不如说是关于投资重点和经济回报的务实性语言”。斯大林随后专门与别尔津通信询问囚犯的生产能力、劳动定额以及产品产量等问题,根本没有提到任何改造囚犯的计划。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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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雷马,1937


另一方面,别尔津制造美好公共形象的才能也许正是苏联领导人所需要的。因为,尽管后来远北建设被直接纳入古拉格的管理体系,但是最初在公开场合,有关方面似乎一直都把这个托拉斯称作一个独立实体,一个大型联合企业,与古拉格没有任何关系。当局悄悄建立了东北劳改营,它向远北建设托拉斯出租囚犯。实际上,两个单位从来不分彼此。远北建设的负责人也是东北劳改营的负责人,而且没有人对此提出疑问。可是,在表面上,它们保持独立,在公众面前,它们以不同的身份出现。27

这样安排有一定道理。至少,远北建设需要吸引愿意前来工作的人,特别是工程师和婚龄女性(在科雷马两者始终处于短缺状态),因此,别尔津采取了许多积极的招聘措施试图说服“自由职工”移居科雷马地区,甚至在莫斯科、列宁格勒、敖德萨、罗斯托夫和新西伯利亚设立了办事处。28仅仅由于这个原因,斯大林和别尔津就不会想让科雷马与古拉格的关系太密切,他们担心这种关系可能吓跑潜在的应聘者。尽管没有直接证据,这些阴谋也有可能是针对国外的。像苏联的木材一样,科雷马的黄金将直接卖给西方国家,以换取急需的技术和机器。这或许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苏联领导人想使科雷马金矿尽量看上去像一个“正规”企业。与对苏联木材的抵制相比,对苏联黄金的抵制危害性更大。

无论如何,斯大林从一开始就最大限度地亲自插手了科雷马事务。一九三二年,他竟然要求每天汇报黄金工业的生产情况,而且像已经提到的那样,对远北建设的勘探计划以及完成进度的细节很感兴趣。他派人视察劳改营,还把远北建设的负责人频繁召到莫斯科。像对乌赫塔-伯朝拉劳改营一样,为远北建设拨款时,政治局也就这些钱应该如何使用作出明确指示。29

然而,远北建设的“独立”并非完全有名无实。尽管别尔津确实要对斯大林负责,他还是设法在科雷马留下了自己的印记,以致后来想起“别尔津时期”多少有些让人怀念。别尔津似乎是以一种相当简单的方式理解自己的工作的:他的职责就是让囚犯尽量多采黄金。他对让他们挨饿、害死他们或者惩罚他们不感兴趣—唯一重要的是生产数字。因此,在远北建设第一任负责人的治下,各种条件远远没有后来那样残酷恶劣,囚犯也完全不像后来那样忍饥挨饿。部分由于这个原因,在远北建设投产的前两年,科雷马的黄金产量增长了八倍。30

最初几年确实经常出现与其他劳改营一样的混乱无序状况。到一九三二年,将近一万名囚犯—其中包括一批工程师和专家囚犯,他们的技能与他们面对的劳动任务完全吻合—与三千多名自愿前来的“自由职工”在科雷马地区干活儿,后者是劳改营的非囚犯职工。31高死亡率伴随着人数众多的囚犯。在别尔津时期的第一年来到科雷马的一万六千名囚犯中,实际上只有九千九百二十八人活着到达马加丹。32其余的人则因衣服单薄和缺少防护被冬天的暴风雪冻死或卷走:第一年那些囚犯中的幸存者后来宣称,他们当中只有一半人活了下来。33

然而,初期的混乱一旦过去,情况逐渐有所好转。别尔津努力改善各种条件,他显然不无道理地认为,为了采掘大量黄金,囚犯需要吃好穿暖。因此,在科雷马幸存下来的美国人托马斯·斯戈维奥记述了劳改营的“老居民”所谈到的别尔津让人感到温暖的治理:“当气温下降到零下五十一摄氏度时,就不再派他们去干活儿。每个月允许他们休息三天。食物可以吃饱也有营养。给囚犯[зек]发放保暖的衣物—皮帽子和毡套鞋……”34另一名科雷马的幸存者瓦尔拉姆·沙拉莫夫—他的短篇小说集《科雷马故事集》是所有描写劳改营的作品中最让人感到痛苦的—也把别尔津时期描写成一段这样的时间:

吃得好,冬季每天劳动四到六个小时,夏季每天十个小时,还给囚犯发高薪,这使他们有可能在刑满之后作为有钱人返回内地……那个时期的墓地埋人很少,以致在那些后来者眼中,科雷马的早期居民仿佛是一些长生不死的人。35

如果说生活条件比后来要好,那么,劳改营的管理对待囚犯也更具有人性。当时,自愿前来的自由职工与囚犯之间的界线模糊不清。两种人正常来往;囚犯有时获准搬出营房住在自由职工的生活区里,除地质学家和工程师之外还有可能被提拔为武装看守。36三十年代中期来到科雷马的移民玛丽娅·约费被允许保留书籍和纸张,她回忆说,大部分移民家庭得到准许住在一起。37囚犯还被允许在某种程度上参加当时的政治活动。像白海运河劳改营一样,科雷马劳改营宣传自己的囚犯劳动突击手和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一名囚犯甚至成为远北建设的“斯达汉诺夫工作法教员”,那些表现好的囚犯还能得到一枚小小的奖章,表明他们是“科雷马劳动突击手”。38

像乌赫塔-伯朝拉劳改营一样,科雷马的基础设施迅速变得更加庞杂起来。三十年代,囚犯不仅建设了矿山,而且为马加丹港建设了港区和防波堤,他们还修建了从马加丹通往正北方向的科雷马公路,这是该地区仅有的一条重要道路。东北劳改营的大部分营站沿着这条公路设立,并且经常根据这些营站与马加丹之间的距离为它们命名(例如“四十七公里营站”)。囚犯同时建设了马加丹这座城市本身,一九三六年,它有一万五千人,而且还将继续增长。一九四七年,叶夫根妮娅·金斯堡在更加偏远的劳改营里服刑七年以后回到了这座城市,对马加丹发展速度的“惊奇和赞叹几乎”使她“神魂颠倒”:“仅仅过了几个星期之后我注意到,高大的建筑屈指可数。可是当时在我看来,它确实是个大城市。”39

实际上,金斯堡是注意到某种奇特悖论的少数囚犯之一。它不可思议,但真实存在:在科雷马,像在科米一样,古拉格正在缓慢地给偏僻的荒野带来“文明”—如果可以把这一切称为“文明”的话。道路正在只有森林的地方修建;房屋出现在沼泽地带。土著居民慢慢地被挤走,以便给城市、工厂和公路腾出地方。多年以后,一位女士—她是偏远的科米采伐营之一洛克奇姆劳改营的一名炊事员的女儿—缅怀往事,给我讲了劳改营仍在运转时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哦哦,整整一仓库蔬菜,地里种满了瓜果—土地一点也不像现在这样贫瘠。”她愤愤地向如今坐落在以前劳改营禁闭室遗址上的小村庄挥动着手臂,那里仍然有人居住。“还有真正的电灯,那些头头坐着他们的大汽车几乎天天进进出出……”

金斯堡发表了同样的议论,而且更加具有说服力:

人心多么不可思议!我的整个灵魂都在诅咒想出这个主意的那些人:在这块永久冻土上建立一座城市,用无辜者的血和泪融化大地。可是同时我又感到一种荒谬的自豪……在我离开的七年间,它发展得多么快,变得多么漂亮,我们的马加丹!完全认不出来了。我赞美每一盏街灯、每一条柏油马路,甚至赞美为文化宫正在上演轻歌剧《美元公主》做广告的大幅海报。我们珍惜生活中的每一块碎片,哪怕是最令人痛苦的那一块。40

到一九三四年为止,古拉格在科雷马、科米、西伯利亚、哈萨克以及苏联其他地方的发展重复着与索洛韦茨基相同的模式。发展初期,草率低效、混乱无序导致大量不必要的死亡。即使并非全部都是施虐,看守随心所欲的残忍造成了许多苦难,他们像对待牲口一样对待囚犯。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体系似乎渐渐摇摇晃晃地走上正规。死亡率从一九三三年因席卷全国的饥荒而达到的高峰下降,劳改营也变得更加有序。根据官方的统计,一九三四年,囚犯的死亡率在百分之四左右徘徊。41乌赫塔-伯朝拉劳改营生产石油,科雷马劳改营生产黄金,阿尔汉格尔斯克地区的劳改营生产木材。贯穿西伯利亚的道路正在修建。失误不断出现,灾祸频繁发生,不过,这是苏联所有地方的现实。快速推进工业化、缺乏计划性以及训练有素的专家不足使得各种事故和超负荷运转不可避免,大型工程项目的负责人肯定对此心知肚明。

尽管遇到这些挫折,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仍然正在迅速成为苏联最重要的经济角色之一。一九三四年,建设莫斯科-伏尔加运河的德米特劳改营动用了将近二十万名囚犯,比白海运河动用的还要多。42西伯利亚劳改营也已发展起来,一九三四年时自称有六万三千名囚犯,而达尔劳改营自从建立以来规模扩大已经超过最初的三倍,一九三四年时拥有五万名囚犯。另外一些劳改营也在全国各地建立起来:乌兹别克斯坦的萨兹劳改营,那里的囚犯在集体农庄劳动;列宁格勒附近的斯维尔劳改营,那里的囚犯采伐木材并为这座城市生产木制品;还有哈萨克的卡尔劳改营,它把囚犯当做农民、工人甚至渔民使用。43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也在一九三四年进行了改组和更名,这部分反映了其新的地位和更大的责任。在这一年,秘密警察正式成为内务人民委员部并且有了一个新的首字母缩写名称:НКВД。以其新的名义,内务人民委员部立即控制了一百多万囚犯的命运。44但是,相对平静的局面没有持续多久。突然,在一场同时消灭主人和奴隶的革命中,这个系统将把自己折腾个底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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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熔炉》,一九三六年三月至九月(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藏刊)。

2 赫列夫纽克:《苏联经济中的强制劳动》,第75-76页。

3 尼古拉·韦尔特:《一个反人民的国家:苏联的暴力、镇压和恐怖》,见斯特凡娜·库尔图瓦等人所编《共产主义罪行录》,第154页。与在托木斯克监狱遇见几名幸存者的无名氏囚犯所述相同的关于这一惨案的描述也出现在《纪念》杂志上,载第一卷,第342-343页;另见С.A.克拉西尔尼科夫等编:《西西伯利亚的特殊移民,1933-1938》,第76-119页。

4 О.П.叶兰采娃:《什么人在三十年代如何修建了贝加尔-阿穆尔铁路》,载一九九二年第五期《国家档案》,第71-81页。这篇文章所依据的是在远东地区的俄罗斯联邦托木斯克州中心档案馆发现的档案。

5 同上;奥霍京和罗金斯基编:《苏联劳改营系统手册》,第153页。

6 Н.А.莫罗佐夫:《科米地区的古拉格,1929-1956》,第104页。

7 卡涅娃:《乌赫塔-伯朝拉劳改营》。我的描述所依据的是卡涅娃的文章,这篇文章依据的则是科米共和国档案中的文件和纪念协会的文献资料集。

8 同上,第331和334-335页。

9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14/1/8。

10 В.А.米京:《瓦伊加奇考察队(1930-1936)》,见《北方古拉格及其后果》,第22-26页。

11 沃尔库塔方志博物馆展览;另见《沃尔库塔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一九四一年一月的内务部文件),收藏于科米共和国瑟克特夫卡尔纪念协会文献资料集;奥霍京和罗金斯基编:《苏联劳改营系统手册》,第192页。

12 卡涅娃:《乌赫塔-伯朝拉劳改营》,第339页。

13 娜杰日达·伊格纳托娃:《一九三〇至一九四〇年科米共和国的特殊移民》,见《草根:青年历史学家文集》,第23-25页。

14 同上,第25和29页。

15 Н.А.莫罗佐夫:《科米地区的古拉格》,第13-14页。

16 卡涅娃:《乌赫塔-伯朝拉劳改营》,第337-338页。

17 娜杰日达·伊格纳托娃:《一九三〇至一九四〇年科米共和国的特殊移民》,见《草根:青年历史学家文集》,第23-25页。

18 卡涅娃:《乌赫塔-伯朝拉劳改营》,第342页。

19 同上。

20 约翰·斯蒂芬:《俄罗斯远东地区史》,第225页。

21 诺兰德:《古拉格的重镇》;我就本章和其他各章中对科雷马历史的描述向戴维·诺兰德关于科雷马的著作表示感谢,他的著作是迄今西方有关科雷马的唯一一项基于档案的全面性研究成果。

22 同上。

23 彼尔姆纪念协会的维克托·什米罗夫与本书作者的谈话,一九九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24 维克托·什米罗夫一九九九年十月十七日在莫斯科举行的“二十世纪世界历史背景下的俄罗斯命运”会议上所发表的演说:《劳改营的现实》。

25 斯蒂芬:《俄罗斯远东地区史》,第225页。

26 诺兰德:《古拉格的重镇》。

27 同上。

28 斯蒂芬:《俄罗斯远东地区史》,第226页。

29 诺兰德:《古拉格的重镇》。

30 斯蒂芬:《俄罗斯远东地区史》,第227页。

31 А.Г.科兹洛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东北劳改营:1937-1941》,见《远东地区北部历史研究》。

32 斯蒂芬:《俄罗斯远东地区史》,第226页。

33 罗伯特·康奎斯特:《科雷马:北极死亡劳改营》,第42页。

34 托马斯·斯戈维奥:《可爱的美国》,第153页。

35 瓦尔拉姆·沙拉莫夫:《科雷马故事集》,第369页。

36 科兹洛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东北劳改营》,第81页;诺兰德:《古拉格的重镇》。

37 玛丽娅·约费:《一夜》,第66-71页。

38 科兹洛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东北劳改营》,第82页。

39 叶夫根妮娅·金斯堡:《在旋流中》(《突变的历程》第二部,伊恩·博兰英译),第201页。

40 同上。

41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9414/1/ОУРЗ,见亚历山大·科库林的系列文章。

42 赫列夫纽克:《苏联经济中的强制劳动》,第78页。

43 同上;奥霍京和罗金斯基编:《苏联劳改营系统手册》,第376、399和285页。

44 奥霍京和罗金斯基编:《苏联劳改营系统手册》,第38页。



第六章 大清洗及其后果


那个时候,只有死人

笑得出来,因为他们从挣扎中解脱,

列宁格勒的神迹、魂灵,

围绕着它的监狱游荡;

获罪的人群,

被集中关押在铁路调车场

害怕听到机车汽笛的长鸣

满载的火车呼啸而去,“滚吧,贱人!”

死亡之星在我们头顶高悬。

在血迹斑斑的大皮靴的践踏下,

在黑色玛鲁斯车轮的碾压下,

无辜可爱的俄罗斯痛苦不堪。


——安娜·阿赫玛托娃,《安魂曲,1935—1940》1


客观地说,一九三七和一九三八这两年—作为大清洗的年份为人们所铭记—并不是劳改营历史上戕害囚犯最严重的时期,也不是劳改营扩张到极限的标志:在下一个十年,囚犯的人数要多得多,接着,在一九五二年,比人们通常认为的晚许多年,囚犯的人数达到顶点。尽管可以利用的统计资料并不完整,但是显而易见,在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三年农村那场饥荒的高峰期和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三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事进行得最激烈时—当时,关押在苦役营、监狱和战俘营的总共大约有四百万人—劳改营的死亡率居高不下。2

作为引起历史学家关注的一个焦点,值得商榷的是,一九三七和一九三八年的重要性是否被人为地夸大了。索尔仁尼琴甚至抱怨那些谴责斯大林主义迫害活动的人“总是对让我们如鲠在喉的那两年—‘一九三七和一九三八年’—钉住不放”。在某种意义上,他说的不错。3毕竟,大清洗是在二十年的镇压之后出现的。从一九一八年起,一直定期进行大规模的逮捕和流放,首先是二十年代初期的政治反对派,接着是二十年代后期的“阴谋破坏分子”,然后是三十年代初期的富农。所有这些大逮捕事件全都伴随着对那些造成“社会动乱”的人们的常规性搜捕。

同样,甚至更多的逮捕和流放紧跟着大清洗而出现:对来自一九三九年苏联占领区的波兰人、乌克兰人和波罗的人;对被敌军俘虏的红军“叛徒”;对一九四一年纳粹入侵以后发现自己处在前线另一边的平民百姓。后来,在一九四八年,将会重新逮捕获释的前劳改营囚犯,再往后,就在斯大林死前不久,还将大规模逮捕犹太人。尽管一九三七和一九三八年的受害者可能较为知名,尽管像那两年出现的那种作秀式“公开审判”的戏剧性场面没有再次上演,大清洗时期的逮捕并未因此毫无争议地成为苏联镇压史上的巅峰之作,人们宁愿将其看作斯大林统治时期席卷全国的比较特殊的镇压浪潮:它主要影响到掌权者—老布尔什维克、军队和党的领导成员,总的来看,它波及到更为广泛的人群,结果导致被处决的人数非常多。

无论如何,在古拉格的历史上,一九三七年的确标志着一个真正的分水岭。因为,就是在这一年,苏联的劳改营暂时将自身从因疏于管理致人意外死亡的监狱转变成为蓄意使囚犯劳累致死的名副其实的死亡营,也可以说它其实是在进行谋杀,死亡的人数比过去多得多。尽管这种转变并未持续多久,尽管到一九三九年时劳改营故意致死的情况确实再次有所缓解—其后,死亡率将随着战争和意识形态的发展趋势时起时落—然而,在劳改营看守和囚犯的心理上,大清洗同样留下了印记。4

像这个国家其余的人一样,古拉格的居民可以看到清洗即将来临的早期征兆。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发生了至今仍然是个谜的对列宁格勒受欢迎的党的领导人谢尔盖·基洛夫的暗杀之后,斯大林推动通过了一系列法令,授予内务人民委员部更大的权力逮捕、审讯、处决“人民的敌人”。没过几个星期,两名地位显赫的布尔什维克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两人过去都曾反对过斯大林—已经沦为这些法令的牺牲品,他们与成千上万名支持者和被控支持他们的人一起遭到逮捕,这些支持者大多来自列宁格勒。紧接着,大批共产党员被开除出党,尽管最初并不比三十年代早些时候进行的清党活动的范围更大。

渐渐地,清洗变得血腥起来。一九三六年的整个春天和夏天,斯大林的手下不停地审讯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同时审讯了一批列昂·托洛茨基的前追随者,为使他们在八月份正式进行的一场大规模公开审判中“供认罪行”做准备。这些人后来全部被处决,一起处决的还有许多他们的亲属。接着,对包括极具个人魅力的尼古拉·布哈林在内的其他地位显赫的布尔什维克的审判按部就班地继续进行。他们的家人也被处决。

逮捕和处决的狂热在党的统治集团内部向下扩散并且蔓延到整个社会,它由斯大林从上层推动。斯大林利用这种狂热消灭反对他的人,形成一个效忠他的领导阶层,同时恐吓苏联人民—并且充实他的集中营。一九三七年初,他签署向内务人民委员部地方负责人下达的命令,列出各个地区逮捕人数(没有说明逮捕的理由)的定额。一些被捕的人必须处以“第一类”惩罚—死刑,其他人则被处以“第二类”惩罚—在集中营里监禁八年至十年。第二类中的大部分“敌对分子”将被关进特设的政治犯监狱,大概为的是不让他们带坏劳改营的其他囚犯。一些学者推测,内务人民委员部对苏联各个地区关押“敌对分子”的最大容量作出判断,然后据此给它们分配定额。另一方面,可能与此根本无关。5

看着这些命令很像在看某个官僚机构就其制订的五年计划最新版本所下的订单。例如,下面是一九三七年七月三十日一道命令的内容:


地区第一类第二类总计
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150037505250
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50010001500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20001000012000
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200030005000
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250500750
塔吉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50013001800
土库曼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500
15002000
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750
40004750
布里亚特蒙古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35015001850
达吉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50025003000
巴什基尔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50015002000
卡累利阿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3007001000
卡巴尔达-巴尔卡尔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3007001000
克里米亚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30012001500
科米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100300400
卡尔梅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100300400
马里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等等630015001800


显然,清洗决不是迫不得已进行的:甚至预先准备好了关押新的囚犯的新的集中营。清洗也没有遇到什么反抗。莫斯科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当局希望各地的下属表现出热情来,后者都积极地照办了。“我们请求批准另外枪毙七百名达什纳克党[33]人和其他反苏分子,”一九三七年九月亚美尼亚内务人民委员部向莫斯科请示。就像他或莫洛托夫所签署的许多别的报告一样,斯大林亲笔签字批准了一份类似的请示报告:“我把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地区的第一类惩罚罪犯数量提高到六千六百人。”在一九三八年二月举行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乌克兰内务人民委员部得到批准另外逮捕三万名“富农和其他反苏分子”。7

一些苏联民众拥护新的逮捕行动:突然揭露出大量“敌对分子”—许多位居苏共最高领导层—的存在无疑解释了,尽管斯大林完成了伟大的转折,尽管实现了集体化,尽管实施了五年计划,苏联为什么仍然如此贫穷落后。但是,大多数苏联民众因为著名革命家供认罪行的情景、因为邻居只是对正在发生的事情发表了点意见便在夜间神秘失踪而极为恐慌。

在古拉格,清洗首先通过消灭大批劳改营的负责人而给其留下了印记。如果说,在全国的其他领域,一九三七年是以革命消灭革命之子的年份而为人们所铭记的话,那么,在劳改营系统,它则是以古拉格消灭古拉格创建者的年份留在人们的记忆中。消灭从最高层开始:亨里希·雅戈达,对扩大劳改营系统主要负责的秘密警察头子,在给最高苏维埃写信为其一生进行辩护之后,他于一九三八年受到审判并被枪毙。“死亡太残酷了,”这个把那么多人送上死路的人写道,“我跪在党和人民面前,请求他们宽恕我,饶了我的性命。”8

接替雅戈达的小矮人尼古拉·叶若夫(他只有五英尺高)立即开始动手清除雅戈达在内务人民委员部里的朋友和下属。如同将要对其他人的家人下手一样,叶若夫也对雅戈达的家人下了手,他逮捕了雅戈达的妻子、父母、姐妹、外甥和外甥女。雅戈达的一位外甥女回忆了外祖母—雅戈达的母亲—在与全家人一起被流放的那一天的反应。

“但愿格纳[雅戈达]能够看见他们正在对我们干什么,”有人悄悄地说了声。

突然,从不高声说话的外祖母转向空荡荡的公寓大声喊道:“他应该受到诅咒!”她跨过门槛,门在身后砰地一声关上。关门声好像这句母亲的诅咒的回音一样在楼道里回荡。9

许多受到雅戈达举荐提拔的劳改营负责人和管理者遭遇了与他同样的命运。与另外数十万苏联公民一起,他们被控策划重大阴谋而遭到逮捕,然后归入可能牵连成百上千人的复杂案件接受审判。其中最著名的案件之一以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七年间的古拉格负责人马特维·贝尔曼为核心。为党工作多年—贝尔曼于一九一七年入党—对他没有什么帮助。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内务人民委员部指控他领导了一个旨在为劳改营囚犯创造“特殊环境”的“右翼托派恐怖破坏组织”,蓄意削弱劳改营看守“在军事和政治方面的备战状态”(因此造成大量囚犯逃跑)并且破坏古拉格的建设工程(致使工程进展缓慢)。

贝尔曼不是独自一人倒下的。在苏联各地,当局发现古拉格劳改营的负责人和高级管理人员属于同一个“右翼托派组织”,于是将他们一网打尽。他们案件的审判记录具有一个离奇的特点:前几年的所有失败挫折—生产计划没有完成,道路修建质量低劣,囚犯建设的工厂几乎无法投产—似乎到了某种登峰造极的荒唐程度。

例如,乌赫塔-伯朝拉劳改营的副指挥官亚历山大·伊兹赖列夫因“阻挠增加煤炭开采”而被判刑。亚历山大·波利索诺夫是任职于古拉格武装看守部门的一名中校,他被指控给看守造成“难以对付的局面”。古拉格铁路建设处处长米哈伊尔·戈斯金被指控为沃洛恰耶夫卡至共青城的铁路线“制订了不切实际的建设计划”。古拉格医药部门的负责人伊萨克·金斯堡被认为对囚犯的高死亡率负有责任,他还被指控为其他反革命囚犯创造特殊条件,使他们以生病为由提前获释。这些人大部分被判处死刑,不过,个别人获得了减刑,然后被关进监狱或劳改营,极少数人甚至幸存下来直到一九五五年恢复名誉。10

数量惊人的一批古拉格早期管理者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后来曾经领导过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特别警卫处的前北方专设集中营负责人费奥多尔·艾希曼斯于一九三八年被枪毙。古拉格的第二把手拉扎尔·科甘于一九三九年被枪毙。接替贝尔曼担任古拉格负责人的伊兹赖尔·普利纳只干了一年,随后也在一九三九年被枪毙。11这个系统似乎需要对其工作如此不利的原因作出解释—看来需要有人为此承担责任。或者说,“这个系统”是一种可能引起误解的表述:需要对其精心制订的强制劳动计划进展得如此缓慢并且产生了如此混乱的后果的原因作出解释的也许应该是斯大林本人。

就消灭的普遍性来说,存在着一些不可思议的例外。因为斯大林不仅全盘掌控逮捕什么人,有时他还决定不要逮捕什么人。一个让人产生兴趣的事实是,尽管纳夫塔利·弗伦克尔以前的同事几乎全部都死了,而他竟然躲过了行刑队的子弹。一九三七年,弗伦克尔担任建设贝加尔—阿穆尔铁路线的贝加尔—阿穆尔劳改营—远东地区最混乱最危险的劳改营之一—的负责人。然而,当四十八名“托洛茨基分子”于一九三八年在贝加尔—阿穆尔劳改营被捕时,不知何故他却没有名列其中。

鉴于劳改营的报纸曾经对他激烈抨击、公开指责他蓄意进行破坏这一事实,弗伦克尔没有出现在逮捕名单上更加令人不可思议。不过,他的案件在莫斯科被神秘地搁置了。正在对弗伦克尔进行调查的贝加尔—阿穆尔劳改营地方检察官感到这种搁置不可理解。“我不明白这一调查为什么要受‘特别法令’的制约,或者说是谁颁布了这个‘特别法令’,”他写信向苏联总检察长安德烈·维辛斯基发问,“如果我们不去逮捕托洛茨基分子—破坏分子—间谍,我们应该逮捕什么人 ?”看来,斯大林仍然可以把他的朋友完全保护起来。12

一九三七年关于劳改营负责人的最富有戏剧性的故事也许是将近年底时发生在马加丹的事情,这要从逮捕远北建设负责人爱德华·别尔津说起。作为雅戈达的嫡系,别尔津应该预感到他的职业生涯很快就要被终结。十二月份接待内务人民委员部派来的整整一班新“助手”—其中包括一名级别高于别尔津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官员帕夫洛夫少校—时,他就应该产生疑心。虽然斯大林经常以这种方式把即将失宠的官员介绍给其继任者,别尔津却没有显出丝毫怀疑。当载着新来的这班人的轮船—它不祥地被命名为“尼古拉·叶若夫”号—驶进纳加耶夫湾时,别尔津安排军乐队欢迎他们。接着,在登上“尼古拉·叶若夫”号轮船之前,他用了几天时间向新的“班子”介绍处理问题的诀窍—尽管他们其实并不把他放在眼里。

到达符拉迪沃斯托克之后,他完全正常地乘坐西伯利亚特快列车前往莫斯科。不过,作为头等车厢乘客离开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别尔津,抵达时却成了阶下囚。在距离莫斯科只有七十公里的亚历山德罗夫,他乘坐的火车停在一个小站上。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九日午夜,别尔津在这个小站的站台上—首都以外,以免在莫斯科城里引起大惊小怪—遭到逮捕并被送往莫斯科的中央监狱卢比扬卡接受审讯。他很快便因从事“反革命破坏活动”受到起诉。内务人民委员部指控他组建了一个“科雷马间谍—破坏托派组织”,根据指控,该组织一直通过海上给日本政府运送黄金,并且正在策划一个阴谋以使日本接管苏联的远东地区。他们还指控他是英国和德国的间谍。显然,远北建设的这位负责人曾经是个非常忙碌的人。一九三八年八月,别尔津在卢比扬卡监狱的地下室里被枪毙。

罪名的荒唐并不影响结案的最后期限。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底,迅速行动的帕夫洛夫逮捕了别尔津的大部分下属。在严刑拷打之下,东北劳改营负责人И.Г.菲利波夫全盘招供,几乎牵连到所有人。菲利波夫供认,他于一九三四年“招募了”别尔津,他交代说,他们的“反苏组织”计划通过“准备发动一场反对科雷马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暴动……准备并且实施针对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领导人的恐怖行动……煽动土著居民……煽动进行广泛的破坏”以及其他种种推翻苏联政府的活动。别尔津的主要助手列夫·叶普施泰因随后供认,“在进行破坏的同时还为法国和日本搜集秘密情报”。马加丹综合医院的主治医生被指控“与外国势力和阴谋分子有联系”。到这一切结束时,曾与别尔津有过交往的数百人,从地质学家到各类官员到工程师,不是被处死,就是成为阶下囚。13

应当理性地看待他们的遭遇,科雷马的领导班子不是一九三七至一九三八年间被摧毁的唯一一个权力网络。到一九三七年底,斯大林已经清洗了一大批著名的红军将领,其中包括副国防人民委员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兵团司令约恩·亚基尔和乌博列维奇等人,连同他们的妻子儿女,大部分人被枪毙,其余的人则被关进集中营。14苏联共产党遭遇了同样的命运。清洗不仅涉及斯大林在党的领导阶层中的潜在敌人,而且扩散到全国各地党的领导班子、党委第一书记、地方党委书记以及重要工厂和机构的负责人。

在某些地方,在某个社会阶层,逮捕的浪潮铺天盖地席卷而来。叶莲娜·西多尔金娜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被逮捕,她后来写道,“谁也不知道明天将会发生什么。人们不愿交谈或见面,特别是与父亲或者母亲已被‘隔离’的那些家庭。冒失地站出来支持被捕者的极个别人相当于主动申请‘隔离’自己”。15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被消灭了,劳改营的管理部门也没有全部被摧毁。实际上,更多不太出名的劳改营负责人甚至比一般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官员过得还要好一些,就像曾经受到雅戈达提携的В.А.巴拉巴诺夫的情况所表明的那样。一九三五年,时任德米特劳改营副指挥官的巴拉巴诺夫因“在醉酒状态下”进入劳改营而与一名同事一起被捕。结果,他丢掉了官职并被判处短期徒刑。一九三八年大批逮捕雅戈达的亲信时,巴拉巴诺夫正在北方边远地区的一个劳改营里劳动,他的存在被人遗忘。成功戒酒的巴拉巴诺夫重振旗鼓,经过一步步升迁之后,到一九五四年时,他已成为古拉格系统总负责人的副手。16

但是,在关于劳改营的民间记忆中,一九三七年不只是作为大清洗的年份而被人们所铭记;它也是对那些教育改造罪犯的事迹所进行的宣传终于逐渐消停下来的一年,同时消停下来的还有致力于这一理想的虚张声势。在某种程度上,这可能应当归因于与这场宣传关系最为密切的那些人的被捕和死亡。在公众心目中仍然与白海运河联系在一起的雅戈达被枪毙了。马克西姆·高尔基于一九三六年六月突然死亡。与高尔基合作编辑了《以斯大林的名字命名的运河》的И.Л.阿韦尔巴赫—他后来又写了献给莫斯科—伏尔加运河的《从罪犯到劳动者》—被指控为托洛茨基分子并于一九三七年四月被捕。另外还有许多参与了高尔基的白海运河集体创作活动的作家也是同样下场。17

不过,这种变化还有更为深刻的原因。当政治辞令变得越来越激进时,当对政治犯的抓捕力度大大加强时,关押这些危险政治犯的劳改营的地位同样发生了变化。在一个由偏执狂和监视癖所控制的国家里,为“敌对分子”和“破坏分子”所设立的劳改营即使并不完全是个秘密(四十年代的许多主要城市,囚犯在修建道路和公寓住宅楼的工地上劳动应该是一种司空见惯的景象),它们的存在至少在当时也不是一个可以公开谈论的话题。尼古拉·波戈金的剧作《贵族》于一九三七年暂时遭到禁演,尽管它在斯大林死后的一九五六年重新上演。18高尔基的《以斯大林的名字命名的运河》也被列入禁书名单,至今原因不明。可能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新任负责人再也无法忍受对失宠的雅戈达的浅薄颂扬了。要不然也可能是,在一个新的敌人不断出现的时期,在一个数十万敌人陆续被处决而非被改造的时期,该书对成功教育改造“敌人”的乐观描写不再合乎情理。可以肯定的是,很难在书中那些讨人喜欢、无所不能的契卡人员的故事与内务人民委员部所进行的大规模清洗之间找到和谐统一之处。

为了不使人们认为他们对隔离苏维埃政权敌人的工作马马虎虎,莫斯科的古拉格系统负责人还下发了新的内部保密制度,这需要额外承担大笔费用。所有信件以后必须由专人投递。仅在一九四〇年一年时间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投递员就递送了两千五百万份机密邮件。那些写给劳改营的信件现在寄往专用的邮政信箱,因为劳改营的地址成了秘密。劳改营从地图上消失了。为了掩饰劳改营的真实活动,就连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内部公函也把它们委婉地称为“特定对象”(спецобъекты)或“分部”(подразделения)。19

由于提到劳改营及其居民的活动时所使用的特定术语越来越多,内务人民委员部制订了一套可以用于明码电报的复杂代码。一九四〇年的一份文件列出了这些代码的含义,其中有些代码发明得古怪离奇。孕妇被称为“书本”,有孩子的妇女叫“收据”。反过来,男人叫“账单”。流放者叫“废物”,接受调查的囚犯叫“信封”。一个劳改营是一个“托拉斯”,一个分营是一个“工厂”。有个劳改营的代码是“自由”。20

劳改营内部使用的语言同样发生了变化。直到一九三七年秋天,官方文件和公函还经常以职业称呼劳改营的囚犯,例如,简单地称他们为“伐木工”。到了一九四〇年,一名囚犯不再是一名伐木工而只是一名囚犯:一名囚犯在大部分文件中缩写为зек或з/к。21一批囚犯变成了一个контингент(“分队”或“定额”),这是一个不带感情色彩的官僚术语。囚犯也不再可能赢得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的称号:某个劳改营的管理者愤愤不平地给其部下写了一封信,命令他们把努力干活儿的囚犯称为“像突击手一样劳动的囚犯”或是“以斯达汉诺夫工作法从事劳动的囚犯”。

当然,“政治犯”这个词早已不再明确使用了。对社会主义者政治犯的特殊待遇在他们于一九二五年从索洛韦茨基转走之后便终止了。但是现在,“政治犯”这个词的含义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它涵盖了根据臭名昭著的刑法典第五十八条被判刑的任何人,其中包括所有“反革命”犯—只是这个罪名具有完全相反的含义。政治犯—有时叫做反革命(KP)、反动分子或反革命分子—越来越经常地被称为“人民的敌人”(врагинарода)。22

这个术语是一个雅各宾党人[34]用语,列宁最初在一九一七年使用过,一九二七年,它曾被斯大林重新拿来形容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一九三六年,在苏共中央委员会向各个地区及共和国的党组织发出一封密信—斯大林的俄国传记作者德米特里·沃尔科戈诺夫认为这封信是“斯大林写的”—之后,它开始具有某种更加广泛的含义。这封密信阐述说,当人民的敌人“似乎变得驯顺和无害”时,他们正在从事一切可能“暗中侵蚀社会主义”的活动,尽管他们“私下都不承认”。换句话说,敌人已经不再可能通过他们公开表明的观点来辨认。后来担任内务人民委员部负责人的拉夫连季·贝利亚也将频繁引用斯大林的话,他特别提到,“人民的敌人不仅是那些从事破坏活动的人,而且还有那些对党的路线的正确性表示怀疑的人。”因此,“敌人”可以是由于某种原因反对斯大林统治的任何人,即使他没有公开表示要这样做。23

在劳改营里,“人民的敌人”如今成为官方文件中的正式用语。妇女作为“人民的敌人的妻子”被逮捕,在内务人民委员部于一九三七年颁布了一项法令之后,这种逮捕成为可能,同样的逮捕也适用于子女。法庭冠冕堂皇地以“革命敌人的家庭成员”(ЧСВР)为罪名将他们判刑。24许多“妻子”被集中监禁在俄罗斯中部莫尔多瓦共和国的捷姆尼科夫斯基劳改营,那里也以捷姆劳改营而著称。被罢免的苏联领导人布哈林的妻子安娜·拉林娜回忆说,在那里,“我们—图哈切夫斯基和亚基尔的妻子,布哈林和拉狄克[35]的妻子,乌博列维奇和加马尔尼克[36]的妻子—成为同病相怜的难友:‘有人分担不幸,不幸就减轻了一半!’”25

另一位捷姆劳改营的幸存者加琳娜·莱温松回忆说,这个劳改营的管理制度相对宽松,也许因为“我们没有被判刑,我们只是‘妻子’”。她特别提到,直到那时劳改营里的妇女大多数都是“地道的苏维埃人”,因此仍然相信她们被捕是由党内某个秘密法西斯组织的阴谋造成的。一些人天天忙于给斯大林和苏共中央委员会写信,生气地抱怨针对她们实施的阴谋。26

除了其官方用途之外,到一九三七年时,“人民的敌人”逐渐成为一句骂人的话。从索洛韦茨基时期开始,集中营的创办者和设计者就是根据囚犯不是人而是“劳动力”的概念建立起了这一体系:即使是在白海运河建设期间,马克西姆·高尔基也把富农描写成“几乎像牲畜一样”。27不过到了这时,宣传机器甚至把“敌人”说成是连两条腿的牲口都不如的东西。从三十年代后期起,斯大林同样开始公开地把“人民的敌人”称为“害虫”、“污秽”和“垃圾”,有时或者简单地称之为必须连根除掉的“杂草”。28

这样做的寓意显而易见:即使仍把他们当人看待,囚犯也不再被认为是正当的苏联公民。一名囚犯注意到,他们经常是被“逐出政治生活的一类人,而且不许参加礼拜仪式和宗教盛典”。29一九三七年以后,没有看守再用“同志”(товарищ)这个词称呼囚犯,囚犯则可能因为用其称呼看守而遭到毒打,他们必须称看守为“公民”(гражданин)。斯大林和其他领导人的照片决不会出现在劳改营或监狱里的墙壁上。三十年代中期相当普遍的一种景象—一列满载着囚犯的火车,车厢装饰着斯大林的肖像,飘扬的旗帜表明车厢里的人是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在一九三七年以后不复再现。对五一劳动节的庆祝也是如此,曾在索洛韦茨基城堡举行的那些活动变得简直难以想象。30

这样被“逐出”苏联社会生活对苏联囚犯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让许多外国人感到震惊。一位名叫雅克·罗西的法国囚犯—他是一本关于劳改营生活的百科全书式指南《古拉格手册》的作者—写道,“同志”这个词可以使长期没有听到它的囚犯心情激动:“刚刚劳动了十一个半小时的一队囚犯愿意留下来再干一班,只是因为总工程师……对他们说:‘同志们,我要求你们这样做。’”31

由于对“政治犯”的非人化处理,他们的生存条件随之发生了十分明显的变化,而且在一些地方变化的幅度非常大。三十年代的古拉格普遍管理混乱,经常虐待囚犯,有时导致死亡。不过,在三十年代的某些地方和某些时间,甚至政治犯也有机会得到真正的救赎。白海运河的建设者可以看到《改造报》,报纸的名称意味着“重新做人”。波戈金的《贵族》的结尾突出了一名前破坏分子的“转变”。弗洛拉·利普曼的母亲是一个与俄国人结婚的苏格兰女人,迁居圣彼得堡之后不久即被当做间谍逮捕。一九三四年,利普曼去北方的一个采伐劳改营探望关押在那里的母亲,她发现,“在秘密警察还没有变得像几年之后那样诡谲从而造成心理导向时,看守与囚犯之间的关系仍然具有某种人性的成分。”32利普曼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因为“几年之后”她本人也成了一名囚犯。一九三七年以后,对囚犯的态度的确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对根据刑法典第五十八条以“反革命”罪逮捕的那些人。

在劳改营里,政治犯被从他们曾经担任的设计或管理岗位上撤了下来,强迫他们回去参加“一般劳动”,这意味着在矿山或森林从事无需特殊技能的体力劳动:再也不能允许“敌人”占据任何重要岗位,因为害怕他们将进行破坏。远北建设的新任负责人帕夫洛夫亲自签发命令,强行要求把地质学家囚犯И.С.达维坚科“作为一个普通劳动力使用,而且在任何情况下不许从事独立的工作。达维坚科的任务应当受到严格控制,因此需要进行日常监视”。33在一九三九年二月归档的一份报告中,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劳改营的负责人同样声称,他已经“清理了一切政治方面不可靠的工人”,尤其是“所有那些曾经因反革命罪被判过刑的前囚犯”。他保证,从此以后,管理和技术工作将会留给“共产党员、共青团员[комсомолец]和可以信赖的专家”。34显然,经济效率不再是劳改营优先考虑的重点。

整个劳改营系统的管理制度对于政治犯和普通刑事犯变得更加严厉起来。三十年代初期,从事“一般劳动”的囚犯的面包定量每天高达一公斤,即使对于那些没有百分之百完成劳动定额的囚犯也是如此,而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的面包定量则提高到两公斤。在白海运河的主要营站,一个月有十二天给囚犯吃肉。35到了三十年代末,有保证的定量至少减半,面包降到四百至四百五十克,那些百分之百完成劳动定额的人还能额外得到二百克。惩罚性定量减少到三百克。36关于那个时期的科雷马,瓦尔拉姆·沙拉莫夫写道:

毁掉一个健康的年轻人只需二十到三十天时间,他气色红润地在清新、寒冷的空气中开始了其劳改营生涯,每天劳动十六个小时,根本没有休息日,加上持续饥饿,衣不蔽体,还要在布满破洞的帆布帐篷里熬过零下五十多度的寒夜……在采金季节干活儿的整队整队的囚犯中,除了队长本人、队里的通讯员和队长的几个私人朋友之外,没有一个人能够活下来。37

生存条件还因囚犯数量的增加而恶化,在一些地方恶化的速度令人惊讶。政治局的确曾经试图为囚犯的大批流入预先做好准备,它于一九三七年指示古拉格,除了“在哈萨克的边远地区”修建更多的劳改营之外,还要在科米地区开工修建五个新的林业劳改营。为了加快施工进度,古拉格甚至得到一笔“一千万卢布的预付款”用于这些新劳改营的建设。另外,国防、卫生、林业等人民委员部受命派遣二百四十名管理人员和政治工作者、一百五十名医生、四百名护士、十名杰出的林业专家和“五十名列宁格勒林业技术学院毕业生”去古拉格工作—立即派遣。38

尽管如此,现有的劳改营再次塞满了新来的囚犯,三十年代初期人满为患的状况重新出现。在西伯利亚劳改营修建的一个可以容纳二百五十至三百人的营站—西伯利亚林业劳改营—里,一名幸存者估计,一九三七年的囚犯数量实际上超过了一万七千人。即使真实的囚犯数量只有这个数字的四分之一,过高的估计表明,囚犯在那里必定感到了无比的拥挤。营房不足,囚犯们还挖了地窖(землянка);就连地窖里面也是拥挤不堪,以致人们“动弹不得,除非踩在某个人的手上”。囚犯都不愿意出去,因为害怕失去栖身之地。没有碗,没有勺子,打饭还要排长队。一场疟疾开始流行,很快就有一些囚犯死去。

在后来举行的一次党的会议上,西伯利亚劳改营当局甚至郑重总结了“一九三八年的惨痛教训”,特别是因为那场危机“损失了大量劳动日”。39一九三七至一九三八年,在整个劳改营系统,官方承认的死亡人数翻了一番。虽然无法找到每个地方的统计数字,不过,根据推测,在送去了大量政治犯的那几个北方边远地区—科雷马、沃尔库塔、诺里尔斯克—的劳改营,死亡率要高得多。40

但是,囚犯不只是因为忍饥挨饿和过度劳累而死的。在新的形势下,当局很快感觉到,不光是把敌人关押起来就行了:最好把他们全消灭。于是,一九三七年七月三十日,内务人民委员部下达了一道镇压“前富农分子、盗窃犯和其他反苏维埃分子”的命令—这道命令规定了处决古拉格囚犯和其他犯人的数量。41接着,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叶若夫签署一道命令,要求处决关押在戒备森严的政治犯监狱里的囚犯。他写道,内务人民委员部必须“在两个月内完成对最活跃的反革命分子—……除了那些作为反苏组织成员被判刑的人之外,还有那些因从事间谍、破坏、恐怖、叛乱和抢劫活动被判刑的人—的镇压行动”。42

在索洛韦茨基—当时那里也已变成一座戒备森严的政治犯监狱—他把“盗匪和刑事犯罪分子”与政治犯加在一起同时处决。当局规定了索洛韦茨基处决囚犯的数量:在仍被囚禁于索洛韦茨基的犯人中枪毙一千二百人。一名目击者回忆了一些囚犯被叫走那天的情况:

突然,他们强迫所有人从城堡打开的牢房里出来进行一次全体点名。点名时,他们念了一个长长的上路者名单—有几百人。给这些人两个小时做准备,然后在同一个中心广场集合。接着出现了严重的混乱。一些人跑去收拾东西,另一些人去与朋友告别。在两个小时的时间里,上路的人大都待在自己的地方……囚犯们带着提箱和背包列队走了出去……43

有些囚犯显然还带着刀,随后在卡累利阿北部的桑多尔莫赫村附近,他们用刀攻击了对他们执行枪决的人,使其中一些人受了重伤。这一事件之后,内务人民委员部在执行枪决以前把所有囚犯的衣服扒得只剩下内衣。后来,负责这次行动的那个内务人民委员部官员所得到的奖赏只是在档案中把他执行这次任务的勇猛形容为一次“出色的表现”。几个月之后,他也被枪毙了。44

在索洛韦茨基,被处决的囚犯似乎是随机挑选的。不过,在一些劳改营,管理人员利用这个机会除掉他们觉得特别难以管理的囚犯。沃尔库塔的情况可能就是这样,在那里,挑选出来的许多囚犯实际上是前托洛茨基分子—托洛茨基真正的追随者,也就是说,他们中的一些人曾经参加过劳改营的罢工以及其他抗议活动。一位见证人估计,在一九三七至一九三八年的初冬,沃尔库塔劳改营当局把大约一千二百名囚犯关押在一个废弃的砖厂和一些塞满了人(“人多得塞不进去”)的大帐篷里,他们主要是托洛茨基分子,还有其他政治犯和少数几个刑事犯。一点加热的食物也不给这些囚犯:“每天的定量只有四百克几乎干蹦蹦的面包。”45把他们在那里一直关到五月底,在一班新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官员从莫斯科来到之后。这班官员组成了一个“特别委员会”并把囚犯分成四十个小组。囚犯被告知他们即将上路。每人发给一块面包。帐篷里的囚犯听见命令他们列队离开—“接着响起了枪声”。

帐篷里面变成了地狱。一名因“投机倒把”罪—把自己养的猪拿到市场上去卖—而被捕的农民躺在自己的铺位上,睁着两眼,不知所措。“我做过什么与你们政治犯一样的事情吗?”他不停地悲叹,“你们在为权力、地位而争斗,可我只是需要活着。”据目击者说,还有一个人自杀了。有两个人发了疯。终于,射击停止了,像它开始时一样突然和莫名其妙,这时大约还有一百个人活着。负责行动的那一班内务人民委员部官员返回莫斯科。幸存的囚犯回到矿山。在整个沃尔库塔劳改营,约有两千名囚犯被杀害。

斯大林和叶若夫并不总是从莫斯科派遣局外人前去执行这一类任务。为了加快全国各地的处决进程,内务人民委员部还组织了三人小组,在劳改营内外负责行动。一个三人小组就像听起来那样是三个人,通常包括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地区负责人、党的省委书记和一名检察院或地方政府的代表。他们三位一体,有权在法官、陪审员、律师不参加的情况下,甚至不必经过审理,缺席对某个犯人作出判决。46

三人小组一步到位,他们的动作的确神速。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日是相当具有代表性的一天,在这一天,卡累利阿共和国的三人小组总共判决了二百三十一名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劳改营的囚犯。假定这是一个十个小时的工作日,中间他们也不休息,那么,用于决定每一名囚犯命运的时间应该不到三分钟。被判刑的那些囚犯大部分在很早以前—三十年代初期—已经被判过刑。现在,他们因新的罪名受到指控,通常与在劳改营里表现不好或者生活态度消极有关。他们当中包括一些以前的政治犯—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社会民主党人—和一名“拒绝为苏联当局工作”的前修女,还有一名在劳改营里当炊事员的富农分子。后者被指控在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中煽动不满。当局声称,他故意“让他们排长队,优先给普通囚犯打饭”。47

歇斯底里没有持续太长时间。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大规模处决突然停止,在劳改营和全国的其余部分都是如此。也许只是因为它已达到预定目标。也可能是因为它对仍然脆弱的经济正在造成严重的破坏。无论由于什么原因,斯大林在一九三九年三月召开的苏共全国代表大会上说,大清洗中所出现的“失误比可以预料到的更多”。48

没有人道歉或忏悔,而且几乎没有人受到惩罚。就在几个月之前,斯大林还给内务人民委员部全体负责人发了一个通知,称赞他们“给予外国情报机构的间谍—颠覆人员以毁灭性的打击”并且“清除了国内破坏分子、叛乱分子和间谍分子的骨干人员”。然后他只是指出了行动中的一些“不足之处”,例如,“简化了调查程序”、证人和确凿证据不足。49

内务人民委员部本身的清洗行动并没有完全停止。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斯大林将尼古拉·叶若夫—他被怀疑是所有这些“失误”的制造者—撤职,随后将他判处死刑。与其前任雅戈达一样,在叶若夫为自己的一生进行了辩护之后,死刑于一九四〇年执行。叶若夫说:“告诉斯大林,我将念着他的名字死去。”50

像几年前雅戈达的心腹一样,叶若夫的门生与他一起失势遭殃。一天,叶夫根妮娅·金斯堡在她的牢房里注意到,墙上贴着的监狱规章制度被揭走了。当它们再次贴上时,其左上角注明“经负责国家安全的首席人民委员叶若夫批准”的地方被用白纸盖住了。但是,变化并不仅仅限于此处:“先是[监狱负责人]魏因施托克的名字被涂掉,安东诺夫取而代之;接着安东诺夫被涂掉,在原先写着他的名字的地方写着:监狱总负责人。‘那是以免再次更改,’我们觉得挺可笑的。”51

劳改营系统的生产效率继续急剧下滑。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七年间在乌赫塔—伯朝拉劳改营,大规模枪决、病弱囚犯数量增加以及失去专家囚犯使劳改营的产量迅速下降。一九三八年七月,当局要求古拉格的一个特别委员会对乌赫塔-伯朝拉劳改营的大幅度减产进行研讨。52科雷马金矿的生产效率也在下降。即使大量补充新的囚犯仍然无法使黄金的总开采量上升到与过去相当的水平。在被撤职以前,叶若夫亲自要求投入更多的资金用于更新远北建设过时的采矿技术—好像那是真正问题之所在似的。53

与此同时,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劳改营的负责人—他曾非常自豪地吹嘘自己成功地清除了劳改营管理人员中的政治犯—抱怨说,当前“迫切需要的是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清洗肯定“强化了”劳改营技术人员的政治素质,他小心翼翼地写道,但是,它也“使技术人员的短缺更加严重”。例如,在他的第十四分营,一万两千五百名囚犯中只有六百五十七名非政治犯。可是,大部分非政治犯都被判了重刑,这使他们丧失了担任专家和管理人员的资格,而且还有一百八十四人是文盲—只剩下七十人可以作为文员或技师使用。54

总的来说,根据官方的统计数字,内务人民委员部劳改营的总产值从一九三六年的三十五亿卢布下降到一九三七年的二十亿卢布。劳改营的工业总产值也从十一亿卢布下降到九亿四千五百万卢布。55

大多数劳改营无法赢利的生产状况及其严重的混乱状态,还有生病和濒死囚犯数量的不断增加,不可能不引起莫斯科的注意,古拉格总局管理部门党组织的会议对劳改营经济进行了多次非常坦率的讨论。在一九三八年四月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一名官员对科米劳改营的“混乱无序状态”表示不满。他还指责诺里尔斯克劳改营的负责人建了一个“设计不当”的镍工厂,结果浪费了大量资金。鉴于所拨付的用于建立新的林业劳改营的资金数额,另一名官员抱怨说,“我们期待的应该更多。我们的劳改营规划设计毫无章法,主要房屋建在烂泥塘里,现在不得不搬家。”

到一九三九年四月,不满越来越严重。在北方地区的劳改营,出现了“食品供应特别紧张的局面”,这导致“身体虚弱的工人和完全不能劳动的囚犯比例大幅度上升,死亡率和患病率居高不下”。56同一年,人民委员会议承认,患有糙皮病或其他因营养不良而引起的疾病的劳改营囚犯比例上升到了百分之六十。57

当然,大清洗并不应该对这些问题全都负责。如同前面所提到的那样,即使是备受斯大林青睐的弗伦克尔林业劳改营实际上也从来没有赢利过。58囚犯劳动力的生产效率一直—并将永远—大大低于自由劳动力。但是,这个教训仍然没有被汲取。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将叶若夫撤职之后,接替他担任内务人民委员的拉夫连季·贝利亚几乎立即开始着手修改劳改营的规章制度,简化办事程序,一切均以使劳改营回归斯大林想要其处在的位置—苏联经济的中心—为目的。

贝利亚仍不认为劳改营系统本身天生就是非生产性和消耗性的。相反,他似乎认为劳改营系统的管理人员不称职。现在,他决心使劳改营成为苏联经济真正赢利的组成部分。这一次是要动真的。无论是当时还是以后,贝利亚并没有从劳改营大量释放蒙受不白之冤的囚犯(虽然内务人民委员部从监狱释放了一些)。

无论是当时还是以后,劳改营也没有变得更加人道。直到斯大林死亡为止,对待“敌人”的非人化态度长期充斥于看守和劳改营管理者的言谈话语中。对政治犯—实际是对所有囚犯—的虐待一如既往:一九三九年,在贝利亚的监督下,第一批几乎没有任何防辐射保护的囚犯开始在科雷马的铀矿干活儿。59贝利亚仅仅改变了这个系统的一个方面:他指示劳改营的负责人,要让更多的囚犯活着,从而更有效地利用他们。

尽管从来没有明确规定,贝利亚实际上还解除了对“聘请”政治犯在劳改营的技术性岗位上担任工程、科研或专业技术职务的禁令。在具体实践中,劳改营负责人把政治犯当做“专家”使用时仍然小心翼翼,而且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五十年代中期古拉格发生蜕变为止。直到一九四八年,国家安全部门的不同分支仍然在为是否应该禁止政治犯担任专业职务争论不休,一些人坚持认为,这样做在政治上太危险;另一些人则声称,没有他们劳改营将难以运转。60尽管贝利亚从来没有彻底摆脱这种进退两难的困境,但是,他太想使内务人民委员部成为苏联经济的一个富有效率的组成部分了,以致不能允许古拉格系统中任何重要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丢掉他们的专长在北方边远地区挨饿受冻。一九三八年九月,他开始为科学家囚犯安排工作间和实验室,囚犯将它们称为黑店。索尔仁尼琴在一个黑店里面干过活儿,他在小说《第一圈》中对其中之一—一个“绝密的研究机构,正式提到时只是一个代码”—作了描述:

十几名囚犯从劳改营被带到莫斯科郊外这个古老的乡间住宅,它的四周围着带刺铁丝网……当时,囚犯们并不十分清楚带他们到马夫里诺来是要进行哪一种类型的研究的。他们忙着卸下两辆货物专列运来的一堆堆板条箱,为自己弄到舒适的椅子和书桌,并把设备整理分类……61

最初,黑店被命名为“特别工程局”。后来,它们被总体称为内务人民委员部“第四特别局”,最终将有大约一千名科学家在黑店里干活儿。在某些情况下,贝利亚亲自把有才能的科学家查找出来,下令将他们带回莫斯科。内务人民委员部派人给他们洗澡、理发、刮脸,并且先让他们好好休息一下—然后便把他们派往监狱的实验室去干活儿。贝利亚最重要的“发现”之一是航空工程师图波列夫[37],后者来到黑店时随身带着一个包,里面装有一大块面包和几块糖果(甚至在被告知伙食将会得到改善之后,他仍然拒绝交出这些食物)。

反过来,图波列夫交给贝利亚一份另一些需要召回的人员名单,其中包括苏联火箭发动机的首席设计师瓦连京·格卢什科以及后来成为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之父—实际上是整个苏联太空计划之父—的谢尔盖·科罗廖夫。在科雷马服刑十七个月之后,科罗廖夫回到卢比扬卡监狱,他因坏血病掉了好几颗牙齿,用其难友的话说,他看上去“面有饥色,形容枯槁”。62不过,在一九四四年八月起草的一份报告中,贝利亚将会列出他的黑店所发明的二十项重要的新型军工技术,并且详细说明这些技术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多种方式应用于国防工业。63

在某些方面,贝利亚的统治对于普通囚犯来说似乎也是一种改善。总体上,伙食状况的确暂时好转。如同贝利亚在一九三八年四月所指出的那样,每天两千卡路里的劳改营伙食标准适合坐在监狱里的人,不适合从事体力劳动的人。由于盗窃、舞弊以及对劳动表现不佳的惩罚,这个低标准的伙食定量实际上又减少了百分之三十,大批囚犯正在挨饿。贝利亚对此感到遗憾,不是因为他同情囚犯,而是因为居高不下的囚犯死亡率和患病率妨碍内务人民委员部完成一九三九年的生产计划。贝利亚要求制订新的伙食标准,以使“囚犯劳动力的体力能够在所有产业中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64

尽管伙食标准有所提高,但这几乎一点也不说明,贝利亚的统治预示着重新把囚犯当人对待。相反,囚犯从人变成劳动力的过程继续向前迈进了几步。在劳改营里,囚犯仍然可以被处死—但不仅仅因为反革命倾向。有所不同的是,那些拒绝劳动或者试图给生产捣乱的囚犯将会受到“更加严厉的管制,关禁闭、恶化伙食和居住条件,以及其他惩罚措施”。“逃避劳动者”还将被增加刑期,直至判处死刑。65

地方检察机关立即开始对逃避劳动的行为立案调查。例如,一九三九年八月,一名囚犯被枪毙,不仅因为他本人拒绝劳动,而且因为他还煽动别人不去劳动。十月,三名显然是正统派修女的女囚犯被指控拒绝劳动并在劳改营里吟唱反革命的赞美诗:结果,两个人被枪毙,第三个人延长了刑期。66

大清洗那几年还在另外一个方面留下了它们的痕迹。古拉格再也不把囚犯统统看成值得救赎的人了。对表现好的囚犯实行的“提前释放”制度被取消。由于提前释放制度对劳改营的经济活动产生了危害,通过一次众所周知的对劳改营日常事务的直接干预,斯大林亲自将其废除。一九三八年,在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会议上发表讲话时,斯大林问道:

我们不能想一些别的方式奖励他们的劳动吗?—奖章,或是这么一类东西。我们正在按照错误的方式办事,我们正在妨碍劳改营的工作。释放这些人也许是必要的,但是出于国家经济的考虑,这样做是个错误……我们总是释放最好的囚犯,留下的却是最差的。67

一九三九年六月,一项内容大致如此的法令颁布了。几个月后,另一项法令还废除了“有条件提前释放”老弱病残者的制度。患病囚犯的数量将会因此而相应增加。这时,对勤劳囚犯的主要奖励只能是改善“生活用品供应和伙食”—斯大林所想到的奖章于是也渐渐有了吸引力。一九四〇年,远北建设甚至已经开始颁发奖章。68

这些倡议中有几项违反了当时的法律,因此实际上受到抵制。总检察长维辛斯基和司法人民委员里奇科夫均反对废除提前释放制度,也反对将那些受到“扰乱劳改营生活”指控的囚犯强行判处死刑。但是,像以前的雅戈达一样,贝利亚显然得到了斯大林的支持,因此,他在所有较量中获胜。从一九四〇年一月一日起,内务人民委员部甚至得到授权,可以召回被“暂借”到其他政府部门的大约十三万名囚犯。贝利亚决心使古拉格实际上做到真正赢利。69

贝利亚所进行的改变的确以惊人的速度产生了作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最后一个月,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经济活动指标再次开始增长。一九三九年,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总产值为四十二亿卢布;一九四〇年为四十五亿卢布。战争期间,当囚犯开始大批进入劳改营时,产值增长得甚至更快。70根据官方的统计数字,一九三八至一九三九年间,劳改营的死亡人数几乎减少了一半,死亡率从百分之五下降到百分之三,即使是在囚犯的数量不断增加时。71

这时劳改营的数量也比过去多了很多,而且它们的规模比三十年代初期要大得多。从一九三五年一月一日至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囚犯的数量翻了将近一番,从九十五万人增加到一百八十万人,同时还有另外大约一百万人被流放。72除了一些临时营房和带刺铁丝网之外什么也没有的劳改营已经变成真正的工业巨人。东北劳改营是远北建设的主要劳改营,一九四〇年它容纳了近二十万名囚犯。73由乌赫塔-伯朝拉劳改营的鲁德尼克一号营站发展而成的沃尔库塔劳改营一九三八年有一万五千名囚犯;到一九五一年,它将拥有七万多名囚犯。

不过,也有新建的劳改营。诺里尔劳改营可能是新一代劳改营中条件最为恶劣的,它通常以诺里尔斯克著称。像沃尔库塔和科雷马一样地处北极圈以北的诺里尔斯克坐落在一个巨大镍矿—也许是世界上最大的镍矿—的正上方。诺里尔斯克的囚犯不仅开采了镍矿,而且还在矿山旁边建成了镍加工厂和发电站。接着,他们又建设了供管理矿山和工厂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官员居住的城市—诺里尔斯克市。像它的前辈一样,诺里尔斯克发展迅速。一九三五年,劳改营有一千二百名囚犯;一九四〇年,囚犯达到一万九千五百人。在其规模最大的一九五二年,六万八千八百四十九名囚犯将被监禁在那里。74

一九三七年,内务人民委员部还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地区建立了卡尔戈波尔劳改营;随后,一九三八年,在俄罗斯中部建立了维亚特劳改营,在西伯利亚北部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地区建立了克拉斯劳改营。这些劳改营基本上都是林业劳改营,后来又经营了一些副业—制砖厂、木材加工厂、家具制造厂。四十年代,它们的规模都将扩大一到两倍,在那个时候,每个劳改营的囚犯数量均在三万人左右。75

还有另外一些劳改营,如此频繁地开设、关闭和重组使得难以给出某一特定年份劳改营数量的准确数字。有些劳改营的规模很小,为满足某个特定工厂、行业或建设项目的需要而设立。还有一些是临时性的,为修建公路或铁路而设立,完工之后就废弃了。为了处理劳改营数量巨大而且错综复杂的各种问题,古拉格当局最终设立了若干分局:工业劳改营分局、公路建设分局、林业分局等等。

然而,发生变化的不只是劳改营的规模。从三十年代末开始,所有新设立的劳改营全都具有一种纯粹的产业性质,它们没有维舍斯基劳改营的喷泉和“花园”,没有伴随着科雷马建设所进行的理想主义宣传,在劳改营生活的各个层面也没有什么专家囚犯。奥尔嘉·瓦西里耶娃是一名管理人员,三十年代后期和四十年代后期曾在古拉格以及其他工程的工地上担任过工程师和检查员。她回忆说,较早的时候,“看守非常少,管理人员非常少,雇用人员非常少……三十年代,各种工作都用囚犯来做,例如办事员、理发员、看守”。可是,到四十年代时,情况全都变样了,她回忆说:“所有事情开始呈现一种强化的特征……就像劳改营变得更大、管理变得更严厉那样……情况变得更残酷了。”76

实际上可以说,到三十年代末,苏联的集中营已经形成了固定的模式。这时,它们扩展到了苏联几乎所有地区,横跨它的十二个时区,遍布大部分共和国。从阿克纠宾斯克到雅库茨克,没有哪个主要的人口聚居中心此时没有自己本地的劳改营或移民定居点。囚犯劳动力被用来生产各种东西,从儿童玩具到军用飞机。四十年代在苏联的许多地方,平常做事很难不与囚犯打交道。

更为重要的是,劳改营进化了。如今,它们不再是一个个管理方式独特的劳动场所,而是一个羽翼丰满的“劳改营工业联合体”,具有内部管理规则和习惯性行为方式,还有专用的配送体系和特殊的等级制度。77一个同样具有自身独特文化的庞大官僚机构从莫斯科统治着幅员广阔的古拉格帝国。这个中枢定期向各地的劳改营发出命令,控制着从总体政策到细枝末节的所有事情。尽管各地的劳改营并不(或者不能)总是按照法律条文办事,古拉格却再也没有恢复其早期的特殊性质。

囚犯的命运仍然随着苏联的政策、经济,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而动荡。但是,试验期结束了。如今,古拉格系统已经走上正轨。囚犯称之为“绞肉机”的那一套程序—逮捕、审讯、押解、伙食供应、强制劳动等等一系列方法—在四十年代初期固定下来。直到斯大林死亡为止,这些方法几乎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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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安娜·阿赫玛托娃:《阿赫玛托娃诗集》(斯坦利·库尼茨和马克斯·海沃德编辑并英译),第103页。

2 埃德温·培根:《战争时期的古拉格》,第30和122页。培根根据各种各样的资料来源收集编辑了他的统计数字,对不同类型的所有强制劳动力进行了汇总。参见深入讨论统计数字的本书附记。

3 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第一卷,第24页。

4 除非另有说明,对大清洗的这种解释出自康奎斯特所著《大清洗》、奥列格·赫列夫纽克所著《1937:斯大林、内务人民委员部和苏联社会》、格蒂和瑙莫夫所编《通往恐怖时期之路》以及特里·马丁的文章《大清洗:根据最新研究成果的相关解释》(载二〇〇〇年第十八期《历史》杂志,第22-37页)。

5 格蒂和瑙莫夫编:《通往恐怖时期之路》,第472页。

6 见一九九二年六月四日第八十八期《劳动》杂志;重新发表于格蒂和瑙莫夫所编《通往恐怖时期之路》,见第472-477页;在希尔达·萨博所编《不能沉默》一书中可以看到许多类似的文件,见第297-304页。

7 萨博编:《不能沉默》,第297-304页。

8 亚历山大·科库林和尼基塔·彼得罗夫:《卢比扬卡手册》,第15页。

9 韦罗妮卡·兹纳缅斯卡雅:《那一天》,见维连斯基所编《直到说出我的故事》,第141-149页。

10 Д.尤拉索娃:《为古拉格工作人员案平反的决定》,载《铃声》,第一卷,第389-399页。

11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人事档案。另见亚历山大·科库林和尼基塔·彼得罗夫:《古拉格,1917-1960:文献》,第797-857页。

12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8131/37/99。

13 关于逮捕别尔津的这一记述根据诺兰德的文章《古拉格的重镇》和《马加丹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北方建设负责人的变化》,后者发表于二〇〇一年四至十二月第四十二卷第二至四期《俄国社会手册》,见第649-665页。

14 康奎斯特:《大清洗》,第182-213页。

15 叶莲娜·西多尔金娜:《看押下的年代》,见维连斯基所编《直到说出我的故事》,第194页。

16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9401/12/94。

17 康奎斯特:《大清洗》,第298页。

18 黑勒:《集中营和苏联文学》,第151-157页。

19 伊万诺娃:《劳改营社会主义》,第96页。

20 科库林和彼得罗夫:《古拉格,1917-1960:文献》,第863-869页。

21 伊万诺娃:《劳改营社会主义》,第95-96页;马库罗夫:《卡累利阿的古拉格》,第183-184页。

22 雅克·罗西:《古拉格手册》(威廉·伯汉斯英译),第180页。

23 同上,第60页;沃尔科戈诺夫:《斯大林》,第279页。

24 罗西:《古拉格手册》,第36和497页;《关于对政治迫害受害者镇压和平反的法律法规文件汇编》,第86-93页。

25 安娜·拉林娜:《我无法忘记这一切:尼古拉·布哈林遗孀回忆录》(加里·克恩英译),第182页。

26 加琳娜·莱温松编:《我们大家的生活》,第39-42页。

27 高尔基编:《白海运河》,第341页。

28 韦纳:《一个社会主义乌托邦中的自然、环境与记忆》。

29 古斯塔夫·赫林:《一个与世隔绝的社会》(安杰伊·西奥尔科茨英译),第10页。

30 伊万诺娃:《劳改营社会主义》,第95页。

31 罗西:《古拉格手册》,第449页。

32 弗洛拉·利普曼:《漫漫回家路》,第38页。

33 诺兰德:《古拉格的重镇》。

34 马库罗夫:《卡累利阿的古拉格》,第160页。

35 丘欣:《运河大军》,第120页。

36 什米罗夫:《劳改营的现实》。

37 引自沙拉莫夫的《科雷马故事集》。

38 见一九九二年六月四日第八十八期《劳动》杂志;重新发表于格蒂和瑙莫夫所编《通往恐怖时期之路》,见第479-480页;Н.А.莫罗佐夫与本书作者的谈话,二〇〇一年七月。

39 С.А.帕普科夫:《一九二九至一九四一年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劳改营系统和强制劳动》,见《回归的记忆》,第三卷,第40-57页。

40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9414/1/ОУРЗ,见亚历山大·科库林所著《古拉格:机构和人员》。

41 这是00447号命令,尼基塔·彼得罗夫和А.罗金斯基在《一九三七至一九三八年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波兰行动》一文中作了分析,见亚历山大·古里亚诺夫所编《对波兰人和波兰公民的镇压》,第22-43页。

42 《桑多尔莫赫的墓碑: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七日至十一月四日(索洛韦茨基营站)》(一本关于桑多尔莫赫处决的文件集),第3和160-167页,另一个资料来源所引述的内务人民委员部下达镇压囚犯命令的日期是一九三七年八月十六日(罗尔夫·宾纳、马克·琼格和特里·马丁:《苏联各省的大清洗:联合参考书目》,载二〇〇一年四至十二月第四十二卷第二至四期《俄国社会手册》)。

43 Св.帕维尔·弗洛连斯基:《文集》,第四卷,第777-780页,根据尤里·奇尔科夫所著《但是原本一切如此》。

44 《桑多尔莫赫的墓碑》,第167-169页。

45 胡佛研究所档案,尼古拉耶夫斯基档案集,第二百三十三档案柜,第二十三文件夹;另见Н.А.莫罗佐夫:《科米地区的古拉格》,第28页。

46 康奎斯特:《大清洗》,第286-287页。

47 彼得罗扎沃茨克联邦安全局档案馆档案,背景资料42,第55-140页:卡累利阿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三人领导小组会议第十三号会议记录,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日,见彼得罗扎沃茨克纪念协会尤里·德米特里耶夫资料集。

48 康奎斯特:《大清洗》,第438页。

49 格蒂和奥列格编:《通往恐怖时期之路》,第532-537页。

50 同上,第562页。

51 叶夫根妮娅·金斯堡:《突变的历程》(保罗·史蒂文森和马克斯·海沃德英译),第256页。

52 Н.А.莫罗佐夫:《科米地区的古拉格》,第28-29页。

53 诺兰德:《古拉格的重镇》,第253-257页。

54 马库罗夫:《卡累利阿的古拉格》,第163页。

55 赫列夫纽克:《苏联经济中的强制劳动》,第79页。

56 伊万诺娃:《劳改营社会主义》,第105-107页。

57 诺兰德:《古拉格的重镇》。

58 赫列夫纽克:《苏联经济中的强制劳动》,第73页。

59 诺兰德:《古拉格的重镇》。

60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01/1/4240。

61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第一圈》,第25和29页。

62 雅罗斯拉夫·戈洛瓦诺夫:《飞来横祸》,载一九九〇年一月号《旗帜》,第107-150页,另见一九九〇年二月号《旗帜》,第104-149页;Д.赖兹曼:《过着女王一般生活的玛丽嘉克》,第21-23页。

63 亚历山大·科库林:《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技术局》,载一九九九年第一期《历史档案》,第85-99页。

64 赫列夫纽克:《苏联经济中的强制劳动》,第79页。

65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7523/67/1。

66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14/1/24和25。

67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7523/67/1。

68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8131/37/356;7523/67/2和9401/1a/71。

69 艾米·奈特:《贝利亚:斯大林的首席副官》,第105-106页。

70 赫列夫纽克:《苏联经济中的强制劳动》,第80页。

71 В.Н.泽姆斯科夫:《三十年代的囚犯:社会人口学问题》,载一九九七年七至八月第四期《国家历史》杂志,第63页;培根:《战争时期的古拉格》,第30页。

72 В.Н.泽姆斯科夫:《古拉格群岛:以作家和统计学家的目光观察》,载一九八九年第四十五期《论据和事实》杂志,第6-7页;培根:《战争时期的古拉格》,第30页。

73 奥霍京和罗金斯基编:《苏联劳改营系统手册》,第308页。

74 同上,第338-339页。

75 同上,第200-201、191-192和303页。

76 本书作者对奥尔嘉·瓦西里耶娃的采访,莫斯科,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十七日。

77 为奥霍京和罗金斯基所编《苏联劳改营系统手册》共同撰写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序言的М.Б.斯米尔诺夫、С.П.西加切夫和Д.В.什卡波夫使用了“劳改营工业联合体”一词。



第二部分 劳改营的生活和劳动



第七章 逮捕


听到最近有人被捕,我们决不会问“他为什么被捕?”但是我们属于例外。大部分人非常害怕,他们询问这个问题只是为了给自己一点希望;即使别人由于某种原因被捕,接着他们也不会被捕,因为他们没有做什么坏事。他们争着想出绝妙的理由,证明每一次逮捕的合理性:“喂,她其实是个走私犯,你知道吗”,“他做得实在太过分了”,或者“果然不出所料,他就是个惹事的人”,“我一直觉得他这个人有鬼”,“他根本不是我们这样的人……”

这就是我们不问“他为什么被捕 ?”这个问题的原因。

每当我们这个圈子里的人受流行风气的传染问起这个问题时,“为什么?”阿赫玛托娃总会愤然喊道。

“你怎么还问为什么?你知道,这是一个不为什么就可以抓人的时代!”


——娜杰日达·曼德尔斯塔姆 《一线希望》1


上面这位被另一位诗人的遗孀引用的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说得也对也不对。一方面,从二十年代中期—苏联的镇压机器当时已经正常运转—开始,苏联政府不再不给理由或者解释就从大街上抓人并把他们投入监狱:这要经过逮捕、调查、审讯、判刑等程序。另一方面,将人逮捕、审讯和判刑的那些“罪名”荒谬绝伦,而且调查取证的程序极不合理甚至荒诞离奇。

回想起来,这是苏联集中营体系的一个独特之处:在大多数情况下,苏联集中营的囚犯是通过某种法律程序送进来的,尽管并不总是通过正常的司法程序。纳粹占领欧洲时期,没有人审判犹太人,而苏联集中营的绝大多数囚犯却是受到审讯(无论多么草率)、审判(无论多么像闹剧)之后被定罪的(即使这用时不到一分钟)。毋庸置疑的是,这样依照法律作出的判决是在国家安全部门工作的那些人工作动力的一部分,也是以后在集中营里控制着囚犯生活的看守和管理者的工作动力的一部分。

但是我要重申:苏联镇压体系合法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它合理。相反,与一九一七年相比,一九四七年准确地预言什么人将会被逮捕变得更加不容易。诚然,猜测谁可能被逮捕成为可能。特别是在大清洗的高峰期,苏联政权似乎是这样挑选它的受害者的: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由于某种原因—某个邻居听见他们讲了一个不合时宜的笑话,某个领导看见他们正在进行“可疑的”活动—引起了秘密警察的注意,主要则是因为他们属于某一类当时正被视为可疑分子的人群。

这些人群有的相对明确—二十年代后期的工程师和专家,三十年代的富农,二战期间苏联占领区的波兰人和波罗的人;有的实在很模糊。例如,整个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外国人”一直被认为是可疑分子。说到“外国人”,我指的是那些实际上的外国公民,那些与国外有来往的人、或是那些与外国具有某种—想象的或真实的—联系的人。无论他们做了什么,他们总是逮捕行动的候选对象—而且,那些在任何情况下都引人注目的外国人特别有可能不问青红皂白地遭到逮捕。罗伯特·罗宾逊是三十年代移居莫斯科的几名美国共产党的黑人党员之一,他后来写道,“不到七年,我所认识的每一个三十年代初期成为苏联公民的黑人都从莫斯科消失了”。2

外交官也不能幸免。例如,美国公民亚历山大·多尔冈是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一名低级雇员,他在回忆录中讲述了自己的故事:一九四八年他在大街上被逮捕并且不公正地受到从事间谍活动的指控;嫌疑落在他头上的部分原因是他幼稚地想要甩掉盯梢他的秘密警察“尾巴”,而且因为他善于说服使馆的司机把汽车借给他使用,以致苏联秘密警察怀疑他可能比其职位所表明的更重要。他在劳改营里度过了八年,直到一九七一年才回到美国。

外国共产党的党员时常成为逮捕的对象。一九三七年二月,斯大林居心叵测地告诉共产国际—致力于发动世界革命的组织—总书记格奥尔吉·季米特洛夫,“你那里的所有共产国际人员都在敌人的控制下工作”。一九三六年一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三百九十四名成员到一九三八年四月时只剩下一百七十一人。其余的都被枪毙或者送进劳改营,他们当中包括各种不同国籍的人:德国人、奥地利人、南斯拉夫人、意大利人、保加利亚人、芬兰人、波罗的海国家的人,甚至还有英国人和法国人。犹太人似乎遭受了特别深重的苦难。最终,斯大林杀害的一九三三年以前的德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成员比希特勒杀害的还要多:在纳粹攫取政权之后逃到苏联的六十八名德国共产党领导人中,四十一名遭到处决或者死于劳改营。波兰共产党甚至可能被更加彻底地消灭了。据有些人估计,五千名波兰共产党党员在一九三七年的春天和夏天被处决。3

但是,逮捕的对象不一定非得是外国共产党员不可:斯大林还把旅居苏联的外国人当做目标,两万五千名“美籍芬兰人”是其中人数最多的一个群体。苏联有一些讲芬兰语的芬兰人,他们有的已经移居美国,有的出生于美国,全都是在三十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来到苏联的。受苏联宣传—苏联说客跑到美国的芬兰语社区,吹嘘苏联美妙的生活条件和充足的就业机会—的鼓动,他们成群结队来到讲芬兰语的卡累利阿共和国。这些芬兰人几乎立即给当局带来了问题。原来,卡累利阿与美国大不相同。许多人向愿意倾听的人明确指出了这一点,然后试图返回美国—结果却在三十年代后期被送进了劳改营。4

有海外关系的苏联公民同样受到怀疑。排在前面的是“移居民族”,也就是那些与边界另一边有亲戚关系和来往的波兰人、日耳曼人和卡累利阿芬兰人,还有散居于苏联各地的波罗的人、希腊人、伊朗人、朝鲜人、阿富汗人、中国人和罗马尼亚人。根据内务人民委员部自己的档案,从一九三七年七月至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它在针对这些“民族”的抓捕行动中将三十三万五千五百一十三人定罪判刑。5如同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二战期间以及战后,还要反复开展类似的行动。

然而,受到怀疑的甚至不一定非得是说外语的人不可。任何拥有海外关系的人都会受到从事间谍活动的怀疑:集邮者,世界语爱好者,有笔友或亲戚在国外的人。内务人民委员部还逮捕了参加修建东清铁路—始建于沙俄时期的一条贯穿满洲的铁路线—的所有苏联公民,指控他们为日本从事间谍活动。因为其中许多人在哈尔滨生活过,所以,在劳改营里,他们被称为“哈尔滨人”。6罗伯特·康奎斯特描述了一名歌剧演员和一名兽医被捕的原因,前者因为在一次正式舞会上与日本大使跳过舞,后者则因为给外国人的几条狗看过病。7

到三十年代后期,大多数普通苏联公民渐渐看出了其中的奥妙,因此根本不愿意与外国人有任何来往。娶了一位俄国妻子的克罗地亚共产党党员卡尔洛·施泰纳回忆说,“苏联人几乎全都不敢与外国人有私人交往……我妻子的亲戚对我来说实际上一直都是陌生人。他们不敢来看我们。听说我们打算结婚时,索尼娅受到所有亲戚的警告……”8甚至到了八十年代中期—当时我初次访问苏联—许多苏联人仍然对外国人存有戒心,在大街上不理他们,甚至根本不与他们发生目光接触。

不过,并非所有外国人都被警察抓走了,而且,也不是每一个被指控与外国有联系的人确实都与外国有联系。人们还会因为更加奇特的理由被逮捕。9结果,对“为什么”这个—让安娜·阿赫玛托娃深恶痛绝的—问题的询问在一个着实令人惊讶的范围内产生了种种貌似合理的解释。

例如,娜杰日达·曼德尔斯塔姆的丈夫奥西普·曼德尔斯塔姆因为他所写的诗攻击了斯大林而被捕:

我们活着,感觉不到我们脚下的土地

我们说话,十步以外没人听得见我们的声音

但是,在还可以低声交谈的地方

就会提到那个克里姆林宫的山民、凶手、农夫杀人犯。

他那粗大的手指像蛆虫一样肥胖

他的话像秤砣一样是最终决定

他的蟑螂髭须带着轻蔑的笑意

他的皮靴包边闪闪发亮

在他身边,围着一群没有脊梁骨的官吏,

半人半鬼,像弄臣一样为他效力

有人欢嘶,有人猫叫,有人哀号

只有他大喊大叫指指点点

发出马蹄铁似的命令一道道

打中某个人的下身,打中某个人的脑袋,打中某个人的眼睛——对于胸怀博大的奥赛梯人[38]来说处死一个人就像品尝一道甜品10

尽管官方列举了种种理由,苏联最受欢迎的电影女演员之一塔季扬娜·奥库涅夫斯卡雅认为,她是因为拒绝与战时苏联反间谍部门负责人维克托·阿巴库莫夫睡觉而被捕的。为了让她清楚地知道这是她被捕的真正原因,(她声称)向她出示了一张由他签署的逮捕令。11斯塔罗斯京四兄弟都是著名的足球运动员,一九四二年遭到逮捕。他们始终认为这是因为他们效力的斯巴达队不幸击败了拉夫连季·贝利亚喜爱的迪纳摩队,对他造成了一次非常严重的感情伤害。12

但是,被捕甚至不需要什么特殊的理由。柳德米拉·哈恰特良因为与外国人—一名南斯拉夫军人—结婚而被捕。列夫·拉兹贡详细讲述了农民谢廖金的故事。听到基洛夫被人杀死的消息时,谢廖金的反应是,“我他妈才不关心呢”。这个农民从未听说过基洛夫,以为他是在与邻村的械斗中死去的某个人。为了这个误会,他被判了十年刑。13一九三九年,讲一个关于斯大林的笑话,或者听人讲一个关于斯大林的笑话;上班迟到;不幸被某个受到恐吓的朋友或是某个好嫉妒的邻居说成一个并不存在的阴谋的“共谋”;在一个大多数人只有一头奶牛的村子里拥有四头奶牛;偷了一双鞋;是斯大林妻子的远亲;为了给没有纸笔的小学生使用,从办公室偷了一支笔和几张纸;在正常情况下,所有这些都能导致把人关进苏联的集中营。根据一九四〇年的一项法律,一名企图偷越苏联边境者的亲戚应该被捕,无论他们对亲戚逃跑的企图是否知情。14如同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关于上班迟到和禁止工作变动的战时法律同样会为劳改营增加更多的“罪犯”。

如果说逮捕人的理由名目繁多各种各样,那么,逮捕人的方法也是如此。一些人的被捕具有明显的前兆。三十年代中期,亚历山大·韦斯伯格被捕之前几个星期,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一名特工屡次把他召来审讯,反复问他是如何成为“间谍”的:谁招募了你?你招募过谁?你为哪个外国组织工作?“翻来覆去他所问的都是同样的问题,所以我总是给他同样的回答。”15

大约同一时期,《马克思的青年时代》的作者加琳娜·谢列布里亚科娃—她还是一名高官的妻子—也在每天晚上“受邀”前往卢比扬卡,一直等到凌晨两三点钟接受审讯,早晨五点放她回家。特工围着她居住的公寓转悠,外出时一辆黑色汽车跟踪她。这使她确信自己将被逮捕以致试图自杀。然而,在实际被捕之前,她忍受这样的折磨长达数月。16

大规模逮捕达到高潮—一九二九和一九三〇年对富农的逮捕,一九三七和一九三八年对党内活跃分子的逮捕,一九四八年对前劳改营囚犯的逮捕—时,许多人非常清楚他们的人生转折就要到来,因为他们身边的人全都陆续被捕了。埃莉诺·利珀是三十年代来到莫斯科的一名荷兰共产党党员,一九三七年,她住在专供外国革命者居住的卢克斯旅馆:“每天晚上都有几个人从旅馆消失……早晨,又有几个房间的门贴上了红色的封条。”17

在真正恐怖的日子里,有些人甚至感到被捕本身是一种解脱。不幸的足球明星兄弟之一尼古拉·斯塔罗斯京被特工跟踪了几个星期,为此他非常恼火,以致终于走到一名跟踪他的特工面前要求给他一个解释:“如果你们想要从我这里得到什么,那就把我叫到你们的办公室去。”结果,在被捕的那一刻,他感到的是“好奇”而不是“震惊和恐惧”。18

但是,另一些人仍然感到十分意外。当时住在被占领的利沃夫的波兰作家亚历山大·瓦特与另外几位作家一起应邀去一个饭馆参加聚会。他问主持人举办的是什么活动。“你会知道的,”主持人对他说。结果发生了一场斗殴,瓦特当场遭到逮捕。19有人在大街上与美国大使馆雇员亚历山大·多尔冈打招呼,原来此人是秘密警察。多尔冈回忆说,当这个人高喊他的名字时,“我十分迷惑,怀疑是不是弄错了……”20女演员奥库涅夫斯卡雅被捕时正因患重感冒卧床不起,所以请求警察改天再来。警察向她出示了(上面有阿巴库莫夫签名的)逮捕令,然后把她拖下了楼。21索尔仁尼琴多次讲过一个也许不足为信的故事,与专业办案人员男友一起去大剧院看戏的某女士被她这位男友直接从剧院带到了卢比扬卡。22劳改营幸存者兼回忆录作者尼娜·哈根—托恩详细讲述了一位女士的故事,这位女士在列宁格勒一幢公寓的天井里从晾衣绳上收衣服时被逮捕;她穿着睡衣,把婴儿独自留在公寓里,以为用不了几分钟自己就会回来了。她试图请求允许自己带上婴儿,但是根本不管用。23

实际上,当局似乎故意要使逮捕人的方法多样化,有些人去家里抓,有些人在上班时抓,有些人在大街上和火车上抓。维克托·阿巴库莫夫一九四七年七月十七日写给斯大林的一份备忘录证实了这种怀疑。这份备忘录指出,为了防止逃跑、防止反抗、防止疑犯向其他反革命“同伙”发出警告,警察通常要让犯人“措手不及”。在某些情况下,这份备忘录继续写道,“秘密逮捕在街上进行”。24

不过,最常见的逮捕半夜发生在人们的家里。大规模逮捕进行时,对半夜“敲门”的恐惧到处蔓延。有一个古老的苏联笑话,讲的是高度紧张的伊万和妻子玛莎在敲门声响起时的感受—得知这只是邻居来告诉他们房子着火时,两个人松了一口气。有一句苏联谚语说的也是这个意思:“小偷、妓女和内务人民委员部通常是在夜间上班。”25一般情况下,夜间逮捕与搜查同时进行,虽然搜查的方式也会因时间不同而不同。奥西普·曼德尔斯塔姆两次被捕,一次是在一九三四年,接着又在一九三八年,他的妻子描述了两次逮捕过程的不同之处:

一九三八年他们没有浪费时间找出文件进行检查—实际上,抓人的警察甚至好像不知道他们要抓的这个人是干什么的……他们只是翻开床垫,把他的文件一股脑儿地全都装进一个大口袋里,四处搜寻了一会儿,然后就离开了,把曼[德尔斯塔姆]也带走了。整个行动持续了不到二十分钟。而在一九三四年,他们待了一整夜,一直待到天亮。

在较早的那次突然搜捕中,秘密警察清楚地知道要找什么,他们仔细检查了曼德尔斯塔姆的所有文件,把旧的手稿丢在一边,寻找新写的诗。第一次他们还保证,除了警方收买的一个“朋友”—他是曼德尔斯塔姆夫妇认识的一位文学评论家,据说他在这里为的是确保曼氏夫妇不至于刚一听到敲门声就偷偷开始销毁文件—之外,一些平民“证人”始终在场。26后来那一次,他们没有在这些细节上面费事。

对特定民族的大规模逮捕,例如发生在—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一年间被苏联红军占领的—波兰东部和波罗的海国家的那些大规模逮捕,通常具有某种甚至更加随意的特征。雅努什·巴尔达赫是波兰弗沃齐米尔日—沃伦斯基镇[39]的一名犹太青年,在一次这样的大逮捕中,他被迫扮演过平民“证人”的角色。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五日夜间,他跟随一群喝得烂醉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暴徒,挨家挨户搜寻那些准备逮捕或流放的人。他们时而突袭比较富裕、人缘较好的居民,这些人的名字标注在一个名单上;时而只是拘捕一些无需费事记下名字的“难民”,通常是从纳粹占领的波兰西部逃到苏联占领的波兰东部的犹太人。在一幢房子里,一群难民试图通过表明他们是犹太社会主义运动组织“崩得”[40]的成员来保护自己。可是,听说他们来自边界另一侧的卢布林,内务人民委员部巡逻队的头目格纳季开始大吼大叫:

“你们这些卑鄙的难民!纳粹间谍!”孩子们哭了起来,这让格纳季更加恼火。“让他们闭嘴!否则的话你们是不是想让我来照顾他们 ?”

母亲紧紧地把孩子们拉到身边,但是他们忍不住还在哭。格纳季抓住小男孩的双手,猛地把他拉出母亲的怀抱推倒在地上。“我说了,闭嘴!”母亲发出尖叫。父亲试图说点什么,但是几乎喘不过气来。格纳季拽起男孩抓在手里,紧盯着他的脸看了一秒钟,然后用力把他推向墙壁……

随后,这帮家伙捣毁了巴尔达赫童年朋友的家:

旁边不远是舍什特尔先生的办公室。他的黑色桃花心木办公桌摆在房间中央,格纳季直接向它走去。他用手轻轻抚摸着光滑的木头桌面,接着,突然爆发出无名的怒火,拿起一根撬棍狠狠地砸向办公桌。“资本家猪猡!不要脸的寄生虫!我们必须找到这些资产阶级剥削者!”他不停地越砸越用力,把木头桌面砸出了几个坑……

因为没有找到舍什特尔一家,这帮家伙强奸并杀害了他们家园丁的妻子。

执行此类行动的经常是押解部队的人—看守流放列车的士兵—而非内务人民委员部自己的人,他们远不如对“正常”的罪犯执行“正常”逮捕行动的秘密警察那样训练有素。暴力可能不是官方授意的,但是,由于这些人是在比较富裕的“西方”逮捕“资本家”的苏联士兵,因此,像后来红军挺进波兰和德国时一样,酗酒、滋事甚至强奸看来似乎得到了纵容。27

不过,在某些方面他们严格按照上级的命令行事。例如,一九四〇年十一月,莫斯科的押解部队主管部门决定,执行逮捕任务的士兵必须告诉被捕者,带上足够今后三年穿用的保暖衣物和个人生活用品,因为苏联当时正处在此类物品供应的短缺时期。当局希望被捕者卖掉他们的财物。28在更早一些时候,士兵通常得到指示,不得向犯人透露任何有关他们将被送往何处或者关押多长时间的信息。普遍使用的说辞是,“有什么可担心的?为什么要带东西?我们只是带你去聊一聊。”有时他们对被流放者说,你们只是迁移到另外一个地区,离边境更远,“以便保护你们”。29这样做的目的是不让被捕者感到害怕,以防他们反抗或逃跑。结果造成被捕的人们在恶劣和陌生的环境中没有生存所需的基本生活用品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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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坐牢的人》—托马斯·斯戈维奥作,获释后完成


第一次与苏联政权打交道也许可以成为波兰农民天真地轻信这些谎言的理由,但是,完全相同的说辞用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知识分子、党的官员身上同样有效,他们经常被相信自己是清白的信念所支配。叶夫根妮娅·金斯堡当时在喀山从事党务工作,她在被捕时被告知,她将去“四十分钟,也许一个小时”。结果,她错失了与孩子们告别的机会。30被捕的党员叶莲娜·西多尔金娜与逮捕她的警察“平静地聊着天”沿着大街走向监狱,确信自己很快就能回家。31

索菲娅·亚历山德罗娃是契卡人员格列布·博基的前妻,当内务人民委员部来人把她带走时,劝她不必随身带上夏天的外衣(“今晚天气暖和,而且我们顶多用不了一个小时就回来了”),这促使她的作家女婿列夫·拉兹贡对苏联统治集团令人不可思议的残忍进行了思考:“把一个身体不怎么好的中年妇女送进监狱,就连装内衣和洗漱用具—自从法老时代起一直允许被捕者随身携带的一些东西—的小包也不让带,这样做的目的何在 ?”32

至少,演员格奥尔吉·热诺夫的妻子意识到需要为他收拾一些换洗的衣物。当有人说他很快就会回家时,她厉声说道:“那些落到你们手里的人没有很快回来的。”33她的看法接近事实。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个被捕者走进苏联监狱沉重的铁门之后,需要经过许多年他或她才有可能再次回家。

尽管苏联当局逮捕人的方式有时看着近乎荒唐,不过,在四十年代,逮捕之后的程序实际上是一成不变的。无论一名犯人是如何走进当地监狱的大门的,只要他来了,事情随之进入一个显然可以预知的程序。通常,在得知自己为什么被捕或者今后的命运将会如何之前,犯人先要登记、照相、取指纹。最初几个小时,有时是最初几天,他们见不到比普通看守级别更高的人,这些看守对他们的命运毫不关心,对他们所谓罪行的性质一无所知,回答所有问题时都冷漠地耸一耸肩膀。

许多以前的囚犯认为,监禁的头几个小时是经过精心设计的,为的是对他们造成打击、使他们无法头脑清晰地进行思考。茵娜·希赫耶娃-盖斯特因为是某个人民的敌人的女儿而被捕,关进莫斯科中心监狱卢比扬卡之后不过几个小时,这种感觉在她身上出现:

这里是卢比扬卡,你已经不再是个人了。而且你周围也没有人。他们领着你经过走廊,给你拍照,让你脱下衣服,用机器检查你的身体。所有事情毫无人性地进行着。你期待有人投来带有人性的一瞥—我不说期待听到带有人性的声音,只是期待得到带有人性的一瞥—但是你的希望落了空。你衣冠不整地站在照相机前,试图多少整理一下衣衫,一根手指指示你坐在哪里,一个空洞的声音要你“面向前”和“侧过去”。他们不把你当做人看!你已经变成了一个物体……34

如果把他们关进大城市的监狱(而不是像被流放者那样立即押上火车)为的是进行审讯,被捕者将会受到几次彻底的搜身。一九三七年的一份文件特别指示监狱看守不要忘记,“被捕之后敌人不会停止挣扎”,因此可能为了隐瞒其犯罪行为而自杀。结果,囚犯的纽扣、腰带、裤子背带、鞋带、吊袜带、有弹性的内衣,凡是能够想得到的他们可以用于自杀的东西,统统都被收走了。35许多人因这道命令而蒙受羞辱。娜杰日达·约费是一位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女儿,她被收走了腰带、吊袜带、鞋带和发卡:

我还记得这一切做法的堕落和荒谬让我感到多么震惊。一个人能用发卡做什么?即使谁的头脑里突然闪过用鞋带上吊的荒唐念头,然后怎么可能真的去做?他们只是必须把人置于一个让人恶心和屈辱的境地,裙子要脱掉,长袜要褪下,鞋带要解开。36

接着进行的搜身更恶劣。在小说《第一圈》中,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描写了逮捕苏联外交官因诺肯季的情形。来到卢比扬卡监狱的头几个小时,一名看守仔细检查着因诺肯季身上的每一个毛孔:

像个马贩子,他把没有洗的手伸进因诺肯季嘴里,抻展一边的面颊,然后是另一边,再把下眼睑扒开,看守要确认眼睛和嘴里没有藏东西。接着,他使因诺肯季头部后仰,以便灯光照亮鼻孔;还把两只耳朵拽开检查;他要因诺肯季伸开双手,看看指缝当中有没有东西;又将因诺肯季的两臂来回摆动,看看腋下藏了什么没有。最后,他以同样直截了当、不容辩驳的语气命令道:

“用手握住你的阴茎。翻开包皮。多翻一点。好了,这样够了。把你的阴茎朝上,朝右,朝上,朝左。好了,你可以放开它了。把你的背转向我。叉开两腿。再叉开一点。弯下腰去手扶地板。腿再叉开一点。用手掰开你的屁股。对。现在蹲下。快点!再蹲一次!”

被捕之前因诺肯季想到过被捕之后的情形,他想象自己运用智慧进行斗争直到就义。对此他有思想准备,准备高尚地捍卫自己的生命和信念。他绝没有想到现实竟是这般简单、乏味而且不可抗拒。对付他的人是一些智力低下、职务卑微的小人物,对他做过的事情,对他这个人的个性,统统漠不关心……37

这种搜查对于女犯所造成的打击可能更大。有人回忆说,进行搜查的监狱看守“拿走了我们的胸罩、带吊带的紧身胸衣以及另外一些女人必不可少的内衣。接着进行的是一次令人作呕的简单妇科检查。我默不作声,但是感到仿佛被剥夺了作为人的所有尊严”。38

回忆录作者Т.П.米柳季娜曾于一九四一年在亚历山德罗夫斯基中心监狱里被关押了漫长的十二个月,其间屡次受到搜查。她那个牢房的女犯们被带到一个没有取暖设备的楼梯间,每次五人,然后要求她们把衣服全部脱光放在地上,举起双手。看守用手“在我们的头发里,耳朵里,舌头下面,还有两腿之间”搜查,一会儿站起一会儿坐下。第一次受到这种搜查之后,米柳季娜写道,“许多人放声大哭,许多人患上了歇斯底里症……”39

搜查之后,一些囚犯被隔离。“监禁头几个小时安排的目的在于,”索尔仁尼琴继续写道,“以隔断与本监狱犯人联系的方式摧毁囚犯的精神防线,使其无法保持高昂的斗志,让其感到整个规模庞大、分支复杂的国家机器的全部力量就要压在他的身上,而且是他一个人的身上……”40叶夫根尼·格涅金是一名苏联外交官,父母都是革命者,他的单人牢房只有一张固定在地板上的小桌子,另外还有两张凳子,同样固定在地板上。囚犯晚上睡觉的折叠床被一根螺栓固定在墙上。所有东西,包括墙壁、凳子、床铺和天花板,都被漆成浅蓝色。“这让你感到好像身处一个奇怪的船舱,”格涅金在回忆录中写道。41

像亚历山大·多尔冈那样的情况也很普遍:被捕之后立即在禁闭室—一种“约四英尺宽、九英尺长”的牢房,“像个放着一条板凳的空箱子”—里关押几个小时甚至几天。42波兰外科医生艾萨克·沃格尔范格尔被关进一间冬天开着窗户的牢房里。43另外一些人,例如后来在沃尔库塔参与发动了一场囚犯罢工的幸存者柳鲍芙·别尔沙茨卡雅,在整个审讯期间都被隔离。别尔沙茨卡雅被单独监禁了九个月,她写道,她其实盼望被提审,只是为了有人说话。44

不过,对于初次坐牢的人来说,相比单独监禁的牢房,塞满了囚犯的牢房可能是个让人感到更加恐怖的地方。奥尔嘉·阿达莫娃-斯利奥斯贝格对关押她的第一个牢房的描写读起来好像希耶罗尼穆斯·博斯[41]绘画中的场景:

牢房很大。拱形的墙壁渗着水。两边是躺满了人的低矮通铺,中间只留了一条狭窄的过道。各式各样的破衣烂衫晾在头顶的绳子上。空气混浊,带着劣质烟草的恶臭气味,还有大声的争吵、喊叫和哭泣。45

另一位回忆录作者同样试图重新体验震惊的感觉:“那是多么可怕的一种场面,人们蓬头垢面、胡子拉碴、散发着汗味,甚至没有可以坐下休息的地方。你必须用你的想象力竭尽全力去领会我所待过的那种地方。”46

芬兰籍共产国际领导人奥托·库西宁的妻子艾诺·库西宁认为,第一天晚上,她被故意安排在可以听到囚犯受审动静的牢房:

即使是在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仍然难以形容我在列弗尔托沃监狱第一个晚上所感到的恐惧。在我的牢房里,可以听见外面的所有动静。像我后来发现的那样,旁边是“审讯部门”,在一幢独立的建筑物里面,其实是刑讯逼供的地方。我整夜都能听到不成人声的尖叫和皮鞭不停抽打的声音。一只遭受虐待、垂死挣扎的动物也不会像连续几个小时威胁、拷打、咒骂的受害者一样发出那么骇人的惨叫。47

但是,无论被捕的第一个晚上他们发现自己身在何处,某个沙俄时期的旧监狱,某个火车站的临时拘留所,某个改建的教堂或修道院,所有囚犯全都面临一项迫在眉睫的任务:从震惊当中恢复过来,适应监狱生活的特殊规则—还要对付审讯。完成这项任务的速度接着将对他们能否摆脱这一套程序的干扰产生影响,最终将对他们在劳改营里的生活状况产生影响。

在囚犯所经历的通向古拉格之路的每一个阶段中,审讯也许是西方人最为熟悉的阶段之一。审讯不仅被历史书籍所描述,而且被西方文学—例如阿瑟·凯斯特勒的《中午的黑暗》—所描述,被战争电影以及其他各种高雅和通俗的文化形式所描述。像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审判官一样,盖世太保也是臭名昭著的审讯者。两者的方法都是民间流传的那些东西。孩子们在玩打仗游戏时仍然经常说“我们有办法让你开口……”这句话。

当然,审讯犯人同样发生在民主、法治的社会里,有时依据法律,有时则不然。在审讯时施加心理压力甚至心理折磨很难说是苏联所特有的方法。“好警察,坏警察”的技巧—和蔼的警察与发怒的警察交替提问—不仅成功地作为一句成语进入其他语言,而且作为一种受到推荐的方法写进了(如今已经过时的)美国警察手册。在许多国家,即使不是大部分国家,在这个或者那个时期,囚犯受审时都被施加过压力;实际上,正是证明这种压力存在的证据导致美国最高法院在一九六六年的“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一案中裁决,犯罪嫌疑人必须被告知,除了其他权利之外,他们拥有保持沉默的权利和与律师接触的权利。48

然而,苏联秘密警察所进行的“调查”却是独一无二的,即使不是调查的方法,那么也是调查的规模之庞大。在某些时期,许多“案件”通常涉及成百上千人,全国各地到处都在抓人。当时的典型案例是存档于内务人民委员部奥伦堡地方部门的一份报告,报告的内容是“执行于一九三七年四月一日至九月十八日的消灭托洛茨基分子和布哈林分子的秘密组织以及其他反革命组织的行动措施”。根据这份报告,奥伦堡内务人民委员部逮捕了四百二十名“托洛茨基分子”阴谋集团成员和一百二十名“右翼分子”—另外还有两千多名“右翼日本人军事武装组织”成员,一千五百多名一九三五年从圣彼得堡流放而来的沙俄官员及平民雇员,大约二百五十名涉嫌“波兰间谍案”的波兰人,九十五名因在中国修建哈尔滨铁路因而被怀疑是日本间谍的人,三千二百九十名前富农分子和一千三百九十九名“刑事犯罪分子”。

在五个月的时间里,奥伦堡内务人民委员部总共逮捕的人数超过了七千五百人,因此不允许用太多时间认真地审查证据。这没有关系,因为对这些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每一名成员的调查其实都是莫斯科授意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地方部门只不过是在履行职责,完成上级下达的逮捕定额。49

由于逮捕的数量巨大,必须专门设定相应的程序。这些程序并不一定总是变得更加残忍。相反,巨大的犯人数量有时意味着内务人民委员部不得不把调查压缩到最低限度。被告受到仓促的审讯,然后被同样仓促地判刑,有时经过极其简短的庭审。令人钦佩的军队领导人亚历山大·戈尔巴托夫将军回忆说,他的庭审用了“四五分钟”,确认其个人情况之后只问了一个问题:“你在调查期间为什么不认罪 ?”然后,他被判处十五年徒刑。50

但是,还有一些人根本没有经过庭审:他们在缺席的情况下被判了刑,不是被某个特别委员会(особое совещание),就是被某个由三名官员组成的三人小组,反正不是某个法庭。托马斯·斯戈维奥的经历就是如此,对他的调查完全是敷衍了事。出生于纽约州布法罗的斯戈维奥是一名因参与政治活动而被美国当局驱逐出境的意大利裔美国共产党员的儿子,一九三五年作为政治流亡者来到苏联。在莫斯科生活的三年间,斯戈维奥渐渐感到大失所望,因此决定要求恢复他在入籍苏联时所放弃的美国护照以便回国。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二日,他在走出美国大使馆时被捕。

随后对斯戈维奥进行了调查,调查记录(几十年后,他在莫斯科的一个档案馆里复印了这份记录并将其赠送给胡佛研究所)内容简略,与他本人对同一经历的记忆相当。对他不利的证据包括一份清单,上面列出了第一次搜身时从他身上搜出的物品:他的工会会员手册、通讯录、借书卡,一张纸片(“写着一句外语”),七张照片,一把小折刀,一个装有外国邮票的信封以及一些别的东西。国家安全部门上尉索罗金同志的一段陈述证明被告于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二日走进美国大使馆。某个目击者的一段陈述证明被告于下午一点一刻离开美国大使馆。档案中还有初步调查报告和两次简短审讯的记录,每页纸上都有斯戈维奥和审讯者的签名。斯戈维奥最初的陈述如下:“我想恢复我的美国公民身份。三个月前我第一次去美国大使馆申请恢复我的公民身份。今天我又去了……接待人员告诉我,负责我的事情的使馆雇员出去吃饭了,让我过一两个小时再来。”51

在随后的大部分审讯中,斯戈维奥被再三要求重复造访美国大使馆的细节。只有一次他被要求“跟我们谈谈你的所有间谍活动!”在他回答“你们知道我不是间谍”之后,尽管审讯者以一种不太明显的威胁神态抚弄着一根通常用来拷打犯人的橡胶软管,但是看上去他们似乎并不打算进一步追问下去。52

虽然内务人民委员部对于这一案件没有多大兴趣,但是他们似乎非常清楚案件的结果。若干年以后,当斯戈维奥要求复审他的案件时,检察官尽职尽责地复审了之后总结如下:“斯戈维奥没有否认他确实向美国大使馆递交了一份申请。因此我认为,没有理由重审斯戈维奥一案。”他所承认的进入美国大使馆—而且承认想要离开苏联—的事实将他打入地狱,斯戈维奥被一个“特别委员会”定为“社会危险分子”,判处五年强制劳动。他的案子按照常规进行了处理。由于当时逮捕的人太多,办案人员只能按最低要求办事。53

另外还有一些人在更加草率的调查之后以更加不足为凭的证据被定罪。因为嫌疑减弱本身被认为是一种有罪的迹象,所以几乎没有犯人被释放,至少也得服完部分刑期。列昂尼德·芬克尔斯泰因是四十年代后期被捕的一名苏联犹太人,他回忆说,尽管没有人设法捏造一个针对他的貌似真实的具体案件,他仍然被判处了相对较短的七年徒刑,这只是为了证明国家机器从来没有抓错过人。54另外一名前劳改营囚犯С.Г.杜拉索瓦甚至说,一名办案人员明确告诉他,“我们从不逮捕无罪的人。即使你没有犯罪,我们也不能释放你,因为那样人们会说,我们正在滥抓无辜。”55

另一方面,当内务人民委员部表现出较大的兴趣时—这似乎也是斯大林本人表现出较大的兴趣时—办案人员对于大规模逮捕所抓来的那些人的态度立即就会从漠不关心变为穷凶极恶。在某些情况下,内务人民委员部甚至要求办案人员大量伪造证据—例如,像一九三七年在调查尼古拉·叶若夫所谓“苏联境内最强大而且可能是最重要的波兰知识分子破坏—间谍活动网”期间所发生过的那样。56如果说对斯戈维奥的审讯代表的是一种极端无所谓的态度的话,那么,针对这个值得怀疑的波兰间谍网的大规模行动则代表了另外一种极端的态度:把决意使嫌疑人认罪当做审讯他们的惟一目的。

这一行动由内务人民委员部〇〇四八五号命令启动,这道命令为后来的大规模逮捕树立了榜样。〇〇四八五号行动命令明确列出所要逮捕人员的种类:所有留下来的一九二〇至一九二一年波兰—布尔什维克战争的波兰战俘;所有进入苏联境内的波兰难民和移民;曾为波兰政治党派成员的任何个人以及所有来自苏联境内波兰语地区的“反苏活动积极分子”。57实际上,任何住在苏联境内的具有波兰背景的人—这样的人非常多,尤其是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边境地区—都受到了怀疑。行动进行得干净彻底,以致驻基辅的波兰领事编制了一份秘密报告描述正在发生的事情,报告特别提到,在一些村庄,“任何具有波兰背景、甚至任何名字按波兰语发音的人”全都遭到逮捕,不论是工厂的管理人员还是农民。58

然而,逮捕仅仅是个开始。由于没有证据显示一些具有波兰姓氏的人有罪,〇〇四八五号命令接着要求地方内务人民委员部负责人“在逮捕的同时开始进行调查。与揭露这个破坏—间谍组织的目标一致,调查的主要目的是要彻底撕开其组织者和领导者的假面具……”59

实际上,如同将在许多别的案件中出现的情况一样,这意味着被捕者本人将被迫提供使这起针对他的案件成立的证据。调查的方法很简单。首先要波兰被捕者回答是不是这个破坏—间谍组织的成员。然后,当他们声称对这个组织毫不知情时,对他们进行拷打或者施以其他酷刑,直到他们“想起来”为止。因为叶若夫个人与这起特殊案件的成败具有利害关系,所以有些刑讯逼供进行时他甚至就在现场。当犯人对他们所受到的虐待提出正式控诉时,他命令手下置之不理,“继续进行”。一旦犯人招供,接着要求他们说出其他成员—他们的“同伙”—的名字。然后,同样的过程将重新开始,结果,这个“间谍网”变得越来越大。

在开展这一行动的两年时间里,所谓“波兰人系列案调查”导致超过十四万人被逮捕,据某些人说,在大清洗中被镇压的波兰人接近波兰人总数的百分之十。但是,波兰行动也因滥用酷刑和屈打成招而臭名昭著,以致在一九三九年大规模逮捕暂时引起强烈反对时,内务人民委员部自己对波兰行动执行期间所出现的“失误”展开了调查。一名受到调查的官员回忆说,“没有必要小心翼翼—不需要为打人请求特别许可,没有对打人进行限制”。感到内疚的办案人员—显然有人感到了内疚—被明确告知,“尽可能地对波兰人采取严刑拷打的手段”是斯大林和政治局的决定。60

实际上,尽管斯大林后来严厉斥责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简单化的办案程序”,但是,有一些证据证明是他亲自批准使用这些方法的。例如,在一九四七年写给斯大林的那份备忘录中,维克托·阿巴库莫夫特别指出,办案人员的首要任务是竭尽全力从被捕者口中得到“明确而坦白的供述,不仅达到证明被捕者有罪的目的,而且达到揭露其他人—那些与他有联系的人,那些指挥其犯罪活动并且指导其破坏计划的人—的目的”。61阿巴库莫夫避开了肉体折磨和严刑拷打的问题,但他仍然写明,命令办案人员“研究被捕者的性格”,并且在此基础上决定对其采取宽松还是严厉的审讯手段,决定如何最有效地利用其“宗教信仰、家庭和私人关系、自尊心、虚荣心等各种因素。……有时候,为了蒙骗被捕者,为了产生国家安全部门对其了如指掌的效果,办案人员可以通过提醒使被捕者想起他个人生活中的一些私密细节,想起他对身边的人所隐瞒的一些秘密,如此等等”。

苏联秘密警察为什么如此热衷于让犯人认罪仍然是个颇有争议的问题,人们以前曾经提出过各种各样的解释。有些人认为这一政策来自最高层。非正统的斯大林传记《约瑟夫·斯大林的秘密档案》的作者罗曼·布拉克曼认为,对于让别人承认斯大林自己犯过的罪行,这位苏联领导人具有某种神经质般的痴迷:因为斯大林本人十月革命之前曾是沙俄秘密警察的一名特务,所以他对看着人们承认自己是叛国者有一种特殊的需要。罗伯特·康奎斯特也认为,至少,斯大林对迫使他所认识的那些人认罪很感兴趣。“斯大林不想只是把他的那些老对手杀掉就算了,他还想在道德和政治方面消灭他们”,当然,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哪怕逮捕几百万人也在所不惜。

但是,犯人认罪对于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办案特工同样重要。得到犯人的供词可能有助于他们相信自己行为的合法性:这使大规模地随意疯狂逮捕显得较有人性,至少较为合法。像“波兰间谍案”一样,犯人的招供还提供了逮捕其他人所需要的证据。苏联的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一样热衷于结果—完成计划、完成定额,而犯人招供是审讯成功的具体“证明”。正如康奎斯特所说,“既然原则已经确定,那么,犯人招供就是可以取得的最好结果。因此,不能让犯人招供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工注定将是短命的。”62

无论内务人民委员部热衷于犯人招供的原因是什么,一般情况下,对于使犯人招供,进行审讯的警察既不像“波兰间谍案”中那样死心塌地,也不像对待托马斯·斯戈维奥那样满不在乎。犯人通常感受到的反而是两种态度的混合体。一方面,内务人民委员部要求他们坦白交代自己和别人的罪行。另一方面,内务人民委员部似乎对于结果根本不感兴趣。

这种有点荒诞的方式在大清洗之前的二十年代就已存在,而且在大清洗结束之后继续保持了许多年。早在一九三一年,调查弗拉基米尔·切尔纳温—一名被控从事“破坏”活动的科学家—的官员威胁他说,如果拒不交代就要把他处以死刑。而在另一次,官员告诉他,如果坦白交代,他将得到“宽大”处理。最后,官员竟然乞求切尔纳温作虚假招供。“我们这些调查人员同样经常被迫说谎,我们也说一些不能记录在案的话,对于这些话我们决不会签上自己的名字,”审讯他的人恳切地对他这样说。63

当结果对他们来说比较重要时,他们就会动用酷刑。一九三七年以前打人实际上应该是被禁止的。一名前古拉格人员证实,在三十年代的前五年,打人肯定是违法的。64但是,大约是在一九三七年前后,随着必须迫使党的领导人认罪的压力增大,酷刑逐渐开始使用,不过,到一九三九年时,酷刑再次停止使用。一九五六年,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公开承认了这一点:“怎么可能使一个人交代他没有犯过的罪行呢?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因为使用暴力手段对他施加了压力,严刑拷打,让他昏迷,使他失去判断力,剥夺他做人的尊严。‘供词’就这样到手了。”65

滥用酷刑的情况在这一时期非常普遍,而且频繁受到质疑,以致斯大林于一九三九年初亲自向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地方负责人发出一份备忘录确认,“从一九三七年起,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中[对犯人]使用肉体施压手段得到了中央委员会的批准”。他解释说,上述手段仅被允许对这样一些公然与人民为敌的犯人使用:他们钻人道审讯方式的空子以便无耻地拒绝供出同谋,他们长达数月拒不认罪并且企图阻止揭露那些仍然逍遥法外的同案犯。

斯大林接着说,他的确认为这是一种“完全正确和人道的手段”,尽管他不得不承认这种手段偶尔可能会被用在“意外被捕的好人”身上。当然,这份臭名昭著的备忘录清楚地表明,斯大林本人知道在审讯过程中所使用的那些手段,而且亲自批准对它们的使用。66

无数囚犯所记录的他们在这一时期遭到拳打脚踢的情况想必是真实的,他们受到严刑拷打,甚至打坏了身体器官。叶夫根尼·格涅金描述了两个人一齐猛击他的头部的情形,一个人站在左边,一个人站在右边,两人同时用橡胶棒进行拷打。这发生在苏哈诺夫监狱贝利亚的私人办公室里,而且当着贝利亚的面。67内务人民委员部同样使用其他时代的秘密警察所熟悉的刑讯手段,例如,用沙袋撞击受害者的腹部,打断他们的手或脚,或者把他们的胳膊和腿绑在背后吊在空中。68戏剧导演弗谢沃洛德·梅耶霍尔德[42]记述了一场最令人作呕的肉体折磨,他的正式投诉信保存在他的档案中:

办案人员开始对我这个有病在身的六十五岁老人使用暴力。他们把我脸朝下按倒,然后用一根皮鞭抽打我的脚底和脊梁。他们让我坐在一把椅子上,从上面打我的脚,特别使劲……接下来几天,我腿上当时被打的那些地方大面积内出血,他们继续用皮鞭抽打红肿青紫而且发黄的伤处,剧烈的疼痛让我感觉仿佛滚烫的开水倒在这些敏感的部位。我疼得又哭又叫。他们用同一根皮鞭抽打我的后背,还从上面挥动拳头猛击我的脸部……

有一次,我的身体完全无法控制地抖个不停,以致在我经历了这样的审讯之后把我押回牢房的看守问道:“你是不是得了疟疾 ?”当时,经过八个小时的审讯,为了在一小时之内回去继续受审,我躺在小床上睡着了。我被自己的呻吟声惊醒,因为我正像个伤寒晚期病人一样不停地抽搐。69

尽管在严格的意义上一九三九年以后此类拷打受到禁止,但是,政策的变化并不一定使办案的过程更加人道。整个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成千上万名囚犯所遭受的痛苦不是来自实际拷打或肉体伤害,而是来自阿巴库莫夫在其写给斯大林的那封信中所提到的精神折磨。例如,那些拒不招供的囚犯可能会被逐渐剥夺一些生活待遇,首先是散步,接着是包裹和书籍,然后是食物。像回忆录作者哈娃·沃洛维奇那样,他们可能会被关进条件非常恶劣的禁闭室,特别热或特别冷。当时,审讯人员还使沃洛维奇不能睡觉:“我永远不会忘记监狱里的寒冷让我产生的最初感受。我无法描述它;我没有这个能力。折磨我的方式一个是睡觉,另一个是寒冷。我会上下跳动并且绕着牢房小跑,我站着入睡,然后再倒在床上,在床上,寒冷很快就会让我醒来。”70

另一些人则要像叶夫根妮娅·金斯堡那样面对“证人”的指控。金斯堡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童年的朋友纳莉娅“像鹦鹉学舌一样”指控她为托洛茨基分子地下组织的成员。71还有人受到要对其家人进行伤害的威胁,或是在长期隔离之后将其关进有告密者的牢房,结果,他们只是因为太兴奋而向告密者说出了心里话。女犯被强奸,或者受到强奸的威胁。一位波兰回忆录作者讲述了下面这个故事:

没有任何明显的原因,审讯我的人突然变得非常轻佻。他从桌子后面起身走到我旁边,在沙发上坐下。我起身去喝水。他跟着我站在我身后。我巧妙地躲开他回到沙发那里。他又在我旁边坐下。于是,我再次起身去喝水。就这样周旋了几个小时。我感到屈辱和无助……72

还有一些不像拷打那么粗野的肉体折磨手段,这些手段从二十年代起就已开始经常使用。切尔纳温早年曾被“罚站”—要求犯人面对墙壁站在那里不得动弹—尽管站的时间不长。他那个牢房的一些难友所受到的惩罚要厉害得多:

体态笨重的五十多岁雕刻师П.站了六天半。不给他食物和水,而且不许他睡觉;每天只让他上一次厕所。但他就是不“交代”。经历这次折磨之后,他无法自己走回牢房,看守不得不把他拖上楼梯……另一位三十五岁左右的手艺人Б.有一条腿从膝盖上面截了肢并且装着假腿,他连续四天被罚站,同样坚决不“交代”。73

不过,最常见的折磨是完全不让囚犯睡觉:囚犯把这种貌似简单的折磨手段—它似乎不需要预先经过特别批准—称为“被放在‘传送带’上”,它可以一连持续好几天,甚至持续几个星期。它的方法非常简单:囚犯彻夜受审,然后白天不许睡觉。看守不停地把他们叫醒,并且威胁说,如果他们不保持清醒状态,就将受到关禁闭或者更为严厉的惩罚。关于传送带及其体罚效果最生动的描述之一来自古拉格的美国囚犯亚历山大·多尔冈。关进列弗尔托沃监狱的第一个月,实际上几乎根本不许他睡觉,每天只许睡一个小时甚至更少:“回想起来一个小时好像也太多了,有几天晚上可能不到几分钟。”结果,他的大脑开始跟他捣乱:

有一段时间,我突然发现想不起来刚刚发生的事情了。我的脑子里面一片空白,所有东西都消失了……

后来,当然是后来,我开始尝试站着睡觉,看看我的身体能否学会直立不倒。我想,如果这能行得通,我在牢房里就可以每次避开几分钟监视,因为趴在窥视孔上的看守不会想到笔直站立着的我睡着了。

就这样,在这里偷偷睡上十分钟,在那里睡个半小时,偶尔地,当西多罗夫要求早晨六点以前停止审讯然后看守留下我一个人等着吹起床号时,我还可以多睡一会儿。不过睡得还是太少。一切都晚了。平常我能感到自己不知不觉地越来越散漫、越来越不守纪律。我怕自己快要疯了,那几乎像死一样可怕—不,其实比死还可怕……

多尔冈坚持了好几个月没有认罪,在后来服刑的日子里,这一事实始终让他感到自豪。然而,又过了好几个月之后,当把他从杰兹卡兹甘的劳改营召回莫斯科并且再次对他施以严刑拷打时,他的确在一份供词上面签了字,他觉得“无所谓了。反正我已落入他们之手。为什么我不早点这样做呢?那就免得吃这么多苦了”。74

是啊,为什么不呢?另外还有许多人也对自己提出了这个问题,得到的答案不尽相同。一些人—似乎在回忆录作者中占有一个很高的比例—的坚持或是出于信念,或是由于错误地认为他们因此可以不被判刑。“我宁死也不能毁了名誉,”戈尔巴托夫将军告诉审讯他的人,即使在他遭到严刑拷打(对此他没怎么详细说明)时。许多人—像索尔仁尼琴、戈尔巴托夫以及其他明确表示了的人—还认为,一份愚蠢可笑的冗长供词将会产生一种就连内务人民委员部也不可能不注意到的荒诞气氛。戈尔巴托夫讲述了对狱中难友的极度反感:

他们是一些有教养的生活态度严肃的人,这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因此,听说他们每个人在审讯期间都写了那种彻头彻尾的废话,承认子虚乌有的罪行而且牵连到其他人,我愈发强烈地感到震惊……一些人甚至抱有奇怪的念头,更多的人更快入狱将会使党意识到,这一切都是胡闹和有害的。75

然而,不是所有人都认为这些人应当受到谴责。列夫·拉兹贡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反驳了戈尔巴托夫,他称后者“傲慢自大而且不讲道德”:

把对施加酷刑者的谴责转移到他们的受害者身上是错误的。只能说,戈尔巴托夫的运气不错。不是审讯他的人懒惰,就是审讯他的人没有得到对其所办案子“加压”的明确指示。医生、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所进行的研究尚不足以说明严刑拷打是否能够使一个人提供对自己不利的虚假证词。但是,本世纪已经为这一课题提供了大量证据。当然,这是可能做到的。76

回想起来,关于坚持实际上是否重要,也有模棱两可的观点存在。苏珊娜·佩乔拉是一个由一群理想主义者所创建的反斯大林的小型青年组织的成员,五十年代初期被审讯了一年多的时间。她说,回头去看,“坚持”有些不值得。她认为,拒绝交代只是延长了审讯的时间。最终,不管怎样,大多数人被判了刑。77

不过,斯戈维奥的档案材料清楚地表明,后来的一些—与提前释放、特赦等等有关的—决定的确是根据包括供词在内的囚犯档案做出的。换句话说,如果你曾努力坚持,你就会有翻案的机会,尽管希望非常渺茫。直到整个五十年代,无论多么荒诞不经,所有这些司法程序仍被严格贯彻执行。

说到底,审讯的最重要后果是它给犯人打下的心理烙印。甚至还没踏上解送东方的漫漫长路,甚至还没到达他们的第一个劳改营,对于作为强制劳动力的新生活,犯人已经处于某种“准备”阶段。他们已经知道,他们没有基本的人权,没有受到公正审判的权利,甚至没有出席公正的听证会的权利。他们已经知道,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权力不受任何约束,国家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置他们。当他们承认自己没有犯过的罪行时,他们已经不怎么考虑自己了。但是,即使他们不承认,他们也都失去了貌似存在的所有希望,不再相信逮捕他们的错误将会很快得到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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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娜杰日达·曼德尔斯塔姆:《一线希望》(梅·海沃德英译),第10-11页。

2 罗伯特·罗宾逊:《赤色黑人:我在苏联国内的四十四年》,第13页。

3 杰里米·阿格纽和凯文·麦克德莫特:《共产国际》,第145和143-149页。

4 迈克尔·盖尔布:《卡累利阿热:斯大林清洗时期的芬兰人移民社区》,载《欧亚研究》第四十五卷,一九九三年第六期,第1091-1116页。

5 马丁:《积极行动的帝国》,第328-343页。

6 埃莉诺·利珀:《在苏联集中营十一年》(理查德和克拉拉·温斯顿英译),第35页;斯蒂芬:《俄罗斯远东地区史》,第229页。

7 康奎斯特:《大清洗》,第271-272页。

8 卡尔洛·施泰纳:《在西伯利亚七千天》,第33页。

9 特里·马丁:《斯大林时期的强行重新安置政策:模式、原因和后果》,见《人口统计学与国家安全》(迈伦·韦纳和莎伦·拉塞尔编)。

10 这首诗在俄罗斯有几个版本。本书基本上依据的是在叶夫根尼·叶夫图申科所编辑的《世纪诗篇:俄罗斯诗选》中找到的版本。

11 塔季扬娜·奥库涅夫斯卡雅:《塔季扬娜日》,第227页。

12 尼古拉·斯塔罗斯京:《足球生涯》;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7523/60/4105。

13 拉兹贡:《真实的故事》,第93页。

14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01/12/253。

15 亚历山大·韦斯伯格:《攻守同盟》,第16-87页。

16 加琳娜·谢列布里亚科娃:《飓风》(约瑟夫·拉博多夫斯基英译),第34-50页。

17 利珀:《在苏联集中营十一年》,第3页。

18 斯塔罗斯京:《足球生涯》,第62-69页。

19 亚历山大·瓦特:《我的世纪:一个波兰知识分子的漂泊历程》(理查德·劳里编辑并英译),第308-312页。

20 亚历山大·多尔冈:《亚历山大·多尔冈的故事:一个关进古拉格的美国人》,第8-9页。

21 奥库涅夫斯卡雅:《塔季扬娜日》,第227-228页。

22 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第一卷,第8页。

23 尼娜·哈根-托恩:《回忆录》,第58页。

24 胡佛研究所档案,背景资料89,18/12,1.994盘。

25 弗拉基米尔·彼得罗夫:《这发生在俄国》,第17页。

26 娜杰日达·曼德尔斯塔姆:《一线希望》,第9和8页。

27 诺曼·奈马克:《在德国的俄国人》,第69-140页。

28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档案,40/71/323。

29 阿尔宾·格沃瓦茨基:《苏联对波兰的领土要求:第二共和国的东部领土,1939-1941》,第329页。

30 叶夫根妮娅·金斯堡:《突变的历程》;第45页。

31 西多尔金娜:《看押下的年代》,见维连斯基所编《直到说出我的故事》,第194-195页。

32 拉兹贡:《真实的故事》,第56页。

33 格奥尔吉·热诺夫:《雪橇》,第44页。

34 茵娜·希赫耶娃-盖斯特:《个人崇拜时期的家庭纪事》,第99-104页。

35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01/12/3。

36 娜杰日达·约费:《回首往日时光:我的生活,我的命运,我的新纪元》(弗雷德里克·S.乔特英译),第90-91页。

37 索尔仁尼琴:《第一圈》,第533-534页。

38 胡佛研究所档案,波兰情报部档案集,第一百一十四档案柜,第二文件夹。

39 Т.П.米柳季娜:《我生命中的人们》,第150-151页。

40 索尔仁尼琴:《第一圈》,第547页。

41 叶夫根尼·格涅金:《走出迷宫》,第68-69页。

42 多尔冈:《亚历山大·多尔冈的故事》,第11页。

43 艾萨克·沃格尔范格尔:《红色风暴:一名外科医生在古拉格的生活》,第4-5页。

44 柳鲍芙·别尔沙茨卡雅:《破碎的生活》,第37-39页。

45 奥尔嘉·阿达莫娃-斯利奥斯贝格:《历程》,第16页。

46 沃尔特·沃里克,未发表的回忆录,鲁本·拉贾拉收藏。我为该回忆录向鲁本·拉贾拉表示感谢。

47 艾诺·库西宁:《命运的轮回》(保罗·史蒂文森英译),第135页。

48“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384US436(1966)。

49 韦尔特:《一个反人民的国家》,见斯特凡娜·库尔图瓦等人所编《共产主义罪行录》,第193-194页。

50 亚历山大·戈尔巴托夫:《偏离生活的年代》(戈登·克拉夫和安东尼·卡什英译),第118页。

51 胡佛研究所档案,斯戈维奥档案集,第三档案柜。

52 斯戈维奥:《可爱的美国》,第69页。

53 胡佛研究所档案,斯戈维奥档案集,第三档案柜。

54 本书作者对列昂尼德·芬克尔斯泰因的采访,伦敦,一九九七年六月二十八日。

55 С.Г.杜拉索瓦:《这本是一件可怕的事》,载一九九九年第六期《历史档案》,第77页。

56 尼基塔·彼得罗夫和А.罗金斯基:《一九三七至一九三八年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波兰行动》,见古里亚诺夫所编《对波兰人和波兰公民的镇压》,第37-38页;尼基塔·彼得罗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波兰行动》,载一九九三年第十一期《卡尔塔》,第24-43页。

57 尼基塔·彼得罗夫和А.罗金斯基:《一九三七至一九三八年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波兰行动》,第24-25页。

58 米克瓦伊·伊万诺夫:《第一个受到惩罚的民族》,第370页。

59 彼得罗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波兰行动》,第27-29页。

60 同上,第24-43和32页。

61 胡佛研究所档案,背景资料89,18/12,1.994盘;格蒂和瑙莫夫编:《通往恐怖时期之路》,第530-537页。

62 康奎斯特:《大清洗》,第130和131页。

63 弗拉基米尔·切尔纳温:《我为沉默而开口》,第156-163页。

64 А.С.纳林斯基:《古拉格总会计师回忆录》,第60页。

65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收入尼基塔·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回忆录》(斯特罗布·塔尔博特英译),见第585页。

66 马克·詹森和尼基塔·彼得罗夫:《斯大林忠实的刽子手:人民委员尼古拉·叶若夫》。

67 格涅金:《走出迷宫》,第24-31页。

68 康奎斯特:《大清洗》,第121页。

69 维塔利·申塔林斯基:《克格勃的文字档案》(约翰·克劳福特英译),第26页。

70 哈娃·沃洛维奇:《我的过去》,见维连斯基所编《直到说出我的故事》,第251页。

71 叶夫根妮娅·金斯堡:《突变的历程》,第94页。

72 胡佛研究所档案,波兰情报部档案集,第一百一十四档案柜,第二文件夹。

73 切尔纳温:《我为沉默而开口》,第162页。

74 多尔冈:《亚历山大·多尔冈的故事》,第37-38、193和202页。

75 戈尔巴托夫:《偏离生活的年代》,第109-110页。

76 拉兹贡:《真实的故事》,第73页。

77 本书作者对苏珊娜·佩乔拉的采访,莫斯科,一九九八年五月二十四日。



第八章 监狱


一个吉普赛人解读着纸牌——一条遥远的路,

一条遥远的路——和一座监狱。

也许是过去的中心监狱,它等着我,一个年轻人,再一次……


——传统的俄国囚犯歌曲


逮捕和审讯消耗了犯人的精力,使他们迫于压力而屈服,把他们搞得心烦意乱,不知所措。但是,在审讯之前和审讯期间、而且经常在审讯之后长时间关押犯人的苏联监狱体系本身,对他们的精神状态同样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如果从国际范围内看,苏联的监狱或者苏联的监狱制度并没有什么异乎寻常的残忍之处。苏联监狱的状况肯定要比大部分西方监狱严酷,也比沙俄时期的监狱严酷。另一方面,在二十世纪中期,中国或者另外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监狱状况同样十分恶劣。不过,苏联监狱生活的各个组成部分仍然具有苏联特色。监狱日常管理制度的某些方面—例如审讯程序本身—看上去甚至像是精心设计的,目的是让囚犯为他们在古拉格的新生活有所准备。

官方对监狱的态度必定反映在劳改营管理重点的变化上。例如,一九三五年八月,就在逮捕政治犯的速度开始加快时,亨里希·雅戈达下达了一道命令,明确指出逮捕的最重要“意义”(如果可以从这个词的任何正常含义上说这些逮捕有什么“意义”的话)是满足始终迫切的对于认罪的需要。雅戈达的命令不仅把给予囚犯“特殊待遇”的权力直接交到办案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官员手里,而且把决定囚犯最基本生活条件的权力也交到了他们手里。假如一名囚犯开始合作—这通常意味着认罪—的话,他将收到信件、食品包裹、报纸和书籍,并且允许每月会见一次亲属、每天锻炼一个小时身体。否则的话,他将被剥夺这一切,还将失去定量配给的食物。1

对比之下,莫斯科的重点在一九四二年—拉夫连季·贝利亚上台并且发誓要把古拉格变成一部高效率的经济机器之后—发生了转移。劳改营逐渐成为战时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劳改营的负责人们开始抱怨,送到劳改营劳动地点来的大批囚犯完全不适于参加劳动。由于吃不饱肚子、卫生条件恶劣、不许锻炼身体,他们根本不能按照要求的进度采煤或者伐木。因此,贝利亚在当年五月推出新的审讯制度,要求监狱负责人注意囚犯的“基本健康状况”,减少办案人员对囚犯日常生活的控制。

根据贝利亚的新制度,囚犯每天有“不少于一小时”的散步时间(那些等待死刑的囚犯显然除外,他们的健康状况对于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生产指标来说毫不重要)。监狱管理人员还得保证他们的监狱包括一个为散步专门开辟的放风场地:“散步时间不许任何囚犯待在牢房里面……年老体弱的囚犯必须在同牢房囚犯的帮助下出来散步。”监狱看守被告知,要保证囚犯(除了那些正在受审的囚犯)有八个小时的睡觉时间,保证腹泻的囚犯得到额外的维生素和更好的食物,并且保证出现渗漏的马桶—放在牢房里面当做厕所使用的木桶—能够得到及时修理。最后一点被认为至关重要,以致新的制度甚至具体规定了马桶的理想尺寸。在男子牢房,马桶要求五十五至六十厘米高;在女子牢房,三十至三十五厘米高—而且必须达到牢房人均零点七五升的容量。2

尽管推出了这些滑稽可笑的具体规章,监狱之间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在某种程度上,它们因所处地点而不同。一般说来,地方监狱的卫生条件较差但管理相对宽松,莫斯科的监狱比较清洁但是更加祸害人。不过,即使是莫斯科的三个主要监狱也不尽相同。臭名昭著的卢比扬卡监狱仍然雄踞于莫斯科市中心的一个大广场(至今还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接班人联邦安全局的总部所在地),用来关押并审讯重要的政治犯。那里的牢房相对较少,一九五六年的一份文件表明它有一百一十八个牢房,其中九十四个牢房还非常小,只能关押一至四名囚犯。3卢比扬卡大楼曾经是一家保险公司的办公场所,因此其中一些牢房铺着镶木地板,囚犯每天必须擦洗它们。后来担任过索尔仁尼琴秘书的无政府主义者А.М.加拉谢娃一九二六年曾被关押在卢比扬卡,她记得,当时的食物仍然由穿制服的女侍者端过来。4

相比之下,同样用于审讯的列弗尔托沃监狱是一座十九世纪的军事监狱。它那些从未打算关押许多囚犯的牢房更加阴暗、肮脏和拥挤。列弗尔托沃监狱被设计成字母K的形状,在监狱的中央,回忆录作者德米特里·帕宁写道,“一名警卫站在一面旗帜下,指挥着不停进出审讯室的囚犯人流。”5三十年代后期,列弗尔托沃监狱人满为患,以致内务人民委员部在莫斯科郊外的苏哈诺夫斯基修道院设立了一座“附属监狱”。官方取名为“一百一十号”、囚犯称之为“苏哈诺夫卡”的这座附属监狱因滥用酷刑得到了令人恐怖的名声:“没有内部制度的约束,也没有指导办案的明确规则。”6贝利亚本人在那里设有一个办公室,他还亲自指导对苏哈诺夫监狱囚犯的刑讯逼供。7

三个监狱中历史最悠久的布特尔卡监狱建成于十八世纪,起初设计的是一座宫殿,但是很快变成了监狱。十九世纪在那里待过的著名人士中有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他与另外一些波兰和俄国革命者关押在一起。8布特尔卡监狱通常用于收押结束审讯等待解送的犯人,它同样拥挤和肮脏,但是管理比较宽松。加拉谢娃写道,卢比扬卡的看守强迫囚犯在一个狭窄的圆形场地散步以“锻炼身体”,而“在布特尔卡,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事情”。像其他回忆录作者一样,她也提到了那个了不起的监狱图书馆,一代代囚犯积累起图书馆的藏书,所有囚犯离开时都把他们的书籍留下。9

监狱还因时代而不同。三十年代初期,大量囚犯被判处单独监禁几个月甚至几年。俄国囚犯鲍里斯·切特韦里科夫在单独监禁的十六个月里靠洗衣服、擦地板、擦墙壁以及吟唱他会唱的所有歌剧咏叹调和歌曲来保持精神正常。10亚历山大·多尔冈受审期间也被单独监禁,于是,他设法通过行走保持头脑清醒:算出走多少步到一公里之后,他在牢房里数着步子“走”了起来,首先穿越莫斯科走到美国大使馆—“我呼吸着想象中清新、寒冷的空气,紧紧地裹着身上的外套”—接着穿越欧洲大陆,最后跨过大西洋,回到美国的故乡。11

叶夫根妮娅·金斯堡在俄罗斯中部的雅罗斯拉夫尔监狱关押了将近两年,大部分时间完全是独自一人度过的:“直到今天,当我闭上眼睛时,我仍然可以看到那些墙壁上的每一处撞印和抓痕,墙壁几乎全被刷成了监狱喜欢使用的颜色,褐红色和一种脏兮兮的白色。”但是,就连这个“特别”监狱终于也被塞满了囚犯,因此她有了一个室友。最后,监狱里的囚犯(тюрзек)大部分都被转送到了劳改营。正如金斯堡所说,“把那么多人在监狱里关一二十年完全不切实际:这与时代步伐和经济发展速度不协调。”12

四十年代,当逮捕的速度加快时,单独监禁任何人变得越来越困难,即使是刚刚逮捕的犯人,即使单独监禁几小时。一九四七年,列昂尼德·芬克尔斯泰因第一次被投入“沃克扎尔”(意为“火车站”)监狱,一间“巨大的普通牢房,什么设施也没有,里面的人都是第一次被抓进来的。接着把他们分类,挨个送去洗澡,然后关进各个牢房”。13实际上,囚犯们拥挤不堪的经历比单独监禁的经历普遍得多。看看随机挑选的一些例子,一九四一年,可以容纳七百四十人的阿尔汉格尔斯克中心监狱关押过一千六百六十一至两千三百八十名囚犯。俄罗斯北部容纳三百人的科特拉斯监狱关押了四百六十人。14

所处地区越偏远,监狱条件就有可能越恶劣。一九四〇年,位于刚刚占领的波兰东部地区的斯坦尼斯劳沃[43]监狱关押了一千七百零九人,但它最多只应容纳四百七十二人,而且只有一百五十套被褥。15一九四一年二月,鞑靼共和国合计容量两千七百一十人的几座监狱总共关押了六千五 百五十三人。一九四二年五月,中亚地区塔什干市可以容纳九百六十人的几座监狱关押了两千七百五十四人。16这些监狱的拥挤状况对于那些正在受审的囚犯—他们每天都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生活的:夜间接受充满敌意的严厉审讯、白天仍然不得不与其他囚犯待在一起—具有非常严重的影响。一名囚犯描述了这种影响:

牢房里,人格分裂的全过程在众目睽睽之下发生。在这里,一个人连把自己隐藏起来哪怕是一会儿也不可能;甚至大便都得在室内无遮无拦的马桶上进行。想哭的人只能当众哭泣,羞愧感反而加重了他的烦恼。想自杀的人—夜里试图在毯子下面用牙咬断胳膊上的血管—很快会被同牢房的失眠囚犯发现,从而使其达不到目的。17

玛格丽特·布伯-诺伊曼也曾写道:

过度拥挤使囚犯对他人不满。当囚犯在清晨四点半被叫醒时,我们感觉仿佛是受到惊扰的蚂蚁窝。大家全都抓起自己的洗漱用具拼命争取抢在前面,当然,这是因为盥洗设施远远不能满足我们这么多人的需要。盥洗室有五个厕位和十个水龙头。我说的“厕位”其实是地面上的五个坑,别的什么也没有。五个坑和十个水龙头前立即排起了长队。想象一下,当你在早晨终于可以方便时,至少十几双眼睛盯着你,有人冲你大声喊叫,焦急地等待轮到她们的那些人不停地催促你……18

也许因为意识到了牢房的拥挤状况,监狱当局竭尽全力消除任何显示囚犯团结的迹象。雅戈达于一九三五年所下达的那道命令已经禁止囚犯交谈、叫喊、唱歌,禁止在牢房的墙壁上写字以及在监狱的任何地方留下记号或签名,禁止站在牢房窗前或者试图以任何方式与其他牢房的囚犯进行联系。违反这些规定的囚犯可能受到不许锻炼身体或剥夺通信权利的惩罚,甚至可能被关进专门设置的禁闭室。19三十年代的囚犯经常提到被迫保持安静:“没有人大声说话,一些人通过书写表达自己的意思,”关押在布特尔卡监狱的布伯-诺伊曼说,在那里,“由于长期接触不到阳光和新鲜空气,大部分女犯身体上的裸露部分呈现出一种别样的蓝灰色……”20

在一些监狱,保持安静的规定一成不变地延续到了四十年代,另一些监狱则不然:一名以前的囚犯描写了一九四九年卢比扬卡监狱里的“绝对安静”,相比之下,“布特尔卡监狱的一〇六号牢房仿佛一个小商品市场”。21另一名曾被关押在喀山中心监狱的囚犯回忆说,当囚犯开始小声说话时,“递送食物的小窗口的盖子就会砰地一声打开,有人发出长长的‘嘘’声”。22

许多回忆录作者还描述了看守的行为,在押送囚犯从一个牢房去另一个牢房或是从牢房去审讯室的途中,他们哗啦哗啦地晃动着钥匙、打着响指或者弄出别的声音,警告那些靠近走廊的囚犯。如果囚犯途中相遇,某一边的囚犯会被迅速带到另一条走廊或者关进一个专设的小房间。以前是一位西班牙语文学翻译的В.К.亚斯内曾被关在卢比扬卡监狱一个半米见方的小房间里两个钟头。23这种小房间似乎到处都在使用:在布达佩斯前内务人民委员部总部—现在是一个博物馆—的地下室里就有一个这样的小房间。这样做的目的是在具体“案件”中防止囚犯与可能涉案的其他囚犯接触,此外也是为了使他们避开可能被捕的兄弟姐妹或其他亲戚。

被迫保持安静甚至使前往审讯室的过程都让人感到心惊肉跳。亚历山大·多尔冈回忆了走在卢比扬卡铺着地毯的走廊上的情形:“走路时只能听到看守的咂嘴声……那些铁门都是灰色的,战舰那种灰色。沿着走廊,沉闷、寂静,灰色的铁门反复出现,然后消失在阴影里,这种效果让人感到压抑和沮丧。”24

出于防止一个牢房里的囚犯知道其他牢房囚犯姓名的目的,为审讯或解送把囚犯叫出牢房时并不叫出他们的姓名,而是叫出某个字母。例如,看守会叫“Г”,于是,所有姓氏以Г开头的囚犯都要站起来说出他们的教名和父名。25

正如在大多数监狱里那样,秩序通过日常生活中的严格规定得以维持。扎亚拉·韦肖拉雅是一位俄国著名作家和“人民的敌人”的女儿,她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描述了卢比扬卡监狱典型的一天。它从解手—上厕所—开始。“‘准备上厕所!’看守喊道,女犯默不作声地排好队,站成两行。进了厕所,给她们大约十分钟时间—不仅要大小便,还要洗脸刷牙并且尽量洗一些衣服。解手之后吃早饭:热水,也许搀一些类似茶叶或者咖啡的东西,还有每天配给的面包,加上两三块糖。早饭之后是看守巡视,接受囚犯看病的要求,接着是‘当天的主要活动’,在一个‘封闭的小院子’里散步二十分钟,‘排成一队沿着围墙转圈’。”只有一次打破了常规。一天晚上,已经要求囚犯睡觉之后,虽然没有告诉她为什么,韦肖拉雅被人带到卢比扬卡大楼的楼顶。因为卢比扬卡位于莫斯科的市中心,这意味着,即使看不见这座城市,她在当时至少可以看到城市的灯光—还有可能看到属于别的地方的灯光。26

不过,每天余下的时间通常都是千篇一律的:午饭,或用动物内脏、或用五谷杂粮、或用烂白菜做成的监狱汤;然后是晚饭,喝的是同样的汤。傍晚还有一次上厕所的时间。在这些活动之间的空当儿,囚犯们低声交谈,坐在自己的铺位上,有时看点书。韦肖拉雅记得一星期允许看一本书,但是各个监狱的规定不尽相同,像我所提到的那些监狱图书馆,有时它们的水平的确非同一般。在一些监狱,如果囚犯的亲戚给他们寄钱,那就允许他们从监狱的“小卖部”购买食品。

但是,除了生活无聊和伙食糟糕之外,囚犯还有其他烦恼。所有囚犯—不仅是那些正在受审的囚犯—都被禁止白天睡觉。看守进行严密监视,通过牢门上的“窥视孔”偷窥牢房里面的情况,以确保这一规定得到遵守。柳鲍芙·别尔沙茨卡雅回忆说,尽管“我们早晨六点就被叫醒,但在晚上十一点之前,甚至不许我们坐在床上。我们只能溜达或者坐在板凳上,而且不能靠着墙”。27

夜间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由于牢房里的电灯开着—它们从来就不关—而且还有禁止囚犯把手放在毯子下面睡觉的规定,即使不是不可能,入睡也变得很困难。韦肖拉雅起初还想尽量遵守规定:“那不方便也不舒服,而且使我难以入睡……但是,我一打盹儿就会本能地把毯子拉到下巴上。钥匙插在锁里发出刺耳的响声,接着,看守就会摇晃我的床:‘手!’”28布伯-诺伊曼写道,“在你逐渐习惯之前,夜间比白天更难熬。夜间,在强烈灯光的照射下—不许囚犯把脸盖上,躺在连草垫和枕头也没有的光秃秃的铺板上,甚至可能没有毯子,被两边的难友挤着,你要竭尽全力争取入睡。”

防止囚犯在他们那种环境中过得太舒服的最有效手段也许是使告密者—在苏联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可以发现告密者—存在于他们的周围。告密者同样将在劳改营里扮演某种重要角色,但是在劳改营,相对容易避开他们。在监狱里,人们不那么容易躲开他们,因此,他们迫使人们谨言慎行。布伯-诺伊曼回忆说,除了一次之外,“我在布特尔卡监狱的那一段时间从来没有听到任何俄国囚犯发表过评论苏联政权的只言片语”。29

囚犯当中公认的看法是,每个牢房至少有一名告密者。当一个牢房里有两名告密者时,两个人都会怀疑对方。在比较大的牢房里,告密者经常被认出来,从而受到其他囚犯的冷落。第一次关进布特尔卡监狱时,奥尔嘉·阿达莫娃-斯利奥斯贝格注意到,窗户旁边有一个空着的铺位。有人告诉她,她可以睡在那里,“但你基本上不会有邻居”。这表明,周围没有睡人的那名女犯是个告密者,她整天都在“写告发牢房里所有人的小报告,因此没人跟她说话”。

不是所有告密者都那么容易被认出来,而且因为多疑症非常流行,所以任何反常的行为都有可能引起敌意。阿达莫娃-斯利奥斯贝格看到同牢房的一名囚犯“洗澡用的海绵以及身上穿的花边内衣看上去像是外国货”,因此以为她肯定是一名间谍。后来,她渐渐发现这位女士是个朋友。30作家瓦尔拉姆·沙拉莫夫也曾写道,在监狱内部转换牢房“不是一种令人特别愉快的经历。这总是使新牢房里的难友警惕起来,怀疑转来的囚犯是个告密者”。31

毫无疑问,苏联的监狱制度严厉、刻板而且没有人性。不过,只要有一点可能,囚犯就会进行反抗,反抗无聊的生活,反抗经常受到的羞辱,反抗隔离和分裂他们的企图。不止一名以前的囚犯写道,在监狱里,囚犯们实际上比后来在劳改营里更团结。囚犯一旦进入劳改营,当局更加容易分而治之。为了使囚犯彼此疏远,管理人员可以用劳改营等级制度中更高的位置、更好的食物或者更轻松的工作之类许诺引诱他们。

相比之下,在监狱里,大家基本上是平等的。尽管也存在着与当局合作的诱惑,但这种诱惑要小得多。发配之前在监狱里度过的那几天或者那几个月,甚至为许多囚犯提供了某种基本生存方式的初级训练以及—不顾当局的所有努力—团结起来对抗当局的第一次经验。

一些囚犯完全是从他们同牢房的难友那里学到了保持个人卫生和尊严的基本方法。在监狱里,茵娜·希赫耶娃-盖斯特学会了把一点点面包嚼碎之后做成纽扣以便能把衣服扣上;学会了把鱼刺当做缝衣针,用几根线缝补搜身时衣服上被撕破的地方;还学会了各种各样别的手艺,这些手艺同样被证明将来在劳改营里也能派上用场。32德米特里·贝斯特罗列托夫—以前是一名苏联派往西方的间谍—还学会了从旧袜子上取“线”:把袜子拆开,用一点肥皂把线头磨尖。像他学会制作的用来配套的针一样,这种线后来在劳改营里可以用于交换食物。33年轻的反斯大林分子苏珊娜·佩乔拉学会了“如何趁他们不注意时睡觉,如何用火柴棒缝衣服,如何在没有空间的条件下散步”。34

囚犯还通过“号长”(староста)制度保持了对自己生活的某种控制。一方面,在监狱里,在火车车厢和劳改营的营房里,号长是官方认可的人物,他的职能在官方文件中有所描述。另一方面,号长的多种职责—从保持牢房清洁到保证排队上厕所—意味着他的威信必须得到大家的认可。35因此,告密者以及其他受到监狱看守欣赏的人肯定不是最佳人选。亚历山大·韦斯伯格写道,在那些囚犯可能达到两百人以上的比较大的牢房里,“没有一个老资格的囚犯负责食物分配、锻炼身体等项事宜,就不可能有正常的生活”。可是,因为秘密警察不承认任何形式的囚犯组织(“它的逻辑很简单:一个反革命者的组织就是一个反革命组织”),所以人们找到了一种典型的苏联式解决办法,韦斯伯格写道:囚犯“非法”选出号长。监狱负责人通过他的线人得知这一结果,然后把囚犯选出来的人正式任命为号长。36

在大多数人满为患的牢房里,号长的主要任务是安排新来的囚犯,保证每名囚犯有睡觉的地方。普遍的情况是,新来的囚犯被安排睡在马桶旁边,然后随着资历的加深逐渐远离那里向窗口移动。埃莉诺·利珀特别提到,“生病或者年老的囚犯也不例外。”37号长还要负责调解平息打架争吵,在一般情况下维持牢房的秩序,这是一项不太容易完成的任务。卡齐米日·扎罗德是一名波兰囚犯,他回忆说,在其担任号长期间,“看守经常以惩罚威胁我,如果我不能将不守规矩的囚犯置于某种控制之下的话,尤其是在晚上九点以后;当时有一个‘熄灯’之后‘不许说话’的规定。”最终,扎罗德本人因控制不力而被关了禁闭。38不过,根据其他人的记述,号长的决定通常好像都会受到尊重。

毫无疑问,囚犯的聪明才智绝大部分都被用来对付那项最为严格的规定:严格禁止牢房与牢房之间以及监狱与外部世界之间传递信息。不顾受到严厉惩罚的威胁,囚犯在厕所里给别的囚犯留纸条,或者把纸条扔出墙外。列昂尼德·芬克尔斯泰因曾经试图将一块肉、一个西红柿和一片面包扔进另一个牢房:“轮到我们上厕所时,我试图打开窗户把食物塞过去。”他被逮个正着,然后关了禁闭。39尽管经常不是出于自愿,囚犯还通过贿赂看守获取信息。斯特拉夫罗波尔监狱的一名看守偶尔会把列夫·拉兹贡的口信传给他的妻子。40

一名以前的囚犯曾于苏联占领维尔纽斯—此前它由波兰人统治—之后在这座城市坐了十四个月的牢,他在提交给波兰流亡政府的证词中描述了以前波兰监狱制度的基础如何在一九三九年土崩瓦解了。一个接着一个,囚犯失去了他们所享受的“特殊待遇”—阅读和写信的权利,使用监狱图书馆的权利,拥有纸笔的权利和收取包裹的权利。引进了新的管理制度,就是大部分苏联监狱常见的那种管理制度:牢房里的灯必须彻夜开着,窗户用马口铁皮封起来。当局没有想到的是,后面这项措施给牢房之间传递信息创造了机会:“我打开窗户,然后头靠窗栏对相邻牢房的人说话。即使院子里的哨兵听见我说话的声音,他也无法判断声音来自何处,因为有马口铁皮挡着,所以不可能发现打开的窗户。”41

不过,对付交流禁令的最巧妙方法也许是囚犯在牢房的墙壁或监狱的管道上敲击出来的莫尔斯电码。用莫尔斯电码传递信息的方法发明于沙俄时期—瓦尔拉姆·沙拉莫夫将其归功于一名十二月党人。42早在一九二四年坐牢之前很久,埃莉诺·奥利茨卡雅就从她的社会革命党人同志那里学会了使用莫尔斯电码。43其实,俄国革命者薇拉·菲格纳在她的回忆录中提到过莫尔斯电码的事,叶夫根妮娅·金斯堡正是在这本书里读到的它。受审期间,她想起了足够的电码用来与隔壁牢房进行联系。44莫尔斯电码相对简单明了:把俄文字母列成五行,六个字母一行:

А  Б  В  Г  Д  Е(Ё)

Ж  З  И  К  Л  М

Н  О  П  Р  С  Т

У  Ф  Х  Ц  Ч  Ш

Щ  Ъ  Ы  Э  Ю  Я

然后用两次敲击代表每一个字母,第一次敲击表示字母所在的行,第二次敲击表示字母在那一行里的位置:

1, 1  1, 2  1, 3  1, 4  1, 5  1, 6

2, 1  2, 2  2, 3  2, 4  2, 5  2, 6

3, 1  3, 2  3, 3  3, 4  3, 5  3, 6

4, 1  4, 2  4, 3  4, 4  4, 5  4, 6

5, 1  5, 2  5, 3  5, 4  5, 5  5, 6

因为有标准的教授方法,甚至那些没有见过或者没向别人学过莫尔斯电码的人偶尔也能理解一二。有时,那些懂得莫尔斯电码的人一遍又一遍地敲出字母,附带提出一两个简单问题,希望墙那边看不见的人能够听明白。亚历山大·多尔冈在列弗尔托沃监狱就是这样学会使用莫尔斯电码的,他通过反复对比记住了电码。就在他终于能与隔壁牢房的那个人“谈话”并且听懂了对方正在问“你是谁 ?”的时候,他感到“对某个人的纯洁的爱涌上心头,三个月来,这个人一直在问我我是谁”。45

莫尔斯电码并没有始终得到广泛运用。一九四九年,扎亚拉·韦肖拉雅在布特尔卡监狱“找不到一个认识‘监狱字母’的人”。起初她以为这种传统方法肯定已经不复存在,后来知道自己错了,因为别人告诉她他们当时使用莫尔斯电码,而且因为一名看守曾在听到敲击声后闯进她的牢房想要知道声响的起因。46还有另外一些变化。俄罗斯作家兼诗人阿纳托利·日古林声称,他发明过一种也是以字母表为基础的密码,他和他的一帮朋友(他们同时都被逮捕)在他们的案件调查期间用这种密码传递信息。47

在某些地方和某些时候,囚犯自行发明的方法采取了更加巧妙的形式。瓦尔拉姆·沙拉莫夫在短篇小说《扶贫委员会》中特意描写了一种方法,而且其他人也曾提到过。48这种方法源于一项不合理的规定:三十年代后期的某个时候,当局突然决定,因为甚至只用“两个法式卷发筒、五个苹果和一条旧裤子就能向囚犯传递信息”,所以,正在接受审讯的囚犯不得收取亲属寄来的任何包裹。亲属只能寄钱来,而且不能写明钱数,以免利用金额拼出“信息”。可是,并非所有囚犯的家人都有钱可寄。一些人太穷,一些人离得太远,而另一些人甚至可能扮演的是抢先告发亲戚的角色。这意味着,尽管有些囚犯每个星期可以去监狱的小卖部购买一次黄油、奶酪、香肠、烟叶、白面包和香烟,其他囚犯则只能依靠监狱提供的粗劣伙食活着,更为严重的是,他们还会“在公共节假日倍感失落”,因为那是“购物的日子”。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布特尔卡监狱的囚犯重新起用革命初期的一个术语,组织了“扶贫委员会”。每一名囚犯将其钱款的百分之十捐给这个委员会。反过来,委员会用这些钱为那些没钱的囚犯购买食物。这种方法实行了几年,直到当局决定采取某种手段—他们向一些囚犯承诺,拒绝加入委员会可以得到各种“奖励”—将其扼杀为止。不过,各个牢房抵制并且排斥那些拒绝加入扶贫委员会的人。于是,沙拉莫夫问道,谁“愿意冒这种风险:将自己置于整个群体、置于一天二十四小时与你待在一起的人们的对立面—只有睡着才能摆脱与你同居一室的囚犯充满敌意的目光?”

奇怪的是,在沙拉莫夫的大量作品中,这是为数不多的一篇以积极的调子结束的小说:“不像‘外面’的‘自由’世界或劳改营,监狱里的社会自始至终是团结的。以扶贫委员会的形式,这个社会找到了一种方法,明确表示每个人都有生存的权利。”49

通过这一象征囚犯团结的组织形式,这位最悲观的作家看到了一点点希望。但是,押解途中的痛苦经历,到达劳改营初期因困惑而产生的恐惧,很快就使这点希望化为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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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01/1a/14。

2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01/1a/128。

3 С.А.索博列夫等:《卢比扬卡》,第二卷,第66页。

4 А.М.加拉谢娃:《我生活在最不人道的国家里》,第96-101页;关于卢比扬卡大楼的历史,见С.А.索博列夫等:《卢比扬卡》,第二卷,第11-79页。

5 德米特里·帕宁:《索洛戈丁的笔记本》,第24页。

6 И.Н.谢尔盖耶夫:《察里津,苏哈诺夫:人物,事件,事实》,第232-238页。

7 格涅金:《走出迷宫》,第24-31页。

8 费奥多尔·布特尔斯基和瓦列里·卡雷舍夫:《莫斯科的监狱》,第20-21页。

9 加拉谢娃:《我生活在最不人道的国家里》,第96-101页。

10 鲍里斯·切特韦里科夫:《一生只有一次》,第35页。

11 多尔冈:《亚历山大·多尔冈的故事》,第62页。纳粹领导人阿尔贝特·施佩尔在施潘道的盟军监狱里进行过一次历时多年的非常相似的“行走”。12 叶夫根妮娅·金斯堡:《突变的历程》,第193和267页。

13 本书作者对芬克尔斯泰因的采访。

14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13/1/17;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12/1/25和9413/1/6。

15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8131/37/360。

16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8131/37/796、1250和1251。

17 Н.А.扎博洛茨基:《我的铁窗生涯》,载《往事》,一九八六年第二卷,第310-331页。

18 玛格丽特·布伯-诺伊曼:《在两个独裁者的统治下》(爱德华·菲茨杰拉德英译),第36页。

19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01/1a/14。

20 布伯-诺伊曼:《在两个独裁者的统治下》,第33页。

21 谢尔盖·特鲁别茨科伊:《往事》,第261页。

22 娜杰日达·格兰金娜:《你的同龄人的笔记》,见维连斯基所编《直到说出我的故事》,第119页。

23 В.К.亚斯内:《出生之年—第九百一十七》,第1-50页。

24 多尔冈:《亚历山大·多尔冈的故事》,第15页。

25 实例参见戈尔巴托夫:《偏离生活的年代》,第111页;或卡齐米日·扎罗德:《在斯大林的劳改营里》,第45页。雅科夫·埃夫鲁西把他的狱中回忆录取名为《谁是“Э”?》(Кто на “Э?”)。

26 扎亚拉·韦肖拉雅:《7-35回忆录》,第30-33页。

27 别尔沙茨卡雅:《破碎的生活》,第37-39页。

28 韦肖拉雅:《7-35回忆录》,第30-33页。

29 布伯-诺伊曼:《在两个独裁者的统治下》,第36和37页。

30 阿达莫娃-斯利奥斯贝格:《历程》,第17和8页。

31 沙拉莫夫:《科雷马故事集》,第200-216页。

32 希赫耶娃-盖斯特:《个人崇拜时期的家庭纪事》,第99-104页。 

33 德米特里·贝斯特罗列托夫:《走向黑夜的尽头》,第115页。

34 本书作者对佩乔拉的采访。

35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89/2/31。

36 韦斯伯格:《攻守同盟》,第278页。

37 利珀:《在苏联集中营十一年》,第7-10页。

38 扎罗德:《在斯大林的劳改营里》,第39页。

39 本书作者对芬克尔斯泰因的采访。

40 拉兹贡:《真实的故事》,第223页。

41 胡佛研究所档案,波兰情报部档案集,第一百一十六档案柜,第二文件夹。

42 沙拉莫夫:《科雷马故事集》,第215页。

43 奥利茨卡雅:《我的回忆》,第180-189页。

44 叶夫根妮娅·金斯堡:《突变的历程》,第71-72页。

45 多尔冈:《亚历山大·多尔冈的故事》,第95页。

46 韦肖拉雅:《7-35回忆录》,第312页。

47 阿纳托利·日古林:《黑色的石头》,第53页。

48 沙拉莫夫:《科雷马故事集》,第200-216页。

49 同上,第213和216页。



第九章 押解,到达,挑选



我记得瓦尼诺港

和轮船阴森的嘶鸣

当时我沿着跳板

走进寒冷、漆黑的底舱。

囚犯们忍受着波浪的颠簸

深深的大海在他们周围咆哮—

终于,科雷马的首府马加丹

出现在他们面前。

与大陆告别时,

他们没有哭喊,只有可怜的呻吟

浮现在每个人的心头。

轮船摇晃起伏,嘎嘎作响,不堪重负……


——苏联囚犯歌曲


一八二七年,十二月党人起义者谢尔盖·沃尔孔斯基的妻子玛丽娅·沃尔孔斯卡雅公主放弃自己的家庭、子女以及圣彼得堡的安定生活,与丈夫一起流放西伯利亚。她的传记作者描述了她的流放之旅,当时,人们认为这是一段几乎无法忍受的艰难历程:

一天接着一天,雪橇向看不到头的地平线全速前进。仿佛困在一个密闭的时间容器里,玛丽娅处于一种亢奋状态,对流放之旅产生了虚幻的感觉:不睡觉而且几乎不吃东西。她只在更换驿马时停下来,喝一杯用随身携带的黄铜茶炊煮好的热柠檬茶。三匹马俯首奋蹄拉着雪橇,以令人发狂的速度将空旷的道路飞快地甩在身后。“驾……驾!”赶雪橇的人吆喝着,马蹄溅起大片雪雾,挽铃叮当响个不停,预告着雪橇过来了……1

一个多世纪以后,叶夫根妮娅·金斯堡的同牢难友读到一段关于一名贵族穿越乌拉尔山脉的旅程的类似描写,然后羡慕地感叹道:“我一直以为十二月党人的妻子经历了最可怕的磨难……”2

没有马拉雪橇以“令人发狂的速度”运送二十世纪的囚犯穿越西伯利亚雪原,中转站也没有黄铜茶炊煮好的热柠檬茶。沃尔孔斯卡雅公主可能在踏上流放之旅时哭泣过,但是,步其后尘的二十世纪囚犯甚至一听到этап—意为“押解”的监狱行话—这个词就会不由自主地立即感到让人口干舌燥的担忧甚或恐惧。每一次押解都使囚犯突然来到陌生的地方,离开熟悉的难友和熟悉的环境,无论那里的条件多么差。更加恶劣的是,押解囚犯的过程—从监狱到中转监狱,从中转监狱到劳改营以及在古拉格系统的劳改营之间—是肉体折磨、公然施虐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古拉格的行为中最令人费解的一个方面。

对于第一次经历这种磨难的人来说,押解具有象征意义。逮捕和审讯是进入古拉格系统的见面礼,而乘坐火车穿越俄罗斯则象征着囚犯在地理上与自己过去的生活断绝了关系,同时象征着一种新生活的开始。坐在从莫斯科和列宁格勒驶向东部和北部的火车上,囚犯难免心潮澎湃。那位没能恢复其美国护照的美国人托马斯·斯戈维奥回忆了他所乘坐的火车启程开往科雷马时所发生的事情:“六月二十四日晚上,我们的火车驶离莫斯科,开始了前往东方的一个月旅程。我永远无法忘记那一刻。七十个人……放声大哭。”3

在大多数情况下,长途押解分段进行。对于那些关押在大城市监狱里的囚犯,首先要用卡车将他们送上火车,卡车上的特殊图案表明内务人民委员部对于保密的迷恋执着。从外表看上去,“黑乌鸦”—这是给它们起的绰号—好像就是普通的载重卡车。三十年代,卡车两边经常涂上“面包”的字样,但是后来使用了更加复杂的幌子。一九四八年被捕的一名囚犯记得坐过一辆画有“莫斯科肉排”标志的卡车,另一辆卡车的标志是“蔬菜/水果”。4

如同一名囚犯所描述的那样,卡车里面有时分开“狭窄的两排,一片漆黑,像不透气的笼子”。5根据一九五一年的一种设计,另外一些卡车只安了两排长凳,囚犯一个挨着一个挤坐在上面。6农民和那些在大规模流放初期从波罗的海国家以及波兰东部押解上路的囚犯受到更加粗暴的对待。正如一名已过中年的立陶宛囚犯曾经对我描述的那样,他们经常“像沙丁鱼一样”被塞进普通运货卡车:第一名囚犯伸开他的双腿,第二名囚犯坐在他的两腿之间然后伸开自己的双腿—依此类推,直到卡车塞满为止。7当很多人紧紧地挤在一起时,这样坐着特别不舒服,而且去火车站的路程可能要走一整天。在寒冷的一九四〇年二月,前波兰境内进行了大规模的流放,流放过程中,一些孩子甚至在上火车之前就冻死了,一些成年人被严重冻伤,他们的胳膊和腿从此再也没有复原。8

在地方城市,保密的规定不太严格,因此,囚犯有时列队走过市区前往车站,这个过程经常为他们提供了最后看一眼平民生活的机会—也为平民提供了一瞥囚犯的难得机会。雅努什·巴尔达赫回忆说,他对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的市民看见走过大街的囚犯时的反应感到吃惊:

大部分尾随者是裹着披巾、身穿毡制长外套的女人。让我感到惊讶的是,她们开始冲着看守喊叫:“法西斯分子……杀人犯……你们为什么不上前线打仗……”她们还向看守扔雪球。看守朝天开了几枪,那些女人向后退了几步,但是仍然骂个不停并且继续跟随着我们。她们把小包食品、长条面包、马铃薯和腊肉用布包上扔进囚犯队伍。一个女人解下披巾、脱掉御寒的外套,将它们送给一个衣着单薄的囚犯。我得到一双羊毛手套。9

这种反应在俄罗斯具有悠久的传统: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曾描写过在圣诞节期间把“用最好的面粉精制的面包”送给沙皇监狱里的囚犯的家庭妇女。10但是在四十年代,这样的女人相当罕见。在许多地方,包括著名的马加丹,囚犯出现在大街上的情况非常普遍,以致根本不会引起任何反应。

通过步行或乘坐卡车,囚犯最终来到火车站。有时是普通车站,有时是专用车站—“用铁丝网围住的一块地方”,列昂尼德·芬克尔斯泰因回忆说。他还记得,经过一系列特殊的程序之后,囚犯才被允许上车:

囚犯的队伍庞大,清点人数,再清点一遍,再清点一遍。火车停在那里……接着传来命令:“跪下!”上车是个敏感的时刻,有人可能趁机逃跑。所以他们必须确保每个人都跪着。而你最好别站起来,因为这个时候他们喜欢开枪。他们再次清点人数,接着让囚犯进入车厢,锁上车门。火车不会立即开动—你要在那里停上几个小时—然后突然有人说“我们走了!”于是,你上了路。11

从外表上看,火车车厢通常是一般的普通车厢—只是比大多数车厢防范得更为严密。在波兰被捕的爱德华·布恰用一个打算逃跑者的目光仔细观察了他所在的车厢。他回忆说,“每节囚车都围着几道带刺铁丝网,外面有哨兵把守的木制平台,电灯安在每节车厢的顶部和底部,窄小的车窗加装了粗重的铁栅栏。”布恰后来还检查了车厢的下面,看看车底是否同样围着铁丝网。围着呢。12芬克尔斯泰因还回忆说,“每天早晨你都听见敲打声—看守带着木榔头,他们总是敲打车厢,以确保没有人企图打洞逃跑。”13

为特殊囚犯做出特殊安排的情况不太常见。押解途中,苏联领导人尼古拉·布哈林的妻子安娜·拉林娜没有与其他囚犯关在一起,而是被安置在火车的看守包厢里。14不过,绝大多数囚犯和流放者都是装进两种火车车厢中的一种集中押解的。第一种是“斯托雷平车厢”(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是以二十世纪初期沙俄政府的一位精力充沛、推行改革的首相的名字命名的,据说这种车厢是他引进的)。这是一些为押解囚犯进行过改装的普通车厢。可以把它们连接起来组成长长的押运列车,或者每次在普通列车上挂一两节这样的车厢。一名曾经坐过斯托雷平车厢的囚犯对其作了描述:

除了围着许多铁栅栏之外,斯托雷平车厢与俄国普通的三等车厢相似。当然,车窗装上了护栏。各个包厢用金属网而不是用挡板隔开,像笼子一样,还用一道长长的铁栅栏把包厢与过道隔开。这样布置可以使车厢里的囚犯始终处于看守的监视之下。15

斯托雷平车厢同样非常非常拥挤:

两个上铺,每个上面头脚相对躺两个人。两个中铺上有七个人,他们头朝过道,腿脚交错着放在一起。两个下铺每个下面躺一个人,下铺连同塞满了门与铺位之间空地的行李上面至少坐十四个人。晚上,下铺上的那些人不知用了什么办法竟然能够并排躺下。16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不便之处。在斯托雷平车厢里,看守随时可以看到囚犯,因此能够知道他们吃的什么,听见他们谈论什么—并且决定何时何地让他们解手。结果,所有描写押运列车的回忆录作者实际上都提到过与大小便有关的恐慌。看守每天让囚犯上一次厕所,有时两次,有时一次也没有;或者停车让囚犯下车解手:“最令人难堪的情况是,经过与看守的长时间交涉,当我们获准下车在车厢底下找个地方方便时,已经顾不得四面八方都是眼睛了。”17

无论这样的停车解手可能多么令人尴尬,患有胃病或其他疾病的囚犯的情况则更加糟糕,如同一名囚犯所回忆的那样:“憋不住的囚犯抽泣着拉在裤子里,而且经常拉在挨着他们的囚犯身上。即使是在共同落难的群体中,对于一些囚犯来说,不怨恨那些不幸做了这种事的人也很困难。”18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一些囚犯实际上宁愿选择另外一种押运囚犯的车厢:运牛的货车。这种车厢实如其名:内部空旷,不一定配备供人使用的设施,有时车厢中间有一个取暖的小炉子,有时有铺位。虽然比斯托雷平车厢的条件简陋,运牛车却没有分成几个部分,因此具有更大的活动空间。运牛车里还有“厕所”—车厢地板上的洞口—免除了请示乞求看守的必要。19

不过,空旷的车厢也有让人特别痛苦的情况,例如,有时,车厢地板上的洞口被堵塞。在布恰的火车上,地板上的洞口冻住了。“结果我们怎么办?我们把尿撒在地板与车门之间的一道缝里,把屎拉在一块布里简单包成一个小包,希望他们会在什么地方停车并且打开车门,以便我们能把它们扔出去。”20在那些塞满了被流放的特殊移民的火车—车厢里面男人、女人和孩子混杂在一起—上,地板上的洞口产生了另外一种问题。三十年代初期被流放的一位富农的女儿回忆说,在不得不当着其他人的面解手时,人们“非常尴尬”,幸亏她能躲在“母亲的衬衫后面”。21

可是,真正的痛苦不是拥挤、解手或者尴尬,而是缺少食物,尤其是缺水。根据火车路线和种类的不同,有时途中向囚犯供应加热的食物,有时没有。通常,囚犯在押解途中的“干粮”是面包,既可能按每天三百克的低标准发放,也可能发给较大的数量—两公斤左右,后者意味着路程要持续三四十天。

与面包一起,通常还会发给囚犯咸鱼—结果这使囚犯特别口渴。22可是,他们每天得到的水很少超过一大杯,即使是在夏天。因此,囚犯在押解途中普遍体验过的那种极度口渴的经历反复出现。一名以前的囚犯写道,“我们曾经连续三天没有喝水,一九三九年除夕,在贝加尔湖附近的某个地方,我们不得不去舔悬挂在车厢外面的透明冰凌。”23另一名囚犯回忆说,在一次二十八天的押解途中只给了囚犯三次水,火车偶尔停车,“抬下囚犯的尸体”。24

即使每天能够得到一杯水,囚犯同样不堪折磨。叶夫根妮娅·金斯堡回忆说,囚犯不得不做出痛苦的选择:是在早上把一杯水全喝了,还是尽量省着喝。“那些偶尔抿一口水从而使它维持一整天的囚犯一刻也没有轻松过。他们从早到晚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的杯子。”25就是说,如果他们足够幸运有一杯水的话:一名囚犯至死也不会忘记她设法带在身边的茶壶被偷走的那个伤心时刻。茶壶装水不会洒,可以让她一点一点地喝一整天。没有了茶壶她就没有了装水的东西,于是备受干渴的煎熬。26

更不幸的是尼娜·哈根—托恩的回忆,夏日炎炎,她乘坐的押运列车在新西伯利亚城外停了三天。这座城市的中转监狱人满为患:“当时是七月,天气非常炎热。斯托雷平车厢的顶部晒得发烫,我们像烤箱里的面包似的躺在铺上。”不顾看守以增加刑期相威胁,她那个车厢的囚犯决定进行绝食抗议。“我们不想得痢疾,”女犯们大喊着回应看守,“四天来,我们一直躺在自己的粪便上。”最终,看守勉强允许她们喝了点水并洗了洗。27

一名波兰囚犯也发现她所乘坐的火车慢慢停了下来—不过是在大雨中。囚犯们当然试图去接从车顶上面流下来的水。但是,“当我们把杯子从车窗的铁栅栏之间伸出去时,坐在车顶的看守大声喊着他要开枪,因为禁止这样做。”28

冬天的押解旅程并不一定更好过。另外一名波兰流放者回忆说,在乘火车前往东部途中,除了冻得硬梆梆的面包和结冰的水之外,没有任何别的东西。29无论冬夏,其他流放者也都经历了特别的磨难。通常,当一列押运流放人员的火车在某个普通车站停下时,囚犯就会蜂拥下车向当地的人购买食物。“我们犹太人冲下车去抢购鸡蛋,”一名波兰乘客回忆说,“他们宁愿饿死也不会吃不符合犹太教规的食物。”30

年老和幼小的囚犯最受苦。芭芭拉·阿莫纳斯是一个与美国人结婚的立陶宛人,她和一大批立陶宛人一起被流放,包括男人、女人和儿童。其中有一个四小时前刚刚生了孩子的产妇和一个无法清理干净的八十三岁瘫痪老人—“她身上的所有东西很快就会发臭而且全身长满烂疮”。另外还有三个婴儿:

因为不能经常洗,尿布成了婴儿父母的大问题。有时,遇上雨后停车,婴儿的母亲们就会跳下车去在水沟里面洗尿布。为这些水沟发生过争吵,因为一些人想洗盘子,一些人想洗脸,而另一些人想洗脏尿布,大家都在同一时间……父母努力保持孩子的卫生。把用过的尿布抖开晾干,把床单和衬衫撕开权当尿布使用,有时,父亲把湿尿布系在腰间尽量使它们干得更快。

小孩子过得也不好:

有几天很热,车厢里污浊的气味令人难以忍受,一些人生了病。在我们的车厢里,一个两岁的男孩发了高烧,难受得一直在哭。他的父母能够为他做的只是让他吃几片别人给的阿司匹林。他的情况越来越糟,最后终于死了。接着,在一个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的森林停车时,士兵把他的尸体抬下车,可能把他掩埋了。他父母的悲痛之情以及无奈的愤怒令人心碎。在正常情况下给予治疗他不会死。现在,甚至没人确切地知道他被埋在什么地方。31

有时,当局为逮捕的敌人做出不同于流放者的特殊安排,而特殊的安排并不一定使情况有所改善。玛丽娅·桑德拉茨卡雅在孩子两个月时遭到逮捕,然后被送上一列实际上塞满了哺乳母亲的押运火车。六十五个女人和六十五个婴儿坐着两节运牛的货车行走了十八天,车厢里只靠两个直冒浓烟的小炉子取暖。没有特供的食物,没有热水给孩子洗澡或洗尿布,尿布后来“脏得成了绿色儿”。两个女人用玻璃片切开喉咙自杀了。另外一个精神失常。她们的三个婴儿被别的母亲抱养。桑德拉茨卡雅本人“收养”了其中一个。直到生命的尽头,她仍然坚信,正是母乳挽救了自己染上肺炎的孩子。当然,那个时候也无药可吃。

到达托木斯克中转监狱时,情况几乎没有任何改善。大部分孩子生了病,两个孩子死亡。又有两位母亲企图自杀,但是受到阻止没有成功。其他母亲进行绝食抗议。在绝食抗议的第五天,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一个委员会前来看望了这些女人:一个女人把她的婴儿扔向这些委员。刚到捷姆劳改营—主要是为被捕的“妻子”而设的女子劳改营—时,桑德拉茨卡雅确实设法组织过一个幼儿园。最后,她说服亲戚来把她的孩子带走了。32

尽管桑德拉茨卡雅的故事听起来也许显得怪异而残忍,但是,她的经历并非绝无仅有。一名前劳改营医生记述了被派到一个“儿童押解队”工作的情况,被解送的人包括十五位哺乳母亲和她们的婴儿,加上二十五个别的孩子和两名“保姆”。所有人被看守押解着走到车站,上的不是普通车厢而是一节车窗装有铁栅栏的斯托雷平车厢,也不发给适合他们吃的食物。33

有时,所有押解列车全部停运,但是,列车停运并不一定给囚犯提供多少喘息的机会。他们被押下火车,然后重新坐上卡车回到中转监狱。中转监狱的管理制度与办案监狱的差不多,只是这里的看守对他们所看管的囚犯的生存条件甚至更加漠不关心,因为他们决不会再次见到这些人。所以,中转监狱的管理完全无法预测。

卡罗尔·哈伦齐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从乌克兰西部押往科雷马的一名波兰人,他记录了他停留过的许多中转监狱的相对优点。在一份波兰军方要求填写的问卷中,他指出,利沃夫监狱干燥,有“完好的淋浴设施”而且“相当干净”。相比之下,基辅的监狱“拥挤、肮脏得难以形容”,而且到处都是跳蚤。在哈尔科夫,他所在的那间九十六平方米的牢房里塞进了三百八十七名囚犯,还有成千上万只跳蚤。在阿列莫夫斯克,监狱“几乎一片漆黑”,而且不许囚犯散步:“水泥地面很脏,地上有鱼刺。灰尘、臭味以及缺少新鲜空气让人头痛和眩晕,”条件恶劣得使囚犯们都趴下了。在伏罗希洛夫格勒[44],监狱也是“相当干净”,而且允许囚犯到牢房外面去解手,每天两次。在旧别利斯克的中转集中营,一个星期只许囚犯散步一次,半个小时。34

位于太平洋沿岸的那些中转监狱的条件也许最为简陋,在登上前往科雷马的船只之前,囚犯要在那里停留等候。三十年代,只有一座这样的监狱:符拉迪沃斯托克附近的第二河监狱。由于第二河监狱人满为患,一九三八年又建立了两个中转监狱:纳霍德卡湾监狱和瓦尼诺监狱。即便如此,仍然没有足够的牢房关押成千上万等候船只的囚犯。35一九四七年七月底,一名囚犯发现自己来到纳霍德卡湾监狱:“露天关押了两万人。对于房子只字不提—在那里,他们无论坐、躺还是睡觉,完全都是在地上。”36

供水情况与火车上相比也没有多大改善,尽管实际上囚犯们主要还是靠咸鱼为生,还是处在夏季的炎热中:“监狱里到处贴着‘不要喝生水’的标志。同时,两种流行病—斑疹伤寒和痢疾—在我们当中流行。结果,囚犯不顾那些标志的提醒,去喝监狱院子里地面上流着的水……谁都非常清楚我们怎么成了为喝一点水解渴而不顾一切的人。”37

对于经过几个星期旅途劳顿—一些回忆录作者记述了前往纳霍德卡湾监狱的四十七天火车旅程38—的囚犯来说,太平洋沿岸中转监狱的条件几乎让人无法忍受。一名囚犯写道,押解他的火车到达纳霍德卡湾监狱时,他的难友百分之七十患了夜盲症—坏血病病因的一种后果—而且腹泻。39他们也得不到什么医疗帮助。一九三八年十二月,由于没有药物或适当的护理,俄国诗人奥西普·曼德尔斯塔姆在第二河监狱死于妄想症和精神错乱。40

在太平洋沿岸的中转监狱,那些没有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囚犯有可能额外得到一点面包。囚犯可以运水泥,从火车上卸货,掏厕所。41实际上,在一些人的记忆中,纳霍德卡湾监狱是“唯一一个囚犯乞求干活儿的监狱”。一名波兰女囚犯回忆说,“他们只给干活儿的人发吃的,但是因为人比活儿多,一些人饿死了……在西伯利亚的草原上,卖淫花像鸢尾草一样茂盛。”42

托马斯·斯戈维奥回忆说,另外还有一些人靠交易为生:

有一块叫做市场的开阔场地。囚犯们聚在那里以物易物……钱不管用。需求量最大的是面包、烟叶和我们用来卷烟的报纸。有一些作为维修服务人员服刑的非政治犯。他们用面包和烟叶交换新来者的衣服,然后把我们的衣服转卖给外面的居民换取卢布,他们就是这样为获释之后回到苏联社会中的那一天攒着钱。白天,市场是监狱里面人最多的地方。在那里,在那个共产主义国家里如同地狱般的地方,我目睹了自由贸易制度最原始的形式实际上是什么样子。43

不过,对于这些囚犯来说,押解旅程的恐怖并没有终止于押运火车和中转监狱。前往科雷马的旅程必须乘船完成—就像囚犯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沿叶尼塞河而上去诺里尔斯克一样,或者像早年乘驳船从阿尔汉格尔斯克经白海去沃尔库塔一样。尤其是,在登上开往科雷马的轮船时,几乎所有囚犯都感到,他就要离开熟悉的世界,渡过冥河,进入地狱。许多囚犯以前从来没有坐过船。44

轮船本身并无什么特别之处。破旧的原产于荷兰、瑞典、英国和美国的蒸汽货轮—它们根本不是为运载旅客制造的—往返于科雷马航线。为使这些轮船胜任新的角色而对它们进行了改造,但是变化主要在表面上。轮船的烟囱刷上了Д.С.(远北建设)标志,甲板上架着机关枪,货舱里搭起简易的木板床铺,铺位用铁栅栏相互隔开。远北建设船队最大的轮船—原设计用于运送超长电缆—起初命名为“尼古拉·叶若夫”号。叶若夫失宠后,它更名为“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号,这一改名需要花很多钱去更换国际船舶登记证书。45

几乎没有为轮船所运载的“人”这种货物作其他考虑,在第一段航程,不许他们走上甲板,因为此时轮船的航线靠近日本海岸。在这几天时间里,船舱通往甲板的舱口紧紧关闭,唯恐偏离航线的日本渔船看见什么。46有人认为,实际上,正是因为对这些押解囚犯的航行所采取的如此严格的保密措施才导致了以下事件的发生:一九三九年,当载有一千五百名乘客—主要是返回大陆的囚犯—的远北建设轮船“因迪吉尔卡河”号在日本北海道沿海触礁时,船员做出了宁愿让大部分乘客淹死也不呼救的选择。情况应该是,船上没有救生设备,而且船员不想暴露他们这条“货船”的真面目,因此没有向所在海域的其他船只求助,尽管许多船只可以提供帮助。一些日本渔民自动赶来援救“因迪吉尔卡河”号,但是无功而返:一千多人在这场海难中丧生。47

不过,即使当时没有海难,囚犯同样深受要求强制监禁的保密之苦。看守把食物扔进船舱,留下囚犯去争去抢。用桶把给他们的水从甲板上放下去。因此,食物和水—像空气一样—都供应不足。无政府主义者埃莉诺·奥利茨卡雅回忆说,上船以后,人们马上开始呕吐。48叶夫根妮娅·金斯堡也是下到船舱之后很快就病倒了:“虽然我仍然站着,那只是因为没有倒下的地方。”一进船舱她“就动弹不得,我的两腿渐渐麻木,饥饿和海上的空气使我头晕目眩,我们大家全都晕船……几百个人紧紧地挤在一起,我们几乎不能呼吸;我们坐卧在肮脏的地上,或者互相依靠,伸开两腿给前面的人腾出地方”。49

一旦驶过日本海岸之后,囚犯有时得到允许爬上甲板以便使用船上屈指可数的几个厕所,对于几千名囚犯来说,这么少的厕所根本就不够用。回忆录作者们的回忆不尽相同,为了上厕所,有等“两个小时”的,有等“七八个小时”的,还有人等了“一整天”。50斯戈维奥对这些厕所作了描述:

一个箱子式的临时装置靠在船舷一边……在颠簸的船上,从甲板越过栏杆爬进箱子相当困难。年龄较大和那些从未到过海上的囚犯不敢进去。看守的催促和解手的急需最终迫使他们克服了畏惧情绪。在整个航程中,梯子上不分昼夜地排着长队。每次只许两个人进去。51

然而,在船上的生活中,肉体的痛苦远不如由囚犯自身—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由他们当中的刑事惯犯—所制造的痛苦那么严重。三十年代后期至四十年代初期尤其如此,当时,刑事惯犯在劳改营系统内的势力达到顶峰,而且当局把政治犯和刑事犯不加区别地混在一起。一些政治犯已经在火车上遭遇过刑事犯。艾诺·库西宁回忆说,“押解途中最糟糕的情况之一是那些安排在上铺的少年犯[年轻的刑事犯],她们做各种各样下流的事—到处吐痰,说脏话,甚至把尿撒在成年囚犯身上。”52

船上的情况更加糟糕。埃莉诺·利珀三十年代后期经历了解送科雷马的旅程,她叙述说,政治犯“挤在一起躺在船舱的柏油地面上,因为床铺都被刑事犯占据了。如果我们谁敢抬头,鱼头和鱼肠就从上面雨点般地向她扔来。晕船的刑事犯呕吐时,都会直接吐到我们身上”。53

波兰和波罗的海各国的囚犯比苏联囚犯穿得好,而且拥有更多值钱的财物,因此成为特定的目标。有一次,一群刑事惯犯把船上的电灯关掉,然后开始袭击一群波兰囚犯,杀死了其中几个并且抢劫了其余的人。“当时在场但幸存下来的波兰人在有生之年都会记得,”一名幸存者写道,“他们曾经下过地狱。”54

男女囚犯混在一起有可能比刑事犯与政治犯混在一起的后果严重得多。严格地说,这是不允许的:在船上,男女囚犯应当分开关押。实际上,看守可能接受贿赂允许男犯进入女犯船舱,从而造成严重的后果。“科雷马电车”—发生在轮船上的轮奸—在整个劳改营系统闹得沸沸扬扬。叶莲娜·格林克是一名幸存者,她描述了被轮奸的经过:

他们在电车“售票员”的指挥下开始强奸……听到“停止玩乐”[кончай базар]的命令之后不情愿地爬起来,让位给身边跃跃欲试的下一个人……死去的女人被拖走,堆在门口。他们往那些奄奄一息的女人身上泼水,使她们恢复知觉,接着,轮奸再次开始。一九五一年五月,“明斯克”号[在整个科雷马以“大电车”而臭名昭著]上受害妇女的尸体被抛进大海。看守甚至没有记下死者的姓名……55

据格林克所知,从来没有任何人因在这些押解船上强奸而受到惩罚。波兰少年雅努什·巴尔达赫对这个说法表示同意。一九四二年,他发现自己上了一条开往科雷马的轮船。当一伙刑事惯犯准备袭击女囚犯的船舱时,他就在现场,他眼看着他们把分隔男女船舱的铁栅栏切开了一个大口子:

很快,从这个口子赶过来一些女人,那些男人撕掉她们的衣服。几个家伙立即开始强奸,没有一个女人幸免。我能看见受害者雪白的身体挣扎着,她们使劲踢腿,用手抓男人的脸。女人们撕咬、喊叫、痛哭。强奸者回手毒打她们……放开女人之后,一些块头较大的强奸者转身来到床铺搜寻男孩子。接着,这些青少年受到残害,他们也被打趴在地,流着血不停地哭求。

其他囚犯没人试图制止强奸:“几百个男人从床上低头看着强奸的场面,但是没有一个人试图干涉。”巴尔达赫写道,只是在上甲板的看守把水泼向船舱时,强奸才会停止。几个死去和受伤的女人随后被拖了出去。没有人受到惩罚。56

“任何读过但丁《神曲》的人都会说,”一名幸存下来的囚犯写道,“地狱就在那条船上。”57

还有许多关于押解的故事,其中一些非常悲惨,简直让人不忍复述。押解的过程如此恐怖,以致在幸存者的集体记忆中,这种过程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几乎像劳改营本身一样令人不可思议的谜团。根据常人的心理,或多或少还有可能解释劳改营负责人的残忍,如同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他们自身承受着完成劳动定额、实现生产计划的压力。甚至可以解释办案人员的行为,他们的人生取决于其榨取供词的业绩,而且,有时他们是被挑选出来充当施虐狂的。可是,解释普通押解看守的行为则要困难得多:为什么不让渴得要死的囚犯喝水,为什么不给发烧的孩子阿司匹林,为什么不去保护女犯使其免遭轮奸致死。

当然,没有证据证明押解看守得到过明确的命令虐待被押解的囚犯。恰恰相反,对于如何在押解途中保护囚犯却有详细明确的规定,因此官方对这些规定屡遭破坏非常不满。一九四一年十二月颁布的一项“关于改善囚犯押解的组织工作”的法令以激烈的措辞描述了某些押解看守和古拉格人员“不负责任”有时甚至是“犯罪”的行为:“这导致囚犯到达指定地点时处于饥饿状态,结果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开始劳动。”58

一九四〇年二月二十五日的一份愤怒的官方文件不仅对把生病和没有劳动能力的囚犯押上开往北方劳改营的火车—这种做法本身是被禁止的—表示不满,而且对更多的囚犯得不到食物和饮水、得不到适合途中季节穿着的衣服表示不满。另外,有些囚犯的个人材料没有与人随行,因此找不到他们的档案。也就是说,囚犯到达劳改营时,那里的人谁也不知道他们的罪名或刑期。一九三九年,包括一千九百人的一批囚犯被押往北方边远地区,到达时,其中五百九十名囚犯因过度虚弱或病情严重而“基本丧失劳动能力”。一些人只剩几个月的刑期,一些人则刑期已满。大部分囚犯没有保暖的衣物和“合适的鞋”。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另外二百七十二名囚犯乘坐敞篷卡车行驶了五百公里,他们没有冬天的大衣,结果,许多人病倒了,一些人后来病死了。关于所有这些事实的报告都带有相应的不满和愤怒,疏忽的看守也受到了惩罚。59

同样,许多命令管理着中转监狱的事务。例如,一九四〇年七月二十六日,一道命令阐述了中转监狱的组织工作,明确要求监狱负责人修建澡堂、设法消灭寄生虫并且管理好厨房。60远北建设押解船队的安全和防卫同等重要。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在停泊于马加丹港的两条船上发生了炸药爆炸事件—导致九十七人死亡,二百二十四人送往医院抢救—以后,莫斯科对港口“玩忽职守的犯罪行为”给予了指责。负有责任的人员被送审判刑。61

莫斯科的古拉格负责人对囚犯害怕乘坐押解船只心知肚明。一九四三年诺里尔斯克检察院的一份检察官报告抱怨说,用船送来的囚犯—他们乘驳船沿叶尼塞河而上—“身体经常处于虚弱状态……在一九四三年来到诺里尔斯克的一万四千一百二十五名囚犯中,约有五百人在到达的第一或者第二天被送进杜金卡[诺里尔斯克的港口]的医院治疗;一千多人因为不给他们分发食物而暂时不能劳动”。62

尽管怨声载道,但是押解制度几乎一直没有变化。命令发出,不满产生。然而,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当一队囚犯抵达远东地区的共青城车站时,就连古拉格系统的助理检察官也认为他们的情况糟透了。他对一列由五十一节车厢组成的“СК590特别列车”的命运所作的官方描述肯定是站在低于一般标准的立场上,甚至还停留在古拉格押解制度一如既往的噩梦般的水平上:

囚犯坐在冰冷的车厢里到达,没有为所押送的囚犯准备取暖设施。每节车厢有十至十二个铺位,铺位上可以安排十八个人,但是,每节车厢的囚犯多达四十八人。车厢没有足够的水罐供应饮水,结果出现断水的情况,有时断水几天几夜。发给囚犯的是冻得硬梆梆的面包,他们连续十天得不到任何食物。囚犯到达时还穿着夏天的囚衣,肮脏不堪而且爬满虱子,他们显然都冻伤了……生病的囚犯被推到车厢的地板上,得不到药物和治疗,结果随时就地死去。尸体长时间留在车厢里……

在“СК590特别列车”所押送的一千四百零二名囚犯中,一千二百九十一人到达:五十三人死于途中,六十六人沿途下车留医治疗。[45]到达时,又有三百三十五人因三度或四度冻伤、肺炎以及其他疾病住进医院。这一队囚犯在路上大概走了六十天,其中二十四天“因计划不当”停在路边不能前进。然而,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下,负责这趟特别列车的哈巴罗夫同志除了受到一次“警告性训斥”之外没有得到任何指示。63

许多具有类似经历的幸存者试图解释缺乏经验的年轻押解看守—他们决不是安排在监狱系统的那种训练有素的杀人者—为什么对囚犯实施诸如此类的荒唐虐待。尼娜·哈根—托恩认为,“这并不证明邪恶,只是证明他们对被押送者的极度冷漠。他们不把我们当做人看。我们只是有生命的货物。”64一九三九年苏联入侵之后被捕的波兰人安东尼·埃卡特认为:

缺水应该不是故意虐待我们,而是因为供水必然要给看守增加额外的工作,所以,只要没有命令,他们就不做这件事。押解队的指挥官根本不关心这个问题,而看守则不愿冒着囚犯逃跑的风险一天几次押着他们去车站的水井或自来水龙头打水。65

不过,一些囚犯讲述的情况并非冷漠所能概括:“早晨,押解队的头头来到车厢的过道……他面朝窗户背对我们站在那里,大声叫骂着诅咒道:‘我烦死你们了!’”66

厌烦—或者更确切地说,厌烦搀杂着不得不从事这种让人丢脸的工作的怒气—也是索尔仁尼琴对这种莫名其妙的另类现象的解释。他甚至试图从押解看守的角度去想。押解途中,他们非常忙碌,人手也不够,然后还得“提着水桶去打水—再说,这要提着水走很远的路,而且心里挺憋气:一名苏联军人为什么就得像头驴似的为人民的敌人去打水 ?”更加让人憋气的是,索尔仁尼琴继续写道:

分配那点水需要很长时间。囚犯没有自己的茶缸。本来有茶缸的囚犯的茶缸都被没收了—因此,他们只能用两只配备的公用茶缸喝水,当他们喝水时,你得站在那里,舀出水来递给他们,再舀,再递,直到他们喝完为止……

打来水分给囚犯,押送人员能够容忍这一切,只要那帮猪猡咕嘟咕嘟喝饱了之后不要求解手就行。可是结果总是这样:如果一天不给他们水喝,他们也不要求解手。给他们喝一次水,他们要求解一次手;要是可怜他们,给他们喝两次水,他们就要解两次手。于是,这成了个简单明了的常识:什么也不给他们喝就对了。67

无论他们出于什么动机—冷漠,厌烦,愤怒,憋气,都对囚犯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结果,当囚犯到达劳改营时,他们不仅为坐牢和受审的经历感到迷惘和屈辱,而且体力也被消耗殆尽—接着,他们即将踏上在古拉格系统中的下一段路程:进入劳改营。

如果天还不黑,如果他们没有生病,如果他们有兴趣抬头观望,囚犯到达时首先看到的是劳改营的大门。通常,大门上方悬挂着标语。在科雷马某个营站的入口处,“高悬的胶合板拱形门楼上面写着一句口号:‘劳动在苏联是一件正当、光荣、勇敢并且富有英雄主义的事情!’”。68芭芭拉·阿莫纳斯来到伊尔库茨克郊区的一个劳动定居点,迎接她的是这样一条标语:“只有通过劳动我才能够报答祖国的恩情。”69一九三三年来到索洛韦茨基—当时那里已经成为一座戒备森严的监狱—时,另一名囚犯看到一块牌子上写着:“我们将用铁拳带领人类走向幸福!”70十四岁被捕的尤里·奇尔科夫也在索洛韦茨基看到一块写着“通过劳动—获得自由!”的牌子,这句口号令人不安地与奥斯维辛集中营大门上方的那条标语—“劳动使你自由”(ArbeitMachtFrei)—意思相近,它可能对后者产生了影响。71

像入狱一样,新来的囚犯到达劳改营后也要办理各种手续:被押解弄得筋疲力尽的囚犯马上就要变成劳改犯了。“到达劳改营之后,”波兰囚犯卡罗尔·科隆纳—乔斯诺夫斯基回忆说:

我[们]用了很长时间清点人数……那个特殊的夜晚似乎漫无尽头。不知重复了多少次,我们必须站成五排,每一排听口令向前迈出三步,几名神情焦虑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官员不停地高喊“一,二,三……”并且费劲地在他们的大写字板上记下每一个数字。可能是,这些活着的囚犯加上途中被枪毙的那些囚犯不够预期的总人数。72

男女囚犯的人数清点完毕之后,他们被带去洗澡并且剃剪毛发—从头到脚全身都剃。不过,按照正式规定为了卫生—假设从苏联监狱过来的囚犯身上总是爬满了虱子,这种假设通常不错—而进行的这一程序73同样具有某种重大的仪式意义。难怪女囚犯们带着特别恐惧和厌恶的口气描述它。经常发生的情况是,她们被迫脱掉衣服,然后在男性士兵众目睽睽之下赤身裸体地等着轮到给她们剃剪毛发。埃莉诺·奥利茨卡雅到达科雷马时经历了这种仪式,她回忆说,“我第一次听到抗议的哀嚎:女人就是女人……”74奥尔嘉·阿达莫娃—斯利奥斯贝格在一座中转监狱有过同样的经历:

为了清洗我们脱下衣服交了出去,然后准备上楼去盥洗室,这时我们发现,沿着楼梯从上到下站满了看守。我们羞愧难当,低着头偎缩在一起。然后,我抬头望去,结果,我的目光与那名负责官员的目光相遇。他恼怒地看了我一眼。“上来,快点,”他大声喊道,“赶快!”

我一下子感到释然了,情况甚至显得相当滑稽。

“让他们见鬼去吧,”我想,“在我看来,他们并不比我小时候所害怕的公牛瓦斯卡更像男人。”75

清洗剃剪之后,将男女囚犯变成无名劳改犯的第二步是分发囚衣。至于是否允许囚犯穿自己的衣服,规定因时代变迁而有所不同,劳改营之间也不一样。实际上,这个问题似乎留给了地方劳改营的官员们,他们总是随心所欲地作出决定:“在一个营站你可以穿自己的衣服,在另一个却不行,”五十年代初期湖泊劳改营的囚犯加琳娜·斯米尔诺娃回忆说。76这并非总是一个问题:到达劳改营时,如果没有被偷走的话,许多囚犯自己的衣服已经破烂不堪了。

那些没有衣服的囚犯不得不穿劳改营发给的囚衣。囚衣通常又旧又破,做工粗糙而且不大合身。在一些人—特别是女囚犯—看来,有时候,发给他们的囚衣仿佛是蓄意羞辱他们的企图的组成部分。安娜·安德烈耶娃是作家和唯灵论者丹尼尔·安德烈耶夫的妻子,她刚到劳改营时,那里的囚犯可以穿着自己的衣服。后来,在一九四八年,她被转到另外一个劳改营,那里的囚犯不能穿着自己的衣服。她发现了实在令人不快的变化:“他们剥夺了我们的一切,剥夺了我们的名字,剥夺了形成我们每个人个性的所有东西,剥夺了我们身上穿的衣服,我甚至不知道如何形容,穿着一身难看的囚衣……”77

没有为使保证囚衣尺寸适合囚犯穿着下过任何工夫。“我们每个人领到的都是大号衬衣,”雅努什·巴尔达赫写道,还有“一条黑色束腰棉裤,一件棉外套,一顶带帽耳的毡帽以及橡胶底靴子和羊毛里儿连指手套。这些衣物不加区分地发放下来,由我们自己挑选合适的尺寸。发给我的衣服全都太大,因此,我要用几个小时交换成更为合身的”。78

对劳改营囚衣样式的批评同样严厉,另外一名女犯写道,发给她们的是“短棉外套,长及膝盖的棉袜和用桦树皮做成的鞋。我们看上去像可怕的怪兽一样。我们几乎没有留下任何自己的东西。所有东西都卖给了女刑事犯,或者更确切地说,都交换了面包。丝袜和围巾让人眼红迫使我们不得不把它们卖掉。拒绝不卖可能非常危险”。79

由于破旧的囚衣似乎就是为了使他们丧失尊严而设计的,许多囚犯后来总是尽可能地修改它们。一名女犯回忆说,起初,她对发给自己的“破破烂烂的”衣服并不在意。不过后来,她开始“像其他女犯一样”,缝补破洞、添加衣袋并且改变衣服的样式,这减轻了她的屈辱感。80一般情况下,善于缝缝补补的女囚犯可以得到额外的面包,因此,人们费尽心思也要对标准囚衣作一点哪怕是最最微小的改动:如同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这种使自己与众不同、看上去比别人略胜一筹的能力可能与更高的地位、更卫生的生活条件以及更多的特殊待遇发生关系。瓦尔拉姆·沙拉莫夫十分清楚这些细微变化的意义所在:

在劳改营,有“特别的”内衣和“普通的”内衣;这是从正式讲话中听到的妙语。“特别的”内衣相对较新而且质量稍好,它们发给 “可靠的人”—囚犯工头以及其他享有特殊待遇的囚犯……“普通”内衣是给大家穿的。囚犯洗完澡以后直接在澡堂里领到“普通”内衣换下以前的脏内衣,后者已被提前收走集中清点。没有按照尺寸挑选衣服的可能。领到干净的内衣纯属撞大运,看着大老爷们因为觉得把穿脏的好内衣换成干净的破内衣不公平而哭泣,我感到一种莫名而可怕的悲悯。不可能让一个人不去想构成其生活的那些不幸……81

然而,作为劳改犯,清洗、剃剪、穿衣的打击只是漫长入门仪式的第一步。紧接着,他们将要经历其囚犯生涯中最苛刻的一道程序:挑选—以便把他们分成不同类型的劳动力。这一挑选过程将对所有事情产生影响,从一名囚犯在劳改营的地位,到他所住营房的条件以及分派给他的劳动种类。反过来,这一切有可能决定他将活着还是死去。

必须指出的是,我没有发现任何人在回忆录中描写过类似于发生在德国死亡集中营里的那种“挑选”。也就是说,我没有读到过与定期挑选—其目的是把身体虚弱的囚犯挑出来枪毙—有关的内容。这种暴行其实发生过,一名索洛韦茨基的回忆录作者声称自己在一次类似情况下死里逃生,82但是,至少在三十年代后期和四十年代初期,通常的做法有所不同。在一些地处偏远的劳改营,身体虚弱的囚犯并没有在到达之后被杀害,而是被“隔离”起来一段时间,既保证他们所患的疾病不会传染,又要争取使他们“长胖”,在经历了几个月的牢狱生活和可怕的押解之旅以后恢复健康。劳改营负责人的这种做法看来似乎是认真的,囚犯也愿意他们这样做。83

例如,亚历山大·韦斯伯格的伙食得到了改善,并且在被送往矿山之前获准休息。84经过长途押解到达乌赫塔热姆劳改营之后,耶日·格利克斯曼—曾在莫斯科非常欣赏波戈金的剧作《贵族》的演出的那位波兰社会主义者—得到三天的休息时间,在这三天里,他和新来的难友受到“客人”般的款待。85彼得·亚基尔是一位苏联将军的儿子,他在北乌拉尔劳改营里被隔离了十四天。86叶夫根妮娅·金斯堡回忆了她在科雷马的主要城市马加丹所度过的最初几天,将其称为“一连串的痛苦,暂时的失忆和潜意识的黑暗深渊”。像其他人一样,她在下了“朱尔马”号轮船之后就被直接送进了医院,在医院住了两个月后她完全恢复了健康。有人对此不以为然。“请问,”另一名囚犯莉莎·舍韦列娃说,“一只待宰的羔羊,你为谁恢复健康?你一离开这里,就将直接去服苦役,接着,不出一个星期,你又成为像你登上‘朱尔马’号时一样的躯壳……”87

一旦恢复健康—如果允许他们恢复健康的话,一旦穿戴整齐—如果允许他们穿戴整齐的话,挑选和分类便认真地开始了。原则上,这是一个受到严格监督的过程。早在一九三〇年,古拉格就对囚犯的分类下达过严格、复杂的命令。理论上,分派给囚犯的劳动任务反映了两套标准:他们的“社会出身”以及对他们的判决,另外是他们的健康状况。命令发布初期,囚犯被分为三类:刑期不超过五年的非反革命“工人阶级”囚犯;刑期五年以上的非反革命“工人阶级”囚犯和那些被判犯有反革命罪的囚犯。

对这三类劳改犯将按三种方式予以监管:优待、宽松和“一级”,后者即严加监管。还要安排一个医学委员会对他们进行体检,以决定他们可以干重活儿还是干轻活儿。综合考虑所有这些因素之后,劳改营当局将给每个囚犯分派劳动任务。然后,根据其具体劳动定额的完成情况,按照四种伙食标准中的一种给每个囚犯分发食物:基本、劳动、“充足”或“惩罚”。88所有这些标准将会多次发生变化。例如,一九三九年,贝利亚下令把囚犯分成“能干重活儿的”、“能干轻活儿的”和“身体虚弱的”三等(有时称为甲等、乙等和丙等),每一等囚犯的人数由莫斯科的主管部门定期监测,他们绝不允许劳改营里“身体虚弱的”囚犯太多。89

挑选的过程并不一定循规蹈矩。它既因劳改营负责人的强制实行有一些方面很正规,又因囚犯的内部调整与交易有一些方面不正规。对于大多数囚犯来说,他们在劳改营所经历的第一次分类过程相对来说比较粗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在布达佩斯被捕的匈牙利青年比恩·乔治将其在一九四六年所经历的挑选过程与奴隶买卖相提并论:

所有囚犯奉命来到院子里并被要求脱光衣服。叫到你的名字时,你到一个医生小组那里去体检。检查包括揪一揪屁股上的皮肤以确定肌肉的含量。他们通过肌肉含量确定你的强壮程度,如果体检过关,你就会被接受,你的材料也被放进一堆分出来的文件中。体检由几名穿白大褂的女人进行,而在这一群活死人当中,她们几乎没有什么选择余地。她们挑选年轻的囚犯,不管肌肉含量如何。90

耶日·格利克斯曼同样用“奴隶买卖”来形容在科特拉斯中转监狱—从这里向阿尔汉格尔斯克以北的各个劳改营转送囚犯—所进行的挑选过程。在那里,看守夜间叫醒囚犯,通知他们第二天早晨带上全部行李集合。所有囚犯必须参加,甚至包括患了重病的人。集合完毕,大家走出监狱进入森林。一小时后,他们来到一片开阔的空地,囚犯在这里列队站好,十六个人排成一行:

整整一天,我注意到,一些不认识的官员—既有穿制服的,也有穿便服的—在囚犯中间走来走去,命令一些人脱掉棉袄[фуфайка],摸摸他们的胳膊,摸摸他们的腿,看看他们的手掌,命令另一些人弯一弯腰。有时他们还会命令某个囚犯张开嘴,看看他的牙,像农村集市上的马贩子一样……一些人在找工程师和有经验的锁匠或车工;另一些人可能想要盖房的木匠;所有人都需要身体强壮的男囚犯,用他们伐木、种地、挖煤、采油。

格利克斯曼发现,进行检查时那些官员最关心的是“别让自己被蒙骗,以免不小心得到瘸子、残废或病人—总之,除了吃面包什么也不需要的才是健康的人。这就是一次又一次专门派人挑选合适的囚犯劳动力的原因”。91

从一开始,破坏规矩的情况同样显而易见。一九四七年,尼娜·哈根—托恩在捷姆尼科夫斯基劳改营经历过一次让人感到特别屈辱的挑选,然而,它有一个不错的结果。到达劳改营后,她这一队囚犯立即被送去洗澡,衣服放在了消毒室。洗完澡后她们走进一个房间,身上仍然湿漉漉的,而且什么也没有穿:她们被告知将在那里进行“体检”。“医生”要为她们进行检查,而当医生检查时—劳改营的生产负责人和一些看守也在场:

负责人走来走去,仔细观察我们的身体。他是在挑选货物—为生产,为缝纫厂!为集体农庄!为地方!为医院!生产负责人记下了我们的姓名。不过,听到我的姓名时,这位负责人看着我问道:

——“你与哈根—托恩教授是什么关系 ?”

——“女儿。”

——“送她去医院,她有疥疮,她的肚子上有红斑。”

因为自己肚子上没有红斑,哈根—托恩猜测,这个人曾经认识并且钦佩她的父亲,所以打算帮助她,至少暂时不让她去干重活儿。结果证明猜对了。92

在挑选过程中以及挑选之后,囚犯在其劳改营生涯最初几天的行为可能对他们的命运产生深远的影响。例如,在到达卡尔戈波尔劳改营后的三天休息时间里,波兰小说家古斯塔夫·赫林估量了自己的处境,然后“将我的高级皮靴卖给一名铁路搬运队的刑事惯犯[urka]换了九百克面包”。作为回报,那名刑事惯犯利用他在劳改营管理部门的关系帮助赫林在食品供应中心弄到一份搬运工的活儿。赫林被告知,这是一件苦差事,但他至少可以—如同事实所证明的那样—偷点额外的食物。他还立即得到了“特殊待遇”。劳改营指挥官命令他去劳改营的仓库报到,领取一件短大衣[长袖棉里儿外衣]、一顶带帽耳的帽子、一条棉裤以及帆布防水手套和毡靴[валенки]。这些衣物都是质量最好的,也就是说,它们是新的或者没有穿过几次—像这样的全套衣物通常只发给“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突击队中那些表现最好的囚犯。93

钻营和交易也会以其他方式进行。到达乌赫塔热姆劳改营之后,格利克斯曼立即发现,他在科特拉斯中转监狱所得到的“专家”头衔—他被归类为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在这个集中营里毫无意义。同时他还注意到,刚到劳改营的那几天,他的几个比较精明的俄国熟人并不为正规程序而担忧:

大部分“专家”利用自由活动的三天时间拜访劳改营的各个部门和办公室,去那里寻找旧相识,与一些劳改营官员进行令人生疑的谈判。他们兴奋而紧张。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害怕别人抢走他的机会,争夺大家梦寐以求的轻松岗位。很快,大多数人都知道了应该去哪里、敲谁的门、说什么话。

结果,一名真正合格的波兰医生被派到森林里面去伐木,而一名以前的皮条客却被留在办公室里当会计,“尽管他没有任何会计的概念并且根本就是个半文盲”。94那些因此得以逃避体力劳动的囚犯就这样设计了初到劳改营的生存策略—不过,这只是个开始。现在,他们必须学会适应支配着劳改营日常生活的那些令人陌生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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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萨瑟兰:《西伯利亚公主》,第136页。

2 叶夫根妮娅·金斯堡:《突变的历程》,第205页。

3 斯戈维奥:《可爱的美国》,第129-135页。

4 本书作者对柳德米拉·哈恰特良的采访,莫斯科,一九九八年五月二十三日。

5 叶夫根妮娅·金斯堡:《突变的历程》,第100页。

6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8466/1/23。

7 本书作者与匿名者的谈话,维尔纽斯,一九九一年九月;尤里·菲杰利戈尔茨:《科雷马》。

8 格沃瓦茨基:《苏联对波兰的领土要求》,第320-405页。

9 雅努什·巴尔达赫(与凯瑟琳·格利森合著):《人是吃人的狼:从斯大林的古拉格中死里逃生》,第156页。

10 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屋手记》,第170页。

11 本书作者对芬克尔斯泰因的采访。

12 爱德华·布恰:《沃尔库塔》(迈克尔·利辛尼斯基和肯尼迪·韦尔斯英译),第26页。

13 本书作者对芬克尔斯泰因的采访。

14 拉林娜:《我无法忘记这一切》,第149页。

15 格利克斯曼:《告诉西方》,第230-231页。

16 帕宁:《索洛戈丁的笔记本》,第36页。

17 索菲娅·普塔斯尼克:《一个波兰女人为生存而进行的挣扎》,载《波兰评论》,第二十一卷第一期,二〇〇二年一月,第846-854页。

18 约翰·诺布尔:《我在苏联做苦力》,第71页。

19 О.季夫:《回忆札记,1939-1969》,载一九九二年第七卷《往事》,第125页。

20 布恰:《沃尔库塔》,第29页。

21 А.Н.兹纳缅斯卡雅:《回忆录》,第20-22页。

22 卡尔塔学会档案馆档案,卡齐米尔日·扎莫尔斯基档案集,第一文件夹,第1253和6294号档案。

23 扎博洛茨基:《我的铁窗生涯》,第xx页。

24 别尔沙茨卡雅:《破碎的生活》,第47-49页。

25 叶夫根妮娅·金斯堡:《突变的历程》,第229页。

26 М.М.雅科文科:《阿格涅萨》,第176-179页。

27 哈根-托恩:《回忆录》,第69-72页。

28 胡佛研究所档案,波兰情报部档案集,第一百一十四档案柜,第二文件夹。

29 同上,第一百一十档案柜,第二文件夹。

30 普塔斯尼克:《一个波兰女人为生存而进行的挣扎》,第853页。

31 芭芭拉·阿莫纳斯:《把眼泪留在莫斯科》,第40-44页。

32 玛丽娅·桑德拉茨卡雅,未发表的回忆录,纪念协会档案馆档案,2/105/1。

33 А.И.考夫曼:《劳改营医生》,第228-233页。

34 卡尔塔学会档案馆档案,卡齐米尔日·扎莫尔斯基档案集,第一文件夹,第1253号档案。

35 斯蒂芬:《俄罗斯远东地区史》,第225-232页。

36 И.И.特瓦尔多夫斯基:《故土和异乡》,第249-251页。

37 斯戈维奥:《可爱的美国》,第135-144页。

38 康奎斯特:《科雷马》,第20页。

39 卡尔塔学会档案馆档案,卡齐米尔日·扎莫尔斯基档案集,第一文件夹,第1253号档案。

40 П.涅尔列尔:《随着人群和牛群:О.Э.曼德尔斯塔姆生命最后一年纪事》,载一九九二年第八卷《往事》,第360-379页。

41 卡尔塔学会档案馆档案,卡齐米尔日·扎莫尔斯基档案集,第一文件夹,第15876号档案。

42 胡佛研究所档案,波兰情报部档案集,第一百一十三档案柜,第九文件夹。

43 斯戈维奥:《可爱的美国》,第140页。

44 康奎斯特:《科雷马》,第24页;叶夫根妮娅·金斯堡:《突变的历程》,第351-353页。

45 康奎斯特:《科雷马》,第25页。

46 同上,第25-27页;戈洛瓦诺夫:《飞来横祸》。

47 诺兰德:《古拉格的重镇》,第290-291页;康奎斯特:《科雷马》,第25页。

48 奥利茨卡雅:《我的回忆》,第229-233页。

49 叶夫根妮娅·金斯堡:《突变的历程》,第353页。

50 卡尔塔学会档案馆档案,卡齐米尔日·扎莫尔斯基档案集,第一文件夹,第6294号、15882号和15876号档案。

51 斯戈维奥:《可爱的美国》,第143页。

52 库西宁:《命运的轮回》,第150页。

53 利珀:《在苏联集中营十一年》,第92-95页。

54 卡尔塔学会档案馆档案,卡齐米尔日·扎莫尔斯基档案集,第一文件夹,第1722号档案。

55 叶莲娜·格林克:《科雷马电车》,见梅翁·维连斯基所编《没有焚尸炉的奥斯维辛》,第10-16页。

56 巴尔达赫:《人是吃人的狼》,第191-193页。

57 卡尔塔学会档案馆档案,卡齐米尔日·扎莫尔斯基档案集,第一文件夹,第1253号档案。

58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01/1/614。

59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01/1a/61。

60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01/1a/64。

61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01/2/171和199。

62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8131/37/2063。

63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8131/37/2041。

64 哈根-托恩:《回忆录》,第69-72页。

65 安东尼·埃卡特:《人间蒸发:在苏俄七年》,第44页。

66 雅科文科:《阿格涅萨》,第176-179页。

67 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第二卷,第495-496页。

68 热诺夫:《雪橇》,第74页。

69 阿莫纳斯:《把眼泪留在莫斯科》,第137页。

70 К.П.古尔斯基,未发表的回忆录,纪念协会档案馆档案,2/1/14-17。

71 奇尔科夫:《但是原本一切如此》,第22页。

72 卡罗尔·科隆纳-乔斯诺夫斯基:《在北方森林那边:一名幸存者的回忆录》,第53页。

73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14/1/2743。

74 奥利茨卡雅:《我的回忆》,第234-244页。

75 阿达莫娃-斯利奥斯贝格:《历程》,第47页。

76 本书作者对加琳娜·斯米尔诺娃的采访,莫斯科,一九九八年五月三十日。

77 本书作者对安娜·安德烈耶娃的采访,莫斯科,一九九九年五月二十八日。

78 巴尔达赫:《人是吃人的狼》,第227页。

79 胡佛研究所档案,波兰情报部档案集,第一百一十四档案柜,第二文件夹。

80 娜杰日达和玛雅·乌里扬诺夫斯卡雅:《一家人的故事》,第356-365页。

81 沙拉莫夫:《科雷马故事集》,第341页。

82 希里亚耶夫:《长明灯》,第31-37页。

83 实例见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89/2/25。

84 韦斯伯格:《攻守同盟》,第92页。

85 格利克斯曼:《告诉西方》,第240页;阿达莫娃-斯利奥斯贝格:《历程》,第48页。

86 彼得·亚基尔:《监狱里的童年》,第117页。

87 叶夫根妮娅·金斯堡:《突变的历程》,第365页。

88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5446/1/54。

89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01/12/316。

90 比恩·乔治,未发表的回忆录,胡佛研究所收藏。

91 格利克斯曼:《告诉西方》,第218-221页。

92 哈根-托恩:《回忆录》,第149页。

93 古斯塔夫·赫林:《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第27页。该书以英文出版时署名古斯塔夫·赫林。作者的波兰名字是古斯塔夫·赫林-格鲁津斯基。

94 格利克斯曼:《告诉西方》,第246-248页。



第十章 劳改营的生活


远方的钟声

随着晨曦飘进牢房

我听见钟声呼唤我:

“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

“我在这里!”……

说罢潸然泪下,

身陷囹圄的惭愧泪水……

不是为了上帝,

而是为了你,俄罗斯。


——西梅翁·维连斯基,一九四八年1


根据迄今为止最精确的统计,在一九二九至一九五三年间,四百七十六个劳改营组成了古拉格的王国。2但是,这个数字正在让人产生误解。实际上,这些劳改营中的每一个都是由十几个甚至几百个更小的劳改营组成的。那些小劳改营—营站—的数量仍然没有统计出来,而且,因为其中有一些是临时的,有一些是永久的,还有一些由于技术原因在不同的时期隶属于不同的劳改营,所以可能根本无法进行统计。另外,也不能绝对地说劳改营的惯例和做法保证适用于每一个营站。即使是在贝利亚统治古拉格系统期间—这从一九三九年实际上一直持续到斯大林死去的一九五三年—劳改营的生活和劳动条件仍然继续存在着千差万别,不同的时间条件不同,不同的地方条件不同,甚至在同一个劳改营联合体内部,条件也不一样。

“每一个劳改营都有它自己的世界,那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城市,一个与世隔绝的国家,”苏联女演员塔季扬娜·奥库涅夫斯卡雅写道—而且,每一个劳改营都有它自己的特色。3一个北方边远地区大型工业劳改营的生活与一个南方农业劳改营的生活大相径庭。第二次世界大战局势最紧张时的劳改营生活与五十年代初期的劳改营生活完全不同,前者囚犯每年四死其一,后者囚犯的死亡率接近苏联其余部分的水平。一个比较开明的负责人所管理的劳改营的生活不同于一个施虐狂所管理的劳改营。营站规模的差别也很大,囚犯数量从数千人到数十人不等。劳改营的寿命同样如此,有一些从二十年代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后来仍然起着监狱的作用;另有一些—像那些为修建贯穿西伯利亚的公路和铁路而设立的劳改营—仅仅存在了一个夏天。

不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对于绝大多数劳改营来说,生活和劳动的某些内容还是具有普遍性的。营站与营站的环境条件之间仍然不尽相同,但是,三十年代国家政策变化无常的特征逐渐消失。结果,老一套死气沉沉的官僚作风—这种官僚作风最终将会牢牢控制苏联社会生活的几乎每一个方面—慢慢重新开始在古拉格系统盛行起来。

在这个问题上,引人注目的是一九三〇年所颁布的那些粗略含糊的劳改营规章制度与一九三九年贝利亚掌控古拉格之后所颁布的那些更加详细的规章制度之间的不同之处。这种不同之处似乎反映在中央机关—莫斯科的古拉格总局管理部门本身—与地方劳改营负责人之间发生了变化的关系上。在古拉格成立初期处于摸索阶段的那十年,上级命令并不试图硬性规定劳改营看起来应该像个什么样,而且几乎从不涉及囚犯的行为。它们草拟出一个大体的方案,留给地方劳改营负责人把空白填上。

相比之下,后来的命令显得非常具体、非常详细。对劳改营生活的几乎每个方面均作出了硬性规定,从营房的建造方式到囚犯的日常管理,都要与古拉格新的目标保持一致。4从一九三九年起,大概是在斯大林的支持下,贝利亚似乎明确打算不再使古拉格的劳改营—像一九三七和一九三八年某些劳改营实际发生的情况那样—成为死亡集中营。然而,这并不是说当时的劳改营管理者比较关心人的生命,更不用说正视人的尊严了。从一九三九年起,莫斯科主要关心的是经济:囚犯将要像机器上的齿轮一样纳入劳改营的生产计划。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莫斯科下发的规章制度要求,通过控制囚犯的生活条件以保证对他们严加管理。如同前面提到的那样,原则上,劳改营根据囚犯的刑期、职业和劳动能力(трудоспособность)将所有人分类。原则上,劳改营给每一名囚犯安排一项劳动任务和必须完成的劳动定额。原则上,劳改营根据每一名囚犯完成劳动定额的好坏给他分配基本生活必需品—食物、衣服、栖身之处和生存空间。原则上,劳改营生活的每个方面都是为提高生产指标设计的:甚至劳改营的“文化教育”部门主要也是因为古拉格的头头们认为它们有可能使囚犯更加努力地劳动而存在的。原则上,为了确保劳改营生活的这些方面协调发挥作用而设立了检查部门。原则上,如果劳改营不按这些规章制度办事,任何囚犯甚至有权—向劳改营的负责人,向莫斯科,向斯大林—投诉。

然而,实际情况完全不同。人不是机器,劳改营也不是没有故障、运转良好的工厂,而且,这个系统并不总是按照其既定轨道运行的。看守受贿,官员偷窃,囚犯想方设法抵制或者破坏劳改营的规矩。在劳改营内部,囚犯还会形成他们自己非正式的等级制度,他们的等级有时与劳改营当局所设立的官方等级相一致,有时也不一样。尽管莫斯科定期派出检查人员到处巡视—随后而来的往往是愤怒训斥的公函,但是,几乎没有任何劳改营是按照理想模式运行的。尽管表面上当局煞有介事地处理囚犯的投诉—为审查投诉成立了各种委员会,但是极少产生实质性的变化。5

正是莫斯科古拉格总局心目中的劳改营理想模式与现实生活中的劳改营实际状况之间的这种矛盾—书面规章制度与实际执行情况之间的矛盾—使劳改营的生活独具荒诞离奇的特色。理论上,莫斯科的古拉格总局对囚犯生活的细枝末节均作出了硬性规定。实际上,囚犯与管理他们的那些人的关系以及囚犯彼此之间的关系同样影响着劳改营生活的各个方面。


囚犯区:带刺铁丝网里面

显然,劳改营当局所拥有的最基本手段是对囚犯生活空间即“囚犯区”(зона)的控制。按照规定,囚犯区被设计成正方形或长方形。“为了保证更有效的监视”,不许因地制宜或者设计成不规则的形状。6在这个正方形或长方形里,没有多少吸引目光的东西。典型的劳改营营站的房屋,大部分看上去千篇一律。沃尔库塔劳改营的管理人员曾经拍摄过劳改营营房的照片,后来保存在莫斯科的档案馆里。照片上是一排简陋的木屋,除了图片文字所说明的一间“禁闭室”和一个“食堂”之外,其他房屋难以区分。7通常在营区中间有一块靠近大门的开阔空地,囚犯每天在那里两次列队清点人数。照例还有一些看守的营房和官员的住处,它们也用木头建成,只不过建在大门外面而已。

把囚犯区与另外的劳动场所分开的当然是将其圈起来的围栏。雅克·罗西在《古拉格手册》中写道,围栏通常用木桩搭建,将其长度的三分之一埋在地下。根据各地的不同情况,排列的木桩高度为二点五米至六米(七点五英尺至十八英尺)。木桩之间水平拉上七至十五道带刺的铁丝,木桩的间距约为六米(十八英尺)。每对木桩之间还要对角斜拉两道铁丝。8

如果劳改营或移民定居点坐落在城市附近或市区里面,通常会用围墙或砖木围栏代替铁丝网,以使靠近的人无法从外面看到里面。这些障碍物坚固耐用:例如,当我于一九九八年访问梅德韦日耶戈尔斯克时,在白海运河工程指挥部,三十年代初期修建的一圈用来囚禁犯人的高大木制围栏仍然矗立在那里。

为了通过围栏,囚犯和看守都要经过值班室或“看守室”。白天,值班室的看守监视进出劳改营的每一个人,检查进入劳改营的自由工人和押解囚犯外出的看守的通行证。在恢复了原貌的彼尔姆劳改营三十六号营站,值班室有一条设有两道门的通道。经过第一道门以后,囚犯在两道门之间狭小的地方停下来,接受搜身或检查。然后他才会被允许走出第二道门。在某个西西里银行的入口处,人们经常可以发现同样的机关。

然而,只是铁丝网和围墙尚不足以说明囚犯区的戒备森严。在大多数劳改营,全副武装的看守从高高的木制岗楼上监视着囚犯。有时还用警犬围着劳改营巡逻,警犬用铁链拴在一条环绕囚犯区拉起的金属导线上。由看守中的专业驯养员指挥的警犬经过训练之后可以向靠近的囚犯狂吠,而且可以循着气味追踪企图逃跑的人。就是这样,除了铁丝网和围墙之外,当局还要通过视觉、嗅觉和听觉等手段来对囚犯加以控制。

恐惧同样控制着囚犯,有时它足以使囚犯老老实实地待在一个根本没有围栏的劳改营里。玛格丽特·布伯—诺伊曼被监禁在一个看守松懈的劳改营,在那里,允许囚犯“在劳改营周边半英里的范围内自由走动;超出这个范围之后,看守不予警告即可开枪”。9这种情况极其少见:在大多数劳改营,看守早就“不予警告”就开枪了。在一九三九年订立的规章制度中,贝利亚要求所有劳改营负责人沿劳改营围栏辟出一条宽度不少于五米(十五英尺)的真空地带。10夏天,看守定点巡逻真空地带;冬天,故意让积雪覆盖着真空地带,以便随时发现逃跑的囚犯可能留下的足迹。真空地带最初也有标志,有时用铁丝网,有时用写着“禁区”(запретная зона)的牌子。真空地带经常被称为“死亡区域”,因为看守获准向进入其中的任何人开枪。11

然而,包围着营站的铁丝网、高墙、警犬和障碍物并非绝对不可逾越。鉴于德国的集中营完全自成一体—一位专家指出,它“完全封闭,与世隔绝”12—在这个意义上,苏联的劳改营系统有所不同。

首先,苏联劳改营把囚犯分为“需要看守的”(конвойный)或“不需看守的”(бесконвойный)。其中,极少数“不需看守的”的囚犯得到允许不受监视地跨界活动,为看守办事,白天在没人看守的铁路路段干活儿,甚至可以住在囚犯区之外的私人公寓里。后边这项特殊待遇制定于劳改营的历史初期—三十年代初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13尽管后来多次受到明令禁止,但它仍然延续了下来。订立于一九三九年的一套规章制度提醒劳改营负责人,“毫无例外地禁止所有囚犯住在营区以外的村庄、私人公寓或者属于劳改营的房屋里”。按规定,即使是让囚犯住在有人看守的地方,只要它是在囚犯区以外,劳改营也需要得到特别许可。14实际上,这些规定经常被人忽视。尽管有一九三九年的规章制度,在那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检查人员所写的报告仍然列举了各种各样的违规行为。在奥尔忠尼启则市[46],令检查人员不满的是,囚犯在街上溜达、逛商店、出入私人公寓、喝酒,还偷东西。在列宁格勒的一个囚犯生活区,有人让一名囚犯骑上了一匹马,结果,他骑着马逃走了。在沃罗涅日第十四劳动区,一名武装看守让三十八名囚犯站在街上,自己则去逛商店。15

莫斯科的检察机关给西伯利亚共青城附近的一个劳改营写过一封信,指责劳改营负责人允许超过一千七百六十三名囚犯得到“不需看守的”囚犯身份。结果,检察官愤怒地写道,“在城市里的任何地方,在任何公共场所,在私人公寓,都有可能遇见囚犯。”16检察官们还指责另外一个劳改营违反规定让一百五十名囚犯住在私人公寓里,这导致了“酗酒闹事、流氓行为,甚至导致对当地居民的抢劫”。17

不过,在劳改营里面也没有剥夺囚犯的一切行动自由。相反,这正是集中营的一个特点,是它不同于监狱的一个方面:不劳动、不睡觉的时候,大多数囚犯可以在营房内外随意走动。不劳动的时候,囚犯还可以在一定范围之内决定如何打发自己的时间。只有那些服苦役—一九四三年开始实施的刑罚制度—的囚犯,或是稍晚一些关在“特种劳改营”—一九四八年增设的劳改营—里的囚犯,夜间才被锁在营房里面。他们对这种待遇强烈不满,后来开始进行反抗。18

从封闭恐怖的苏联监狱刚一到劳改营的时候,环境的变化经常使囚犯喜出望外。一名囚犯说起他来到乌赫塔-伯朝拉劳改营时的情形:“一到野外,我们的心情非常愉快。”19奥尔嘉·阿达莫娃—斯利奥斯贝格回忆说,来到马加丹以后,她“一天到晚谈论着劳改营生活胜过监狱生活的地方”:

对于我们来说,劳改营的居民(约有一千名女犯)似乎很多:这么多人,这么多人可以说话,这么多人可以交朋友!还有大自然。在用带刺铁丝网围起来的营区里,我们可以自由走动,可以遥望头顶的天空和远方的山冈,可以一直走到尚未成林的树丛前,用手抚摸它们的枝叶。我们呼吸到湿润的海洋空气,感觉着下在脸上的八月细雨,坐在潮湿的草地上,让泥土从指间流过。我们的生活已经四年没有这些内容了,以致我们做着这些事情的时候发现,这一切对于我们的生命至关重要:没有它们,你觉得自己不像一个正常的人。20

列昂尼德·芬克尔斯泰因表示赞同:

你被送进来,下了囚车,接着,有些事情让你意外。首先,囚犯们在到处走动,没有看守—不管看守正在什么地方执勤。其次,他们看上去与你完全不同。进了劳改营之后,当新的犯人送到时,我发现这种反差甚至更大。由于呼吸不到新鲜空气、伙食恶劣等等原因,新来的犯人全都脸色发青。而劳改营囚犯的脸色多少还是正常的。你发现自己身在一群相对自由、相对健康的人中间。21

通常,随着时间的推移,劳改营生活这种表面上的“自由”逐渐失去吸引力。在监狱的时候,波兰囚犯卡齐米日·扎罗德写道,人们仍然相信可能是什么地方出了差错,很快就会被释放。毕竟,“我们还被外面的文明世界—监狱的高墙之外是一个大城市—所包围”。可是,在劳改营里,他发现自己自由地活动于“各种各样的陌生人中间……暂时完全不能按照正常的情感行事。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我的心中充满了恐慌,这种感觉慢慢变成绝望。我试图抑制这种感觉,回到意识的深处,但我渐渐开始明白,我陷入了某种玩世不恭的反常行为不能自拔……”22

更加糟糕的是,这种行动的自由很快就能轻易地转向混乱状态。白天,营站里看守和官员人手充足,但是夜间他们经常全都不在。值班室里通常会留一两个人,其余的人则全部撤到围栏以外。只是在囚犯认为自己的生命有危险时,他们间或会向值班室的看守求助。一名回忆录作者回忆说,在一次政治犯与刑事惯犯的打斗—如同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这在战后是一种普遍现象—发生后,被打败的刑事惯犯“跑到值班室”去求助。第二天,他们被转往另外一个营站,因为劳改营的管理者不愿看到大量死人。23还有一名女囚犯,她感到自己有被强奸的危险,并且可能死于一名刑事惯犯之手,于是,她“走进”值班室,请求当晚将她关进劳改营的禁闭室里保护起来。24

然而,值班室不是一个保险的安全区域。看守室里的看守并不一定非得对囚犯的要求作出反应不可。收到一些囚犯对另一些囚犯实施暴力的报告,他们可能只是一笑置之。官方文件和回忆录中都有关于武装看守对发生在囚犯当中的谋杀、殴打、强奸案件漠然而视或一笑置之的记录。古斯塔夫·赫林描述了发生在卡尔戈波尔劳改营某个营站里的一起夜间轮奸案,他写道,受害人“发出短促、嘶哑的哭喊,泪流满面,用裙子裹着自己。一个懒洋洋的声音从岗楼上喊道:‘过来,过来,那些家伙,你们干什么呢?你们不知道羞耻吗 ?’八个男人把那个姑娘拉到厕所后面,继续轮奸……”25

理论上,规章制度严格规定:囚犯必须待在囚犯区里。实际上,规章制度屡遭破坏。而且,从字面意义上讲并不违反规章制度的行为,无论多么残暴多么有害,也不一定受到惩罚。


营规:作息制度

囚犯区控制着囚犯活动的空间。26而营规—或者像通常翻译过来的那样说,是“制度”—则控制着他们的时间。简而言之,制度是劳改营遵照其运行的一套规章和程序。如果说带刺铁丝网把一名囚犯的活动自由限制在囚犯区以内,那么,一系列命令和警示则控制着他在那里度过的时间。

制度的宽松或严厉因营站的不同而不同,既取决于不断变化的中心任务,也取决于特定劳改营所关押的囚犯类型。在不同的时期,曾经有过管理宽松的病弱劳改营,有过普通劳改营、特种劳改营和惩罚劳改营。但是,基本制度一成不变。制度决定囚犯醒来的时间和方式;决定他们应当列队去劳动;决定他们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领取食物;决定他们何时睡觉以及能睡多长时间。

在大多数劳改营,囚犯的一天随着派班—给囚犯编队派活儿的过程—正式开始,然后他们列队出去干活儿。一声汽笛或者其他信号将他们叫醒。第二声汽笛告诉他们,早饭时间结束,劳动将要开始。瓦列里·弗里德是一名苏联电影编剧,写过一本特别生动的回忆录,他描写了这种场面:

各个劳动队的任务将在大门口分派确定。调度员通常拿着一块刨平的小告示板:上面写着劳动队和工人的数量(纸张短缺,而且可以用水把告示板上的数字擦掉第二天再写)。跟队的看守和调度员先要检查囚犯是否到齐,如果到齐,囚犯就被押着去干活儿。如果有人没到,大家都得等着,他们则去搜寻没到的人。27

根据莫斯科的规定,这一过程所用的时间不能超过十五分钟。28当然,如同卡齐米日·扎罗德所描写的那样,它持续的时间往往更长,即使是在天气恶劣的时候:

凌晨三点半,我们必须在广场中间站成五排等候清点人数。看守经常点错,于是不得不再点一遍。在下雪的清晨,这是一个几乎把人冻死的漫长过程。如果看守完全睡醒而且精力集中,清点人数通常要用三十分钟左右;但是,如果他们点错了,无论如何我们也得站上一个钟头。29

这种情况发生时,一些劳改营采取了“振奋囚犯精神”的措施。弗里德就此接着写道:“我们的派班进行时,有一位手风琴手伴奏。那是一名别的什么活儿也不干的囚犯,他只演奏欢快的乐曲……”30扎罗德同样记录了清晨乐队的荒唐现象,乐队由囚犯乐手组成,既有专业的,也有业余的:

每天早晨,“乐队”站在大门旁边演奏军乐,我们在军乐的激励下“坚定而愉快地”列队走向一天的劳动。队尾走出大门之后,演奏停止,乐手们放下乐器,紧跟在队伍后面,成了去森林里干活儿的工人。31

从劳改营,囚犯列队出去劳动。看守每天照例大喊大叫着发号施令,“如果走出队伍半步,将被视为企图逃跑—押送人员不予警告即可开枪—齐步走!”于是,囚犯仍然排成五路纵队,齐步走向劳动地点。如果路远,他们将由看守和警犬押送。傍晚返回劳改营的过程几乎一模一样。一个钟头的晚饭之后,囚犯再次排队站好。看守还要(如果囚犯运气好)一次(如果囚犯运气不好)又一次地清点人数。大概因为从劳动地点返回途中更有可能发生逃跑的情况,所以,对于晚上的清点人数,莫斯科的规定给了比较长的时间:三十至四十分钟。32然后,又一声汽笛响起,睡觉的时间到了。

这些规定和时间表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恰恰相反,营规随着时间推移发生变化,通常变得更加严厉。雅克·罗西写道,“苏联监狱制度的主要特点是系统性地强化管理,逐步使最初纯属随意的虐待具有了法律依据”,而且有证据证明这一点。33整个四十年代,营规越来越严厉,劳动时间越来越长,休息的天数越来越少。一九三一年,瓦伊加奇考察队—乌赫塔斯卡雅考察队的一部分—的犯人每天劳动六个小时,分成三班轮流干。三十年代初期,科雷马地区的劳工也按正常作息时间干活儿,冬天时间短一些,夏天时间长一些。34不过,十年当中,每天劳动的时间翻了一番。到三十年代末,埃莉诺·奥利茨卡雅那个缝纫厂的女囚犯“在一个不通风的大厂房里每天劳动十二个小时”,而科雷马每天劳动的时间也被延长到十二个小时。35后来在一个建筑队,奥利茨卡雅每天也要劳动十四至十六个小时,上午十点和下午四点各有五分钟休息时间,中午有一个小时的吃饭时间。36

这种情况的不只是她一个人。一九四〇年,古拉格的劳动日被正式延长为十一个小时,尽管如此,这个时间仍然经常被突破。37一九四二年三月,莫斯科的古拉格总局给所有劳改营的负责人写了一封信,怒气冲冲地提醒他们注意“务必保证囚犯睡眠时间不少于八个小时”的规定。信中解释说,许多劳改营的负责人无视这一规定,每天晚上只许他们的囚犯睡四五个小时。结果,古拉格总局不满地说,“囚犯渐渐丧失了劳动能力,他们正在变成‘弱劳力’和伤病号。”38

违规现象继续出现,尤其是在战争期间生产需求增加时。在德军入侵后的一九四二年九月,古拉格总局将修建机场设施的囚犯的劳动日正式延长为十二个小时,有一个小时的午饭时间。这一规定全国通用。战争期间,维亚特劳改营有案可查的劳动日为十六个小时。39一九四三年夏天,沃尔库塔记录了十二个小时的劳动日,尽管那里的劳动日在一九四四年三月—可能是因为囚犯的高死亡率和高患病率—重新缩减为十个小时。40谢尔盖·邦达列夫斯基是战时在某个黑店干活儿的一名囚犯,那是为科学家囚犯所设立的专用实验室之一,他也记得当时每天干十二个小时的活儿,其中包括休息时间。在一个典型的劳动日,他从早晨八点干到下午两点,接着又从下午四点干到晚上七点,然后再从晚上八点干到夜里十点。41

总之,规定常常被违反。分派到科雷马某支淘金队的一名囚犯每天必须筛选一百五十手推车矿沙。收工时没有完成这一定额的那些囚犯只能留下来接着干,直到他们完成为止—有时一直干到半夜。然后他们回到营房,喝下留给他们的菜汤,睡到早晨五点起床,接着开始继续干活儿。42四十年代后期,诺里尔斯克劳改营当局采用了类似的方法。一名曾经在那里为新的建筑在永久冻土层上挖地基的囚犯回忆说:“干了十二个小时以后,除非你完成了工作量,他们才会把你从洞里吊上来。如果没有完成,你只能留在洞里。”43

如同战争期间被分派到某纺织厂的一名囚犯后来所说,白天一般也不会让休息几次:

我们必须在早晨六点到达工厂。上午十点,我们有五分钟休息时间去抽支烟,为此我们不得不跑到大约两百码以外的一个地下室去,那是工厂厂区唯一一个允许抽烟的地方。违反这一规定将会受到加刑两年的惩罚。下午一点有半个小时的吃饭时间。手拿小碗的人们不得不飞跑着奔向食堂,排着长队领到一些令人作呕的大豆,大部分人吃了都会不舒服—然后无论如何也要赶在机器开始转动之前回到工厂。接着就再也不能离开岗位了,我们坐下要到晚上七点以后。44

休息日的天数也有法律规定。通常允许囚犯每个星期休息一天,分派到管得较严的劳改营的囚犯每个月休息两天。但是实际上这些规定也都没有得到遵守。早在一九三三年,莫斯科的古拉格总局曾经下过一道命令,要求劳改营的负责人认识到囚犯休息日的重要性,因为在拼命完成计划的狂潮中,囚犯的许多休息日被取消了。45十年过去,情况几乎没有变化。战争期间,卡齐米日·扎罗德十天得到一天休息。46另一名囚犯回忆说,他一个月才休息一天。47在古斯塔夫·赫林的记忆中,不干活儿的日子更是少得可怜:

按照规定,囚犯享有每劳动十天休息一整天的权利。但是实际上,当劳改营的产量面临降低的危险时,就连每个月一天的休息日都蒸发了,因此,当劳改营在某一季度超额完成生产计划时,煞有介事地宣布奖励一天休息居然成了惯例……我们当然不可能去查看产量数据或生产计划,所以,这种奖励实际上是为使我们完全任由劳改营当局摆布而捏造的谎言。48

即使是在难得的休息日,囚犯被迫在营区里面干杂活儿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他们打扫营房,清理厕所,冬天还要清除积雪。49所有这些情况产生了一道由德米特劳改营负责人拉扎尔·科甘签署的令人印象特别深刻的命令。大量反映劳改营的马匹累垮了的报告让科甘感到不安,他首先指出:“越来越多的马匹患病和累垮有许多原因,其中包括马匹负荷过重、道路条件恶劣以及缺少使马匹恢复体力所需要的充足的休息时间。”

接着,他发出了新的指令:

1.劳改营的马匹每天工作不得超过十个小时,不算两小时必要的休息和饲喂时间。

2.一般情况下,马匹每天走路不得超过三十二公里。

3.每八天必须让马匹固定休息一天,在这一天,务必使马匹得到充分的休息。50

至于囚犯每八天固定休息一天的需要,唉,没有提。


营房:居住空间

大部分劳改营的大部分囚犯都是住在营房里的。不过,囚犯到达之前已经开始建造营房的劳改营并不多见。不幸被派去建设新劳改营的那些囚犯住在帐篷里,或者干脆露天住宿。如同一首囚犯歌曲所唱的那样:


我们乘坐火车飞快地穿过雪原

突然,火车停了下来。

在我们周围,只有森林和烂泥——

我们将在这里开挖水渠。51


伊万·苏利莫夫三十年代是沃尔库塔的一名囚犯,他和一队犯人被扔在“北极冻原的一块空地”上,命令他们搭起帐篷,点燃篝火,然后开始铺设“用带刺铁丝网围起来的石头地面”,接着开始建造营房。52雅努什·谢明斯基是战后科雷马的一名波兰囚犯,他也曾是一支在严冬季节“从零开始”建设一个新营站的犯人队伍中的一员。夜里,犯人睡在地上。许多人死去,特别是那些没有在篝火旁边抢到睡觉的地方的犯人。53据内务人民委员部一名愤怒的检查人员说,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到达阿塞拜疆里海劳改营的犯人也是“露天睡在潮湿的地上”。54而且,这种情况不一定是暂时的。直到一九五五年,一些劳改营的囚犯仍然住在帐篷里。55

即使囚犯建成了营房,它们也是一成不变、非常简陋的木头房屋。莫斯科对营房的设计作了硬性的规定,因此,关于营房的记述颇为千篇一律:一个又一个囚犯描写了木头建成的长方形营房,没有涂抹灰浆的板壁,用泥巴堵塞的裂缝,里面一排排地摆满了质量同样低劣的床铺。有时有一张简易的桌子,有时没有。有时有几条可以坐的长凳,有时没有。56在科雷马和其他缺乏木材的地区,囚犯用同样廉价的石头同样仓促地建造营房。在那些地方,没有保暖材料可以使用,只能采取古老的办法。在拍摄于一九四五年冬天的沃尔库塔劳改营营房的照片上,几乎看不见那些营房:营房的屋顶成尖角状,但是非常低矮,这样一来,营房四周的积雪将有助于防寒。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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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房里》:同营难友在听一名囚犯乐手演奏—本雅明·姆克尔强作,伊夫杰利,1953


营房常常不是正规的房屋,而是地窖或“地洞”。四十年代初期,А.П.叶夫斯托尼切夫就住在卡累利阿的一个地窖里:

地窖—这是清除积雪之后在地面挖出的一个洞。地窖的四壁和顶部用没有加工过的原木支撑着。整个地窖位于另一片地面和积雪的下边。地窖的入口用帐篷遮挡起来……角落里放着一只水桶。地窖中间有个铁炉,一根烟筒从地窖的顶部伸出去,旁边还有一桶煤油。58

在一些紧靠公路和铁路施工现场建立的临时营站里,地窖普遍存在。如同我们在第五章里所讨论的那样,今天,在北方边远地区囚犯修建的公路两旁,在沃尔库塔市旧城区附近的河岸上,仍然布满了这些营站的遗迹。有时,囚犯也住在帐篷里。一本关于沃尔库塔劳改营早期生活的回忆录描写了建设营站的情况:在三天的时间里,搭起了供一百名囚犯居住的“十五座内有三层铺位的帐篷”,还建成了有四座岗楼和带刺铁丝网围栏的囚犯区。59

不过,实际建成的营房也很少能够达到莫斯科为其制定的最低标准。它们几乎永远都是拥挤不堪的,即使是在三十年代后期的混乱状况结束之后。一九四八年的一份关于二十三个劳改营的检查报告愤怒地指出,在其中的大部分劳改营,“囚犯的居住空间每人不超过一至一点五米”,而且居住条件也不卫生:“囚犯没有地方睡觉,或是没有自己的被单和毯子。”60有时,居住空间甚至比这还要小。玛格丽特·布伯—诺伊曼写道,当她来到劳改营时,营房里面实际上根本没有睡觉的地方,因此,头几天晚上她不得不睡在盥洗室的地板上。61

普通囚犯理应分到被称为包厢—这个名称来自设在客车车厢里的那种睡觉的地方—的铺位。包厢是一些双层床铺,每一层睡两个人,总共睡四名囚犯。在许多劳改营,囚犯睡在更低级的通铺上。通铺是一些长长的木板床,甚至没有分成隔开的铺位。被安排睡在通铺上的囚犯只能排成长长的一排一个挨着一个躺下。由于认为这种公用床铺不符合卫生条件,劳改营检查人员也经常猛烈抨击它们。一九四八年,古拉格总局管理部门发布了一道命令,要求用包厢取代所有通铺。62可是,睡过通铺的安娜·安德烈耶娃—她在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是莫尔多维亚劳改营的一名囚犯—回忆说,还有许多囚犯一直睡在通铺下面的地板上。63

被褥的发放同样随心所欲,而且劳改营与劳改营之间大不相同,尽管莫斯科颁布了更加严格(但是相当有限)的规定。按照规定,所有囚犯每年应该领到一条新毛巾,四年一个枕套,两年一套被单,五年一条毯子。64实际上,“每个囚犯的床上铺着一条所谓的草垫子,”埃莉诺·利珀写道:

里面没有稻草,也很少有干草,因为干草还不够喂牛;里面装的是刨花或者多余的衣物—如果哪个囚犯还有多余的衣物的话。另有一条毛毯和一个枕套,你可以用自己所有的随便什么东西把枕套塞满,因为没有枕头。65

再没有别的东西了。伊萨克·菲尔什京斯基是一九四八年被捕的一名阿拉伯语专家,直到一九五〇年,他在卡尔戈波尔劳改营睡觉时仍然盖着自己的大衣,用剩余的破旧衣服当枕头。66

一九四八年的那道命令还要求,把营房里的所有泥土地面全都铺上木头地板。但是,直到五十年代,在伊莲娜·阿尔金斯卡雅所住的营房里,由于地面是泥土的,所以不可能彻底打扫干净。67即使地板是木头的,也会经常因为没有刷子而无法彻底打扫干净。战后在对一个委员会讲述自己的经历时,一名波兰妇女说,在她那个劳改营,总有一批囚犯被安排在夜间“上班”,当其他囚犯睡觉时,他们打扫营房和厕所:“营房地板上的泥土必须用小刀才能刮掉。一些俄国女人因为我们不这样做而困惑不解,问我们在家是怎么做的。她们甚至想不到,最脏的地板也能用刷子刷干净。”68

取暖和照明往往同样原始落后,但是在这个方面,劳改营与劳改营之间也大不相同。一名囚犯回忆说,实际上,营房里面光线昏暗:“电灯发出惨白昏黄的微光,几乎根本看不出来,煤油灯冒出混浊的烟雾和恶臭的气味。”69另一些人抱怨的却是相反的问题,电灯通常彻夜开着。70沃尔库塔地区劳改营的囚犯在取暖方面没有问题,因为他们可以从矿上带一些煤块回家。但是,因塔煤矿附近某个营站的囚犯苏珊娜·佩乔拉回忆说,营房里面“冬天很冷,以致你的头发冻在床上,喝的水在杯子里面结了冰”。71她那个营房里也没有自来水,只有值班人—一名不再能干重活儿的老年女犯—用桶打来的水。值班人白天负责打扫卫生并看管营房。72

更加糟糕的是,因为大量肮脏发霉的衣物晾在床边、桌边以及任何可能悬挂东西的地方,所以营房里面弥漫着一种“非常难闻的气味”。在特种劳改营的营房—那里夜间房门紧锁,窗户上面装着栅栏—里,这种恶臭“几乎让人无法呼吸”。73

缺少厕所使营房里空气的质量更加恶化。在那些夜间把囚犯锁在营房里的劳改营,就像在监狱里一样,囚犯只能使用营房里的马桶或“水桶”。一名囚犯写道,早晨,马桶满得“提不起来,只好从湿滑的地上拖出去。里面的东西肯定会洒出来”。74另一名囚犯、五十年代初期被捕的加琳娜·斯米尔诺娃回忆说,“如果不是憋急了的话,你可以等到早晨再说,否则将会臭气熏天。”75

另外,厕所是户外的,而且是在营房以外,往往还有一定距离,因此,在冬季的严寒中,上厕所是一件辛苦的事。“即使是零下三四十度时,”在另一个劳改营,斯米尔诺娃说,“也只能去木板搭的露天厕所。”76托马斯·斯戈维奥记述了这种情况的后果:

在外面,在每一幢营房的门前,他们插了一根木杆固定在地上。又是一道命令!除了户外厕所,不许我们在劳改营里随地小便,也不许我们尿到拴在那根木杆顶端的破白布上。违反命令被逮住的人将被关十个晚上的禁闭……发布这道命令是因为,有些囚犯夜里不愿跑那么远去户外厕所,而是在人们常走的雪地小道上到处小便。地面上布满了一片片黄斑。春天积雪融化以后,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恶臭……我们一个月两次铲除雪堆,用车把残雪运出营区……77

但是,肮脏和拥挤不仅仅是美学问题或者让人相对不舒服的问题。铺位上人满为患以及空间不足也有可能致人死命,尤其是在二十四小时连轴转的劳改营。在一个这样的劳改营—那里的囚犯夜以继日三班倒,一位回忆录作者写道,“一天中的任何时间营房里面都有人在睡觉。努力睡着就是为生存而搏斗。为了睡觉,人们互相谩骂、打架,甚至互相残杀。营房里的广播总是开到最大的音量,因此特别让人憎恨。”78

恰恰因为睡觉的地方这个问题至关重要,睡觉的条件始终是控制囚犯的一种基本手段,而劳改营当局也有意识地利用这种手段。在莫斯科的中央档案室,古拉格的档案管理员精心保存了各种形式的营房照片,这些营房是为不同类型的囚犯准备的。先进工作者—“优秀劳动者”或“劳动突击手”—的营房里面有带床垫和毛毯的单人床、木地板,墙上还挂着照片。这些囚犯如果不是微笑着面对摄影师,至少也是在读报,而且看上去营养充足。另一方面,管制营房—供没有能力或不服管教的囚犯居住的条件恶劣的营房—用固定在墙上的木板代替床铺。即使是在这些为了宣传而拍摄的照片上,管制营房的囚犯也没有床垫,照片同时显示,毯子也是伙用的。79

在一些劳改营,围绕着睡觉设定的规矩变得越来越复杂。在这一类规矩中,空间成为一种奖励,以致拥有空间—和隐私—被认为是不得了的特殊待遇,只会给予跻身劳改营特权阶层的那些人。劳动队长、定额员之类地位较高的囚犯往往获准与很少几个人住在较小的营房里。刚刚来到莫斯科的一个劳改营时,索尔仁尼琴被劳改营安排担任“工长”,他在某个营房里得到一个位置,那里没有普通营房那么多铺位,并且是两个人而不是整整一队人拥有一个床头柜。白天房门上着锁,因此你可以把自己的东西留在屋里。最后,还有一个半合法的电热盘,所以不必到院子里的公用大火炉旁挤来挤去。80

这就是大家公认的高级待遇。当然,比较吸引人的劳动岗位—木工或工具修理工—也能带来囚犯梦寐以求的在车间里面睡觉的机会。在捷姆尼科夫斯基劳改营当皮匠的安娜·罗金娜上班时可以在皮匠车间里面睡觉,她还有“权”去洗澡,而且次数更频繁,这都被认为是不得了的特殊待遇。81

在几乎所有劳改营,医生—即使是囚犯医生—也被允许拥有单独休息的地方,这是一种反映其特殊身份的特殊待遇。外科医生艾萨克·沃格尔范格尔觉得自己受到了优待,因为他被允许睡在劳改营医务室“接诊台隔壁一间小屋”的一个床位上:“当我进入梦乡时,月亮似乎向我微笑。”与他睡在一间屋里的是劳改营的医士,或者叫“医疗助手”,他也受到同样的优待。82

有时还为老弱病残囚犯安排了特殊的生活条件。女演员塔季扬娜·奥库涅夫斯卡雅设法混进了立陶宛的一个病弱劳改营。那里的“营房高大,有许多窗户,干净,明亮,我的头顶没有上铺”。83派往贝利亚的黑店—为有才能的工程师和技术专家而设立的“特殊部门”—去干活儿的囚犯居住的地方最舒适。在博尔舍沃的一个邻近莫斯科的黑店里,营房“宽敞、干净、明亮,用荷兰砖灶取暖”而不是用铁炉子。床上有亚麻布床单和枕头,夜间会熄灯,还有一个单独使用的淋浴间。84当然,住在这些特殊营房里的囚犯心里清楚,挥挥手就可以把他们赶出去,这增强了他们努力干活儿的积极性。

营房里面还有另外一种非正式的等级制度。在大多数营房里,什么人睡在什么地方主要由劳改营里最强大、最抱团的囚犯群体来决定。如同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在较大的民族群体—乌克兰人、波罗的人、车臣人、波兰人—变得更加强大之前的四十年代后期,最有组织的囚犯通常是刑事惯犯。因此,他们睡在空气较好、空间较大的上铺,如果有人反对就会对其棍棒拳脚相向。睡在下铺的是那些势单力薄的囚犯。睡在地上的人—劳改营最底层的囚犯—处境最惨,一名囚犯回忆说:

这一层被称为“集体农庄”区,刑事惯犯强迫“集体农庄庄员”—不同年龄的知识分子和神职人员,确切地说,甚至还有刑事惯犯当中一些违犯了贼的道德规范的人—必须睡在这一层。落在他们身上的不只是上铺下铺掉下来的东西:刑事惯犯还会往下倒脏水和前一天的剩菜汤。住在集体农庄区的人们不得不忍受这一切,如果他们不满,甚至会有更脏的东西倒下来……人们逐渐开始生病、呼吸困难、丧失意识、精神错乱、死于伤寒、痢疾和自杀。85

不过,囚犯—甚至政治犯—仍有可能改善他们的处境。卡罗尔·科隆纳—乔斯诺夫斯基是一名波兰政治犯,他当医士时,劳改营刑事惯犯的“老大”格里沙把他从一个拥挤不堪的营房里叫出来:“他盛气凌人地踢了他的一个喽啰一脚,后者把这当作为我腾个地方的命令,立即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我有点局促不安,于是表示我不愿坐在离炉子这么近的地方,但这有违我这位主人的一番好意,因为我感到格里沙的一个随从使劲推了我一把。”身体恢复平衡之后,科隆纳—乔斯诺夫斯基发现自己坐在格里沙脚下的床铺上:“显然,这是他想让我住的地方……”86科隆纳—乔斯诺夫斯基没有争辩。几个钟头时间,一个人所处的位置,或是一次碰面,甚至都很重要。


澡堂(БАНЯ)

肮脏、拥挤以及恶劣的卫生条件导致臭虫虱子泛滥成灾。三十年代,莫斯科—伏尔加运河劳改营的《改造报》所刊登的一幅“幽默”漫画画了一名刚刚领到新衣服的囚犯。漫画下方的说明文字写着,“他们发给你‘干净的’衣服,但是衣服上爬满了虱子。”另一幅漫画的说明是,“当你在营房里睡觉时,臭虫像青蟹一样噬咬你。”87这个问题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缓解。一名波兰囚犯写道,战争期间,他的一位劳改营难友逐渐对这些寄生虫着了迷:“作为一名生物学家,他对大量虱子如何在一个固定的空间生存下来很感兴趣。他清点自己衬衫上的虱子,先找到了六十个,一小时后,又找到了六十个。”88

四十年代,古拉格的负责人早已认识到虱子传染斑疹伤寒的致命危险,因此,他们正式发动了一场针对寄生虫的持久战。硬性规定每十天必须洗一次澡。囚犯进入劳改营时以及之后每隔一段时间,他们的全部衣物应当送到消毒部门蒸煮消毒,以便消灭所有害虫。89如同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囚犯进入劳改营时,无论男女,劳改营的理发员都要为他们剃掉全身的毛发,以后还要定期为他们理发。肥皂—尽管数量极少—也被列在用品清单上面固定发给囚犯:例如,在一九四四年,肥皂的发放标准是每人每月二百克。女囚犯、囚犯的孩子以及医院的囚犯额外多发五十克,少年犯多发一百克,从事“特别脏的劳动”的囚犯多发二百克。这几片薄薄的肥皂既要用于个人卫生,也要用来洗涤被单和衣服。90(在劳改营内外,肥皂同样供不应求。直到一九九一年,苏联的煤矿工人还在因为物品短缺举行罢工,短缺的物品中就包括肥皂。)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承认劳改营这些除虱措施的成效。实际上,一名囚犯写道,“洗澡似乎增强了虱子的繁殖能力。”91瓦尔拉姆·沙拉莫夫更进一步:“除虱措施不只是完全无用的,这种澡堂根本灭除不了虱子。它徒有其表,采取除虱措施为的是更残酷地折磨囚犯。”92

严格地从字面意义上讲,沙拉莫夫说的并不对。澡堂不是为折磨囚犯而设置的—如我所说,莫斯科的古拉格总局管理部门的确下达了严厉的命令,指示劳改营的负责人开展消灭寄生虫的斗争,同时,不计其数的检查报告猛烈抨击后者对此行动不力。一九三三年的一份关于德米特劳改营的情况报告愤怒地表示了对女犯营房的不满,那里“肮脏不堪,缺少被单和毯子;女囚犯抱怨臭虫太多,卫生部门一直没有对此采取措施”。93一九四〇年的一份关于一批北方劳改营情况的调查报告用激烈的言辞写道,在一个营站,“营房里的虱子和臭虫对囚犯的睡眠能力具有消极影响”,而在新西伯利亚劳改营,“囚犯百分之百染上了虱子……由于恶劣的卫生条件,皮肤病和肠胃病的发病率特别高……因此,不卫生的状况显然造成了非常巨大的损失”。

同时,这份报告极其不安地继续写道,在另一个营站,斑疹伤寒爆发过两次,而在其他几个营站,囚犯“又黑又脏”。94对虱子不满并且愤怒地命令将其消灭,古拉格的检查人员年复一年地将统计数字写进检查报告中。95一九三七年,一次斑疹伤寒在捷姆劳改营流行之后,营站的负责人和劳改营医疗部门的副主管被双双开除,他们因“玩忽职守和不作为罪”受到指控和审判。96除了惩罚还有奖励:一九三三年,德米特劳改营一幢营房里的囚犯得到放假的奖励,因为他们把床铺上的臭虫消灭干净了。97

囚犯拒绝洗澡的问题同样受到非常认真的对待。伊莲娜·阿尔金斯卡雅五十年代初期是肯吉尔劳改营—为政治犯而设的一个特种劳改营—的一名囚犯,她回忆说,劳改营里一个特殊的修女教派由于只有她们自己知道的原因而拒绝洗澡:

一天,我因生病获准休息留在营房里。可是,一名看守进来对我们说,所有生病的囚犯都要去帮“修女”洗澡。接着出现了下面的场景:一辆货车推进营房停在她们的床前,我们硬把她们抬到车上。她们又踢又打表示抗议。不过,当我们终于把她们弄到车上以后,她们只是安静地躺着,并没有试图逃走。然后我们把车推到澡堂。在那里,我们把她们弄下车来送到澡堂里面,脱去她们的衣服—于是,我们知道劳改营当局不能允许她们不洗澡的原因了。当你脱掉她们的衣服时,虱子一撮一撮地往下掉。随后,我们让她们站在淋浴下面给她们洗澡。与此同时,她们的衣服都被拿去蒸煮消毒以杀灭虱子……98

阿尔金斯卡雅还回忆说,在肯吉尔劳改营,“原则上,你想去洗澡就可以去”,那里用水没有限制。同样,列昂尼德·西特科以前曾被德军俘虏,他认为苏联劳改营里的虱子要比德国集中营里少。他在草原劳改营和矿藏劳改营都待过,在那里,“你想洗澡就可以洗……你甚至还能洗自己的衣服。”99如同伊萨克·菲尔什京斯基在卡尔戈波尔劳改营所看到的那样,虽然别的囚犯饱受缺水的折磨,某些工厂和工地却有自己的淋浴室,那里的囚犯白天可以使用它们。100

不过,沙拉莫夫关于劳改营卫生制度愤世嫉俗的描述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因为,尽管得到命令要求他们认真对待洗澡问题,经常出现的情况却是,地方劳改营的管理者仅仅把除虱和洗澡当成走过场,对于结果似乎毫不在意。不是没有足够的煤炭保证消毒设施达到必要的温度;就是负责消毒的人员不能尽心尽力把事情做好;或是不到月底配给的肥皂已经用完;再不然就是肥皂被人偷走了。在科雷马的迪泽尔尼营站,洗澡的那一天,他们“发给每个囚犯一小块肥皂和一大杯热水。囚犯把五六杯热水倒进一个桶里,而这要洗五六个人”。在索普卡营站,“像其他东西一样,水是通过狭窄的公路和铁路运来的。冬天,他们融雪为水,可是那里的积雪不多,因为风把它们刮走了……劳工从矿上灰头土脸地回来,却没有水池可以洗洗。”101

囚犯洗澡经常让看守感到不痛快,碍于形式,他们只许囚犯在澡堂里面待几分钟。102一九四一年,在西伯利亚劳改营的某个营站,一名检查人员愤怒地发现,由于看守完全不当回事,“囚犯已经两个月没有洗澡了”。103

而且,在那些最恶劣的劳改营,对囚犯人格的公然无视确实使洗澡成为一种折磨。许多人描述过洗澡的可怕经历,但是,还没有人像沙拉莫夫那样深刻,他用整整一篇小说描写了科雷马澡堂的恐怖。尽管已经累得筋疲力尽,囚犯还得为轮到他们洗澡等几个小时:“澡堂的开放时间被安排在干活儿前或收工后。在严寒中干了很长时间活儿以后(夏天也不会更轻松),当大家一心渴望吃完晚饭尽快上床睡觉时,在澡堂耽搁的时间几乎令人难以忍受。”

首先,囚犯要在澡堂外面的严寒中排队;然后,他们被赶进挤满了人的更衣室—十五人使用的更衣室塞进了满满一百个人。每当这个时候,他们知道,他们的营房正在受到清理和搜查。他们自己少得可怜的一点点东西,包括陶瓷饭碗和破布片,正被扔到雪地里:

占有一些零七八碎的东西是人的天性,无论他是叫花子还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囚犯其实也一样。毕竟,他是一个干活儿的人,需要针头线脑铺衬布片缝补丁,也许还额外需要一个碗。这些东西都被扔了出去,结果,每个洗澡日之后还得重新找回来,除非它们被埋在了雪地深处。

进到澡堂里面之后,往往只给一点水,所以根本不可能洗干净。给囚犯“一木盆不太热的水……另外就没有水了,没人能再弄到点水”。澡堂里面也不暖和:“随着从门下边、墙缝中吹进来的阵阵寒风,让人感到越来越冷。澡堂根本不暖和,墙壁上有许多裂缝。”澡堂里面,“由于烟雾、拥挤和叫嚷声,经常也是一片喧嚣;甚至说话都有一种共同的特点:‘像在澡堂里面一样大声喊叫。’”104

托马斯·斯戈维奥同样描写过这种地狱般的场景。他说,在科雷马,为了让囚犯去洗澡,有时必须打他们:

严寒中站在外面等着里面的人出来—接着来到冷冰冰的更衣室—必须进行的消毒熏蒸过程,我们在那儿把身上的破烂衣服扔进一堆衣服里—你从没拿回过自己的衣服—人们打骂起来,“你个婊子养的,那是我的夹克”—从湿漉漉的衣服堆里把接缝处布满虱子卵的内衣挑出来—由劳改营的理发员为我们剃掉全身的毛发……然后,当终于轮到我们进入澡堂时,每人拿起一个木桶,得到一杯热水和一杯冷水,还有一小块黑乎乎的肥皂,肥皂的气味很难闻……105

接着,在这一切结束以后,与交出衣服一样让人感到屈辱的过程从头到尾再来一遍,沙拉莫夫写道,内衣问题始终困扰着人们:“洗完澡后,实际分发内衣之前,人们早早聚在窗口,不厌其详地反复谈论他们最后一次领到的内衣,谈论五年前在贝加尔—阿穆尔劳改营领到的内衣……”106

不可避免的是,相对舒服地洗澡的权利也在私下里与特殊待遇挂上了钩。例如,在捷姆劳改营,那些从事特殊工种劳动的囚犯洗澡的次数更多一些。107在劳改营,就连澡堂勤杂工通常也成为最令人向往的岗位之一,这个岗位意味着,既可以接近干净的水,又有权决定是否允许别人接近干净的水。最终,尽管莫斯科下达了一道道最最严厉的命令,囚犯的舒适、卫生和健康仍然取决于地方官员的兴致所在以及种种客观条件。

日常生活的又一个方面因此变得面目全非,从一种简单的生活享受变成了沙拉莫夫所说的“一种消极因素,囚犯生活的一种负担……证明劳改营的功能—劳改营向囚犯灌输的主要东西—发生了改变……”108


食堂(СТОЛОВАЯ)

关于古拉格的大量文学作品对劳改营进行了各种各样的不同描写,反映了范围广泛的个人经历。但是,在劳改营的生活中却有一样东西,从一个劳改营到另一个劳改营,从这一年到下一年,从一本回忆录到另一本回忆录,对它的描写始终不变:那就是每天一次—有时两次—给囚犯吃的监狱菜汤。

坐过牢的人普遍认为,每天供应一次或两次的半升监狱菜汤的味道令人作呕;它总是稀得像水一样,里面煮的东西也十分可疑。加琳娜·莱温松写道,这种菜汤用“烂包菜和坏土豆做成,有时放一点猪油,有时放几个鲱鱼头”。109芭芭拉·阿莫纳斯回忆说,汤是用“鱼或动物的内脏加上一点土豆”做成的。110列昂尼德·西特科描写这种菜汤时说,“里面从来没放过肉”。111

另一名囚犯回忆说,与他一起干活儿的一个法国人不能吃用狗肉做成的汤,“来自西方国家的人始终无法突破某种心理障碍,即使在他快要饿死的时候,”他最后写道。112甚至德米特劳改营的负责人拉扎尔·科甘也曾抱怨,“一些炊事员的行为让人觉得他们好像宁可做猪食也不做苏联人吃的饭。由于这种态度,他们做的饭不好吃,经常淡而无味。”113

不过,饥饿具有某种强大的驱动力:在正常情况下,这种汤也许难以下咽,但是劳改营—那里的大部分人经常处于饥饿状态—的囚犯却吃得津津有味。他们的饥饿也不是偶然造成的:像囚犯的作息制度和居住空间一样,通过伙食标准使囚犯处于饥饿状态是劳改营当局最重要的控制手段。

由于这个原因,给劳改营囚犯分发食物成了一门复杂的技术。莫斯科为各类囚犯和劳改营工人制定了精确的伙食标准并且频繁进行修改。古拉格当局经常调整它的数字,一遍又一遍地反复核算使囚犯继续干活儿所必需的最低定量。规定新的伙食标准的命令接二连三地发给劳改营的负责人。这些命令最后都成了官话连篇、冗长乏味、繁琐复杂的档案。

其中比较典型的如一九四四年十月三十日古拉格总局所下达的关于伙食标准的命令。命令为大部分囚犯规定了一种“保障性”定量或基本定量:每天五百五十克面包,八克白糖以及一些搭配的食物,理论上这些搭配的食物可以用来做午饭吃的监狱菜汤和早饭吃的麦糊或“粥”;另外还有晚饭:七十五克荞麦或面条,十五克肉类或肉类制品,五十五克鱼类或鱼类制品,十克脂肪,五百克土豆或蔬菜,十五克盐和两克“茶叶代用品”。

关于这个伙食清单还有一些补充说明。劳改营负责人得到指示,将只完成百分之七十五劳动定额的囚犯的面包定量减少五十克,将只完成百分之五十劳动定额的囚犯的面包定量减少一百克。另一方面,对于超额完成计划的囚犯,除了其他奖励之外,他们还将额外得到五十克荞麦,二十五克肉类和二十五克鱼。114

相比之下,在整个苏联饥荒比较严重的一九四二年,劳改营的看守按规定可以得到七百克面包,将近一公斤新鲜蔬菜和七十五克肉类,驻扎在高海拔地区的还有专项补助。115战争期间在黑店干活儿的囚犯的伙食标准甚至更高,按照规定,他们可以得到八百克面包,五十克肉类而不是发给普通囚犯的十五克。另外,他们每天还有十五支香烟加火柴。116怀孕的女犯、少年犯、战俘和劳改营托儿所里的孩子所得到的食物也要多一些。117

一些劳改营甚至试行过更高的伙食标准。一九三三年七月,德米特劳改营曾经发布过一道命令,按照下面的等级列出了以各种比例完成劳动定额的囚犯的不同伙食标准:完成百分之七十九劳动定额的,完成百分之八十至八十九的,完成百分之九十至九十九的,完成百分之一百至一百零九的,完成百分之一百一十至一百二十四的,完成百分之一百二十五以上的。118

如同人们可以想象的那样,为把这些精确定量的食物按照正确的数量—数量有时天天在变—发到正确的人手中,需要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因此,许多劳改营发现这件事情难以做到。他们不得不把包括所有命令在内的全部文件放在手边,以便核实哪一名囚犯符合哪一种情况从而应该得到多少食物。即使最小的营站也保存了大量记录,列出每名囚犯每天劳动定额的完成情况以及因此应该得到的食物数量。例如,一九四三年,在因塔劳改营的一个规模很小的集体农庄分站克德罗维盐沼营站至少有十三种不同的伙食标准。劳改营的会计—可能是一名囚犯—必须确定本劳改营的一千名囚犯每人应该得到的食物定量。他首先用铅笔把大幅纸张分成行,然后把囚犯的名字和食物的数量一个一个写上去,在一张又一张大纸上,填满了他计算出来的数字。119

在比较大的劳改营,官僚主义甚至更为严重。前古拉格总会计师А.С.纳林斯基曾经描述过,参与远北铁路一条线路建设的某劳改营的管理人员偶然想到采用发饭票的方式保证囚犯每天领到数量正确的配给食物。但是,在一个长期备受纸张短缺困扰的体系中,弄到饭票相当困难。由于想不出更好的解决办法,他们决定使用公交车票,可是,把车票送到劳改营需要花费三天时间。这个问题“经常使整个伙食制度面临崩溃的危险”。120

在冬天,把食物送到偏远的营站也是一个问题,尤其对于那些自己没有面包师的劳改营来说。“即使面包还是热的,”纳林斯基写道,“当用货车在零下二十多度的严寒中长途跋涉四百公里运到时,它们也都冻成硬梆梆的了,结果,不仅不能给人吃了,甚至不能用做燃料。”121尽管下达了复杂的命令要求北方地区的劳改营冬天贮存稀缺的蔬菜和土豆,但是,仍有大量蔬菜和土豆因为冻坏而无法食用。夏天的情况形成对比,肉类和鱼都坏了,其他食物也变了质。管理不善的仓库不是被烧个精光,就是爬满了老鼠。122

许多劳改营创办了自己的集体农庄、农场或奶牛营站,但是,它们往往也都运转不良。在一份关于某劳改营集体农庄的报告中,除了其他问题之外,还列举了缺乏训练有素的技术人员、缺少拖拉机的备用零件、没有奶牛牛圈以及没有为收获季节做好准备等等问题。123

因此,囚犯几乎总是缺乏维生素,即使在他们实际上并没有挨饿时,这个问题或多或少受到劳改营官员的重视。在缺少维生素药片的现实条件下,许多劳改营强迫囚犯喝针叶水,这是一种用松针煮出来的草药汤,臭味难闻,功效也不确定。124形成对比的是,“部队军官”的伙食标准明确规定用维生素C和干鲜水果补充常规食物定量中的维生素不足。另外,陆海军的将军们还能领到官方特批的奶酪、鱼子酱、罐头鱼和鸡蛋。125

在北方边远地区的寒冬季节,甚至就连分发不确定是否含有维生素的草药汤可能都是困难的,特别是想让囚犯中午在劳动地点喝的时候。实际上,一九三九年,科雷马的一位医生向劳改营的负责人提交了一份正式投诉。这位医生指出,囚犯不得不在野外吃饭,吃饭时,食物已经结了冰。126过度拥挤也是食物发放的一个问题:一名囚犯回忆说,在马加丹马尔加克矿附近的一个营站,一个打饭窗口前面排了七百多人。127

食物发放还有可能因为发生在劳改营之外的事件而中断: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经常出现食物发放完全停止的情况。情况最为糟糕的是一九四二和四三年,当时,苏联西部的大片地区被德军占领,其余地方许多也是战斗正酣。全国各地的人都在挨饿—因此,古拉格不是一个优先考虑的地方。弗拉基米尔·彼得罗夫是科雷马的一名囚犯,他回忆说,一连五天没有给他那个劳改营送来任何食物:“饥饿真的在矿上出现了。五千人甚至没有一片面包。”

饭碗汤匙之类餐具也越来越少。彼得罗夫还写道,“等着别人用完汤匙的工夫,本来还算温乎的菜汤结上了冰。这或许解释了大部分人不用汤匙喝汤的原因。”128另一名囚犯相信,她仍然活着是因为她“用面包交换了一个半升的瓷碗……如果自己有碗的话,你就可以先得到食物—油水总是在上面。必须等你把碗里的东西吃完别人才能接着吃。你吃完了,把碗交给另一个人,她吃完再交给下一个……”129

还有一些囚犯用木头给自己做了饭碗汤匙之类的餐具。设在纪念协会莫斯科总部的小型博物馆里陈列了许多这样的展品,它们奇特而感人。130像往常一样,古拉格总局管理部门对这些物品短缺的情况一清二楚,偶尔也会尝试为此做点什么:当局曾经表扬某劳改营巧妙地利用吃剩下的罐头盒解决了这个问题。131但是,即使有了餐具,常常也无法清洗:德米特劳改营下过一道命令,“明确”禁止劳改营的炊事员往脏盘子里打饭。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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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劳改营的食堂里》:囚犯排队打饭—伊万·西卡诺夫作,铁米尔套,1935-1937


由于所有这些原因,就囚犯实际吃到嘴里的伙食来说,莫斯科发布的伙食标准—已经算计到生存所需的最低水平—并不是一个可靠的依据。我们也不一定只能依靠囚犯的回忆录去了解苏联劳改营囚犯严重的饥饿状况。古拉格本身对其属下的劳改营定期进行检查,而且保存了囚犯实际吃到而非应该吃到的伙食记录。莫斯科所拟定的伙食标准明细表与检查报告之间的差距再次荒谬得令人吃惊。

例如,一九四二年对伏尔加建设劳改营的调查特别提到,某个营站有八十名糙皮病—营养不良所引起的一种疾病—患者;调查报告直截了当地指出:“人们正在死于饥饿。”在西西伯利亚的一个大型劳改营,一名苏联助理检察官发现,在一九四一年的第一季度,“完全不按”伙食标准执行:“肉类、鱼类和油水非常少见……白糖根本没有。”一九四二年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地区[47],劳改营的食物“没有油水,没有鱼或肉类,而且经常没有蔬菜”。一九四二年在维亚特劳改营,“七月份的伙食恶劣,几乎无法下咽,而且缺乏维生素。这是因为缺少油、肉、鱼和土豆……做饭的东西只有面粉和五谷杂粮。”133

一些囚犯似乎是因为劳改营的食物没有按时到货而断了顿。这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在克德罗维盐沼,营站会计保存着一张单子,上面列出了囚犯应该得到而没有得到的那些食物的所有可能的替代品。其中不仅包括用奶酪代替牛奶,而且包括用干饼干代替面包,用野蘑菇代替肉类,用野果代替白糖。134因此,囚犯的伙食看上去完全不同于莫斯科的纸上谈兵也就不足为奇了。一九四〇年对比尔劳改营的一次检查确认,“劳动的囚犯的午饭只有用一百三十克谷物煮成的汤和大约一百克黑面包。至于早饭和晚饭,就是把同样的汤热一热。”在与劳改营炊事员的谈话中,检查人员还听说,“从来没有达到过规定的伙食标准”,没有送来过鱼、肉、蔬菜和油。检查报告最后得出结论,这个劳改营“没有钱买食物或衣服……而且因为没有钱,也就没有任何供货单位愿意供货”。结果,上报的坏血病患者超过了五百人。135

可是,正如经常发生的情况一样,食物刚刚运到劳改营就有可能立即被盗。偷窃几乎发生在每一个环节。食物通常在配制时被厨房或食品仓库的工作人员偷走。出于这个原因,囚犯总希望从事有机会接近食物的劳动—做饭、洗碗、在仓库里干活儿—以便可以偷取食物。叶夫根妮娅·金斯堡曾经因在男囚食堂洗碗而被“救了一条命”。她不仅可以吃到“真正的肉汤和用葵花籽油炸出来的美味饺子”,而且她还发现,其他囚犯对她敬畏三分。“出于复杂的情感,它混合了对某个占据着生活中这样一个高贵位置—‘那里有吃的!’—的人的强烈嫉妒和谦卑羡慕”,一名男囚犯跟她说话时声音发颤。136

甚至去劳改营农场收割庄稼或者削土豆皮的活儿都非常诱人,囚犯为得到它们而行贿,仅仅因为那是可以偷到食物的岗位。在其后来的劳改营生涯中,金斯堡还饲养过供劳改营负责人吃的鸡。她和她的同事充分利用这个条件:“我们把向鸡‘借来’的鱼肝油厚厚地浇在劳改营的粗粮上。我们把燕麦糊煮开。我们两人每天还有三个鸡蛋—一个打在汤里,作为一种特别的美味每人生吃一个。(我们没有吃更多的鸡蛋,因为我们不敢降低产蛋率,我们的劳动是根据产蛋率来评价的。)”137

偷窃也发生在更高的级别,尤其是在北方边远地区的劳改营城镇里。在那些地方,自由工人和劳改营看守所面临的与囚犯一样的食物短缺使每个人都认为值得去偷。所有劳改营每年都要提交丢失财物的报告。克德罗维盐沼营站的此类报告显示,仅在一九四四年的第四季度,丢失的物品和现金就超过了两万卢布。138

在全国范围内,这个数字要高得多。例如,一九四七年检察机关的一份报告列举了大量盗窃案件,其中一件发生在维亚特劳改营,包括劳改营仓库负责人在内的十二个人偷走了价值十七万卢布的食品和蔬菜。当年的另一份报告估计,在所调查的三十四个劳改营里,仅在一九四六年的第二季度,就有七万公斤面包被盗,一起被盗的还有十三万两千公斤土豆和一万七千公斤肉类。起草该报告的检查人员最后得出结论,“复杂的囚犯伙食制度为轻松偷走面包和其他食物创造了条件。”他还抨击了“使用配给卡的自由工人伙食制度”和劳改营内部检查组,后者的成员同样彻底腐化了。139

在有些情况下,检查制度确实产生了某种影响:如果实际上达不到规定的要求,一些害怕招惹麻烦的劳改营就会努力在形式上达到要求。例如,一名囚犯每月月底领到半杯生吃的白糖。他所在劳改营的负责人就是这样保证他能领到莫斯科的官僚机构所规定的白糖定量的。他和他的难友们把领到白糖的这一天当做“白糖节”来庆祝。140

最终,不是每一个人都被饿死了。因为,即使大部分食物在做成饭之前不见了,通常还有一种主要的食物可以吃:面包。像汤一样,古拉格的面包也曾一次又一次地被人描写。有时,人们记得它粗制滥造:一名囚犯回忆说,面包硬得“像块砖头”,而且小得“两口”就能吃完。141另一名囚犯写道,那是“名符其实的‘黑’面包,因为面粉里的麸子使面包发黑而且口感粗劣”。他还特别提到,烤面包时加了大量的水,以使“面包软和并且增加其重量,因此,我们实际领到的面包没有规定的七百克”。142

另外一些人回忆说,囚犯抢着想要水分较少的剩面包头。143在短篇小说《樱桃白兰地》中,瓦尔拉姆·沙拉莫夫对奥西普·曼德尔斯塔姆之死作了富有想象力的描述。对争抢面包头这种事情丧失兴趣标志着诗人行将就木:“他不再等着要剩面包头,没有得到时也不再大喊大叫。他已经不用颤抖的手指使劲往嘴里塞面包了。”144

在吃不饱饭的劳改营,在闹饥荒的年份,面包具有某种近乎神圣的地位,同时,一种特殊的礼仪围绕着面包的消耗而兴起。例如,当劳改营的窃贼不受惩罚地偷走几乎所有其他东西时,偷窃面包却被认为特别可恨因而无法饶恕。在乘火车解往科雷马的漫长旅途中,弗拉基米尔·彼得罗夫发现,“偷窃行为被人容忍,因此小偷可以在能力和运气许可的范围内偷窃任何东西,只有一种东西除外—面包。面包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无论车厢里的乘客如何不同。”彼得罗夫被选为所在车厢实际上的号长,结果,他以这一身份动手痛揍了一个偷面包的卑鄙小偷。他的行为恰如其分。145托马斯·斯戈维奥也曾写道,在科雷马,劳改营里刑事惯犯不成文的规矩是:“除了那一份神圣的面包之外—偷什么都行。”他还“见过不止一名囚犯因为违犯这一神圣传统而被打死。”146卡齐米日·扎罗德同样回忆说:

如果一名囚犯偷了衣服、烟叶或是几乎任何别的东西之后被发现,他可以指望挨同营囚犯的一顿痛揍了事,但是,劳改营不成文的法律是,偷别人的面包被逮住的囚犯应当判处死刑。而且我听其他劳改营转来的人说,这在哪里都一样。147

德米特里·帕宁是索尔仁尼琴的一位好友,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实际描述过如何执行这种死刑:“其他囚犯将一个偷面包时被逮住的犯禁者扔向空中,然后任其摔落在地;这一过程反复几次,渐渐摔坏他的肾脏。然后,他们把他像臭肉一样扔出营房。”

像许多经历过战争年代饥荒的劳改营幸存者一样,帕宁还生动地描写了一些囚犯吃面包的个人习惯。如果囚犯每天只在早晨领一次面包,他就面临一个痛苦的选择:一次把面包吃完,还是留出一些到下午。如果留下一些面包的话,留下来的宝贵面包就有丢失或者被偷的危险。反过来说,留下一块面包可以让白天有个念想。帕宁对后一种方式的警告想必为防止饥饿的研究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见解:

当你领到自己的面包时,你有一种忍不住的欲望,想让吃面包的快感一直持续,你把面包切成均匀的小块,把面包屑捻成小团。你用小棍和细绳随手做了一个天平,把每块面包都称一称。你试图通过这些方法把吃面包的时间延长到三个小时或者更长。但是,这相当于自杀!

用来吃面包的时间决不能超过半个小时。为了尽量让胃容易消化使其能够给予人体最大的能量,应该把每一口面包完全嚼碎……如果你总是把你的面包切开并且留出一部分到晚上再吃,那么,你就完蛋了。一次坐下全部吃完。另一方面,如果你狼吞虎咽吃得太快,像饥饿的人在一般情况下经常做的那样,你也将缩短自己的寿命……148

然而,囚犯并不是被面包以及吃面包的多种方式所困扰的唯一一类苏联居民。我认识的一位俄国人直到现在什么黑面包也不愿意吃,因为,战争期间在哈萨克,当时还是个孩子的他没有吃过别的东西。五十年代的矿藏劳改营囚犯苏珊娜·佩乔拉曾经偶然听到同为囚犯的两名俄国农村妇女关于劳改营面包的一次对话—对生活深有感受的两个女人好像缺少劳改营的面包:

一个女人拿着一块面包抚摸着。“哦,我的小宝贝儿[“小面包”的昵称,就像人们可能用来叫一个孩子那样],”她感激地说,“他们每天把你发给我们。”另一个女人说,“我们可以把它晾干,然后寄给孩子们,毕竟孩子们正在挨饿。但是我不认为他们会让我们把面包寄出去……”149

从那以后,佩乔拉告诉我,她在投诉劳改营里吃不饱之前总会三思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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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维连斯基编:《直到说出我的故事》,经作者同意引用。

2 奥霍京和罗金斯基编:《苏联劳改营系统手册,1923-1960》,第137-525页。

3 奥库涅夫斯卡雅:《塔季扬娜日》,第391页。

4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5446/1/54和9401/12/316。

5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89/2/20。

6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01/12/316。

7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14/6/24。

8 罗西:《古拉格手册》,第137页。

9 布伯-诺伊曼:《在两个独裁者的统治下》,第75页。

10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01/12/316。

11 罗西:《古拉格手册》,第130页。

12 沃尔夫冈·佐夫斯基:《恐怖的秩序:集中营》(威廉·坦普勒英译),第55页。

13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89,德米特劳改营档案(例如,9489/2/31)。

14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01/12/316。

15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01,本书作者收集。

16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8131/37/361。

17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8131/37/542。

18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01/1a/136和9401/1/4240。

19 古别尔曼:《素描与肖像》,第33页。

20 阿达莫娃-斯利奥斯贝格:《历程》,第48页。

21 本书作者对芬克尔斯泰因的采访。

22 扎罗德:《在斯大林的劳改营里》,第103页。

23 В.库茨:《命运的决斗》,第165页。

24 Е.М.利沃夫,未发表的回忆录,纪念协会档案馆档案,2/1/84。

25 赫林:《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第29页。

26 佐夫斯基在《恐怖的秩序》一书中也描写了囚犯的时间和空间。我借用了他的概念。

27 瓦列里·弗里德:《58-1-2:劳改营傻瓜回忆录》,第136页。

28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01/12/316。

29 扎罗德:《在斯大林的劳改营里》,第99-100页。

30 弗里德:《58-1-2:劳改营傻瓜回忆录》,第136页。

31 扎罗德:《在斯大林的劳改营里》,第102页。

32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01/12/316;扎罗德:《在斯大林的劳改营里》,第102页。

33 罗西:《古拉格手册》,第370页。

34 诺兰德:《古拉格的重镇》,第158页;米京:《瓦伊加奇考察队》。

35 奥利茨卡雅:《我的回忆》,第234-244页;诺兰德:《古拉格的重镇》,第159页。

36 奥利茨卡雅:《我的回忆》,第234-244页。

37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本书作者收集。

38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01/1a/127。

39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01/1a/128;维克托·别尔金斯基赫:《维亚特劳改营》,第24-43页。

40 Н.А.莫罗佐夫:《科米地区的古拉格》,第72-75页。

41 谢尔盖·邦达列夫斯基:《原来如此》,第44页。

42 帕维尔·加利茨基:《这不能忘记》,见《愤怒与爱的教训》,第83-85页。

43 安格斯·麦奎因:《幸存者》,载一九九八年冬季第六十四期《格兰塔》杂志,第38-53页。

44 胡佛研究所档案,波兰情报部档案集,第一百一十四档案柜,第二文件夹。

45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14/1/2741。

46 扎罗德:《在斯大林的劳改营里》,第104页。

47 阿尔弗雷德·米列克:《囚犯日记》,第116页。

48 赫林:《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第113页。

49 利珀:《在苏联集中营十一年》,第214页;扎罗德:《在斯大林的劳改营里》,第104-105页。

50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89/2/11。

51 引自日古林:《黑色的石头》,第121页。

52 伊万·苏利莫夫:《昔日的回声》,第45-55页。

53 雅努什·谢明斯基:《我在科雷马》,第45页。

54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8131/37/543。

55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14/1/2887。

56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14/1/496,这是一九五一年六月的一道命令,要求“按照古拉格的设计”修建劳改营。

57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14/6/24。

58 А.П.叶夫斯托尼切夫:《无辜受过》,第88页。

59 苏利莫夫:《昔日的回声》,第52页。

60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8131/37/4547。

61 布伯-诺伊曼:《在两个独裁者的统治下》,第75页。

62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01/1a/274。

63 本书作者对安德烈耶娃的采访。

64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01/1a/141。

65 利珀:《在苏联集中营十一年》,第131页。

66 本书作者对伊萨克·菲尔什京斯基的采访,佩列杰尔基诺,一九九八年五月三十日。

67 本书作者对伊莲娜·阿尔金斯卡雅的采访,莫斯科,一九九八年五月二十四日;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01/1a/274。

68 胡佛研究所档案,波兰情报部档案集,第一百一十四档案柜,第二文件夹。

69 К.彼得鲁斯:《共产主义的囚徒》,第58-65页。

70 本书作者对佩乔拉的采访。

71 本书作者对佩乔拉的采访;本书作者对维克托·布尔加科夫的采访,莫斯科,一九九八年五月二十五日。

72 本书作者对阿尔金斯卡雅的采访。

73 本书作者对佩乔拉的采访;彼得鲁斯:《共产主义的囚徒》,第58-65页。

74 安娜·罗金娜:《作客记忆》,第67-75页。

75 本书作者对斯米尔诺娃的采访。

76 同上。

77 斯戈维奥:《可爱的美国》,第186页。

78 亚历山大·瓦尔季:《被押送的世界》,第93-150页。

79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14/6/24和25。

80 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第二卷,第268页。

81 罗金娜:《作客记忆》,第67-75页。

82 沃格尔范格尔:《红色风暴》,第67页。

83 奥库涅夫斯卡雅:《塔季扬娜日》,第391页。

84 戈洛瓦诺夫:《飞来横祸》,第110-115和122页。

85 彼得鲁斯:《共产主义的囚徒》,第58-65页。

86 科隆纳-乔斯诺夫斯基:《在北方森林那边》,第113页。

87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14/4/1(一九三四年六月三十日的《改造报》)。

88 卡尔塔学会档案馆档案,东方档案,V/AC/183。

89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5446/1/54;罗西:《古拉格手册》,第14页。

90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01/1/713。

91 斯蒂芬·韦登菲尔德:《结冰的道路》,第132页。

92 沙拉莫夫:《科雷马故事集》,第132页。

93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89/2/20。

94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8131/37/357。

95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8131/37。

96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01/1a/16。

97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89/2/20/64。

98 本书作者对阿尔金斯卡雅的采访。

99 本书作者对列昂尼德·西特科的采访,莫斯科,一九九八年五月三十一日。

100 本书作者对菲尔什京斯基的采访。

101 日古林:《黑色的石头》,第174-178页。

102 本书作者对佩乔拉的采访。

103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14/3/9。

104 沙拉莫夫:《科雷马故事集》,第337-338、338-339和340页。

105 斯戈维奥:《可爱的美国》,第175页。

106 沙拉莫夫:《科雷马故事集》,第341页。

107 罗金娜:《作客记忆》,第67-75页。

108 沙拉莫夫:《科雷马故事集》,第336页。

109 莱温松编:《我们大家的生活》,第39-40页。

110 阿莫纳斯:《把眼泪留在莫斯科》,第123页。

111 本书作者对西特科的采访。

112 苏利莫夫:《昔日的回声》,第43页。

113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89/2/15。

114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01/1/713。

115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01/1a/128。

116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01/1a/140。

117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01/1a/189;9401/1/713;9401/1a/141和119。

118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89/2/20/109-113。

119 因塔劳改营克德罗维盐沼营站档案,本书作者收集。

120 纳林斯基:《古拉格总会计师的回忆录》,第138页。

121 同上,第136-137页。

122 因塔劳改营克德罗维盐沼营站档案;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89/2/5。

123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89/2/19。

124 格利克斯曼:《告诉西方》,第301页。

125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01/1a/189。

126 В.戈尔霍娃:《医生报告》,见《愤怒与爱的教训》,第103-105页。

127 Д.Е.阿林:《寥寥数语,悲在其中》,第185-191页。

128 彼得罗夫:《这发生在俄国》,第216和178页。

129 雅科文科:《阿格涅萨》,第180-181页。

130 В.А.萨姆索诺夫:《生活在继续》,第70-71页。

131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14/1/25。

132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89/2/10。

133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8131/37/809、797和1251。

134 因塔劳改营克德罗维盐沼营站档案。

135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8131/37/361。

136 叶夫根妮娅·金斯堡:《突变的历程》,第386-389页。

137 叶夫根妮娅·金斯堡:《在旋流中》,第65页。

138 因塔劳改营克德罗维盐沼营站档案。

139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8181/37/4544。

140 Б.В.韦谢洛夫斯基:《隐藏的个人经历》,第131页。

141 阿林:《寥寥数语,悲在其中》,185-191页。

142 扎罗德:《在斯大林的劳改营里》,第100页。

143 同上,第140页。

144 沙拉莫夫:《科雷马故事集》,第74页。

145 彼得罗夫:《这发生在俄国》,第99页。

146 斯戈维奥:《可爱的美国》,第161页。

147 扎罗德:《在斯大林的劳改营里》,第100页。

148 帕宁:《索洛戈丁的笔记本》,第74和162页。

149 本书作者对佩乔拉的采访。



第十一章 劳改营的劳动


那些病人,不理想,

采矿太虚弱

退而求其次,

送到下面的营站

去科雷马伐木。

写在纸上非常简单。

但我无法忘记

雪地上的一串串雪橇

和套着挽具的人们。

他们吃力地挺起凹陷的胸膛,

拉动雪橇。

他们停下来休息休息

接着继续在陡峭的山坡上踉跄而行……

沉重的雪橇顺坡而下

随时可能

把他们压倒……

谁没有见过失蹄的马?

但是我们,

我们看见的是套着挽具的人……


——叶莲娜·弗拉基米洛娃,《科雷马》1


劳动区(РАБОЧАЯ ЗОНА)

劳动是大部分苏联劳改营的中心职能。这是囚犯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也是管理部门最为关注的工作。劳改营的日常生活围绕着劳动来安排,囚犯的健康幸福也取决于他们怎么把活儿干好。不过,很难笼统地说劳改营的劳动像什么:囚犯在暴风雪中用丁字镐掘金挖煤的形象只是一种成见。有许多这样的囚犯—如同关于科雷马和沃尔库塔劳改营的统计数字所表明的那样,这样的囚犯有几百万。但是,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另外还有位于莫斯科市中心的劳改营,囚犯在那里设计飞机;位于俄罗斯中部的劳改营,囚犯在那里建设核电站并且使之投入运行;还有位于太平洋沿岸的渔业劳改营和位于哈萨克南部的集体农庄劳改营。莫斯科的古拉格档案室里塞满了囚犯埋头苦干的照片。2

毫无疑问,古拉格内部经济活动的范围像苏联本身经济活动的范围一样广阔。粗略地翻一遍《苏联劳改营系统手册》,这部迄今为止最全面的劳改营目录揭示了围绕着金矿、煤矿和镍矿,围绕着公路和铁路建设,围绕着军工厂、化工厂、金属加工厂和发电厂,围绕着飞机场、住宅区、污水处理系统的修建工程,围绕着采煤、伐木和鱼肉罐头加工而设立的各类劳改营的存在。3古拉格当局自己保存了一套专门收集囚犯所生产的产品照片的相册。其中包括鱼雷、导弹以及其他军用装备;汽车零件、门锁和纽扣;顺河而下的原木;椅子、柜子等木制家具以及电话亭和木桶;鞋子、篮子、纺织品(附带样品);地毯、皮革、皮帽和皮大衣;玻璃杯、灯泡和广口瓶;肥皂和蜡烛;甚至还有玩具—木制坦克模型、小风车、上发条的打鼓兔子。4

像劳改营与劳改营之间的劳动各异一样,单个劳改营内部的劳动也不尽相同。的确,许多林业劳改营的囚犯除了伐木之外没有干过别的活儿。三年以下刑期的囚犯在“劳改定居点”—通常这是围绕着单一工厂或行业而设立的管理宽松的劳改营—劳动。相比之下,规模较大的劳改营可能包含多种行业:矿山、制砖厂、发电站,还有房屋或道路建设工地。在这一类劳改营,囚犯从货物列车上卸货、驾驶卡车、采摘蔬菜并且在厨房、医院和托儿所干活儿。囚犯还非正式地作为佣人、保姆和裁缝为劳改营负责人和看守以及他们的老婆干活儿。

长期徒刑的囚犯往往从事过各种各样不同的劳动,他们所干的活儿经常随着运气好坏而变化。在将近二十年的劳改营生涯中,叶夫根妮娅·金斯堡从事过的劳动包括伐木、挖沟、打扫劳改营的客房、洗碗、喂鸡、为劳改营负责人的老婆洗衣服以及看管囚犯的孩子等等。最后,她成了一名护士。5在劳改营度过的十一年间,另一名政治犯列昂尼德·西特科做过焊工、采石场的石匠、施工队的建筑工人、火车站的搬运工、煤矿的矿工以及家具厂制作桌子和书架的木匠。6

尽管劳改营系统内部的劳动可能像外面的社会一样种类繁多,但是,劳动的囚犯却被分成两类:派去从事“一般劳动”(общиеработа)的囚犯和придурки—这个词通常可以译为“模范犯人”。如同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后一类囚犯拥有某种独立的等级地位。绝大多数囚犯所从事的“一般劳动”似乎意义非常明确:无需技能、体力要求极高的苦力活儿。“一九四九至一九五〇年在劳改营度过的第一个冬天对我来说特别困难,”伊萨克·菲尔什京斯基写道。“我没有什么可以在劳改营施展的一技之长,因此,我不得不跑来跑去从事各种各样的一般劳动,去锯、去扛、去拉、去推—换句话说,只要调度员想要派我去干的,无论是什么活儿,我都得去干。”7

除了正好在最初分配劳动任务时运气不错的那些囚犯—他们通常是建筑工程师或者其他对劳改营有用的专业人员,否则就是已经表明自己要做告密者的囚犯—之外,在一个星期左右的隔离结束之后,大多数囚犯理所当然地被派去从事一般劳动。他们还被编成劳动队:在不同的地方一队囚犯四至四百人不等,他们不仅一起干活儿,而且一起吃饭,通常也在同一个营房里睡觉。每个劳动队由一名队长率领,这是一名地位较高的可靠囚犯,他负责分配劳动任务并且担任监工—还要保证自己的劳动队完成生产定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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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墓坑》——本雅明·姆克尔强作,伊夫杰利,1953


劳动队长—他的地位处于囚犯和管理人员之间—的重要性不可能不受到劳改营当局的注意。一九三三年,德米特劳改营的负责人对其所有下属发布了一道命令,提醒他们有必要“在我们的劳动突击手中间发现对于我们的工作不可或缺的能人”,因为“在建设工地,劳动队长是最重要的关键人物”。8

从囚犯个人的角度来看,他与劳动队长的关系不只是一般的重要:这种关系可能决定他的生存质量—甚至关乎他的生死,如同一名囚犯所写的那样:

囚犯的生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所在的劳动队和劳动队的队长,他肯定要和他们一起度过自己的日日夜夜。劳动时,吃饭时,躺在自己的床上时—所看到的总是那一张张同样的面孔。无论分组还是单独,劳动队员都会在一起干活儿。他们可以帮助你生存,也可以导致你死亡。不是支持和热情帮助,就是敌视和漠不关心。队长的作用同样重要。这与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他认为自己的任务和职责是什么也有关系:以你为代价为劳改营长官效劳从而谋取其个人利益,把队员当成他的属下和仆从—或者是你在厄运中的难友,并且竭尽全力使他的队员们活得容易些。9

有些队长确实对他们队里的劳动力进行了威胁和恐吓。在卡拉干达矿上干活儿的第一天,亚历山大·韦斯伯格因为饥饿和劳累而晕晕忽忽:“队长立即冲我疯牛般地大吼大叫,将他那强壮身体的全部力气向我使来,对我拳打脚踢,终于,我头部挨了重重一击摔倒在地,几乎昏了过去,浑身到处都是瘀伤,血顺着脸流下来……”10

还有另外一些情况,队长使劳动队本身像一个组织起来同甘共苦的集体一样运转,给囚犯造成压力逼迫他们更加拼命地干活儿,即使他们并不情愿。在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中,索尔仁尼琴笔下的主人公某一时刻陷入了沉思,劳改营的劳动队“不像外边的生产队,在那里,伊万·伊万诺维奇和彼得·彼得罗维奇各自领到他们的工钱。在劳改营,事情已经安排好,迫使囚犯坚持干活儿的不是劳改营的头头,而是他所在劳动队里的其他囚犯。要不大家都有好处,要不他们一块儿去死”。11

另一名科雷马的囚犯韦尔农·克列斯因为无法坚持干活儿遭到同队囚犯的殴打和呵斥,最后被迫转到一个“弱”队,这个队里的囚犯从来没人按足额的定量领到过食物。12尤里·佐林也曾是一支干起活儿来真玩儿命的劳动队的一员,那支劳动队主要由立陶宛人组成,他们那个圈子容不得偷懒的人:“你无法想象他们多么积极肯干而且干得有多么好……如果他们认为你不好好干活儿,就会把你从立陶宛劳动队赶出去。”13

如果你运气不好,最终加入了一个“干活儿不行”的劳动队而且无法通过行贿或者苦苦挣扎着退出来,那么,你就只能挨饿。后来成为纪念协会创始人之一的М.Б.明德林曾被分配到科雷马一个主要由格鲁吉亚人组成并由一名格鲁吉亚队长率领的劳动队。他很快发现,不仅队员如同害怕劳改营看守一样害怕他们的队长,而且,作为“格鲁吉亚劳动队里的唯一一名犹太人”,他显然非常不受欢迎。一天,他干活儿特别卖劲,试图得到最高定量的一千二百克面包。可是队长拒绝予以承认,并把他的劳动量压低到只能领取七百克面包。通过行贿,明德林调换了劳动队,结果,他感到一种完全不同的氛围:新的队长真正关心自己的部下,一开始甚至让他干了几天轻活儿,以便使他恢复体力。“加入他的劳动队的每一名囚犯都认为自己是幸运儿,从死神手里得了救。”后来,明德林自己成了队长,他把花点小钱行贿当做一种责任,为的是保证他队里的所有成员尽可能地得到劳改营炊事员、切面包的人以及其他关键人物的善待。14

队长的立场至关重要是因为,通常情况下,一般劳动并不是随便说说或者漫无目的的。按照一位著名学者的说法,在德国集中营,劳动往往被设计成为“一种重要的折磨和虐待手段”,而苏联囚犯则被要求完成某项劳改营的生产计划。15当然,这种情况也有例外。有时,无聊或者残忍的看守实际上会给囚犯安排一些毫无意义的劳动任务。苏珊娜·佩乔拉记得曾被要求把成桶的泥土提来提去,“完全没有意义”。在她的劳动地点监工的一个“工头”专门对她说,“我不需要你干活,我需要你受罪。”对于二十年代索洛韦茨基的囚犯来说,这句话应该很熟悉。16如同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直到四十年代,仍然存在着一个惩罚性的劳改营系统,其目的主要不在经济而在惩罚。不过,即使是在这些劳改营里,囚犯也被要求生产某种产品。

在大多数情况下,当局并非想让囚犯受罪—或者应该更准确地说,没人关心他们是否受罪。比这重要得多的是,要将他们纳入劳改营的生产计划并且完成某一项劳动定额。劳动定额可以是各个方面的:一定的伐木立方数、挖沟土方数和运煤吨位数。而且这些定额执行起来严格得要命。劳改营到处张贴悬挂着敦促囚犯完成定额的标语。整个劳改营的“文化教育”部门不遗余力地向囚犯灌输着同样的内容。一些劳改营在食堂或中心广场的显著位置用大黑板列出了每支劳动队及其最新的劳动定额完成情况。17

劳动定额是定额员(нормировщик)根据专业数据十分仔细地计算出来的,这项工作被认为需要非常熟悉业务。例如,雅克·罗西记录了根据雪地的情况为铲除积雪的囚犯确定的不同的劳动定额:刚刚下的雪,小雪,被轻微踩过的积雪,被踩过的积雪(需要用脚蹬铁锹铲除),被反复踩过的积雪,结冰的积雪(需要凿除)。即使在考虑了所有这些因素之后,还有“一系列说明铲雪的距离和厚度等等标准的系数”。18

尽管从理论上讲是科学的,但是,制定劳动定额的过程以及决定谁来完成这些定额的过程却充满了营私舞弊、违规操作和表里不一。首先,分配给囚犯的劳动定额通常与分配给自由工人的劳动定额相当:要求他们完成与专业伐木工人或者矿工同样的产量。然而,总的来说,囚犯不是专业伐木工人或矿工,因此往往对于要求他们从事的劳动几乎一点也不了解。另外,经过长期监禁并在没有取暖设施的运牛车里度过折磨人的旅程之后,他们的身体状况甚至达不到一般人的水平。

越是缺乏经验、越是身体虚弱的囚犯吃的苦头越多。叶夫根妮娅·金斯堡对两名女囚犯—她们都是没有干惯重活儿的知识分子,都因坐牢多年而身体虚弱—伐木的艰难作了典型的描述:

三天来,加莉娅和我一直在拼命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伐木定额。可怜的大树,因为我们外行之手的乱砍一气,它们肯定受了大罪。我们自己半死不活,而且根本没有技术,因此我们不适宜干这种活儿。斧头总是脱手,飞溅的碎木片打在我们脸上。我们拼命地拉锯,断断续续,心里互相埋怨对方—我们知道我们享受不起争吵的奢侈—笨手笨脚。锯片常常被卡住。但是,最恐怖的一刻是大树终于要倒下时,只是我们不知道它会向哪边倒。加莉娅头上曾经挨了一下,但是,卫生员甚至拒绝为她的伤口抹碘酒,而是说,“啊哈,这是一个老花招!第一天就想不干活儿,是吗 ?”

当天收工时,队长宣布叶夫根妮娅和加莉娅完成了劳动定额的百分之十八,然后根据她们的不良表现付给她们“报酬”:“我们领到与我们的表现相称的面包碎片,这使得第二天我们因为虚弱简直是摇摇晃晃地走到我们干活儿的地方。”与此同时,队长反复在讲,他“不打算把宝贵的食物浪费在完成不了劳动定额的靠不住的人身上”。19

在北方边远地区的劳改营,特别是在科雷马地区和沃尔库塔、诺里尔斯克以及所有位于北极圈那边的劳改营,气候和地形加大了完成劳动定额的难度。与人们普遍认为的相反,在北极圈里的这些地方,夏天往往不比冬天更好过。在那里,气温甚至可以达到三十摄氏度以上。积雪融化之后,冻原的表面变成了泥沼,给行走带来困难,同时,蚊子好像灰蒙蒙的乌云一样飞来飞去,它们发出的嗡嗡声大得使人听不见别的声音。关于蚊子,有人回忆说:

蚊子落在我们的袖子上,钻进我们的裤裆里。大家的脸总是被叮咬得肿起来。在干活儿的地方吃午饭,当你喝汤时,碗里落满了蚊子,像粥里的荞麦一样。它们落在你的眼睛、鼻子和脖子上,它们的味道有点甜,像血似的。你越是频繁挪地方,越是挥手驱赶它们,它们越是攻击你。最好的办法是对它们视而不见,穿浅颜色的薄衣服,而且不要带防蚊帽,戴一顶草帽或者桦树皮帽。20

冬天当然特别寒冷。气温可以下降到零下三十五至四十五摄氏度。回忆录作者、诗人和小说家全都尽力描写过在这样的严寒中干活儿的感受。其中一位回忆录作者写道,天气如此寒冷,以致“只是在空气中甩一甩手就会产生明显的嗖嗖声”。21另外一位写道,一个圣诞节的早晨,他在醒来之后发现,他的头动弹不得。

我首先想到的是,夜里我的头不知怎么被绑到床上了,但是,当我试图坐起来时,头天晚上睡觉之前我系在头上遮住耳朵的布片脱开了。我用胳膊肘撑起身体,使劲去拽那块布,结果发现,它被冻在了铺板上。我的哈气和营房里所有人的哈气像烟雾一样弥漫在空中。22

还有一位回忆录作者写道,“站着不动是危险的。清点人数时我们原地跳跃并且拍打自己的身体以保持温暖。我不停地捏我的脚趾并把手指攥成拳头……赤手去拿金属工具可能撕掉一层皮,上厕所同样很危险。一场腹泻可能使你永远待在雪地上。”因此,一些囚犯只好把大便拉在裤子里:“在他们旁边干活儿气味难闻,而且回到住处后,当我们开始暖和起来时,臭味简直难以忍受。那些拉裤子的囚犯经常挨揍并被赶到外面去。”23

从天气的角度看,某些一般劳动比其他一般劳动更艰苦。一名囚犯回忆说,在北极地区的煤矿,地下的温度比较高,但是冰冷的水珠不停地滴在矿工身上:“矿工变成了大冰坨,他的机体由于冰冻逐渐进入长时间的僵硬状态。干了三四个小时这种该死的活儿之后,囚犯开始感到严重不适……”24

在卡尔戈波尔劳改营,伊萨克·菲尔什京斯基最终也被派去从事一种人们在冬天最不愿意从事的劳动:按加工方式把原木分类。这意味着要整天站在水里面,尽管水是温暖的—它是从发电厂抽过来的—但天气却是寒冷的:

因为阿尔汉格尔斯克的冬季长期保持零下四十几度的严寒,所以粗大的原木总是搁在分类池里。可是它们又湿又凉……这个活儿干起来并不特别难,但是,当你的全身被湿气浸润了三四十分钟之后,你的下巴、嘴唇和睫毛上结满了霜,霜寒刺骨,穿透了单薄的劳改营囚衣。25

冬天最艰苦的劳动是在森林里干活儿。不仅因为北方针叶林冬天的严寒,而且因为北方针叶林受到不可预测的冬季强暴风雪—所谓风暴或雪暴—的周期性侵袭。德米特里·贝斯特罗列托夫是西伯利亚劳改营的一名囚犯,他遭遇过一场暴风雪:

刹那之间,大风令人恐怖地狂啸起来,把我们刮得摔倒在地。积雪打着旋在空中飞舞,接着,所有东西—劳改营的灯光、天上的星光、北方的极光—都消失了,我们被困在雪雾之中孤立无援。人们伸开胳膊,笨拙地移动双脚,磕磕绊绊,不时有人跌倒,大家互相搀扶着,我们试图尽快找到回去的路。突然,一声霹雳在我们头顶炸响。当一阵冰雪交汇的狂风夹杂着飞沙走石扑面而来时,我几乎抓不住匍匐而行的同伴。纷飞的大雪使人无法呼吸,什么也看不见……26

在科雷马的采石场干活儿时,雅努什·巴尔达赫也遭遇过一场风暴。他和他的难友们被绳子拴成一串,与看守一起,跟随警犬返回劳改营:

越过尤里的后背,我什么也看不见,我紧紧抓住绳子,仿佛这是生命的保证……因为熟悉的路标不见了,我一点也不知道我们还要走多远,但我确信我们没有走错方向。我的脚踩着了个软东西—那是一名绳子脱开了的囚犯。“停下!”我大声喊道。但是队伍没有停下来。没人听得见我的喊声。我俯下身去把他的胳膊拉向绳子。“这里!”我试图用绳子拴住他的手。“抓住!”但是这没有用。当我松开手时,那个人的胳膊落到了地上。尤里发出的决不能停下的信号激励着我奋力前行……

巴尔达赫的劳动队回到劳改营时,三名囚犯下落不明。通常,“直到春天才能发现失踪囚犯的遗体,经常是在囚犯区四周一百米的范围之内。”27

规定发给囚犯的衣服几乎不能使他们免受天寒之苦。例如,一九四三年,古拉格总局管理部门规定,除了别的物品之外,囚犯应该领到一件夏天的衬衫(穿两个夏天)、一条夏天的单裤(穿两个夏天)、一件棉袄(穿两年)、一条衬裤(穿八个月)、一双毡靴(穿两年)和一件要穿九个月的内衣。28实际上,就连这么可怜的一点衣服也从来没有发够过。一九四八年对二十三个劳改营进行检查之后提交的一份报告指出,“衣服、内衣和鞋”的供给“不能令人满意”。这似乎是一种轻描淡写的说法。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一个劳改营,有鞋穿的囚犯不到一半。在北方边远地区的诺里尔斯克,只有百分之七十五的囚犯有棉鞋,百分之八十六的囚犯有棉衣。在同处北方边远地区的沃尔库塔,只有百分之二十五至三十的囚犯有内衣,而有棉鞋的囚犯仅为百分之四十八。29

没有鞋穿,囚犯就临时凑合。他们用桦树皮、碎布片、旧轮胎做成鞋。这些稀奇古怪的鞋顶多可以穿,但是穿脱不便而且行走困难,尤其是在深雪中。最糟糕的是,这样的鞋不防水,穿上它们脚几乎百分之百会冻伤。30埃莉诺·利珀描写了自己做的鞋,她所在的劳改营给这种鞋起了个外号叫“车轮”,是车里雅宾斯克轮胎厂的简称:

它们用稀薄的麻袋片垫衬缝制而成,带有深至膝部的宽大靴筒,脚尖和后跟用油毡或人造革加固。鞋底用三层取自废弃汽车轮胎的橡胶做成。整个东西用绳子牢牢绑在脚上,膝盖以下也用绳子扎好以免积雪灌进去……一天穿下来它们整个变了形,不结实的鞋底一层层地脱开了。这种鞋以惊人的速度吸收潮气,尤其是用装盐的麻袋片做成的鞋……31

另一名囚犯描述了临时凑合的类似情况:“鞋帮裂开以致脚趾露了出来。裹脚布无法裹紧,使得脚趾因此暴露在严寒之中。”由于穿着这样的鞋,他当然要被冻伤了—他认为,冻伤挽救了他的生命,因为他可以不去干活儿了。32

不同的囚犯有对付寒冷的不同办法。例如,白天过去,为了从寒冷中恢复过来,一些囚犯收工之后总是冲进营房挤在炉子旁边,因为离炉子太近以致衣服有时候会突然着火:“破布燃烧的难闻气味接着就会冒出来钻进你的鼻孔。”33另外一些囚犯认为这种做法并不明智。伊萨克·菲尔什京斯基听阅历更为丰富的囚犯说,挤在炉子或者篝火旁边是危险的,因为温度突然变化可能引起肺炎:“人类机体就是这样构造的,因此,无论天气多么寒冷,身体调整之后便能适应。我在劳改营始终遵循这一明智的法则,所以我从来没有患过感冒。”34

劳改营当局认为有必要对寒冷作出一些让步。按照规定,某些北方劳改营的囚犯得到了额外的食物定量。但是,根据一九四四年的一些文件,这些额外的定量可能相当于每天多发微不足道的五十克面包—几口就吃完了,这点食物并不足以补偿极端寒冷的天气所造成的消耗。35理论上,当天气非常寒冷或者暴风雪来临时,根本不应该把囚犯派出去干活儿。弗拉基米尔·彼得罗夫说,别尔津管理科雷马时期,当气温降到零下五十一摄氏度时,囚犯便可停止劳动。在罢免别尔津之后的一九三八至一九三九年冬天,气温必须下降到零下五十一摄氏度以下之后囚犯才能停止劳动。甚至这一规定也没有始终如一得到遵守,彼得罗夫写道,因为在金矿,唯一拥有温度计的人是劳改营的负责人。结果,“在一九三八至一九三九年冬天,劳改营宣布因为气温太低不必去干活儿的日子只有三天,而在一九三七至一九三八年冬天,这种日子是十五天。”36

另一名回忆录作者卡齐米日·扎罗德回忆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那个劳改营的停工气温是零下四十五摄氏度。他还记得有一次,他的伐木队白天得到返回劳改营的通知,因为气温已经下降到零下四十七摄氏度:“我们无比轻快地收拾起工具,排成一队,踏上了返回劳改营的路程。”37巴尔达赫回忆说,战争年代在科雷马,这个规定是零下四十五摄氏度,“而这并没有把刮风给人造成的寒冷感觉考虑进去”。38

然而,天气不是妨碍劳动定额完成的唯一因素。在许多劳改营,劳动定额的确高得让人难以置信。在某种程度上,这是苏联中央计划的一种必然后果,中央计划要求企业必须逐年提高产量。埃莉诺·奥利茨卡雅回忆说,她的难友在劳改营的缝纫厂拼命争取完成劳动定额,希望保住她们这份不受冻的室内劳动岗位。但是,正是因为她们实实在在地完成了劳动定额,所以,劳改营的管理部门不断提高劳动定额,结果,劳动定额渐渐变得完成不了了。39

劳动定额飙升的原因还有,囚犯和定额员都在弄虚作假,虚报高估了好多已经完成和将要完成的工作量。结果,劳动定额有时随着时间推移逐渐成了天文数字。亚历山大·韦斯伯格回忆说,甚至在那些本该比较轻松的劳动岗位,劳动定额同样让人感到吃惊:“大家似乎全都面对着实际上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负责洗衣服的两个人必须在十天之内把八百人的衣服洗出来。”40

超额完成劳动定额并不一定带来预期的好处。安东尼·埃卡特回忆了一件事情,当时,他所在劳改营附近的河面破冻,有发大水的危险:“包括所有‘劳动突击手’在内、由最强壮的囚犯组成的几支劳动队发疯似地干了两天,几乎一刻也没有停歇。为了他们所做的一切,每两个人领到一条鲱鱼,每四个人领到一包马合烟[劣质香烟]。”41

在这样的条件—劳动日漫长,休息日极少,白天几乎一会儿也不让休息—下,事故频繁发生。五十年代初期,一群缺乏经验的女囚犯被派去扑灭湖泊劳改营附近的一场灌木丛林火灾。仅仅在那一次,其中一名女犯回忆说,就有“几个人被烧死”。42过度劳累与恶劣的天气结合起来往往造成致命的后果,如同亚历山大·多尔冈所证实的那样:

冻僵的手指抓不住镐把、撬杠、原木和箱子,因此造成大量事故,而且经常致人死命。当我们用两根原木搭成斜坡从平板车厢往下滚原木时,一个人被压倒了。他的动作不够快,二十多根同时滚下的原木把他压在下面。看守把他推到站台边上,等到天黑以后让我们把这具浑身是血的僵硬尸体带回去。43

莫斯科保存着各种事故的统计资料,这些资料偶尔也会在检查人员与劳改营负责人之间引起激烈的争吵。一份一九四五年的汇总资料列明,仅在沃尔库塔的各个煤矿就发生了七千一百二十四起事故,其中包括导致严重伤害的事故四百八十二起,导致死亡的事故一百三十七起。检查人员把事故的原因归咎于矿灯不足、电力故障以及矿工缺乏经验而且给他们排班过密。检查人员愤怒地推算,因事故而损失的劳动日数量为六万一千四百九十二个。44

杂乱无章的组织和马虎松懈的管理也妨碍了劳动效率。尽管不应忽视普通苏联工厂同样管理不善这一点,古拉格内部的情况却糟糕得多。在那里,劳工的生命和健康根本不被重视;在那里,备用零件由于天气原因和漫长的路途不能按时送到。自从白海运河时期以来,混乱已经成为古拉格统治的灵魂,它一直延续到五十年代,甚至在苏联的工厂实现机械化之后还延续了很长时间。对于那些伐木的囚犯来说,“没有链锯,没有运输原木的拖拉机,也没有机械装卸设备。”45在缝纫厂干活儿的囚犯领到的“工具不是不够用就是不好用”。据一名囚犯说,这意味着“所有接缝只能用一个两公斤重的大熨斗熨平。每人一班要熨四百二十六条裤子,我们的手掂熨斗都掂麻木了,我们的腿肿胀而疼痛”。46

机器也经常出故障,这是核算劳动定额时不一定考虑到的一个因素。在上述同一家缝纫厂,“经常召来机修工。机修工大部分是女囚犯。由于她们的技术不熟练,修理要用几个小时。必须完成的劳动量因此变得无法完成,结果导致我们领不到面包。”47

机器故障和机修工技术不熟练的问题一次又一次出现在古拉格管理部门的年度报告中。出席一九三四年在哈巴罗夫斯克召开的远东地区党代会的地方劳改营管理者抱怨说,设备经常出故障以及缺乏合格的技术人员使他们无法完成黄金生产任务。48一九三八年致主管古拉格的内务人民委员部[48]副部长的一封信写道,“百分之四十至五十的拖拉机坏了”。但是,更原始的劳动方式往往也不奏效。一年前所写的一封信特别提到,古拉格征用的三万六千四百九十一匹马,百分之二十五不适合干活儿。49

古拉格的下属企业同样痛感缺少工程师和管理人员。几乎没有熟练的技术人员自愿参加古拉格的工程项目,而那些自愿参加者并不一定具有适用的技能。多年来,为吸引自由工人来劳改营工作进行过各种各样的努力,还提供了巨额奖励。早在三十年代中期,远北建设的招工人员就在全国各地到处鼓吹,为签订两年劳动合同的人提供特别优厚的待遇。这些待遇包括,头两年的工资高出苏联平均水平百分之二十,两年以后工资再涨百分之十,还有带薪假期,享受特供的食物用品和一份丰厚的养老金。50

苏联新闻界也以极大的热情大张旗鼓地宣传北方边远地区的劳改营。这种宣传的一个实例出现在一份为外国人编辑的名叫《苏联土地》的英文杂志上。在一九三九年四月发表的一篇专门介绍马加丹的文章—这是此类体裁的一篇经典之作—中,该刊大书特书马加丹神奇的引人之处:

夜间,马加丹海上的灯光是最激动人心、最令人向往的景象。这是一座不分昼夜每一分钟都充满了活力的繁忙城市。它聚居着按照严格的工作时间表生活的人们。精确和准时产生速度,而速度与轻松愉快的工作珠联璧合……51

没有提到的事实是,那些“按照严格的工作时间表”生活的人大部分是囚犯。

这没有产生什么作用:当局所作的种种努力没有招来任何具有必要素质的专业人员,使得古拉格只能依靠那些在劳改营里偶然发现自己才能的囚犯。一名囚犯回忆说,他与一支建筑队被派到马加丹以北六百公里的地方建造一座桥梁。到达那里时他们发现,队里的人以前谁也没有建造过桥梁。囚犯中的一名工程师被指定负责建桥工程,尽管建桥不是他的专业。桥梁建成了。然后,第一场到来的洪水就把它给冲垮了。52

与另外一些损失相比,这一损失微不足道。有些古拉格工程动用了成千上万的人力和巨大的财力物力,结果却被证明完全是决策失误,造成了惊人的浪费。其中最著名的也许是企图修建一条从沃尔库塔地区到鄂毕河的北冰洋入海口的铁路线。一九四七年四月,苏联政府作出开工建设的决定。一个月后,勘探、测绘、施工同步启动。囚犯还在卡缅尼岬—鄂毕河由此变宽流向大海—动工建设新的海港。

像通常一样,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没有足够的拖拉机,囚犯只好用旧坦克代替。决策者通过使囚犯超负荷劳动来弥补机械设备的不足。每天劳动十二个小时是正常情况,在白昼漫长的夏天,即使是自由工人有时也要从上午九点连续工作到深更半夜。到了年底,问题变得更加严重。测绘工作队确定,卡缅尼岬不是一个适合建设港口的地方:对于大型船舶来说,那里的海水深度不够;对于重工业来说,那里的地质状况太不稳定。一九四九年一月,斯大林主持召开了一次夜间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苏联领导层决定改变港口的位置,同时调整了铁路路线:现在,铁路不再向西连接沃尔库塔地区,而是向东与叶尼塞河相连。为此设立了两个新的劳改营—第五百零一号工地和第五百零三号工地。两个劳改营同时开始铺设铁轨,计划在中间会合。它们之间的距离是八百零六英里。

工程继续施工。据说,最多时有八万人在这条铁路线上干活儿,还有一种说法是十二万人。这项工程被称为“死亡之路”。事实证明,在北极的冻原上,建成的铁路几乎难以正常运行。因为冬天的冻土迅速变成了夏天的泥沼,所以必须连续不断地防止线路弯曲或下沉。尽管如此,火车车厢仍然频繁脱轨。由于供应问题,囚犯开始在铁路建设过程中使用木材代替钢材,这决定了工程失败的命运。一九五三年斯大林死亡时,这条铁路从一端建成了三百一十英里,从另一端建成了一百二十四英里。港口仍然只是纸上谈兵。斯大林下葬不到几个星期,整个工程便永久性地停工了,它已经耗费了四百亿卢布,断送了几万条生命。53

这种情况每天都以较小的规模在整个古拉格系统反复出现。然而,尽管存在天气恶劣、缺乏经验、管理不善等等问题,施加于劳改营管理者和囚犯的压力丝毫没有减轻。劳改营负责人受到没完没了的各种检查和项目核验,而且不断地夸口说要干得更好。无论怎么吹嘘,结果才是重要的。也许这在囚犯—他们非常清楚如何弄虚作假以次充好—看来十分荒唐可笑,然而实际上,它是一个真正致命的游戏。许多囚犯将在这个游戏中丧生。


文教科:文化教育部门

由于并未明确标明它们属于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档案,因此可以原谅那些漫不经心的观察者:他们看着博戈斯洛夫劳改营的照片—这些照片保存在一本一九四五年的完好无损的相册中—却丝毫没有意识到那是一个劳改营。这些照片精心拍摄了栽种着各种植物的花园、花朵、灌木、一个喷泉以及一个囚犯可以坐在里面休息的凉亭。劳改营的大门口有一颗红星和一条标语:“为了祖国未来的强大贡献我们的全部力量!”囚犯的照片同样不符合人们对于古拉格囚犯的一般印象,它们保存在旁边的另一本相册中,为那本相册平添光彩。有某个囚犯愉快地抱着大南瓜的照片;有耕牛犁地的照片;有劳改营负责人微笑着摘苹果的照片。照片旁边是图表。一张是劳改营的生产计划,另一张是计划的完成情况。54

所有这些相册剪裁、粘贴整齐,而且还以与小学生完成课堂作业一般认真的态度进行了归类说明,它们全都出自同一个部门之手:古拉格的文化教育科(Культурно-Воспитательная Часть),或者如囚犯通常所称,文教科。文教科—或者相当于文教科的部门—自古拉格创办初期即已存在。一九二四年,就在索洛韦茨基集中营的刊物《北方专设集中营》的第一期上,刊登了一篇关于未来苏联监狱的文章:“苏联的劳改政策必须通过使囚犯习惯于参加有组织的生产劳动来对他们进行教育改造。”55

不过,在大部分时间里,劳改营宣传的真正目的在于提高生产指标。甚至早在白海运河建设时期,情况就是如此。当时,如同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对于“教育改造”的宣传甚嚣尘上,可能也是最真心实意的。在那个时期,全国对劳动突击手的崇拜达到了顶峰,劳改营的演员和乐手为他们进行专场演出。劳动突击手甚至应邀参加大型集会,在集会上引吭高歌并发表演说。在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一日举行的一次这样的集会之后,掀起了一场为期两天的“劳动高潮”:连续四十八个小时,三万名劳动突击手没有一个人离开过工地一步。56

三十年代后期,在囚犯变成“敌人”因而不能再当“劳动突击手”之后,此类活动无疾而终。不过,在贝利亚于一九三九年掌管劳改营以后,宣传的确慢慢有所恢复。虽然不会再有一个向全世界吹嘘其“成就”的白海运河式的古拉格工程,“教育改造”的形式却在劳改营卷土重来。四十年代,每个劳改营理论上至少有一名文教科教员,另外还有一个小型图书馆和一个文教科“俱乐部”,后者用来举办戏剧演出和音乐会,上政治课,讨论政治话题。托马斯·斯戈维奥回忆了一个这样的俱乐部:“主要房间的板壁粉刷成鲜艳俗气的颜色,大约可以坐三十个人。摆着几张桌子,也许是为阅读而设。可是没有书籍、报纸或刊物。怎么可能有呢?报纸是他们的宝贝。我们用报纸卷烟。”57

从三十年代起,文教科的主要“教育对象”被认为是刑事犯。正如在是否允许政治犯从事专家工作这一点上含糊不清一样,是否值得花费时间尝试对他们进行教育改造的问题同样含糊不清。一九四〇年内务人民委员部关于劳改营文化教育工作的一项指示明确指出,被判决犯有反革命罪的囚犯不是教育改造的合适对象。在劳改营的演出活动中,允许他们弹奏乐器,但不允许说话或唱歌。58

像经常出现的情况一样,这些指示往往被人忽视而不是得到执行。而且—还是像经常出现的情况一样—文教科在劳改营生活中的实际作用与莫斯科的古拉格首脑想要让其发挥的作用并不一致。如果莫斯科打算让文教科促使囚犯更加努力地劳动的话,那么,囚犯利用文教科则有他们自己的目的:为了精神需要—也是为了生存。

表面看来好像是,劳改营的文化教员试图在囚犯当中宣传劳动的价值,这与共产党人在劳改营外面的世界所干的几乎是同一件事。在比较大的劳改营,文教科出版劳改营的报纸。有时,这些报纸充满了关于劳改营成就的报道和长篇文章,另外还有“自我批评”—对劳改营自身所犯错误的评论,具有所有苏联出版物的典型特征。除了三十年代初期一段短暂的时间之外,这些报纸主要是供自由工人和劳改营管理人员阅读的。59

也有供囚犯阅读的“墙报”,不是分发给他们(毕竟存在纸张短缺的问题),而是张贴在专用的告示栏上。一名囚犯认为,墙报是“苏联生活方式的一种象征,没人去看但定期出现”。它们经常以“幽默版”招徕读者:“他们显然以为,快要饿死的工人阅读了这种版面的内容之后会捧腹大笑,而且最终会为不愿通过踏踏实实的劳动向祖国赎罪的那些拒绝和逃避劳动者感到羞耻。”60

尽管墙报的内容在许多人看来荒唐可笑,但是,莫斯科的古拉格总局管理部门却对墙报非常重视。一项命令要求,墙报应该“描写最优秀的劳动模范,宣传劳动突击手,谴责偷懒的人”。墙报不许刊登斯大林的照片:毕竟,墙报的读者还是罪犯,不是“同志”,他们仍被排斥在苏联社会生活之外,甚至禁止他们凝视他们的领袖。一九三七年突然笼罩于劳改营的那种往往让人感到荒谬的神秘气氛在整个四十年代依然如故:劳改营印行的报纸不能带出劳改营。61

除了张贴墙报之外,文教科还放映电影。古斯塔夫·赫林看过一部美国音乐片,“女人全都穿着合身的连衣裙,男人穿着紧身的西装,带着荷叶边的领结”;他还看过一部以“正义的胜利”为结尾的宣传片:“笨手笨脚的学生第一次参加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他们以炽热的语言发表演说,赞美这个国家使体力劳动者得到了至高无上的荣誉。”62

当时,一些刑事惯犯乘放映电影的房间光线变暗之机进行报复杀人和谋杀。“我记得在一次放映结束后看见过一具尸体躺在担架上被抬了出去,”一名囚犯对我说。63

文教科还主办足球比赛、国际象棋比赛、音乐会和各种演出,后者被郑重地称为“自学成才的创造性活动”。一份档案材料列出了在劳改营进行巡回演出的某个内务人民委员部歌舞团的保留节目:

1.斯大林之歌

2.歌颂斯大林的哥萨克狂想曲

3.贝利亚之歌

4.祖国之歌

5.为祖国而战

6.为祖国贡献一切力量

7.内务人民委员部勇士之歌

8.契卡人之歌

9.边防哨所之歌

10.边防战士进行曲64

还有少量诸如《让我们抽支烟》和《第聂伯河之歌》一类的歌曲,起码,后者赞美的是一条河而不是一个秘密警察机构。戏剧的保留节目也包括了一些契诃夫的剧作。然而,至少在理论上,大部分文艺活动为的是教育囚犯而不是让他们娱乐。一九四〇年来自莫斯科的一项指示要求,“每一场演出务必使囚犯受到教育,让他们更自觉地参加劳动。”65如同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囚犯也懂得利用演出帮助自己生存下去。

但是,“自学成才的创造性活动”不是文化教育部门唯一关心的事情—它也不是减轻劳动负担的唯一途径。文教科同时负责收集关于如何提高囚犯的劳动效率或“合理安排”囚犯劳动的意见建议,这是一项需要严肃对待的任务。在一份每半年向莫斯科提交一次的报告中,下阿穆尔斯克的一个劳改营宣称—没有嘲讽的意思—收到了三百零二条合理化建议,其中一百五十七条付诸实施,从而节省了八十一万两千三百三十二卢布。66

伊萨克·菲尔什京斯基也—以明显带有嘲讽的口气—特别提到,一些囚犯成为曲解这项政策使之对自己有利的高手。一名过去为私人开车的囚犯声称,他知道如何制造一种使汽车靠氧气行驶的装置。对发现一条真正重要的“合理化建议”所带来的前途想入非非的劳改营负责人为这名囚犯安排了一个实验室以实现他的发明:“我说不准他们是否相信他。他们只是执行古拉格的命令。在每一个劳改营都会有人充当提出合理化建议的人和发明家……而且他们认为,也许弗多温真能发明出个什么东西,那么,他们都将获得斯大林奖金!”最终,当弗多温在某一天带着一个废金属做成的大玩意儿从实验室回来却又无法说明它的用途时,他的欺骗行为受到申斥。67

像外面的世界一样,劳改营也经常举行“社会主义劳动竞赛”,这种劳动竞赛要求囚犯互相比赛,看谁的产量更高。他们还因所谓超额两到三倍完成劳动定额的能力而荣获劳改营劳动突击手的称号。我曾在第四章描述过最早开展的此类竞赛,它始于三十年代,延续到四十年代—但是参与者的热情明显下降,荒唐可笑的虚张声势愈演愈烈。参加竞赛的囚犯可以赢得各种各样的奖励。一些人得到了更高的食物定量或有所改善的生活条件。另一些人得到的则是无形的奖励。例如,一九四二年,对比赛优胜者的奖励包括一本模范手册—奖给获得“先进”工作者称号的那些人的一个小本子。手册里面有一个微型日历,留有地方可以记录每天完成劳动定额的百分比;一些空白可以记下“合理化建议”;一张手册持有者所享有的特殊待遇一览表(分到营房最好的床位,领到最好的囚衣,不受限制收取包裹的权利等等)和一条斯大林语录:“努力工作的人感到自己是国家的自由公民,可以说是社会活动积极分子。只要他努力工作,给与社会他所能够给予的一切,他就是个劳动英雄。”68

没有任何人会特别看重这种奖励。波兰囚犯安东尼·埃卡特也描述过这样一场劳动竞赛:

一块张贴着光荣榜的胶合板挂了出来,上面公布了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结果。有时,贴上一张头号“突击手”的模糊照片,详细介绍竞赛产生的各项记录。列出的数字几乎令人难以置信,它们所表明的产量达到了劳动定额的百分之五百甚至百分之一千。这指的可是用铁锹在地上挖。即使是最迟钝的囚犯也清楚,比标准多挖五到十倍是不可能的……69

不过,文化教员最终还要负责劝说“拒绝劳动者”对劳动产生兴趣而不是坐在禁闭室里或者依靠一点点食物勉强为生。显然,没有多少人把他们的说教当成回事:说服囚犯参加劳动有很多别的办法。但时,只有少数办法是莫斯科的古拉格头头们乐意采取的。实际上,他们对文教科的这一职责非常重视,甚至定期召开文化教员会议,安排讨论诸如“那些拒绝劳动者的根本目的是什么?”和“取消囚犯休息日的实际效果如何?”之类的问题。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召开的一次这样的会议上,会议组织者比较了与会者的发言。一位发言者承认,有些“逃避劳动者”因为只靠所领到的那一点点食物为生而使身体过于虚弱,所以无法参加劳动。不过,他断言,即使是挨饿的人也可以被激励:这位发言者曾对一名逃避劳动的囚犯说,他的行为“就像搁在他兄弟脖子上的一把刀,他的兄弟在前线打仗”。这足以说服那名囚犯忘掉饥饿,更加拼命地去干活儿。另一位发言者说,他曾让一些逃避劳动的囚犯看过几张“战火中的列宁格勒”的照片,看过之后他们马上都去干活儿了。还有一位发言者说,在他那个劳改营,劳动表现最好的劳动队得到允许粉刷装饰他们的营房,劳动表现最好的囚犯被鼓励在他们的自留地上栽花种草。在保存于档案馆的这次会议的会议记录上,有人在最后这条发言的旁边作了个批注:“说得好!(хорошо!)”70

分享这些经验被认为是至关重要的,以致莫斯科古拉格总局的文化教育部门在战事最紧张时克服困难印制了一本关于这一问题的小册子。小册子名为《回归生活》—带有明显的宗教性模仿。作者洛吉诺夫同志描写了他与囚犯中的“逃避劳动者”的一系列交流。运用巧妙的心理战术,他转变了所有这些“逃避劳动者”关于努力劳动的价值观。

这些故事的内容完全可以猜得到。例如,在一个故事里,洛吉诺夫向叶卡捷琳娜·Ш—一位有教养的女子,她丈夫于一九三七年因“间谍罪”被判处死刑—说明,她那被毁灭的生活可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重新变得富有意义。洛吉诺夫为另外一名囚犯塞缪尔·戈德施泰因详细介绍了希特勒的“种族论”之后向他解释了希特勒的欧洲“新秩序”对他将会意味着什么。对于戈德施泰因这个犹太人来说,这种(在苏联)令人吃惊的描述使他大受刺激,以致他立即要求上前线去打仗。洛吉诺夫告诉他,“现在,劳动就是你的武器”,并且敦促他在劳改营里更加努力地劳动。洛吉诺夫还对另一名囚犯说,“祖国需要你的生命,你也需要你的祖国。”听了这番话以后,那名囚犯含着眼泪回去继续干活儿。71

显然,洛吉诺夫为其作品感到自豪并且对它倾注了大量精力。他的热情货真价实。他因自己的作品而得到的奖励同样货真价实:当时整个古拉格系统的负责人В.Г.纳谢德金对他的杰作非常满意,以致下令将这本小册子发到古拉格的所有劳改营,并且发给洛吉诺夫一千卢布奖金。

我们不太清楚洛吉诺夫和他的逃避劳动者实际上是否相信他正在做的这些事。例如,我们并不了解洛吉诺夫在某种程度上是否知道,他使之“回归生活”的许多人清白无辜没有任何犯罪行为。我们也不了解像叶卡捷琳娜·Ш(如果她存在的话)那样的人是否真的恢复了对苏联价值观的信仰;或许她只是突然意识到,通过显示这样的转变也许可以得到更好的伙食、更好的待遇或者一份比较轻松的活儿。两种可能性彼此之间甚至并不排斥。对于那些因其自身突然从有用的公民变成被人鄙视的囚犯而震惊和迷惑的人来说,“改变信仰”进而重返苏联社会的过程可能有助于他们在心理上从自己的遭遇中恢复过来,同时也为他们拯救自己的生活提供了更为充分的条件。

其实,这个问题—“他们相信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吗?”—只是一个更大问题的一小部分,它涉及苏联自身性质的核心:任何一位苏联领导人相信过他们正在做的事情吗?苏联的宣传与苏联现实之间的关系始终是一个令人不可思议的问题:工厂几乎停产,商店里买不到东西,母亲无法使家里暖意融融;而在外面的街道上,大幅标语宣扬着“社会主义的胜利”和“苏维埃祖国的丰功伟绩”。

这种矛盾现象在劳改营内外没有什么区别。在记述斯大林时期的工业城市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历史的著作中,斯蒂芬·科特金指出,用“明显使人联想起可以从劳改营外面的熟练工人那里听到的语言”撰写的关于改过自新的囚犯的侧记刊登在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劳改营的监狱报纸上:“他们劳动,学习,付出代价,试图使自己改过自新。”72

不过,发生在劳改营的事情仍然让人格外感到不可思议。如果说,在外面的社会里,苏联的宣传与苏联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已经让许多人感到荒唐可笑,那么,在劳改营,荒唐似乎达到新的高度。在古拉格,始终把囚犯称为“敌人”,明确禁止囚犯之间互称“同志”,而且禁止他们盯着斯大林的画像看。可是,在那里,囚犯却被要求像自由工人一样为社会主义祖国的繁荣昌盛而劳动—而且要像完全是出于对艺术的热爱那样参加“自学成才的创造性活动”。在大家看来,这种现象的荒唐之处显而易见。在其劳改营生涯中有一段时间,安娜·安德烈耶娃成了一名劳改营“画家”,这意味着实际上要让她来书写那些大标语。按照劳改营的标准,这个活儿非常轻松,肯定有益于她的健康,而且可能挽救了她的生命。不过,多年之后接受采访时,她声称甚至不记得那些标语了。她想了一会儿之后说,“劳改营负责人想出标语上面写什么,有的像‘我们全力以赴去劳动’,有的像……我写得很快,字也写得很好,但我完全不记得我写过的东西。这是某种自我保护机能。”73

列昂尼德·特鲁斯是五十年代初期的一名囚犯,那些标语的毫无意义同样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它们醒目地张贴在劳改营的所有建筑物上,通过高音喇叭反复播送:

有一个劳改营广播系统,定期播送有关我们劳动成果的消息,谴责那些劳动表现不好的人。播送的内容很简单,但却使我想起被捕之前听到的广播。我渐渐相信它们之间没有什么区别,只是被捕之前的那些人比较能说会道,他们知道怎么用更巧妙的方式播送所有节目的内容……不过,在一般情况下,[劳改营的广播]同样谈吐自如—同样的标语,同样的口号—只是在劳改营里听着这些话让人感到更加荒唐罢了。例如,“他们接受劳动任务,他们完成劳动任务。”或者“劳动在苏联—是一件正当、光荣、勇敢并且富有英雄主义的事情”—这是斯大林的话。其他口号也都有,像“我们为了和平”,或“我们欢迎世界和平”。74

不习惯到处都是标语口号的外国囚犯更加觉得“教育改造”工作荒唐可笑。波兰人安东尼·埃卡特描述了一堂典型的政治灌输课:

所使用的方法如下。一名来自文教科的职业煽动家,具有六岁儿童的智力,他将向囚犯宣讲全力以赴投入劳动的崇高意义。他将告诉他们,爱国者是高尚的人,所有爱国者都热爱苏联,对于劳动人民来说,这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身为这样一个国家的公民,苏联人民感到自豪,等等,等等,用了整整两个小时—对于一个皮包骨头的听众来说,所有这些证明了这种说教的荒唐和虚伪。但是,演讲者并没有因冷淡的反应而乱了方寸,演讲继续进行。最后,他保证所有劳动“突击手”都能得到更好的回报,提高伙食标准和改善生活条件。对于那些正在忍饥挨饿的人来说,这堂课的效果可想而知。75

一位被流放的波兰人对其在西伯利亚劳改营所上的一堂宣传课作出了同样的反应:

宣传课持续上了几个小时,试图证明上帝并不存在,因为没有上帝这个人,他只是一些资产阶级分子的发明。发现自己生活在苏联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国家我们应该感到幸运。如今在劳改营,我们应该学会如何劳动从而最终成为正派的人。有时,他试图让我们了解一些事情:他告诉我们“地球是圆的”,还说他绝对相信我们对此一无所知,而且相信我们也不知道诸如克里特是个“半岛”或罗斯福是某个外国的部长之类的事情。[49]他怀着认为我们完全愚昧无知的坚定信念向我们传授这些真理,因为,我们这些在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长大的人,怎能指望有条件接受哪怕是最基本的教育呢……他得意洋洋地强调指出,我们就连做梦也甭想重新获得自由,因为波兰绝不可能再次复国……

唉,波兰人继续为这位可怜的教员感到悲哀,他的工作毫无意义:“他讲得越多,我们心里越不服气,仍然抱着一线希望。大家的表情流露出决心。”76

另一位波兰人古斯塔夫·赫林把他那个劳改营的文化活动称作是“对莫斯科在其确实想把劳改营办成改造、教育机构的那个时期所制订的管理制度的残留的纪念。果戈理要是看到这种不顾劳改营的普遍现实而对官方谎言一味盲从的现象该有多好—这与《死魂灵》所描写的一模一样”。77

这些看法并不罕见:它们可以在绝大多数回忆录中找到。大部分回忆录不是对文教科只字不提,就是对它嘲讽一番。由于这个原因,当论及宣传在劳改营的作用时,不大容易准确评价文教科对于中央当局的重要性。一方面,可以合理地认为(而且许多人都会这么认为),像苏联的所有宣传一样,劳改营的宣传纯属闹剧,因为没有人相信,因为劳改营管理部门进行宣传完全是为了糊弄囚犯,而且采取的方式显然非常幼稚。

另一方面,如果这种宣传、这些标语口号、这些政治灌输课纯属笑料的话,如果根本没有任何人相信它们的话,为什么要把那么多时间和金钱浪费在它们上面呢?仅仅在古拉格管理部门的档案中,就有成百上千份文件证明,文化教育部门的工作持续不断地得到加强。例如,在战局最为紧张的一九四三年第一季度,由于劳改营负责人想方设法地竭力争取为囚犯弄到乐器,电报潮水般地在各个劳改营与莫斯科之间穿梭往返。与此同时,劳改营举办了以“苏联人民反抗德国法西斯入侵的伟大卫国战争”为主题的竞赛活动:五十名劳改营画家和八名雕塑家参加了活动。在整个国家劳动力紧缺的这一时期,中央机关仍然建议每个劳改营配备一名图书管理员、一名放映宣传影片的电影放映员和一名文化委员,后者是文化教员的囚犯助手,在开展清洁“比赛”、提高囚犯文化水平、组织文艺活动等方面为文化教员提供帮助—他还帮助引导囚犯“正确认识当前的政治问题”。78

劳改营的文化教员每半年或者一个季度还要提交工作报告,他们往往非常详细地罗列出自己的工作成绩。例如,东乌拉尔劳改营的文化教员就在一九四三年提交过一份这样的报告,当时这个劳改营有一万三千名囚犯。这份二十一页的报告开头承认,一九四三年上半年,劳改营的工业生产计划“没有完成”。不过,下半年劳改营采取了措施。文化教育科帮助“动员囚犯完成并超额完成斯大林同志交给的生产任务”,帮助“囚犯恢复健康并为过冬做准备”,而且“改正了文化教育工作的不足之处”。79劳改营的文教科长接着列举了他所采用的各种方法。他自豪地写道,一九四三年下半年,文教科作了七百六十二次政治报告,七万名囚犯听取了报告(许多人大概不止听取了一次)。同时,文教科讲了四百四十四堂政治时事课,八万两千四百名囚犯上课;印刷张贴了五千零四十六份“墙报”,三万五千人阅读;举办了二百三十二场音乐会和演出,放映了六十九场电影,组织了三十八个表演队。其中一个表演队甚至创作了一首歌曲,科长得意地把歌词写进了他的报告:


我们的劳动队团结友好

我们的职责在召唤

我们的工地在等待

前线需要我们的劳动。80


人们可以尝试对这么巨大的投入作出解释。也许,在古拉格的官僚机构内部,文化教育部门可以作为最后的替罪羊:如果计划没有完成,不应归咎于组织不善或营养不良,不应归咎于愚蠢残忍的劳改政策或缺少毡靴—而应归咎于宣传的力度不够。也许,古拉格系统僵化的官僚机构存在缺陷:一旦中央命令必须开展宣传时,所有人都全力以赴执行命令却丝毫没有怀疑过这一命令的合理性。也许,莫斯科的领导人完全不了解劳改营的实际情况,以致他们真的相信四百四十四堂政治时事课和七百六十二次政治报告能使饥饿的男女囚犯更加努力地从事劳动—考虑到他们在劳改营的检查报告中所能看到的那些材料,尽管这似乎不太可能。

或者,也许根本没有合理的解释。弗拉基米尔·布科夫斯基是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本人后来也是一名囚犯,当我向他提出这个问题时,他耸了耸肩膀。他说,这是一个使古拉格举世无双的悖论:“在我们的劳改营,不但要求你做一个苦力,而且要求你在干活儿的同时还要唱歌和微笑。他们不只是要压迫我们:他们还要我们为此向他们表示感谢。”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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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引自科恩所编《不再沉默》,第96-97页。

2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14/6(相册)。

3 奥霍京和罗金斯基编:《苏联劳改营系统手册》,第137-476页。

4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14/6/8。

5 叶夫根妮娅·金斯堡:《突变的历程》和《在旋流中》。

6 本书作者对西特科的采访。

7 伊萨克·菲尔什京斯基:《我们在看守的押解下前进:劳改营生活的故事》,第37页。

8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89/2/9。

9 阿列克谢·普里亚季洛夫:《反革命日记》,第113-114页。

10 韦斯伯格:《攻守同盟》,第96页。

11 索尔仁尼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第49页。

12 韦尔农·克列斯:《新拓荒者,或,科雷马选择》,见维连斯基所编《没有焚尸炉的奥斯维辛》,第62-70页。

13 本书作者对尤里·佐林的采访,阿尔汉格尔斯克,一九九八年九月十三日。

14 М.Б.明德林:《正面与侧面》,第52-57页。

15 佐夫斯基:《恐怖的秩序》,第168页。

16 本书作者对佩乔拉的采访。

17 实例参见纪念协会档案馆所保存的照片。

18 罗西:《古拉格手册》,第255页。

19 叶夫根妮娅·金斯堡:《突变的历程》,第405和407页。

20 乌里扬诺夫斯卡雅姐妹:《一家人的故事》,第356-365页。

21 彼得罗夫:《这发生在俄国》,第208和178页。

22 扎罗德:《在斯大林的劳改营里》,第114页。

23 巴尔达赫:《人是吃人的狼》,第233-234页。

24 苏利莫夫:《昔日的回声》,第57页。

25 菲尔什京斯基:《我们在看守的押解下前进》,第38页。

26 贝斯特罗列托夫:《走向黑夜的尽头》,第162页。

27 巴尔达赫:《人是吃人的狼》,第232-233页。

28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01/1a/141。

29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8131/37/4547。

30 实例参见热诺夫:《雪橇》,第69页。

31 利珀:《在苏联集中营十一年》,第135页

32 根据格奥尔格·维克托·兹戈尔尼斯基一九九八年四月寄给本书作者的录音带。

33 彼得罗夫:《这发生在俄国》,第178页。

34 菲尔什京斯基:《我们在看守的押解下前进》,第39页。

35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01/1/713。

36 彼得罗夫:《这发生在俄国》,第208页。

37 扎罗德:《在斯大林的劳改营里》,第114页。

38 巴尔达赫:《人是吃人的狼》,第233页。

39 奥利茨卡雅:《我的回忆》,第234-244页。

40 韦斯伯格:《攻守同盟》,第63页。

41 埃卡特:《人间蒸发》,第83页。

42 本书作者对加琳娜·乌萨科娃的采访,莫斯科,一九九八年五月二十三日。

43 多尔冈:《亚历山大·多尔冈的故事》,第185页。

44 本书作者所拥有的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出处不明。

45 拉兹贡:《真实的故事》,第155页。原始锯片的样品陈列在梅德韦日耶戈尔斯克的地方历史博物馆里。

46 胡佛研究所档案,波兰情报部档案集,第一百一十四档案柜,第二文件夹。

47 同上。

48 诺兰德:《古拉格的重镇》,第170页。

49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14/4/3。

50 诺兰德:《古拉格的重镇》,第182页。

51 К.达戈尔:《马加丹》,载一九三九年四月号《苏联土地》,第4页。

52 М.马克西莫维奇:《无奈的对比》,第91-100页。

53 亚历山大·多布罗沃利斯基:《死亡之路》,载一九九四年第五期《祖国》,第193-210页;奥霍京和罗金斯基编:《苏联劳改营系统手册》,第220-221和341-343页。

54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14/6/23。

55 《北方专设集中营》,一九二四年第一期(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收藏)。

56 丘欣:《运河大军》,第127-131页。

57 斯戈维奥:《可爱的美国》,第184页。

58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01/1/567。

59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01/1a/68。

60 格奥尔吉·费尔德古恩,未发表的回忆录,新西伯利亚纪念协会收藏。

61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01/1/567。

62 赫林:《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第157-158页。

63 约翰·维格曼斯:《在俄国和西伯利亚的十年》(阿诺特·德·瓦尔英译),第127页;本书作者对马连·科拉洛夫的采访,莫斯科,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十三日。

64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01/1/2443。

65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01/1/567。

66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01/1/1442。

67 菲尔什京斯基:《我们在看守的押解下前进》,第163-169页。

68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01/1/1441。

69 埃卡特:《人间蒸发》,第82页。

70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01/1/1440。

71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01/4/145。

72 科特金:《富有磁力的矿山》,第232页。

73 本书作者对安德烈耶娃的采访。

74 本书作者对列昂尼德·特鲁斯的采访,新西伯利亚,一九九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75 埃卡特:《人间蒸发》,第82页。

76 胡佛研究所档案,波兰情报部档案集,第一百一十四档案柜,第二文件夹。

77 赫林:《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第155页。

78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01/1/1460。

79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01/1/1461;奥霍京和罗金斯基编:《苏联劳改营系统手册》,第195页。

80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01/1/1461。

81 弗拉基米尔·布科夫斯基与本书作者的谈话,二〇〇二年三月。



第十二章 惩罚与奖励


没有进过的人迟早会轮到。进去过的人一辈子忘不了。


——关于监狱的苏联谚语1


禁闭室(ШИЗО)

几乎没有哪个苏联集中营完好无损地存留到现在,即使是以被破坏的形式也没有。不过,一个奇怪的现象是,相当一部分禁闭隔离室(штрафнойизолятор)—或(简称为)禁闭室—仍然保持原状。除了禁闭牢房之外,乌赫塔-伯朝拉劳改营七号营站什么痕迹也没有留下,现在那里是一个美国汽车维修商的修理车间。他将装有栅栏的窗户原封不动,他说,希望“索尔仁尼琴将来会买我的房子”。同样,除了禁闭牢房之外,洛克奇姆劳改营设在艾热罗姆的农业营站什么痕迹也没有留下,这些牢房现在成了几户人家的住处。一位住在那里的年迈女士称赞一扇房门坚固耐用。房门中间仍然有一个大“窥视孔”,看守曾经通过这个窥视孔监视囚犯并把发给他们的面包塞进去。

禁闭牢房的长寿说明这种牢房的建筑结实牢固。在一个用木头建成的劳改营里,禁闭室经常是仅有的砖砌房屋,它是囚犯区里的囚犯区。禁闭室以内则用营规中的营规来管理。“一座阴暗的石头房子,”一名囚犯这样描述他那个劳改营的禁闭室,“外面有门,里面还有门,全副武装的看守在周围巡逻。”2

四十年代,莫斯科发布过详细的命令,对禁闭牢房的建筑和如何管理坐禁闭的囚犯均作出了规定。每个营站—在营站较小的情况下是几个营站—设置一个禁闭牢房,通常紧挨着囚犯区;如果设在囚犯区里面,则“用难以翻越的围墙围起来”,与劳改营的其他房子保持一定距离。根据一名囚犯的说法,这一规定也许不是强制性的,因为许多囚犯打算绕过禁闭牢房时都要“围着它走一段路,甚至不用直接向那道灰色石墙的里面看,一股阴冷空虚的气息似乎也会穿过墙缝透出来”。3

每个劳改营联合体也被要求在其总部—也就是马加丹、沃尔库塔或诺里尔斯克—附近设置一个禁闭中心。禁闭中心实际上往往是座大监狱,规定要求,它“应该建在尽量远离居民区和交通线的地方,应该严加防范,确保与世隔绝。看守人员只能由最可靠、守纪律、有经验的步兵担任,从自由工人中挑选”。这些中心监狱既有公共牢房也有单人牢房。后者必须设在一个专门隔开的房间里,是为“特别凶恶的囚犯”准备的。关在单人牢房里的囚犯不出去劳动。另外,不许他们锻炼身体,不许他们抽烟,不给他们纸张和火柴。这是除了“一般”限制以外的惩罚,适用于关在公共牢房里的那些囚犯的“一般”限制包括:不许通信,不许收取包裹,不许会见亲属。4

表面看来,禁闭室的存在似乎与古拉格赖以创建的一般经济原则相抵触。维护专用设施并额外雇用看守开支很大。不让囚犯劳动也造成了浪费。不过,从劳改营管理部门的观点看,禁闭室不是一种折磨囚犯的辅助形式,而是为使囚犯更拼命地劳动所作出的巨大努力的一个组成部分。除了惩罚在劳改营里犯罪—例如谋杀或企图逃跑—被抓住的人之外,禁闭制度还与削减伙食定量一起用于恐吓那些拒绝劳动者(отказчик)。

由于犯下上述两类罪行的往往是不同类型的囚犯,因此,在一些劳改营,禁闭室里弥漫着一种特殊的气氛。一方面,禁闭室里塞满了职业罪犯,他们更有可能成为杀人犯和越狱者。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另一类囚犯也渐渐开始成为禁闭室里的常客:因宗教信仰而被捕的男性囚犯,还有修女(монашка),他们同样出于信仰拒绝为苏维埃撒旦劳动。例如,艾诺·库西宁所在的波特马营站,那里的负责人专门为一批笃信宗教的女囚犯修建了一座禁闭营房,因为她们“以大声祈祷和唱赞美诗来消磨时间而拒绝下地劳动”。不让这些囚犯与其他囚犯一起吃饭,而是在她们自己的营房里按惩罚性定量发给她们食物。全副武装的看守每天押送她们上两次厕所:“劳改营负责人有时会拎着一根皮鞭巡视她们的营房,于是,屋里响起痛苦的尖叫:抽打这些女人之前通常会把她们的衣服扒光,但是残暴无法阻止她们照常祷告和斋戒。”她们终于被带走了。库西宁相信,她们都被枪毙了。5

另一类顽固的“拒绝劳动者”也想方设法坐禁闭。实际上,正是禁闭室的存在为囚犯提供了一个机会。他们可以不去劳动而在禁闭室里待几天,靠低标准的口粮苟延残喘,忍受寒冷与痛苦,但却不必在森林里面累得筋疲力尽。列夫·拉兹贡讲述了蒂什凯维茨伯爵的故事。伯爵是一位波兰贵族,发现自己身在西伯利亚的一个采伐劳改营,他估计,靠配给的食物定量活不下去,因此直接拒绝参加劳动。他想以此节省体力,即使只能领到惩罚性的食物定量。

每天早晨囚犯列队出去干活儿之前先在院子里排好队,两名看守将把蒂什凯维茨从禁闭室里带出来。他须眉灰白,胡子拉碴,剃了头发,穿着一件破旧的大衣,绑着裹腿。劳改营负责保卫的官员开始进行每天例行的训导仪式,“喂,你这个混蛋伯爵,你这个傻×,你去不去劳动 ?”

“不,长官,我不能劳动,”伯爵总是以生硬的声音回答。

“噢,你不能劳动,你这个混蛋!”保卫官员接着就要当众说明他认为伯爵及其远亲近邻都是些什么东西,然后宣布他很快要对伯爵采取的措施。每天出现的这一景象成了劳改营其他囚犯日常取乐的谈资。6

尽管拉兹贡讲述这个故事时使用了幽默的语气,但是,伯爵的这种对策危险很大,因为劳改营的惩罚制度不是用来供人取乐的。官方规定,对于没有完成劳动定额的囚犯,每天的惩罚性食物定量包括三百克“黑麦面包”、五克面粉、二十五克荞麦或通心粉、二十七克肉类和一百七十克土豆。尽管这点食物已经少得可怜,坐禁闭的囚犯领到的甚至更少:每天三百克“黑麦面包”加热水,而“热的液体食物”—也就是汤—每三天才给一次。7

不过,对于大多数囚犯来说,惩罚制度最让人难以忍受之处并不在于它所造成的肉体痛苦—坐禁闭、减食物—而是在于地方劳改营执行时的心血来潮所附带的折磨。例如,公共床铺可能用一条长凳代替;或者,面包可能用加工不足的面粉烤制;或者,“热的液体食物”可能清汤寡水。雅努什·巴尔达赫曾被关在一个地面到处是水、墙壁潮湿发霉的禁闭室里:

我的内衣和背心已经湿透,我冻得浑身发抖。我的脖子和肩膀僵硬麻木。未经加工的木头因潮湿而开始腐朽,尤其是长凳的边缘……长凳非常狭窄,我无法在上面平躺,当我侧身躺在上面时,我的腿悬在边上;我不得不一直弯曲着双腿。难以决定脸朝哪边躺着—朝向一边,我的脸紧贴着黏滑的墙壁,翻过来,我的背湿成一片。8

像寒冷一样,潮湿是普遍现象。尽管明文规定禁闭室的温度不得低于十五摄氏度,但是,保暖往往被忽视。古斯塔夫·赫林回忆了关押他的禁闭室,“那些狭小牢房的窗户上没有玻璃,甚至没有用木板遮挡一下,因此,室内的温度从来没有高出过室外。”他描写了这些用来折磨人的牢房的其他方面:

我的牢房非常低矮,以致我可以用手摸到天花板……坐在上铺天花板使人不得不弯腰俯身;而下铺只能用潜水的姿势往里钻,头先进去;起来也是蹭着身体离开床,像在沙滩上游泳一样。床帮与门边水桶的距离不到正常的半步。9

劳改营负责人还可以决定是否允许坐禁闭的囚犯穿衣服—许多人保留了内衣—以及是否派他去劳动。如果他不劳动,那么,他将整天受冻而不得活动。如果他劳动,那么,他将饥饿异常。娜杰日达·乌里扬诺夫斯卡雅连续领了一个月惩罚性口粮,还不得不去劳动。“我一直不停地想吃东西,”她写道,“我渐渐开始只谈吃的。”10由于这些往往让人意想不到的对惩罚制度的曲解,囚犯害怕坐禁闭。“禁闭室里的囚犯像孩子似的哭泣,保证好好表现只是为了出去,”赫林写道。11

在大型劳改营联合体,折磨人的方式多种多样:不仅有禁闭室,而且有禁闭营房,甚至还有一个完全用于惩罚囚犯的营站。一九三三年,建设莫斯科—伏尔加运河的德米特劳改营为“拒绝劳动者、逃跑者、小偷之流”设立了一个“严管营站”。为了保证安全,劳改营负责人下令,新营站应当围两层而不是一层带刺铁丝网;增加的押送看守应当带领囚犯去劳动;囚犯应当在不易逃跑的工地从事重体力劳动。12

大约同一时期,远北建设设立了一个惩罚营站,到三十年代后期,它已成为古拉格最臭名昭著的惩罚营之一:位于马加丹以北遥远山区的谢尔潘廷纳亚—或谢尔潘廷卡—惩罚营。为了使其基本上得不到阳光照射、比别的劳改营更加寒冷和阴森,远北建设的惩罚营被精心安排在山谷里面(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那里本来就寒冷而阴森),它比其他营站戒备更加森严,一九三七至一九三八年间,还曾作为刑场使用。甚至它的名字常被用来吓唬囚犯,囚犯到谢尔潘廷卡服刑等于被判了死刑。13谢尔潘廷卡寥寥无几的幸存者之一说,那里的营房“拥挤不堪,以致囚犯轮流坐在地上,与此同时,其他囚犯只能站着。早晨,房门打开,将会叫到一二十个囚犯的名字。没有人会答应。被找到的第一个人当时就拖出去枪毙了”。14

实际上,人们对于谢尔潘廷卡惩罚营知之甚少,主要因为几乎没有人站出来描述它。关于其他劳改营所设惩罚营的情况,人们知道的甚至更少。例如,西伯利亚劳改营联合体的伊斯基季姆惩罚营。这个惩罚营建在一个石灰岩采石场附近。在那里干活儿的囚犯没有机械设备,他们人力开采石灰岩。粉尘使许多囚犯染上肺病或其他呼吸器官的疾病,这迟早将会要了他们的命。15布哈林的年轻妻子安娜·拉林娜曾被短期监禁在那里。伊斯基季姆的其他囚犯—和死在伊斯基季姆的人—大部分没有留下姓名。16

但是,他们没有完全被遗忘。那里的囚犯所遭受的深重苦难极大地激发了伊斯基季姆当地居民的想象力,结果,惩罚营遗址旁边的山上新近涌出的一道泉水被人们当做圣迹对待。因为根据当地的传说,泉水下面的溪谷是处决大批囚犯的地方,所以大家相信,这道圣水是上帝对他们的纪念。在西伯利亚冬末的一个寒冷而宁静的日子,一米厚的积雪仍然覆盖着大地,我看着虔诚的人们走上山去聚集在泉水旁边,他们用塑料杯子和瓶子装满清澈的泉水,恭敬地小口喝着—目光偶尔庄严地扫向下面的溪谷。


邮政专用信箱(ПОЧТОВЫЙ ЯЩИК)

禁闭室是惩罚制度的最后手段。不过,古拉格同样也可以向囚犯提供奖励:大棒加胡萝卜。因为,除了食物多少、能否睡好、在什么地方干活儿之外,劳改营还控制着囚犯与外界的联系。年复一年,莫斯科的古拉格管理者频频下达命令,规定囚犯可以接收的信件、包裹和汇款的数量以及外来的囚犯亲属探视他们的时间和方式。

像关于禁闭室的命令一样,控制着与外界的联系的那些规定也随着时间而变化。或者,更准确地说也许是,一般说来,与外界的联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受到的限制越来越多。例如,概括了三十年代监狱管理制度要点的那些命令仅仅简单地规定,允许囚犯收寄信件和包裹,数量不限。允许会见亲属,同样没有特别的限制,尽管会见的次数—命令没有具体规定—取决于囚犯的表现好坏。17

然而,到了一九三九年,命令的要求详细了许多。命令专门规定,只有那些完成生产定额的囚犯才被允许会见亲属,而且每六个月只许会见一次。那些超额完成定额的囚犯被允许一个月会见一次亲属。接收包裹同样受到更多的限制:每个月只许囚犯接收一个包裹,被判犯有反革命罪的囚犯每三个月可以接收一个包裹。18

实际上,到了一九三九年,大量控制收寄信件的规定也纷纷出笼。有一些政治犯一个月可以收一次信,另外一些人三个月才能收一次。劳改营的信件检查人员还明确禁止囚犯在信中提到某些问题:他们不能写所在劳改营的囚犯人数,不能谈论劳改营管理制度的细节,不能透露劳改营看守的姓名,也不能说在劳改营里从事什么劳动。含有这些内容的信件不仅要被劳改营的检查人员没收,而且还要详细记入囚犯档案—也许因为这是“从事间谍活动”的证据。19

所有这些规定不断变化、修改以适应形势的需要。例如,在战争年代,对食品包裹数量的限制被全部取消:劳改营当局似乎真诚地希望亲属帮助为囚犯提供食物。当时,内务人民委员部感到为囚犯提供食物是一个极其令人头疼的问题。另一方面,战争结束以后,为暴力犯罪分子特设的惩罚劳改营里的囚犯和专门监禁政治犯的劳改营里的囚犯发现,他们与外界联系的权利再次减少。一年只允许他们寄四次信,而且只能接收直系亲属—即父母、兄弟姐妹、配偶和子女—的来信。20

恰恰因为这些规定种类繁多而且错综复杂,同时因为它们的变化过于频繁,囚犯与外界的联系实际上是由劳改营的负责人随心所欲地控制的。信件和包裹肯定不会交到禁闭室、禁闭营房或惩罚营站的囚犯手里。它们也不会交到劳改营当权者出于种种原因不喜欢的囚犯手里。此外,还有一些劳改营只是因为地理位置过于偏僻,所以根本收不到邮件。21有些劳改营的管理非常混乱,以致不把分发邮件当成回事。在其中一个劳改营,一名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检查人员愤怒地写道,“包裹、信件和汇款单没有分发给囚犯,而是成堆地躺在仓库和邮筒里。”22在许多劳改营,即使收到信件,也是几个月之后。许多囚犯多年以后才发现,他们有多少信件和包裹下落不明。究竟是被盗还是丢失,没有人能够说清楚。相反,不知什么原因,尽管劳改营的管理部门想方设法加以限制,一些被严格禁止接收信件的囚犯有时却能收到信件。23

另一方面,劳改营的一些信件检查人员在检查和分发信件时,甚至也会允许一部分信件不经拆封即予通过。德米特里·贝斯特罗列托夫记得一名信件检查员,那是一名“年轻的女共青团员”,她交给囚犯的信件没有经过拆封检查:“她不仅有失去面包的危险,而且有失去自由的危险:为此,他们会判她十年刑。”24

当然,对付信件检查和收寄限制有许多办法。安娜·罗金娜曾经收到丈夫写给她的一封信,它被烤在一块蛋糕里:蛋糕交到她手里时,她丈夫已经被处决了。她还见过把信件缝在获释囚犯的衣服里或者塞在鞋底儿下面偷偷带出去的情况。25在一个管理松懈的劳改营,芭芭拉·阿莫纳斯托一名囚犯偷偷把信带出去,那名囚犯在囚犯区外面干活儿,没人看守。26

戈尔巴托夫将军也描述了他如何从押运列车上把一封未经检查的信寄给了妻子,他采用的是许多人提到过的一种方法。首先,他从一名刑事犯手里弄到了一截铅笔头:

我给那个犯人烟叶,从他那里得到铅笔,当火车再次开动时,我在卷烟纸上写了封信,每片纸上编了号。然后我用马合烟的烟盒做了一个信封,用嚼烂的面包把它粘好。为了不让我的信被风刮进铁路旁边的灌木丛,我用从毛巾上面抽出来的线绑了一块面包皮以增加信的重量。在信封与面包皮之间,我夹了一卢布钞票和四片写着提示的卷烟纸:发现这个信封的人就会愿意贴上一张邮票把它寄出去。当我们通过一个大站时,我悄悄走到车厢的窗口把信丢了下去……27

不久之后,他的妻子收到了丈夫写的这封信。

写信受到的某些限制并不是那些命令造成的。例如,像贝斯特罗列托夫所回忆的那样,允许写信固然挺好,然而并不总是那么容易找到写信需要的纸或笔:“纸在劳改营里是一种极其珍贵的东西,因为囚犯非常需要,但却不大可能弄到:大叫大嚷着‘今天是寄信的日子!把你们要寄的信交上来!’是什么意思,如果没有写信的东西,这是否意味着只有几个幸运的人可以写信,而其余的人只能沮丧地躺在自己的床铺上?”28

一名囚犯回忆说,他用面包换了两张从斯大林著作《列宁主义问题》上撕下来的纸。他在纸上字里行间的空白处给家人写了一封信。29,在一些较小的营站,就连劳改营的管理人员都得想方设法解决这个问题。在克德罗维盐沼营站,劳改营的会计用旧糊墙纸写公文。30

关于包裹的规定甚至更加复杂。下达给所有劳改营负责人的命令明确规定,囚犯必须当着看守的面打开包裹,看守可以当场没收任何违禁物品。31实际上,收取一件包裹往往要经过一整套程序。首先,囚犯受到提醒,他的运气不错;然后,看守押着囚犯去贮藏室,囚犯的个人物品都锁在那里。接着,囚犯打开包裹,看守将把所有单件物品—每一颗洋葱,每一根香肠—划破或撬开,以确保里面没有暗藏秘密的信息、可能成为武器的东西或者钞票。如果所有东西均通过了检查,可以允许囚犯从包裹里面拿一些东西。剩余的东西将留在仓库,等他下次得到允许再说。当然,坐禁闭的囚犯或受到其他惩罚的囚犯将被禁止收取家里寄给他们的食品。

这一套制度存在着种种不确定因素。一名囚犯很快发现,只要他把包裹放在贮藏室,里面的一些东西马上就不见了,因为它们被看守偷走了。于是,他想了一个办法,把一个装满黄油的瓶子挂在腰带上,藏在裤子里:“靠我的体温,它总是液态的。”夜里,他把黄油抹在面包上。32德米特里·贝斯特罗列托夫所在的营站根本没有贮藏室,因此必须想出更巧妙的办法来:

当时我在北极冻原一个工厂的建设工地上劳动,住在临时工棚里,那里不能放任何东西,也不能把东西带到工地:守在劳改营大门口的士兵将把查出来的所有东西没收留给他们自己吃,而留在工棚里的东西将被值班员[被安排打扫并看管工棚的囚犯]偷走或吃掉。所有食物必须立即吃掉。我用从工棚床铺上起出来的一根钉子在一罐炼乳上钻了两个孔,然后在毯子下面开始吸炼乳。可是,我太疲劳了,所以吸着吸着就睡着了,结果,宝贵的乳液毫无价值地滴在肮脏的草垫上。33

围绕着包裹还存在着复杂的道德问题,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收到了包裹。它们应不应该被分享?如果应该,那么,是只与朋友分享好呢,还是与潜在的保护人分享好?在监狱里,有可能组成“扶贫委员会”,但是在劳改营,这样做根本不可能。有些囚犯出于善意或者传播善意的愿望,与所有人分享。另一些囚犯只与小圈子的朋友分享。而且,据一名囚犯回忆说,有时“出现的情况是,因为当着别人的面吃饼干让人感到别扭,所以只好夜里一个人躲在床上吃”。34

在战争年代最艰苦的时候,在最困难的北方劳改营,包裹可能决定人的生死。本人是位演员的回忆录作者格奥尔吉·热诺夫毫不夸张地声称,两个包裹曾经救过他的命。一九四〇年,他母亲从列宁格勒寄出了这两个包裹,三年以后,他“在最关键的时刻”收到了它们,“当时,饥饿使我看不到任何希望,我正慢慢死于坏血病……”

当时,热诺夫因为身体过于虚弱不能去森林里劳动而在科雷马某个营站的澡堂里干活儿。听到叫他去收两个包裹时,一开始他并不相信。后来他意识到这是真的,他请求澡堂管理员批准他步行六英里前往中心劳改营的后勤总部,劳改营的贮藏室设在那里。两个半小时以后,他回来了:“我连走一公里路都有困难。”当时,他看见几名劳改营负责人坐在一个雪橇上,于是,“一个离奇的念头闪过脑海:我请求与他们同行如何 ?”他们同意了—接着发生的事情“像梦游一样”。热诺夫搭乘雪橇走了六英里,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官员的帮助下很困难地下了雪橇,然后走进贮藏室,领取三年前寄给他的包裹并把它们打开:

包裹里的所有东西都用包装纸包着:白糖,香肠,猪油,糖果,洋葱,大蒜,曲奇饼,咸饼干,香烟,巧克力。在跟随着一个又一个地址追寻我的三年时间里,它们已经混在一起,仿佛在洗衣机里搅拌过一样,最终变成了一个带有腐烂、发霉、烟草和糖果香料气味的大硬坨儿……

我走到桌前,用一把刀把它切成小块儿,在大家面前,几乎不嚼就吞了下去,也不管吃着是什么滋味,一句话,生怕有人出来打断或是从我手里把它抢走……35


团聚屋(ДОМ СВИДАНИЙ)

然而,信件和包裹给囚犯造成的情绪波动或精神折磨并不是最严重的。在会见自己的亲属—通常是配偶或母亲—时,囚犯经受着更大的痛苦。只有那些既完成劳动定额又老老实实地遵守劳改营规章制度的囚犯才被允许会见亲属:官方文件明确说明这是对“认真、踏实、高效劳动”的一种奖励。36因此,允许亲属探视实际上是促使囚犯好好表现的一种非常强大的动力。

当然,不是所有囚犯都能会见探视者。至少,囚犯的家人必须具有足够的勇气与变成了他们的“敌人”的亲人保持联系。即使作为自由公民,前往科雷马、沃尔库塔、诺里尔斯克或哈萨克的旅途对于身体也是一个考验。探视者不仅需要经历长时间的舟车劳顿到达某个偏僻、原始的城市,而且还要步行或者坐在卡车的后车厢里一路颠簸着前往营站。到达营站之后,探视者可能不得不等待几天或更长的时间,乞求傲慢的劳改营负责人批准他们会见他们的囚犯亲属—劳改营负责人极有可能拒绝批准,并不需要什么理由。此后,他们再次面对漫长的旅途,踏上同样单调乏味的回家之路。

抛开身体的辛劳不说,这种会见所产生的心理重负可能同样令人难受。“看到囚犯遭受的深重苦难,”赫林写道,前来探视丈夫的妻子“感到完全无法理解,而且不能给予任何帮助;长期分离已经扼杀了她们对于丈夫的大部分感情……地处偏远并且拒绝探视的劳改营再次给她们的心理投下了恐怖的阴影。她们不是囚犯,但是,人们把她们与这些人民的敌人联系在一起……”37

心情复杂的也不只是妻子。一名囚犯讲了一个女人的故事。她带着两岁的女儿探视丈夫。见面时,她让女儿“去吻爸爸”。小姑娘跑到看守跟前吻了看守的脖子。38苏联太空科学家谢尔盖·科罗廖夫的女儿仍然记得父亲在一个黑店时她被带去见他的情形。人们告诉她,父亲在外地,与空军一起作战。来到监狱,监狱的小院子让她感到意外。她问母亲,爸爸的飞机场在哪里?39

在监狱以及某些劳改营,这种会见总是时间很短,而且通常有看守在场,这项规定也给会见造成了巨大的压力。“我想说话,说很多话,谈谈当年发生的每一件事,”一名囚犯回忆了他得到批准与母亲进行的一次单独会见。可是,不仅不知道从哪儿说起,而且“当一个人开口讲述某件事情时,监视的看守就会打断你:‘不许说!’”40

贝斯特罗列托夫讲述的故事更悲惨,一九四一年,他获准连续会见了几次妻子—每次都有看守在场。她从莫斯科前来告别:由于他被逮捕,她得了肺结核,而且已经来日无多。诀别时,她伸出手去触摸他的脖子,这是被严格禁止的。探视者不许与囚犯有身体接触。看守粗暴地推开她的手臂,结果她摔倒在地,咳出了鲜血。贝斯特罗列托夫写道,他“失去了理智”,动手打了看守,看守被打得流了血。当天爆发的战争使他免受残酷的惩罚之苦:在接踵而来的混乱中,当局顾不上他攻击看守的行为了。他再也没有见到他的妻子。41

不过,看守并不总是在场。实际上,在大型劳改营的较大的营站,有时允许囚犯与亲属相聚几天时间。四十年代,这些相聚在所谓“团聚屋”(домсвиданий)—为了这一目的专门在劳改营的边上修建的房子—里进行。赫林描述了一间“团聚屋”:

从村庄通向劳改营的路上看去,房子本身给人的感觉不错。它用松树原木搭建,墙缝塞着麻絮,房顶铺着瓦片……开在囚犯区外面的房门前面有几级牢固的木头台阶,仅供前来探视的自由人出入;窗户上挂着棉窗帘,石头窗台上有长长的窗口花坛,里面种着鲜花。每个房间里整齐得摆着两张床、一张大桌子、两个长板凳、一个脸盆、一把水壶、一个衣柜和一个铁炉子;电灯泡上甚至还带着灯罩。对于一个长年睡在肮脏营房公共床铺上的囚犯来说,住在这种典型的小资产阶级寓所里,他还能奢望什么呢?我们关于自由生活的梦想建立在这种房间的基础上。42

然而,当会见带来烦恼—会见的结果经常如此—时,那些急切渴望“自由”的囚犯往往感到更加失望。出于对还要继续在带刺铁丝网里面生活的恐惧,一些囚犯告诉他们的亲属不要再来了。“你忘了这个地方吧,”一名囚犯对他的兄弟—为了与他这二十分钟的相见,他的兄弟冒着严寒长途跋涉了好几天—说,“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你一切平安。”43如同赫林所回忆的那样,多年来第一次与妻子相聚的男囚犯突然发现自己受到性交焦虑的困扰:

长年的繁重劳动和饥饿状态逐渐损害了他们的性交能力,如今,在与一个几乎陌生的女人亲密接触时,除了极度兴奋之外,他们感到无助的愤怒与绝望。我确实多次听到一些男人在妻子探视之后夸耀自己如何威猛,但这通常是自卑感的一种表现,因此,大家以沉默表示对他的安慰……44

前来探视的妻子也有自己的问题需要谈谈。通常,她们由于丈夫被捕而吃了不少苦头。她们找不到工作,不能求学,而且经常不得不向好奇的邻居隐瞒自己的婚姻状况。一些妻子是为通知丈夫她们打算离婚而来。在《第一圈》中,根据与其妻子娜塔莎的真实谈话,索尔仁尼琴以出人意外的同情心详细描述了一段这样的对话。在这部小说中,囚犯格拉西莫维奇的妻子娜佳[50]即将失去工作,失去她在学生宿舍的床位,同时可能无法完成她的学位论文,这全都因为她的丈夫是一名囚犯。她知道,离婚是“重新获得生存机会”的唯一办法:

娜佳垂下眼睛。“我想说—只是你别放在心上,好吗?—你曾经说过,我们应该离婚。”她的声音非常小……

是的,有一段时间他曾坚持要求离婚。但是现在他吃了一惊。此刻他才注意到,她总是带着的结婚戒指不在她的手指上。

“是的,当然,”他做出十分乐意的样子表示同意。

“那么,如果……我……不得不……这么做的话……你不会反对吧 ?”她看着他,吃力地问道。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灰色瞳孔中的亮点闪闪发光,恳求着原谅和理解。“这将不会是……真的,”她继续说,仿佛是在呼出气息而不是说出话语。45

这样的一次会见可能比根本不见更糟糕。五十年代被捕的伊兹赖尔·马祖斯讲述了一名囚犯的故事,在向难友们宣布他的妻子到来时,这名囚犯想错了。当他履行所有囚犯会见探视者所必须履行的手续—洗澡、理发、去贮藏室取回一些合适的衣服—时,其他囚犯不断通过眨眼、触碰向他示意,还拿团聚屋里吱吱作响的床取笑他。46可是最后,甚至没有允许他与妻子单独待在房间里。这算哪门子“体验自由”?

与外界的联系总是因为期待、希望、预想而变得复杂,产生麻烦。赫林继续写道:

无论什么原因使他们失望—无论是因为实现了三天的自由并没有满足理想中的期望;还是因为它过于短暂;或者因为它像一个被惊醒的梦一样逐渐淡化,徒增无所期待的空虚感—囚犯一贯保持沉默,探视之后易怒烦躁,对那些悲惨地变成了分手和离婚程序的探视只字不提。克列斯京斯基……会见妻子之后两次试图悬梁自尽,她要求离婚,并且要他同意把他们的孩子放在一个市立保育院。

作为一个波兰籍的外国人,赫林“从不期待”去团聚屋里“会见什么人”。不过,他比许多苏联作家更清楚地认识到了那个地方的意义:“我渐渐得出结论,如果希望经常可以成为活下去的唯一理由的话,那么,希望的实现有时也许是一种令人难以忍受的痛苦。”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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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引自罗西所著《古拉格手册》,第460页。

2 考夫曼:《劳改营医生》,第249页。

3 赫林:《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第199页。

4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01/12/316。

5 库西宁:《命运的轮回》,第201-202页。

6 拉兹贡:《真实的故事》,第139-140页。

7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01/1/713和9401/12/316。

8 巴尔达赫:《人是吃人的狼》,第213-215页。

9 赫林:《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第199和200页。

10 乌里扬诺夫斯卡雅姐妹:《一家人的故事》,第358页。

11 赫林:《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第200页。

12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89/2/5。

13 诺兰德:《古拉格的重镇》,第230-231页。

14 阿达莫娃-斯利奥斯贝格:《历程》,第66页。

15 伊斯基季姆地方历史博物馆馆长斯韦特兰娜·多伊尼谢娜与本书作者的谈话,一九九九年三月一日。

16 И.萨马霍娃:《粉尘劳改营》,见新西伯利亚纪念协会所编《恢复记忆》,第一卷,第38-42页。

17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5446/1/54。

18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01/12/316。

19 同上。

20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01/1/3463。

21 实例参见奇尔科夫:《但是原本一切如此》,第54-55页;马克西莫维奇:《无奈的对比》,第82-90页。

22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8131/37/542。

23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89/2/20。

24 贝斯特罗列托夫:《走向黑夜的尽头》,第377-378页。

25 罗金娜:《作客记忆》,第65页。

26 阿莫纳斯:《把眼泪留在莫斯科》,第123-126页。

27 戈尔巴托夫:《偏离生活的年代》,第121页。

28 贝斯特罗列托夫:《走向黑夜的尽头》,第385-386页。

29 亚历山大·莫罗佐夫:《忘却九部曲》,第101-103页。

30 本书作者所收集的因塔劳改营克德罗维盐沼营站档案中就有一个这样的实例。

31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01/12/316。

32 亚历山大·莫罗佐夫:《忘却九部曲》,第171-175页。

33 贝斯特罗列托夫:《走向黑夜的尽头》,第169页。

34 乌里扬诺夫斯卡雅姐妹:《一家人的故事》,第403页。

35 热诺夫:《雪橇》,第104-106页。

36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89/2/5。

37 赫林:《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第93页。

38 戈洛瓦诺夫:《飞来横祸》,第128页。

39 本书作者对娜塔莎·科罗廖娃的采访,莫斯科,二〇〇一年七月二十五日。

40 亚斯内:《出生之年—第九百一十七》,第52-53页。

41 贝斯特罗列托夫:《走向黑夜的尽头》,第391页。

42 赫林:《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第92页。

43 И. К.戈古阿,未发表的回忆录,纪念协会档案馆档案,1/3/18。

44 赫林:《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第95页。

45 索尔仁尼琴:《第一圈》,第221页;托马斯:《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第175-177页。

46 伊兹赖尔·马祖斯:《你在哪里 ?》,第34-37页。

47 赫林:《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第95页。



第十三章 看守


献给契卡人


伊里奇赋予你们

一项伟大而富有责任感的使命,

契卡人脸上露出了

旁人无法理解的严肃表情。

契卡人脸上的表情是勇气,

他已准备好投入战斗,

哪怕就在今天,

他保护劳动人民,

为了所有好人和他们的幸福。

许多许多人在战斗中倒下,

许多我们的兄弟竖起墓碑,

但是,仍然有许多

忠诚而勇敢的战士。

发抖吧,发抖吧,敌人!

你们的末日很快、

很快就要到了!

你,契卡人,

永远保持着警惕,

率领广大群众

投入到战斗中去!


——苏联监狱系统检查员米哈伊尔·潘琴科写的诗,保存在其个人档案中,据档案记载,此人被苏共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开除1


尽管听起来似乎令人不可思议,但是在劳改营,并非所有规矩都是由劳改营负责人制定的。除了非正式的等级制度之外,还存在着—关于如何获得地位、如何得到特殊待遇、如何比其他囚犯活得好一点的—不成文的规定。有些囚犯精通这些不成文的规定而且懂得如何往上爬,他们发现这使生存变得容易了些。

坐在劳改营等级制度顶端的是劳改营负责人、监工、管理人员和看守。经过认真考虑,我使用了劳改营等级制度“顶端”而不是“之上”或“之外”的说法,因为在古拉格,管理人员和看守不是一个超脱于囚犯之外的独立等级。与德国集中营的党卫军看守不同,他们高于囚犯的地位并不被认为是永恒不变的,他们经常处于囚犯的地位。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劳改营里有成千上万名乌克兰囚犯,同一时期,乌克兰看守的数量也显著增加。2

看守和囚犯并非完全生活在与世隔绝的环境中。一些看守和管理人员与囚犯进行精心策划的黑市交易。一些人与囚犯一起喝酒。许多人与囚犯发生性关系,用古拉格的委婉说法是“同居”。3更重要的一点是,许多看守和管理人员自己以前就是囚犯。三十年代初期,表现好的囚犯“晋升”到劳改营看守的位置上被认为是完全正常的现象—有些囚犯甚至爬得更高。4纳夫塔利·弗伦克尔的经历也许是这种转变最著名的范例,不过还有其他人。

例如,雅科夫·库珀尔曼没有弗伦克尔升得那么高,但是,他的经历更加具有代表性。库珀尔曼—后来他将自己没有发表的回忆录捐赠给了莫斯科的纪念协会—于一九三〇年被捕并被判处十年徒刑。他先被关押在凯姆的索洛韦茨基中转监狱,然后去白海运河的规划部门工作。一九三二年,他的案子重新审理,结果,他的身份从囚犯变为流放者。最后,他获得自由,接受了贝加尔—阿穆尔铁路—贝加尔—阿穆尔劳改营—给他安排的一份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这仍然是一段回忆起来让他感到“满意”的经历。5他的决定并没有不同寻常之处。一九三八年,在管理着白海运河的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劳改营,半数以上的管理人员和将近半数的武装看守是以前或者当时的囚犯。6

不过,地位既可以得到,也可以失去。正如囚犯比较容易当上看守一样,看守也相当容易变成囚犯。在一九三七和一九三八年的大清洗时期被捕的成千上万名内务人民委员部官员中,估计包括许多古拉格的管理者和劳改营的负责人。在后来的岁月里,古拉格的高级看守和高级官员经常被怀疑他们的同事所逮捕。在与世隔绝的营站,流言蜚语和造谣中伤盛行:古拉格档案室里的档案充斥着言辞激烈的揭发与反揭发信件,这些信件反映劳改营存在的不足、来自中央的支持不够、劳动条件恶劣等等问题—然后要求逮捕犯罪分子或写信者不喜欢的人。7

武装看守和管理人员经常因为开小差、酗酒、盗窃、丢失武器而被捕,甚至还会因为虐待囚犯而被捕。8例如,瓦尼诺中转监狱的档案中包括В.Н.萨多夫尼科夫的材料,他是一名武装看守,谋杀过劳改营的一个护士,准备谋杀自己的妻子;И.М.索博列耶夫的材料,他偷了一群囚犯的三百卢布,然后又喝醉了酒,丢失了他的党员证;В.Д.苏沃洛夫的材料,他召集一帮人喝酒,然后寻衅与一群军官打架—还有另外一些人,或是“喝得不省人事”,或是醉得不能出勤。9斯大林的亲信之一格奥尔吉·马林科夫的私人文件中有一份涉及两名劳改营管理人员的案件报告,他们在饮酒狂欢的过程中打死了两名同事,被害的一位女医生有两个年幼的孩子。10一名劳改营管理人员在写给莫斯科的一封信中抱怨说,在比较偏远的劳改营,生活非常枯燥无聊,缺少娱乐活动“导致许多年轻人开小差,违纪,酗酒,打牌—所有这些最后往往以受审判刑而告终”。11

对于某些人来说,甚至可能周而复始形成循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官员变成囚犯,然后重新当上看守,第二次成为劳改营的管理人员。实际上,这种情况相当普遍。的确,许多以前的囚犯描写过失宠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官员如何迅速适应了劳改营的新环境,然后逐渐爬上真正有权有势的位置。列夫·拉兹贡在其回忆录中记述了他与一位名叫科拉别利尼科夫的内务人民委员部低级官员的偶然相遇,他是在离开莫斯科的旅途中遇见这位官员的。科拉别利尼科夫告诉拉兹贡,他被捕是因为“向自己最好的朋友泄露了……某个上司女人的秘密……被当成社会危险分子判了五年徒刑—然后关在一个中转监狱里休息”。但是,他不太喜欢休息。几个月后,拉兹贡再次遇见他。这一次,他身穿一套干净整洁、做工考究的劳改营制服。他弄到一份“好”差事,管理着乌斯特维姆劳改营的惩罚营。12

拉兹贡的故事反映了记录在档案里的事实。实际上,许许多多古拉格官员都有犯罪记录。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内部,众所周知古拉格的管理部门似乎具有某种流放地的功能,对于失宠的秘密警察来说,那是最后的栖身之处。13一旦被发配到古拉格帝国的边疆地区,官员很少获准重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任何其他分支,更不必说重返莫斯科了。作为其特殊身份的标志,古拉格官员身穿特定的制服,并有一套稍加改动的徽章军衔序列。14

在历次党代会上,古拉格官员经常对其低下的地位表示不满。“古拉格被看成一个可以从中索取一切、同时什么回报也不必给的管理机构,”一名官员抱怨说,“这种过于自卑的思维方式—我们不如其他人—是错误的,它容忍了报酬、住房等方面的不公平,而且还要继续容忍。”15后来,在一九四六年,当内务人民委员部再次分拆更名时,古拉格列入内务部(МВД)的管辖范围,而内务人民委员部原有的几乎全部比较激动人心的职能,尤其是情报和反情报工作,则转给了名声更加显赫的国家安全部(МГВ,然后是克格勃)。直到苏联解体之前,管理着监狱系统的内务部始终是一个影响不大的官僚机构。16

实际上,从一开始,劳改营负责人的地位就相对低下。二十年代初期,在一封偷偷带出索洛韦茨基集中营的信中,一名囚犯写道,集中营的管理层全部是由“被判犯有投机、敲诈、强奸或另外一些一般罪行”的失宠契卡人员组成的。17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古拉格成为身份资历达不到要求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官员的最后落脚点:那些家庭出身不够清贫的官员;或是那些在其所属族群遭到严厉镇压时被认为不可靠的具有波兰、犹太、波罗的血统的官员。古拉格也是那些迟钝、无能的官员或酒鬼官员最后的收容所。一九三七年,当时的古拉格负责人伊兹赖尔·普利纳抱怨说:

我们得到的是其他部门的处理品;他们根据“你们可以把我们不需要的拿去”这一原则给我们送人。古拉格的骨干是一些不可救药的酒鬼;一个人一旦迷上了酒,他就会像垃圾一样被扔到古拉格来……从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角度看,如果某人犯了罪,最严厉的惩罚就是把他发配到一个劳改营去工作。18

一九三九年,另一位古拉格官员说劳改营看守“不是二等公民而是四等公民,简直就是一些人渣”。19一九四五年,当时的古拉格负责人瓦西里·切尔内绍夫向所有劳改营负责人和地方内务人民委员部负责人发出一份备忘录,对劳改营武装看守的素质低劣感到震惊,已经发现他们当中许多人有“自杀、开小差、丢失或盗窃武器、酗酒以及其他不道德的行为”,而且经常“触犯革命法律”。20直到一九五二年,当秘密警察最高层的腐败行为被发现时,斯大林的第一个反应是“流放”其中一名主犯,结果,这名主犯立即成为位于乌拉尔山区的巴热诺夫斯基劳改营负责人的副手。21

古拉格自己的档案还证实了一名前劳改营囚犯委婉表达的这种看法:劳改营的看守和管理人员“通常都是非常狭隘的人”。22例如,在一九三〇至一九六〇年间拥有“劳改营管理总局局长”—整个劳改营系统的管理者—头衔的十二个人当中,只有五人受过某种高等教育,有三人只上过小学。占据这个位置的人难得干的时间很长:三十年间,只有两人—马特维·贝尔曼和维克托·纳谢德金—干的时间超过五年。伊兹赖尔·普利纳只干了一年(一九三七至一九三八年),而格列布·菲拉列托夫只干了三个月(一九三八至一九三九年)。23

另一方面,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等级阶层的底部,四十年代以来监狱部门工作人员的个人档案显示,即使是最优秀的看守—共产党员和申请入党的人—几乎也都出身于农民家庭,他们接受的是最低程度的教育,甚至没有人上过五年学,一些人只上过三年学。24直到一九四五年四月,将近四分之三的古拉格管理人员接受的教育不超过小学,这一比例几乎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其余人员同一项统计数字的两倍。25

劳改营武装看守—военизированная охрана,由于苏联人的缩写癖,通常被称为ВОХР—所受教育的程度甚至更低。这些人在劳改营四周巡逻,让囚犯列队去干活儿,在解送犯人东去的火车上押车,对于为什么要做这些事,他们往往只有非常模糊的概念。据来自卡尔戈波尔劳改营的一份报告说,“看守们似乎不知道政治局委员或党的领导人的姓名。”26另一份文件列举了一系列看守滥用武器的事件。其中一名看守“因为不知道怎么开枪”而打伤了三名囚犯。另一名看守“上岗时处于醉酒状态,打伤了公民季莫费耶夫”。27

部门负责人在会议上抱怨说,“看守们不知道如何上油、擦枪、保养武器……一名女看守拿着枪管被破布塞住的步枪去站岗……有些看守拿着别人的步枪出去值勤而把自己的留在家里,因为他们太懒,不愿在每次值勤以后擦枪。”28莫斯科与劳改营的公函往来持续不断,敦促地方劳改营负责人花更多的时间在看守中间开展“文化教育工作”。29

然而,即使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其他部门不要的“处理品”和“不可救药的酒鬼”,多少也满足了古拉格的人员需要。苏联大多数机构长期深受人员不足之苦,而古拉格的情况尤其严重。内务人民委员部根本不可能产生足够的失职人员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员需要:一九三〇至一九三九年,人员增加了十八倍;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一年,必须雇用十五万人;战后机构急剧扩张。一九四七年,劳改营武装警卫部队仅现役人员就有十五万七千人,古拉格估计自己仍然短缺四万名看守。30

直到整个系统最终被解散为止,这一难题始终困扰着古拉格当局。除了非常高的职位之外,人们并不认为劳改营的工作受人尊敬或是具有吸引力,而且这种工作难以保证舒适的生活条件,特别是在北方边远地区那些比较偏僻的小劳改营里。普遍的食物短缺使得看守和管理人员只能领取根据领取者的级别配给的食物。31从沃尔库塔地区的北方劳改营巡回检查归来,一名古拉格的检查人员对武装看守艰苦的生活条件表示不满:他们在“北方恶劣的气候条件”下每天工作十四至十六个小时,经常没有合适的鞋子和衣服,住在肮脏的营房里。像囚犯一样,一些看守得了坏血病、糙皮病以及其他因缺乏维生素而引起的疾病。32另一名检查人员写道,在卡尔戈波尔劳改营,二十六名武装看守被判了刑,许多人是因为站岗时睡着了。夏天,他们每天工作十三个小时—而且,他们在休息时没有任何形式的娱乐活动。携家带口的那些看守生活条件尤其艰苦,因为他们往往没有住房,不得不住在营房里。33

想要离开的那些人发现调走并不很容易,即使是级别较高的官员。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档案里保存了诺里尔斯克检察官写来的一封哀怨的信,他以健康不佳和过度劳累为由,请求调离“北极地区”的工作岗位:“如果不能把我调到另一个劳改营担任检察官的话,那么,我希望被安排到地方检察机关工作,要不然就彻底调出检察机关。”作为答复,同意把他调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他拒绝了,因为那里的条件几乎一模一样—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位于诺里尔斯克以南,但是仍然处在西伯利亚北部。34

自从斯大林死亡以后,前劳改营官员经常以述说工作的困难和辛苦为他们过去的行为辩护。奥尔嘉·瓦西里耶娃以前是一名为古拉格的公路建设部门工作的劳改营检查人员,我认识她以后,她用一名古拉格工作人员艰难生活的故事招待了我。在我们谈话—谈话在她那套不是一般宽敞的公寓里进行,这要感谢党的恩典—的过程中,瓦西里耶娃告诉我,有一次,她去一个偏远的劳改营检查工作,应邀住在劳改营一位负责人的家里,睡在他儿子的床上。夜里,她觉得身上发热又发痒。想到自己可能病了,她打开电灯:“他的灰色军毯上爬满了虱子。不仅囚犯有虱子,长官也有。”通常,她外出检查回家时,进门之前要把全部衣服脱掉,以免把寄生虫带进她的房子里。

如同瓦西里耶娃所见到的那样,劳改营负责人的工作极其困难:“那可不是开玩笑,你管着成百上千、成千上万名囚犯,既有惯犯也有杀人犯,那些犯了重罪的人,你能对他们有什么指望。这意味着你必须随时保持警惕。”即使能够顶着压力尽量有效地开展工作,劳改营的负责人发现自己仍然需要解决各种各样的其他问题:

一个建设项目的负责人同时也是一个劳改营的负责人,因此,他的时间至少有百分之六十不是用在建设工作、为工程做决定、解决建设问题等方面,而是用在处理劳改营的问题上。有人病了,某种流行病可能已经开始传播,或是某一类事故发生了,这意味着有人必须送医院,有人需要一辆汽车或一驾马车。

瓦西里耶娃还说,莫斯科的那些“负责人”吃的也不一定好,尤其是在战争期间。在古拉格总局的食堂里,有卷心菜、汤和麦糊:“我不记得有肉,我从来没有见过肉。”在斯大林时期,莫斯科的古拉格工作人员每天从上午九点一直工作到第二天凌晨两三点。瓦西里耶娃只有星期天才能见到她的孩子。不过,斯大林死后,情况有所改善。当时的内务部[51]部长С.Н.科鲁格洛夫发布命令,批准给予内务部部属机关普通工作人员一小时午餐休息时间,给予内务部官员两小时午餐休息时间。一九六三年,瓦西里耶娃和她的丈夫还在莫斯科市中心分到一套很宽敞的公寓,一九九八年我遇见她的时候,她就住在这套公寓里。35

尽管斯大林时期在古拉格工作待遇不是太好,但是,如果想让人们离开古拉格的中央机关,那就必须以各种方式解决基层工作缺乏必要吸引力的问题。一九三〇年,当这个系统仍然被视为当时经济发展的组成部分时,国家政治保卫局开展内部宣传活动,号召积极分子前往北方边远地区新设立的劳改营工作:

契卡人的热情和干劲创建并壮大了索洛韦茨基集中营,在我国欧洲部分北方边远地区的工业和文化发展中起到了巨大而积极的作用。像索洛韦茨基集中营一样,新的劳改营必须在边远地区的经济和文化领域发挥改革创新的作用。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我们特别需要吃苦耐劳的契卡人和渴望艰巨工作的志愿者……

向志愿者提供的条件包括,工资提高百分之五十,每年两个月假期,三年以后还有一份相当于三个月工资的奖金和一次三个月的休假。另外,高级管理人员将会按月收到免费的食品包裹,而且可以使用“收音机和体育文化设施”。36

后来,当真正的热情(如果它曾经存在过)彻底消失以后,利诱变得越来越系统。根据劳改营的偏僻和艰苦程度给它们分了级。越是偏僻和艰苦的劳改营,在那里工作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官员得到的回报就越多。一些劳改营特意为其工作人员安排体育和其他活动。另外,内务人民委员部在黑海之滨的索契和基斯洛沃茨克建立了专门的疗养院,以使高级官员能在舒适温暖的条件下度过他们漫长的假期。37

总局管理部门还创办了学校,古拉格官员可以在那里提高自己的素质和水平。例如,设在哈尔科夫的一所学校不仅讲授“党史”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史”等必修课,而且讲授刑法、劳改营政策、行政事务、管理经营、会计学和军事学等课程。38那些愿意去设在偏远科雷马地区的远北建设企业工作的人甚至可以为其子女争取到“劳动者之子”的身份:这使他们拥有了上大学的优先权。事实证明,这是一种深受欢迎的诱惑。39

金钱和利益肯定同样足以吸引一些最底层的工作人员。许多人去劳改营工作完全是瘸子里面挑将军。在斯大林时期的苏联—一个战乱不断、物资短缺、饥饿流行的国家—监狱看守的工作可能预示着某种无法估量的社会地位的提高。五十年代初期的囚犯苏珊娜·佩乔拉记得认识一名女看守,后者在劳改营工作是因为,这是逃离她出生的那个极其贫困的集体农庄的唯一办法:“她靠自己在劳改营的工资供养七个兄弟姐妹。”40另一位回忆录作者讲述了年轻姑娘玛丽娅·伊万诺娃的故事,她于一九四八年自愿来到一个劳改营工作。希望逃离集体农庄生活进而找到一个丈夫的玛丽娅·伊万诺娃却成了一系列正在走下坡路的官员的情妇。最终,她与自己的两个私生子和母亲在一个独居的房间里生活。41

但是,就连高薪、长假和社会地位提高的前景仍不足以源源不断地为古拉格系统输送工作人员,尤其是底层工作人员。需求大的时候,苏联劳动部门只是把工作人员分配到需要他们的地方,甚至不必告诉他们去那里干什么。前劳改营护士卓娅·叶廖缅科被告知,将把她从护士学校直接分配到一个建筑工地工作。到达以后她发现,那是一个劳改营,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二十六号营站。“我们感到意外和害怕,但在逐渐熟悉了那个地方之后,我们觉得,‘那里’的人和医疗工作与我们根据学习所形成的预期没什么不同,”她回忆说。42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被迫在劳改营工作的那些人的情况特别悲惨。像流放者或难民一样,成千上万名艰难地穿越德国的前红军战士和成千上万名战争期间居住在“国外”的苏联公民在越过国境返回苏联时实际上被逮捕了,他们被关进“甄别营”,受到仔细的盘问。有时,获释者立即被派去担任监狱的看守。到一九四六年初,这样的看守已经达到三万一千人,在一些劳改营,他们占看守人员的百分之八十以上。43他们也不能随意离开。他们的证件—护照、户籍证明、兵役证—被没收。没有证件,他们不能离开劳改营,更不能另外找工作。每年有三四百人自杀。一名试图自杀者解释了他为什么要这样做:“现在我已经服役了很长时间,但我还是拿不到户籍证明,结果,几乎每一天都有警察带着搬出公寓的命令登门,这导致我们家里天天吵架。”44

另外一些人则完全堕落了。卡尔洛·施泰纳是一名南斯拉夫共产党党员,战争期间以及战后在诺里尔斯克服刑。他回忆说,这些看守“与那些没有在战争中打过仗的看守明显不同”:

在人们看来,堕落具有明确的迹象。当他们乐意接受女犯的贿赂或是成为漂亮女犯的主顾时,当他们允许刑事犯为闯入民宅盗窃而离开劳动队并在事后坐地分赃时,你可以看到这种迹象。即使上司发现他们这些违法乱纪行为,他们也不害怕所受到的严厉惩罚。45

极少数人拒不服从。例如,档案记载了一个不愿应征者的案例。丹尼柳克断然拒绝加入武装警卫部队,因为“我根本不想在内务部的部门工作”。尽管对他进行了档案中所说的长时间“审查”—肯定遭到威逼恐吓,实际可能还挨了打—丹尼柳克坚持这种态度不动摇。最终他被允许退役。至少在他的案例中,自始至终坚决拒绝为古拉格工作得到了回报。46

不过,古拉格系统后来确实对其最幸运和最忠诚的成员给予了奖励,他们中的一些人大大提高了社会地位,或者得到了更为充足的配给食物:那些驱使所管辖的囚犯劳动力为这个国家提供了大量黄金和木材的人最终也得到了他们的回报。虽然,即使对于管理它们的那些人来说,一般的采伐营站从来不是适合居住的地方,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大型劳改营的总部的确变得越来越舒服了。

四十年代,位于大型劳改营联合体中心的那些城市—马加丹、沃尔库塔、诺里尔斯克、乌赫塔—已经成为繁华的大地方,拥有商店、剧院和公园。自从古拉格的早期开发以来,过上舒适生活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大型劳改营高级官员得到了比普通工薪阶层更高的工资和奖金以及时间更长的假期。他们更容易得到食品和其他地方供应不足的消费品。“诺里尔斯克的生活比苏联别的地方都好,”曾在诺里尔斯克担任工头、后来成为一名地方官员的安德烈·切布尔金回忆说:

首先,所有当头儿的都有女仆,囚犯女仆。其次,吃的东西多得惊人。有各种各样的鱼。你可以去湖里捕鱼。虽然苏联的其他地方都有定量供应卡,我们这里的生活实际上不用供应卡。肉类不用。黄油不用。如果你想喝香槟,也得就着螃蟹喝。螃蟹实在太多了。到处乱放着成桶的……鱼子酱。当然,我这是说的头头儿们。我说的不是工人。不过,当时的工人是囚犯……

我们这里工资丰厚……比如说你是一个师级长官,可以挣到六千至八千卢布。在俄罗斯中部,你挣的不会超过一千二百卢布。我来到诺里尔斯克担任一个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小组的主管,这个小组正在找铀。我拿的是主管的工资:最初是两千一百卢布,然后每半年提高百分之十,大约是普通老百姓的五倍。47

切布尔金所说的第一点—“所有当头儿的都有女仆”—很关键,因为实际上它不仅适用于“当头儿的”,而且适用于所有人。严格地说,禁止使用囚犯当仆人。但是,如同当局十分清楚的那样,这种情况非常普遍而且屡禁不止。48在沃尔库塔,红军军官康斯坦丁·罗科索夫斯基—他后来成为将军、元帅和斯大林时期的波兰国防部长—曾经给一个“名叫布奇科的乡巴佬看守”当仆人,“他的任务包括给这个人打饭,整理并烧暖他的宿舍等等”。49在马加丹,有一段时间,叶夫根妮娅·金斯堡给一名劳改营管理人员的妻子当洗衣工。50

托马斯·斯戈维奥也在科雷马给一名年纪较大的劳改营看守当过囚犯勤务员,为他做饭并且争取为他弄到酒喝。老年看守逐渐开始信任斯戈维奥。“托马斯,我的孩子,”他总是说,“记住一件事。留心我的党员证。每次当我喝醉后,千万不要让我丢了它。你是我的仆人,因此,如果我把它弄丢了,我就不得不把你像一条狗那样给毙了……而我不想这么做。”51

但是,对于真正的高官来说,仆人只是基本的。伊万·尼基绍夫在大清洗之后的一九三九年当上了远北建设的负责人,并且在这个位置上一直干到一九四八年,他因为在极其困难的时期聚敛财富而臭名昭著。尼基绍夫与其前任别尔津不是同一代的人—后者属于革命与内战时期清心寡欲和更加热情的那一代。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对于利用职权追求享乐,尼基绍夫并不感到内心不安。他为自己配备了“大型囚犯卫队,高级轿车,宽敞的办公室和一幢俯瞰太平洋的豪华别墅”。52根据囚犯的记述,别墅配有东方地毯、熊皮和水晶吊灯。据说,他与他的第二任妻子—一个名叫格里达索娃的野心勃勃的年轻劳改营负责人—在豪华餐厅里吃的是烤熊肉,葡萄酒来自高加索,水果是从南方空运过来的,另外还有从私人暖房采摘的新鲜西红柿和黄瓜。53

尼基绍夫并不是唯一一个享受奢侈生活的劳改营负责人。在对乌斯特维姆劳改营的战时负责人塔拉修克上校所作的令人难忘的描述中,列夫·拉兹贡记录了类似的丑行:

他像一个在刚刚征服的蛮荒之地担任行省总督的罗马人一样生活。为了他,在专用暖房和温室里种植了北方根本不出产的蔬菜、水果和鲜花。最好的木匠被找来为他制作家具。近期最著名的时装设计师为他那个任性无常的老婆剪裁服装。当他身体不适时,不是随便哪个自荐前来劳改营短期实习的年轻医生为他进行检查。不错,为塔拉修克看病的是一些教授,他们曾经是莫斯科大医院的主治医师,如今在偏远采伐劳改营的医务室里度过他们漫长的刑期。54

往往需要囚犯帮助满足这些官员的一时欲望。劳改营医生艾萨克·沃格尔范格尔发现他的药用酒精经常短少,原来是药剂师用它兑制了白兰地。然后,劳改营负责人用这种白兰地招待前来视察的显贵:“他们喝的酒越多,对北乌拉尔劳改营工作的评价就越高。”沃格尔范格尔还曾亲眼见过劳改营的炊事员为视察者准备“宴会”,所用食物都是专为这种场合储备的:“鱼子酱,熏鳗鱼,法式布丁加蘑菇做成的热卷饼,北极红点鲑柠檬冻,烤鹅和烤乳猪。”55

也就是在四十年代这一时期,像尼基绍夫那样的劳改营负责人逐渐认为他们自己不再仅仅是狱吏了。一些人甚至开始在赶时髦的异想天开方面互相攀比。他们组织最好的囚犯剧团、最好的囚犯乐队、最好的囚犯画家争强斗胜。一九四六年,列夫·科佩列夫被监禁在温扎劳改营,有一段时间,当时的劳改营负责人总是从监狱直接把“最好的演员、乐手和画家”挑选到劳改营里来,“给他们安排最轻松的劳动,在医院做清洁工和看护”。于是,这个劳改营渐渐以“艺术家的避难所”而著称。56远北建设也以拥有一个名为东北劳改营俱乐部的囚犯剧团而自夸,它在马加丹和一些位于矿区的边远劳改营演出,许多关押在科雷马的著名歌唱演员和舞蹈家因此而受益。57列夫·拉兹贡同样描写了乌赫塔热姆劳改营的负责人,他“在乌赫塔维持着一个名符其实的歌剧团”,由一位苏联著名演员当导演。除了人们所熟知的歌唱演员和乐师之外,他还“雇用了”一位非常著名的芭蕾舞演员:

乌赫塔热姆劳改营的负责人不时会去造访附近的同行。虽然冠冕堂皇的理由是“交流经验”,不过,这种乏味的借口掩盖着精心布置的仪式,那更像某个外国国家元首到访。来访的劳改营负责人由众多部门负责人陪同,为他们准备了专用的宾馆房间,周密安排了参观路线,礼品也被送进房间……乌赫塔热姆劳改营的负责人还带着其最好的演员随行,以便让他的东道主看到,在他那个劳改营,艺术甚至更加繁荣。58

直到今天,前乌赫塔热姆劳改营的剧院—一座巨大的白色圆柱形建筑—仍然是乌赫塔市最牢固的建筑物之一。它与前劳改营负责人那幢位于公园旁边的木结构宽敞住宅近在咫尺,步行即到。

但是,满足了自己一时欲望的不仅仅是那些爱好艺术的负责人。喜欢体育的负责人同样有机会尝试创办自己的足球队,这方面的竞争相当激烈。足球明星尼古拉·斯塔罗斯京因其球队不幸打败贝利亚的球队而被捕,他也被送到乌赫塔,押送他的火车正好停在火车站。他被带去与当地足球队的教练见面,后者彬彬有礼地接待了他,并且告诉他是劳改营的负责人特意把他要来的:“将军对足球情有独钟。他把你弄到这里来。”斯塔罗斯京劳改营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为内务人民委员部训练不同的足球队,根据那些想让他去当教练的劳改营负责人的要求从一个劳改营转到另一个劳改营。59

偶尔,只是偶尔,关于这些行为的传闻引起了莫斯科的担忧,或者至少引起了注意。可能是对投诉的回应,贝利亚曾经授权秘密调查尼基绍夫奢侈的生活。调查报告确认,除了别的事情之外,有一次,尼基绍夫耗费一万五千卢布—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举行宴会招待来访的哈巴罗夫斯克轻歌剧团。60这份报告还谴责了尼基绍夫及其妻子格里达索娃周围“拍马谄媚的风气”:“格里达索娃的权势如此之大,以致尼基绍夫的那些副手甚至表示,只有由于她慈悲为怀,他们才得以坐在自己的位置上。”61可是,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格里达索娃和尼基绍夫继续当权,平安无事。

近年来,经常有人指出,与某些德国人在战后所声称的恰恰相反,几乎没有德国人曾经被迫去集中营或行刑队工作。一位学者最近断言,大多数人是自愿去做这一类工作的—这种观点引起了争议。62就俄罗斯和另外那些前苏维埃国家来说,这个问题必须区别对待。非常普遍的情况是,像大部分其他苏联公民一样,劳改营的工作人员并没有什么选择权。劳动部门只给他们分配一个工作岗位,因此,他们不得不去那里工作。没有选择恰恰是苏联的经济体制无法避免的一种现象。

然而,认为内务人民委员部官员和武装看守“并不比他们所管制的囚犯处境更好”或者—如同某些人试图证明的那样—把他们说成同一个制度的受害者也是相当荒谬的。因为,尽管他们可能更加喜欢别的工作,不过,进入这个系统之后,古拉格工作人员所拥有的选择权实际上比他们的纳粹同行多得多,后者的工作受到更加严格的限制。古拉格的工作人员可以选择残暴,也可以选择仁慈。他们可以选择将囚犯置于死地,也可以选择让许多人尽可能活着。他们可以选择同情囚犯—因为他们也许经历过与囚犯相同的命运而且可能再次经历—或者选择利用其暂时的命运转变骑在他们以前和将来的难友头上作威作福。

对于像囚犯一样来自各个民族及社会阶层的古拉格管理者和劳改营的一般看守来说,过去的经历并不一定表明他们将会做出什么选择。实际上,在被请求描述劳改营看守的特点时,古拉格的幸存者们几乎总是回答,他们多种多样不尽相同。我向加琳娜·斯米尔诺娃提出过这个问题,她回忆说,“像所有人一样,他们也是千人百态。”63安娜·安德烈耶娃告诉我,“有病态的施虐狂,也有完全正常的好人。”安德烈耶娃还记得斯大林死后不久的那一天,当时,她所在劳改营的总会计师突然冲进囚犯们正在干活儿的会计室,“姑娘们,摘下你们的号码,他们就要把你们自己的衣服还给你们了!”64

伊莲娜·阿尔金斯卡雅也告诉我,她那个劳改营的看守不仅是“一些不同类型的人”,而且是一些随着时间改变的人。那些应征士兵刚来时的行为特别“像禽兽”,因为他们完全被宣传洗了脑;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他们—不是所有人,而是大部分人—开始醒悟,接着,他们经常有所变化。”65

当局确实向看守和管理人员施加了某种压力,不许他们对囚犯表现出任何善意。古拉格检查人员的档案记载了莱温案件。莱温在一九三七年是德米特劳改营某个地区供应部门的负责人,因其宽厚待人受到特别调查。他的罪名是允许一名囚犯与其兄弟相聚:坐牢的亲属一般都是远远分开。莱温还被指控通常对囚犯太友善,尤其是对一批据说是孟什维克的囚犯太友善。作为答辩,本人曾是白海运河劳改营囚犯的莱温声称,他不知道那些囚犯是孟什维克。考虑到那是在一九三七年,无论如何也会把他定罪判刑。66

不过,这种苛刻的要求并未得到严格执行。实际上,有几位劳改营主要负责人以善待囚犯而著称。在其谴责斯大林主义的著作《让历史进行审判》中,持不同政见的历史学家和政治评论家罗伊·梅德韦杰夫提到过一位名叫В.А.昆杜什的劳改营负责人。战争期间,昆杜什严肃认真地要求提高产量。他安排文化程度较高的政治犯担任文书工作,并且着手改善囚犯的待遇,甚至保证提前释放一些囚犯。战争期间,他的开拓性做法是公认的“管理红旗”。但是,战争结束以后,他也遭到逮捕,可能是因为他用来提高产量的手段太仁慈了。67列夫·拉兹贡描写了位于格奥尔吉耶夫斯克的一座与众不同的中转监狱,他和他的第二任妻子丽卡都曾在那里中转过:

牢房不仅清扫而且冲洗,地面和床板都是如此。食物非常充足,以致囚犯长期以来的饥饿感在中转监狱消失了。你真的可以去澡堂里洗个干干净净。甚至有一个设备齐全的专用房间(这比其他事情更让丽卡感到惊讶),女犯可以在里面梳妆打扮……68

还有另外一些例子。亨里希·戈尔恰科夫是一九四五年被捕的一名苏联犹太人,在其劳改营生涯中,有一段时间他被送到西伯利亚劳改营联合体的一个病残营。这个劳改营当时刚由一位新上任的负责人接管,他曾是前线的一名军官,战后找不到别的工作。这位认真对待本职工作的负责人修建了新的营房,保证让囚犯铺上床垫甚至被单,对劳动制度进行了改革,使劳改营面貌一新。69

而另一名六十年代被捕的囚犯阿列克谢·普里亚季洛夫曾被送到阿尔泰山区的一个农业劳改营。那里的劳改营负责人“像管理一个经济组织一样管理劳改营,并不把囚犯当做罪犯和敌人看待,对他们进行必要的‘教育改造’,而是像对待工人一样培训他们。他相信,饥饿的人不会努力把活儿干好”。70古拉格的检查人员有时甚至也会向善良的劳改营负责人表示敬意。一九四二年,一名检查人员视察了比尔劳改营之后发现,“这个工厂的囚犯劳动表现好,因为他们的生活条件好。”他们的营房干净整洁,每一名囚犯都有他或她自己的被单、毛毯以及合适的衣服和鞋子。71

善意还有更加直接的形式。回忆录作者加琳娜·莱温松回忆了一位劳改营负责人说服一名女犯放弃堕胎打算的情况。“当你离开劳改营时你将是孑然一身,”他对那名女犯说,“想一想有个孩子多好啊。”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那个女人仍然对他感激不尽。72阿纳托利·日古林也提到过一位“善良的”劳改营负责人,他“使成百上千人死里逃生”,无视规定把他看管的人称为“囚犯同志”,而且命令炊事员让他们吃得好一点。显然,日古林指出,他“还不懂规矩”。因为是“敌人”的妻子而被捕的玛丽娅·桑德拉茨卡雅还描写过一位特别关心母亲囚犯的劳改营负责人,他保证托儿所正常运行,让哺乳的女犯吃饱,而且不让母亲囚犯干太重的活儿。73

实际上,善待囚犯是可能的:在各个级别,总是有一些人对那种把所有囚犯称为敌人的宣传不以为然,总是有一些人了解事情的真实情况。因此,数量惊人的回忆录作者都曾特别提到对某个监狱看守的善意的个人体验,或是受到照顾的具体事例。“我毫不怀疑,”叶夫根尼·格涅金写道,“在庞大的的劳改营管理队伍中,作为完全无辜者的管制人,肯定存在着因其所充当的角色而痛苦的正直的工作人员。”74可是同时,大多数回忆录作者又惊奇于具有这种认识的人那么罕见。因为,尽管存在个别反例,清洁干净的监狱并不是一种正常现象,许多劳改营就是死亡营—而且大多数看守对待囚犯最好也不过是漠不关心,最坏的则残忍至极。

我重申,在任何一个劳改营,残忍都不是实际需要。恰恰相反:古拉格当局公开表示反对蓄意实施的残忍行为。不必要地虐待囚犯的劳改营看守和管理人员可能会受到惩罚,而且情况往往如此。维亚特劳改营的档案里保存着因“蓄意毒打囚犯”、盗窃囚犯财物和强奸女囚犯而受到惩罚的看守的材料。75德米特劳改营的档案记载了对被控醉酒之后殴打囚犯的劳改营管理人员作出的刑事判决。古拉格总局的档案也记录了对那些毒打囚犯、在审讯期间折磨犯人或者不发适当的冬衣便将犯人交付押解的监狱负责人的处罚。76

可是,残忍的行为持续不断,有时就是名副其实的施虐。五十年代的囚犯维克托·布尔加科夫回忆说,他所在的劳改营里有一名看守,本人是个哈萨克文盲,他强迫囚犯站在雪地里慢慢冻僵,自己似乎乐在其中;另一名看守喜欢“显示他的力量”,因此总是无缘无故地“殴打囚犯”。77除了许多类似的记录之外,古拉格的档案里还保存了一份关于列舍托夫同志的文件。列舍托夫是战争期间伏尔加建设劳改营某个营站的负责人,他把囚犯关在极其寒冷的牢房里作为惩罚,他还命令生病的囚犯在严寒中干活儿,结果,许多囚犯在干活儿时死去。78

通常,实施残忍的行为与其说是出于施虐狂的心理,不如说是出于个人的私利。击毙逃跑囚犯的看守得到了奖金,甚至可能获准回家度假。因此,看守有时故意引诱囚犯“逃跑”。日古林描述了这种事情的后果:

看守会向队伍中的某个人喊道,“哎,把那块木板给我拿来!”

“可是这要越过围栏……”

“没关系。快点!”

囚犯走了出去,接着,一排机枪子弹向他射去。79

如同档案所显示的那样,此类事件屡见不鲜。一九三八年,维亚特劳改营的四名武装看守因杀害他们“引诱”其逃跑的两名囚犯被判刑。结果,部门负责人及其助手私分逃跑囚犯财物的事情也露了馅儿。80在一九六四年发表于苏联的回忆古拉格的“亲苏”作品中,作家鲍里斯·佳科夫也提到过引诱逃跑的做法。81

像在押解列车上一样,劳改营的残忍行为有时似乎源于因不得不做乏味的事情而产生的愤怒或厌烦。在科雷马的一个医院里当护士时,荷兰共产党员埃莉诺·利珀曾在夜间看护过一个发高烧的胸膜炎患者。患者的背上还有一片溃烂的肿块,那是送他来医院的看守造成的:

他痛苦地喘着气对我说,那个看守想要尽快完成这一趟令人不快的差事,因此拉着生病发烧的囚犯一阵风似的不停地开了几个小时。快到医院时他威胁说,如果囚犯敢在医院报告曾经遭到看守殴打,他将打断囚犯身上的每一根骨头。

这名囚犯吓得要死,拒绝在没有其他囚犯在场的情况下重提这一段经历。“我们让他平静地死去,”利珀写道,“而看守则继续不受干涉地殴打囚犯。”82

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苏联劳改营看守的残忍是不动脑筋、愚昧无知、随意放肆的残忍,是可能施加于牛羊的那种残忍。虽然当局没有明确要求看守虐待囚犯,但是也没有教育他们把囚犯—尤其是政治犯—完全当做人看待。相反,当局在培养对囚犯的敌意方面却下了很大功夫,经常把囚犯说成是“危险的犯罪分子,企图伤害苏联人民的间谍和破坏者”。这种宣传对普通百姓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们已经因不幸的遭遇、不称心的工作和恶劣的生活条件而心怀怨愤。83它还引导劳改营的自由工人—本身并非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员而在劳改营工作的当地人—形成了与武装看守相同的看法,如同一名囚犯所回忆的那样:“通常,一道互不信任的高墙把我们与自由工人隔开……对于他们来说,我们朦胧的灰色形象—由看守押送,有时还带着警犬—可能非常令人讨厌,最好不要去想它。”84

早在二十年代,当索洛韦茨基集中营的看守高喊着“海豚!”强迫冻僵的囚犯跳进河里时,情况已经是这样了。当然,在三十年代后期,随着政治犯降格成为“人民的敌人”以及劳改营的管理制度越来越严酷,情况变得更加糟糕。一九三七年,听说一大批托洛茨基分子即将解送到科雷马,劳改营负责人爱德华·别尔津对一帮同事说,“如果即将到达的这些猪猡在大陆搞过破坏的话,那么,让我们确保他们在科雷马这里为苏联劳动吧。我们有强迫他们劳动的办法……”85

无论如何,即使在大清洗以后,宣传也没有真正放松过。整个四十年代以及五十年代初期,经常把囚犯叫做战争罪犯、通敌者、叛国者和间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开始被源源不断地投入劳改营,对他们的称呼多种多样:“毒蛇一般的纳粹刽子手走狗”,“乌克兰德国法西斯分子”或“外国情报机构的特务”。当时的乌克兰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在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说,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试图以自相残杀讨好他们的主子希特勒,但他们的走狗行径只弄到了一点点赃物”。86战争期间,看守把几乎所有政治犯都叫做“法西斯分子”、“希特勒分子”或“弗拉索夫分子”(脱离红军倒戈支持希特勒的弗拉索夫将军的追随者)。

对于犹太人,对于曾经勇敢地与德军作战的老兵,对于逃避本国法西斯统治的外国共产党员,这尤其让人感到屈辱。87“我们不是法西斯分子,我们大多数人以前都是共产党员,”南斯拉夫共产党员卡尔洛·施泰纳气愤地对一群嘲笑政治犯的人说,这群人冲着一队政治犯大骂“法西斯分子”。88德国共产党员玛格丽特·布伯—诺伊曼从古拉格释放出来之后却被直接转进德国的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她也提到她曾一再被人叫做“德国法西斯分子”。89还有,当被捕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官员米哈伊尔·施赖德尔对审讯他的人说,作为一个犹太人,根本不可能指控他与希特勒合作时,审讯他的人对他说,他不是一个犹太人,而是一个“冒充犹太人的德国人”。90

然而,这种侮辱并不只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幼稚做法。通过把囚犯称为“敌人”或“畜生”,看守对自身行为的合法性有了信心。其实,“敌人”这个概念只是古拉格干部思想意识的一部分。另一部分—可以叫做“国家奴隶”的概念—则向他们持续不断地反复灌输着劳动和不断提高生产指标的重要性,这是苏联继续存在不可或缺的因素。说穿了:只要能让大地出产更多的黄金,怎么做都是合理的。在接受一名英国纪录片电影制作人的采访时,已经退休的前诺里尔斯克生产兼劳改营负责人阿列克谢·洛吉诺夫对这一论点进行了完美的总结:

从一开始我们就很明白,外部世界决不会对苏维埃革命听之任之。不只是斯大林认识到—每一个人、每一个普通党员、每一个普通百姓都认识到,我们不但要搞建设,而且要在完全清楚我们很快就会打仗的情况下进行建设。于是,在我们那个地区,寻找各种原料资源—如铜、镍、铝、铁等等—的行动不可思议地轰轰烈烈开展起来。我们早就知道诺里尔斯克的矿产丰富,但是如何开发北极地区的那些资源呢?结果,整个冒险任务交给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内务部。还有谁能完成这个任务呢?你知道有多少人被逮捕了。我们需要数以万计的人到那里去……91

洛吉诺夫是在九十年代说的这番话,当时诺里尔斯克作为一个庞大的劳改营联合体已经消失了近半个世纪。不过,他的话重复了安娜·扎哈罗娃一九六四年写给苏联政府机关报《消息报》的一封信中的那些观点。扎哈罗娃是一位劳改营负责人的妻子,她这封信没有被发表—但是后来刊登在地下出版物上面。像洛吉诺夫一样,扎哈罗娃也谈到了丈夫的责任及其为了国家更加繁荣昌盛所作出的牺牲:“与犯人打交道已经把他的健康给毁了,因为这里的一切工作都会让你神经紧张。我们愿意调动工作,因为我的丈夫已经服役期满,但是他们不愿意让他走。他是一个党员干部,受到他的职责的约束。”92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劳改营管理人员跟我说过类似的看法。她自豪地对我谈到战争期间她的囚犯为苏联所付出的劳动:“所有囚犯干起活儿来不遗余力,尽其所能为前线提供支援。”93

在为苏联国家及其经济目的效忠这一更加宏观的概念下,以生产指标的名义而实施的残忍行为在那些实施者看来简直令人肃然起敬。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像劳改营的本质一样,这种残忍行为的本质可以用经济学术语掩盖起来。一九九一年对一名前卡尔劳改营的管理人员进行了采访之后,美国记者亚当·霍克希尔德不满地说,“从上校的话里你不会想到那是一座监狱。相反,他讲的几乎全是卡尔劳改营在苏联经济中所起的作用。他听上去像一个踌躇满志的地方党组织负责人。‘我们拥有自己的农业实验站。养的牛也是优良品种。这里饲养了一种特殊的奶牛品种名叫红色大草原,另外还有哈萨克白头牛……’”94

高层管理者经常认为囚犯只不过是完成任务所必需的机器或工具,公开把他们当做方便、廉价的劳动力—就像水泥或者钢材等物资一样,仅仅是一种必需品。而且,诺里尔斯克劳改营的负责人洛吉诺夫觉得这是一个最好的办法:

如果我们派平民去[诺里尔斯克],我们首先要为他们建造住房。而且,平民怎么可能在那里生活呢?派囚犯去就容易了—你只需要为他们的生存提供营房和带烟筒的炉子,然后可能还要有个吃饭的地方。总之,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么大的一个规模,囚犯是你唯一可能利用的人群。如果我们有时间的话,我们也许不会采取这个办法……95

同时,劳改营的管理层可以用经济学术语证明所有事情—甚至死亡—都有正当的理由:都是为了更大的利益。这个理由有时实在是被利用到了极致。例如,列夫·拉兹贡提供了乌斯特维姆劳改营当时的负责人塔拉修克上校与劳改营医生科甘之间的一段谈话记录,科甘医生在向塔拉修克炫耀他为多少病人“解除了糙皮病的痛苦”时想错了。糙皮病是饥饿和蛋白质缺失所引起的一种疾病。根据拉兹贡的记录,下面是谈话的内容:

塔拉修克:他们正在领什么?

科甘:他们都在领取总局健康卫生处规定的防糙皮病伙食(他还详细说明了食物中的蛋白质含量)。

塔拉修克:他们当中有多少人可以去森林里干活儿,什么时候去?

科甘:噢,当然,没有人可以再去森林里干活儿了。但是,他们现在可以活下去,然后有可能让他们在营区里面干一些轻活儿。

塔拉修克:停止向他们供应防糙皮病伙食。把这句话写上:这样的伙食要供给在森林里干活儿的那些人。其他囚犯只能领取限制的定量。

科甘:上校同志!显然我没有解释清楚。即使得到特殊的伙食,这些人也只能勉强活着。一个残废囚犯领到四百克面包。依靠这点食物他们将在十天之内死去。我们不能这样做!

塔拉修克看着不安的医生,脸上甚至浮现出一丝关注的表情。“怎么回事?你的医德不允许你这样做 ?”

“当然,是的……”

“好啦,我根本不在乎你的医德,”塔拉修克平静地说,没有任何发怒的迹象。“把那句话写上了吗?我们走吧……”

当月之内总共死了二百四十六个人。96

如同档案所显示的那样,这样的对话并非绝无仅有,也不是不足为信。一名检查人员在汇报战争期间伏尔加建设劳改营的囚犯生活条件时不满地说,劳改营管理部门“只关心木材的生产……甚至一点也不关心囚犯的吃饭穿衣问题,不顾囚犯的身体状况派他们出去干活儿,从来也不考虑他们是否有饭吃、有衣穿和健康与否”。97文件还记录了在一九四三年一月的一次维亚特劳改营办公会议上所进行的讨论。阿夫鲁茨基同志以完全不带感情色彩的统计学语言提出了下面的建议:“我们的劳动人数为百分之百时,我们却完不成生产计划,因为乙组的人数在增加。如果我们把发给乙组的食物发给其他人—那么,我们这里根本不存在乙组了,我们也就可以完成生产计划了……”98当然,“乙组”这个词指的是身体虚弱的囚犯,如果得不到食物,他们确实将不复存在。

尽管劳改营的负责人并不是经常做出这种把实际上生了病的囚犯清理掉的决定,但是,把他们留下也不一定使落到这步田地的囚犯感受到更多的同情。波兰囚犯卡齐米日·扎罗德是一批步行前往新的劳改营地的囚犯中的一员。因为几乎不给饭吃,囚犯们的身体越来越虚弱。终于,有一个人倒下了,而且没有力气再站起来。一名看守用枪指着他,另一名看守威胁说要开枪:

“看在上帝的份上,”我听见那个人呻吟着说,“只要你们让我休息一会儿,我就可以赶上去。”

“你要么走,要么死,”第一名看守说……

我看到他举起步枪瞄准—我不相信他会开枪。这时,我身后队伍里的人已经聚集过来,因此,我看不清正在发生的事情,突然,第二名看守走上前去开了一枪,于是我知道,那个人被打死了。

不过,扎罗德的记录也表明,并非所有在行进途中倒下的人都被开枪打死了。如果累得走不动的囚犯是年轻人,他们就会被抬起来扔到一辆大车上,在车上,他们“像麻袋一样人摞着人躺在一起,直到体力恢复为止……根据我的判断,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年轻人可以恢复过来,还有活儿等着他们去干呢,而年老的囚犯就没有挽救的价值了。把那些人像破布包一样扔进大车肯定不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看守一路上驱赶着人们—即使是年轻人—向前走,明显缺乏人情味”。99

即使是在古拉格系统中身居高位的那些人,想必也会受到这种态度的影响,尽管没有回忆录予以佐证。在前面的各个章节里,我经常引用从古拉格检查部门—苏联检察机关的一部分—的档案中所发现的一些报告。这些报告被非常整齐细致地归档保存起来,以真实可信而著称。它们提到斑疹伤寒流行,提到食物短缺,提到衣物不足。它们揭露出某些劳改营的死亡率“太高”。它们愤怒地指责个别劳改营负责人没有为囚犯提供适当的生活条件。它们估算因疾病、事故和死亡而损失的“劳动日”数量。阅读这些报告之后人们就会相信,莫斯科的古拉格头头儿们知道—真正而确切地知道—劳改营的生活是什么情况:所有报告的语言之坦率丝毫不亚于索尔仁尼琴和瓦尔拉姆·沙拉莫夫。100

尽管变化时有发生,偶尔也把某些劳改营的负责人判了刑,但是,这些报告的惊人之处是其非常明显的重复性:这使人想起十九世纪俄国作家尼古拉·果戈理曾经淋漓尽致地描写过的那种虚假检查的荒诞文化。检查似乎流于形式,报告提交了,逢场作戏的愤怒表达了—对于人的实际影响却被忽略了。劳改营的负责人因为没能改善生活条件受到例行公事的训斥,生活条件仍然不会得到改善,讨论到此结束。

最终,没人强迫看守留下年轻囚犯、杀死年老囚犯。没人强迫劳改营负责人清除生病的囚犯。没人强迫莫斯科的古拉格领导人忽略检查报告的内容。可是,诸如此类的决定每天都在光天化日之下作出,看守和管理人员显然相信,他们有权作出决定。

“国家奴隶”的观念并非古拉格的主人所独有。囚犯也被鼓励予以配合—而且有些囚犯确实这么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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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俄罗斯国家社会与政治历史档案馆档案,119/7/96。

2 维克托·什米罗夫与本书作者的谈话,一九九八年三月三十一日。什米罗夫是彼尔姆古拉格博物馆馆长。

3 在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第9414/4/29号档案中有一份被开除出党的白海运河劳改营管理人员名单,开除的原因之一是与囚犯发生性关系。

4 卡累利阿共和国国家档案馆档案,865/1/(10/52)。

5 雅科夫·库珀尔曼,未发表的回忆录,纪念协会档案馆档案,2/1/77。

6 伊万诺娃:《劳改营社会主义》,第154页。

7 实例参见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14/4/10。

8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01/1a/61和9401/1/743。

9 玛琳娜·库兹明娜:《我记忆中的第二河港》,第93-99页。

10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01/2/319。

11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14/3/40。

12 拉兹贡:《真实的故事》,第201-210页。

13 尼基塔·彼得罗夫:《契卡人员与监狱看守:两种不同的命运》,见《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第145-164页(本书作者阅读的是俄文原稿)。

14 同上。也有例外,维克托·阿巴库莫夫的经历即为其中之一。他的职业生涯起步于古拉格,但他历尽艰辛爬上了苏联反情报机构(СМЕРШ)负责人的位置。见伊万诺娃:《劳改营社会主义》,第141-142页。

15 伊万诺娃:《劳改营社会主义》,第145页。

16 我对特里·马丁指出了这一点表示感谢。

17 谢尔盖·梅利古诺夫:《苏俄的红色恐怖》,第241页。另见彼得罗夫:《契卡人员与监狱看守》。

18 伊万诺娃:《劳改营社会主义》,第140页。

19 同上,第150页。

20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01/1/743。

21 彼得罗夫:《契卡人员与监狱看守》。

22 本书作者对斯米尔诺娃的采访。

23 科库林和彼得罗夫:《古拉格,1917-1960》,第798-857页。

24 俄罗斯国家社会与政治历史档案馆档案,119/3/1、6、12和206;俄罗斯国家社会与政治历史档案馆档案,119/4/66。

25 彼得罗夫:《契卡人员与监狱看守》。

26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14/4/3。

27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01/1/4240。

28 伊万诺娃:《劳改营社会主义》,第163页。

29 实例参见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14/3/40和9401/1/743。

30 伊万诺娃:《劳改营社会主义》,第143和161页。

31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89/2/16。

32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14/3/40。

33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8131/37/357。

34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8131/37/2063。

35 本书作者对瓦西里耶娃的采访。

36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01/1a/1。

37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01/1a/10;9489/2/5和9401/1a/5。

38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01/1a/6。

39 诺兰德:《古拉格的重镇》,第183页。

40 本书作者对佩乔拉的采访。

41 伯恩哈德·勒德尔:《苦役:现代奴隶制的一种状态》(利昂内尔·科汉英译),第128-130页。

42 С.П.库钦:《波利扬斯基劳改营》,第10-16页。

43伊万诺娃:《劳改营社会主义》,第159-160页。

44 同上,第160页。

45 施泰纳:《在西伯利亚七千天》,第241-242页。

46 伊万诺娃:《劳改营社会主义》,第160页。

47 麦奎因:《幸存者》。

48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8131/37/2063和9401/12/316。

49 库西宁:《命运的轮回》,第173页。

50 叶夫根妮娅·金斯堡:《突变的历程》,第376-378页。

51 斯戈维奥:《可爱的美国》,第247-248页。

52 诺兰德:《古拉格的重镇》。

53 М.С.罗特福尔特:《科雷马 —地狱》,第78-80页。

54 拉兹贡:《真实的故事》,第214页。

55 沃格尔范格尔:《红色风暴》,第147和178页。

56 列夫·科佩列夫:《永志不忘》(安东尼·奥斯丁英译),第372-375页。

57 诺兰德:《古拉格的重镇》,第277页。

58 拉兹贡:《真实的故事》,第228页。

59 斯塔罗斯京:《足球生涯》,第83-88页。

60 本书作者所拥有的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出处不明。

61 同上。

62 这是戈尔德哈根的观点。

63 本书作者对斯米尔诺娃的采访。

64 本书作者对安德烈耶娃的采访。

65 本书作者对阿尔金斯卡雅的采访。

66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8131/37/100。

67 罗伊,梅德韦杰夫:《让历史进行审判》(科琳·泰勒英译),第282页。

68 拉兹贡:《真实的故事》,第221页。

69 亨里希·戈尔恰科夫:《L-1-105:回忆录》,第156-157页。

70 普里亚季洛夫:《反革命日记》,81-95页。

71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8131/37/1253。

72 莱温松编:《我们大家的生活》,第40页。

73 日古林:《黑色的石头》,第154页;桑德拉茨卡雅,未发表的回忆录,第51页。

74 格涅金:《走出迷宫》,第117页。

75 别尔金斯基赫:《维亚特劳改营》,第22页。

76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89/2/20和9401/1a/61。

77 本书作者对布尔加科夫的采访。

78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8131/37/809。

79 日古林:《黑色的石头》,第157页。

80 别尔金斯基赫:《维亚特劳改营》,第22页。

81 鲍里斯·佳科夫:《幸存者的故事》,见一九六四年七月第七期《十月》杂志,第65页。

82 利珀:《在苏联集中营十一年》,第241-243页。

83 伊万诺娃:《劳改营社会主义》,第149页。

84 乌里扬诺夫斯卡雅姐妹:《一家人的故事》,第316页。

85 科兹洛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东北劳改营》,第89页。

86 韦纳:《一个社会主义乌托邦中的自然、环境与记忆》。

87 日古林:《黑色的石头》,第157页。

88 施泰纳:《在西伯利亚七千天》,第69页。

89 布伯-诺伊曼:《在两个独裁者的统治下》,第125页。

90 施赖德尔:《内务人民委员部内幕》,第193页。

91 麦奎因:《幸存者》。

92 安娜·扎哈罗娃:《一名劳改营官员的辩护》,见科恩所编《不再沉默》,第143页。

93 本书作者对不愿透露姓名者的采访。

94 亚当·霍克希尔德:《阴魂不散的幽灵:俄国人回忆斯大林》,第65页。

95 麦奎因:《幸存者》。

96 拉兹贡:《真实的故事》,第214页。

97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8131/37/809。

98 别尔金斯基赫:《维亚特劳改营》,第28页。

99 扎罗德:《在斯大林的劳改营里》,第94页。

100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8131/37。



第十四章 囚犯


人是一种可以适应一切环境的动物,而且我认为,这是对人的最佳定义。


——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屋手记》1


刑事惯犯:职业罪犯

对于缺乏经验的政治犯来说,对于因为偷了一条面包而被捕的年轻的农村姑娘来说,对于没有准备的波兰流放者来说,与刑事惯犯的第一次相遇让人感到不知所措、非常震惊而且心里没底。登上驶往科雷马的轮船时,叶夫根妮娅·金斯堡平生第一次遇见女职业罪犯:

她们是犯罪世界的顶尖人物:谋杀犯,虐待狂,各种变态性行为的老手……她们恐吓欺侮“女士”毫不迟疑,高兴地看到“人民的敌人”甚至比她们更为人们所鄙视并为人们所抛弃……她们拿走我们那一点点面包,连同包袱抢去我们仅有的衣物,还把我们赶出我们好不容易找到的栖身之处……2

经同一条航线渡过鄂霍次克海时,亚历山大·戈尔巴托夫—戈尔巴托夫将军,苏联战争英雄,不是一个懦弱的人—在“朱尔马”号轮船的底舱被人把皮靴抢走了:

他们中的一个人痛击我的胸口,接着又痛击我的头部,然后乜斜着眼睛说:“看他—几天前把他的皮靴卖给我,收了钱后却不给我皮靴!”他们带着战利品狂笑着离开了,不过,当我纯粹出于绝望跟着他们想把皮靴要回来时,他们没有再打我。3

还有许多回忆录也描写了类似的场景。职业罪犯总是以某种狂暴的方式突然袭击其他犯人,在营房或火车上把他们推下床铺;窃取他们剩余的衣物;嚎叫,谩骂,诅咒。在普通人看来,他们的外表和行为离奇古怪到了极点。“那帮刑事惯犯的肆无忌惮”让波兰囚犯安东尼·埃卡特毛骨悚然,“他们经常当众做出粗野的举动,包括手淫。这使他们与猴子惊人地相似,他们看上去与猴子而不是与人类有更多的相同之处”。4玛丽娅·约费是一位著名的布尔什维克的妻子,她也提到,职业罪犯当众性交,一丝不挂地在营房里走来走去,而且旁若无人:“仿佛只有她们的肉体是活着的。”5

用不了几个星期或几个月,不明就里的局外人就会逐渐开始明白,职业罪犯的社会也不是铁板一块,它有自己的等级制度,有自己的一套划分地位的方法;实际上,有各种各样的职业罪犯。列夫·拉兹贡解释说:“他们被划分为不同的等级和团伙,每个团伙有它自己严格的纪律,还有许多规矩和习惯,如若有人违反,惩罚非常严厉:轻则被扫地出门,重则被要了性命。”6

在北方的另一个专门关押刑事犯的采伐劳改营里,波兰囚犯卡罗尔·科隆纳—乔斯诺夫斯基发现自己是唯一一名政治犯,他也注意到了刑事犯与刑事犯之间的区别:

那时候的苏联罪犯具有强烈的等级意识。实际上,对于他们来说 ,等级就是一切。在他们的等级制度中,高级罪犯—像银行或火车抢劫犯—是上流社会成员。劳改营黑手党的头子格里沙·乔尔内就是其中一员。在黑社会的另一端是扒手之类的小毛贼。大人物总是利用他们做自己的跟班和跑腿儿,他们因此得到一点点报酬。其他罪犯形成了庞大的中间阶层,不过,即使在中间阶层,同样存在着差别。

通过夸张的模仿,这个陌生的社会在许多方面成为“正常”社会的翻版。在这个社会里,人们可以发现与人间形形色色的善或恶相对应的东西。例如,你能毫不费力地认出野心勃勃的人,谄上欺下的人,拼命往上爬的人,梦坑拐骗的人,也能认出诚实正直的人和慷慨大方的人……7

盘踞在这一等级制度顶端的是职业罪犯,他们给其他罪犯订立规矩。苏联的职业罪犯被称为刑事惯犯、盗贼,如果是罪犯世界的出类拔萃之辈,还会被称为法律意义上的盗贼(воры в законе),他们生存所依靠的是一整套规矩和习惯,这些规矩和习惯早于古拉格而存在,延续的时间也比古拉格更长。他们不必与古拉格的绝大多数“刑事犯”有任何来往。所谓的“普通”犯人—那些犯有轻微盗窃罪、违反工厂的规章制度或者犯有其他非政治性罪行的囚犯—像不喜欢政治犯一样不喜欢职业罪犯。

这毫不奇怪:职业罪犯具有与普通苏联公民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它起源于沙皇俄国地下犯罪社会的深层,起源于控制着那个时代小型犯罪活动的窃贼和乞丐的行为准则。8但是,在苏维埃政权统治的第一个十年间,由于数以十万计的孤儿出现,它所影响的范围有了极大的扩展。这些孤儿是革命、内战和集体化的直接受害者,为了设法生存下去,他们先是在街头流浪,然后成为小偷。到了二十年代后期,当劳改营开始大规模扩张时,职业罪犯已经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群体,具有一套严格的行为准则,禁止与苏联政府发生任何关系。一名真正的职业罪犯拒绝工作,不要护照,不以任何方式与当局合作,除非为了利用当局:尼古拉·波戈金一九三四年的剧作《贵族》已经把剧中的“贵族”看作职业罪犯的同类,原则上,他们拒绝从事任何劳动。9

其实,三十年代初期的洗脑和教育改造计划在很大程度上针对的是职业罪犯而不是政治犯。与身为“社会危险分子”(социально-опасный)的政治犯相反,身为“社会亲近分子”(социально-близкий)的职业罪犯被认为是可以改造的。但是,在三十年代后期,当局似乎放弃了改造职业罪犯的计划,而是决定利用职业罪犯控制威胁其他囚犯,特别是控制威胁“反革命分子”,职业罪犯天生不喜欢他们。10

这不完全是一种刚刚出现的新情况。一个世纪以前,在西伯利亚服刑的刑事犯就不喜欢政治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死屋手记》—关于其五年牢狱生涯的稍加虚构的回忆录—中详细记述了一名难友所说的话:“是啊,他们不喜欢有教养的囚犯,尤其不喜欢政治犯;他们不在乎把这些人干掉。而这并不奇怪。首先,你是另外一种人,与他们完全不一样……”11

在苏联,大约从一九三七年开始,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劳改营当局公开利用少数职业罪犯控制其他囚犯。在那个时期,地位最高的职业罪犯自己不用去劳动,而是确保其他囚犯全都去劳动。12如同列夫·拉兹贡所描述的那样:

他们不干活儿,但是他们分到足量的食物;他们向所有干活儿的“农民”收取份子钱;包裹里寄来的食物,在劳改营小卖部购买的东西,他们都要拿去一半;他们还明目张胆地洗劫刚到达的运输车,把新来囚犯的好衣服一抢而光。总之,他们是敲诈勒索者、匪徒和小型黑手党。劳改营的所有普通犯人—这些人构成了囚犯的大多数—对他们恨之入骨。13

一些政治犯设法与职业罪犯相安无事。有些职业罪犯的大头目喜欢用政治犯做吉祥物或助手。亚历山大·多尔冈因在中转监狱痛揍了一名罪犯小喽啰而赢得了职业罪犯头子的尊重。14马连·科拉洛夫是一名年轻的政治犯,后来成为纪念协会的创建人之一,他引起所在劳改营职业罪犯头子尼古拉的注意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他在一次格斗中打败了一名刑事犯,在营房里,尼古拉让科拉洛夫坐在他的旁边。这一举动立即改变了科拉洛夫在劳改营的地位,他被认为是受尼古拉“保护”的,给他安排了更好的铺位:“劳改营的人们认为,如果我成为尼古拉身边的三驾马车的组成部分,那么,我就成为劳改营实力集团中的一员……所有人对我的态度马上发生了变化。”15

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职业罪犯对政治犯形成了绝对的控制。他们的优势地位有助于说明他们为什么在劳改营里—如一位犯罪学家所说—感觉像是“在家”一样:他们在那里生活得比其他囚犯好,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享有在外边不可能享有的真正的权力。16例如,科拉洛夫说,尼古拉睡在营房里“唯一一张铁床”上,没有别的人在这张床上睡过。这张床放在营房的一个角落里,尼古拉的一帮喽啰暗中守护着它,以确保这种状况继续下去。他们还在首领的床边挂起毯子,防止有人向里面看,同时严格控制任何人接近首领的私人空间。这一类囚犯甚至以一种男子汉的自豪感看待他们漫长的刑期。科拉洛夫注意到:

为了提高自己的威望,有些年轻的家伙还尝试逃跑,这种尝试毫无成功的希望,结果他们被加刑二十五年,也许还会因为破坏加刑二十五年。然后,当转到一个新的劳改营时,他们就会告诉别人,他们被判了一百年刑,按照劳改营的价值观念,这就使他们成为了大人物。17

职业罪犯较高的地位使罪犯的世界对一些年轻囚犯产生了吸引力,他们不时有人通过复杂的入会仪式被吸收加入帮派组织。根据秘密警察和监狱管理部门五十年代所整理的材料描述,帮派新成员必须宣誓保证做一个“当之无愧的职业盗贼”,并且接受盗贼生活的严格规矩。还有罪犯推荐新人,他们可能夸奖他“公然违反劳改营的规章制度”,同时给他起一个绰号。“入伙仪式”的消息将会通过职业罪犯的关系网在劳改营的范围内传播,因此,即使新入伙的帮派成员转到其他营站,他的地位也将保持不变。18

这就是尼古拉·梅德韦杰夫(不是莫斯科那几位姓梅德韦杰夫的知识分子的亲戚)一九四六年开始接触的社会。作为一个因为从集体农庄偷窃粮食而被捕的十几岁少年,梅德韦杰夫在中转监狱时就受到一个主要犯罪团伙的保护,然后逐渐融入职业罪犯的世界。到达马加丹时,梅德韦杰夫也像其他囚犯一样被派去劳动—他被安排在食堂打扫卫生,不算是重活儿,但是,他的保护人喝令他停止劳动:“所以我不干活儿,就像别的职业罪犯一样不干活儿。”由别的囚犯替他把活儿干了。19

如同梅德韦杰夫所说的那样,劳改营的官员并不关心某个具体囚犯是否参加了劳动。“对于他们来说唯一重要的是:矿山生产黄金,尽量多生产黄金;再就是劳改营里秩序井然。”于是,他颇为称许地写道,职业罪犯的确保证了劳改营的营规得到遵守。对于劳改营来说,在囚犯劳动时间上的损失,从纪律维护方面得到了弥补。梅德韦杰夫说,“如果有人与别人产生了矛盾,当事人会向刑事惯犯‘当局’”而不是向劳改营管理部门投诉。他认为,这种方式降低了发生暴力行为和打架斗殴的可能性,不然的话,这些事情让人非常头疼。20

尼古拉·梅德韦杰夫对职业罪犯横行劳改营这一现象的正面评价与众不同,部分原因在于他从内部描写了罪犯的世界—许多刑事惯犯都是文盲,几乎没有人写过回忆录;但是,主要原因在于他对职业罪犯抱有同情心。大多数古拉格历史的“经典”作家—职业罪犯对劳改营其他居民所实施的恐吓、敲诈、强奸行为的目击者—对他们恨之入骨。“刑事惯犯不是人,”瓦尔拉姆·沙拉莫夫直截了当地写道,“刑事惯犯在劳改营里的罪恶行为罄竹难书。”21索尔仁尼琴写道,“最为职业罪犯所仇视正是这个普通人的世界—我们的世界—连同它的道德、习俗和人际关系,这是他们主要嘲笑的对象,与他们的反社会、反公众意识形成了最最尖锐的对立。”22阿纳托利·日古林生动地描写了职业罪犯实际上是如何将他们的“秩序”强加于人的。一天,坐在几乎没有人的食堂里,他听见两名囚犯在为一把匙子而争吵。突然,劳改营职业罪犯头子的主要“助手”杰泽米亚冲了进来:

“这是什么声音,这是在吵什么?你们不许在食堂闹事!”

“你看,他把我的匙子拿走换了,我的匙子完好无损,他还给我了一把破的……”

“我要惩罚你们两个,然后再为你们调解,”杰泽米亚咯咯地笑着说。接着,他用手中的镐头向两个吵架的人迅速挥舞了两下;像闪电一般,他已经打伤了每个人的一只眼。23

毫无疑问,职业罪犯对劳改营的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们那显然来自俄国民间的黑话在劳改营里成为最重要的交流工具,几乎可以作为一种独立的语言使用。虽然它以含有大量精妙复杂的污言秽语而著称,但是,在一份收集于八十年代的罪犯俚语词汇表(许多仍然与四十年代他们所使用的黑话相同)中,也有数百个涉及衣着服装、身体部位、器皿用具等普通事物的词汇,它们与通用的俄语词汇完全不同。对于罪犯特别感兴趣的事物,例如金钱、妓女、盗窃和窃贼,往往会有几十个同义词。除了关于犯罪活动的一般术语(其中包括по музыке ходить,字面意思是“随着音乐行动”)之外,还有许多关于盗窃的专用术语:держатьсадку(在火车站盗窃),маркудержат(在公共汽车上盗窃),идти на шальную(不经筹划的盗窃),денник(白天盗窃),клюсвенник(盗窃教堂的贼)等等。24

学会说盗贼的黑话(блатнойслово)—有时叫блатная музыка,字面意思是“盗贼的音乐”—是大部分囚犯经历过的一道入门程序,尽管他们并不一定乐意。有些人一直对这种语言不习惯。一名女政治犯后来写道,在这种劳改营里最难以忍受的是有人不停地谩骂和诅咒……女刑事犯骂人的脏话猥亵淫秽不堪入耳,而且她们似乎可以只用最下流、最粗俗的语言交谈。当她们开始这样谩骂诅咒时,我们恨得咬牙切齿,以致我们彼此之间经常说,“如果她在我的身边慢慢死去,我一滴水也不会给她。”25

还有些人试图对这种语言进行分析。早在一九二五年,索洛韦茨基集中营的一名囚犯就在他为集中营的刊物《索洛韦茨基群岛》所写的一篇文章中推测过这么丰富的词汇源于何处。他特别提到,有些词汇直接反映了职业罪犯的道德观念:关于女人的语言淫秽下流与病态情感参半。有些词汇产生于特定的环境:职业罪犯合乎情理地用“敲击”(стукать)一词代替“说话”(говорить)这个词,因为囚犯经常通过轻轻敲击墙壁与别的囚犯说话。26另一名前劳改营囚犯谈到这样一种可能性,一些词汇—表示“搜查”的шмон,表示“警察”的мусор,表示“无辜者”(还可以译为“傻瓜”)的фрайер—似乎源于希伯来语或意第绪语。27这也许证明了拥有大量犹太人口、曾为苏联走私之都的港口城市敖德萨在职业罪犯文化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劳改营管理部门有时甚至试图清除这些黑话。一九三三年,德米特劳改营负责人命令部下“采取适当措施”,以使囚犯—以及看守和劳改营官员—停止使用罪犯的语言,这种语言当时被人“普遍使用,甚至用于公函和官方讲话”。28没有证据表明他是否达到了目的。

高级职业罪犯不仅说话与众不同,而且外表也与其他囚犯不一样。或许,他们的衣着打扮及其怪异离奇的时尚感甚至比他们的满口黑话更能表明他们是一个易于辨认的独立群体,这有助于增强他们恐吓威胁其他囚犯的效果。四十年代,据沙拉莫夫说,科雷马职业罪犯的脖子上全都挂着铝制十字架,这与宗教无关:“它是一种标志。”不过,时尚也在发生变化:

二十年代,职业罪犯头戴中专学生帽;更早时流行军官帽。四十年代,他们在冬天头戴无沿皮帽,脚登靴筒下翻的毡靴,脖子上挂着十字架。十字架通常是磨光的,但是,如果周围有一个艺术家,就要强迫他用针在十字架上面刻出各种各样的图案:心形、扑克牌、耶稣受难像、裸体女人……29

四十年代也被囚禁在劳改营里的格奥尔吉·费尔德古恩回忆说,职业罪犯有一种特殊的走路方式,“步幅小,两腿稍微分开”;他们还给牙齿镶上金银齿冠,把这作为一种时尚的标签:“一九四三年的刑事惯犯通常穿着一种深蓝色的三件套装四处晃悠,裤腿塞在靴筒里,马甲下面的衬衣并不束进裤腰。头戴一顶帽子,拉下来遮住眼睛。他们还刺着文身,一般是一些多愁善感的文字:‘我永远不会忘记亲爱的母亲’、‘生活中没有快乐’……”30

许多人所提到的这种文身有助于从刑事犯当中辨认出犯罪团伙的成员,而且有助于判断每个成员在团伙中所充当的角色。据一位研究劳改营的历史学家说,同性恋、吸毒者、强奸犯、谋杀犯,各有各的文身。31索尔仁尼琴描写得更加详细:

他们给自己古铜色的皮肤刺上花纹,以这种方式不断满足他们在艺术、色情、甚至道德方面的需要。他们可以互相欣赏刺在胸口、腹部、脊背上的文身:栖息在悬崖上或者翱翔于天空中的雄鹰,大铁锤,光芒四射的太阳,交媾的男女,供他们意淫的人体器官,以及总是突然出现在他们心脏旁边的列宁和斯大林肖像—单独或者两人并排……有时,看着把煤块铲进屁眼的锅炉工或者手淫的猴子的图案,他们会放声大笑。另外,看着文在彼此身上的短句,即使早已耳熟能详,他们仍然喜欢反复朗诵:“—操所有的娘们儿!”……或是某个女贼腹部文着的“我愿为高潮而死—!”32

作为一名专业画家,托马斯·斯戈维奥很快便被卷入了文身的交易。有一次,他被要求把列宁的头像画在某个人的胸口上:职业罪犯普遍认为,永远不会有行刑队向列宁或者斯大林的画像开枪。33

职业罪犯还会以其娱乐方式区别于其他囚犯。他们所玩的纸牌游戏充满了精心制定的复杂规矩,打牌要冒很大风险,既来自于游戏本身,游戏要下高额的赌注;也来自于当局,当局惩罚所有被抓住的打牌者。34但是,对于习惯冒险的人来说,风险或许正是纸牌游戏具有吸引力的部分原因:曾被囚禁于索洛韦茨基集中营的文学评论家德米特里·利哈乔夫注意到,许多职业罪犯“把他们在打牌时所感受到的刺激与犯罪时的刺激相提并论”。35

的确,刑事犯巧妙地击败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禁止纸牌游戏的一次又一次尝试。搜查和没收纸牌不起什么作用。职业罪犯中的“专家”专门研究纸牌的制作,到四十年代,纸牌的制作已经形成了一套极其复杂的工艺。首先,“专家”用刮脸刀片切出方形纸片。接着,为了保证纸牌足够硬棒,他用—通过在手帕上反复摩擦润湿的面包片而制成的—“胶水”把五六张纸片粘在一起。夜间,他把粘好的纸卡放在床铺下面压结实。纸卡准备就绪之后,他用刻在杯子底部的图章印上纸牌的花色。他用黑灰制作黑色的纸牌。如果能够搞到药用链霉素—只要劳改营或监狱的医生手里有,那就可以通过威胁或者贿赂弄一些来—的话,他还可以制作红色的纸牌。36

纸牌游戏的规矩是职业罪犯让政治犯感到可怕的另一个原因。与人打牌时,职业罪犯将钱财、面包和衣物作为赌注。输掉自己的东西之后,他们就用其他囚犯的钱财、面包和衣物下注。古斯塔夫·赫林在开往西伯利亚的斯托雷平车厢里第一次看到这种事情。他与一个名叫什克洛夫斯基的波兰难友同行。在同一节车厢里,三名刑事惯犯正在打牌,其中有一个“长着扁平蒙古人面孔的丑陋大汉”。

……这个大汉突然扔掉手里的牌,跳下凳子来到什克洛夫斯基面前。

“把外套给我,”他大声说,“我的已经打牌输掉了。”

什克洛夫斯基睁开眼睛,坐着没动,耸了耸肩膀。

“把它给我,”大汉怒气冲冲地吼道,“给我,否则的话—глаза выколю[52]—我将戳瞎你的眼睛!”上校慢慢站起来交出了外套。

后来,我在劳改营里才明白了这种荒唐现象的含义。打牌时拿其他囚犯的财物下注是刑事惯犯最喜欢的消遣之一,其主要吸引力在于这样一个事实,输家因为向受害者勒索到事先约定的赌注而得到满足。37

一名女囚犯所居住的整个女犯营房在一次纸牌游戏中被人“输掉”了。听到这个消息后,女犯们焦虑地等待了几天,“不相信”这件事情是真的,直到一天夜里有人来袭:“人声鼎沸—女人们怒吼、尖叫,闹得天翻地覆,直到男人赶来援救……最后事情不了了之,只有几包衣服被人偷走,还有号长被人刺伤。”38

不过,对于职业罪犯来说,打牌可能同样危险。戈尔巴托夫将军在科雷马遇见过一个职业罪犯,他的左手只有两根手指。他解释说:

打牌时我输了。我没有现金,因此我押上了一套高档西服,当然不是我的,是一名政治犯脱下来的。我打算在夜里趁这名新来的囚犯脱衣睡觉时拿走这套西服。我必须在早晨八点之前把它交出去,不料,就在那一天,他们把这名政治犯带到另一个劳改营去了。我们帮派的前辈开会决定给我惩罚。原告想要打断我左手的全部手指。前辈建议打断两根。他们协商了一会儿,最后同意打断三根。于是,我把左手放在桌上,赢了我的那个人用一根棍子猛击五下打断了我的三根手指……

这个贼几乎是以自豪的口气最后说:“我们也有我们的法律,而且比你们的更严厉。如果你欺骗了你的同志,你就必须为此承担责任。”39的确,职业罪犯的司法程序像他们的入伙仪式一样复杂,包括“法庭”、审理和判刑,受刑者可能遭到鞭笞、羞辱,甚至可能被处死。科隆纳—乔斯诺夫斯基亲眼目睹过一场在两名高级职业罪犯之间进行的漫长而紧张的纸牌游戏,直到其中一人输掉他的全部财物之后这场游戏方才结束。代替一条胳膊或一条腿,赢家要求以一次让人难以忍受的羞辱作为惩罚:他命令劳改营“画家”在输家的脸上文了一个巨大的阴茎,对着后者的嘴。几分钟后,输家将一根烧热的拨火棒按在自己脸上,除去了那个文身,给自己留下终身的疤痕。40安东·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是一位布尔什维克高级领导人的儿子,他也说自己曾在劳改营里见过一个“哑巴”,这个人打牌输了,因此受到三年不许出声的惩罚。即使在这个“哑巴”从一个劳改营转到另一个劳改营以后,他也不敢违抗这一惩罚,因为当地的所有刑事惯犯全都知道这件事:“违反这个约定将被处死。没有人能够逃脱盗贼法律的制裁。”41

当局知道这些规矩,偶尔也会试图干预,但是不一定产生什么效果。在一九五一年的一次事件中,一个罪犯法庭判处一个名叫尤里尔金的盗贼死刑。劳改营当局得知了这个判决,于是将尤里尔金转移,首先转到另一个劳改营,然后转到一个中转监狱,接着再转到位于相距甚远的苏联某地的第三个劳改营。然而,四年之后,两名职业罪犯终于跟踪而至将他杀死。他们随后因谋杀罪受到审判并被处以极刑,但是,甚至这样的惩罚也不一定起到威慑作用。一九五六年,在苏联检察机关流传的一份令人沮丧的简报抱怨说,“这种罪犯团伙存在于所有劳改营,因此,由这种团伙所作出的处死另一个劳改营的某个囚犯的决定往往会在那个劳改营里毫无异议地得到执行。”42职业罪犯法庭也可以要求惩罚局外人,这或许说明了它们为什么让人感到如此可怕。五十年代初期被捕的政治犯列昂尼德·芬克尔斯泰因回忆了一次这样的报复性谋杀:

我只亲眼见过一次杀人,但那非常触目惊心。你知道大号金属文件夹是什么样子的吗?这样一个文件夹,把一个边儿磨得锋利,它就完全变成了一件杀人的凶器……

我们有一个调度员,给囚犯派活儿的人—他犯了什么罪,我不能告诉你。但是,盗贼作出决定,应该将其处死。在我们出工之前站队清点人数时,这件事情发生了。调度员站在前面,他名叫卡扎霍夫,是一个大腹便便的彪形大汉。一名盗贼突然冲出队伍,用那个文件夹刺破他的肚子,插入他的小腹。这可能是个训练有素的杀手。这个人立即被抓住了—但是他有二十五年刑期。当然,他将再次受审,然后加刑二十五年。他的刑期因此延长了几年,可是有谁在乎呢……43

不过,职业罪犯在正常运转的劳改营里寻求他们所谓的“正义”的情况相对来说不常出现。总的说来,即使不是绝对忠诚的苏联公民,至少当时他们愿意配合完成苏联当局给他们布置的那一项任务,也就是说:他们非常乐于在政治犯头上作威作福—再次引用叶夫根妮娅·金斯堡的话,后者是一群“甚至比他们更为人们所鄙视并为人们所抛弃”的人。


反革命分子与平民百姓:政治犯与普通囚犯

根据他们特有的黑话、与众不同的衣着以及生硬刻板的文化,职业罪犯易于辨认和描述。然而,将构成古拉格强制劳动力基础的其余囚犯概括归类则要困难得多,因为他们来自苏联社会的各个阶层。实际上,很长时间以来,由于只能依靠某些回忆录,而且主要是在苏联国外发表的回忆录,我们对于劳改营的大多数囚犯究竟是些什么人的认识具有一定的偏差。这些回忆录的作者一般都是知识分子,经常是外国人,几乎全部是政治犯。

不过,自从一九八九年戈尔巴乔夫倡导“公开性”政策以来,更加多样化的回忆录资料可供人们使用了,同时可供人们使用的还有一些档案材料。从这些档案材料—对它们的使用必须慎之又慎—上看,绝大多数囚犯根本不是知识分子而是工人和农民,也就是说,他们并非来自实际上是个独立社会阶层的苏联知识界,不是从事技术工作和学术研究的人。三十年代的一些统计数字特别发人深省,当时劳改营的大量囚犯是富农。一九三四年,劳改营的囚犯只有百分之零点七受过高等教育,而百分之三十九点一的囚犯只受过小学教育。同时,百分之四十二点六的囚犯被认为是“半文盲”,百分之十二的人完全没有受过教育。即使是在对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知识分子进行大清洗的一九三八年,劳改营里受过高等教育的囚犯总共只有百分之一点一,而受过小学教育的囚犯超过一半,三分之一的囚犯是半文盲。44

似乎没有可供比较的关于囚犯社会背景的统计数字,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一九四八年,根据刑法典第五十八条因“反革命”罪被判刑的政治犯不到囚犯人数的四分之一。这延续了早些时候的趋势。在大清洗的一九三七和一九三八年,政治犯只占囚犯的百分之十二和十八;战争时期在百分之三十至四十之间摇摆;一九四六年由于随着战争胜利而来的刑事犯特赦,政治犯的比例上升到将近百分之六十;然后保持稳定,在斯大林统治时期的剩余时间里,政治犯占全部囚犯的比例为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45考虑到非政治犯较高的流动性—他们往往刑期较短而且更有希望达到提前释放的要求—可以肯定地说,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在劳改营里待过的囚犯绝大多数是刑事犯,所以更有可能是工人和农民。

尽管这些数字或许有助于纠正一些过去的印象,但是,它们也有可能产生误导。查阅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不断出现的新的回忆录资料,人们渐渐还会发现,许多政治犯并不是今天我们所定义的真正的“政治犯”。二十年代,集中营里确实囚禁着一些反布尔什维克政党派别的成员,他们把自己称为“政治犯”。三十年代,劳改营里也有一些名副其实的托洛茨基分子,他们确实支持托洛茨基反对斯大林。四十年代,随着在乌克兰、波罗的海各国和波兰进行的大规模逮捕,一批批真正的反苏政党成员和反苏活动积极分子潮水般地涌入劳改营。五十年代初期,少数反对斯大林主义的学生同样遭到逮捕。

然而,在成千上万名被称为政治犯的劳改营囚犯中,绝大多数并不是持不同政见者,也不是秘密传教的神父,更不是政党派别的要人。他们是在大规模逮捕行动中被抓进来的平民百姓,不一定具有任何明确的政治观点。曾经是莫斯科某工业部门工作人员的奥尔嘉·阿达莫娃—斯利奥斯贝格写道,“我在被捕之前过着一种非常平凡的生活,我是那种不党不团的典型的苏联职业女性。我努力工作,但不参与具体的政治或公共事务。我真正关心的是家庭和家人。”46

如果政治犯不一定参与政治的话,那么,绝大多数刑事犯也不一定犯了罪。虽然有一些职业罪犯,战争年代劳改营里也有一些真正的战犯和纳粹合作者,但是,大部分其他囚犯被宣判的所谓“普通”或非政治性罪行,在别的社会可能根本不被认为是犯罪。俄罗斯将军和政治家亚历山大·列别德将军的父亲去工厂上班有两次迟到了十分钟,为此他被判处在劳改营里服刑五年。47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26—苏联的一个核反应堆基地—附近的大型刑事犯劳改营波利扬斯基劳改营,档案记载了一名因在市场偷了一只胶鞋而被判处六年徒刑的“刑事”犯;另一名囚犯因为偷了十条面包而被判处十年徒刑;还有一名囚犯是一个独自抚养两个孩子的卡车司机,因为偷了他运送的三瓶葡萄酒而被判处七年徒刑。而另一名囚犯五年刑期的罪名是“投机倒把”,指的是他从一个地方买了香烟又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卖。48安东尼·埃卡特讲了一名女犯的故事,她因为从自己上班的办公室里拿了一支铅笔而被捕。这是为她儿子拿的,她的儿子由于没有写字的东西无法完成家庭作业。49在乱七八糟的古拉格世界里,与可能只是专制政权积极反对者的政治犯相比,刑事犯更不可能是真正的罪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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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名囚犯的素描画像》—谢尔盖·雷肯贝格作,马加丹,时间不详


也就是说,刑事犯往往不是犯有真正罪行的人。同时,犯有政治罪行的政治犯甚至更为罕见。不过,这并没有阻止苏联的司法体系精心细致地将他们分门别类。作为一类囚犯,反革命分子的地位还不如刑事犯;就像我说的那样,他们被视为“社会危险分子”,比被视为“社会亲近分子”的刑事犯与苏联社会更不和谐。然而,政治犯也是根据刑法典第五十八条的有关款项定罪判刑的。叶夫根妮娅·金斯堡注意到,在政治犯当中,处境“最好的”是那些根据第五十八条第十款以“反苏宣传”(АСА)罪被判刑的人。这是一些“多嘴多舌的人”:他们不是讲了个不合时宜的反党笑话,就是无意中批评了斯大林或地方党组织的负责人(或是被某个妒忌的邻居告发有过这种行为)。甚至劳改营当局私下里也承认,“多嘴多舌”无论如何不能算是犯罪,因此,这些“反苏宣传”犯有时会发现,他们更经常地被安排去干一些比较轻松的活儿。

以“反革命活动”(КРД)罪被判刑的囚犯的处境不如他们。处境更差的是以“反革命恐怖活动”(КРТД)罪被判刑的人。增加的“恐怖”二字可能意味着,在一些劳改营,除了最艰苦的“一般劳动”—伐木、采矿、修路—之外,实际上不许安排这种囚犯去干别的活儿,尤其是当“反革命恐怖活动”犯带着十年、十五年或者更长的刑期时。50

而且,处境仍有可能变得更差。处境不如“反革命恐怖活动”犯的还有另外一种囚犯:“托洛茨基反革命恐怖活动”(КРТТД)犯,他们所从事的不是简单的恐怖活动,而是“托洛茨基式的恐怖活动”。“我听说过一些情况,”列夫·拉兹贡写道,“如果某个囚犯在清点人数时与调度员或总调度—担任这些职务的都是刑事犯—发生了争吵,他的劳改营档案就会被加上‘恐怖’二字。”51这么一个微小的变化可能带来生与死的区别,因为,除了最繁重的体力劳动之外,没有哪个工头会给一个“托洛茨基反革命恐怖活动”犯安排其他劳动。

这些判决的后果并不总是使人一目了然。实际上,囚犯经常掂量各种判决的分量,试图弄清楚对其人生的影响。瓦尔拉姆·沙拉莫夫写道,在被挑选出来接受医疗技术培训从而可能使他成为一名医士—医生的助手,劳改营里最受尊敬也是最舒服的劳动岗位之一—之后,他担心自己的罪名将会对他完成培训产生影响:“他们会接受根据刑法典第五十八条被判刑的政治犯吗?有些人只是触犯了第十款。卡车后面我那位邻居怎么样?他也是АСА,反苏宣传犯。”52

政治犯在劳改营等级制度中的位置不只是由正式的判决决定的。尽管不像刑事惯犯那样具有严格的行为准则或统一的交流方式,政治犯最终还是将自己划分成为不同的群体。这些政治犯群体为了同志情谊、为了自我保护、或是因为具有共同的世界观而团结在一起。它们并非泾渭分明—它们相互交叉重叠,也与非政治犯群体交叉重叠—而且不是每个劳改营里都有。不过,只要它们存在,对于囚犯的生存可能就会至关重要。

最基本而且最终变得最强大的政治犯群体是围绕着民族或者地域而形成的那些群体。在外国囚犯数量急剧增加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战后,它们变得越来越重要。它们的出现十分正常。新来的囚犯到达之后就会立即寻找他的爱沙尼亚同胞、乌克兰同胞—在极少数的情况下还有美国同胞—所居住的营房。沃尔特·沃里克是三十年代后期进入劳改营的一名“美国来的芬兰人”,他在一份写给家人的手稿中描述了他所在的劳改营里讲芬兰语的囚犯为了保护自己免遭职业罪犯的盗窃和抢劫而联合起来的情况:“我们渐渐得出结论,如果我们想让他们给我们一点安宁,我们就得抱成一团。于是,我们自成一体互相帮助。我们有六个人:两个美国来的芬兰人……两个芬兰来的芬兰人……和两个列宁格勒州的芬兰人……”53

不是每个民族群体全都具有相同的特点。例如,关于犹太囚犯的说法就不一致:有人说他们实际上拥有自己的关系网,也有人说他们消融在普通苏联人当中(或是就许多波兰犹太人来说,消融在普通波兰人当中)。在不同时期,答案好像也不相同,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的看法。在三十年代后期镇压党政军上层人物时被捕的许多犹太人似乎认为,他们首先是共产党员,其次才是犹太人。如同一名囚犯所指出的那样,在劳改营里,“每个人都成了苏联人—高加索人,鞑靼人,犹太人。”54

后来,在战争期间,当更多的犹太人与波兰人一起来到劳改营时,他们似乎形成了可以看出来的民族关系网。与玛琳娜·茨维塔耶娃的女儿阿里阿德娜·叶夫龙共同撰写回忆录的阿达·费德罗尔夫描写过一个劳改营,那里的制衣厂—劳改营里非常舒适的劳动场所—由一个名叫利伯曼的人管理经营。每当新的犯人运到,他就会在人群中穿行着高喊,“有犹太人吗,有犹太人吗?”只要发现犹太人,他便安排他们在他的制衣厂里干活儿,从而使他们不必去森林里从事一般劳动。利伯曼制订巧妙的计划帮助拉比,他们需要一天到晚做祷告。他为一个拉比专门做了一个壁橱,将其藏在里面不让别人知道他没有干活儿。他还为另一个拉比专门设置了“质量检查员”的岗位,使得这个拉比可以整天在缝衣女工的生产线上来回走动,对她们微笑并且低声为她们祷告。55

五十年代初期,当苏联官方的反犹主义倾向在斯大林—他走火入魔般地认为犹太医生正在试图谋害他—的鼓励之下变得越来越明显时,犹太人的处境再次变得艰难起来。不过,即使是在这个时候,反犹的程度似乎也因劳改营而异。在“医生阴谋案”[53]达到高潮时被捕的犹太囚犯阿达·普里任斯卡雅(她哥哥因“密谋害死斯大林”而受审入狱)回忆说,“没有因为是犹太人给她带来特殊问题”。56但是,同一时期被捕的另一名犹太囚犯列昂尼德·特鲁斯的回忆则有所不同。他说,有一次,一名年长的囚犯使他免遭一名因倒卖圣像而被捕的反犹分子的辱骂。年长的囚犯大声对倒卖者说:你,一个“买卖基督画像”的人,应该为自己感到羞耻。

不过,特鲁斯并没有试图隐瞒他是犹太人这一事实:相反,他在自己的靴子上画了一个六角星[54],这主要是为了防止别人把它们偷走。在他那个劳改营,“像俄罗斯人一样,犹太人本身并不拉帮结派。”这使他没有关系明确的伙伴:“让我最难受的……是孤独,一个只身处在俄罗斯人当中的犹太人的孤独感,因为每个人都有来自他们家乡的朋友,而我却是孤零零的一个人。”57

因为他们人数不多,发现自己进了劳改营的西欧人和北美人同样感到难以形成牢固可靠的关系网。他们几乎没有办法互相帮助:劳改营的生活使许多人完全陷入迷惘,他们不会说俄语,得到的是不能吃的食物,居住条件也无法忍受。尽管允许囚犯喝开水,整整一批德国女犯仍然死于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中转监狱。亲眼目睹这一惨状之后,苏联囚犯尼娜·哈根—托恩半带揶揄地写道,“当牢房里只有习惯了这种伙食的苏联公民时,对于咸鱼他们也能忍受,即使是变了质的咸鱼。可是,在一大批包括被捕的第三国际成员在内的犯人送到以后,他们全都得了严重的痢疾。”58列夫·拉兹贡也对外国囚犯表示了同情,他写道,“他们既不能理解也无法融入;他们没有尝试适应环境以便争取活下去。他们只是出于本能地聚在一起。”59

但是,西方人—包括波兰人、捷克人以及其他东欧国家的人在内的一个群体—也有一些优势。他们具有特殊的魅力和吸引力,人们不时与他们接触,送他们食品做礼物,他们受到友善的对待。由于一个来自比萨拉比亚地区的名叫阿克曼的护理员的帮助,在瑞士受过教育的波兰人安东尼·埃卡特在医院得到了一个位置:“我来自西方这一事实使事情变得简单了。”—大家都对西方人感兴趣,而且愿意帮助他们。60弗洛拉·利普曼是一名苏格兰女子,她的俄国继父说服她的家人移居苏联,她使尽浑身的“苏格兰解数”让难友们高兴:

我把裙子下摆提到膝盖以上使它看上去像一条苏格兰短裙,再把长统袜向下翻至齐膝的高度。我按苏格兰流行的方式把毯子披在肩上,把帽子挂在身前像一个苏格兰毛皮袋。我自豪地引吭高歌《安妮-劳里》[55]、《邦妮·杜恩的堤岸与山坡》[56],最后总是以《神佑吾王》[57]为结束—都不翻译。61

埃卡特还描述了作为有文化的苏联囚犯的“好奇对象”的感觉:

在特意安排并且加以精心掩饰的与其中一些比较值得信赖的人的会见中,我对他们讲了我在苏黎世、华沙、维也纳以及其他西方城市的生活。他们仔细查看我在日内瓦购买的运动衣、我的丝绸衬衫,因为这是共产主义社会之外的高水平生活的仅有的物质证据。当我说以我这个水泥厂年轻工程师的工资收入可以轻松购买这些商品时,他们中的某些人明显表现出怀疑的态度。

“你有几套西服 ?”一位农业专家问道。

“六七套吧。”

“你是个骗子!”一个最多二十五岁的人说,然后他转向其他人:“为什么我们竟会容忍这种荒唐的故事?所有事情都有它的限度;我们不是小孩子。”

我不大容易讲清楚,在西方,任何一个稍微注意外表的普通人都会有意添置几套西服,因为衣着能让时有变化的人更好地保持形象。对于很少拥有一套以上西服的苏联知识分子来说,这难以理解。62

在德累斯顿被抓的美国人约翰·诺布尔也成了“沃尔库塔的大人物”,他用让他的劳改营难友感到难以置信的美国生活故事给他们带来了快乐。“约翰尼,”一名难友对他说,“你想让我们相信美国工人开的是自己的车。”63

尽管他们的外国身份令人羡慕,但是,这也妨碍了他们与别人进行更密切的交往,正是这种交往支撑着那么多人在劳改营里活下去。利普曼写道,“就连我在劳改营的新‘朋友’也害怕我,因为我在她们眼里是个外国人。”64当埃卡特发现自己是营站里唯一一名非苏联人囚犯时,他感到痛苦,既因为苏联人不喜欢他,也因为他不喜欢苏联人:“我被一种即使不是敌视那么也是厌恶的气氛包围着……他们对我与他们不同这一事实心怀不满。我在各个方面都能感觉到他们的怀疑和敌意,感觉到他们的野蛮和天生的粗俗。为了保护我和我的财物,有许多夜晚我不敢睡着。”65

他的感觉再一次与更早的年代产生了呼应。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十九世纪波兰人与俄国囚犯所处关系的描写表明,埃卡特的祖先曾经有过相同的感觉:“波兰人(我说的只是政治犯)以一种彬彬有礼的傲慢态度对待别人,他们极其不爱说话,而且毫不掩饰对于囚犯的厌恶;囚犯们非常清楚这一点,因此他们也以牙还牙。”66

处于某种更加弱势地位的是穆斯林囚犯和另外那些来自中亚以及几个高加索共和国的囚犯。他们像西方囚犯一样陷入了迷惘,但是通常既不能取悦于俄罗斯人,也无法引起他们的注意。自从二十年代后期以来,被称为少数民族(нацмены)的他们便已成为劳改营生活的一部分。在平定中亚及北高加索地区—并且使之苏维埃化—的过程中,他们大量被捕并被送去开凿白海运河,在那里,一位当代人士写道,“所有事情都让他们难以接受:指挥他们的人,他们正在开凿的运河,他们所吃的食物。”67从一九三三年起,许多少数民族囚犯还被派去开凿莫斯科—伏尔加运河,那里的劳改营负责人似乎对他们给予了同情。他一度命令部下为少数民族囚犯安排单独的营房和单独的劳动队,至少使他们可以在本民族的同胞当中劳动生活。68后来,古斯塔夫·赫林在一个北方的采伐劳改营里遇见过他们。他记得每天晚上都在劳改营的医务室里看见他们等候劳改营的医生给他们看病:

即使是在候诊的房间里,他们也疼得紧捂着肚子,而且在进入隔断后面的时候还会发出悲伤的呜咽,呜咽声中模模糊糊地搀杂着他们那种稀奇古怪的不流利的俄语。没有办法医治他们的疾病……他们只是因为思恋家乡、想念故土,因为饥饿、寒冷和单调乏味的皑皑白雪而行将死亡。他们那不习惯北方景色的斜视眼睛总是在流泪,眼睫毛也被浅黄色的眼屎粘在一起。在难得的不出工的日子里,乌兹别克人、土库曼人和吉尔吉斯人就会聚在营房的一个角落,穿上他们的节日服装:彩色丝绸长袍和绣花无沿便帽。猜不出他们兴高采烈、手舞足蹈、互相喊叫、使劲点头谈的是什么,但是我肯定,谈的不是劳改营。69

对于朝鲜囚犯或日本囚犯来说,生活状况也好不了多少。朝鲜囚犯通常是朝鲜裔的苏联公民;而在战后,数量大得惊人的六十万名日本囚犯被关进了古拉格和战俘营系统。日本囚犯的食物供应特别差,不仅数量不足,而且莫名其妙地几乎不能吃。因此,他们总是去找一些在他们的同营囚犯看来同样不能吃的东西来吃:野草、昆虫、甲虫、蛇、蘑菇。这些东西苏联囚犯甚至连碰都不会碰。有时,这种尝试也会产生严重的后果:据记载,发生过日本囚犯因食用有毒的植物或野草而死亡的情况。70一个关于日本囚犯在劳改营里感到孤独的暗示来自一名苏联囚犯的回忆录。这名苏联囚犯曾在一个劳改营的图书馆里发现了一本日文印刷的小册子—内容是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日丹诺夫的一次讲话。他把这本小册子带给了他认识的一名日本战俘:“我第一次看见他发自内心的高兴。他后来告诉我,只是为了与母语保持联系,他每天都读那本小册子。”71

另外一些远东国家的囚犯对环境适应得比较快。一部分回忆录作者提到了严密的华人组织—其中有些囚犯是出生于苏联的“苏籍”华人,有些是二十年代的合法外籍劳工,还有一些是有意无意地越过漫长的中—苏边界不幸被逮住的人。一名囚犯回忆说,一个中国人告诉他,像许多其他人一样,那个中国人也是因为被国界另一边的景色所吸引,游泳渡过阿穆尔河[58]来到苏联而被捕的:“苍翠金黄的树林……看上去如此美丽的草原!从我们那里渡过黑龙江的人没有一个回去的。我们认为这意味着这边的生活一定很好,因此我们决定过江。一过江我们就被抓了起来,然后根据第五十八条第六款—从事间谍活动—把我们判了刑。十年。”72

索尔仁尼琴的劳改营难友之一德米特里·帕宁回忆说,在劳改营里,中国人“只与中国人交往。对于我们提出的问题,他们装出一副不懂的神态”。73卡尔洛·施泰纳回忆说,他们非常善于互相帮助找到活儿干:“在整个欧洲,中国人以靠杂耍变戏法谋生而著称,但是在劳改营,他们都在洗衣房里干活儿。在我待过的那些劳改营里,我不记得见过不是中国人的洗衣工。”74

显然,劳改营里最有影响的民族群体是波罗的人和西部乌克兰人所形成的那些群体,他们在战争期间以及战后被大批关进劳改营(参见本书第二十章)。人数较少但也具有影响的是波兰人,尤其是四十年代后期出现在劳改营里的那些反共的波兰游击队员。此外还有车臣人,索尔仁尼琴把车臣称为“一个决不会屈服的民族,一个决不会在心理上养成顺从习惯的民族”,车臣人在许多方面与其他高加索人明显不同。75这些特殊民族群体的力量在于其人数上的绝对优势及其明确的反苏立场。战后的波兰人、波罗的人和乌克兰人还具备了军事和政党活动经验,因此,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的派别组织在劳改营里维持了下来。战争刚刚结束不久,乌克兰反抗军(УПА)—当时为争夺乌克兰的统治权而战的几个军事组织之一—参谋部向所有被流放到劳改营的乌克兰人发表了一份声明:“无论你是在矿山、森林还是在劳改营,务必始终坚定如初,做一个真正的乌克兰人,继续进行我们的斗争。”

在劳改营,那些前游击队员主动帮助其他人并且照顾新来的囚犯。战争期间以及战后曾经加入反苏的波兰国民军作战的亚当·加林斯基写道:“我们特别关心国民军的年轻战士,并且在盛行于沃尔库塔劳改营的各个民族群体中的道德沦丧的恶劣风气中努力保持国民军的高昂士气。”76

随后几年,当他们具有更大的能力影响劳改营的管理时,波兰人、波罗的人和乌克兰人也像格鲁吉亚人、美国人和车臣人一样组成了他们本民族的劳动队,在独立分开的民族营房里居住并且组织民族节日的庆祝活动。这些具有影响力的群体有时也会相互配合。波兰作家亚历山大·瓦特写道,乌克兰人和波兰人这一对战争期间的死敌—双方的游击队在乌克兰西部为了每一寸土地而交战—在苏联的监狱里打交道时“谨慎克制但却令人不可思议地以诚相待。‘我们是敌人,但不是在这儿。’”77

平时,这些民族群体相互较劲而且也与俄罗斯人较劲。因为爱上一名南斯拉夫军人而被捕的柳德米拉·哈恰特良回忆说,在她那个劳改营,乌克兰人拒绝与俄罗斯人一起干活儿。78另一名观察者写道,民族抵抗组织“一方面以敌视统治集团为特征,另一方面以敌视俄罗斯人为特征”。爱德华·布恰忆述了一种更为广义的敌意:“一名囚犯通常不会向其他民族的囚犯提供任何帮助。”79然而,与布恰同时期在沃尔库塔服刑的帕维尔·涅格列托夫却认为,只要不是相信了当局的“挑拨离间”,大多数民族都能和睦相处:“当局企图通过他们安排的告密者……使我们不和。”80

四十年代后期,在各种各样的民族群体接替刑事惯犯扮演起劳改营内部实际上的警察角色以后,有时他们为了掌握控制权而互相打斗。马连·科拉洛夫回忆说,“他们开始争夺权力,而权力意味着许多:例如,控制食堂至关重要,因为炊事员直接为主子服务。”据科拉洛夫说,当时各个群体之间的平衡极其微妙,一有新的犯人来到就能打破。例如,一批车臣犯人到达他所在的那个营站之后,他们进入营房“把放在下铺的东西全都扔到地上”—在那个劳改营,下铺是“贵族”的铺位—“然后把他们自己的东西搬进来”。81

列昂尼德·西特科曾在纳粹战俘营里待过,不料返回苏联之后却被逮捕。四十年代后期,他亲眼目睹了一场发生在车臣人、俄罗斯人以及乌克兰人之间的异常激烈的恶斗。冲突始于劳动队长之间的一次个人争吵,然后逐步升级:“它发展成了战争,不顾一切的战争。”车臣人对俄罗斯囚犯的营房发动了攻击,导致许多人受伤。事后,所有团伙头目都被关进了一间禁闭室。尽管这些冲突的影响仅仅限于劳改营内部,但是它们在民族情感方面却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西特科解释说:“波罗的人和乌克兰人认为苏联人和俄罗斯人是一回事,是同样的东西。虽然劳改营里关押着大量俄罗斯人,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把俄罗斯人视为入侵者和强盗。”

一天半夜曾有一群来自乌克兰西部的囚犯走近西特科本人:

“你叫的是乌克兰人的名字,”他们对我说,“你是什么人,一个卖国贼 ?”

我向他们解释说,我在北高加索一个说俄语的家庭里长大,所以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有一个乌克兰人的名字。他们坐了一会儿,然后离开了。不过,他们可以杀了我—他们有一把刀。82

另一名女囚犯则不以为然,她回忆说,民族差别“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她还开玩笑地说,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如此,只有乌克兰人除外,他们确实“讨厌别人”。83

尽管这听起来让人奇怪,但是—根据古拉格自己的统计资料—作为一个始终构成劳改营人口绝大多数的民族群体,大部分劳改营却没有俄罗斯人的民族帮派。84的确,俄罗斯人按照他们所来自的城市或者地区形成圈子。莫斯科人找上其他莫斯科人,列宁格勒人找上其他列宁格勒人,等等。弗拉基米尔·彼得罗夫一度得到一位医生的帮助,医生问他:

“你以前是干什么的 ?”

“在列宁格勒上学。”

“啊!这么说你是我的老乡—太好了,”医生说着拍了拍我的肩膀。85

莫斯科人往往特别强势而且办事有条有理。被捕时还是个学生的列昂尼德·特鲁斯回忆说,他所在劳改营的成年莫斯科人形成了一个没有将他包括在内的严密的关系网。甚至有一次,当他想从劳改营的图书馆里借一本书时,他首先必须使那个图书管理员—这个关系网中的一员—相信,可以放心地把书借给他。86

不过,俄罗斯人的这种联系通常是松散的,除了使囚犯接触到一些记得他们住过的街道或者知道他们上过的学校的人之外,并不向他们提供更多的帮助。当别的民族群体形成完整的互助网络—为新来的同胞安排营房铺位,帮他们找到比较轻松的活儿—时,俄罗斯人没有这样做。阿里阿德娜·叶夫龙在其劳改营生涯的后期与其他囚犯一起被流放到图鲁汉斯克,她写道,到达图鲁汉斯克时,她所乘坐的火车受到了已经居住在那里的流放者的迎接:

一名犹太人把我们这一批人中的犹太女犯找到一边,给她们面包,告诉她们怎么表现、做什么事情。然后,一群格鲁吉亚女犯被一名格鲁吉亚人接走了—结果,过了一会儿,只剩下我们十到十四个俄罗斯人。没有人来迎接我们,没有人给我们面包吃,也没有人给我们以忠告。87

尽管如此,俄罗斯囚犯之间仍然存在着一些区别—建立在意识形态而非民族特征基础上的区别。尼娜·哈根—托恩写道,“显然,大多数劳改营女犯将自己的命运和遭遇视为飞来横祸,并不试图查找原因。”不过,“关于正在发生的事情,有些囚犯为自己找到了某种解释而且深信不疑”,对于这些人来说,“生活变得轻松了一些。”88在找到解释的人当中,大部分是共产党员;换句话说,是那些保持天真的头脑不变、继续向苏联当局表达自己忠诚的囚犯,面对所有证据,他们仍然相信其他囚犯是名符其实的敌人,所以应该被消灭。安娜·安德烈耶娃回忆了共产党员相互寻觅的情况:“他们彼此发现对方然后团结在一起,他们认为自己是清白的苏联公民,而其他人则是罪犯。”89苏珊娜·佩乔拉五十年代初期来到矿藏劳改营时见过这种人,她描述道,她们“坐在一个角落里交谈,‘我们是忠诚的苏联公民,为斯大林而欢呼,我们没有犯罪,我们的政府一定会把我们与这帮敌人区别开来。’”90

佩乔拉与同一时期肯吉尔劳改营的囚犯伊莲娜·阿尔金斯卡雅都曾回忆说,这种人大部分属于一九三七和一九三八年被捕的共产党的高级官员。他们大都年事已高;阿尔金斯卡雅回忆说,他们经常在病弱劳改营里相聚,那里还关着许多更早一些被捕的人。苏联领导人尼古拉·布哈林的妻子安娜·拉林娜是三十年代后期被捕的人士之一,最初她仍然保持着革命信念。还在监狱里的时候,她写了一首诗纪念十月革命节:


虽然我待在铁窗里面,经受着地狱的煎熬

但是,我仍然要赞美这一天

与我欢乐的祖国一道。

今天我有一个新的想法

我将重新开始生活,

再一次与我的共青团一起

昂首阔步肩并肩地通过红场!


后来,拉林娜逐渐觉得这首诗是“一个疯子的胡言乱语”。但是在当时,她为那些被囚禁的老布尔什维克的妻子们朗诵了它,而“她们则感动地热泪盈眶并且鼓掌叫好”。91

在《古拉格群岛》中,索尔仁尼琴用一章的篇幅描写了这种共产党员,他不是很体谅地把他们称为“思想正统分子”。令他感到惊讶的是,他们竟然把自己的被捕、受刑和坐牢解释成为“外国情报机构狡猾透顶的伎俩”、“大规模的破坏活动”、“地方内务人民委员部官员所搞的阴谋”或是“背叛行为”,原因非此即彼。有些人甚至提供了一个更加武断的解释:“这些镇压措施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性需要。”92

后来,这些忠诚的党员中也有人写了回忆录,苏联当局欣然予以发表。例如,鲍里斯·佳科夫的中篇小说《幸存者的故事》一九六四年发表在《十月》杂志上,一起发表的还有下面这篇序言:“佳科夫故事的力量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它是关于名符其实的苏联公民、关于忠实可靠的共产党员的故事。在困难的条件下,他们从来没有丧失人性,他们是党的理想的真实体现,他们忠实于自己的祖国。”佳科夫笔下的英雄人物之一托多尔斯基讲述了自己如何帮助一名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中尉写了一篇关于党史的发言稿。还有一次,他对劳改营负责安全保卫的官员雅科夫列夫少校说,尽管他被不公正地判了刑,但他仍然相信自己是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我是没有对苏维埃政权犯罪的罪犯。因此我是,而且永远都是,一名共产党员。”少校劝他小声一点:“喊什么?你以为劳改营的所有囚犯都喜欢共产党员吗 ?”93

他们确实不喜欢:身份公开的共产党员往往被怀疑—秘密地或是以其他方式—是为劳改营当局工作的。提到佳科夫,索尔仁尼琴指出,他的回忆录好像漏掉了一些东西。负责安全保卫的官员索科维科夫同意避开劳改营的检查偷偷替佳科夫向外寄信,“用什么东西来交换?”索尔仁尼琴对此提出了质疑,“这种友谊—从何而来?”94实际上,现存的档案显示,佳科夫一生都是秘密警察的线人,代号为“啄木鸟”;作为告密者,他在劳改营里继续为秘密警察效劳。95

在绝对忠实于其信仰方面超过共产党人的唯一群体是东正教信徒,另外还有各种俄罗斯新教教派的成员,他们也是政治迫害的对象:浸礼会教友,耶和华见证会会众和不同教派的俄罗斯变种。这些教徒在妇女劳改营里是一种特别强大的存在,她们在那里被通俗地称为“修女”(монашка)。安娜·安德烈耶娃回忆说,四十年代后期,在莫尔多维亚的女子劳改营,“大部分囚犯都是信徒”,她们自己组织起来,以便“天主教徒在东正教的节日替东正教徒干活儿,反之亦然”。96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那样,其中一些教派拒绝以任何方式与苏维埃撒旦合作,他们既不参加劳动也不签署任何官方文件。哈根—托恩描写过一名因病获释却拒绝离开劳改营的女教徒。“我不承认你们的权力,”她对向她提供必要文件以便送她回家的看守说,“你们的权力是非法的,敌基督[59]出现在你们的护照上……即使我自由了,你们也会再次将我逮捕。我没有任何理由离开这里。”97艾诺·库西宁所在的劳改营里有一群拒绝穿着囚衣的女犯,结果,“号码被印在她们赤裸的肉体上”,因此,在早晨集合和晚上点名时,她们不得不赤身裸体。98

索尔仁尼琴讲述了一九三〇年关押在索洛韦茨基集中营的一批教派成员的故事,其他人也曾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多次讲述过这个故事。这些教派成员抵制任何来自“敌基督”的东西,他们拒绝接受苏联的护照或货币。作为惩罚,当局把他们送到索洛韦茨基群岛的一个小岛上,在那里,他们被告知,只有在他们同意签字以后才会得到食物。他们拒绝了。不到两个月,他们全部被饿死。之后乘船来到岛上的一位目击者回忆说,“只发现了被鸟啄食过的尸体”。99

即使是那些参加劳动的教派成员也不一定与其他囚犯交往,有时他们拒绝与别人说话。他们总是挤在一个营房里,绝对保持安静,要不然就是在约定的时间吟唱赞美诗和宗教歌曲:


我坐在铁窗后面

念念不忘耶稣基督

谦卑平和地背负沉重的十字架带

着忏悔,走向各各他[60]。100


更为虔诚的信徒常常会唤起另一部分囚犯的复杂情感。显然不信教的囚犯阿尔金斯卡雅开玩笑地回忆说,“我们都不喜欢她们”,尤其是那些因宗教原因而拒绝洗澡的信徒。101哈根—托恩回忆说,其他囚犯对那些拒绝参加劳动的信徒表示不满:“我们干活儿她们却不干活儿!可是她们也得到了面包!”102

不过,在某种意义上,到达新的劳改营之后不久便加入了某个群体或教派的那些男男女女是幸运的。职业罪犯团伙、更加好斗的民族群体、纯正的共产党员以及各个宗教派别为属于本帮本派的囚犯提供必要的人际交往、关系网的支持和友谊。另一方面,占古拉格居民绝大多数的大部分政治犯和“普通”刑事犯却不那么容易融入某一个这样或者那样的群体。他们发现,懂得在劳改营里如何生活比较困难,应付劳改营的道德规范和等级制度同样比较困难。没有一个牢固可靠的关系网,他们不得不学习掌握那些有利于自己的潜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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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屋手记》,第29页。

2 叶夫根妮娅·金斯堡:《突变的历程》,第353-354页。

3 戈尔巴托夫:《偏离生活的年代》,第125页。

4 埃卡特:《人间蒸发》,第71-74页。

5 玛丽娅·约费:《一夜》,第8-9页。

6 拉兹贡:《真实的故事》,第184页。

7 科隆纳-乔斯诺夫斯基:《在北方森林那边》,第109页。

8 弗雷德里科·瓦雷塞:《俄国黑手党》,第162-164页。

9 В.Ф.阿布拉姆金和В.Ф.切斯诺科娃:《俄国的刑事犯,监狱和劳改营》,第一卷,第7-22页。

10 同上。

11 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屋手记》,第35页。

12 阿布拉姆金和切斯诺科娃:《俄国的刑事犯,监狱和劳改营》,第10页。

13 拉兹贡:《真实的故事》,第185页。

14 多尔冈:《亚历山大·多尔冈的故事》,第139-160页。

15 本书作者对科拉洛夫的采访。

16 阿布拉姆金和切斯诺科娃:《俄国的刑事犯,监狱和劳改营》,第9页。

17 本书作者对科拉洛夫的采访。

18 瓦雷塞:《俄国黑手党》,第146-150页。

19 尼古拉·梅德韦杰夫:《古拉格的囚犯》,第14-16页。

20 同上。

21 沙拉莫夫:《科雷马故事集》,第411页。

22 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第二卷,第445页。

23 日古林:《黑色的石头》,第136页。

24 别尔金斯基赫:《维亚特劳改营》,第291-315页。

25 胡佛研究所档案,波兰情报部档案集,第一百一十四档案柜,第二文件夹。

26 А.阿卡列维奇:《黑话》,载一九二五年二月第二期《索洛韦茨基群岛》,(索洛韦茨基地方志博物馆档案集)。

27 古别尔曼:《素描与肖像》,第72-73页。

28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89/2/15。

29 沙拉莫夫:《科雷马故事集》,第7页。

30 费尔德古恩,未发表的回忆录。

31 别尔金斯基赫:《维亚特劳改营》,第132页。

32 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第二卷,第441页。

33 斯戈维奥:《可爱的美国》,第165-169页。

34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8131/37/1261。

35 利哈乔夫:《打牌的刑事犯》,载一九三〇年第一期《索洛韦茨基群岛》,第32-35页(索洛韦茨基地方志博物馆档案集)。

36 本书作者对芬克尔斯泰因的采访。

37 赫林:《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第18页。

38 胡佛研究所档案,波兰情报部档案集,第一百一十三档案柜,第二文件夹。

39 戈尔巴托夫:《偏离生活的年代》,第140-141页。

40 科隆纳-乔斯诺夫斯基,《在北方森林那边》,第126-131页。

41 安东·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斯大林时代》,第316页。

42 瓦雷塞:《俄国黑手党》,第159页。

43 本书作者对芬克尔斯泰因的采访。

44 泽姆斯科夫:《三十年代的囚犯》,第68页。

45 亚历山大·杜金:《以历史的目光看古拉格》,载一九九〇年二月九日《联合》杂志,第16页;泽姆斯科夫:《三十年代的囚犯》,第65页。

46 奥尔嘉·阿达莫娃-斯利奥斯贝格:《我的人生历程》,见维连斯基所编《直到说出我的故事》,第2页。

47 霍华德·埃利森:《与克里姆林宫对抗的将军:亚历山大·列别德,权力与幻想》,第2页。

48 库钦:《波利扬斯基劳改营》,第37-38页。

49 埃卡特:《人间蒸发》,第69页。

50 叶夫根妮娅·金斯堡:《在旋流中》,第334-335页;拉兹贡:《真实的故事》,第93页。

51 拉兹贡:《真实的故事》,第93页。

52 沙拉莫夫:《科雷马故事集》,第258-259页。

53 沃里克,未发表的回忆录。

54 弗里德:《58-1-2:劳改营傻瓜回忆录》,第235页。

55 阿达·费德罗尔夫:《在阿丽身边》,第123页。

56 本书作者对阿达·普里任斯卡雅的采访,莫斯科,一九九八年五月三十一日。

57 本书作者对特鲁斯的采访。

58 哈根-托恩:《回忆录》,第77页。

59 拉兹贡:《真实的故事》,第138页。

60 埃卡特:《人间蒸发》,第192页。

61 利普曼:《漫漫回家路》,第69页。

62 埃卡特:《人间蒸发》,第67-68页。

63 诺布尔:《我在苏联做苦力》,第121页。

64 利普曼:《漫漫回家路》,第89页。

65 埃卡特:《人间蒸发》,第191页。

66 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屋手记》,第51页。

67 丘欣:《运河大军》,第164-167页。

68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89/2/5。

69 赫林-格鲁津斯基:《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第25页。

70 С.И.库兹涅佐夫:《苏联战俘营中日本战俘的状况(1945-1956)》,载《斯拉夫军事研究杂志》,第八卷,第三期,第613-618页。

71 В.В.波隆斯基:《往返哈萨克的五年历程》,载一九九六年第一期《泉水》,第66-77页。

72 麦奎因:《幸存者》。

73 帕宁:《索洛戈丁的笔记本》,第187页。

74 施泰纳:《在西伯利亚七千天》,第203页。

75 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第三卷,第401页。

76 胡佛研究所档案,亚当·加林斯基档案集。

77 瓦特:《我的世纪》,第147页。

78 本书作者对哈恰特良的采访。

79 布恰:《沃尔库塔》,第122页。

80 本书作者对帕维尔·涅格列托夫的采访,沃尔库塔,二〇〇一年七月十五日。

81 本书作者对科拉洛夫的采访。

82 本书作者对西特科的采访。

83 本书作者对普里任斯卡雅的采访。

84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14/1/206(一九五四年的民族统计)。

85 彼得罗夫:《这发生在俄国》,第119-137页。

86 本书作者对特鲁斯的采访。

87 费德罗尔夫:《在阿丽身边》,第234页。

88 哈根-托恩:《回忆录》,第205页。

89 本书作者对安德烈耶娃的采访。

90 本书作者对佩乔拉的采访。

91 拉林娜:《我无法忘记这一切》,第159页。

92 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第二卷,第330页。

93 佳科夫:《幸存者的故事》,见《十月》杂志,一九六四年七月第七期,第60-67页。

94 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第二卷,第351-352页。

95 申塔林斯基:《克格勃的文字档案》,第163-165页。

96 本书作者对安德烈耶娃的采访。

97 哈根-托恩:《回忆录》,第208页。

98 库西宁:《命运的轮回》,第202页。

99 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第二卷,第65-66页。

100 乌里扬诺夫斯卡雅姐妹:《一家人的故事》,第300页。

101 本书作者对阿尔金斯卡雅的采访。

102 哈根-托恩:《回忆录》,第208页。



第十五章 妇女和儿童


……担任我们营房勤务员的囚犯对我喊道:“快去看你的枕头下面是什么!”我的心里一惊:也许我终于得到了配给的面包!我跑到床前掀开枕头,枕头下面躺着家里寄来的三封信,整整三封信啊!我已经六个月没有收到任何东西了。

读着它们,我的第一反应是严重的失望。然后是—恐惧。

我这是怎么了,难道现在对我来说,一块面包甚至比父母孩子的来信更重要。……我把面包和悲伤统统抛到了脑后。


——奥尔嘉·阿达莫娃—斯利奥斯贝格,《我的人生历程》1


他们完成同样的劳动定额,他们喝着同样清寡如水的菜汤。他们住在同一种营房里,坐着同样的运牛货车被押来解去。他们的衣服几乎一模一样,他们的鞋子同样穿着不合脚。他们在审讯中受到的对待没什么两样。然而—男人和女人的劳改营经历却截然不同。

许多女性幸存者肯定认识到,身为女性在劳改营体系中有一些优势。女人更会照顾自己,更善于缝补衣衫和保持头发清洁。她们似乎能够依靠少量食物生存,而且不那么容易死于糙皮病和饥饿所引起的其他疾病。2她们结成了深厚的友谊,以男囚犯不曾采取的方式互相帮助。玛格丽特·布伯—诺伊曼记述说,在布特尔卡监狱,一名与她一起被捕的女犯缝补着一条已经破烂不堪的夏天穿的连衣裙。牢房里的难友决定为她做一件新连衣裙:

她们凑份子买来半打质地为本色俄罗斯亚麻布的毛巾坯布。但是,没有剪刀怎么裁剪衣料呢?大家灵机一动解决了这个问题。用熄灭的火柴头划好衣服的“式样”,然后把布料按划好的线折起来,用点着的火柴沿着褶痕来回烤个一两秒钟。接着再把布料展开,划线的地方烤焦之后裂开了。从别的衣服上小心地抽出缝衣用的棉线来……

为一个体态丰满的拉脱维亚女人缝制的这条毛巾布连衣裙经过了一只又一只手,人们在领口、袖子和裙摆的四周绣上美丽的图案。连衣裙终于做好后,它被悄悄地小心叠好。那位幸运的拥有者躺在上面睡了一夜。但是,信不信由你,第二天早晨把它拿出来时,大家确实非常高兴;即使摆在时装店的橱窗里,它也不会显得寒碜。3

不过,在许多前劳改营男性囚犯中流行的却是一种相反的观点:女人在道德方面堕落得比男人更快。由于性别的原因,她们具有特殊的机会,分配到比较好的工种,从事比较轻松的劳动,并且因此在劳改营里获得比较高的地位。结果,她们渐渐迷失了方向,对自己在劳改营严酷现实中的处境失去了清醒的认识。例如,古斯塔夫·赫林提到过一个因从事“间谍活动”而被捕的“莫斯科黑发歌剧演员”。因为她是重刑犯,所以到达卡尔戈波尔劳改营之后马上就被派到森林里面去干活儿:

对她来说不幸的是,负责她那个劳动队的矮个子刑事惯犯万尼亚对她垂涎欲滴,因此安排她用一把几乎拿不动的大斧清除被伐倒的杉树的树皮。晚上,她拖在那些健壮的伐木工后面几码远回到囚犯区,几乎已经没有一点力气的她慢慢走进食堂去打她的“第一份饭”[最低定量的汤]……她显然发了高烧,可是卫生员是万尼亚的一个朋友,因此不会让她休病假而不去干活儿……

终于,她屈服了,先是向万尼亚,最后是向“某位劳改营的负责人”,后者“拽着她的头发把她从垃圾堆里拖出来,安排到劳改营会计室的一张办公桌后面”。4

如同赫林另外所述,还有命运更悲惨的。例如,他描写过一个年轻的波兰姑娘,某个“非正式的刑事惯犯评审团”给她打了很高的分。最初,她出去干活儿时高傲地昂着头,对于任何大胆接近她的男人怒目而视,拒其于千里之外。晚上收工返回时她显得稍微谦和了些,但是仍然保持着适当的尊严,可望而不可及。她直接走过看守室去食堂打她的那份汤,然后整个晚上再也不会离开女犯的营房。因此,她似乎不会很快成为营区夜间猎艳的受害者。

然而,最初的这些努力都是徒劳的。在其管理员的严格监督—他不许她从干活儿的食品仓库偷拿一根胡萝卜或者一个腐烂的土豆—之下,几个星期以后,姑娘屈服了。一天晚上,这个男人走进赫林的营房,“一言不发地把一条撕破的女式内裤扔到我的床铺上”。这是她转变的开始:

从那以后,姑娘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她不再像以前那样急着去食堂打她的汤,而是收工之后像一只发情的野猫似的在营区四处闲逛到深夜。无论谁想都可以占有她,在床上,在床下,在技术专家隔开的单间,或者是在服装仓库。每当遇到我的时候,她都把头转向一边,绷紧的嘴唇剧烈颤抖。一次,我走进中心的土豆仓库,偶然看到她与第五十六营站的劳动队长、驼背的混血儿列夫科维奇在一堆土豆上面;她突然抽搐着痛哭起来,当晚回到营区时,她用两只小手遮掩着脸上的泪痕……5

这是赫林多次讲述的一个故事的版本—必须承认,它听起来总是与从女人角度讲述的故事多少有些不同,例如,塔玛拉·鲁日涅维茨讲述了另外一个故事。她的“浪漫故事”从一封信开始,那是一封“标准的情书,一封纯粹的劳改营通信”。信是萨沙写来的,鞋匠轻松的劳动使这个年轻人成为劳改营贵族阶层的一员。这是一封直截了当的短信:“让我们相爱吧,我将因此帮助你。”信送出几天之后,萨沙把鲁日涅维茨拉到一边,想要知道她的答复。“你愿不愿意与我一起生活?”他问道。她说不。他用一根铁棍毒打了她,然后把她送到医院(他的鞋匠身份使他在那里具有某种影响力),要求医护人员好好治疗照顾她。她留在医院,经过几天治疗,伤势逐渐好转。到出院时,她有充足的时间考虑这个问题,于是,她投入了萨沙的怀抱。不然的话,他会再次毒打她。

“就这样开始了我的家庭生活,”鲁日涅维茨写道。好处立即显露出来:“我比以前健康了,穿着漂亮的鞋子散步,不再穿那种鬼知道是什么东西的破衣烂衫:我有了新上衣,新裤子……我甚至有了一顶新帽子。”几十年后,鲁日涅维茨把萨沙称为“我的第一次真爱”。不幸的是,没过多久萨沙被送往另一个劳改营,此后她就再也没有见过他。更加不幸的是,负责将萨沙转营的那个男人也想占有她。因为“没有办法”,她开始与他同居。不过,她没有提到对他有过什么爱意,她只是回忆说,这样做也有好处:她作了一次无人看守的旅行,还得到了一匹属于她的马。6可以说,像赫林所描述的一样,鲁日涅维茨的经历是一个堕落的故事。另一方面也可以说,它是一个生存的故事。

从劳改营管理部门的角度来看,这种事情不会发生。按照规定,劳改营的男女囚犯根本不应该住在一起,因此有囚犯说曾经多少年没有看见过异性。劳改营的负责人也不太想要女囚犯。由于身体较弱,她们容易成为妨碍劳改营完成生产任务的拖累,因此,一些劳改营的管理者总是试图将她们转走。一九四一年二月,古拉格的管理部门甚至曾给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全体领导人和劳改营的所有负责人发过一份公函,坚决要求他们接受押送去的女囚犯,并且列出了所有可以利用女犯从事的劳动。这封公函提到了轻工业和纺织厂、木工和金属加工、某些类型的林业生产以及装卸货物等等。7

也许因为劳改营负责人的反对,实际送到劳改营的女犯数量(像一九三七至一九三八年大清洗期间被处死的女犯数量一样)始终保持着相对较低的水平。例如,根据官方的统计资料,一九四二年,只有大约百分之十三的古拉格囚犯是女性。一九四五年,这一比例上升到百分之三十,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大量男性囚犯被征召入伍送往前线,而且因为出现了一些禁止工人离开工厂的法律—这些法律导致许多年轻女子被捕。8一九四八年,女犯的比例是百分之二十二,一九五一和一九五二年,继续下降到百分之十七。9然而,当女犯更有可能被安排在管理不严的“移民定居点”服刑时,这些数字甚至不能反映真实情况。在北方边远地区那些大型的工业劳改营里,她们的人数甚至更加稀少,她们的存在甚至更加罕见。

不过,女犯的比例不高意味着,像食品、衣服和其他财物一样,女人几乎一直短缺。因此,尽管她们对于劳改营生产统计数字的编制者没有多大价值,但是,对于劳改营的男性囚犯、看守和自由工人来说,她们具有另一种价值。在那些男女囚犯或多或少公开交往的劳改营,或是在那些实际上允许某些男人进入的女子劳改营,经常有人勾引她们,向她们提出下流的要求,最常见的则是提出以食物和轻松劳动进行性交易。也许,这不是一种古拉格独有的生活特色。例如,大赦国际一九九九年发布的一份关于美国女囚犯的报告披露了许多男看守和男囚犯强奸女囚犯的案件,男囚犯为接近女囚犯而贿赂看守的案件,女囚犯被男看守扒光衣服检查搜身的案件。10不过,苏联劳改营系统奇特的等级制度导致女囚犯所受的折磨和羞辱达到了甚至在监狱系统也不多见的程度。

从一开始,女犯的命运就严重依赖于她在各种劳改营群体中的身份和地位。在职业罪犯的圈子里,女人受到一整套复杂规矩和仪式的约束,而且几乎得不到尊重。据瓦尔拉姆·沙拉莫夫说,“第三代或第四代刑事犯从童年开始就学会了轻视女人……低人一等的女人生出来只是为了满足刑事犯的肉体需要,当她们的罪犯伙伴决定‘纵情取乐’时,她们只是被其野蛮嘲弄和当众殴打的对象。”卖身的女犯实际上“属于”男性职业罪犯头目,而且可以交换或转让,如果这个头目转往别的劳改营或者被人杀死,甚至可以由某个兄弟或者朋友来继承。当一次交换发生时,“有关各方通常并不动手打架,而卖身的女犯则顺从地与新的主人上床。在职业罪犯的圈子里,不存在三角性关系,没有任何两个男人共同占有一个女人。一个女贼与一个非刑事犯一起生活也不可能”。11

女人也不是唯一的目标。在职业罪犯当中,同性间的性关系似乎由同样严酷的规矩所控制。一些职业罪犯头子在其随从中有他们年轻的同性恋伴侣,与他们的劳改营“妻子”同时存在甚或取而代之。托马斯·斯戈维奥提到过一个劳动队长,他有一位男性“妻子”—那是一个以性关系交换额外食物的小伙子。12但是,由于回忆录的作者极少涉及这一内容,因此很难描述控制着劳改营里男同性恋的那些规矩。这也许是因为同性恋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属于俄罗斯文化禁忌的话题,所以人们宁愿不提它。同样,在劳改营里,男同性恋好像主要局限于职业罪犯的生活圈子—而职业罪犯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回忆录。

不过我们也知道,到了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苏联的职业罪犯已经为同性恋行为定下了极其复杂的规矩。男同性恋的“被动一方”受到监狱其余社交圈子的排斥,他们在单独分开的桌子上吃饭,而且不与别的男人说话。13尽管难得见到对此的描述,但是早在三十年代后期,差不多相同的规矩已经在一些地方出现了。在一个关押少年犯的牢房里,当时十五岁的彼得·亚基尔亲眼目睹了类似的情景。起初,其他男孩所讲述的他们自己的性经验让他感到非常震惊,因此他认为听到的事情经过了他们的添枝加叶:

但是我错了。一个孩子一直留着分到的面包,到了晚上,他问一整天没有吃东西的马什卡,“你想吃一口吗 ?”

“想吃,”马什卡答道。

“那就脱下裤子吧。”

这发生在一个角落,躲进这个角落,从窥视孔不容易看见,但是却在牢房里面所有人的众目睽睽之下。没有人吃惊意外,我也装作见怪不怪。我在那间牢房里时,多次出现这种情况;充当被动一方的同样都是男孩。他们受到贱民般的对待,不许他们用公用杯子喝水,他们是大家羞辱的对象。14

令人不解的是,女同性恋在劳改营里更公开,或者说,至少更常见于描述。在女职业罪犯当中,同性恋也被严重仪式化。俄语使用中性代词“оно”[61]称呼女同性恋者,她们也把自己分为更有女人味的“妻子”和更具男子气的“丈夫”。根据人们的描述,前者有时是“名副其实的奴隶”,打扫卫生并且照顾她们的“丈夫”。后者具有男性化的别名,而且几乎全都抽烟。15她们公开谈论女同性恋,甚至用歌声描述它:

斯大林啊,谢谢你

你使我成为男爵夫人

我既是奶牛也是公牛

既是女人也是男人。15

她们还通过衣着举止表明自己的身份。一名波兰女犯后来写道:

大家都能认出这种女同性恋情侣,她们也不打算隐瞒自己的性取向。扮演男性角色的一方通常身穿男式服装,留着短发,而且把手插在口袋里。当一阵突发的激情袭来时,这样一对情侣就会从座位上跳起来,离开她们的缝纫机,急急忙忙跑向对方,然后便在疯狂的亲吻中倒在地上。17

瓦列里·弗里德提到过几个女职业罪犯,她们穿戴像男的一样,冒充自己是两性人。其中一个“留短发,穿军裤,模样标致”;另一个看上去仿佛真的有一个畸形的生殖器。18另一名囚犯描写了女同性恋的“强奸”过程:她目睹了一对女同性恋情侣向一个“腼腆、文静的姑娘”求欢,她们在床铺下面夺去了这个姑娘的童贞。19在知识分子的圈子里,女同性恋似乎不大受待见。一名前政治犯回忆说,那是“最让人恶心的一种行为”。20不过,尽管在政治犯的群体里更加隐蔽,女同性恋确实也存在于她们当中,这种关系往往发生在丈夫孩子自由生活的那些女人之间。苏珊娜·佩乔拉对我说,在大型政治犯劳改营矿藏劳改营里,女同性恋关系“帮助一些人活了下来”。21

无论是自愿还是被迫,无论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劳改营里的大多数性关系分担了普遍残酷的环境所造成的部分压力。它们不可避免地以一种令许多囚犯感到震惊的无所顾忌的心态进行。一名前劳改营囚犯告诉我,情侣们会“在带刺铁丝网下面爬来爬去,在便池旁边和地上做爱”。22“用破布把相邻女犯隔开的多功能床铺是一种典型的劳改营场景,”索尔仁尼琴写道。23伊萨克·菲尔什京斯基曾在一天半夜被惊醒,醒来之后发现一个女人躺在他旁边的床上。她偷偷翻墙过来与劳改营的炊事员做爱:“除我之外那天晚上没人睡觉,大家都在全神贯注地听他们做爱。”24哈娃·沃洛维奇写道,“一个自由人须三思而行的事情发生在这里就像发生在野猫之间一样简单。”25另一名囚犯回忆说,那种爱—尤其是职业罪犯之间的爱—是“动物之爱”。26

性行为如此公开实际上使它受到某种程度的漠视:对于一些人来说,强奸和卖身变成一种例行公事。爱德华·布恰曾在某锯木厂一个女犯劳动队的旁边干活儿。一批职业罪犯过来了。他们“抓住他们想要的女人按倒在雪地里或者把她们靠在一堆原木上。女人似乎已经习惯于此,所以没有试图反抗。她们有自己的劳动队长,但是她对这样的中断并无异议,实际上,她们几乎觉得这只不过是另一部分劳动任务而已”。27列夫·拉兹贡也讲过一个非常年轻的金发姑娘的故事,他在一个劳改营医院扫院子时偶然遇到这个姑娘。当时他是一名自由工人,来医院看望一位认识的医生,尽管不饿,仍然得到一份丰盛的午餐。他把午餐给了那个姑娘,她“安静地吃完了午餐,人们可以说,她有良好的家庭教养”。实际上,她使拉兹贡想起了自己的女儿:

姑娘吃完了饭并把盘子整齐地摞在木托盘里。接着她撩起外衣,脱掉裤子拿在手里,向我转过她那张没有笑容的脸。

“躺下还是怎样 ?”她问。

她开始没有弄明白,然后被我的反应吓坏了,她自我辩解地说,“不这样做的话没人给我饭吃……”说话的时候仍然没有一点笑容,28

在一些劳改营,还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某些女犯营房差不多成了公开的妓院。索尔仁尼琴描写过一个这样的营房,它肮脏透顶,破败不堪,屋子里有一股难闻的气味,床铺上没有枕头被褥。有一条不许男人入内的官方禁令,但是人们无视这条禁令,也没有人强制执行。不仅男人进去,少年罪犯也进去,十二三岁的男孩子成群结队地去里面学习……所有事情自然而然地发生,赤身裸体,众目睽睽,在几张床上同时进行。对于那里的女人来说,明显衰老和实在丑陋是仅有的防身手段—别的什么也不管用。29

然而,与这些关于野蛮下流性行为的故事正好相反,许多回忆录讲述了同样似乎不大可能的劳改营的爱情故事,其中一些仅仅出于女人自我保护的愿望。根据劳改营生活特有的规矩,对于那些选定了“劳改营丈夫”的女人,其他男人通常不去招惹她们,赫林把这称为“劳改营的特别初夜权”制度。30这种情况不一定是门当户对的“婚姻”:正派的女人有时会与职业罪犯一起生活。31同时,正如鲁日涅维茨所叙述的那样,它们也不一定是自由的选择。但是,说这样的婚姻是卖身同样不会完全正确。更确切地说,瓦列里·弗里德写道,它们是“有意策划的婚姻”(бракипорасчету)—“有时也是为了爱情的婚姻”。即使它们纯粹由于实用的原因而开始,囚犯也会认真对待这种关系。“一名囚犯总是将其多少算是固定的情侣称为‘我的妻子’,”弗里德写道,“而她则会将他称为‘我的丈夫’。这可不是开玩笑:劳改营的婚姻关系使我们的生活具有了人性。”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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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渴望爱情》:窥望围栏另一边的女囚犯区的男囚犯—尤拉-伊马尔·索斯捷尔作,卡拉干达,1950


同时,尽管听起来可能让人感到奇怪,但是,只要不是体力过于衰竭或者身体过于虚弱,囚犯们其实期待爱情。阿纳托利·日古林曾经设法与一名德国女政治犯—“快乐、善良、长着灰色眼睛和金色头发的玛尔塔”—建立过一段恋爱关系,他的回忆录中包括了对这一段恋爱关系的描写。他后来听说她生了一个孩子,她给这个孩子取名阿纳托利。(那是一九五一年秋天,接着,因斯大林死亡对外国囚犯实行了一次特赦,他设想,“如果不被厄运缠身,玛尔塔和孩子就回国了。”33)劳改营医生艾萨克·沃格尔范格尔的回忆录有时读起来像一部浪漫小说,小说主人公冒着与某位劳改营负责人妻子私通的危险享受着真正的爱情所带来的乐趣,他必须在两者之间小心行事。34

失去一切的人们极度渴望情意缠绵的男女交往,以致一些人深深地陷入了鸿雁传情的柏拉图式恋爱关系。尤其是在四十年代后期,这种情况经常出现在男女囚犯严格分开的囚禁政治犯的特种劳改营里。在这一类型的矿藏劳改营,男女囚犯通过他们在劳改营医院干活儿的难友相互传递纸条,在医院干活儿的囚犯男女都有。囚犯还在女犯劳动队干活儿的铁路施工区建立了一个秘密“邮箱”。每隔几天,某个修铁路的女性囚犯就会谎称遗落了一件外衣或其他物品,去邮箱那里拿走来信并把回信留下。某个男性囚犯稍后将把回信拿走。35还有别的办法:“在特定的时间,某个营区挑选出来的一名囚犯就会把信从男囚犯区扔到女囚犯区或者从女囚犯区扔到男囚犯区。这叫‘邮递服务’。”36

列昂尼德·西特科回忆说,这种信用微小的字体写在小纸片上。所有人用的都是假名字:他是“哈姆雷特”,他的女友是“玛尔珊卡”。他们经别的女犯“介绍认识”,介绍人告诉他,因为被捕以后小宝宝被人从身边夺走,她极度消沉。他开始给她写信,接着,他们甚至设法在一个废弃的矿井见了一面。37

还有人想出更为离奇的方法寻求某种亲密的关系。肯吉尔特种劳改营囚禁的几乎全部都是与其家人、朋友以及留在家里的妻子和丈夫失去了一切联系的政治犯,在那里,有些囚犯与从未谋面的另一些囚犯建立起复杂的男女关系。38有些人竟然与从没有见过的另一个人隔着分开男女劳改营的高墙结了婚。女方站在高墙一边,男方站在另一边,两人宣誓许愿,并由一名囚犯神父将结婚仪式用一张纸记录下来。

即使是在劳改营当局加高围墙、安装带刺铁丝网并且禁止囚犯走近之后,这种爱情继续存在。在描述这些盲婚哑嫁的婚姻时,就连索尔仁尼琴也暂时停止了他对其他几乎所有劳改营男女关系所进行的冷嘲热讽:“在这种隔着一道高墙举行的两个陌生人的婚礼上……我听到了天使的合唱。它像天体无私、纯粹的默祷。对于这个精于自私的算计、流行扭腰摆臀的爵士乐的时代,它太高尚了……”39

如果说爱情、性交、强奸和卖身是劳改营生活的一部分的话,那么,随之而来的怀孕和分娩也不例外。与矿山和建筑工地、林业劳动队和禁闭室、营房和运牛火车一起,产科医院和母亲劳改营也在古拉格出现了—同时出现的还有为婴幼儿开办的托儿所。

设法进入这些机构的孩子并非全都出生于劳改营。有些孩子是和母亲一道“被捕”的。关于这种做法的规定一直含含糊糊。一九三七年下达的要求逮捕“人民的敌人”的妻子儿女的行动命令明确禁止逮捕孕妇和给婴儿哺乳的妇女。40另一方面,一九四〇年下达的一道命令规定,孩子可以与母亲一起待一年半,“直到他们断奶为止”,到时候必须把他们送进孤儿院或是交给亲戚。41

实际上,孕妇和哺乳的妇女经常遭到逮捕。在对一队刚送到的犯人进行例行检查时,劳改营的医生发现一名女犯出现了宫缩。她在怀孕七个月时被逮捕。42另一名女犯娜塔莉娅·扎波罗热茨在被押解上路时已经怀孕八个月:经过火车和卡车车厢的一路颠簸,她产下了一个死婴。43艺术家兼回忆录作者叶夫罗西妮娅·克尔斯诺夫斯卡雅帮助接生过一个婴儿,这个婴儿竟然是在押运火车上出生的。44

幼小的孩子也与他们的父母一起“被捕”。二十年代被捕的一名女犯给捷尔任斯基写了一封语言尖刻的谴责信,感谢他“逮捕”了她三岁大的儿子:她说,监狱更适合作为孩子的家,她把监狱称为“制造天使的工厂”。45在两次大规模流放的浪潮中,实际上有数十万儿童与他们的父母一起被逮捕,第一次是三十年代初期对富农的流放,第二次是二战期间以及战后对“敌对”民族和侨民的流放。

对于这些儿童来说,新的遭遇所带来的冲击将会终生伴随着他们。一名波兰囚犯回忆说,她所在牢房的一个女人带着一个三岁的儿子:“孩子很乖,但是孱弱而沉默。我们尽量用故事和童话逗他高兴,而他却不时地打断我们说,‘我们是在坐监狱,不是吗 ?’”46

许多年以后,一个流放富农的儿子回忆了在运牛火车上所经受的磨难:“人变成了牲口……我一点也不知道我们走了多少天。在我们那个车厢里,有七个人饿死了。我们到了托木斯克,他们让我们几家人下车。他们还卸下了几具尸体,有小孩的,也有年轻人和老人的。”47

尽管吃苦受罪,仍有女犯在劳改营服刑期间故意—甚至是玩世不恭地—使自己怀孕。她们通常是女职业罪犯,或者是罪行轻微的犯人。这些人希望通过怀孕可以不去干重活儿,同时吃到稍微好一点的伙食,而且可能受益于对有小孩的女犯定期实行的特赦。这种特赦—例如,一九四五年实行过一次,另一次在一九四八年—一般不适用于犯了反革命罪的女囚犯。48“通过怀孕你可以活得容易些,”作为对女囚犯为什么愿意与看守上床的一种解释,柳德米拉·哈恰特良这样对我说。49

另一名女囚犯回忆说,听到一则关于有婴儿的女囚犯—在监狱俚语中叫奶妈—将被全部释放的传闻以后,她想方设法怀了孕。50获准与丈夫会见之后怀了孕的娜杰日达·约费写道,与她一起住在马加丹的“奶妈营房”的那些犯人简直“没有一点母性”,只要可能,她们就丢下自己的婴儿不管。51

不是所有发现自己在劳改营里怀了孕的女囚犯都想把孩子生下来,这可能并不让人感到意外。对于是否应该允许女犯堕胎,古拉格当局似乎一直举棋不定,有时允许,有时却给试图堕胎的女犯加刑。52因为有关的记载极为罕见,所以一点也不清楚他们通常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在多次采访和许多回忆录中,我只听到或看到过两次对这种事情的描述。在一次采访中,安娜·安德烈耶娃跟我讲过一名女囚犯,她“把几根钉子塞进自己的体内,接着在缝纫机前坐下来干活儿。最后她开始大出血”。53另一名女囚犯描述了劳改营的一个医生试图为她终止妊娠的情形:

想像一下那种场面吧。那是在晚上,天已经黑了……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正在设法帮我流产,用他的手,涂上碘酒,没有器械。可是他太紧张了,所以一直没有成功。我痛得喘不过气来,但是为了不让别人听见,我忍住疼痛一声不吭。“停下来吧!”我终于忍不住疼痛喊了起来,整个过程因此中断了两天。最终,所有东西都出来了—胎儿,同时带着许多血。这就是我永远做不成母亲的原因。54

不过,想要孩子的女囚犯也大有人在,但是她们的命运同样悲惨。人们多次提到那些在劳改营里生孩子的女人的自私和唯利是图,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哈娃·沃洛维奇的故事。沃洛维奇是一九三七年被捕的政治犯,她在劳改营里非常孤独,因此考虑生一个孩子。尽管哈娃并不特别爱孩子的父亲,叶列昂诺拉还是于一九四二年出生在一个没有母亲专用设施的劳改营里:

那里有三个母亲,在营房里给了我们一个自己的小房间。臭虫像沙子一样从屋顶和墙上往下掉;我们整夜都要从孩子们身上把它们掐死弄掉。白天我们必须出去干活儿,把婴儿留给我们能够确定不去干活儿的老年女犯照看;她们总是偷吃我们留给孩子的食物,一点也不感到害臊。

然而,沃洛维奇写道:

整整一年时间,每天晚上我都坐在孩子的小床旁边,把臭虫一个个掐死并且默默地祈祷。我祈求上帝,哪怕把我的苦难延长一百年,也不要让我与我的女儿分开。我祈祷将会与她一起获释,即使因此成为乞丐或者残废。我祈祷我能把她抚养成人,即使为此我不得不向人卑躬屈膝乞求施舍。但是上帝没有回应我的祈祷。当我的宝宝刚刚开始学步时,当我刚刚听到她所说的第一句话—那一句美妙温馨的“妈妈”—时,不顾冬天的严寒,他们把衣衫褴褛的我们塞进一辆货车转送到了“母亲劳改营”。在那里,我的长着满头金色卷发的矮胖小天使很快变成一个苍白的幽灵,眼睛下面有乌青的阴影,嘴唇全部都烂了。

沃洛维奇最初被安排在一个林业劳动队,后来又被派到一个锯木厂干活儿。晚上,她带回去一小捆木柴送给托儿所的保育员。作为交换,她被允许在正常探视时间之外去看女儿。

我见过保育员早晨叫孩子们起床。她们总是连拉带拽硬把孩子从冷冰冰的床上弄起来……对孩子们又打又骂。她们脱掉孩子们的睡衣,用冰冷的水给他们洗漱。孩子们甚至不敢哭喊。他们像老人一样轻轻地抽着鼻子,发出轻微的叫声。

这种让人难受的声音天天都从小床上发出。已经大得可以坐起来或者爬行的孩子总是仰面躺着,他们的膝盖顶着肚子,发出这种奇怪的声音,像压低的鸽子的咕咕叫声。

一名保育员规定照管十七个孩子,这意味着她几乎没有足够的时间为所有孩子更换尿布并喂饭,更不用说给他们以适当的照料了:

保育员从食堂打来一碗冒着热气的粥,把粥分到一个一个盘子里。她抓住离得最近的一个婴儿,把它的胳膊扳在背后,用一条毛巾拴起来,然后开始一匙一匙地把热粥灌进它的喉咙里,也不给它时间下咽,完全像是在喂一只火鸡。

慢慢地,叶列昂诺拉开始枯萎消瘦。

几次探视时我发现她细皮嫩肉的身体上有几处青肿。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她用皮包骨头的小手搂住我的脖子呜咽的情形,“妈妈,想家!”她忘不了那间爬满臭虫的简陋小屋,在那里,她第一次见到阳光,在那里,她总是和妈妈在一起……

十五个月大的小叶列昂诺拉很快意识到,她对“家”的向往不可能变成现实。我去探视她的时候,她不再伸出手来让我抱,总是默默地转过脸去。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天,当我把她抱起来(她们允许我给她喂奶)时,她的脸扭向一边睁大眼睛凝视着远处,接着开始用她无力的小手拍打我的脸,对我的乳房又抓又咬,最后向下指着她的小床。

那天晚上,当我带着我那一捆木柴回来时,她的小床上没人了。我发现她光着身子与成年囚犯的尸体一起躺在停尸房里。她在这个世界上活了一年零四个月,死于一九四四年三月三日……这就是关于我的故事,我犯下了最最严重的罪行,因为我生了我唯一的孩子。55

在古拉格的档案里,保存着沃洛维奇所描述的那种典型的劳改营托儿所的照片。一本这样的相册以下述介绍开始:

斯大林的祖国阳光普照。这个国家因为它的领导者而充满了爱,因此,我们优秀的少年儿童就像整个年轻的祖国一样幸福。在这里温暖的大床上,睡着我国的新一代公民。吃饱了的他们睡得香甜,肯定正在快乐的梦乡里遨游……

相册里的照片证明了介绍文字的虚假。在一张照片上,一排戴着白口罩—劳改营卫生习惯的证据—喂奶的母亲抱着她们的婴儿目光严肃、面无笑容的坐在一条长凳上。在另一张照片上,孩子们正要出去傍晚散步。他们站成一排,看上去并不比他们的母亲更自然。在许多照片上,大概是为了防虱子,孩子们都剃成了光头,这产生了使他们看上去像是小囚犯的效果,实际上人们也是这么认为的。56“托儿所也是劳改营的组成部分,”叶夫根妮娅·金斯堡写道,“它有自己的看守室、自己的大门、自己的营房和自己的带刺铁丝网。”57

在某种程度上,莫斯科的古拉格当局肯定知道对于住在劳改营的孩子们来说那里的生活多么可怕。至少我们了解到,劳改营检查人员曾经传递过这方面的信息:一九四九年的一份关于劳改营女囚犯状况的报告不满地指出,在古拉格系统的五十二万三千名女囚犯中,有九千三百人怀孕,同时还有两万三千七百九十人随身带着幼小的孩子。“考虑到对孩子们健康和教育的消极影响,”报告建议提前释放孩子们的母亲,同时提前释放家里有孩子的女囚犯,总共—如果把重罪惯犯和反革命政治犯排除在外—大约七万人。58

这种特赦时有实行。但是,仍然留在劳改营里的那些孩子的生活几乎没有任何改善。相反,由于他们对劳改营的生产效率没有贡献,因此,在大多数劳改营负责人的优先事宜清单里,他们的健康和幸福排在很低的位置上,结果,他们始终住在最简陋、最寒冷、最破旧的房子里。一名检查人员确认,某劳改营托儿所的室温从来没有超过十一摄氏度;另一名检查人员发现,一个托儿所的油漆脱落而且根本没有电灯,甚至没有煤油灯。59西伯利亚劳改营一九三三年提交的一份报告说,劳改营缺少八百双童鞋、七百件儿童大衣和九百套餐具。60在托儿所工作的那些人也不一定都称职。恰恰相反,在托儿所干活儿的是所谓的“模范犯人”,通常是一些职业罪犯。约费写道,“她们总是一连几个小时与她们的‘丈夫’站在楼梯下面或者干脆离开,于是,无人喂食和照管的孩子就会生病,然后慢慢死去。”61

即使母亲们愿意,通常也不允许她们对孩子无人照管的状况有所补救—她们的怀孕已经使劳改营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她们被迫尽量提前恢复劳动,只不过勉强同意在劳动的过程中给她们一点喂奶的时间。一般情况下,每干四个小时只给她们十五分钟去喂孩子,而且仍然穿着肮脏的工作服,接着回来继续干活儿,这意味着孩子们总是挨饿。有时甚至不许她们去喂奶。一名劳改营检查人员举例说,由于劳动的原因,一名女囚犯给孩子喂奶时迟到了几分钟,结果竟然不让她靠近孩子。62在一次采访中,一名前劳改营托儿所的管理员—不屑一提地—告诉我,在允许的喂奶时间—据她说是半个小时—里没有吃饱的孩子由保育员用奶瓶接着喂。

这个女人还证实了囚犯们所描述的另外一种残忍行为:一旦断奶,往往禁止女囚犯与她们的孩子继续保持任何联系。她说,在她那个劳改营,她亲自以有罪的母亲可能伤害孩子为由禁止所有母亲再来与自己的孩子一起散步。她声称,曾经看到一个母亲囚犯为了毒害自己的孩子给他吃搀了烟末的糖。她说,另一名囚犯故意在雪地上把孩子的鞋脱掉。“我对劳改营的儿童死亡率负责。”她向我解释为什么要采取措施不让母亲接近孩子,“对于他们的母亲来说,这些孩子是多余的,因此,她们想把孩子弄死。”63可能是同样的逻辑导致别的劳改营负责人禁止母亲囚犯看望她们的孩子。不过同样可能的是,这一类规定是劳改营当局下意识残忍的又一产物:安排母亲囚犯看望孩子非常麻烦,于是,这种行为受到禁止。

在孩子这么小的时候就使他们与父母骨肉分离,其后果可想而知。婴幼儿流行病大量出现。婴幼儿死亡率非常高—如同检查人员的报告同样有所记载的那样,婴幼儿的死亡率实在太高,以致经常被有关方面蓄意隐瞒。64而且,在劳改营的托儿所里,即使是幸存下来的孩子,几乎也不会拥有一个正常生活的童年。一些孩子可能相当幸运地得到了比较和善的囚犯女保育员的照料。一些孩子的情况可能相反。金斯堡本人就在一个劳改营托儿所里干过活儿,来到托儿所时她发现,即使是年龄较大的孩子也还不会说话:

只有几个四岁的孩子可以说一些互不连贯的单词。口齿不清的叫嚷、模仿和哼哼是交流的主要手段。“怎么可能指望他们说话?有谁教给他们了吗 ?”阿妮娅无动于衷地抱怨说。“在小班时,他们整天只是躺在床上。即使他们大声喊叫,也没有人让他们起来。那不允许,除非更换湿了的尿布—当然,是在有干的尿布可换时。”

当金斯堡试图教育她新照管的孩子时,她发现,只有一两个与他们的母亲保持着某种联系的孩子能够学会一些东西。不过,即使是这些孩子的经验也很有限:

“看,”我让阿纳斯塔斯看我画的一座小房子,“这是什么 ?”

“营房,”小男孩回答得相当明确。

我用铅笔在房子旁边画了一只猫。但是没有孩子认得它,就连阿纳斯塔斯也不认得。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种不常出现的动物。接着,我在房子周围画了一圈农村传统的篱笆。

“这又是什么 ?”

“囚犯区!”薇拉高兴地喊道。65

通常,孩子们在两岁时就会从劳改营的托儿所转到正规的孤儿院。有些母亲愿意接受这种做法,把它当做孩子逃出劳改营的一个机会。另外一些母亲则表示反对,她们知道自己可能会被有意无意地转到其他劳改营,从而离开她们的孩子,孩子的姓名以后也有可能会被更改或遗忘,致使无法确定亲缘关系甚至完全失去联系。66这种事情有时发生在普通儿童收容所里的一些孩子身上。瓦莲京娜·尤尔加诺娅是伏尔加地区一个日耳曼富农的女儿,她被送进一个儿童收容所,那里收容的一些孩子年龄太小,以致记不住自己的名字,结果,院方也被弄得不知道他们姓甚名谁了。尤尔加诺娅告诉我,一个孩子被重新取名为“卡什塔诺娃”(“栗子”),因为在孤儿院后面的公园里种着许多栗子树。

多年以后,另外一个这样的孩子令人心碎地描写了她长期查寻父母的真实姓名却未能如愿的个人经历:以其护照上的姓氏,在她那个地区没有任何婴儿出生的记录,而她当时年龄太小,因此不知道父母的真实姓名。不过,她记得过去生活的一些片断:“妈妈坐在缝纫机前。我向她要针和线……我自己在院子里……后来屋里暗了下来,右边的床上空无一人,有什么事情发生了。不知怎么地我成了孤零零的一个人。我害怕得要命。”67

怪不得当她们的孩子被带走时,有些母亲“哭天喊地,有些甚至急得发疯而被锁在仓库里,直到她们平静下来”。孩子们一旦离去,重新团聚的机会微乎其微。68

对于在劳改营里出生的孩子来说,出去之后的生活并不一定变得更好了。他们只不过是加入了另一类儿童受害者—父母被捕之后直接被人送进儿童收容所的那些来自各个阶层的儿童—的大军。公办孤儿院一般都是人满为患,肮脏不堪,人员配备严重不足,而且经常会出人命。一名前劳改营囚犯回忆了她所在的劳改营把一批囚犯的孩子送进城市孤儿院时囚犯们的激动心情和所寄予的厚望—以及得知十一个孩子全部死于流行病时她们所感到的震惊。69早在集体化运动达到高潮的一九三一年,乌拉尔地区儿童收容所的所长们就纷纷写信给地方当局,为最近收容的成千上万名富农孤儿的照管问题紧急求助:

在一间十二平方米的房子里,住了三十个男孩。三十八个孩子只有七张床,几个“惯犯”睡在上面。两个十八岁的孩子破坏了电气设备,抢劫了商店,还与主任一起喝酒……孩子们睡在肮脏的地上,打牌—牌是用撕开的“领袖”画像做成的,抽烟,折断窗户上的栏杆,爬上墙头试图逃走。70

在另一个收容富农子女的收容所:

孩子们都睡在地上,鞋子也不够穿……有时几天没有水。他们的伙食很不好,午饭只有水和土豆。没有盘子和碗,他们吃饭用勺子。一百四十个人只有一个杯子,小匙也不够;他们轮流使用或者直接下手。没有电灯,整个收容所只有一盏煤油灯,但是没有煤油。71

一九三三年,斯摩棱斯克附近的一个儿童收容所给莫斯科的青少年事务委员会拍发了下面这份电报:“收容所的食物供应已经中断。一百名儿童正在挨饿。行政部门拒绝供给口粮。没有解决办法。望采取紧急措施。”72

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也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内务人民委员部一九三八年的一道命令提到一个儿童收容所,在这个收容所,两名八岁的女孩被一些较大的男孩强奸了,而在另外一个收容所,二百一十二个孩子共用十二把匙子和二十个盘子,因为没有睡衣只好穿着衣服和鞋睡觉。73一九四〇年,娜塔莉娅·萨韦利耶娃—她的父母被逮捕了—被人从她所在的儿童收容所里“劫走”,一个想把她当佣人使唤的家庭收养了她。就这样,她与妹妹分开了,从此再也没有找到妹妹。74

在这样的收容所,被捕的政治犯的子女日子过得尤其艰难,与同在收容所的普通孤儿相比,他们往往受到更恶劣的对待。如同十岁的斯韦特兰娜·科格捷娃所遭遇的那样,他们被要求“忘掉自己的父母,因为他们是人民的敌人”。75负责此类收容所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官员得到指示,要保持高度的警惕,把反革命分子的子女挑选出来,以保证不让他们享受任何种类的特殊待遇。76由于这一规定,父母被捕之后,彼得·亚基尔在一个这样的孤儿院里待了整整三天。在这三天的时间里,他“竟然得到了一个‘叛国者’子女头目的名声”,于是,十四岁的他立即被逮捕。他被转送到一个监狱,最终被送进一个劳改营。77

更多的时候,政治犯的子女受到戏弄和排挤。一名囚犯回忆说,到达孤儿院时,“敌人”的子女要像犯人一样取指纹。教师和保育员因为不想受到同情“敌人”的指责,都不愿意向他们表示太多的关爱。78据尤尔加诺娅说,双亲被捕的孩子因父母的“敌人”身份而受到无情的嘲弄,因此,她刻意荒废了小时候说过的德语。79

在这样的环境中,即使是那些出身于有教养的家庭的子女很快也染上了职业罪犯的恶习。布尔什维克高级领导人列夫·加米涅夫的儿子弗拉基米尔·格列博夫就是一个这样的孩子。格列博夫四岁时他的父亲被逮捕,接着,他被“流放”到西西伯利亚的一个专门设立的孤儿院。那里的孩子约有百分之四十是“敌人”的子女,百分之四十是少年犯,还有百分之二十是因流浪罪而被捕的吉普赛人的孩子。正如格列博夫对作家亚当·霍克希尔德所说的那样,即使对于政治犯的子女来说,那里同样具备早期接触青少年罪犯的便利条件:

我的同伴教给我一些保护自己的方法,在以后的生活中对我帮助很大。我这儿有个伤疤,这儿还有一个……当有人持刀攻击你时,你必须知道如何还击。最重要的是先下手为强,不要等他们攻击你。这就是我们在苏联度过的幸福童年!80

然而,有些孩子长期被他们的孤儿院经历所伤害。一位母亲流放归来与她年幼的女儿团聚。可是,这个八岁的孩子几乎不能与人交流,总是用手抓食物,行为举止像野兽一样,这都是孤儿院让她学会的。81另一位服刑八年之后获释的母亲去孤儿院里接她的孩子,结果发现他们拒绝跟着她走。人们已经教给他们,他们的父母是“人民的敌人”,不值得爱戴和尊重。他们受到特别叮嘱,“如果你们的母亲来接你们的话”,你们要拒绝离开,因此他们永远也不想与父母在一起生活了。82

许多孩子逃出这种孤儿院,这并不让人感到意外。一旦发现自己流浪街头,他们很快就会掉进犯罪的深渊。他们一旦成为犯罪社会的一员,恶性循环就将持续下去。或迟或早,他们也有可能被逮捕。

乍一看,一九四四至一九四五年内务人民委员部关于乌克兰的某个包括八个劳改营的特殊劳改营组合的年度报告并没有什么不同寻常之处。报告列出了完成五年计划的劳改营和没有完成的劳改营。它表扬了囚犯劳动突击手。它严厉指出,大多数劳改营的食物奇缺而单一。它比较满意地特别提到,在检查期间,只有一个劳改营爆发了流行病—而且还是在五名囚犯从人们为患的哈尔科夫监狱转到那里以后。

然而,这份报告的一些细节足以说明这八个乌克兰劳改营的确切性质。例如,一名检查人员不满地指出,有一个劳改营缺少“课本、钢笔、作业本和铅笔”。还有一条说明明确指出,某些囚犯赌博输掉了他们的食物,有时提前把几个月的配给面包都输光了:年龄较小的劳改营居民似乎过于缺乏经验,以致打牌总是输给年龄稍大的囚犯。83

这份报告所涉及的八个劳改营是乌克兰的八个儿童聚居点。列入古拉格管辖范围之内的并不都是双亲被捕的孩子。其中一部分人是因自己的问题进入劳改营的。他们犯罪,被捕,然后被送到专门为少年犯设立的劳改营。这些劳改营同样由管理着成人劳改营的官僚部门管理着,因此,它们在许多方面与成人劳改营如出一辙。

最初,这些“少年劳改营”是为那些在内战、饥荒、集体化运动和大规模逮捕期间与父母失散或离家出走的流浪儿、孤儿、无家可归的孩子以及肮脏的街头乞儿设立的。到三十年代初,在苏联城市的火车站和公园里,这些街头流浪儿已经成为随处可见的普遍现象。俄国作家维克托·谢尔盖[62]对他们进行过描述:

我在列宁格勒和莫斯科见过他们,他们住在下水道里、广告牌下以及坟地的墓穴中,在那些地方,他们是不受打扰的主人;他们夜间在厕所里开会;坐在火车的顶部或汽车的底部到处流浪。他们的出现总是带着汗味、令人讨厌,他们向旅客乞讨几个戈比,然后躺下等待偷窃行李的机会……84

这些流浪儿人数众多而且问题成堆,因此,为了防止双亲被捕的孩子流落街头,古拉格于一九三四年在成人劳改营里设立了第一批儿童收容所。85稍后,在一九三五年,古拉格决定同样设立专门的儿童聚居点。通过大规模的突然搜捕把孩子们从街头带走集中起来,然后送到这些儿童聚居点,接受教育为加入劳动大军做准备。

一九三五年,苏联当局还通过了一项臭名昭著的法律,使得孩子们早在十二岁时就得承担成年人的责任。此后,因偷偷拿了一点麦子而被捕的农村姑娘和被怀疑与其父母相互勾结的“敌人”的子女便与未成年妓女、少年扒手、街头流浪儿以及其他少年犯罪分子一起,踏上了通往少年监狱之路。86根据一份内部报告,三十年代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特工曾经抓过一个十二岁的鞑靼女孩,她不会说俄语,在火车站与母亲走散。他们把她一个人流放到了遥远的北方地区。87苏联的少年罪犯如此之多,以致内务人民委员部于一九三七年为那些在普通儿童收容所里一贯破坏规章制度的孩子创办了具有“特殊管理制度”的儿童收容所。到一九三九年时,仅仅因为是个孤儿决不会再被送到少年劳改营了。此时,少年劳改营是为那些实际上已被法院或“特别委员会”(особое совещание)判了刑的少年犯所准备的。88

尽管面临着受到更严厉的惩罚的威胁,少年犯的数量仍然持续不断地增加。战争不仅产生了孤儿,也产生了离家出走者和无人监管的儿童—他们的父亲在前线打仗、母亲每天在工厂工作十二个小时—还产生了完全新型的少年罪犯:逃离工厂的生产岗位—这种情况有时是在工厂被转移到远离孩子们的家庭的地方之后发生的—从而违反了“未经许可擅自离开军工企业工作岗位”的战时法律的未成年工人。89根据内务人民委员部自己的统计,在一九四三至一九四五年间,儿童“接待中心”收容了八十四万两千一百四十四名无家可归的孩子。其中大部分被送回父母身边,或者送到儿童收容所和中等职业学校。但是,数量可观的儿童—据记载,有五万两千八百三十人—被安置在“劳动—教育聚居点”。“劳动—教育聚居点”只不过是少年集中营的一个动听的名称而已。90

在许多方面,孩子们在少年劳改营的待遇与父母的待遇几乎没有什么不同。孩子们的被捕和押解遵照的是相同的规定,只有两点除外:一是要求把他们与成年犯人分开,另外,他们试图逃跑时也不会被开枪打死。91他们被关在与成年人同样的监狱里,住的是单独分开但条件同样恶劣的牢房。一名检查人员对这种牢房的描述令人沮丧地似曾相识:“墙壁肮脏不堪,不是所有囚犯都有铺位和床垫。他们没有被单、枕套或毯子。在五号牢房,因为没有窗玻璃,窗户用一个枕头遮挡着,而在十四号牢房,一扇窗户根本关不上。”92另一份报告称,由于没有热水而且缺少杯、碗和马桶之类基本生活必需品,少年犯监狱的“卫生条件让人无法接受”。93

一些年龄较小的囚犯也像成年囚犯一样受到审讯。在孤儿院里被捕以后,十四岁的彼得·亚基尔首先被关进了一个成年人监狱,接着完全像个成年人一样受到审讯。审讯他的人指控他“组织了一支无政府主义的骑兵队,目的是在红军战线的后方活动”,并且引用亚基尔爱好骑马的事实作为证据。后来,亚基尔被以“社会危险分子”的罪名判了刑。94十六岁的波兰男孩耶日·克米齐克试图越过苏联边境进入匈牙利—这发生在一九三九年苏联入侵波兰之后—时被逮捕,他也像成年人一样受到审讯。一连几个小时,他被要求保持站立或者坐在一个没有靠背的凳子上,只给喝咸菜汤,不给水喝。除了别的问题之外,审讯他的人想知道,“为了让你提供情报,丘吉尔先生付给你了多少钱”。克米齐克不知道丘吉尔是谁,因此要求解释一下这个问题。95

档案还保存了对十五岁的弗拉基米尔·莫罗兹的审讯记录,他被指控在孤儿院里从事“反革命活动”。莫罗兹的母亲和十七岁的哥哥已经被捕。他的父亲被枪毙了。莫罗兹记日记,内务人民委员部发现了他的日记,在日记中,莫罗兹谴责了周围的“谎言和诽谤”:“如果有人十二年前开始沉睡而在今天突然醒来,他将会为这一段时间我们这里所发生的变化感到震惊。”虽然被判在劳改营里服刑三年,莫罗兹却在一九三九年死于狱中。96

这并不是一些孤立的事件。一九三九年,苏联新闻界报道了一些关于内务人民委员部官员因逼迫囚犯作虚假招供而被捕的案件,西伯利亚的一份报纸透露了其中一个案件的真相,这一案件涉及一百六十名儿童,大部分儿童的年龄在十二至十四岁之间,但是一些年龄较小的儿童只有十岁。内务人民委员部和检察院的四名官员因审讯这些儿童而被判处五到十年有期徒刑。历史学家罗伯特·康奎斯特写道,这些孩子的供词“比较容易”取得:“一个十岁的孩子经过一夜审讯就受不了了,于是承认自己从七岁起就是一个法西斯组织的成员。”97

对于儿童囚犯,强制劳动制度同样提出了无情的要求。因此,尽管儿童聚居点一般并不设在条件比较艰苦的北方林业或矿业劳改营里,但是在四十年代,北方边远地区的诺里尔斯克劳改营里却有一个少年营站。营站的一千名囚犯被安排在诺里尔斯克制砖厂干活儿,其他囚犯则被派去清除积雪。在这些年龄大多为十五六岁的囚犯中,有一些十二三四岁的孩子,再大一点的少年囚犯已被送往成人劳改营。许多检查人员对诺里尔斯克少年劳改营的条件表示不满,结果,它最终向南迁移到苏联某地—不过那是在许多年幼囚犯像成年囚犯一样成为因寒冷和营养不良而引起的疾病的受害者之后。98

更为典型的是前面那份乌克兰的年度报告,报告说明,乌克兰儿童劳动聚居点的儿童被安排在木制品厂、金属加工厂和缝纫厂里干活儿。99克米齐克当时被关在乌克兰日托米尔附近的一个儿童聚居点,他在一个家具厂劳动。100儿童聚居点还有许多与成人劳改营相同的习惯做法。有必须达到的生产指标,有必须完成的个人定额,有必须遵守的管理制度。内务人民委员部一九四〇年所下达的一道命令要求,年龄在十二至十六岁之间的孩子每天劳动四个小时,另外四个小时用于做作业。同一道命令要求,年龄在十六至十八岁之间的孩子每天劳动八个小时,两个小时用于做作业。101在诺里尔斯克劳改营,这一命令无法遵照执行,因为那里根本没有学校。102

在克米齐克那个少年劳改营,只是晚上才上课。除了别的内容之外,他在课堂上听到的还有,“英国是西欧的一个岛国……它被身穿带白领圈的红色长袍的君主统治着。他们让工人为他们辛辛苦苦地劳动,可是只给工人一点点钱。”103孩子们在那里主要不是受教育:一九四四年,贝利亚得意洋洋地向斯大林报告说,少年劳改营为取得战争胜利的努力做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贡献,它们生产了地雷、手榴弹和其他物资,总产值为一亿五千万卢布。104

孩子们也受到与成年囚犯一样的劳改营宣传。三十年代中期的劳改营报纸在显著位置上报道了少年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大肆赞扬“三五少年”—根据一九三五年的那项法律而被关进劳改营的街头流浪儿,吹嘘他们通过参加体力劳动看到光明并改过自新。这些报纸还严厉谴责了那些不明白“他们必须告别过去才能开始新生活”的孩子,“……打牌、酗酒、耍流氓、拒绝劳动、偷窃等等行为在他们当中普遍存在”。105为了与这种早期的“寄生行为”作斗争,孩子们被迫像成年人一样参加同类型的文化教育音乐会,唱同样的斯大林时代歌曲。106

最后,像成年人一样,孩子们承受着心理上的压力。内务人民委员部一九四一年所下达的另一道命令要求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儿童聚居点和儿童接待中心内部组织检举揭发活动—建立一个“告密者网络”。反革命情绪随着谣言在劳改营的工作人员和孩子们中间传播,尤其是在反革命分子的子女中间传播。有个劳改营的孩子们甚至举行了一次小型暴动。他们占领了食堂然后将其捣毁,他们还攻击看守,有六个孩子受伤。107

不过,在某种意义上,少年劳改营的孩子们是幸运的:他们没有被送到普通劳改营,因此不像其他孩子那样为普通成年囚犯所包围。实际上,就像到处都有怀孕的女囚犯一样,成人劳改营里数量不断增加的少年犯给劳改营的负责人带来了一个长期令人感到头痛的问题。一九三五年十月,亨里希·雅戈达愤怒地给所有劳改营负责人写信说,“尽管我已下达命令,但是并没有把未成年囚犯送往少年劳教聚居点,而是把他们与成年囚犯混合关押在一起。”他说,根据最新统计,仍有四千三百零五名少年犯关押在普通监狱里。108在十三年后的一九四八年,检察院的调查人员仍然抱怨成人劳改营里关着太多的未成年囚犯,在那里,他们逐渐被成年罪犯带坏了。劳改营当局特别提到,当时某劳改营的职业罪犯大头目甚至把一个十八岁的小偷训练成了职业杀手。109

少年犯(малолетки)几乎得不到关押在一起的囚犯的同情。“饥饿和恐惧使他们完全失去了防御的能力,”列夫·拉兹贡写道。他注意到,少年犯自然而然地为看上去最强悍的囚犯所吸引。这是一些职业罪犯,他们把男孩变成“仆人、不说话的奴隶、小丑、人质或者别的什么东西”,还把男孩和女孩变成娼妓。110然而,少年犯的恐怖经历并没有引起多少同情,相反,在劳改营回忆录文学中,一些最严厉的责骂针对的正是他们。拉兹贡写道,无论他们是什么出身,少年囚犯很快就“全都显示出某种可怕而且不可救药的报复性残忍,毫无约束或责任心”。更加糟糕的是:

他们无所畏惧。看守和劳改营的负责人不敢进入少年犯单独居住的营房。劳改营最邪恶、最玩世不恭、最残忍的行为都发生在那里。如果某个职业罪犯团伙的头目赌博时输掉了一切然后把自己的性命押上去,那些小子就会为了一天的面包或是仅仅“为了好玩”而杀了他。那些姑娘则以能够满足整整一队伐木工人的欲望而自豪。这些孩子身上没有剩下多少人性,因此,无法想象他们可以返回正常社会重新成为普通人。111

索尔仁尼琴颇有同感:

在他们的意识中,什么可以做与什么不可以做之间没有界线,他们也没有善恶观念。对于他们来说,他们想要的一切都是好的,妨碍他们的一切都是不好的。他们形成了自己的一套鲜廉寡耻、傲慢无礼的行为方式,因为在劳改营里这样处事最有利……112

荷兰囚犯约翰·维格曼斯也提到过这些年轻人,他们“其实也许并不介意必须在这样的劳改营里生活。按要求他们应该去劳动,但实际上他们做的都是最不应该做的事。不过,他们经常有办法得到好处,而且随时可以向他们的狐朋狗友学习”。113

也有一些例外的情况。亚历山大·克莱因讲过两个作为游击队员被逮捕的十三岁少年的故事,他们被判在劳改营服刑二十年。两人在劳改营待了十年,当有人想把他们分开时,他们通过绝食抗议设法继续待在一起。由于他们的年龄,人们对他们表示同情,派他们从事轻松的劳动并且额外给他们分食物。两人争取参加了劳改营技术课程的学习,在被斯大林死后所实行的一次特赦释放之前,他们成为合格的工程师。如果不是在劳改营,克莱因写道,“谁会帮助半文盲的农村孩子成为受过教育的人,成为有用的专业人员 ?”114

然而,当我在九十年代后期开始到处寻找曾为少年囚犯的那些人所写的回忆录时,我发现找到它们非常困难。除了亚基尔、克米齐克的回忆录以及纪念协会和其他组织所收集到的另外少数几个人的回忆录之外,几乎找不到别的了。115不过,这样的儿童数以万计,应该还有许多人仍然活着。我甚至向一位俄国朋友建议,我们在报纸上刊登广告,设法找到一些这样的幸存者进行采访。“不要,”她劝我说,“我们都知道这些人变成了什么样。”几十年的宣传,几十年来挂在孤儿院墙壁上的“为我们幸福的童年”感谢斯大林的标语并没有使苏联人民相信,除了成为庞大而无所不在的苏联犯罪阶层的合格成员之外,劳改营的少年、街头的流浪儿和孤儿院的孩子们还会变成别的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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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维连斯基编:《直到说出我的故事》,第53-54页。

2 实例参见本书作者对西梅翁·维连斯基的采访,莫斯科,一九九九年三月六日。

3 布伯-诺伊曼:《在两个独裁者的统治下》,第38页。

4 赫林:《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第136页。

5 同上,第134-135页。

6 莱温松编:《我们大家的生活》,第72-75页。

7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01/1a/107。

8 实例参见阿林所著《寥寥数语,悲在其中》,第157-160页和叶夫斯托尼切夫所著《无辜受过》,第19-20页。

9 根据各种资料来源汇集的统计数字,见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为此我向亚历山大·科库林表示感谢。

10 《并非我的刑罚的组成部分:对在押女犯人权的侵犯》。

11 沙拉莫夫:《科雷马故事集》,第415-431页。

12 斯戈维奥:《可爱的美国》,第173-174页。

13 阿布拉姆金和切斯诺科娃:《俄国的刑事犯,监狱和劳改营》,第18页;阿纳托利·马尔琴科:《像大家一样生活》(保罗·戈德堡英译),第16页。

14 亚基尔:《监狱里的童年》,第46-47页。

15 乌里扬诺夫斯卡雅姐妹:《一家人的故事》,第388-391页和利沃夫,未发表的回忆录。

16 乌里扬诺夫斯卡雅姐妹,同上。

17 胡佛研究所档案,波兰情报部档案集,第一百一十四档案柜,第二文件夹。

18 弗里德:《58-1-2:劳改营傻瓜回忆录》,第186-187页。

19 利沃夫,未发表的回忆录。

20 胡佛研究所档案,波兰情报部档案集,第一百一十四档案柜,第二文件夹。

21 本书作者对佩乔拉的采访。

22 本书作者对安德烈耶娃的采访。

23 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第二卷,第233页。

24 本书作者对菲尔什京斯基的采访。

25 沃洛维奇:《我的过去》,见维连斯基所编《直到说出我的故事》,第260页。

26 利沃夫,未发表的回忆录。

27 布恰:《沃尔库塔》,第134-135页。

28 拉兹贡:《真实的故事》,第163-164页。

29 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第二卷,第233页。

30 赫林:《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第135页。

31 弗里德:《58-1-2:劳改营傻瓜回忆录》,第187页。

32 同上,第187-188页。

33 日古林:《黑色的石头》,第128-133页。

34 沃格尔范格尔:《红色风暴》。

35 本书作者对西特科和佩乔拉的采访。

36 考夫曼:《劳改营医生》,第223页。

37 本书作者对西特科的采访。

38 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第二卷,第248-249页。

39 同上,第249页。

40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五日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行动命令,见《关于对政治迫害受害者镇压和平反的法律法规文件汇编》,第86-93页。

41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01/1a/66。

42 考夫曼:《劳改营医生》,第188-189页。

43 娜塔莉娅·扎波罗热茨的回忆文章,见维连斯基所编《直到说出我的故事》,第532-539页。

44 西梅翁·维连斯基等:《古拉格的儿童:1918-1956》,第428页。

45 同上,第41-42页。

46 胡佛研究所档案,波兰情报部档案集,第一百一十四档案柜,第二文件夹。

47 维连斯基等:《古拉格的儿童》,第117页。

48 例如,一九四五年对有孩子的女犯所实行的特赦专门将政治犯排除在外,一九四八年特赦的情况类似。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8131/37/4554;9401/1a/191和9401/1/743。

49 本书作者对哈恰特良的采访。

50 苏奥玛·莱恩·拉蒂,未发表的回忆录,鲁本·拉贾拉收藏。我为这份手稿向鲁本·拉贾拉表示感谢。

51 约费:《回首往日时光》,第124页。

52 弗里德:《58-1-2:劳改营傻瓜回忆录》,第184页;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01/1/2741。

53 本书作者对安德烈耶娃的采访。

54 雅科文科:《阿格涅萨》,第196页。

55 沃洛维奇:《我的过去》,见维连斯基所编《直到说出我的故事》,第260-264页。

56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14/6/44和45。

57 叶夫根妮娅·金斯堡:《在旋流中》,第3页。

58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01/2/234。

59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8313/37/4554和1261。

60 维连斯基等:《古拉格的儿童》,第150页。

61 约费:《回首往日时光》,第127-135页。

62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8313/37/4554。

63 本书作者对不愿透露姓名的前劳改营孤儿院院长的采访,莫斯科,二〇〇一年七月二十四日。

64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8313/37/4554。

65 叶夫根妮娅·金斯堡:《在旋流中》,第3-11页。

66 尽管我所采访的那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劳改营托儿所管理员否认发生过这种事情,但是,大量回忆录作者提到了被迫与孩子骨肉分离的母亲。苏珊娜·佩乔拉说,在特种劳改营里,这是常规的做法。

67 维连斯基等:《古拉格的儿童》,第241-242页。

68 阿莫纳斯:《把眼泪留在莫斯科》,第156-161页。

69 维连斯基等:《古拉格的儿童》,第320页。

70 亚历山大·巴扎罗夫:《杜雷洛姆,或集体农庄的主人》,第362页。

71 同上,第370-376页。

72 维连斯基等:《古拉格的儿童》,第144页。

73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01/1a/20。

74 维连斯基等:《古拉格的儿童》,第248页。

75 同上,第247页。

76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01/1a/20。

77 亚基尔:《监狱里的童年》,第31页。

78 《虚无的回声》,作者不详,第289-292页。

79 本书作者对瓦莲京娜·尤尔加诺娅的采访,伊斯基季姆,一九九九年三月一日。

80 霍克希尔德:《阴魂不散的幽灵》,第87页。

81 本书作者对佩乔拉的采访。

82 拉蒂,未发表的回忆录。

83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14/1/27。

84 维克托·谢尔盖:《二十年后的俄国》(马克斯·沙克特曼英译),第28页。

85 巴扎罗夫:《杜雷洛姆,或集体农庄的主人》,第383页。

86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14/1/42和9401/1a/7;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第二卷,第447-451页。

87 维连斯基等:《古拉格的儿童》,第11页。

88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14/1/42;巴扎罗夫:《杜雷洛姆,或集体农庄的主人》,第385-393页。

89 拉兹贡:《真实的故事》,第162页。

90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12/1/58。

91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01/1a/62和7。

92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8131/37/4553。

93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01/1a/57。

94 亚基尔:《监狱里的童年》,第32-62页。

95 耶日·克米齐克:《古拉格里的一个男孩》,第70-74页。

96 维连斯基等:《古拉格的儿童》,第283-293页。

97 康奎斯特:《大清洗》,第274页。

98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8131/37/2063。

99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14/1/27。

100 克米齐克:《古拉格里的一个男孩》,第93-94页。

101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01/1a/81。

102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8131/37/2063。

103 克米齐克:《古拉格里的一个男孩》,第114-117页。

104 本书作者所拥有的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

105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14/4/1;摘自一九三四年六月一日《改造》报。

106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12/1C/147。

107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01/1a/107。

108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01/1a/7/84。

109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8131/37/4547。

110 拉兹贡:《真实的故事》,第162-163页。

111 同上,第162页。

112 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第二卷,第457页。

113 维格曼斯:《在俄国和西伯利亚的十年》,第90页。

114 亚历山大·克莱因:《少年之死》,第20-25页。

115 这些回忆录的摘录见维连斯基等人所著《古拉格的儿童》。



第十六章 垂死的囚犯


这意味着什么——筋疲力竭?

这意味着什么——劳累过度?

每一个动作都令人恐惧,

每动一下你那疼痛的胳膊和双腿

都会感到非常饥饿——好想吃面包

“面包,面包,”让人心跳。

在阴沉天空的远处,

冷漠的太阳缓缓移动。

你的呼吸发出轻微的喘声

气温在零下十五度

这意味着什么——濒临死亡?

群山冷眼旁观,依旧默默无言。


——尼娜·哈根—托恩,《回忆录》1


在古拉格存在的整个过程中,囚犯始终都在劳改营等级制度的最底层垂死挣扎—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像死人一样活着。劳改营俚语发明了一套专用术语描述这种状况。有时,垂死的囚犯被称为“灯芯”(фитиль),意思是他们像蜡烛的芯一样即将燃尽。他们还被称为“吃屎的人”(гавноеды)或“吃猪食的人”(помоечники)。对他们最常用的称呼是доходяги,它出自表示“到达”的俄语动词доходить,通常翻译成“到头的人”。雅克·罗西在《古拉格手册》中写道,这是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称呼:垂死的囚犯终于“到达了社会主义”。2还有人更加直白地说,这个称呼意味着,即使走到生命的尽头,他们也没有到达社会主义。

简单地说,到头的人正在被饿死,他们因饥饿和维生素缺乏而身患疾病:坏血病、糙皮病、各种各样的腹泻。最初,这些疾病以牙齿松动和皮肤溃疡的形式表现出来,同样的症状有时甚至折磨着劳改营看守。3接着,囚犯就会患上夜盲症。古斯塔夫·赫林回忆了他所“看到的夜盲症患者,清晨和傍晚缓慢地走过营区,他们的手颤抖着伸向前方”。4

挨饿还会导致胃病、头晕和莫名其妙的腿部浮肿。托马斯·斯戈维奥曾经从饿死的边缘恢复过来。一天早晨醒来时,他发现自己的一条腿“呈紫红色,比另一条腿粗了一倍。它还发痒,上面满是斑点”。很快,“斑点变成了大面积溃疡,向外渗着血和脓。我用手指按压紫红色的皮肉以后—压痕迟迟不会褪去”。当斯戈维奥发现自己的腿穿不进靴子时,有人告诉他把靴筒割开。5

在饥饿的最后阶段,到头的人的外表看上去古怪异常、不成人样,这使苏联政权所使用的没有人性的语言得到了有形地体现:也就是说,在垂死的日子里,人民的敌人已经完全不是人了。他们的行为变得疯狂,经常大喊大叫几个小时。他们的皮肤松弛而干涩。他们的眼睛闪着一种奇怪的微光。他们吃能够抓到手的任何东西—小鸟、小狗、垃圾。他们行动缓慢而且大小便失控,因此他们身上散发着一股恶臭。塔玛拉·佩特克维奇描述了自己第一次看见垂死的囚犯时的情形:

铁丝网后面有几个怪物,隐约使我联想到人……他们有十个人,羊皮纸似的棕色皮肤包在嶙峋的骨骼上,他们全都光着上身,剃掉了头发,干瘪的乳房下垂。他们只穿着肮脏破旧的内裤,胫骨从腿上干瘪的皮囊下凸显出来。这是一些女人!饥饿、炎热和辛劳把她们变成了干巴巴的标本,仍然不可思议地眷恋着人生残留的最后时光。6

瓦尔拉姆·沙拉莫夫也以富有诗意的语言对到头的人作了令人难忘的描写,讲述了他们彼此的相似之处,他们缺失的身份,他们的人性特征,他们的无声无息—这是他们的遭遇让人感到恐怖的部分原因:


我举起望远镜向林中的道路望去

望见那些倒在途中的人

望见那些再也走不动

却不得不拖着脚步前行的人

望见他们铁青的嘴唇

望见他们一模一样的面孔

望见他们绽开裂口的外套上结满了冰霜

望见他们的手上没有手套

望见他们小口喝着破罐头盒里的水

望见坏血病损害着他们的牙齿。

望见肥壮狼狗的獠牙

狼狗在清晨把他们叫醒

望见阴沉的太阳

对他们漠然而视

望见白雪堆起的墓碑,

那是暴风雪的杰作

望见定量分配的发黏的粗面包

被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

望见高高在上的灰蒙蒙天空

望见阿扬-尤里亚赫河!7


但是,在苏联劳改营里使用到头的人这个词的时候,它所描述不仅仅是一种身体状态。如同斯戈维奥所解释的那样,“到头的人”不只是生病了:他们是一些饥饿达到某种非常严重的程度以致不再在乎自己的囚犯。情况通常是逐步恶化成这个样子的,例如不再洗澡,不再控制大便,对于人身侮辱不再有正常人的反应—直到他们由于饥饿完全精神错乱为止。第一次遇见一名处于这种状态的囚犯时,斯戈维奥受到了深深的震撼。那是一位名叫爱森斯坦的美国共产党员,斯戈维奥在莫斯科的一个熟人:

开始我没认出我这位朋友。当我向他打招呼时,爱森斯坦没有反应。他的脸上挂着到头的人那种茫然的表情。他对我视而不见,仿佛我不存在一样。爱森斯坦两眼无神目光呆滞,好像什么也看不见。他把大饭桌上的空盘子集中起来,在上面搜寻星星点点的残羹剩饭。他用手指抿一遍盘底,然后放进嘴里去舔。

斯戈维奥写道,爱森斯坦已经变得像其他“灯芯”一样,失去了所有做人的尊严:

他们不在乎自己是什么样子,不去洗澡—即使当他们有机会洗澡时。灯芯也不操心把吸血的虱子找出来掐死。到头的人不用囚衣的袖子去擦流出来的鼻涕……灯芯不大在意受人攻击。受到同营囚犯攻击时,他会把头抱住不让打到。他总是倒在地上,然后,当只剩下他一个人的时候,如果他的身体情况允许,他就会站起身来停止哭泣,仿佛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收工之后可以看到到头的人在食堂周围转来转去讨一点剩饭。出于消遣,炊事员会把一勺菜汤泼在他的脸上。这种情况发生时,可怜的家伙会用手指匆忙抿着湿漉漉的胡须舔起来……灯芯们站在饭桌旁边,等着有人剩下一点汤或粥。剩饭出现时,离得最近的灯芯马上就会冲过去。在接下来的争夺中,他们经常把汤弄洒。然后,他们趴在地上争相舔食,直到最后一点宝贵的食物吃进他们嘴里为止。8

一些曾经成为到头的人而在后来身体复原得以幸存的囚犯试图解释作为一个活死人的感觉,这些解释并不全都令人信服。雅努什·巴尔达赫回忆说,在科雷马待了八个月之后,“我醒来时感到头晕目眩而且意识不清。早晨起床之后打起精神走到食堂要用更长的时间。”9眼镜第一次被盗—“近视的人很清楚没有眼镜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你周围的一切看上去都在云里雾里”—并且接着由于冻伤失去左手的手指之后,雅科夫·埃夫鲁西变成了一个到头的人。他这样描述了自己的感觉:

持续的饥饿摧毁了人的灵魂。不可能不去想吃的,你一天到晚满脑子想的都是食物。体力不济使你的意志更加薄弱,因为持续的饥饿剥夺了你的自尊心。你的所有想法全都围绕着一件事情:如何弄到更多的食物?这就是到头的人总是在垃圾坑旁、食堂周围、厨房门口转来转去的原因。他们等着发现是否可能有人从厨房里扔出一些可以吃的东西来,例如几片卷心菜叶。10

正如古斯塔夫·赫林也曾尝试描述的那样,厨房的诱惑以及对于食物的痴迷使许多囚犯几乎什么也不考虑:

饥饿对于身体的影响没有限度,不仅仅是动摇了人的尊严使其处在持续的不稳定状态不能保持独立的平衡。多少次我把苍白的脸紧紧贴在厨房结了冰的窗玻璃上,无声地乞求负责打饭的列宁格勒小偷费季卡再打给我一勺稀汤。我还记得有一次,在厨房旁边的空地上,我最好的朋友、工程师萨多夫斯基一把抢过我手里的一罐菜汤拿着它跑了,甚至没等跑到厕所就把那一罐热汤胡乱倒进了嘴里。如果上帝真的存在,让他惩罚那些使别人深受饥饿之苦的家伙吧。11

耶霍舒阿·吉尔博亚是一九四〇年被捕的一名波兰犹太复国主义者,他生动地描述了囚犯惯用的那些使自己相信他们吃的比实际上要多的做法:

我们试图用把面包弄碎然后拌上大量盐水的方法欺骗自己的肚子。这种美味叫“面包酱”。咸水具有一点面包的颜色和味道。你喝掉咸水而面包糊仍在。你再往里面倒水,直到榨尽其中最后一点面包味。如果你在喝饱了面包水以后把剩下的这些面包酱当做甜点吃,它其实已经没有任何滋味了,但是,你使自己产生了错觉,面包的分量似乎增加了几百克。

吉尔博亚还提到,他同样把咸鱼泡在水里。泡过咸鱼的水“可以用来做面包酱,然后你就真的有了适于国王享用的美味佳肴”。12

一名囚犯一旦开始把他的时间全部用来在厨房周围转悠拣拾垃圾剩饭,一般情况下,他已经离死不远了,实际上随时可能死去:夜里躺在床上,干活儿去的途中,走过囚犯区时,晚上吃饭时。雅努什·巴尔达赫曾经见过一名囚犯在晚点名时倒下。

一群人围着他。“我要这顶帽子,”一个人说。其他人则抢走了死者的靴子、裹脚布、外套和裤子。为了他的内衣还发生了争夺。

衣服刚一被扒光,倒地者的头和手就抬了起来,他声音微弱但清晰地说,“太冷了。”接着,他的头又重重地落到雪地上,两眼蒙上了一层薄翳。无论是否抢到了什么,食腐者的人群无动于衷地散开了。他可能是在被扒光以后的那几分钟冻死的。13

然而,饥饿不是囚犯致死的唯一原因。由于矿山和工厂危险的生产条件,很多囚犯在干活儿时死亡。一些因饥饿而身体虚弱的囚犯也容易死于其他疾病和瘟疫。我已经提到了斑疹伤寒流行,而虚弱和饥饿的囚犯对许多别的疾病也非常敏感。例如,在西伯利亚劳改营,一九四一年第一季度有八千零二十九人入院治疗,七百四十六人得了肺结核,其中一百零九人死亡;七十二人得了肺炎,二十二人死亡;三十六人得了痢疾,九人死亡;一百七十七人冻伤,五人死亡;三百零二人肠胃不适,七人死亡;二百一十人干活儿时出了事故,七人死亡;九百一十二人循环系统有问题,一百二十三人死亡。14

尽管这个话题令人不解地成为禁忌,囚犯的确也有人自杀。很难说有多少人以这种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没有官方的统计数字。让人感到奇怪的是,在幸存者当中,关于究竟有多少自杀者也没有完全统一的意见。诗人的妻子娜杰日达·曼德尔斯塔姆写道,劳改营里没人自杀,人们都在竭尽全力苦苦挣扎着活下去。她的看法还得到了另外一些人的响应。15叶夫根尼·格涅金写道,尽管在监狱里以及后来流放时他曾想到过自杀,但是,在劳改营的八年时间里,“自杀的念头从没有在我的脑海中出现过。每一天都是在为生存而斗争:在这样的斗争中,怎么可能想到放弃生命呢?有一个目标:脱离这里的苦难;还有一个愿望:遇见一个喜欢的人。”16

历史学家凯瑟琳·梅里达尔提出一种不同的意见。她在调查期间遇见两位莫斯科的心理学家,他们曾在古拉格系统进行过研究或工作。像曼德尔斯塔姆夫人和格涅金一样,他们坚持认为自杀和心理疾病并不多见,当她举出相反的证据时,“他们感到意外—并且多少有些不快”。她把这种过分的固执归因于俄罗斯的“禁欲神话”,但也可能还有其他原因。17文学批评家茨维坦·托多罗夫推测,目击者异乎寻常地对自杀避而不谈是因为他们想要强调其经历的独特性。令人非常敬畏的是,甚至没有人以“通常的”方式自杀:“幸存者首先要传达的是劳改营的另类性。”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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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死的囚犯》—谢尔盖·雷肯贝格作,马加丹,时间不详


实际上,关于自杀的证据流传下来的非常多,许多回忆录作者提到过它们。有人描述了一个小伙子的自杀,一名职业罪犯在一场纸牌游戏中“赢走”了他的性伴侣。19还有人讲过一位德裔苏联公民自杀的事情,他给斯大林留了一张纸条:“我的死是抗议内务人民委员部对我们这些苏联德国人所采取的暴力非法行径的有意识的行为。”20一名科雷马的幸存者写道,三十年代,比较常见的情况是,囚犯故意迅速走向“死亡区域”—劳改营围栏旁边的真空地带—然后站在那里等着被开枪打死。21

叶夫根妮娅·金斯堡亲手割断了她的朋友波琳娜·梅利尼科娃上吊的绳索并且钦佩地写道:“她用自己的行动维护其作为一名囚犯的权利,而且使之有效地产生了作用。”22托多罗夫也再次写道,古拉格和纳粹集中营的许多幸存者同样都把自杀视为行使自由意志的一种机会:“通过自杀,人们改变了事情的进程—哪怕只是一生中的最后一次—而不仅仅是对其作出反应。这种自杀是反抗不是绝望。”23

在劳改营当局看来,囚犯怎么死的全都一样。对于大多数管理者来说,重要的是对死亡率保密,或者至少部分保密:发现死亡率“太高”,营站负责人就有受到处罚的危险。尽管没有统一的硬性规定,尽管居然有人鼓吹囚犯该死的观点,不过,偶尔确实会有一些死亡率特别高的劳改营的负责人丢掉了他们的职位。24这就是为什么—像一些前劳改营囚犯所描述的那样—医生知道不能让检查人员亲眼看到囚犯的尸体;为什么提前释放垂死的囚犯成为某些劳改营的惯例。这样一来,他们就不会出现在劳改营死亡率的统计数字中。25

即使囚犯死亡被记录在案,记录也不一定真实可靠。劳改营负责人总是以这样或者那样的方式确保医生开出的囚犯死亡证明不把“饥饿”列为死亡的主要原因。例如,外科医生艾萨克·沃格尔范格尔曾经接到明确的命令,无论囚犯的真正死因是什么,全都写成“心肌梗死”。26这样做有可能事与愿违:在一个劳改营,医生列出的“心脏病发作”的病例实在太多,以致检查人员产生了怀疑。检察官迫使医生挖出尸体,结果确认这些囚犯其实死于糙皮病。27这种混乱并不全是蓄意而为:在另一个劳改营,档案记录非常混乱,以致一名检查人员抱怨说,“死人当做活着的囚犯,逃走的当做在押的囚犯,反之亦然。”28

当局通常也会千方百计不让囚犯了解囚犯死亡的事实。尽管无法彻底隐瞒囚犯的死亡—一名囚犯提到,尸体“在围栏旁边摞成一堆直到解冻”29—但是可以通过各种方法进行掩盖。在许多劳改营,尸体夜间被运走,然后埋在秘密的地方。为了完成劳动定额,爱德华·布恰不得不留下来加班,结果却偶然看到了沃尔库塔劳改营是如何处理尸体的:

尸体像原木一样堆放在一个侧面敞开的棚子里,积攒到足够在劳改营的墓地来一次大规模掩埋之后,它们被装上雪橇,赤身裸体,头在外,脚在里。每具尸体上有一个木头标牌,拴在右脚的大脚趾上,写着它的姓名和号码。雪橇驶出劳改营大门之前,监督员—一名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官员—用一把丁字镐猛砸每具尸体的头部。这是为了确保没有人活着出去。一出劳改营,尸体便被倒进一个坑里,那是夏天为了这一目的而挖成的几个大坑之一。不过,当死者的数量增加时,确认他们真正死亡的方法有所变化。看守用一根通条—一头磨尖的粗铁丝—刺进每具尸体而不再用丁字镐砸脑袋。显然,这比抡丁字镐省力气。30

大规模掩埋可能也要保守秘密,因为严格来说这也是被禁止的—这并不是说大规模掩埋不普遍。俄国各地的劳改营旧址都有万人坑的明显痕迹,有时甚至墓坑下面还有墓坑:北方边远地区的永久冻土不仅保存了尸体,而且还在神秘的原始条件下,如同瓦尔拉姆·沙拉莫夫所描写的那样,尸体有时还会随着一年一度的封冻解冻发生位移:“北方用它所有的力量抵抗人类的这种行为,拒不接受埋进其腹地深处的那些尸体……地球带着地下的宝藏运行,不仅包括金和铅、钨和铀,而且包括不腐烂的人类尸体。”31

然而,它们不应该在那里,于是,古拉格当局于一九四六年向所有劳改营负责人发出一道命令,要求他们掩埋尸体要分散,包上裹尸布,埋在深度超过一点五米的墓坑里。命令还要求把掩埋尸体的位置标出来,用一个号码而不是姓名。只有劳改营的档案管理员可以知道谁埋在什么地方。32

一切似乎非常文明—除了另外一道允许劳改营拔掉死者金牙的命令之外。拔牙要求在一个由劳改营医疗、管理、财务等部门代表组成的委员会的主持下进行。金牙拔出之后应当送到距离最近的国家银行。不过,难以想象这种委员会的会议多么频繁。在一个有太多尸体的地方,直接偷窃金牙肯定很容易得手,很容易隐藏。33

正如赫林所描写的那样,因为有太多的尸体—而这最终成为与死于囹圄有关的可怕问题:

死在劳改营里具有另外一种恐怖之处:死得无声无息。我们一点都不知道死者埋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一名囚犯死去之后是否开具过任何形式的死亡证明……人们肯定永远不会得到他们的死讯,人们肯定永远无法知道他们埋在哪里,这是囚犯所经受的最严重的心理折磨之一……

营房的墙壁上刻满了囚犯的名字,囚犯还请求朋友在其死后刻上一个十字架和一个日期留下完整的资料;每个囚犯均以严格固定的时间间隔给家人写信,以便通信突然中断能使家人知道他死亡的大概日期。34

不管囚犯多么努力,许许多多人的死亡仍然没有引起注意、没有记录在案、最终被人遗忘。没有填写死亡登记表;没有通知家人亲属;木制标记也不见了。徘徊在北方边远地区的劳改营旧址,可以看到万人坑的痕迹:凹凸不平的斑驳地面,幼小的松树,覆盖墓坑半个世纪之久的草丛。有时,某个当地的组织竖起一个纪念碑。通常没有任何标记。长眠者的姓名、生平、个人简历、家庭关系、来龙去脉—全都不为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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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哈根—托恩:《回忆录》,第244页。

2 罗西:《古拉格手册》,第107-108和476页。

3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14/3/40。

4 赫林:《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第51页。

5 斯戈维奥:《可爱的美国》,第177页。

6 塔玛拉·佩特克维奇:《只是一种命运》,见维连斯基所编《直到说出我的故事》,第223-224页。

7 沙拉莫夫,引自地下出版物,加丽娅·维诺格拉多娃帮助翻译。尽管本书作者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是沙拉莫夫的作品,不过,确实有一些作品假借他的名义在苏联流传。

8 斯戈维奥:《可爱的美国》,第162和160-161页。

9 巴尔达赫:《人是吃人的狼》,第236页。

10 埃夫鲁西:《谁是“Э” ?》,第236页。

11 赫林:《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第136页。

12 耶霍舒阿·吉尔博亚:《坦白!忏悔!》(多夫·本·阿巴英译),第53-54页。

13 巴尔达赫:《人是吃人的狼》,第235页。

14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8131/37/797。

15 娜杰日达·曼德尔斯塔姆:《一线希望》,第263页。

16 格涅金:《走出迷宫》,第80-86页。

17 凯瑟琳·梅里达尔:《石头之夜:俄国的死亡和记忆》,第261页。

18 茨维坦·托多罗夫:《面对极端》(阿瑟·登纳和阿比盖尔·波拉克英译),第37页。

19 罗特福尔特:《科雷马—地狱》,第40-41页。

20 安德烈·艾森贝格尔:《如果不说出来—就会憋死》,第38-39页。

21 明德林:《正面与侧面》,第60页。

22 叶夫根妮娅·金斯堡:《在旋流中》,第91页。

23 托多罗夫:《面对极端》,第63页。

24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8131/37/809。

25 布恰:《沃尔库塔》,第150页;别尔金斯基赫:《维亚特劳改营》,第28页。

26 沃格尔范格尔:《红色风暴》,第80页。

27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8131/37/809。

28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8131/37/542。

29 梅里达尔:《石头之夜》,第265页。

30 布恰:《沃尔库塔》,第152页。

31 沙拉莫夫:《科雷马故事集》,第281页。

32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14/1/2809。

33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9414/1/2771。

34 赫林:《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第149页。



第十七章 生存的策略


我瘦弱、孤独而且一丝不挂,

我没有一点生气。

我的四周笼罩着

极地紫色的昏暗……

我朗诵我的诗歌

把它们大声喊出来

光秃秃的聋子树木

受到惊吓。

只有来自远山的回声

萦绕在耳边。

随着一声深深的叹息

我恢复了平静。


——瓦尔拉姆·沙拉莫夫,《我生活中的几个片断》1


最终,一些囚犯活了下来。他们确实在最惨无人道的劳改营里,在最艰难的条件下,从战争年代、饥荒年头、大规模处决时期活了下来。不仅如此,一些人历经磨难之后心理状况良好,足以使他们回家、恢复进而过上比较正常的生活。雅努什·巴尔达赫成为艾奥瓦城的一名整形外科医生。伊萨克·菲尔什京斯基回去讲授阿拉伯文学。列夫·拉兹贡回去创作童话故事。阿纳托利·日古林则继续写诗。叶夫根妮娅·金斯堡搬到了莫斯科,多年来是一个幸存者圈子的核心和灵魂,这些幸存者围坐在她家的餐桌旁吃饭、喝茶、讨论问题。

被捕时是个少女的阿达·普里任斯卡雅获释之后结了婚,并且生了四个孩子,其中几个成为有才华的音乐家。我在一个菜肴丰盛、气氛欢乐的家庭宴会上见到普里任斯卡雅的两个孩子。席间,普里任斯卡雅一个接着一个端上美味的冷盘,当我再也吃不下去时,她似乎感到有点失望。伊莲娜·阿尔金斯卡雅的家里同样充满了笑声,许多笑声来自伊莲娜本人。四十年之后,她会拿她当囚犯时所穿的衣服开玩笑:“我认为,你可以把那叫做夹克,”她努力描述着她的无款无型的劳改营大衣。她的谈吐文雅的成年女儿与她一起谈笑风生。

有些人甚至开始了非凡的人生。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成为世界上最著名、最受欢迎的俄罗斯作家之一。戈尔巴托夫将军协助指挥苏联红军攻克柏林。在科雷马并于战时在一个黑店服刑了一段时间之后,谢尔盖·科罗廖夫继而成为苏联太空计划之父。离开劳改营的古斯塔夫·赫林参加波兰军队投入了战斗,尽管后来流亡那不勒斯从事写作,仍然成为共产党政权垮台后波兰最受尊敬的文化界人士之一。二〇〇〇年七月他去世的消息刊登在华沙各报的头版上,整整一代波兰知识分子称赞他的著作—尤其是他的古拉格回忆录《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这些男人和女人所恢复的不仅仅是他们的能力。本人成为渥太华大学外科学教授的艾萨克·沃格尔范格尔写道,“伤口愈合,然后你可以恢复健康,成为一个比以前更加坚定而且更有人性的小人物……”2

当然,古拉格幸存者的故事并不都是如此圆满结束的,人们肯定不能根据所阅读的回忆录这么说。显然,没有活下来的人不会撰写回忆录。精神和肉体因劳改营经历受到损害的人不会撰写回忆录。由于做了一些后来让他们感到羞耻的事情而幸存的那些人多半也不会撰写回忆录—即使写了,他们也不一定讲述全部事实真相。几乎没有任何告密者—或者决心承认自己做过告密者的人—的回忆录,同样,几乎没有愿意承认为了继续活着而伤害或者杀死过同劳改营囚犯的幸存者的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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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劳改营五年(幸存者)》:囚犯的脸,随着时间而变化——囚犯阿列克谢·梅列科夫作,地点与时间不详


由于这些原因,有些幸存者怀疑某些人所撰写的回忆录是否具有真实性。尤里·佐林是一名年纪较大的幸存者,我在他所居住的城市阿尔汉格尔斯克对他进行采访时,他不太配合,他拒绝回答我向他提出的一个关于生存哲学的问题。他说,没有什么生存哲学。尽管从幸存者的回忆录来看,囚犯似乎“讨论一切,思考一切”,但是他对我说,情况并非如此:“我们所要做的全部事情就是活到第二天,继续活着,不生病,少干活儿,多吃饭。这就是一般没人讨论哲学的原因……拯救我们的是年轻、健康、身体强壮,因为在那里,我们生活所依据的是达尔文法则,适者生存。”3

因此,对于整个有关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幸存了下来—以及他们为什么幸存下来—的问题,必须进行非常认真细致的探讨。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可以依据的档案资料,也没有真实可靠的“证据”。我们不得不相信愿意以书面或者接受采访的形式描述其经历的那些人的话。其中任何人也许都有向读者隐瞒其人生的某些方面的理由。

尽管发出了这样的警告,我们还是有可能在已经发表或者存放于档案馆的数百部回忆录中找出某些规律来,因为生存的策略确实存在,而且当时为人熟知,只是根据囚犯所处的特定环境,出现了多种多样的变化。三十年代中期甚至四十年代后期,当劳动主要是在工厂干活儿而且食物供应虽不充足但还稳定时,在俄罗斯西部的劳动定居点生存也许并不需要特别的心理调整。另一方面,饥饿的战争年代要想在北方边远地区—科雷马、沃尔库塔、诺里尔斯克—的某个劳改营里活下去,往往需要非凡的才能和坚强的毅力,要不然就得有为非作歹的大本事,具备某些囚犯在自由的时候绝不可能从自己身上发现的品质。

毫无疑问,不少这样的囚犯得以幸存是因为他们千方百计爬到了其他人的头顶上,使自己不同于大批饥饿的囚犯。许多劳改营的格言谚语反映了这种不顾一切的竞争所产生的降低道德水准的作用。“今天得你死—明天才是我”是其中的一条。“人是吃人的狼”—雅努什·巴尔达赫用来作为他的回忆录书名的警句—是另外一条。

许多前劳改营囚犯谈到了生存竞争的残酷,还有许多人像佐林一样认为那是达尔文主义式的竞争。“劳改营是对我们的道德力量、我们的普通道德观的一场严峻考验,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没有经受住这场考验,”沙拉莫夫写道。4“仅仅过了三个星期,大部分囚犯就绝望了,除了吃以外,对别的什么都不感兴趣。他们表现得像野兽一样,厌恶并且怀疑别人,把过去的朋友视为生存竞争的对手,”爱德华·布恰写道。5

由于其在十月革命前的社会民主运动中的经历,埃莉诺·奥利茨卡雅在劳改营里所看到的不道德行为特别让她感到震惊:当年监狱里的难友往往相互配合,强壮的帮助虚弱的,而在苏联的劳改营里,所有囚犯都“为自己活着”,为了在劳改营的等级制度中往上爬一点而拆别人的台。6加琳娜·乌萨科娃认为自己的个性在劳改营里发生了变化,她描述了她的感觉:“我是一个品行端正的女孩子,受过良好的教育,来自知识分子家庭。但是,带着这些特点你就不可能活下去,你不得不使自己变得冷酷,你学会了说谎,学会了想方设法做一个伪君子。”7

古斯塔夫·赫林作了进一步的详细说明,他描述了新来的囚犯如何慢慢学会“毫无同情心”地活着:

开始的时候,他让饿疯了的囚犯分享他的面包,收工回营房途中给患有夜盲症的囚犯带路,同伴在森林里砍断两根手指时他喊人帮忙,还偷偷地把汤罐和鲱鱼头带到停尸房。几个星期之后他发现,他做这些事情的动机既不单纯也不是真正无私的,他是根据大脑发出的利己的指令行事,首先考虑的全是自己。劳改营—在那里,囚犯们活在人世间的最底层,因此遵照的是本能地残忍对待他人的行为准则—帮助他得出了这一结论。以前在监狱他怎么可能想到一个人竟会堕落到厌恶反感而不是怜悯同情难友的地步?他天天看见患有夜盲症的囚犯因为耽搁了劳动队回去干活儿的时间受到枪托的重击,然后又被急着去食堂打饭的囚犯不耐烦地推到路旁,在这种情况下,他怎么可能帮助他们;他怎么可能探望停尸房并且勇敢地面对持续的黑暗和粪便的恶臭;他怎么可能让第二天还会在营房里以乞求、执着的眼神迎接他的饿疯了的囚犯分享他的面包……他记得而且相信审讯他的人对他说的话,苏维埃正义的铁扫帚扫进劳改营的全是垃圾……8

这种看法并非苏联劳改营幸存者所独有。“如果有人愿意向处于被奴役状态的个别人提供某种特殊待遇,”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普里莫·莱维写道,“要求他们以背叛与同志之间的天然团结作为交换,肯定有人会接受。”9在关于德国集中营的著作中,布鲁诺·贝特尔海姆也注意到,年纪较大的囚犯往往逐渐开始把“党卫军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当做他们自己的接受下来”,尤其是对比较虚弱和地位卑微的囚犯—特别是犹太人—采取了党卫军式的敌视态度。10

像在纳粹集中营里一样,在苏联的劳改营里,职业罪犯也喜欢使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非人化语言辱骂政治犯和“人民的敌人”,表达对垂死的囚犯的厌恶。在一个主要关押刑事犯的营站里,由于其作为唯一一名政治犯的特殊身份,卡罗尔·科隆纳—乔斯诺夫斯基得以听到职业罪犯对政治犯的看法:“不幸的是,这种看法实在太多。他们虚弱,他们肮脏,而且他们只想吃。他们什么也干不了。当局为什么为他们而烦恼,只有上帝才知道……”科隆纳—乔斯诺夫斯基写道,一名刑事犯说他在某个中转监狱遇到过一个西方人,是个科学家和大学教授。“我抓住他在吃东西,是的,实际上他正在吃一条已经开始腐烂的特雷斯卡鱼的鱼尾巴。我狠狠教训了他一顿,你可以想象。我问他知不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他只是说他饿了……于是,我在他脖子上重重来了一下,当时他就呕吐起来。想起这就让我恶心。我甚至向看守告发了他,可是这个肮脏的老家伙却在第二天早晨死掉了。活该!”11

其他囚犯观察、学习、效仿,像瓦尔拉姆·沙拉莫夫所描写的那样:

已经成为囚犯的青年农民看到在这个地狱里只有职业罪犯活得好一些,看到他们有势力,看到所有有权的劳改营管理人员都害怕他们。职业罪犯总是有饭吃有衣穿,而且他们还互相帮忙……这开始让他觉得,职业罪犯似乎掌握着劳改营生活的真谛,只有效仿他们才能走上拯救自己人生的道路……知识分子囚犯则被劳改营压垮了。与文明和文化中断联系不到几个星期,他所看重的一切就全都化为尘埃了。说服的方式是拳头或者棍棒。驱使人们做事靠的是一把枪托,靠的是打在牙齿上的重重一拳……12

然而,认为劳改营里根本没有道德规范的说法也不正确,它可能只是不仁慈或不宽容。令人费解的是,在这个问题上,即使是最悲观的回忆录作者往往也会自相矛盾。沙拉莫夫本人—他对劳改营生活之惨无人道的描写超过了其他所有人—曾经写道,“我拒绝谋求提供某种生存机会的工头职位,因为在劳改营里,最卑劣的事情莫过于把自己或者别人的意志强加于像自己一样的囚犯身上。”也就是说,对于沙拉莫夫的判断,他自己是个例外。13

大部分回忆录还让人们弄清了,劳改营不是一个黑白分明的世界,在那里,主人和奴隶之间的界线被明确划定,只有通过残忍的手段才有可能生存下去。如同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囚犯、自由工人和看守不仅属于一个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而且这个网络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囚犯可能在劳改营的等级制度中上上下下,还有许多人死去了。他们不但可以通过拉帮结伙或者反抗当局改变自己的命运,而且可以通过巧妙的周旋和交易、通过交际和关系改变自己的命运。仅仅是幸运和倒霉也能决定某种典型的劳改营历程,如果这是一段漫长的历程,它很可能有“幸福的”阶段,在这一阶段,囚犯得到了一个合适的劳动岗位,吃得好而且不用干多少活儿;除此之外,同一名囚犯也会有坠入地狱的阶段,在医院,在停尸房,与那些挤在垃圾堆旁寻找残羹剩饭的垂死的囚犯为伍。

实际上,生存方式成为古拉格体系的组成部分。在大部分时间里,劳改营管理者并不打算杀死囚犯;他们只是试图完成莫斯科的中央决策者所分派的高得不可能完成的生产定额。因此,劳改营管理者更愿意奖励他们所发现的有益于达到这一目的的囚犯。囚犯当然会利用这种意愿。两类人的目的不同—管理者想采更多的黄金或者伐更多的树,囚犯想要活下去—但是有时他们发现,为了达到不同的目的可以采用相同的手段。特别是,有一些生存策略既适合囚犯也适合管理者,下面将其一一列出。


ТУФТА:弄虚作假

对туфта—可以不太准确地译为“蒙骗上司”的一个词[63]—做一个简单的描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至少,这种习惯性做法在苏联的体制下根深蒂固,因此,说它们是古拉格所特有的行为多少显得不太公平。14它们同样不是苏联所特有的行为。在共产党统治时期的大多数前华沙条约成员国的语言中,人们曾经听到过一句谚语,“他们假装给我们付钱,我们假装给他们干活儿。”

更为严重的是,弄虚作假其实已经渗透到劳动过程的各个方面—劳动安排,劳动组织,劳动核算—因而实际影响到劳改营系统的每一个人,从莫斯科的古拉格负责人,到最低级的劳改营看守,到饱受蹂躏的囚犯。在古拉格,情况一直都是这样。囚犯中广为流传的一句顺口溜出现于白海运河时期:

没有弄虚作假和阿芒拿[64]他们就开不出运河来。(без туфты и аммоналанепостроилибыканала.)15

在这个话题成为争论的焦点多年以后,围绕着囚犯是否努力劳动的问题以及他们是否千方百计地逃避劳动同样出现了争议。自从一九六二年索尔仁尼琴的《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的发表在某种程度上引发了关于劳改营问题的公开争论以来,比较宽容的幸存者团体、辩论文章作家、劳改营历史学家显然难以就劳改营劳动的道德问题形成一致的看法,因为索尔仁尼琴这部具有开创性的中篇小说的确使用大量篇幅描写了主人公逃避劳动的各种尝试。在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当中,他去了一趟医务室,希望能够得到病假;他幻想着病上几个星期;他盯着劳改营的温度计,希望它会显示天气太冷从而不必去工地;他钦佩地提到劳动队长“不管是不是在干活儿”都可以“做到看上去像是在干活儿”;当实际上“今天已经过去一半他们什么也没有干”的时候,他因劳动队长争取到了一个“相当高的劳动核算率”而松了一口气;他从工地偷木片回营房烧火用;他打饭时骗取额外的粥。“干活儿,”伊万想,“马就是干活儿累死的。”所以他努力避免干活儿。

在该书出版以后的许多年,这个典型的囚犯形象受到另外一些幸存者的质疑,既有出于意识形态原因的,也有出于个人原因的。一方面,相信苏维埃制度—因此也相信劳改营的“劳动”具有价值而且必不可少—的那些人感到杰尼索维奇的“懒惰”令人作呕。《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发表以后,大量“有选择的”、较为“亲苏的”关于劳改营生活的报道刊登在苏联官方的报刊上,甚至把焦点直接集中在一些尽管遭到不公平逮捕仍然保持忠心不变的信徒所显示的对劳动的奉献精神上。苏联作家(兼终身告密者)鲍里斯·佳科夫描写了一位参与彼尔姆附近某古拉格工程项目建设的工程师。这位工程师对于工作非常投入,以致忘记了自己是个囚犯,他对佳科夫笔下的叙述者说:“我从工作中享受到极大的乐趣,暂时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佳科夫故事中的这位工程师十分真诚,甚至偷偷给当地的报纸写了一封信,对劳改营运输供应系统的组织不善表示不满。尽管由于这一轻率行为—囚犯的名字出现在报纸上破了先例—受到劳改营负责人的警告,如同佳科夫所讲述的那样,这位工程师仍然对“文章发表以后情况有所改善”感到满意。16

劳改营管理者的看法甚至更加极端。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前劳改营管理人员相当愤怒地对我说,所有关于劳改营囚犯活得很惨的故事一点也不真实。她说,那些劳动表现好的囚犯过得非常好,比普通百姓好得多:他们甚至买得起一般人买不起的炼乳—着重体是我加的。“只有那些拒绝参加劳动的人,”她对我说,“他们的日子不好过。”17这种看法通常不会公开表达,但是也有一些例外。安娜·扎哈罗娃是一名内务人民委员部官员的妻子,她写给《消息报》的一封信六十年代发表于地下出版物,她尖锐地批评了索尔仁尼琴。扎哈罗娃写道,伊万·杰尼索维奇“令我在灵魂深处燃起怒火”:

我们可以看一看为什么对苏联人民抱着这么一种态度的小说主人公除了想去医务室以便以某种方式逃避通过艰苦劳动为自己赎罪、补偿他对祖国犯下的过错之外什么也不想……另外,为什么一个人竟会试图逃避并且鄙视体力劳动?毕竟,在我们看来,劳动是苏维埃制度的基础,同时,人类只有在劳动中才能真正认识自己的力量。18

另外还有一些来自普通囚犯的意识形态色彩比较淡薄的不同意见。四十年代初期服了五年徒刑的囚犯В.К.亚斯内在其回忆录中写道,“我们努力老老实实地劳动,我们不是因为害怕失去配给的食物或是害怕终了于流放地……才努力劳动的,而是因为那是我们的劳动队,它帮助你忘却,帮助你摆脱焦虑的情绪。”19与母亲一起被囚禁的娜杰日达·乌里扬诺夫斯卡雅写道,她的母亲努力劳动“为的是证明犹太人和知识分子干活儿不比别的人差”。(不过,关于自己她写道,“我干活儿是因为我不得不干。在这一点上,恐怕我并没有保持犹太人的光荣传统。”)20

毕生都在为苏维埃政权热心工作的那些囚犯也没有立即发生变化。本人是一位航空工程师的政治犯亚历山大·博林被发配到古拉格的一个金属加工厂。他在回忆录中自豪地描写了他在那里主要利用业余时间所进行的技术革新。21三十年代后期被捕的另一名政治犯阿拉·希斯捷尔在一次采访中对本书作者说,“我总是像自由的时候一样干活儿。这是我个人的性格特点,我不可能不好好干活儿。如果必须挖一个坑,我会连续不停地挖,直到把它挖好为止。”从事了两年一般劳动之后,希斯捷尔当上了劳动队长,据她说,这是因为“他们看我干活儿不像是个囚犯,总是使出全身的力气”。接着,在劳动队长的位置上,她千方百计地激励她所率领的囚犯,尽管她也承认不是用对苏维埃政权的热爱来激励他们。下面是她所描述的她与为她干活儿的囚犯第一次打交道时的情形:

我来到他们干活儿的取土场。看守提出陪同我来,但是我说没有必要,于是我就一个人来了。这时已是半夜。我走到队里的囚犯面前对他们说,“我需要完成计划,前线需要砖头。”

他们说,“阿拉·鲍里索夫娜,我们不关心什么砖头计划,把配给的面包给我们。”

我说,“只要你们完成计划,你们就会得到面包。”

他们说,“我们现在就把你扔进一个坑里埋起来,没有人会找到你。”

我镇静地站在那里说,“你们不会把我埋起来。我向你们保证,如果今天中午十二点以前你们完成劳动定额,我就发给你们一些烟叶。”烟叶比黄金和钻石还宝贵……

希斯捷尔说,她只是把定量发给自己的烟叶攒了起来,因为她本人不抽烟,所以乐得把它们发给她管辖的那些囚犯。22

当然,也有人承认通过劳动可以获得物质利益。一些囚犯只是努力去做他们认为应该做的事情:超过劳动定额,获得劳动突击手的身份,得到更高的食物定量。弗拉基米尔·彼得罗夫到达科雷马的一个营站之后立即发现,住在“斯达汉诺夫工作者营房”里的囚犯—他们比其他囚犯干活儿更卖力—具有到头的人所没有的一切特点:

他们清洁干净得多。即使是在劳改营极其恶劣的生活条件下,他们也要设法天天洗脸,弄不到水的时候就用雪。他们穿的也更体面……[而且]神情举止更为坦然。他们不在火炉旁边扎堆,而是坐在自己的铺上做事聊天。即使是从外面看,他们的营房也不一样。

彼得罗夫请求加入他们的劳动队,这个劳动队的成员每天可以领到一公斤面包。但是,他经常跟不上劳动的进度。劳动队把他开除了,它不能容忍缺乏劳动能力的囚犯。23如同赫林所说,彼得罗夫的经历具有代表性:

定额的梦魇并非自由人的专利,自由人受到定额的困扰,它也支配着根据定额干活儿的奴隶的本能。在那些大家一起干活儿的劳动队里,最认真、最热心的监工是囚犯自己,因为劳动队的定额是通过将总产量除以工人数量来统一计算的。为了提高完成定额的百分比,全然不顾亲密朋友之间的任何感情。一名被分配到某个由经验丰富、体力相当的工人所组成的劳动队却又发现自己达不到要求的囚犯不能指望得到任何照顾;经过短暂的挣扎之后,他被迫退出转到别的劳动队,在那里,轮到他不得不经常监督劳动能力更不行的难友。囚犯们在这种事情上全都不讲同情心,从而残忍地违反了囚犯之间唯一一项天生的义务—团结起来面对迫害他们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