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喇嘛王国的覆灭时间：2019-07-03
上 篇 * * * 第一章 十三世达赖喇嘛的童年 “第穆事件” 汉藏关系的历史背景 1903～1904年英国侵略西藏及清王朝的反应 流亡中的十三世达赖喇嘛 中国的辛亥革命 第二章 西藏与新兴的中华民国 第三章 十三世达赖喇嘛、藏军与寺院集团 九世班禅喇嘛的出逃 第四章 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 第五章 土登贡培的垮台 权力之争 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之后的土登贡培 仲札代本团发生兵变 土登贡培被捕 邦达昌家族的反叛 第六章 探索新西藏之道路：龙厦为首的改革派 摄政的推举 龙厦的改革运动 龙厦改革派有先例可循 龙厦的厄运 第七章 黄慕松将军奉使入藏 背景 1930～1932年康区的汉藏纷争 黄慕松使团 英国人的观点 第八章 英国人、中国人与九世班禅喇嘛 调解达赖与班禅失和的最初行动 威廉逊1935年出使拉萨 1936年——对抗之年 1936年时的藏军 帕邦喀活佛的使命 英藏达旺之争 第九章 热振的摄政与卸任 热振巡视拉姆拉错湖 寻访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 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坐床典礼 热振摄政独断专行 琼让向热振发难 堆巴堪布事件 热振摄政让位 第十章 上篇小结：热振摄政年代 下 篇 * * * 第十一章 大札摄政的初期：1941～1943年 大札的新政 修筑穿越西藏的中印公路计划（1941～1943年） 西藏“外交局” 濒临战争边缘的国民政府和西藏 美国首次遣使入藏 英国人调整其对西藏的态度和立场 藏政府从印度购买军火 第十二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的形势变化与对抗 1944年古德出使拉萨 达旺谈判 现代化的尝试 第十三章 反叛的种子 “林周宗事件” 热振巡访拉萨 色拉寺杰札仓向噶厦挑战 热振与大札之间矛盾的激化 “西藏革命党” 第十四章 热振阴谋 热振与国民党 搜查热振 热振被捕 色拉寺杰札仓堪布遇害 热振到达拉萨 色拉寺杰札仓之战 热振受审 热振之死 热振寺遭洗劫 第十五章 “慰问同盟国代表团”（1945～1946） 汉藏关系 蒋介石在外交上采取主动 “慰问同盟国代表团”的建立 英国人检讨其西藏政策 “慰问同盟国代表团”在印度和中国内地的活动 第十六章 争取国际支持的进一步尝试 “泛亚洲会议” 印度获得独立 “西藏商务代表团” “商务代表团”在中国内地的活动 “杜鲁门事件” “商务代表团”访问英国 美国重新审视其西藏政策 第十七章 国民党垮台之后的西藏 “驱汉事件” 噶雪巴倒台 西藏所采取的对付汉人的措施 西藏向英国和美国求援 独立后的印度新政府对西藏的态度 第十八章 人民解放军向西藏进军 战争准备 西藏同新的中央政府进行谈判 美国的介入 西藏人与汉人谈判的开始 昌都战役的序幕 格鲁派集团中的亲汉势力 阿沛取代拉鲁就任昌都总管 人民解放军发动昌都战役 第十九章 昌都失守之后 夏格巴同中共政府进行对抗 达赣喇嘛亲政 西藏向联合国求援 英国和印度对西藏求援的反应 印度对中共进军西藏作出的反应 联合国讨论西藏提交的《呼吁书》 第二十章 《十七条协议》的签订 阿沛从昌都传来的情报 西藏向联合国提出的新动议 美国重新考虑其西藏政策 亚东会议 北京谈判 商讨《十七条协议》 第二十一章 达赖喇嘛返回拉萨 美国进一步卷入西藏事务 国外对《十七条协议》的反应 西藏“民众大会”在亚东召开 美国人的新举措 讨论《协议》的“民众大会”在拉萨召开 结论 喇嘛王国覆灭的原因 跋 附 录 附录一 《中英续订藏印条约》 附录二 《英俄协定》 附录三 《西姆拉条约》 附录四 西藏主要职官和特殊机构名称简注 附录五 关于藏文拉丁字母转写和缩略语的说明 附 件 附件一 《1914年7月3日英藏宣言》 《英藏贸易条例》 麦克马洪线换文备忘录 参考文献 译后记 前 言 1912～191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结束了在印度的流亡生活，他返回西藏不久，他手下的自卫武装便将汉族官员和驻军通通驱逐出西藏，重新确立了他的统治地位，并开始了十三世达赖喇嘛为期39年对西藏内外事务的统治。中国从未接受过这种状态，中华民国和国民政府有效地恢复了其对西藏的控制。但是，当1949年蒋介石逃往台湾之后，这种控制便失去了作用，西藏地方政府依然自行其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国民政府一样，都把西藏是“祖国”领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视为其西藏政策的既定目标。1950年10月，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1951年5月，十四世达赖喇嘛所领导的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十七条协议》，西藏正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所辖的一个自治区。 关于西藏的政治地位及其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在学术界和民间都盛行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亲藏派认为，西藏是被中国共产党征服并被错误地纳入中国版图的独立国家；亲汉派则认为，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其分裂活动是由于清朝灭亡之后英帝国主义操纵策划的结果，可是西藏于1951年又重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这两种派别集团常常因各自的政治利益的不同和孤立地看待事物而引起争论。 本书所持的观点是既不亲藏也不亲汉，即既不倾向于达赖喇嘛的流亡政府，亦不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一边，而是试图阐明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即到1951年，一个独立的喇嘛王国事实上已经衰亡。本书所要考察研究的问题是，这个喇嘛王国衰亡的过程及其原因，虽然外来势力的介入加速了这个喇嘛王国的衰亡，内部力量为外来势力在西藏得势创造了条件，但是，西藏的统治者仍竭力在内外事务并重的错综复杂的矛盾中把握平衡。 第一部分（上编）阐述的主题和重点是193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之后的西藏政局，同时还考察了十三世达赖喇嘛统治时期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当时，西藏已摆脱了满清王朝的统治而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地位。第二部分（下编）论述的是1941～1950年大札摄政时期以及十四世达赖喇嘛执政时期就进入垂暮之年的喇嘛王国。 我对现代西藏藏汉民族饱受的艰辛抱以极大的同情，实际上，这本书正是为他们而写的。我企望在西藏现代史研究领域发表一种崭新的观点，并因此而使人们得以正确地评价历史，而不再是出于现在的政治利益去评判过去。 资料来源和研究方法 西藏历史的鲜明政治特点使笔者有必要说明撰写本书所依据的材料。本书的资料来源主要是4个方面：⑴口头访问以及与原西藏地方政府官员和其他与历史事件有着特殊关系的人的谈论；⑵原西藏、印度和中国中央政府官员的原始记录（包括藏文、汉文和英文）；⑶英印政府、英国及美国大量的外交和政治档案；⑷报刊、书籍和论文，其中包括原始的政治资料。 口碑史料 口碑史料是通过访问有关某一时期或某一事件的见证人而收集的原始资料，可以作为研究历史的珍贵材料，在官方档案和文献不易被利用的研究领域尤其如此。然而，利用口碑史料来研究历史也有局限，因为记忆往往是具有选择性的，事件参与者的记录有时带有自我倾向，并且，当前的政治形势也可能影响到他们的记录的数字和准确性。因此，我们必须根据当事者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对口碑史料进行仔细的评判和鉴别，并同所能利用的档案材料和其他人的访谈记录相互印证。 我广泛地走访了原西藏地方政府的官员、寺院喇嘛僧人、士兵和商人等，其中包括1959年逃离西藏、现在定居于印度及西方国家的有关人士和现在仍然住在西藏的有关人员。这些调查访问为我们研究西藏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和了解西藏的历史事件打开了一扇明亮的窗口。我的调查活动始于1983年，至1985年告一段落，花了3年时间，走访了79位藏人及一位曾供职于拉萨的英国外交官。他们当中，有35位是政府官员和贵族，24位为寺院僧人，4位士兵，16位是康区等地的藏人。本书的参考资料附录列出了这些受访者的名单和采访的地点。 在访问过程中，我录制了大多数受访者的藏语录音，然后将这些录音抄写成标准而规范的藏文，最后再将其译成英文。由于有些受访者的录音多达10盘（两小时一盘）磁带，因而这些英藏文录音包含着全面而丰富的西藏现代史资料。 我所进行的口碑历史访问事项分为三个阶段：一、首先对两名高级官员就西藏现代史上的问题进行全面的访问，这就可以先拟出西藏现代史的“大事提要”，并且还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西藏人对重大历史事件发生和发展的因果的看法。二、选择熟知西藏现代史实或被公认为对现代史上的特殊事件或相关事件具有一定见解的人进行调查访问。这类访问的目的在于弄清每一位受访者的重要经历，并且对这些人的经历进行详细的考察和验证。三、把最初的访问材料加以翻译、分析和归纳之后，再进行追踪访问，并与其他有关的记载进行比较。通过再访问（和第三次访问），可以澄清访问记录中前后矛盾之处，并且还能够为因访问他人或从英国和英印政府档案资料中产生出来的新问题找到答案。 我在印度进行的最初访问活动，全都是在居住于印度的我的研究同事和该课题组负责人格勒活佛的指导下展开的；追踪访问通常是我和格勒活佛协作进行的。而在西藏的访问活动都是我单独进行的。在所有访问活动中，所问的内容都是与西藏现代史有关的。通常都要询问受访者的资料来源和论点的依据，并且经常要求他们对所表述的事件前后矛盾、难以自圆其说的原因作出解释，鼓励他们说明其所亲历的历史事件发生的根源。有关这些受访者之间的政治关系和亲属关系的细节也往往因受到开导而讲出来。 强烈的政治压力和固有的自我保护意识往往使访问活动复杂化。许多居住于印度的原西藏地方官员（主要是僧官）担心揭示这段历史会暴露西藏的旧制度和原西藏地方政府的阴暗面，并且还会损害未来的西藏独立事业。正如一名官员用藏语所说的，他们担心会“给自己的脸上抹黑”。有的官员则拒绝进行合作，他们认为，过去的历史没有必要再去挖掘；另一些人在接受采访时则拒绝吐露真情；还有一些人竭力夸耀自己在历史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可是，受访者们事实上都给予了某种程度的合作，总的说来，他们的叙述还是能说明问题的。 有助于限制厚颜无耻地受了官方给予的大量政治恩惠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原西藏地方官员们从一开始就知道我通晓西藏现代史。我不仅会讲藏话，而且还编撰了一部讽刺现代西藏政府官员丑行劣迹的政治歌谣集 ，并且与原西藏噶厦的四大噶伦之一、在我研究的这段历史中生活了大半生的索康·旺钦格勒过从甚密。事实上，大多数原西藏官员都误认为我可能大量地抄袭了据说是小索康所写的（但从未见到过）关于西藏历史的论著，或者至少接触过这些论著。这些因素对消除原西藏地方官员对质朴的外国人的成见起着阻碍作用。 当我们把关于这些重大事件的相互矛盾的见解汇集起来时，就迫使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衡量这些看法：⑴我们对现行的传统制度的理解方式；⑵其他记载和解释；⑶事件亲历者的材料来源和依据（是道听途说，还是第一手资料）；⑷历史见证人与事件的联系——例如，他在该事件中与其中的人物是亲属关系还是盟友关系；⑸知情者是出于诚实还是口是心非。对许多重要的争论问题必须作出决断，以决定哪种说法可以接受。为此，我们花费了大量时间多次走访当事人，力求澄清争端和分歧，阐明真相。虽然我们有时罗列出了对有关事件的不同解释（一般都反映在页注上），但是仍然难以如愿。 历史见证人所写的回忆录 中国宽松的政治环境和民主气氛，使得政治协商会议的分支机构得以在全国各地建立，民主人士也有了发表历史事件亲历记和回忆录的园地。这些回忆录中所包含的史料以往并没有得到学者们的充分重视和利用。拉萨建立了一个隶属于西藏自治区政协的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约请原西藏地方政府的僧俗官员撰写回忆录（藏文），从1982年创刊的《西藏文史资料选辑》，到1986年已出版了9辑，每辑大约300页。这种刊物主要登载藏人写作的文章，可是也有些重要文章是由原中央政府官员用汉文撰写然后翻译成藏文的。这些文史资料被列为“限制发行”（或者叫“内部”）一类刊物，一般只让上层干部阅读。从而使得著撰者能够直言不讳地书写史实。例如，其中一篇文章在论述1946年于南京召开的有西藏人参加的国民大会，旨在获得国民政府承认其事实上的独立地位这一历史事件时，就没有沿袭西藏人是作为中华民国的地方代表出席会议的旧说，相反，该文的撰写者认为，他们参加的是一次使西藏独立成为“泡影”的会议。这些公开出版的回忆录与已经公开发表的有关西藏现代史的许多论断和已为人们熟知的史实相抵牾，这就使我们所访问的定居印度的西藏人在谈论西藏现代史上的某些敏感的问题时，丝毫没有像以后会被指责为翻旧账、揭伤疤那样的担心和恐惧。 印度拟出版几部原西藏重要官员所撰写的西藏历史专著，如凯墨·索朗旺堆所写的《西藏近代史》（藏文版，1982年）、夏格巴的《西藏史》（藏文版，1976年）、夏噶娃的手稿以及土登桑杰等人的著述，这些史著有的已经面世，有的即将出版。虽然他们的这些论著不可能尽信、并在研究中加以引用（西藏“流亡政府”就曾禁止原西藏地方政府官员所撰写的几部书稿出版），但是，这些藏语文材料却为我们研究西藏现代史提供了宝贵的史料，而且，有些回忆录的撰写者现在已经作古，这就弥足珍贵。 本书还多处引用了英国人、美国人、印度官员和传教士所写的回忆录和亲历记。 官方档案和文献 有关西藏的档案材料主要被收藏于伦敦的印度事务部档案馆（Tndia Office Record and Archive）和公共档案馆（Public Record Office）。这些档案和文献包括大量英印政府的书信集、电报、笔记、备忘录和新闻报道等，还有许多档案和文献是从西藏和中国中央政府那里收集而来的。英国教会从1937年起在拉萨创办的教会月刊（后改为周刊）亦是重要的参考资料。所有这些档案和文献原件藏品为我们考证和分析口碑史料和回忆录提供了极有价值的佐证。 美国国家档案馆（National Archives）收藏有美国国务院从1942～1952年商讨“西藏问题”的一部重要的文献资料集，其中包括汉文、藏文和英文副本以及英印档案资料。虽然美国国务院拒绝大量地开放那一历史时期的档案，但是，可利用的档案资料还是给我们的研究工作（尤其是关于1942～1952年这一时期的西藏研究）提供了可信的依据。 印度政府尚未开放1913～1952年间有关西藏的档案和文献，可是，在印度事务部和伦敦公共档案馆的档案中能够查找到印度政府有关西藏的大量档案材料，这些档案是在印度沦为英国的殖民地时被送交英国的。这些档案、文件也包括印度独立后的一段时期（1949～1951年）有关西藏的部分档案记录。 西藏和印度的报纸 在我所研究的这一历史时期，西藏还没有自己创办的报纸，只是在印度噶伦堡发行有一种名叫《西藏镜报》（Me long）的藏文小报。这种报纸有一部分被收藏于印度，而大部分则收藏于耶鲁大学的贝尼克图书馆（Benieke Library）。印度事务部收藏有大批（主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非常有用的印度英文报纸。 总而言之，我撰写本书所依据的绝大部分原始材料以前从未被人引用过。从总体上说，该书所提供的细节和对西藏现代史的理解的水平，都是迄今未能达到的。 导论
1913～1951年的西藏社会 格鲁派或者叫做历代达赖喇嘛的“黄帽派”，是致力于清除藏传佛教寺院制度中的弊端的一批改革者。 他们强调独身善守和献身佛法，并把这两方面作为进入更高境界的密宗修习的先决条件，同时，他们自认为其所作所为旨在使“纯洁清净”的佛教得到复归，他们充满着热情并虔诚地遵奉佛教的根本教义和教规。他们的宗教改革主张和行动是与古老而在当时尚居于统治地位的噶玛派红帽系的主张相悖的，噶玛派提倡“自性顿成”，顿悟成佛，而很少关心独身善守与佛法修习。因而，在格鲁派看来，噶玛派的教义和宗教活动是腐败和堕落的表现。 噶玛派中最强大的红帽系及其施主——藏王竭力阻止格鲁派的传播。为了予以回击，五世达赖喇嘛招募了固始汗的军队及其蒙古族和硕特部施主，以捍卫格鲁派，并把西藏纳入他的治下。经过短时间的战争，藏王败北，1642年，五世达赖喇嘛成为西藏的统治者。 于是，他便着手创造一种利于藏传佛教发展的大环境，对格鲁派更是优崇备至。 他还建立了许多寺院，并且通过授予许多格鲁派大寺大量庄园和为庄园服役的农奴的方式，改革了支持寺院生存和发展的经济制度。 格鲁派执掌政教大权的初期，还正式地为一些寺院的僧源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向这些寺院授予招募僧徒的特权——假如他们感到缺乏僧源，就可以从他们属下的农奴中招募幼童入寺为僧。同时，还为没有拥有大庄园的寺院设立官方津贴，向他们提供诸如青稞、酥油和茶叶等生活必需品，并且还为众多的大型法会和宗教仪式提供定期的资助。 格鲁派政府以 chos srid gnyis vbrel 一词来表述其宗教思想，意为“宗教和政治事务合二为一”。格鲁派的三大寺都坐落在拉萨周围，这就是哲蚌寺、色拉寺和甘丹寺，三大寺的僧众在表述上述思想时说：“甘丹颇章（指西藏政府）既是宗教首脑，又是宗教的施主。” 在本书的某些章节中将会看到，正是由于全民族信教和宗教首领执掌政教大权这一重要因素，导致西藏丧失了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和形势的能力。 1913～1951年的庄园和农奴 西藏存在着两种类型的经济生产资料，即由世俗贵族、寺院和活佛占有的庄园份地和直接由噶厦政府控制的土地。西藏的绝大多数土地和民众都被纳入庄园制度中：据中国方面的最新统计表明，旧西藏的三大领主所经营的庄园拥有全部可耕地的62％，其中宗教集团的庄园占有可耕地总数的37％，贵族的庄园占有可耕地总数的25％。 庄园是世袭的领地，正如中世纪欧洲的封建庄园一样，这是主要的财源。庄园是由可耕地和义务耕种土地的一种“被束缚”的劳动力农奴构成的。西藏的庄园是由界限分明的两部分构成的。一部分为领主自营地，占庄园内可耕地的大约1/2到3/4，自营地的全部收入归领主所有；其余部分为差地，这是农奴谋生的主要来源。农奴的基本职责是耕种领主的自营地，他们按照庄园领主指定的时间在自营地从事一切农业劳动，得不到报酬，一般情况下，在他们为领主劳作期间连食物也得不到。然而，庄园主要提供作物种籽，在大多数情况下还要提供耕畜。农奴还承担别的劳役，如为领主修建房屋，帮领主运送收获物，为领主拾柴等。通常情况下，他们还必须交纳一定数量的物品。而且，有些农奴在童年时代就被挑选去服终生无偿劳役，有的服兵役，有的出家当喇嘛或尼姑，有的充当领主的家奴。 按照西藏传统的社会理论，农奴有义务提供这种无偿的劳役，因为他们拥有“差地”（khral rten），由他们的世袭土地和租用地构成。他们完全控制着这些租用地，只是没有土地转让和出售权。他们有耕种土地的充分自由，并且可以保留全部收成。他们还可以把自己的差地租给其他人耕种。在噶厦封给领主的任何一个庄园内，农奴都有纳税的义务，这是在庄园封文中写明了的。一户农奴所承担的劳役和差税义务的总量通常是与其拥有的差地成正比的。例如，在色拉寺东面的娘热（Nyare）公地，我们称之为白玛（Padma）的一位妇女成年之后便成了色拉寺的农奴。这样，她的家人就必须按照两种赋税基数纳税——一方面向色拉寺纳税，另一方面向噶厦政府纳税。她家是拥有差地（42克。下1克种子的耕地面积，大约相当于1亩。——译注）比娘热谷地的普通人家多的富户。 因而白玛家的赋税义务就比其他人家重。实际上，她家不得不派1名劳动力很强的成员去成天耕作他们的领主的自营地，并且还得承担运送肥料等其他劳役。此外，在藏历7月6日～12月20日，她家还得再提供1个劳动力，在秋收季节还得派1个劳动力去无偿劳动61天。7月份，当色拉寺的喇嘛进行一年一度的隐修活动时（16天），白玛家还得做一个形状特殊的面饼送去，并且还必须支应艰难的乌拉差役。 交通乌拉差役是噶厦政府管理西藏的中枢之一。西藏的交通要道有两条，每条道路沿线设有许多驿站（Satshigs），每个驿站之间的距离为半天路程，以确保某一地区的农民能够在一天之内在此驿站到彼驿站之间打个来回。这种驿站制度简便易行，由噶厦政府发放通行许可证（lamyig，乌拉证），授权给乌拉证持有者要求沿途农奴百姓支应乌拉差役并提供驮畜，所提供的驮畜常常是数以百计。这些持有乌拉证的人还能够免费或以最低价格获得食宿。 这种制度致使噶厦政府能够自如地迁移西藏全境的民众或运输货物而不花一分钱，也不需要调用沿线村庄和牧场的官员。按照要求提供驮畜和膳宿对农奴来说是最为艰难的劳役负担之一，因为乌拉证持有者可能会在傍晚驮畜被赶回来之前到达某个驿站。这就迫使服乌拉差役的农奴必须在自己的房屋中保留相当数量的驮畜，而不能把这些牛、马赶到远处的牧场去牧放。 相应地，这就意味着他们不得不为这些驮畜种植或购买大量的饲料。 然而，西藏的农权并不一定都要受压迫，一些农奴，例如白玛家，就拥有大量差地，并且属殷实之家。他们完全可以拥有自己的“世袭”仆人，并且，许许多多提供农业劳役的佃户反过来又会租种他们的一部分差地。虽然农奴仍然受到他们的领主的束缚，并且每年都得向领主支应“人役税”（mibogs），但是西藏的农奴制也使得一类无土地的农奴能够脱离他们的庄园而生活和劳动。 农奴是庄园制度和政教合一制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正是这样一种有效的经济剥削制度为西藏政教统治集团的长期存在和发展提供了保障，并且还在既不为农奴的生存承担任何直接的日常负担，也没有必要承担在某个劳务市场中争夺劳动力的负担的情况下，获得耕种自己所拥有的自营地的劳动力。 这种以农奴为基础的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还把政府的基本权利授予了各个领主。这样做的结果，噶厦政府在乡村既没有必要派驻警察，也没有必要派遣治安武装，在地方的纷争中，只有当其中一方向宗本报案时，宗本才插手此事进行调解。因此，这种农奴-庄园制度极大地削弱了一种复杂而精细的政府机构在西藏存在的必要性，并且还大大减轻了噶厦为向俗官发放薪金并维持一个庞大的寺院复合体（其中15％～20％的男性是僧人）而必须聚敛和增加大量的财富和收入的负担。 因此，在1913～1951年噶厦的权力处于鼎盛时期，只有400～500名被授予全权的僧俗官员在管理着拥有至少100万居民、领土几乎与西欧一样大的西藏就不足为怪了。 政治组织 一、俗官 噶厦政府是由僧俗官员共同管理的。俗官的来源是拥有庄园的世袭世俗贵族，这样的贵族大约有150～200家。贵族内部又分为不同的阶层，其中大约有30家地位较高的贵族，被称为岱本密扎（mdav dpon mi drag，岱本，在吐蕃时期指的是部落长或千户长；密札，意为权贵或豪族。——译注）其余大约120～170家为地位较低的贵族，或称为“普通”贵族。地位较高的贵族一般都比较富裕，并且还拥有许多庄园，而“普通”贵族一般只有一座庄园。 尽管这些贵族都是世袭的，但是有的家族偶尔也被加官晋爵。例如，每一世新的达赖喇嘛的家族都被封为贵族。但是，这种变动对贵族的整体性并不构成威胁，因为被封为贵族的新家族同时也被授予庄园和农奴，并且必然会像旧贵族一样发展自己的权益。 政府官员一般叫做gzhung zhabs（意为政府的公仆），这表明了贵族是附属于噶厦的。噶厦规定，每个贵族家庭都必须送一位男性家族成员到噶厦政府供职；对于那些对噶厦不忠，玩忽职守或不向噶厦提供一名官员的贵族，噶厦可以没收其庄园。另一方面，简单地把这些官员视为噶厦的雇员，把他们的庄园视为俸禄份地又太武断了。贵族的庄园是世袭的，庄园的规模与官员地位的高低并没有必然联系，拥有最大庄园的家族可能只被授予很低的官爵；许多拥有庄园的家族并不被要求向噶厦提供1名官员。因此，贵族的身份是矛盾的统一体，他们既不是占有土地的自治集团，也不仅仅是噶厦的雇员。尽管他们显然是从属于噶厦政府的，但是他们自视为一个世袭的上层集团。他们非常看重在噶厦中供职，而又存心提防，在他们看来，噶厦中的俗官职位是自己的专利。 贵族进入噶厦做官的程序也反映了这种矛盾特征：封官加爵的程序表面上是由达赖喇嘛主宰的，而实际上是由俗官贵族集团操纵的。为了使自己的一个儿子加入政府官员的行列，一个贵族家庭必须把这个儿子送到拉萨的某个私塾去受教育，或者聘请家庭教师来家里辅导。由于良好的书法是进噶厦供职的首要条件，因此基础教育主要包括学习书写各种规范的藏文字体等内容。 完成基础教育之后，该家族便送自己的儿子到“孜康勒空”（财税局）去报名注册当“学徒”，通常年龄为14岁左右。这类“学徒”被松散地组织起来接受培训，所学的科目有分数和rdovu，即藏式计算方法。 这一阶段的培训结业之后，“孜康”的这些“学徒”就可以充当合格的政府官员的候选人。 政府官员的候选提名权操于孜康和噶厦之手，这两个最高的政权机构都由俗官执掌。他们在1年当中可以3次向最高统治者（即达赖喇嘛或摄政）推荐3～4名孜康的“学徒”，并呈上他们的手迹样品，然后再从中挑选两名予以任命。 虽然达赖喇嘛或摄政享有最后决定权，但是由于他们得不到孜康“学徒”的全部名单供挑选，因而这种权力已被削弱。并且，尽管达赖喇嘛或摄政可以延期任命，可是，在没有将该家族“贬为平民”（取消贵族封号）或表明某种特殊原因的情况下，他们不能够长时期地阻止一个贵族家庭之子进入噶厦供职。因此，世俗官僚政治集团的鲜明特点是，从理论上说它是从属于噶厦政府的，而在很大程度上它却掌握着自己的官源（即俗官的选拔任命权）。 二、僧官 喇嘛僧人被任命为官员的渊源显然要追溯到格鲁派政府建立时期，当时五世达赖喇嘛设置了16个官位，由僧人来填充。 随着噶厦政府的活动年复一年地增加，尤其是到了20世纪，噶厦政府选择了扩大僧官的数量而不加封更多的贵族的道路，因而到了传统的西藏政体走向衰亡的时期，有数以百计的僧官操纵着西藏的宗教和寺院的事务，并且在政治事务的管理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 虽然格鲁派的戒律要求出家信佛者独身善守，可是僧官在见解、修习和举止方面与其他喇嘛僧众有着很大的差异。称他们为“象征性的喇嘛”可能比较合适，因为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只在格鲁派的某个大寺登记注册而已，实际上并不住在寺内，也不在那里修习佛法。 在某座寺院中住一个晚上就有资格登记注册，因此也就获得了晋升为僧官的资格。一般来说，大多数僧官在其出家的寺院中所居住的时间不过几周。因此，这些僧官并不像典型而正规的喇嘛那样对寺院和寺院的札仓具有紧密的联系和强烈的忠诚意识。 大多数僧官或者来自拉萨中等阶层家庭，或者是现任僧官的家庭成员。这些“夏仓”（shag tshang）家庭在其拥有的财产方面可与俗官家庭等量齐观，他们的家庭内部有家长组织，并且拥有家族成员居住和生活的住所。他们通常都是小康之家，有些家庭还拥有前几代人传留下来的庄园。然而，他们与世俗家族有着根本的区别：由于僧官得过独身生活，所以这些家庭不是通过生儿育女来延续的，而是以收养、过继的方式来传承的，通常是过继自己的直系亲属（如兄弟姊妹）之子，但有时也收养非亲属之子。 夏仓家庭的家长承担这个孩子的抚养和受教育的义务，最后帮助其“门徒”获得一个政府的官位，藏语中称这些人为监护人。这些被收养的孩子被当作该家庭自己的成员来看待，当该家的家长死后有权继承其家庭的全部遗产。 有少数贵族家庭，如札康（Bkras khang）、绒朗色（Rong rnam sras）、门仲（Smon grong）和绒白隆（Rong dpal Lhun）家庭需要提供1名僧官到噶厦供职。而且，贵族家庭有时还自愿送自己的第二个儿子去噶厦做官。 招募僧官的第三种方式，被称为“札恰”（grwa chags），即从寺院中带走年轻的喇嘛得缴纳专门的赋税。这些年轻的僧人被带到拉萨之后，由管理僧官的“译仓勒空”（秘书处）对之进行教育和辅导。但是，在1913～1951年期间，中等阶层和夏仓家庭是如此的热衷于争夺僧官的职位，以至完全没有必要进行招募了。并且，就是在1933年和1940年“札恰”这种方式得到采纳时，完全被夏仓家庭和中等阶层的家庭的孩子垄断了，他们为了获得“札恰”资格，已特意出家为僧。 如像俗官一样，僧官基本上也控制着僧官的来源（招募、选拔、任命之权）。1名僧官候选人需一位在任的僧官（称他为自己的教师）来主持他的注册和晋升。这位老师一般是这名年轻的候选者的夏仓家庭的家长。在近代，僧官的这种晋升途径是如此的重要，以致有些没有僧官亲戚的父母便设法安排另一个夏仓家的家长来主持他们的孩子的注册和外迁仪式。在这种情况下，订立一份契约以担保他们的孩子对名义上的老师的夏仓家的财富不提任何要求，对他们来说就是司空见惯的事了。然后，这位候选幼童的教师就把他的名字和书法样品呈交给译仓勒空，译仓保留着所有这类僧官申请者的全部名单，译仓的4位官员根据这份名单来决定每年向达赖喇嘛或摄政呈送多少候选人名单，然后再从中挑选并予以封官晋爵。这份包含全部申请者的名单连同译仓的提名者一道被呈报更高品级的僧官基巧堪布，由他们来商讨这个问题，直到选拔出最后推荐名单为止。然后这些候选人像俗官提名者所履行的程序一样，当场向达赖喇嘛或摄政表演书写技能，由他们作最后裁决。 同样，达赖喇嘛或摄政也得不到译仓勒空的“学徒”的全部名单可供选择。 因此，不能把僧官当作格鲁派寺院的代表来看待。一方面，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与寺院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而从整体来看，他们并不具有像普通僧人那样的对寺院的强烈忠诚意识，寺院的领导者也不把他们当作真正的喇嘛来看待，并且认为他们并不完全可靠。从本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在西藏呆了数年的英国驻拉萨的商务代表头目黎吉生（H.E.Richardson）恰当地表述了僧官所处的地位：“虽然他们在内政管理方面扮演着寺院的守门人的角色，可是似乎在坐冷板凳，并且大多数喇嘛僧众常常带着怀疑的眼光来看待他们。” 僧官与俗官之间也存在着差别，因为僧官是凭借自己的官职获得薪俸的，而不是以世袭庄园作为自己的俸禄来源的。因此，相对于庄园拥有者来说，他们倾向于把自己视为噶厦政府利益的真正拥护者和支持者。 三、政府机构 西藏的统治机构很简单，其组织特点是：⑴僧俗官员的职位和办事机构都有各自明确限定了的适当的活动范围（见图1）；⑵僧俗官员的招募选拔是通过一项既定的考试制度来衡量候选者的书法技能和面试所取得的资格为依据的；⑶内部的升迁制度从理论上来说是以本人的能力和才干为基础的；⑷书写记录得到了广泛的应用；⑸如果没有履行职责或不服从命令就被视为渎职行为，并要予以惩罚。 在这一套机构和职位的顶端是达赖喇嘛。他具有对一切决议和官员任命的最后决定权，并且，从理论上说，所有行动建议都必须呈报他批准同意之后才能付诸实施。西藏民众认为，达赖喇嘛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很久以前观世音的精气和本体附着于一个男性胎儿转生，然后就变成了地球上的神的代表——达赖喇嘛。西藏民众相信，当一位达赖喇嘛圆寂之后，其神的本体便会脱离真身，过了一两年之后再度附着一个胎儿转生。因此，作为一个传承准则的活佛转世制度便导致在达赖喇嘛年幼时的这个必经阶段，推举一位摄政来代行职权。 在格鲁派执掌西藏政教大权的不同历史时期，摄政也具有不同的特点。在20世纪，是由西藏“民众大会”推举转世活佛充任摄政来进行统治的。从理论上说，摄政享有与达赖喇嘛一样的权威，可是由于摄政是通过推举来执政的，而不是以神授承嗣的方式来进行统治的，因而他们更容易受责难，统治基础脆弱，通常情况下，都不能够像一位强有力的达赖喇嘛那样，按照自己的意愿独断地进行统治。事实上，他们总是与拉萨周围的某个格鲁派大寺结成联盟，而且，还与该寺中的某个札仓保持密切联系，以培植竞争对手，并且还竭力反对他们对达赖喇嘛效忠。 噶厦政府中的另一个重要而不是永久性的职位是由“伦钦”（或“司伦”）来充任的，英语中通常将其译成“首相”（prime minister），其实两者并不能相提并论。在本人所研究的这一整个历史时期内，第一次采用伦钦或司伦这一官职是在十三世达赖喇嘛流亡蒙古之时，当时他任命三名官员联合进行统治。 当十三世达赖喇嘛于1913年返回西藏后，他们的权力被大大地削弱，他们的主要职责就转变为把俗官递交上来的建议转呈达赖喇嘛。193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之后，只保留了一位司伦，而当这位司伦 于1939年卸任之后，直到十四世达赖喇嘛于1950年12月逃离拉萨之前，这一职位一直空着。 在达赖喇嘛和司伦的下面是噶厦的各个办事机构（“勒空”），这些机构的人员构成和职责各不相同，每个机构都有一批固定的官员负责，如果某一机构中有僧俗官员，那么这两部分官员就有一个固定的比例。还有一种政教品级制度，其中设置有相应的机构和职位。这些品级中的一部分职位是有数额限制的——例如，四品官——其他名称为“札萨”或“堪钦”（mkhan chen）。从图2可以看出三至四品官的官名。这种品级制度在表示恭敬行为方面，特别是在全藏的各种典礼和噶厦的各种仪式中的坐次和行走先后的安排方面反映出来。然而，品级制度本身并不包含政治权力，许多品级很高的官衔，如达尔罕（darhan）和堪钦，并没有相应的职务或机构。这些得到品级的闲职官员也可以被委派到实权部门去任职，但是在那种情况下显然就是获得了政治权力的实际职位，而不是品级。 噶厦政府中的职位没有一个需要进行专门的培训，甚至藏军代本等军官也是如此。从理论上说，官员的选拔、升迁是以本人的才能为依据的，可是普遍的做法是，为了设法在掌握着官员选择和任命程序大权的人中找到支持者，送礼求情是行之有效的手段，虽然少数机构和职位（如各宗的宗本）有固定的任期，但是大多数机构和职位（如噶厦、译仓和孜康）是没有确定的任期的，他们可以一直在该机构供职，直到被提拔或贬官，要么就是卸职或死亡才离开这个岗位。因此，对于最高权力机构来说，升迁就等于获得了终生的职位。 摄政和司伦下面的最高政府机构是噶厦。在西藏现代史上，噶厦大多数时候都是由4名噶伦组成，其中有3名俗官噶伦，1名僧官噶伦。僧官噶伦总是正式地被当作首席噶伦来看待，但是这不过是一种形式。新噶伦都是由达赖喇嘛依据噶厦的推荐和提名任命，通常噶厦都要呈送一份包括4～5名有品级的官员的提名名单。达赖喇嘛也可以不考虑这份候选名单，但是一般情况下他都会从被推荐的候选人当中挑选1名予以任命。这4名噶伦享有平等的权威，所有决定都必须经过4人的一致同意才能作出。 噶厦是西藏政府的行政管理中枢。它将所收到的所有非宗教的情报和信息——请求和电报等——加以分类整理，然后再分别将其转送给适当的部门或官员予以审查。人们常喻之为头（指达赖喇嘛）与身体（指其他行政部门）之间的咽喉。它可以决定哪一类请求需要作出答复（或者是采取行动，或者是将请求转呈达赖喇嘛），也有权改变属下部门所提交的建议。在没有经过噶厦的情况下，没有一个问题（建议或请求）能够送到达赖喇嘛手中，政府的大多数正式的命令都需要加盖噶厦的印章。此外，情况调查、人员审查以及新的政策都由噶厦具体实施，并且，噶厦还承担着把有关俗官升迁和贬官革职的建议呈报给达赖喇嘛（或摄政）的职责。 噶厦呈交给达赖喇嘛的建议都是以最后的实施命令的形式写好交上去的，供达赖喇嘛内定，一般都包括采纳此项最终的选择或否决此项命令这两种结果。为了说明这一点，可以举一个例子，已故的索康噶伦曾经杜撰了一份由孜康勒空呈送噶厦的假建议，并将其呈交给达赖喇嘛，后来还是转回到了噶厦。因为高一级的部门都分别使用不同颜色的墨水，阅者所加的批注一目了然。如果所加的批注很长，就单独写在一张纸上，然后粘贴在原件旁边，但是用这种方式有可能会被人撕掉。下面这个例子以使用大写字母代表噶厦所加的批注和以斜体及删除符号表示达赖喇嘛的抉择的方式揭示了藏政府的批文手续和形式。 It was examined〔by the Dalai Lama〕on the fifth day of the month of the wood-Tiger year． Wood-Tiger year．A report has arrived from Gyantse district．This year because of heavy rains，the people of Samada’s fields have become covered with water and they were not able to harvest a crop．Based on the great difficulties caused by that，WHICH OTHERS HAVE NO MEANS FOR IMITATING，after doing their corvee taxes，for 3，4，5 years we are requesting a concession of taxes in kind．AND ON TOP OF TAHT，TO MAKE UP FOR THE LOSS．SILVER COINS 200，250，300 ，AND BARlEY KE 70，80，90，TO BE GIVEN AS A GIFT． Please instruct if it is all right or not to do this． 译文：木虎年九月五日〔达赖喇嘛〕批文。 木虎年，江孜宗报告：由于该年暴雨成灾，萨玛达村民的庄稼被淹，颗粒无收，困难重重，这种情况其他人又没有可以效仿的方式，基于上述理由，在完成他们的差税义务之后，我们请求恩准减免3、4、5年实物赋税。并且，为了尽最大努力来弥补损失，请求布施银币200，250，300两，青稞70，80，90克 。这样做是否妥当，请予指示。 从上面引述的呈文和批示可以看出，孜康建议应特许减免萨玛达村民实物税3年、4年或5年。噶厦在批文中加上由政府发放布施，数量从下列各项中予以考虑和选择，即布施银币200，250或300两，青稞70，80或90克。达赖喇嘛批准减免实物税5年，同意布施70克青稞，可是否决了向该村布施银币的请求。 然而，在将实施建议下达之前，噶厦没有必要把所有建议都呈报达赖喇嘛。关于政府经费开支、领主土地转让、永久性的赋税减免（chag yang）、官员的升迁与贬职罢免以及边界和对外关系等方面的决定必须得到达赖喇嘛的批准，但是其他许多问题和事项都由噶厦作决定。 据已故的索康噶伦估计，在每周6天的正常工作日当中（本世纪40年代中期）送交达赖喇嘛（或摄政）作最后决定和认可的事项大约为100件（占事件总数的30％）。其余的问题或请示则由噶厦处理和决定，并且也要写成推荐意见，仿佛已经达赖喇嘛或摄政过目认可。这是有可能的，因为噶厦的印章起着藏政府的公章的作用。在摄政当政期间，噶厦处理和决定事项的百分比大大提高，而在一位像十三世那样的强有力的达赖喇嘛执政时期，噶厦对政教事务的决定所占的百分比就大大下降乃至消失。 然而，噶厦之所以具有统治和支配权，有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它是能够把行政事务的诸项内容呈送达赖喇嘛批复的惟一机构，并且还是惟一能够同达赖喇嘛（或摄政）直接进行联系的世俗（政治）机构。凭借其看门人的地位，它也可以以不向上反映或上呈的方式阻止下面送上来的请求、请愿或建议转递到达赖喇嘛手中。其次，由于噶厦又是政府档案和文告的存放处，它可以利用这一有利条件来攻击政敌。例如，可以通过查找和收集旧债的方式，或者是采取向自己的朋友传递消息的手段——例如，声称某个领主的庄园封文是值得怀疑的——这样就会引起诉讼。 由于噶厦既无权对僧官发号施令，对涉及宗教和寺院制度的事务也无权参与，这就使其权力在藏政府中保持着平衡。宗教及寺院的事务由基巧堪布和译仓勒空掌管。基巧堪布是有品级的僧官，他负责管理达赖喇嘛身边的全部职员 ，并且在译仓和达赖喇嘛之间起着上陈下达的作用。译仓的所有重要问题在呈送达赖喇嘛之前，都必须把他们的建议，送交基巧堪布审批，基巧堪布有权改变译仓的建议。在涉及整个西藏利益的重大问题上，噶厦在作出向达赖喇嘛呈送的建议之前，通常都要邀请基巧堪布同他们一起开会协商。 译仓是由4位被称为“仲译钦莫”（Trung yig chenmo）的僧官来掌管的，其在宗教和寺院问题方面所起的作用就像噶厦在世俗政治事务中所起的作用一样，他们通过基巧堪布向达赖喇嘛呈送建议。译仓的权力亦源于其掌握着僧官的选拔任命程序和升迁、罢免贬职大权。如果某个部门需要1名僧官，就由译仓拟定一份列有4～5名提名候选人的名单，在征求了基巧堪布的意见之后，将其呈送给达赖喇嘛。译仓还具有一项重要的职能，即主持“民众大会”会议的成员中译仓的官员占一半的席位。 噶厦下面最有权威的机构是孜康，虽然人们通常将其译成“财政局”，但是西藏的财政政策并不是由它制订的，它也不负责西藏的货币流通。其主要职能是记账和监督庄园的税收，有时还要奉命去调查有关土地所有权和税收方面的重大争端。同时，孜康还是步人噶厦的一个台阶。它由4名被称为“孜本”的四品官负责，他们是出席并主持“民众大会”的另一半成员。 此外，还有20多个部门和机构，其中包括造币厂和“外交局”等，西藏政府就是由上述这些部门组成的。 四、晋升，权力与权力角逐 贵族内部区分为上层贵族和一般贵族，这便导致了出现政治角逐的严重后果。上层贵族亦即富裕家庭倾向于争夺具有实权或能够带来权威和影响的职位；而一般贵族亦即比较贫穷的家庭（和僧官）则倾向于争夺可能会带来收益的实惠职位。当我们对1900～1959年间藏政府中的两种最重要的职位，即（噶厦的）噶伦和基巧堪布的人员构成和配置进行考察之后，便能揭示这一重要特点。 在这59年间相继有41位噶伦走马上任，其中12名为僧官，29名为俗官。俗官当中，来自上层贵族家庭者占72％，其余占28％的俗官，来自非常富有的家族者和来自普通家族者各占一半。因此，俗官噶伦中，来自上层贵族之家和来自一般贵族但非常富足之家者共占86％。在12名僧官噶伦中，来自贵族家庭和来自富裕的夏仓家庭者各占33％。 在本世纪上任的10位基巧堪布中，有6位是来自贵族家庭和僧官；3位来自较大的夏仓家庭；只有1位来自社会经济背景较低的家庭。 因此，大庄园的占有者与富裕的夏仓家庭控制了重要的僧俗官位。由于缺乏足够的薪金，谋取高位常常需要送厚礼，并且还需要高额的开销（如承担各种典礼仪式的义务和维持在拉萨的一大家族的需要），使得相对贫穷的贵族在角逐像噶伦这样的高级官职时难以与富裕的上层贵族抗衡。而僧官的仪式开销则相对要低一些，同样的因素通常适用于僧官。 达赖喇嘛（和摄政）也卷入了权力的角逐，从道理上讲，他（们）的绝对权威是他人无法企及的，当新一世达赖喇嘛执政时，他就承袭了最高政教权力机构所赋予的义务。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新当政的达赖喇嘛便通过减除“困难的”职责和义务，提拔和任命自己的支持者来维护自己的权威， 并且还采取在自己周围建立一个由心腹、宠臣和亲信构成的权力网的方式来巩固自己的地位，这些人在西藏的政治舞台上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些心腹和宠臣向达赖喇嘛通风报信，提建议、出谋划策而不需要通过正常的官方渠道。他们与有品级的政府官员不同，可以依达赖喇嘛的好恶而见机行事，这是由于他们的职权和地位完全依赖于达赖喇嘛。俗人（通常是仆人或随从）和僧人都有成为达赖喇嘛的心腹和宠臣（藏语称为“坚赛”，sbyan gsal 意为“红人”）的可能。 除了这些“红人”之外，还有一类非正式的官员得到达赖喇嘛的恩宠。这些“扈从”支持和拥护达赖喇嘛，从而得到选择官职和晋升的奖赏。在某些情况下，这一类人当中的个别人可以对达赖喇嘛产生像非政府官员的“红人”那样大的影响。 这些受到达赖喇嘛袒护的圈内“红人”的对立面是在达赖喇嘛那里失宠的人。这些人不是受到实际上的歧视，就是被认为可能会受到歧视。一般情况下，这些人要么等待机会重新得到达赖喇嘛的恩宠，要么只有等到达赖喇嘛和摄政换位更迭的时机出现才有出头之日。热衷于权势角逐而不能如愿的那些官员常常被排除在达赖喇嘛的统治集团圈子（关系网）之外。 在这两极（圈内和圈外）之外的政教官员占大多数，他们在政治权势的角逐中基本上保持中立。他们更关心的是夺取比较低级的官位，注重改善自己所处的经济环境和条件，而不愿去争夺与危险相伴随的更高的政治职位。虽然上升到红人一扈从阶层并非易事，但是下降到外围却易如反掌。这种下降通常是同失掉庄园份地相伴随的。大多数俗官之所以持明哲保身的处世态度，关键就在于他们担心失掉庄园和财产。就连一般没有世袭的庄园和财产的僧官，为了保住自己及他们的家庭的官位，其行动都倾向于保守。这些官员没有想到承担任何义务，只求自我保护，因此，他们倾向于在政治纷争中卑躬屈膝地做人。 五、“民众大会” 19世纪60年代，当俗官贵族夏札（Bzhad sgra）聚集了一个自称为“甘哲仲切”（dgav vbras drung che，意为“甘丹、哲蚌两大寺院和政府官员”）的特殊群体时，西藏僧俗“民众大会”似乎就已经出现了。“甘哲仲切”罢黜了摄政（热振·阿旺西楚臣坚赞）， 以夏札·旺曲杰波取代了他。夏札去世之后，“甘哲仲切”或者叫做“春都”（后来改称此名，意为“民众大会”tshogs vdu rgyas vdzoms）逐渐控制了推举摄政的大权，并在西藏的政教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西藏现代史上（1913～1951），有三种类型的“民众大会”，所有这些会议都是应噶厦的请求而非正式地召开的，会议的宗旨是对噶厦所提供的特殊问题进行协商并发表意见。 最小型的“民众大会”的固定出席者包括译仓的4位负责人（4名仲译钦莫）和孜康的4位首领（4名孜本）。被称之为“仲孜杰”（drung rtsis brgyad，意为仲译钦莫和孜本8人），通常由噶厦召集，目的在于使打算向达赖喇嘛呈送的某一项建议得到广泛的支持。 其他两种类型规模较大的会议被称为“扩大的民众大会”（tshongs vdu rgyas vdzom，“春都杰错”），但是这可能有些误解，因为其组成人员并不是来自西藏各地。会议的出席者为：⑴格鲁派三大寺即甘丹寺、色拉寺和哲蚌寺的全体现任堪布和卸任堪布；⑵“仲孜杰”；⑶当时在拉萨的全体僧俗官员；⑷寺院的活佛代表，如热振寺、功德林、策墨林、策确林、德楚、札什伦布、甘丹寺（赤巴）以及萨迦寺的活佛；⑸驻扎于拉萨的藏军代表“如本”和“甲本”；⑹负责在拉萨征收住宅税和安排差役税的大约20名低级官员（“错巴”，tsho pa）； ⑺一般职员（drung gtogs，职位相当于仲科）大约30名。 “春都杰错”同“仲孜杰”一样，也是由噶厦牵头召开的。可是，噶厦成员（噶伦）并不参加这类会议，而是由“仲孜杰”来主持，由其中一位官员宣布所要讨论的议题，会议便开幕了。由于不采用投票表决的方式，因而最后决议一般都是在“仲孜杰”的一位官员把与会成员所发表的意见进行总结和归纳之后作出的。如果不存在意见分歧，便草拟一份决议，假如没有人反对决议，就由“仲孜杰”将其递交给噶厦。倘若噶厦不同意这项决议或者提出质疑，就由“民众大会”予以协商解决，一般情况下要重新草拟决议。最后，在“民众大会”所形成的决议文件上要加盖四个印章：一个代表藏政府全体官员，另外三个分别代表格鲁派的三大寺。 然而，扩大的“民众大会”会期几乎不超过两天，通常开1～2天就散会了，以便第三种类型的会议即“机要民众大会”（tshogs vdu hrag bsdus）召开。这类会议的组成人员为20～50人，其中包括格鲁派三大寺的现任堪布和卸任堪布以及由噶厦和译仓推选的、代表政府各部门和各阶层的几位政府官员。“机要民众大会”是上述三类“民众大会”中经常召开的一类会议。它使用的印章与扩大的“民众大会”相同，并且以同样的方式发挥效力。 在上述“民众大会”中，没有一类能够采取行动，与会成员也不能够对行政管理举措作出最后裁决。他们的意见和建议是否会受到关注并转化为政策，取决于噶厦和达赖喇嘛的态度。要而言之，“民众大会”只是咨询机构，主要代表色拉、哲蚌和甘丹三大寺的僧人以及藏政府的全体官员。正如下面将会看到的，这三大寺的权力和影响在“民众大会”中给他们的代表提供了一种否决权。 寺院制度 如果不对寺院制度的性质和特点，尤其是哲蚌、色拉和甘丹三大寺的组织和结构进行简要的探讨，就不可能正确理解西藏的政治发展进程的动力以及西藏现代史上所发生的事件。 出家修炼是大乘和上座部佛教哲学的基本原则，凡是佛教传播的地方都有寺院和出家人。然而，西藏的佛法修炼和寺院生活方式在许多重要方面都与其他佛教传播地区不同。因为西藏的寺院制度把坚持僧人的群体观念放在首位，以维持摇摆不定的僧众的数量。经过调查和统计表明，1694年，卫藏和康区共有97528名僧人，1737年则增至319270人。 假定1733年卫藏和康区的人口大约为250万人，那么喇嘛僧人就占总人口的大约13％，大约有26％的男子出家为僧。通过与另一个佛教在社会中居于支配地位的地区泰国相比较，就能够对上述数目作出判断，在泰国，出家为僧者只占男性总数的1％～2％左右。 西藏人相信，出家为僧本身就高于俗人一等，并且认为，必须尽最大可能发挥僧人的作用才能使西藏的宗教发展、社会风气得到改善，这样就会促进政教事业发展。因此，西藏的佛法修炼和寺院生活并不是少数宗教精英所垄断的超尘脱俗的领域，而是一种群体现象。 西藏的寺院制度还有一个特点，这就是绝大多数孩子长到7～10岁时，他们的父母便要让他们出家为僧，并不需要特意去考虑他们的个性或愿望，因为献身佛法是终生的义务，而不是权宜之计。父母们之所以要让他们的儿子入寺为僧，有多方面的原因。一部分原因是，由于他们虔诚信佛，所以相信当喇嘛是非常崇高而荣耀的事情。另一部分原因是，出家为僧是学习文化知识且受人尊重的一条道路，这不仅能够减轻养家糊口的负担，而且还能确保自己的孩子从此以后永远不需要过艰苦的乡村生活。有时，这个当喇嘛的儿子还可以用1年之内所领到的布施钱财（vgyed）来资助自己的家人。这些被贬称为“母亲的门徒”的僧人，平时都在家居住和劳动，只有在听说要发放钱财布施时他们才到寺院去。 此外，有时当自己的儿子身患重病时，父母便让孩子入寺为僧，以向某个护法神履行神圣的诺言。还有一种情况，即入寺为僧只是为了尽差役赋税义务：凡有三个以上儿子的寺院农奴通常都得送一个儿子当喇嘛。 父母有时也同自己的儿子商量，但是通常情况下都只把他们的决定告诉孩子。寺院方面都要正式地询问年幼的男孩是否希望当喇嘛，但是这实际上是一种形式：例如，假如一名刚入寺为僧的孩子逃离寺庙，寺庙并不会以他不想当僧人为理由予以开除。许多喇嘛都讲述他们刚出家时，在寺内住了几个月后便跑回家去了，但是只挨了父亲的一顿打，马上又把他们送回寺庙。这些喇嘛们在讲述这类故事时并不视为是自己的过失，相反，他们却嘲笑自己当时不想当喇嘛是天大的蠢事。西藏人认为，少年男孩并不能领悟当喇嘛是绝好的事情，长大成人之后才明白他们有很多好机会。无论如何，7～8岁的孩子都太幼稚，不可能领悟出家为僧，终生独身善守的重要意义，而只能奉父母之命行事。 可以预料，寺院一旦接纳了这个孩子，他就将在寺院中度过一生。但是，由于僧人有权离寺，这就需要采用强有力的手段来使年轻的僧人独身善守。寺院制度的结构有助于达到这一目的：作为1名喇嘛享有崇高的地位，可是喇嘛还俗是被人瞧不起的。寺院方面对僧人的行为举止没有严格的限制，也不指望人人都具有较高的知识水平和佛教造诣，甚至还容纳没有文化的僧人。并不大注意淘汰所有看上去不能适应严格的念经、修习和参禅生活的新人寺僧徒，西藏寺院制度所奉行的原则是，只有在喇嘛僧人犯了杀人罪或同异性发生关系时才会被驱除出寺。 而且，入寺为僧或当喇嘛并不需要通过考核测试（虽然在喇嘛阶层内要获得更高的地位须经过考试）。那些对佛教学习和佛法修炼没有兴趣的喇嘛照样同高僧大德一样受欢迎。 并且，离开寺院便带来了严重的经济问题，当男子入寺为僧后，就丧失了他在自己家里本来可能享有的一切权利。因此，离开寺院的喇嘛僧人不得不面临着找某种生活来源的现实。他们也可以恢复自己原来的农奴身份，再去侍奉自己的领主。与此形成鲜明对照，如果他们留在寺院当喇嘛，那么不需要经过艰苦的劳动其基本的经济需要就能得到满足。上述这一切因素使喇嘛僧众认识到，留在寺院既比较舒服还有很多好处。 喇嘛僧人在寺院中的特殊地位还表现在他们在西藏境内被当作半自治的群体来对待，除了杀人罪和叛逆罪之外，他们享有对犯有其他罪行的僧人进行审判和惩罚的特权。但是，这种相对的自治并不意味着寺院集团对西藏的政治事务漠不关心。实际上，寺院集团非常关心政治。格鲁派寺院领导集团深信，由于西藏政府是藏传佛教最重要的支持者和大施主，因此，应当把宗教的需要和利益放在首位。达赖喇嘛和藏政府的其他官员原则上同意这种观点，可是在宗教的最高利益究竟是什么、由谁来决定的问题上却不能达成共识。 寺院方面自认为他们才是宗教的本质的代表和象征，因为其喇嘛的身份便是佛法的最高价值的体现。因此，喇嘛们认为，业已存在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是为了进一步达到他们的目的而建立的，并且相信，是他们而不是噶厦政府才能够对宗教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作出最正确的判断。因而无论何时，只要他们认为噶厦政府的所作所为与宗教的利益相悖，就有权进行干预，这是他们的宗教天职。当然，这就使他们陷入了政治事务的漩涡中，并且卷入了同达赖喇嘛（或摄政）及噶厦政府的潜在的矛盾和冲突中，他们认为这样做也是为了宗教的最高利益。 然而，虽然拉萨只有少数较小一类曾经有活佛充任摄政的寺院卷入了政治权力的角逐，但是，寺院参与政治事务实际上还是受到了色拉、哲蚌和甘丹三大寺的限制。 格鲁派的三大寺 色拉、哲蚌和甘丹三大寺共有两种主要的称呼。人们通常称之为格鲁派的“三法座”（sdamsa gsum），因为它们居于数以百计的较小的格鲁派支寺（子寺）的主寺（母寺）的地位。更为普遍的称呼是，将三大寺简称为“色哲甘松”（se vbras dgav gsum），这是三大寺各自名称第一个音节的缩写合称（“三法座”的称呼便由此而来）。色拉、哲蚌两寺均坐落在拉萨谷地，色拉寺位于拉萨城北郊约3英里处，哲蚌寺位于拉萨城西北部约5.5英里的地方（见图片3～6和地图2）。甘丹寺则坐落在拉萨谷地之外，位于拉萨城东部大约20英里处。 这三座寺庙都很宏大，有很多经堂和圣殿可供追求来世者修习，类似于喧噪的闹市区。三大寺的喇嘛僧众基本上可分为两类，追求佛学深造者被称为“贝恰娃”（dpe cha ba）， 另一类僧人则不打算深造。前者将会成为学者，而后者一般都只能阅读经书和诵经祈祷。 例如，在色拉寺的“麦”（Smad）札仓的2800名僧人中，只有大约800名喇嘛（或29％）是“读书人”， 并且在这800人当中，许多人的佛学修养从未超出一般人的水平。不读经书的喇嘛为寺院（或者为他们自己）劳动，要么就只是以每人的布施和寺院在集体念经法会期间发给的茶叶为生。但是，尽管许多喇嘛都在从事与佛学研习和佛法修炼无关的活动，他们过的全都是独身生活。 三大寺中最大的寺院哲蚌寺，一般认为其拥有寺僧7700人，可是到1951年实际上拥有寺僧大约10000人。一般公认色拉寺约有5500名僧人，甘丹寺约为3300名寺僧，但是实际上容纳的寺僧超过此数：色拉寺约为7000人，甘丹寺大约有5000人。与此形成鲜明对照，当时常驻拉萨的藏军人数只有1000～1500人。而且，常驻三大寺的喇嘛中有10％～15％是僧兵（rdab rdob）。这些喇嘛都有特殊的面貌特征（发型和袈裟的装束方式都与众不同），并且都是定期举行的膂力比赛的俱乐部的成员。他们通常还要按照某项武士法规持枪舞刀进行格斗演习，并且经常充当寺院的卫兵。 拉萨城内及四周的寺僧共有2万人，其中有几千人是关心现世、喜斗、好战的喇嘛（僧兵），他们一直受三大寺的强制性调遣，被当作同噶厦对抗的重要力量，在1913年以前，寺院僧兵使噶厦的藏军相形见绌。 三大寺同西藏全境的寺院建立了广泛的联络网，在小村庄和地方的寺庙与母寺之间存在源源不断的喇嘛和僧官的联系，遥相呼应。因此，当三大寺在某个问题上表明一种立场，他们就可以声称这是绝大多数格鲁派僧众的呼声和意愿。 从整体上说，三大寺与英国的牛津大学这样的老牌大学有一些相似之处，寺院实际上是由在藏语中被称为“札仓”（grwa tshang）的所属半自治的机构联合组成的，这些“札仓”类似于英国的大学下面的学院。喇嘛是以某个札仓的成员的身份隶属于某个寺院，虽然设有一个常务委员会来处理涉及全寺利害关系的问题，但是并没有统管全寺的堪布，而只有各札仓的堪布。每个札仓都有自己的管理机构和财源，札仓是由下属的重要居住单位“康村”（khang mtshan）构成的，康村实际上是该寺喇嘛僧众的住所或宿舍。如像札仓一样，康村也有自己的管理机构，并且也有自己有限的财源。 一位有潜在能力的喇嘛可以进入三大寺中的任何一座寺院，但是他在该寺内必须在某一特定的康村登记注册，康村一般是以籍贯划分的。因此，康村中的成员是各自为政且相互排斥的。 所以，康村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体现了语言和文化的同一性。由于不同的康村分别被归人不同的札仓，所以札仓这一级常常也带有地域风格和特色。札仓及其所属的康村在所在寺院内占有特定的空间，这里既是所在寺僧举办法事、受教育和进行社交活动的中心，也是他们从事政治活动的重要场所 寺院的每一个单位——寺院、各札仓和康村都是一个共同体，每一级机构都有世代相传的身份和名称；各级机构都有其实体名下的资产和财富；各级机构都有自己的内部组织。寺僧来去、增减无常，而各级机构的实体及其财产却是永恒不变的。 必须说明的是，一名喇嘛的忠诚主要根植于康村和札仓这两级机构，通常几乎觉察不到在同一座寺院内的不同札仓的喇嘛之间存在着同胞之情。例如，当色拉寺“杰”（byes）札仓于1947年反叛噶厦时，色拉寺的另一个大札仓——“麦”札仓却站在噶厦政府一边（尽管其札仓的寺僧在该寺力量强大），但是却不向自己的兄弟札仓伸出援助之手（详见本书第14章）。同样，哲蚌寺的朗色林札仓于1921年同十三世达赖喇嘛对抗期间，郭莽札仓袖手旁观，不予支持（详见本书第3章）。因而三大寺实际上是各个半自治的札仓和康村的联合体，相互猜忌地捍卫着各自拥有的特权。 寺院组织 我们可以西藏最大的寺院哲蚌寺为例来阐明西藏的寺院组织，该寺原来由7个札仓构成，可是到了20世纪，有3个札仓已没有僧人，名存实亡。其余4个仍在发挥作用的札仓是朗色林札仓、郭莽札仓、德央札仓和阿巴札仓。在这4个札仓中，前两个札仓在僧人和财富的数量以及权力方面都居于优势地位。 朗色林札仓属下有23个康村，郭莽札仓拥有16个康村。德央和阿巴札仓则没有康村，因而这两个札仓的僧人是以单个的、不知名的单位的形式组成的。 在康村之内，寺僧要么同其他僧人单独住在一起，要么单独住在夏仓中，夏仓的财富和权势使他们居于重要地位，与他们的人数不相称：他们形成为一种寺院贵族阶层，寺僧们常常称之为“寺院的贵族”。 寺院的夏仓家庭的结构与前面述及的僧官家庭相同，他们拥有自己的住宅（shag）、财富和财产，大一点的家庭还拥有为数较多的僧人仆从。他们通常是以收养亲属之子（有时候也收养非亲属之子）作为僧徒的方式来承继的。他们在康村和札仓的管理事务中具有非常大的势力和影响，并且，由于获得巨额的独立财源和收入需要具有一些非宗教的职位，因而他们占据着许多重要的政治官职。在形成喇嘛僧众的集体意见方面他们也是一支显著的力量。 在朗色林札仓的23个康村中，工布（Kong po）、察（Tsha）和普康（Phu khang）三个康村实际上控制了所有权力。虽然工布康村中的僧人大都来自工布和“卫”（拉萨地区），还有一些康巴僧人来自“雪达洛松”（sho rta lho gsum，即硕般多、边坝和洛隆宗。——译注），但是这些康村中的僧人绝大多数来自康区（东藏）。大体上说，朗色林札仓的喇嘛僧众大约有65％～70％来自康区，其中有许多人来自这整个历史阶段（现代）一直被汉人控制着的地区。 一、札仓和康村组织 札仓的最高官员是堪布，每届任期6年，可以连任二届。札仓的堪布由达赖喇嘛或摄政根据该札仓提交的推荐名单予以任命，名单中通常包括7名左右有晶级的提名候选人，他们全都完成了寺院的最高阶段的学习，并获得了“拉然巴”格西学位。虽然通常是从这份推荐名单中选拔堪布，可是达赖喇嘛也可以任命其他人。堪布之下有三位执事，合称为“悦众惟那”（dbu chos），这些喇嘛中，主要职责是主持宗教仪式、念经法会和札仓之内的教育活动者，被称为“翁则”（dbu mdzad），负责札仓中僧徒的戒律的喇嘛被称为“格贵”（dge bskos），负责僧徒的学习的喇嘛被称为“喇嘛雄伦娃”（Lama gzhung len pa.） 札仓中的另一部分重要官员被称为“恰须”（phyag shug），负责管理该札仓其下属的各康村的庄园领地、借贷和资金。在朗色林札仓有8名这样的官员。 ⑴普康康村的财源管家被称为“普恰”（phu phyag）。 ⑵工布康村的财源管家被称为“工恰”（kong phyag）。 ⑶察康村的财源管家被称为“察恰”（tsba phyag）。 上述三个康村的管家终生任职。 ⑷札仓的另一部分财源的管家被称为“喇章强佐”（bla brang phyag mdzod），由该札仓堪布委任，在该堪布任期内一直担任此职。 在1921年朗色林札仓发生骚乱之前，前三个康村的管家都是由各康村自己指定的。这次骚乱被平息之后，噶厦政府控制了这些官员的最后任命权。（朗色林札仓的这部分权力被剥夺的原因将在本书第3章有关朗色林札仓骚乱事件的部分详细论述。） 其余5～8名由札仓堪布任命的官员被称之为“普佐”（sbug mdzod），在1921年朗色林札仓骚乱事件之后，这些官员获得了土地管理权。 这些管家分别负责各自康村或类似机构的庄园领地、借贷和资金。每个管家独立地进行管理，并且只对自己的康村负责，而不对所在的札仓承担责任。然而，一旦出现与全札仓的经济或政治利益相关的问题，这些管家无论是在单独的讨论会上，还是在由堪布召集的全札仓的大会上都起着重要作用。这些关键的要害职位几乎都被显要的夏仓家族垄断了。 札仓大会的规模并不固定，可以是只有少数几个最高官员参加的小型会议，也可以是全体僧众参加的大会。但是，主要决策人物通常包括现任堪布、卸任堪布、悦众惟那以及各康村的管家和由康村委派的特别代表。遇到重大问题，通常是由各康村先协商讨论，然后才派代表去出席札仓级的大会。 每个康村都有自己的官员，由“齐根”（chigen）和“康村格更”（khang mtshan dge rgan）统领，他们以同样的方式召开各种规模的会议来讨论和确定本康村对某个问题应采取的立场。 二、寺院的整套机构 一般说来，寺院还拥有大片庄园领地，有自己的官员，并且主办宗教活动。寺院级的两位主要的戒律维护官被称为“错钦协傲”（tshogs chen zhal ngo），他们是由上述四大札仓推举出来轮流任职的，任期为一年。在这期间他们的言论就是法律，就连各札仓的堪布他们都可以批评和处罚，而在他们的任期内，既不可能被撤职，也不可能受到惩罚。可是，他们的任期结束之日，可能就是他们遭到责难之时，这就使他们在台上掌权时因不能不留后路而使自己的行为有所收敛。 他们与经济事务没有丝毫瓜葛。 一般情况下，寺院的经济事务是由两名“基索”（spyigso）来管理的。依照惯例，一名“基索”由朗色林札仓委派，另一名“基索”由郭莽札仓推举。他们的任期为10年一届，两人共同负责寺院的税收财源和庄园（及庄园上的农奴）。 哲蚌寺的另一位权势显赫的官员是“颇章德巴”（pho brang sde pa），他承担着同噶厦政府进行联络的职责，并且掌管着寺院中的全部政府财产。这一职位由郭莽札仓的一位喇嘛占据。（朗色林札仓控制着与此职位的权威相当的官职：充任西藏最神圣的佛像 的供奉地——拉萨著名的大昭寺的管家。）“颇章德巴”是从比较富裕的夏仓家族中推举的，他上任之后穿僧官制服，而不穿同普通喇嘛一样的袈裟。 寺院的最高会议为“喇基”（bla spyi），由现任各堪布、所有札仓的卸任堪布、颇章德巴、两名错钦协傲、两名基索和全寺大经堂（tshogs chen）的掌经师（翁则）组成。“喇基”是全寺的决策主体，但是它既不关心戒律，也不掌管寺院的领地和资金。 另一个全寺性的委员会是“熟基”（ri spyi），只由教授逻辑学（mtshan nyid）的札仓的6位现任堪布组成，将密宗（mantra）札仓（阿巴札仓）的堪布排斥在外。该委员会拥有自己的庄园和财产。 寺院经济 西藏的各大寺院的经济来源主要依靠寺院的庄园领地、募集的资金、噶厦政府的布施和佛教信众的捐赠。许多大寺控制着巨额的财产和土地，例如，据说哲蚌寺就拥有185座庄园、2万名农奴、300个牧场和16000名牧民。 从其所占有的这些土地和农牧奴那里得到的收入，部分用于供养住在寺内的1万多名僧人，而这种方式的推行对了解寺院经济具有价值。 在哲蚌寺，不专心致志地学习佛法的僧人只能领到为数甚少的谷物薪俸，就是那些致力于佛学研习的喇嘛每年或每月所得的薪饷也不足以为生。而且，寺院或札仓都没有开办供僧众用餐的公共食堂，僧人们只好自备食物。喇嘛僧众通常采取许多间接的方式来弥补他们从寺院中所领取的俸禄之不足。 喇嘛僧众在参加康村、札仓和寺院的各级各类法会期间，都能领到茶叶和食物，而这些法会一年当中几乎每天都举行。法会在一天当中的不同时间分别在各经堂举行，或由个别俗人发起，或由寺院、札仓或康村用所募集的专门资金和庄园收入主办。向各种法会或庆典提供食物的责任通常由几名喇嘛或一批喇嘛来承担，他们必须为当年的一次特别的法会募集谷物和资金。例如，如果法会得到了一笔资金捐助，承办法会的喇嘛将会把这笔资金借出去放高利贷，用利息来支付开销。在法会期间僧人们除了领到食物之外，还可以领到一份现钱捐赠（vgyed），这笔资金来源于主办法会仪式的施主的布施和寺院的捐赠。倘若一位喇嘛愿意参加一年当中的所有法会或其中的大多数法会，他就可以以这两种方式为生。没有学识的僧人一般都充当活佛、富裕喇嘛和夏仓家庭的仆人，或者从事民间商业活动。有学问的高僧大德有时也从为俗人从事的法事活动中获得收入。 然而，三大寺从庄园领地和借贷方面所获得的利润并不用作寺僧的薪俸，相反，他们把这些收入用来资助一年当中的所有法会仪式，向参加法会的僧众发放食物。因此，寺院所控制的从土地和农奴那里获得的收入被用在利乐有情众生的各种法会仪式上，在寺院方面看来，这才是西藏民族的根本利益之所在。 活佛转世 在论述寺院制度的特点时，有必要考察和分析转世活佛的地位——即是说，像达赖喇嘛这样的活佛，人们都相信他会通过人体（胎儿）不断地转世。西藏有很多转世活佛，格鲁派的每个僧徒都与三大寺的札仓有着密切联系，每个僧人都可在札仓接受教育。例如，热振活佛来自色拉寺的“杰”札仓，第穆活佛是哲蚌寺朗色林札仓的喇嘛，大札活佛则来自哲蚌寺的郭莽札仓。 每一位转世活佛都拥有藏语所谓“喇章”（bla brang），从本质上说，“喇章”实际上是该活佛转世系统的法人代表，该活佛转世系统过去拥有的一切财产都由该“喇章”继承，现任活佛获得的所有新的财富和资产也属于该“喇章”所有。如像现代的法人代表一样，这些“喇章”保持着世袭的身份，当一位活佛圆寂之后，其“喇章”便由他的继任者承袭。不同的“喇章”的规模和财富有很大的差异，这取决于该活佛的地位是否显要和该“喇章”的历史是否悠久；例如，被推举为西藏摄政王的转世活佛就非常富有，而其他知名度不高的活佛可能只拥有有限的财富。然而，所有“喇章”的结构都是相同的。 “喇章”中最有权威的官员是“强佐”（phyag mdzod，管家），掌管“喇章”的经济大权。“喇章”中的管家不仅负责“喇章”的收支，控制着“喇章”的经济大权，而且还由于“喇章”的管家一般都是该活佛的最亲密且最有影响力的谋士和高参，因而他又有可能成为其他希望同该活佛亲近并影响该活佛的人的媒介和捷径。为了了解某一位活佛的行为动向，人们通常不得不留意他的管家的意见和看法。在很多情况下，管家实际上以该活佛的名义作出有关政教事务的全部决定。当某一活佛就任西藏的摄政之后，他的管家通常都会在西藏的历史舞台上扮演重要的角色。 结论 在西藏统治者把佛教思想观；念奉为最高的精神支柱的同时，宗教集团内部的关键部分——达赖喇嘛、三大寺和僧官却没有明确一致的目的。实际上，西藏的政治进程是通过一张纵横交织的利益和联盟的网络体现出来的。例如，一方面，达赖喇嘛（和摄政）、僧官和俗官的利益通常都是与三大寺的利益对立的；另一方面，贵族又同寺院共同分享着庄园农奴制的好处，而僧官则完全依赖于噶厦政府。而且，每一个贵族家庭都同一个或更多的康村和札仓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充当札仓和康村的施主。同时，他们还同有权有势的夏仓家族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僧官同三大寺的联系往往还不如世俗贵族官员同三大寺的关系密切。 并且，在三大寺内部还存在着争权夺利的集团。寺院的札仓之间常常不和，甚至各转世活佛也同寺院的札仓和康村结成特殊的联盟。因此，西藏政教合一制度内部的根本缺陷是：一方面，宗教至上被人们普遍接受；另一方面，在什么是对宗教有益的界限上往往各执己见，争论不休。 所以，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说宗教是西藏政治中的一种和谐的力量，但是它又是一种导致分裂和纷争的力量。各种宗教集团为了扩大自己的声势和影响，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和角逐，他们在有关宗教利益的政策上不能达成一致意见，从而给20世纪的西藏历史带来了灾难。而且，僧众的群体观念和年复一年的法事庆典，导致寺院不断地寻求更多的土地和捐赠，竭力反对噶厦政府为政教事业着想而削减寺院方面财源的任何尝试。这又使寺院集团拥护庄园农奴制的经济制度，并因此而成为极端保守的势力。由于西藏力图适应20世纪日新月异的形势，所以宗教和寺院就成为西藏社会进步的沉重桎梏。 上篇 十三世达赖喇嘛和热振当政时代 （1913～1941） 第一章 十三世达赖喇嘛的童年 现在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历辈达赖喇嘛都是藏族全民族效忠的“无与伦比的绝对统治权威”。 从十三世达赖喇嘛最后20年（1913～1933）的生活情形看，这接近史实，然而一般都不准确。事实上，自从1682年五世达赖喇嘛圆寂以来的两个世纪，每一辈达赖喇嘛统治西藏的时间都不出几年。 而且，就是统治过西藏时间较长的达赖喇嘛，如五世达赖喇嘛，还将大部分世俗事务委派给他的大臣和管家们办理。新兴的格鲁派政权逐渐被有权有势的大臣第司们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以至到18世纪西藏归附中国中央王朝时，中央政府重要的行政改革便是建立一个“集体性的”噶厦，以取代第司部门的地位。 十三世达赖喇嘛于1876年6月出生于西藏东南部的达布，三年后他便被确认为第十三世达赖喇嘛。他于1895年亲政，并成为西藏政治史上一位卓越的统治者，直至1933年圆寂。他被西藏人誉为“伟大的十三世”，因为他有效地实施了对西藏的统治权，并使西藏摆脱了中央政府的控制和影响。然而，他的统治时代是个多事之秋。他在童年时代便经受了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对他的统治权威的威胁，这种个人经历和社会背景对他看待和处理西藏政教事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穆事件” 十三世达赖喇嘛刚执掌西藏政教大权不久，他幼年时期的摄政第穆活佛便企图通过佛教的驱妖魔术刺杀达赖喇嘛以重新获取统治权力。很显然，在第穆活佛卸任摄政王把权位让与十三世达赖喇嘛之后，与他为敌的人便开始以伤害他的支持者和亲朋好友的方式对他进行报复。前任摄政、他的胞弟和管家诺布泽仁竟无力向这些人伸出援助之手，于是更加失望和沮丧。 诺布泽仁从西藏东部的娘绒（瞻对 Nyarong 现新龙县——译注）招募了一位名叫娘珠（nyag sprul）的喇嘛作助手，这位喇嘛能够在密宗驱魔仪轨中借助于兴杰泽达（Gshin rje tshe bdag）护法神的力量，最后凭借一个伸开手臂和腿的男性雕像念一道特别强大的符咒。这个男像周身写满了各种符咒，在他的体内写有“土登嘉措”和“齐瓦”（byiba）字样。土登嘉措是十三世达赖的名字，齐瓦是他的出生年。这道符咒被放进一双新做的黄色团龙缎子翘尖彩靴中，第穆活佛将其作为礼物送给了另一位来自康巴的喇嘛索杰（bsod rgyal）， 索杰是一位借助神灵兴杰泽达而修炼并达到佛法很高境界的喇嘛，很多人都相信，他的高深的修炼会增强驱魔术的力量，并会结束达赖喇嘛的生命。 关于符咒事件，官方的看法认为，是乃均护法神降下符咒，预言达赖喇嘛的生命受到威胁，应当查看第穆最近送给索杰喇嘛的那双靴子。于是叫来了索杰喇嘛，他确认自己收到了那双靴子，并说那双靴子很奇特，因为当他把靴子放到自己的鼻子上时就开始流鼻血。接着，马上找来了这双靴子并当众拆开，在靴尖里面找到了符咒。 显然，很有可能是索杰喇嘛发觉了这一阴谋，并告知了达赖喇嘛或他的臣僚们，接着乃均便拆开靴尖并发现了那张驱魔符咒。索杰喇嘛后来成了达赖喇嘛的宠臣。达赖喇嘛还把所没收的第穆活佛的财产分了许多给他。 符咒事件的结果，是第穆活佛、诺布泽仁、娘珠和其他与此事件有牵连者被捕入狱。第穆活佛死于拉萨的监狱丹吉林院内，据说是把他浸泡在一只巨大的铜水桶里活活淹死的。诺布泽仁和娘珠喇嘛均遭监禁，一个死于狱中，一个自杀身亡。噶厦政府没收了第穆喇章的全部财产，并宣布将来不准第穆系统再转世。 无论对第穆活佛的指控是否真实，达赖喇嘛本人都相信有人试图危及他的生命。 因为对于他来说，不仅有前几辈达赖喇嘛不能亲政的先例，而且他本人也亲历了一次危及自己生命的袭击。同时，十三世达赖喇嘛也经受了来自中国和英国的外来威胁，它们从未承认达赖喇嘛履行对西藏统治的权威。 汉藏关系的历史背景 尽管古代的汉藏关系非常复杂且不在本书的研究范围之内，继18世纪最初10年，即六世和七世达赖喇嘛的动荡年代之后，西藏已经隶属满族统治的中国，这是毫无疑问的。 然而，随着清王朝的衰落，它在西藏事务中的作用也削弱了。到19世纪中叶，或更早一点，清王朝在西藏的影响已十分微弱。例如，在1841年的西藏多格拉战争、1857年西藏廓尔喀战争、1862～1865年的瞻对战争以及1903～1904年英国侵略西藏的战争和签订条约活动中，都没有得到清王朝的援助。同样，在夏札和甘丹寺的僧人们于1862年强迫热振交出西藏摄政王的权力时，也没有受到清朝皇帝的干预。 中央王朝通过驻藏大臣（Ambans）对拉萨噶厦政府施加的影响也是有限的，例如，十三世达赖喇嘛的选定就没有像1793年那样由清朝皇帝实行金瓶掣签仪式来确认。 中国清朝对西藏的主权已经有名无实了。 汉藏关系被藏人的政治理论搞得更加复杂，他们认为，西藏与中国的关系是“供施”（mchodyon）关系，即是说西藏与中央王朝之间是宗教徒与世俗的施主之间的一种象征性关系。mchodyon 是 mchod gnas 和 yon bdag 两个字的缩写，前者指的是“值得供奉、祭祀的对象”（如喇嘛、护法神），后者则是指“施舍衣食财物的主人”（施主）。因此，对于西藏人来说，达赖喇嘛和清朝皇帝的关系是作为宗教教师和世俗施主而存有的，并不存在君臣关系。 无论在20世纪以前藏汉关系具有多么微妙的特点，本世纪前11年所发生的三件大事便极大地改变了这种状况：⑴随着英国对西藏兴趣的增长和关系的加深，导致了一连串入侵西藏的事件，并于1904年占领了拉萨；⑵中国中央王朝重新确立对西藏控制权的努力的结果，导致了1910年初中国将军钟颖对拉萨的军事占领；⑶中国1911年发生了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以及西藏清朝驻军的兵变。 1903～1904年英国侵略西藏及清王朝的反应 英属印度沟通与西藏联系的企图促使英藏之间于1903～1904年发生了战争，英国侵入西藏，促使一系列冲突，无法控制的力量操纵了西藏历史直至今日。刚刚脱离遥远的中亚的西藏又卷入到了中国、英国和俄国的外部事务之中，侵略者把他们的注意力和目光转向了西藏与中国、印度以及欧洲列强俄国等所处的政治地位的性质上。 在西藏军队进行了一次毫无成效的阻止英军的不适当的努力之后，达赖喇嘛置驻藏大臣的劝告于不顾，为了摆脱英国的控制而逃离拉萨。他长途跋涉来到遥远的蒙古，在那里，他很希望得到俄国的援助，达赖喇嘛于1904年10月到达了外蒙古的首府库伦（Urga）。清王朝以废黜对他的封号的方式对达赖喇嘛的外逃作出了反应。 英军攻进拉萨城后，迫使西藏摄政订立城下之盟。摄政与西藏其他僧俗官员一道，于1904年9月7日与英国签订了和约，条约规定：西藏承认英国对锡金的主权，并同意开放与印度的商贸关系。商贸中心设在江孜和甘托克。允许英国派官驻军于此，西藏中止同其他国家的关系。 然而，英国的伦敦当局实际上否认了这次远征西藏所取得的胜利成果，并阻止印度政府从其冒险政策中得到好处。随后几年，印度边界的军官们试图建立英国在西藏的地位的图谋，都被伦敦的印度事务部长莫莱勋爵（Lord Morley）否决了。更为重要的是，英国马上开始与中国进行谈判协商，以求得到中国对《拉萨条约》的承认。1906年签订的《中英条约》重申了中国在西藏的地位，实际上，英国只得到了一些经济上的好处便被驱逐出西藏了。尽管英国这些年所制订的打开与西藏的直接关系通道的政策取得了成功，并成功地确立了英国在西藏的一席之地，但由于这一侵略政策没有被贯彻到底，这种胜利是付出了极大代价才换来的（Pyrrhic Victory），它促使中国采取新的积极主动的吞并西藏的对策。 这时，中国第一次协调一致，力图将西藏和半自治的东藏（康）置于它的直接控制之下。正如他们亲眼目睹的，西藏局势已经非常糟糕了，以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当局不再遵从驻藏大臣和大清皇帝的章法。1904年英国入侵西藏的结果，可能出现一种真正的危险，即西藏有可能像不丹和锡金那样沦为英国的保护国。因此，1904～1905年，中国开始采取行动反击这种危害国家主权的逆流。1905年，在康区的巴塘，清朝政府颁布了削减寺庙僧侣的数量、在今后20年中禁止招收僧徒的诏令，并赐予巴塘的法国天主教牧师一块土地。 因此而导致了寺庙喇嘛领导的反抗，上述措施的策划者和实施者凤全被杀，他的随从官员和两位法国天主教神父也未逃脱厄运。 四川总督府的官员们迅速采取行动进行报复，派军队收复了巴塘，并毁灭了巴塘的寺庙。他们还受赵尔丰的调遣继续采取巩固措施，到1908年，赵尔丰平定了康区的叛乱。但是，这只不过是一次军事行动，清朝中央力图把康区纳入中央王朝的行政管辖之下（并最终采取同卫藏一样的政策）。这种基本政策的改变在赵尔丰所制订的并在巴塘第一次实施的一套新的规章制度和措施中充分反映出来。这些新的措施包括四个方面：⑴巴塘的所有居民都是大清皇帝的臣民，都要服从当地的清朝地方官的管束；⑵须向大清王朝交纳差税；⑶废除原来向西藏官员和寺庙交纳的旧的差税徭役；⑷巴塘的所有居民都得遵从大清的法律。 在西藏本部，驻藏大臣利用了达赖喇嘛出缺和英国撤军的事件，向西藏上层表明：英国人无足轻重。这些清朝的封疆大吏们夸张说，《拉萨条约》签订之后，英国马上从西藏撤走军队，随后撤出春丕河谷，正是由于英国人畏惧中国之故。 驻藏大臣还开始改组西藏地方政府，并着手汉化（Sinicize）西藏上层人士，制定出训练一支强大的军队的计划，建立世俗政府部门，以使西藏政府世俗化。公路和电报线路方案设计出来，并开始制订资源开发计划；1907年在拉萨开设了一所汉文学校，1908年创办了一所军校。 流亡中的十三世达赖喇嘛 与此同时，流亡中的十三世达赖喇嘛打算离开蒙古到俄国。他在库伦会见了俄国新任驻华公使波科蒂洛夫（Pokotiloff），并把他的布里亚特蒙古侍从喇嘛多吉耶夫（德尔智）派遣到圣彼得堡去拜见沙皇，请求“保护我的生命免遭危险和威胁，如果返回拉萨我将履行自己的职责”。但是俄国刚在日俄战争中吃了败仗，国内也正在发生政治骚乱，因此，沙皇不想在这种情况下卷入西藏事务，只是作了一个很有礼貌的答复，此外再无别的反应。 达赖喇嘛的这些难题与他同蒙古大活佛哲布尊丹巴喇嘛的别扭的关系搅在了一起。达赖喇嘛在其传记中对此作了如下的阐释：“虽然哲布尊丹巴极为尊敬达赖喇嘛，因为他很清楚蒙古民众对达赖喇嘛的崇拜远远超过了对他的崇拜，然而，他还是渐渐产生了对达赖喇嘛的忌恨和憎恶，并要他离开蒙古。” 另一种观点认为，达赖喇嘛与哲布尊丹巴失和的原因是由于他们在各自座位高低方面存在意见分歧，达赖喇嘛要求他的座位高于哲布尊丹巴的前辈活佛的座位，而哲布尊丹巴则争辩说，从前达赖喇嘛和前世哲布尊丹巴是平起平坐的。哲布尊丹巴显然是愿意其座位低于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但是，不愿意把其先辈的座位降低。 同时，西藏的噶厦和三大寺的僧俗官员于1905年夏天发起了向驻藏大臣请愿的活动，要求清朝皇帝恢复达赖喇嘛的封号。与此同时，他们还派出一个代表团到蒙古去请求达赖喇嘛尽快返回西藏。达赖喇嘛答应于次年（1906）4月离蒙返藏。 但是，当达赖喇嘛于1906年10月到达安多（青海省）时，遇见了清朝官员，他们把清朝皇帝所下的一道诏令给了他，要他暂时在青海的塔尔寺（Sku vbum）住下。这一决定无疑是采纳了清朝查办藏事大臣张荫棠的建议，因为1906年这一年当中，张荫棠一直在奏请皇帝推延批准达赖喇嘛返藏的日期，以便争取时间巩固清朝在西藏的地位。达赖喇嘛担心，倘若他抗拒这一诏令，其所受到的来自西藏的驻藏大臣的接待将不堪设想，这样，达赖喇嘛被迫在青海呆了整整一年。 在这种情况下，达赖喇嘛便改变其策略，开始寻求两条新的行动路线。既然遭到俄国沙皇和蒙古的哲布尊丹巴的拒绝，达赖喇嘛便转而寻求同曾于1904年废掉他的封号的清王朝求得和解；同时，达赖喇嘛也认识到了改善同英国所控制的印度的关系的重要性。 关于同清朝的关系，达赖喇嘛似曾指派他在西藏的摄政向拉萨的驻藏大臣提出请求，希望清朝皇帝邀请达赖喇嘛到北京，以便他能够向皇帝解释西藏的真实情况。 至于与英印的关系，他于1903年以亲英罪名解除职务的夏札、雪康和强基（Chang khyim）三位噶伦，此时他已恢复了他们的原职，并分别把他们提升为伦钦，凌驾于噶厦之上。1908年，达赖喇嘛带给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John Jordan）爵士一个口信说：“达赖喇嘛现在希望与印度友好相处，并完全理解彼此所处的地位，1903年导致双方关系破裂局面的发生，是由于达赖喇嘛受了其臣下的蒙蔽。” 在青海消磨了一年之后，十三世达赖喇嘛收到了一封来自北京要他拜见皇帝的邀请信，达赖喇嘛不仅希望皇帝同意恢复他在西藏的统治权，而且还希望直接与皇帝联系而不必通过驻藏大臣。带着这种希望，达赖喇嘛于1908年9月28日抵达北京——这是自五世达赖以来第一位达赖喇嘛晋京。 尽管达赖喇嘛受到了清廷的尊敬，但是，对他的礼遇远不如与他地位相同的五世达赖喇嘛，因为当时五世达赖是作为一位独立自主的统治者，而不是作为一名被废除封号的“臣下”晋京的。清廷要他在皇帝面前下跪叩头，但达赖喇嘛拒绝这样做，于是最初的召见日期便推迟了，直到达赖喇嘛妥协，同意在皇帝面前跪一条右腿后才被召见。 在10月3日拜见了皇太后慈禧（Dowager）之后，达赖喇嘛被赐予金印和封号。五世达赖喇嘛晋京时曾被清朝皇帝赐予一个封号，汉译为“西天大善自在佛”。现在清廷又给十三世达赖喇嘛加上了一个新的降低了身份的封号——“诚顺赞化西天大善自在佛”。台克曼还报道说，达赖喇嘛还领受了一道谕旨，其中清廷屈尊行赏地给他下了指示，内容如下： 当神圣的达赖喇嘛返回西藏时，他必须谨慎小心地遵守君主国清朝的法律，必须向民众宣扬大清朝廷的亲善友好之意，必须号召西藏人恭顺朝廷，遵循公正的路线，必须遵守已经建立的经过清朝驻藏大臣上书奏呈乌斯藏事务的成规，并恭敬地等候“陛下的旨意”。 在北京，达赖喇嘛又派出使者去访问英、法、美、德、俄等国的驻华使者，但是，清廷安排回访，以减弱达赖喇嘛的政治作用。正如台克曼在其报告中所指的：“如果外国公使馆的职员要求拜访达赖喇嘛，他们应当到黄寺去拜访，时间是每周除了星期天以外的每天中午12点到下午3点。” 并且，清廷只让他们进行短暂的会晤，而且会晤时还得有清朝官员在场。 这说明清朝已清楚地向十三世达赖喇嘛表明，达赖喇嘛依附于皇帝，他在西藏的地位完全依赖于清廷的恩惠。对于极为傲慢的达赖喇嘛来说，这是一次非常屈辱的经历。 当时的美国驻华公使威廉·W·柔克义在给总统的报告中写道：“对我来说具有特殊意义的是，我可能是黄教领袖 的世俗权威跌落的历史见证人。” 北京的伦敦《泰晤士报》特派记者也表达了这样的意思：“（达赖喇嘛的）访问北京之日，也就是他的世俗权威结束之时，但他还是受到了与他的宗教身份相称的最高礼遇。” 然而，这些见证人和评论者们对达赖喇嘛政治命运的推断为时过早。 达赖喇嘛结束对清朝都城的访问和谒见皇帝之后返回青海塔尔寺，并于1909年夏天开始了返回拉萨的漫漫旅途，于12月25日抵达拉萨。达赖喇嘛刚到达拉萨，新的麻烦便降临了。虽然达赖喇嘛感到他在北京得到了清朝关于他继续统治西藏的保证，但是，当他开始返回拉萨的旅行时，康区和四川的清朝官员便决定派一支庞大的军队到拉萨，以确保对达赖喇嘛的控制。1909年11月，当中国外交部询问是否可以让他们所派的2000名士兵（包括骑兵和步兵）经印度去西藏时（因为这比走陆路便捷），在印度的英国人大为震惊。 当这一要求遭到印度政府的拒绝后，清朝政府便委派赵尔丰率领这支2000人的武装经陆路（由康区——译者）全速向拉萨进发。 这支军队的先头部队于1910年2月12日到达拉萨。 清军提前到达拉萨的消息震惊了达赖喇嘛，使他于拉萨归途中的1909年12月向清廷和英国政府双方都提出了请求。他在给“大不列颠及欧洲各国公使” 的信中表达了他手无寸铁地面对清军的绝望心情，他所能做的一切，就是恳求欧洲各国给予外交上的援助： 虽然大清与西藏亲如一家，但是清朝官员赵尔丰和驻藏大臣联豫却在策划共同对付我们的阴谋，他们没有把我们表示抗议的原件副本呈送给大清皇帝，而且他们还加以篡改，俾使其罪恶目的得逞。他们正在派军进藏，企图消灭我们信仰的宗教。恳请你们电告清朝皇帝，要求他阻止现在正在进入西藏的军队。我们对目前的局势非常担心，请求列强们进行干涉，敦促清朝军队撤出西藏。 而在给清朝政府的信中，则反映出了达赖喇嘛对清王朝的口是心非感到悲哀： 我们受压迫的西藏人向你们呈上这封信，尽管表面上看来一切都很好，但是内部却在大鱼吃小鱼，我们的行为襟怀坦白，而他们却包藏祸心。军队已经开进了西藏，这正引起西藏人巨大的恐慌。我们已经派了一位信使到加尔各答去详细电告事情的细节。恳请召回最近到达康区的清朝官员和军队，如果你们不这样做将会带来不幸。 同时，在拉萨的清朝驻藏大臣还要让达赖喇嘛相信，他的不安和恐惧是没有根据的，清军的规模很小，他们进藏并不是来干涉和妨碍西藏民众，而仅仅是来维护商贸市场的治安的。这时，达赖喇嘛才知道了清军确实正在开进拉萨。他再次决定外出避难，这次是到印度。一支大约200人的清朝骑兵追上了他，但由于达赖喇嘛22岁的宠臣、后来成为重要政治人物的朗岗（Gnan-sgang）所组织的一支后卫武装在曲水的铁桥（Lcagszam）渡的保护，使达赖喇嘛得以幸免而脱逃。 2月25日，清廷以再次废黜达赖喇嘛的封号的方式对他逃亡印度的行动作出了反应。 这次，清廷不仅剥夺了达赖喇嘛的世俗权力，而且还剥夺了他作为转世活佛的身份和地位。清廷为此于拉萨公布了一道尖酸刻薄并给达赖喇嘛降格处置的诏令，其中说： 西藏达赖喇嘛阿旺罗卜藏吐布丹甲错济寨汪曲却勒郎结，夙荷先朝恩遇，至优极渥，该达赖具有天良，应如何虔修经典，恪守前规，以期传衍黄教。乃自执掌商上事务以来，骄奢淫侈，暴戾恣睢，为前此所未有，甚且跋扈妄为，擅违朝命，虐用藏众，轻起衅端，光绪三十年六月间，乘乱潜逃，经驻藏大臣以该达赖声名狼藉，据实纠参，奉旨暂行革去名号，迨达赖行抵库伦，折回西宁，朝廷念其远道驰驱，冀其自新悛改，饬由地方官随时存问照料，前年来京展觐，赐加封号，锡赉骈藩，并于起程回藏时，派员护送，该达赖虽沿途逗留，需索骚扰，无不量予优容，曲示体恤，宽既往而策将来，用意至为深厚。此次川兵入藏，专为弹压地方，保护开埠，藏人本勿庸疑虑，讵该达赖回藏后，布散流言，借端抗阻，诋诬大臣，停止供给，叠经剀切开导，置若罔闻，前据联豫等电奏，川兵甫至拉萨，该达赖未经报明，即于正月初三夜内潜出，不知何往，当今谕令该大臣设法追回，妥为安置，迄今尚无下落，掌理教务，何可迭次擅离。且查该达赖反复狡诈，自外性成，实属上负国恩，下辜众望，不足为名呼图克图之领袖，阿旺罗卜藏吐布丹甲错济寨汪曲却勒郎结着即革去达赖喇嘛名号，以示惩处，嗣后无论逃往何处，及是否回藏，均视与庶民无异。并着驻藏大臣迅即访寻灵异幼子数人，缮写名签，照案入于金瓶掣定，作为前代达赖喇嘛之真正呼毕勒罕，奏请施恩，俾克传经延世，以重教务。朝廷彰善瘅恶，一秉大公，凡尔藏中僧侣，皆吾赤子，自此次降谕之后，其遵守法度，共保治安，毋负朕绥靖边疆维持黄教之至意。钦此！ 与此同时，清朝军队占领了西藏，达赖喇嘛在印度的大吉岭安居下来，反思6年之中西藏两度被征服的局面发生的原因，他同印度政府驻锡金的政治专员查尔斯·贝尔爵士建立了亲密的友谊（见图8），并学会了许多现代斗争知识。 他还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深刻懂得了只有掌握政权和军队才能有效地统治一个庞大的国家的道理。在印度流亡的3年中，十三世达赖喇嘛开阔了视野，孕育出了对西藏政教事务的新构想。 另一方面，清王朝也逐渐意识到取代一位活生生的达赖喇嘛的企图将会面临巨大的困难。因此，1910年9月，驻藏大臣又提出，如果达赖喇嘛返回西藏，将撤销免职的诏令。这种条件的提出反映了清王朝西藏政策的改变，达赖喇嘛不会受到惩罚，但也不会恢复他的政治地位。他可以住在布达拉宫并重新开始掌管宗教事务，但不能从事政治活动。 达赖喇嘛通过首次宣传西藏未来的基本策略——利用英国和印度作为同清王朝打交道的中介人和支持者——的反应，开创了藏汉关系的新时代： 达赖喇嘛致罗提台（Lo Ti-tai）铁狗年（1910）九月十日，我通过您收到了一封来自清廷政治和军事部门的急信，要求我返回拉萨，对此，我的答复如下：满清皇帝对历代达赖喇嘛的福利都关怀备至，历代达赖喇嘛也都以友好情谊相报。我们心里经常考虑的是双方的利益，西藏人民对中国人从来不怀恶意。 木龙年（1904），当英国远征军来到西藏时，除清廷之外，我没有考虑向谁求助。在北京时，我见到了皇帝和他的姨母，他们对我表示了极大的同情。皇帝允诺照顾西藏的利益，在皇帝谕旨的鼓舞下我回到了西藏，但我所发现的只是在我们的东部边境有大批清军集结，我的许多属民被杀害，寺院被摧毁，人民的权利被扼杀。我确信这些您都是知晓的。 更有甚者，拉萨的驻藏大臣联豫，为了占据拉萨，正在增派军队，好几次我对此表示反对。但他对我的呼声充耳不闻。在军队向拉萨开进时，我派了堪穷代表我去会见他们，说明我的处境，但军官们处决了堪穷，并没收了他的全部财物。 清军进军途中，所到之处对人民和寺院压榨到如此程度，致使我的属民和寺院僧众要求准许报复。如果这样做，并不一定就打不败你们的军队，因为我们熟悉地形。然而，我的属民同你们的军队作战可能会被说成是反对满清皇帝，因此，我要求我的大臣们与你们的官员进行谈判，并保护你们在拉萨的代表。我也曾写信给皇帝，要求撤走这些军队。所有这些在清王朝和西藏双方的记录中都是清清楚楚的。我几次打电报给北京的政务部解释这些，但都没有得到答复。 我从清朝都城回拉萨途中到达那曲时，写了几张便条给驻藏大臣，通告他说，清王朝和西藏必须继续保持长久的友谊；但他对我的呼吁置若罔闻，坚持要把更多的军队开到拉萨。清军入藏正好赶上拉萨举行大法会，成千上万的喇嘛从各寺院汇集于此。为了避免发生冲突，驻拉萨的尼泊尔代表前去拜见驻藏大臣，以防止招来麻烦。驻藏大臣置之不理，反而派他的卫队去迎接前来的军队，一路上，他们朝拉萨的警察开枪，并打死了一些人。他们还朝大昭寺和布达拉宫开枪。 十一世达赖喇嘛的侄子台吉彭康和孜仲降央坚赞是派定主持大法会的西藏政府官员，在他们去大昭寺途中，遇上了清军，向他们开枪，孜仲降央和台吉彭康的仆从被打死。台吉彭康遭毒打后又被带到军营中去。拉萨的百姓非常气愤，要求报复，但我阻止他们这样做，我仍然希望能够同清廷谈判，以避免不必要的流血。如果我被捕，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因此，我指派了一名代表在拉萨继续进行谈判，我则越过藏印边境，目的是为了亲自主持同清廷的谈判。 我的大臣们请求我留在拉萨，但是，如果我同意他们的请求，就完全可能会发生类似穆斯林入侵印度时的那种情况，结果，许多宗教机构都被毁灭了。因为我不想让这种悲剧在西藏重演，才特地来到这里为我的国家谈判，不论遇到什么困难我都将忍受。当我到达帕里时，亚东的清朝官员要我留在帕里寺通过电报同清廷及其派驻拉萨的驻藏大臣谈判。我认为这样的安排倒很理想，但如果清军到达这里时，不是活捉我就是击毙我，我别无选择，只有跨越印度边界。 在噶伦堡，我得到满清皇帝已下令免除我的职务的消息，这已发表于印度的报纸上，甚至在拉萨也贴出了文告，宣布我现在只是一个普通臣民，新的达赖喇嘛很快就要选出来。由于清朝皇帝完全听拉萨的驻藏大臣奏报行事，不考虑西藏的独立 和我们两国间的宗教关系，我感到直接和清廷谈判已没有多大作用了，我对中国失去了信心，不相信能够找到与中国人协商的任何解决办法。 我已经和英国人接触，因为1904年的《条约》允许我们直接和他们打交道，中国对我的这一行动负有责任。 在我住在印度期间，驻藏大臣联豫把清军派到西藏各地，掠夺和压榨西藏百姓无所不用其极。他们截断了我的供应，检查从西藏寄给我的信件。他们查封了拉萨的库藏，搬空了军械库，夺取了我们的造币厂。我在拉萨的代表助手堪钦钦饶彭错，已是70高龄的人了，他无罪被毫无理由地关押起来，并被解送到了打箭炉。已了结的司法案件又被重新翻出来，西藏政府、西藏官员和寺院的财产都被非法没收。 您对你们军队所干的这些不可饶恕的非法勾当是非常清楚的；然而您对我和我的大臣们却说西藏局势平静，依然在维持着现状。我知道这不过是要劝我回去，我也知道你们所说的那些都是骗人的。 由于上述原因，西藏和中国不可能保持从前那样的关系了。为使我们的谈判得以进行，需要有第三方的参加，因此，我们双方都应当请英国政府充当谈判的中间人。我们未来的政策将根据我方、中国和英国之间的协商结果而定。您能否赞同英国人参加这些协商谈判呢？如果同意的话，请通知我。 要是您不同意上述建议，我将交给您一封分别用满文和藏文写的信，信中包括上述内容，我希望您将它转交给清朝皇帝。请您详细地向皇帝阐明此信中的内容。 铁狗年九月十三日（1910） 达赖喇嘛（盖章） 这封信表明，达赖喇嘛希望回到一个他所能控制的西藏。他依然愿意接受一种隶属于清朝皇帝的松散的形式，但是，现在只希望依附于英国，使英国充当对付中国的背信弃义的保护人。 中国的辛亥革命 达赖喇嘛的这封信刚送出不久，中国所发生的事件改变了局势，这对达赖喇嘛来说是非常意外的。1911年10月，中国的汉人掀起了一场反抗非汉族所统治的满清王朝的民族起义。在清王朝镇压反抗的努力失败之后，于12月20日同意建立一个共和政体形式的政府。1912年2月12日，清朝小皇帝退位，2月15日，袁世凯被推举为中国的临时大总统。但与此同时，帝国军队的大部发生了兵变：“在中国的西部和南部，各省相继宣布脱离满族的统治而独立，清朝驻军遭杀戮。四川也是起义省份之一，端方在回成都途中被他手下的人杀害，随后不久赵尔丰也被杀害。” 辛亥革命的消息传到拉萨时，驻藏军队进攻并抄了驻藏大臣的宅邸，逮捕了驻藏大臣。接着，他们发布命令，号召驻在西藏其他地方的清军回到拉萨。在印度，达赖喇嘛建立了一个秘密的藏军司令部，开始武装反抗中国人。到1912年4月，西藏人控制了西藏局势：大约两千名中国军人和官员缴械投降，他们被获准经印度离开西藏。水鼠年（1912年）5月，达赖喇嘛回到了西藏，先在春丕停留，然后于1913年1月回到了一个自18世纪以来第一次没有中国驻军和中国官员的拉萨。 在达赖喇嘛期待着中国的最后一批军队撤离西藏的同时，袁世凯给他发来了一封虚伪的电报，对中国军队的过激行为表示歉意，并“恢复”达赖喇嘛原来的职位： 达赖喇嘛致函蒙藏事务局总裁，叙述了他从北京返回西藏后竭尽全力圆满地治理了国家事务。后来，他的封号和职权被剥夺，他到大吉岭去住了一段时间。但是，自从去年冬天四川发生动乱以来，西藏一直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之中，他要求保护黄教，并祈求共和国总统能够采取措施结束这种局面。 现在中华民国已经牢固地建立起来，五族和如一家，达赖喇嘛自然被一种深厚的依附祖国之情所打动。在这种情况下，他从前的过错应当得到宽恕，他的封号“诚顺赞化西天大善自在佛”也因此而得到恢复，以期望他能够支持黄教、帮助中华民国。 达赖喇嘛回答说，他不向中国政府要原来的封号和官位，他“希望履行在西藏的政教统治权。”换句话说，达赖喇嘛甚至想斩断同中国的象征性联系。 返回拉萨20天后，达赖喇嘛向他的所有官员和属民们发表了一个单方面重申他对西藏全权统治的声明，声明说： 我，由西天佛国印度的佛主赐予的称号，遍知一切佛法的达赖喇嘛，向你们讲话如下： 我是在对西藏各阶层的人民讲话。西天佛国印度的佛主曾预言，观世音的化身、从早期的法王直到今天的历代统治者都要关心西藏的幸福。 在蒙古族的咸吉思汗和俺答汗时代，在汉族的明朝和满族的清朝，西藏和中国的合作是建立在施主和僧侣关系基础之上的。几年前，四川和云南的汉族当局竭力使我们的版图殖民化，他们借口保卫商埠，把大批军队派进了卫藏。因此，我和我的大臣们离开拉萨到了印藏边界，希望通过电报向满清皇帝阐明，西藏与中国之间业已存在的关系是供施关系，并不是以一方从属于另一方为基础的。由于中国军队的意图是活捉我或击毙我，我别无选择，只有越过印藏边界。 我一到达印度就给皇帝发去了几封电报，但是，他对我的要求的答复却被北京的腐败无能的官僚们耽误了，而这时满清帝国也已垮台了。西藏人受到鼓舞，起来驱逐了卫藏地区的中国人，我也安全地回到了我公正而神圣的国家，我现在正着手把东藏朵康的剩余的中国军队赶出去。现在，中国想将西藏殖民化的企图在供施关系之下已像天空的彩虹一样渐渐消失了，我们再次获得了一个幸福和平的时期。我现在指派如下必须认真贯彻执行的任务： ㈠在这个世界里，和平和幸福的世界通过保护佛教信仰来维持，因此，保护西藏的所有佛教机构是十分必要的。 ㈡西藏的佛教各教派应当保持其特点和纯洁，应当适当地传授佛教、研习佛法、修炼佛道。除特殊人物之外，寺院的管理者禁止经商、借贷、买卖牲畜或征调他人的属民。 ㈢西藏政府的文武官员在收税或与他们的差民打交道时，应当以公正诚实的见识去完成自己的任务，这既有利于政府，也不损害属民的利益。驻在西藏西部阿里三围和西藏东部朵康的中央政府官员，强迫属民高价购买商品并超出政府所允许的限度强行摊派运输负担（乌拉），以轻微的犯法为口实，没收属于属民的房屋、财产和土地，更有甚者，以砍断属民肢体的刑罚来处罚属民，今后禁止施用这样残酷的刑罚。 ㈣西藏是一个资源丰富的国家，但是不像别的地方那样有先进的科学技术。我们是一个弱小、信教和独立的民族，为了赶上别的国家和民族，我们必须保卫自己的国家。鉴于外国入侵的历史，我们的人民还会遇到某些困难，但没有克服不了的。为了捍卫和维护我们国家的独立，每一个人都应当自觉自愿地努力工作。 ㈤西藏虽然人口稀少，但地域辽阔。一些地方官和土地所有者出于忌妒，阻止他人开垦荒地，他们自己又不利用。有这种思想意图的人是我们国家和进步的大敌。从现在起，任何人都不许阻止他人耕种所有能利用的荒地。3年内将不征收地租，3年之后土地耕种者每年必须向政府和土地所有者按地租的份额交税，土地将属于耕种者。你们对政府和人民的责任在施行了我这里所说的一切后就算完成了。这个文告必须在西藏各地张贴和宣传，每个地区的办事处都要保存一份入档案。 发自布达拉宫（达赖喇嘛盖章） 西藏人很看重这个声明，把它看成是对袁世凯宣布独立的回应。 虽然在当时西方的术语中这算不上是一个正式的独立宣言，但是从当时西藏的政治理论文献来看，这清楚地表明了达赖喇嘛要求自由的愿望，以及在没有中国的封号、没有中国的内部干涉的情况下统治西藏的意图。 然而，十三世达赖喇嘛在1904～1913年看出，中国并不是他的惟一威胁，内部的担心也成为他思想上沉重的包袱。在他流亡于蒙古、中国和印度期间，西藏的重要官员和格鲁派寺院僧侣中的一部分人，在中国人和英国人的支持和袒护下，暗中败坏达赖喇嘛的权威，只是没有直接从事让他退位的活动。其中有一个事件牵涉到了格鲁派的第二大活佛九世班禅喇嘛。 1904～1906年，与十三世达赖喇嘛流亡蒙古的同时，九世班禅喇嘛应英国政府之邀访问了印度。中国的出版物把它视为英国所搞的以班禅取代达赖的阴谋；而第一位英国驻江孜的商务代表奥康诺（W.O’Connor）于1905年曾拜访了班禅喇嘛，他断定说，班禅喇嘛对凭借英国的支持建立其脱离拉萨的政治独立地位并不反感。 1909年，当达赖喇嘛逃亡印度时，班禅喇嘛拒绝了达赖喇嘛给他的要求他共患难的一封信。 这一拒绝触怒了达赖喇嘛，他感到班禅出来和他站在一起将表明他们团结一致，并且会在他揭露中国的残忍专横和抗拒帝国朝廷活动中加油助威。更有甚者，班禅喇嘛又接受了驻藏大臣的邀请到了拉萨，他呆在达赖喇嘛的住所里，并经常同驻藏大臣及中国军队的将领一道参加各种仪式和聚会。例如，在酥油花节期间，他同驻藏大臣一道坐着轿子沿着达赖喇嘛通常所走的道路游览拉萨。 藏族有用传统的曲调编政治讽刺诗并在拉萨街头吟唱的习惯。 这些歌谣专门戏弄权贵们，好似一种口头政治漫画。当时流传有一首指责班禅喇嘛口是心非的行为的街头歌谣： 无人不知晓的喜鹊鸟， 长一身黑白相间的羽毛。 待到布谷鸟来临， 我们再慢慢地讨论协商。 （这里，喜鹊代指班禅喇嘛，其黑白相间的身体象征班禅玩弄两面派手法。布谷鸟为鸟中之王，这里代指达赖喇嘛。） 在1911～1913年这段时间，当班禅的追随者们不协助达赖喇嘛的军队驱逐班禅喇嘛辖区日喀则的汉人时，达赖喇嘛更加愤怒了。 与此相同的是，1912～1913年，在十三世达赖喇嘛及其义勇军在拉萨与中国军队进行战斗时，哲蚌寺尤其是朗色林的喇嘛们却拒绝同中国军队作战。而且，丹吉林的喇嘛们还让大批中国军队进入了他们在拉萨的寺院，迫使正与中国军队作战的西藏义勇军进行了长时间的攻坚战。此外，也有迹象表明，大批高级贵族官员已同中国人合作共事；他们当中的噶伦擦绒同他的儿子一道，于1912年被亲达赖喇嘛的武装所杀。很显然，忠贞不贰地效忠达赖喇嘛并不是人人都能自觉自愿的。 第二章 西藏与新兴的中华民国 1912～1913年，达赖喇嘛成功地返回西藏并没有了结他所面临的难题，清朝官员和军队已被全部驱逐出拉萨和西藏，但是，清朝的灭亡并没有使中国对西藏的态度发生改变。实际上，在1912年2月退位之日，小皇帝就谕示： 让袁世凯全权建立一个临时的共和政府，赐予共和军以作为联合的手段，这样便可确保人民的和平和帝国的安定，以五族即满、汉、蒙、回、藏联盟的形式建立一个大共和国，以保持中国的领土完整。 袁世凯的新政府已正式执行这一谕示，尽管在中国的辛亥革命初期，孙中山就曾劝告，非中国人（即非汉人）应当自行决定他们是否有与中国联合的愿望。袁世凯政府不仅宣布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而且开始采取步骤去实现他们的目标。1912年夏天，康巴藏区的中国武装在尹昌衡总督的率领下重新组织起来，很快重新攻占了巴塘、昌都、乍丫、芒康及其他地区。1913年，乡城（Chatreng）被攻克，中国的控制范围向西推进。噶厦政府不相信这支四川新军，认为尹昌衡像1909～1910年时的赵尔丰一样，会很快向卫藏和拉萨开进。 因此，当达赖喇嘛于1913年重返拉萨并开始他的第二个统治时代时，他力图通过改进其政府的效率、使军队现代化和与汉人缔结政治条约的方式来消除外部和内部的威胁。 在1913年前，西藏一共只有约3000名正规军，这是一群乌合之众，没有经受过现代技术训练，是一支陈旧不堪的军队；而且，许多士兵都是老弱病残者。 他们是从土地所有者那里招募来的劳役地租承担者，这些人过去可耕种土地并有供养和支持一名士兵的义务。 但是，所雇佣的这些“纳税者”农奴大半都是通过兵役来偿还债务的。 1913～1914年，达赖喇嘛与他的亲密顾问和高参强巴丹达、达赖喇嘛年轻的宠臣擦绒 一道重建这一制度，并要求“卫”地每两岗土地、“藏”地每4岗土地出兵一名，扩编藏军1000名。 这4000名藏军由藏军总司令擦绒统一指挥，并按藏文字母ka、kha、ga、nga、ca、cha的顺序排列军队番号，分成5个代本（团）： 1.噶（ka）当马噶代本：兵源一半来自“卫”，一半来自“藏”。这个新成立的代本，常驻拉萨的罗布林卡，警卫达赖喇嘛。 2.卡（kha）当马噶代本：驻拉萨北郊的扎什城，兵源来自“卫”和山南。 3.喀（ga）当马噶代本：驻日喀则，兵源来自“藏”地的日喀则。 4.阿（nga）当马噶代本：驻江孜，兵源来自江孜“藏”地附近地区。 5.贾（ca）当马噶代本：驻定日，兵源来自定日和尼泊尔边境附近。 接着，达赖喇嘛把强巴丹达提升入噶伦官阶，并指派他为4个在拉萨建立的代本的统帅到康区去担任总管，训练和培植康巴地方武装。强巴的西藏军队攻克了硕般多、洛隆宗和琼布（见图5），并赶走了这些地区的汉人，然后在硕般多建立了中心防御阵地。汉人（在昌都和巴塘）与藏军之间事实上的分界线已经建立起来，大致以萨尔温江（上游为怒江）和湄公河（上游为澜沧江）的分界线为界。 西藏与康区界限的经常变化，促使达赖喇嘛去寻求与中国协商谈判解决的办法，因为没有固定的边界，西藏便会继续花重大代价来抵御如1910年发生的那样的外来入侵。但是，达赖喇嘛以自己在中国的不愉快经历确信，西藏不可能有真正的安全，除非有一个外部力量来确保汉藏条约的缔结。英国人似乎是这一担保人的明显的人选。 英印政府也急于想看到汉藏边界争端的早日解决。其首要目标是沿印度北侧建立一个政治真空地带。中国人于1910～1912年进入波密（po）和阿萨姆边境，并对英国驻西藏的商务代表进行骚扰，所有这一切都清楚地向印度表明了中国控制西藏的直接威胁。 1913年底，在英国的巨大压力下，中国同意参加英国、西藏在印度的三方会谈，以解决汉藏边界问题，并在西藏的政治地位上达成一致意见。三方的“西姆拉会谈”便给以后35年西藏和英国的对外政策定下了调子。 西藏参加西姆拉会议代表团团长为伦钦夏札，他是一位曾经和达赖喇嘛一起到过印度的西藏最上层贵族官员，他是西藏参加会谈的全权代表。噶厦政府送了一批支持其领土和政治要求的档案和文献到西姆拉。西藏最初提交的文件在政治和领土问题方面都划出了一条非常令人难以接受的界限，不仅要求所有操藏语的人（包括安多以及远至打箭炉的康区的所有藏族，见图5）都重新统一在达赖喇嘛的管理之下，而且还要求独立的政治地位，汉族官员禁止进入西藏。这一由伦钦夏札签署的表明西藏立场的文件，正式阐明了拉萨“新”政府的重要的见解： 第一，满族皇帝与保护神（Protector）五世达赖喇嘛之间的关系已成为师徒式的关系。当时中国政府的惟一目的即是为今世和来世积德，他们帮助并优荣历代达赖喇嘛，礼遇各寺院的喇嘛。这样的情谊使两个国家像同一个家庭中的兄弟一样团结起来。西藏人并不在意他们与中国的边界，因为他们认为中国的所有行为都是对西藏友好的。然而，中国皇帝逐渐丧失了对佛教的信仰，对珍贵的保护神达赖喇嘛也不大尊敬了。后来，中国的驻藏大臣及他的下属官员和军队对珍贵的保护神达赖喇嘛就谈不上尊敬了，虽然他们知道达赖喇嘛是西藏的主人和僧俗事务的领袖，而他们对待西藏僧俗人民则是极不尊重和鄙视的，把他们视若猪、驴和牲口。他们压迫西藏人，并以不公平的行为对待他们，因而把他们逼向痛苦和绝望的境地。在木龙年（1903～1904年）英藏战争之后，中国人以保卫国家为借口把军队开进了西藏。从打折多（打箭炉）开始，他们就与沿途群众挑起不必要的争端，无缘无故地抢劫和捣毁村庄和寺庙。他们一到拉萨，不考虑任何口头的或书面的条约，便立即开始刺杀和伤害西藏官员。他们朝达赖喇嘛的住所布达拉宫开枪，当时达赖喇嘛尚在布达拉宫。他们制造这样的骚乱，使达赖喇嘛和西藏的重要官员们都感到没有生命安全，只好离开拉萨城。驻藏大臣联豫带着尽可能多地伤害藏人的目的，派军追逐他们。所有这些情况都一再向北京当局阐明，但他们置若罔闻。此后，中国宣布撤销珍贵的保护神达赖喇嘛的封号，应当把他作为普通百姓看待，并因此而篡夺了噶厦的权力和西藏人民的财物。他们破坏彼此间的条约，强行占据属于西藏人的权益，完全抹煞神圣的师徒关系，犯下了损害噶厦与西藏人民的滔天罪行。在中国辛亥革命期间，中国官员和军队以西藏的内部纷争为借口，杀害和抢劫卫、藏百姓，毁坏他们的房屋和财产。这个国家可以说是强盗和盗贼遍地。他们毫无理由地袭击色拉寺，纵火焚烧拉萨城，处处制造骚乱。他们竭力破坏上宫和下宫（即布达拉宫和罗布林卡），毁坏大昭寺及藏族人民视为圣地的其他地方。随着年月的推移，他们的罪恶行径和意图罄竹难书。西藏人终于彻底绝望了，不得不起而反抗，并以中国人的失败而告终，由廓尔喀（Gurkha）驻藏之官居间调停停战，缔结媾和条约，规定中国官员和军队撤出西藏，从海路返回中国。甚至在这之后，中国的官员和军队不顾国家的脸面，漠视双方订立的条约，到康区对众多的寺庙和数以千计的我们的属民的房屋、百姓的生命和财产进行烧杀抢劫，尽管藏族尚在他们自己的国家。这些人（包括中国官员和军队）应当受到惩罚，以平民愤。中国和西藏彼此从来没有存在过从属关系，将来也决不会相互联系。毫无疑问，西藏是一个“独立国家”，珍贵的保护神达赖喇嘛是西藏一切僧俗事务的统治者。西藏不承认1906年4月27日于北京缔结的《中英条约》……因为她既没有为此条约派一名代表，也没有在条约上签字。因此，该条约不能约束三方的政府。 第二，关于中国与西藏之间的边界划定如下：从东北部日林（Zilling）米如岗（Mirugang）的石碑起，沿着发源于玛卿波拉（Mar Chen Pomra）山的河流直到其大转弯处，再延伸到东南部金汤（Jintang）地区一个叫确丹噶波（Mchod rten dkar po，白塔）的地方。这是众所周知的。据新版英国官方地图，西藏的疆界如下：北部以昆仑山脉、阿尔泰山、柴达木山脉以及与阿尔泰山相连的荷西里（Hoshili）山脉、巴岗普陀（Ba-kang po to）山脉为界，直到青海湖北部，包括中国甘肃省边界的巴拉卡松（Sba nag kha gsum），再向南部和东南部延伸，包括果洛、霍尔果（Hor-kog），瞻对，嘉绒—嘉卡（Cya-kag）—确杰（cho-gyet），卡拉（Chak-la）和打折多（打箭炉），南与四川和云南边界接壤，向西沿西藏边界到热玛（Ri ma）。这部分地区最近已被中国人称作西康。上述所有地区都是西藏的组成部分，这里是藏族聚居区。很显然，这些地区过去的土地财产应当归还给西藏人。 第三，1893年12月5日和1908年4月27日的西藏通商章程，由英藏政府共同协商同意后修改，中国不得过问前述《通商章程》。 第四，所有这些麻烦发生之后，汉人与藏人之间已经产生了敌意，因此，倘若今后汉人和藏人仍同住一地，那将只能是彼此间摩擦和不和不断产生的根源。中国官员和军队的压迫，已经给西藏人民带来了极大的麻烦。今后，不允许中国官员和军队驻在西藏，若驻在西藏，一切费用由中国人负担，西藏不供给任何财物。因此，为了确保将来两国之间的和平，中国的驻藏大臣和其他官员、士兵和移民将不允许进入或驻在西藏。经过西藏政府的批准和许可之后，中国商人方可进入西藏。…… 第六，中国政府要尽快赔偿从西藏政府那里夺取的钱财和用武力勒索的瞻对税款，赔偿毁坏民房、损害和夺取寺院财产以及给尼泊尔、拉达克的人民生命财产所造成的严重损失。为此，将开列一张财产损坏清单，并开列数张康区财产损失清单，西藏政府不能忍受这样的损失。 上述即是我们的要求和主张。 水牛年八月十一日（1913年10月10日） 西藏人所要求的版图是图6所示的1914年边界主张线的向东扩展。他们将当时尚为中国人所占据的大片富饶的耕地和农田都计算进去了。有些地方如安多（青海）等地，自18世纪以来就一直为中国所直接控制着，而其他地方如瞻对和德格，只是在赵尔丰时代的初期才沦落于中国之手。 中国人在其最初提交西姆拉会议的报告书中，相应地提出了一条难以接受的界限： 自从中国和西藏之间的交往一开始，后者在许多场合都得到前者很多必需的帮助和保护。7世纪时，一支中国远征军第一次进入拉萨。1206年，西藏再次被成吉思汗征服，他把西藏并入其辽阔的帝国版图之中。有明一代，西藏一直与中国保持着联系。1650年，五世达赖喇嘛到中国去向顺治皇帝请安致敬，顺治皇帝通过颁赐给达赖喇嘛金印清册的方式确认其封号。1717年，准噶尔人入侵西藏，蹂躏全藏，在中国人的帮助下，西藏人终于成功地把准噶尔人赶出了西藏。西藏人很感激中国人，作为对西藏人所提要求的回应，康熙皇帝委派了一名驻藏大臣，以便西藏人能够得到更好的照料。在雍正统治时代，驻藏大臣由原来的一名增派为两名。 此后，西藏两度遭受廓尔喀的入侵。有一个时期，占领拉萨的廓尔喀人总数达18000人，这些侵略者毁坏了扎什伦布寺，并且劫走了他们能够拿去的各种财物。西藏人是如此的虚弱和无计可施，以致再次向中国求援。中国当即对西藏的请求作出反应，派了5000多军人到西藏，很快就把廓尔喀人赶出了西藏。西藏这时完全被置于中国的管辖之下。 为了保卫西藏人民及其版图不受外敌侵犯，中国在财力和人力方面付出了多么巨大的牺牲！这些事件不仅载入了中国的史册，而且在英国的官方和民间的档案和文献中也是有案可稽的。 至于最近中国与西藏之间产生的、并存在于两个民族间的误解，责任不在中国，这完全是由于神圣的达赖喇嘛本人的行为所致。达赖喇嘛身边曾有一位名叫多吉耶夫（即德尔智）的亲信官员，他在许多场合玩弄阴险的诡计，企图激起中国与她的邻邦间的国际纠纷。这最终导致了1904年英国远征军入侵拉萨，这几乎危及不列颠与中国之间的友好关系。 如果神圣的达赖喇嘛那时采纳了中国驻藏大臣裕刚的意见，派遣一名高级官员去会见大不列颠英王陛下的钦差事务官荣赫鹏上校，在西藏边界进行谈判协商，那么，英国远征军入侵拉萨的事件就会避免，由中国代表西藏偿还2500万卢比的战争赔款后，这种局面就不会出现。因此，有理由说，西藏内部及藏英、藏中之间发生的一切事件，都是由于神圣的达赖喇嘛对中国时时给他的忠告置若罔闻所造成的，他对国际形势熟视无睹也是上述事件产生的原因之一…… 关于近年内中国在其边境所采取的行动，是由于居住于当地的中国人和土著居民经常遭受到“喇嘛”当局的不公正的待遇，他们请求中国当局予以保护。他们的请求很快得到了答复，但是，由于西藏人以活剐的极刑残酷地杀害驻藏大臣凤全及其他中国官员而使形势恶化。对于西藏方面所提出的基本意见，不能予以承认，其理甚明。因而，关于西藏问题，除以下列各条为基本依据外，实无他途。这就是： 一、经签字同意，西藏是中华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西藏或英国任何妨害这种领土完整连续性的图谋都不会得逞，中国在各种场合所阐述的关于领土完整的结论应当受到西藏的尊重和英国的承认。中华民国保证不把西藏改为其一个行省，英国保证不吞并西藏或占领其任何一部分。 二、中华民国有权派一位常驻代表（Resident）驻扎于拉萨，所享受的礼遇和权利与以前相同。有权拥有一支2600名中国士兵组成的卫队，除1000名驻拉萨外，其余1600名由驻藏代表斟酌，分驻各处。 三、西藏在其外交和军事方面的事务均应听受中国的指示而后行，非经中国政府的同意不得与外国列强进行商谈…… 四、西藏允诺释放仅由于同情中国人之故而被西藏当局监禁的西藏官员和百姓，归还以上述相同原因所没收的官员和百姓的所有财产…… 七、中国本部与西藏之间的边界兹于附图内约略画明。 中国和西藏双方的观点截然相反，要达成某种妥协条约是不可能的。 尽管英国和达赖喇嘛的利益部分一致，但多数利益并不相同。大英政府对一个“独立的”西藏几乎没有兴趣。支持西藏独立不仅会导致严重的国际冲突、妨碍英国同中国和俄国打交道，而且，当时西藏也可同俄国这样的国家单方面发展同盟关系。英国的最大兴趣在于，把西藏当成名义上的中国自治地方来看待，但要限制中国对西藏的影响，限制其与其他欧洲国家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交往关系。这便形成了著名的“西姆拉地位”：西藏应当是在大不列颠监护之下的、名义上隶属中国的、拥有高度自治权的西藏。 既然英国不愿支持西藏独立，西藏人便只好在政治问题上妥协，以求获得某种担保，即中国政府不干涉西藏的传统政体和传统的社会制度。西藏方面也同意在版图上妥协，接受汉藏的最后边界线以金沙江与澜沧江的分水岭为界，而不是西藏原来要求的以西藏东部的打箭炉为界。中、英、藏三方会谈以1914年签订《西姆拉条约》而告终（本书附录三附有该条约的全文）。该条约主要内容有四点：第一，西藏分为“外藏”和“内藏”两区，“外藏”即达赖喇嘛治下的西藏，在名义上的中国宗主权之下将保持完全有效的自治权；“内藏”，即康巴藏区的一部分及西藏东部一大部分，将作如下约束：“现在的这个《条约》对西藏政府在‘内藏’所存在的权利将不持偏见和私心，这种权利包括控制选举和任命寺院堪布等高级僧侣和保持对宗教机构的所有事务进行充分有效地控制的权利。”第二，中国同意不得把“外藏”改为其行省，不得干涉“外藏”的内部行政事务。除了一名驻藏大臣和300名卫队外，中国不向“外藏”派驻军队及文武官员。英国也同意只在西藏派驻1904年藏英条约所允许的军队（护卫商务代表的少部分军队）。但英国驻江孜的商务代表，需要同西藏政府磋商时，可带卫队去拉萨。第三，西藏相应地不把中国视为外国。第四，中国和英国都承诺，彼此之间或与其他任何国家不谈判或商讨有关西藏的问题。西藏和中国在《条约》上的分歧将委托英国政府“进行公正的调解”。 除了《条约》的正文部分之外，“注释”当中还包含有重要的条款。例如，不言而喻，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在西藏政府选出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并使其坐床之后，要通报中国政府，驻拉萨的中国代表将“正式授予与神圣的达赖喇嘛身份相称的封号，这种封号由中国政府赐予；‘外藏’所有官员的选举和任命权归西藏政府，‘外藏’将不派代表参加中国的国民代表大会或其他类似的政治实体”。英国和西藏的全权代表都一致同意草签该条约，但是，中国的全权代表陈贻范却拒绝草签。在英国施加巨大的压力之后，他在草约上签了字并把它提交给了中央政府，中国政府当即否认他的草签。中国能够接受关于“外藏”政治地位的那部分内容，但完全不愿作出边界划定的承诺，因为这意味着放弃对重要的藏族聚居区如昌都等地的管辖。这样，英国和西藏只好演双簧了。 然而，三方条约只有英国部分的备忘录，还有两个单独与西藏的协定，这两个协定都对英国的利益极为有利。一个是商贸协定，英国在商埠享有治外法权，完全控制了西藏商埠与印度边境的交通联络线和英国商人出入西藏的道路；同时，禁止西藏人建立商业垄断或对英国商人设置其他限制。1904年《拉萨条约》第4款有关西藏的规定仍然有效，在该条约第4款中，西藏承诺没有英国的允许不得征收关税或其他税。另一个是关于不丹东部印藏边界的协定，该协定将印藏边界从喜马拉雅山麓移到了山顶，把西藏领土的一大片割让给了印度，这片地方原叫“东北边境特区”，现被称为阿鲁纳恰尔邦（见地图7），亦即著名的“麦克马洪线”，在英国全权代表谈判该线后，中国仍然对这一边界提出质疑。 查尔斯·贝尔爵士总结了印度在西姆拉会议所获得的利益，有如下几方面： 一、除了驻藏专使及其卫队外，中国不得向“外藏”派军，不得派驻文武官员。“中国被迫从印度边界后撤，从克什米尔到阿萨姆，后撤了大约2413.5公里。” 二、中国与西藏政府不得进行直接谈判或与第三国签订有关西藏的条约。 三、废除1906年中英条约第3款关于英国在西藏获得铺设通往印度的通讯线路的特权的规定，新的更有利的贸易规定确保英国获得与中国相同的商贸待遇。 四、英国驻江孜的商务代表必要时有权到拉萨，有权与西藏政府直接联系而不必通过中国政府。 五、西姆拉协定包括割让西藏的达旺地区给我们（英国），这片土地大约有2000平方英里，大部分地区都很肥沃。西藏还割让了东北部边境山区部落的一大片土地。我们因此可以沿阿萨姆北部边境全线与西藏之间形成缓冲地带。 英国在西姆拉的官员们极欲获得这些利益，他们与西藏签定单方协定，目的是对双方在未签订的《西姆拉条约》中的有关条款加以约定。这个双边协定又剥夺了中国在草约中相应得到的全部权益，中国只有全部接受条约中的条件才能获得这些权益。这项决议在没有征得中国同意的情况下确保了英国的利益，而西藏则不得不再次面临中国可能诉诸军事行动的危险。 毫不奇怪，拉萨方面对其全权代表夏札放弃如此多的利益反应强烈，达赖喇嘛本人也很不愉快，后来他质问贝尔：“为什么在西姆拉会议上把西藏分成了‘内藏’和‘外藏’两个部分？”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拉萨当局逐渐开始担心中国企图利用英国把注意力集中于欧洲之机，重新对西藏采取军事行动。因此，1914年应西藏政府的要求，英国向西藏出售了5删支来福枪和50万发弹药。 尽管有这样巨大的援助，仍然不可能使西藏免遭中国的突然袭击。1915年9月，随着压力的增加，西藏开始了与中国的双边谈判，擦绒被派遣到锡金去与贝尔会谈。这些内部压力在夏札写给贝尔要求他帮助擦绒的一封信中透露出来： 中国正多方努力安抚西藏上层官员和康区的军队，无知的人误认为由于《条约》不可能在印度缔结，所以西藏政府也有可能与中国直接缔约，因为中国现在对西藏特别友好。神圣的达赖喇嘛及其高级官员对曾给予他们很多帮助的英国政府表示了极大的诚意，他们至今仍拒不听从中国方面的任何建议。然而，如果问题像目前这样悬而不决，事情如何了结，前途未卜。这些带有各种想法的人们因被迫服劳役和兵役而正在遭受巨大的灾难。藏政府亦因不得不花费大量钱财供养军队而遭受着难以忍受的压迫。……在您同噶伦擦绒协商讨论之后，请尽可能设法给予我们善意的帮助。我们的首要目标是条约的最终缔结。 擦绒有三点请求：他要求英国人再次努力确保中国接受《西姆拉条约》，倘若这一条没有可能，至少要说服中国从西藏边境撤军，西藏也可采取同样措施。康区近10000名正规军和民兵给养的额外开支，要求西藏政府从寺院和贵族领主那里征收特别税来支付这笔费用，这些税收造成内部政治的紧张，正如贝尔于1915年所指出的： 西藏政府全然束手无策，不知从何处去寻求支付军费和管理国家所需的财源，他们的国库已经空虚。近年来，农牧业歉收，国家的粮仓同样也已空虚。他们没有像蒙古从俄国那里借贷一样向我们借债。他们必须马上筹集到资金。 因此，擦绒还要寻求经济援助。他向贝尔通报了西藏的征税意图，即每驮羊毛、牦牛鬃和牦牛尾征税1.4卢比，并请求印度默许。 擦绒的第三个请求是关于改进藏军装备并使国家现代化的。他要求贝尔供给火炮和机枪；要求派3名教练或4名机械师来教西藏人制造安全可靠的弹药（当时西藏人在拉萨制作的弹药不令人满意），还要求帮助架设拉萨到江孜的电报线。 贝尔掌握了西藏的情况并瞒着西藏人把他们的见解通报了德里： 西藏政府已经做了他们所能做到的一切，尽管首先同英国，然后同中国的战争到现在已持续了近11年，但是西藏在其东部仍保留着约一万军队，以抵御中国军队向西推进。基于各方面的威胁的考虑或出于某种动机，他们已坦率地给予答复，要求中国政府承认中国全权代表已草签的《西姆拉条约》。他们没有像中国军队那样受过训练或具有良好的装备，他们没有大炮，没有火炮和机枪。他们尚在尽自己的最大努力，至今他们还提防着中国人。 ……因此，在西藏人看来，反对在西藏进行垄断的印度政府已在印度建立了垄断地位。《西姆拉条约》要求中国从外藏撤军，至今仍然有效，而这些军队却直接威胁着拉萨。因此，西藏政府感到我们的政府一方面没有能力使《西姆拉条约》的大多数重要条款付诸实施的同时，另一方面又毫不犹豫地为他们自已谋取条约规定的好处。…… ……西藏政府也感到，在细小的问题上与印度政府协商是适当的——尽管这无疑是不抱什么目的的，甚至还有点缺少诚意 ……接着提出的问题是，我们是否能够做到在目前情况下，依据我们自己所缔结的《条约》给西藏人提供一些经费。在我看来，我们至少可以做两件事。第一，我们可以让他们只征收西藏出口到印度的商品的关税，税率为每1蒙特（maund，约肋磅）羊毛征收1卢比，其他物品比照此税率适当征收。西藏人意识到，他们征收自己的商品出口税比征收外国商品进口税更为有利，一旦印度政府颁布法令，关税就会受到影响，甚至有终止的可能。其目的在于帮助西藏政府顺利渡过困难时期，这种困难局面的出现不能归咎于他们，因为他们的财源是受额外严重的财政负担支配的。因此，我们应当同意他们征收上述范围内的关税。战争及其结果已极大地改变了我们在西姆拉会议时获得拒不同意西藏征收关税的那种局势。 第二，我们应当让他们得到一部分机枪和火炮。我们正竭力抑制的中国有大量的机枪和火炮。很难理解为什么我们应阻止现在我们正在为之想方设法的西藏购买少量的枪炮。如果我们手中没有现货卖给他们，我们应当允许西藏从日本或（某些）其他国家购买。……尽管西藏经常有求于我们，但是，如果我们继续阻止西藏购买枪炮，我们就不能够向西藏表明真正的友谊，因为我们不可能阻止它的敌人中国购得大量的枪支弹药…… 我确信，上述所列举的两件可做的事情，在印度政府看来似乎是适宜的。他们在西藏的危急关头，做了一些本该由我们为西藏做的事情。如果我们现在不向西藏伸出援助之手，她就有完全沦为中国的统治区的非常现实而严重的危险，随着这种危局的形成，我们就可能再度面临《西姆拉条约》力图消除的那种恶化形势。 印度政府对贝尔的请求的反应极为消极，甚至带有侮辱性： 印度政府带着兴趣看了您对西藏和我们从《西姆拉条约》中所获得的好处的归纳和总结，然而，那种利益当然纯粹是纸上谈兵，因为中国政府还没有在《西姆拉条约》上签字，俄国政府也没有接受该条约，因而条约现在是无效的。英藏秘密宣言才是现实的，它承认《西姆拉条约》对英国和西藏的约束，英藏双方都从该条约中捞到了一定的好处，但是，现在来考查各自所能得到的利益并没有什么意义。事实上，去年在西姆拉所进行的谈判完全破裂了，因为印度政府力图为西藏获得比中国政府准备让与的利益更大的利益。事实是，中国坚持拒绝在《西姆拉条约》上签字，这只能看成是印度政府和西藏全权代表伦钦夏札间的某种表示，急于想得到他们所能为西藏创造的最好条件是不适宜的。因此，这一失败应被看成是西藏方面对英国政府和西藏全权代表的不信任，反映了大多数西藏人奇特而不合逻辑的处事方式。 回过头来看您在信中所提的现实的建议，印度政府目前还未能觉察到采取行动的任何必要性。西藏政府显然最近还没有向您提出有关关税或军需品的要求。就我们所知，他们正着手同中国秘密协商，目的是为了缔结单方面条约。我们在这节骨眼上任意让步完全不可能阻止这些协商，而他们很可能把这视为我们忧虑的表示，并会提出更加令人为难的要求。 当务之急，印度政府并不打算去处理像征收西藏到印度的出口物品的过境税这样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仅会牵涉到对印藏边界的全部状况的考察，而且还有必要考虑西藏与尼泊尔、锡金与不丹之间的贸易关系。并且，如果允许征收关税，印度政府就会要求某种担保，即杜绝可能对印藏商人带来的营私舞弊和滥征等种种弊端，而这样一种担保完全不可能马上兑现。 至于为西藏供给机枪和火炮的问题，鉴于主要战争场所机枪严重短缺这一事实，印度政府自己的军火尚供不应求，所以，目前不可能考虑向西藏政府出售武器。……十分明显，甚至当西藏政府像目前的印度政府这样，军队正在进行大量的军事活动时，他们也不可能向别人提供军需品。 印度政府目前的看法是，我们必须静观以等待西藏的发展。如果西藏政府成功地与中国谈判并订立了条约——在我们看来这是无可非议的——显然就没有理由怀疑这样一个条约不应该在新的‘三方条约’中得到体现，并为英国政府所接受。另一方面，如果西藏政府同中国缔结了一个有争议的条约，那么，我们应当具有充分的理由依照我们同西藏业已订立的条约，拒绝承认他们所订的新约，并要求废除这一条约，否则我们将放弃对西藏的支持，并可能考虑相应地采取别的行动。但是，如果中国与西藏之间没有单方面达成协议，事情必定会暂时维持现状，我们担保西藏政府将会继续得到我们在外交上的进一步的支持。 还有一封密件补充了另一个反对意见：还有一个反对让西藏在印度购买机枪的因素是尼泊尔都巴（Durbar）的态度，他在先前的一个场合就抗议我们武装西藏人。 这一答复透露了英国对西藏基本上持两面态度，这种对藏态度一直坚持到1951年喇嘛王国衰亡。英国驻藏官员总是对西藏政府的担心和需求给予高度的同情；德里的印度政府则漠不关心；而伦敦的大英政府又总是采纳比西藏利益更为重要的策略。 当贝尔告知擦绒，印度或英国都不可能向西藏提供机枪时，擦绒告诉贝尔，他能够通过加尔各答的私人军火制造商购买老式枪炮，并问贝尔能否搞到这些武器的出境证。 1915年11月，擦绒写信给贝尔，亟欲得到他的帮助： 此信由擦绒噶伦提交。藏历九月二十九日（1915年11月6日）我收到了来自我的政府的消息，大意是说，他们收到了来自康区的情报，得知彭统领将军（即彭日升，——译注）已带着大炮、机枪和机卡炮（Chikar Bou）等武器返回，并正准备采取敌对行动。在玛赛乌塘（Msai Utang）很快也将举行和谈，但是，如果不能求得和解，得到其他武装力量援助的彭将军就会向前推进，并向我们进攻。中国人非常狡猾，可能会对我们发动突然袭击。由于缺乏足够的武器，我们西藏无法对付中国人的突然袭击，这样的军事行动可能持续数十天甚至数月。由于我还没得到对我所提出的要求的任何肯定的答复，个人或官方都没有音讯，我已电告麦克唐纳先生（江孜商务代表），要他提醒你们注意我的要求，现在诚恳地请求给我一个答复。 关于机枪一事，我已电告加尔各答一家名叫莱昂（Lyon）的商行，最近收到回信，说他们在收到欧洲的信之后就会开价。以后我将让你知道交易的细节。中国人的态度已如前所述，我们希望尽快购得机枪。因此，为了尽可能快地得到购买证和机枪（从印度）的出口证，如果您认为合意的话，请现在就向政府接洽。大英政府是西藏的惟一希望，我们非常渴望尽快得到枪炮，我们不知可能发生什么事情。谨奉告。 随后，德里同意西藏征收境内羊毛税，但不同意西藏私下购买机枪。只是说“现在这种情况尚不足以成为重新考虑这一政策的理由”。 一年半以后，到1917年，西藏的担心变成了现实：当中国人在类乌齐地区发动军事进攻之后，西藏与中国在康区爆发了冲突。用英国新式来复枪武装起来的西藏人进行反击，一年之内收复了昌都以及金沙江东部的德格等地，这些地区在西姆拉会议时曾由中国占据着。英国人从外交上介入，西藏地方官和中国官员于1918年签订了绒坝岔《停战协定》。停战条件使西藏的边界向东推进到除了德格之外的金沙江流域，边界的扩展使西藏控制了金沙江东岸。西藏军队的这一重大胜利，使藏军得以推进到他们所希望的理塘、瞻对地区。西藏人及英国人的胜利要归功于藏军拥有5000支现代化的英式来复枪。 在取得军事成功之后，西藏政府再度催促英国人对中国施加压力，以依照《西姆拉条约》解决悬而未决的争端。英国人同意了，中国人于1919年5月提出了一个新建议，虽然这是以《西姆拉条款》为基础的，并且也是完全不现实的。它使原来属于“内藏”的一大片藏区并入了中国的四川省，它主张中国官员将驻扎于西藏的商埠。西藏人当即拒绝了这一建议；英国人反对更多的中国官员驻扎西藏；最终这些条款在中国也引起了强烈的公开反对。 同时，西藏又催逼英国人向他们出售机枪和大炮。英国再次拒绝了，英国人担心这会使西藏相对于中国来说太强大，并可能导致西藏的扩张侵略和独立。 黎吉生令人信服地总结了西藏对1919年所发生的事件的失望： 对于西藏来说，这一年效仿了一个十分熟悉的模式，由于不能使中国订约而失望，由于我们（英国）一再拒绝向西藏政府提供武器或让他们经印度进口武器而更加痛苦。印度政府亟欲向西藏政府出售两挺机枪和25万发子弹，但这取决于大英政府，其新颁布的《武器贸易条例》禁止这种交易。 这些失望无疑在达赖喇嘛和其他西藏官员的思想上产生了对他们所信赖的、作为支持者的英国的怀疑。 由于需要在康区保留一支强大的军队，这实际上造成西藏本部兵力空虚，仅留驻有500名卫兵守护拉萨，还有一小部分军队驻防尼泊尔边境附近。这一弱点在1920年西藏和尼泊尔商人在拉萨发生争端时便暴露了出来。西藏人拒绝给尼泊尔商人提供作燃料的牛粪，以此进行报复，尼泊尔政府相应地威胁说，如果西藏政府不妥善地安置他们的在藏臣民，他们将侵略西藏。 由于不能从康区抽调军队来援助，西藏只好妥协。 因此，1920年擦绒建议把藏军扩增3倍，即征召约15000名新兵。 这显然要增加巨额的军费开支，而在西藏新增税收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西藏以农奴制为基础的生产方式，意味着把大量可耕地分成自己所占有的份地的僧俗领主要向政府交纳租税，但是，他们所持有的世袭特许状为他们提供了种种特许，并给他们规定了所交纳租税的最高限量。过去这并不重要，因为西藏中央政府几乎不需要大量的税收。俗官们从他们的庄园份地上得到收入，只是象征性地领取一点薪金。藏政府没有建立一支国家治安武装或境内邮政服务部门，它只保留了一支非常小的常备军，在特殊情况下还有纳税的义务。政府的大部分收入不是用于行政开支，而是用于宗教仪式。传统的西藏政府几乎不需要任何收入，因为它几乎没有什么开销。 既然西藏的可耕地都已被分配，在西藏增加地税就意味着要从贵族和寺院领主的收入中拿出很大数量的财物。这对自由放任的农奴制政治经济结构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因为这些领主要么从自己的农奴身上榨取更多的地租，要么降低自己的收入。征收关税和地税二者必居其一。然而，伦敦和德里行使他们从《拉萨条约》和《西姆拉条约》中所获得的权利，坚决不同意西藏征收关税。噶厦和英国的1924年换文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西藏噶厦送交此信的理由。为了佛教之国西藏变得更为强大，我们每年都在招募新兵。为支付巨额的军费开支和交通费用（修建公路等），利于英国和西藏政府，我们认识到绝对有必要征收关税。1914年7月3日（藏历木虎年五月十日）英国、中国和西藏之间缔结的《贸易条例》 规定，如果缔约的任何一方要求修改上述《条例》，应当在条例签订后第10年的6个月内通知他方才能生效，如果其他缔约者不希望修改条例，那么，该《条例》的有效期再延长10年。当您来到拉萨并面见我们时，我们就要求您作出安排，以便我们能征收从印度进口商品入西藏的所有商人的关税，对此，您已在复函中称，为了西藏的利益，您会向大英政府呈送报告，并会在后来写信答复我们关于关税问题的解决办法。然而，我们至令尚未收到您所惠赐的有关这一问题的任何通知。现在贵处的擦绒噶伦可以提醒您关注这一问题。因此，我们请求您善意地尽早向大英政府提交这样一个报告，以帮助我们达到自己的目的。 致以诚挚的问候 西藏噶厦政府（盖章） 英国人像从前一样，反应消极，他们告诉驻锡金的政治专员拜勒（F.M.Bailey）：英国政府再次“怀着同情的心情考虑了这一问题，但遗憾的是，他们认为无法克服这样的困难，即允许西藏政府在不损害印度依据1914年《西姆拉条约》第六款而拥有的最惠国待遇权利的前提下征收进口关税。因为印度征收同样的关税难以消除可能遇到的障碍，并且对印度本身也不会有任何好处”。进而告知拜勒：“西藏政府的来信显然是要求修改1914年《贸易条例》第九款，但是修改条例只能等到同他们协商了有关问题之后，并且，我们也没有权利依据《西姆拉条约》单方面作出担保。因此，正如你所建议的，你应当向西藏政府说明，只要不把其他国家的货物也列入征收关税范围，印度政府是不可能同意征收印度货物的进口税的。” 但是，英国也不会接受西藏作出在中国边境也征收进口税的担保，因为他们意识到西藏政府不具有征收中国货物进口税的行政管理才能。虽然这一问题在1929年最终得到了部分解决，印度政府同意允许西藏在印藏边境征收最高限额为5％的附加税，但是在二十年代初的危急时期，英国拒绝允许西藏通过这样的税收增加新的财源。 因此，西藏政府便被迫从世袭的份地所有者那里榨取新的财源。在1920～1921年间，达赖喇嘛创立了一个新的机构，即“财源调查办事处”，任务是调查政府收入的各种来源，探寻增加收入的新门路。 这个新设的办事处新征收了所有僧俗领主庄园的租税，并开始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从而大大地增加了西藏政府的收入。例如，大批有权势的拥有土地的家族就向桑颇（bsam pho）这样的更大的贵族世家交纳租税，而不向西藏中央政府交税。“财源调查办事处”便设法使这些家族摆脱他们的大领主，并指令他们向西藏中央政府交纳地税。同样，在1923～1929年期间卫藏地区的所有庄园份地都被进行了核查，并重新摊派了这些庄园领主的税额。“财源调查办事处”还详细地调查了许多庄园的状况。他们带回了一个数字：要么是那些获得特许庄园的家族的契约早已作废，要么是拥有土地的寺院没有一张有效的土地契约。在这样的情况下，只征收了现在的土地所有者所交纳的地税。 桑颇家族的这种情况表明，藏政府以前忽视了潜在的巨额的财税来源。“财源调查办事处”在摸清了情况之后通知桑颇家族，要他们每年须向藏政府交纳2500“克”谷物的附加税（约相当于41吨）。这一胆大妄为的征税行为使桑颇家族大为震惊和愤怒，他们上诉藏政府申辩说，要他们交纳这种地税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他们的农奴和属民有历代达赖喇嘛颁赐的特许状，这种盖有达赖喇嘛大印的圣旨特地规定，不许增加桑颇家族的税额。“财源调查办事处”告知桑颇家，所有这些原有的特许和免税特权已不再生效。 在使尽浑身解数请求免征地税都不能奏效之后，桑颇向藏政府请了约一年的假，专门到他所在的庄园去重新估算和衡量每个庄园所要交纳的税额。调查结果令他大吃一惊，他发现非常容易增加他自己的岁收，最后他实际向藏政府交纳的谷物附加税增加到了30000～40000克（约495～660吨）。这样，即使在后来将谷物附加税增加到50000克之后，桑颇家完成了藏政府的税收仍能获取巨额的利润。 但是，财源问题并不是发展一支强大的藏军所面临的惟一难题。这支军队还得清醒地在与寺院集团并存的西藏政治舞台上把握好平衡。 第三章 十三世达赖喇嘛、藏军与寺院集团 擦绒关于扩增藏军3倍的建议，导致了西藏三大集团之间的严重对抗。第一个集团，是以藏军总司令擦绒为首的代本集团，他们致力于使西藏摆脱中国而独立的活动。 他们相信，是军事力量而不是喇嘛们的祈祷铺平了达赖喇嘛1912年返回西藏的道路。他们年轻、能干并具有现代知识，在西藏只有他们才具有团体精神。由于他们致力于使西藏现代化的事业，因而被他人看成是对宗教居统治地位的格鲁派王国的威胁。他们效仿西方（英国），西装革履（见图9），习惯喝甜茶、握手、打网球和马球，言行举止基本上世俗化了。这些军官代本们显然是在向寺院居于支配地位的政治制度中的精英挑战。擦绒曾经带着讥讽的口吻告诉查尔斯·贝尔爵士，说扩充藏军是轻而易举的；藏政府所必须做的一切，是让数以千计的三大寺的好斗喇嘛（rdab rdob“浪荡僧”）离开那里。 这种直言不讳地标榜不信教的做法，疏远了这些军官代表与喇嘛和他们的支持者的关系。 这些藏军集团赤裸裸的统一企图和内部友谊，使他们成为西藏政治生活中的一种十分危险的力量。虽然他们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政党，但他们一致认为，过去这些极端保守的喇嘛们使西藏屈从于他人，他们现在还会重蹈覆辙，除非西藏政府发展壮大自己的权威。 军队的权力主要是来自擦绒的特殊地位。他同时兼有噶伦、藏军总司令、造币厂和兵工厂的四个重要职务，更为重要的是，他是达赖喇嘛最亲近的宠臣之一，并且几乎成了达赖喇嘛家的一员。尽管他通过联姻而获得了一个大贵族家的名称，他的权位是理所当然的，说得更确切一点，他本人对达赖喇嘛的进步政策是很信赖的。但是，依靠达赖喇嘛来巩固自己的权位的军事集团也有其弱点——他们的观点和态度都没有对西藏社会带来基本变化。他们不去争取民众的支持，并且也不想去赢得这样的支持。 第二大集团，是以三大寺为代表的喇嘛集团。他们强烈反对扩增藏军的建议，反对在西藏进行变革或现代化。他们主要是忠实于佛教和格鲁派寺院的秩序，而不是被称为西藏的民族主义实体。他们为西藏政府效力仅仅只是由于它加深了对藏传佛教格鲁派经论的兴趣。在这些喇嘛们看来，西藏是举世无双的“佛教国家”，其宗教特点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地加以保护。他们还认为，他们最有资格决定什么是宗教的最高利益。 在寺院看来，扩充军队恰如往他们世袭的权威心脏捅刀子，并且会使寺院制度运转的财源枯竭，还会使大批未受过教育且具有战斗力的佛教信徒的威力失去作用。他们把擦绒的建议看成是使西藏政教分离的一种手段，是企图传播外来的（异教徒）思想观念尤其是英国观念，这种主张建立贵族政治而不愿充当寺院的施主的思想会危害佛教。在这些喇嘛们看来，西藏独特的政教合一制度和寺院集团的支配地位是无与伦比的。 第三个集团由藏政府中的保守官员组成。该集团以有权有势、冷酷暴虐的卓尼（即大卓尼）钦莫丹巴达杰（Bstan pa dar rgyas）为首（人们通常叫他阿饶噶波〔A rag dkar po〕，意为“白胡子”，见图10），包括一大批上层喇嘛和俗官，如贡桑孜（Sku bzangrtse）噶伦等，该集团的利益和主张居于上述两大集团之间。一方面，他们主张维护而不是真正加强和巩固西藏中央政府，并且还主张使西藏成为达赖喇嘛统治下的“宗教国家”；另一方面，他们对亲西方的军事集团也极为忧虑和担心。他们反对过分扩大寺院集团的权力，但是，他们也同寺院集团一样，担心建立一支强大的藏军会给自己造成经济困难，担心这些年轻、激进并养成了西方习惯的少壮派官员一旦得势，将会打破西藏的权力平衡。 随着20年代的到来，各集团之间的对立情绪便高涨起来。藏军军官们以效仿异教徒英国人的习惯为荣，在西藏其他集团看来，他们一心想放弃传统文化。卓尼钦莫阿饶噶波经常喜好把他们比作猴子，因为他们不着传统的藏袍而是西装革履，所以人们能看到他们的腿部。 当时流传的几首拉萨街头歌谣反映了许多西藏人对英国习惯和观念渗透到藏军和一般百姓当中所感到的不满和鄙视： 坐在茶馆喝甜茶， 表明你无处栖身。 头戴金花礼帽， 表明你没钱作头饰。 涂脂抹粉好打扮， 只会使你更难看。 常吃松软的锅盔， 表明你没有糌粑。 食用面粉做的松软面包锅盔，在饭馆里喝甜奶茶，穿着喜好打扮，不戴妇女传统的大头饰，所有这些习惯在许多西藏人看来，是西藏传统的价值观念和风俗习惯堕落的象征。 1921～1924年间发生了三件涉及这三大集团的重大事件。第一个事件发生于1921年，这使达赖喇嘛第一次认识到一支强大的藏军可能会对他的统治地位构成威胁。 擦绒扩增藏军的建议惟独得到了查尔斯·贝尔爵士的支持，贝尔是1920年11月应达赖喇嘛的邀请到达拉萨的。贝尔曾非正式地通报达赖喇嘛，为了有效地保卫西藏边界不受中国侵犯，他必须把藏军扩增到15000人。 增加军队的建议终于被“民众大会”（National Assembly）提到了议事日程，但在会上遭到了强大的寺院集团的反对。他们所持的反对意见反映在1921年一位重要的僧官对一位英国官员所作的事件说明当中： 西藏人已听说西藏政府为了抵御中国的侵略，需要招募15000名新兵，相信这一建议是由你（贝尔）提出的。西藏人民不愿接受这个建议，他们说，如果英国人必须招募一支军队并与中国作战，那么，同英国人交朋友西藏人会得到什么益处呢？ 阁下（sku zhabs，强门德巴Byams smon sde pa）认为，每年在康区招募500名新兵，并让他们服役，不会遭到反对。但是，他又认为，如果中国将来平息了内乱而发动侵略西藏的战争，就是招募一支20000人的军队也不能抵挡。然而他说，如果中国人进攻西藏，每一个僧俗藏人都会战斗到最后一息，并希望得到英国政府的某些军事援助。 这些喇嘛们不愿忍受同英国保持联系，即使它解除了通常被证明是一种军事合并的外部危险；因此，他们急于见到中、印、藏三方尽快签订并实施《西姆拉条约》。当时，由于英国未能迫使中国签约而使西藏人普遍感到失望。 贝尔本人也意识到了寺院集团的强烈反对，1月19日或20日，他通过江孜商务代表大卫？麦克唐纳转达给达赖喇嘛一个口信，建议只能渐渐地增加军队，以每年征召500～1000人为宜；从边远地区招募军队；不采取从贵族或寺院的庄园和份地那里征收地税的办法筹集资金。达赖喇嘛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他非常乐于接受（贝尔的）这一建议。 1921年1月25日，达赖喇嘛告诉贝尔，“民众大会”已打算每年增加500或600名新兵，直到藏军总人数达到17000人，可能大约需要20年才能完成。 这与擦绒原来的计划非常悬殊，但是，这足以在拉萨制造一种极为紧张的气氛和动荡不安的局势，再过几周，到2月8日就是藏历新年了，人们普遍担心在“大法会”期间藏军和喇嘛之间会发生冲突，因为到时将有20000名哲蚌寺的喇嘛聚集于拉萨。许多家庭为了安全起见，都把有价值的财物送到了乡下。到处都在散布谣言，说英国人正在派军队支援藏军对付寺院的喇嘛，街头贴出的传单号召人们杀死贝尔和贝尔的随行人员、“印度医疗部”的内科医生肯尼迪（R.S.kennedy）陆军中校。 这种行为激怒了达赖喇嘛，他因此而向拉萨的地方官“米本”（mi dpon）发布了一道命令： 人们为什么要把值钱的东西藏匿起来？一位带着谈判缔约的目的的先生已来到拉萨。英国人并不打算向西藏开战，请告诉我，哪个国家打算这样做。要不然就是西藏本土将发生内战，我要求知道谁在策划发动内战。但是，如果没有发生战争的迹象，那么，人们为什么要无缘无故地把他们的财物藏起来呢？每家每户都必须为我的质询签订一个书面声明，声明是否要把自己的财物隐藏起来。 尽管进行了威胁和恫吓，达赖喇嘛本人仍然担心“传大召”期间喇嘛们会有什么举动。他告诉贝尔： 这些喇嘛们从不考虑自己的行动会带来什么后果，他们我行我素，我真担心他们在拉萨大法会期间会制造流血事件。……在数以千计的人汇聚拉萨时，发生了冲突以后，很难说出是谁先挑起战争的。我打算到时调用军队来维持和平。 贝尔在藏历元月五日拉萨的酥油花灯节的谈话中，表达了这种紧张气氛。他说： 擦绒现在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如果站在得到其他高级官员支持的达赖喇嘛一边，他感到很安全。但是，由于受到喇嘛们的强烈痛恨，如果回家的路上只有一两个随从，他就很担心……他害怕一个喇嘛会等在一间黑暗的小屋子里从后面袭击他。……擦绒非常不安还十分担心我们。他随身携带着一支上膛左轮手枪，并强迫肯尼迪也带着，但肯尼迪谢绝了。他派了12名士兵来保护我们。最高秘书（达赖喇嘛的侍卫官）现已到来，他也非常担心我们的安全，认为我们四处走动很冒险。因此，他外出都带着6名手执粗大木棒的喇嘛。我们的办事人员也都瞒着我带着上了膛的左轮手枪。 后来，达赖喇嘛明确地向我讲了擦绒的建议——他命令藏军和喇嘛的卫兵都应跟随于我们的前后左右，虽然他自己也认为只防卫喇嘛就行了。他说，后者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喇嘛们都很顽固，人们不知道这些喇嘛们在夜晚会干出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 为了减少发生暴力事件的可能性，达赖喇嘛解除了对拉萨的军队的限制，同时，他还警告三大寺的寺主和其他寺院负责人，要他们必须对喇嘛们严加管束。他威胁说，如果发生了冲突，寺院将会遭受损害，寺主们将会受到严厉的惩罚。1921年的大法会终于平安无事地度过了，但是，藏军与喇嘛间的紧张气氛依然很尖锐。 藏历新年庆典刚结束不久，到3月初，“民众大会”又把注意力转移到了军队扩充的问题上。在一次讨论为新设的代本提高收入的会上，特别是在讨论藏军代本和噶伦的收入是否应该取自世袭的庄园领地时， 反对藏军的一派设法剥夺了所有军官的“代表资格”，这污辱了藏军军官。 他们在警卫代本司令部召开会议，最鲁莽而胆大妄为的藏军代本错果（mtsho sgo）强烈地抱怨说： 在“民众大会”讨论（藏军前途）会上，甚至连一个军官都没有出席，这必定是因为他们打算从藏军代本的份地中寻求额外的收入，他们认为，如果我们出席会议就会表示反对。然而，桑颇（一位拥有面积非常广大的庄园领地的贵族）却被邀请参加了会议，且他已成为“民众大会”的秘书（暗示他可能会使征收大贵族新的地税的企图不能得逞，而这些大贵族轻而易举就可交纳更多的地税）。既然我们不知道为何不邀请我们参加会议，我们最好到“民众大会”去要求“孜本”说明原因。 “民众大会”所面临的代表选举问题是前所未有而极富挑战性的，这只能看成是对藏政府权威的严重挑衅。由于这种挑衅行为只得到其他官员们谨小慎微的默许，性情急躁的错果便指责他的同伙说：“对我们来说，这不仅是现在藏军代本丧失份地的问题，而且也是关系到随之而来的藏军代本的前途和藏军本身的命运的问题。我们至少应当问一下孜本，为什么不邀请哪怕是一名军官参加会议，这样也许会好些。” 其他军官们最后同意了错果的建议，但是他们决定首先同擦绒讨论这一问题。擦绒赞成他们的看法，并补充说，应该把前任藏军总司令噶强丹巴（dgav byang bstan pa）从会上叫来，并要他到藏军司令部来对《西姆拉条约》签订之后（当时他在任）英国提供枪炮弹药问题给予解释。擦绒已就此事进行询问，但尚未得到答复。噶强丹巴当时充任“民众大会”的秘书。 藏军7名代本一道来到“民众大会”，要求见新任孜本不久的绕噶厦，这些军官们认为，他对他们的地位不怀敌意。 不巧的是，他那天没有到会，有权有势并对藏军怀有敌意的龙厦取代了他。 像擦绒一样，龙厦也是达赖喇嘛先前看中的宠臣之一，他致力于发展一个强大的西藏中央政府，但是，他对公然宣称仿效和亲近英国人的擦绒不怀好感。他把擦绒视为一个重要的对手，并机智地同以大卓尼阿绕噶波为首的反对藏军的力量结成了联盟。 这一伙身着制服的军事代本们突然出现在“民众大会”的门口，引起了龙厦的警惕，在听完代本们的要求之后，龙厦允诺在会议中给代本们一些席位。一旦他们接受，龙厦当然就可以说是这些军官们威逼他这样做的。但是，这些军官们告诉龙厦，他们并不是要求得到出席会议的允诺，而只是想问清楚取消军官们参加会议资格的原因。然后龙厦表白说：“民众大会”成员的选举并不是按常规由孜本推荐的，而是直接由噶厦选举的（擦绒也是噶厦中的一员）。他暗示，如果他们想要弄清上述事件发生的原委，他们应当去问噶厦政府。 接着，代本们把前藏军总司令噶强丹巴叫出来询问他关于枪支弹药的问题。噶强丹巴感到很气愤，他告诉军官们说，他正忙于参加“民众大会”，但是，保存在藏军司令部的所有档案材料都可以在他不在场的情况下去检查。 离开了“民众大会”之后，军官们直接去找擦绒，擦绒告诉他们，他本人由于忙于西藏造币厂的工作，“最近一直没有参加噶厦会议，但是，如果龙厦说会议代表是直接由噶厦选举的，那就肯定如此”。 事件并没有就此了结。反对军队的集团现在确实有点毁谤中伤地向达赖喇嘛汇报此事，大卓尼阿绕噶波深知达赖喇嘛对自己的权位很敏感，他便利用这一事件来挑起达赖喇嘛的种种担心和恐惧。 军官们的行动也成了街谈巷议的话题，疑云笼罩着整个拉萨。谣言四起，都在传说这一事件可能是藏军所采取的对付特殊的对手的行动，或是即将爆发的一场冲突的序曲。军队集团的敌人谈论军官们未被邀请便蛮横无礼地闯进“民众大会”，并且强迫会议的一位秘书到藏军司令部去。这种行为更增加了人们对这种“崇洋”（foreign-oriented）的军事力量的担心和忧虑。 这一事件逐渐升级，几天后，“民众大会”的负责人突然通知司伦雪康说，他们已决定暂时休会，因为他们担心军队会图谋杀害与会的领导者。 由反对军队的力量提出的这一十分严厉的指控，很显然是驱使政府采取行动。 雪康当即于次日把所有军官召集到他的家里进行斥责： 这些天你们这些人都在干什么？由于达赖喇嘛的仁慈和怜悯，这段时间人人都安定祥和，而你们这些军官们却到“民众大会”去提这样的问题，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的天，这简直有点荒唐。你们这些人到底想干什么？ 他们争辩说，他们并没有专门去叫龙厦，而是噶强丹巴对以往从藏军总司令部带给他的多次口信置之不理。他们向司伦雪康保证，绝没有威胁“民众大会”的企图，并要求雪康尽量调解军政官员之间的矛盾。雪康要求这些军官回到各自的岗位上去，过了一段时间，这一事件就算平息了。但是，擦绒和军队代本们的敌人又在策划发动第二次进攻。 一天，“民众大会”的代表们事先没有打招呼就去找噶厦和司伦雪康，并重申他们的看法，他们说，藏军军官们目无政府，采取威胁的手段闯入“民众大会”，并找龙厦无理取闹。他们还强硬地断言，代本们不遵守西藏法律和风俗习惯，他们是藏政府的心腹之患。 擦绒没有参加那次噶厦会议，后来他对他的军官同僚们描述了自己的感受。他认为自己很可能马上就要被逮捕，并开始寻找机会看是否能逃走。他没法逃跑，因而便把自己的一只手插在外衣口袋里，假装在掏手枪，并摆出一副傲慢的姿势坐在那里。随着紧张的局势达到白热化的地步，擦绒得到一个口信，要他马上去见达赖喇嘛。 会见的情况缺乏记载，但是，擦绒显然向达赖喇嘛说明了他自己所参与的事件的经过，因而减轻了一些官员们的不安和忧虑。 这时，拉萨到处都在谣传，说擦绒要逮捕龙厦，龙厦因此而寻求寺院的保护（当时寺院确实为龙厦派去了一支保卫他的僧兵）。拉萨的人们都料想将要爆发一场公开的冲突。 此后不久，司伦雪康安排了军官和“民众大会”代表双方一次面对面的会议，龙厦和夏噶哇代表各自一方出席。军方重申，他们并没有破坏规章制度，因为他们没有进入会场，但是他们仍然表示歉意。龙厦和夏噶哇达成了和解，甚至按照西方的礼仪握手言和，表示他们双方对和解都感到满意。 正当事件快要彻底了结时，反复无常的错果突然高声地对龙厦说：“如果你们这些人对我们的意图还有怀疑和猜忌的话，那就意味着你们都不怀好意，因为我们并不打算作恶使坏。正是由于你们心怀鬼胎才发生了这样的事件。”龙厦气愤地回答说：“现在我们刚接受了司伦的劝告，我们须遵守诺言。夏噶哇司令已讲明了事件的原委，这已完全消除了我们心中的疑团。然而，现在你却在我们结束了商谈之后突然又说我们怀有恶意，并说这就是我们怀疑的原因。这种言论是非常严重的，因为你并不是在大街上背后议论我们，而是在这里当着所有高级官员的面说这样的话。这是非常严重和荒唐的。”错果还在喊叫和争辩，司伦雪康的侍卫长贡巴拉（Vgog pa la）马上叫其他代本们带上错果赶快离开，但是这又造成了新的裂痕。 次日，军官们被召集到大卓尼阿饶噶波家里，他是军官在僧宫中的头号敌人。达赖喇嘛已让他负责此事，这清楚地表明，反对军队的集团已占了上风。大卓尼阿绕噶波向他们宣读了由“民众大会”的负责人草拟的一则声明，声明要求军队对他们的行为作出解释： 当“民众大会”正在举行会议商讨有关增加军费开支的问题时，不是会议代表的藏军军官们却闯到会场来，并提出一些问题，还把充任会议秘书的噶强丹巴叫出来，要求他对有关枪支弹药等方面的事情作出说明。所有这些事件都已告知司伦雪康，“民众大会”的全体成员担心他们的个人安危没有保障，都要求司伦予以保护和支持。于是，司伦雪康把军政双方的官员都叫到他的家里进行协商，军官们对他们的所作所为表示了歉意，人们都接受了他们的解释和说明，而这时错果代本却对孜本龙厦进行挖苦讽刺，说他对军官们怀有恶意，并说，这就是龙厦对军官们的意图表示怀疑的原因。如果错果能够当着龙厦的面说东道西，那就正如谚语所说：“当狗辨别清楚木棍时，它不仅不害怕木棍，而且还会将木棍捡走或踢开”。如果对这样的行为置之不理，它就会诋毁政府的威信。而且，这些军官们缺少政治经验，如像毛孩子一样年幼无知，把武器交给这些毛孩子掌握是很危险的。因此，“民众大会”请求免去所有军官的职务。 阿绕噶波接着带着侮辱的口吻说：依照惯例，军官们必须写成书面文字详细地答复所有问题，但由于你们都不精通藏文，并且都很幼稚，所以，达赖喇嘛只是要你们说出是谁第一个提议冲击“民众大会”的军官。 虽然没有当场提出警告，但是军官们以对大卓尼和达赖喇嘛的藐视表明了他们的团结。他们坚决地说，他们已记不清谁是这一主意的始作俑者，这一行动是他们共同发起的。几天后，军官们接到一道命令，要他们参加次日举行的僧官每天例行的茶会仪式（druhg ja）。他们身着整齐的军装于1921年3月26日上午9时到会。 茶过两巡之后，反对军队的贡桑孜（sku bzang rtse）噶伦从达赖喇嘛的房间出来，并宣读了达赖喇嘛关于对他及其他藏军官员进行降级处分的命令： 噶伦贡桑孜一直都受到袒护，虽然“民众大会”的成员通常是由孜本推举的，但是噶厦至今还在提供会议代表的名单，这就是所有问题产生的原因。而且，在讨论如何增加新的税收问题时，却让拥有大片庄园的桑颇担任“民众大会”的秘书，这就使问题很难得到解决。结果必然是你们现在被降级为色朗巴（sras rnam pa）。 夏噶哇代本，你坚持说你不能说出首先提议军官们应到“民众大会”去的人的名字，虽然这确实需要进行全面而彻底的调查，但是，由于你充任代本很称职，并在布达拉宫建成了藏军司令部，因此免除你的代本职位，并保留你的普通俗官（dkyus ma）的地位。你应当继续履行军队代本的职责，直到任命新的代本为止。错果，由于你多次志愿要求从事艰苦的工作，所以任命你为代本。你没能和志愿兵友好相处，但是仍然被指派到札齐（grab chi）军团。但是，你又没能与你的官兵们友好相处，因而被叫到这里来进行调查和审问，你给其他军官们造成了更多的麻烦。最近，当司伦雪康进行调解并且大家都接受了他的劝告时，你却又说龙厦不怀好意因而带来了麻烦，并且出语伤人。由于你的上述言行，免去你普通俗官（dkyus ma）的职位。 龙厦，你受到军官们的盘问，却没有把他们来访情况告诉“民众大会”，但是，最终你还是这样做了，然而这造成了许多误会和困难，因此，处以你27个金币的罚金。 其他军官根据你们在事件中的行为分别处以18～30个金币的罚金，“民众大会”和仲孜（drung rtsis）成员由于使“民众大会”中断，处以15个金币的罚金。并且，从现在起，会议代表通通都由“民众大会”任命，并增补一名军官代表。 总之，军队成了“民众大会”事件的失败者。他们获得了出席“民众大会”的代表资格，并且，反对他们的宗旨的贡桑孜噶伦已被剪除，但是，达赖喇嘛给了他们当中最能干的两名军官以降级处分。这就警告擦绒，军队绝对不能太妄自尊大和傲慢，对传统的价值观念不能太麻木不仁。尽管达赖喇嘛非常钟爱擦绒，但他要让军队知道，他不会让他们自作主张。同时，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仍然是达赖喇嘛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在以后的4年当中，他逐渐提高了对军队的注意力，这不仅是由于他的权力基础的需要，而且也是由于他的地位受到了别的威胁。 在同一年所发生的另一个事件，为军队得到达赖喇嘛的恩宠找到了良好的契机。达赖喇嘛与哲蚌寺朗色林札仓的关系僵持了多年。丹吉林（第穆）阴谋事件以及更为重要的事件——在1911～1912年间，达赖喇嘛的志愿兵力图把汉人驱逐出拉萨的战斗中，朗色林支持汉人，激怒了达赖喇嘛。在朗色林札仓的三个管家（察恰Tsha phyag，普恰Phu phyag，贡恰Kong phyag）的带动下，哲蚌寺坚持亲汉和反对达赖喇嘛的策略。 当达赖喇嘛的官员们命令他们派出喇嘛协助抗击汉人时，他们拒不执行，并说他们是喇嘛，不是军人。他们答应只有在汉人企图强行冲击哲蚌寺时，他们才参加战斗。朗色林的许多高级喇嘛如察江这样的人都来自汉人管辖之下的康区，他们都有亲汉和反对藏政府的倾向。这早已为清朝驻藏大臣所熟知，当驻藏大臣有生命危险而需要保护时，他就逃到哲蚌寺的后山躲藏起来，直到战斗结束之后才出来。 朗色林的行为理应受到惩罚，但是，在1913～1919年这段时间，达赖喇嘛因忙于西姆拉会议和康区的战争而无法脱身，不能对付朗色林。但是到了1920年底，这样的克制和忍耐已不复存在。因此，当朗色林札仓内部发生争端时，达赖喇嘛趁机向其首要人物采取行动。 1920年底，当以察江为首的朗色林的管家告诉名叫阿达拉（A dwa lags）的前寺庙负责人，要他归还康村的庄园时，事件便发生了。 阿达拉凭借“永久租地契约”（kha vdzin）长期占有这块庄园，他每年向朗色林交付一笔租地费，并且把庄园视若自己的份地进行经营。他确信自己只要每年交付租地费就拥有永久使用这块庄园的权利，因此他拒绝把这块土地归还给朗色林。当朗色林的管家们决定用武力收回这块庄园时，阿达拉便向他的朋友、有权有势的大卓尼阿饶噶波控诉了这一情况，阿饶噶波当即把这视为对朗色林的管家进行反击的好机会，他要阿达拉向藏政府呈交诉状。 诉状拿到之后，大约于1921年5月中旬，大卓尼便把朗色林的三位管家召集到他家里。 当他们到达拉萨时，便通知他们到布达拉宫下面的“雪”（Zhol，见地图3）去。到了“雪”地，他们见大卓尼正等候在那里，他不是欢迎他们，而是下令逮捕了他们。军队特地布防在监狱旁，第二天便向他们宣布了最后一道命令。虽然这类命令通常都是列举所犯罪行的性质，但是这时只是说：“你们已明白自己的过错，因此没有必要再逐一列举。”随后，察江和普恰被流放，他们的私有财产被没收，他们两人骑着白色公牛，一路遭受鞭打和侮骂被赶出了拉萨。 第三位管家贡恰则未遭惩罚而被释放，这很可能是因为他在1910～1913年这段时期没有实权。 哲蚌寺的喇嘛只是在贡恰返回寺院后才得知这一事件。他们当即把食物和衣物送到拉萨的狱中，但是这两位管家已被流放了。于是，朗色林的24个札仓召开会议讨论对策。在阿强拉勒（A vbyang sna leb）和俄嘎（Ngogar）两位喇嘛的鼓动下，喇嘛们拒不听从哲蚌寺寺主的劝说，而决定一道到罗布林卡去要求释放两位管家。 乃均寺（见地图2）附近的喇嘛看见哲蚌寺的喇嘛蜂拥而出时，企图阻止他们，但是，数千名朗色林的喇嘛冲破阻挠继续向罗布林卡行进，他们强迫寺院的活佛堪布们同他们一道前进，布达拉宫宫门的卫兵也没能阻止住他们，只好任他们穿过广场然后到了达赖喇嘛生活区外的“黄墙”周围。活佛大喇嘛们趴在地上高声呼喊要求拜见达赖喇嘛，当时达赖喇嘛已躲藏起来。他们喊叫说，他们的管家没有过错，应当释放他们，并归还他们的财产。喇嘛们还侮骂守卫在黄墙边的卫兵，挑逗卫兵向他们开枪。当卫兵们不理睬他们的挑衅时，喇嘛暴徒便强行夺走了卫兵手中的武器并毁坏了这些武器。同时，大活佛们仍在叫喊和叩拜，年轻的喇嘛则把达赖喇嘛的庭院糟踏得不成样子，他们拔掉或践踏庭院中的花草，毁坏庭院中的雕塑，放声高唱，以此来打扰他。 司伦雪康出来试图让他们安静下来，他竖起两个大拇指做了一个传统的祈求的手势，并说：“请不要这样做，你们有什么话要讲，请告诉我。”但是，喇嘛们粗鲁无礼地对他说：“老家伙！你什么也不知道，我们要见达赖喇嘛。” 这一事件增强了达赖喇嘛对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的重要性的认识。当时正在自己家里举行宴会的擦绒马上被召集到罗布林卡宫中。但是，由于当时的形势所决定，不便采取任何行动，因为如果把拉萨城内的军队调出来朝这些喇嘛开枪，就有可能激起其他寺院和札仓支持朗色林，还可能导致全面内战。藏政府当时在拉萨只有大约700名士兵，这种军事地位不足以对付三大寺的联合反抗。 因此，达赖喇嘛假装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到了下午，喇嘛们终于离开了罗布林卡。与此同时，达赖喇嘛和擦绒分别发布命令，把数千名士兵和民兵召回拉萨，准备对付返回哲蚌寺途中的喇嘛。他们还命令拉萨的700名士兵处于战备状态。 当晚，擦绒调集了几个藏军代本团布防在罗布林卡与哲蚌寺之间的要道上。 达赖喇嘛通过擦绒命令朗色林交出举行抗议的罪魁祸首，但被喇嘛们拒绝了。于是，擦绒把军队调到了哲蚌寺门前，并在那里宿营。朗色林札仓请求色拉寺、甘丹寺以及哲蚌寺的另一大札仓郭莽札仓的喇嘛支持他们，随后还向上述寺院布防了哨兵。 功德林、德楚（Sdedrug）等各大寺的活佛力图调解这场冲突，但是，朗色林的喇嘛们不愿交出肇事首领。因而色拉寺很快拒绝同朗色林联合行动，随后，甘丹寺也像哲蚌寺内的郭莽札仓一样拒绝支援朗色林，朗色林单枪匹马，孤立无援。但是，由于寺内有4000～5000名喇嘛，所以它还是一个难以对付的强有力的对手。朗色林的喇嘛威胁说他们要进攻罗布林卡和拉萨，并说他们将会抓住在这次冲突中被他们视为主要敌人的大卓尼阿饶噶波。 到8月中旬，西藏政府调集了大约3000名士兵到拉萨，他们确信能够对付喇嘛了。朗色林札仓得到了一次教训，藏政府尽可避免发生流血事件。达赖喇嘛只是给其中最能干的两名喇嘛夏噶哇和错果以贬官的处罚，他现在还需要用他们，所以他指令大卓尼要他们再次充任代本。夏噶哇拒不出任，但是像往常一样，性情急躁的错果却热心地同意了，他还说他将“杀死所有光头秃子（mgo ril ril）”。他也很痛苦地意识到，他自己就像银器一样被藏政府任意摆布摩擦，当需要它的时候就拿出来使用，不需时便把它置之脑后。错果出任代本后，藏政府拨了一个代本团给他指挥，他和多仁（Rdo ring）、札通（Bkra mthong），擦绒一道率军对哲蚌寺发起了反击。 藏政府的军队在哲蚌寺前面呈半圆形疏散开。达赖喇嘛严令他们不准朝寺庙开枪，然而，这就有可能导致军队对喇嘛的广泛的同情。与此同时，军队再度要求喇嘛们交出举行抗议示威的领头人。 朗色林意识到自己处于不利局面，难以自持。色拉寺、甘丹寺都不支持他们，甚至自己所在寺庙的郭莽札仓也不支持他们；他们也不能让拉萨的康巴邦去借调军队来支援；并且，他们还受到擦绒和错果率领的一支庞大的军队的封锁，他们两个都有可能丧尽天良而对喇嘛们采取军事行动。因此，朗色林于9月中旬交出了11名肇事凶手。 其他已逃走的肇事者如阿强拉勒（A vbyang sna leb）等人，则在藏政府命令各地方官员进行全面搜查时，在哲蚌寺后山的山洞中被抓住了，其他逃走的朗色林的喇嘛也无一漏网全被抓获了。 为了追捕阿强拉勒，藏政府甚至骚扰了正在拉萨北郊自己的隐修处讲经说法的大札活佛，以防阿强拉勒躲藏在这里。 据说一共逮捕了大约60名喇嘛，藏政府让他们戴着脚镣、手铐和枷锁在拉萨城内沿街示众，并遭到轻微的鞭打（见图片11），然后把他们置于各个贵族家庭的监视之下。达赖喇嘛免除了哲蚌寺大小堪布和管家的职务，并第一次作出规定，给予哲蚌寺堪布寺主任命该寺康村的管家的权利。达赖喇嘛还颁布了一条新规定，依此，寺院的管家只能从卫藏地区的喇嘛中推选。这样做的结果，削弱了东藏（康巴）喇嘛的力量。在达赖喇嘛看来，康巴喇嘛顺从不足，亲汉有余，西藏中央政府难以管束他们。 这是西藏现代史上藏政府的军队首次与喇嘛直接交锋并强迫他们让步。虽然没有动一枪一炮，但是喇嘛们还是担心新兴的藏军将会显示出威力。1921年的朗色林事件成为藏政府与三大寺关系的重大转折点。达赖喇嘛可以在不发生流血事件的前提下给寺庙以政治上的教训，拉萨周围数以千计喜好闹事的喇嘛在遭到报复后认识到，威胁达赖喇嘛不可能不受到惩罚。后来，达赖喇嘛告诉贝尔：“我有必要显示一下威力，否则各大寺院还会继续给我找麻烦。”但是，他又接着说，他是想向他们表示宽容和慈悲。 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这样做了。例如，朗色林的肇事祸首受到了严厉的惩罚，但是哲蚌寺及寺内的大多数喇嘛则受到宽大处理，并没有像对待丹吉林那样，没收庄园和财产。 一年之后，甘丹寺的住持甘丹赤巴为达赖喇嘛亲临朗色林参加新殿落成开光典礼作了安排，朗色林的喇嘛们对达赖喇嘛表示敬意，并一再对达赖喇嘛说，该大殿是由被流放的察江建造的，这是他为求得释放而作的一种努力。达赖喇嘛回答说，他并没有意识到察江所做的事有多么好，如果察江许诺决不再卷入政治就会释放他。察江的被释放结束了军队与喇嘛的第一次对抗，然而，尽管喇嘛们向达赖喇嘛作出了让步和妥协，但是他们仍然还有冤家对头藏军集团以及在西藏社会占上风的“西化”势力。 这种情绪因涉及格鲁派的第二大活佛九世班禅喇嘛曲吉尼玛（见图片12）的另一个严重事件的发生而趋于恶化。 九世班禅喇嘛的出逃 为了建立一支强大的藏军并维持这支庞大的军队，用现代化的英式步枪来装备这支军队，需要巨额的军费开支，康巴边境急剧增长的军费开支，导致了西藏政府决定对各大寺院包括班禅喇嘛的驻锡地扎什伦布寺征收一种特别的赋税。除了西藏中央政府之外，班禅喇嘛是西藏最大的土地所有者，他不仅占有大片庄园领地，而且还统辖着10个完整的行政区——“宗”。 随着达赖喇嘛与班禅喇嘛的官员们感情的恶化，导致了班禅喇嘛步达赖喇嘛1904年和1910年两度流亡的后尘而出逃。当驻扎在康区的军队需要一笔庞大的费用作经济后盾时，人们便想起了1791年西藏与廓尔喀战争期间，当廓尔喀的军队攻占扎什伦布寺时，当时的班禅喇嘛曾垫付了救援扎什伦布寺的噶厦政府军1/4的军费开支。达赖喇嘛于1912年返回西藏后便以此为先例，通知班禅喇嘛必须承担1912～1913年清朝驻藏官兵与噶厦的战争以及1888年和1904年英藏战争这三次战争全部军费开支（总数为27000克青稞）的1/4。班禅喇嘛对这种要求表示强烈不满，只交付了所规定军费数额的一部分。 当达赖喇嘛于1917年颁布《火蛇年法令》时，达赖与班禅的关系恶化。这项新的法令规定：江孜宗境内的扎什伦布寺所属的农奴应支应1/7的马差，超过100匹马和300头驮畜还得征收驮畜徭役税。由于扎什伦布寺握有过去历辈达赖喇嘛所颁发的关于免除该寺农奴提供驮畜差役的为该寺所独有的书面申明，所以班禅喇嘛把《火蛇年法令》看成是对其特权的非法剥夺。1923年所颁布的《水猪年法令》更为苛刻，它规定后藏扎什伦布寺的所有农奴都必须支应噶厦所派的驮畜等差役 。并且在1922年新设立的“财产调查办公室”向扎什伦布寺征收了约30000克青稞和10000个银币的年附加税。 班禅喇嘛及其官员们指责新增加的税收是不合法的，并申辩说，他们先前的特权没有得到保障。他们声称，1791年西藏与廓尔喀战争期间为噶厦政府军队所交纳的1/4的军费只是由于他们自己的城镇和寺院遭到攻击才暂时垫付的。他们还申明，他们不可能主动提供这类费用，依然要履行对本寺喇嘛的宗教义务，并且还拿出了准许免征札寺税收的特许状。同时，正如他们抗议这一决定一样，他们拒绝交付历年应付的税收总额。龙厦在这一争端中起了重要作用，他坚持认为班禅喇嘛能够交纳新征税收。他以对扎什伦布寺喇章的财产和领地进行清理、勘测后所制定的《增勘赋税粮办法》为依据，认为札寺完全有能力支付新的税额和驮畜差税。他竭力使达赖喇嘛相信，班禅喇嘛拒绝纳税背后的真正动机，是班禅对达赖喇嘛至高无上的权威的不满。因此，为了支持和供给军队而增加札寺的税收便使班禅喇嘛和噶厦政府之间产生了重大的争端。 关于这一争端的细节，可以从班禅喇嘛通过江孜商务代表大卫·麦克唐纳向印度的英国人交涉、要求英国人提供帮助的事件中看出。麦克唐纳写道： 我十分荣幸地向殿下报告，札什（班禅）喇嘛所派的一名使者昨天带着一封私人信件（他请求我予以答复）来找我，信件内容如下： ……噶厦政府要求扎什伦布寺喇章应承担维持藏军的全部费用的1/4的军费，这笔费用包括以下数额：⑴大约650000卢比；⑵30000克青稞，价值80000卢比；⑶2000甑汉地砖茶，价值85000卢比；⑷除上述附加税外，他们还要求支付其他费用（在这一封信中没有提及）。 ……由于没有答应他们的上述要求，我已得知被监禁于布达拉宫的札寺喇章的官员将得不到释放，并且，其他人还会被投进监狱。 ……班禅喇嘛在信中说，他不能满足强加给他的这些要求，并提议向达赖喇嘛派一名代表协商这一问题。如果他的请求得到允诺，那么事情当然就很圆满；但是，如果得不到允诺，他希望弄清印度政府是否将会充当他本人与神圣的达赖喇嘛之间的调解人，因为他说他的惟一希望是得到印度政府的帮助。 由于班禅属下的官员们所进行的几次反抗都没有取得成功，班禅喇嘛以去拉孜宗的芒卡温泉洗澡为名相机出逃的一次尝试也中途流产夭折， 所以班禅喇嘛便于1923年12月26日秘密地逃往蒙古，临逃之前，给扎什伦布寺四大札仓的活佛和执事们写下一纸嘱托文告，内容如下： 兹告札寺四大札仓的活佛、执事以及住持和扎什伦布寺喇章的所有僧俗官员： 由于札寺喇章及其属民受到噶厦政府增加赋税和军费的骚扰，我几次派代表向神圣的达赖喇嘛申明此事，但是我的请求并没有得到承诺。同时，达赖喇嘛又总是向我表示他的仁慈。财产土地调查官员们听信心怀鬼胎的人的胡言乱语，使达赖喇嘛难以允诺我的请求。因此，对后藏地区各宗本发布的要他们必须向拉萨噶厦政府的官员提供无偿的运输差役的各项命令，是与传统习惯相悖的。并且，还要求我承担维持藏军的军费，而贵族和属民则不能够承担满足这些要求的义务。由于这些原因，扎什伦布寺喇章的属民们非常失望和不满。你们对这些事实了如指掌，并且，这些事情已搞得我们完全不可能平静安宁地生活。我本当进一步陈述实情，但是这会给达赖喇嘛的权位造成困难，因此，我打算暂时离开扎什伦布寺，以使神圣的达赖喇嘛的处境更为有利，我打算弄清楚是否有人可以充当我们之间的调解人，我的这种打算得到了我派到康区和蒙古的带去礼物的使者的帮助。对我来说，每年提供一笔费用以满足军费开支是绝对不可能的，这逼迫我前往一个未知的地方，从可能会自愿帮助我的佛教徒那里募集资金。我可以在这里重申，我完全没有想要做有悖于神圣的达赖喇嘛的愿望的任何事情，也绝对不会做有损于我们的声望的任何事情。我向圣者达赖喇嘛呈交的那封信应当马上转交给他，以便使他弄清事情的真相。经过适当的考虑，我已任命（扎什伦布寺的）住持和四大札仓的堪布在我外出期间主持扎什伦布寺的管理事务。首先，你们应当明白，扎什伦布寺和其他寺院所因袭的传统仪式应照常沿用。你们还应当明白，各寺院的喇嘛所领取的俸禄应照旧发放；佛教信徒所修习的各种经书应予以保护，喇嘛们讲经说法的传统应继承下去，他们并没有忽视辩经；总之，你们应当明白，所有寺院原有的制度和仪轨都要完全遵循。最后，你们应当虔诚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应当体察贫穷的属民和信徒，并尽可能地从各个方面帮助他们。你们应当细心地保存好征收地税和各项开支的所有账目和收据，尽力不偏不倚地遵守各种宗教仪轨。你们应当在经过适当的协商之后履行自己有关僧俗权力方面的职责，但是，如果你们不能决断各种重大问题，应向我请示。你们应当万无一失地对自己的权位负责，而不应当悬置问题，拖延事务。因此，我指令扎什伦布寺喇章的僧俗臣民，遵守该寺住持和四大札仓堪布的各项法令，虔诚地履行自己的职责。让所有贵族和农奴牢记这些教导并遵守这些指令。将来，随着环境的改变我将会发布必要的指令。让有情众生把这些教导牢记在心里。我在吉祥的日子——水猪年十一月十八日（1923年12月26日）发布了这些命令。 噶厦政府指派龙厦和错果率军阻止班禅，然而他们没有来得及追上班禅喇嘛，他已带着大批随从逃离了西藏。 班禅出逃后，达赖喇嘛即相应地采取措施，任命他自己的管家札萨喇嘛接管扎什伦布寺的管理事务： 兹向虔诚信教和恭顺噶厦政府的臣民，特别是司特土·洛巴（Si-thei-thu Lhopa）喇嘛和扎什伦布寺的所有官员以及四大札仓的堪布，拉孜宗本、阿仁宗本、彭错林宗本和甘巴宗本，向所有高级和低级信徒和俗民公告如下： 最近，我收到了充任我住日喀则的代表、两位宗本的如下报告：“在班禅喇嘛不明不白地离开日喀则之前，他留下书面谕旨，指示在他外出期间札寺的管理事宜，现摘要报告如下： 关于扎什伦布寺喇章及班禅喇嘛的意见和申诉，神圣的达赖喇嘛已晓谕于我，然而，财产调查官员们没有公平合理地处理此事。他们指令扎什伦布寺喇章的属民无偿地支应运输等差役。而且，我不可能承担获取物资供给和各项费用以满足军费开支的责任。因此，我只好暂时秘密地离开扎什伦布寺，以寻求康区和蒙古施主的帮助，并从各地佛教徒那里募集资金。” 关于要求扎什伦布寺喇章的属民无偿地供给粮食和支应运输差役一事，他们允诺依照现存的协定满足这一要求。所以，我已发布命令，要求遵照协定执行，没有理由进行申诉。财产调查官员们并没有以收受礼物的方式袒护任何一方；我有几封信可以证明这一行动并没有伤害班禅喇嘛和我本人，特别是对我们之间亲密友好的关系丝毫无损。至于支付西藏境内全部军费的1/4一事，这是依照传统惯例而提出的，但是，由于札寺住持没有偿付清多年积累下来的款项，所以他们不可能马上付清，结果导致他们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自找麻烦。我从来没有强迫他们支付上述款项，相反，出于同情和怜悯，我答应宽限他们的支付年限，并尽我的可能削减应付的数额，这一事实是所有明智的人都清楚的。此次班禅喇嘛以上述两件事给他带来麻烦为借口而秘密外出，完全是听信谗言的缘故。我已派孜本龙厦带着如下口信去劝阻他回到日喀则：“得知您秘密出走的消息，我至为悲痛，因为我们一直友好相处，并且我还是您的老师。想起您我情同父子（即师徒关系）这一事实，我只以我所乐于采取的方式待您并不妥当；然而在西藏上层社会中所沿袭的习惯是幼者应当听从长者的劝告，您并没有同我就此事进行协商，所以我对您出走的真正原因一无所知，也不知道这会带来什么后果。由于英国和汉人的军队已逼近西藏的首府拉萨，所以我必须出巡汉地、蒙古和印度，以拯救西藏的政教权威。我为使众生获得幸福和捍卫我们的宗教忍受了巨大的艰辛和痛苦。由于采取了明智的措施，所以众所周知，佛教正在发扬光大，西藏的世俗政权正掌握在我们的手中，我们正在享受着和平和幸福。然而您必定是被您的那些从前就作恶多端的追随者所欺骗了，既然罪恶不可能被河水冲洗掉，精神的悲伤不能被双手抹掉，您为什么还要悲观失望呢？并且，既然我已执掌了西藏的政教大权，我就会充分体察扎什伦布寺喇章的官员和属民，奖赏那些遵守宗教仪轨和在重大事情上遵循西藏传统习惯的人，依法惩治少数行凶作恶者。至于那些微不足道的事情，我还没有采取措施，而是顺其自然，相安无事。这里不可能详细描述和罗列每个问题，我请求您通盘考虑我们以前会面时进行的谈话；如果您看了我们之间来往的信件，您就会明白诸事的真相的。您经常写信给我说，除了您之外，没有任何人能够像您那样帮助我和拥护我。从我们彼此的通信和会面的谈话中，很难弄清楚您私自出走的原因，除非您察觉到了自己的过失。出走蒙古将会有大难降临到您头上。我从前到中国和蒙古时，一路平安，但是，现在的政治环境已今非昔比，您对这一事实了如指掌。我不明白您为什么要离开现在您该在那里坐禅的寺庙，您似乎已经忘记了您的先辈们的神圣历史，流浪到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像被灯光吸引的蝴蝶一样，您这样是自找苦吃。这样的行为不会受到您的先辈们的赞誉，如果您只是不辞辛苦而去向您的老师洛巴罗嘎（Lo pa blo dgav）请教，他会给您善意的忠告。然而，您没有和他商量便随着您那像大象一样蠢笨的、罪孽深重的追随者一道误入歧途。如果果实确实熟透了，尽管您是圣人，无疑也会不惜忍受巨大的艰辛去摘取的。当我觉察到您和我分道扬镳时，我便派遣孜本龙厦去劝阻您及其随行人员，为了佛教的利益，为了有益于噶厦政府，最重要的是为了您的幸福和康乐，返回扎什伦布寺，当时宗教已到了油将尽灯将灭的地步。在许多宗教经典中都提到，您和我以及所有圣者都应当为利益众生而奋斗不息。很难相信，一个只为自己着想而未脱离三种原罪（即愤怒、傲慢和无知）的人能够被视为喇嘛或活佛。由于自私自利是当今社会的大敌，所以，迷途知返、悔过自新才是最明智的选择。我以上所说的这些都是千真万确的。您曾多次写信给我，要我任命扎什伦布寺的札萨喇嘛（总管），本来我是可以这样做的；但是，由于您享有政教两方面的权力，所以我赞同您的建议，继续使用您所任命的四大札仓的堪布协助管理札寺。然而，由于您和您的总管和堪布们都已离开日喀则而到了异国他乡。所以，西藏噶厦政府将任命一位札萨喇嘛并把他派到扎什伦布寺去，以免延误札寺内外事务的管理，以利于札寺的所有属民。该通告将向所有喇嘛和属民发布，以便他们能够明白所发生的事情，使自己的行动不出现差错，以获得今生的幸福和来世的安乐”。 水猪年十二月二十日（1924年1月26日） 达赖喇嘛（盖章） 1924年7月，班禅喇嘛从汉地发去回信，重申了他在上述信中所引的那些话。 尽管对于您至尊达赖喇嘛来说，接受任何对我怀有恶意的建议都是不可能的，但是，作为老师和徒弟，我以前曾给您圣者去过许多次信，是您的那些别有用心的无知且怀有恶意的官员们在我们之间造成了隔阂和麻烦。……由于许多规定与历代达赖喇嘛所采用的法律和惯例相抵牾，所以，扎什伦布寺以及我的辖区的其他较小的寺庙遭受了极大的痛苦，少数耕种属于这些寺庙的土地的农奴亦因增加新的地税和要求无偿地支应前所未有的劳役而贫困潦倒。再者，众所周知，支付全部军费的1/4这样巨额的赋税，而又没有获取这笔费用的土地，并且规定札寺的所有属民都必须偿付，这使我们极为忧虑和不安。并且，我的那些贫穷而纯朴的农奴们不得不忍受巨大的艰辛和困苦，内外交困，使他们的心灵得不到安宁，而且还遭受蔑视和侮辱。尽管我曾多次力图要求获得单独会面的机会，以便向至尊达赖喇嘛阐明事件的真相及我自己的想法，并得到至尊的正确意见和忠告，以使支付新增加的军费税额问题得到圆满的解决。然而，上面提及的至尊的那些以破坏仁慈温和的解决办法为目的的邪恶的官员们，却从中设置种种困难和障碍，并且，至尊还通知我，就是单独会面也将置您我师徒于尴尬境地。因此，我无所适从，只得给您留下一纸短信，请允许由日喀则基宗转交给您，我事先没有得到您的允许就动身出发了，我是担心这样做可能会再度把事情弄糟，这就是我出走的真正原因，请不要怪罪于我。…… 发自朗确湖（Lang chowfu） 木鼠年五月十三日（1924年7月） 达赖喇嘛在给班禅喇嘛的回信中写道： 我写给您的这封信系私人信件，不拘泥于任何礼仪。 最近，即火虎年四月闰六日（相当于1926年5月17～18日），我收到了由强巴多麦（byams pa thogs me）转交的您的善意的信函及附件。…… 您在信中说，那些心怀鬼胎的臣僚们并不希望师徒之间友好相处，我也是这样认为的……他们这样挑拨离间必然给札寺喇章带来麻烦，这就不利于您亲自来向我诉说您的苦衷，以使我保持清醒的头脑并提出我的忠告。……为了使政教合一的统治得以长久地维持，人们觉得最好还是核查和征收附加税。这一措施已影响到土地所有者、噶厦政府和各寺院，这一事实您是了如指掌的，不采取这一措施，札寺喇章就会陷入困境。对于一个政府来说，要求它的属下报告有关新增加的地税并不是一桩新鲜事。下属官员的这些调查报告是凭他们的经验搞出来的。如果有人在师徒之间说三道四，我是不会理睬的。不管札寺喇章可能有什么抱怨的理由，我们都可以坐下来进行协商和研究。但是，您却毫无任何理由而突然出走。您是不可能对我不讲信用的，您完全有可能是被不明白事理的一两个仆从的谣言所左右了。看到您悲观失望地呆在汉地那边，长此下去，我不知道会有什么不幸降临到您头上。我在这里向三宝祈祷，并在为您的幸福平安举行大规模的宗教仪式。因此，考虑到西藏的政教利益，特别是扎什伦布寺僧众的利益，您若能尽早返回西藏那将是再好不过的善事了。如果您能择善而从，我会提供一切必要的帮助。我将向扎萨喇嘛洛桑丹增及其属下发布严格的命令，要他们确保扎什伦布寺及其分寺不致出现任何麻烦。…… 铁虎年五月二日（相当于1926年6月12日）发。 九世班禅并没有对达赖喇嘛的来信作出反应，而仍旧留在汉地（后来他试图返回西藏，这将在第八章中进行论述）。虽然在字里行间暗含着个人的误解，但是这些来往信函清楚地表明，班禅与达赖之间的根本分歧在于西藏中央政府权威的管辖范围方面。然而，在居于统治地位的格鲁派的大部分人看来，班禅喇嘛的被迫出走只不过是在西藏政治纷争中所产生的另一个不愉快的结局，并且也是东西结合的军事集团迅速崛起所带来的后果。当时在拉萨流传的为班禅喇嘛的成功出走拍手称快的两首街头歌谣对此作了形象的描绘： 都说班禅似兀鹰， 展翅飞翔去他乡。 都说错果像猎犬， 空手而归嗅地面。 班禅喇嘛好似神， 他的坐骑像只鸟。 金鞍放在鸟背上， 扶摇直上入云霄。 朗色林察江事件发生后的3年里，创建了几个新的代本军团，贝尔说服英国政府向西藏人出售了10门山炮，20支路易斯式轻机枪和10000支来复枪及弹药。 并且，在1922～1925年间，有4名军官和300多名士兵在江孜接受了军事训练； 有1名军官和20名士兵在印度的奎达（Quetta）接受了使用山炮的训练；其他士兵则接受了制造武器、射击和步兵、骑兵等方面的军事训练。 英国人为架设拉萨到江孜间的电报线提供了技术援助，一些西藏青年被培训为电报员。西藏还从英国购进了一台价值40000卢比的水力发电机，并开始建厂发电。西藏矿产资源的勘察也在英国人的指导下着手进行，1924年卢劳先生（E.Ludlow）在江孜开办了一所英文学校，并招收了几十名贵族子弟入学（见图片13和14）。同时，还从大吉岭聘请锡金警官莱顿纳（Ladenla）在拉萨创建了现代警察部队。 其他发展规划也着手考虑。擦绒希望西藏加入“万国邮政协会”，希望在印度生产藏文打字机，并试图在西藏发展汽车和汽船运输业。 另外还有一些上层人士急欲加快西藏现代化的步伐，例如，索康代本就组织了篮球赛，并在拉萨修建了一个网球场。其他几个藏军代本包括错果在内效仿英国人的发型剪短了自己的头发。这是主张现代化和倾向西方的集团占上风的时代，在人们看来，西藏似乎有可能要发展本土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理所当然地要把西藏建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 大卓尼阿饶噶波这些年来一直在不断地为难军事集团，并且一直企图抹掉达赖喇嘛对擦绒的信任。1924年所发生的一个事件再度扭转了西藏政治发展的方向，结果致使包括擦绒在内的几乎所有藏军司令和代本被免职，从而断送了刚刚起步的西藏现代化进程。 1922～1923年间建立起来的现代警察部队在藏军士兵当中滋生了怨恨，他们认为，警察没有做多少事，却领取了几乎相当于藏军士兵两倍的薪金，并且穿的制服也比藏军好。1924年初，在一些士兵和警察之间发生的一次冲突中杀死了一名警察，警官莱顿纳 在参加有擦绒及大批藏军军官出席的一次全天聚会时，得知军警之间发生了流血冲突。他还收到一个报告，警告说可能要爆发更大的冲突，因为藏军正返回札齐军械库去搬运弹药。 莱顿纳像参加聚会的每一个人一样，在得知这一消息时有些不知所措。他气愤地向擦绒通报了这一事件，并当众提议，作为藏军总司令，擦绒完全有权将犯罪的士兵处以绞刑，或者把他们捆绑在大炮前面将其击毙。他还警告说，继续制造事端引起冲突可能会给藏军的命运带来严重危害。 擦绒也被他的军队激怒了，因为这种反面的宣传正好为反对他的敌人提供了口实。因此他决定惩罚一些犯罪士兵以儆效尤。 于是，擦绒当即把所有军官召集到发生骚乱的地点，并当场惩处了肇事犯罪的士兵：杀害警察的那个士兵的一只腿齐膝盖以下被斩断，那个士兵的帮凶被割去右耳。 凶手死后，其头颅和四肢被悬挂在位于拉萨八廓街和大昭寺附近的交易场所“冲赛康”入口处的两旁示众。 这些事件再次为大卓尼阿绕噶波攻击擦绒及他统率的藏军提供了机会。针对藏军司令部没有就肇事罪犯及对他的处罚向噶厦政府交涉这一问题，阿绕噶波对达赖喇嘛说：“他们难道不明白上述的所作所为是企图脱离政府吗？您明令禁止施用斩腿割耳这类酷刑，但他们依然为所欲为。应当由噶厦政府指派适当的代理人去进行搜捕和审讯，否则，这类事件何日才能被禁绝呢？” 擦绒藐视达赖喇嘛的命令触怒了达赖喇嘛，他指令大卓尼阿绕噶波负责对这次事件进行全面彻底的调查。因此，阿绕噶波指令擦绒向他汇报事件的经过，并对他的行为进行解释。 由于擦绒担心大卓尼会把他所作的任何一点解释都当作攻击他的把柄，并且还认为，由一名低级僧官来质问有关军事方面的问题是不合适的，所以擦绒拒绝与阿绕噶波合作。他的这种强硬态度只会使阿绕噶波更加确信自己的看法，即军事集团正沿着脱离噶厦政府而独立的轨道下滑。 军事集团随后掀起的另一场运动则闯下了大祸，当事人关于这次事件的几种说明都很能说明问题。莱顿纳在向锡金政治专员提交的报告中说，藏军军官们担心擦绒被免职，他们依照索康代本的建议行事，参加了向达赖喇嘛呈送请愿书的警官队伍，请求宽恕擦绒。 为首的官员们举行秘密会议并联合签署了请愿书。但是，由于彼此之间有些不信任，并且意识到达赖喇嘛可能会把该请愿书说成是来自藏军的一种潜在威胁，所以他们诅咒发誓，事后决不说出请愿书是由哪一两个人起草并签署的。这次秘密会议是在莱顿纳的家里召开的，因为他作为印度公民具有豁免权，可以免受惩罚。后来，莱顿纳声称，他在所有这些事件中只是充当了中间人和旁观者，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从请愿书中便可以找到蛛丝马迹： 木鼠年X月X日，在“达”（Ta）代本团的士兵和警察之间发生了一起争端，为了避免扩大事端，藏军总司令擦绒当着大多数军、警官员的面惩处了“达”军团的士兵，首犯被斩断一只腿，帮凶被割去一只耳朵。 藏军总司令发觉“达”代本团的军官们没能充分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因而发生了冲突。所以，擦绒要求他们中的一些人对此作出书面解释，然而，由于那天晚上没有足够的时间，因此擦绒的要求没有完全实现。同时，他也因此事件而被调查，闰三月二日（1924年5月），神圣的达赖喇嘛派大卓尼阿绕噶波去找藏军总司令擦绒噶伦，要求他就有关惩处士兵一事进行解释。在请愿书上签了名的官员们就大卓尼要求擦绒进行解释一事进行了协商讨论，并决定附带提交一份陈情书，一并呈送神圣的达赖喇嘛，请求他宽恕擦绒，收回要他提交事件说明的要求。因此，我们依次在请愿书上签了名。仲巴札萨藏军副司令，如本错果藏军军官堪桑（门仲）警官，桑色（德察）多萨（绕噶厦）警官、苏萨旺德（代本索康）军官，琼让（代本）军官，萨隆泽多（代本）军官，吉普（小吉普）确丹堪珠警官。 次日，他们将该请愿书交给擦绒，经过讨论协商之后，他们决定把请愿书交给司伦雪康，征求他的意见之后再呈送达赖喇嘛。 雪康面见阿绕噶波协商此事，他们对擦绒的申辩几乎不抱任何同情。对雪康作出的反应有两种看法。照莱顿纳的说法，他劝告军官们不要呈送请愿书，并要擦绒就事件细节向大卓尼作出解释。按照这一记载，军官们和擦绒都同意了雪康的意见。 另一种关于这些事件的看法比较全面，这以藏军代本错果为代表，他对当时在拉萨的藏裔印度政府官员诺布顿珠（见图片15）作了如下叙述： 因此，他们全都离开了营房（Host house），当他们到达莱顿纳先生的驻地（衙门）时，擦绒高声呵斥制止了冲突，并在审讯他所抓到的两名杀害警察的犯罪士兵。当时擦绒非常气愤，一气之下割掉了一个士兵的耳朵并斩断另一名士兵的腿，被斩断腿的那名士兵在经受几小时的审讯之后便死去。所有军官都恳求擦绒噶伦宽恕犯罪士兵，不要施用割耳断腿的酷刑，但是他充耳不闻。行刑之后，军官们便散去，各自回到了自己的驻地，当天晚上便传出谣言，说擦绒噶伦将要遇到麻烦，并会因擅自杀害士兵而被杀。第二天早晨，错果还没有起床便有擦绒所派的人来叫他，他起床向擦绒的驻地走去，那时大约是下午7点钟，他看见桑颇色从擦绒的驻地出来，不一会儿琼让代本也从那里出来，他们俩间隔的时间大约是2～3分钟。接着错果便进入擦绒的居室内，擦绒向他发布命令说，今天所有军官都在莱顿纳先生的家里聚会，要他必须参加这次聚会，错果刚接到命令便请假，并答应将去莱顿纳那里参加聚会。当错果从擦绒的居室出来时，他发现雪康代本正在外面等候，随后雪康进屋去，错果就返回了。10点种左右，莱顿纳两次派人来叫错果，错果前往莱顿纳的家里，他们在那里召开了会议，并草拟了一份协定，旨在团结一致代表擦绒噶伦向达赖喇嘛上书陈情：藏军为数众多，除非给予擦绒噶伦行使惩罚所有作恶士兵的充分权力，否则难以控制他们，因此，他们应当向达赖喇嘛递交这样的请愿书，以使其他事情有利于藏军，对此错果现在已想不起所有细节。当协定正在草拟时，白玛强扎少校（来自于加尔各答大学）悄悄地把错果叫到厕所里，然后对错果说，应挑选错果所信得过的所有士兵，并从其他代本团中挑选一些信得过的军人，然后把擦绒噶伦挟持到日喀则去同噶厦政府作战，白玛强札本人则挑选出他自己手下的人（炮兵）备战，配合日喀则等地的藏军共同进攻西藏噶厦政府。 错果对此非常狂热，他威胁白玛强扎，要他不得把此事说出去，否则他将上报此事，然而，白玛强札坚持要说，并要求错果也这样做，错果否认了他的秘密谈话，随后他们便到莱顿纳的居室（衙门），并在协议上签了名。在协议上签名的有仲巴札萨、莱顿纳、门仲、索康、琼让、莱丁色、绕噶厦、错果、娘隆瓦、玛仲达增、桑颇色、白玛强札和旁东拉称巴。在他们都同意向达赖喇嘛陈情的协定上签名之后，这些军官们便到擦绒噶伦的家里去，要求擦绒单独去向达赖喇嘛讲明事件的细节或作出书面解释。但是擦绒断然拒绝这样做，并说，我是藏军总司令，必须具有一定的权力，英国军队的统帅享有处置这类事件的全权，为什么他不遵循同样的原则呢？既然西藏引入并采用了英军的训练条规，那就有必要遵循他们的原则和规章制度。军官们都不能够说服擦绒，不一会儿琼让把军官们全都叫出来，并把他们带到另一间屋子，这是擦绒噶伦的经堂。琼让说，我们都应当起誓，照我说的去做，并要求仲巴札萨首先发誓。仲巴札萨发誓说，他将全力帮助自己的同胞和同党军官们，听从吩咐，而以不同（他的伯父）达赖喇嘛作对为条件。仲巴札萨起誓之后，在场的每一位军官都起誓这样做。当这类事件发生之后，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忽然又说，由于擦绒噶伦不听我们的劝告，并让我们去找司伦雪康征求意见，他们都同意了，并一起到雪康的家里去听取他的意见并把所有军官都希望面见达赖喇嘛的请愿书草稿给雪康看了。雪康看完请愿书后，便将其归还给军官们，并告诉他们，不要提交这么长的请愿书，任何人都不要去面见达赖喇嘛，假如你们这样做，达赖喇嘛将会感到烦恼，并且要惩罚你们，既然你们来征求我的意见，我认为这是对你们的最好的帮助。这就是雪康司伦对他们所说的话。随后，军官们便回去了。下级军官们都说，既然他们不能去见达赖喇嘛并呈送请愿书，那么为什么第二天还要去找司伦雪康呢，有两名高级军官去见雪康就足够了。所以，仲巴札萨和莱顿纳再次去见司伦雪康，因为他们是这些军官中军阶最高的。这就是在我施加压力下错果私下告诉我的，我许诺，除了你之外不对其他任何一个西藏人透露一个字。……他说他发誓，如果事件真的发生了，除了达赖喇嘛之外他不会告诉任何人。……而且他还告诉我，军官内部分为两三个派系，他们都企图杀害在任的大卓尼。错果说他刚一拒绝向噶厦政府开战，莱顿纳、索康色、琼让和白玛强札便结成一个非常秘密的团体，其中也包括擦绒。另一个派系有门冲、桑颇色、莱丁色和旁东拉称巴等人。擦绒表面上与每个人都平等相处，而他的主要运动伙伴却是上面所说的那四人……但由于变革随时都可能发生，擦绒噶伦正是炙手可热的人物，所以，人们都对他怀有很重的疑心，并认为，如果他遇到麻烦，英国政府可能会伸出援助之手，当时街头巷尾都在这样谣传。据说擦绒噶伦还向别人讲，说他已向尼泊尔的巴巴先西尔（Barbar Shamsher）提出请求，如果擦绒写信给他就会得到帮助……我感到神圣的达赖喇嘛必定认为我们在步擦绒噶伦及其他藏军军官们的后尘。 （在另一封致拜勒的信所附的短简中，诺布顿殊补充说）还请加上小吉普的名字。白玛强札第一个提议刺杀大卓尼，然后把擦绒与错果所挑选的士兵一道带到日喀则去与噶厦政府作对。 诺布顿珠补充说： 达赖喇嘛通过他的亲信捎来口信说，他不愿意与我商谈尚在西藏的莱顿纳先生的有关问题，并说，许多事情都会发生，一些已掌握了证据，一些还没有证据。 而且，在后来的一次会上，达赖喇嘛告诉诺布顿珠，现在流传着各种疯狂的谣言，然而，既然这些谣言是否属实都难以得到证实，那最好还是让事件顺其自然地发展吧。 据错果的解释，擦绒与莱顿纳以长篇大论的请愿书的形式，联合请求和呼吁藏军需要拥有统率其部属的权威。司伦雪康劝告他们不要这样做，并劝阻他们不要去面见达赖喇嘛。因而莱顿纳送交给他的英国上司的请愿书副本显然是一个缩写的复制本。错果的解释还表明，尽管军官们都立下了神圣的誓言，发誓要相互支持，但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最后使用武力的问题上却未取得一致意见。但是，一些军官似乎已经讨论了采取军事行动并刺杀大卓尼的问题。桑颇（四品官）回想起同他的父亲（桑颇台吉）的一次谈话，这为错果的说法提供了旁证。错果说： 我们想剪除大卓尼阿绕噶波，因而除了杀死他之外别无他法……为此，我们召开了一次会议，与会者让我负责刺杀大卓尼。于是，一天早晨我去罗布林卡，置通常在外面等候的礼节于不顾，径直闯进大卓尼的居室并直奔他的卧室。卧室里一片黑暗，在卧室后面有一个黑影，我想这一定是他，于是把手伸进衣袋里去摸手枪，正准备开枪时，才发现这里空无一人，那只是竖立在那里的一个旧斗篷。我急忙冲出卧室问仆人，大卓尼到哪里去了，仆人回答说，他到达赖喇嘛的居室去了，因而我意识到有人泄漏了我们的计划，并即刻跑到罗布林卡的南门去问卫兵，今天早晨谁来过？他们说，萨龙巴（Sa lung pa，另一位军官）在太阳出来之前就来了。因此，我认为应当转而刺杀萨龙巴，但是我的同伙都反对这样做，于是我便放过了他。 当时那种紧张而占上风的气氛，可以从英国驻锡金的政治专员拜勒少校与擦绒就达赖喇嘛圆寂之后可能会发生的事件所进行的一次临时性商谈中看出： （拜勒）问他，达赖喇嘛圆寂之后会发生什么事件，他说，到时肯定会有麻烦。并且，他希望军方强大的武力足以镇压并消除可能发生的任何事变。如果他们失败了，他将逃往印度，要求印度政府给他安排工作，最好是军事工作。如果我们（英国人）在达赖喇嘛圆寂之后会派出一名全权代表，并在需要时派来一部分军队，那就可以消除麻烦。……我（拜勒）说，我认为问题将会在一两天内得到解决，关键在于喇嘛和藏军哪一方将控制西藏，百姓将会站在获胜的一方。 达赖喇嘛本人通过驻江孜的西藏商务代表、僧官堪穷向英国人递交了关于这些事件的一个说明。堪穷首先把此事告知了诺布顿珠。诺布顿珠接着又告诉了英国驻江孜的商务代表威廉逊（P.W.Williamson）。威廉逊觉得这个情报非常重要，并把堪穷请到他的住所，以便能够亲耳听到这一情报。显然，正是达赖喇嘛力图给英国人提供之所以发生这些事件的自圆其说的解释，他们认为，他所从事的事情已经落空；同时也可以断定，有部分军官已筹划了反对噶厦政府的阴谋。这在威廉逊的报告中有所反映。 堪穷说，达赖喇嘛特地叫他到罗布林卡去，并对他说，给予军官降级或免职处分的真正理由是，大部分军官联合在一起，阴谋剥夺他所拥有的神圣的世俗权力，只让他掌管宗教事务。堪穷说，他听说了这种情况之后对达赖喇嘛说，这种犯上作乱的行为将受到惩罚，罪犯将被装入一个口袋丢进河中淹死。对此达赖喇嘛说他并不希望这样严酷地处治罪犯，特别是他一旦弄清事件真相，他就不得不一视同仁地处罚擦绒，鉴于他过去的政绩希望宽恕他。 达赖喇嘛的话语表明，他已得到了“民众大会”和气势汹汹的佛教上层的一系列忠告，并且军官方面也在威胁他。因此，他指令大卓尼去获取擦绒及其他各级官员对于事件的解释。但是军官们都没有向大卓尼提供任何说明或解释，当他一定要强迫作出解释时，军官们却在大昭寺上面的一个小屋子里召开会议。有多少人参加了这次会议尚不清楚，擦绒噶伦出席了会议，但是，他显然由于胆怯没有在会上讲话。因此，萨达尔·巴哈杜尔·莱顿纳在会上发表了讲演，他呼吁军官们坚定不移地团结起来支持擦绒噶伦。他说，只要军官们联合起来，就没有人能够与之抗衡，并要他们都宣誓要相互支持并坚决支持擦绒噶伦。 许多军官都达成了一致，但是还有一些人包括仲巴扎萨在内则说，他们打算赞同上述行动计划并将相互支持，条件是所采取的行动不违反宗教，不与达赖喇嘛作对。看来，军官们并未完全求得一致，会议是在没有取得最后结果的情况下散的。会议召开的具体日期不大清楚，大概是在1924年初召开的。…… 擦绒噶伦子1924年9月前往印度，临行之前，擦绒和莱顿纳及其他军官们签订了一个协议，其宗旨是剥夺达赖喇嘛的世俗政权，只保留其宗教统治权。这是西藏人出于某种目的联合起来依照传统的习惯签订的一种协议或盟约。不知道盟约是否有世俗权力应归擦绒噶伦掌握的内容，但显然有这种意图。擦绒及大部分军官在盟约上签了名；但是有些军官却拒绝签名，并将此事报告了达赖喇嘛。 达赖喇嘛通过种种手段搞到了盟约原件。堪穷说，达赖喇嘛肯定地说他有这份盟约，但是堪穷并没亲眼见过。此后不久，藏军的谋划流产，擦绒噶伦告假前往印度。达赖喇嘛对堪穷说，他很乐意擦绒去印度，因为这会使他不再去考虑这个问题。至此，军官们似乎都对达赖喇嘛对所发生的事件了如指掌深信不疑。 擦绒外出期间，达赖喇嘛决定免除军官们的职务，并且找到了采取这种措施的种种借口。他对堪穷说，他已找到免除除了索康之外的所有军官职务的各种适当的借口，索康最终也因和一个女人私通而受到降职处分。……堪穷告诉我，所有事情都是达赖喇嘛以极为神秘的方式直接对他讲的。 很难相信，如果达赖喇嘛确实掌握了军官们阴谋篡权的罪证还会如此宽宏大量，但是他的解释表明，他的思想已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因为当时擦绒还是他所信得过的宠臣，藏军还是他所宠爱的对象。 达赖喇嘛在采取行动时之所以犹豫不决，是基于以下四个方面的考虑：第一，还没有掌握阴谋集团的确实可靠的证据；第二，如果他试图拘捕并严惩一部分军官，其他各级军官会不会起而反抗，对此他还没有把握；第三，由于受到谋反的指控，其他军官必然会受到审判，但是达赖喇嘛又不想伤害故交擦绒；第四，1924年9月擦绒已到印度，达赖喇嘛不能知道如果他以谋反罪而逮捕其他军官，擦绒（及英国人）会采取什么行动。显然，达赖喇嘛怀疑英国人会卷入军方的胆大妄为的谋反中去。莱顿纳是一名印度官员，没有理由断定他的所作所为没有得到指令，至少也得到了官方的鼓励和支持。 1925年秋，莱顿纳离开西藏并被英国人封官晋爵后，达赖喇嘛的疑心更重了。达赖喇嘛如此强烈地感受到了这一点，以至给诺布顿珠写了一封信，内容如下： 专递快信。我听说札萨代本莱顿纳将被任命为驻亚东的英国商务代表，以接替即将退休的麦克唐纳先生，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事实。当然，莱顿纳是锡金人，他笃信佛教。他进藏已快一年，为西藏组建了警察部队，现已查清他并不是一个很可靠很正直的人，还不知道他将怎样为维持英藏间的和睦效力。因此，请将此事告知大臣（P.O.S.锡金政治专员）安排任命一名英国专使。 然而，达赖喇嘛知道，他能够利用军官当中的派系矛盾阻止军官们在没有被激怒的情况下采取军事行动。因而他决定像早些时候处置寺院发生的事件那样，最好的行动方式是坐等良机。 1925年，在平静了6个月之后，有警察卷入的另一事件所引起的冲突更加引人注目。事件的起因是，两名拉萨警察在拉萨附近一条狭窄的路上与两名喇嘛迎面相遇，由于彼此都不让路，他们便开始谩骂，碰巧拉萨附近麦如寺（Rme ru）的住持在这节骨眼上来到这里，尽管他竭力进行调解，但是警察还是抓走了这两名喇嘛。警察把他们带到了他们的上司吉苏（Skyid zur，他是贵族）那里，由于麦如喇嘛的请求，吉苏释放了这两名喇嘛。当时警察头子是门仲（Smon grong），一名既不是警官也不是军官的拉萨地方官员。 麦如喇嘛向拉萨地方官控诉了此事，所以这位地方官便去找吉苏和那两名犯罪的警察。地方官想让吉苏鞭笞这两名警察，但被吉苏拒绝了，吉苏还申辩说他们并没有过错。于是，这位地方官便亲自动手鞭笞警察。这时，一大群警官聚集到他的办公室外面大吵大闹。这位拉萨地方官确信他们会危及他的生命，便悄悄地离开了，但是，他次日便把此事报告了大卓尼阿绕噶波。随后，达赖喇嘛便下令逮捕了吉苏及其他低级警官，并再次要求大卓尼调查此事。 结果，吉苏被解除在噶厦中所任官职，并强迫他赤脚散发在拉萨街头示众，被押解到偏远的工布地区终生监禁。门仲也被免除堪穷职务，降为低级官员，并被押解到拉达克边界附近的西藏最为遥远的地区。 虽然达赖喇嘛认识到了军队在保卫疆土和控制桀骜不驯的喇嘛方面的重要性，并且，他还认为，由他所信赖的宠臣擦绒所统率的一支强大而正规的藏军会完全听命于噶厦政府，现在他意识到这是不现实的。在大卓尼的唆使下，他最终选择了削弱藏军这条路，使他们不至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篡夺他的权力。 达赖喇嘛决定以不相干的和微不足道的理由为借口，一个一个地将军官贬官革职间接消除这种威胁。代本丁嘉多杰坚赞、桑颇和如本错果都被降为五品官，并且，由于他们要求照英国人的发式剪发而被免职。索康因婚外性关系和重婚罪被免职。多仁、吉普和白玛强札亦因一些微不足道的理由而被解职。 白玛强札在被解除官职后不久便骑马逃走，后被一帮追击队追上并杀害了他。他的头颅被带回挂在拉萨街头示众，上面还附了一张布告，说他侵吞挪用了公款并诋毁达赖喇嘛。 与此同时，消息传到拉萨，说擦绒正从印度返回，并已于1925年4月1日左右抵达江孜。达赖喇嘛派遣了一位特使到曲水（距拉萨两日旅程）去迎接他，并带去了一道解除他的藏军总司令职务的命令。当时已和擦绒结婚的车仁·仁钦卓玛记得她曾见到过这道命令，但她回避了擦绒被解职的真正理由，而只是说：“遵照神圣的达赖喇嘛的旨意，我们断定藏军副司令仲巴札萨能够处理藏军司令部的工作，因为当时西藏没有令人担心和忧虑的事，所以我们不需要有一个藏军总司令。” 尽管寺院集团中的许多人都奉劝达赖喇嘛把擦绒也逐出噶厦并没收其财产，然而，达赖喇嘛实在不能这样做。他让擦绒继续充任噶伦，尽管擦绒从来没有真正重新执掌过政权，并终于在1930年被免去了噶伦官职。 仲巴札萨于1924年擦绒赴印前夕谋得了藏军副总司令一职，他当时接管了藏军统帅职务。但是，正如诺布顿珠向拜勒报告的，仲巴只不过是被委派来管理军队和兵营的，授权他严加管束和操练藏军。换句话说，并不允许他推行改革和发展藏军的策略，他只有在得到允许的情况下才能召集部队。噶伦们控制了有关军事策略的最后决定权。 擦绒及其他藏军军官的被解职，致使藏军开始走向极度衰落的时期。1927年诺布顿珠重访拉萨时，尖酸刻薄地描述了当时藏军和警察的概貌： 藏军每天都在操练，但是他们的制服实际上已经完全破烂不堪了，他们中的许多人一只脚穿着靴子，另一只脚却赤裸着，每当我途经罗布林卡和坚色林（Spyan gsal gling）时，他们总是向我行乞。警察大约有200人，他们的衣着比藏军更破。我发现，如果能够想到办法或找到机会，藏军和警察部队中的每一个人都想从这里逃走。 军官们被解职导致军警的衰落，也中断了使西藏现代化的尝试，并且助长和促进了达赖喇嘛的独裁统治，增强了他对少数亲信宠臣的依赖。诺布顿珠于1927年访问拉萨期间所写的报告说，达赖喇嘛已经不信任噶厦，对司伦雪康也几乎失去信任，他做每件事都不同噶厦有关部门的官员商量。诺布顿珠还说，人们都很惧怕达赖喇嘛。 诺布顿珠催促拜勒说服英国政府努力设法改变西藏噶厦政府的反英、反现代化的态度，但是伦敦当局断然拒绝了。政治专员拜勒在给诺布顿珠的一封信中阐明了这一点： 您不应该要求恢复任何一个官员的职务，您应当弄清达赖喇嘛对这些事件的态度，并询问他，我们能否在某些方面提供帮助。他本人可能会提议复职，但是英国外交部认为，这样做干涉太多，所以不提议恢复被解职官员的职务（要使藏军重新团结起来只有两种办法——要么恢复已受过训练的军官的职务，要么培训新的军官）。 至于达赖喇嘛，他是不会提议恢复被革职的军官的职务的，他也不会接受诺布顿珠的建议，请求英国在某些方面，如培训新的军官等方面予以帮助。 尽管1913年达赖喇嘛成功地返回拉萨，西藏在20年间还能够维持其事实上的独立地位，但是，这20年里在康区与汉地的交界处军事冲突从未间断过。1913～1914年的《西姆拉条约》并没有使西藏政府获得他们所期望的政治地位，因为中国人拒绝在条约上签字，虽然西藏在同英国、印度商谈并与它们单独签订协议方面确实得到了一些好处。然而，反思这段历史，在面临一个随时都有发动新的军事进攻威胁的强邻的这种不安全的处境下，这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慰藉。达赖喇嘛决心削弱军队并从现代化的进程中退却，化解了这种危险。 第四章 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 藏历水鸡年十月二十五日（1933年12月12日），太阳刚刚升起，拉萨上密院（Rgyud stod）的喇嘛们步行到布达拉宫去举行一年一度的拜见达赖喇嘛的仪式。 到上午9点钟，他们聚集于布达拉宫的一个经堂外面的院子里，这些喇嘛们不知道那天有什么不顺当的事情。达赖喇嘛昨天还公开露面接受了下密院的喇嘛们的拜谒，二十五日这天又格外重要，因为这是15世纪格鲁派的创立者宗喀巴的逝世纪念日。 然而，上密院的官员们得知达赖喇嘛觉得身体不舒服并且将不再露面。取而代之的是西藏众所周知的“拜谒法座”或“迎请法衣”，即把达赖喇嘛接见僧俗官员的朝服置放于法座上以代替他本人例行的接见仪式。 一位喇嘛回忆道：“当我进入达赖喇嘛的寝宫时，没有看见达赖喇嘛，只见到了他的法衣。见到这种情景我感到非常不吉利，开始大声呼叫……（因为）我有某种预感，意识到达赖喇嘛将要升天了，于是，我便不断地大喊大叫。” 虽然当天这些喇嘛们被告知达赖喇嘛的病情并不严重，但是，5天之后，十三世达赖喇嘛便圆寂了。 达赖喇嘛患病12天，可能是感冒或流感发作一直折磨着他。据他的传记记载，在他患病时食欲大减，行动时感到气促， 但由于他很少报怨身体不舒服，就是他的最亲近的私人随从也难以揣测他的病情到底有多重。实际上，只是在前几天出来接见喇嘛们并导致病情恶化之后，经他的最亲近的随从的一再劝说，他才同意不出席上密院的朝拜仪式。 达赖喇嘛大事年表中关于他最后5天的情况也有点含混不清，在他没能出来接见上密院的喇嘛之后，拉萨街头便传说达赖喇嘛生病了，但是，并不认为是得了重病，因此，达赖喇嘛的亲信土登贡培便没有把达赖喇嘛的病情正式通知噶厦或司伦雪康。到二十六日，人们询问达赖喇嘛的健康状况，得知他的病情有所好转并可以走动了。 然而，过了没几天便传出消息说，达赖喇嘛还在患病，于是，各大寺的活佛们便开始念经，祈祷达赖喇嘛早日康复。例如，上密院在二十八日便开始了24小时的昼夜祈愿法会，持续不断地念诵《长寿经》，吃在寺院经堂里，轮班念诵，只是在换班的时间才得到一点喘息的机会。 但是，其他人，如泽仁家族等，则直到达赖喇嘛逝世也没有听说他患了重病。 二十九日，当达赖喇嘛开始感到呼吸困难时，土登贡培惊恐万状，他找乃均护法神汉来占卜吉凶，同时，他也通知了司伦雪康和噶厦的官员们。 依照传统习惯，噶厦政府当即要求几位德高望重的喇嘛去拜谒达赖喇嘛，并请他保存法体而坐化。作为一个已抛弃自己所拥有的悟性的菩萨，并且为了护佑众生进入菩提之道还要再度转世，他能够随时选择脱离肉体成佛升天，而不是被动地等待“自然地”死亡。噶厦政府派去的喇嘛于30日清早到了罗布林卡夏宫的达赖喇嘛住所。然而，只有前任甘丹赤巴强巴曲札被准许入内。 几乎在同一时刻，乃均护法神汉也到达了。 按照传统习惯，当达赖喇嘛患病时，应请乃均护法神汉来降神禳灾，当时所请的乃均寺护法神汉名叫洛桑索朗（Blo bzangbsodnams）。乃均护法神汉到达之后便开始跳神问病，跳着跳着他便说，达赖喇嘛应当服用一种叫“感冒灵十七味”（cham vjoms dpav bo bcu bdun）的药，并亲自准备了一杯汤药，大多数亲历此事的人都说达赖喇嘛拒绝服用这种药，可是护法神汉硬是把药倒进了达赖喇嘛的嘴里。服药之后，达赖喇嘛的病情迅速恶化，不久便不省人事，再没有说过一句话。 当天下午，达赖喇嘛的病情加重，生命垂危，喇嘛和乃均护法神汉（正处于神游状态）再度被召集到达赖喇嘛的住所，他们拜倒在达赖喇嘛面前，遵照传统习惯祈求他康复、长寿，而且也询问他，如果已决定圆寂，那将尽快找到真正的转世灵童。达赖喇嘛睁开了一次眼睛但没有作答。 三十日（1933年12月17日）下午6点半钟黄昏来临之际，58岁的十三世达赖喇嘛便圆寂了，这似乎应验了他一年前在其《政治遗嘱》中的预言。 贵族夏格巴回忆那天傍晚的情形时说： 我到拉萨我弟弟家里去，我们马上准备好去大昭寺祷告并祭祀佛祖。我们在大街上便可听见布达拉宫顶上传来阵阵达嘛鼓声（预示达赖喇嘛已圆寂了），当我们到达达赖喇嘛的住所时，那里的人们都在泪流满面地作祷告。 上密院的一位喇嘛也回忆道： 三十日晚上，我们依然在进行昼夜持续不断的念经祈祷，黎明之前（大约是清晨3点半钟），我们休息外出解小便，当我朝色拉寺方向望时，只见寺院顶上布满了油灯，然后我朝布达拉宫那边观看，也见到顶上点燃了许多油灯，并听见了达嘛鼓声。这时我马上意识到达赖喇嘛已经圆寂了（因为只有在悼念死者或是为死者举行周年经念仪式时才将酥油灯置放于室外）。 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之后的17年里，西藏的政教事务由两位摄政掌管，热振活佛任摄政到1941年，大札活佛继任摄政到1950年。在这个摄政掌权的时期，西藏上层专注于内部政治事务，热衷于搞阴谋诡计，这极大地消耗了政教统治集团的生气和活力。笔者在下面的章节中将阐明这些事件、事件的参与者及其动机，阐述主张变革的力量与企图一成不变地维持西藏原貌的保守势力之间所发生的对抗和冲突。 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圆寂，随即产生了这样的疑问，即面对中国国民政府随时都可能施加的压力，执掌西藏政教大权的摄政能否保住西藏现有的政治地位。 1933年12月21日，在达赖喇嘛圆寂4天之后，西藏噶厦、司伦雪康和“民众大会”在发给中国国民政府的一封电报中表达了他们的决心： 由——拉萨的所有高级僧侣和俗官以及西藏民众 致——（南京国民政府）南京蒋介石 尽管由于神圣的达赖喇嘛的突然逝世，我们经受了巨大的悲痛和哀丧，但是，西藏政府和“民众大会”、噶厦的领导者司伦（Selon）正一如既往地领导和管理着各种事务。由于堪布贡觉仲尼、阿旺达巴昂旺坚赞和土登群培等噶厦的代表在内地，请向他们询问有关西藏的各种事情，以便结成最为和睦的关系。另一方面，由于企图在西藏和国民政府之间制造事端的人已产生了影响，应当采取措施予以制止，即使这个国家只剩下最后一人，也决不会容忍这种行为。请你们对此事给予极大的关注和体谅，并给我们一个答复。 1934年1月2日，西藏政府向英国人作了如下通报： 请转达我们对大英国王陛下的深深谢意，陛下对我们神圣的达赖喇嘛的逝世表示了深厚而诚挚的同情和慰问。为尽快寻访转世灵童，我们正在念经祈祷，并着手寻访的事务，同时，英藏友好关系和西藏的军政事务也正在一如既往地向前发展。 南京国民政府在接到西藏的电报后所作出的反应是：通知西藏说，他们希望派遣一位官方特使去拉萨致祭，并适当地发放布施。噶厦政府本想拒绝国民政府的特使进藏，但是，由于寺院集团的竭力反对，他们答应召开“民众大会”商讨这一问题。在出席“民众大会”的政府官员中，占上风的意见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当允许汉人进入西藏。他们声称，这是十三世达赖喇嘛既定的西藏政策。寺院集团断然表示反对，他们申辩说，汉人要求入藏纯粹出于宗教目的，并争辩说，汉人会作为朝圣的香客进藏，作为雪域佛国，西藏不能拒绝他们进藏致祭。像往常一样，寺院集团的观点在会上占绝对优势。孜本龙厦这个在达赖喇嘛圆寂之后最初的几个月内起关键作用的人物，担心中国国民政府的致祭使者的到来将会恢复中国人在拉萨的地位。1933年12月29日，龙厦把他的这种担心秘密地通报给了英国驻锡金的政治专员： 中国政府接连发了几封急电给西藏摄政、噶厦和“民众大会”，说他们将要派遣一名可靠的人作为他们的特使，立即入藏协商达赖喇嘛圆寂之后的有关事宜，我们已确定中国政府的特使应当进藏，因此，英国政府应当关注此事。这是以我私人名义写给你的。 从伦敦《泰晤士报》驻上海的记者所作的如下报道可以看出，龙厦的担忧是有道理的，中国特使的观点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 南京方面报道说，上层喇嘛和西藏人民都欢迎国民政府派遣的高级长官到拉萨，并将继续忠于国民政府。几年前从西藏逃亡到内地的班禅喇嘛早已被国民政府奉为上宾，国民政府为了恢复其在西藏的影响，有关西藏事务都要同班禅喇嘛商量。 西藏为维护她的现有的独立地位的斗争还将继续下去。 第五章 土登贡培的垮台 布达拉宫顶上的达嘛鼓敲打出的哀乐把达赖喇嘛圆寂的噩耗传遍了拉萨，人们放下了经幡和房屋的装饰，穿起了传统的丧服：丧服为黑色，不穿“邦垫”围裙。不戴耳环及其他珠宝首饰。歌、舞、音乐都被禁止，室内经堂和房屋顶上的酥油灯全都熄灭，神圣的大昭寺不再接待前来朝拜和念经祈祷的人们。 哀悼达赖喇嘛的这段时间也是西藏政治力量完全地重新组合的时期。由于政权更迭须依照活佛转世制度， 所以在西藏再度出现了达赖喇嘛空位或是由于转世灵童太年幼不能行使统治权的时期。在这种情况下，十三世达赖喇嘛的“灵童”直到他圆寂19个月后的1935年7月还没有转世。因为历代达赖喇嘛一般都要到18岁才坐床登基，所以，十四世达赖喇嘛直到1953年左右即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之后整整20年都没有执掌西藏政教大权。因而从1933年起便开始了摄政执掌西藏政教大权的漫长的过渡时期。 摄政并非一定要是一个转世喇嘛才能充任，有人认为，十三世达赖喇嘛曾打算任命一位僧官司伦与俗官司伦朗顿一道 来掌管西藏政教事务，而其他人显然拥护由俗官一人担任摄政。然而，谁有可能担任摄政并没有一致的看法，西藏上层官员都认为，当时是个危机四伏而变幻莫测的时代，一旦找错了为之效忠的政治靠山，就有可能给个人或家族带来灾难性后果。因此，由于达赖喇嘛圆寂而招致的悲哀情绪与上述情况交织在一起，使拉萨充满了极度紧张的气氛。 权力之争 按理说，摄政一职应当由司伦朗顿·贡嘎旺秋来充任，他是达赖喇嘛圆寂之后地位最高的官员（见图片16）。朗顿是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侄子，他自1926年年仅19岁起，在当了两年著名的司伦雪康的助手之后便充任司伦。但是，年满26岁的朗顿人们还觉得他很幼稚，并有点傻气，认为-个常闹笑话而软弱且遇事难作决断的人不适合在危急时期承担领导西藏的重任。人们背着他给他取了一个毁损他的绰号“阉驴”（bung gu phochen），讥讽他愚钝，没有生殖能力。 达赖喇嘛圆寂之时权势最为显赫的人物是他的私人随从、28岁的土登贡培（又叫贡培拉，见图片17）。他虽然不是政府官员，但是他从年轻时代起就成了达赖喇嘛的心腹和亲信，并且在最近两年几乎完全掌握了政教事务大权。同时，贡培拉在政府官员当中有很多支持者，他也因篡夺政府官员的权力而树立了强大的敌人。这些政府官员对西藏政教大权被操纵在这样一个年幼无知的农奴孩子手中非常不满，对不得已而听从他发号施令表示愤慨。 贡培拉于1905年出生于拉萨西南部尼木宗雪地区一个小型的“纳税”农奴家庭。 他原来的名字叫德庆曲珍，一般藏族女孩才取这样的名字，但是，当贡培拉的母亲快要难产时，一位喇嘛要她念经拜佛，还须给即将出生的男孩取个女孩的名字，方可保全母子平安无事。因此，这种不寻常的出生使贡培拉从一开始来到人世就同许多农村的儿童一样，度过了他快乐的童年，在家里玩耍，并帮助家里放牧牛羊。然而，在他刚满12岁时，他的人生经历便突然发生了变化。 在西藏，许多服务性职位都是以农奴家庭无偿支付徭役税的方式摊派的。例如，如果某个贵族或寺院领主需要增加一名奴仆，他就会告知他属下的农奴家庭选送一名符合他的年龄和性别要求的青年。达赖喇嘛及噶厦政府也常从山南和贡培拉家乡的所在地尼木地区征召仆从和摊派差役。 1916年，在德庆12岁时，噶厦政府便出于这种目的，指令他父母把他送到拉萨去，他的父母请求免选他为“尼珠”，因为德庆是独子，噶厦政府只是免除了他家应支的差役和应纳的赋税，他父母还是被迫将他送到了拉萨。 德庆初到拉萨的几年，日子很艰难，他的书法老师很严格，所得到的薪俸很少，以至他的家人不得不给他送来些食物及生活用品。随后发生的一件事改变了他的命运。一天，当他和其他几个练习书法的孩子在罗布林卡宫正聚精会神地观看两个打水的奴仆掷藏式骰子时，十三世达赖喇嘛突然来到他们面前，并斥责他们浪费光阴。达赖喇嘛还用手上的佛珠打了他们，并喝令道：“明天还要用皮鞭抽打你们！”为避免遭受鞭笞，德庆和另外一个尼珠便于当晚往家里逃跑，被派去追赶的仆从很快发现了他们并追上了他俩，德庆害怕回去受到惩罚，便投河自尽，但是，追上来的一位仆从随即跳入河中把他救上岸来。使德庆感到惊异的是，他回来之后达赖喇嘛非常仁慈地对待他。作为回报，德庆表示要勤奋地学习。他很快学会了“乌坚”体（楷书）和草书，随后又学会了园艺，实际上还掌握了所有手工艺技巧。 德庆的才能逐渐引起了达赖喇嘛的注意，达赖喇嘛把他带到家中充当仆从。在那里，他逐渐成为一名羽毛丰满的私人仆从，被称为sku bcar（随从僧官） 。1921年，尽管他还在继续侍候达赖喇嘛，但达赖喇嘛把他列入色拉寺“杰”札仓喇嘛的行列，并亲自给他取了新的法名——土登贡培。 这样，贡培拉比其他所有侍从都更亲近达赖喇嘛。锡金政治专员威廉逊在记述他1933年出席的一次官方欢迎会的一份材料中，描述了贡培与达赖喇嘛之间的亲密关系： 达赖喇嘛坐在法座上，贡培拉先生在给他侍奉茶水，贡培是一位高挑而英俊的28岁的年轻人。他在西藏无疑是仅次于达赖喇嘛的权势显赫的人物。他虽然没有官阶，但总是随侍在达赖喇嘛左右，并得到达赖喇嘛的宠爱，待他如亲生儿子一样。他对达赖喇嘛产生着巨大的影响……他非常聪明能干，他的本领和才干会使他前途无量。 有一次，在为达赖喇嘛放电影时，威廉逊再次目睹了达赖喇嘛“对贡培拉的宠爱十分明显。” 在1920年代，贡培拉还负责主持了几项重大的建筑工程，如布达拉宫东边部分的维修、罗布林卡坚赛宫的修建等，坚赛宫后来成为达赖喇嘛的主要住所。 1931年，达赖喇嘛任命年仅20多岁的土登贡培为新建的一项重要设施“札齐电机厂”的负责人。该厂坐落在拉萨北郊约3英里的札齐，这一联合企业是在合并原有的单一厂家如造币厂和军工厂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设备良好的军械库的枪架可以存放几千支来复枪。其机械动力来源于多德（Vdog sde）山谷（色拉寺东边）的水力发电厂。威廉逊在谈到1933年的札齐时说：“这里处处都充满着活力，这里的效率在西藏是罕见的。” 贡培拉在这里所取得的成功标志着他的权力达到了顶峰。 达赖喇嘛圆寂之后，土登贡培保住权位的关键是控制装备精良的仲札代本团，该军团是在1931年西藏东部爆发战争之后由他一手组建的。当时他确信，西藏需要一个现代化的、实力雄厚的代本团，他说服达赖喇嘛以从“殷实之家”（Grong drag）征收徭役税的方式招募了1000名士兵，并为这支军队提供最好的武器，让士兵接受良好的军事训练，供给上等食物，发给足够的薪金。这一计划遭到条件较好的家庭的攻击，因为他们须送自己的子弟去服役，而不能像通常所采取的做法那样，以他们所在地的仆从或商人去顶替。贡培拉被任命为札齐联合制造厂的负责人之后，于1931年底、1932年初开始实施这项计划。第一支军队于1932年底召集起来在宇妥和车仁的统率下接受训练（见图片18）。 车仁回忆了他最初与该代本团结下不解之缘的情景。 当时（1932年），我刚从印度完成学业，正呆在我在江孜的庄园，这时收到了噶厦政府发来的一封电报，得知噶厦打算派25名士兵到江孜附近的江乐（cang lo）地区接受由英国人督导的为期半年的特殊训练，目的在于学会使用机枪，这是西藏人第一次使用机枪。电报要求我但任翻译并同他们一道受训。 为期半年的军训结束之后，这些士兵返回了拉萨。 我记得当我们到达拉萨时，我发现达赖喇嘛和贡培拉正在罗布林卡北门外观看……士兵们向达赖喇嘛行礼致敬……然后我们把机枪从骡背上卸下来并把它们组装好，确信是瞄着宫门外而不是对着宫殿。随后，达赖喇嘛走来查看了4挺机枪，并提了许多问题。问完之后他说：“很好。”然后便走进了宫殿。……休假一周之后，我们便开始每天在罗布林卡的一片空地上（坚赛宫西门下面），进行训练和演习。我们把武器拆开，然后再把它们组装还原，练习瞄准、射击。我们还训练达赖喇嘛马棚里的20头骡马，教它们驮运机枪、跨越壕沟。达赖喇嘛和土登贡培经常到训练场来观看我演习，（达赖喇嘛）对这些活动很感兴趣，并对军事训练表示满意。 贡培拉断定，与其他代本团的士兵不同，仲札代本团的士兵会效仿西方（“现代”）军队把头发剪短。西藏所有俗人头上都扎着一条或两条发辫，被招募来的新兵必须剪掉头发，这是他们自出世以来第一次剪发，许多新兵对此都很烦恼，就像10年前莱顿纳手下的第一支警察部队被强迫剪掉他们发辫那样反感。车仁记得他亲眼见到一些从牧区招来的新兵头上扎着粗粗的发辫，长长地拖在背后。这种情况在当时的拉萨街头流行的两首吟唱该代本团及其军规的歌谣中反映出来。 在有权有势的领主的逼迫下， （我）被招进了仲札代本团； （我的）美如花朵的头发， 已被剪得像一株柳树。 红人宠臣贡培拉， 需从殷实之家招兵买马。 我不知最终的结果如何， （现在）我别无选择只好服从。 贡培拉毫无顾忌地偏袒仲札代本团，该代本团的制服专门从加尔各答定购，有专门用于防寒过冬的军大衣。军官和军士们（NCOs）的肩章和帽徽都是纯金的，是贡培拉自己花钱铸造的。新创建于札齐的代本团司令部（在贡培拉的另一个权力机构札齐联合制造厂附近）雄伟而舒适，他们的薪金和食物也优于其他代本团。车仁在接受笔者访问时回顾了贡培拉直接插手管理该代本团的情形： 贡培拉会把达赖喇嘛专门赐予的维他命搅拌之后放进士兵的茶和汤（thug pa）里，他会用自己的汽车带去几袋特制的干肉拌在汤里给士兵吃，他对士兵非常仁慈。由于军营的北门紧挨着札齐司令部的北门，所以该代本团的6名军官每天早晨在他坐着轿车到札齐司令部时都必须立正致敬，他会还礼问候，并且，如果他有训示的话，还会把车停一会儿。……该代本团是贡培拉所钟爱的嫡系部队。从此，达赖喇嘛的警卫代本团从前的权威便衰落了（被我们的代本团取而代之）。 英国驻锡金的政治专员威廉逊在1933年视察这个代本团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给印度政府的报告中说：“除了英国和印度的正规军之外，我还从未见到过这样精明强壮且纪律严明的军队。” 仲札代本团在军事训练和装备等方面都优于当时西藏境内的所有武装力量，并且直接服从于土登贡培一人，车仁的命令直接来自于贡培拉；噶厦及藏军总司令部这样通常都要经过的官方渠道也只是走走过场。这支在西藏最先拥有机枪的部队，具有操纵和控制拉萨的潜力，贡培拉也能够指挥他们这样做，特别是在他有可能策划一次“事变”时，这支军队都会听他的。 泽仁还列举了贡培拉拥有惊人的权力和威信的另-个事例： 在水鸡年（1933年）四面怙主节（brgyad torg）期间，我正式被任命为噶厦政府的官员， 当时，我请求应允我的父亲辞去官职……贡培拉说这可以办到，而且他又说，我应当继承我父亲原有的四品官（rim bzhi）。贡培拉是个办事果断、说话算数的人，他告诉我，不必要去找其他人，没有必要去花费钱财（得到官职的答谢礼品），因为他会予以关照。但是，我对他说，我并不想得到四品官，因为我还很年轻，缺乏经验。然而，我告诉他说，既然我属于锡金皇族成员，我乐于接受“色朗巴”（sras rnam pa）官职。 贡培拉可以不征求噶厦政府的意见单独发号施令，并指望士兵服从于他，不必经过噶厦或达赖喇嘛的批准和认可。在贡培拉的权力达到顶峰的这段时间，他的命令无异于达赖喇嘛的命令，人们必须一成不变地遵照执行。 然而，仲札代本团的创建及其被贡培拉单独控制，并不是没有风险的，贡培拉的支持者们都告诫他不要阻止“殷实之家”送别的孩子来顶替他们自己的子弟当兵差，这样会造成与这些家族的不和，还有一些人试图使他相信，这些家族的子弟不习惯于干苦活、重活，不习惯听他人训导，但是贡培拉置若罔闻。并且，由于贡培拉向年纪比他大、资格比他老的官员发号施令，洋洋得意地乘坐达赖喇嘛的奥斯丁牌小轿车而引起了人们的憎恨。 尽管土登贡培对他所引起的愤恨置之不理，甚至十三世达赖喇嘛显然也对贡培拉在札齐私下建立自己的权力据点秘而不宣，但是，贡培拉的行为还是引起了达赖喇嘛的担忧。几位受访者向我们讲述了从擦绒噶伦那里听来的故事。1933年初，达赖喇嘛邀请擦绒到他的居室去共进午餐，贡培拉先侍奉达赖喇嘛，然后再侍奉擦绒，随后，贡培拉面带怒气把桌布轻轻地扔给达赖喇嘛便离开了。过了一会儿，达赖喇嘛要擦绒陪他到宫殿的顶上去，达赖喇嘛从屋顶上指着车头朝着札齐的贡培拉的轿车，从远处凝视着这辆车，以略带伤心的口吻说：“他现在正在努力做一些事情，要修建造币厂和军工厂，我不知道事情的结果如何，很难说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随后又暗示，他很担心他圆寂之后贡培拉的命运，他说：“你应当留心，一定要设法使事情善始善终。”这就间接地告诉擦绒，一旦贡培拉遇到麻烦要设法帮助他。 威廉逊觉察到贡培拉的权位摇摇欲坠，他写道：贡培拉“树敌太多，在达赖喇嘛圆寂之后，他的处境将很艰难”。 第三个权势显赫的人物，也是贡培拉最主要的对手，是52岁的俗官孜本龙厦（多吉次杰，见图片19和20）。与出身于卑微的农奴家庭的贡培拉不同，龙厦是个贵族，他的家族曾在五世达赖喇嘛手下效力。 他20岁左右便进入噶厦政府供职，并且很快就被任命为孜康办事处的低级官员孜巴（rtsis pa）。 龙厦是一位才智出众的人，他精通藏医，甚至在他身居要职之后仍然继续行医治病。并且，他还是一位技艺娴熟的乐师，他可以演奏“扬琴”和“胡琴”两种弦乐器，他常常同拉萨的其他乐师一道举办“爵士乐自由演奏会”（jam sessions）。他精于数学，通晓宗教，人们都把他看成精通圆光术（pra vbab）和魔法（gtad）的专家。有的人相信他是从未被认定的宁玛派的转世活佛。更令人吃惊的是，龙厦还是西藏少数几个对世界有广泛了解的官员中的一个，他曾在英国和西欧旅游并生活过，熟知西方国家的历史。他通过对欧洲的政治制度和历史的了解确信，如果西藏要在现代世界中求得生存，就必须进行改革。 1912年，达赖喇嘛采纳查尔斯·贝尔爵士的建议，决定派4位年轻人到英国去接受西方教育，龙厦便是于此时到欧洲的。 达赖喇嘛授命龙厦率领这4名青年到英国， 龙厦并不仅仅是这4名青年的陪伴，他向英国政府递交的官方呈文中陈述说，他也要“向大英政府赠送礼品……并作为全权代表应邀去英国商讨有关西藏利益的问题。” 龙厦的特使身份使他卷入了同英国和印度政府的争斗之中，因为英、印政府都坚决反对西藏与其他国家建立直接的外交关系。当龙厦刚到印度时，英国人很快便发现他在加尔各答与中国人和日本人聚会，英国人怀疑中国人和日本人都想劝诱龙厦，要他不要把这4名青年送到英国去。倘若龙厦答应把他们送去日本，日本人显然愿意不惜一切代价来教育这些贵族子弟。英国人被龙厦的这种外交举动激怒了，陪同这些西藏人去英国的古德（Basil，Gould）致函贝尔，要他劝告达赖喇嘛召回龙厦。 当龙厦及4名贵族青年到达英国后，英国人以把龙厦安置在乡下居住的方式把他孤立起来，并指派印度政府的雇员、会说英语的（锡金籍）藏族莱顿纳和他住在一起。然而，龙厦自认为是一位负有重大使命的高级官员，决意摆脱英国人对他的外交接触和行动自由的控制。古德在龙厦一行刚到英国，就写信给印度政府评论道： 我有理由怀疑，龙厦先生带着礼物，也许还有文件，并打算送给外国代表，他并不隐讳打算在适当的时候在伦敦建立活动场所的动机。这样，他就可以摆脱我和莱顿纳对他的监视。也许人们还知道，大约在两年前，达赖喇嘛曾打算去伦敦，目的是请求英国政府帮助西藏把汉人赶走，如果这一请求遭到拒绝，他就打算就这一问题向外国公使交涉。龙厦先生可能也怀有同样的动机——甚至可以相信他带着同样的使命——因此，我明白大英政府劝阻他不要住在伦敦的愿望，否则就很难监督他，并难以限制他的行动。 尽管英国最初打算把龙厦只当作小官员来对待，但龙厦执意要独立行动，并逐渐对英国人产生了怨恨。当他到达英国时，便提出要访问美国、德国及其他国家；他坚持要拜会乔治五世国王及内阁成员，向他们呈送达赖喇嘛赠送的礼品；他逼着英国人同意他搬到伦敦去住，尽管英国人企图让达赖喇嘛召回龙厦，这正如查尔斯·贝尔爵士给达赖喇嘛的信函所表明的，让达赖喇嘛提醒他： 印度事务大臣认为，龙厦继续留在英国只会增加西藏政府的开支，并对他呆在那里是否对西藏政府有作用表示怀疑。因此，想通过他向达赖喇嘛转呈大英国王赠送的礼物，恳请指令由龙厦带回大英国王的礼物，龙厦将于6月底带着这些礼物离开英国，现在仁慈的达赖喇嘛是否打算向龙厦发出这样的指令？ 然而，使英国人感到懊恼的是，达赖喇嘛拒不同意这样做，他谨小慎微地写信给贝尔说： 为了减少龙厦一行在英国的开销，要求我发布命令召回龙厦，并说这一建议对西藏有益。但是，龙厦是专门被委派去照料在英国学习的学生的。同时，他还肩负着向大英国王呈送礼品的使命，以表达我及我的属下在印度时受到友好款待的谢意。因此，如果龙厦能够得到大英国王陛下召见，外国列强们恰好知道英国人与西藏人是很友好的。而且，龙厦从小就学过医学，留在英国对他观察和学习伦敦的医学知识和方式方法会有益处，这也可以证明他对西藏的各个方面都会起到巨大的作用。倘若现在召回龙厦，外国列强和中国人就以为英国政府对西藏没有好感，这将会伤害我们。并且，如果在英国学习的西藏学生得不到照料，他们也会感到不满；如果龙厦现在被召回，这些学生的父母也会愤愤不平。因此，恳请您向英国政府疏通，答应在伦敦接见龙厦。 龙厦在英国期间，学会了英语的一般会话和基本语法、词汇，并且熟悉了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代”所建立的世袭君主制的“民主的”政治制度。 龙厦之子拉鲁·次旺多吉回忆他的父亲常常讲一些关于法兰西和意大利国王的暴政及他们的灭亡的故事。龙厦还对英国的君主制以接受立宪君主制的方式避免了一场暴力革命的历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旅居英国期间，逐渐确立了这样的信念：即西藏必须自愿地进行变革，否则就会经历法兰西那样的命运。 龙厦的独自行动使英国外交部非常担心和焦虑，以致把他置于“苏格兰场”的监视之下。但是，这只导致了几次微不足道的外交接触——龙厦走访了几个日本人和中国人，还走访了在牛津大学赫特福德（Hertford）学院学习的一位名叫穆坎第·拉尔（Mukandi Lal）的大学生，这位学生被“苏格兰场”视为“好持进步观点者”。 龙厦在英国期间的行为充分表露了他的性格和个性，他傲慢并有点自高自大，自以为是，我行我素，为了达到目的会进行抗争。虽然年纪轻轻，但龙厦毫不畏惧英格兰人或英国人，并且不会让他们决定和控制他所认为的对西藏政府有益的事情。 英国的档案记录证实，龙厦在1914年9月返回西藏之前，还访问了法国、德国、瑞士、意大利、荷兰和比利时。 他的儿子说这是奉达赖喇嘛之命而行的，达赖喇嘛希望发展同别的国家的关系，以防日后同英国和中国发生不测。 1914年9月间，龙厦突然告诉英国人说，他必须马上返回印度。这时龙厦的妻子已经怀孕，她和龙厦显然都误解了别人的议论，即如果她的孩子生在英国就成了英国人，这就意味着这个孩子会被当作英国人来看待。龙厦的妻子惟恐在英国生下一个白面金发碧眼的孩子，因而她说服龙厦立即前往印度，以便她的孩子生在大吉岭或噶伦堡的藏族居住区。他们于1914年9月离英赴印，他们的孩子长大之后成为噶伦拉鲁，并成为1947年热振事件中地位显赫的人物。 龙厦在达赖喇嘛正在着手增强军事力量、进行军队现代化建设、完善各项政治制度的时候回到了西藏。他回来之后便被任命为地位显要的“孜本”，并负责增加税收的事务，通过没收非法占有的庄园和强行增加大贵族和寺院领主的税收的方式来充实藏政府的岁入。他的这种行动引起了僧俗上层领主的不满。当时访问拉萨的威廉逊目睹了龙厦进退维谷的处境。龙厦邀请威廉逊到家中作客，而威廉逊也希望酬答龙厦的盛情。西藏贵族请客，习惯上要请几位官阶相当的政府官员作陪，然而，威廉逊手下的人告诫他，其他高级官员都憎恶龙厦，所以，威廉逊只好只请龙厦及其家人来作客以示答谢。 在1925～1931年期间，随着擦绒及藏军军官们失去达赖喇嘛的宠爱和信任，龙厦的权力达到了顶峰。达赖喇嘛有关藏政府的诸事实际上都要同龙厦商量，参加各种室外活动仪式时，要单独给他立一个帐篷，以便他能够私下阅读并回复达赖喇嘛传来的训示。1929年4月，他被任命为藏军总司令并兼任孜本。 龙厦担任藏军总司令后，使藏军人数增加到2200人，并为这些部队新建了代本司令部。他还增加了因1925年擦绒被免职而陷入困境的士兵和警察的薪金和口粮， 并且为军警购得了各种各样的装备，包括防雪眼镜、帐篷和火炉等。而且，龙厦还要求士兵穿藏式制服而不着英国制服。 然而，龙厦的才智、能力和本领因他的傲慢自大而受到损伤，这种致命的弱点导致了一连串事件的发生，从而使达赖喇嘛渐渐滋长了这样一种看法，即龙厦同他的前任——达赖喇嘛从前的宠臣擦绒一样，已对达赖喇嘛的权位构成威胁。最著名的事件发生在1928～1929年。1926年11月，西藏政府制定了一个禁止进口和利用烟草的规定，尼泊尔驻拉萨的商务委员因此而被禁止从事烟草贸易，西藏政府停止向尼泊尔商人提供货源，这样便导致了烟草黑市交易市场的出现，这使西藏政府感到非常恼火。但是，这种局面直到1928年逮捕了烟草销售者、拉萨的富商杰波夏巴（Rgyal pa shar pa）之后才得到改观。尼泊尔商务委员提出抗议说，杰波夏巴是尼泊尔人，因此受治外法权的保护。但是西藏政府对这一抗议置之不理。1929年9月，杰波夏巴越狱，并跑到尼泊尔驻拉萨代表处去避难，当时的藏军总司令龙厦强令尼（驻拉萨）代表交出逃犯，并对其施以严厉的鞭笞， 随后又被投进了布达拉宫的狱中，两天之后他便因伤重而死。 尼泊尔人要求西藏政府赔礼道歉，并坚持要惩罚犯罪的官员，达赖喇嘛予以拒绝，这无疑是采纳了龙厦的建议。尼泊尔人以战争相威胁，西藏也派出军队严阵以待， 只是由于英国人于1930年居中调停，才避免了这场一触即发的战争。此后不久的1931年，龙厦被解除了藏军总司令职务，他的孜本的职位保留到1933年达赖喇嘛圆寂为止。 第四位权势显赫的人物是57岁的赤门噶伦（Khri smon shape，见图片21）。他早在1910年就被任命为孜本，并且同强巴丹达一道组织了以拉萨为据点的抵抗汉人的战争。当擦绒于1912年初返回拉萨时，赤门和擦绒联手，为达赖喇嘛于1913年成功地返回西藏铺平了道路。赤门作为伦钦夏札的助手，还出席了《西姆拉条约》的签字仪式，此后不久他便被任命为首席噶伦，随后又充任东藏（昌都）总管。由于他和龙厦及土登贡培没有处好关系，所以他在达赖喇嘛当政的最后几年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实际上，龙厦曾几次在达赖喇嘛面前抱怨赤门的工作和行为，并建议应当给赤门降职处分。然而，达赖喇嘛圆寂之后，赤门成为噶厦政府中的实权人物，在达赖喇嘛空缺时期的最初阶段恢复了他的统治地位。 可能还应当提到擦绒札萨这位前任藏军总司令（见图片21）。他和龙厦、土登贡培在1912～193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统治时期是最重要的亲信和宠臣。正如在本书第四章所阐述的，擦绒在1925年被解除藏军总司令职务，并于1930年被免除了噶伦官职。1925年被解职之后，他便把大部分才能奉献给了自己的福利事业和札齐联合制造厂的工作。1933年夏，他开始了为期一年的离职休假，达赖喇嘛圆寂时，他还住在自己的庄园，直到1934年5月底才返回拉萨。 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之后，马上产生了谁在今后20年领导西藏的问题。喇嘛们天天都在进行念经祈祷致祭活动，从水鸡年十一月初起，长达5个月的剧烈的权力之争就已初见端倪，这场争权夺利的斗争动摇了西藏现存的政权结构，并以一位杰出人物的被监禁和致残、以众多官员的被流放而告终。 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之后的土登贡培 由于土登贡培没有政府机构中的官职头衔，因而达赖喇嘛圆寂之后留给他的只是没有明确的身份和地位。就在达赖喇嘛圆寂的当天傍晚，土登贡培见了司伦朗顿和噶厦的其他官员，他主动把达赖喇嘛住所的钥匙交给了他们，然后说，他尽自己的最大能力侍奉了达赖喇嘛，但是未受教育、没有学到宗教文化知识，因而打算辞去政府部门的职务到寺庙去当喇嘛。尽管司伦朗顿和其他噶伦们正好拥有贡培拉从前所忽视的权威，然而他们并不希望收下钥匙与他为敌。贡培拉显然还有军队的支持， 因为他们认为贡培拉不会平静地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他们担心一旦日后贡培拉掌权之后会进行报复。因此，他们鼓励贡培拉不要离职，并特意把完成达赖喇嘛灵塔修建的任务委托给了他。司伦朗顿似乎是诚心想与土登贡培结盟，第二天他便邀请贡培拉共进午餐，并且询问他下一步应当怎样行事。 在以后几周，贡培拉继续像往常一样参与政教事务， 司伦朗顿和噶厦每当要作出重大决议时都要让他参与。 并且，达赖喇嘛圆寂的讣告就是土登贡培最先通知英国人的，达赖喇嘛圆寂之后第6天，贡培拉向英国人发去了如下电文： 神圣的达赖喇嘛在经受了短暂的病魔折磨之后，显然已于17日下午六点半钟离开了人世。由于这一噩耗带来了巨大的打击，因而拖延了给你们发电报丧，请予谅解，政府机构像往常一样正常运转，希望在这悲痛的时刻得到继续发展彼此间友好关系的担保。达赖喇嘛的私人随从土登贡培。 依照贡培的建议，司伦朗顿发布了一道命令，要求所有政府官员和三大寺的住持都应于11月4日到罗布林卡的坚赛宫去向达赖喇嘛的遗体作最后的致敬和告别。随后，“民众大会”召开会议商讨达赖喇嘛空缺时期的政治安排。索康·旺钦格勒说，土登贡培通过司伦朗顿又布置驻拉萨的所有军队于11月4日都要到坚赛宫去向已故的达赖喇嘛“敬献武器”。由于当时驻拉萨的最大的独立军团是仲札代本团（大约有750名士兵）， 在贡培看来，这一极为精明的动议会对其他政府和寺院的僧俗官员造成震动和威胁。索康暗示，如果他当时让政府接受这一动议，那他就不会遭到反对。 贡培并没有作这样的尝试，大概是因为他确信有司伦朗顿的支持和政府官员作后盾，“民众大会”会以某种形式继续保留他的权位，而且，他仍然还控制着仲札代本团。 “民众大会”于11月4日召开会议 ，俗官恰鲁（Vchav lu）和噶雪巴（Ka shod pa）竭力争辩说，有一个人（意指贡培拉）阅历丰富，一直受到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信赖，并且人人都知道这位值得信赖的人从前的所作所为。 因此，他们认为没有必要重新推选一个人来负责。 随后，这场争论发展到了白热化的地步。有些人建议，应当建立一个“摄政会议”，由在政司伦尧西朗顿加上两位僧俗官员组成。 另外一些人则主张照过去的先例，委派一位大活佛出任摄政。 而龙厦的强有力的支持者、世俗贵族江洛金·索朗杰布（Joang lo can bsod nams rgyal po）却在“扩大会议”上反驳说：你们把一位喇嘛置于最高宝座上，实际上就是认他的管家掌握了实权，而那些管家们不过像一些无知的老僧人一样，坐在宝座下一边悠闲地吸着鼻烟，一边作决定而已。他坚持认为，只应当由政府官员来掌管政府，而不应当让喇嘛管家来操纵；因此，他断定说，应当增补两名僧俗司伦。 其他人则建议由司伦和噶厦一道共同治理西藏。还有一些人则认为，“扩大会议”不应当把注意力集中在这样的争论问题上，相反，应当集中商讨念经祈祷仪式的安排和已故的达赖喇嘛最后的葬礼上。会议最后决定建立一个小型的委员会来草拟推举人员名单。大多数委员都希望由一位大活佛充任摄政，但是四品俗官们却推举了土登贡培，会议在没有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散会了。那些企图夺取政教权力的人将不得不求得一致。 几天以后，大概是11月17日，贡培的几位坚强的支持者，包括邦达昌和桑堆昌给贡培带去了一封信，怂恿他提一个建议。贡培擦去了用粉笔写在石板上的信的内容（见图22）并把空白石板送了回去。 或许是出于过分自信，或许是由于犹豫不决，贡培并没有采取行动来巩固自己的地位，而只是继续处理日常事务，着手达赖喇嘛灵塔的修建工程。 然而，龙厦却采取了行动。“民众大会”实际上能够决定有关达赖喇嘛空位时期领导权的各种事情。格鲁派三大寺的原住持和现任住持据居优势，居支配地位，因此，如果龙厦要想赢得摄政地位，就必须得到喇嘛们的支持和贡培的中立。由于喇嘛活佛是西藏最为保守的势力，“民众大会”也不可能成为龙厦用以夺取政权、进行改革并增强西藏政府活力的捷径，但是龙厦还是进行了精心的策划，并且差一点就取得了成功。 龙厦在三大寺，特别是色拉寺和哲蚌寺中有一大批关键人物作坚强后盾。 在色拉寺的麦（smad）札仓有德格加（Te selcag）和强门德巴（Byams smon sdepa）支持他；在哲蚌寺的郭莽札仓有索德巴·官却（Sog sdepa dkon mchog）作他的后盾。龙厦还设法从其他僧俗官员中寻求支持者，如仲译钦莫、丹增群培、噶强丹巴、工珠（土登格顿）、杰卡朗巴和吉多巴等都是龙厦的支持者。有势力的僧官丹巴坚赞也站到了龙厦一边。 龙厦剪除土登贡培的计划非常巧妙。他派寺院中支持他的那些人在各自所在的寺院掀起宣传攻势，间接地指责贡培在达赖喇嘛圆寂之后玩弄卑劣的伎俩。他们提出了非常尖锐的问题，诸如“达赖喇嘛怎么可能这样突然地去世？二十四日那天他都还好好的，三十日就去世了，而却没有一个人告诉我们他患了重病。这是非常奇怪且令人怀疑的。我们必须确切地知道究竟出了什么事，谁将因失去我们敬爱的达赖喇嘛而应受到谴责？” 喇嘛们随即接受了可能有人谋划了犯罪行为这种看法，并举行非正式的会议，要求“民众大会”召开会议讨论这一问题。 三大寺的住持们为这些相互牵连的指控所震惊，他们竭力想以保证将对此事进行调查来平息喇嘛们的怀疑和指控。在通常情况下，三大寺的住持和铁棒喇嘛们可以完全控制和约束喇嘛们的行为。但是，在现在这种局势下，喇嘛们已为所提出的问题激怒了，寺院的领导者担心，如果他们不支持人多势众的喇嘛，就有可能失去喇嘛们的拥护，难以在寺院中站住脚。例如，1947年色拉寺杰札仓反叛事件中，当寺院的喇嘛意识到他们的住持可能会偏袒噶厦政府时就杀害了他。色拉寺和哲蚌寺的负责人与从各札仓中推举的15名代表一道起草了一项决议呈送噶厦政府。内容如下：第一，已故达赖喇嘛金质灵塔的修建不应当随心所欲地拼凑，而应当遵循传统风格，以佛经为依据。既然贡培拉已经开始了灵塔的修建工作，那么这显然是对他的突然袭击，是对他的渊博学识的非常不巧妙的诋毁。第二，直到达赖喇嘛临死之时，尚没有一个人知道他已被病魔缠身，所以，西藏民众希望得到达赖喇嘛死于自然原因的证据。应当对下列问题进行调查：达赖喇嘛当时的医生是谁？给他服了什么药？什么时候服的药？第三，应当依照传统惯例，推举一位大活佛出任摄政。这并没有得到龙厦的拥护，然而这却是他利用喇嘛来支持自己的权威所必须克服的一个困难。第四，要求尽可能快地召开一次“民众大会”来解决这些问题，而且还要求额外增加一些寺院代表出席。额外增加会议代表是龙厦夺权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会让龙厦在有像索德巴·官却和强门德巴这样的得力干将的支持下与“民众大会”的其他势力一争高低。 大概在十一月十日或十一日（大约为1934年1月22日），由三大寺住持及各寺院的代表所组成的一个庞大的代表团将该项决议交给了噶厦，很快便传到了司伦朗顿手中。无论他们对这一问题的个人感情如何，噶伦和司伦几乎都马上同意了决议所提的各项要求，包括额外增加一些寺院代表出席“民众大会。”因此，龙厦夺权的第一项计划顺利地通过了，表面上看来他似乎还与此事无关。 为了防止他们以马上叫贡培出来作证的方式暗中插手，龙厦的支持者们要求“民众大会”首先找仲译钦莫和基巧堪布出面作证。这些当事人证实，他们的工作基本上是陪同达赖喇嘛出席各种活动仪式，真正的日常工作是由达赖喇嘛的亲信和宠臣们干的。于是，“民众大会”的主持者要求达赖喇嘛的宠臣和亲信出来作证，首先叫来的是与政治事务无关的朗珠（Rnam grol lags）和更敦（Dge vdun lags）两人，他们都声明说，他俩侍奉达赖喇嘛时都是同时一道去的，只有贡培时刻都在达赖喇嘛那里，并且是那里的负责人。 这时便把贡培叫来对质。他说，达赖喇嘛于水猴年（1932年）在他的《最后遗嘱》中就曾说他已经没有多少年头来管理政教事务了，即是说他已经活不了多久了，因此，对他的去世没有必要大惊小怪。至于达赖喇嘛临终之前的情况，土登贡培声称，起初都认为他患的是常见病，因为达赖喇嘛容易感冒。尽管二十四日参加接见仪式之后，达赖喇嘛的病情稍微加重了一些，但是侍奉在他身边的人都认为不会出什么大问题。 然而，土登贡培还是坚持想通知噶厦成员，但是达赖喇嘛拒不答应这样做，并对贡培说，这样会使全体僧俗官员感到极大的不安，反而会加重他的病情。 贡培说，在此后几天尚未见达赖喇嘛的病情好转时，他便适当地通知了一些官员。这样询问完之后，土登贡培便被送回家里。 第二天，当“民众大会”召开会议时，被一起意外的事件打断了——贡培控制的精锐部队仲札代本团突然发生了兵变。 仲札代本团发生兵变 龙厦认识到要剪除土登贡培，首先必须使仲札代本团保持中立。该代本团固有的弱点是，其“中层”成员有不满情绪，他们都不想当兵服役，也不需要为了钱财和生存而充当炮灰。龙厦为了掩盖自己的作用，派已被达赖喇嘛封为贵族的普通人士噶强登巴劝说中级军官中的关键人物，要他们煽动士兵逃跑。他的理由坦率而有说服力：土登贡培强迫他们把自己的一生耗费在军队中是很不公道的，现在达赖喇嘛已经圆寂，这是他们改变自己命运的惟一机会。他还暗示，这一行动在政府当中有重要的人物支持。士兵们被噶强登巴的游说所打动，星期六放假，他们举行集体游行请愿，要求噶厦允许他们回家，终生不再服兵役。 据该代本团的低级军官车仁（Phreng ring）回忆，星期六那天，他独自一人在那里负责，因为该代本团的高级军官（代本）前天已回家休假去了。士兵们通常在假日都到拉萨去了，但在那一天，他们先到一片开阔地附近好像举行了一次会议。车仁还发现这支部队离开了驻防地，并怀疑他们的头上带着东西，他出来问这些士兵打算到哪儿去，当他们拒绝给予明确的回答时，车仁检查了他们所带的东西，发现他们全是带的炊具和其他日常用品。他马上意识到这是一起正在进行的士兵开小差或兵变事件，因而拘留了这些士兵。然而，由于只有几名中层军官（军士）参与，所以车仁不情愿努力促使这些士兵返回去，而把这件事通报了宇妥（札西顿珠）以及正在罗布林卡开会的噶厦成员。 当宇妥和车仁到达罗布林卡宫门时，他们看见四周都布满了军队，于是强令军官们驱散这些聚众闹事者，给他们让出一条通道，当他们终于到达噶厦的驻地时，军官们看到士兵们已经递交了请愿书。 当士兵出走并将发生兵变的消息传到噶厦时，“民众大会”正在开会，龙厦的追随者德格加和索德巴·官却暗示，这是土登贡培的另一个策略。他们指出，拥有西藏的全部枪炮和黄金的“札齐司令部”处境危险，并强烈要求立即派色拉寺附近的僧兵去保护札齐联合制造厂免遭抢劫。尽管有几位官员如鲁康娃和仲译钦莫多波（Sdom po）等反对这一提议，但是大多数官员都赞成向噶厦举荐僧兵驻防札齐。 倘若噶厦接受了这一劝告，札齐联合制造厂就会直接落入与龙厦结盟的喇嘛的手中。 然而，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相反，在听了赤门的还有一个尚在发挥作用的政府、因而没有必要派僧兵去防卫的游说之后，噶厦没有通知“民众大会”便命令仲札军团的军官和侍卫代本团的250名士兵去保卫札齐联合制造厂。兵工厂的两名服从土登贡培的军官接到命令，要他们为噶厦所派去的军队提供4支藏制机枪和保存于军械库中的其他所有武器和弹药。随后，军队便把机枪架在驻防地的房顶上，瞄准四面八方，以防不测。 噶厦又命令将保存于军火库中的其他来复枪的枪栓卸掉，把枪栓单独存放在布达拉宫下面的“雪”地。 而且，噶厦还发布命令，不允许已参与兵变的任何一名士兵以任何理由返回驻地，车仁和宇妥接到命令，如果谋反的士兵企图强行返回驻地，他们就可以开枪，车仁十分清楚地记得这是赤门给他下的命令。 只是在这些命令都下达之后，噶厦才通知“民众大会”，没有必要派遣僧兵，因为已从侍卫代本中抽调军队去保卫札齐联合制造厂了。 但是，噶厦中龙厦集团的这种高招并没有给土登贡培带来慰藉，他的权力基础现在已不复存在了。假如贡培“造成了”一种民族危机，随后又通过仲札代本团“拯救了”这个民族的话，那么他就极有可能执掌西藏政教大权。然而，他过分相信自己的经验和过去与达赖喇嘛的特殊关系，把仲札代本团置之脑后而不加以利用，徒使这支精锐部队只作点缀而不能在内部斗争中发挥作用。 仲札代本团的兵变及其被解散，是龙厦本人取得重大胜利的标志，也标志着噶厦作为一种可以依赖的力量重新出现于西藏政治舞台。尤其重要的是，这一事件导致龙厦和一位新的、本领高强的对手赤门展开一场持续了5个月的剧烈对抗，最终导致龙厦及其党羽的覆灭。 土登贡培被捕 仲札代本团的瓦解使土登贡培走向衰落的阶段。在第二天召开的“民众大会”上，许多喇嘛代表都坚持认为，土登贡培的证据不大合乎情理，并要他重新出来作证。 这时，“民众大会”粗暴无礼地对待贡培拉，不但不让他坐，而且还强令他跪着回答问题。与会者还是不接受他所提供的达赖喇嘛拒不让他把病情通报噶厦的证据。几位寺院代表说，达赖喇嘛已病人膏肓还被人控制着病情，不向世人通报，使人们来不及作适当的念经祈祷。龙厦的支持者噶强德巴实际上是在进行诽谤性的人身攻击，他说：“假如那个时候有人杀害了他人，那么我们难道不应该用皮鞭抽打他吗？倘若我们不处罚谋害达赖喇嘛的凶手，那么公理何在？”其他人如俗官鲁康娃等则站在贡培一边，他指出：“迄今为止，西藏人民只是听说达赖喇嘛圆寂了，而没有听说有人杀害他，既然你说达赖喇嘛是被杀害的，那么你就有责任拿出支持你的观点的证据” 。最后，贡培被捕，被监禁于布达拉宫的著名的夏钦角（Shar chen lcog）监狱中，直到作出判决为止。 当贡培于那天晚上被捕入狱后，他不再念经祈祷，也不再向罗布林卡的护法神（Mgon po）殿跪拜。当时，那里的一切似乎都依然如故，但是当晚不多时，仲译钦莫丹增群培便去世了。那天曾诋毁过贡培的龙厦的一位支持者，正在同他的一伙党羽夸大其辞地议论贡培的倒台时，忽然出乎意料地抓住自己的胸膛呕吐起来，不一会儿便倒地身亡了。据说在进行天葬时剖开他的尸体时，他的心脏都已萎缩了。这使人们相信，护法神应验了贡培的祈祷，许多人都不愿对他处以极刑。 同一天，土登贡培的父亲札西也被捕，并被关进朗孜厦（Snang rtseshar）监狱，贡培的大多数亲属的财产被没收。其他与达赖喇嘛之死有牵连的人，如坚赛·扎西顿珠、格根喇嘛和强巴医生等，都相继被捕监禁于“雪”地监狱中。 过了没几天便听说被处以断肢的酷刑，甚至贡培最坚强的支持者之一邦达昌也遭拘捕。其他与贡培关系密切的官员如札康（Bkras knang）等都不敢冒险去自己的办公室上班。墙上到处贴着布告（Yig vgyur），指责那些反对惩罚贡培的官员们是受了贡培的贿赂。然而，最终参加“民众大会”的大多数人都感到指控土登贡培是谋害达赖喇嘛的凶手是很不恰当的，他侍奉服务非常虔诚，因此只是判决他犯了没能及时通报病情的罪行。这样，贡培便被终生流放到工布强那（Cham nag）寺管辖的泽拉岗（Rtse la sgang）地区；他和他的亲属（据称与他有亲戚关系）的财产全部被没收。其他涉及此事的人也受到了同样的判决。贡培的父亲被遣送到尼木重新沦为纳税农奴，达赖喇嘛的私人医生强巴被流放到达波（Dwags po，藏南）的加木错宗，达赖喇嘛的另一个宠臣札西顿珠被遣送到达波郭朗（Skur rnam）宗的噶丹绕登寺。“乃均”护法神汉没有被流放（因为按照藏族的信仰习惯，是预言者而不是中介神汉给病人服药），但被解除了职务并被送到哲蚌寺的郭莽札仓监视起来。 上述罪犯的流放被安排在藏历十二月二十九日这一最不吉利的日子，每年的这一天是驱逐所有妖魔鬼怪出拉萨的日子（驱鬼节）。二十九日这一天，贡培出拉萨的路线被安排要经过拉萨的闹市区（八廓街，见地图3），并直接从一座叫吉堆巴（Skyid stod pa）的房屋的窗下经过。贡培的父亲也被带到了这条道上，但是方向相反。这样，父子俩正好在吉堆巴相逢，但又不准互诉衷肠，彼此都不知道要去何方。龙厦在他的姘妇拉鲁的房屋吉堆巴楼上的窗前目睹了这一切。 当时在拉萨传唱着两首讽刺土登贡培垮台的歌谣： 侍从贡培在夏钦角狱中 沉思冥想， 他的轿车却在罗布林卡 吃草。 那位权势显赫横行四方的人物 坐着英制轿车四处兜风， 那位神佛的宠儿达赖的亲信 请告诉我他去了何方？ 然而，还是有人同情贡培，这从仲札代本团的代本泽仁所写的一封未写明日期的私人信件中可以看出：“我也觉得很对不住贡培，达赖喇嘛在世时，他的政绩显著人所共知，而现在达赖喇嘛刚一归天，僧官和大活佛们就迫不及待地企图剥夺他的权力，但是，大多数官员是站在贡培一边的。” 夏噶哇陈述说，二十九日那天，当贡培被押解到拉萨街头遭到羞辱时，许多人都含着眼泪，想起了他的保护人、已故达赖喇嘛在世时的情形。 因此，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之后在西藏演出的第一幕政治剧以龙厦的获胜而告终。然而，达赖喇嘛空位时期的政治格局并没有定型，因为土登贡培的垮台并不能担保龙厦就会获得一个很有权威的职位。龙厦夺取大权的事件及其权力膨胀之后带来的后果将在本书的第六章中进行考察。 邦达昌家族的反叛 土登贡培家族遭受严重伤害的事件发生一个月之后，传来了邦达昌家族企图谋反的消息，整个拉萨都为之震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土登贡培事件带来的必然后果。邦达昌是东藏芒康地区的一个有权有势的富商家族，该家族在十三世达赖喇嘛执政的初期便在拉萨建立起了自己的根据地。达赖喇嘛圆寂之时，他们家是西藏政府在利润丰厚的区内外羊毛贸易活动中的惟一代理人。邦达昌家族的族长尼玛是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亲信，达赖喇嘛曾派遣他去完成了许多非官方的使命。 尼玛的同父异母弟弟多杰（Rdo-rje）被授予少尉（如本）军衔，分派在他的家乡指挥边境防卫部队，达赖喇嘛圆寂之时他还在那里服役。邦达昌家与土登贡培关系密切，所以当贡培被捕入狱的消息传到芒康时，多杰既痛苦又气愤。从拉萨传来的消息还说，多杰的哥哥养壁（Ya vphel）也有被捕的危险。显然，邦达昌在“民众大会”上就贡培的问题所提出的辩护传到东藏地区时，意思已被曲解了。 多杰并没有派一名使者到拉萨去核实这一情况，而是把活佛请来念经一周，随之进行“抽签问卦”（zan ril），以此来判定他的哥哥是否会遇到麻烦。 卜卦的结果是肯定要出事，因此，多杰经过慎重的考虑之后反叛了西藏政府。 这次由康巴人挑起的强烈反抗，是典型的“以眼还眼”的报复行动，但同时也反映了康巴人对西藏政府的对抗情绪。这可追溯到1913～1919年把汉人驱逐出康区，当时，西藏官员被作为解放者来欢迎，但是他们把康巴人看成是粗野无知的人，处处鄙视他们，并把驻扎在康区视为致富的机会，他们通过无偿地摊派乌拉差役来剥削康巴人。 早在1924年，英国驻锡金的政治专员拜勒就注意到了这种情况： 为了努力同中国交好，他们（西藏人）应当通过教育及其他手段增强自己的军事实力，同时，他们还要为靠近汉地边境的人们提供资金，并妥善处理好同他们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才愿意接受西藏的统治，而这就需要为他们供养10000人。我（拜勒）说，我从白瑞纳（Pereira）将军那里听说，在有的地方，人们把汉人的统治比作非常沉重的、就连（拉萨的）西藏人也支应不起的乌拉差役（强制的交通差役和劳役）。 实际上，邦达多杰认为，卫藏官员从来不会公正地对待康巴人，有时还在地方官员中鼓吹自制。 贡培事件激怒了多杰，他断定反叛的时机已经成熟。显然，他确信大多数都是康巴人的三大寺的活佛喇嘛会向藏政府施加压力，以使他的行动合法化。 邦达多杰和他在东藏昌都地区的军队向噶厦政府的一个代本司令部发起了攻击，当晚便轻而易举地攻克了代本团部，击毙了几名士兵，并把僧官、上盐井的首领土登桑颇（扎托拉堪穷）监禁起来。代本团的代本诺朗（Nor nang）因去向已故的达赖喇嘛念经致祭而免遭俘虏，但是多杰的军队夺取了该代本团的所有枪炮弹药以及诺朗的私人财产。 邦达多杰及其支持者或以口头传达的形式，或以传单布告的形式在芒康地区广泛散布他们的看法和主张。据笔者的访问得知，这些传单包括如下请求（大意）： 达赖喇嘛尸骨未寒就马上惩罚土登贡培，这是非常残酷的行为。贡培曾尽心尽力竭诚地侍奉达赖喇嘛，达赖喇嘛也很信任他。这样一位世人皆知的楷模却受到了卫藏政府不公正的对待，他们不仅使贡培受到侮辱，而且还监禁他，流放他。这表明，卫藏政府是何等的不公正。当卫藏的官员们来到康区时，他们以轻蔑和鄙视的态度对待康巴人，并挖苦讽刺地说：“康巴人的耳朵是长在驴头上的，”即是说他们只配受体罚。因此，我们不能对这样一个政府抱任何希望，我们请求并呼吁全体康巴人团结起来，共同来治理自己的家园。 尽管许多康巴人都对邦达多杰的动机和主张产生了共鸣，但是，大多数人没有理睬他的请求和呼吁，所以，全体康巴人的反抗运动一直没有发动起来。康区的昌都总管札通（Bkras mthong）于1934年3月向拉萨通报了康区的叛乱事件，并命令代本协噶宁巴（Shel dkarsling pa）和仁岗（Rin sgang）向邦达多杰的军队发起进攻。 在西藏政府大军进攻的威胁之下，邦达多杰带着自己的部队和战利品逃到了汉人控制着的康区的巴塘和波密（Spo）地区。 当邦达多杰叛乱的消息传到拉萨时，噶厦政府下令逮捕了多杰的哥哥养壁，他在拉萨的房屋被查封，并开始调查这一事件。 噶厦还致函英国驻锡金的政治专员，请求印度政府冻结邦达昌家族在印度的资产，信函内容如下： 最近，我们收到了昌都总管、代理噶伦札通的报告，大意是说，邦达昌家族之子多杰已反叛了西藏政府，并已开始向噶厦政府进攻，毫无疑问，整个邦达昌家族都与此事有关。您是杰出的大臣，对藏政府对他们的仁慈了如指掌，现在他们犯下了弥天大罪，我们已不可能听任事件的发展，西藏政府已将其在拉萨的人员和财产看管起来了。他们一直为西藏政府经营着羊毛等贸易，因而他们有一大笔账目要移交。他们已在噶伦堡聚敛了大量的钱财，因此，我们恳求您，卓越的大臣，请您发慈悲请求大英政府向噶伦堡的英国警察发布命令，要他们把在噶伦堡的邦达昌家族的成员及其财产监管起来，以使那里的钱财不至于流入他人的腰包。我们还将请求您就此事给予全力协助。请尽快惠赐答复为感。致以诚挚的问候。 噶厦政府（盖章） 当西藏官员和警察走近邦达养壁的房屋，准备查封他的家并逮捕他时，他家的一个仆人发现了他们并告知了养壁，养壁马上下令把他的房门锁上，这时，他甚至还不知道他们前来的原因。 在西藏，一旦一座房屋及家产被查封，房屋的主人实际上就无权通过交涉求得私下了结，所以养壁的行动虽然过于胆大无礼，但这是聪明之举。西藏政府的官员们大声说，他们是奉命来给这座房屋贴封条的，以便调查悬而未决的问题，因为养壁的弟弟多杰已在康区发动了叛乱。邦达养壁大声回答说，他不知道东藏昌都地区发生了什么事，他和此事决无任何牵连；他说，这件事能够轻而易举地得到解决，毋需查封财产。噶厦政府的官员们回答说，他们不得不执行命令，于是他们便开始架起楼梯，以便翻过这座楼房的围墙进到屋内。 在这种情况下，邦达昌家族便决定用他们家保存的大量步枪和手枪在噶厦政府的援兵到来之前冲出包围。他们家的二三十名仆人和家臣都被武装起来，并要他们上好马鞍。恰在此时，有几个警察已爬上了围墙顶上，邦达昌家的一个人便开了一枪，于是这些警察马上又退下去，但是，这一枪却断送了邦达昌家在不惊动噶厦军队的情况下出其不意地冲出包围的计划。 开枪的结果，使邦达昌家陷入了困境。噶厦派军队包围了邦达昌家，并在这座被围的房屋的房顶上设立了岗哨，以防任何人进入或离开这座楼房，但是，军队并不打算一举攻克这座房屋。几天之后，混乱得到了控制，而拉萨的商店则关了门，有的道路设立了关卡。 当这一事件发生后，邦达昌的朋友如帕邦喀强佐（Pha bongkha phyags mdzod）、郭向巴（Gos sham pa）和察珠昌（Tsha sprul tshang）召开会议并作出决定，帕邦喀强佐（帕邦喀的管家、帕邦喀是当时最著名的格鲁派活佛之一）应通过位于邦达绕嘎（Spom mdav rab dgav）家后门的那家商店的暗道偷偷进入邦达昌家，以摸清邦达绕嘎在这一事件中的立场。 邦达昌的这些朋友接着又私下与政府官员、商人和寺院的要人进行磋商。当时，噶厦政府中的关键人物是赤门噶伦，帕邦喀强佐回顾了他们开会的情景： 我和郭向巴（贵族、政府官员）两人单独到赤门家去看望他，并和他商讨这一事件（希望说服他帮助我们）。我们给了他100秤（rdo tshad）藏银（每秤合50两——译注）作为礼物，向他行贿（skyabs rten），并说一定有达成和解的某种方式。当我们出来时，我让郭向巴在那里等我一会儿，因为我还有私事需要商量。实际上是我衣袋里还装着要送的贵重礼物，于是我走进屋去对赤门说，“我有一件小事相求（所以不是空手而来的）”，然后把这件贵重的礼物放在了他的桌上，随后我竖起两个大拇指做了一个请求帮忙的手势，并说：“请多关照，请多关照。”他随即说：“不用担心，没事儿。” 随后，邦达昌的朋友又去劝说帕邦喀活佛与甘丹寺的代表赤素（Khrizur）活佛一道去向噶厦请愿。对于一位高级活佛来说，当他已进入了噶伦的行列并得到了与他们自己的地位相当的帕邦喀的职位后，还亲自到噶厦去请愿，这是极不寻常的事情。帕邦喀活佛说，他对所发生的事情感到非常痛心，但是他们应当给予多杰适当的处罚，邦达昌家在拉萨的成员与康区所发生的事件无关，他们是无可指责的。他还提醒他们，邦达昌曾虔诚地侍奉达赖喇嘛，并对噶厦政府忠心耿耿。帕邦喀的最关键的意见是有关羊毛贸易问题。因为邦达昌曾充当西藏政府的羊毛贸易代理人，他们在经商中聚敛了大量钱财，倘若封存他们在拉萨的财产，所有的欠款都收不回来，噶厦政府也就不能够把境外的大部分羊毛贸易资金收回来。既然邦达昌家在拉萨的资产还抵不上噶厦政府的羊毛贸易收入，那么从噶厦自身的利益考虑，就没有必要封存邦达昌在拉萨的资产。帕邦喀还向噶伦们担保，邦达昌会交出他保存于拉萨的步枪和手枪，并且还会代还被多杰在康区窃取的武器。 于是，噶伦们说，假如邦达昌在其他要人的支持下签订一个正式协议，保证他将充分说明理由，并即时交付他所拥有的全部经费的话，他们就愿意撤销封存财产的命令。赤门当即草拟了一个担保申请书，并告诉帕邦喀和其他人，看看其他有能力担保的人是否同意这些条件。他们都照办厂，担保书也被送交到了噶厦那里，出乎他们的意料，噶厦没有批准，而把担保书递交给了“民众大会。”帕邦喀强佐回忆道： 当听到这一消息时，我们都惊愕了，担保人也非常担心，都准备打退堂鼓了。我日夜四处奔走，把这事告诉给人们。我送给色拉寺“麦”札仓的代表德格加一支自动手枪，我还得到了色拉寺“麦”札仓的强苏（Byams zur）和哲蚌寺郭莽札仓的索德波的支持。当“民众大会”召开会议时，德格加说：“在这里谈论邦达昌家的事难道不感到无聊吗？（发布查封邦达昌家财产的命令）难道不是由噶厦作出的吗？邦达昌何许人也？他是外国人还是西藏人？他们是拥护还是反对西藏政府？如果是反对的话，那为什么仲孜（drung rtsis）不去查封他家的财产，而是派兵包围他家并迟迟不撤走呢？这是丢脸的事。这（邦达昌事件）是噶厦的所作所为，因此必须由噶厦去了结，噶厦没有理由在民众大会上推卸责任。因此，不应当在这里讨论这个问题，而应把它交给噶厦去解决。如果噶厦的行为难以令人满意，那么就应当由民众大会来处理这件事。难道你们大家不都是这样想的吗？”其他寺院代表当时表示赞同，没有人表示异议，因而决议就这样作出了，把这一问题又返回到噶厦那里去，正如所企望的那样，噶厦接受了最初的协议。 噶厦就此事向锡金政治专员所作的解释是值得注意的： 这里刚一采取逮捕邦达昌家族的措施，各个寺院及各行各业的商人的首领便在原甘丹寺的第（Ti）活佛的率领下，一道（在西藏政府所在地）等候了数天，代表邦达昌家向噶厦请愿。他们说，他们能够使噶厦政府确信，邦达昌家并没有卷入任何一起反叛事件，并补充说，他们将立刻委派邦达昌家族的成员到康区去劝告他们的同胞兄弟们不要采取这种忘恩负义的行动。鉴于这种提议和说明，邦达昌家暂时免受惩罚。但是，我们还是派代表去实施这一协议，借此，他们有责任使邦达昌把其所拥有的一大笔账目移交给噶厦政府，同时，把属于邦达昌的所有财物交给他们。目前不打算对其在噶伦堡的代理人采取敌对行动。 当时在拉萨街头流行着一首俏皮幽默的歌谣： 从邦达昌的金色楼房中 射出一支金箭， 落在赤门噶伦的房顶上 只听见‘噼啪’一声响。 这首歌谣当然是恰如其分地嘲讽了邦达昌对赤门的贿赂。 正当这些事件在拉萨发生时，西藏政府通过其在南京的办事处向国民政府带去了一封信，请求国民政府引渡邦达多杰及其所统领的军队，据说大意如下： 邦达昌事件已经发展起来并且扰乱了西藏的和平和稳定，必须挫败它。由于他们不能承担自己所犯的罪行，所以逃入了你们的疆土。为将来着想，必须维持藏汉之间的和睦关系，因此，我们请求你们把邦达多杰和他的军队引渡到西藏。如果此事不能办到，那我们就不能够担保我们之间关系的稳定性，因此，我们请求你们重视这件事。 国民政府没有答复，但是他们也没有帮助邦达多杰发动反攻。邦达多杰依然留住在汉人控制下的康区，直到1950年中国共产党控制康区都没有返回西藏。从某种意义上说，邦达昌的起义预示着后来康巴人对西藏（拉萨）政府固有的不信任事件的发生，这就妨碍了西藏协调一致共同对付汉人的行动。 西藏政府不愿惩罚邦达昌，只是由于赤门受贿以及担心丧失由“邦达昌商号”所掌握的政府资产。正如下一章将要考察的，邦达昌事件发生之日，正是龙厦夺权运动展开之时，赤门担心这两大集团有联合行动的可能。邦达昌本人的谈话为我们的分析提供了一个答案，他说，他很庆幸的是，当他开始遇到麻烦时，龙厦的事业正发展起来。 第六章 探索新西藏之道路：龙厦为首的改革派 土登贡培被逐出政治舞台之后，“民众大会”才回过头来讨论达赖喇嘛空位时期西藏政府的性质和政治格局。龙厦的支持者再次主张建立一个“摄政委员会”来行使职权，而三大寺的住持活佛们则坚持，必须推举一位大活佛出任摄政来掌管西藏的政教事务，以使西藏人有一个尊敬崇拜的偶像。这种意见占了上风。于是决定推举一位大活佛任摄政，与司伦朗顿一道共同掌管政教大权。 摄政的推举 依照传统惯例，一般是从四类候选人中推选一位大活佛任摄政，即甘丹寺的现任住持（赤巴） ；甘丹寺的所有卸任住持（赤苏）；原来选派过大活佛（杰珠〔rgyal sprul〕呼图克图）充任摄政的热振寺、策墨林、功德林、丹吉林和德楚（Sde drug）的大活佛；以及其他寺院中德高望重的大活佛一至二名。但是，个人特征等因素则限制了这种可能性。除了甘丹寺的现任寺主木雅阿麦·益西旺堆外，只有一位前任甘丹寺的赤巴强巴曲札，在杰珠呼图克图中，只有24岁的热振活佛降白益西是合适的人选（见图片23）。 除了这些候选人之外，“民众大会”成员还推荐了当时格鲁派最著名的活佛普布觉（Phur bu lcog）土登强巴楚臣（Byalms pa tshul khrims）。 前任甘丹寺赤巴强巴曲札得到大多数官员的支持。虽然他并不是一位转世活佛，但是他的博学和虔诚正如他的宽怀仁慈一样，则是众所周知的。然而由于他才刚满18岁，所以他决定取消自己的候选人名单，让其他三位活佛作为最终的候选人。 现任甘丹赤巴和普布觉活佛都会被推举，因为他们两人都是德高望重并且阅历丰富的大活佛。但是，年轻且缺乏经验的热振也是重点考虑的对象，这是由于达赖喇嘛于1933年巡访热振寺时，年轻的热振活佛引起了达赖喇嘛的格外注意。当时，达赖喇嘛把自己的手抄占卜经卷和骰子送给了年轻的热振，并预示他说：“我一直都在使用这些东西，并且证实它们是很有益处的，如果你以后使用这些东西，对你也是非常有用的。” 支持热振的人认为，这是已故的达赖喇嘛希望由热振充任摄政的一个征兆。同时，热振在童年时代就以灵异聪明著称。 “扩大会议”在候选人问题上仍然不能取得一致意见，最后，他们决定通过抽签卜卦来裁定。1934年1月24日，前任甘丹赤巴强巴曲扎当着司伦（伦钦）、噶伦、基巧堪布、仲译钦莫、孜本以及其他扩大会议的代表的面祈祷祝愿，卜卦求签。结果，卜定由热振活佛出任摄政，他于木狗年一月十日（1934年2月23日）坐床执政。 热振既年轻又缺乏经验，同时也是一位资历很浅的年轻活佛，无能的司伦朗顿听任噶厦在赤门的领导下运转，很快便又重新担任了西藏政府中最重要的角色。 在龙厦看来，噶厦还不如这两个“毛孩子”适宜充当西藏的统治者。他们不能阻止国民政府的有预谋的致祭使团进入拉萨，这似乎是长达20年的达赖喇嘛空位（摄政统治）时期开始的征兆，这就加深了他对新的联合统治者的能力的怀疑。他担心面临日益增长的汉人的压力，新的执政者能否保住西藏的政治地位。 而且，龙厦还因十三世达赖喇嘛生前的松散的道德标准回复的征兆出现而烦恼。在达赖喇嘛圆寂之后的最初一个月，噶厦（和司伦）承认和答应了一系列的税收让步特许、无息借贷以及公然向上层贵族家族和寺院集团送礼行贿等行为。 尽管龙厦确实是对个人的权力怀有野心，但是，达赖喇嘛在世时，他为增强西藏中央政府的权威和增加政府的收入而干得十分卖力。他使达赖喇嘛确信，只有一位强有力的统治者才能够使衰弱的政府强大起来的愿望得到实现，他自认为是满足这一要求、实现这个愿望的能人。 但是，随着摄政的被确定，龙厦的愿望和抱负在现行的政治格局中再也得不到实现，因此，他便试图变革这一政治制度自身的许多重要方面。 龙厦的改革运动 我们所理解的现代意义上的政治概念，实际上在1934年的拉萨并不存在。当时拉萨没有报纸或电台，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官员懂一些外语。宗教和以农奴为基础的经济制度无疑是形成西藏社会生活的基础，试图组建一个革命政党将会是徒劳无功的。因此，龙厦炮制并实施的一项改革计划，是把他的现代化和改革的见解隐藏在传统的价值观念中进行的。 龙厦所倡导的这场急进的改革运动牵涉到了噶厦。他希望以4年一届的任期制来取代噶伦的终身制，而且，他还希望由“民众大会”来选举噶伦，因此而使噶伦向“民众大会”负责。他所主张的这一激进的变革，将会改变企图使噶厦凌驾于龙厦的政权基地“民众大会”之上的僧俗大领主的权益。 为了强制推行这一变革计划，龙厦必须要争取到广大官员特别是僧官（包括寺院的部分首领）的支持，因为他们的出面就会使可能被视为单纯的弱小且激进的贵族集团的改革运动借宗教的外衣而合法化。 龙厦首先同一位很有潜力且赞成变革的著名僧官丹巴降央进行了私下会晤。在龙厦代表“爱国的”官员的一个组织提出了一项增强对“民众大会”权力的监督的计划之后，他们以极为宽容的条件联合草拟了一项请愿书或声明，使其不至于把最初的支持者吓走。 据一位参与者叙述：达赖喇嘛的灵塔的修建应当毫无障碍地完成，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应当尽快寻访，政教合一的政府不应当任其衰落。既然噶厦大概已经完全掌管着这些事务，那么这项请愿书就必然会被当作是对噶厦的能力或所作所为的批评，因而在请愿书上签名就被看成是一种冒险的举动。 在掌握了僧俗官员的不同背景和态度的基础上，龙厦和丹巴降央决定分别和他们接近（并争取他们），拿出该请愿书的两个同样的抄本，一个由俗官签名，一个由僧官签名。当时龙厦显然已经拥有委身于他的一群内部支持者，并且，他们已开始私下为龙厦委婉地称作“吉确公东”（skyid phyogs kun mthun，意为“所有为幸福康乐而团结起来的人”）运动招兵买马。 龙厦所运用的策略基本上与他在土登贡培事件中的策略相同：他提出了一个足以团结广泛的支持者的问题。他声称，由于达赖喇嘛空位（摄政掌权）时期政府的无能、贪污腐败和软弱无力，不可能维护西藏现有的地位，因而也就不可能使人们相信20年后当十四世达赖喇嘛执政时交到他手里的是一个强大的西藏。因此，一切热爱西藏的官员和寺院领导者有责任采取行动，在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尚未找到之前拯救西藏。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认真仔细地监督现政府的所作所为。 僧官工珠·土登格丹（Kong phrug thub bstan dge ldan）负责争取其他僧官。 他利用每天的茶会启发他们，并警告说，西藏将会出现一个无头塔以引诱这些僧官支持龙厦改革。 他说，这个预言具有重要的含意，因为这可能关系到因修建十三世达赖喇嘛的陵墓而正在建立的金质灵塔。在灵塔修建过程中所遇到的任何一道障碍都有可能妨碍达赖喇嘛真正的转世灵童的寻访，因而最终将会导致政教合一的西藏政体发展进程的中断。 尽管这是用象征性的宗教术语表述的，但却暗示了对现任领导集团缺乏信任，因为是他们在负责灵塔的修建工程。 由于僧官们都没有子女（一般也都没有庄园领地），不至于分散他们的注意力，也不会影响他们对藏政府的忠诚，他们自认为是西藏政府的真正保护者。因此，工珠强调说，当此危急时刻，僧官们应带头出来捍卫西藏。在大多数僧官都对龙厦的改革表示赞许和支持之后，工珠便着手实施下一步计划——诱导僧官们在“求幸福者同盟”文件上签名。 工珠·土登格丹在没有召开正式会议的情况下就完成了争取僧官的任务。他所采取的典型作法是，在茶会结束后回家时，无意中和一位赞成龙厦改革主张的僧官一道走，然后邀请对方到家里喝茶，谈话投机时便拿出请愿书让他签名。据土登丹达回忆，当时他曾见到过这个请愿书，上面已经有大约40名僧官的签名。 与此同时，龙厦着手在俗官当中争取支持者。据拉鲁·次旺多吉说，最先在请愿书上签名的俗官是他的父亲龙厦·多吉次杰以及他本人和他的同父异母哥哥恰巴如苏。 这一私下暗中征集僧俗官员签名请愿的活动，在拉萨造成了紧张气氛，揣测、恐惧、骚动交织在一起。大多数僧俗官员都在考虑这样一个问题：是加入改革派为好，还是不加人为好。例如，泽仁回忆说，他的一个亲戚就曾鼓励他在请愿书上签名，但是他非常担心这样做会带来什么后果。 大约过了两个月之后（大概是在1934年3月中旬），龙厦和丹巴降央晚上在龙厦家里会面，审查他们的改革计划的进展情况。他们计算了僧俗这两部分官员签名支持改革的人数，断定召开会议公开吸收这两部分官员加入改革运动的时机已经成熟。 他们所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主要涉及僧官的签名问题，这次会议是在工珠家里举行的。到会的僧官约有80人，把工珠的房间、院坝及走廊都挤得满满的。工珠首先问他们，经过他们签名的那份原始文件是否还需要作一些修改，当他们一致同意不作任何修改地接受文件的主张，因而也就是当众表示委身于“求幸福者同盟”这一组织时， 工珠便告诉他们，有几位俗官也希望参加他们的爱护西藏的活动，所以他已邀请他们后天来。虽然并没有人公开表示反对，但是有几名僧官私下抱怨，如果让俗官加入“求幸福者同盟，”那么该组织的凝聚力就会丧失。但是原计划两天之后召开的会议还是如期举行了。 在第二次会议上，龙厦的四位重要的追随之一门日娃（Sman li ba） 首次比较直接地向僧官们谈到了这场运动所面临的政治局势。据土登丹达回忆，他是这样说的： 我们是世袭俗官，辈辈安享俸禄，但也常常居安思危。当此政教衰微之际，我们应当率先出来支撑，既然僧官们挺身而出了，我们对此表示感激。我们俗官方面共有23人，今天我不打算说出他们的名字，我们4人便是他们的代表。现政府任免官职的做法是极为不公正的，例如，僧俗官员在任职期间，噶厦规定轮流管理糌粑、饲草、柴薪等事务，并负责摊派支应。可是，我们俗官都有世袭的领地庄园作后盾，而僧官们却一无所有，有自己的难处。而且，在执政的4位噶伦中，只有一位是僧官，这很不公平。我认为噶伦的4个席位中应当再增加一位僧官，这样俗官噶伦也就只有两位了。更有甚者，现在噶厦的大权操于噶伦赤门·诺布旺杰一人之手，但他却处处表现出不正直和不公道。 门日娃的话使会场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激起了与会者的议论。孜仲罗桑扎西发言说，我们僧官并不知道有关噶厦的任何事情，僧官中尚没有一位有才干的人能在噶厦中担任噶伦，所以我们对增加一位僧官噶伦的提议并不感兴趣。 至于噶伦赤门是否正直公道，我罗桑扎西有根据，若你们有什么证据请拿出来。罗桑扎西发言之后，许多僧官都站在他一边表示支持，并指出，我们僧官的官职是由译仓勒空（秘书处）直接任免的，与噶厦无关，因此，我们不能对赤门噶伦的公正与否妄加评论。其他僧官也说，如果俗官们想提出这种指控，那他们就应当单独行事，我们僧官不希望介入。 在这种情况下，土登丹达私下问孜仲工珠·土丹格登，这类言论是否会触怒热振摄政王，会不会导致热振辞职逊位危机的出现，因为从根本上说热振必然会赞成赤门的行动。工珠回答说，热振曾在秘密讨论会上同意了“求幸福者同盟”的地位。土登丹达没有提到丹巴降央，但就是他说服热振，这些变革绝不会改变摄政的特权地位。 工珠解释说，他在大会上并没有公布这一点，因为公布之后有可能走漏风声。 经过对改革及赤门噶伦正直与否的公开辩论，使僧俗官员们无形中形成了三派：即追随工珠·土丹格登并完全拥护龙厦的改革建议的大约15名官员为一派；另一派是公开表示反对龙厦改革的，有40多名官员；第三派有25～30名官员，他们持中立态度。因而到会议结束时，三派之间各执己见，相互猜忌，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孜仲工珠宣布散会，并说，这事是否有必要呈报，他将去征求德高望重的大活佛僧官孜仲丹巴降央的意见后再作决定。过了一天之后，僧俗官们再次聚会，工珠告诉与会的官员们说，丹巴降央建议将文书呈报上去，并应当包括上面提到了的三点内容，以及有关赤门噶伦是否公正的内容。 接着他又说，这封请愿文书应由3～4名俗官、10名僧官负责呈送给噶厦，并高声宣读了他们的名单（据土登丹达回忆，这是第一次向这些僧俗官员们表明这项计划）。 请愿文书的定本是由大秘书俗官江乐金拟定的。据拉鲁·次旺多吉回忆，主要内容有两点：一、西藏政府需要进行一些变革，以改善政府的职能和工作效率；二、噶厦的所作所为不能令人满意，尤其令人不满的是，赤门噶伦任人唯亲，并且不能主持公道。（拉鲁·次旺多吉不能断定是否提到了赤门的名字，对请愿文书是否只提到噶伦也没有把握。） 据拉乌达热·土登丹达回忆，请愿文书包括四点内容：一、应当排除一切障碍尽快完成十三世达赖喇嘛灵塔的修建；二、应当准确无误地尽快寻访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三、西藏的政教事业不应当任其衰落而应当予以改善；四、赤门噶伦的所作所为表明，他是一个完全不能主持公道、不正直的人。 江乐金关于此事的巧妙的措辞同样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他避而不提参与者的名字，而只是指出大约有100名官员卷入了这一事件，并且还以给这些官员冠以“不轻率、有头脑”的方式含蓄地中伤侮辱噶厦。 其他官员如土登丹达、龙厦之子拉鲁·次旺多吉、降曲（Byangchub）以及英国人都证实大约有100名官员参与此事，即是说，当时拉萨全部官员中的1/5～1/4甚至更多的人都卷入了这一事件。 龙厦确信，噶厦成员们必然会把请愿书交给热振和司伦看，但是，噶伦、摄政和司伦们都不希望单独处理这个问题，因而他们便打算召开“民众大会”商讨对策。龙厦的支持者们随即就巧妙地操纵这种局势，并实施其改革计划，从而将噶厦手中的大部分权力转移到“民众大会”手中。龙厦深信，到那时“民众大会”就会把他置于统治地位，要么推举他充任噶伦，要么把他增补为司伦。从此以后，他就可以控制保守势力，并推进西藏的现代化进程。 显然，龙厦是在玩一套极端危险的游戏。 关于龙厦事件还有一种不同的说法，即认为龙厦当时企图暗杀赤门，以使“求幸福者同盟”的请愿书得以呈送噶厦成员，然后执掌藏政府的大权。 同时，这样的事还有众所周知的先例可循（也可为“民众大会”所沿用），在噶厦办公室暗杀赤门噶伦似乎是无益的，在晚上行事又可能名不正言不顾。 龙厦改革派有先例可循 1856年4月十一世达赖喇嘛圆寂之后，噶厦推举热振活佛出任摄政。1858年，噶伦夏札·旺曲杰波断定热振摄政滥用职权，说他在没有和噶厦商量的情况下使用自己的私章封官晋爵、私授庄园领地。于是噶厦便提议新设一个“掌印官”的职位（将由夏札充任），声称这实际上将会增强摄政王的威信。热振摄政起初表示同意，但是当他得到警告说这是夏札所玩弄的限制他的权力的一个阴谋时，他便流放了夏札，先是流放到他的庄园所在地尼木，随后又将他流放到遥远的阿里地区。 凭借一个卖鼻烟的商人暗中送来的信件，夏札结交了甘丹寺的一位秘密的支持者，名叫班丹顿珠（Dpal ldan dom grub）。他们一道制定了一项争取甘丹寺和哲蚌寺的喇嘛支持他们的行动计划，于是夏札于1862年返回了拉萨。当他到达哲蚌寺时，该d寺的喇嘛排成长队前呼后拥把他护送到拉萨。当夏札在罗布林卡对面的一个广场停下来歇息时，年轻的十二世达赖喇嘛给他送来了茶和哈达，以示欢迎。喇嘛们一直把夏札送到拉萨他的家门口。第二天，夏札和他的军队便接管并控制了拉萨城中心的圣殿大昭寺，夏札在大昭寺设立了司令部，并宣布由他本人充任“第司”。随后他又致信藏政府的所有僧俗官员，列举热振摄政的罪行，并邀请他们参加将于次日召开的大会。他请来了噶厦政府“扩大会议”的官员以及甘丹寺和哲蚌寺（噶哲仲切，Dgav vbras drung che）的大活佛。原来保护热振摄政的军队都转而投奔了夏札，热振摄政逃到了色拉寺，该寺杰札仓追随热振的喇嘛将他保护起来。实际上，拉萨的所有政府官员都站到了夏札一边，夏札便和“扩大会议”一道开始从大昭寺发布政令，并在那里举行僧官的日常茶会。后来，热振活佛和两名高级官员逃亡到汉地，夏札便完全控制了西藏政教大权。 在18世纪初的动荡年代，西藏还发生了另一场与此相关的政变。当时噶厦由4人组成，即康济鼐（khang chen nas）、阿尔布巴（Nga bod）、龙巴（Lum pa）和恰热勒（Sbyarra nas），其中康济鼐的权力最大。其他人阴谋暗杀他，并选定在噶厦开会时动手，因为参加会议时，他周围不会有卫兵保护。1717年，阿沛噶伦的兄弟为康济鼐带了一封由噶厦发出的信，正当康济鼐开始看信时，他便从背后抓住了他，并在其他三位噶伦的帮助下将他刺死。接着他们又杀害了康济鼐的卫兵和一大批支持他的人，从而控制了卫藏地区。 龙厦的厄运 龙厦改革计划的第二个步骤，是在5月10日早晨将请愿书呈送噶厦，这个时间只有少数几个龙厦信得过的支持者知道。 尽管严格保密，但是在9日傍晚，一位名叫噶雪巴（曲吉尼玛）的年轻俗官便到赤门噶伦那里去告发了龙厦（见图片24）。 噶雪巴·曲吉尼玛和龙厦私交很好，在孜康办事处供职时，他曾得到龙厦的扶持和提拔。他加入了龙厦的俗官集团，但是不满足于只充当一名普通成员，他企图让龙厦把他接纳进所谓的“内圈”，但是遭到了龙厦的排斥。于是，他便决定尽可能地接近赤门噶伦，依靠他发迹。因此，噶雪巴竭力添油加醋地夸大其辞，以增加他的情报的价值。他欺骗赤门噶伦说，暗杀赤门是龙厦改革计划的目标之一。他对赤门说：“目前，西藏正处厄运，达赖喇嘛离开了我们，人们都渴望权力，争权夺利，甚至您的人身安全也受到了威胁。” 这种无赖的做法是非常险恶的，因为在噶厦办事处谋杀一位噶伦，并篡夺政府的大权，要比单纯上书请愿谴责他的罪行严重得多。 由于噶雪巴的告密，赤门噶伦便于5月10日凌晨带着一大帮仆人和康巴卫兵去向热振摄政和司伦通报龙厦及其党羽所策划的所谓“阴谋” 。热振摄政和司伦得知此事后非常恐惧，因为尚不知道龙厦及其党羽的势力有多大，也不清楚他是否还谋划暗杀噶厦中的其他人。他们都赞成最好让赤门噶伦尽力去争取哲蚌寺的庇护和支持，因为他与朗色林札仓的泽当康村（Tse tang khamtsen）关系密切。假如赤门能办成这件事，那么哲蚌寺就会保持中立。同时，他们还决定在龙厦实施他的改革计划之前将其逮捕。 赤门噶伦立即穿上官服带着大批随从前往哲蚌寺，他知道该寺的所有上层负责人（如住持、堪布、喇恰〔bla phyas〕等）都会像往常一样来欢迎他。他向哲蚌寺的喇嘛们解释说，有人想谋害他，虽然有很多康巴卫兵保护他，但为了避免发生流血事件，他希望得到哲蚌寺的保护。这一消息震惊了该寺的住持和堪布们，他们当即答应保护赤门噶伦，并支持由热振摄政和司伦负责对这一事进行彻底调查。随后，他们把赤门带到了哲蚌寺后面一座山峰上一个名叫格培乌哲（dge phel dbu Hse）的小经堂安全地保护起来。接着，热振摄政和司伦便采取了反击龙厦的行动。 与此同时，当“求幸福者同盟”的代表已出发前往噶厦去递交请愿书后，龙厦发觉赤门已离开拉萨，于是，他马上派了一位信使去通知他们返回，但是这位信使没能追上他们。这样，“求幸福者同盟”的代表们便把请愿书交给了其他几位噶伦，由于噶伦们事先已得到报告，所以他们没有表现出惊奇或恐怖，只是接下了请愿书，没有说一句话。 10日早晨，噶厦令军队处于警戒状态，但是他们并不希望因逮捕龙厦而挑起公开的战斗，因为他们估计龙厦掌握着武器。因而他们决定诱捕龙厦。10日下午，当听到赤门已很安全后，司伦朗顿便派人送信给龙厦，通知他来参加“仲孜杰”（drungrtsis brgyad）的一个重要会议，因为他是该机构的一名成员。这道命令把龙厦置于极端为难甚至危险的境地——它既可能是司伦设置的一个陷阱，也可能成为龙厦在会上向“扩大会议”提出以他为首的改革派的要求的第一步。 龙厦没有真实的理由怀疑噶厦政府企图逮捕他。他觉得以他为首的“求幸福者同盟”组织非常强大，没有人能够公开地向它挑战，并且，他也没有干过非法的事情。而且，他也不能够冒险不去参加可能会指控他及其党羽反对噶厦的会议，他也不想让热振摄政和司伦朗顿以不遵从他们的命令为口实将他贬官革职。龙厦当然不知道噶雪巴已控告他阴谋杀害赤门噶伦并接管西藏的政教大权，因而置他的亲信心腹们的警告于不顾，冒险去了布达拉宫。 当龙厦到达布达拉宫后，便要他到热振摄政的办公室去，龙厦到那里遇见了赤门的侄子侍卫官彭绕巴（Phun rab pa），他当即向龙厦宣读了一道逮捕令，内容如下：“迄今为止，你龙厦身居高位，并享受着噶厦政府的恩惠，而你却干出了这些令人不愉快的事情，你辜负了已故的十三世达赖喇嘛以及噶厦政府对你的仁慈之心。有人指控你犯下了严重的罪行，以后将通过法庭审理，看他们的指控是否属实，到那时将会撤销你作为政府官员的资格。” 依照惯例，在这种情况下要脱掉龙厦的官服，解开他的发结，但是得去叫负责此事的官员，而让龙厦站在那里等候。这时龙厦便决定设法逃跑，他确信自己能够跑到跟自己一道来的随从那里，并从他手里拿到自己的手枪，然后骑上马逃往色拉寺，他认为他在该寺的支持者能召集色拉寺麦札仓的喇嘛保护自己。 然而，厄运再一次降临到龙厦的头上。因为以前到布达拉宫，龙厦通常都是把自己的坐骑留给两个随从等在布达拉宫脚下（达拉贡玛，Rta lam gong ma），另一位随从则陪同龙厦一道走上很长一段阶梯，然后龙厦把自己的手枪留给他拿着（因为带着武器进入布达拉宫是不妥当的）。当龙厦从热振摄政的办公室跑出来时，他期望马上碰见拿着自己手枪的那位随从，但是令他惊愕的是，发现那位随从不见了，他下了很长一段台阶到厕所里去了。于是，龙厦便往台阶下面跑，同时，他的随从也开始往回跑，手里举着枪呼喊：“老爷，手枪在这里。”在这个节骨眼上，阶梯顶端的卫兵发现了他们，大声呼喊：“龙厦逃跑了！”并开始跑下来追赶他。 尽管在台阶边上干活的清洁工和管理人员都不敢靠近龙厦，更没有人敢设法去阻止他，但是，当他快要接近那位随从时，他们当中有几个人却猛扑上去夺了那位随从手中的枪。龙厦后来对他的儿子和其他人说，当他看见随从手中举着枪时，忽然，他的妻子和孩子的身影闪现在眼前， 在他犹豫的这一刹那，他的随从就被抓住了，一位身材高大的布达拉宫卫兵迅速追上来抓住了龙厦，把他摔倒在地，头都碰出了血。接着，卫兵又把龙厦从地上拉起来（这些卫兵一般都有6英尺多高，并且特别强壮），然后把他带回到热振摄政的办公室，这时才开始进行脱衣革职仪式。 脱去龙厦的官服并解散他的发结之后，彭绕巴和他的助手便开始脱龙厦的靴子。在脱掉第一只靴子时，龙厦从中抓起一张纸吞下，彭绕巴他们用力抢夺也没有抢下来。于是在脱另一只靴子时，他们便把龙厦的手紧紧抓住，令人吃惊是，在这只靴子里又找到了一张纸，上面写着密宗咒语：“刺杀赤门·诺布旺杰。” 随后，龙厦便被押解到布达拉宫的“夏钦角”监狱监禁起来。与此同时，龙厦的家被查抄，并贴上了封条。如果龙厦顺利地到达色拉寺，那很可能该寺的活佛就会与噶厦政府协商以达成某种妥协，但是他没能这样做，所以，恰好在土登贡培遭监禁4个月后，也就是藏历木狗年三月二十七日（1934年5月10日），龙厦发现自己被投进了曾经监禁过土登贡培的同一座地牢中。 噶雪巴也于此时被捕，但是他的遭遇远不如像对待龙厦那样粗暴。他被安置在一间相当好的房间，并允许他穿普通俗人一样的衣服，而不是像一般遭监禁的人那样穿粗劣的白色羊毛衣服。 赤门噶伦同意逮捕噶雪巴，意在暗示噶雪巴也卷入了龙厦集团，只是在他被捕后对他进行审问时，他才证实自己是反对龙厦及其党羽的。 大概是在5月11日或12日，支持龙厦的核心集团决定去请求释放龙厦。一旦他们的请求遭到拒绝，他们将尝试使用武力救出龙厦。于是，江乐金和门日巴分别到哲蚌寺的郭莽札仓和色拉寺的麦札仓去争取喇嘛们的支持，这两座寺院的喇嘛都同意给予帮助。 第二天，当大约十多名活佛到布达拉宫去要求释放龙厦时，司伦朗顿把在龙厦的靴子里发现符咒的事告诉了他们，司伦显然是要说服这些活佛，寺院不应当去帮助一名用符咒来害人的人。 次日傍晚，龙厦之子恰巴如苏和其他支持龙厦的核心人物决定把龙厦从监狱里解救出来，龙厦的另一个儿子拉鲁·次旺多吉也来帮忙出力。劫狱计划是让一位绰号叫赤尊白巴（Tsitreng beyba）的身材高大的僧官负责，由他于当天深夜带领少数手持枪支和鹤嘴锄的人毁坏“夏钦角”下面的大门，同时在大门处制造响声，吸引卫兵的注意力，拉鲁·次旺多吉、恰巴如苏和几位随从随即由紧挨着布达拉宫背后的一个厕所冲进“夏钦角”，然后由原路把他们的父亲救出，并马上把他送往色拉寺的麦札仓。 拉鲁·次旺多吉当即表示赞成，并把准备带的几支手枪递给了随从们。但这被拉鲁夫人发觉，她说，他这样鲁莽会使整个拉鲁家族遭受灭顶之灾。她坚持认为，他们可以通过送礼和行贿使龙厦获释。这样，拉鲁·次旺多吉便冷静下来，当恰巴如苏开完会回来时，其他人也都失去了热情并自动解散了，劫狱计划只好告吹。 第二天，龙厦党羽的所有重要成员，包括拉鲁·次旺多吉和恰巴如苏均被逮捕，他们的家也全都被查封。 但是，当寺院方面拒绝交出支持龙厦的三位大活佛即索德巴·官却、德格加和强门德巴时，热振摄政、司伦朗顿和噶厦便决定在局势尚未稳定时避免同寺院及其活佛发生冲突。 随后，摄政、司伦和噶厦依照传统惯例决定成立“龙厦事件”调查委员会，负责审查被搜出的所有文件（如在查封被捕者的家时找到的信件等）和审问在押犯人。该委员会由4人组成，两名来自俗官集团，两名来自僧官集团。他们是俗官鲁康娃·泽旺饶登、俗官兼藏军总司令朗噶娃·旺秋达钦；僧官丹巴降央和东波·钦绕旺秋。 这4名审查官中，鲁康娃和钦绕旺秋是亲赤门的，朗噶娃持中立态度，丹巴降央是亲龙厦的。 对龙厦的正式指控，是说他领导了一个大约有100名僧俗官员的组织，他们企图杀害一位噶伦并阴谋推翻噶厦政府，用布尔什维克制度来取代它。这后一条罪状是从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政治遗嘱》中推导出来的，达赖喇嘛在其遗嘱中曾发出警告：西藏面临着共产党占领的威胁，存在着像发生在外蒙古的宗教遭到毁灭的危险。这份《遗嘱》成为整个达赖喇嘛空位（摄政掌权）时期西藏的一项重要政纲，其主要内容是： 毗邻之印度政府和中国政府，军事力量强大，应与之和睦相处。为镇服周边的各小仇敌，一定要驻扎装备精良、战斗力强的军队，兵精善战，方可克敌。 尤为严重的是，当前五浊蔓延、赤色主义尤其猖獗，在外蒙古，禁止寻访哲布尊丹巴的转世灵童，随意没收寺院财产，强迫喇嘛活佛当兵，佛教被毁灭，寺院荡然无存，据说这样一种制度已在库伦建立起来。将来，这雪域佛国的政教合一制度，必将遭到内外势力的践踏。一旦这样的事件发生，我们又无力捍卫故土，则达赖、班禅为首的高僧大德都将遭受灭顶之灾；各喇章、寺院的财产和法事资产将全被掠夺；更有甚者，祖孙三法王所创立的政教制度将衰微而徒具空名；我的臣僚们的祖业财产被劫夺之后将沦为敌奴；我的属民担惊受怕、痛苦不堪，将难以忍受昼夜的煎熬。这样一个时代必将来临！ 目前，我们安享和平幸福，他人羡慕，政教事业操于我们之手，尚未出现失误。然政治的稳定还有赖于僧俗官员的努力，取决于他们娴熟地运用外交手腕和军事手段的能力，在今后政教事务中不致出现悔恨和失误。 在审讯时，对龙厦提出的其他指控是，说他助长了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之间的误解和不和，酿成了噶厦政府内部的纷争和冲突，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用密宗符咒害人。 当事件调查委员会第一次传讯龙厦时，龙厦是这样对他们说的： 我毫无过错，这不过是噶雪巴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捏造出来的罪名。你们已经查封了我的家，并且还进行了彻底的搜查，你们发现了任何一条指控我犯罪的罪证了吗？如果你们找到了罪证，那我便无话可说，可是你们什么也没有发现，因为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罪证……我的惟一目的在于通过选举组成噶厦的成员，以改善噶厦的职能和效率，别无他图。 噶雪巴出来作证说，龙厦党羽有一份秘密的“内部文件”，他曾偶然见到过，上面写着谋杀赤门噶伦、接管噶厦政府等内容。但是，一直没有找到有关这份文件的任何证据。 正当调查委员会对龙厦和噶雪巴进行交叉审查时，他们两人却在作交易，这很快便在噶厦政府内部传开了。龙厦对噶雪巴说，他从前曾经给了噶雪巴很大的帮助，不应该这样对待他。据说噶雪巴用了一个很损人的词（kye）回答说：“如果你从前对我的帮助值5分（skar ma），那我将还给你的要值一钱（zho，10skarma=1zho）。无论如何，现在不可能是回报感恩的时候，因为你的活动已把噶丹颇章（藏政府）置于危险的境地。因此，我不可能回报你从前对我的恩惠，也不可能闭上自己的嘴不说话。”他还用一句格言加以阐明： 即使贤哲沉醉于青稞酒， 也不会用头盖去换青稞酒。 据说，当时龙厦曾指责调查委员会用“体罚逼供”（tshavdri）的方式审问他和噶雪巴， 即用皮鞭抽打被审问者，直到他提供自相矛盾的证据，承认自己说谎为止。调查委员会拒不承认有这种行为，或许是因为他们并没有想让噶雪巴受这样的处罚。 后来龙厦告诉拉鲁夫人，调查委员会的成员留心地记下了噶雪巴所说的每一句话，可是当龙厦讲话时，他们却没有对他的口供作详细记录，而只是带着怀疑和嘲笑的表情在那里旁观。因此，他断定申辩是毫无用处的。于是对他们说：“既然你们都不注意我在说什么，那么你们就可以为所欲为，我不打算说一个字了。”从此以后，龙厦便完全保持沉默，直到作出判决也没说一个字。 谋反者中有两人即杰卡朗巴和工珠在遭到鞭笞之后，终于承认有一项改革噶厦政府的计划，但他们并没有承认有一个暗杀赤门噶伦的阴谋，也没有建立布尔什维克政府的企图。然而，最后整个案件的判决却是以噶雪巴所声称的他曾见到过的“内部文件”为证据的。 调查委员会在两周内便宣判并惩罚了龙厦及其同伙，这对于西藏来说是非常愉快的事情。虽然该委员会断言应当判处龙厦死刑，但是担心龙厦死后其顽固的鬼魂可能变成幽灵进行报复，这就可能影响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寻访进程，甚至还可能在灵童出生之后伤害他。所以，他们赞成施用仅次于死刑的酷刑，一般是断肢致残，对龙厦则挖掉了双眼珠。他们还提出没收龙厦的全部财产并处以终身监禁。 调查委员会最初提出对龙厦的两个儿子即恰巴如苏和拉鲁·次旺多吉的手各斩断一只，但是经过宗教界的头面人物如帕邦喀活佛、色拉寺杰札仓的住持土登宁波向赤门噶伦说情从轻处罚龙厦之子之后，给他们减了刑。 赤门同意不施断肢酷刑，但是，他坚持必须有一个附加条件，即龙厦的这两个儿子及其后代将来都不能充任政府的官员，其属下不得超过3人。据说，当调查委员会宣判对龙厦处以挖眼的酷刑并没收其全部财产时，他听后站在那里无动于衷。但是，当他听说要对他的子孙后代进行永久的限制时，便低下了头，认为这是非常不公正的。 噶厦同意了调查委员会所作的判决，但是热振活佛不想承担责任，他告诉噶厦，由一位活佛兼格隆（bhikshu）签署处以伤残酷刑的判决书是很不合适的。他对噶伦们说：“你们看着办吧。”司伦朗顿回答说：“我并不责怪你，活佛，我们会签署的。”因此尽管在判决书上只有朗顿一人的签名，但这并不意味着热振摄政表示反对。 如果他真希望这样做，那他显然能够以宗教为理由去阻止挖眼断肢，支持龙厦的人在看待摄政掌权后期的问题时肯定会持这种观点。 龙厦改革派的所谓核心成员全都被逐出了政府部门，有的被罚款，有的被没收了庄园和家产，有的被流放到了西藏的边远地区。龙厦之子恰巴如苏入赘的夏札家被传令，不得把恰巴如苏看成是其家族的成员，因而把他流放到了夏札家的一个庄园。拉鲁·次旺多吉则被置于龙厦的未正式结婚的妻子拉鲁夫人的监护之下，龙厦死后她便成了这个家庭的一家之主。 对龙厦的行刑是在他被捕后第10天即1934年5月20日（藏历木狗年四月十八日）进行的。 挖眼的刑罚用不了多长时间，所以没有人见到施刑过程。断肢挖眼这类酷刑是由被称为“绕杰巴”（rag rgyab pa，负尸会）之类的最低贱的人实施的。他们之所以对噶厦政府说他们能够从事这种行当，是由于他们的父母曾告诉他们的做法。挖眼的办法是，将一根光滑而呈圆形的牦牛的蹠骨置于被监禁者的太阳穴上，然后用皮带把头缠绕束缚起来，最后用一根木棍在头顶上转动，直到眼珠掉出来为止。行刑过程中，犯人要服用一种被称之为“朗钦虑曲”（glang chen mnyo chu，“使大象发疯的药水”）的药进行麻醉。（龙厦后来对他的儿子拉鲁·次旺多吉说，这种药药性很差，服用之后不起作用，疼痛难忍。） 挖眼之刑非常残忍，用皮带勒了之后只出来一个眼珠，于是绕杰巴不得不用小刀把另一只眼珠挖出来。然后把滚烫的油倒进眼窝里烧灼伤口。据龙厦之子拉鲁·次旺多吉回忆，在龙厦被释放后，挖眼的地方有一块很大的疤痕。但是，他的最大痛苦可能是担心这种酷刑会用在他儿子们的身上。他只是得知他的两个儿子正在遭受和他一样的刑罚。在他恢复知觉后所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他的两个儿子的命运如何。他虔诚的祷告发誓，如果他的儿子们都成了瞎子，他就不想再活下去了。 当时拉萨街头流传着一首辛辣讽刺的歌谣，对龙厦事件作了评述： 号称自己是雄鸡，赤门 来到格培乌哲（dge vphel dbu rtse）。 东方破晓天发白， 全赖赤门出大力。 都说龙厦是喇嘛， 念经祈祷不停顿。 都说他是直美衮登， 把自己的眼珠布施给敌人。 在“求幸福者同盟”党羽向噶厦政府请愿的文书上签名的大批僧官都必须写明他们参与这一事件的详情，并且，译仓办公室还根据他们官阶的高低分别处以1～4个金币的罚金。 在龙厦事件中免受惩罚的只有寺院方面的参与者。 噶雪巴在龙厦遭到惩罚仅3个月后即8月18日便从狱中释放出来，这毫不令人奇怪。随后还把被没收的财产归还给了他， 不久又恢复了他作为“普通的”政府官员的职位。此后不到一年即1935年4月，噶雪巴被提升为四品官，并被任命为“追加的”孜本，这一职位是在龙厦被捕之前担任的。显然，这是他为赤门噶伦出谋划策毁灭龙厦所得到的报偿。 对噶雪巴的获释和升迁，当时拉萨有两首令人迷惑的街头歌谣加以揭露： 用500秤银子买来的发结， 佩戴在25岁的年轻人头上。 花600秤银子去恳求孜康， 孜本一职忽然降临到自己头上。 从噶雪巴的屋顶上 射出一支金箭， 令人尊敬的朗顿夫人 部中箭皮开肉绽。 这两首歌谣的宵外之意是，噶雪巴先买通噶厦官员进入藏政府，随后又令人吃惊地当上了官职显赫的孜本。然而，绝大多数阅历丰富的官员都确信这是噶雪巴本人杜撰的歌谣，他这样做是企图掩盖自己在揭穿龙厦阴谋中所起的作用。 后来，龙厦之子拉鲁·次旺多吉通过请求恢复了政府官员的职位。他申辩说，自己实际上并不是龙厦的儿子，他声称自己的生身父亲是另一位贵族协噶宁巴（shel dkar gling pa），他的母亲和协噶宁巴都发誓确实如此。他运用这种软弱无力的手段（以及大量的行贿），凭借拉鲁家族的名望，重新得到官职，被授予“色朗巴”（sras rnam pa）的职位，成为20世纪40年代西藏的一位重要官员。对此，拉萨有一首著名的街头歌谣予以嘲讽： 假如你梦想得到一个宝石， 无论采取什么手段都是对的。 即使你变换了给你血肉之躯的父母， 那也是完全正确的。 龙厦的最小的儿子强曲直到1947年1月在他的哥哥拉鲁·次旺多吉当上噶伦之后不久才顺利地进入了噶厦政府机构。 龙厦本人于1938年5月获释出狱之后由他的未正式成婚的妻子拉鲁夫人照顾，大约一年之后他便去世了。据拉鲁·次旺多吉说，龙厦在遭到不幸之后，把他的绝大多数时间都花在念经祈祷上，从来没有和他的任何一个孩子谈论过龙厦党羽及导致他被捕的龙厦事件。但是，他却对拉鲁·次旺多吉说，他的双目失明是因果报应，因为他在年幼时曾用弹弓打掉过一只绵羊的一个眼球。他还对自己的孩子们提出忠告： 如果你们当上了政府的官员，不要去在意曾发生在你们的父亲身上的事情，因为我们是老一辈，我们彼此之间在政治问题上存在分歧，那是我们老一辈的问题，不应当牵连到你们这些孩子们。我关于改革的建议没有被他们接受，因为他们的见识极其有限，几乎没有人能够真正领会我的建议，因而这种可悲的局面便出现了。但是我们的血是西藏人的血，即使你们有一天成为世界之王，也不应当忘记西藏和西藏人；即使你们成为大活佛，并且可以为所欲为，也不应当忘记西藏和西藏人民。……你们决不应当想到要对他们的所作所为进行报复。 据强曲回忆，他的父亲龙厦曾告诉他，不要因他父亲的倒台而去指责他人，因为这样的判决并不是强加于他的。龙厦还经常说，坐监牢虽然很不好受，但是也有一点好处——他可以念1亿遍“嘛呢经”（六字真言）。 龙厦改革运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改革和复兴西藏传统的政治制度的最后一次尝试，它的失败成为西藏现代史的重大转折点。以赤门噶伦为代表的西藏传统制度的维护者和既得利益者，挫败了龙厦的改革运动并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惩罚，这在某种程度上也震慑了其他贵族。龙厦对他的儿子们所说的关于政府官员们不能理解他的建立一个新西藏的梦想的话，其真正的反响是，传统制度的维护者们以此作为罪状荒唐地指控龙厦为首的改革派企图建立一个布尔什维克式的政府。尽管龙厦本人也有这样那样的过失，但他仍然是西藏现代史上的杰出人物之一。反思龙厦改革运动，我们必然会把他的垮台看成是动摇喇嘛王国基础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七章 黄慕松将军奉使入藏 正当邦达昌事件和龙厦事件吸引着拉萨政治上层人士的注意力时，另一件性质不同但具有同样重要意义的事件正在滋生和发展。正如笔者在前面提到的，南京国民政府在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之后曾提出入藏致祭的要求，并得到噶厦政府的允诺，于是国民政府便特派参谋本部次长兼边务组主任黄慕松为致祭专使，率致祭使团赴拉萨 ，这是国民政府为重申对西藏的主权所进行的一次重大行动。 背景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之后，建立了中华民国，民国政府沿袭清王朝的汉族和四个少数民族（满、蒙、回、藏）合为一国的国策。1928年10月宣誓就职的国民政府即使在东北、外蒙、西藏各自为政，像新疆等省区因由握有实权的军阀统治而处于半独立的状态下，也没有改变这一国策。这并不令人奇怪，因为蒋介石的根本目标之一就是要重新统一中国。 因此，蒋介石从新兴的中华民国建立起，就把西藏视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且他还于1928年建立了“蒙藏委员会”。 十三世达赖喇嘛剪除擦绒及亲英军官，为汉人提出进藏要求创造了良好的气氛。1929年底，蒋介石通过北京雍和宫的藏人堪布贡觉仲尼（Dkon mohog vbyung gnas）的引荐同十三世达赖喇嘛进行了初步接触， 后来他同其他两位西藏官员一道返回了西藏。 蒋介石还单独委派在“蒙藏委员会”当翻译的年轻女子刘曼卿作为非官方的使者奉命到拉萨去了解西藏的局势，然后向蒋汇报。她于1930年2月7日抵达拉萨。 达赖喇嘛对蒋介石主动和他接触很感兴趣，同意私下接见刘曼卿。在会见中，刘曼卿转达了蒋介石“对西藏普遍形势的深切关怀……并殷切希望看到西藏作为中华民国的同胞兄弟重新回到民族大家庭的怀抱中来。” 她在后来写道，达赖喇嘛用双手而不是用一条丝带向她表示祝福，表现了对她的特殊礼遇，并且对她说： 蒋总裁时刻惦记着西藏，并在民国政府新成立不久就派你来转达他对西藏的关心和同情，我深受感动，并请你转达我个人对他的敬佩和谢意。……我还盼望着相互帮助这一天早日到来。我殷切期望中华民国得到真正的统一和和平。 刘曼卿在《康藏轺征》一书中还写道，达赖喇嘛说他： 希望看到（在康区的）腐败无能、昏庸鲁莽的（汉人）官员被免职，由正直诚实、心怀好意的人来代替，这样的人才会为这两个民族相互间的利益效劳出力。他相信，一旦中华民国中央政府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并且马上兑现，撤换这批无能的官员，康藏纠纷问题便会通过协商迎刃而解。他说已作好准备，随时都可以从康区撤走西藏军队。 南京国民政府在西藏问题上采取主动的实质，反映在由雍和宫的堪布于1930年1月16日转交给拉萨西藏政府的一封信中。在这封信中，蒋介石提议说，现在正是解决汉藏纠纷的良好时机。 他提出了八个问题，力图进行一次公开对话，旨在使西藏人明白这对恢复同国民政府的和睦友好关系是很有必要的。这八个问题及达赖喇嘛的答复转引如下： 一问：西藏同中央政府的关系怎样才能够得到恢复？ 答：倘若中央政府 仍像从前那样真诚善意地对待西藏和中央政府之间的友好关系， 那么从前总是怀着诚意的西藏就会从现在起作出更大的努力，以得到中央政府的全力支持。 二问：中央政府将如何行使对西藏的行政管辖？ 答：最好拟定一个书面协定，以确保所要采取的措施利于西藏政教事务的基本稳定。 三问：怎样实行西藏自治，其自治权如何加以限制？ 答：由于从现在起西藏和中央政府之间的友好关系正在向前发展，中央政府为使西藏感到平安和稳定表现出了诚意，所以西藏的区域自治自然应当像从前那样实施。希望中央政府把原来属于西藏但是现在不归它管辖的那些地区归还给西藏，以确保持久的和平和融洽成为现实。 四问：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是否打算加入国民党？ 答：由于达赖喇嘛年事已高，并且承担着繁重的政教事务，同时，考虑到在没有得到三大寺及“民众大会”成员同意的前提下，达赖喇嘛不可能前往国民政府首都这一事实，他现在不宜加入国民党。至于班禅喇嘛，由于他现在住在内地，并且他的职责仅限于扎什伦布寺的宗教事务，没有参与任何政治事务，所以他有当选为国民党党员的可能。但是必须明确的是，他在决定西藏事务方面没有任何发言权。 五问：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相应的地位和他们各自在政教事务方面的管辖权是否会像过去那样继续维持，或者有新的规定？ 答：西藏政教事务一直是由设在拉萨的噶厦政府管理，班禅喇嘛的管辖权仅限于扎什伦布寺。实际上，扎什伦布寺是由一世达赖喇嘛建立的，当二世达赖喇嘛将其法座移往拉萨时，便把扎什伦布寺的管辖权托付给了一位喇嘛师兄，并赐予他“班禅”的荣誉封号。后来，鉴于历代达赖和班禅互为师徒关系的存在，五世达赖喇嘛便将此寺授予了四世班禅喇嘛。假如这种传统惯例和做法继续得到遵循，那么西藏全体僧俗民众只会感到欣慰。 六问：达赖将怎样欢迎班禅返藏，中央政府应当怎样护送他？ 答：班禅的随员中有许多人故意使用“前藏”和“后藏”（卫和藏）这样的术语，播下了不和的种子。他们不遵守噶厦政府的旨令，经常跟他们的上司作对，其言行都很恶劣。甲辰年（1904），班禅前往印度同英国人玩弄阴谋诡计，但是他的努力完全是徒劳的。辛亥年（1911），他又和驻藏大臣联豫密谋，企图在达赖喇嘛流亡期间夺取西藏的政教大权。然而，由于僧俗民众特别是三大寺的堪布、住持、活佛们的反对，他的努力再次遭到失败。按照既定做法，班禅应当承担1/4的粮赋用以支付军费，但是他不仅不予承担，而且还采取了违法的行动。如果对违法者遵照法律条文予以严惩，那就不会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只是考虑到历代达赖和班禅之间长期存在并沿袭下来的亲密的师徒关系，才奉行了宽怀大量的政策。然而这些人不仅毫无悔过之心，而且竟然劝告并怂恿班禅逃离扎什伦布寺。派人火速送信给班禅请他返回，但遭到了他的拒绝。随后他便逃亡到了库伦，并暗中与共产党接触。只是在蒙古大活佛哲布尊丹巴圆寂之后，他才被迫到了中国内地。因而噶厦政府便委派扎什伦布寺的官员们妥善地管理该寺。现在那些违法犯罪者仍然在搞阴谋并制造麻烦。事已至此，西藏很难欢迎他们回来，除非他们能对自己出逃的原因给予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 七问：达赖喇嘛有无在国民政府首都建立一个办事处以便于保持密切联系的意图？ 答：首先将在南京、北平和西康（川西部）建立办事处，如果其他地方还需要设立这样的机构到时再依次提出申请。 八问：西藏对中央政府还有别的期望吗？ 答：为了防止西藏遭到侵略，目前西藏的惟一期望是，由中央政府提供武器。将来为了加强本土的安全，可能还需要提供其他帮助，到时还会向中央政府提出请求。 达赖喇嘛的答复所论及的西藏地位，与17年前在西姆拉会议上所提出的主张是一致的：即西藏愿意就独立问题达成妥协并接受名义上的某种隶属关系，只要实际上实现自治就行。而且，和1914年一样，西藏要求控制西藏东部即汉藏交界的四川西部边境的藏族聚居区。 但是，国民政府采取主动导致了两大重要的新进展：第一，西藏人不再要求英国人插手西藏与国民政府间的协商谈判，在西藏和国民政府间作出任何一项最后决议时不再需要英国人充当保证人。这一条是西姆拉会议协商失败之后达成和解的最大障碍。第二，达赖喇嘛恢复了同国民政府的正式关系。他同意把“堪尊罗松”（两名僧官教师和一名翻译）这一机构改组成为办事处，以便能够与国民政府打交道，并在南京、北平和打箭炉（西康的康定）建立了办事处。1931年，他再度任命雍和宫的堪布贡觉仲尼为办事处负责人，并委派他和哲仲·阿旺坚赞和群培土登一道返回内地，领导西藏驻京办事处。 国民政府力图确立班禅喇嘛的地位和将来的前途，但是遭到了西藏的断然拒绝，达赖喇嘛显然不愿在自己的权威和政教大权问题上向逃亡在外的扎什伦布寺官员和班禅喇嘛作出让步。 但是汉藏之间的气氛仍然和睦真诚，关于新设西藏驻京办事机构名称的分歧也得到了圆满的解决。国民政府起初主张把办事机构的名称叫做达赖驻京办事处，类似于班禅喇嘛在内地的办事机构——班禅办事处，但是，西藏噶厦政府坚持认为，他们的办事机构的名称不同于班禅的办事处，而应当反映出西藏政府的办事机构这一特点。国民政府最后同意称为“西藏办事处”。 国民政府显然打算继续采取主动，准备在南京召开一次会议，因而派遣谢国梁去和达赖喇嘛公开协商，然而谢国梁还未到达拉萨就去世了，他的部属在没有转达国民政府意愿的情况下返回了内地。 后来在保存于南京的蒙藏委员会档案中发现了这一建议。这一建议中的条款表明，在有关国民政府对西藏的控制和汉藏边境领土纠纷的重新解决这两个基本问题上，国民政府和西藏双方的主张相去甚远。这一建议包括以下内容： 一、西藏应当恢复其与中央政府的密切关系； 二、西藏不应当与其他任何一个外国建立政治关系； 三、西藏和其他国家订立的、至今仍在生效的所有条约和协定应当提交国民政府重新审查； 四、达赖喇嘛应当欢迎班禅喇嘛返藏； 五、达赖喇嘛应当把他所占领的西康所有地区归还给国民政府； 六、西藏重大的外交、军事和政治事务应当由国民政府负责进行管理； 七、国民政府应当承认西藏的完全自治权； 八；达赖和班禅喇嘛的政教权威应当一如既往地予以维持； 九、国民政府将任命一位专使常驻西藏，以“指导西藏的事务”； 十、西藏可以在南京建立一个办事机构，国民政府将拨出专款作为其活动经费。 因此，除了接受西藏自治之外，国民党所提出的条件全都是不现实的，如要求西藏归还东藏（康巴）地区，允许在拉萨常驻专使，军事和外交事务听从国民政府等。而且，国民政府还希望达赖喇嘛“欢迎”班禅喇嘛返藏，并恢复他的政教统治权威，尽管达赖喇嘛对此曾明确地表示反对，并且否认班禅曾具有“世俗（政治）权威”。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的协商条款都是不现实的，即使达赖喇嘛表示顺从，蒋介石愿意在康区作出领土让步，实际上，蒋介石并没有控制四川省西部边境（及西康）和青海，因而不大可能在这些地区实行任何领土调整。 无论汉藏之间是否存在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当汉藏之间在汉人控制的康区即甘孜藏族地区爆发冲突时，这种可能性就完全不存在了。这场冲突很快便升级为汉藏之间的战争，战争从1930年持续到1932年。 1930～1932年康区的汉藏纷争 这场冲突的导火线是，白利土司强占了白利地区娘绒（Nyarong）寺活佛的领地，并强迫该活佛到领属关系完全不同的大金寺去居住。当时西康的汉人总司令是半自治的将军刘文辉，他和班禅行辕的官员都支持白利土司， 他们煽动该土司与当地寺院的活佛喇嘛作对。 1930年6月，娘绒活佛和大金寺的喇嘛强占了娘绒寺，于是白利土司便寻求控制这一地区的军队首领刘文辉的帮助。大金寺的喇嘛马上作出反应，请求拉萨当局派遣驻扎在康藏交界处的藏军给予帮助，于是西藏昌都总管便从德格等地派出一支藏军前来增援，与刘文辉的军队交战，把汉军逐出了白利，并夺取了甘孜等大片地方。 10月，达赖喇嘛致电国民政府，谴责班禅的追随者制造事端。刘文辉则对蒋介石说，这是西藏政府的过错，是他们派兵增援大金寺的喇嘛。在相互指控告状过程中，达赖喇嘛请求蒋介石派遣调停人员到发生冲突的地区，他说，因为他不可能再信任刘文辉或与刘打交道了。蒋介石同意了这一请求，并派蒙藏委员会委员兼总务处长唐柯三和前边军统领刘赞廷到甘孜进行调处。与此同时，这一地区的西藏官员继续进行挑衅，1931年3月，在国民政府的调处人员到达之前，他们便击溃了汉军，并继续向东推进到瞻化（Nyarong，现新龙县——译者），这是康区的战略要地之一。 国民政府愤怒地电告达赖喇嘛，要他对此作出解释。他于1931年3月24日答复说，停火命令已经发出，但要花几周时间才能送到交战地区。藏军因此又继续向东推进，夺取了金沙江东部的大片重要地区，包括甘孜和瞻化等地。这时他们离打箭炉只有几天的路程了。 藏军的胜利好景不长，刘文辉重新组织军队进行反击，到1931年底局势发生了变化，到了1932年5月，藏军便被赶出了甘孜和瞻化，到1932年5月，藏军便丧失德格等重要地区，这是西藏从1919年起就一直占据着的地区。此后不久，藏军便被迫撤回到金沙江西岸。西藏方面的一连串失败为其彻底失败种下了祸根，重演了1910年汉军攻占拉萨的悲剧。当西宁的穆斯林军阀马步芳在昌都西北部的玉树地区（Nang chen skye rgu mdo）开辟第二战场同西藏人开战时，这种局势便进一步恶化了。 1932年8月，达赖喇嘛在绝望之中转而求助于英国人，请求英国人向国民政府施加压力以结束这场冲突。他主动提出同英国订立一个秘密条约，为英国人插手汉藏边界争端提供方便。他还邀请英国驻锡金的政治专员威尔（J.L.Weir）访问拉萨。 英国人拒绝同西藏签订任何新的条约，但是他们向中国外交部提出了关于在康区停止敌对行动的照会。国民政府得知英国很关心“外藏”的完整，也很关心能否维持西藏政府的稳定。英国还主动提出达成一个解决冲突的决议，但是又说，如果国民政府的势力向西推进，越过金沙江并夺取昌都的话，英国将会“严肃认真地看待这一问题”。 1931年“九一八事件”之后日本军队占领了满洲里，并于1932年3月1日建立了傀儡王国“满洲国”，从而转移了国民政府对西藏的注意力。日本人的入侵使蒋介石相信，卷入一场有可能导致疏远英国的同西藏的战争是不明智的。因此，他指令刘文辉停止向藏军发动进攻。但是，刘文辉或多或少有一些自治权，并不完全受蒋介石的节制，所以蒋介石的命令几乎不可能起作用。刘文辉的侄子、盘踞重庆的刘湘向刘文辉驻川的军队发动了进攻，二刘之战的结果，作为长辈的刘文辉战败，撤走了他驻在西康的大部分军队并同意在康区停战。 1932年10月10日，刘文辉方面的代表邓骧与西藏方面的代表琼让代本在金沙江西岸的岗拖举行和谈，并签订了《岗拖停战协议》，协议规定：藏军以金沙江西岸为最前防线，汉军以金沙江东岸为最前防线，双方军队不得违反。 汉军停止了向西推进，但是西藏丧失了康巴的战略要地和富庶地区德格等地。此后，金沙江实际上成了西藏和国民政府之间的分界线，直到1950年10月人民解放军越过金沙江并占领昌都及西藏所控制的康区其他地方才打破了这种局面。1933年6月，西藏与青海军阀马步芳签订了停战协定。 同刘文辉和马步芳休战，避免了卫藏地区遭受侵略的直接威胁。但是这使达赖喇嘛更加坚信，如果汉藏之间的问题得不到彻底解决，西藏就不可能有安宁之日。然而，在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前一年左右的时间里，汉藏纠纷的解决并没有取得进展。 强硬、独裁而具有强烈独立倾向的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圆寂导致了新局面的出现，使国民政府感到似乎有希望恢复它所认为的对西藏的传统支配地位，国民政府视为其主要敌人的西藏官员龙厦的垮台，更增添了这一希望。因此，黄慕松专使入藏致祭，意在试探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之后西藏方面在关于东藏边界的问题是否会作出让步，西藏对国民政府的隶属关系是否已经削弱。 在西藏方面看来，从1913年以来他们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才获得了事实上的独立，西藏政府为了供给驻扎在东藏的一支庞大的军队的薪金俸禄血都被榨干了。正如前面所提及的，为了从经济和政治上支持康区（东藏）的武装力量，西藏本土内部以宗教为基础的传统制度的稳定一直受到威胁。更为直接的骚扰是1931～1932年藏军在康区的惨败，此后西藏便担心再发生意外的冲突会导致整个东部防线的瓦解。因此，西藏的许多政府官员和寺院的负责人都希望同国民政府达成和解，和睦相处。 另一方面，达赖喇嘛空位、摄政掌权时期西藏政府的首要职责是使西藏的完整像达赖喇嘛圆寂之前那样得到维护，这实质上意味着遵循《西姆拉条约》的有关条款。因此，黄慕松入藏使拉萨当局既抱着希望又感到不安。 黄慕松使团 黄慕松致祭使团入藏的主要目的，是劝导西藏承认它是新成立的“五族共和”的中华民国成员之一。黄慕松强调，汉藏广大民众都反对外来的异国民族英国人。黄慕松还转达了国民政府对西藏的关怀和对藏传佛教、西藏的风俗习惯以及政教制度特别是寺院的尊重，黄慕松使团还希望创造一种友好的气氛以为汉藏关系的发展前途铺平道路。为此，蒋介石为黄慕松一行入藏拨出了40万元大洋作为布施礼品及其他开销。 在黄慕松一行离京赴藏之前，国民政府确定了如下协商立场和主张： 一、关于对外关系：西藏必须接受其为中国领土这一事实。因此，其所应该解决的各种重要问题均属内政问题，应由中央与西藏地方直接交涉，避免“外国”干涉，即禁止英国人卷入。西藏过去与外国订立的所有未经中央政府核准的条约，须呈报中央核查处理。 二、关于政治关系：西藏原有的隶属关系及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管辖权威必须得到恢复。中央将向西藏派遣常驻办事长官，西藏也可派代表常驻南京等地，西藏地方政府的高级官员的任命应照例呈请中央批准。汉藏人民可以在西藏进行完全自由的通商旅行活动。如果西藏的政治机构和组织与中央政府的法律相抵触，西藏方面应认真加以研究并制定改革计划。 三、关于康藏界址：尽管江达以东的许多地方原属清末西康建省区域，但是只要西藏接受第一项主张，即承认它是中国的一部分，国民政府愿意将这些地区割让给西藏。但是，昌都位于西康中部，为川、康、藏、青交通枢纽和贸易中心，并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必须划入西康范围以内。一旦康藏界址确定后，应即树立界碑，以防将来发生纠纷。 四、关于军事部署：西藏地方军队的数额确定之后，由中央派员指导训练，其专门职责是维持西藏的治安。藏军由中央政府统一指挥，其所需枪支弹药等武器全部由中央发放，不得向外方购买。 黄慕松致祭使团分两路入藏，先遣人员由1929年前曾为西藏驻内地官员当翻译的巫明远等人率领， 带着黄慕松的礼物经海道由印度入藏，他们于1934年5月24日抵达拉萨。英国人对此事极为关注，但没有打算马上派遣一个相应的使团入藏，而是派遣出生于锡金的英国官员诺布顿珠于4月份先期到达拉萨以监视黄慕松使团的行动。 在西藏，为接待黄慕松入藏一事发生了意见分歧。“民众大会”决定：由一名具有札萨衔的官员到距拉萨3天路程的地方去拜会黄慕松一行；拉萨的两位地方官则在距拉萨城6英里的地方迎接黄慕松一行；在距拉萨城两英里的郊外树立一个接待帐篷，由6位低级官员带领300名仪仗兵和警察在此举行欢迎仪式。 这种接待规格和礼遇已超出了英国政治官员访问拉萨时西藏政府所举行的仪式，但是巫明远等先遣人员对这一接待方案表示不满，他对噶伦们说，黄慕松是国民政府委员长蒋介石的特使，至少所有噶厦成员都应当前去迎接。 于是，热振摄政、司伦朗顿及噶厦成员们（见图片25）便召开会议，讨论黄慕松入藏后的接待问题，但是与会者最后决定把这一问题提交“民众大会”处理。过了几天之后，“民众大会”终于同意提高接待规格：热振摄政的代表、司伦朗顿及噶厦成员到距拉萨4英里的地方去迎接黄慕松一行，并敬献哈达；新近任命的彭雪噶伦及所有札萨和四品官到距拉萨城1英里的郊外的一个帐篷去举行茶会欢迎黄慕松一行； 由675名卫兵组成的仪仗队在距拉萨1英里处列队迎接黄慕松使团的到来。 巫明远等人进而又要求噶厦布置装饰一个大厅，以供举行达赖喇嘛册封嘉奖仪式之用。他还要求开列所有西藏政府官员的名单及官阶和供职部门，以便发放布施和予以款待。噶厦又将这些要求提交“民众大会”处理，“民众大会”作出决定，认为接受印章或封号都是适宜的。同时还决定只向国民政府使者提供全藏政府官员的总数目，但不开列他们的姓名和官阶。 与此同时，拉萨的大街小巷都贴满了汉藏文告示，指明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时也表达对达赖喇嘛和藏传佛教的崇高敬意。其中一则告示是这样写的： 大慈大悲、遍知一切的雪域佛国的统治者、有情众生安乐的保护者、至尊达赖喇嘛已经脱离了尘世，本专使黄慕松受国民政府的专门委派入藏致祭。同时被授权代表国民政府发布如下通告： 中华民国五族之间的关系如同一家，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仁慈的赐予者和雪域王国的有效统治者已出现在我们当中。他的3000种不同的善行功业的效力和影响已在有情众生中传播开来。他是雪域王国的护法神和有情众生的救世主——上帝和全人类都在向他顶礼膜拜和致祭。国民政府体察达赖喇嘛的所有功德和业绩，他使西藏诸事繁盛，百姓康乐。五族一致期望中华民国应当获得安乐、繁荣、幸福、昌盛。正当这一切都在逐渐实现时，至尊达赖喇嘛却离开了我们，这一不幸事件使人们陷入了悲痛之中。因此，有必要举行隆重的致祭大典，为此，国民政府特委派我为专使入藏致祭。护法者和遍知一切的佛的真身尚未消失，像因陀罗菩萨（yen Tara）花朵上的露珠一样依稀可见。因而最热切地期望转世灵童尽早出世，盼望他继续为佛教信徒指点迷津，对此，西藏僧俗民众都应当铭记在心。遵照国民政府的意愿，将举行一 专使黄慕 黄慕松使团一行共约80人，包括行政官员、办事人员、卫兵和轿夫，他们于8月28日抵达拉萨。黄慕松入藏后的最初两三个星期都花在礼节性的走访僧俗官员上，在此期间，他尽量避免商谈任何政治问题。为了创造一种有利于汉藏关系的良好气氛，他前去朝拜了大昭寺及其他著名寺庙，通过对历代达赖喇嘛法座的顶礼膜拜和对各种佛龛经堂的叩拜，表示他对藏传佛教的虔诚。他走访了热振摄政、司伦朗顿、噶伦及其他重要官员，向他们赠送了大量茶叶、丝绸及其他贵重礼物。最后，他又到拉萨周围各大寺去发放布施，例如，向三大寺的大约20000名喇嘛僧人每人布施了大洋两元。当时，国民政府的使团还获准在拉萨设立他们所购置的一部无线电台，以便与南京国民政府联络之用。 黄慕松希望西藏人同意举行致祭大典、悼念仪式和追加封号之后才讨论政治问题，但是噶厦再度拒绝了册封一事。赤门噶伦说，由于西藏僧俗官员和民众都处于悲痛和哀悼之中，在这个时候举行致祭册封仪式是不吉利的。他建议等到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寻访认定之后再举行这样的仪式。 但是黄慕松仍然坚持尽快举行致祭册封仪式，他一再派属下办事人员尽力去说服噶厦，噶厦最后同意把此事提交“民众大会”处理，“民众大会”也不赞成接受封号。于是黄慕松便亲自去走访四位噶伦，后来他们便要求“民众大会”将册封玉印上的汉文铭文翻译成藏文。 英国驻锡金的政治专员从诺布顿珠那里得到了玉印铭文的一份抄件，该抄件由印度外交部译成了英文，内容如下： 一、玉印表面的中部写着：中华民国二十三年，专使致祭普慈圆觉大师达赖喇嘛纪念。 由专使黄慕松致祭。 二、玉印周边镌刻装饰着：为纪念黄慕松专使致祭护国宏化普慈圆觉大师达赖喇嘛而刻。 玉印的铭文被译成藏文后，“民众大会”终于同意接受该玉印和一件玉册，上书：“赐予雪域有情众生的护佑者、我们确信其为神佛真身的著名的十三世达赖喇嘛。中华民国政府颁发。” 然而，当黄慕松要求噶厦政府作出具体安排，以便他及其随员乘着轿子在拉萨的所有官员的护卫下从他的住所把这两件玉印和玉册护送到布达拉宫时，却遭到了拒绝。在黄慕松的一再坚持下，噶厦最后同意安排只让国民政府使者乘坐一乘轿子护送玉印和玉册到布达拉宫，由藏军在那里持枪致敬，随后西藏六品以上僧俗官员将在达赖喇嘛的法座旁迎接黄慕松等人，然后黄慕松把玉印玉册交给基巧堪布，由他把玉印玉册置放于已故达赖喇嘛的法台上。 随后，西藏噶厦政府担心失去解决汉藏纠纷的时机，在留心汉人使节的动机和意图的同时，谨小慎微地不去触犯黄慕松一行，不对他们表示无礼。 这时黄慕松才开始商谈政治问题。9月17日，他邀请四位噶伦到他的办事处并提出了汉藏关系问题。 当时西藏方面的观点和主张已在黄慕松一行到达拉萨前几天赤门噶伦和朗穷娃噶伦分别与诺布顿珠谈话中作了简要的表述。 他们都告诉他（诺布顿珠），他们不知道国民政府专使的具体目的，但是，如果要郑重其事地讨论汉藏关系，西藏政府将提出他们在1914年《西姆拉条约》中所持的立场。他们说，假如国民政府的使者强迫西藏政府答应在拉萨安置一位驻藏大臣，西藏政府也许会表示同意，条件是没有干涉西藏自治的企图。这一条件无论在任何情况下西藏都将坚持。 赤门噶伦认为，汉人使者可能会反对《西姆拉条约》，特别是在他们不想承认英国人与西藏有任何关系时更会这样做。他还说，1932年威尔上校（Colonel Weir）在拉萨时曾对西藏政府说，中国人拒绝同作为中间人的英国政府讨论西藏事务，他还告诫噶厦官员，如果有可能就直接同中国人解决彼此间存在的问题。我并不知道威尔上校是否确实说过这些话。直接解决汉藏边界问题的建议也是由我于1933年3月传达给达赖喇嘛的。……我们的态度也许已使西藏方面相信，我们对她几乎不可能有任何帮助。但是朗穷娃噶伦却说，一旦西藏的独立受到威胁，西藏政府无疑会向我们求援。 在黄慕松与噶伦们的会晤中，赤门噶伦谈到了自唐朝以来（7～19世纪）的汉藏关系，并且指出，唐朝时期汉藏关系非常友好，可是由于最近在康巴边境发生冲突，使这种良好的关系恶化了。他对黄慕松说，倘若国民政府不希望英国人充当汉藏协定的担保人，那就应当接受西藏的意愿，依照唐柯三和琼让签订的条约（1932年《岗拖停战协定》）解决边界纠纷，要么就接受西藏的意愿由另一个国家作保。 黄慕松回答说，汉藏关系及划界问题纯属中国内政，无论任何外国都不能参与，并且重申了国民政府的新的立场和主张，即边界争端是与汉藏关系的所有问题相联系的。黄慕松回避了赤门所提出的关于国民政府对西藏问题的态度和立场，相反，要求作出书面答复，列出西藏人认为创造汉藏友好关系所必需的条件，并且说，这个书面答复将作为进行进一步协商的基础和依据。 在这第一次外交会晤中，噶伦们还提出了班禅喇嘛的问题。他们向黄慕松抱怨说，尽管他们希望班禅在没有庞大的护卫人员的情况下，由海路（经印度）返藏，但是班禅置他们的愿望于不顾，打算带着一支庞大的卫队由陆路（经康区）返藏。黄慕松让噶伦们放心，他说最近他拜会了班禅喇嘛，确知他没有与噶厦军队交火的意图。而且黄慕松还说，班禅喇嘛只需要一小队人马护送。他允诺将通过无线电台证实此事。 这次会晤之后，相继举行了一系列的协商和双方换文等活动。9月24日，即在布达拉宫举行颁赐玉印玉册典礼一周之后，噶厦遵照黄慕松的要求送去了书面答复，重申边界争端是最为紧迫的问题，但是只字不提西藏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间的政治地位。 黄慕松复函敦促噶厦明确提出有关西藏与国民政府和好应有事项的书面条款，同时继续会晤噶厦的官员们，力图劝说他们就政治问题作出答复。10月初，四大噶伦正式去拜访了黄慕松并带去了一封信，仍然没有提及将来的汉藏关系问题，只是详细地谈到了五世达赖喇嘛时代的所谓供施关系。并且，这封信再次表明了西藏的立场，即国民政府应将它所占据的康区和安多的大片藏族聚居区如德格、甘孜和果洛等地归还给西藏。 言外之意是，假如国民政府真正希望被西藏视为朋友（及“施主”），就应当把有争议的边境地区归还西藏。 次日，黄慕松再次登门拜访赤门噶伦，依然对他说，按照西藏的这种立场和主张，极难使边界问题求得解决。他明确地质问，西藏是否真诚地希望同新兴的中华民国合作（即加人中华民国），并敦促他明确提出西藏究竟希望同中华民国保持何种政治关系。赤门回答说，如果西藏加入中华民国，它希望全权处理外部事务，并希望像从前那样保持供施关系，即行使内部的完全自治权。赤门还重申，西藏希望边界争端尽快得到解决。 几天之后，黄慕松再次复函噶厦，重申了国民政府的立场，并再次要求噶厦明确指出他们希望西藏与中华民国保持何种关系。为了避免产生误解，黄慕松还叫人把这封信译成了藏文。 噶厦又把这些问题提交“民众大会”处理，“民众大会”在10月中旬用了两天时间讨论这些问题。在这期间，黄慕松公开表示，如果西藏噶厦政府成为新的中华民国的一部分，边界争端就能求得和解，中华民国将会成为西藏反对外来侵略者的坚强后盾。黄慕松还暗示，假如“民众大会”同意国民政府的条件和主张，他将派一位官员留在他们身边，指导西藏人熟悉国民政府的新的风俗习惯和各项规章制度。另一方面，他又警告说，如果现在拥有大量武器和军队的中华民国的强有力的支持者班禅喇嘛企图凭借武力返回西藏，那么国民政府就不可能去阻止他，除非西藏承认其为中华民国的一部分。 尽管黄慕松软硬兼施，但是“民众大会”第三次表示拒绝加入中华民国。只有大约6名低级官员发言赞成国民政府使者的建议。在辩论过程中，曾在龙厦的陪伴下到英国去学习的西藏四学童之一的仁刚（rin sgang）指出，向英国学习，日本变成了强国，可是与英国不同，西藏全民信奉佛教并毗邻强大的国民政府，它可以通过寻求别国的援助来抵抗中华民国并从中受益。但是这一建议并没有引起噶厦政府的重视，“民众大会”的大多数成员只是觉得这是在开玩笑。 10月17日，黄慕松收到了“民众大会”的最后答复，略谓：西藏为佛教区域，其政教合一制度必须沿袭下去。若改变为共和的政法制度则与政教合一的统治形式相悖。“民众大会”还宣称，由于西藏是自治、独立的国家（rang bdagrg yal khab），中华民国没有理由干涉其内外事务，也没有理由在拉萨安置军政官员。并再次要求归还安多和康巴边境地区。这封复函是以较为温和的语句结束的。但是它含糊其辞地表明，如果西藏的愿望得到尊重，西藏和中华民国就可以在传统的供施（檀越）关系的基础上以统一的面目出现于外部世界；并且还暗示西藏愿意派代表团去南京，但是目前中华民国必须把西藏当作外国来对待。 同时还指出，西藏的统治者是历代达赖喇嘛，为了维护其宗教统治制度，西藏会战斗到最后一息。 “民众大会”的强硬措辞并没有使黄慕松屈服，他断定是“共和国”这一名称使西藏人感到恐惧。因此，过了大约一周之后，黄慕松及其属下的几位办事人员便力图使噶伦们就共和国这一称呼达成一致意见，黄慕松解释说，共和政体与西藏政教合一的政体之间并没有必然的矛盾和对立，他说，中华民国政府并没有考虑要对西藏作任何变革， 只是希望西藏成为五族共和的中华民国的一员。最为重要的是西藏“依赖’中华民国。黄慕松再次提醒他们，班禅喇嘛已经加入中华民国，如果西藏不这样做，班禅很可能进攻西藏。 他花了两个小时反复解释作为中华民国的一部分意味着什么。最后，噶伦们回答说，加人中华民国不仅对西藏没有好处，反而还潜伏着很大的危险。他们必须遵循“民众大会”的忠告，既不参加中华民国，也不接受中华民国对西藏的统治权威。 在这次会上，诺布顿珠提出了另一种意见，他通报说，黄慕松已表明他本人将担保国民政府不干涉西藏的内部事务，并且还评论说，如果西藏从书面上承认她隶属于中国，中华民国就会把它所占据的藏族聚居区归还给西藏。这是一项值得考虑的动议，噶厦成员们说他们将马上同“民众大会”协商此事。于是黄慕松便说，由于“民众大会”中大多是些缺乏经验的人，所以噶厦应当警告他们严肃认真地对待这个问题。 究竟接受哪一种意见呢，显然“民众大会”又一次否决了黄慕松的建议。 随后，黄慕松向南京方面通报了他所处的困境，国民政府通过无线电台指示他返回内地。于是，黄慕松便要求噶厦给他发一张乌拉马牌，作为返回内地时征用乌拉驮畜的通行证，并计划于11月11日赴布达拉宫辞行，这些明确的辞行计划提醒了噶伦们，使他们意识到西藏至今尚未从黄慕松入藏中得到什么，因而赤门等四大噶伦便挽留黄慕松多住几天，并对他说，他们仍然希望再对汉藏关系的前途问题进行协商，以求取得成果。 黄慕松答复说，在举行进一步协商之前，西藏须确认其为中华民国的一部分，在对外事务中必须用中华民国的名义。他还提醒噶伦们，作为中华民国的组成部分，西藏可以充分参与国民政府的政治生活，因而也就能对中华民国的政治产生影响，同时仍然保留其固有的政治制度和内部自治权。西藏官员可到中央政府参政，中央政府派遣大员常川驻藏，代表中央监督国家法律的执行，指导行使地方自治权。噶伦们表示接受，并请黄慕松将这些条款形成书面说帖，以便征询“民众大会”的意见。黄慕松首次察觉到噶伦们流露出有接受中央政府条件的倾向，所以他决定作最后一次努力。 11月10日，黄慕松派助手林东海、李国霖带着由他草拟的条款细则书函前往噶厦办事处，并声明函内所提各项未事先请示中央，只能作为个人意见。关于这一系列条款，存在两种记载，一是当时在拉萨的英印官员诺布顿珠的报告，一是孔庆宗（黄慕松使团成员）和李铁铮的记载， “民众大会”就这些建议讨论了数日，据诺布顿珠的报告，西藏人作了如下答复： 一、关于“中央政府与西藏政府之间的关系应当是施主与喇嘛的关系”。 如果“中央政府”这个新名词代表“中华民国政府”，那么噶厦就予以接受。“民众大会”同意该条。 二、关于“中华民国政府应始终如一地把西藏当作神圣的宗教邦国看待”。“民众大会”同意该条。 三、关于“西藏享有宗教、人事和行政管理权，因此，中华民国应当把西藏视为独立的（自治的？）地方，不应当干涉其内部事务”。“民众大会”同意。 四、关于“边境地区不应驻扎国民政府的军队”。“民众大会”同意该条。 五、关于“应当从藏军中挑选5删名士兵组成‘边防卫队’，他们将驻扎在西藏的各边境地区，由中华民国政府支付军饷、供给武器和装备，并负责训练这支部队”。 噶厦成员说，可在边境线上驻军，但是没有必要专门起个名称。他们不希望由国民政府支付军饷或提供武器装备。“民众大会”补充说，没有必要在边境地区驻军，除非发生突然事变。 六、关于“国民政府将派遣一位‘使臣’常驻拉萨指导西藏政府，并将从‘边防卫队’中选派一些士兵护卫他，他有权支配这支部队的行动”。 噶厦成员说，他们不情愿让国民政府的使臣常驻拉萨，如被任命委派，他可以掌握少部分汉人卫兵，但不应插手藏军事务。《西姆拉条约》已规定卫兵的人数为300人。 七、关于“西藏政府在与别的国家进行接触和建立联系之前，应当事先征得国民政府同意”。 噶厦成员说，西藏是独立的，在同别国商讨外事时，没有必要征求国民政府的意见。“民众大会”表示同意，并补充说，无论何时，只要西藏政府愿意，就可以同“以英国政府为首”的所有国家进行交往。 八、关于“噶伦以上官员的任命应当请示国民政府”。 噶厦表示拒绝，但是提出在作出任命之后再通报国民政府。“民众大会”对此表示赞同。 九、关于“中华民国将承认光绪皇帝时代业已存在的分界线”。（这显然是指赵尔丰“改土归流”收复川边藏区以前清王朝时期的界址。） 这一条对西藏极为有利，但是西藏政府还说其他地区包括瞻化、巴塘、理塘和果洛等地都必须归还西藏。 十、关于“中华民国在任何外国企图入侵西藏时，将调军助战或从中调停”。 噶厦和“民众大会”都说西藏作为一个宗教邦国，不可能有别国进攻她。一旦遭到进攻，她会自行处置，不需要国民政府的援助。如果提供了援助可以被看成是相互帮助。 十一、关于“在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发现之后应当通报国民政府，以便颁赐印章和封号”。 噶厦表示同意。“民众大会”说，只有在灵童认定并举行坐床仪式之后才通知国民政府，以免造成六世和七世达赖喇嘛那样的麻烦。…… 十二、关于“西藏政府应当尽快邀请班禅喇嘛返藏，应当恢复他从前所拥有的权力、辖区和财产，应当确保他及其随员不遭迫害。如果这几条都能办到，国民政府将会收回他的弹药枪支等军用品”。 噶厦和“民众大会”答复说，作为宗教人士，班禅喇嘛不需要武装及军需品。他们将欢迎班禅返藏，并担保他本人的安全，条件是国民政府收回他的武器。并且提出，遵照已故达赖喇嘛的遗愿，要求他从海路经印度返藏。 十三、关于“所有在内地供职的西藏官员都将由国民政府发给薪饷”。 噶厦同意。“民众大会”认为这个问题在他们看来无关紧要，但是他们认为，只有由西藏政府专门任命的官员才能出席会议。 十四、关于“西藏的所有藏汉混血者都将由驻拉萨的国民政府官员单独管理”。 噶厦和“民众大会”所作的答复是，1912年当汉人被逐出西藏时，西藏政府就曾要求所有在藏的汉人返回内地。那些出生在西藏的人请求准许留在西藏，并签订了纳税和服从西藏管辖的协议。因而这一条款是不能接受的。 李铁铮（用英文）和孔庆宗（用藏文）的著述同是依据中华民国官方档案，但是略有不同。这或许是由于翻译的不准确导致的曲解。一般来说，汉文记载所造成的误差要比英国人的叙述小得多。李铁铮和孔庆宗两人都指出黄慕松的建议的首要两点是：⑴西藏无疑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⑵西藏必须尊重中华民国（李铁铮写的是“必须服从中央政府”） 。黄慕松在建议中说，这两点既不可能伤害西藏宗教，也不可能危害西藏政府。由于西藏的局势显然与内地不同，所以其内部条件将会得到认可，并且还要考虑民众的意愿。关于西藏的政教合一制政府，建议中说，下列几点是很有必要的： 一、西藏和中华民国共同尊崇佛教，应予以维护和发扬。 二、保持西藏原有的政治制度，可以允许西藏自治，西藏自治权限范围内的任何行政措施，国民政府不加干涉。对外事务则需要一致行动。凡是全国性的行政事务由国民政府中央管理。例如，⑴外交事务由中央政府掌管；⑵国防由中央政府筹划；⑶交通由中央政府管理；⑷西藏的重要官员在经西藏自治政府提名之后，应呈交中央政府批准（并任命）。 这部分建议多处提到的中国政府不是指汉政府，而是每一个人包括西藏人的政府。因此，西藏人可以参与政治生活，并能够推荐一些人到国家各部门如外交部等去任职。这份建议还提到西藏将派代表到北平去协商参政的具体事宜。 三、中央政府允诺西藏实行自治之后，为了充分行使对国家的一部分（西藏）的主权，中央政府将委派一名高级官员常川驻藏，代表中央行事。一方面执行国家的行政措施，一方面指导地方自治。 11月16日，西藏方面复函，提出反建议，力图在完全自治的框架内和边境调整有利于西藏的前提下承认其隶属于中国，以打破僵局。据汉文资料，内容如下： 一、在处理对外事务时，西藏将承认其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国民政府须允诺不将西藏改为行省。 二、西藏的内外权力及法规等在不危害政教合一制度的前提下，将依从国民政府之谕令。 三、西藏的政教统治制度仍如现在一样自权自主，所有文武权力将依照在不同时期所作的口头承诺，国民政府不加干预。 四、西藏将继续与其邻国及所有信仰佛教的人们友好相处。西藏与外国所订立的条约尚未履行完的义务，由国民政府协同处理。 五、中央政府只可派一名代表常川驻藏，但其随员不得超过25人。该代表须是虔诚信佛的人，新旧代表替换时，往来须由海道，不得取道西康。 六、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认定、坐床，摄政的推举和登位，噶伦以上官员的任命，概如现在一样由西藏政府主持实施。事毕之后函告中央政府驻藏代表。 七、居住于西藏的所有汉人，自汉藏战争（1912年）以来一直由西藏“农务局”管理，现仍将依照西藏法律行事，不受中央政府驻藏代表的约束。 八、出于防卫目的而驻扎于西藏边境的军队将如目前一样由西藏政府派遣。如遇外敌入侵，或需要增加兵力，应商请中央政府，再根据情况采取军事对策。 九、为了避免再次发生汉藏纠纷，维持边界的安宁，青海与西藏之间的东北边界应当遵守前年（1932年）的交涉，果洛地区早就隶属西藏，应归入西藏。至于西藏与四川两地的边界，德格、瞻化、甘孜、大金寺等地的土地和居民，应尽早归还给西藏政府。 十、背叛西藏政府逃往内地的所有西藏僧俗人士，中央政府不得收留，更不得承认其为西藏代表。 该建议最后声明，这十条已得到“民众大会”的批准认可，国民政府应当让“民众大会”知道其所作出的决定。 西藏方面的反建议再次表明了十三世达赖喇嘛对中华民国所持的政策本身就存在着矛盾。自从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起，西藏就在多种场合申辩它是独立的，但是在另外一些场合又表示愿意处于依附地位，接受西藏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这一主张，条件是不触动西藏内部原有的制度和中华民国放弃对康巴、安多大片重要的藏族聚居区的支配权。西藏方面对重大问题的摇摆态度并非单纯使西藏独立得到广泛的承认和接受，相反，其现实的目标是求得变幻多端的东藏边界纠纷的最终解决，因为康藏边界纠纷不解决，可能会爆发公开的战争，使卫藏地区有遭受入侵的危险，并且会葬送西藏事实上的独立地位。 西藏当局对1932年发生于康区的冲突还记忆犹新，因此他们这时便向黄慕松提出一个“西姆拉式”的温和的妥协方案，没有让英国人卷入。然而，西藏坚持要中华民国割让土地而且只愿意象征性地接受中华民国的管辖，这对国民政府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了。这时黄慕松极为担心的是，高原提前降雪可能会阻断川藏之间的通途，妨碍他内返。11月27日，他告诉噶伦们，他准备返回内地，但是希望把无线电台留下并指派手下的官员1～2名常川驻藏，以利于中华民国与西藏之间继续进行新的对话和磋商， 噶厦同意了他的要求。 在黄慕松使团行将离藏的最后几天，西藏方面为了表示答谢，也相应地向国民政府的使者授予了荣誉官衔：给黄慕松穿了一套札萨衔的官服，他的4名随员也都穿上了四品官的官服。 黄幕松离藏前致噶厦的最后一封信函，其内容反映了国民政府使团对西藏与中华民国间所发生的事件的基本看法： 《黄慕松自拉萨致拉萨噶厦政府函》： 致噶厦衙门函件原文 噶伦诸公勋鉴： 福地暂驻，蟾影三圆，备荷诸公款待殷勤，宾主言欢，礼隆情洽，私怀倦倦，感何可忘。窃以中藏关系历史，自唐以来，已具亲密，降及元明，益臻良好，至逊清，更形。融洽。在精神上，内地蒙佛教之思恩；在物质上，西藏受内地无穷资助。西藏屡次事变，内地耗费无量金钱；牺牲无数骨血，为西藏努力平辞〔乱〕造福。如葛尔弼之击溃准噶尔，福康安之败走廓尔喀，此其荦荦大者。此种事实尽人皆知，无待赘述。迨及逊清末叶，天祸中国，外患渐漆，西藏与内地稍有龃龉。但有悠久良好之历史，确实之主权，内而两方人民依然和好，外而国际视听认为一家，所以西藏之于中国，无论在法理上、事实上均为不可分离之一部，故达（赖）喇嘛生前情殷内向，中土官民亦无外视西藏之心。去年不幸达赖喇嘛圆寂，内地官民同深悲痛，中央政府尤为震悼，以达赖喇嘛保障西陲，功在国家，特派本使前来册封、致祭，固所以崇德报功、阐扬佛教，亦所以团结内部、巩固边防。本使才轻任重，戒慎有加，自入藏境后，承军民热烈欢迎，并见沿途官民希望中藏早日恢复密切关系之诚意，足征民意所在，前途光明，本使异常欣慰。窃维册封、致祭，为本使之专贵，幸蒙当局诸公竭诚相助，俾本使克完使命，尤为感谢。故于原有职务之外，含西藏民心之望治，当局之热忱，乃不惜以个人之热望，为政治咨询，冀得藏民之好恶，供中央之采择起见，所以有十月八日之函询，职是故也。不意奉读十月十七日来函，相〔与〕中藏固有之良好历史，及现在国际之情形，与中藏现在及将来之需要，颇为抵触，实非中藏人之幸福。兹事体大，钳〔缄〕默难安，二十四日噶厦晤谈，所以表示碍难接商之遗恨，盖不忍率尔呈报中央，使内地同胞闻而失望，遗害中藏大局，此本使区区爱整个中国、爱西藏地方之心，堪为诸公告者也。中央以本使册封之任务既毕，电令归京报告，行装既备，首途有期。乃拟于朝布达拉山辞行之前日，即十一月九日午后，辱承诸公过访，盛意挽留，沥肝披胆，恳谈良久。仰承不弃，对于本使福条利议中藏之个人鄙见，俯加采纳，而以封面〔函）送达，备提民众会议为请，具见诸公豪杰眼光，菩萨心肠，莫名钦佩。故不顾个人谫陋，贡诚恳之刍荛，聊以〔申〕友情，藉酬高谊。奉读远（还）云，自未克符国人之愿望，然群众心理渐见曙光，从此努力不息，谅必有以安慰国人。呜呼！国际情形变化万端，时事日亟，贡〔实〕非吾辈所能苟安图存。深望贤达诸公，指导官民，熟筹利害，毋为过高之论，为有利之谋。天之视听，悉本于民，我佛慈悲，原在普渡。慕松不敏，敬随诸公之后，继续努力，策进中藏和平。松幸甚，中藏聿甚。临别赠言，不尽依依。专此敬请 噶伦诸先生 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虽然黄慕松在致噶厦的信中声称与噶厦的协商没有取得成果，但是，事后看来黄慕松使团确实取得了巨大的战术性成功。他的成功表现在留下一位官员常驻拉萨，负责无线电台，从而实际上确立了国民政府官方在拉萨的一席之地，并一直保持到1949年。尽管西藏人天真地把这种局面的出现只看作是黄慕松使团的扩张，但是实际上是让中国政府向他们的人民及全世界宣布，他们重新确立了对西藏的统治地位。下面引自《国闻周报》（1934年12月15日）的译文便表明了将这一事实大加宣扬的用意： 为了强化中央政府与西藏间的关系，便于指导边境事务，行政院已决定在西藏首府拉萨派驻一位使臣。据说刘朴忱将被任命为驻藏公使，由蒋致余作他的副手。 黄慕松还巧妙地改善了噶厦政府和寺院上层集团对国民政府的态度，他因此而受到嘉奖，并在返回南京之后被提升为蒙藏委员会委员长这一要职。 相比之下，西藏政府通过允许汉人在藏派驻使臣、设置电台只是获得了进行进一步对话的可能性。这一决定再度反映了西藏对中华民国政策的自相矛盾和两面性：既拒绝放弃其事实上的独立地位，同时又不愿使西藏与中华民国的关系完全破裂。中华民国政府既以希望双方问题的圆满解决相引诱，同时在关键问题上又拒不让步。 如果说龙厦事件意味着西藏内部政治事务的发生转折，那么，黄慕松使团赴藏致祭册封，则是西藏对外事务发生转折的标志。在中断了22年之后，拉萨又出现了一位国民政府的官员，由他控制西藏仅有的一座无线电台。1933年12月，龙厦就曾致函英国人，认为西藏现任领导者可能没有能力去对付十三世达赖喇嘛执政时曾出现过的来自汉人的威胁。面对国民政府的威胁，西藏当权者进行了第一次尝试，他们虽然没有在根本问题上作出让步，但是却在重要的具有战术性和策略性的问题上妥协退让了。他们没有能够从黄慕松使团那里赢得任何实际的成果和利益，尤其是在班禅喇嘛返藏这一变幻多端的问题上更是一无所获，这就意味着西藏与中华民国之间的紧张状态将持续下去。 英国人的观点 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与黄慕松使团入藏，以及汉藏争端这三大事件对英国产生了重大影响。英国方面也把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圆寂视为其重新审视对藏政策的合乎逻辑的一种契机。下面所引的两封长信即透露了英国当时不情愿在西藏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的要因。第一封信是印度政府外交和政治部部长麦特卡夫（H.Metcalfe）致他的部属锡金政治专员威廉逊（P.W.Wiliamson）函： 关于中华民国特使赴藏一事，印度政府考虑到你们的预见，认为汉人使者入藏可能导致其在拉萨重新派驻一位使臣的局面出现，接踵而来的便可能是汉人在西藏影响的增强，并可能使英国在西藏的影响受到严重削弱。大英政府、印度政府与北京公使馆之间于1932年和1933年所进行的交涉提出，北京公使和大英政府都不打算对中国政府进一步施加压力，除非事件发展到难以控制的地步才不得不这样做。他们持这种态度无疑具有正当的理由，即 一、他们在中国内地有着极大的商业利益，这就使得他们极不希望与中国中央政府作对。 二、作为‘国际联盟’成员国的大英政府不可能像日本割占满洲里那样去做以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来为目的的事而遭致任何怀疑。 针对大英政府的宣传已经在中国和日本流传开来，日本自然希望大英政府受到怀疑，从而分散世人对他们的行为的注意力。 三、我们在西藏所具有的惟一真正的利益和兴趣是维持友邦印度边境的稳定，使其不至于在我们的边境内制造骚乱。这种考虑自然是由于对印度政府的关心超过了大英政府和北京公使馆之故，而大英政府和北京公使馆相比较而言对这一问题的重视程度都不如他们自己对保持对中国政府的诚意那样看重。 ……我认为由上述情况可以明显看出，印度政府要说服大英政府在西藏问题上与中国政府相抗衡是非常困难的，除非我们能够提出的论点比至今所能提出的论点更具有说服力。而且，我们的手脚在很大程度上被1914年自己关于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的承诺束缚住了，并且正如您所指出的，依照我们当时达成的协议，中国向拉萨派驻了一位驻藏大臣。尽管存在这些困难，但是我们仍然觉得有必要把我们认为应当采取的政策向大英政府作出合理的解释，然后留待大英政府从更广泛、全面的角度去决定哪些事情是值得做的。我们认为，以某种形式保持印度政府在拉萨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并且有必要用我们所能收集的各种论据尽力使大英政府相信这一事实。其次，尽管现在决定权掌握在中国人一边，但是我认为，我们应当提出所能采取的切实可行的措施来保持同西藏政府的友谊。在以后几周，根据事态在拉萨的进一步发展，你们会把整个问题的通盘考虑提供给我，并且在你们觉得有可能时把你们的半官方的看法呈送于我吗？ 威廉逊给麦特卡夫的复函坦率地估价了当前的局势以及今后将会出现的危险： 尽管中国人和日本人时刻都在宣传我们正企图把西藏从中国“分离出去”，但实际上并没有这回事。西藏早已分离已近23年了，中国企图使她重新隶属于自己，西藏渴望像现在一样保持独立，中国人所能运用的惟一武器便是同西藏进行各种形式的协商谈判，以愚弄西藏人对中国产生恐惧。西藏已受到来自其东部和东北部边境的入侵的威胁，迫使她向中国割让土地，黄慕松便一直在制造这种恐惧和威胁。他提出有利于西藏的东部边境，目的当然是让西藏割让土地。他要求藏军的一部分改编为特种边境部队，并提出由国民政府发放薪饷，由汉人控制，已遭到了西藏方面的拒绝。但是，西藏政府虽然不情愿接受中国的宗主权，不愿让国民政府派遣一位带着25名以上的随员的使臣进驻拉萨，还是同意了上述条件和要求。热·巴哈都尔（Rai Bahadur，即诺布顿珠）认为，中国政府不会以接受这些条件为满足……它会拒绝承认和批准黄慕松所提出的边界要求，还会利用西藏对外来入侵的恐惧，得寸进尺地再提割让领土的要求，并且会竭力威胁西藏，使其允许中国向拉萨派驻代表，以求获得西藏对外事务的发言权。 西藏意识到她必须依赖某一个外国，在这种情况下，她宁愿依靠我们。我认为，如果我们打算采取行动防止她遭受外来入侵，并且，如果有必要的话就派出军队以保卫其东部边境，那么，西藏人就会打定主意，并渴望让我们去控制其对外事务。西藏的高级官员不止一次询问巴哈都尔，我们是否愿意派遣军队；在我们看来，采取这样的行动当然是不可能的。西藏方面认为，我们如此爽快地提出给予所谓的外交帮助，对她解决将来同中国的困难丝毫没有用处。仅仅是出于这种理由，她已同意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并同意接纳中国派驻拉萨的一位代表。巴哈都尔认为，西藏承认中国的宗主权是非常暧昧的，并且翻译了她作出这种承诺的措辞：“黄慕松一再向我们施加压力，为了向外国表明态度，作为中国邻邦的西藏，我们承认隶属于中国，但是，我们的所有对外关系及内政管理都将由西藏来履行。” 虽然西藏承认中国的宗主权或许只是开的空头支票，也可能是为了照顾中国的情面，然而，向拉萨派驻一位中国代表对我们来说则是一件重大事情。即使不把这样一位代表当作驻藏大臣来看待，也许不会有很高的地位，但是，他将会纠集一切反英的阴谋势力，并将不断地为中国操纵西藏、特别是操纵西藏同我们本身的所有关系而进行活动…… 毫无疑问，中国是一个有害的邻邦。最近，它在缅甸和云南边境所制造的麻烦足以表明这一点。早在1910年，中国人就曾对不丹表现了极大的兴趣。当时中国派驻江孜的商务代表就曾与不丹的国王（Maharaja）和帕若彭拉（Paro Penlop）进行过接触，中国驻江孜的商务代表致函帕若彭拉，要他为中国驻藏军队提供大米……当时在拉萨任职的驻藏大臣联豫曾致函不丹的德布拉加（Deb Raja）帕若和仲萨彭诺（Tsong Penlops）及其他头人和民众，意在传达他的指令。……中国还向不丹边境的达旺（Tawang）派驻军队。事实上，这一年当中中国人都在不断制造麻烦，我认为，我所说的这一切足以表明，如果中国人再度获得对西藏的控制权，那就可能不断地激起我们的焦虑和愤怒。我们不能够心安理得地对可能会再度发生的这种事情熟视无睹。 然而，我却非常强烈地感到，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继续把西藏当作一个完全自治的国家对待，如果中国的驻藏大臣出现于拉萨，我们必须只把他当作一名外国代表来对待，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决不得以何种方式去同他协商或咨询有关西藏事务或对外关系的任何问题。而且，我们在同中国协商西藏问题时，千万不要出半点差错，除非西藏确实像1913～1914年的情况那样同中国平起平坐。 西藏目前的局势非常危急，我们在西藏有一个“政府”，但它实际上是一盘散沙，每个人都在为自己谋私利，这个国家现在缺少一位像达赖喇嘛健在时那样的强有力的统治者。而且，这个“政府”尽管对我们非常友好但又惧怕中国人。我们多年来都在鼓励西藏依靠我们，但是我们又不能向她提供真正需要的东西，比如确保其东部边境不受侵犯。……我认为，我们应该做我们所能做到的那点事。我们的意图够诚实了，我们只是希望她本质上完全独立，即使只是在名义上“自治”也好。 接着，威廉逊提出了大量具体的建议。首先，他建议应当准许他在1935年夏季到来之际访问拉萨，“因为如果我不能成行的话，西藏政府就会认为我们对近来事态的发展漠不关心，或者认为我们已被黄慕松使团所取得的成功吓住了。”他接着又说：“应当给我一笔数目可观的资金，最好为大约70000卢比。这样一个数目与中国使团为西藏花费的金额是不可比拟的。……如果准许我出访拉萨，那么，这样一次访问将会使我能够判定能否重建英国在西藏的某种影响。” 其次，威廉逊还极力主张大英政府准许他主动向西藏提议，由于最近需要购买武器，免去2～3年，每年十万卢比（1akh）的分期付款费用。他向上司解释说： 西藏急需资金，在这种情况下“虚假的资助”他们是非常乐于接受的。如果中国的常驻代表出现于拉萨，这种资助应当易于在不经通知的情况下予以取消，应当告诉西藏这样做。我还应当被授权向西藏建议，如果西藏政府愿意，我们将在印度帮助培训更多的西藏政府官员和军队，或者是出于这一目的派遣英国官员去拉萨。这笔培训费用由我们开支，我们将不要求西藏政府花一分钱……一旦西藏政府需要，我们还应当随时准备向她出售更多的军需品。在西藏对汉人的入侵极为敏感和恐惧的情况下，提供军需品（以及培训官员和军队）便是我们所能提供的援助。 威廉逊还建议，一旦中国的常驻代表进驻拉萨，就应当认真考虑委派一名英国使臣入藏的问题。并且，英国驻南京的总领事也应当与那里的西藏代表保持接触。 最后，他请求大英政府派遣一个带着充足资金的使团，由他率领于1935年赴拉萨，他说：“不必太多，只需要一笔数额较小的资金就行了。我认为，在目前非常危急的时候，仅限于免去西藏几十万卢比、甚至还包括部分军用开支的策略是不中用的，这样就不可能把西藏从中国的统治下拯救出来。但是我冒昧地认为，如果我所提的这些建议被采纳，那我们至少在目前已尽了我们的一切努力。” 威廉逊派遣一个使团入藏抵制中国的影响的建议得到了德里和伦敦当局的赞许，这将在第八章中予以考察和论述。他于1935年赴拉萨，从而揭开了藏英关系的新篇章。 因此，黄慕松使团入藏，不仅重新确立了中国在西藏的地位，派遣了一位常驻使臣，而且还造成了一个剧烈的国与国之间互相欺瞒的时期，英国和中国展开了激烈的角逐，都企图抢先夺取对西藏的控制权。 第八章 英国人、中国人与九世班禅喇嘛 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之时，班禅喇嘛及其随员在中国内地自愿的流浪生活已超过了10年，他们已经感到厌倦，而达赖喇嘛在他去世前一年左右所采取的积极主动的态度，为彼此和解增添了新的希望。 调解达赖与班禅失和的最初行动 达赖与班禅1924年的信函来往并没有促进彼此争端的解决。因此，班禅及其随员便寻求中华民国政府的支持，同时利用他们与英国人所建立的长久关系，力图向达赖喇嘛施加压力，使他同意他们的看法。例如，1926年9月7日，班禅属下的官员察色康（Tsag gser khang）在访问北京时便获准受到英王乔治（George）陛下的接见。英王表示，希望“导致班禅喇嘛离开西藏的内部失和的不幸事件将会很快得到调解，班禅喇嘛不久将能返回他的故土”。具有重要意义的是，他通过自己的言论打开了英国卷入西藏事务的大门，“他确信，如果有人请他们从中斡旋，而且能够对当事各方有所帮助，那么印度政府将很乐意予以协助。” 6个月以后，英国人同班禅又在沈阳（Mukden）进行了第二次接触。1927年3月，班禅喇嘛告诉英国官员威廉逊，他打算尽快返回西藏。此后于1927年5月，察色康前往印度去拜见了锡金政治专员拜勒（F.N.Bailey），他提醒拜勒记住1905年威尔斯（Wales）王子向班禅喇嘛许下的诺言：“一旦遇到麻烦就致函英国政府，英国将会帮助他。”接着他又把班禅喇嘛的一封信面交拜勒，信上说，对拜勒所能提出的任何帮助和建议他将表示感谢，“乞求英国政府劝告西藏政府不要压迫他。” 拜勒复函说，他不能够插手西藏的内部事务，但由于札西喇嘛（即班禅喇嘛——译注）与英国之间长期存在着友谊，所以假如班禅告诉他希望做什么，他会尽可能提供帮助。 班禅的答复只是要求拜勒向察色康提出建议和忠告，并补充说，他会在适当的时候说明细节。在这一年，英国人在北京还同班禅进行了类似的接触。 1928年5月，拜勒向达赖喇嘛呈送了一封信，提出由西藏政府向内地的班禅喇嘛传递讯息，以促成新的对话。他还写道：“最好通知札西喇嘛，告诉他返藏后将受到良好的款待和礼遇，他所面临的各方面难处都将仔细地进行调查。……我渴望为西藏的利益尽自己的一切努力，因此我希望您谕示，我能够在这件事上做些什么。” 达赖喇嘛于1928年6月8日在一封复信中礼貌地通知说：“如果班禅喇嘛带着纯洁的想法返藏，我将尽最大努力帮助他……（但是）我希望您会记得，依照（西姆拉）《条约》，英国政府不应当干涉西藏的内部事务。” 拜勒解释说，他的信是私人信件，并不代表官方：他是以朋友身份向达赖和班禅两位喇嘛写信的。达赖喇嘛泰然自若地说，对此他一直都很明白。 正当书信往来正在进行时，由于班禅喇嘛的侄子带着他的部分亲属从拉萨拘留所出逃便使问题复杂化了。西藏噶厦政府在日喀则把他们抓住后又送回拉萨，他们被监禁起来，这次还被戴上了脚镣和手铐。 英国人与班禅的再一次接触发生在1930年，这一年的6月，班禅喇嘛致函新任锡金政治专员威尔（J.L.R.Weir），暗示他正在招募一支私人军队，目的是护卫他返回扎什伦布，并要求英国人为他提供武器和弹药。同时还预示。如果西藏政府拒绝答应他的条件不欢迎他返藏，班禅尽管不情愿，也可能会借用中国的军队入藏。信中说： 除了一两个人外，所有西藏人对我的信仰都很虔诚，他们正期待着我返回西藏。我也希望马上返藏，但是您很清楚，如果返藏行动得不到外来的援助，我就必然会遇到危险，我不能去冒这个险。假如我去寻求中国人给予协助，他们会派军帮助我返藏……一旦大批汉人军队到了拉萨，将会给僧俗民众带来巨大的艰难困苦，宗教将会遭受磨难，自治政府将会从西藏消失。考虑到上述种种危险，我已延缓了返藏的日期。……但是拉萨的西藏噶厦政府置过去与未来于不顾，认为我（的存在）是无关紧要的，并继续对我采取忽视态度。……为了保住我们的生命，如果我要返藏，对我来说至关重要的是要带领一支军队，否则西藏某些心怀鬼胎的人可能会向我行凶作恶的。在这种情况下，我请求您为了彼此间的利益，善意地作出安排，借给武器和弹药，帮助我们返回西藏。假使您觉得提供武器不方便，那我就请求借一大笔钱，如果答应了我的请求，在我返藏后将如数奉还。 威尔自然是说提供武器是不可能办到的。 到1931年，英国人更加担心由于班禅喇嘛与国民政府联系的日益密切，他们自己在西藏的利益是否会受到影响。当时英印的西藏政策是以保持西藏作为摆脱俄国和中国的影响和控制的一个缓冲地带为基础的。 英国人担心，中国会利用班禅喇嘛作为向西藏施加更大的约束和控制力的一种媒介，因而亟欲看到达赖和班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得到和解。所以威尔继续就这一问题要印度政府向达赖喇嘛提供良好的服务和帮助。 由于威尔的怂恿，加上1932年藏军在康区的失败，致使达赖喇嘛于1932年底致函班禅喇嘛，邀请他返藏。作为取得良好信任的一种姿态，达赖喇嘛同时还允诺，把戴着镣铐坐牢而受尽煎熬的班禅喇嘛的亲属释放出来，并通过英国驻华使节送去了保证释放的函件，达赖喇嘛的信打开了班禅与噶厦政府之间进行正式协商谈判的大门。 我曾两次致函于您，一次是在水猪年（1923），在您离开自己所属的寺院前往汉地和蒙古时，写给您的……火虎年五月二日（1926年6月12日），我再次给您去信……我希望您已经收到了这两封信，我尚未收到回信。从一开始我们俩之间亲如父子的关系就一直充满着情和爱。……因此，您现在的这种行为不可能指望使这种关系破裂。某些良心不好的仆从玩弄阴谋诡计所造成的伤害尽人皆知。但是您自然不会一时冲动想使西藏卷入战乱，西藏是由父子共同管理的。但是现在拉萨谣言四起，盛传西藏将要爆发战争。在这段时间对宗教的尊崇正在削弱，这是一个效仿外国人的时代，人人都喜好邪恶的行为（即战争）。自从您离开西藏至今将近十年了，而事情仍然是这种状况，我非常担心您的生命可能会遭不测。而且，假如您能返回“卫”地，师徒之间的关系就会像烟与火的关系一样不可分离。我们的先辈的高贵的传统也将得到维持。因此，请您在这个问题上三思并给我一个答复，以便我能根据情况的变化而行事。 水猴年八月十日（1932年10月9日）发。 为了给达赖喇嘛回信并向达赖在内地的传递口信的官员表明态度，班禅喇嘛于1933年1月26日复信说，他从未收到过达赖喇嘛于1926年发给他的信，但无论如何他还是打算委派两名喇嘛代表，即安钦、仲切（snsag chen drang che）活佛和仲泽钦莫堪布洛桑坚赞（见图片26）赴拉萨协商他返藏事宜。 班禅派出的两名代表于1933年6月2日抵达拉萨，随后与西藏“民众大会”举行多次会晤，协商由班禅所呈送的一整套条件。关于这些条件的细节没有找到直接的记载，在后来班禅的两位使者与锡金政治专员威廉逊的一次磋商中或多或少透露了一些他们对班禅所提条件的看法和“民众大会”的答复： 一、（班禅要求）归还从四世班禅洛桑曲杰时代起（1570～1662）到八世班禅丹白旺曲（1854～1882）时代所积聚于扎什伦布寺的全部财产（这里提到了前几世班禅喇嘛时代所失去的领地）。 （“民众大会”）答复：记不起有什么答复了。 二、（班禅要求给与）日喀则、南木林、白朗和郎卡子等宗的管辖权。 （“民众大会”）答复：这些宗不会给予班禅喇嘛，而且还要没收其他两个庄园用以支付军队的维持费和扎什伦布拖欠的巨额款项。扎什伦布可以从拉孜、昂仁、彭错林、岗巴（Khamba）及达木（Vdam）等小宗得到收入，但是宗本将由拉萨委派。 三、（班禅还要求）归还自1923年札西喇嘛出走以来被没收的扎什伦布寺官员和他们的仆从的所有动产和不动产。 （“民众大会”）答复：将把三座房屋还给一些官员，还将归还部分牲畜，此外再没有什么要还的了。 四、（班禅要求）扎什伦布寺的官员和随从在全藏行动自由，不受限制。 （“民众大会”）答复：在班禅喇嘛返回西藏之前，将不允许他属下的官员随心所欲地四处走动。 五、（班禅要求）偿还自1923年班禅出走以来以增加新税的方式从藏地征收的所有财物。 （“民众大会”）答复：什么都不会偿还。万一爆发战争，扎什伦布须支付1/4的军费，他们必须支付一些费用（数额以后确定）和上述㈡所提及的将被没收的两个庄园的收入。如果要求以乌拉差役和食物来代替资金支付也行。 六、（班禅指出）扎什伦布喇章应当拥有一支卫队，这支卫队以及扎什伦布的其他军队依然完全由札西喇嘛本人控制。 七、如果将来需要增加军队，后藏的所有军队都由札西喇嘛支付薪饷并由他直接支配。 八、应当确定后藏的税额，由札西喇嘛的官员征收，不必由拉萨政府来征收。 （“民众大会”）答复：上述要求都不能答应。 九、（班禅说）倘若要订立协议，应当由一个外国全权代表（即英国或中国）充当证人。 （“民众大会”）答复：班禅喇嘛必须由海路返藏。订立任何协定都没有必要让外国全权代表充当证人。 这种信函往来和彼此交换意见表明，达赖喇嘛圆寂之后，班禅与噶厦政府彼此的看法和主张不仅相去甚远，而且在前几封信中更为清楚地表明，这种不和的态度和做法不只是关于税收问题，而且还涉及了西藏政治制度的本质。班禅喇嘛希望返藏后，他从前所主张的扎什伦布自治制度还能发挥效力，并且还希望增加维持自己的武装的权力。班禅喇嘛在致威廉逊的信中传达了这种希望和要求： 我总认为，西藏是个多事之区。最近我收到了噶厦政府发来的信件和电报，他们在信函电报中要求我返藏。我已决定尽快返藏，但是在我成行之前，我认为，由一两个心怀鬼胎的人通过推行造成存在于扎什伦布喇章和噶厦政府之间的传统关系发生冲突的改革而制造的不和和纷争明确得到解决，那是再好不过的了，这样，这两个政府之间将来就不可能再发生争端了。 对于这些问题进行真诚现实的协商谈判是不可能的，因为班禅的两位使者无权对班禅原来提出的条件作任何更改。西藏“民众大会”准备了一份致班禅的书面答复，并于1933年11月这两位使者离开拉萨返回内地之前向他们宣读了这份复函。这便是班禅的两位使者传递给威廉逊的信息。 班禅的两位使者是经印度由海路返回内地的，在离藏之前，他们首先朝拜了班禅喇嘛的属寺和法座所在地扎什伦布寺。在那里住了几个月之后，他们前往锡金和印度，1934年3月24日，他们在印度同威廉逊会晤，并告知他，他们在拉萨的磋商毫无结果。他们认为，班禅喇嘛不会依照西藏“民众大会”所提出的条件返藏。 达赖喇嘛的圆寂增强了西藏噶厦政府要求班禅喇嘛返藏的愿望，因为回到西藏之后汉人就不能够操纵他了。因此，噶厦向在印度噶伦堡的班禅的两名使者发去了一封电报，奉劝班禅喇嘛返藏，因为乃均护法神卜卦预知班禅将大祸临头，生命非常危险。这封电报为这期间西藏所实行的宗教信仰制度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启示： 一月三日（1934年2月16日）在布达拉宫由著名的“泽松善仁”（tshe gsum zan ril）抽签卜问拉姆神，预知班禅喇嘛将有生命危险，因而我们不忍心他如此长久地呆在藏地之外，对他来说，当务之急是尽快由海路返回西藏。至于“民众大会”致班禅喇嘛的便笺，除非你们两人能够尽量不耽误地径直回到汉地，并将要求尽早答复的便函提前送交给班禅喇嘛，我们收到复函之后打算派人陪同班禅返藏。请将你们就这件事所要采取的行动计划通知我们。 噶厦（盖章） 噶厦显然也向班禅喇嘛派驻南京的私人代表发去了同样的电报， 夏格巴曾论述到这件事： 显然，当他们拜见班禅喇嘛并把电报呈送给他时，并没有给西藏代表一个明确的答复，其中一位名叫群培土登的代表私下告诉我，如果班禅喇嘛接受西藏政府所提出的条件，那将是一件好事；可是他却对他们的条件不屑一顾。 班禅喇嘛这种目中无人的蔑视态度在他于1934年5月22日发给噶厦的一封刺耳的电报中表现出来。他坚持说，除非他最初所提的条件和要求得到满足，否则他就不会返回西藏： 来电收悉，非常高兴，遵嘱我希望马上由海路返藏。特委派安钦、仲切等人入藏协商，他们返回后带来了（“民众大会”的）答复和具体细节，可是在“民众大会”的复函中只字未提噶厦政府（gzhung）与扎什伦布喇章之间的分歧能否得到和解，所以你们能够想像我返藏的处境，当时的答复似乎是，由于某些无知者的不适之辞，使得至尊达赖喇嘛和有学识的臣僚噶伦们及“民众大会”的其他成员难以行事。现在不受他们的影响了。我希望尽快给予答复，同意我所列举由安钦、仲切带去的、盖有我的印章的那些条件。札西喇嘛木狗年4月6日于汉地项札伦珠噶泽宫（Hahgdra Lhundrup Ga Tshal Palace）。 当时，班禅的阵营分成了两派，一派坚持主张班禅由陆路带着军队及大量军用物资返藏，另一派则希望他不带军队由海路经印度返藏。安钦活佛和仲切堪布自认为是“印度”（海路）派的领袖，上面提到的察色康则支持“陆路派”。“海路派”认为，班禅喇嘛从上海的德国军火商那里已购得了大约1000支步枪，他手下还有一二百人在汉地受过军事训练，并且拥有数量可观的武器弹药，还有一大批来自汉藏边境和蒙古地区的追随者。“陆路派”争辩说，英国人不会让班禅带着所有的军队和武器途经印度，他们确信班禅需要一些军队用以抵制噶厦政府将来可能发布的如1923年逼迫他出逃那样的“不合情理的”命令。 居于支配地位的态度似乎是他们决不会再让自己成为噶厦政府意愿的违背者而受到责难了。察色康在同诺布顿珠的一次谈话中证实了这些军队的存在： 察色康起初吞吞吐吐，支支吾吾，但在热·巴哈都尔的恳求下他便直言不讳，他说由于班禅喇嘛希望带着大量士兵和军用物资返藏，所以由海路经印度返藏对他来说是非常困难的。虽然士兵大多是西藏人和蒙古人，但都是从汉地招募的。班禅喇嘛手下可能有“几千”军队及同样数目的步枪。 班禅显然相信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圆寂会使噶厦政府的毅力和团结遭到削弱，并会使国民政府支持他返藏的愿望得到增强。因而他及其属下的官员一直都在请求国民政府，希望在汉人的广泛支持和保护下尽快返藏。1934年初，班禅访问了南京，并接受了国民政府授予他的新的封号和荣誉，新闻报道对此进行大肆称赞。 同年3月，他告诉贾德干（A.Cadogan）：“他现在已经收到了西藏民众和喇嘛们欢迎他返藏的许多讯息。因此，他现在只是在等待国民政府就此问题发出指示。” 班禅喇嘛感到很自信，他于1934年底派遣两名使臣带着与一年前一样的一整套条件返回拉萨，并傲慢自大地解释说，达赖喇嘛圆寂之后抑制了日益增长的要求，这便是他渴望返藏的明证。班禅喇嘛的两名私人代表于1934年11月底到达锡金，显然是在1935年初左右抵达拉萨的。 当1935年初黄慕松返回内地后班禅喇嘛的这种不屈服不让步的立场得到了加强，黄慕松劝告国民政府给班禅配备一支护卫队，以协助他返藏。1935年2月8日，国民政府作出反应，委任班禅为“西陲宣化使”，并指派了一支由500名汉人士兵组成的私人卫队前往他在青海西宁的驻锡地。 此后不久，黄慕松被任命为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处于这样的职位，黄慕松对国民政府的支持班禅的政策起到了促进作用。 班禅喇嘛还把英国人置于难堪的境地，威廉逊致电班禅的两位使者（并单独致电噶厦）：“集中精力达成圆满的解决办法，不要在细小琐碎的问题上拖延时间。”为了予以答复，班禅于1935年1月中旬复电说，他已派出代表前往拉萨去与噶厦政府磋商，“以便我能够在不依靠武器的情况下返藏” 他向英国人请求，如果他们觉得不能够支持他的斗争立场，就保持中立。威廉逊对此作了如下报道： 在返藏问题上，他（指班禅——译注）希望把英藏之间的和睦置于比十三世达赖喇嘛时代更加牢固的基础之上；并指出，西藏政府有允诺他的要求的倾向，他希望大英政府在需要时提供帮助，最后建议，假如大英政府不能帮助他，那就应当保持中立。 1935年2月25日，班禅的代表又通知驻北平的英国特使说，他们正在进行会晤，“以求消除札西喇嘛与达赖喇嘛之间不和的气氛。” 1935年4月25日，威廉逊答复班禅喇嘛，建议他缓和所提的要求，以满足西藏政府的所提的条件。 在这形势紧张的时期，热振摄政致函威廉逊（1935年3月23日），邀请他于本年夏天访问拉萨，英国人抓住这一机会，力图弥补由于黄慕松使团入藏给他们带来的不利影响。 威廉逊1935年出使拉萨 威廉逊使藏的目的，意在表明英国对西藏及其所遇到的困难表示关注。同时，英国人也希望促成班禅喇嘛离开汉地返回西藏。其具体的目的是： ⑴口头提出班禅返藏的问题，以寻求所存在的各种分歧得到进一步的解决，而大英政府或印度政府又不必为这种解决的实现承担任何责任，不提担保问题。⑵弄清汉人在拉萨设置无线电台是否表明中华民国的代表将常川驻藏。⑶探明西藏方面对英国为与中华民国的使团相抗衡而遣使入藏的态度，如果英国使者打算常川驻藏，西藏将作何反应。 西藏人很可能会探究这样一个问题：万一遭到汉人的入侵，他们能否指望从印度和英国那里得到支持和援助。对此，威廉逊只是奉命向西藏人转达了如下担保： ⑴尽管英国拟承认“中国对西藏理论上的宗主权”，但是仍将坚持“他们现行的政策，即把西藏视为事实上实行自治的国家。”⑵英国急切希望保持同西藏的传统友谊，并继续一如既往地友好相处。⑶倘若西藏卷入了与中华民国的纷争或冲突，英国将辨明事件的是非曲直，在南京给予外交上的全力支持。 当英国使者于1935年8月26日抵达拉萨后，便开始在班禅喇嘛和噶厦政府之间进行磋商，结果陷入了困境。尽管噶厦政府已表示可以通融，拟同意归还1923年之后所没收的扎什伦布寺所辖的所有10个宗；免除对扎什伦布辖区新增加的赋税；适当降低其他新征税额；归还扎什伦布官员的动产，但不包括不动产；并且只是适当地要求为噶厦政府承担部分军费（现金或食物），但仍然拒绝交还日喀则、南木林、白朗和浪卡子等地区；不允许班禅单独增加军饷，不受西藏噶厦政府的约束；不归还已不属于现在的班禅喇嘛的财产；不承认扎什伦布是独立的地区或自治区；不允许汉人军队护卫班禅返藏。 汉人护卫队问题在拉萨的政教官员当中尤其不受欢迎。7月15日，噶厦政府直接向中华民国政府提出抗议，接着“民众大会”也断然拒绝让一支汉人护卫军进入西藏。 因此，当威廉逊到达拉萨时，便十分担心汉藏双方可能会在班禅喇嘛返藏问题上发生冲突。 同时，在威廉逊等待到藏南去朝圣、10月底才能回来的热振摄政和赤门噶伦时，汉人则在护卫队问题采取了进一步的行动。1935年9月，国民政府任命诚允为“护送西陲宣化使班禅喇嘛专使”，班禅期望经由西康尽快赴藏的消息传到了拉萨。 在这节骨眼上，噶厦政府询问威廉逊，如果西藏军队与汉人的护卫队交火，国民政府派出援军，英国政府打算采取什么对策。威廉逊深知英国反对派兵助藏的坚定政策，因而以指出当时国民政府存在的弱点的方式回避了这个问题，他还向噶厦政府担保说没有必要担心。但是，他又表示将同印度政府交涉，以寻求答案。 1935年9月10日，威廉逊致电班禅喇嘛，企图化解可能发生军事冲突的危险，他说：“从外地带任何官员或军队入藏都是不明智的，因为这对于西藏不会有一点好处”。 9月23日，班禅喇嘛再次请求威廉逊，要他让噶厦政府完全接受他的要求。9月28日威廉逊才告诉班禅喇嘛，除了军队控制权、额外地区的管辖权和汉人的护卫队及官员这三条之外，噶厦政府已满足他的全部要求。威廉逊竭力劝说班禅接受这一妥协方案。1935年11月3日，班禅作了非常不可思议的答复，他说：“西藏噶厦政府所谓我希望带官员和军队入藏的说法并不真实，这不在我所提出的要求之列。”但他仍然没有让步，他对威廉逊说：“我将请求英国政府大发慈悲，依据我所提出的那些要求使噶厦政府与扎什伦布喇章之间的分歧得到彻底解决。” 与此同时，德里和伦敦当局都在考虑怎样答复威廉逊发来的急电，威廉逊在电报中询问，一旦发生军事冲突，英国将采取什么对策，并陈述了他的担心，即如果英国人不给予支持，西藏就会退让。尽管英国绝对不愿意提供军事援助，但还是相信彻底解决班禅喇嘛返藏问题、避免汉人军队和官员进驻扎什伦布寺是极为重要的。因此通知威廉逊，英国将尽可能强烈地从外交上敦促中国接受西藏方面的要求，取消汉人护卫队。 1935年11月初，威廉逊奉命告诉西藏人，英国驻华大使已向国民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强调派遣一支护卫军进藏是与西藏政府的意愿相悖的，“将会引起大英政府进行正当的干预，并一定会予以强烈反对。”威廉逊还告诉他们，英国对成功抱有希望，因此，西藏不应当改变其目前的态度。 西藏噶厦政府对威廉逊表示感谢，并声明他们所怀的意图和目的，即拒不允许汉人军队和官员随同班禅喇嘛入藏。 中华民国政府对英国所持的外交立场的反应结果并不太冲动。据在南京的贾德干报告，11月9日，中华民国外交部次长证实了中国将派一支300人的护卫队的意图，并说这是遵照班禅喇嘛的请求而行事的。这位次长还说，原本打算派遣一支规模更大的护卫队，但是考虑到噶厦政府于几个月前所提出的建议，国民政府削减了护卫队人数。他接着又坚持说，这些士兵实际上只是为了保卫班禅喇嘛并维护他的权威，他们并不打算留在西藏，护卫队还可能由一个政府官员陪同，他也不会留在西藏。贾德干对这一计划提出了强烈的抗议。 过了大约3周之后，即11月29日，国民政府正式答复贾德干：“⑴关于说西藏必定会反对派遣护卫队入藏的问题，黄慕松在拉萨时就曾向西藏当局提出将派一支护卫队护送班禅喇嘛，当时他们并没有提出反对意见；⑵这支护卫队不会由‘军队’组成，而是由一位文职官员率领的卫队。” 英国人于1935年12月20日再次作出非常强烈的反应： 不管黄慕松于1934年提出这一问题时西藏政府可能采取了什么态度，他们现在的态度是，强烈反对派遣护卫队及汉人官员陪同班禅喇嘛入藏。中国政府面对西藏的反对意见还坚持他们的建议，这极有可能导致中华民国与西藏间的关系陷入困境。鉴于某些国家对西藏的垂涎和共产主义者在汉藏边境的活动，这种时候企图对西藏采取敌对行动是极不高明的抉择。而且，我们必然希望维持英中之间的友好关系，因为中国所采取的政策与大英政府所采取的政策是一致的，双方在西藏都具有重大利益。大英政府所关心和重视的问题是，明确地表示，如果中国政府采取违背西藏政府意愿的行动，就可能导致危局的出现，他们希望中国政府不要走这条道路，否则可能会导致不幸的纠纷的发生。 贾德干甘口头通知中国人说，300名全副武装的军人不可能单纯被看成只是为了护送，像班禅喇嘛这样的宗教人物的权威也不会要求以这种排场来护卫。他进一步辩解说，既然班禅喇嘛在汉地旅居时都没有这样一支护卫队，那他在返藏时也不应当要求护卫。班禅喇嘛的安全可以从他所属的扎什伦布僧众那里得到保障，他们会到藏汉交界处来迎接他。 中国人答复说，班禅的卫队不能够取消，“因为这必然会被看成是对班禅喇嘛极端无礼的一种行为，还有可能激起西藏方面的怨恨。”当贾德干问既然西藏人不希望护卫队入藏，那么不派护卫队怎么可能激起怨恨呢？国民政府外交部次长坚持说，他们没有收到过西藏表示这种意思的只言片语，关于西藏反对护卫人员进藏的报道可能是夸大其辞。 这一问题引起了英国的惊讶，他们不知道是否受了西藏人的蒙骗，因为他们没有能够提供断然表示反对的任何日期。应伦敦当局的要求，古德（B.Gould）逼迫西藏政府明确他们提出抗议的具体日期。到1936年1月底，西藏找到了有关文件并将其传递给了英国人，英国人在中国继续进行活动，竭力抓住这个问题不放。贾德干再次与中国外交部次长会晤，这一次他质问这位次长，西藏人是否提供了日期和名称。据贾德干称，这位中国官员显然感到很吃惊，可是他还是说西藏人从来没有表示反对。他还否认班禅喇嘛曾经作过不希望派卫队的任何表示。 正在这个时候，悲剧降临到了英国使者的头上。威廉逊刚到拉萨不久便染上了疾病，到了11月病情恶化，英国政府希望尽快将其接回国，因而请求西藏政府准许在色拉寺下面的一片平地上停降飞机。西藏“民众大会”予以拒绝，转而提出派轿夫把威廉逊“抬”回锡金。提出这种理由的背后透露了西藏新的领导者缺乏自信。首先，西藏政府担心色拉寺的喇嘛僧众会进行骚扰，用石块砸飞机，打伤驻扎在那里的卫兵。其次，西藏政府从前一直拒绝中华民国政府开通内地与拉萨航线的请求，声明绝不让飞机在西藏着陆，因而他们不希望开这个先例。假如他们现在准许英国的飞机着陆，担心将来难以拒绝汉人的请求。这项决定实际上对英国没有任何影响，因为英国皇家空军最后断定说，他们的飞机不能够在海拔大约1200英尺的拉萨降落。而这时威廉逊的病情更加恶化，1935年11月18日他因小便失禁而死。 由当时在拉萨陪同英国使者的江孜商务代表帕特（Battye）上尉接任。 几周之后，消息传到了西藏，说有一支300人的汉人先遣队已离开南京前往班禅所居住的塔尔寺加入到返藏行列中，准备陪同他于次年返藏。听到这一消息后，西藏“民众大会”又通过了另一项决议，声明，如果班禅喇嘛企图带一支由汉人和蒙古人组成的护卫队入藏，将会遭到武力反抗。 12月21日，噶厦政府把这项决议电告了南京国民政府， 但是他们对能否阻止预定要入藏的国民政府的先遣队仍然没有把握，因而企图再次得到英国给予军事援助的担保。帕特论述道：“他们最先并且也是经常考虑的似乎是，担心遭受汉人的入侵，他们不止一次地要求我们增加军事援助，以抵制汉人入侵。” 帕特在11月离藏之前，与噶厦成员进行会晤，商讨班禅喇嘛返藏问题。西藏官员重申，他们实际上已同意将班禅喇嘛出走时所拥有的全部财产归还给他，但是他们不可能在军事问题以及班禅要求额外地区问题上作出让步妥协；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不会让一支汉人护卫军进入西藏。接着帕特又会晤了班禅的两位使者，并告诉他们说，他认为，噶厦政府所提条件非常合理，剩下的分歧就很微小了，这可在班禅喇嘛返藏后亲自解决。帕特还向班禅喇嘛发了一封长电，表明他的想法和意见，但没有得到答复。 在同帕特的最后会晤中，噶厦说明了他们在宗主权问题上的立场。1935年11月14日，赤门代表其他噶伦对帕特说： 黄慕松将军去年在西藏时，逼迫西藏政府表面上承认中国的宗主权，西藏政府答复说他们将打算这样做，条件是国民政府将西藏东部边境的一些地区，即德格和瞻化等地归还西藏。同时，西藏依然享有管理内部事务的自由，完全不受汉人的束缚。 德格和瞻化到现在还没有还给西藏政府，所以我们现在拒绝承认中国无论是在理论上或者是在事实上对西藏的宗主权。 因此，在帕特离藏时，英国已逐渐在班禅返藏问题上起到了重要的调停斡旋的作用。实际上，热振摄政请求帕特让英国政府对班禅喇嘛“施加压力”，以使他接受西藏政府的建议。 1936年——对抗之年 到了1935年底，班禅喇嘛及其随行人员似乎仍然打算在其属下的卫兵和汉人卫队的护卫下返藏。班禅喇嘛于1935年3月11日递交给蒋介石的一封信，透露了他强烈的亲汉主张，对他将来在西藏的作用也有些夸大其辞。在告诉蒋介石他同噶厦政府就重大问题的解决进行了全面的协商之后，他催促蒋介石下决心解决国民政府与西藏之间存在的悬而未决的突出问题（因为噶厦政府正把这些问题当作不允许汉人护卫队陪同他进藏的理由）。他还写道： 关于宣化步骤。……班禅拟克日入青转康，被灾之寺庙倡助修复，流离四野之喇嘛，竭诚招抚，寺产僧纪，严加整饬，民众痛苦，力图苏救，开诚宣化。团结五族，用报国恩于万一。但上陈各事，并非空口宣化所能奏效，尚希中央酌拨赈款，分散民间，以示党国爱抚边民之至意。 关于西藏建设计划。……班禅此次回藏，拟先开辟青、卫藏长途汽车公路，以应急需。继在重要各“宗”，架设电台，分置邮局。并饬各宗豁兴办小学，教授藏文，以养其读书习惯，再由而加授中文及科学常识，按期选派青年留学内地，以资深造。此项开办经费，预计约在百万，尚望政府及早筹拨，以便着手进行，共策久远。若能再饬交通、教育两部，酌派专家技师协同办理，尤所欢迎。 关于回藏必需。……班禅无论采取何种方式入藏，必须略备卫队，以策安全，而扬国威，切盼政府选派武装整齐、军纪严明之队伍来青，用壮行色。 然而，我们已经看出，尽管班禅喇嘛很乐观，但是，噶厦政府还是坚决反对班禅带卫队入藏。因此，如果班禅企图带着卫队强行入藏，那就非常可能导致一场武装冲突的发生。 1936年1月10日，西藏方面收到了他们于1935年12月所发出的电报的复电，是由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黄慕松签署的。来电告知，一支由军队和官员组成的国民政府卫队已被派往班禅喇嘛的驻地安多（青海），这就暗示他们将陪同班禅入藏。同时又说，这支卫队不会给西藏带来任何麻烦，企图缓和西藏政府的担心。 1936年新年伊始，班禅喇嘛已开始返藏的报告便源源不断地传人拉萨。有的报告指出，他已经由陆路将行李运到了扎什伦布寺；而另一些报告则说他已离开了青海塔尔寺，迁到了拉卜楞寺，再从那里到玉树然后返回西藏（见地图4）。 这些报告和说法很快便得到了证实，班禅在离开塔尔寺之前给噶厦政府发去了一封信，说他正带着一个团的卫队返回他的权力基地扎什伦布，并请求噶厦政府发布一道命令，让沿途的僧俗群众予以协助。得知这一消息后，“民众大会”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会后决定委派多仁德吉和堪穷强巴曲旺两位特使前往玉树去迎接班禅，然后陪同他返回扎什伦布。噶厦政府依然拒不允许国民政府派遣的护卫队入藏。 班禅自塔尔寺出发后，到1936年5月中旬，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工农红军——译注）突然出现于康区而使班禅返藏的旅程延误了。这些军队在1935年便已被国民党的军队逐出了湖南，后来分成几支较小的队伍北上贵州、云南，后来到了四川省。他们不断向北部和西部推进，并在五、六月间取得一系列重大胜利，占据了康区大部地区，包括理塘和德格等地。此时还不清楚追堵红军的国民党军队是否会把他们赶到西藏本部去，然而，他们最后向北挺进而没有西入西藏。 这个插曲首次向西藏噶厦政府敲了警钟，然而也增强了他们的自信心，因为共产党的军队转移之后，西藏军队便跨过了金沙江，并占领了德格及其所辖的大片地区。在收到藏军进占德格的报告后，蒋介石致电西藏噶厦表示惊讶，并要求对违反1932年《岗拖停战协定》的这种行动进行解释。他指出，这样的行为将会对为解决重大问题而进行成功的磋商的希望和前途带来危害。噶厦政府答称，康区（昌都）总管札通（bkras mthong）采取这样的行动并没有得到噶厦的允许，他们正在调查此事。 到12月，藏军后撤到他们从前的边界金沙江西岸。但是这次事件向西藏人揭示了国民政府在康区的涣散和弱点，并向他们暗示国民政府在考虑对西藏采取行动之前，必须巩固其在金沙江东部的地区。 1936年英国再次遣使出访拉萨。1936年2月初，接替威廉逊继任锡金政治专员的古德从察色康那里得知，班禅喇嘛打算于当年夏天返藏。面对这种多变的形势，古德和印度政府向伦敦当局建议，印度政府应出面调解达赖喇嘛与班禅喇嘛之间的争端，“以确保达成最后协议”。 伦敦当局在致驻华的贾德干征求他的意见的一封信中描述了该项计划的基本内容： ⑴印度政府认为，札西喇嘛尽管受汉人的影响，但他渴望回到日喀则（扎什伦布）安度晚年。他们相信，他的平安返藏将会增强西藏现政府的地位，因而可履行我们保持一个自治区的政策，并能与西藏政府友好相处。但是，这一目标只有在汉人护卫队问题和札西喇嘛的要求得到妥善的处理之后才能达到，在此基础上如果我们采取积极步骤加以促进，才有可能实现和解。印度政府预料，如果拉萨政府在札西喇嘛返藏问题上作出让步，他就有可能接受西藏的卫队而不需要国民政府的卫队。 ⑵印度政府建议委派热·巴哈杜尔（诺布顿珠）去拉萨，任务是：第一，通知西藏政府，大英政府正在南京就护卫队问题向中华民国政府施加强大的压力，但是所有这些努力都因中国政府继续断言没有收到拉萨方面的直接抗议而受到妨碍；第二，声明如果西藏政府同意，古德打算写一封信给班禅喇嘛。 ⑶在这封信中，古德将强制西藏政府反对汉人护卫队入藏，并强调他们愿为班禅派遣一支西藏卫队，还将再次表示，在札西喇嘛所提要求问题上存在的其他分歧，在他返藏之后能够得到圆满的解决。这封信接着还提到札西喇嘛要求大英政府出面调停，并声称大英政府准备授予古德全权，作为西藏政府与札西喇嘛之间的担保人或调停人处理问题、签署文件。古德将提议可在西藏境内的任何地方欢迎班禅（札西）喇嘛，并陪同他前往扎什伦布寺他的宫中。 ⑷为了促使西藏政府向班禅喇嘛作出进一步的让步，古德可能会向他们提供好处，如允许免征货物经过印度的过境税，在印度培训藏军军官等。” 这种非常强烈的毛遂自荐在后来几个月里便被大大地减弱和冲淡了。贾德干认为，总的来说，这是一个好主意，但是，他希望西藏政府表现出主动性。他建议让西藏人致函大英政府，请求英国出面调停。 英国外交部的态度非常冷淡，他们强烈反对英国充当担保人，甚至还提出希望将来的调停只限于这一世班禅喇嘛。而且还提出，出面调停的前提条件是班禅喇嘛不带汉人卫队返藏。他们还希望让班禅喇嘛明白，古德将在藏军而不是英国军队的陪同下迎接他，协商谈判只有在他到达拉萨后才开始进行，他在那里将同西藏政府会晤。1936年6月3日，伦敦方面表示同意的一封电报发到了德里，电报提到了这些变更，并委派诺布顿珠去拉萨同西藏政府商讨这些问题。 诺布顿珠于6月26日抵达拉萨。几周之后他便通知古德，西藏政府不希望英国调停。他在随后的一封电报中说：“他们（西藏政府）断言说，他们不希望印度政府插手这场争端，因为这是西藏内部事务中的问题。……他们声称已派遣一个代表团去迎接札西喇嘛并陪同他一道返回拉萨。” 噶厦甚至拒绝发送邀请古德访问西藏的请柬，并说，既然诺布顿珠只是带着口信来的，那他们也只向古德发出口头邀请。西藏人解释说，他们与班禅喇嘛快要达成协议了，因此不希望古德在这个时候插手，但是，在他到达拉萨之后将同他商讨目前的局势。然而，西藏政府还是答应正式写一封抗议汉人卫队入藏的信给国民政府，由英国人转交。 拉萨宗教方面的人士及热振摄政都一致强烈地认为，噶厦政府应当采取必要措施，使班禅喇嘛返藏得以实现。有鉴于此，噶厦政府已决定向班禅喇嘛进一步作出让步，以表示英国的调停是没有必要的。1936年7月15日，噶厦政府带给班禅的使者的两封信已通过电报转达给他。第一封信是由摄政、司伦和噶厦签发的，信中说，由于班禅喇嘛对先前要求他不带“哪怕是一名汉人官员或士兵”及其他任何军用物资进藏的问题避而不答，造成了不良影响。但是信中还是提出了新的让步，包括噶厦政府愿意移交属于“前几辈”班禅喇嘛的所有财产，归还属于现在跟随班禅喇嘛的那些官员的全部财产（即不像前面提出的只是动产，也包括不动产）。后者的财产将遵照班禅喇嘛的愿望进行分配。同时，班禅喇嘛可以提出藏军护卫队的组成人员，这支护卫队将在西藏本土保卫他。这就意味着他可以选择一支由他所属的后藏地区的士兵组成的卫队。但是，这封信重申，噶厦政府不可能把日喀则宗的管辖权让出来，也不可能允许班禅喇嘛掌管他自己的军队。第二封信是由三大寺的住持、堪布发来的，内容大部分与第一封信相同，但是还向班禅喇嘛保证，他们将保障他的安全，并指出，他们所派遣去迎接他的寺院代表已经到达了甘肃拉卜楞寺。 西藏噶厦还向昌都（康）总管发出了指示，通知他应当为班禅喇嘛提供一切必要的膳宿、供给等便利，但是不准许他带汉人卫队入藏。他于1936年12月把这一指示通报了班禅喇嘛。 尽管英国人所提出的出面调停的想法现在不得不放弃，但是古德又得到了新的指示：“观察一般形势，劝告西藏政府不要过于乐观，使他们感受到为了与札西喇嘛和睦相处，必须加强自己的地位，重新组建自己的军队，募集资金。”为此还补充说：“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如果他们需要，我们准备以指挥他们的战斗部队的方式援助他，并且在关税方面作出让步。” 古德手下的工作人员包括远东司令部（the Eastern Command）的陆军准将尼姆（Brigadier Neame），由他充当军事顾问，还有两名皇家报务员，他们负责操作一台无线电发报机。 当一个先期到达的大行李货箱被在边境警戒的西藏边防军发现之后，班禅返藏的形势发生了恶化，因为行李箱内装有步枪、手榴弹和弹药。他们于7月中旬在那曲卡（Nag chu kha）边境检查站没收了这个行李箱。 班禅于7月15日以傲慢霸道的口吻给噶厦政府发出了通牒，完全没有提及噶厦政府的新建议，只是集中在抗议噶厦政府没收他的武器这个问题上。这些事件使噶厦再度对班禅的返藏意图产生了怀疑，从而增强了俗官们反对喇嘛僧人软弱仁慈主张的坚定立场。 西藏政府虽然拒绝英国人直接出面调停，但他们却继续催逼英国人从外交上向中华民国政府施加压力，使其取消护卫队，中国政府依然断言西藏尚未对他们派遣一支卫队的计划正式提出抗议，为了与之对抗，英国人反过来逼迫拉萨当局以书面通牒的形式重申他们的反对意见，由英国人当面递交给中国政府。1936年7月17日，西藏人拟定了一份由噶厦签署的通牒，并把它寄给了黄慕松将军，通牒的前面部分写道： 我们——西藏的噶伦们，发来此函通知您，（我们）一方面很乐意班禅喇嘛尽快返藏；另一方面，我们得知国民政府拟派汉人官员和300名军人打着旗帜护送班禅喇嘛入藏。鉴于汉藏之间的突出问题尚未得到解决，我们不可能让国民政府的官员和军队进藏。汉藏双方仍然应将官员和军队留在各自的边境进行防守。我们已再次将有关细节电告国民政府各方面的官员，请求他们不要派官员和军队入藏。 过了两个月之后，噶厦同古德进行了接触，并告诉他：起初他们确信班禅不可能拒绝他们所提出的新的条件，也不希望徒然地打扰英国人，可是由于班禅至今尚未就他们的建议作出答复，所以现在有这种必要了，他们希望英国人仍然愿意直接出面调停。 一周之后，噶厦又对古德说，他们还是不希望英国插手，但是以后他们可能还需要英国人从中斡旋。他们暗示，急欲英国人在华提供强有力的外交支持，并重申他们将采用武力抵制汉人护卫队入藏，但是又担心这会导致与中国爆发一场战争。 此时，尼姆对藏军进行了一次彻底的调查与评估。 1936年时的藏军 尼姆在同藏军司令、各代本团的代本及政府官员们举行了座谈协商之后得知，藏军当时的首要任务是防守西藏东部边境。 在1936年年中，东藏（昌都）大约有5000名正规军（9个正规代本团）和11个代本的民兵，每个代本大约500人，总共为10000名正规军和民兵，他们分散驻扎于沿边各地。但由于东藏边境无战事，大多数正规军实际上都在家里无限期地休假。尼姆的报告机敏地指出，这“大概是为了节省供给他们的开销”。 这些军队原有4门山炮，可是已有3门在1934年被邦达多吉盗走了（见第五章），至今下落不明。正规部队使用的武器为6挺路易斯式轻机枪和约5000支精良的李-恩菲尔德303式步枪。民兵有一些旧式303步枪，还有外国零件组装的枪支及藏式步枪，他们没有机枪。 拉萨只有600人组成的警卫代本团、400名武装警察以及从驻扎在康区的各代本团招来学习使用山炮的300名士兵。当时拉萨警卫代本团有6门山炮（其中有两门尼姆认为有走火的危险），两挺精良的路易斯式轻机枪和5000支现代步枪。噶厦政府在札齐兵工厂存放有4000支新式步枪和4挺机枪（见图片28和29）。有几支正规部队驻防于尼泊尔边境；其他所有地区，包括与拉达克交界的地区，则完全由操老式火绳枪（Matchlock）的民兵防守。 藏军总司令江绕（lcang ra）告诉尼姆，西藏人曾尝试制造303步枪的子弹，但由于经常发生爆炸事故并伤害士兵，所以已经停止生产了。他还说，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之后，尽管振兴藏军的某种兴趣再度出现，但是所有军事训练和活动都已停止了。他对西藏军队进行了评估，认为有以下主要弱点： 首先他（江绕）抱怨军队官员不断地被调任政府部门，而无知且缺乏经验的行政官员又被任用为军队代本。官员们即使就任军职后仍然承担着许多行政事务，这是和平时期的特殊情况，军队不是去接受军事训练，而总是被用在民用工程和卖苦力的事务上。 （江绕本人的经历即表明了这一点，因为）他在48岁时第一次被委任为代本，而在此之前只是充任文官。两年前他在56岁时又被任命为藏军总司令。他率直地哀叹自己没有带兵的经验这一事实，尽管他认识到军队中有许多事情要做，并且需要进行一系列改革，但是不知道怎样入手。 其次，他最大的抱怨是，射击演习实际上从不让带山炮、机枪、路易斯式轻机枪或步枪，结果，当部队投入战斗时他们完全不会使用和操作自己的武器，白白地浪费弹药。 值得注意的是，从军械库获得弹药是一件非常繁琐和困难的事情。弹药全被封存于一间库房里，如果没有司伦、噶厦成员及藏军总司令（或者是他们的助手）在场，不能向任何人发送弹药。 藏军的战场配制也存在着问题。尼姆写道：“从安全稳妥的战略考虑，把所有有效的战斗部队都毫无保留地分散布置于辽阔伸展的边境线上，没有后备部队以防不测，这是很不明智的。而且，如果部队都被分散在边境线上驻防，就很难保证他们能够接受任何军事训练。” 并且，康区的军队都被分散于各个不同的代本的指挥之下，这些军官不是从康区的高级军官那里领受作战命令，而是听从拉萨军方的指挥。噶厦委任了两名军官在康区作出紧急军事决定，但是所有日常事务都得提交拉萨的“马基康”（藏军司令部）或噶厦裁决。 军队所引起的财政紧张状况显然是由于发布命令的随意性和突发性，这妨碍了部队“在康区靠山吃山，依靠当地村庄牧场解决给养”。同时，士兵每月的薪金康区由1.6卢比增加到4卢比，拉萨增加到3卢比，他们的口粮配额每天为1磅去皮的青稞和一些酥油、盐和茶。 尼姆在其报告的结尾部分表现出对藏军状况极为不良的印象： 不言而喻，西藏作为一个民族是极为缺乏军事素养的，他们把自己的思想和才能全部奉献给了自己的宗教生活。西藏政府绝对不具有军事组织、军事管理和军事训练的思想观念。军官们即使具备军事知识，也没有运用这些知识的权威。军队得不到训练，得不到信任，在西藏不受欢迎。西藏的宗教统治者不分青红皂白，不管文武职业各自的职能，硬行将二者糅合在一起。没有一名具有军事经验的合格士兵能够提升到低级军官如本以上的官阶。 实际上有理由说，这些军队确实掌握着一定数量的现代武器，可是，几乎没有一名士兵知道怎样使用这些武器，藏军的状况与1904年时的情形相比，没有多少改进。 虽然尼姆过分强调西藏人对“宗教生活”的虔诚，但没有意识到他所见到的情形是早些时候的颓废现象，那时的藏军还较强大，因而他的评估是，这支颓废的藏军“无论是在武器使用方面还是在进攻和防御战术方面都没有得到充分的训练，这就使得他们难以抵御哪怕是一支弱小的军队先发制人的突然袭击”。 假如尼姆改变这种局面的想法和意见被付诸实施，那么西藏历史的发展方向都将发生改变。他提出了如下建议： 一、西藏政府在某一中心区域聚集一支主体部队，以有效地增援可能受到威胁的任何一处边境地区。这一计划必须在战争爆发之前完成。 二、这支主体部队应被当作精锐部队来看待，训练他们完全掌握各种武器，既能进攻又能防守。 三、在这支主体部队完成训练之后，应当通过该部队与驻康部队的定期的换防来改善所有军队的标准和水平。康区军队的第一次换防应当在两年之后进行，此后，便有一个代本团会得到休整，从而得以接受一年一度的再训练，按照这项计划，所有正规军都可以在7年左右的一个周期在精锐部队里得到重新训练。 四、这支主体部队的规模大致相当于一个旅的编制——3000多人，建议应由驻防于边境地区的现役部队组建：⑴旅司令部下设一名司令和2～3名参谋长，由一大批骑兵或步兵充当勤务兵和传令兵传达司令部的命令；⑵一个200人的骑马步兵（mounted infantry）连；⑶三个步枪射手代本团，每团为800人；⑷一个山炮炮兵队，配备4门山炮，由150～200人组成；⑸一个机关枪连，配备6挺机枪、6挺路易斯式轻机枪，由150人左右组成。 五、旅司令部的所在地定在像察木多（昌都）这样的地方比较理想，但定在拉萨也未尝不可。 六、军队的士气、自尊心、训练有素和安分守纪是该项计划取得成功的决定性因素，应当把最好的军官和士兵安置于这支精锐旅中，不得频繁地轮换或调动。 七、这支精锐部队的装备应当包括最新式的303式步枪、4门新式能装10磅弹药的山炮，每门炮配备200发炮弹；5挺新式威克斯303式（Vickers.303）机枪、3挺老式机枪（用于军事演习）、10挺新式303路易斯式轻机枪和3挺老式路易斯式轻机枪，每挺机枪配备6000发子弹，每挺路易斯式轻机枪配备4000发子弹。 八、应当为这支精锐部队司令部设立一部无线电台，另在拉萨设置一个电台，以便联络。 九、这个精锐旅的军官集团是至关重要的，包括9名司令官（代本）在内的大约15名军官都应当到印度西北部边境的瓦济里斯坦（Waziris-tan）去接受训练；因为那个地方的地形地势与西藏相似，所以军官们可以在那里学会适用的战术。低级军官和军士则应到江孜去接受军训。 十、必须改变军事组织和编制，正如尼姆所指出的：“如果想从上面所提计划和设想中收到良好的效果并维持下去，那就必须坚持特定的军事组织原则和军事训练章法。”他还说，这个新组建的精锐旅中的军官和士兵都必须是“年轻有为、聪明能干且热衷于军事的”。最根本的问题是，为这支精锐部队物色一名第一流的指挥官和得心应手的助手，他们都得具备作战经验，并且应当在该部队至少服役4年。部队每年必须不间断地进行军事训练，一年当中应保持2～3个月的固定休假时间。每年都必须进行武器操作训练，每个步枪射手打50发子弹，每个机枪或轻机枪射手打500发子弹，每个山炮手打20发炮弹。士兵们必须经常擦拭武器，使之保持良好的操作状态。军士每天都需要值勤检查，经常要有一位军官值勤。军装应当按照传统的藏式风格和布料设计。 尼姆还强烈地感到西藏需要一名外国军官的帮助，以进行督促检查，并且定期提出意见或建议。 在一次有噶伦彭雪、札通和朗穷娃以及黎吉生和诺布顿珠两位英国官员出席的为时4小时的会上，尼姆提交了这项计划。西藏人作了详细的记录，然后又倒译过来，以确保其准确性。札通和彭雪两人都对尼姆说，尽管他们可能要花些时间去贯彻执行这项计划并必须向摄政和司伦请示汇报，但他们认为这些军事建议还是切实可行的。他们还要调查进行这样的变革的经济承受力，但是尼姆告诉他们将把这个问题提交古德。 虽然古德非常热情地支持这项计划，但是，印度政府外交和政治部却对古德催促西藏政府认可尼姆的建议的劝告一点也不热心。在致伦敦印度事务大臣的一封电报中，该部声称，古德建议为西藏提供新式武器的问题没有得到认可，因为印度政府认为： 十分怀疑是否有必要进一步处理这个问题，这些怀疑不仅是出于中国方面将会反对向西藏提供武器这一考虑，这一点我们认为可以从其过去的政策中找到满意的答案，而且还考虑了古德和尼姆所描述的拉萨政府及藏军的状况。我们已从他们的报告中得到了总的印象和想法，这已通过尼姆本人的下述论点得到充实： 一、摄政和噶厦在任何事情上都不可能尽心尽力，也不可能自始至终地遵循某种政策，而只是坐等事态的发展。 二、藏军需要具有完整的组织编制和严格的训练，现在还需要再供给一些武器装备，这样才可能被视为一支像样的军队。 而且，印度外交和政治部还通报说，印度的总参谋部（General Staff）都不能够承担尼姆所提出的那种严格的军事训练，充其量不过是一小部分高级军官和军士才能得到训练。如上所述，经济资助也是一个难题，西藏政府以前购买武器和弹药已经欠了印度政府600000卢比，印度外交和政治部还向伦敦方面建议，“不管西藏人购买何种新式武器，货到之后就得付款。”接着又说： 印度注重在西藏使藏军受到良好的训练，改良装备并严明组织纪律，我们对此感到非常不满。这样一支军队可能会激励拉萨政府在汉藏边境线上去冒险，这将会导致进一步的纷争。并且，如果我们听任这样一支军队存在，不仅会在军事方面受到没完没了的检查的连累，而且还将承担约束西藏的对外政策的责任。 因此，我们很感谢古德对提供武器，以作为西藏政府加强其抵制汉人的影响和渗透的一种手段非常重视的好意，但是我们只能同意以下两条：⑴按照通常情况供给武器弹药，货到即须付现款；⑵在印度培训少数几个军事教官。如若大英政府同意这样的举措，我们将不胜感激。 最后，他们建议说，如果西藏人需要的话，可以提供一部（而不是尼姆所提议的两部）无线电台，但是“以后将由他们自己维护和操作，我们不管”。 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事。 德里方面不需要亲自去关心和干预“尼姆-古德计划”，因为西藏政府断定，改造藏军组织机构的建议和计划会激起与寺院集团的对抗，并且可能会导致像20世纪20年代擦绒集团那样的一个“军事派系”的出现。1937年1月29日，当古德与噶厦会晤并向他们提出伦敦和德里当局赞成限制军官训练的人数时，他说，噶厦同意了这项建议，并“正式承认对需要解决的东部边界问题这一当务之急不得不暂时搁置表示遗憾”。 在热振摄政掌权时期，这一问题再没有重提。20世纪20年代初军队与寺院冲突的先例对西藏的政治生活投下了阴影。当西藏人治军有方时便可优化这些军队，可是一支现代且具有战斗力的军队使宗教上层集团继续受到威胁，由此而导致的政治纷扰，便成为这样一种力量发展的前导。西藏政府继续故意地维持一支无用的军队。 与此同时，班禅喇嘛仍在继续他的返藏旅程，1936年11月底他和卫队一道到达了玉树结古寺。同月，安钦活佛遵照班禅堪布会议厅的指令，请求印度政府免征400包行李的过境关税，这些行李包括班禅喇嘛及其随行人员的财产，它们是从内地经印度发运到西藏的。 到1936年年底，班禅及其汉人卫队在玉树作好进藏的准备时，来自两个方面的极不相同的主动接近班禅喇嘛的行动便展开了。 热振摄政私下要求正好在康区讲经说法的格鲁派大活佛帕邦喀（pha bong kha）强佐到玉树结古寺去拜见班禅喇嘛，尽其所能催促班禅尽快返藏。而与此同时，班禅在拉萨的两名使者之一安钦活佛则独自返回班禅行辕，竭力说服班禅接受西藏噶厦政府提出的条件。他真以为噶厦政府诚恳地希望让班禅喇嘛体面地返藏，但这一计划因班禅喇嘛的不妥协、不让步而被搅乱了。因而他认为，这个难题是由于“班禅喇嘛身边某些人的不良影响造成的”，他希望亲自出面抵制这种态度和行为。他还说，班禅喇嘛“必须认识到，在返藏这一问题上，要么就是明年，要么可能就永远没有机会了”。 他于12月下旬拜会了班禅喇嘛，但不幸的是他没能使他明白事理，相反还被解除了职务。相比之下，帕邦喀活佛所采取的主动行动的进展和结果要好些。 帕邦喀活佛的使命 帕邦喀活佛于1937年1月中旬左右离开察木多前往玉树结古寺拜见班禅喇嘛。按照西藏的礼节，他们只谈有关宗教方面的话题，以在前面所描述的可擦掉字的传令石板上书写符号的形式（见图片22）提出班禅返藏的问题。 班禅写道：他很希望返回他的属寺扎什伦布，但是噶厦政府坚持不让汉人卫兵陪伴护送他。 他感觉到自己已患病，希望三大寺的住持和寺院代表能够使噶厦政府明白，可是他离青赴藏的日程又不能再延误了，帕邦喀应尽快把此信息传递给热振摄政。他通报说，噶厦政府中有势力和影响的官员将尽快在附近的一座寺庙同他的官员协商返藏及扎什伦布喇章与噶厦政府之间的所有问题。他希望得到解决，但又不能够放弃汉人指派给他带领的卫兵。 帕邦喀答复说，班禅喇嘛最好尽力澄清与噶厦政府的误解返回西藏。他责怪追随他的两位大喇嘛酿成并助长了这种长期的不和。但是他又写道，普通百姓的运气，尤其是格鲁派的隆盛已如春天的冰岩。他请求班禅不要失望，而应继续长久的生活下去，努力消除各种误解。他主动提出将尽力相助。 随后，帕邦喀给热振发去了一封措辞强硬的信（据说也是发给他的许多门徒及贵族学生的），他在信中表示支持班禅喇嘛的立场： 我去拜会了班禅喇嘛并尽我所能提出了种种请求。班禅决定尽快返回扎什伦布寺，因而噶厦政府与班禅之间所存在的误解将得到澄清。噶厦与班禅之间的真正和解实际上是以幸福康乐和佛教的长存为根基的，噶厦政府的权威也取决于此。作为摄政，您应牢记这点，请您负起责任，使班禅喇嘛放心顺利地返回扎什伦布寺。不仅如此，而且还请您告诫您在噶厦中的所有有权势的同僚们，让他们明确什么对西藏前途和命运有利。……请不必因这封信而伤了和气。 大约在帕邦喀拜访班禅喇嘛的同时，噶厦官员同古德就国民政府关于进行协商谈判的建议进行了磋商。和先前一样，噶厦对在没有英国人充当担保人的情况下进行的谈判能否成功表示怀疑。 一周之后，噶厦成员对古德说，由于他们多次请求英国人解决汉藏间所存在的问题都没有得到结果，因此他们正在认真地考虑派遣一位噶伦去汉地协商护卫队问题及其他重大问题。噶厦再次抱怨维持驻康部队所付出的沉重代价。 大约在1937年3月，当西藏“民众大会”正在讨论班禅返藏的有关问题时，噶厦收到了一封“箭信”（见图片30）的抄件，这是由驻汉地的班禅属下的官员发来的。信中说：“自朗玛康（Nang ma khang，班禅喇嘛行辕）致伟大的扎什伦布寺，并致经拉萨到扎什伦布沿途各宗本，你们应当准备好所有必要的食宿等场所并作好安排，以接待班禅喇嘛及其随行人员。” 这封信的口气及随随便便地提出要经过拉萨，使“民众大会”感到班禅的官员太无礼了，这是对西藏首府拉萨的重要地位的不尊重。并且，班禅喇嘛的这种做法显然认为西藏似乎并不存在合法政府，因而可以为所欲为地发布命令。而且，这封信还透露，班禅带着包括20名汉人官员和500名汉人武装士兵的一班随从正在返藏。 拉萨的被激怒的官员们进发出了愤怒的反抗情绪，当时曾参加“民众大会”会议的夏格巴回忆道： 鲁康娃坐在我旁边，我记不得他当时的官阶，（可是）从我当时是孜本看，他可能是噶厦的秘书（仲译钦莫）。鲁康娃先清了几次嗓子，然后说：“内容如此详细的箭信就是达赖喇嘛也不会发送。20名官员和500名汉人士兵将同他一道到来以完全控制西藏，并且，我们还不得不作好一切安排以使他们舒舒服服地呆下来，这简直太无法无天了，同时也是对我们的侮辱，因此，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不应当让这些汉人士兵踏入西藏半步！”有一些政府官员和寺院住持却希望班禅带着汉人士兵返藏。他们说，班禅是一位大活佛，我们必须考虑并体谅到这一点，否则他就不会返藏。鲁康娃便开始单独与他们辩论。大概在这个时候噶厦的全体官员都开始说，我们不应当不让汉人士兵进藏。……齐本（chibs dpon，达赖喇嘛的养马官）站起来向着与会代表大喊大叫，不让班禅喇嘛入藏。接着，噶厦全体官员都一致坚决地反对让汉人士兵入藏。随后，“民众大会”便决定向噶厦提出被称为“伟大誓言”的特别忠告，表示无论如何决不能让汉人军队进入西藏。 次日，在一些寺院代表再度提出反对完全禁止汉人卫队入藏之后，一批政府官员提出了一个折衷方案，即如果让汉人卫队入藏，那就必须出具书面保证：他们一个月后将经由印度返回内地，并由第三国充当该协议的证人。假如班禅喇嘛不接受这些条件，那就将命令军队阻止他入藏。 此后不久，热振摄政便致信帕邦喀活佛，评论拉萨所发生的事件，其中说道： 如果我能够做到那样的事情（即运用我的影响使“民众大会”同意让班禅同他的卫队一道入藏），那就太好不过了。然而，最近“民众大会”召开了一次会议，就有关噶厦与扎什伦布喇章之间所存在的问题作出了决定，我们不可能忘记并遗留这些问题。至于汉人卫兵等问题，一点也没有协商的余地。当前，达赖喇嘛已经去世（实际上他已转生，只是还没有被发现而已），他们认为扎什伦布寺正企图利用这种形势，因此，他们决定不让这种事情发生。这是最后的也是最坚决的决定，所以我无能为力，请不要生气。 帕邦喀的传记表明，他收到信后感到震惊和气愤：“召集了这么多人并召开了一次‘民众大会’，却没有一位有识之士能够明白什么是对西藏前途有益的，会议所引出的问题多而所起的作用少。现在确实是无能为力了。” 可是事情并没有就此了结，西藏的昌都（康）总管与班禅喇嘛之间的协商谈判仍在继续进行，噶厦政府仍然反对汉人卫队入藏。与此同时，噶厦成员于1937年4月和英国驻拉萨使团的团长黎吉生进行了接触，请求英国“支援我们抵抗中国政府”。5月下旬，英国人确实以西藏的名义向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发去了另一封信函。 1937年5月在察木多举行的商谈，实际上产生了一项建议，即应当让班禅喇嘛及其汉人卫队径直经由拉萨和卫藏北部的间道返回日喀则。噶厦政府答复说，只要有外国居间担保该协议，他们就会接受这项建议。 因而噶厦政府在5月中旬便作好了武装抵制汉人卫队入藏的准备，命令其驻康的1500名官兵在德格西南部的绒松（rong gsum）进入防御状态，另一支拥有5门山炮的1200名军队在邓柯（ldan khog）西北部地区防守待命。 7月17日，昌都总管派来一名驿使，并带来了一份最新的报告：班禅希望马上入藏，并要求噶厦政府撤走其派驻扎什伦布寺的官员；他仍坚持要带汉人卫队，但是他现在允诺卫队到达日喀则后，5个月之内即由海路返回内地；他将充当跟随他的甘丹、哲蚌、色拉三大寺代表的担保人；并且，他还希望到拉萨与噶厦政府协商各方面的悬而未决的问题。 于是，西藏“民众大会”马上召开了一次会议，并通过汉人设在拉萨的无线电台作了答复：班禅喇嘛返回日喀则后，噶厦政府马上就撤走其派往扎什伦布寺的管理人员；只要该条约有一个外国而不是寺院方面或汉人方面从中作证，噶厦政府便同意汉人卫队随班禅一道入藏，并由海路离藏内返；班禅喇嘛没有理由到拉萨，而应当在离开昌都之前通过昌都总管解决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和争端。班禅应当由北路经那曲卡返回日喀则。 8月中旬，噶厦确信班禅返藏问题即将解决，请求在拉萨的英国人“立即（向德里）报告，以便印度政府可能郑重地考虑选择最佳行动路线”。古德询问噶厦希望印度政府采取什么行动，但是噶伦们回答说，他们不能提供任何建议。 印度政府考虑了这一问题并作出了决定：“他们（指噶厦政府）没有提出任何一项专门建议或请求……很显然，鉴于札西喇嘛在没有得到他的汉人顾问许可的情况下，不大可能接受英国人作为他的担保证人，因此，应当告知西藏政府，人英政府所能做到的不过是继续进行其外交方面的努力而已。” 此后不久，即8月30日，昌都总管又派来另一名驿使，并带来消息说，班禅喇嘛已离开玉树前往距玉树东南部大约52英里的西藏境内的龙雪寺（Rlung gshod dgon）。 次日，“民众大会”便召开会议，并向札齐代本团下达了动员令。 “民众大会”担心班禅喇嘛可能会在没有发出讯息的情况下直接前往日喀则， 便在9月6日作出决定，抽调札齐代本团的500名士兵火速赶到昌都。同时，昌都总管也接到命令，如果班禅喇嘛进藏没有带卫队便表示欢迎，并派人护送他，否则便阻止他入藏。 几天之后，噶厦政府收到了有出入的报告。诺布顿珠于9月30日报告说，国民政府在拉萨和后藏的官员收到了国民政府发给班禅喇嘛的电报指令的副本，电令说，由于中日战争已于本年6月爆发，班禅喇嘛不宜进藏，因为如果噶厦政府的军队阻止他和他的卫队，国民政府不能够予以支持。这些指令暗示班禅喇嘛将呆在汉地，直到中日战争结束为止。 几乎与此同时，噶厦政府收到了他们派去迎接班禅喇嘛的官员发来的电报，告知班禅喇嘛及其卫队打算向西藏进发，但是出发的日期尚未确定。同时，噶厦政府派驻南京的3名代表也拜会蒋介石，向他转达西藏方面的态度和立场，即不必派遣汉人军队随同班禅喇嘛入藏。蒋介石只字未提改变其计划的事，反而斥责他们说：“班禅喇嘛本人也需要一点自由。” 9月16日，“民众大会”拟派一位噶伦前往龙雪寺，企图劝说班禅喇嘛不带卫队入藏。这项建议得到了噶厦的认可，只等热振摄政采取行动。 正在这个时候，色拉、哲蚌、甘丹三大寺的住持及噶厦来电告诉班禅，如果他同意发一封信（加盖他本人的印章），保证他的卫队数月之后将离开西藏，就能打破僵局。显然，噶厦方面有勇气这样变更是由于中日战争爆发改变了权力均衡之后的一种人为的转圜。 然而这已经太晚了。来自后藏的消息已化解了这种僵持状态：班禅喇嘛已就噶厦政府方面所作出的重大让步作出反应，告诉噶厦，他拟返回甘孜（汉人所控制的康区），本年不打算返藏了。据诺布顿珠的报告，班禅的复电内容如下：“来电收悉。我不明白你们为什么要附带各种阻碍进藏的条件，而且我并没有接到国民政府要求进藏的命令，因此，我拟返回汉地。” 收到回电后，“民众大会”再次召开会议，随之在寺院集团与俗官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寺院集团希望再发一封邀请信，而俗官则竭力反对。诺布顿珠关于这次会议辩论报告的译文揭示了西藏统治集团的内讧： 反对派（即反对发出另一封邀请书的俗官）申辩说，噶厦政府应再直接致电国民政府，仍由西藏驻南京的代表转达，请求国民政府不要派汉人卫队入藏。同时，由噶厦政府呈送一份书面声明表示抗议。该派认为，在护卫队问题上有必要保持政策的一贯性。这一派还声称，由于札西喇嘛一再通知噶厦政府，他希望返藏，并设法由“色哲甘松”（se vbfas dgav gsum）为他作证和担保，噶厦政府答应作出这样的安排并且相应地致电表示欢迎。现在札西喇嘛却遵从国民政府的命令拒不入藏，并由于得到汉人的支持，漠视噶厦政府，置善意邀请于不顾。 对此，寺院集团答复说：“札西喇嘛渴望返藏，因而请求色哲甘松保佑。”进而又说：“班禅是佛教领袖，在他们看来，他决不会作出有损于宗教尊严的任何事情，由于中国目前正在对日作战，所以他会平安地返回西藏。”因此，他们建议，应当再度邀请札西喇嘛及其卫队返藏。他们还说，如果班禅入藏后，噶厦政府完全能够监督卫队返回汉地，万一卫队拒绝离藏，噶厦政府可以强迫他们离开西藏。 然而反对派（俗官）又答复说，札西喇嘛明确支持中国并了解西藏的弱点，他希望成为中国宗主权之下的西藏之“王”。因此，再邀请班禅入藏是不明智的。他们建议这件事应当让它顺其自然。 “民众大会”经过了4天的商讨仍未达成一致意见，于是将这一问题提交噶厦解决，噶厦经过慎重考虑之后（无疑同摄政进行了协商），于10月10日向他们派驻班禅行辕的代表发去了如下电报：“电告致使班禅喇嘛提出返回汉地的原因。是国民政府的旨意吗？如果他不同意我们的条件，望电告哪一条是他最不愿同意的。” 他们是否回电答复噶厦没有记载，但是此后不久班禅又返回了玉树。他在那里染上了重病，并于1937年12月1日圆寂于玉树的加拉颇章宫中，从而也就消除了对西藏的威胁。 反思班禅返藏流产这一历史事件，可以清楚地看出，汉人政府失去了在西藏建一个强大的亲汉派系的绝好机会，内忧外患交织在一起，使中国不得不退让。尤其是1937年7月中日战争的爆发，不仅牵制了中国的全部精力，而且还增强了与英国保持友好关系的重要性。中国太软弱，不敢冒险去同西藏展开一场消耗战。 这样，西藏人再次蔑视了汉人而没有受到一点伤害。这种成功进一步增强了人数众多的保守势力和宗教集团的信心，他们认为，为了维护西藏事实上的独立地位，没有必要使西藏的宗教政体“现代化”。在热振活佛任摄政的其余时期，西藏将背着过去的包袱面对未来。 班禅喇嘛返藏受阻事件的另一重要后果是：英国在拉萨设立了常驻使节。当古德于1936年到达拉萨时，带去了一部无线电收发报机，抵消了汉人于1934年带去的那部电台。到他于1937年2月离开拉萨时，英国驻江孜的商务代表黎吉生及其他官员都留在了拉萨。由于有国民政府使节的存在，噶厦政府只是把该机构看成是临时性的，可是又不打算把它关闭。在这一历史时期，英国代表常驻西藏，并一直在进行着各种活动。 英藏达旺之争 1935年，正当噶厦政府与班禅喇嘛之间的争端正在进行时，摄政政府没有料到会遇到另一个内部困难，即其所控制的达旺地区酿成英印当局与西藏间发生争端的一次重大事件。 达旺地区位于喜马拉雅山脉南麓，英国人曾把该地区称之为“东北边境特区”（NEFA），现在印度称之为“阿鲁纳恰尔邦”（Arunachal Pradesh，见地图7～8）。该地区的治所在达旺镇及达旺寺。达旺寺是哲蚌寺朗色林札仓的属寺，共有僧众约500人。由于达旺地区的海拔相对要低一些（8500英尺），所以成为错那宗两个西藏宗本的避寒居所。 达旺地区面积大约2000平方英里，以境内的色拉关（Ze La pass）为界，将其分成两部分。色拉关以北及达旺中部一带地区，由错那宗宗本管辖；色拉关以南地区，主要隶属达旺寺（及朗色林札仓），由他们委派官员管理村庄、征收税赋。 西方最早提到达旺的文献见于帕贝顿（Pemberton）1839年的一份报告：他在报告中提到一位“多旺酋长（Towang Raja），一位直接依赖于拉萨的酋长”，并说达旺是“隶属于拉萨的一个地区，是西藏领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 1864年，阿西勒·艾登（Ashley Eden）在其论著中把达旺酋长描写成为是“一位隶属于拉萨的牧师……其专门职责是防止西藏东南部遭受（不丹）通索本罗（Tongso Penlow）的袭击”。 毫无疑问，在1914年以前达旺隶属于西藏管辖。 英藏之间关于达旺及“东北边境特区”管辖区的争端起源于1913～1914年的西姆拉会议。在此期间，英国全权代表麦克马洪（A.H.McMahon）劝说西藏全权代表夏札同意沿喜马拉雅山顶划出一条新的边界线（不如当时沿平原地区所划的通用边界线）。夏札于1914年3月与麦克马洪通过书信往来，接受了这条新的边界线，这就是人们所称的“麦克马洪线”。 夏札把达旺及“东北边境特区”让与印度，显然是为了抚慰麦克马洪，期望英国会迫使中国接受《西姆拉条约》，以达到西藏的目的。 西藏同意接受新边界并没有导致其改变对达旺地区的管辖；噶厦政府和哲蚌寺继续像从前一样管理着该地区。这并没有使西藏感到意外，他们显然以为，在说服中国全面接受《西姆拉条约》的谈判仍在继续进行期间，他们将维持对这一地区的行政管辖。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以及从印度平原进入这些未开化的荒野地区的困难，致使英印当局难以顾及其在领土方面得来的不义之财。英国人从来没有在这些地区建立过一个行政管理机构，也没有在这里进行过地形勘察，甚至没有发表西姆拉协定的文本，并且，他们也没有授权印度测绘局绘制标明新边界的地图。 因而1914年协议便逐渐被印度政府官方遗忘了。1935年，与此事最直接相关的两名英印官员即锡金政治专员（负责印藏关系）和阿萨姆总督都不知道有这样一条边界存在。然而，1934～1935年的两起事件提醒英国重新审视这一地区以及1914年协定的有关条文。 其中一起事件涉及不丹与阿萨姆之间的一场争端，争端的焦点是生息在色拉关南面的某些部落的归属问题：他们究竟归西藏管辖，还是归不丹或阿萨姆管辖。另一起事件是由一位英国植物学探险家肯东瓦德（F.Kingdom Ward）引起的，他希望在色拉关以南的地区进行考察研究，但是西藏政府却拒绝允许他进藏，他不顾禁令继续进行考察，因而于1935年被西藏官员逮捕。随后，西藏当局向正在访问拉萨的英国使团（即威廉逊使团）提出抗议，说英国入侵犯了西藏边界。肯东瓦德声称，达旺的一位西藏宗本（来自错那宗）曾口头表示允许他入藏。他后来获释。但是这一偶然事件促使印度政府外交和政治部去调查肯东瓦德是否确实越过了边界。这次调查使他们重新发现，《西姆拉条约》签订的结果，使中印边界移到了喜马拉雅山顶，从而将整个达旺地区都置于印度版图之中。因此，印度政府于1935年11月告知锡金政治专员和阿萨姆总督：根据《西姆拉条约》所标示的地图红线，印藏边界定在喜马拉雅山顶，西藏政府依照1914年《条约》第九款已接受了这条边界。于是，英印当局便致电质问西藏政府，为什么西藏官员还留在达旺，肯东瓦德是否跨过了重新划定的边界进入了西藏领土？并且还特别指示锡金政治专员，要他“无论如何都不应当在1914年所达成的印藏边界的合法性和有效性问题上向西藏政府妥协”。 当这封电报传到拉萨时，英国使团负责人威廉逊已去世，继任的帕特（Battye）上尉提出了这一问题。他报告说：“西藏政府断定，肯东瓦德越过了‘红线’，甚至到了工布、波密和雅鲁藏布江北岸波隅（Spo yul）。他们坚持认为，‘红线’并未变更……肯东瓦德已被送回印度，西藏政府愿将这一事件看成是最后一次事件。” 帕特涉及“红线”（即“麦克马洪线”）的外交照会使西藏摄政政府感到震惊，因为按照西藏传统的政治观念，西藏统治当局决不可能同意将其领土的任何一部分割让出去；摄政们必须有责任维护已故达赖喇嘛所遗留下来的西藏领土的完整，直至新转世的达赖喇嘛掌权执政为止。而且，不仅达旺境内的一座大寺与拉萨最大且最有势力的寺庙有着密切关系，而且，过去21年英国人在该地区的无所作为即是西藏对达旺行使管辖权的明证，至少在有关各方都接受西姆拉条约之前是如此。 然而，西藏认识到它不可能单方面提出不接受“麦克马洪线”，因为这将意味着拒绝接受整个《西姆拉条约》，还有可能刺激英国人抛弃西藏，让西藏人在他们历史的危急时期单独去与汉人抗衡。于是，西藏人便玩弄传统政治手腕，采取了两面手法——一方面正经地说其对手喜欢并希望听到的话；另一方面却继续谋求其自身的利益。这毫不奇怪，当时帕特就留下了这样的印象：“西藏政府已表明坚持与肯东瓦德案件相联系的那条红线。” 难怪西藏政府并没有告诉帕特，他们将收回对达旺的行政管辖权；他们只是一般同意1914年曾经协商并承认过这样一条边界线。噶厦方面的如意算盘是，既结束直接对抗，同时又保留西藏在该地区的统治权。 然而通过这次调查，已经重新发现了这条对英印极为有利的“麦克马洪线”，因而英国人便声明其对该地区的控制权。印度政府也将《西姆拉条约》发表，并收进了《艾奇逊条约集》中（未附地图），同时还让印度测绘局绘制了一幅标明麦克马洪边界线的地图。“麦克马洪线”也因此而受到了英国主要几家地图出版商的关注。 而且，阿萨姆邦于1936年9月又表示，应当采取行动以掌握这些地区的控制权： 殷切希望采取实地游历或征收赋税的方式，增强英印政府在达旺地区的利益，因为仅凭印度测绘局重新绘制的地图上所标示的‘麦克马洪线’，不足以纠正自1914年以来所形成的错觉和造成的不良影响。西藏在达旺及达旺北部地区继续行使管辖权，可能会使中国或其他列强将来断言其对西藏的统治权，还有可能声称对据1914年《条约》归入印度的那一部分领土因长期使用而具有管辖权。 这些担心和忧虑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在中国治理西藏的1909～1911年这段时间，确实发生了汉人渗透到这些地区的事件。汉人派遣一支军队驻防于日玛（ri ma）附近，并把界碑移到了瓦隆（Wa lung）；1911年，他们又派官员接受了“东北边境特区”南部的密西米（Mishmi）部落酋长的归附。 清朝的衰亡结束了这种威胁，然而完全可以相信，倘若汉人再度获得对西藏的控制权，他们将会尽力控制这些地区和不丹等地。 在这样的行动开始之前，古德已得到指示，要他在1936年出使拉萨期间，寻求同西藏协商解决达旺（以及中部地区或特赫日，Tehri）边界争端的途径。古德在致印度政府的一封信中描述了他是怎样向西藏噶厦提出达旺问题的： 我说，噶厦无疑对1914年7月3日所签订的条约的条款了如指掌，依照同一天发表的《宣言》，已承认条约对大英政府和西藏政府双方的约束。按照该条约的规定，西藏不得要求标在达旺北部红线以南的任何领土。噶厦预先不知道可能提出达旺归属问题，当即答复说，他们熟知1914年《条约》，但是，第一，达旺直到1914年还隶属于西藏，这是毫无疑问的；第二，他们把藏印边界的调整看成是所有重大调整中的局部调整，边界问题早已在1914年《条约》中就确定下来了。由于中国拒绝批准承认规定汉藏边界调整有利于西藏的《条约》，因而也不要指望西藏会在印藏边界问题上作出一点让步，也不会得到任何报答；第三，如果得到我们的帮助，他们就能使汉藏边界像1914年划界那样确定下来。他们在思想上已受到鼓舞，认为大英政府和印度政府对有关这一问题的处置方式是表示同情的，因为事实上自从1914年《条约》和《宣言》订立以来，印度政府从来没有向西藏方面提出过异议，也没有声明过英国在达旺地区拥有管辖权。他们还重复一套含糊其辞的胡言乱语，这在前引1924年9月8日拜勒的信（信中也提及达旺）中有所披露，大意是说，《英藏贸易条例》必须不断加以修订更新，至于达旺地区的地位则受到这样一种事实的影响，即该《贸易条例》并没有予以重新修订。 这是很有力的申辩。尽管西姆拉会议的有关文件并不能使西藏所谓英藏边界取决于中国能否接受《西姆拉条约》的论点成立，但是西藏却以事实为基础，向英国人对“东北边境特区”的领土要求提出了挑战，他们对英国人施压要求英方解释清楚，假如这一地区确实是属于英国人的，那么英国人为何在过去的21年中没有在那里做任何事。 但是，古德并没有接受这种论点，他对噶厦说：“毫无疑问，印藏边界在1914年《条约》和《宣言》就已明确划定了；自1914年以来，大英政府与西藏政府之间的关系便一直是遵照《条约》和《宣言》处理的。” 另一方面，古德确实意识到了西藏人的想法和感情的力量，因而同德里当局争辩说，由于面临发端于班禅喇嘛处境的汉藏战争威胁这样的紧急事件，“达旺问题的进一步协商可能会被推延”。 虽然古德同意拖延达旺问题，但是他认识到了该地区对于印度政府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并提醒德里当局：达旺地区地处喜马拉雅山脉南麓，气候相对温和，海拔较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军事要地。他说：“很难想像有任何方式比中国人通过日积月累的消耗及其他努力，声称达旺隶属中国，并派汉军驻扎，在达旺地区建立汉人行政机构更使我们窘迫了。” 他向印度外交和政治部陈述了三点可行的行动方案：⑴如果西藏成功地与中国就边界问题达成协议，那么她的寻求报偿的主张就将得到满足，她就不得不接受“麦克马洪线”具有合法性这一事实；⑵如果西藏当局准许汉人军队随同班禅喇嘛进驻西藏，那么英国就将毅然处断难局，立即行使其在达旺的统治权；⑶如果继续维持目前的局势，那么就同阿萨姆邦协商，可逐渐在“东北边境特区”采用一种新型的行政管理制度，目的是为了不刺激西藏人的感情。 然而，德里当局漠视西藏人的感情，声称噶厦的态度“完全站不住脚”。他们指示古德设法确保西藏同意由印度政府管理这一地区，并要求他获得承认“麦克马洪线”合法和有效的再次书面肯定。 为了促使这些行动方案早日实现，阿萨姆邦于10月中旬请求德里当局准许派巡视员到达旺及邻近地区。印度政府答应将这些请求纳入来年的预算案中加以考虑，并暗示，希望阿萨姆邦征收该地区的税赋，这样，该地区的所有西藏官员就有可能撤走。 古德意识到要说服西藏政府作出任何书面承诺都是非常困难的，因而措辞强烈地答复说： 我希望总有一天印度政府希望在达旺地区采取的种种措施会顺利地得到西藏政府的默许，如果按照事态的发展书面再肯定的承诺依然有必要的话，那么西藏方面终将会作出这样的承诺。当前的主要问题是怎样以最佳方式且不带偏见地求得我们在达旺地区其他问题上的根本利益。…… 我料想如果在目前阶段要是提议西藏作出书面肯定的承诺的话，那么，我们的行动势必造成这样的影响，即我们自己觉得1914年的约定迫切需要重新加以肯定；实际上必然是，西藏政府只有在同于1914年7月3日签署宣言的摄政、司伦、“民众大会”和寺院负责人协商之后，才能决定是否专门重新作出书面承诺。中国可能会在某些方面利用这样的需求和机会，西藏政府为了作出承诺就会设法进行谈判，并向中国提出各种要求。 在我看来，目前破例处理在达旺的事实上的地位的最佳方式是，通过口头说明重申我们在该地区的实际权利，以支持我们的明确行动，而不是通过提出重新承诺的问题这种方式来达到这一目的。 古德的意见触动了印度政府，因而指令他在印度政府采取行动之前与阿萨姆当局商讨采取“断然措施”。 1938年4月，英国人终于开始行动了：莱特福德上尉（G.S.Lightfoot）率领一支适中的部队到了达旺。他报告说：色拉关以北的达旺地区被西藏控制着，西藏官员在达旺南部的征税区域扩展到了德让宗（De rang rdzong）和喀拉塘（Khala thang）等地，这些地区居住着信仰藏传佛教的不丹人和门巴（Mon pa）人。莱特福德奉命征收一种税赋，以表明这是印度的领土，然而又指令他不要提撤走西藏官员的要求，不要向当地人民担保他们不再被迫向西藏交纳税赋。 尽管这次远征很温和，但是当错那宗的西藏宗本和达旺寺的堪布把消息传到拉萨时，西藏人向驻拉萨的印度政府官员诺布顿珠提出了强烈抗议。诺布顿珠在九次拜会噶厦，三次拜会摄政之后报告：西藏人不愿承认“红线”的合法性和有效性。他断言说：问题不会很快得到解决，“他们全都害怕就这一问题达成某项决议，他们所提供的说明和解释（他们不得不找到《西姆拉条约》的藏文副本）……只不过是一个借口。” 无论如何，英国人第一次进入达旺，对达旺的原有局面几乎没有产生影响，莱特豪斯（Lighthouse）没有留下军队或行政官员驻守，在他撤离达旺之后，达旺问题依然如故。西藏方面，因寻访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和举行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坐床仪式而吸引了行政官员和宗教上层的注意力；而英国人则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欧洲形势紧张等一系列因素，不愿拿出为真正控制达旺及“东北边境特区”的其他地区所需的一大笔资金，这样一种举动显然在英国人与西藏人之间造成了敌对情绪。日本人侵略中国及班禅喇嘛圆寂，实际上消除了汉藏之间爆发战争的危险（和中国会很快接管西藏的可能性），因而尽管莱特福德和阿萨姆总督莱德在1939年初就催促再派使节磋商，但是印度政府却把这个问题搁置达一年之久。 在这漠视边界问题磋商的短暂时刻，一种在“麦克马洪线”问题上更可变通的立场开始在印度产生。就边界“调整”方面进行磋商所达成的妥协决议，仍然让西藏人控制对他们来说具有极端重要性的达旺地区。 促成这种变化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是1939年任阿萨姆代理总督的图鲁姆（U.Twynum）爵士对“麦克马洪线”和印度现行政策的中肯分析。他在致林里斯戈（Lord Linlithgow）总督的一封信中阐明了自己的看法。他的主要观点是，首先，附于西姆拉协议中的地图比例很小，因而没有标清楚达旺所在的位置和范围：“麦克马洪线”重叠在“达旺”字面上。他问道： 现在所声明的实际边界是以1914年3月24日和25日麦克马洪爵士与西藏全权代表伦钦夏札之间的换文为依据的，当时的换文及说明附有两幅地图，地图上确实是把达旺标在‘红线’的英国一边的。西藏全权代表于1914年3月25日提交的备忘录表明，他已收到了拉萨当局的命令及相应地同意这条边界的意见。难道我们所依据的这些形式上与某一条约无关的备忘录，或《条约》第九款，没有提及附在双方换文中的地图，而只是提到了附于该《条约》中的这幅后来没有得到中国承认的小比例的地图吗？ 其次，林里斯戈还质问印度和英国怎么不采取行动，履行从1914～1938年从国际法的观点和法律条文来看影响英国地位的《西姆拉条约》第九款。第三，指出印度所采取的藐视政策在于维持与西藏的良好关系。他建议采取一种可以削弱印度的要求并割让达旺地区的更为理智的政策，将边界从喜马拉雅山顶向南移动，只确定在德朗宗和喀拉塘地区，或者就定在喀拉塘境内。这样一种政策便有可能诱使西藏正式承诺“麦克马洪线”的其他部分。 伦敦当局要求其在新德里的总督就图鲁姆的信发表意见。他答复说：“我的看法是，其基于一般形势及经济条件两方面所提出的建议，有许多可取之处，特别是他认为如果我们最终决定放弃‘麦克马洪线’及达旺地区，把边界定在色拉关以南，估计只需花去总支出的1/4的说法更值得考虑。” 同样，于1940年8月1日在阿萨姆召开的一次会上，与会官员包括阿萨姆总督和锡金政治专员都断言德里当局会接受比“麦克马洪线”更南的一条边界，要么沿色拉山脉划线，要么定在更南的德朗宗境内。他们还提出，最好“辨明”“东北边境特区”更东部分的“麦克马洪线”所在地区，如思昂（Siang）和诺赫特（Lohit）地区与西藏人几乎没有直接关系。因此，他们建议暂时维持达旺、德朗宗及喀拉塘地区的原来局面。 第九章 热振的摄政与卸任 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之后，赤门所领导的噶厦重申其传统的世袭权威，并架空了软弱顺从的司伦朗顿。年轻而缺乏经验的热振就任摄政，并没有改变他们的权势和地位。然而，热振毕竟不是朗顿，他不喜欢听任别人的摆布或请教别人后再作决定，他认为自己应当像前几任摄政那样行使统治西藏的权力。在他统治道路上出现的两大障碍使他感到焦虑和愤慨：一是狂妄自大的赤门噶伦，一是司伦朗顿，他们把他的权力分割殆尽，以致连出于摄政需要而刻制一个新印章的权利都没有。热振将成为一位令人担心的统治者，但在他摄政的最初几年，这种命运还潜伏着。 热振巡视拉姆拉错湖 摄政王统治时期的主要任务便是寻访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作为一位大活佛，热振深感自己尤其在这方面义不容辞。推举一位新的达赖喇嘛的程序对于西藏政体的合法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其权威有赖于将已故达赖喇嘛的神授的权力全部移交给被认为其转世灵童的新达赖喇嘛。因此，选举程序必须准确无误才会被人们接受。西藏人以将遴选转世灵童的主要责任托付给超自然的王国的方式取得了这种信任。他们有一整套完善的测试和挑选达赖喇嘛转世灵童候选人的方式方法，但是鉴别这些候选灵童却是很困难的事情，一般是通过预言和象征，以及集中观察某些特定地区的预兆得到启示和引导，然后再集中注意这些地区的特殊建筑物、景观等得到指引。 寻访十四世达赖喇嘛（即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始于已故达赖喇嘛灵塔建成开光之后的1935年夏。热振摄政在赤门噶伦等高级官员和他自己的大批随从的陪同下开始了漫长的朝圣旅程，其中包括朝拜西藏南部传统的圣湖拉姆拉错，有时能在这个圣湖中见到某种预兆。据当时陪同热振摄政朝圣的藏政府随从夏格巴回忆： 他们说，你不应当观看这些湖（指去大湖路上的那些小湖），因为如果你在这些小湖中见到了幻影或预兆，在大湖中就看不见这些预兆了。因此……我们便转过脸去以免在骑马经过时偶然看见这些湖泊。……我们在山顶上看见了一片开阔地（这里正好鸟瞰大湖），于是便在那里搭了一个临时性的帐篷，并向山神念经祈祷。诵经时充满了宗教仪式乐，这是由陪同我们来朝圣的朗杰札仓（布达拉宫中达赖喇嘛的喇章）的喇嘛们演奏的。当你从山顶上俯视时，但见拉姆拉错湖碧如松耳石。我们得从驻扎地默不作声地分头向下走，他们说，如果你和同伴一道下去就不会见到任何预兆，所以我们全都不带仆人或同伴单独向山下走去。……热振摄政和赤门噶伦骑着牦牛从斜坡上下到湖边，而我们只好步行。……热振摄政向湖边来回走了三次。第一次非常正式，带着随从；第二次和第三次便是单独巡视，只带了几名随从。赤门噶伦同样也朝拜了拉姆拉错湖两三次。……我们通常都坐在岩石间等待2～3小时，试图发现预兆或幻影。我朝湖看三次什么也没有见到，可是热振活佛却见到了一个预兆……在我们打算从曲科结（Chos vkhor rgyal）出发之前，人们便开始谈论热振摄政看见了预兆，但他没有作任何评论。他只是在第二年召开的一次“民众大会”会议上宣布了他所见到的预兆。 在返回拉萨的路上，热振摄政在他的出生地然麦（Ra smad）住了5天，在那里所发生的怪事极大地改变了西藏的政权格局。 热振一行的帐篷通常不和政府官员的帐篷搭在一处；只有他的私人随从才允许将帐篷搭在他附近。然而，这一次赤门噶伦接连几天下午都到热振的帐篷里去，直到晚上都不回来。赤门也没有向任何人说起他这极不寻常的漫长夜访。 离开然麦之后，热振一行前往达诺寺（Tsklo），在这里，赤门把他的侄子夏格巴叫到自己的住所，在回顾了他供职于噶厦政府的全部经历后，赤门要夏格巴草拟一份请愿书呈交热振摄政，请求批准他辞去噶厦中的职务。赤门一再强调要在请愿书中详细罗列他所参与的各种活动及所完成的各项事务，并且，他还要夏格巴在请愿书的末尾写上：他现在年事已高，愿辞去政府职务，以将自己的余生奉献给佛教事业。夏格巴听后感到震惊，赤门噶伦正处在权力的顶峰，才只有57岁。他问他的伯父为什么要在没有征询家人和其他噶伦意见的情况下突然作出这样的决定，赤门回答说，他和热振摄政都打算辞职，并坚持要夏格巴马上将这封请愿书写好。 赤门是以极端保守、顽固和狂妄自大著称的，他自以为噶厦中少了他就不能正常运转。很显然，他认为自己应当拥有司伦的官阶，因为他实际上做的是司伦的事情。可是他也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相信自己是转世活佛。他似乎时常都因精神不安而痛苦，有几次事件暗示，赤门在这段时间非常热衷于宗教体验，这有可能触发他从政治生涯中急流勇退。当他朝拜桑耶古寺时，他登上“碧塔”，然后，叫他的侄子夏格巴：“瞧，儿子——他通常总是这样叫我——你看碧塔周围的乐队指挥，所有这些事情我都做过。” 据夏格巴解释，“噶塘”（Bkav thang，遗教）文献记载，桑耶寺的碧塔是8世纪由曲伦多杰赤琼（Chos blon rdo rje khri chang）建立的，赤门自认为是这位喇嘛的转世。夏格巴还回忆起卡拉荣增活佛（kha rag yongs vdzin）曾经要求赤门陪同他去“转经”（chos vkhor），夏格巴看见他们俩转经回来时穿着别致的服装，并且还戴着红帽宁玛派德东（Gter ston）喇嘛的帽子， 很难想像一位噶伦会这样穿着打扮。 揭示了赤门的精神状态，人们便可以推想，热振及其智囊们可能已经找到了剪除这位目中无人、专横霸道而且现在又反复无常的赤门噶伦的机会。热振向赤门宣布他将同赤门一道辞职，这就暗示热振已告诉赤门（或暗示他）应该充任司伦，如果他作为噶伦辞职，热振缺少他便不可能继续执政，也会辞职，因此而强迫“民众大会”劝说热振和赤门继续留任，条件是将赤门的官职由噶伦提升为司伦。在1935年10月下旬返回拉萨后，赤门不顾家人的劝阻，修订了他的辞职请愿书，并在藏历新年（大概是1936年1月）到来之前呈交给了热振摄政。 热振当然是既不辞职，也不答复赤门的辞职请求。这显然使赤门本来就很坏的神经受到了刺激，他的行为也因此变得极为古怪。例如，他穿着白色的“仙他”（sham thabs，苦行僧所穿的一种低劣服装）去逛拉萨的市场；人们还看见他在街上奏乐跳舞；有一次他因敲大昭寺的大门叫管家开门而引起了一场风波。赤门显然已丧失了理智，或者如他的侄子夏格巴巧妙地指出的，或许他故意疯疯癫癫，这样做他的辞职申请才会被批准。 赤门的古怪行为并没有逃脱拉萨人的耳目，下面这首当时流行的拉萨歌谣揭了他的底： 啊，伟大的噶伦， 身居高位时， （你）却穿着白色的‘仙他’ 跳着疯狂的舞， 这是怎么啦？ 藏历新年庆祝活动刚一结束，热振便接受了赤门的辞呈，同意他辞职，为了表彰他供职噶厦所作的贡献，把一座叫“噶豁鲁林”（Bkav zhib num gling）的庄园赠送给了他。结果表明，赤门因此而非常苦恼，他没能聚集起足以支持他复位的力量。据一位原噶厦官员回忆，他的父亲（当时是孜本）详细讲述了一件事，表明赤门实际上并不想辞职： 有一次，当我的父亲和然巴（Ram pa）正在以仲孜（赤门辞职之后）身份出席一次会议时，赤门进来并拿出一份电报对他们说，这是蒋介石发给他的电报，请他不要辞职。并且，他还把电报拿给他们看了，因而把我的父亲和然巴置于非常为难的地位，因为如果他们说：“是啊，您不该辞职”，又担心赤门进而会说是仲孜不希望他辞职。所以他们两人除了（含糊其辞地）“嗯，嗯”作答外，实际上什么都没有说。 赤门的被剪除是摄政时期重大转折的标志，因为在此后的5年中，热振便逐渐架空了软弱的司伦朗顿，从而操纵了噶厦政府。 寻访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 1936年夏，在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两年半之后，热振召集“民众大会”的成员开会，讨论并批准派人寻访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 热振在“民众大会”上说明了各种奇异的征候和预兆，他相信这是寻找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线索，其中最为重要的预兆是他前些年在拉姆拉错湖中见到的。热振告诉与会代表，他看见的预兆是藏文中的a，ka，ma三个字母，一座有三层松耳石顶和一个金塔似的屋顶的寺庙，寺庙东面有一条弯曲的小路通向对面一座光秃秃的山上的一座蓝屋顶的小平房。 由于对这些幻影和预兆的含义没有把握，热振秘而不宣达一年之久，在此期间他私下请教了几位喇嘛和乃均神汉。现在他宣布，他所见到的字母a代表安多（Amdo），即居住有许多藏族的汉人统治区青海省。 这种解释是与另一种神奇的迹象相吻合的。例如，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之后，他的身躯是面向南置放于罗布林卡的一个法座上的， 然而，当随从们第二天早晨回来时，却发现达赖喇嘛的头转向了东方。与此相呼应的是，位于这间屋子东北部的一根木柱的东面忽然长出了一株硕大的星形蘑菇；在几个不同的场合，乃均神汉、噶东（dgav gdong）、桑耶的喇嘛在跳神时都把哈达抛向了东方。 然而，热振把灵童寻访的方位选在安多和东方的主张遭到一些官员的抵制，司伦朗顿和其他几名俗官认为，拉萨出现了一位强有力的灵童候选人：即朗顿的亲戚、尧西颇本（Yabshi phog dpon）之子，在他出生时伴有许多吉祥的征兆。例如，有一次，一匹马从已故达赖喇嘛的马厩里挣脱缰绳直奔它的老主人颇本家门。 而且，这些官员都不喜欢把寻访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注意力集中于汉人控制区的这种想法，因为这有可能给汉人提供其增强对西藏的影响的便利条件。 但是，“民众大会”还是遵照热振的推断派出了三支寻访队伍，一支由活佛率领，另两支由僧俗官员率领。这三支寻访队伍带着热振所出具的上面写有相关预兆等的路条，于1936年秋分别被派往东北（安多）、东方（康）和东南（达布和工布）。东南寻访队由普布觉活佛和泽衮丹巴迥乃带领；安多寻访队由色拉寺杰札仓的格乌昌活佛（Kevu tshang）和俗官凯墨·索朗旺堆、僧官堪绕丹增、孜仲洛桑泽旺为首；康区寻访队由色拉寺杰札仓的堪色活佛（Khang ser）、俗官止月（Vbri yul）和僧官楚成琼培带队。 这些寻访人员计划选定数名灵异的候选人，然后从中挑选2～3名最适当的灵童带回拉萨作最后鉴别认定。 当格乌昌活佛为首的寻访队于1936年年底到达康区的类乌齐（Riwo che）时，应邀前往玉树拜访班禅喇嘛。他们大约于1937年2月左右到达了玉树，班禅喇嘛告诉他们，他住在青海塔尔寺时就已留心观察了那里出生不寻常的儿童，并发现有3名幼童很灵异。由于大雪封山，寻访队在玉树滞留了一段时间，路通之后他们便奔赴塔尔寺，于1937年5月左右到达塔尔寺（藏历三月十日）。据凯墨回忆，当他一看见塔尔寺盖有金顶和琉璃瓦的三层塔式主楼，便认为这一定是热振活佛在圣湖拉姆拉错中所看见的那座寺庙。 1937年7月，安多寻访队全班人马都到了西宁之后，礼节性地拜访了控制该地区的、独霸一方的回族军阀马步芳，并馈赠了他一些礼品，随后寻访人员便继续寻找出生奇异的男孩。尽管没有发现真正奇异的征兆，但是一个半月以后，这支寻访队还是罗列了12名男孩的名字。此外又增加了班禅喇嘛所推荐的两名男孩，一名出生于塔尔寺附近的当采（Stag tsher），另一名在班禅喇嘛讲授《时轮经》（kalacakra）时去拽他的念珠。 班禅喇嘛所挑选的幼童最为重要，寻访人员希望在察看别的幼童之前先探视他们，但是鉴于他们的使命的性质，他们又不想惊动幼童的父母。因而当他们探视1935年7月出生于当采的那位幼童时，装扮成在前往附近某地朝圣途中在这里过夜的旅游者，而且，寻访人员的首领格乌昌活佛还装扮成一位仆人，以便能够呆在厨房观察并且随便地和这位幼童交谈，而他的随从们则扮成主子和他的父母交谈以转移注意力。当当采的这位幼童进到厨房时，他仔细地看着格乌昌活佛所挂的念珠并说：“我想要那个。”格乌昌活佛回答说：“如果你知道我是谁，我肯定会把这串念珠给你。”这位幼童回答：“你是色拉寺的阿嘎（Aga）。”他们的翻译解释说，Aga在当地方言中指的是“喇嘛”；所以该幼童准确地说出了格乌昌活佛是来自色拉寺的喇嘛。该幼童和格乌昌活佛呆了很久，并且一直拿着念珠仔细观看，这串念珠是十三世达赖喇嘛佩戴过的。次日早晨，当寻访队员准备离开时，这位幼童便哭叫着说他想同他们一道走。 凯墨和堪绕丹增两人单独去寻访班禅喇嘛所推荐的另一位幼童的家。他们天刚亮就到了那里，随后边喝茶边问这家人有没有年幼的男孩，孩子的母亲说她只生有一个儿子，然后讲述了她的儿子怎样去拽班禅喇嘛的念珠的故事。她把这个男孩领出来见他们，但他非常胆怯，不愿接近他们。他们想，如果他看见属于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念珠可能会作出不寻常的反应，所以，堪绕丹增便挂了一串念珠在自己的脖子上，然后叫这位幼童到他身边来，但是他仍然不愿过来。 一般说来，活佛的转世灵童都记得住他们的前辈用过的东西，以及在他们前辈身边服过役的人。西藏人还相信，有的灵童还能够在没有经过他人教授的情况下背诵佛经。因此，习惯要对每一位灵童候选人进行一整套的辨别物品的测试，一般是出示两件一组样式相同的东西，其中一件必是已故达赖喇嘛本人的物品，由灵童候选人辨认。测试时，要求候选者从每一对物品中挑选一件；如果是真正的转世灵童，一般都会选择属于已故达赖喇嘛的那件物品。因而寻访者便给拉萨发去了一份密电，说明他们寻访活动的进展，并询问是否可以开始进行公开测试。拉萨方面答复说：“当采那个幼童听起来非常有趣，我们对他寄予厚望。所以就对这个幼童进行认真仔细的测试就行了。”因此，过了几天，他们全都悄悄地前往当采那个幼童的家里。当他们正离开塔尔寺时，该寺的喇嘛便开始吹响了螺号，这在西藏被视为吉祥之兆。在他们快要到达当采幼童家时，遇见了一位赶着3头驮柴驴子的汉人，他告诉他们最好走下面那条路。他们听从他的指引来到了十三世达赖喇嘛本人多年以前流亡到附近避难路途上的休息地，那天也是他们在这一年当中第一次听见布谷鸟的叫声，这也是一种吉祥之兆。 当天下午他们便到了当采家，他们发现这座房屋的前面很像热振在圣湖中所见到的那种幻影。 寻访人员吃过晚饭之后，便要求幼童的父母准许他们测试该幼童。十四世达赖喇嘛后来叙述了这种境遇，他写道： 到目前为止，我的父母对他们所款待的这些旅游者的真正使命仍然深信不疑，可是几天之后，寻访队的大喇嘛和高级官员全都来到了我们在当采的家里，一看见这一大队不同寻常的来访者，我的父母便明白了我可能是转世灵童，因为在西藏有许多转世活佛，我的哥哥就已成为转世灵童。同时，最近塔尔寺有一位活佛已圆寂，父母认为这些来访者可能正是来寻访他的转世灵童的，确实没有想到来者是来寻访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的。 测试时，寻访者将真实物品及其仿制品都放在一张长条桌上，格乌昌活佛和堪绕丹增站在桌子的右边，凯墨和洛桑泽旺站在左边。当该幼童进来时，格乌昌拾起两串念珠拿在手里，问他想要哪一串。这位幼童拿去达赖喇嘛的那串挂在自己的脖子上，随后又让他看两串黄色的念珠，他又挑选对了。接下来，他们又拿出达赖喇嘛和格乌昌活佛各自的手杖给他，让他挑选，他仔细地看了一阵并拿走了假的那根手杖，寻访者认为他要搞错，但是他却改变了主意，把假的那根放回，拿去真的那根手杖。寻访者认为他差一点弄错了，后来他们想起假的那根实际上原来也是达赖喇嘛的，后来他赐给另一位喇嘛，随后又转到了格乌昌活佛手中。因而当采家的这位幼童三次被测试都准确无误地通过了。最后一次测试是辨认十三世达赖喇嘛用来招呼仆人的小摇鼓（da ma ru），测试者拿出这只小摇鼓和另一只大摇鼓，小摇鼓非常简单朴素，而大摇鼓看上去则很漂亮，用象牙、黄金和松耳石装饰，还有一条长长的彩色飘带。凯墨后来说，他对这次测试非常担心，然而这位幼童再次选择了达赖喇嘛用过的那一只小摇鼓，并拿在右手上马上摇动起来。据凯墨回忆，这时他完全相信他们已经找到了达赖喇嘛真正的转世灵童，眼里充满了激动的泪水。寻访队在那里住了一夜，次日早晨才离开。他们希望能够把这位灵童带走，但由于不想让汉人觉察到他们已认定了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所以不得不把他留下。 过了两三天，寻访者听说班禅喇嘛所推荐的另一位幼童已到了塔尔寺，因而他们又去给他作了同样的测试。如像他们第一次探试这个幼童所遇到的情况一样，他们对他所作的种种努力都未能奏效，这位幼童甚至连他们所出示的物品，无论真的还是假的都不去摸一下。 于是，寻访队便派遣一位密使前往拉萨去请求：他们是否应当再去测试所召集的其他12名幼童，或是马上确定当采那名幼童。拖延了几个月之后，拉萨方面的答复传到了：当采的那个灵童无疑就是真正的转世灵童；应尽快将他带回拉萨（见图片31）。然而，这时寻访人员确信，如果他们公开宣布灵童已经选定，马步芳就有可能派遣一支庞大的军队把灵童护送到西藏，然后可能就不离开西藏了，或者他可能要求给他一大笔钱，或者两种可能都存在。因此，他们发誓决不把灵童选定的秘密泄漏给任何人，然后通知拉萨方面保守秘密，竭力使马步芳和塔尔寺的其他人相信，当采的那位幼童仅仅是一位候选者。为了消除当地人的怀疑，寻访人员又测试了其他12名幼童，所有幼童都在同一时间测试，以免关于测试项目的消息传播出去。这些幼童当中没有一位通过两项以上的测试。 随后，安多寻访队便通知马步芳：测试之后表明，当采的那位灵童比其他灵童要灵异些，但是还没有最后认定。他们要求把这位灵童从他家里带到塔尔寺去。寻访队继续把测试结果电告拉萨，以此来保守秘密，而噶厦政府则回电指示安多寻访队把塔尔寺的那位灵童带到拉萨去参加其他两名“最后的”候选灵童的最后认定。于是寻访人员请求马步芳帮助他们安排这件事，可是过了几天之后马步芳询问他们，为什么只打算带走这一个灵童。西藏人答复说这位灵童是最好的，马步芳说他们应当同他的地方办事处和塔尔寺的首要管理委员会“喇吉”（bla spyi）进行交涉，并且还得付给他10万银币（大洋，相当于英币7000～8000镑）。 格乌昌活佛把马步芳的要求通报了拉萨当局，过了一段时间，拉萨方面汇来了如数的钱币。格乌昌活佛拿着钱再次去拜访马步芳，但是马步芳仍然迟迟不为寻访人员及灵童的返藏作出安排。数日之后，马步芳对他们说，他本人并不反对把该灵童带去拉萨，但是塔尔寺方面表示，如果这位幼童确实是真正的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那么塔尔寺地区的所有寺庙及僧俗民众都希望在他离开之前让他摸顶祝福。马步芳要寻访队同塔尔寺的住持协商此事。 寻访队竭力说服塔尔寺的负责人，这位灵童只是候选者之一，可是该寺负责人却坚持说，如果该幼童没有被认定为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他们就不会让他去拉萨。据凯墨回忆，当时有几名年轻喇嘛非常气愤，他们几乎要对寻访人员动拳脚，寻访人员一再申明他们无权宣布该幼童就是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最后决定只有通过乃均、活佛、测试等才能作出。寻访人员企图缓和喇嘛们的愤怒情绪，便对他们说，他们可以接受这个作为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重要候选者的摸顶祝福，但是塔尔寺的僧众依然不同意。这时，寻访人员通过其他渠道得知，实际上塔尔寺的官员们在这件事上几乎没有任何权力：最后决定权操在马步芳手中。寻访人员决计为年幼的达赖喇嘛前往西藏作最后努力，再次去拜访住在西宁的马步芳。 马步芳在拖延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答应让当采的这个幼童作为候选灵童之一前往拉萨，但是他说鉴于难以说服当地的寺庙及僧俗民众，还需要30万银币予以疏通。而且，塔尔寺方面还想要已故达赖喇嘛的全套服装，他的一个法座及其装饰、用金粉书写的《甘珠尔》108函和全套的《丹珠尔》。寻访人员答复他们不能够拿出更多的钱给马步芳，但允诺在回到西藏之后提供其他财物。可是马步芳坚持要现金，因而寻访人员只好留在塔尔寺等待拉萨方面的指示。 大约在1938年秋冬之交，噶厦政府请求南京国民政府提供帮助，劝说马步芳为当采的那个灵童前往西藏放行。 过了两三周之后，拉萨当局通知寻访人员，他们将马上汇来追加经费。寻访人员担心马步芳拿到这30万大洋之后再提出别的要求，便回电拉萨，在某种担保方式筹划好之前，不应汇来追加经费。 这样，1938年过完了，年幼的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依然被控制在汉人统治区。 国民党方面表示愿意帮助安多这个灵童候选者摆脱困境，可是又提出了一系列前提条件。英国在拉萨的使节在其报告中列出了这些条件：⑴噶厦政府应当马上确定哪一位候选幼童是达赖喇嘛真正的转世灵童；⑵如果选定是西宁那个幼童，国民政府就会预支经费；⑶必须允许国民政府派遣一位代表进藏，并在年幼的达赖喇嘛到达拉萨的欢迎仪式上向摄政提出授予一个中央政府的封号；⑷年幼的达赖喇嘛在进藏途中应当准许安多地区的民众向他致敬，这在七世达赖喇嘛从汉地返藏时便有先例；⑸应当沿用七世达赖喇嘛返藏时的先例，派遣一支汉人卫队护送灵童进藏。英国人认为，这些条件比国民政府先前所提那一整套鲜为人知的条件缓和多了，原先汉人显然要求派代表参与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遴选”。 李铁铮指出，国民政府实际上已指令马步芳“沿途提供仔细周到的保护”，马步芳相应地表示，他己任命马源海将军为护送专使，率领一支500人的卫队去护送灵童。 拉萨与南京之间最后的交涉情况缺乏记载，显然，噶厦和司伦都没有同意这些条件，可是却达成了某种协议，因为1939年3月29日，国民政府通知西藏：他们希望派遣“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参加达赖喇嘛的认定与坐床典礼。4月23日，西藏方面答应了这一要求，条件是汉人代表得由海路经印度入藏。 国民政府驻伦敦大使也于4月份请求英国政府，准许他们由海路进藏参加十四世达赖喇嘛认定和坐床仪式的代表通过印度并给予方便。 与此同时，在青海的安多寻访队得知一批西宁富商打算经过印度前往麦加朝圣，便筹划先由这些商人付给马步芳30万大洋，然后再由西藏政府用卢比支付给这些商人。这样一种安排将会在西藏人同马步芳做交易中起到牵制作用，因为假如马步芳再度食言，他们在到达印度后就不会再付款给这些商人。这样，这些穆斯林商人便会有效地确保马步芳信守诺言，让这个灵童入藏，并且他们还能充当这些西藏人的护卫者。 经过凯墨以及热振在西宁的私人代表的交涉，这些穆斯林商人欣然同意了。由于西宁地区的头面人物都觉得可以信赖马步芳，并且他们也意识到有利可图，因而同西藏人做成了这种交易。最后，有关各方，包括塔尔寺的官员都在一份具有约束力的文件上签了字。 1939年7月17日，噶厦得到其在内地的代表传来的口信，告知安多的那个灵童将于7月19日出发前往拉萨。噶厦仍然觉得汉人护送不可靠，企图拖延启程的日期，但是寻访队与安多候选灵童一道，已于7月21日随同充当他们的护卫的大批穆斯林商人离开了青海塔尔寺。一个月后即8月23日，噶厦政府与西藏“民众大会扩大会议”便宣布当采这个灵童为十四世达赖喇嘛。 在寻访人员及灵童尚未到达拉萨之前便作出这种举动的原因缺乏记载。但很显然，这样做是为了防止前往拉萨参加坐床典礼的国民政府官员入藏之后要求必须参与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认定。 现在灵童已摆脱了马步芳的控制，命名他为十四世达赖喇嘛不再有任何危险了。这批入藏者于9月下旬到达了西藏的边境要地那曲，并于10月8日抵达拉萨。噶厦政府再次避免了不幸事件的发生。究其原因，无疑是由于中国的当务之急是抗击日本的入侵，而马步芳则重金钱而不看重汉藏政治纷争。 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坐床典礼 按照西藏传统习惯，达赖喇嘛的坐床典礼必须在布达拉宫历辈达赖喇嘛所坐过的一个金座上举行（见图32～33）。经过占卜确定，坐床仪式于1940年2月22日开始举行，也就是在藏历一月份举行。在这个日期之前约一个月内，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英国驻锡金的政治专员古德相继到达拉萨参加坐床典礼。由于这是一个多事之秋的时代，因而坐床典礼使“西藏问题”复杂化，英国人和中国人各自的打算大相径庭。 噶厦政府建议古德于23日参加坐床典礼，而中国国民政府、尼泊尔、拉达克和不丹所派的代表则安排在22日参加典礼，古德对此作了如下解释： 西藏政府建议，英国使节应在坐床典礼开始后的次日出席并赠送礼品，并且也询问他们是否希望第一天出席典礼。他们谨小慎微地指出，不可能不欢迎英国使节在第一天参加典礼。他们作这种考虑或许是第一天以个人身份出席的人较多，不便当场送礼，这样会造成不良影响，还会让更多的人知道。第二天出席，便有机会赠送贺礼，以表达大英政府和印度总督的祝贺之情和至诚之心。 然而，正确的解释显然是，西藏人已决定于22日对国民政府的代表以特殊的礼遇相待，并且也不希望激起同英国人的冲突。关于参加坐床典礼一事有几种说法。据古德本人叙述，吴忠信的坐位安置在比其他外国代表稍前一点的地方，坐位也要高一些，也像达赖喇嘛及其家人一样面向南而不是向西。并且还让吴忠信排在达赖喇嘛的法座之前紧接着西藏活佛之后致贺，这种规格比平时西藏接待外族人的方式有所提升。但是除了上述这些特权之外，吴忠信在坐床典礼中并没有起到特殊的作用。 西藏政府竭力设法给予英国代表平等的待遇，允许英国人单独朝拜达赖喇嘛以便馈赠礼品。 中国方面在论及他们在坐床典礼中所起的作用时，主要依据吴忠信的报告，按照这种说法，西藏似乎是在中国的控制之下。李铁铮在其论著中引用了吴忠信的报告，他写道： 吴忠信前往拉萨去监督乃均卜卦预言和抽签程序，旨在从三个灵童候选人当中选定一个真正的转世灵童。可是当他到达拉萨时，发现热振摄政已排除了另外两名候选灵童，因而来自青海的那个灵童就成为“教主席位”的惟一候选人。……国民政府专使当然是支持亲汉的热振摄政的。既然事情已进展到这种地步，汉人专使便要求热振摄政请求国民政府免予掣签，而该灵童则由吴忠信以私下看视的方式予以验证。对此，热振摄政欣然表示同意。 因此，1940年1月26日，热振摄政便致函吴忠信，请求中央政府免予掣签，认可拉木登珠（la-mu-tan-chu）为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信中还指出：“在经过多次测试并验试各种预兆之后，已证明该灵童无疑就是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 从当时的汉藏关系来看，吴忠信关于中国在坐床典礼上的作用的说法是难以置信的。噶厦政府希望向国民政府表示尊重和礼貌，可是似乎很难想像他们会请求中华民国“允许”免除中央王朝制定的、实际上在十三世达赖喇嘛遴选中就已被忽视了的“金瓶掣签”制度。正如前面所指出的，青海灵童还未到拉萨，噶厦政府便正式确认其为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其主要原因正是为了避免以后汉人宣称他们参与了转世灵童的认定。 吴忠信的使命，还包括力图改善西藏对国民政府的感情，为此目的，他向活佛喇嘛们布施了丰厚的礼品。 他还负责探察西藏方面对汉藏和解的看法，3月10日，他的助手便公开同噶厦商讨了三个根本性的政治问题：改善西藏与中华民国间的交通——换句话说，就是要改善西藏同中国的地位；班禅喇嘛的遗体运回西藏；以及班禅喇嘛行辕随行人员返藏的条件。 过了三周之后即4月2日，噶厦复函吴忠信说，西藏很乐意接受已故班禅喇嘛的遗体，但是也想知道他的财产在何处。关于班辕人员返藏及汉藏政治问题，他们重申，西藏希望把汉人所占据的康区如德格、瞻化等地归还西藏，并且指出，只有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考虑，他们才有可能商讨改善交通等问题。吴忠信看出和解的进展没有希望，便于1940年4月14日离藏内返。 离藏之前，吴忠信力图使国民政府驻拉萨专使的地位正规化、合法化。到1939年，在黄慕松1934年出使西藏时留在拉萨的联络官员有的已去世，有的已离开了西藏。办事处依然存在，但只是由一名职位很低的无线电报务员在那里留守。国民政府力图利用吴忠信出使拉萨之机使驻藏办事处升格，以确立国民政府在西藏的地位。 3月13日，吴忠信派出一位官员去拜访热振摄政，商讨在西藏派驻一名高级官员的问题。吴忠信在自己的报告中述及此事时说，热振摄政当即表示反对，并声称西藏的内部局势非常棘手且错综复杂，遵照十三世达赖喇嘛所确立的章法，这样的事情必须提交“民众大会”，“民众大会”肯定不会接受此项建议。热振摄政还指出，古德尚在拉萨，西藏政府不希望引起英国人作出同样的反应。当吴忠信将这些情况向南京方面汇报后，得到指示，要他将业已存在的办事处改造成为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的一个分支机构。但是，吴忠信这时已经意识到噶厦政府不会正式同意国民政府以任何形式出现于西藏。因此，他没有去征求噶厦政府是否允许，而只是致函热振摄政和噶厦，把他打算在拉萨设置这样一个办事处的意图通知了他们。接着他便委派自己的助手前去说明设置该办事处的意义。 吴忠信的部属对西藏人讲了些什么尚不清楚，但是噶厦政府并没有理会这种变更，西藏人并不同意使用这一新名称，但是也没有表示反对。他们只是把这一问题束之高阁，并继续一成不变地像从前那样和汉人打交道。在西藏人看来，无论是英国派驻拉萨的使节，还是国民政府派驻拉萨的专使都不具有任何合法的地位；让他们留在这里只是为了避免得罪英国和国民政府。 热振摄政独断专行 由于热振摄政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及其所实施的种种政策，导致西藏开始进入了一个高度紧张和不协调的时期。 1936年赤门噶伦隐退之后，热振活佛逐渐全面地掌握了西藏的统治权。他在日益变得专制独裁的同时，其私生活也更加荒淫无度——据说他与好几个女人甚至男人都发生过性关系， 并且还把大部分时间消磨在放风筝和打猎这类消遣活动上， 据说他还大肆挥霍钱财。在他执政期间，他的喇章扩展成为西藏三家最大的商业贸易商号之一， 并且由于其在贸易活动中巧取豪夺，声誉极坏。 一位曾陪同热振到西藏南部及拉姆拉错湖去朝圣的西藏官员在回忆热振喜好娱乐消遣时说：“热振摄政生性快活，无忧无虑，他既可以让噶厦的官员们走在他的前面，又可以同他的同僚及随从们并肩行进。有时他们会在半路上停下来……他们会边走边唱，我还听说热振摄政会参与打猎竞赛。” 几位当事人对热振性格的评价很能说明问题。虽然当时英国人把热振看成是同情他们的利益的西藏统治者，但是英国派驻拉萨的官员黎吉生却写道：“在我看来……摄政是凭自己的兴趣来进行统治的。他没有固定的政策，他的行为是由金钱支配的。” 班禅喇嘛派驻拉萨的代表昂谦活佛在1936年10月把热振描述成为“一位无可救药的见利忘义者，甚至在细小的事情上也是这样，他不屑于考虑任何问题，除非对他自己有金钱方面的好处。” 热振个性的消极面最初并未引起西藏人的注意，他们全都把他看成是一位诚实的大活佛。然而，从1938年初发生的一连串事件却败坏了热振的声誉和地位。在这一年里，热振的老管家（见图片34）因直言相劝而触怒了热振，他强行辞退了这位管家，并任用了他的亲戚、年轻而缺乏经验的降白坚赞来取代老管家。从此便开始了他为期3年的为所欲为、捉摸不定的统治时期。 1938年10月，热振突然免去了宇妥的声势显赫的侍卫代本团代本的职务。据说被免职的原因是由于热振摄政“劝诱”宇妥用高价从他那里买了一匹马，随后宇妥以较低的价格把这匹马转卖给了别人，这在热振看来宇妥似乎是想表明热振欺骗了他，因而热振便通过任命宇妥一个不负任何责任的闲职的方式予以报复。 此后不久，热振又非常巧妙地逼迫他的统治伙伴朗顿辞职，由他一人独揽西藏政教大权。热振早就开始对决策时需征询朗顿的意见以及和朗顿共用为司伦刻制的公章感到不满。前几任摄政都是单独行使统治权，热振身居高位并没有过多的要求，但是当朗顿对热振寻访十四世达赖喇嘛的行动表示异议时，热振才转变了态度。朗顿最初不但支持他的亲戚尧西颇本之子作为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候选人，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支持噶厦拒绝答应汉人所提出的让安多的那个候选灵童、也就是新一世达赖喇嘛进藏的要求。另一方面，热振却把找到安多那个灵童视为他本人的最大成就，并且认为西藏的政局错综复杂、前途未卜，在这种情势下至关重要的是使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坐床执政。后来，他逐渐相信朗顿并没有把安多寻访队的信息传达给他。他认为朗顿之所以从中作梗，是由于朗顿仍然企图将尧西颇本之子认定为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后来这个灵童被认定为德珠Sde drug活佛），因而决定亲自除掉朗顿。 在藏历二月（大概是1939年3斗月间）的“传小召”法会（Tshogs mchod）期间，热振安排了他的亲密支持者、三大寺的一位堪布去通知聚集在一起的其他堪布：热振在履行自己的政教职责中面临着困难，建议三大寺采取行动援助他。其他堪布都表示同意，意识到这种请求是由热振本人授意的，或者正如一位喇嘛巧妙地解释的：“从热振心中放射出的光芒照亮了三大寺的堪布的心。” 于是，三大寺的堪布、住持便告诉噶厦：他们听说最高统治权威在履行自己的职权中遇到了困难，要求噶厦召开“民众大会”予以解决。噶伦们听说此事后感到吃惊，因为他们这些当权者并没有遇到难题，并且他们也没听说朗顿或热振遇到了困难。但是在三大寺住持的坚持之下，噶伦们便同意召开有8名仲孜、噶伦和住持堪布参加的联席会议。 三大寺的堪布们在会上提交了他们所草拟的一份声明，由于凭空说热振正面临朗顿的刁难是不恰当的，甚至还是很冒险的，因而他们又加上了两条，企图掩盖其真正的目的： 一、至关重要的是尽快认定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并举行坐床仪式。 二、从前由于考虑到康区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委派一名噶伦去充任总管，可是近些年来只是指派了一些札萨街的官员去镇守那里，这是不妥当的，应当尽快派一名噶伦去充当总管。 三、如果有什么困难不利于噶厦政府顺利有效地履行职责和进行活动，就应当提出来商讨以便加以纠正。 噶厦就堪布们所提出的第一条作了答复，表示他们正在加紧进行灵童的认定及坐床准备。至于证据，他们向三大寺的堪布、住持们展示了灵童寻访人员发来的所有信函和电报；这些文件足够堪布们看两整天。针对堪布们所提的第二条，噶厦答复说，他们正打算尽快派一名噶伦去坐镇康区。关于第三条，这才是他们要提的问题，噶厦再次表示他们不知道有什么难题或困难，也不明白堪布们所暗示的是什么问题。但是堪布们继续坚持说存在不能明说的问题，于是，噶伦们便直接去找热振摄政和司伦朗顿陈述了这件事。朗顿当然说他并没有遇到任何困难，可是令噶伦们和仲孜吃惊的是，热振作了肯定的答复：确实存在这样的问题，并且由于面临这些困难，他正打算辞职。噶伦们请求热振不要这样做，因为作为大活佛的热振对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确定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热振还是继续宣称他打算辞职。 1939年4月14日，噶厦召开“机要民众大会”讨论热振摄政辞职的问题。 然而，由于与会代表都不知道热振发生不幸的原因，因而即使他们一致要求尽力克服摄政所遇到的困难还是受到了阻挠。因此，他们便迈着忐忑不安的步伐一同从大昭寺到热振在拉萨的喇章去亲自拜见热振。 他们刚一到达热振的喇章便请求拜见热振摄政，见到摄政后，他们全都拜倒在他面前请求他不要辞职。热振在向他们重申了他的意图之后对他们说，现在这种双重摄政给西藏政教事务的管理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他只希望存在一种佛教这样的局面，而不希望存在两个不同的佛陀。 他说，例如他决定惩处某个官员，可是朗顿会事先通知这位官员，于是该官员的妻子和家人便会去找热振求情，请求他不要这样做。热振还抱怨说，这种目的和意志截然相反的行为给他的统治造成了极大的困难，所以最好的办法便是辞去摄政之职。接着热振又说，从本质上说朗顿并没有不适当的行为，也没有妨碍他履行自己的职责。 听了热振的解释之后，“民众大会”的代表们便返回去，并于当晚举行了会议。当这些代表正坐下来准备喝茶时，色拉寺的堆巴（Stod pa）堪布立即双膝着地站起来（通常是双腿交叉坐着说话的）说道：“现在我们知道摄政所面临的是什么困难，我们必须作出自己的决定。难道我们不希望继续让朗顿或热振活佛共同摄政吗？既然热振已告诉我们司伦是他摄政出现困难的主要根源，难道我们还不决定克服他的困难吗？因此，现在我们必须马上要求朗顿提出辞呈。” 尽管绝大多数人都同意这种看法，但是也还有少数人担心朗顿也许会加以拒绝，并且会召集支持他的人发动反攻驱逐热振。因而断定，虽然朗顿也许会被迫放弃参与行政事务的权利，但是还可能要保留官阶及俸禄庄园，还可能要参加各种政教仪式。仲孜把他们的决定报告给了噶厦，当天夜里他们便答应把这一决定呈交给朗顿。每个人心中都存在这样的疑团，即朗顿是予以接受还是表示反对。 次日早晨，噶厦成员们便亲自去拜访朗顿，向他通报“民众大会”作出的决定。尽管朗顿得知此事后非常愤怒，但还是决定不予争论。他表示，如果确实存在像“民众大会”所指出的障碍，他就同意辞职。后来，朗顿向驻拉萨的英国公使黎吉生解释了他被迫辞职的原委： （朗顿）说：拉萨流传着种种谣言，说他在努力争取达赖喇嘛顺利返藏的事情上表现得不够热心。他声称，尽管自己并不太聪明（典型的西藏式谦辞），但是把自己有限的聪明才智全部奉献出来了，免去他职务的决定无异于给他当头一棒。他质问“民众大会”他有什么过错，他们只是回答说不需要他所承担的职务了。他说，尽管这项决定使他蒙受了极大的耻辱，但是他现在却感到心安理得。 到1939年4月，热振便独揽了西藏的政教大权，成为独一无二的统治者，他的所有对手都已被一一剪除，由于得到了“民众大会”和噶厦所投的从未有过的信任票，他的权力便膨胀起来。这时热振马上想到了显示自己的偶像：他说他从来就没有想到过同朗顿共用一个印章，并且，他还指令为自己的摄 政统治刻制两个印章（一个金质一个银质），于1939年5月28日刻好交给他。 然而，在这些场景后面正在形成反对者。向毫无防备的司伦朗顿发动突然袭击使许多官员感到愤慨，他们把这看成是不正当地解除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侄子和由他任命的官员的职务，他们认为，朗顿只是在为西藏的利益而竭尽全力。 当时流行的一首拉萨街头歌谣抨击了热振： 折断公牛的头角， 易如反掌。 （可是）假如山羊走得太急， 便有失蹄跌岩之虞。 公牛指的是朗顿，他的名字的第一个音节的意思便是“公牛”，山羊显然是指热振。 在1938～1940年间所发生的另一些事件逐渐导致西藏上层统治集团内部的隔阂。1938年9月，由于札通（Bkras mthong）噶伦去世，在噶厦中留下了一个官位， 当时琼让（Khyung ram）、桑颇（Bsam pho rim bzhi）、彭康（Phun khang rje drung）和噶雪巴（见图片35和36）都是这一空缺官位的主要候选人。琼让是一位高级俗官，当时任那曲（Hor）总管，他早就是热振的支持者，显然，热振已向他许诺将把这个空缺的噶伦位子留给他，噶厦也把琼让看成是第一候选者。因而琼让便从藏北他的总管任上威武雄壮地返回拉萨，对他被任命为噶伦充满自信。然而，热振的宠幸者僧官彭康杰尊却竭力劝说热振任命他的父亲填补了噶伦的空缺，使得琼让及大批高级官员非常不满。 1939年8月，热振又革除了另一位高级官员——德高望重的僧官噶伦札康（Bhras khang）的官职。札康显然对朗顿辞职事件以及热振不愿让噶厦抓住时机同马步芳和蒋介石协商的事提出了非难。热振对札康责难他的行为进行了报复，他把札康叫到自己的办事处，告诉他，他很希望札康马上辞职。札康表示同意之后，热振便任命丹巴降央接替了札康的职位。后来札康对驻拉萨的英国公使黎吉生说，他在噶厦中的官位已难以为继了。 大致在同一个时期，热振又采取了更为主观固执的行动。这一次把负责喇恰（Bla phyag）金库的贵族俗官凯墨也卷了进去。官员们从政府的金库或仓库中借钱和物品用于私事的行为在十三世达赖喇嘛时就明令禁止了，因为这些官员一般都不付借贷利息——事实上他们是有借无还。在热振就任摄政之后，这种行为又渐渐出现了。因而，1939年当一位来自康区的富商向噶厦捐献大量黄金，用于传大召时布施给喇嘛时，热振喇章便派人来找凯墨，要从这笔资金中借出一部分。 通常情况下，喇恰的官员是不敢拒绝这种要求的，但是凯墨对热振摄政时期社会伦理道德的沦丧深恶痛绝，因而拒绝了这种无理要求，并且还讥讽地质问热振喇章的官员：“难道你们认为不需要留一些钱财在金库中，以供新一世达赖喇嘛接管西藏政教事务时再用吗？”虽然热振摄政因其要求遭到拒绝，特别是凯墨出言不逊而恼怒，但是却不能够因他忠于职守而处罚他。因而热振便伺机找一个无关紧要的过错来进行报复。此后不久，凯墨在一份关于尚未完工的罗布林卡宫维修工程的报告中出了一点差错，并且还在没去拜见热振的情况下便不辞而别，擅自到一处温泉去疗养去了。 尽管这都是些微不足道的差错，但是热振还是以此为把柄，用最侮辱人格的方式革除了凯墨的官职。这年秋天，在拉萨热振喇章的广场上演唱藏戏时，热振叫来了凯墨，当着数百人的面，热振举行了传统的革职仪式，解散了凯墨的发结，脱掉了他的锦袍和官靴。接着热振又采取了一项影响极坏的行动，任命他的支持者之一觉札（Lcogs bkras）取代凯墨，而在孜康和噶厦所提交的候选人名单中并没有列出觉札的名字。 应当说明的是，普遍认为觉札的妻子朗杰泽珍（Rnam rgyal tshe sgron，见图片37）是热振的情妇。 这一事件进一步激起了许多政府官员的愤懑。 琼让向热振发难 热振在这期间所采取的最不得人心的行动是对贵族俗官琼让及其家人的毁灭性打击。1939年10月11日，在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到达拉萨3天之后，“民众大会”便开会商讨四项议题：⑴在拉萨提供一幢房屋供达赖喇嘛全家居住；⑵禁止民众和官员私下去拜见达赖喇嘛；⑶向达赖喇嘛的父母授予庄园和农奴，他们全家升为贵族，采用“当采”作为家族名；⑷提升和奖赏寻访达赖喇嘛转世灵童有功之臣。 经过3天讨论之后，所有问题都得到解决，只是有一项关于庄园和奖赏给予谁的决定要推迟几天后才能定下来。这时，热振的寺院支持者、原哲蚌寺杰巴札仓的堪布益西迥乃（ye shes vbyung gnas）提出，由于热振摄政在寻访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活动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所以也应当奖励他，并且给他的奖赏应当多一些，以与他的重大成就相吻合。 这项建议提出之后，马上出现了意见分歧。 寺院方面的其他代表支持益西迥乃的提议，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建议应当授予热振5～6个政府庄园作为赏赐。少数寺院代表还建议噶厦政府应当彻底翻修热振喇章。随后，色拉寺的堆巴堪布坚赞僧格详细列举了热振的政绩并大声说：至少应当授予热振50～60个政府庄园和“宗”区。 但是，绝大多数俗官都反对以削弱噶厦政府的方式来赐予已经很富有的、不下50～60个庄园的热振摄政哪怕是一个庄园。 俗官们之所以持这种态度，还由于对这时热振滥用自己的职权为他自己的喇章谋私利增长了愤怒情绪。热振手下的商人还利用摄政的名义招摇撞骗，搞得热振声名狼藉。例如，当他们到达一个宗之后，便会特意告诉该宗的宗本，说他们来自热振喇章，需要提供帮助，以便于他们用茶、布匹或其他货物向游牧民交换羊毛，过一段时间他们再回来收购。于是该宗本便会强迫当地民众同他们做生意。而且，他们还经常在交易中玩弄花招。例如，他们可能会先提出一个一袋羊毛换一甑砖茶的成交价，可是过一段时间就会变卦，要求两袋以上的羊毛换一甑砖茶。到那时牧民们已把茶叶消费完了，所以明知提高了数量也只好支付。从道理上说，他们可以控告热振手下的商人狡诈骗人，但是这样做不仅是反宗教的，而且还得花一大笔钱，并且还有可能是徒劳的。 因此，堆巴堪布的建议激起了几名俗官的公开反对。鲁康娃说，大家都在感谢热振，“不能浪费噶厦珍贵的庄园。我们大家都是至尊达赖喇嘛的财产的守护者，我们一定要想方设法保存好所有资财，并移交给达赖喇嘛。我们必须从自己的鼻孔中拔出鼻毛来”，意指所有政府官员都应当为摄政的奖赏献出“各自的”财物以示感激。全体仲孜，特别是仲译钦莫多波（sdom po）也都反对授予大量庄园给热振摄政。 当三大寺的堪布住持们继续要求给热振重大奖赏时，高级俗官琼让大声说道：尽管他很清楚摄政在寻访达赖喇嘛转世灵童活动中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仆人们（噶厦政府的官员和寺院代表）并不能代表主人（达赖喇嘛）作决定，意思是说他们不可能放弃属于达赖喇嘛遗产的庄园和领地。接着他又说，金库空虚，年幼的达赖喇嘛尚未进入寺院，所要做的每件事都需要大笔开支。琼让指出，虽然他和“民众大会”的其他成员都非常感激摄政所作的重大贡献，他当然应该受奖，但是如果“民众大会”现在答应授予他庄园和领地，噶厦政府也不可能满足这种许诺。他赞成鲁康娃的主张，即官员们都应当向摄政捐献现金作为感激他的礼品，或者应当向西藏境内的每一个人征一次人头税。在琼让冗长的发言过程中，谈到了“东藏”藏军军官们在前一次战争中的行为。他说，在一些指挥官战死、另一些军官丧失了所有财产的情况下，少数军官只是命令他们的士兵去作战而自己却躲得远远的。他说，这些军官并不以避免冒参战受伤之险为满足，而且更有甚者，他们还冒充自己在战争中取得了重大胜利。说到这里，他引用了形容极其贪婪的一则西藏谚语： 吃下大山，依然饥肠辘辘。 喝尽海水，仍然不解干渴。 显然，琼让这样说并没有直接谴责摄政贪婪的用意，但是他还不想结束发言，因而堆巴堪布当即站起来大声插话打断了琼让的发言，堆巴堪布要求知道琼让的言论是不是直接针对摄政的，堆巴说：“就我及众人所知，热振并没有为他所作的一切要求过什么，只不过是我们大家聚在这里要求给他颁奖，以示我们对他的热爱和尊敬。而你却公然滔滔不绝说了这么多，现在你必须说清楚你的话是不是在影射热振活佛，如果不是，你必须撤消自己的发言，收回自己所说的话。”琼让是一个极端自傲且脾气暴躁的人，听了堆巴的质问之后他回答说：“他的话并不是可以想怎么解释就怎么解释的，但是如果堆巴堪布希望是那样的，那就随你的便罢，你和你的支持者可以做你们所喜好的任何事情。” 最后，“民众大会”决定向噶厦呈报三项建议供其选择：封赐2～3个政府庄园给热振；维修热振喇章；从政府官员中募集现金捐献给热振。 尽管大多数人都同意奖赏热振，但是由于有那样的争论，特别是琼让的言论使摄政丢了面子。而且，琼让马上成了政府官员集团的英雄。他站出来诘难热振摄政和他的堪布代表，并且还公开地表达了其他人不敢流露的情绪。显然，琼让受到了他的同伴们的奉承，这样便招致了他重犯先前的错误。 鉴于热振曾以小小的一些差错为口实解除了凯墨的职务，可以料想，这种气焰嚣张的侮辱定会激起热振对琼让进行恶狠狠的报复。贴近热振的那些琼让的好友和亲戚都告诉他，这是一个坏人当道的时代，“好比酥油被石头砸或石头被酥油砸”一样，其结果都将是自取灭亡，因而他们都恳求琼让去向摄政赔不是，告诉他，他所说的那些话并不是针对任何人的。琼让根本听不进这些劝告，据说他甚至还对热振最亲密的高参之一噶多（Mkhar rdo）活佛说：“我并没有什么过错，也没有什么需要隐瞒的。假如有人企图加害于我，那时我将把自己的双手抄在背后到八廓街（拉萨城的交通枢纽和心脏）去讲几句话。” 据说他还向他的朋友们暗示，他可能会透露有关热振的某些秘密。 此后不久，热振便找一种毫不相干的罪名来报复琼让。当时热振的一名随从是噶雪巴私人随从的父亲，因而噶雪巴渐渐得知热振因琼让的言行而非常烦恼。急欲谋得噶伦官职的噶雪巴看准这是巴结讨好摄政的绝好机会，办法是设法给热振提供除掉琼让的口实或把柄。噶雪巴曾在琼让之前任那曲总管，熟知那里的人民及地区情况；当然，他也谙熟总管们是如何从农牧民身上榨取财物的。他可以采用两种手法从背后伤害琼让：第一种手法琼让本人也不会怀疑，即噶雪巴诱使大批居住在那曲的重要人家在巡游拉萨时提交指控琼让的请愿书。 另一种手法是，让那曲的一批居民有目的地到拉萨来抗议琼让的苛政，并请求噶雪巴出来主持公道。 两种手法都是向噶厦提交请愿书， 指控琼让受贿并且四处游山玩水，大肆挥霍钱财，给民众带来了困苦，因为四处巡游便要强迫沿途民众给他供给大量马匹。 从当时的情理和道德标准来看，这些都是很小的问题。 噶厦接到诉状之后，便成立审查委员会审理此案，当审查委员会提审琼让要他交待这些罪行时，叫了两次他都拒绝到审判厅来，主要是由于审查委员会是由两名仲译钦莫、两名孜本组成的，其中便有噶雪巴，琼让确信整个事件都是他谋划的。因而他便暗自草拟请愿书准备呈送“民众大会”和三大寺，说明自己的行动动机，并且还大肆抨击了热振的所作所为。他还请求年幼的达赖喇嘛的父母给予帮助，理由是他的这些行动旨在为他们的儿子保护政府的宗谿。他们答应帮助他，但是实际上只是很不热心地去进行了一次干预。 一位曾经是琼让的“根本”（主要）喇嘛的宁玛派活佛告诉噶雪巴，琼让正在准备一份请愿书以及这份请愿书所存放的地点。噶雪巴将此事报告了热振，热振立即下令逮捕了琼让（时间是1940年5月22日）。年近六旬的琼让被武装士兵押解着步行到拉萨热振的住所，并在那里举行了正式的贬官仪式。琼让的家被查封，查抄琼让家的官员土登丹达和多杰彭措在他家里仔细搜查琼让的信函，最后终于找到了那份请愿书。显然，查抄者事先已得知查找的地点和被查找的东西，这只有在琼让被捕之后才便于进人他的家去查找。这份请愿书的内容是：我琼让毫无过错，那份所谓那曲居民的诉状纯系噶雪巴幕后操纵所捏造的；接着又重申了琼让在“民众大会”上所讲的那些话。 这份请愿书稿本还列举了指控摄政的一系列罪状，并要求“民众大会”召开会议来处理这些问题。 最后写道：“我们都是噶厦的公仆，眼下不能够决定这样的事情。即使我曾忠心耿耿地为噶厦效力，但是现在却正在受指责，因此我请求僧俗官员和民众支持代表真理的人。我供职于噶厦，噶厦也一直待我很好，我仍然希望继续为噶厦效力。” 按照西藏人的行为规范，这种请求可以被解释为企图劝说“民众大会”免除热振的职务。 这份请愿书草稿除了琼让的字体之外，还有几种手写体，表明还有人参与了原稿的删改校订。查清楚这些人便成为摄政所关心的问题。审讯者施以鞭笞之刑审问琼让，但他矢口否认自己有什么过错，也不透露其他草拟者的名字。 虽然他的那份请愿书根本就没有呈交上去，但是还是判定他犯了阴谋颠覆噶厦的罪，他和他的家人都遭到了非常严厉的惩罚：他的庄园被没收，财产被拍卖；他的两个妻子都被遣送回原籍；禁止他的后代进入噶厦供职；他本人则被当众鞭打100皮鞭然后被流放到偏远的阿里日土宗的一座寺庙，终生不得返原籍，该寺由色拉寺“杰”札仓即热振所属的札仓的喇嘛管辖。 至于请愿书上有其他人的手迹，噶厦通过审讯琼让的仆人们查出了噶强丹巴（Dgav byang bstan pa），他是琼让的至亲，因参与“龙厦事件”被流放，刚回到拉萨便卷入了琼让案件。在他被捕遭鞭打之后，很快便供出参与了请愿书的修改。随后，他的所有财产都被没收，并被流放到西藏东南部的桑昂曲宗（Gsang sngags chos，察隅旧名。——译注）。在接受了当众鞭笞的“饯行”之后，他和琼让两人都于1940年6月6日被发配流放了。 另外的手迹被认为是权势显赫的噶伦彭雪·才旦多吉留下的。 热振本打算免去他的职务，但当彭雪风闻此事后，便求助于热振的一位宠臣首席噶伦丹巴降央，求他为自己说情。显然，彭雪向丹巴降央送了厚礼并且发誓今后全力支持这位僧官噶伦，丹巴降央果然为他奔走，说服热振只是给予彭雪10两黄金（srang）的处罚。 在绝大多数拉萨的官员看来，对琼让的惩罚太过分，是存心报复，是对一位敢于站出来不是为达到个人的目的、而是为了噶厦的利益伸张正义的官员的处罚。这一事件与凯墨事件象征着热振摄政统治已进入垂暮之年。更有甚者，热振摄政的最后年代还使贵族阶级学会了保全自己家族名誉和庄园的万全之策，即处处为自己的事情着想，切忌发表不同意见，不要与当权者过不去。在未来的10年，西藏为这种明哲保身的处事态度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当时在拉萨出现了一系列反对热振的歌谣： 鹏翅已被折断，熊胆业已掏出。 谁若触犯神龙（Naga），定会脸上生疮。 不要触犯神龙，否则脸上生疮。 倘若伤害老熊，你会不得好死。 摄政当政年代，日子并不好过。 人们需要本教师，也需要神龙下的蛋。 公山羊已患重病，治疗疾病的良药， 需要老熊的胆汁，还需要神龙的顶髻。 这些歌谣中的隐喻源于反对热振的主要官员的名字。彭雪的名字的第一音节正好与佛教传人西藏之前的本教（Bonbo）相同；琼让之名的第一音节与神鸟大鹏或Garada是一样的；鲁康娃名字的第一音节恰与神龙的意思相同；多波的名字意译正好是老熊。 另外还有一些抨击热振的打油诗是以标语传单的形式张贴在拉萨四周的墙上的，一般称之为yig bsk yur（匿名传单），这些墙报是一种改头换面表示公开反抗的形式。下面这一首打油诗辛辣地讽刺了热振摄政无限制的巧取豪夺： 生息在山丘与平原之间的狼知饱， 出没于两川之间的狐狸能解干渴。 （可是）摄政吞掉大山还嫌不饱， 即使他喝干海水还会感到干渴。 这首打油诗鲜明地指出，生息于偏远荒僻地区的狼和狐狸尚有满足之时，而摄政似乎没有知足的时候，表达了大部分官员的心情。 1940年9月，“民众大会”再次召开会议，特意封赏摄政及其他有关人员。这一次再没有人反对向热振封赏厚礼，他得到了5个庄园，即贡嘎卓噶庄园、江孜附近的朗玛庄园、日喀则附近的帕东（Ba dong）札仓庄园以及尼木地区的朵宗（rdog rdzong）庄园和整个朗如宗（Gnam ru）地区。参与达赖喇嘛转世灵童寻访的其他活佛和僧官也得到了庄园及其他封赏：格乌仓活佛得到了热察加岗（Ra tsha rgya rgan）庄园和充任3年那曲宗本的美差，并且还被授予dar han（大汗）职衔。堪绕丹增获得了古珍（Khudzin）庄园和曾给予他哥哥的霍尔三十九族宗本的职位。年长的僧官洛桑泽旺获得色朗（Sras nang）庄园和Gnyer mtshang（相当于拉萨市长）的官职，还被封赐了一幢楼房。参与达赖喇嘛转世灵童寻访的俗官凯墨没有得到庄园，而是被授予“札萨”衔并赐予借贷250驮砖茶和900驮茶壶，10年归还免付利息的特权。 热振在制服俗官行动中所取得的成功，使他产生了采取同样的策略来对付寺院集团的企图，并首先从他所属的色拉寺的“麦”札仓开刀。 堆巴堪布事件 在热振建立其稳固的统治地位时期，其坚定不移的忠实支持者是色拉寺堆巴札仓的堪布坚赞僧格。虽然该札仓的负责人被冠以“堪布”头衔，但是实际上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个札仓既无喇嘛也无财产。担任堪布通常被视为进入宗教特权阶层的台阶；在堆巴堪布看来，既然有了良好的开端，担任一个名符其实的札仓的堪布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然而热振却希望马上奖赏他的同盟者。他决定逼迫色拉寺“麦”札仓的现任堪布辞职，以便委派堆巴堪布去填补这一空缺。 在任的“麦”札仓堪布是一位学问高深且虔诚信佛的大活佛，深受全藏佛教徒的尊崇。他也是康巴人，与邦达昌家族的关系非常密切，他们都是康区芒康（Smar kham）人，而邦达昌又是热振的亲密支持者。因此，热振让邦达昌给“麦”札仓的堪布传话，告诉他，热振摄政希望他立即辞职。如像对付朗顿一样，热振企图以授予老堪布官衔和前任堪布同样的权利（有资格参加噶厦及寺院的机要会议）、辞职后保留他作为“麦”堪布所拥有的庄园俸禄一年以上这样的甜言蜜语来哄骗“麦”堪布，这位年迈的堪布并不希望违背热振的意愿，当即答应辞职。然而他很清楚，色拉寺“麦”札仓的喇嘛对来自他们的对头、色拉寺“杰”札仓的热振并没有好感，他觉得如果自己宣布打算辞职，他们一定会坚持要他放弃这种意图继续留任。因此，他请求不要把他答应辞职的事告诉“麦”札仓的喇嘛们。热振对此表示同意，于是“麦”堪布便递交了辞呈。 当“麦”堪布辞职一事泄露出去被“麦”札仓的喇嘛们知道后，他们先是感到吃惊，随之产生了愤怒情绪。当噶厦传达命令让提交“麦”堪布这一职位的候选人名单时，麦札仓的喇嘛猜想（或是有人私下告知）“麦”堪布辞职的背后原因是为热振任命堆巴堪布接替这一职务开方便之门。于是他们决定先遵循传统的规定向摄政呈报5位杰出候选人的名单，但是其中不列堆巴堪布的名字。他们还在内部达成一致意见，表示如果任命了堆巴堪布，他们将发动集体辞职。通常情况下，只提交一张职衔名单就行了，但是“麦”札仓的喇嘛们气愤之极，便附了一段文字说明： 免除我们所崇敬和拥护的堪布使我们感到非常悲哀，然而事情已经过去，我们并不打算找麻烦。但是，关于任命一位新堪布的问题，我们已经提出了5位杰出的候选人名单，所以请从这5人当中挑选新堪布。如果这5人通不过，我们将再送其他候选人名单给你们。但是有一个人的名字我们是不会报上来的，这就是堆巴堪布。他渴望当“麦”札仓的堪布，可是他学识浅薄，不可能成为一名好堪布。他热衰于政治，而又不擅长佛道，假如你们任命他当“麦”札仓堪布，那我们就会收起大经堂的念经坐垫离开此寺。对此，全体喇嘛都已发誓。 这种挑衅行为把摄政置于极其难堪和耻辱的境地。倘若他利用自己的权力任命堆巴堪布，喇嘛们已经发誓不会接受，就是任命了，这些反复无常的喇嘛有可能会千方百计杀害他；如果热振对这些喇嘛采取强制行动，不言而喻他们会得到哲蚌寺和甘丹寺的声援。 热振转而求助于色拉寺“麦”札仓声望最高的活佛帕邦喀（pha bong kha）强佐，他正在扎什伦布寺讲经说法，但是热振派遣了一名特殊的信使昼夜兼程赶往扎什伦布，请求帕邦喀火速返回拉萨。到了拉萨之后，热振向他说明了所面临的形势，请求帕邦喀劝说“麦”札仓的喇嘛接受堆巴堪布就任该札仓的堪布。由于“麦”札仓的喇嘛大多数都曾受教于帕邦喀，因而存在师徒关系，帕邦喀确信他们会听他的劝告。 随后，帕邦喀便邀请了几位比较有影响的“麦”札仓的喇嘛来见他，并吩咐他们依从摄政的旨意。喇嘛们答称：“您是我们的‘根本’喇嘛，无论您说什么我们都会照办，如果您要我们死我们便会去死。但是，要我们同意让堆巴堪布任‘麦’札仓的堪布我们决不会答应。”继而帕邦喀便斥责他们：“倘若你们连自己的‘根本’喇嘛所说的话都听不进去，那你们就大错特错了。”但是“麦”札仓的喇嘛仍然不让步，他们捐款作为礼物献给帕邦喀，表示他们对他的信仰，可是帕邦喀却非常生气和失望，他把礼物扔给了他们。 喇嘛们仍然拒绝接受这种使命，他们说即使他们这些地位较高的喇嘛同意堆巴堪布就任，普通喇嘛也决不会接受。 这样，帕邦喀不得不把喇嘛们的决定转达热振，于是热振企图吓唬他们，他公开下令让拉萨的铁匠打制了许多脚镣和手铐，并传出谣言说，这是为将被噶厦逮捕的色拉寺“麦”札仓的喇嘛制作的。在进行了这样的布置之后，热振便传令让“麦”札仓的领导者到他设在“雪”的办事处来，他充分预料到他们怕遭逮捕是不会来的。如果这一计划见效，一旦他选择使用武力来对付他们就有了为自己的行动辩护的更好的借口。 但是他的如意算盘又打错了。“麦”札仓的喇嘛首领们首先问喇嘛僧众：如果摄政要逮捕他们或杀害他们，僧众们将采取什么行动，僧众们发誓，如果他们的领导者需要支持，他们将会献出自己的生命，于是“麦”札仓的领导者便遵从热振的命令来到了他的“雪”办事处。 热振似乎是给他们最后一次改变态度的机会，他问“麦”札仓的负责人打算干什么，暗示可能要对他们采用武力。喇嘛们仍然坚定地说：“我们毫无顾虑，如果您想把我们全都投进监狱的话，您尽可以这样做，但是我们不可能屈服。即使我们现在想改变立场，普通喇嘛也不会听之任之。” 热振虽然非常气愤，但现在也只好让步，他不愿去冒与色拉寺“麦”札仓发生暴力冲突这个险，便从最初所呈报的5名候选人当中任命了一名为“麦”札仓的堪布。然而，他并不甘愿就此罢休，决定以向“麦”札仓的老堪布发泄自己的怨恨的方式来惩罚“麦”札仓的喇嘛们。他（以煽动不和为借口）把“麦”堪布逐出了寺庙，使得他不仅失去了一切权利和收入，而且还查封了他在寺院中的住所。这更激起了喇嘛们的愤慨，他们为了进一步让摄政丢脸，便传出话说如果堆巴堪布回到寺庙，他的生命将不安全。堆巴不愿冒这个险，现在只好辞职。 热振当政以来所发生的一连串事件——朗顿事件、凯墨事件、札康事件、琼让事件以及现在的“麦”札仓事件——使热振在僧俗统治集团中的支持者一个接一个地丧失，从而导致了他的让位辞职阶段的到来。 热振摄政让位 1940年12月26日，热振结束了桑耶寺之行返回拉萨（见图片38）。此后不久便传出谣言说他打算辞职让位。1941年1月中旬，热振把噶厦成员叫到他在布达拉宫的办事处，正式把他的辞职意图通知了他们，并指示他们马上通知“民众大会”。他对噶伦们说，他从梦中得到预示，除非辞职和隐退，否则将有生命危险。由于从前当他想要得到某种东西时曾以辞职相威胁，所以这次辞职请求最初在噶伦们看来似乎又是一个政治阴谋。噶伦们奉命把热振的辞职请求通知了“民众大会”，碰巧正在开会，与会代表听到这一消息后都不相信，他们当即要求噶厦成员去请求热振重新考虑。噶伦们答复说，他们已经这样做过了，于是全体与会人员便一起去恳求热振不要辞职。热振发过誓之后说，他必须辞职。然后他向他们推荐说，他认为现任达赖喇嘛大经师的老喇嘛大札（Stag brag）活佛（热振摄政被认为是副经师）将是他的继承人的最佳人选（见图片39）。热振还许诺，如果大札表示拒绝，他会亲自出面去说服他。 于是，“民众大会”的代表们便返回去商讨热振的这项建议。大札是一位佛教造诣很高且极受人们尊崇的年逾花甲的大活佛，他曾经向热振传道授业，彼此之间有师徒之谊，他是拉萨西南约15英里处一座非常小而又贫穷的喇章的负责人。他处事谨严、沉默寡言、非常注重个人的道德修养，与政治不沾边。当“民众大会”的代表去向他转达热振的愿望时，大札首先表示反对，并说：“我已是老朽之人，难以胜任这样的重任。” 但是“民众大会”的领导者坚持说，热振希望他出任新摄政，他便接受了。在同一天当中，老摄政辞职，新摄政被确定下来。正如一位原西藏官员所指出：“新老摄政交替就像换一名村长那样简单。” 到1941年2月底即藏历铁蛇年一月一日，年迈的大札就任西藏摄政。从此便相继发生了一系列灾难性事件，其中最为突出的便是1947年热振企图暗杀大札未遂，自己反而被暗杀于狱中的“热振事件”。统治者内部的迅速而不寻常的变化所造成的出人意料的后果使西藏陷入内乱之中，而当时西藏所面临的外部威胁正在逐步升级，最后终于导致西藏政教合一政体的倾覆。 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阐明：为什么热振要在其统治的鼎盛时期让位？为什么他要选择年迈而超脱世俗的大札活佛作为他的继承者？对此可能有多种解释，有的人引用热振摄政的话，认为这最能说明问题，即他之所以让位辞职，是由于神灵预示他的生命受到了威胁。在寺院上层人物看来，热振的行为举止失常可能是由于某种神灵的影响，或者是临死之前的一种预兆（vehi ltas）支配他作出让位辞职这一举动的。 但是这种从宗教的角度来进行解释似乎是不可取的。热振摄政可能采取了种种宗教手法仍然想保住其摄政职位。他每天只是安安稳稳的完成与自己的职位相关的工作，这样便能够把大部分时间用在念经修道上，同时仍然要守住令人垂涎的西藏摄政职位；否则，他只好隐退数月，让噶厦负责政教事务的处理和决断，或是任命一位代理司伦。 第二种解释认为，由于热振滥用职权大肆挥霍钱财，并且迫害朗顿、琼让、凯墨和年迈的“麦”堪布，使噶厦内部及寺院集团的公开批评和反对与日俱增，从而导致了热振被迫让位。而且寺院高僧（格西） 已开始批评指责他的无法无天的行为， 愤愤不平地说，谁要想成为一名堪布或获得“拉然巴（Lha ram pa）”格西学位，不再需要勤奋刻苦地学习佛典和修炼，只要拿出足够的钱财给热振喇章就行了。 然而这些解释似乎还是不足以说明热振退位的真正原因。尽管热振受到僧俗官员的批评和谴责，但是要组织起一场反对他的运动还是难以做到的。他早年将一根木钉钉进石岩中并能用绳索扎紧一个盛满水的陶壶壶口的“奇迹”是尽人皆知的，人们都相信在普通人当中只有他的权力才是万能的。 要弄清楚热振在其统治的鼎盛时期忽然退位的原因，必须从热振的性生活方面去探寻。寺院和噶厦的上层人士都知道热振是独身。据说他同俗官觉札（Lcogs bkras）之妻朗杰泽珍（Rnam rgyal tshe sgron）和他的同母异父兄弟之妻次央（tshe dbyangs）都有性关系，同她们过着一妻多夫式的生活（见图片40） ，并且他还与彭康的一个女儿有暧昧关系。 在僧俗上层和他们本人看来，这些事情都无关紧要：因为活佛们的这种行为很容易被当作高境界的密宗功德圆满（Tantric Siddhi）活动予以接受，没有达到较高的悟性的人是不可能理解的。据另一位喇嘛说，他向一位对此事迷惑不解的年轻僧人解释了热振的上述行为，他说： 我们这些人只能看见外在的表面现象，但不能看透人的内心世界……我并不是在为热振辩护，可是如果你仅仅从所见到的表面现象评判是非，那么“八十大德”（Eighty Great Siddhas）这些备受我们大家尊崇的高僧在其一生当中都是这样的。尤其是达到较高的密宗境界的那些高僧，他们确实给人留下了这样的表面印象。你必须知道这一点，并且应剖析事情的直谛。热振活佛并没有变，他还是那位曾将一个木钉钉进岩石并用绳索系紧盛满水的陶壶壶嘴的热振活佛，而且也还是被十三世达赖喇嘛认定的那位热振活佛。 真正的问题在于，达赖喇嘛事实上已预先被任定为“沙弥”（dge tshul），发36种誓愿，其中包括大约一年之后即1942年初所发的独身善守愿。按照西藏的传统习惯，由达赖喇嘛的大经师（即摄政）监督这些誓愿的实现。对于西藏人来说，这当然是摄政最重要的职责之一，一生当中只有这样一次。但是对他人发愿的人不仅必须自觉信守这些誓愿，而且还必须终生坚持这些誓愿，尤其是须信守独身的誓言。西藏人把“沙弥”愿的传承看成是一条世代因袭、绵延不绝的线，从上一个已发愿者传给下一个将发愿者。倘若某个发愿者破坏了他的誓愿，那么，他所发的誓愿便毫无意义，年轻的僧人实际上从未发过愿。 这就是热振所面临的在拉萨被人们忽视了的真实困难，1940年在拉萨及哲蚌寺贴出这样的墙报：“重要的是本堪布将指定达赖喇嘛作为严守（寺院的）戒律（vinaya）的榜样，这无疑是洁净无垢的。” 看来热振摄政可能想通过授命副经师接任摄政或在交权之后告假入寺念经祷告渡过难关。但是这些做法是不现实的，西藏人非常重视为达赖喇嘛举行发愿授戒仪式的纯洁性。正如西藏的一位高级官员桑颇（四品官）解释说：“请注意，他是大经师（兼摄政），而大札只是副经师，因此大经师怎么能够离开职位让副经师来接管呢？这是不可能的。所以，热振要么只好睁只眼闭只眼地占着摄政的位置，要么被迫离开（这一职位）”。 为了避免为自己所发的誓愿承担责任，热振惟一的出路就是辞去大经师之职：而辞去了大经师一职，他也就不得不辞去摄政这一职务。 还有一种可能，即西藏僧俗民众能够接受转世活佛的不守独身的行为，热振可以承认他的不守独身的过失，并且只有通过剃度（rab byung）仪式才能免除罪责。而西藏人又从转世活佛方面着想默许了这种行为，公开承认这是另一件事。热振是一位傲慢而爱面子的人，他显然不可能以承认自己需要性生活而把自己与普通农民划等号。并且公开承认自己不守独身戒律还可能被他的敌对者用作把柄，反对他继续任摄政。 热振在宣布辞职之前，把他的主要高参如雍乃喇嘛（Snyung gnas）、热振札萨、原热振札萨、噶多（Mkhar rdo）喇嘛和管家阿旺洛丹（Ngag dbang blo gtan）等一起召来，商讨自己所面临的困难及对策。雍乃和噶多提出了一项巧妙的计划：他们建议热振辞去摄政职位，回到自己的属寺去避几年，表面上装作在念经、祷告、坐禅，目的是消除自己的生命所受到的“威胁”。在这种“威胁”被消除之后，接着又回到摄政的位子上去。那时达赖喇嘛的受戒仪式已经结束，一切都能够恢复正常。他们还告诫他说，假如任命像功德林转世系统这样的一位大活佛作为他的继承人，以后就难以收回所交出的权力。可是，如果任命一位像大札这样一位年迈而名气较小的活佛接替自己的职位，就会避免这些不利局面的发生。大札不但是热振的“根本”喇嘛，而且他年老体弱，对权利和财富都不感兴趣。从各方面分析，在受戒仪式完成之后热振随时都可以从大札手中收回自己权力。他们还催促热振在发愿仪式之前辞职，这样，职位的交接就不会引人注目。热振札萨以及原札萨都赞成这项计划，因而这种策略便被采纳了。 经过这次聚会商量之后，热振便私下召集噶伦丹巴降央、彭雪（Bon shod）和彭康，分别向他们说明有关他生命的预示和辞去摄政与大经师两项职务的决定。 据噶雪巴所写的回忆文章所述，热振也把他叫到自己的住所，并向他解释导致他辞职的各种征兆和预示。噶雪巴说，他奉劝热振不要辞职，而只是告假暂时离开一阵，任命大札充任代理摄政，他本人则回到热振寺去念经修道。这样，大札便会主持达赖喇嘛的受戒仪式，处理其他政治问题，但是一旦出现重大事件，他会请示热振。热振答称，他认为任命一名代理摄政不妥。过了几天，热振又把噶雪巴叫来对他说，由于大札必须主持达赖喇嘛的受戒仪式，所以只让他担任代理摄政是不相称的。 尽管大多数记载都认为热振把大札作为其继承人的第一候选人，可是也有人认为热振在选定大札之前曾经考虑过让帕邦喀活佛充任自己的继承人。帕邦喀是以超脱政治著称的，他认为喇嘛不应当卷入到政治当中去，可能热振也把他看成是一位没有权利欲的继承人候选者。帕邦喀的管家、已故的赤来达杰（Vphdn las dar rgyas）详细地叙述了这件事： 热振派人向帕邦喀活佛送去了一件桑札（sam ta）木板信札，上书：“我很希望辞去摄政职务一段时间……因此希望您接替我一段时间，不知您意下如何？”因而帕邦喀随后便以开玩笑的口吻对我说：“现在荣耀的（sku ngo）札萨官位已经降临了。”，他告诉我他已收到了桑札信札，并且还说，如果他成为摄政，那么我就将被授予尊敬的札萨衔。“所以现在我就称你为札萨。”他以开玩笑的方式这样说。随后他便（一本正经地）说：“我们现在应该怎么行事？我们应不应该接任摄政？”我要他让我当晚考虑一下，次日再表态，因为这是非常重大的问题，我现在不能够答复您。帕邦喀说这样也好，并要那位信使当晚回到热振住处，次日早晨再来听答复。 那天晚上我彻夜难眠，遇上这样令人兴奋和激动万分的事真不知该怎么应付，究竟去当摄政还是照旧当一名活佛，很难作出抉择。如果他成为摄政，必然会有权有势，我本人也会飞黄腾达，喇章也会如我们所希望的那样得到扩大。可是从另一方面考虑，在西藏，包括三大寺（Se vbras dgav gsum）、政府官员、各地大小寺庙和村庄中，无处不有帕邦喀的门徒弟子，假如他接任摄政之职，决不可能满足这些人的愿望，这样便会在师徒之间产生许多猜疑和隔闽，这是再糟糕不过的了。 因此，次日我早起洗过脸之后，拿了一条哈达和rten gsum（献给佛的身、口、意三所依的一小部分钱）去拜见帕邦喀活佛。我对他说，希望您打消当摄政的念头，您没有必要去接任摄政之职，无论如何您现在都是够好的了，我本人不需要得到札萨衔（我说这些时他在不断地嚷嚷），我们什么都不需要。希望您安于现状，这样最好……如果您就任摄政，就会把事情弄糟。在西藏这片土地上，您决不可能使人人都如愿，这样您就会树敌，而我对此也无能为力。人人都会向您伸手要求更高的地位和权利，最终结果将是很可怕的。这就是我的想法，也就是我们为何要放弃这种送上门的好机会的原因。我敢断定，如果您就任摄政，这种局面将会出现（他仍然在喊叫）。 在我向帕邦喀活佛讲了这些之后，他却对我说：“你真是个大傻瓜，千载难逢的好事到手了，你却不想抓住它。”所以我觉得他并不喜欢我的看法，便对他说，不管我自己认为您不当摄政有多么好，但是最后决定权在您。过了一段时间，他真正觉得我所提的建议有可取之处，便对我说：“你确实是一个耿直的人，你的思维方式是正确的。如果一个人不能够放弃世俗德性（Dharma），那么他就不是一名真正的宗教徒。有的寺院堪布不能够放弃他们的堪布职位，而你却能够放弃摄政的职位，如果这还不重要，那还有什么是重要的呢？” 假如赤来达杰的叙述是准确可信的，那么热振就是在遭到帕邦喀的拒绝之后，才转而去找大札充当自己的继位人的。然而，许多原西藏官员都对这种可能性表示怀疑，因为热振和帕邦喀相处得并不好，很难相信热振会把权力交给一位与他关系并不密切的喇嘛。 总而言之，热振辞职退位之后与他的近侍一道回到了拉萨北部距拉萨几天路程的热振寺，直到1944年12月才返回拉萨，而正是由于他们重返拉萨促成了一场内战的发生。 第十章 上篇小结：热振摄政年代 从1933年12月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到1941年初热振活佛辞去摄政职位，这7年可称之为西藏现代史上摄政统治时期的第一个阶段。这7年是西藏政教合一政府逐渐失去生气和活力、西藏社会停滞不前的7年。在这7年当中，藏军走向没落，经济积累消耗殆尽，本世纪20年代囤满的粮仓也已空虚。热振摄政及其喇章的官员带头挥霍公有财产，穷奢极欲，滥用职权，为了达到个人目的、中饱私囊，置全藏民族和噶厦政府的利益于不顾。 这个阶段中发生了几件在西藏现代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重大事件。第一起重大事件是1934年龙厦及其“求幸福者同盟”改革派的覆灭。龙厦的倒台使噶厦政府失去了一位最有远见且开明能干的人物，西藏也因此而丧失了克服阻碍进行现实变革、顽固地坚持宗教保守思想的保守势力的大好时机。如果龙厦的改革计划取得成功，那么噶厦政府就有可能从根本上增强军事力量和国际地位，而且还有理由相信喇嘛王国在1951年消亡的那种局面也有可能避免。可是，龙厦的改革思想尽管在西方人看来是很温和的，在西藏却被视为非常激进的，认为其对属于上层集团的那部分人的利益构成了威胁。龙厦改革失败后，被恶意地处以挖眼酷刑，他的全家遭受灭顶之灾，杀鸡给猴看，使其他具有自由和进步思想的人得到了教训。而后来俗官琼让及其家人所遭受的与龙厦相似的悲惨境遇又使龙厦的“教训”更为深刻地留在人们的心中。在1924～1925年毁灭擦绒集团的那股保守势力，在摄政统治时期的第一阶段逐渐占了上风。 第二起具有转折意义的重大事件是，寺院上层集团坚持要推举一位活佛充任摄政。结果导致年轻而缺乏统治经验的热振于1934年上台摄政。由于贪婪、好色、报复心强，使热振喇章成为西藏最大的商号之一，热振在剪除了不听他的话的官员之后，逐渐支配了噶厦政府。由这样一位统治者掌舵，在十三世达赖喇嘛执政时期颁布且行之有效的严格的职守标准和仪规很快便被抛在了一边。而且，热振由于不能实现自己的独身誓言而破坏了沙弥戒，不得不辞去摄政之职，这样才不至于亵渎为年幼的达赖喇嘛授戒。热振的辞职让位，后来，他又企图重新获得摄政职位，导致西藏进入了为期6年的灾难性的内乱时期。热振收回权力的举动，引起了一场短暂的内战及热振被害，从而使西藏陷入了绝境，恰在这时又面临着抗战胜利后的国民政府的威胁。 同时，摄政执掌权力的噶厦政府还面临着几种棘手而危险的外部局面。1934年允许汉人进藏并让他们在拉萨派驻了一名常驻使节，这是自1912年汉人被十三世达赖喇嘛驱除出藏之后第一次在拉萨设置使节，英国效仿汉人于1937年向拉萨派驻了使节。而且，由于西藏要求独立，所以既不可能获得英国的支持，也不可能与国民政府达成任何领土或政治方面的协定。虽然西藏一直很希望在这些问题上同国民政府求得和解，但是汉藏双方在所有重大问题上的主张依然相去甚远。 然而，在摄政统治时期的第一阶段，西藏确实沿袭了十三世达赖喇嘛执政时所制定的政策，保持了1912年建立的事实上独立的政治制度。摄政政府成功地阻止了班禅喇嘛带着一支汉人军队返藏，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顺利地从汉人所控制的青海护送回藏，并且在汉人在西藏的作用和影响没有丝毫增强的情况下举行了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坐床典礼。这一系列成功如火上浇油，不断给西藏造成有利时机，可是最后不幸的是西藏的保守势力与寺院集团中却有人相信，西藏始终能够保持其固有的政治制度，没有必要引进新的或外来的思想和制度。因而西藏在没有丝毫忧虑和紧迫感的自我陶醉状况下进入了摄政统治的第二阶段——大札摄政时期。但是，西藏还是有能力阻止汉人的影响渗入，实际上这主要是由于汉地境内动荡不安，因日本人的入侵和共产主义的威胁而腹背受敌，牵制住了国民政府，致使蒋介石无法考虑对西藏采取军事行动。 四处布满闪闪发光的寺庙金顶和宗教祭坛的西藏，在其前进道路上将会同现代世界和中华民国发生致命的冲突，这将是本书下篇论述的主题。 下篇 大札和十四世达赖喇嘛当政时代 （1941～1951） 第十一章 大札摄政的初期：1941～1943年 1941年热振的突然让位以及大札继任摄政，完全改变了热振晚年的操守，致使他未能保持晚节。新上任的摄政大札是一位年高博学的转世活佛，生活简朴，他上任之后立即着手恢复十三世达赖喇嘛统治时期所树立起来的高标准的道德和规范。与热振喇章的欺行霸市和见利忘义形成鲜明对照，大札继位伊始便公开宣布，他本人的喇章不会从事任何商业贸易活动。 透过两件事可以看清新摄政的伦理道德标准。 大札的新政 在大札就任摄政的第一年，委任丁嘉·多吉坚赞（Sding bya rdo rje rgyal mtshan）为两名司仪俗官（dbyar gso）之一，与500名农民一道参加一年一度的庆典，即在藏历新年身着古代战袍游行通过拉萨街头接受检阅。由于这些战袍很昂贵，参与这样的庆典要花去每一位官员15000卢比， 所以丁嘉企图利用他在孜康中的地位和影响请求免予参加庆典活动。 司仪官的任命是根据职位的高低来进行的，排在第二位的官员是朗色宁（Rnam sras gling），他被派往康区任职3年，现届满刚返回拉萨。当时普遍认为，承担这一不受欢迎的职务，他的能力不如丁嘉。然而，孜康还是同意了丁嘉免予参加庆典的请求并呈报噶厦，噶厦又送交摄政作例行的审批。但是，大札却毫不含糊地把这种作法视为热振摄政时期便已盛行的渎职行为和徇私舞弊行为，并取消了这一决定。他的这种恪尽职守的行为提醒了各级官员：新的任职准则正在付诸实施，希望他们诚实谨慎地在噶厦及各级部门中供职。 第二件事更为重大和棘手，它表明即使是现在的达赖喇嘛的家族利用特权和地位谋私利，大札也毫不留情地照章办事的意志和决心。按照传统习惯，年幼的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家族将被封为贵族，并且还将得到建在拉萨的一座房屋和附带有农奴的一座或更多的庄园。这些安排正在着手进行，在正式确定之前，噶厦先让达赖家族暂时住在拉萨的一座房屋里，并且支付他们的所有开销。庄园的规模、数量和质量各不相同，不好分配。1941年4月，十四世达赖喇嘛的父亲（被称为尧西公Yab gzhis gung或嘉雅Rgyaly ab）便对封授给他的庄园挑肥选瘦，难以满足他的要求。当时噶厦封授给他两座庄园，一座靠近拉萨，另一座位于西藏南部的察隅（byalyul），封授给他的房屋是1940年从琼让那里没收的那一幢，但是达赖喇嘛的父亲拒绝接受原属琼让的那幢房屋，他说，他和他的家族住在最近刚被没收的那幢房子里不会感到舒服。于是噶厦便把1934年所没收的土登贡培的新宫（Pho brang gsar pa）封授给他，但他还是拒绝接受。最后，噶厦封授给他地处拉萨江色夏（Lcang seb shar）的一大片空旷地，并向他提供修建一座高大的房屋的建筑材料和劳动力。随后尧西公又告诉噶厦，他的家族仅靠封授给他的那两座庄园是不可能维持生计的，还要求再拨三座庄园给他。他还以略带粗鲁的口气提醒噶厦：在他和他的家人离开青海前往西藏之前，藏政府曾许诺，他们住在拉萨需要什么都提供，现在应当履行这一诺言。“民众大会”商讨了他的申诉和要求，尽管许多人都认为他所得的大大超过了他应得的，但还是勉强同意了他的要求。 除了尧西公藐视噶厦的法规之外，所有上述要求都不成其为问题。然而，达赖的父亲这个顽固而脾气暴躁的人却拒绝照常支付其庄园的赋税，并开始在不经噶厦允许的情况下强行征用其他农奴无偿支应乌拉差役和劳役。他还干预噶厦处理刑事案件和调解民事纠纷，并开始私设公堂自行判案断案。更有甚者，他还要求当他在拉萨行走时人们须向他致以空前的敬意，例如，所有骑马者无论其官阶有多高，都得下马向他致敬，否则冒犯了他将遭到他的随从的体罚。有一次，当一名病人在去英国代表处看病途中没有下马时，尧西公当即没收了这位病人的马。 另一次，即1942年秋的一天，当几名来自拉萨近郊培丈村（Be tshang）的农民到西藏东南部的措那宗（Mtsho sna）去进行盐米的交易时，在觉热（Jo ra）碰上了达赖喇嘛父亲庄园的一位管家，他想买他们的盐，但培丈村的村民们怀疑他会强迫他们接受一种不合算的交换额，因而拒绝同他进行交易。这位管家向拉萨的尧西公控告了此事，随后尧西公便召来培丈村村长并把他监禁起来。 由于培丈村是哲蚌寺朗色林札仓的一块领地并受到该札仓的保护，所以朗色林札仓的堪布便亲自到关押村长的那间牢房去将他释放，然后把他送到哲蚌寺保护起来。随后，该堪布便去拜访尧西公，告诉他都干了些什么，并质问他为什么要把那位村长监禁起来，达赖的父亲破口大骂这位堪布，并以手枪对准他相威胁。据说在手枪瞄准这位堪布时，他漠然地让达赖的父亲开枪，但是他没有这样做。堪布提出申诉，要求“译仓”调查处理这一问题，而达赖的父亲则向噶厦提出了反申诉。 三大寺的堪布不习惯来自宗教人士的这种无礼行为，更不必说这还是由像达赖喇嘛的父亲这样一位重要的俗人干的，因而寺院公开表示坚决支持朗色林堪布。最后，尧西公的亲友们都劝告他撤销自己的反申诉，这时朗色林堪布也撤销了指控，这件事就这样了结了。 达赖喇嘛父亲的这些行为再一次破坏和践踏了西藏已经很松散的行为规范和道德标准，大札对此进行了干预，他指令“民众大会”讨论这一问题。1942年11月下旬向噶厦提议，约束并制止尧西公的违法行为；此后不久又特别强调指出：尧西公的任何一名仆人如果滥用其职权和地位，从西藏民众那里勒索现金或实物都将被逮捕法办。 大札批准了此项决定，并且指令将其张贴公布于拉萨街头及西藏各宗，内容如下： 自从达赖喇嘛的父亲入藏以来，噶厦的上库和下库（Rtse physg，Bla phyag）已为他花去了10万多秤藏银（rdo tshad，1秤合藏银50两——译注），这笔钱还只是用于食品和衣物的开销，除此之外，噶厦还封授给他每年能够收获20000藏斗（vbo，1藏斗约等于30磅）青稞等谷物的庄园。尽管获得了上述财物和领地，达赖喇嘛的父亲还强行从贫穷的商人那里勒索畜草、谷物、酥油、盐、柴和牦牛粪，只付少量的钱。而且，他还在没有请示噶厦同意的情况下，擅自重罚有一点小过失的人……更有甚者，他还指使自己庄园的农奴抗拒噶厦所摊派的劳役。今通告全藏人民，今后达赖喇嘛的父亲须像其他尧西（即前几世达赖喇嘛的家族）那样行事。如果他的任何一名仆人违法犯罪，如果噶厦不设法采取措施审理指控达赖喇嘛父亲的案子，那么“民众大会”将直接审理此案。 上述布告已经“民众大会”通过并且加盖了噶厦的印章。” 这种没有先例的举措表明大札有决心重新确立噶厦的礼仪和行为准则，消除他摄政初年所存在的徇私风气和自私自利弊端。大札摄政初年的举措与热振摄政后期的所作所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甚至热振活佛的追随者在回顾当时的境况时都说，当时他们拿热振的行为与大札所确立的高标准的道德准则相比较，都感到有些羞愧。 这些行动还表明；大札绝没有任何充当摄政职位看守者或充当傀儡的意图，并且向热振及其追随者显示，他不徇私情。大札宣布他的喇章不再参与商业贸易活动，这显然是针对热振喇章经商的穷奢极欲而订的规矩。对达赖喇嘛的父亲实行限制和约束，在热振看来，这是对与他有着密切关系的一个家族的忘恩负义的反目。 1943年初，当大札首次任命一位新噶伦时，他同热振的敌意便显露出来（见图片42）。当时，十三世达赖喇嘛时代任命的噶伦朗穷娃（Glang chung ba）在康区任总管，一般任职期限为3年，朗穷娃这时己任职期满，渴望返回拉萨过舒适的生活。然而，虽然他多次请求来人替换，但是由于其他噶伦都不想接替他的职务，因而一直没能派人替代他。 对此，朗穷娃感到非常气愤和沮丧，于1943年春擅离职守从康区返回了拉萨。大札不能容忍这种行为，免除了他的札萨职衔，因而在噶厦中留下了一个空缺。 当时这个空缺的噶伦职位的主要竞争者有桑颇台吉（Bsam pho thaviji，四品官）、绕噶厦、索康札萨、夏素（Bzhad zur）和噶雪巴。索康札萨兼任“西藏外交局”负责人，他通过自己的支持者僧官噶伦丹巴降央使出了很重要的一招，企图得到噶伦职位。但是，当丹巴降央在噶厦的一次会议上推荐索康时，却遭到了热振的支持者和提拔者彭康杰尊（Phung khang rje drung）的反对，他公开地质问丹巴降央，他们怎么能够考虑让一位抽鸦片大烟的人来当噶伦。这种当众侮辱激怒了索康家族，他们决心竭尽全力为索康札萨之子索康·旺钦格勒谋得这一职位，尽管旺钦格勒才33岁，但他年富力强，完全有能力竞争噶伦官职。 索康家族取得了成功，这部分是由于强有力的支持者丹巴降央的作用，部分是由于他们给摄政的管家送去了很贵重的黄金厚礼。 可是索康家族憎恶热振的根本原因是热振没收了他们家的一座庄园，因此，他们便成了支持大札对付热振的一股力量。旺钦格勒于1943年10月被任命为噶伦（见图片43）。 几乎在同一个时候，热振的另一位支持者孜本止月（vbriyul）由于在记账审计当中出了差错便被革职，由夏格巴取代了他。这对夏格巴来说简直是平步青云，因为在此之前他只是一名孜巴。在大札任摄政之前，夏格巴家族就已成为他的施主，并且由于热振对他们的至亲赤门噶伦的不公正待遇，还于1938年强迫夏格巴的叔父札康（Bkras khang）辞去噶伦喇嘛官职，所以夏格巴家族也对热振怀恨在心。大札的这些任命，对噶厦上层的全班人马来了一个大换班，从而使反热振的官员有条不紊地取代了亲热振的那些官员。 当时拉萨流传着许多讽刺这些任命的街头歌谣，其中一首这样写道： 公牛的角已经折断， 经幡已在房角竖立。 衰老的牦牛送给了屠夫， 两名赌客却戴上了礼帽。 被免除噶伦官职的朗穷娃名字的第一音节意即“公牛”，索康之名的第一音节直译便是房“角”，被革去孜本之职的止月名字的第一音节意为“牝牦牛”，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夏格巴之名的第一音节便是“帽子”的意思。两名赌棍的引喻和暗讽可以有两种解释：或者是指夏格巴青云直上，一次连升几级，或者是指夏格巴家族的两名成员同时飞黄腾达。 下面的三首歌谣也是讽刺当时官员升迁的： 踢开牦牛， 他戴上了礼帽。 建起一堵价值三万的围墙， 他把经幡插在了墙边上。 朗穷娃已开始倒霉， 所以才被一发炮弹击中。 建起了一堵金墙， 把经幡竖在了墙角。 牦牛角已经脱落， 这是患麻醉病的征兆。 两三顶赌客的帽子， 是如此的不中意。 最后一首歌谣嘲讽的是像夏格巴这样一位无名小卒却一步登天坐在了孜本的位子上，而其他那些经验丰富资格老的官员则屈居其后，这当然是不中意的。 从上述事件的发展来看，西藏现代史上最大的谜之一，便是热振和大札之间的权力交接的本质。要是热振与大札达成书面协定或口头协议，把摄政之位让给大札，他会在几年之后再把权位交还给热振吗？或者说热振单纯地想当然地认为如果他提出要求归还摄政之权，年迈而超脱世俗的大札愿意下台让位吗？热振确实相信大札会尊重他的“意见”并袒护他的追随者，因而只不过是给他一个没有任何职权的摄政虚位？答案并不清楚。现在，热振的支持者们还声称，当时“民众大会”给热振出具了一份文件，内容是热振可以退位，将由大札“暂时”接替他的职务。 然而，同时代的其他官员则明确地断言没有这样的正式文件，热振辞职让位是无条件的。 从西藏的政治性质和特点来看，后一种看法站得住脚，因为如果热振拥有这样一份文件，那么他在寺院当中的支持者就可以要求“民众大会”开会讨论他重返政坛的问题，可是我们通过考察和分析可以看出，根本就没有作过这样的努力。 然而，并不能排除他们之间曾达成某种“口头的”君子协定这种可能。 1947年，尚在狱中被关押的热振本人提到有这样一个协定。看管他的狱卒白波（Bal Po）引述热振的话说：“大札和我不仅有着良好的师徒关系，而且，由于大札喇章非常穷困，所以我便决定暂时让位把摄政之权交给他，以接济他的喇章。我们之间曾订有君子协定，即他将来要把权利还给我，（然而）已经过去几年了。” 从西藏的宗教仪规来考虑，热振不可能明确地告诉年迈的大札，说他打算几年之后再重新回到摄政的位子上来，至多热振当时曾有收回权力的暗示，只是后来才把它解释为口头“协定”的。但是也有这种可能，即热振和大札的管家之间达成了更为明确的口头协定。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大札对热振的反目完全出乎意料，这就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使热振及其追随者把重新获得摄政职位看作是关系到他们的幸福安宁的重要一环。 正当西藏统治集团内部逐渐分裂成为亲大札和亲热振两大势力之时，西藏外部再度濒于与中华民国发生冲突的危险。 修筑穿越西藏的中印公路计划（1941～1943年） 当日本人的军事机器切断了中国传统的运输物资的路线之后，蒋介石需要开通从印度通向中国的海上通道。在预先与英国驻重庆的大使协商之后，蒋介石便于1941年2月发布命令，宣布将开始修筑一条由中国通往印度的公路，线路是从中国西南部的四川省穿越西藏东南部的日玛（Ri ma），到达“东北边境特区”（即现在的阿鲁纳恰尔邦，见地图7～8）与印度的运输线衔接。英国驻华大使支持中国的这一行动，并且“提出忠告：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应当让过时的政治观念成为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即是说，英国和印度将不会让他们对西藏内部自治的支持妨碍蒋介石的计划。 印度政府反对修筑这条公路，他们申辩说，这是一项长期计划，对抗日战争不会起到根本性的作用。并且，如果中国在没有得到西藏同意的情况下修筑这样一条公路，那么，作为事实上独立的缓冲区并且与英国和印度有着密切联系的西藏的地位就会受到损害。 英国外交部也承认修建这样一条国际公路是不现实的，但是仍对中国表示同情，并寻求帮助她抗击日本。1941年12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烧到了亚洲，日本军队初战告捷，在伦敦和德里产生了“一种新危急，在感到恐慌的情况下，亟欲调和因我们〔英国〕在远东的失败而受到打击和惊骇的中国人的意见”。 英国外交部远东局负责人的一封信透露了伦敦当局把防止其盟国中国垮台置于重要地位： 我们所持的看法是：中国的崩溃将会使战争延长，因为这样就会失去袭击日本的潜在基地，在某种程度上还会使日本的资源紧张状况得到缓解，我们大家在心理上和精神上也会受到沉重打击，这就会助长敌人的嚣张气焰。基于上述理由，我们应当分忧……援助中国抵御日本的侵略，我们花费了大量时间来考虑，怎样才能够取得最佳效果。 因此，敦伦当局没有拒绝修筑新的物资运输线的计划，而只是通知中国，在他们合作进行此项计划之前，有必要征得西藏的同意。 中英双方正在协商合作修筑中印公路之际，国民政府驻拉萨的代表便通知噶厦政府，宣布中英打算联合修筑一条穿越西藏到达阿萨姆的公路，并说勘察队已经从内地出发开始实施这项计划。 噶厦政府从前曾拒不允许中国或英国在西藏修建公路和机场。他们依然把蒋介石政府的行动视为汉人企图重新在西藏获得立足点。在得到了“民众大会”认可之后，噶厦便向驻守边境的官员发出命令，如果在他们防守的地区发现汉人勘察队，必须把他们驱赶出去；据说西藏人杀害了这支勘察队队长。 1942年2月，蒋介石访问印度，说服英印政府修筑一条不经过西藏的公路，线路为从阿萨姆铁路及萨迪亚（Sadiya）和列多（Ledo）河源经过赫兹堡（Fort Hertz），由缅甸南部的密支那（Myithyina）通往云南省的龙岭（Lungling，见地图9）。由于仰光（Rangoon）很快就要失陷，需要打通另一条运输线，以把美国所租借的货物运往中国，这项计划当即被优先考虑通过。 在这种友好合作的气氛中，印度政府单方面重新提出海运货物从印度经西藏进入中国的问题。但是，为了减少西藏的忧虑，规定限制运载动物，限制贸易路线。1942年3月，锡金政治专员助理诺布顿珠奉命前往拉萨，企图说服噶厦。他说，如果西藏在英国和中国最需要帮助的时候自愿地伸出援助之手，那么西藏就能够很好地保住她自己将来的利益。 噶厦希望表示其对印度和英国的友好，但他们又不希望开一个危险的先例。他们把这一问题提交“民众大会”讨论，“民众大会”态度非常坚决，声明西藏不能够同意为了把货物运往中国而利用西藏的土地。这时噶厦政府又通知英国人，说他们希望在这场战争中保持中立。 与此同时，中国得知印度和西藏达成了默契，对西藏人这种胆大包天的不妥协行为日益不能忍受。由于噶厦政府设立了一个处理对外事务的新机构而使这种紧张气氛恶化。 西藏“外交局” 在西藏“外交局”设立之前，驻拉萨的英国和国民政府的使节直接同藏政府的最高机构噶厦商讨各种涉外问题。到1942年，对外事务大大增加，于是噶厦便决定恢复十三世达赖喇嘛执政时期就曾设立并起过短暂作用的“外交局”。7月初，他们便通知驻拉萨的英国、尼泊尔和国民政府的代表（内容与下面所引的致英国的信件相同），今后诸事得与一个新成立的机构交涉： “依照西藏‘民众大会’的建议并报经西藏摄政王批准，西藏政府已决定开设一个处理对外事务的新机构。札萨索康素巴（Zur khang surpa）和大喇嘛宫却迥乃（Ta bla ma dkon mchog vbyung gnas，即云贡札萨yung dgon）以及几名助手（见图片44）已被委任为外事官员和办事人员负责该机构，新机构将于藏历五月二十三日（即1942年7月6日）开始办公。今后英国与西藏政府之间的所有大小事务都将同该机构协商解决。” 印度政府表示同意，并且相信同噶厦的直接关系不会中断，西藏政府的地位将得到增强，日常工作也会得到促进，因为与“外交局”的负责人打交道要比同噶伦们磋商事务方便容易得多。 但是，尼泊尔政府由于享有1856年《尼藏协定》所规定的特权，希望允许他们通过为解决和处理尼藏事务和争端单独设立的“噶细（Gor zhib）办事处”与西藏政府商讨和处理对外事务。他们通知噶厦将继续使用该机构，藏政府便接受了他们的这一要求。 国民政府也表示反对，不希望西藏把她同英国这样的外国相提并论，因为这就等于默认西藏是独立于中华民国之外的。所以便指令其驻拉萨的官员孔庆宗继续同噶厦单独进行交涉。当孔庆宗把国民政府的这项决定通知噶厦后，噶厦方面表示不可能同意国民政府这样做，也再不可能同他直接打交道。这就使汉藏关系陷入困境——国民政府不能再经由他们驻拉萨的代表同噶厦政府协商和处理有关问题。 这种僵局在涉及一封信的传递过程中反映出来：康区的一位国民政府官员送一封信给西藏噶厦，请噶厦转交孔庆宗。噶厦收到这封信后将它转始了“外交局”，再由“外交局”转交给孔庆宗。可是孔庆宗拒不接受通过“外交局”转来的信函，最后这封信又原封未启被送回到内地。 1942年8月27日，因一名西藏警察阻止一名藏汉混血的男人在拉萨的一条街上殴打他的妻子而使拉萨的汉藏关系进一步恶化。这个男人不听劝阻还动手打警察，因而被逮捕并被拉萨市长审讯，受到100皮鞭的体罚。孔庆宗要求将这个男人释放，理由是作为藏汉混血者他归国民政府管束。噶厦政府表示拒绝，并且还提醒孔庆宗，从1912～1913年汉人被驱逐出西藏那时起就规定，在西藏定居的所有藏汉混血者既有权选择返回汉地，也有权选择留在西藏，决定继续留在西藏的那些人早巳得到通知，他们完全隶属于噶厦政府管辖。结果，西藏当局还是对那名混血男人施用了鞭笞之刑。孔庆宗对此感到非常气愤，他指令属下人员拍摄下那位被打得皮开肉绽的血淋淋的男人，并把照片寄到了重庆。 同年10月6日，因另一名汉藏混血的男人与一名尼藏混血的男人发生严重的口角而使汉藏关系陷入了绝境。当时4名西藏警察出面干预，可是那位汉藏混血者却逃跑到国民政府驻藏办事处，声称自己是国民政府的公民，寻求避难。西藏警察冲进办事处来抓他，从而激怒了孔庆宗，下令捉拿了西藏警察。这时其他警察已聚集在办事处门外，天色已经很晚了，孔庆宗还是出门去找西藏摄政。这时进入罗布林卡的宫门已经锁上，在西藏人看来，一旦宫门关闭，任何人都不能轻率地敲门求进。孔庆宗或者是不知道这一点，或者根本不在意，因为他见宫门已关便开始砰砰敲门，并大声呼喊要求见摄政。孔庆宗只是得到让他次日早晨再来的答复， 但是被惊动的西藏人认为这种对摄政和达赖喇嘛失敬的行为是不可饶恕的。次日，噶厦撤回了他们的联络官并召开了“民众大会”， 决定停止向国民政府驻藏办事处提供柴炭等燃料和服务人员，以此来惩罚孔庆宗，并要求国民政府召回孔庆宗。 国民政府驻藏办事处的一位下属官员于1942年10月下旬所写的一封信反映了孔庆宗丧失其在藏地位及国民政府被孤立和封锁的处境。 自从“西藏外交局”建立以后，形势突然发生了变化。8月，两名国民政府的公民被捕，10月6日，西藏警察冲进驻藏办事处进行搜捕。形势依然紧张，人人都非常担心。国民政府与西藏间的关系现在依然如故（即很糟糕），孔庆宗（驻藏办事处处长）已经失去了在藏地位，不能指望他开展工作了。 我在国家重建之时来到这边疆地区驻扎，也是为了加强生息于中国领土之上的各民族的关系。现在形势发展到了这种地步，以至我在拉萨实际上被软禁了。我很想回老家探望母亲，很希望在政府谋得另一个职位。 濒临战争边缘的国民政府和西藏 由于中国和东南亚的战争形势日趋恶化，英国驻华大使向伦敦发出警告：如果西藏不同意经由西藏运输货物，国民政府就有可能单独对西藏采取行动。英国当局担心这样的行动可能会导致汉人重新确立其在西藏的牢固地位，便决定增加对西藏的压力以求得和解。英国人企图使西藏人更加痛快地默许国民政府的货物过境，前提条件是设法让中国公开声明将尊重西藏的自治权。 英国人在确定了自己的策略之后便通知中国。“已准备好与中国人一道明确地商谈有关西藏的问题，并联合进行经济制裁，以促使西藏改变态度。但是（大英政府）认为，由于担心汉人进行渗透，西藏极有可能进行抵抗，所以中国政府首先应当尽最大的努力促使西藏勉强同意。”假如中国发表这样一个“宣言”，英国就会表示将准备同中国人协调一致联合对西藏施加压力。 然而，印度政府并没有等待中国人发表声明，而是指使其驻拉萨使节的头目卢劳（P.Ludlow）采用制裁威胁和断绝友谊两手策略，使西藏人感觉问题的严重性。接着卢劳又告知西藏政府，如果他们拒绝让货物过境，英国可能就会撤销其对西藏的“自治权”的承认，必要时还可能会阻止汉地的砖茶运销西藏，或对西藏向印度或经过印度出口羊毛设置障碍。 此后不久即1942年7月，藏政府作出让步，答应让“非军事的”货物从西藏过境运往汉地，期限为1年，但是对“非军事的”这一术浯并没有作严格的解释，例如，汽油也包括在非军事物资之内。 这些货物沿着西藏的贸易驮运路线， 经由卫藏，途经拉萨、那曲和玉树运往汉地。这个问题在西藏非常敏感，噶厦担心“民众大会”会拒绝，因而在没有将这个问题提交“民众大会”审批的情况下便要求大札签署此项协定。 同时，中国并没有照英国的要求发布尊重西藏自治的声明，因而伦敦当局便请求美国给予帮助。美国国务院不想卷入： 美国国务院已记住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政府一直声明其对西藏拥有主权，中国的宪法和统治机构都把西藏列入中华民国的版图。国务院对中国政府的声明和主张从来没有提出过怀疑，美国国务院并不认为这时公开详细地讨论西藏的地位会起到什么积极作用。 既然西藏在英国进行制裁威胁之前便作出了让步，中国即通知英国：他们不可能发表一个尊重西藏自治地位的公开宣言。但是，中国又暗中表示，尽管西藏被视为中华民国的一部分，但是中国并没有干涉西藏内部管理自治的意图。 使和解实现的努力很快遇到了障碍。中国同意使用现存的驮运路线，但是通知英国驻重庆的大使说，他们打算在沿线派驻自己的“技术人员”以使货运顺畅。英国人知道西藏政府坚决抵制任何汉人官员进藏管理商业贸易，因而在征求了西藏政府对中国人的意图的意见之后，向中国表示了他们的反对态度。西藏人拒绝考虑汉人的计划；事态的这种发展恰如他们在商讨开辟一条公路时所预料。西藏人通知英国人，他们希望运输计划最终以三方协定的形式体现出来，由英国人作保忠实地坚持所订立的条款。 1942年8月，中国国民政府又为和解设置一道新的障碍，他们提出将从交通部委派一名代表直接同西藏当局磋商运输贸易事宜。 英国同意了这一要求，并于11月通知西藏作出安排。 印度政府的目的完全在于为建立一条物资运输路线作出妥善的安排，以利于其盟国“自由中国政府”抗击日本，除此之外他们再无其他直接目的。为此他们已开始着手同西藏政府协商，在协商过程中，藏政府提出了准许货物从西藏通过运往中国的条款和条件，印度政府接受了这些条件并得到西藏方面的赞成，现在已提出中华民国交通部公路运输管理局和西藏运输贸易机构应当进行直接磋商，印度政府只是准备从中进行斡旋，以利于在西藏政府所提出的条款的基础上签订这样一项协定。 西藏政府作出的反应是，禁止西藏贸易机构在没有得到噶厦批准的情况下接受这些建议和要求。因此，当中国官员在印度噶伦堡同西藏运输商进行接触时，没有一个人同汉人签订合同。对此，国民政府于1943年1月下旬向噶厦政府提出了交涉，得到的答复是，除非签订一项有英国参与的三边协定，否则将不允许货物经过西藏。 1943年3月，西藏方面允诺准许私商运输非军事物资经过西藏已过去了将近9个月，仍然没有达成三方协定。于是，噶厦政府便采取非常鲁莽的步骤，指令西藏民间驮运商人在三方协定最后达成之前，停止运输所有到中国内地的货物。 西藏运输商再次遵从了噶厦的旨意，这样，西藏与汉地的贸易便中断了。 西藏当局的这些行为激怒了蒋介石，他于1943年4月命令青海、西康和云南省地方长官把军队开到西藏边境。西藏人很走运，因为蒋介石及其国民政府对处于半独立状态的两位边防长官，即西康省的刘文辉和云南省的龙云几乎没有任何约束力，他们担心蒋介石此举会削弱自己的地位，因而把蒋介石要他们调动军队的命令搁在了一边。然而，青海的军阀马步芳却对蒋介石说，如果蒋介石向他提供武器和弹药，他就会对西藏采取军事行动。蒋介石采纳了马步芳的建议，并爽快地给他送去了14卡车军用物资，于是马步芳便调集1000名官兵先开赴玉树，随后即开到了西藏边境。 西藏方面马上把军队开向那曲，并且开始招募民兵。如果国民政府的军队入侵西藏，噶厦必然要进行抵抗，可是他们又担心因此而引发同国民政府的战争。因而噶厦便转向他们惟一的外国支持者英印当局，向他们发去了求助电报： 去年，驻扎在西宁的青海省主席马步芳直接而故意地违反了西藏与青海之间所订立的《条约》，调集数百名军队开进了那曲附近属西藏领土的札玛（Dzamar）。 据说今年侵略意图更大，许多军队已被调到了西藏边境，还有一些军队正在向西藏开进途中。自然，西藏政府不能再采取消极态度，而必须考虑最佳对策，设法维护我们的主权的完整。请求我们最大的盟友英国政府，通过印度政府给予我们尽可能的援助，以支持和维护我们的独立地位，并请求锡金政治专员特别助理谢里夫（C.Sherriff）少校监督此事。 虽然西藏当局断然拒绝允许任何一名汉人在没有得到噶厦许可的情况下携带货物入藏，但是为了缓和紧张气氛，他们还是采取措施终止了贸易禁运。他们致函英国，陈述了自己的条件： 关于运往中国的货物从西藏过境的问题，已收到了驻扎在噶伦堡的中国商人所提交一份联合请愿书，要求驻亚东的西藏商务代理发布命令，准许他们的货物经过西藏运往中国内地，因为这只不过是一些纯粹出于贸易目的棉纱之类的日用商品，如果有必要的话，他们愿意提供担保。 在印度政府提出强烈抗议之后，西藏政府也相应地采取了制裁措施，这正如我们于1942年7月29日的信所表示的，我们已指令噶厦驻亚东的商务代理，并通知驻噶伦堡的中国商人，货物可以进入西藏，条件是：没有军需品或者是没有带着军需品企图获准入藏的外籍公民。因此，请求印度政府通过其设在德里的外交部和锡金政治专员，留意不让汉人在没有事先得到西藏政府准许的情况下入藏，禁止任何军需品通过西藏边境，并请求锡金政治专员特别助理谢里夫监督此事。 英国人对西藏的求助作出了反应，他们对中国方面施加压力，要求中国政府作出保证，将不打算进攻西藏。并且还通知美国当局，经由印度运往中国的武器不能用来对付西藏。他们还要求美国国务院敦促中国放弃英国人所谓“徒劳无益的策略”，集中精力抗击日本。同时，中国政府非正式地否认有进攻西藏的任何图谋。例如，于5月20日在华盛顿召开的“太平洋会议”上，中华民国外长宋子文对温斯顿·丘吉尔说，尽管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并无与西藏进行战争的任何图谋。 7月，中国外交部代理部长又向英国驻华大使口头保证，中国国民政府的军队不会用来对付西藏。 英国人只好满足于这种非正式和私下的再保证，因为中国政府不会发表对他们所抱的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的意图表示怀疑的任何正式声明，并且，他们把不会入侵西藏的所有担保都看成是与他们所持的西藏已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立场相悖的。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中国人企图转移注意焦点，他们通知英国人说，得到了西藏对中国怀有侵略意图的报告以及未经证实的谣传——日本人正在向西藏运送军需品，并准备在康区修建供日本飞机起降的机场。英国人作出了反应，他们正式要求西藏就有关他们对中国的意图作出担保。西藏方面恭/顷地答复说，没有任何侵略中国的图谋，也没有同包括日本在内的“其他任何外国列强进行接触或协商”的任何意图。 美国首次遣使入藏 修建一条穿越西藏连接中印的公路的计划提醒厂美国“战略情报局”（OSS），他们提出派遣情报官员到西藏去秘密勘察地形。美国国务院并不希望“战略情报局”采取主动，但是在1942年夏批准了两名官员从拉萨旅行到中国内地加入史迪威（Stillwell）将军的部队的行动计划。 美国政府首先请求中国政府为这次访华作出安排，1942年6月，国民政府派驻拉萨的代表请求西藏噶厦准许两名不知名的美国人经由西藏前往中国内地，西藏政府断然拒绝。于是“战略情报局”便要求美国驻印度大使请求印度政府向西藏政府交涉，准许两名带着罗斯福总统的信和礼物的美国使者前往拉萨。美国人没有提及他们先前曾求助于国民政府之事，他们也没有告诉英国人有两名官员确实希望经过拉萨到中国内地去。 尽管美国国务院暗示这是向西藏政府提出的正式请求，但是下面这份国务卿赫尔（Hull）向罗斯福总统提交的备忘录却透露并不是那么回事。 “战略情报局”局长威廉·多诺万（William J.Donovan）上校打算特派该机构的两名成员作为密使经由印度和西藏赴中国内地。相信如果您开一封介绍信给西藏的达赖喇嘛，那将会给出使西藏的工作带来极大的方便。发给达赖喇嘛的这封信应把他当成宗教领袖而不是当成世俗的政治领袖，这样就会避免得罪把西藏视为中华民国一部分的国民政府。 驻拉萨的英国代表处负责人保证，这样一次真诚的出使定会有益于西藏，这两名美国人将由印度返回。在得到这样的担保之后，西藏“外交局”便向美国人发出了邀请。 1942年12月12日，伊利亚·托尔斯泰（Ilia Tolstoy，著名文学家托尔斯泰的孙子。——译注）上尉和布鲁克·多兰（Brooke Dolan）中尉带着罗斯福总统的信和一些被英国人不怀好意地说成是对西藏人一钱不值的礼物（见图片45、46）进入了拉萨。罗斯福致达赖喇嘛的信内容如下。 至尊至善的达赖喇嘛： 我的两位臣民伊利亚·托尔斯泰和布鲁克·多兰希望访问您本人及历史悠久而声名远扬的拉萨城。美利坚合众国中有许多人包括我本人在内，一直对您的土地和人民怀有极大的兴趣，我们将珍视这样一次机会。 如您所知，美国人民与27个国家的人民联合起来，正在致力于一场战争，这场战争是那些一心想征服世界的国家强加给世界人民的，它们企图毁灭全人类的思想自由、宗教自由和行动自由。我深信我们将赢得胜利，因为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有战胜敌人的足够能力，我们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 我拟请伊利亚·托尔斯泰和布鲁克·多兰向您转交象征我对您的友好情谊的一份薄礼。 谨致诚挚的敬意和问 富兰克林·罗斯福 1942年7月3日于华盛顿 美国人在拉萨受到了良好的款待，但是却面临着一项艰难的任务，即获得西藏的许可经那曲和玉树进入中国内地。驻拉萨的英国代表所给予的情理上的支持对美国人无济于事，因为他们已经向西藏方面担保，美国人将从印度返回。然而，托尔斯泰由于发表了对西藏人表示极大的同情的看法，很快便赢得了西藏政府的赞许。得知西藏希望获得通讯设备，他便主动提出帮助西藏人从美国购得无线电设备，并且还许诺设法帮助西藏制造一部藏文打字机。当托尔斯泰声称他打算向他的政府建议，让西藏出席战争结束之后的“和平会议”时，产生了巨大的反响。这提出了改变西藏国际地位现状的一种新的手段。托尔斯泰的建议，连同他所发表的美国政府十分同情希望保持自己的独立地位的弱小国家的言论，使西藏“外交局”和噶厦感到非常兴奋，他们感到有美国作为他们的事业的后盾，战后和会绝对能宣布西藏是独立的。驻拉萨的英国代表处负责人卢劳（F.Ludlow）进一步增强了他们的这种希望，他表示，他的看法与托尔斯泰非常相似，“如果西藏政府希望应把他们的情况和处境提交战后‘和会’，我将鼎力相助。” 噶厦把托尔斯泰的建议转交给了摄政大札，征求他的意见。3月12日，“外交局”召集卢劳、托尔斯泰和多兰开了一次会，卢劳关于这次会议的报告透露了会议内容： 索康（“外交局”秘书）说，摄政和噶厦都已仔细地考虑了托尔斯泰的建议，他们认为这项建议非常好，并且热切希望西藏应当出席战后和会。他们希望西藏政府应在适当的时候及时得知和会召开的日期，告知他们应以何种方式提出申请。同时，他们还希望高度保密，否则重庆当局可能会在和会召开之前采取过激行动阻止事态的发展。 …… 3.然后索康继续向托尔斯泰和多兰解释说，西藏现在之所以具有独立地位，完全归功于英国。他还补充说，西藏政府所希望看到的是，美国尽自己的努力支持大不列颠政府维护西藏的独立，西藏政府相信这种援助是有求必应的。他接着说，西藏政府总是绝对信任英国的良好信用的，并且从未发现这种信任出过差错。 4.随后索康又追述了西藏与中国交往的历史，并且强调指出，西藏从未承认过中国对她的宗主权，过去中国对西藏的统治纯粹是军事性的。 西藏政府的热情似乎使托尔斯泰感到有些不知所措，会后他对卢劳说：“他实际上非常担心他的政府是否会支持他的行动，并且认为他们很有可能会作出不干涉汉藏事务的决定。” 可是托尔斯泰却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西藏政府完全改变了自己的态度和立场，允许他和多兰从西藏前往中国内地，并说：“这是西藏和美国之间首次建立友好关系，并且，富兰克林·罗斯福先生又已带信和礼物给达赖喇嘛。基于上述理由，西藏政府同意让你们前往（中国）。” 托尔斯泰对鼓励和怂恿西藏人考虑出席战后和会的做法是否妥当所表示的担心和疑虑，与德里和伦敦的英国人所作出的反应相比是微不足道的。锡金政治专员古德（Basil Gould）在此期间谨小慎微地评论了对支持西藏出席战后会议所持的赞成与反对意见，并且措辞委婉地问道，假如西藏打算宣布在战争中站在盟国一边，能够得到什么好处呢？由于卢劳表示他本人支持托尔斯泰的主张，使印度总督感到非常气愤， 他以挖苦讽刺的措辞致函伦敦印度事务大臣： 我带着忧虑和担心注意到，最近有两名美国人到了拉萨。需要指出的是，他们被西藏要求自治的呼声所打动，而且还建议……西藏应当出席战后“和会”，这在我看来简直愚蠢之极。……我也没有被最近所收到的古德和黎吉生的建议打动，他们建议应当鼓励西藏通过美国总统所派的这些代表继续同美国进行接触，并且致信美国政府表达他们的独立主张。美国人在这些问题上所进行的开导，西藏可能会在适当的时候实现，可是我断定这是靠不住的，从此以后，我们应当努力加快自己的步伐。 卢劳奉命通知西藏“外交局”：印度政府与托尔斯泰的建议没有丝毫关系，卢劳的意见只能代表他本人。而且，“印度政府的建议是，他们（西藏）不应当亲自提出这一问题。” 印度政府外交部进而指示古德，印度政府并不希望西藏宣布支持盟国的事业，因为这样做“不可避免地会在重庆方面激起敏捷的反响。” 这刺激了伦敦“印度事务部”的皮尔（R.Peel），他说：“我希望西藏人对英国的良好信誉的天真幼稚的信赖将证明是没有找错对象的——但是我还是感到没有太大的把握和自信。” 当西藏人得知了英国人的态度和立场后，他们便机敏地对驻拉萨的英国代表答复说：“如果印度政府认为他们不应该申请出席战后‘和会’，那他们肯定不会这样做。‘外交局’声称，他们依靠英国政府帮助自己维护西藏的独立地位，这两个政府间的关系亲如父子。” 英国官员补充说，他感到这种情谊十分真诚。 英国人调整其对西藏的态度和立场 英国所公布的关于西藏政治地位的最新的官方声明，是1921年8月26日寇松勋爵（LordCurzon）向驻伦敦的中国公使顾维钧博士提交的备忘录。这份备忘录中有一段是与此相关的： “鉴于大英政府因1914年三方协定而对西藏所作出的承诺，鉴于中国政府除了边界条款之外接受了1914年草约这一事实，规定了西藏在中国宗主权下实行自治，并且在1919年的提议中重申了他们在这方面的态度，大英政府并不认为这是正当的，他们不可能在短时期内重新进行磋商，因而不再抑制他们对西藏作为中国宗主权下的一个自治邦的承认，今后将在此基础上同西藏进行交往。” 当时寇松还口头通知顾维钧：“我们（英国）把自己视为与作为自治邦的西藏自由交往的国家，如果有必要进一步密切同她的关系，没有必要再去征求中国的意见，我们随时都可以向拉萨派驻官员，并向西藏人提供在其发展和领土保卫中可能需要的任何合理的援助。” 英国通过这些交涉，确立了其关于西藏地位的正式国策，这项国策一直沿袭到1943年。 1943年春，当同中国开战的威胁笼罩在拉萨时，大英政府打算放弃徒有虚名的中国宗主权，支持西藏的独立主张。英国外交部的一份报告（题为《西藏与中国宗主权问题》）反映了其调整对华政策的情况： 中国为了求得远东战后的安宁，其计划和宣传的目的在于，使英国所统治的印度、缅甸和马来亚等地获得独立。就这后两者而论，真正的动机无疑是为中国的政治经济统治扫清障碍，一旦这些地区脱离英国的统治，他们就不可能抵抗中国。中国人是最不讲情面和最少利他主义的民族，可是他们精于宣传并且非常聪明，他们善于表达一种无私的愿望，希望他们的邻邦如愿以偿，摆脱外国帝国主义的控制获得自由。蒋介石曾说：“中国对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亚洲民族表示极大的同情，对这些民族中国只具有责任而不享有任何权利。”《大西洋宪章》在英国、荷兰和法国的殖民地能够发挥效力，可是当用到成功地摆脱了中国的统治的西藏和蒙古时，情况似乎就大不相同了。指望我们接受一种片面的主张，即这些版图都是中华民国的组成部分，对此主张进行争论的任何倾向都会迁罪于中国人。……我不明白为什么应让中国人轻而易举地得到这些；我将竭力主张，除了作为印度与中国之间的缓冲国的独立的西藏对印度具有战略意义外，在时机到来时，我们就能充分利用西藏情况来揭露中国用虚伪的利他主义来攻击我们在远东所享有的利益。 为了对西藏要求彻底独立的主张给予有效的支持，我认为，我们应当放弃我们从前承认中国的宗主权的意愿。我们这样做是完全自由的，因为我们从前作出这种承诺只不过是达成一项相互让步的协定（即《西姆拉条约》）的权宜之计，而这种让步我们是决不可能获得的。 放弃我们从前对中国宗主权的态度的更深刻的理由是，它妨碍了我们同西藏直接签订条约的自由。例如印藏边界问题，1914年达成的协定，实践证明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印度政府希望同拉萨当局签订一项新的更具有约束力的条约。……但是，只要我们继续承认中国的主权，就难以维护与属国所订立的条约的效力，因为这是与宗主权相悖的，主权国家内不存在像边界问题这样重要的国际问题。 1943年4月29日，英国外交部向设在伦敦的印度政府的总部“印度事务部”发来了一份关于取消英国对中国对西藏享有宗主权的承认的建议。英国外交部的信（档案尚未开放）似乎强调了这样做有益于印度的防卫，也有利于印藏之间悬而未决的问题（即印藏边界问题）的解决。据说信中并没有就策略的改变作公开的或外交上的声明，但是英国人通过尽量避免提及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的方式，首先确立了这种新的态度和立场。“印度事务部”的皮尔于5月7日作出反应，支持外交部的建议，尽管由于记录等原因，提出了许多与改变现行政策相抵牾的论点，但是这些警告还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一、中国必然会在战争结束之后收复西藏，如果我们不抢先行动，那就不能够进行有效的制止。…… 二、万一印度获得独立，我们将不能够向西藏提供进一步的援助。因此，现在就怂恿西藏与中国人作对是很愚蠢的做法。就此而言，我们将希望以自己的利益来维护西藏这一缓冲区，因为只要我们对印度的外交关系承担责任，我们就有义务维护并坚持一个独立的印度政府——当这样一个独立的政府建立起来——印度便成为缓冲国的后盾。…… 三、现代战争的发展已使该缓冲国的策略不能适应新的形势了。…… 四、取消对中国的宗主权的承认可能会促使中国提前向西藏发动进攻。 五、与中国人作对将会非常为难和尴尬，特别是在目前我们几乎不能对付日本人时却宣布我们不承认中国对西藏享有宗主权，这就更加蠢笨了。…… 六、中国对西藏享有宗主权的历史根深蒂固，即使西藏人现在拒不承认这一点，他们也极有可能准备这样做，正如他们在1934年就曾这样做过一样，以令他们满意的方式来换取问题的普遍解决和社会的基本安宁。 最后，英国人像他们从前多次做过的那样重蹈覆辙，再次断定取消对中国宗主权的承认可能促使中国人向无力进行军事抵抗的西藏发动进攻，他们不能完全致力于直接支持西藏独立，又不愿相信接受英国训练、掌握英国武器的西藏军队能够抵御中国的入侵，保住自己的家园，他们也不愿提供这样大规模的援助，因而英国人依然维持其旧有的两面政策，并在1943年8月5日英国外交大臣阿登纳·艾登（Anthony Eden）自伦敦向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提交的一份机密外交备忘录中重申了这一策略。艾登备忘录的第一节非常直率，值得注意，其中表述了西藏自1911年起事实上就是独立的，但是在西藏的国际地位这一根本问题上并没有作任何改变： 宋子文先生亲启 尊敬的宋博士： 您于7月26日同我会晤时，曾谈及西藏并询问我们所持的态度。兹奉寄非正式的备忘录附件，我相信这将有助于澄清这一问题。 阿登纳·艾登（签名） 1943年8月5日 （附件） 《西藏》 自从1911年中国辛亥革命爆发后，中国的势力便撤出了西藏，西藏从此享有了事实上的独立地位。从那时起，她就一直把自己视为事实上完全自治的地区，反对中国重新控制的企图。 自从1911年以来所进行的反复努力都是为了使中国和西藏融洽相处。似乎有可能达成某种协定，据此西藏将实行中国宗主权之下的自治，这项协定的基础就是1914年三方（中、藏、英）草约，该草约曾经中国代表临时签署，但是中国政府没有批准，也不承认。实施该草约以及后来达成某种谅解的努力之所以失败，其祸根并不是自治问题（中国表示承认）本身，而是汉藏之间的边界问题，因为中国政府声称其对西藏政府声明专属他们自治权限的地区享有主权。 然而，边界问题仍然不能克服，因为和解协定迟迟不能达成，从而阻碍了印藏间的关系更加正常地发展，外交事务的国务大臣（寇松勋爵）终于在1921年通知当时的中国驻英公使（顾维钧博士）：英国政府并不认为拒绝承认西藏是处于中国宗主权下的自治邦是正当的，并打算今后以此为基础同西藏进行交往。 从那时起，这就成了指导英国政府对西藏所持态度的准则。他们一直准备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而只是以把西藏视为自治邦为前提条件。无论是英国政府还是印度政府，在西藏都没有任何领土野心，他们只是对保持与西藏的友好关系表示关心，关心与印度“东北边境特区”接壤的那一地区的和平环境的保持和维护。他们对中国政府有意作出同西藏和解的任何协商安排都表示欢迎，由此西藏以承认中国的宗主权来换取边界条约的签订，并使西藏自治得到承认。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英国乐于提供双方所希望和要求的任何帮助。 对艾登的这份备忘录，中国方面没有予以答复。它再次证实英国把西藏视为中国的一部分，表明英国并没有过高的要求，西藏政府被蒙在鼓里，对他们为求得独立而赢得的英国的支持是多么的危险这一点毫无所知。 藏政府从印度购买军火 在修筑穿越西藏的中印公路计划提出之后，西藏人对英国和印度的依赖和支持的担心和疑虑便增长起来，1942年所发生的一场小小的风波更加深了西藏人的这种担心。当时，因印度政府迟迟不同意以西藏政府的名义向中国政府发送一份电报，与孔庆宗发生了争执， 但是1943年的战争威胁迫使西藏政府对其军事能力和藏军的现状进行衡量和评估。调查结果令人吃惊，藏军的武器和弹药在热振摄政时期就已破烂不堪，当时只购买了5挺威克尔（Vieker）机枪，3挺教练机枪，10挺路易斯式轻机枪和4门山炮。 藏政府还发现，他们的弹药储备也惊人的少。因此，大札当局于1943年紧急请求印度政府出售武器和弹药给西藏。所提数目为：5000000发步枪子弹，18000发山炮炮弹，50000发路易斯式轻机枪和其他型号的机枪子弹。西藏还要求购买20挺以上的机枪，如有可能的话，还要购买布伦式（Bren）轻机枪。 同时，大札政府计划以藏军原数目1/3～1/2的规模扩增藏军，并要求在印度的英国人训练藏军使用在热振执政时期从印度购买的4门山炮。印度答应了西藏的要求，并于1943年秋派遣了包括两名军官在内的一支18人的队伍到江孜来训练藏军。同年12月，又派了1名英国大炮专家到拉萨检修山炮。令他吃惊的是，他发现这4门山炮从来没有打开包装箱。然而它们秩序井然，他着手进行了仔细的检修。后来这4门山炮被一支新训练的军队在拉萨的一次公开的示威中派上了用场。 改善藏军计划的实施有待英国人作出一项重要决定。如前所述，英国人为了维持其在西藏的地位和影响，已向西藏提供过武器和军用物资，但是并没有达到使西藏能够与邻国抗衡或摆脱英印的控制而独立的地步。通常他们向西藏出售的都是老式或过了时的武器，并且数量也少得可怜。 锡金政治专员古德认识到了西藏的军事弱点并予以同情，他强烈要求印度政府提供一批合理适度的军需品。但是德里官员解释说这样会犯错误，因为使西藏能够与中国抗衡，英国和印度就将承担战争努力被转移的责任，虽然他们清楚地认识到“拒绝……将会使西藏得不到抵御侵略的军用物资”，但是他们结果还是驳回了古德的要求，并向伦敦当局建议，向西藏提供军用物资只应当在战争结束之后进行。 设在伦敦的印度事务部确定了一项介乎于锡金的古德的建议和德里印度政府的主张之间的策略，认为向西藏出售武器弹药是英国过去政策的继续，西藏人只应将这些武器弹药用于警察和防卫。他们还断定，在当时保持同西藏的友好关系的好处，胜过去冒中国人可能就此问题进行反宣传的风险。因此，他们向英国外交部建议，应当向西藏人出售军需品，但不是新式武器。 1943年11月，西藏人购得了5000000发步枪子弹，但是只买到1000发山炮炮弹，没有买到路易斯式轻机枪或其他型号的机枪子弹。到1943年12月，这批弹药已运抵锡金，开始开箱驮运到拉萨。 西藏再次购得了足以维持藏军运转的弹药，但是远没有满足他们的希望和要求。 第十二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的形势变化与对抗 本世纪30年代后期，英藏在达旺（及“东北边境特区”）归属问题上所发生的争端并未向和解的道路上迈进。英国几次派遣探险队到“东北边境特区”，在思昂（Siang）河畔的卡戈（Kargo）和热嘎（Riga）建立了高寒气候观测站（见地图7），并准许旅游者每年到该地区直至“麦克马洪线”游历一次，然而，他们并没有在这些地区设立英国的常驻行政管理机构，也没有设法阻止西藏人在那里征收赋税。 1942年年底，大札当局派遣了一名高级官员到达旺；当他离开之后，他们准许西藏保留一支小型的守备队以示其对该地区的控制和管辖。 他们还同不丹就不丹境内的达旺属民和达旺境内的不丹属民的遣返问题举行了磋商，英国人把这一行动看成是获得对他们在这些地区的事实上的管辖的承认的一种尝试。 驻拉萨的英国代表处负责人卢劳坚决反对西藏向达旺地区派驻军队，在他提出抗议一个半月后，西藏撤走了守备队。但是，西藏政府并没有在归属和控制权问题作出让步，并继续在这一地区征收赋税。 印度政府对这些行动作出了反应，请求伦敦当局允许他们声明对整个达旺地区享有行政和军事管辖权；或者换句话说，就是“支持”他们对“东北边境特区”的主张和要求。英国外交部勉强地答应了这一建议，可是指示印度政府避免在英藏势力之间制造军事冲突，并解释说：“（这种冲突的）结果可能带来不幸，并且还会把我们说成是玩弄老一套把戏，以发动一场自称为他人着想的战争为幌子，扩充我们的领土”。 英国外交部还补充说，占领达旺地区的积极步骤应当延缓到在拉萨作出解决争端的努力之后方可采取。 1944年古德出使拉萨 与英印当局采取行动的同时，中国政府向在印度的英国人作出了已展开一场迷惑人的宣传攻势的姿态，其目的在于让世人相信，西藏当时实际已属中国管辖。锡金政治专员古德担心，如果不给予中国的这些牵强附会的说法以有力的回击，那么就可能出现国际众口一词，这将大大有助于中国在战后控制西藏。因此，古德向德里当局建议，派遣一名特使去拉萨，使西藏方面感到有必要对中国控制西藏的主张进行反击，并建议在解决达旺“东北边境特区”问题方面达成妥协，加强西藏与印度之间的联系。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古德还希望通过使印度同意委派一名西藏代表到印度政府中及支持西藏派遣一名特使带着礼物到美国去求见罗斯福总统的方式，支持西藏获得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 印度政府表示同意，并请求伦敦当局许可西藏遣使赴印，他们申辩说：“因为从大英政府和印度政府维持西藏在战后的缓冲区地位的观点来看，这将是无足轻重的，我们认为有必要指使古德作出努力，使西藏政府认识到他们的无动于衷将会使自己陷入绝境。” 印度政府的建议紧随英国外交部关于维持西藏现状的决定之后送到了伦敦。毫不奇怪，英国外交部反对增强西藏同美国和英属印度的外交关系。英国外交部急切希望阻止汉藏间的冲突，因而指出，他们认为古德竭力诱导西藏政府“对中国方面暗中伤害他们的独立的行为采取强硬的态度”是合乎情理的，他们认为中国所展开的宣传攻势并没有收到很大的成效。他们警告印度政府，要他们反对古德怂恿西藏政府发表关于西藏自治的断然声明，因为这样做可能会触怒中国人。实际上，他们认为如果中国方面提出建议，就应当支持西藏人设法就《西姆拉条约》所划定的边界线达成和解。英国外交部明确地指令古德不要提出令人误解的强硬许诺，因为英国并不希望从军事方面援助西藏去抵抗中国，甚至也不希望对西藏的独立愿望和要求给予直接的支持。 古德于1944年8月在西藏对英国的友谊和信赖越来越表示怀疑的政治气氛下抵达拉萨（见图片47）。他于9月7日会晤噶厦成员，并通知噶伦们说，英国乐意赞成西藏同中国进行直接谈判和磋商，条件是让英国知道谈判的全过程。随后古德便直截了当地问噶伦们，西藏政府是否依然要求自治，噶伦们作了明确而肯定的答复，于是古德便对他们说： 我之所以严肃对待此事（西藏是否要求自治），是由于英国政府近来因西藏政府对中国采取了他们所谓苟且偷安的态度而十分烦恼不安——例如，西藏政府发给蒋介石的贺电这种做法即是明证。假如西藏政府对此不加反驳，那么外界自然就会以为这些要求和主张是真实的。人们得不到他们所希望得到的东西，除非他们一致提出这种要求。 对此，噶厦的答复是：“英国政府的这种烦恼和忧虑是没有道理的。我们丝毫没有改变保持自治的意图。我们将把你们的要求和主张呈报大札摄政，在我们找机会考虑了这些问题之后再把我们的看法坦率地告诉你们。” 西藏当局对美国副总统华莱士（Wallace）和蒋介石于6月24日在重庆联合逼迫西藏作出让步一事了如指掌，认识到“即将独立的亚洲民族进行自治的基本权利，以及要求自治的那些独立的民族在特定的有效时间限度之内，最先在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准备采取的措施。” 紧接着他们在1943年又得到了托尔斯泰和多兰这两名美国使者的鼓励，他们的鼓动对西藏将有可能在战后获得法律上的独立地位的希望无异于火上加油。在这一点上，西藏把古德的使藏视为获取英国支持的一种意外的机会，并在向噶厦翻译古德的言论时解释为古德奉劝这样做。于是噶厦便草拟了致古德的一份正式答复，并经由大札摄政批准。10月30日他们把这份答复提交给了古德。其中最关键的是第四点，要求英国在战后和会上给予支持，投票赞成西藏出席和会。根据古德的报告，噶厦的答复如下： 一、他们（指噶厦）对大英政府和印度政府的关心和坦诚表示感谢。 二、自古以来西藏和中国之间就存在着宗教联系和礼尚往来，（但是）众所周知西藏一直是独立的。 三、在1914年《条约》以及后来与中国交恶的过程中，大英政府承认了西藏的自治。 四、为了使全世界都知道西藏是自治的，西藏政府渴望得到大英政府的帮助，以便西藏派代表出席战后和平会议。…… 七、此外，我最近告诉他们，沈宗濂企图将西藏变成中国的一个行省，并剥夺西藏同大英政府直接关系的权利。对此，西藏是决不可能同意的，他们以非常强硬的措辞重申了这一点。 八、他们希望大英政府应当在1914年《条约》的基础上同中国进行对话，应当以最为坚定的立场来维护该《条约》的原则。 当然，古德的授意明确地排除了英国给予任何方面的积极援助，因此他告诉噶厦说，他必须征得大英政府的同意，同时，对噶厦的请求，他将留在拉萨直到收到答复为止。他在致德里当局的电报中以打动人的措辞陈述了西藏的进退维谷的困境： 西藏人对外部世界及外交惯例知之甚少，他们很难说明外交援助和外交支持意味着什么。他们的见解是，我们实际上只希望做我们能够做到的，而对中国人几乎不抱纯粹的仁慈之心。他们希望大英政府所主张的是，我们在其决心维护现有的地位或同中国就1914年边界线问题达成根本性的解决的过程中，将自始至终支持西藏。如果我们能够就此向他们作出担保，同时告诫他们这是就这种意义上说的，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极有可能实现自己出席战后和会的愿望，这样，他们可能就愿意暂缓提出出席战后和会的主张。 11月11日，尽管大英政府仍然没有作出答复，噶伦们还是再次会晤了古德。他们直率地说，虽然他们希望被承认是独立的，但是如果没有英国白始至终的现实支持作担保，他们担心同中国对抗。如果得不到英国的这种担保，西藏政府就打算瞒着英国人派遣一名特使到中国内地去进行秘密协商。古德将他们的会谈作了如下汇报： 谈到有关中国的问题，他们说，与中国相比较，西藏是很弱小的，但是，假如大英政府和印度政府明确保证给予西藏自始至终的支持（西藏政府的翻译强俄巴·仁刚甚至提到了结盟一词），西藏就将为维护自己的完整而竭尽全力，奋战到底。然而，向西藏提供这样的担保千万要谨慎小心。 至于通过沈宗濂通知中国或者是先斩后奏宣布独立，西藏政府认为，只有在得到充分的担保的前提下才能这样做。…… 西藏政府没有预料到，中国实际上只有在打败日本后才会来对付西藏。但是在西藏得到英国的担保之前，中国可能会将其势力逐渐向军队已丧失士气的东藏地区推移，当时机到来时，这一地区就会轻而易举地落入中国人的手中。 古德刚同噶厦交涉之后不久，伦敦当局的答复便送到了。毫无疑问，英国外交部已完全明白了西藏含糊其辞地说英国应当“自始至终地支持他们”意味着什么，即作为最后的一种手段，英国将保证给予军事方面的支持，他们拒绝承担这种责任。古德将官方的这一答复以书面备忘录的形式转交给了西藏“外交局”，现摘引其相关部分如下： …… 二、我的政府真诚地希望西藏自治，包括西藏与印度直接交往的权利应当受到保护。你们可以充分相信，我的政府将准备尽自己的最大努力通过外交途径帮助西藏达到这些目的。 三、我无权作出给予军事支持的担保，这有三条理由。第一，正如你们所看见的，我的政府很难就对当前世界大战中作为大英政府的盟国的某个国家产生影响的某个问题作出这样的担保。第二，我的政府相信，无论是西藏还是中国都不愿寻找机会使用武力。第三，我的政府认为通过和平方式能够使问题得到圆满的解决。 四、我的政府指出，由于中国在大战中是英国的盟国，所以非常有利于大英政府运用其影响求得和解。 五、西藏派遣一名代表出席“和平会议”是不适当的，因为西藏并没有参战；并且在“和会”正式召开之前，无论如何可能都要经过很长时间的筹备。 六、如果沈宗濂先生希望进一步商讨西藏与中国之间的关系，那么我的政府将会奉劝西藏政府设法以1914年《西姆拉条约》所划定的边界为基础达成和解。我的政府期望在西藏与中国这样的任何磋商中都保持密切的联系。我向你们担保，我的政府将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帮助西藏找到某种适当的解决办法。 逐渐使西藏政府的态度“变得强硬”的古德在结束谈话时，拒绝了大札当局希望英国支持西藏同中国进行军事对抗的请求。自称对西藏友好的英国确定了一项最后只能导致西藏依附于中国的策略。 如果说英国含糊其辞地提出给予西藏政府“外交上的支持”不能令人满意，那么，关于印藏边界争端的协商谈判就更加徒劳无益了。 达旺谈判 印度总督在给古德的指示中坚持要西藏重新声明“麦克马洪线”的合法性，但是相应地作出了重大的让步。 您（古德）到拉萨之时……印度政府正在审慎地采取行动，凭借1914年与西藏签订的《条约》确立其在领土方面的立场和地位。……我们必须坚持西藏人应履行他们的条约义务，假如他们接受劝告的话，我们打算考虑在达旺邻近地区稍微作一些有利于西藏的边界调整。……大英政府不准备放弃其与西藏所订《条约》的权利。 古德把上述意见转达给了西藏人，并且指出，印度政府愿意补偿西藏在这些地区的赋税损失。时，阿萨姆邦在“东北边境特区”东部继续进行扩张，1944年10月19日，洛赫特河畔（Lohit River）的重要据点瓦隆（Walong）被占领，11月3日，新德里当局通令阿萨姆邦，如果色拉（Se La）地区的印度地方官能够保护土著部落不受西藏官员的侵害，那么土著部落就可能得到拒绝向西藏纳税的指示 （见地图7～8）。 西藏政府对事态的最新发展一无所知，于10月31日对古德的建议作了答复，继续其直接拒绝“麦克马洪线”的“合法性”的政策，同时极力主张原封不动地维持现状。古德就他们的答复作了汇报： …… 二、关于麦克马洪地区，他们（西藏“外交局”）必须提出明确的要求。西藏政府不希望以任何方式去争论确定领土疆界的“麦克马洪线”的有效性和合法性（这样微小的调整应以1914年的意图为依据），对此，印度和西藏都享有履行自己的权威的权利和资格。自1914年起，30年来西藏已在实践中履行了自己的权威，并且在“麦克马洪线”南面和门里克莱（Menilkrai）南部的某些地区和德让（De rang）宗强行征收赋税（见地图8）。德让宗的民众还向哲蚌寺纳贡。 三、在不远的将来，压倒一切的重大任务是如何求得在领土和政治问题上同中国达成和解。西藏政府把背离麦克马洪地区长期存在的现状理解为至今事实上的归属，将产生两个不希望出现的结果：第一，必须在“民众大会”上讨论谁的想法更有利于被用来解决汉藏之间存在的问题。……第二，印藏争端的任何摩擦和不和必定都会被中国千方百计地利用。 四、他们盘问在这种情况下大英政府及印度政府是否可能暂时延缓在麦克马洪地区的行动。噶厦预料到汉藏争端将很快会提前发生。一两年之后，大英政府将在不损害至关重要的大问题的前提下明确声明和维护自己的权利。 五、值得注意的是，当我提到给予哲蚌寺补偿时，他们甚至连可能补偿的数量都不问。可见他们除了关心主要问题之外，对次要的问题毫无兴趣。 西藏政府的真诚和合理的主张使古德相信，西藏目前不可能放弃对这些地区的行政管辖；因此他便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坚决主张接受西藏政府的态度和立场。 我相信这一提议完全是真诚的，在此之前我从不知道西藏政府是如此的不屈不挠、如此的积极，并且还具有开放的头脑…… …… 九、8年来我一直坚持自己的主张，即如果要在麦克马洪线地区采取行动，就应当迅速而猛烈。因此，如果我现在提议应当极其周密地考虑并接受西藏政府现在所提出的建议，就会产生误会，我不愿去冒这个险。没有谁比阁下更熟知常常得根据时代环境变化的根本要求来调整行动的原则，常常是局部可能比整体更为重要。实际上30年都已过去，现在没有必要为加快行动去寻找更充分的理由。 十、鉴于对“麦克马洪线”的明确承认，这在第四条中已经提及，如果我们打算以瓦隆（Walong）作为要塞取而代之（这里处于势力真正所及地区的正南面，延伸到门里克莱附近的耶帕，Yepak），我看不出会失去什么，西藏又能得到什么；如果我们对德朗宗和卡拉塘（Kha la thang）地区暂时睁只眼闭只眼，我并不认为这就在西藏人的面前丢了面子。在“麦克马洪线”以内还有大片不属于西藏的地区，这或许比西藏人占领的地区更需要加以注意。 英国外交部指示古德，已在“东北边境特区”设立的永久性哨所和据点一个都不会撤，并要他让西藏“外交局”明白，英国不准备首先享有《西姆拉条约》中所规定的权利。同时，英国也不希望在汉藏和解的道路上设置障碍；因此，让古德表示英国愿意提供有关“麦克马洪线”的细节，尤其是关于在达旺地区进行边界调整的可能性的细节。 12月4日，古德在一份备忘录中把这些意见和看法通报了西藏政府。其要点如下： …… 八、敝政府对西藏的领土毫无图谋和野心，但是敝政府却有维护自己权利的意图；他们乐于看到西藏政府不去争夺这些权利。 九、关于问题的细节，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西藏政府的愿望，第一，敞政府将愿意对边界作一些变更，以使边界线从色拉关不是沿着达旺北部而是沿着达旺南部延伸。第二，目前他们不会反对哪怕是在色拉关以南去征收自愿交纳的寺院贡赋，可是他们更愿意这一地区的寺院贡赋一年征收一次，或者一次性征收完毕。第三，1914年所划定的疆界南面西藏个人拥有的土地将不会受到影响。第四，假如发现措噶波（Tsho dkar po）和察利萨巴等圣地在边界的英国一边，但是距该边界只有一天的路程，那么这一地区的疆界将按1914年双方的约定进行调整。1914年双方的其他约定的记载阙如，上述第一、第二点都是新提出的。 十、另一方面，敝政府请求西藏政府向其官员发出指示，不要在色拉关以南设法履行自己的职权，印度政府所设立的哨卡和据点不可能被撤除。 西藏“民众大会”召开会议商讨了英国所提交的外交备忘录，但是由于其内部存在着严重问题（下面及下一章将予以阐述），所以直到1944年12月底仍然没有作出答复。在这同一时期内，阿萨姆邦则继续强化其对色拉关南部及“东北边境特区”东部地区的统治。虽然西藏对此表示愤怒，但是直到1945年4月其内部问题得到解决之后，西藏“外交局”才再次把注意力转向同英国的争端上来。这时，他们向驻拉萨的英国代表处负责人递交了如下措辞强烈的抗议： 在地图中以红线表示印藏边界，这就表明达旺以南的地区都属印度的版图。但是锡金政治专员却说边界的轻微调整只能以色拉关为基础。印度政府在接收、派军方面的行动以及说他们不可能撤走驻扎在一块无争议的西藏领土上的军队是令人遗憾的，因为我们一直把印度政府看成是值得信赖且乐于助人的友好邻邦。汉藏问题的协商谈判一直把印度政府当作居中调停者，但是仍然没有达成和解。加之，上面提及的领土问题在条约中仍然没有表明被包含在印度版图之内。考虑到自从木虎年（1914年）起，30多年来，这个问题一直未被提出这一事实，我们只能遗憾地说，我们不能同意印度政府把西藏的这些地区攫为已有的新行动。如果驻扎在卡拉塘和瓦隆的官员和军队不马上撤走，就会被看成是“大鱼吃小鱼”，因而印度政府的坏名声马上就会张扬出去，这无疑将影响西藏广大公众的感情。谢里夫少校（Major Sherriff）也说，印度政府怀疑中国人对毗邻缅甸的西藏地区可能怀有野心；如果确实是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向印度政府担保，我们一定会留心保卫我们自己的领土。正如你们所熟知的，当今世界战争的根源是由于强权大国企图掠夺和霸占弱小国家，因此，从弱小的宗教王国西藏的平安和幸福考虑，为了增进印藏之间的友好关系，印度政府应大发慈悲，从他们现在驻扎的地区撤走派驻的官员和军队。 西藏“外交局”又口头补充说：“为了避免印藏关系破裂，望你们发善心考虑和体谅我们的处境，让边界像从前那样原封不动地保留着。请通过锡金政治专员把这个问题转告印度政府，并给我们一个答复。” 于是古德便返回印度，印藏边界问题的解决没有丝毫进展。 西藏方面的正当要求尽管不那么中肯有力，但是表明了他们维持对“东北边境特区”的控制的强烈意愿，因而也表明他们不愿接受“麦克马洪线”。 印度政府致力于实际控制“东北边境特区”，他们对西藏政府4月份的那份备忘录作了答复，重申他们并不打算占据西藏的任何一片领土，但是依据《西姆拉条约》，整个“东北边境特区”都属于英国。由于西藏方面对英国关于达旺的动议没有作出答复，便把古德的备忘录的另一个副本包括进去了。英国的态度和立场在新德里印度外交部致伦敦印度事务大臣的一封电报中得到了阐明： 最有可能出现的不良后果是，在寺院方面的影响和中国人的煽动下，西藏政府可能会宣告废除1914年《条约》和换文，甚至还可能要求我们撤走驻拉萨的代表处，同时将改变他们的对汉人的政策。即使西藏想采取这种行动，按照古德的主张，我们并不认为占领这些地区的行动能够被制止。而且，西藏政府对印度在粮食等物资方面表示的好意具有很强的依赖性，他们担心被中国吞并仍然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因此，我们认为必须严格坚持目前已确定的行动方针。 所有这些因素导致了英国派遣另一名使者赴拉萨。古德于1945年在锡金政治专员任上退职之后，由霍普金森（J.E.Hopkinson）接替了他。他于1945年年底抵达拉萨，再次提出了“麦克马洪线”问题。他并不比古德走运，但是他同索康噶伦的会晤特别能说明问题，因为索康是最赞成使西藏现代化的一位噶伦： （霍普金森说）“现在我同样希望友好地同西藏商讨4月份西藏政府所寄的那封信，您知道我指的是哪封信——那封粗鲁无礼的信，信中把英藏关系说成是大鱼吃小鱼。”……最初，索康噶伦带着一种会意的神态盘问，我们的政府是否完全履行了1914年《协定》所列的11款，这种腔调似乎暗指我们并没有履行《协定》……我怀疑他还记着他父亲索康札萨（“外交局”秘书）所发表的看法，……即《协定》中有关“麦克马洪线”的部分，其效力取决于我们达成汉藏和解。……他说：“英国的政策已经改变了，英国人现在正在向印度人提供自由。占据西藏部分领土将会给英国政府带来什么益处呢？……”（在详细追述达旺和德让宗大约160年的地方史之后，他说）“英国人为什么不在1914年占领该地区？他们为何不从那时起就立即禁止我们的征税者？”我回答说，这必定是由于当时应付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无暇顾及。于是他又质问：“当时缅甸等地区的局势非常紧迫，为什么英国人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强行占领呢？”我（霍普金森）说，“这是我们的领地，我们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当霍普金森提议，他和索康一道去达旺考察，以便能够依据当地的情况提出建议时，索康直言不讳地回答说）：“假如在我就任噶伦官职期间打算放弃自条约签订起我们已统治了30年的领土，那我将永远背上历史的骂名。” 西藏方面的这种立场在伦敦英国外交部并不是完全没有支持者，坎贝尔（R.Campbell）爵士在1945年所写的一份备忘录中就表达了与索康的主张相类似的看法。 在一场错综复杂的争端的各种因素中，我们可以看出，很难解释我们为什么要在此时实施占领策略来坚持大约30年前就已划定的一条边界线，这条边界线是如此的模糊不清，以至1935年被揭示时，甚至连锡金政治专员和阿萨姆邦政府都不知道它的存在。 然而印藏边界争端仍然继续存在着，甚至到1947年印度宣告独立之后，印藏边界问题依然悬而未决。在这过渡年代，西藏继续在色拉关以北的重要地区达旺行使着全面的管辖权，而英国则在其他地区保持着他们的前哨据点。 然而，正如我们在本书第十五章将了解到的，西藏人对英国的反感和憎恶是由于边界争端的发展而引起的，也是由于英国在西藏政府面临中国日益增长的巨大压力，迫使其向西藏的亲汉势力妥协让步的艰难处境中，以及在寻求同中国达成一项双边协定的关键时刻，拒绝答应“自始至终支持和帮助西藏”。 古德及其继任者霍普金森与噶厦的交涉表明：西藏噶伦们理智地认识到了战后西藏所面临的危险，正在寻求采取两手策略，其目的在于一方面说服英国人在西藏与中国之间保持中立，以便保持其事实上或法律上的独立地位；另一方面通过同中国协商谈判订立双边协定，在承认中国的至高无上的地位的同时，保持西藏内部自治的本质。并且，他们也开始走上一条温和的现代化道路，以便能够增强自己的实力，独立自主地去对付中国。 现代化的尝试 早在1936年古德出使拉萨之时，西藏当局就企图说服印度向西藏提供无线电设备，但没有成功。1941～1943年间西藏在修筑中印公路的问题上与中国形成了对立，这再度证明了无线电通讯的重要性，致使西藏政府在美国官员托尔斯泰和多兰于1943年访问拉萨时向他们提出了这个问题。正如本书第十一章所论述的，这两名美国官员当时满口答应，并向美国“战略情报局”建议，美国应当向西藏提供三部全套轻便易运的无线电台，以便西藏建立联结昌都、岗拖、那曲、错那和日玛（Rima）等沿边地区的通讯网。 这份公报是由古德转交的，得知这一情报之后，古德当即向他在德里的上司建议，英国也应当向西藏提供发报设备，以削弱美国向西藏赠送无线电台的影响。 美国战略情报局局长多罗万赞成托尔斯泰的建议，并向国务院“远东事务司”表示，这将会成为美国的影响渗入西藏的一个历史性的开端。国务院答复说，这样的支持必然会“引起愤怒并得罪中国人”，敦促“战略情报局”放弃这种打算。 但是多罗万的打算并没有被轻而易举地阻止，他继续催逼上级批准。国务院企图抢先作出决定，要求在华美国将军史迪威提供关于这样做是否会伤害中国人的感情的见解。 最后，美国政府向西藏赠送了三部无线电台和五部无线电接收台。这时英国人极不希望被忽视，也向西藏提供了两部以上的无线电台，并且答应西藏政府的要求，同意由其驻拉萨的使节负责训练西藏人。 这项训练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因为这不仅涉及无线电讯的发射和接收，而且还涉及电台的保养和维护，这需要接受一些西方的基础教育。黎吉生评论道： 西藏政府已表现出亟欲尽快得到无线电设备的愿望，可是他们大概没有充分估计到建立一个有效的无线电通讯网将会遇到困难。受训的职员非常热心，但是他们人数很少，并且没有技术基础，懂一点英语的西藏人为数极少，这就限制了合适的受训对象的选择。 驻拉萨的英国代表处在关于和一位曾于1913年到伦敦去学习的西藏人的谈话报告中也指出： 我借此机会同仁刚商讨了将来的西藏无线电职员的问题及政府给他们的待遇，职员们用不着领薪，他们的钱必须用在其他方面，政府岗位所追求的不是付给多少薪金，而是利用所提供的机会设法为政府赚钱。将来一名无线电职员年薪可为200卢比，并且，如果他一年只能领到这样多的薪金，就不想干这种工作。我向仁刚建议，要他告诉噶厦，除非每个宗摊派一名无线电职员，否则将不会有人对这种职业表示热心。噶厦已经表示同意，我推想一定会作出这样的安排，将多付一些薪金，使无线电职员有晋升官阶的希望。对此，我打算在1月30日我们的第二次会晤中再同噶厦进行协商。 黎吉生和谢里夫（G.Sherriff）还向噶厦建议，如果他们打算利用西方的技术和工艺，将需要更多的能讲英语的人。英国人指出，英语已成为世界的通用语，西藏应当着手培养一批数量可观的懂英语的官员。 英语对西藏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并不是一种新看法，早在1913年，已故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就曾选派了四名贵族子弟去伦敦接受英国式的教育（见第五章）；1923年，在英国人弗兰克·卢劳（Frank Ludlow）的指导下，他在江孜开办了一所英文学校。然而，当达赖喇嘛于1924年把注意力转向对付军事集团时，这些刚开始的行动便夭折了。尽管还有少数贵族继续送他们的子弟到印度去受教育，并且还有少数官员的子弟受到驻拉萨的英国使节的指导，但是自1926年之后，在西藏便没有教授英文的计划和安排了。1938年，热振选派了几名幼童去英国代表处学习英语和印第语，但是这只是为了使他们能够在热振设在印度的贸易公司中更为有效地工作，这批幼童中没有一名是作为政府职员培养的。 由于需要受过英式教育的职员来操作无线电台、水电厂及其他现代设备，噶伦们和基巧堪布阿旺丹增（Ngag dbang bstan vdzin）联名向大札提交了开办一所学校的汁划。 他很快同意了这项计划，并且限定，这样一所学校只能在十三世达赖喇嘛既定政策允许的范围之内。1944年1月，噶厦请求驻拉萨的英国代表处帮助物色一位优秀的校长；在他们的劝说下，帕克尔（R.A.Parker）接受了聘用。这种新型的学校一天当中既授藏文也授英文，把藏式教育与英式教育结合起来了。 校址选在拉萨城中心，基本的建筑预算费用也划拨出来。 早期江孜英文学校遗留下来的所有书籍和物资、设备等都运送到了拉萨，其他所需物品则由帕克尔从印度购买。为了便于招收学生，“译仓”和“孜康”召集所有僧俗官员开会，分别向他们阐明开办这种新型学校的性质和意义，并要求俗官送他们的孩子、僧官送他们的侄子和弟子入学。 这样便有33名俗官贵族子弟和10名平民子弟报名入学，他们的年龄大致在7～18岁之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学生当中没有一人是僧官的亲戚。 情况很快便明朗化了，僧官集团及寺院方面强烈反对开办这所新型学校，他们惧怕这会给宗教及西藏宗教制度和寺院统治构成重大威胁。自本世纪20年代中期亲西方的军事集团与噶厦及寺院集团对抗最终遭到毁灭性打击的事件已经过去了20年，但是寺院集团对中国对西藏所构成的重大威胁依旧茫然无知，甚至对战后中国将直接威胁西藏这一点也一无所知。 1944年7月31日，拉萨英语学校举行了开学典礼。 “孜康”负责人之一噶雪巴在开学典礼上宣读了大札摄政的正式通告： 无论务大小政事，不仅得依靠聪慧有头脑的人，而且还需要能文善算的人。如今时代已发生了变化，文化教育与科学技术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形势逼迫我们不但要打好优秀传统文化和算学知识的坚实基础，而且必须掌握英语及当今世界所通行的其他科学文化知识。基于这种理由，已故的十三世达赖喇嘛高瞻远瞩，为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在他执政时就保送了一批僧俗官员到伦敦去求学。水猪年又聘请英语教师卢劳在江孜创办英藏文化学校，由孜康从各俗官贵族家庭的弟子中招收学生。 现在为了继承已故达赖喇嘛的这一明智卓绝的决策，我们有必要创办这样一所新型学校，以便西藏各阶层家庭的子弟学习藏文、英文及其他科学文化知识。招生范围为上中下层贵族家庭的子弟以及有培养前途的平民子弟等。 大札摄政为这所学校进行的雄辩的解释和辩护以及所作的消除寺院集团的担心和恐惧的努力并未成功，开学两三周之后，寺院集团便公开提出反对意见。这显然是上层保守的僧官怂恿喇嘛们采取的行动。 而大多数人则认为这是中国新派的驻藏代表沈宗濂操纵的，他把这所学校看成是英国人企图进一步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因而暗中支使喇嘛集团关闭这所学校。 噶雪巴和拉鲁都提到前任摄政热振便是反对开办这所学校的那些人当中的一员。 寺院堪布及其他保守的僧官们相信，正如1920～1925年曾出现的情形那样，让年轻人上学并让这些幼童受英国思维方式的影响，将会改变他们对佛教及西藏生活方式的态度。他们担心这些孩子接受教育后将不再是寺院秩序的坚强维护者，寺院的收入最终也将遭受严重损失。喇嘛们还担心，当这些年轻人成为有头衔的官员之后，他们将希望在西藏政府的世俗政治方面出人头地，这样就对西藏宗教统治形式地位构成了威胁。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喇嘛们并不把将来中国人的统治看成是对宗教的威胁。三大寺的许多喇嘛活佛都来自康区和安多，他们曾在中国人统治下生活，他们在这些地区有许多寺庙。而且，清皇帝还曾经作过西藏佛教的施主。然而，信奉基督教的英国人却不能与之相提并论，因而寺院堪布和喇嘛们是不可能改变其反对办学的态度和立场的。 在哲蚌寺杰巴（Rgyas pa）札仓的雍乃（Vbyung gnas）和色拉寺杰札仓的堪布的带动下，各个札仓都召开了以这所学校为中心议题的会议。各札仓经过商讨之后达成了协议，即如果噶厦政府不愿亲自关闭这所学校，那么三大寺的“浪荡僧”（rdab rdob）就将一起被指使去以武力关闭这所学校。 寺院方面作出进行对抗的决定之后，堪布们便要求噶厦召开一次“民众大会”会议。由于堪布在“民众大会”中占优势，所以他们确信能促使“民众大会”作出关闭这所学校的决议。噶厦答复说，这所新学校是大札摄政从西藏的长远利益着想批准开办的，喇嘛们夸大了这一问题的作用。 但是寺院堪布仍然坚持要求召开“民众大会”商讨这个问题。到1944年10月，拉萨英语学校便前途暗淡。 拉萨街头巷尾都在谣传“浪荡僧”将要绑架学生并把他们带到寺庙去，俗官家庭相信这是一种威胁。 正当解散学校的压力达到顶点之时，拉萨传来了令人震惊的消息——色拉寺的一群喇嘛杀害了林周宗（Lhun vgrub）的代理宗本，而色拉寺则与噶厦作对，拒不交出犯罪的喇嘛。面临来自寺院方面的严重的内部威胁，噶厦和大札摄政便决定审慎行事，关闭学校，从而消除寺院方面联合起来对抗噶厦的可能性。因此，在1945年1月拉萨英语学校为时三个月的寒假期间，西藏“外交局”便向驻拉萨的英国代表处发出通告，指出，由于公众的压力，噶厦政府决定长期关闭这所学校。他们所提出的理由和说明简单而非常直率：“我们觉察到，僧俗民众对这所学校表示愤懑和强烈反对的情绪，因为大多数学生都来自贵族家庭，他们都非常幼稚，不可能作出自我判断。因此，反对办学的人担心这将导致年轻人改变其生活习惯和宗教信仰。” 这样，5个月之后，在西藏开办英文学校的第二次尝试同样以失败告终。寺院统治集团再度表明，一方面他们愿意让西方的货物如武器、无线电台等传人西藏；另一方面他们又不会允许可能导致西藏权力格局失去平衡的变革。西藏仍旧牢固地根植于传统的政治、宗教、文化的土壤中面对未来。 此后三年，由于西藏处于一场由寺院挑起的残酷的内战前夕，再没有出现使西藏现代化的尝试。“林周宗事件”（将在第十三章中论述）导致了大札与热振之间的剧烈的内讧，这场内部争端直到1947年才有所缓和。大札与热振之间的内讧逐渐削弱了西藏统治集团的生机和活力，使噶厦陷于瘫痪状态，导致西藏的分裂。这时西藏的处境日益明朗——她即将在本世纪第一次面对一个强大而气势汹汹的中国，而西藏的全部精力都消耗在了大札与热振之间的一场生死搏斗之中。 第十三章 反叛的种子 西藏的寺院一年当中要举行一系列法事活动和庆典，在法事活动举行之际，大多数喇嘛僧人都要到寺院的大经堂中去念经祈祷。这些法事庆典活动得到各方面的资助，其中包括法事庆典的专项布施与捐赠。这些布施很像西方大学的捐款或募捐，将资金投放进去，只使用年利。在西藏，募集资金的投放是向农民和商人借贷，年息大约为25％。正是催收借款酿成了“林周宗事件”。 “林周宗事件” 1944年秋，由9～10名色拉寺杰札仓的喇嘛（其中一名来自阿巴札仓）组成的收款队到拉萨北部彭波（Phanpo）的林周宗去催收借贷利息。 可是在他们到达之前，一群农民便去找该宗的代理宗本，叫苦说他们当年无力偿还借贷利息。 关于此事有这样一种看法，认为1944年初噶厦经“民众大会”同意提出免除旧有借贷的本息，建立过去10年间固定的借贷年息支付契约。他们还声明，以掠夺欠债人的土地、房屋、财产或家畜的方式来抵押利息偿付是非法的。 另一种看法否认上述说法，认为1944年并没有颁布任何新法律，但是十三世达赖喇嘛统治时期曾颁布过禁止强行征收旧有债户利息的命令。 争辩说，1944年春夏之交，林周宗的一大批农民曾要求该宗的代理宗本核查他们所欠的旧有借债，调整他们的债务负担。 这一请求被宗本呈报给噶厦，以便进行调查处理。 第三种看法认为，当时欠债的大多数农户都告诉寺院，由于当年天灾歉收，他们无力偿还债务。喇嘛们则以用马或牦牛等财产抵押债务相威胁，农民们为了得到噶厦的保护，制止寺院强行征收欠款，因而求助于代理宗本。 无论原因如何，林周宗的农民确实向代理宗本申诉过，代理宗本似乎对他们说，拉萨方面很有可能会帮助他们。而且，当喇嘛们于秋末来收债时，事情无法了结，代理宗本便对本宗农民说，他们没有必要在当时还清所欠债务（或利息）。 喇嘛们也请求宗本给予帮助，并辩解说，他们需要这些债务收入用以主办寺院的法事活动与宗教庆典。但是宗本并没有被说动，他指令喇嘛们在噶厦进行彻底调查之前，不得设法强行征收借贷利息。宗本和喇嘛收款员在征收农民借贷利息这件事上的失和，导致了更大的政治失调和不和谐。因为代理宗本是群培土登的胞弟，他是掌管“译仓”的四大权势显赫的仲译钦莫（大秘书）之一，并且还是大札的支持者（见图片48），而喇嘛收款员则来自色拉寺的杰札仓，这是热振的属寺，当然受到热振的支持。 这些喇嘛催债者中的阿旺朗杰（Ngag dbang rnam rgyal） 气愤地返回色拉寺杰札仓，把他们所面临的困难告诉了该札仓的堪布阿旺嘉措。阿旺嘉措是热振的密友，是以脾气急躁著称的德霍（Te hor，即甘孜地区。——译注）康巴人。 他指示阿旺朗杰再去请求宗本帮助，如果他拒绝合作，那就召集彭波所有色拉寺杰札仓的喇嘛（例如在农村主持念经或走访亲戚的人）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征收所欠债务。 色拉寺的喇嘛遵从堪布阿旺嘉措的指令行事，藏历九月（大致相当于1944年11月），他们带着习惯上捎带的礼物（一只风干的羊腿）去见宗本，请他开绿灯。然而林周宗的宗本只是傲慢地教训他们说，他们有义务遵守噶厦政府的规章制度。随后双方便互相侮辱谩骂，越来越对立，一位气极了的喇嘛用风干羊腿猛击宗本的头部，其他喇嘛也用他们所能抓到的东西如茶壶和茶几等不断地往宗本身上猛击猛戳。 在宗本隔壁房间办公的秘书跑出来劝架帮忙，但被喇嘛们抓住并把他锁在了另一间屋里。同时，喇嘛们还在狠狠地打宗本，直到把他打成半昏迷状态才离去。从厨房跑出来的一位仆人看见宗本躺在地上，马上来救他，他一苏醒便问这位女仆人，喇嘛们到何处去了，她告诉他，他们已经离去，于是他指令她赶紧到窗台边去点正在离开的喇嘛的人数。随后宗本向他在拉萨的哥哥捎去口信，陈述他遭喇嘛毒打的细节，有人说，他甚至还脱去衬衫仔细数了伤处。林周宗代理宗本在遭受这顿毒打之后四五天便离开了人世。 当群培土登收到他弟弟捎来的信后，当即向噶厦呈送了一份诉状，要求惩罚肇事喇嘛。噶厦同意了他的要求，并指令色拉寺杰札仓和阿巴札仓交出犯罪的喇嘛，同时还指派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由僧官仲译钦莫阿旺札巴（喇丁，lha sding）和俗官孜本夏格巴负责，随后他们又说服噶厦将调查成员增加到7人，补充了3名孜本和两名仲译钦莫（当然，群培土登除外）。 调查委员会首先走访了群培土登，向他说明所发生的事件。据调查委员会成员之一夏格巴回忆，他们大家包括他的译仓同事在内，向群培土登提出了令他非常难堪的问题。阿旺札巴对他说，尽管你现在名望很高，但是如果你相信别人所说的话，或坚持那不真实的诉状，那就会给噶厦政府造成巨大困难。 据夏格巴回忆，在调查委员会警告他要诚实，要考虑他所说的话的后果之后： 群培土登擤了一下鼻子并把上身所披的围巾搭在肩上，然后说：“谁是始作俑者？难道不是‘民众大会’为了民众的福利而作出应当勾销所欠的一切旧债的决定的吗？如果限定在10年之内，那么所有利息都应当勾销；如果期限为5年，那么借贷利息不就很轻了吗？这难道不是‘民众大会’的决定吗？‘民众大会’的决定各宗都应当贯彻执行，林周宗恰好是我的俸禄地，我的弟弟在那里管理，因而他实际上是遵照‘民众大会’的决定行事的。” 夏格巴证实群培土登是这样说的，并评论说：“当‘民众大会’决定减轻借贷利息负担后，寺院方面就得在决定上盖章。他们（即寺院方面）不能够单独行动，如果他们有困难或委屈，那么在他们在‘民众大会’的决定上盖章之前就应当加以解决。” 随着事件调查的进展，调查委员会下令将林周宗与喇嘛收款员有亲戚关系的一批农民拘捕，随后又指令色拉寺交出参与这次事件的嫌疑喇嘛。当喇嘛们接到这项命令之后，他们在色拉寺召开了一次会议，与会代表来自各“康村”和“米村”（mi mtshan，僧舍）， 杰札仓的所有官员包括杰堪布都参加了会议。与会代表决定不交出肇事喇嘛，理由是他们是为了寺庙的利益才这样做的，并不是为了谋求私利，并且，如果交出参与事件的喇嘛还会使杰札仓丢脸。他们同意噶厦以对整个札仓处以罚金的形式进行惩罚，而一致拒绝对喇嘛个人进行处罚。 于是色拉寺杰札仓委派仁巴居（Ri pi rgyavu）和木格嘉巴（Mu ge rgyag pa）等人为代表前往拉萨传达该札仓的意见，即收款喇嘛不过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所发生的事件不能说是对噶厦失礼不敬的一种表现。因此，他们请求噶厦撤销缉拿肇事喇嘛并单独处置的成命。喇嘛和噶厦一再坚持各自的观点，双方相持不下，从而使这种僵局拖延了一个多月。 热振巡访拉萨 在“林周宗事件”所造成的紧张气氛加剧之际，热振活佛自三年前辞职隐退之后第一次出访拉萨。正如本书第十一章所指出的，大札自就任摄政起就开始疏远他的前任热振，并且对热振的朋友和支持者丝毫也不偏袒。尽管有这些信号和预兆，但是热振及其智囊们依然不愿使自己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所扶持和信赖的大札对他们怀有敌意。他们把自己所受到的轻蔑和冷遇归咎于大札周围的那些人，并且断定，如果热振能够面见他从前的老师，那么大札定会仁慈地让他重返摄政职位。但是，作为大活佛和前任摄政，热振去拉萨需要有特殊的理由。1944年2月，当布达拉宫举行的一次“卜卦抽签”预示达赖喇嘛的健康乃至生命有危险时，似乎给热振回拉萨提供了一个机会。在达赖喇嘛有凶兆之时，噶厦决定让三大寺为首的全体僧俗民众为达赖喇嘛诵经祈祷，化凶为吉，热振趁机向当时的重要政教人物如噶伦喇嘛丹巴降央、彭康噶伦、仲译钦莫群培土登、哲蚌寺阿巴札仓的前任堪布（阿旺堪穷）、郭莽札仓堪布（群培杰波）、色拉寺堆巴堪布（坚赞僧格）、色拉寺杰札仓堪布（阿旺嘉措）以及孜本噶雪·曲吉尼玛等人去信，请求他们帮忙作出安排，邀请他到拉萨主持为达赖喇嘛所举行的诵经祈祷法事。 寺院堪布表示赞成，并与噶伦和“仲孜杰”（Drung rtsis brgyad，由4名仲译钦莫和4名孜本组成）会晤，要求他们召开“民众大会”，邀请热振回拉萨。 据当时供职于“仲孜杰”的一名官员噶雪巴称，在这次会上，他希望得到热振来信提到的噶伦喇嘛丹巴降央和彭康噶伦这两位被认为是热振阵营的要员给予寺院堪布以强有力的支持。他认为噶伦喇嘛丹巴降央会带头出面支持，因为热振把他视为有希望帮助自己的两个重要人物之一。然而，热振摄政的最后年月令丹巴降央失望，虽然热振在任摄政期间提拔了他，但他还是与大札建立了密切关系。他发言反对邀请热振回拉萨。据噶雪巴回忆，当他听到丹巴降央的话时非常震惊，丹巴降央说：“关于为达赖喇嘛念经祈祷之事，我们不是有如晶莹露珠一样的大札摄政在这里吗？何必还要请热振活佛来呢，这就像把面团制成的印章盖在封蜡上一样，多此一举。我劝诸位堪布今后还是忠于自己的宗教职守为好（即呆在寺院考虑自己的事情，少管闲事）。”彭雪噶伦赞成丹巴降央的意见；彭康噶伦虽然反对把热振比作一颗“面团制作的印章”，但是并不坚持应当邀请热振来拉萨的主张；最年轻的噶伦索康补充说，既然热振是回寺庙去念经祷告禳灾免祸的，那就不宜打搅他静修冥想。于是丹巴降央向三大寺的堪布说：“假如你们保持沉默不是更好吗？你们最好还是睁只眼闭只眼，否则我们只好拿掉你们手中的念珠，到那时就后悔莫及了。” 在这三位噶伦作出如此强烈的消极反应之后，堪布们不得不放弃邀请热振回拉萨的想法。而且，大札摄政为了避免出现麻烦而采取措施，指令亲热振的堪布留在各自的住所专心致志地为达赖喇嘛的健康长寿诵经祈祷。 然而，热振依然相信只要他能够直接同大札面谈，就能重新获得摄政职位。 最后，他诱使色拉寺的杰堪布邀请他到拉萨参加色拉寺杰札仓修复大经堂的开光典礼。 随后四处都在谣传说热振即将重新执政，这显然是热振于1944年夏发起的舆论攻势。例如在同年7月，热振的心腹德勒绕登（Bde legs rab rten）就对英国人说：“可能各大寺都要邀请前任摄政返回拉萨，并且在今年秋天的适当时候重新执掌摄政之权。” 热振属下的一名官员还对英国人说：“新摄政的任期原定为三年，前任摄政希望重新执政。” 在1944年10月又传出话说，大札将于次年2月或3月辞去摄政职务。 在谣言笼罩拉萨的气氛下，热振于1944年12月3日威风凛凛地到达了拉萨：他的坐骑及其他驮畜都装饰得非常华丽，并按装饰的色彩分队布列；他的所有随从都穿着红黄色的锦缎；甚至他们的胡须都修剪成一个样。热振返拉萨的入城仪式是如此的隆重，以致招来了这样的议论：甚至在达赖喇嘛出巡返回拉萨时也没有过如此壮丽辉煌的场面。 热振在拉萨受到了像一位外出返回的摄政同样规格的款待和欢迎——实际上一部分亲热振的官员从拉萨骑马外出走了两天去迎接热振，而噶厦的所有官员，包括达赖喇嘛的父亲和噶伦们则到拉萨东郊一英里处的门冲桑巴（Smon grong zam pa）去欢迎他，并在这里支撑起一架帐篷为他接风洗尘。 并且，他一到拉萨，政府官员、寺院活佛堪布和商人等都蜂拥而至，求他摸顶祝福。 的确如此，他在拉萨的主要目的是重新获得摄政之位。据夏格巴回忆，当时他和热振有这样一次谈话： （热振）让我坐下，他从前从来没有这样对待过我，我坐下之后，他又要我靠近他一点，我又照他的要求做了。这是在拉萨热振的夏季别墅中的一次会晤，热振活佛本人坐在一个较低的座位上，然后他再次要我靠近一点，我又移动了一点。这时热振对我说：“我们（指热振喇章）与夏格巴家族关系非常密切，可是在我担任摄政期间没有帮上你一点忙（他说这话时，显得很悲哀），但是大札已给你帮了大忙，这当然是件好事。 我把自己的房门向东开，希望灿烂的阳光照射进来（暗示他将摄政之位让给大札期望得到好报），可是长在头上的角现在扎进了眼睛（暗示尽管你对某人发了慈悲做了善事，但是他却恩将仇报，翻脸不认人）。” 这便是他那天亲口对我讲的。现在我作何解释？他非但不帮助我，而且还要伤害我。所以我简直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 我当即站起来拜倒在他面前对他说：“请您尽量保持师徒关系（大札与热振之间）的纯洁，无论您有什么怨气，都应当直接去找大札活佛说清楚。我毫无理由坚决支持大札与热振作对，反之亦然。因此无论您有什么不平和怨言，请直接向大札讲明。” 我这些话与热振的愿望格格不入，他当然不会喜欢。他听了我的劝说之后什么也没说，而开始吸鼻烟。实际上他是希望我自告奋勇做一些事情（站在他一边对付大札），但是我哪有这种权利呢？我没有这种权利……你难道不认为他的意图是我应当同大札协商这件事吗？……这表明他们已经谈论过此事，并且可以断定他们（在摄政职位的交接问题上）谈得很糟糕。但是我绝对不敢把这些告诉大札。我怎么能告诉他呢？他是一位沉默寡言而又非常严厉的活佛（人们很难同他谈话）。 热振似乎还要求其他许多活佛代他出面向大札求情。 大札和热振之间的一次至关重要的面对面的会晤是在八廓街附近的大札的住所进行的。后来热振对格西土登图旺说，在会晤中大札一句话都没有说，他们两人的这次会面甚至连平常的礼节性问候都没有。 据功德林札萨回忆： 他们是在新宫（Pho brang gsar pa）会面的。虽然他们一道就餐，但是热振并没有呆很长时间。……当热振离开新宫之后，拉萨街头便开始谈论热振……对大札说：“我曾经信任过你，希望你会信守诺言把摄政之权交还给我，但我看错了人。你让色拉寺杰札仓在（林周宗）事件中充当替罪羊，你对同我友好并亲近过我的民众、喇嘛和僧俗官员表示疏远和冷淡。”尽管我们站在（关着的）门外，但是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些。 噶雪巴声称，热振首先告诉大札，他的生命和健康的危险已经过去，并谈论了他为禳除凶兆所采取的诸种措施。接着他便说，考虑到大札年事已高，继续主持政教事务非常困难，基于这种理由，我特意返回了拉萨。 还有类似的一种看法认为，热振比较委婉地对大札说“您担任摄政一定遇到了不少困难，难为您了。感谢您。” 这样一种措辞是要让大札在同意他作为摄政难以发挥作用的情况下体面地辞职。然而，据说大札只是“啊！啊！”不已，不作答复。 无论热振与大札之间的交涉的本质如何，热振都因这次会晤而彻底失望沮丧了。大札所表露出的只是冷漠和轻蔑；而且，他依然拒绝就“林周宗事件”同前任摄政所属的色拉寺杰札仓达成和解。这次会晤的情况很快便传遍了拉萨的街头巷尾，原先不断前来朝拜热振的人流，忽然间像源头干涸的河水，一下子断了，这是由于人们都怕大札活佛降罪。 热振拉萨之行丢尽了脸面，一气之下便于藏历新年到来之前返回了他的属寺。而1947年将是他退位之后第二次返回拉萨，那时他已成了噶厦的要犯。 色拉寺杰札仓向噶厦挑战 当藏历新年临近之际，尽管热振及其手下的官员竭力劝说噶厦不要惩罚肇事喇嘛，但是，噶厦与色拉寺杰札仓之间的僵局并没有显露出丝毫化解的迹象。色拉寺杰札仓的首领们预料，日益临近的拉萨“大法会”（届时要求全体喇嘛云集拉萨）既是一种威胁也是一种机会。在大法会期间，拉萨城的统治权将从俗官手中移交给哲蚌寺的喇嘛。 由于大札来自哲蚌寺的郭莽札仓，因而色拉寺杰札仓的喇嘛担心噶厦会趁机说服哲蚌寺堪布住持拘捕他们怀疑有罪的色拉寺喇嘛。 所以，色拉寺杰札仓喇嘛便作出决定，除非噶厦答应释放被他们逮捕的林周宗农民并不再要求拘捕戴罪的喇嘛，否则色拉寺杰札仓将不出席大法会。 作为三大寺中的第二大札仓， 色拉寺杰札仓确信噶厦将会觉得难以拒绝他们所提出的和解条件。大约在藏历十二月中旬（即1945年1月）他们便提出抵制大法会，以此来要挟噶厦。 在这个节骨眼上，拉萨的商人团体（主要是与寺院关系密切的康巴贸易商号）以及大活佛和寺院住持（如色拉寺麦札仓的普布觉活佛等）企图进行调解，结果是徒劳的。噶厦似乎已从林周宗农民的审讯中得知，杀害代理宗本已不仅仅是下层喇嘛所造成的一次自发性事件，它已涉及色拉寺杰札仓的堪布。 紧张的气氛在加剧，以致到了色拉寺杰札仓的喇嘛与噶厦的直接对抗和冲突一触即发的地步。噶厦不能允许色拉寺杰札仓和阿巴札仓抵制大法会——尤其是这一年，年幼的达赖喇嘛打算参加由得到色拉寺麦札仓支持的策墨林（Tshe smon gling）喇章主办的这次大法会。如果达赖喇嘛第一次参加大法会就遭到哪怕是一点抵制和伤害，都将是非常耻辱的。这时，拉萨谣言四起，传说色拉寺杰札仓的喇嘛正在武装自己，许多喇嘛自告奋勇要在大法会期间刺杀有职衔的官员。一大批重要官员如像仲译钦莫群培土登等人听信谣言，呆在布达拉宫不敢出来。实际上，色拉寺杰堪布决定，如果噶厦军队企图强行冲进杰札仓，就把武器发放给喇嘛进行抵抗。 尽管在大法会开幕前的最后一刻调解的努力仍没有停息，但是当“大法会”于二月十四日开幕时，色拉寺杰札仓的喇嘛还是没有出现。据格西土登图旺回忆，大法会开始的头两天，他站在色拉寺的房顶上观察拉萨城的动静。他说，喇嘛们情绪高昂，当他和别的喇嘛看见拉萨升起烟雾时，他们会开玩笑说，他们现在一定正在饮早茶，下午升起烟雾便又说，他们开始喝午茶了 。与此同时，噶厦开了两天会商讨对色拉寺杰札仓喇嘛抵制大法会的对策；第二次会议一直开到晚上9点半，这种现象从未出现过，噶厦不愿向前任摄政热振所属的札仓妥协，可是在大法会期间又必须避免发生事件，因此他们便通过商人团体给色拉寺杰札仓捎去了回话，即如果杰札仓喇嘛照常参加大法会的一切仪式，当大法会及“传小召”（Tshogs mchod）结束之后，就将释放林周宗的农民，此案也将在4月份得到解决。 从根本上说，这只不过是保证在大法会期间不会逮捕色拉寺杰札仓的喇嘛，但是该札仓的喇嘛却把噶厦的回话说成是这意味着寺院将在这次争端中获胜，因此，他们便于二月十七日重新加入了诵经辩经的大法会行列。 噶厦的计划是在“传小召”之后，而且只有在增援部队到达之后，才重新开始审理“林周宗事件”案，他们并没有像杰札仓所认为的在解决此案时偏袒喇嘛的意图，相反，他们打算对喇嘛行使自己的权威并惩办杀人凶手。为此，他们秘密下令调集1900名士兵到拉萨增援二月份就已到达拉萨的1500名士兵。 然而，在“传小召”结束后，噶厦并没有马上开始审理林周宗案，这是由于他们对能否在不发生重大流血事件的前提下压服杰札仓的喇嘛还没有把握。这段长时间的平静使杰札仓的领导者迷惑不解，他们开始担心噶厦在耍弄他们。杰札仓首先是请求，然后坚持要噶厦信守诺言了结此案。色拉寺杰堪布及其同伙秘密拜会国民政府新任驻藏办事处处长沈宗濂，杰札仓喇嘛这时公然威胁说，如果噶厦企图袭击他们的寺院，他们就会拿起武器进行抗争。 6月3日，噶厦发布了一道命令，禁止散布谣言，禁止转移或匿藏贵重物品和拉萨城中的其他财产，违者将受到严惩，从而加剧了紧张气氛。 过了一周之后，噶厦作出了决策。他们认为案件之所以不能得到圆满的解决，其主要障碍是色拉寺杰札仓堪布和阿巴札仓堪布、尤其是杰堪布的宗教统治地位非常牢固。因此，噶厦决定于6月初在罗布林卡举行的传统的拜见色拉寺诸堪布的仪式上解除这两名堪布的职务。这一天色拉寺的堪布都来了，只有杰堪布未到，他怀疑这是一个圈套，故而称病请假。噶厦执行既定策略解除了阿巴堪布的职务，并脱掉了他的黄色堪布袈裟（chos gos，法衣）。同时还向色拉寺发去了一封解除色拉寺杰堪布的信，指令他带着自己的黄色堪布法衣到拉萨来。 于是，色拉寺杰札仓喇嘛立即召集杰札仓和阿巴札仓的各“康村”的负责人开会，商讨对策。热巴觉（Ri pi rgyavu）这位有影响的喇嘛坚持说，在任何情况下杰札仓都不应当交出堪布的法衣，堪布本人正准备武装喇嘛，坚决地号召喇嘛们进行武装反抗，维护杰札仓的名誉。这时，杰札仓拥有土登贡培帮助购买的2000支步枪，因而有能力进行顽强抵抗，热振寺还拥有约1000支苏制步枪。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一致同意热巴觉的主张。这时，色拉寺杰札仓中最大的“康村”哈东（Har gdong）康村的代表木格嘉巴（Mu ge rgyas pa）发言提出异议，他希望交出杰堪布的法衣以避免重大的流血事件，并申辩说：“山塌下来不可能用一件法衣去兜着。” 意指喇嘛不可能控制噶厦。接着他又说，个人的利益不应当高于本札仓的集体利益，喇嘛只不过是历代大喇嘛经过许多世纪所建立的这座寺院的暂时居住者，而不是其拥有者；他们无权为了少数几个人的利益而毁灭整个寺庙。 木格嘉巴的态度和立场使杰堪布及其追随者感到震惊，因为哈东康村的喇嘛僧众显然会听从他的意旨。在他发言之后会场死一般寂静，在没有人站出来反对木格嘉巴的主张的情况下，杰堪布当众脱掉了他身上的黄色法衣并扔在木格嘉巴面前，然后说：“我只是在为色拉杰札仓的名誉和利益抗争，而不是为哪一个人，对我个人的安危和幸福毫不在乎。我是作为一名只有一根杵路棍的乞丐僧人（ab cog）从康区来这里的，所以，假如你想交出我的法衣，那就拿去好了，你拿呀！”讲完这些话之后他便离开了会场，先是到他的住所去带上一些行李，辞掉管家和仆人，随后便搬到了噶多（Mkhar rdo）活佛的住所去了。 于是杰堪布和他的几个兄弟便决定在噶厦以他们违抗命令及在“林周宗事件”中所起的作用为罪名逮捕他们之前逃往自己的康区老家。他的-个弟弟在深夜潜入拉萨备好了马匹和物品，此后不久他们便向康区方向逃去。杰堪布的一位管家把堪布法衣交给了噶厦。 当噶厦得知杰堪布和他的兄弟、管家一道逃走之后，立即派遣一队士兵去捉拿他们。并且向各宗发出了通缉令，命令各宗追捕乃至杀死这些逃犯，并特地向昌都总管宇妥发出了警报，噶厦认为杰堪布一行可能会经过昌都前行，因为杰堪布的家乡在汉人所控制的甘孜地区。宇妥在所有可能经过的关口要道都布置了军队，终于在玉树附近发现了他们，杰堪布装扮成一名乞丐逃走了，而他的管家及其护卫他的僧兵亲戚则同追捕的部队交上了火，结果，杰堪布的管家也是他的一个弟弟被击毙。由于杰堪布兄弟长相差不多，所以追捕士兵把这名死去的管家误认为是杰堪布本人，便通报宇妥，他们将带着胜利果实——杰堪布的双手和首级返回。 直到他们带着所谓的“胜利果实”回到拉萨仍没有发现任何差错。实际上杰堪布这时已到达昌都，在这里装扮成一名乞丐，正好从布防在金沙江大桥上的哨兵身边通过。后来杰堪布受到了国民党的欢迎，并住在汉人统治下的康区，直到中国共产党控制西藏之后，他才体面荣耀地返回拉萨。 发生了这一连串事件之后，案件调查委员会便要求色拉寺杰札仓派几名代表来拉萨协商处理“林周宗事件”。色拉寺的官员抱怨说，调查委员会中有3名仲译钦莫，这就难以听到公正的判决，因为正是仲译钦莫群培土登向他们提出指控的。 于是噶厦又向调查委员会中补充了两名成员，即俗官台吉桑颇（Thavi ji bsam pho）和僧官多波（Sdom po堪绕旺曲）。6月20日，17名喇嘛首领来到了调查委员会人员面前。 调查委员会最初阶段的审讯程序很奇特：首先是进行辩论；然后听取调查委员的意见；最后才进行审讯。第一天的事项快要进行完时，调查委员会告诉喇嘛们，他们最好都在城内的布达拉宫呆几天——实质上是想把他们软禁起来。 随着色拉寺杰札仓和阿巴札仓两位堪布的被解职，接踵而至的便是札仓首领的被捕，从而使喇嘛僧众的武装抵抗受挫，最终导致所有参与或涉及“林周宗事件”的喇嘛全遭监禁。在调查委员会审问期间，热巴觉和另一位喇嘛斗士朗扎喜饶（Rnam grwa shes rab）态度傲慢且蔑视审问者。据当时的调查委员会成员夏格巴回忆，在一次审讯时，噶雪巴非常气愤，以致用一个书写板往他们当中一个人的头上打去。 夏格巴回忆了那天的情形： 于是噶雪巴便指令他们把这些（目中无人的）喇嘛押下去接受笞刑。对此，几位仲译钦莫和我都说鞭笞喇嘛是不妥当的，如果我们能够避免这样做更好。可是噶雪巴却说：“不行！瞧他（指着一位阿巴札仓喇嘛），你们瞧他们多么狂妄，他们确实需要被狠狠揍一顿！” 随后便把他们押解到了“夏钦角”（监狱），在押解途中，热巴觉和朗扎喜绕这两名傲慢的喇嘛遭到了鞭打。……年长的孜本和仲译钦莫两人都走到了他们受鞭笞的地方，所以我们也只好走下去。当他们正在挨鞭打时我们说：“行了，行了。” 这时他们已挨了40～50下非常凶狠的皮鞭……阿巴札仓的那位喇嘛被打得几乎不省人事，可是热巴觉依然非常粗暴。施用笞刑的那些打手从布达拉宫脚下的“雪”出来用一根木条狠狠地抽打他们。他们在施用刑罚时还让一些被审讯的俗人在一旁观看，到最后观看者全都吓得发抖。 当色拉寺杰札仓喇嘛遭到鞭打的消息传出之后，热振打算到杰札仓去带领那里的僧众起来反抗噶厦。他对自己的近侍、土登图旺的侄子说：“大札完全没有理由这样残酷地对待我们的喇嘛，是我把他扶植起来的，我先是让他当（达赖喇嘛的）副经师，然后又让他担任经师，最后还把摄政职位都让给了他。”当热振说到这里时眼里含着悲哀的泪水。但是，热振手下的一名重要官员坚决反对他选择这条路，经过再三的劝阻之后，热振终于答应不去杰札仓了。 结果，14名与“林周宗事件”有关的喇嘛受到了惩罚，热巴觉被流放到藏北的霍尔扎钦（Hor sbra chen），林周宗的一名俗人被押解到帕里流放。 随后，大札摄政委派了一位学识渊博、名叫丹达（Bstan dar）的蒙古老格西充任杰札仓的堪布。但是，丹达虽然是杰札仓中热振所属的桑诺（Bsam blo）“康村”的一名喇嘛，却与大札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他对热振在担任摄政时将桑诺“康村”仅有的一座庄园攫为已有、纳入自己的喇章这种作法极为反感。 同时，噶厦为了防止寺院以后再发生暴力行动，采取行动没收了杰札仓的所有武器，并且还通过向一次法会发放布施的方式弥补了该札仓所遭受的损失。 据格西土登图旺回忆，这些武器是从他们放在札仓房顶的木箱中搜出来的：“武器全是崭新的，并且都上好了油，放在阳光下闪闪发光。那天杰札仓全体喇嘛都非常悲哀，全都愁眉苦脸的。他们背着他（指新任堪布）说，我们需要这些枪来维护自己的权利，而现在他却把武器全交出去了。随后新任堪布丹达让‘浪荡僧’（僧兵）每人扛五六支枪便把这些武器交给了噶厦。” “林周宗事件”导致了热振与大札之间关系的最后破裂，从而开始了他们彼此间为期两年半的矛盾和冲突，最终导致热振于1947年发动了一场未遂政变。 热振与大札之间矛盾的激化 热振的拉萨之行以及色拉寺热振所属札仓喇嘛的挑战性行为使大札确信，热振及其追随者对他的权位和噶厦的安定构成了真正的威胁。因此，在了结了“林周宗事件”之后，大札便利用各种机会剪除噶厦中暗地里支持热振的官员。 他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是，解除被人们普遍视为热振的宠臣之一、年轻的僧官彭康杰尊（Phun khang rje drung）的职务。在热振掌权之时，彭康杰尊便是他的忠实伙伴，虽然他当时并不拥有僧官的职位，但结果还是博得了其他官员的尊敬。当热振打算辞职时，他任命杰尊充当他的秘书处的侍从副官，这一职位一直保留到大札统治时期。 1945年10月，“译仓”办公室调任彭康杰尊到设在汉地的噶厦政府驻京办事处去任职，他不希望离开拉萨，便找借口说自己有病，于是大札便免除了他在噶厦中的职务，以此进行报复。 彭康杰尊被解职不久，与热振关系非常密切的另一位俗官觉札（Lcogs bkras）又和大札发生了冲突。热振于1939年就己任命觉札取代凯墨担任喇恰（Lcogs phyas），并且，众所公认，觉札的妻子（见图片39）与热振有染，在热振和她的一系列来往情书中，热振甚至还要求她离开她的丈夫来和自己居住。 1946年1月22日，觉札的家突然被查封，他本人也被拘禁于大昭寺内。 显然，觉札以逃亡汉地的杰札仓堪布阿旺杰波（Ngag dbang rgyal po）的名义草拟了一封请求为杰札仓捐款布施的信。这封信被掌握在杰堪布的一位管家手中，他已在逃亡途中在昌都地区遭到杀害。这封信看上去并没有恶意，但它是原杰札仓堪布阿旺杰波与热振的亲信觉札关系密切的见证，因而引起了怀疑。噶雪巴抓住这一机会攻击觉札；他无意中在噶厦听到这样的议论：“这太危险了，我们不能承担这种责任，必须拘捕觉札并查封他的家，” 暗示觉札所起草的那封信可能是针对噶厦的一个阴谋的警告。一旦他作出了这种暗示，其他噶伦们除了拘留觉札，调查这件事，特别是在他的家中搜寻其他罪证之外，几乎没有别的选择。调查委员会在觉札的家中没有发现可疑的证据，很快就把他释放了。但这次经历吓坏了他，因而刚被释放不久他便辞去了在噶厦中所担任的职务，并解释说，作为热振的朋友在这种局面下供职实在是太难了。 在觉札刚被拘捕之后，拉萨街头使出现下面这样一首歌谣。 噶雪巴像两面有柄的鼓， 把麦片粥搅得一塌糊涂。 索康好比太阳和月亮， 请你说话要诚实不夸张。 过了几个月之后即1946年11月初，在彭康家族内部又爆发了一场心术不正的争端，这为大札提供了把热振的另一位支持者逐出噶厦的机会。彭康噶伦有一儿一女，即彭康格西（Phun khang dge bshes）和达当嘉（Mdav dang lcamg），加上他的第一个妻子共4口人，他娶了第二个妻子之后，他的儿女们和他们的继母处不好，最后终于离开了这个家，一个嫁人当了人家的媳妇，一个出家进了寺庙。彭康的那些上了年纪的仆人显然也不喜欢这位新来的女主人，她脾气暴躁，出口就骂人是出了名的。他们煽动彭康格西说，作为长子他应当要求分得比他所得到的“僧人份”或shag chas（家具）更大份额的家产。 于是格西便提出上诉，要求分得与他的同父异母兄弟们份额相等的家产；并且，他在诉状中还谴责他的继母在“大法会”期间当着众人说大札与一位名叫宁阿松（Snying a song）的高级妓女有暧昧关系，从而败坏了大札摄政的名誉。 这份起诉书在噶厦政府圈内引起了巨大的骚动，噶厦立即采取行动调查这种毁谤中伤大札摄政的指控是否属实。在情况未弄清之前，要求彭康噶伦暂时停止参与噶厦的各种事务。随着事件调查的进展，传讯彭康格西和彭康的第二个妻子来接受审问。彭康的这位妻子拒不承认她已败坏了大札的名誉，反而指责彭康格西败坏了大札的名誉，因为这些恶毒的语言不是出自她的口而出自他的口。噶厦判决说，尽管彭康的妻子否认她败坏了大札摄政的声誉，但是实际上她犯罪的可能性不能够被排除，因为她是一个“不安分的”女人。换句话说，她一贯爱管别人的闲事。通常情况下她的这种行为会受到去掉感觉器官的惩罚，但是由于这是她初次冒犯噶厦，因而没有施用这种刑罚，而是没收了彭康家的两座庄园。彭康格西则得到了彭康家在拉萨的一幢小楼房和以谷物形式付给的年俸津贴。按照预定安排，彭康的这位受指控的妻子和彭康格西都将接受鞭笞，但是彭康的这位妻子请求准许以处罚金的方式代替体罚，她的请求被接受了，而彭康格西还是遭受了鞭笞。 噶厦的判决还指令免除彭康噶伦在噶厦中的职务，但是允许保留他的gung（“公爵”）头衔。这样，热振摄政时所任命的另一位关键人物和他最亲密的伙伴彭康噶伦亦因微不足道的理由而被大札剪除了。 1947年3月，恰好在热振企图发动政变之前，他的另一位心腹、基巧堪布阿旺丹增（Ngag dbang bstan vdzin）因为由他专门负责的达赖喇嘛的金库失窃被发现之后被解职。 与这起事件有关的其他两名亲热振的官员即台吉夏噶哇（Thavi ji shan kha ba）和堪穷·土登达瓦（Thub bstan zla ba）也被贬职。 正当大札当局正在剪除热振的支持者时，噶厦中出现了两个空缺。第一个空缺是因1945年彭雪之死而留下的，由此而引起了一场权位之争。从前曾经告发龙厦、后来又同热振亲密共事的官员噶雪巴赢得这一职位。噶雪巴已转而效忠大札，据说他能够被任命填补这一空缺，是行了巨额的贿赂的。当时流传于拉萨的一首街头歌谣对他的升迁和新的品行进行了嘲讽： 二万秤藏银白扔， 三万秤重打屁股墩， 没有藏银五万秤， 休想做官当噶伦。 这首歌谣暗示，10000～20000秤藏银的礼物（据说有的权位争夺者送的礼就是这个数额）并不足以获得这一空缺的噶伦职位；噶雪巴为此花去了50000秤（rdotshad）藏银。 第二个噶伦职位空缺是由于彭康噶伦被贬而空出来的。大札任命龙厦之子拉鲁·次旺多吉取代了彭康的这一职位。这一任命激起人们传出了如下这样一首街头歌谣： 倘若你要使拉鲁成为噶伦， 那将如引狼入室。 如果你改由桑颇任此职， 那么邦达昌家族就能拿出银钱。 这首歌谣评论说，任命桑颇担任噶伦会更好些，因为拉鲁是“危险人物”（理由是他是龙厦之子），而桑颇却能够送上厚礼，因为他的儿子与富商邦达昌家族的女儿联姻成婚。 索康·旺钦格勒、夏格巴·旺秋德丹、噶雪·曲吉尼玛和拉鲁·次旺多吉的晋升，反映出大札摄政时期西藏的政局和伦理道德观念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在1943年底至1946年这近三年的时间里，大札所奉行的崇高伦理道德已经渐渐瓦解。拿出厚礼给大札摄政的管家行贿以谋取高官厚禄已成为所有争权夺利者普遍使用的伎俩。当时，流传于拉萨的另一首街头歌谣反映了人们对这种弊政的普遍不满情绪： 大札登上摄政宝座， 声称要维护法律的纯洁， （可是）就像尼姑破戒一样， 法律道德已渐渐沦丧。 然而，仅凭拿钱行贿就想在大札当政的年代飞黄腾达显然是不够的：要想博得大札的赏识的人还必须反对热振。只有那些被认为是坚定地支持大札的人才有可能晋升高位。 “西藏革命党” 正当西藏上层统治集团把注意力集中于调解大札与热振之间的不和和敌意时，另一种政治威胁又以“西藏革命党”的形式出现了。 这个政治组织主要在印度边境城镇噶伦堡和大吉岭一带活动，他们所谋求的不只是对摄政统治进行变革，而是“使西藏从现存的专制政府中解放出来”，并对西藏的政治制度和社会进行革命性的改造和重建。 “西藏革命党”是由邦达昌·饶嘎（Rab dgav）建立和领导的，饶嘎是一位具有一定理想的康巴民族主义者和有识之士。该组织的主要成员包括江乐金·索朗杰波、土登贡培以及不太活跃、才华横溢而放荡的喇嘛、学者和反叛者更敦群培（Dge vdun chos vphel，见图片49和50）。 饶嘎是来自邦达昌家族一个经济实力很强的支系，是拉萨政府著名官员邦达养壁（Ya vphel）的弟弟。1945年时他大约45岁，他在康区度过了自己的少年和青年时代，当他的另一个弟弟邦达多杰于1934年发动一场反抗噶厦政府的未遂的民族主义反叛时，饶嘎参与了这一事件。饶嘎是孙中山政治思想的一位虔诚信仰者，他曾将孙中山的一些较为重要的著作译成藏文。 他希望对西藏进行变革，使其赶上清朝被推翻之后的中华民国，并且他还确信，目前的西藏政府完全不能适应现代世界的发展形势。他把国民党的思想和理论奉为西藏变革的楷模，寻求得到国民党的帮助，建立在中华民国全面控制之下的西藏自治共和国。 饶嘎于1935年亦即康区那未遂的反叛发生一年之后从康区到了印度，但是不久他便返回重庆，进入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供职。1939年，他同江乐金·索朗杰波和土登贡培一道在噶伦堡建立了“西藏革命党”。 土登贡培和江乐金两人都在193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之后被捕并被流放到边远地区（详见第五、六章）。在流放期间，他们彼此探望，很快便结下了友谊。当他们俩看见其他被流放和革职的政治犯相继被免刑并重新进入政府，而他们甚至连返回拉萨的要求都得不到准许时，非常失望和愤懑，1937年12月他们偷偷逃到了印度。 1943年，饶嘎在中国内地进行为期几个月的巡游，这显然是为以他为首的政党寻求支持者，1943年9月他带着一份中国官方的护照回到了印度。1944年和1945年，他得到了国民党给予的经济支持，于是便与江乐金和土登贡培一道在噶伦堡、显然也在西藏开始组建“西藏革命党”。 更敦群培是该党的第四位著名成员，他是博学而略微放纵的僧人，于1905年出生于安多地区。他出家为僧之后在安多的扎西吉（Bkra shis vkhyil）寺修道学法，到二十二三岁时，他进入了哲蚌寺郭莽札仓的鲁布（Klu vbum）“康村”。三十岁左右，他前往印度朝圣游历，一去就是12年，在此期间，他掌握了英文和梵文，翻译和撰写了多种文献及学术专著。 在印度时，他醉心于马列主义的政治哲学和反对殖民主义者的思想，从而逐渐认识到有必要在西藏进行重大改革乃至发动一场革命。 他赞成给喇嘛僧众发放薪俸而不赐予庄园份地，要求喇嘛专心修习佛法而不要去经商。据说他还赞成进行土地和法律改革，主张实行民主政治。 然而，由于更敦群培才华卓著，不能指望他成为一名谨守戒律的喇嘛，他不仅好色还是个烟鬼，他抽鸦片烟、嗜酒，不修边幅，完全是一个放荡不羁的人。 更敦群培是在噶伦堡与饶嘎、江乐金和土登贡培会面相识的，相识之后，他发现他们三人和自己有许多共同之处。他们自视为是西藏先进的知识分子，一起商讨发动一场运动把英国人从印度驱逐出去以及在西藏进行改革的必要性。 更敦群培加入了“西藏革命党”，1945年，饶嘎让他经由不丹和达旺到西藏去朝圣，他化装成一名朝圣的僧人乞丐，但实际上是去绘制西藏尤其是藏人居住的北部边境的地图。 他完成此项任务之后于1946年1月4日之前到达拉萨。 许多西藏人都认为，由于更敦群培在发送这些地图和图解说明时经由英国人开办的江孜与印度之间的邮局而不使用私人信使，这是一大失误。并且，后来他又使用饶嘎在“热里乌”（Reli View）的众所周知的通讯地址，致使错上加错。 他们争辩说，当英国官员黎吉生（当时在江孜）发现该地址后便产生了怀疑，于是便拆开了这封信，发现了标明“西藏的”地区的地图及图解说明。黎吉生把这一发现报告了噶伦堡的警方，于是便在印度制定了密切监视饶嘎及其同伙的计划。 然而，黎吉生回忆说没有这件事， 英国的文献及英印档案都没有提到有这样一封信或地图。 事实上，当印度警方发现饶嘎（在1946年2月初）订购了4000份“西藏革命党”党员表格副本和2000张党员登记卡及一枚刻有与苏俄党徽标记惊人相似的徽章时，似乎就已对饶嘎产生了兴趣（见图51、52和53）。 据一位西藏官员回忆，当时锡金政治专员古德（Basil Gould）非正式地盘问他：“邦达饶嘎在噶伦堡干什么？既然他没有从事任何工作，那么他是如何谋生的呢？” 英国人在盘算是否应当把这个政治组织的情况告诉噶厦政府。古德于4月初致德里外交部的信反映了他们的慎重态度： 我原来的想法是，我们应当把所有关于该党情况的文件都交给噶厦政府，但是我们不敢担保他们是否会发现任何蛛丝马迹，同时，我们所知道的只会是一些普通财产。因此，最好的办法似乎是只能一件一件地逐渐透露这一情报，并视他们下一步的反映而定。例如，黎吉生只能让西藏政府知道文件A已落入他手中，同时暗示如果确实需要的话，愿意进一步透露有关该党的情报，文件C（即饶嘎本人的信）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能透露。 4月10日，黎吉生通报西藏政府有“西藏革命党”这样一个政治组织存在，但是并没有提及有关该组织的任何一个人的名字。他在向锡金的古德提交的备忘录中写道： 在收到您的信之前，遵嘱我在1946年3月30日绐您的特快专递第7（11）-P/45号信件中展示了全部附件，只是饶嘎致西藏“外交局”和扎克尔·斯平克（Thacker Spink）的信的副本除外……“外交局”的反映是，把这些文件直接和饶嘎联系起来。索康说，他得知沈宗濂曾向饶嘎提供14000卢比，用于购买一台印刷机。苏联式的党徽与汉文翻译中所使用的“革命的”字眼交织在一起，藏文译文虽然没有表现出来，但也逃不过他们的眼睛。 在他们的请求下，我向他们提供了曾向他们展示过的文件的副本——他们说他们将马上把这些文件副本呈交给噶厦。我告诉他们，如果他们希望看到饶嘎在这一事件中充当主谋的证据，我可以拿给他们看。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没有请求我这样做。 遵嘱我将采取措施把您信中第5段所提到的关于“西藏革命党”的情况通报那些有势力有影响的人。 这次情报透露之后过了两周，即4月26日，西藏“外交局”对黎吉生所提供的情报表示感谢，并请求印度政府把饶嘎引渡回西藏。黎吉生说他转达这一请求，但是说明这未必能够得到准许，因为饶嘎自称是中华民国公民。黎吉生本人建议将其引渡到中国内地，据此就可以说饶嘎把印度作为支持中华民国反对噶厦政府的一个活动基地。 1946年6月19日，英国人查抄了饶嘎及其他6名有从事间谍、革命活动和伪造卢比钞票嫌疑者的住处。 然而，中华民国驻德里官员已事先警告饶嘎将马上被搜查，所以所有与该党有关的文件，尤其是党员名单都已被销毁。可是饶嘎忽略了装在一个钱夹中的几封信，因而被警察发现了。最为重要的是，发现了一份签署过的《西藏革命党协定》的复印件和饶嘎致国民党当局的几封信，这为他们了解饶嘎为首的“西藏革命党”打开了一扇窗户： 《噶伦堡西藏革命党简要协定》。 为了西藏的改良和进步，我们于1939年签署了一份详细的行动协定。此后，当饶嘎于1943年5月11日赴重庆后，我们在噶伦堡又通过了四项决议。随后，当国民政府驻藏办事处处长沈宗濂到达噶伦堡后，我们便于1944年7月9日向他提交了一份申请。其后，又于1945年9月4日通过原“国民政府护送九世班禅回藏专使行署”代理专使马鹤天向他提交了一份申请。1945年8月9日，我们收到了由国民政府参赞转来的沈宗濂处长的口信，告知土登贡培和江乐金将从1945年7月起领取生活津贴。我们还有可能得到用于“西藏革命党”组织的财政资助。但是我们是否能够得到资助，关键在于我们必须严格遵守下列规定： 一、没有必要说我们必须按照1939年的每项协议办事。而且我们必须首先把“三民主义”和蒋介石总统的命令付诸行动。我们必须在一切言论和行动方面同“三民主义”和“中央政府”保持一致。我们决不违反这些原则。 二、最近蒋介石总统已宣布允许西藏自治。据此，我们必须尽自己的最大努力使西藏从现存的专制政府中解放出来。我们还必须遵循世界上其他进步和民主的民族和国家，特别是民主的中华民国中央政府的方法行事。为此，本党全体党员都必须同舟共济。 三、“西藏革命党”党员在没有征求和得到本党领导准许的情况下，不能擅自去别的地方。 四、我们必须同同情本党的人进行合作并予以帮助，必须结成统一战线反对本党的敌人。 五、住在西藏本土和境外的“西藏革命党”党员都必须在与共同利益相关的事情上牢牢地拧成一股绳。当本党的党员为了本党的共同利益而受到伤害或遇到麻烦时，本党的其他党员必须齐心协力地进行帮助。 六、如果没有通过决议，我们不能与其他任何政府或政党进行接触或建立联系。本党党员在这方面也不能随心所欲。 七、为了统一控制本党的经费和为本党募集资金，必须通过决议，应当按月向本党的会计和出纳报账。 “西藏革命党”全体党员都必须严格遵守下列简要的规定或纪律： ㈠遵守本党的各项纪律和规章制度。 ㈡允许自由讨论关于本党的任何问题，但是一旦作出决议就必须绝对遵守。 ㈢保守本党机密。 ㈣承诺不在外人面前攻击本党同仁或本党机关。 ㈤不得加入其他任何政党。 ㈥不许结党营私或拉帮结派。 本党的任何人违反了上述规定都将受到如下不同程度的惩罚： A.警告。 B.暂时保留其党员待遇和特权。 C.暂时保留其党员资格。 D.开除党籍。 （《协定》的藏文本是由饶嘎、江乐金和土登贡培签署的。） 印度政府发布了引渡饶嘎的命令，于是正如饶嘎在致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的如下信函中所阐明的，他企图劝导国民政府为他着想出面干预，并奉劝印度政府收回成命。 致南京 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 敬爱的先生们： 谨致最诚挚的敬意并呈报如下：我于1935年到印度，同年便到了重庆。从1936年起我即进入“蒙藏委员会”供职。1936年我返回印度，我始终如一地忠于我们的“政府”，并为能在其中供职服务而感到光荣和自豪。 在我于1943年到中国内地之前，我家的土地和房屋都记在我妻子的名下，我们在噶伦堡印度的法院联合注册登记了我本人和我妻子的财产。随后我便于1943年到了重庆并在那里住了仅4个月。 1943年9月我从印度动身前往汉地，到1944年1月带着一份中华民国的护照返回印度。当时噶伦堡塔拉（Thaha）警察局的稽查员间接地告诉我：“你申请并宣称自己与中华民国政府没有丝毫联系，那我们就将停止你的登记注册。”当时我并没有介意他所说的话，依然毫不动摇地为我们的“中央政府”效忠。因此，我在行动和思想上自然地产生了反对英国政府的倾向。 最近，印度政府已向国民政府驻新德里的公使发出通告，要求在一个月内安排我离开印度。 假如我按他们的要求离开印度，不用说我将失去自己的财产和事业，并且住在这边的西藏人的精神和士气也将低落。所以，我通过这封信请求你们尽快运用你们的最大影响和作用敦促印度政府满足我的如下要求： 一、我像目前这样持中华民国护照作为国民政府的一名雇员留在这里。如果这样行不通，那么 二、我就依照其他西藏人那样的公民身份留在噶伦堡。假如这样还不行 三、至少应当给我一年的时间，以便对我的房屋、土地以及我所管理的散布各地商务作出必要的安排，并且还得花时间治疗我那被病魔缠身的妻子。 我很荣幸成为你们最忠实的仆人（饶嘎） 南京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 1946年6月17日于印度北孟加拉噶伦堡邮局热里乌（Reli View）。 南京国民政府没有能够说服印度收回成命，于是饶嘎便于1946年7月22日离开印度赴上海。此后不久土登贡培被引渡出印度，据说由于江乐金是不丹王族子弟的经师，因而王族出面干预，这样才使江乐金得到了解脱。 这些文件透露，饶嘎、江乐金和土登贡培都从南京国民政府那里领取俸禄，他们企图推翻西藏现政府，在西藏建立一个隶属于中华民国的共和政府。有几位与更敦群培相识的人都证实，他从饶嘎那里领取薪金。 与此同时，噶厦政府在拉萨一直监视着更敦群培的行动。黎吉生向古德报告说： 西藏“外交局”对更敦群培的一切了如指掌，他们说他总是要求与噶伦会晤，并且把西藏佛教诬蔑为腐败堕落的宗教，赞美“新知识”（这似乎是从印度传播过来的），发表赞成纳粹主义的言论，言谈举止总是很偏执古怪。基于这些理由，噶厦政府已对他进行监视。他们说，他同（尼古拉）罗列赫（Roerich，苏联藏学家）保持着定期的通信联系。 7月下旬，噶厦政府派遣了两名拉萨地方官员去逮捕更敦群培并没收他的财产。噶厦对这两名官员说，更敦群培的罪行非常严重，但是指示他们在逮捕更敦群培时只告诉他参与了在西藏散布伪钞的活动。 更敦群培的两名贵族学生，即霍康色（Hor kban sras）和然拉（Rag ra）活佛同他们在噶厦中的亲戚交涉，要他们设法使更敦群培获释，但是由于他的案子的政治性质（依然密而不宣），他们没有成功。据霍康色（少爷）回忆，当他同索康噶伦交涉这件事时，索康向他打着否定的手势说：“堂弟啊堂弟，你不应该卷入此事”。暗示这样做是非常危险的。 对更敦群培的财物搜查的结果并没有找到有价值的线索，噶厦只是发现了有关藏军的数目、武器、弹药等几个数字和关于拉萨有权有势的人物简历以及关于边境地区的资料。 搜出的一大堆箱子里面装的全是与更敦群培正在撰写的一部西藏历史专著有关的笔记、草稿和论文。 更敦群培受到了多次审讯并且还遭受了一次鞭笞。正式指控他所犯的罪行是伪造钱币，因此而遭监禁，但是真正的原因是他参加了“西藏革命党”。更敦群培在狱中被关押了三年，最初被关押在“雪勒空”，后来又转移到朗孜夏（Snang rtse shar），终于在1951年在哲蚌寺他所在的“康村”全体喇嘛的担保下获释。 “林周宗事件”刚了结不久，接踵而至的便是一个亲汉的“革命党”的暴露，该党所印制的数千张党员登记卡和申请表格无疑提醒噶厦须谨慎行事，从而把更敦群培监禁起来。至今仍不清楚“西藏革命党”当时在西藏究竟有多么广泛的支持者。但是据了解，西藏的不少官员都确信在康巴商人当中至多有100多名同情者。这样一小批同情者或支持者看上去可能无关紧要，可是热振势力与饶嘎为首并得到国民党支持的“西藏革命党”之间有可能结成联盟，这就会对噶厦政府构成威胁。正如从本书下一章中将会看到的，这次事件过去还不到一年，热振势力集团确实向国民党当局发出了求援，并企图暗杀大札摄政，接管噶厦政府。 第十四章 热振阴谋 热振的拉萨之行及与大札的面谈，使他大失所望，丢尽脸面，惹了一肚子气返回寺院。他和他的智囊们于1944～1945年重新夺取摄政的努力又告失败，这就激起了他们谋划推翻大札的阴谋。这些阴谋的策划者是热振集团的核心人物雍乃（Snyung gnas）喇嘛、噶多（Mkhar rdo）喇嘛和热振札萨。 雍乃喇嘛是拉萨热振寺喜德札仓（Bzhi sde grwa tshang）的转世活佛（见图片41），生于1887年，是一位身材矮小、一只眼睛失明的喇嘛。他才智过人，擅长藏医、雕刻、绘画，并且能够修理钟表、照相机、留声机和枪支等机械用品。按照西藏的处世标准来看，他也是一位汲汲于名利的人。他的青年时代是在蒙古度过的，受到了蒙古革命的熏染。 当他从蒙古返回西藏之后，被十三世达赖喇嘛任命为热振寺喜德札仓的堪布。这时他常和年轻的热振一道玩耍并取悦于他，从而同他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当热振就任摄政后便委派雍乃负责热振喇章的公文起草，实际上把热振喇章的日常事务交他管理。1939年，当热振同时任命他充任热振喇章新管家热振·降白坚赞的助手和顾问后，雍乃在热振喇章中的权力得到进一步加强。 热振集团的第二位重要的政治高参是噶多活佛，他同热振一样，都是色拉寺杰札仓的喇嘛，他的年龄也与热振差不多，当他们同在色拉寺学经时就成了朋友。第三位是热振的智囊中不太重要的人物热振札萨，他是热振活佛的侄子。1944年他才二十来岁便已博得了热振的欢心，可是他还涉世不深。 色拉寺杰札仓事件发生之后，雍乃、噶多和热振札萨便多次从拉萨给热振去信，劝告并催促他对大札迫害他的朋友和支持者的行为不应袖手旁观，任其为所欲为。 既然用合法的手段不能罢黜现任摄政，他们便建议采取暗杀手段。雍乃和噶多确信，除掉大札这只拦路虎之后，他们的追随者就有可能发动一场“自发的”运动，请求热振执掌摄政统治权。然而正如下面将要论述的，他们又去寻求国民政府的支持，结果表明，他们的这一决策正如他们选择大札作为摄政继承人一样，完全打错了如意算盘。 要暗杀大札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因为他很少在容易受到伤害的场合公开露面。尽管如此，热振集团的阴谋策划者还是决定在大札可能出现的地方进行伏击。其中一次机会是在藏历一月十五日傍晚，当时大札摄政出席拉萨的“酥油花灯节”，视察酥油花展；其他可能伏击的时间是当他从拉萨步行到他的隐修处（大札“日珠”）时和他从隐修处返回时，出其不意地刺杀他。第一种情况，伏击可以在夜间进行；第二种情况，可以在城外进行袭击。 热振最初对一次袭击能否取得成功有些担心。虽然他对大札的背信弃义行为非常憎恨，但是他更害怕暗杀计划流产失败后不堪设想的后果。他在给雍乃和噶多的一封信中，告诫他们不得鲁莽行事，因为“即使‘佛塔’被颠倒过来，其中部依然是中部”，即是说，即使热振喇章不拥有摄政职权，仍然会受到极大的尊敬并起重大的作用。 热振希望等待国民政府对他们求援的答复，而不打算杀害大札。 在其他信件中热振还说，如果他们继续从事这样的活动，总有一天他们可能不得不逃往荒无人烟的藏北牧区。但是热振最终还是为这种急迫的行动所驱使：他让雍乃应当做他必须做的事，但是要多加小心。 这就给雍乃和其他人的行动开了绿灯，并且热振以后还可以否认他的手下人所从事的特别行动是受他指使的。 看来热振集团的阴谋者们没有能够在1946年底的那次机会，即当大札从其山间隐修处（rikhrod）返回拉萨时及时组织伏击，因此他们便决定在1947年2月的“酥油花灯节”的傍晚用手榴弹将他炸死。 随即派了两名刺客去暗杀大札，一名是哲蚌寺的僧人琼则丹增，一名是朱倭（tehor，甘孜地区）康巴人洛桑朗杰。 当大札摄政去参观酥油花灯时，一般都有8名仲孜和4名噶伦陪同。据当时担任仲孜的夏格巴回忆，他没有得到会出事的暗示，正准备到大昭寺去迎接大札及其他官员： 这时我突然得到一份情报，我认为这份情报是从“雪噶勒空”（Zhol vgag，大札摄政的办事处）传来的，情报通知说，由于大札摄政不打算出席酥油花灯节，所以仲孜们今晚就不要去了。我觉得这确实太奇怪了，为什么他要突然取消原定的参观计划呢。（我认为）仲译钦莫是不可能不出席的，因为得由他们宣读每个酥油花雕的有关资料，所以我便决定独自前去观看。果然，大札摄政没有到场。 显然，大札不知从什么渠道得到了有人企图暗杀他的口信， 然而，他又没有得到一个正在酝酿中的阴谋的任何证据，所以只能坐等势态的发展，并保持高度警惕。当时流传于拉萨街头的两首歌谣反映了西藏首府的紧张气氛： 北面长胡子的山羊 应当机敏才是（因为）。 西边那凶残如恶魔的老虎 妄图把它吞噬。 我得在一个金锅里 爆炒一些蚕豆。 不需要太多的柴火， 从热振那里弄些杨木就够。 这两首街头歌谣在警告热振（第一首歌谣里所说的山羊），大札正在等待机会干掉他的方式，巧妙地概括了当时的政治气氛的一个方面。 大札没有在“酥油花灯节”上露面，意味着雍乃及其他阴谋者的行动计划不得不再等待几个月才有机会实施。下一次伏击大札的机会是4月中旬，当他在主持完“会供法会”（tshogs mchod，俗名“传小召”）之后离开拉萨时。他们急不可耐，终于决定采取行动。他们决定通过一种间接的手段——在送给大札的一个包裹中藏炸弹来暗杀大札。 雍乃喇嘛制造一个盒装的手榴弹，手榴弹的安全栓被拉掉之后，其触发器被固着在盒子那滑动的盖子上，当盒子的盖子被拉开时，触发器便会被带动，从而引爆手榴弹（见图片54）。 暗杀事件的策划者们起初派遣了热振喇章的一个名叫琼则丹增的仆人和甲本昌（Rgya dpon tshang）家族（与热振关系密切）的一名叫洛桑朗杰的康巴仆人把这个包有炸弹的包裹送给大札的管家，包裹上标上“昌都总管宇妥札萨致大札摄政的秘密报告”的字样。但是，当他们俩带着包裹送去时，看见许多人正在和管家议事，所以他们没有交出这个装有炸弹的包裹便回来了。于是，谋划者们又决定通过大札的主要智囊、有权有势的仲译钦莫（阿旺朗杰）把该包裹转交给大札。 洛桑朗杰于2月底的一个清晨，把这个小包裹带到了甲崩康（Rsya vbum khang）的家里。 当时只有一个名叫古如（Curu）的13岁的厨房火夫醒来，他告诉洛桑说，他的主人还没有起床，但是收下了这个包裹。洛桑装扮成一名康巴富商的仆人，告诉古如他的主人稍后便到，然后就离去了。这个年幼的火夫把包裹放在一边，后来又捎口信给甲崩康的管家说，这个包裹是一位康巴富商送来的，他很快就到。而管家没有把它视为急件，把这个包裹放进了他的住所的一个抽屉里，等待这位大商人的到来。后来他也没有向甲崩康提及包裹一事。 过了几周还没发生爆炸事件，热振集团的阴谋策划者们以为包裹还没有送到大札手中，但又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于是便向大札的住处扔进一封卷着的匿名信，企图促使他们的行动尽快实现。匿名信写道：“宇妥札萨通过仲译钦莫阿旺朗杰（甲崩康）向大札摄政送去了一封非常重要的信，但是据说仲译钦莫尚未把这封信交上去。这就引起了人们对仲译钦莫忠于噶厦的行动的怀疑。” 这封匿名信被送交了大札的管家，他认为这是企图在同盟者当中散布不和的一种露骨的表现，因而告诉他的仆人和手下的人们不予理睬。 与此同时，甲崩康的侄子更敦（Dge vdun）对这个沉甸甸的包裹产生了好奇心，觉得肯定是什么值钱的东西装在里面，便偷偷地把包裹搬到自己的房间里，小心谨慎地打开，以便能够重新包好，让人觉察不到有解开过的痕迹。当他刚好打开这个包装盒的盖子时，便弄出了嘶嘶的响声，赶紧扔下盒子往外跑，他刚一跑出这间屋子，这个包裹便爆炸了，不仅炸裂了玻璃窗，还把房间内部炸得稀烂。甲崩康把爆炸的碎片连同一封解释所发生的事件的信一起交给了噶厦。 噶厦当即把此事通知了大札摄政，并向拉萨公众揭露这次爆炸事件，指令人们搜寻交送这个包裹的人。所有在拉萨拥有居室的人都得出具没有窝藏这个人的保证，甚至租用他人房屋的那些人都须出具担保，保证没有窝藏这样一名康巴人。 。 然而，大札仍然没有收到爆炸弹片及信件，事件发生之后的两三周也未见采取行动。而在藏历二月二十三日（1947年4月14日），他突然向热振发起了反击。 热振与国民党 热振及其智囊高参们在其夺回摄政之权的活动中一直在寻求国民政府的军事帮助和政治声援。早在1945年，他们就同国民党的秘密特务和驻拉萨的国民党代表建立了联系。热振对他们说，大札是国民政府与西藏建立友好关系的障碍，国民政府官员则以对热振重新执掌摄政大权表示关心作为酬答。 于是雍乃喇嘛便拟定了几份请愿书，请求国民政府帮助热振达到这一目的，并向国民政府保证，热振重新执掌摄政大权之后决不会在中华民国政府与西藏之间的和睦关系当中制造裂痕。并且，热振将会向国民政府效力，以此来感谢所得到的支持和帮助。 这些信件是通过驻拉萨的国民党代表转交给国民政府的。 国民政府收到来函之后作出了反应，邀请热振参加于1946年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大会”。热振当然不可能参加，但他却委托自己的两位密友即康巴人甲本普·顿珠（Rgya dpon bu don grub）和拉卡普·图多（La kha bu thu stobs），他们俩都是来自汉人统治下的甘孜地区的“国民大会”代表，请他们秘密充当自己的代表去完成自己的使命。他指示他们向国民政府重申，大札是亲英分子，并设法求得国民政府的支持和帮助，以重新获得摄政之位。 他在托他们捎带的信中也表明了这一点。 但是，这条路走不通，因为蒋介石当时正在同大札为首的噶厦政府进行磋商。 热振请求国民政府帮助的更具体的证据是由1947年热振入狱后充当狱吏的一名僧官白波（Balpo）提供的。他回忆热振曾对他说： 大札和我有着师徒关系，并且，由于大札喇章当时很穷，为了使他的喇章富裕，我许诺让位，由大札暂时代理摄政职务，条件是几年之后他再把摄政之位交还给我。然而大札热衷于敌视和侵害我的喇章，更不必说把摄政之位交还给我了，因此，我们彼此之间总是发生冲突。译仓和噶厦周周的显贵们都竭力想伤害热振喇章。因而我便委派康巴商人甲本普和拉卡普到中国内地去寻求蒋介石的帮助，以重新获得我在西藏的摄政地位。然而，我没有收到任何具体的答复。 热振求助于国民党的详情在热振与他的智囊之间以及他们与国民政府之间的大量来往信件中都有反映，后来这些信件被查抄出来，噶厦在拉萨公开展览了这些信件。热振在致他在拉萨的喇章官员们的一封信中写道： 你们应当特别留心和机敏，注意国民政府是否对指令（噶厦让我复职）之事关心，查明国民政府是否真的给噶厦发了电报，不论是否发了电报，都应留意我方是否有人在南京探听，请他们打听清楚南京政府是否会马上派飞机等前来接应。因为我们得依靠国民政府的援助，如果得不到这种援助，那么我们必定会遭受灭顶之灾。……（而且）还需查明我们是否再次发出了态度鲜明的电报，表示“我们的目的达到之后，将珍视国民政府的仁慈之心，并将为国民政府效力。”国民政府也有可能会暂时搁置一下我们的请求，因为中国是一个大国，有很多事情要办。假如国民政府迟迟不作出反应，说不定那些心怀鬼胎的官员（大札及其智囊们）就会捣鬼。 1947年4月14日（藏历二月二十三日），拉萨当局收到了西藏“外交局”从南京发来的一份绝密电报，电报开封之后有一条不同寻常的指示：噶伦以下的官员不得拆阅。 藏政府的电报接收员立即把这封密电及密码本交给了噶厦，噶伦们收到电报之后慢慢地拆封破译。令他们惊恐万状的是，电报透露，热振已通过甲本普和拉卡普这两位“国大”代表向国民政府送去了一份紧急情报，请求国民政府提供军队、军事装备和飞机，帮助他推翻大札。 热振的急信还明确提出接受中国的主权，还有人认为他打算把康区有争议的藏族聚居区割让给国民政府。 这封密电还告知，国民政府已允诺在5天之内对热振的紧急请求作出答复。 这封密电向噶厦及大札摄政表明，热振及其智囊和追随者们不但在策划一场暴动，而且还对西藏本身的政治地位构成了威胁：倘若热振借助于汉人的军事力量重新执掌摄政大权，西藏毫无疑问会变成中华民国的附庸。热振从国民政府那里寻求军事支持，表明热振与大札之间的敌对行为的极端危险的升级和加剧。 噶雪·曲吉尼玛和拉鲁·次旺多吉（这两位当时的噶伦）都写道，是当时驻拉萨的英国代表处头目黎吉生首先把热振的请求带给国民政府而引起大札摄政的注意的。噶雪巴写道： 藏历二月（公历3月）的一天，黎吉生……直接去见大札摄政，神秘地告诉他说：“热振已派遣两名代表（即甲本普和拉卡普）前去南京参加了国民大会，受到的特殊的礼遇超过了噶厦派去的两名札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热振派去的这两名代表在开完国民大会之后留在了南京。他俩向国民政府递交了热振的信，承认西藏不是独立的，而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而且热振在信中还请求帮助，请求国民政府派兵入藏并向西藏提供武器和资金援助，还应当指令噶厦政府恢复热振的摄政职位。”他还说，国民政府已决定派大军入藏，支持热振重新就任摄政，还决定派大量飞机轰炸拉萨。黎吉生又说，据悉，国民政府已向甲本普提供了大量武器和金钱，热振喇章与扎什伦布寺喇章已结成联盟，正在色拉寺建立他们的军事据点。他们和他们所统领的军队正在策划在拉萨发动叛乱，以扎什伦布寺及日喀则地区作为叛乱的军事基地。 噶雪巴还写道，当大札收到这一情报后，把黎吉生所说的话通报了噶伦们；他们相应地又发了一封密信给南京“西藏办事处”官员，要求他们调查此事。 噶雪巴关于事件的陈述是不准确的，黎吉生确实在“慰问同盟国代表团”到中国内地后同大札摄政进行了会晤，也确实警告过“西藏外交局”谨防受汉人的欺骗，但这是在1946年而不是1947年。在英国和英印当局的文献档案中都没有直接的或间接的暗示和透露，黎吉生或德里当局在事件发生之前或事后知道热振曾向国民政府寻求军事支持这件事。而且，黎吉生断然否认有这样的情报：“我从来没有同大札摄政讨论过任何政治问题，也绝对没有向他提供过任何秘密情报。我在3月3日（1946年）受到了他的正式款待，当时他身体不舒服，所以互献哈达之后他便离去了，由勒宗（Sne mgron，大札的侍从副官）照顾我们。我一直没有去会晤噶伦们。直到（热振）事件结束之后，他们于（1947年）5月12日发出邀请，旨在阐明他们的立场，我才如约前往……我对这一事件毫无所知，直到4月14日爆炸事件突然发生后我才明白是怎么回事。” 显然，噶雪巴和拉鲁·次旺多吉把黎吉生早先同“慰问同盟国代表团”的会晤与他后来所收到的发自南京政府的电报混淆了。 实际上是土登贡培把热振的求援情报告诉了驻南京的噶厦政府代表土登桑颇。他这样做的动机还得追溯到在他正要被驱逐出印度之前所发生的事件。土登贡培从被流放的工布逃到印度之后，便在噶伦堡热振喇章所开的一家商号供职。1946年他显然在孟买自作主张地做起了大生意。他孤注一掷地把所有的钱都押上了，后来吃了大亏，无法追回别人所欠的债款，一气之下他关闭了这个商号。可是在他正要被逐出印度流亡中国之前，实际上已经身无分文，他不甘心，决定作最后一次努力求得补偿。尽管热振喇章非常富有，但再一次拒绝支付这笔钱。据说土登贡培发誓要报仇。 这种敌意在土登贡培初到南京的困难时期日益加剧，最后他在“蒙藏委员会”找到了一份差事，并在抽大烟时遇上了甲本普，他把热振求助于汉人之事告诉了土登贡培。土登贡培马上看准了这是他复仇的机会，因而同土登桑颇进行了接触。 搜查热振 在每个噶伦都解读了那份密码电报之后，他们详细地商讨了这一问题，但是没有提出应采取什么行动。最后，索康发言说，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有把热振带到拉萨，即逮捕热振。其他噶伦当即表示赞成。并决定应当派一名噶伦带着军队去押解热振。 当他们把这种情况向大札作了解释之后。大札的双眼饱含着泪花，但是他还是同意逮捕热振。最初委派索康去履行这一职责，后来考虑到这项任务危险性很大且不得人心，于是又指派拉鲁随同他一道去执行这项任务。索康和拉鲁担心哪怕拖延一天都会走漏风声，所以他们当晚就出发了。索康、拉鲁和两名藏军司令在札齐兵营碰头，到拉萨北郊大约1.5英里的地方去组织护卫。“卫”（Dbus）军团的代本苏科巴（Sbu bkod pa）以及那曲总管四晶官夏格巴也都到场了。索康和拉鲁这两位噶伦向军官们说明他们打算逮捕热振，并指令他们不得把他们的目的告诉给士兵们。他们指派四品官夏格巴带领一部分军队到彭波各拉关（Phan po sgo la）去封锁所有通往北面的道路。大约在晚上11点钟，索康、拉鲁、藏军总司令格桑楚臣（Skal bzang tshul khrim）、苏科巴和两名札齐军团的“如本”率领大约200名士兵从札齐兵营出发前去逮捕热振。 一位士兵回忆了那天晚上的情形： 那天晚上我正在营房睡觉，忽然听见了一声召集全体高级军官们（NCOs）的军号。接着又吹响了第二声军号，召集全体低级军官们集合。我意识到一定发生了非常严重的事件，便起床向外看，这时兵团的整个院子都挤满了马和骡子，当时我不知道还有两位噶伦在场。人员到齐之后命令如本格桑所率领的400名士兵必须马上动身……我们得知自己的任务旨在追捕噶雪巴噶伦，说他带着一些重要的东西逃跑了。 大约在次日晚上的9点钟，噶伦们到达了达隆（Stag lung）并决定在这里过夜。但是在凌晨1点钟左右，在大路上放哨的哨兵叫醒噶伦们，并告诉他们，看见几名形迹可疑的乘骑者朝热振所在的那个方向去了。 实际上这些乘骑者是受拉萨方面指派前去通知热振逃跑的。热振及其智囊们多次商讨了噶厦政府可能会采取突然袭击逮捕热振，因而打算让热振立即经由北路逃往中国内地去。 雍乃和噶多都劝告热振，如果这时离开西藏对他会更安全，但是热振担心北路太冷，怕他的小儿子白朗（Pad rnam）吃不消， 他不情愿离开西藏，那样就可能会终生在外流浪。 当热振庄园附近的一位头人到拉萨来告诉在拉萨的热振官员，看见一支军队向北部的彭波各拉山口去了，好像是去追捕噶雪巴的，这时热振的官员们才发觉了噶厦的计划。热振的官员们马上产生了怀疑，但是他们决定先从他们在噶厦中的朋友那里查清楚，噶雪巴是否在他们送信给热振要他逃往中国内地之前就已逃走了。他们很快得知噶雪巴尚在拉萨，可是却没有见到索康和拉鲁。于是他们便派人去通知热振，先来报信的乘骑者已被噶厦的哨兵发现了。 索康和拉鲁一行在达隆寺过夜时被哨兵半夜叫醒之后，他们决定立即奔赴热振寺。派遣如本阿兰达瓦（An an zla ba）率领一支50人的小分队包围热振寺，防止喇嘛僧众进行干涉；选派如本格桑带领50名士兵直奔热振的住所，因为他和热振非常熟悉，不会引起怀疑，另派与大札关系非常密切的官员甲本格桑随同前往，监督所有行动按原定计划执行。 噶伦们及其余军队则留在后面，直到一切行动圆满完成为止。 正当大部队向热振寺开进之时，又发现3名乘骑者往热振寺方向奔去，索康和拉鲁决定如果他们不超前走山腰那条路就不朝他们开枪，因为他们走这条近道就能够在噶厦军队之前到达热振寺。这3名乘骑者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为了保住性命，他们选择了山谷那条道路。但是他们还是设法通过当地民众向热振报信，而他们3人则径直逃往中国内地。转送的信到达热振寺时已经晚了。 与此同时，当天早晨收到南京方面的电报之后，然巴和噶雪巴两位噶伦便着手履行逮捕热振的主要智囊和追随者的计划。噶厦的一位侍卫官回忆了那天早晨的情景： 我们确实不知道，也没有猜测到正在发生的事情（即索康和拉鲁一行前往热振寺），甚至连噶厦的秘书们（噶仲，Bkav drung）都被蒙在鼓里，更不必说我们这些侍卫官了。人们都不知道噶伦们到何处去了。当我们问及此事时，有人答称，由于达赖喇嘛打算到哲蚌寺去，因而两名噶伦检查旅行路线去了……于是我们便通知仲孜杰全体人员马上到噶厦来开会，我们都怀疑出了什么差错，并开始面面相觑，询问发生了什么事。 当时担任孜本的夏格巴（见图片55）追忆了那变幻莫测的一天： 那天，我们正在为几名希望成为俗官的新来的候选者举行运算（Rdo rgyugs）比赛，因此我们从大清早起就一直呆在“孜康”，穿着也比平常讲究。忽然，然巴噶伦的侍卫官来到“孜康”，并向我们传达说，全体仲孜都必须马上到噶厦去参加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我们（4名孜本）私下议论，不知道发布这样一道非同寻常的命令究竟是什么原因，因为在通常情况下，这样的口信都是由“雪噶勒空”（Zhol vgag）传达的。我们马上到了噶厦，只看见噶雪巴和然巴俩人在那里。 到了噶厦之后让我们在“孜恰”（Rtse phyag）财务办公室等候其他两名噶伦到来。我们等了许久，并询问了多次，但每次得到的答复都是其他两位噶伦还没有到。我们开始议论并推测他们这么早就叫我们来开会，然后又让我们等候这么久的原因。无论我们怎样询问或何时询问，得到的答复都是噶伦们还没有到齐。过了很长时间之后，还是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的噶厦的侍卫官们终于对我们说，拉鲁今天告假，索康已到哲蚌寺附近的格培乌哲（Dge vphel dbu rtse）去检查道路，为达赖喇嘛近期出巡哲蚌寺作准备。随后我们便进去同留下的两名噶伦一道开会。 当我们进入会议室后，噶伦们便关上了门，并指出所有请求、信件等都不应当带进来，没有会间休息。基巧堪布和两名噶伦都出席了。我们坐下之后，他们便告诉我们，收到南京（噶厦政府）‘外交局’发来的一封电报……电报中提到，热振曾派人到南京打算寻求蒋介石的支持，并说了大札当局的种种坏话。接着这两位噶伦便说：“这是一种非常严重和危险的情况。大札摄政已得知此事，拉鲁和索康已前去邀请热振返回拉萨。你们大家现在都必须去查封其他卷入此事件的人的财产（并逮捕他们）。” 我们听到这话之后都非常震惊，并询问道：“如果我们去查封（拉萨）热振喇幸会发生什么意外，假如遇到了麻烦我们该如何对付？”这时有人在大声敲噶厦办公室的门……有人喊道：“起来去开门”，我记得是孜本朗色宁（nam srasqling）去开的门。敲门者是大札摄政的侍卫官，所以我们给他安放了一个小坐垫让他坐下，然后问他出了什么事。他说，正当他们用望远镜监视热振住所的动静时，发现4名携带武器的人离开热振住所经过朵德（Vdog sde）谷（经过彭波各拉山口前往热振寺）绕道出去了。他说：“可能他们正企图抓住噶伦们或者是赶在他们之前到达热振寺去向前任摄政报信，因此，最好派一部分军队去追赶他们并把他们缉拿归案。”于是噶伦们便派了一名侍卫官去叫藏军司令绕噶厦，指令他马上派兵去把那些乘骑者捉拿回来。……在噶厦办事处所进行的这场讨论花了大约两个小时。 由于这项任务非常敏感，“仲孜杰”便决定应由达赖喇嘛喇章、大札摄政喇章和噶厦的全体代表组成财产查封队。他们担心热振的亲信们可能会千方百计进行阻挠，又指令札齐代本团（藏军第二代本）派兵在拉萨热振喇章处接应他们。前去执行追捕任务的官员分成两个行动小组，以免在他们前往热振寺时引起怀疑：一组从“雪”的北门出发，一组从布达拉宫的营房出发。 据一位官员回忆： 当查封人员到达热振寺时，部队尚未到达该寺。由于官员们不能够站在一起毫无目的地等待部队到来，所以便进入了院子里。这时，一名官员建议，如果大家不聚在一起会安全些，所以查封人员便疏散开，穿过院子排成纵队。据当时的一位查封人员回忆，他认为“如果当时有人用一支猎枪射击，那一个人都不能幸免。可是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同时，雍乃喇嘛、噶多活佛、热振札萨及前热振札萨正在商讨他们的行动计划，万一噶厦派人来逮捕他们，就有对策。雍乃建议，一旦噶厦派来的仲孜官员进入热振喇章的院子，就从楼上向他们射击。热振喇章的官员们都有手枪、步枪，而且还有几挺白朗宁（Bren）轻机枪，进行武装抵抗是容易办到的。但是年迈的前热振札萨却坚决反对这样做，他说这种行动将会像30年前所发生的“丹吉林寺事件”那样，导致全面的战争，从而使热振喇章遭到彻底的毁灭。但是雍乃喇嘛反对恭顺地屈服，他建议邀请噶厦官员到一间屋子里，然后引爆一枚手榴弹，使噶厦官员和自己一道同归于尽。前任札萨再次表示反对，现任热振札萨（降白坚赞）也持反对意见，各抒己见，相持不下，未能达成一致意见，于是便我行我素。 热振札萨走进（热振喇章隔壁）达赖喇嘛家的房间里去告诉达赖喇嘛的母亲所发生的事情，并说热振决没有伤害达赖喇嘛或危及他的统治地位的意图。 噶厦派来的官员进入了热振喇章的院子，走向大殿，然后上到二楼居室。 据夏格巴回忆： 上楼之后我吓了一大跳，因为仆人、侍从和喇嘛们在没有得到任何指令的情况下在徘徊走动，因此群培土登便派他的侍从去找军队来，同时他也走出了热振喇章的院子，看见军队来了他也折了回来。军队到来之后立即冲进热振喇章院内，然后直接上到房顶，很快便完全控制了局面。我们如释重负并再次聚在了一起。 当仲孜官员得知热振札萨已到达赖喇嘛家的屋子里去了之后，便指派擦绒和一位热振喇章的官员前去“请”他马上回来，因为他是该喇章的头领。擦绒等人进达赖喇嘛家坐了一会儿，得知热振札萨已从后门返回喇章。擦绒担心他可能会逃跑，便派他的随从从后门出去追赶，而他自己则骑着马从前门追出去。然而，热振札萨已径直回到热振喇章，擦绒在门口碰见了他。 年长的仲译钦莫待热振札萨回到喇章之后便对他说，他们是来这里搜查和查封热振喇章的，因为最近发生的爆炸事件已引起了噶厦对该喇章的极大的怀疑。 他还说，热振札萨只好去一趟噶厦，并命令噶厦的两名侍卫官即夏札（bzhad sgra，噶丹班觉）和擦绒陪同热振札萨和前任札萨前往。后来擦绒回忆，他惟恐被押解的犯人会逃跑： 在几名士兵的护卫下，我们奉命押送札萨，并要求我们通知噶厦，告知仲孜官员还在搜查热振喇章。出发时两位札萨和我与夏札骑马，护卫士兵步行跟在后面……两位札萨骑着骏马开始小跑起来，我有点害怕，因为他们骑着良马走得这样快，而护卫士兵却掉在我们后面。我心想，假如他们想逃跑的话，是很容易跑掉的，可是他们并没有这样做。当我们到达达拉贡玛（Rta lam gong ma）时，便要走（去布达拉宫的）上坡路了，于是我们便下马步行，这时热振札萨问我，索康和拉鲁到什么地方去了，我告诉他们说，两位噶伦到哲蚌寺附近去检查道路去了，但是我并不敢断定。热振札萨知道我的为人，他说这看上去不是真的，接着又悲哀地说：“今天我们还打算去领取因寻访灵童和达赖喇嘛坐床典礼作出重大贡献而给予的奖赏哩。” 到了噶厦所在地之后，我们奉命把两位札萨带到彻德勒空（vphral bde las khungs，别名“孜恰”，即布达拉宫总管处。——译注），并和他们一道留在那里等候，而噶伦们则向大札摄政提交了一份解除两位札萨职务并把他们监禁起来的建议。半小时之后。两位札萨被召到了大札摄政的办公室，向他们宣读了解职令。命令说：“热振喇章明里暗里所策划的反对噶厦的罪恶阴谋现在已经大白于天下，你们必须接受严厉的审查。因此，现在你们的官衔及所有特权都将被撤销，并将依据调查事实给予适当的惩罚，到那时你们将被关进（布达拉宫中的）夏钦角监狱监禁起来”。随后，大札摄政的侍卫官便脱掉这两位札萨的官服并把他们投进了监狱。 到热振喇章被查封时，天色逐渐暗下来，所以执行搜捕任务的人员为了节省时间便决定分成两组行动，一组去查封彭康杰尊（公爵）及其儿子的家产，另一组则去查封桑堆昌·诺更敦（Sa vdul tshang blo dge vdun）的家。这3家与热振的关系都非常密切，都有参与热振集团阴谋活动的嫌疑。 在搜查热振喇章和雍乃喇嘛及噶多活佛的住所时，发现了一个像装钱的礼品包一样的锦缎包裹，上面还贴有“内装很多金币”的标签，打开一看，里面装着一枚手榴弹。同时还发现了许多与在爆炸事件中所用的那个有活动盖子一样的铁制小饼干匣，以及罪证确凿的热振与拉萨热振喇章的来往信件和信件草稿。 在查封热振及其追随者在拉萨的财产的那一天，雍乃和噶多逃离了热振喇章。第二天噶多便被逮捕，但是没有抓到雍乃，过了几天之后才在八廓街附近一个藏尼混血儿（Kha tsha ra）之家发现了他。在逮捕他之前，他跑进这家的厕所把自己反锁在里面躲藏起来。 热振被捕 据热振的一位侍从回忆，那天他在热振住所的房顶上用糌粑给鸟喂食，忽然看见军队朝这里走来。他推想这是去那曲路过这里的军队，因为士兵们路过热振寺时通常都要停下来请求热振活佛摸顶赐福。 如本阿南达瓦所率领的那支军队首先到达，他们一到热振寺马上就去警卫该寺的喇嘛。当士兵们进入寺院时，没有一位喇嘛留意他们。阿南达瓦进占该寺之后包围了热振的住宅，当他的军队控制了热振寺之后，他便用喇叭发出了信号，于是如本格桑便进入热振的住所，对仆人阿旺赤来说，他和他的军队向北开拔路过这里，希望拜见热振活佛，这毫无异议地得到了准许。于是如本格桑便派遣一名信使去告诉噶伦们一切顺利，并请求他们尽快赶到。 据当时看守热振的狱卒夏尔孜·益西土登（又名白波Bal po）回忆，热振本人对这些事件曾经作过如下表白： 在我当看守热振的狱卒时，他曾对我说：“那天早晨我正在自己的寓所里休息，札齐军团的第四如本（格桑）突然进入了我的寝室，参拜3次之后向我敬献了一条哈达，然后对我说，两位噶伦和一支军队马上就要到这里来。并且还告诉我，他们奉命来热振寺的目的，就是请我前往拉萨，并要我应做好出发的准备。这时我预感到情况不妙，心想不能就这样束手就擒，最好赶快逃走。于是就决定从寓所的后门溜掉，因为从这里可直接去马厩，可以骑马逃走。我带上金刚护身符和两名侍从准备逃走，（可是我刚一离开）如本格桑便阻止了我并拜倒在我面前请求道：大师，请您不要走，即使您设法逃走了，您的亲属札萨和在拉萨的其他亲友也会吃大苦头的。”这时我意识到如果我拒捕，我的亲友们无疑会受痛苦和折磨的。于是我又回到了自己的寝室，并问他（如本格桑），热振札萨降白坚赞和其他人是否已被他们逮捕了，格桑说他们并没有被捕，详情待两位噶伦到达之后就知道了。我还没有来得及作出反应，索康噶伦和代本雪郭巴（Shu bkod pa）等人便带着士兵陆续赶到了。 阿旺赤来也回忆说，如本格桑最初是拜倒在前任摄政（热振）面前，并且他又补充说，格桑并没有穿军装，也没有佩带武器。据他回忆，格桑对热振说，“民众大会”委派他和噶伦们来“邀请”热振去拉萨商谈关于噶厦与热振喇章之间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由于热振担任摄政时帮助过札齐代本团，所以格桑向热振表示歉意，强调说他是奉命而来的，并不是心甘情愿地领受这项任务的。热振悲哀地回答说，他不辞辛劳地办事，为噶厦效力，并且亲自去寻访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到头来却被指责犯了种种罪行。 随后索康和拉鲁两位噶伦到达了热振的寓所。他们先拜倒在热振面前，接受他的摸顶祝福，然后才落座。热振问他们来干什么，索康像如本格桑一样回答说是来请大师去拉萨商谈要事的，并让热振不必担心。热振便同意同他们一道去拉萨，于是索康和拉鲁离开热振的寓所去安排驮运人员当天下午立即返回拉萨。 据夏尔孜·益西土登回忆，热振活佛曾把他自己被押送到拉萨的经过告诉了他： 索康对我说，他们特地前来请我回拉萨，并要我马上作好准备。我问索康为什么突然叫我回拉萨呢？我启程得作些什么准备？索康回答说：“最近关于拉萨的热振喇章的官员的传闻不大好听，详情待到拉萨之后就清楚了。不过您本人是不会出什么事的，因为您是达赖喇嘛的剃度师嘛！”索康接着又告诉我：“这次您去拉萨只许带两名随从、三匹乘骑、一匹驮马就够了，不准携带任何武器，但是其他必需品可以任意带去。” 于是我的马夫便开始为我备那匹玉龙马“优珠”，我穿上一套漂亮的法衣，带上一些法物和一捆藏制100元一张的纸币，包在一件衣服里。让我的一名贴身侍卫和一名高级侍从（即司膳的“索本”）随同我前往拉萨。当我骑上自己的玉龙马时，索康出面阻止，不让我骑那匹骏马，要我改骑一匹驮骡。索康知道我的那匹‘优珠’马非同一般，因为它曾经在一块岩石上踩出过蹄印，可能他认为如果我骑上那匹骏马就会逃之天天。 与此同时，在拉萨的色拉寺“杰”札仓的喇嘛僧众发起了反对噶厦的暴动。 色拉寺杰札仓堪布遇害 4月16日， 拉萨举行“传小召”法会，每名喇嘛僧人可得到一个银币的布施，色拉寺杰札仓的大多数喇嘛一大早就前往拉萨去参加法会并领取布施给他们的银币。当他们于当天下午返回寺庙时，得知噶厦派遣官员查封了热振喇章以及色拉寺杰札仓噶多喇章的财产。按照惯例，色拉寺杰堪布从拉萨返回该寺陪同噶厦官员进行了上述查封活动。 当热振喇章的官员于4月15日在拉萨被捕之后，色拉寺杰札仓的喇嘛们非常气愤和悲哀。但他们的愤恨并不仅仅是针对噶厦与大札的，而且也是针对他们自己的堪布丹达的，这位堪布是蒙古族格西，他是在“林周宗事件”之后于1945年被大札任命为杰堪布的。他把大札当靠山，在色拉寺杰札仓一点也不得人心，因为杰札仓的喇嘛绝大多数都是忠于热振的。 在查封热振喇章的那一天，色拉寺杰堪布露骨地取悦和讨好噶厦官员的行为激怒了杰札仓的喇嘛。二位喇嘛在回忆此事时，揭示了喇嘛们当时对他们的堪布所怀的怨恨之情。他说，在查封热振喇章和噶多喇章时，丹达没有表露出一点悲伤之情，而且还热衷于查封行动，他几乎是帮助噶厦官员们拿着他们用来点蜡的灯去查封了这些房屋的。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色拉寺其他札仓的堪布都走在噶厦官员的后面，而且明显地表露出不愉快的心情。 当杰堪布丹达积极配合噶厦官员们完成查封任务回到自己的住所后，好战的亲热振的喇嘛们便请求该札仓的高僧（拉然巴格西）去恳求杰堪布为热振及他人着想，出面同噶厦交涉。大约在下午5点半至6点钟时，这些高僧们一道去请求杰堪布向噶厦替热振活佛等人说项，可是杰堪布却生气地回答说：“你们知道什么是政治、知道热振是怎样一个人吗？是的，是的，我现在明白你们这些人的意图了，你们是想纠正噶厦的行为。” 关于这次事件，拉鲁提出了另外一种看法，他声称杰札仓的喇嘛去找的是杰堪布的管家，而不是杰堪布本人，他们对这位管家说：“杰札仓必须向噶厦呈送一份强有力而且是众口一词的请愿书，奉劝噶厦采取更加宽宏大量的态度。”管家回答说：“你们知道什么？之所以需要逮捕热振，显然是由于他犯了罪。我们的札仓没有理由干涉此事。” 无论哪一种说法正确，喇嘛代表都把从杰札仓首领那里得到的表示反对的答复带回来告知了等候在杰札仓大经堂门前院子里的愤怒的喇嘛僧众。这一答复使僧众们确信，杰堪布及其管家是站在大札一边的，如果杰札仓要同噶厦对抗并帮助他们敬爱的热振活佛，那就必须除掉他们。 随后，一大群愤怒并且手持武器的僧兵（“浪荡僧”，rdab rdob）便在远近闻名的“浪荡僧”嘉色噶波（Rgya se dkar po，又名强巴益西）的率领下，于当晚向杰札仓管家的住所冲去，当他们冲进该管家的住所时，管家拔出一支左轮手枪向嘉色噶波射击，打伤了另一位僧兵洛白噶珠（Lho pavi gar phrug）。据说随后管家的手枪卡壳了，当即被一位名叫泽培（Tshe vphel）的僧兵用一柄剑刺死了。管家的两名喇嘛随从也未逃脱厄运。 当住在管家楼上的杰堪布听到枪声并看见手持刀剑的喇嘛暴徒冲进楼下的住所时，他马上意识到这是冲着他来的，因为喇嘛正在上楼梯，他当即从房顶东北角的一扇窗户逃出，希望借助于黄昏逃掉。可是当他沿着房顶边缘朝阿巴札仓方向逃跑时，喇嘛们追上来了，他跑到色拉寺杰札仓房顶的西南角，爬上一处大型的镏金柱饰，可能想从这里往下跳到阿巴札仓的房顶上。但是他犹豫了，因为这两座建筑物的间隔约有4～5英尺，没有很大的胆量是不敢跳的。正在这时，喇嘛们追上了他，把他从柱饰上拖了下来。他们用刀、斧和剑往他身上猛刺，直到把他刺死才罢手。 一位名叫阿嘎珠古（A kag sprul sku）的安多活佛和杰札仓堪布的一位名叫顿珠的侍从趁乱逃出了堪布的住所，顿珠直奔拉萨大札摄政的住所，把杰札仓所发生的事件报告了他。 从这时起，可以说杰札仓已发动了暴乱。最初喇嘛们的行动是自发的，在发生了流血事件之后，喇嘛们围在札仓房顶上，这里站几个那里聚几个，群龙无首。他们的怨恨和愤怒情绪正在逐渐减弱，在这节骨眼上，年仅18岁的转世活佛赞年（Btshan nya）宣布由自己担任喇嘛僧众的“战争领袖”。 由于赞年活佛是杰札仓最重要的护法神马头明王（Rta mgrin）的“口”（speech）的化身，喇嘛僧众认为在杰札仓存亡攸关的重要关头，他会以其无边的法力予以保护，因此他们便拥戴他充当自己的领袖。 于是赞年活佛便从杰札仓著名的马头明王护法金刚塑像身上取来剑、银镜和五彩哈达，让他的随从背上，而他本人则在寺院四周走动，在好战的僧兵的协助下，指挥和监督喇嘛们的行动。 正在这个时候，色拉寺杰札仓最受尊敬的官员之一白图康村（Spe thub）的“基索”（spyi gso）居美朗杰（Vgyur med rnam rgyal）企图出面调解危局。他劝告好战的喇嘛停止这种鲁莽的举动，并坚持说，这些问题可以在以后商讨解决。但是他的劝告只是起到了激怒喇嘛僧众的作用，一位德霍（te hor，甘孜地区）康巴僧兵用枪威胁他并大声喊道：“你也要我们什么都不要干，那你肯定也是大札的走卒！”在赞年活佛出面调解之后，居美朗杰才得以解脱。 当天午夜，赞年活佛召集喇嘛们开会，会上作出决定，杰札仓将全力支持热振，同大札进行抗争。一大批喇嘛——大约有50人——自告奋勇于当天深夜潜入拉萨暗杀大札最亲密的智囊和高参之一甲本康，并焚烧他的住宅，然后冲进热振喇章，夺取保存在那里的枪支弹药。 随后喇嘛僧兵经由小昭寺（Ra mo che）往拉萨奔去，但是刚走到小昭寺附近的多桑桥头（Dosam）就碰上了部分武装警察并交上了火，一名警察被击毙，其余警察只好逃跑，僧兵们接着继续向甲本康的家冲去。但是当甲本康听到杰札仓暴乱的消息之后，已经搬到布达拉宫躲藏起来。他把自己的侍卫留在家里，当杰札仓的喇嘛到来之后，他们便向喇嘛们开枪，阻止喇嘛接近甲本康的住宅，并防止他们纵火。于是喇嘛们便直奔热振喇章去夺取武器，但是又与武装士兵相遇，在藏军的火力阻止下，他们抢夺武器的行动再度受挫。 紧接着杰堪布被杀害的报告之后拉萨又传来枪声，这引起了噶厦许多重要官员的担心，为安全计，他们继甲本康之后也把自己的家搬进了布达拉宫。接着他们又召开会议，决定在“雪”围墙的东、西、南三道门增派卫兵把守，并关闭所有进出大门。刚布置完毕，大札的侍卫官土登列门（Thub bstan legs smon）便跑进来哭着告诉官员们：年近七旬的大札摄政听到枪声被惊吓得从床上跌下来，血压升高，呼吸急促，生命垂危。噶伦们听说之后，立即派人去叫佛医，一部分人还准备去大札寝室为其念经祈祷。但是当到达大札的住所时，得知大札不便说话，不希望接见他们，于是噶伦们和其他官员只好返回，并决定于次日清晨开会商讨下一步行动计划。 4月17日（藏历二月二十六日），拉萨城因恐怖气氛而处于半瘫痪状态：商店和学校纷纷停业关门，从哲蚌寺调来200名喇嘛被安排在大昭寺内佯装念经，而实际是守卫该寺。 与此同时，噶厦召集仲孜杰和基巧堪布举行“机要扩大会议”，会议指出，对噶厦已经采取以及今后可能采取的镇压热振集团暴乱的一切行动，他们都将予以全力支持。但是，他们要求噶厦准许他们组成调查委员会以调查热振案件。 同一天，大札摄政指令参加“机要扩大会议”的三大寺全体前任堪布和现任堪布会后留在拉萨城内，不得返回各自所在的寺庙，从而减轻了其他寺庙加人杰札仓共同对抗噶厦的危险性。噶厦随后又派遣了一名联络官去负责接待众堪布，供给酥油和茶水等生活必需品，并确保他们留在拉萨城。 同时，噶厦还发布戒严令，实行宵禁，宣布从傍晚日落到次日黎明禁止通行，违者将遭逮捕，如有抗拒，格杀勿论。而且，还从别的札仓派遣信使去见色拉寺的官员，指令他们命令杰札仓的官员到“民众大会”来解释他们发动暴乱的原因，并交出暴乱的罪魁祸首。其他色拉寺的官员都发布了命令，但是次日向噶厦报告说，杰札仓的喇嘛不会遵从他们的命令；实际上，他们已威胁说，如果他们不停止游说就杀死他们。 与此同时，热振正在前往拉萨的途中。 热振到达拉萨 索康、热振和藏军一行在16日，即热振被捕的当天下午2时左右离开热振的住所开始了前往拉萨的旅程。拉鲁在完成热振喇章的查封任务之后于第二天在达龙（Stag lung）追上了他们。在这里，索康一行接到了来自拉萨的一封信，指示他们绕道返回。通常返拉萨要经由彭波各拉山口，取道色拉寺门前。但是为了转移色拉寺僧众的注意力，噶厦故意散布热振活佛将从哲蚌寺西面的那条路返回拉萨。由于雍乃喇嘛尚未被逮捕而逍遥在外，有可能正在组织一支军事力量准备反击，因此噶厦对此尤为担心。索康推测雍乃会前往热振寺，所以他指派了16名士兵去守卫被查封的房屋并监视雍乃的行动。 索康和拉鲁都不同意避开彭波各拉山口绕行的计划，他们认为喇嘛们不敢贸然袭击他们，如果他们发动袭击，索康、拉鲁自信能够控制局势。 于是他们立即派遣一名信差返回拉萨，告诉噶厦他们打算于次日通过彭波各拉山口返回拉萨。 当他们按原定计划跨越彭波各拉山口之后，到林布宗（Gling bu）又收到由拉萨方面送来的另一封信，告诉他们，色拉寺杰札仓的喇嘛发动了暴乱，杀害了该札仓的堪布和管家。当时热振穿着质地优良的旅行长袍，两位噶伦在收到告警信之后，认为热振的这种穿着太显眼，于是指令他换上普通喇嘛的服装。 随后把伴随热振的侍从们同他分开，并马上把这些侍从押解到札齐兵营监禁起来。 与此同时，噶厦也采取了周密的军事警戒措施。札齐兵营的四周都架起了机枪，警卫代本团的400名士兵布防于大昭寺和沿从色拉寺前面流过的著名的且然河（Bye rag）这一大片空旷地带等战略要地（见图56）。而且，还抽调军事经验丰富的如本来指挥警卫代本团，委派当时碰巧来拉萨巡游且具有作战经验的如本平康娃（Sbod khang pa）任指挥官。因此，当热振及其护送人员到达多德（Vdog sde）谷地尽头，并打算在色拉寺门前转道前往布达拉宫时，藏军已布防就绪，作好了保护他们的准备。 在色拉寺，杰札仓的喇嘛僧众决定对押解热振的两名噶伦发动袭击并救出热振。杀害自己的堪布是暴乱的明确行动，可是喇嘛们除了求得热振的高参和智囊的释放并救出热振外，实际上并没有既定的目标。由于在1945年了结“林周宗事件”时杰札仓被迫交出了他们拥有的新式步枪和弹药，所以只有一些旧式武器以及喇嘛个人拥有的几条枪。喇嘛们夺取了属于色拉寺“喇吉”（Bla spyi，寺院的高级会议）的一个军械库，但是里面所存放的也只是1911年色拉寺同汉人作战使用过的一些旧式武器。 然而，热振的被捕牵涉到杰札仓的名誉，喇嘛僧众准备誓死捍卫该札仓的名誉。因此，他们占据了色拉寺周围及其上方的战略要地，手持武器严阵以待，一旦噶伦一行出现就冲出来解救热振。 正如上面提及的，噶厦已作好了对付杰札仓喇嘛的准备。当几百名喇嘛在热振一行经过色拉寺门前从该寺冲下来时，遇到了札齐代本团和警卫代本团的火力阻击。通常情况下，藏军只有在打靶时才奉命开枪（还得节省子弹），可是这时他们接到命令向色拉寺连续射击，直到热振及其护送人员安全通过为止。在藏军猛烈火力的阻击下，杰札仓的喇嘛僧众很快被迫退回该寺。据一位从拉萨通过望远镜观察色拉寺的目击者说，看上去就像水坝决堤一样，一股红色的水流涌出来，但是这股红色的水流很快又退回了寺内。 拉鲁和热振一行安全通过色拉寺之后，径直前往布达拉宫，把热振投进夏钦角监狱监禁起来。时当1947年4月18日，即藏历二月二十七日。 这时，在拉萨街头传唱着几首俏皮讥讽的歌谣： 行为刚愎的老山羊， 把自己的胡子贴在虎上。 老虎不知羞耻， 突然吞噬了这只山羊。 我有一位山羊朋友， 丧命于老虎的口中。 如果我将来再有朋友， 决不让老虎把他看中。 热振说他似一只山羊， 被关在一个大羊圈中。 大札自称似只虎仔 装扮成山羊在行动。 在上述几首歌谣中，山羊意指热振，其名的第一音节意指头角，且与山羊同音异义；老虎指的是大札，其名的第一音节意为虎。 热振在夏钦角被置于严密的监视之下，看守们接到命令，如果热振的追随者们企图营救他，就把他杀死。 并指派噶厦的两名官员，即大札摄政的侍卫官格桑阿旺和哲恰达罕（Rtse phyag dar han）为总看守，负责热振的守护（格桑阿旺是亲大札的藏军总司令格桑楚臣家族的一名成员）。他们两人的使命是监督和管理狱中事务，向看守狱卒们发布各种命令。并委派两名隶属于噶厦的官员（一僧一俗）同热振一道住在夏钦角。俗官名叫乌坚朗珠（Dbu rgyan rnam grol，绰号普觉Spor kyog），他是龙厦之子、拉鲁噶伦之兄。在他的父亲龙厦·多吉次杰于1934年遭受惩罚时，禁止他人噶厦供职，但是在他的弟弟拉鲁·次旺多吉于1946年被任命为噶伦之后不久，他便获准进入噶厦任职。 他的僧官同事最初是土登尼玛麦如（Thub bstan nyi ma sme ru），可是当他对热振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崇敬之后，噶厦很快就信不过他了，从而任命僧官夏尔孜·益西土登（俗名白波）取代了他，噶厦认为益西土登是一位安全可靠的人选，因为在热振执政时，他丧失了庄园和房屋，并且，他对喇嘛、佛教乃至身居高位的人也不大崇敬。 除了这些狱吏之外，噶厦还派遣了大约20名士兵充当狱卒，并由一名叫甲本格桑的军士和名叫觉拉强巴（Jo lags byams pa）的低级军官负责给热振送饭。 色拉寺杰札仓之战 营救热振的努力未遂之后的次日，噶厦采取了更加严密的防范措施。噶厦担心在二月十五日开始的“传小召”法会结束之后举行的著名的僧侣游行（ser sbrengs，纪念五世达赖喇嘛圆寂。——译注）祭典仪式上，聚集于拉萨城中心的数千名喇嘛僧众会促成骚乱。因此，经请示病中的大札摄政批准，免予举行致祭仪式，这是西藏300多年来从未出现过的反常现象。与此同时，杰札仓暴乱的领导者们组织好了第二次袭击拉萨、夺取桑堆昌被查封的家中存放的武器的行动。赞年活佛及大约50名喇嘛于19日夜间偷偷潜人拉萨，向警卫桑堆昌家的藏军发动袭击，于是双方发生激烈枪战。在交战中有5名僧人被击毙，2人被击伤，1人被俘，3名藏军警察被打死。随后众僧人冲进桑堆昌家夺取武器，但是并没有获得多少武器，得到的大多是些步枪。 这次袭击的成功助长了僧人们的气焰，可是也迫使噶厦对这些叛乱的僧人采取行动。 次日（20日，即藏历二十九日）上午，西藏“民众大会”通告噶厦：再也不能忍受杰札仓喇嘛僧众的这种行为了，提议委派一位噶伦（以和平或军事手段）全权镇压杰札仓的叛乱僧众。噶厦接到上述通知后，马上召集札萨格桑楚臣和朵喀·平措绕杰两位军事总管开会商议对策。大札的坚定支持者孜本夏格巴·旺秋德丹在会上用一句古老的谚语对时局进行嘲讽：“即使狗偷吃供品也笑眯眯；即使寺庙佛堂臭气熏天依然笑眯眯。”然后夏格巴又说：“我们没有必要吝惜杰札仓的这些僧人，应当摧毁杰札仓。我发誓，假如我们采取这种行动，哪怕是一棵芝麻苗我都不会吝惜。应速派一位噶伦担任总司令前去消灭杰札仓的这些僧人。” 于是，噶雪巴噶伦自告奋勇担任这一行动的总指挥。他说，索康和拉鲁两位噶伦去押解热振刚返回，噶伦喇嘛然巴年事已高，所以这次理应由我带头。其他在场的噶伦都表示赞成，并选派军事总管格桑楚臣、仲译钦莫阿旺朗杰（甲本康）和另外30名地位较低的僧俗官员协助噶雪巴。他们的使命很简单：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粉碎杰札仓的暴乱。 他们在札齐兵营建立了平暴指挥部。同时，噶厦又向驻守江孜的错果（Mtsho sgo）代本发去紧急命令，要他火速把其统领的代本团强行开进拉萨。 噶雪巴及其所率领的官员希望马上开始军事行动，然而当他们到达时，发现札齐代本团的大部分有作战能力的军队都已被调遣去守卫布达拉宫及其他重要场所，剩下的士兵主要是些老弱病残者。他们断定，在没有首先查清有多少具有战斗力的军队可供调用的情况下就发动对杰札仓的攻击是非常冒险的，但是他们决定从札齐代本团兵营用两门榴弹炮向色拉寺的后山腰发射几发炮弹，向杰札仓僧众表明他们已经到达该寺附近，情况非常严重。令他们懊恼的是，那些缺乏经验的炮兵连一发炮弹都未命中目标，炮弹不知射到什么地方去了。不但没有起到威慑作用，反而壮了僧人们的胆，遭到喇嘛们的讽刺和嘲笑。 在拉萨，西藏“外交局”通知驻拉萨的英国代表处头目黎吉生：已派遣噶雪巴前往札齐兵营去平息杰札仓喇嘛僧众的叛乱。他们请求黎吉生让专职无线电报务员福克斯（R.Fox）用无线电与札齐兵营联系，以协助藏军的行动。黎吉生最初不肯答应帮助，但是在“外交局”再次正式提出请求并担保他个人的安全之后，他终于同意用无线电帮助藏军。 同一天，西藏邮政局长平绕（Phun rab）对驻拉萨的英国代表说，西藏政府已经停止了一周的普通邮件业务，请他们不要受理西藏人装在英国的邮包里发往印度的任何信件。 炮击色拉寺闹出的笑话刺激噶雪巴召来了知道如何使用机枪和大炮的原藏军代本泽仁晋美。 当时，泽仁是“喇恰”（bla phyag，噶厦所属专管传召大会开支和收入的机构。——译注）中的一名官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同热振活佛保持着非常亲密的私人关系（但并不是政治关系）。据泽仁晋美回忆，噶雪巴召见他表明了热振事件所造成的恐怖气氛： 那天深夜，我正准备就寝，忽然听见有人敲门。当时形势很紧张，热振已被逮捕，到处都有奇怪的声响——就像火葬场护法神在召唤。你可以听见好像有人正在哭泣呻吟——那种声音确实很可怕……我亲耳听见了那种可怕的声音……我告诉仆人不要马上去开门。由于难以弄清来访者是朋友或是仇人，我让人把妻子和母亲从后门带出去了。这时我提着左轮手枪叫仆人去窥视谁在门外，但不要开门。他说札齐兵营带了一张便条给我，我叫仆人让门外的那个人从门缝中把那张便条递进来。这确实是噶雪巴和甲本康亲自写给我的便条，要我在次日日出之前到札齐兵营所在地报到……并要我作好看护机枪（和大炮）的准备。 4月22日，噶雪巴命令藏军进行了对色拉寺附近的第二次炮击，其目的是在色拉寺不受到毁坏的前提下对其僧众进行炮火威胁。泽仁晋美向色拉寺下面的札德林卡（Grwa ste gling kha）发射了数发炮弹，他们怀疑那里隐藏着僧人，泽仁击中了林卡的房舍，掀起滚滚浓烟。 4月23日上午，一大群宗教首领和商人代表来到札齐询问噶雪巴：噶厦是否会让他们出面调解，使双方求得和解。 噶雪巴同他手下的人商量之后决定先请活佛、施主们同色拉寺的代表谈判协商，并传达了噶厦的旨意：杰札仓的僧人必须悔过自新，发誓从今以后遵守和服从噶厦的法律，并且必须交出罪魁祸首予以惩罚。 同一天稍晚一些时候，色拉寺杰札仓派出9名代表来到谈判地点且然（Bye rag）沙滩。这些喇嘛代表告诉前来调解的活佛、施主：只有等守卫在色拉寺后山的僧人们于深夜返回之后他们才能回话，并要求调解人员担保在明日进行商议并作出答复之前，色拉寺不会遭到袭击。噶雪巴答应了色拉寺方面的要求，并向噶厦汇报说，对这次事件不宜操之过急，待调解之后再相机采取行动。 4月24日，13名杰札仓喇嘛在老格西普喇嘛（Bu bla ma）的率领下于一大早便来到了且然沙滩，提出杰札仓僧众的主张。他们对调解人员说，热振活佛对西藏的幸福安宁作出过巨大贡献，因此，噶厦现在应当看在这个分上恢复热振（和噶多）活佛原有的封号和喇章财产。他们还申辩况，杰堪布丹达被害事件是由杰堪布的管家先开枪引起的，噶厦不应当坚持只惩罚个别凶手，要惩罚就惩罚杰札仓全体僧众。调解人员对这种不切实际的答复感到失望，他们对杰札仓的代表说，这样谈下去是无法达到预期目的的，并敦促他们趁早同噶厦达成和解。正如杰堪布丹达在被杀之前所进行的劝导一样，调解代表指出：热振和噶多是因他们本人的不轨行动而被捕的，所以杰札仓没有理由举行反叛暴动。假如僧众现在作出让步妥协，噶厦会给予宽恕。 调解人员以僵持下去将会导致可怕的后果相威胁，并没有动摇杰札仓僧众。他们答复说，即使噶厦毁灭了色拉寺，他们也会战斗到底；决不会承认自己有罪。杰札仓的总代表格西普喇嘛傲慢地回答说：“我们对自己的前途十分清楚。在‘林周宗事件’上杰札仓就曾让步屈服，结果是所谓的依法公正判决。我们既没有得到名声，也没有获得任何好处，我们所得到的只是对我们的僧众的严厉惩罚和流放。这一次如果我们屈服，也会得到同样下场。我们已从‘林周宗事件’中得到了教训。我们不可能取得反对噶厦的胜利，但是我们将拼死抵抗，必须看到事件的结局。” 接着杰札仓的代表们又重申了他们的立场：如果噶厦恢复热振和噶多两活佛的官衔、封号和喇章财产，如果他们不再坚持惩罚杀害杰堪布的凶手，那么杰札仓的僧众一定会“屈服并拜倒”在噶厦面前。他们说，如果这些条件得不到满足，他们将会战斗下去，即使杰札仓沦为“一个坍塌的帐篷”也在所不惜。 次日，色拉寺的代表带来了一份书面声明，重申了僧人代表所提出的条件，并且声明这已经过“杰札仓全体僧众一致”签名同意。调解人员把这份声明交给了噶雪巴，极力劝告他不要要求交出指定的僧人。噶雪巴在同手下的人开会商议之后，同意了这项条件，前提是杰札仓喇嘛集体向噶厦投降。调解人员把噶雪巴等所提的条件转告了杰札仓喇嘛，可是过了几天都没有得到答复。因此，到了4月26日，噶雪巴及其所带领的军官们看到调解失败，便决定向色拉寺发起攻击。 噶雪巴的作战计划是从三个方向同时向色拉寺发动袭击：江孜代本从西面，札齐代本从北面，侍卫代本从南面，形成三面合围包抄，袭击行动于4月26日天黑之后开始。当夜幕降临时，札齐代本的官兵悄悄移师进入多德山谷，从北坡爬上色拉寺后山，摆开向控制山顶的僧人发动突然袭击的阵势。与此同时，江孜代本从曲桑（Chu bzang）向上移动，做好了袭击色拉寺顶部（Dbu rtse）的准备（见地图10）。 27日破晓，从北面发起进攻的官兵首先攻占了都日山（Gdug ri），夺取了色拉寺后山的制高点。他们从这里俯射驻扎在都日山和泽日山（Rtseri）之间的低洼地带的僧人，很快把他们驱赶回泽日山。最后他们终于以重大伤亡为代价，攻占了泽日山的山头。札齐代本发起攻击，首先夺取了格桑日错（Ri khrod，山中部），随后又攻占了曲当康（Chos steng khang）。 这支部队在进攻中也受到僧’人的顽强阻击，但是他们得到了札德林卡友军的机枪火力的援助。 在西面，江孜代本经由年热（Nya re）谷地的曲桑（Chu bzang）攻占了色拉寺上部，并与从山顶上冲下来的札齐代本官兵会师。同时，侍卫代本团的一部分军队从吉苏（Pphyi zur）向著名的札俄古卡（Grwa vog sku mkhar）发起了攻击。侍卫代本团的其他部队在色拉寺前面的空旷地带疏散开，防止杰札仓僧人蜂拥而出冲向拉萨，同时逐渐在色拉寺大门前收紧包围圈。虽然从札齐兵营发射的炮弹大多数都落在色拉寺外围，但是猛力的炮火声援了噶厦的军队。 据车仁晋美回忆，第一发炮弹从色拉寺后山飞过落在了山后面的彭波地区，第二发炮弹命中了色拉寺中部有名的向阳窗（rab gsal），第三发炮弹击中了曲当康并引起了一场小火。车仁说： 假如我们真想摧毁寺庙，那五、六分钟就能使它化为灰烬，但是我们所要作的只是用两三门大炮集中向一个地点射击，进行火力威慑……而且，我们把炮弹发射在色拉寺与曲当康之间的岩石上，以便更有效地吓唬寺内的僧众。我们只是注意火力威慑的效力，没有意识到岩石后面还躲藏着一大群僧人，所以当我们开始向自以为是一片空旷地带炮轰时，僧人们就像小小的红蚂蚁一样蜂拥而出。于是我们又向色拉寺东边的围墙下的巡行过道射击。 随后我们接到命令，要我们移动位置，以利于更好地发挥火力作用。因此我们便把两门榴弹炮留在札齐的北边，把另外两门大炮移到了泽松塘（Tshes gsum thang）。这就靠近了色拉寺，所以我们生怕僧人们可能会突然袭击我们。如果1000名僧人冲出来向我们兴师问罪，我们的两门大炮能管什么用呢？因而我们开动了自己的脑筋，我们了解到僧人正通过望远镜在监视我们，所以我们就砍倒了几棵柳树，并将其劈成大炮一样的形状，然后用黑色的防雨油布遮盖起来，把它们摆开，这样从远处看去我们好像有4门大炮架在那里。 当僧人们撤退到寺中之后，藏军官兵们便在山顶上升起了他们的军旗。据一位喇嘛回忆，当这些战旗升起时，色拉寺的僧众认为这是他们前天刚缝制的新战旗。只是在逃跑的僧人开始返回寺内时，他们才觉察到所发生的事情。 到了中午，僧人们便被彻底包围了。从制高点俯视色拉寺，藏军不仅能够任意向下面射击，而且还能够用反射镜向札齐兵营的炮兵发送信号，告诉他们僧人聚集的位置。噶厦看到胜利在望，便命令藏军停火，以便向僧人提供投降的机会。噶雪巴确实派遣了一位秘密信差去恳求僧人们这样做，然而像先前采取的行动一样，依然没有奏效。 4月29日早晨，藏军发起了最后一次攻击。江孜代本、札齐代本和侍卫代本的官兵从不同的方向冲进了寺院。僧人们看到局势已无可挽回，一位好战的僧人达如门巴（Tha ru me vbar）便主张焚毁色拉寺内的所有财物，使其不至于被藏军盗走或毁掉。他希望把所有财物集中于大经堂中，然后放火烧毁经堂。而寺中以僧兵格尔嘎（Sger dgal）为首的另一部分人则企图说服那部分僧人，他们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召集一大批僧人斗士设法突围。格尔嘎说，他知道这样做会带来伤亡，但是既然有一部分僧人能够逃出去，总比全体束手就擒要强。他的这一建议在僧众当中没有找到响应者，于是他便从作战地撤退下来向杰札仓大经堂走去，当他到达那里时大吃一惊，他发现僧人们正在大经堂的大门处堆放木柴，准备放火烧毁。他气愤地对这些僧人们说，高僧大德历经几个世纪才修建起来的杰札仓不是供你们烧毁的。并告诉僧人们，他将以自己的生命来抗争，阻止焚毁寺庙的事件发生。其他僧人都不敢同这位僧众领袖和最凶狠的僧兵格尔嘎作对，只好把他们堆放的木柴搬走了。 此后，一些暴乱的策动者企图偷偷溜掉，接着又有一些人挥动一条白色的哈达示意投降。大多数僧兵回到各自的房间换上了喇嘛的僧衣，然后坐下来念经祷告，等待藏军的到来。 噶雪巴向各级军官发布了坚决的命令，要求藏军应当立即用他从拉萨带来的锁将杰札仓的所有房屋锁上，以防军队抢劫寺中的财物。由于这样做，色拉寺杰札仓的财物基本上得以保全。 次日即4月30日，噶雪巴将色拉寺各札仓的官员召集起来，在对他们的不顾自己名声的可耻行为进行了严厉的训斥之后，开始进行调查审讯，以辨认暴乱的参与者。他还让官兵搜查寺庙并没收了寺内所存放的所有武器弹药。5月4日，赞年活佛返回色拉寺，他的位置被另一位喇嘛占据，其他出逃的喇嘛首领在大约一周之内相继被迫捕回来。 5月2日，杰札仓的官员们签署了一项协定，表示今后全寺僧众将遵守政教法规。噶厦的军队在圆满完成战斗任务之后从色拉寺撒出，胜利返回札齐和拉萨。 至此，色拉寺战事正式结束，喇嘛僧众恢复了念经修炼的正常宗教生活。噶厦政府与杰札仓双方的伤亡数量不清楚，可是至少有200～300名僧人被打死，藏军可能只有15名士兵被击毙。 战事结束之后，22名僧人被捕，被押解到“雪”，他们在那里同热振喇章的官员一道受到了惩罚。每个僧人在受到100～200皮鞭抽打之后被戴上了脚镣手铐和木枷。除了5名暴乱的策动者被投进“雪”狱终生监禁之外，僧人们都被各家贵族分别监护起来。 其中一位当时担任监护人的贵族描述了他的经历： 交给我们的这个人戴着镣铐和木枷，我们派人去把他收留下来，他遭受皮鞭的抽打伤势非常严重，以致花了五六个小时才到我们家。他穿着一件白色僧衣，被打得皮开肉绽。我们让他在仓库里过了一夜，次日便把他搬进了房屋的中层。当时色拉寺桑东札仓（bsam gdong）的喇嘛来拜访我并说：“我们听说已把他（多吉）交给了您，我们担保他是不会逃跑的，如果他这样做将由我们承担责任，因此我们恳求您对他仁慈和宽恕。”我们向这些喇嘛保证，将仁慈地对待他，但是既然噶厦已把他交给了我们，假如他逃跑了将由我们负责……我们仁慈厚道地待他，从不让他为我们做任何事。后来，当他的伤痊愈之后，他就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了，可以自己进食、喝茶和揉糌粑。他懂得并擅长缝纫，所以便通过这一技之长来挣钱。许多人找上门来请他裁缝衣服，这样他就聚集了地毯等大量家产……我们只是当他在家里时才给他解开镣铐……我们确信他决不会逃跑。可是，有一天他突然逃跑了，我们到噶厦去报告了这件事，噶伦们告诉我们，类似的案件已发生了许多起。 反思杰札仓事件，杰札仓僧众的惟一希望是在夜幕的掩护下偷偷溜出寺庙直奔札齐，在那里他们在人数上胜过藏军，逼近兵营会使藏军的武器优势失去效力。如果他们这样做，将不得不付出重大的伤亡代价，可是也能够给藏军造成重大伤亡。假如在札齐取得胜利，就有可能致使噶厦作出重大让步。与此相反，杰札仓的僧众坐以待毙，任噶厦的军队利用其压倒优势的火力打击他们。正如上面所指出的，色拉寺战争也许是一场傲慢和名誉胜过合乎逻辑的军事冒险的战争；战争以噶厦的彻底胜利而告结束，这是毫不令人奇怪的。 热振受审 热振被捕四五天之后便开始接受审讯。审讯委员会由“民众大会”的成员组成，他们为了对热振表示礼貌，没有要求他跪在调查审讯人员的面前，并让他穿着通常所穿的法衣。 第一次开庭审讯时，热振不承认自己做过任何有损于西藏政教的事情，他只是对审讯人员说：“尽管大札不遵守我们（移交摄政之权）的协定，并且做出了许多损害热振喇章的事情，但是我从来没有图谋杀害他。大札和我有着师徒情谊，我决不可能想到要伤害他。” 第二次受审时，热振对“民众大会”的代表说，他对与会者所提出的任何指控既不会接受也不会否认，不愿作任何回答。但是他向审讯者保证，他会把一切告诉大札，并一再要求“民众大会”代表安排他同大札会面，当面作出解释。 “民众大会”主席敷衍了事地对热振说，作为一名在押犯是不能面见大札摄政的，但是如果他向“民众大会”把一切解释清楚，他们会设法将这一要求转告大札。“民众大会”的领导者又告诉热振，如果他现在不承认自己的罪行，他们就会把他所写的那些构成犯罪的信件向公众展示。 热振拒绝向审讯者作出解释。 在第三次亦即最后一次受审时，审讯者首次向热振出示了从被没收的来往信函中选出来的部分信件，这些信件涉及热振及其同伙商议报复大札当局的计划和寻求国民政府帮助等方面的内容。热振在受审后向狱卒夏尔孜·益西土登描述了审讯的情形：“这些信件的主要内容是说大札摄政变本加厉地伤害热振喇章，我们不能容忍伤害本喇章的行为。因此，我们别无选择，只好进行还击，及时进行针锋相对的报复。然而，我确实不知道送炸弹这件事。” 据益西土登叙述，热振把他基本赞成对大札进行报复与他对暗杀行动这类单个事件缺乏专门的了解这两方面区分开了。 热振看到审讯者向他出示的信件之后，意识到企图否认热振喇章参与了对抗噶厦的行动是毫无意义的，于是决定把最大的希望寄托于乞求西藏僧俗名流的帮助上。他让狱卒益西土登和乌坚朗珠给他找来笔和纸，写下三封信：一封给达赖喇嘛的大经师赤江活佛；一封给有权有势的僧官仲译钦莫群培土登；一封给噶雪巴噶伦。热振写好信之后，请求这两位狱卒为他秘密地把这些信发出去，但是他们却把信件转交给了大札摄政。 写给群培土登和赤江活佛的信，基本内容是请求他们为他从狱中获释奔走出力；然而写给噶雪巴的那封信的内容却是，如果噶雪巴不帮助热振，将受到某种威胁。据益西土登叙述，这封信写道：“由于您熟知热振喇章与大札摄政之间产生不和的来龙去脉，因此我请求您设法帮助我获释。假如继续监禁我、折磨我，那么等到水干鱼现时就会见到令人不愉快的结果，请斟酌。” 热振集团的重要人物热振札萨和噶多活佛却很快承认了对他们所提出的所有指控，噶多甚至还自愿承认他于1945年曾派刺客去刺杀拉鲁·次旺多吉。因此就没有必要再延长审讯时间了。 热振本人对他自己的命运的看法在他被捕之前所写、之后被查抄出来的信件中披露出来。在其中的一封信中，热振列举了他所犯的三大错误：“由于（我的）儿子白朗（Pad rnam）太年轻，难以去羌塘（Byang thang）任职；把（他的同父异母兄弟之妻）次央（Tshe dbyangs）当作自己的妻子（Sne lcam）；把希望寄托在大札喇章上。因这些所作所为致使我自己的业报（karmic，即我自己的命运）丧失。” 1947年4月27日，即热振被拘留于夏钦角监狱10天之后，亦即对杰札仓发起总攻的那一天，西藏“外交局”向驻拉萨的英国公使黎吉生发去了如下正式信函进行解释： 前任摄政热振及其追随者们怀着某种邪恶的动机，送来一个炸弹交给摄政荣增（Yongs vdzin）呼图克图。热振及其所有支持者和追随者都当着西藏“民众大会”成员的面承认了自己的罪过，并已在认罪书上签字画押。这位对策划反对噶厦的危险的革命活动负主要责任的人物所写下的大量构成犯罪的信件手稿已经大白于天下，西藏“民众大会”全体成员看了这些信之后都非常吃惊。因此，凡是参与反对噶厦活动的人都已被捕并受到监禁。这时，色拉寺杰札仓部分不负责任的僧人举行武装暴动，支持那些心怀鬼胎的人，他们无法无天，反叛噶厦，并且杀害了杰堪布等4名官员。尽管犯下了如此严重的罪行，但是西藏“民众大会”，包括哲蚌、色拉、甘丹三大寺的代表依然一致决定，对叛乱者只能采取宽大仁慈的措施，至今仍然表现出极大的忍耐和克制，没有断然采取强有力的惩罚手段镇压他们。 事实上，写信人的真实书信手迹以及由参与热振喇章与杰札仓所策动的那些史无前例的非法活动的人所签字画押的认罪书人人都能看见。特向您提供这一信息，望铭记在心，并请马上电告英印政府。 当噶厦把热振与他的主要官员之间的那些构成犯罪的来往信件进行公开展览时，针对热振及其主要官员的审判案的气氛紧张起来。也许热振在很大程度上是听信了雍乃和噶多的谗言，可是他显然是热振喇章的操纵者，完全能够阻止这一阴谋事件的发生，因而他对这一事件负有不可开脱的罪责。 对热振及其追随者作出惩罚用刑的决定比对他们定罪要难得多。“民众大会”的某些成员如土登列门（Thub bstan legs smon）等主张，热振犯了非常严重的罪，应当依据7世纪时松赞干布所制定的法典予以严惩。并从档案馆中找来这份文献进行仔细的分析领会。法典宣布，策动反对藏王的叛乱者，将处以“扔下悬崖”的刑罚。其他人则认为，这种刑罚并不适用于这一案件，因为冲突双方的首要人物都是喇嘛。另有一些人认为，此案与1899年发生的丹吉林事件相类似，宜于施用相同的刑罚；还有许多入主张，这是一种十分严重的罪行，因为此案不仅涉及有待裁决的当政者的生命，而且还关系到把西藏领土拱手交给中华民国以换取国民党的军事支援的重大问题。 由于审讯者内部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民众大会”最后指定让负责草拟案件裁决建议的官员（如鲁康娃等人）拟定几份讨论稿。 这些审判官们围绕着这一问题争论了八九天，相持不下。随后，热振活佛在没有得到任何审讯结论的情况下，于1947年5月8日死于狱中。 热振之死 热振之死震惊了拉萨，使拉萨僧俗民众陷入了极度悲哀之中。同时也明确提出了谁是害死热振的凶手的问题，诸种事件交织在一起，难以弄清真相。不过，最近发表的热振的狱卒益西土登所写的回忆文章所持的看法是，热振是被杀害的。 在热振临死之前几天，他曾感到轻微的头痛，问看守他的两名狱卒，他是否能搬到另一间较为明亮的屋子里去。 “民众大会”拒绝了他的请求，但是找来佛医给他看病， 指示看守只准佛医和热振交谈有关病情的话题。医生堪穷·堪绕诺布在给热振诊脉之后说他患了中风病（grib rlung），这是一种周期性神经错乱疾病，需要服“阿格尔三十五（agar-so-nga）”，他开了药方，但又告诉热振得请示“民众大会”批准才能配药，热振赞成医生的诊断，需要这种药，并要求多开一些“阿格尔三十五”。 同一天的下午4时左右，大札摄政的侍卫官格桑阿旺（雪准）给狱卒带来了3颗药丸，是用纸包着拿来的，要狱卒让热振服用。下午5时，热振服下了两丸药，狱卒发现这些药丸非常软和湿润，包药的纸上留下了黄色的斑点。 天黑之后，雪准格桑阿旺又来到牢房，察看热振的病情，问狱卒热振服用了他带来的药丸之后效果怎样？狱卒告诉他，热振在服了第二丸药之后，病情似乎加重了。他叮嘱狱卒照料着热振把第三丸药服了，并说他过一会儿再来看。热振服用最后一丸药之后不久，他的病情便恶化了，他感到恶心，想吐又吐不出来，呼吸短促，身体已经支持不住了。他用微弱的声音要求狱卒快去英国驻拉萨代表处（设在德吉林卡，——译注）请印度医生来给他打针。 晚上11点钟左右，格桑阿旺总看守又来巡视监狱，狱卒把热振病危的情况告诉了他，并说热振要求请西医来打针治疗。格桑阿旺听了之后耸了耸肩说：“深更半夜的，到哪里去找医生来打针，简直是异想天开！”说完就走了。过了几个小时，大约是在深夜1点10分左右，热振活佛便去世了。 在他临终前的几个小时，似乎非常疼痛难忍，许多官员回忆，当时他们都能听到深夜从夏钦角监狱传出的疼痛喊叫声。 看守热振的两名狱卒马上把热振去世的噩耗报告他们的上司孜恰达尔汗·土登达堆。第二天，当“民众大会”刚一召开，他们便向与会者详细汇报了热振从患病、治疗到逝世的过程。与会者要求狱卒写一份关于热振活佛从患病到去世的经过的报告，写清楚具体时间，然后呈报噶厦。 随后会议又决定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由噶厦政府、三大寺和热振喇章的僧俗官员组成，负责检查热振的遗体，寻找被害证据。 据当时该委员会的成员孜本夏格巴回忆： 我参与了此事（“民众大会”调查热振之死一事），我完全不认为他当时是被杀害的…… 许多人都认为他是被去掉睾丸致死的，可是我们希望进行仔细的调查。我们派了一批人去察看热振的遗体，这些人包括札萨擦绒·达桑占堆、堪穷洛桑扎西、杰达巴（Rgyas dag pa）以及热振喇章和杰札仓的代表。 当他们验完尸返回来之后，擦绒对“民众大会”代表说，没有找到热振被勒死的证据，也没有发现有伤口或其他痕迹。他说，正如你们大家所熟知的，我们审讯热振活佛时，是由“民众大会”主持的，因此没有人伤害他，甚至连用手指拍他一下都没有过。但是在他的背部臀部上面有一道伤痕。他说这可能是受到护法神的惩罚所致，大家都嘲笑他这种说法。 调查委员会中的一名成员证实了夏格巴的叙述，并且补充说，看守热振的两名狱卒坚持要调查委员会彻底检查热振的遗体。他又说： 我看见热振喇章的全体官员在见到热振的遗体时都在流泪，随后把热振的遗体移交给了他们，要他们举行必要的仪式，并让他们从热振喇章领回一些必需的衣服和食物等用于这些仪式（因为热振喇章已被噶厦查封，难以进入）……当遗体被运抵拉萨协德寺（Bzhi sde）之后，被安放在大寺内，并用一块红绸缎盖着面部让人们瞻仰。随后，拉萨成千上万的人到这里来向遗体告别，人人都流着眼泪，彼此悲伤地大声哀叹，他们说：“究竟是什么灾祸降临到这样一位高僧大德身上了！最光辉灿烂夺目的大活佛沦落到这样一种可怜的地步，这是多么可怕的事件啊，简直不可想像！…‘我们看见从热振的鼻孔里流出了一股鲜血，浸透了覆盖遗体的那块布……热振的遗体是在帕邦喀火化的。” 夏格巴接着又叙述了热振活佛的葬礼： 随后热振的遗体被放在一乘小型的担架上抬走了，他们把遗体放进浴缸里洗净，并作了必要的药物处理，然后给他穿上法衣，安置在法座上……当听到人们谈论热振是被杀害的话之后我的心情非常烦乱，因为我是调查委员会的成员，我们审问了所有的人，包括卫兵和看守，他们都留下了口供，但是没有一个人这样说过。 问：假定有人提出假口供，说他在场，而实际上他并不在场，您对此作何解释？ 答：当达赖喇嘛于1950年去亚东时我在那里，有一天早晨我同邦达昌和桑颇一道吃早餐，邦达昌说，热振是被杀害的，我告诉他请不要这样说，因为我们在事件的整个调查过程中都在场。对此，邦达昌回答说：“觉拉强巴（膳食官）在这里，您为什么不去问他呢？”我们把强巴叫进来，他所叙述的关于事件的细节与他对调查委员会讲的完全一致。邦达昌被惊呆了，他当即问强巴为什么要撒谎，他说：“现在该讲真话了。在拉萨我就是这样说的，所以很多人说热振是被杀害的，现在你要讲真话。”强巴回答说，实际上他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因为那天晚上他告假回家了。于是我（夏格巴），问道：“那怎么可能呢？你当着民众大会代表的面说，那天晚上你去给热振打热水和干别的事了，而现在你怎么能说当时没有在那里呢？”随后强巴便不吭声了。这时，我第一次产生了怀疑，我认为他们是在欺骗人们。在此之前我从未产生过怀疑，在这之后我也产生了疑心。 尽管与热振之死有牵连的人都没有承认过热振是被杀害的，但是现在看来热振很有可能是被毒害致死的。 当时在拉萨流行的言论都声称两名狱卒之一、龙厦之子乌坚朗珠对热振之死负有责任；范围再扩大一点，此案也牵涉到乌坚朗珠之兄拉鲁噶伦。而狱卒益西土登却认为总看守格桑阿旺与此案有关，因为是他为热振送“药”来的，因此犯罪的线索便与大札摄政和他的札萨联系起来了。据一位原噶厦政府官员回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同拉鲁一起在西藏受关押时谈到了热振之死这件往事，当他问拉鲁是否真的派人去杀害了热振时，拉鲁回答说：“我怎么可能派人干这种事呢？干这种事的人需要有人指使（bkav）。” 在藏文中这句话的意思是，身为噶伦是不可能干这种事的，除非得到了上司的授意。惟一能够下达这样旨令的人是大札摄政，摄政的管家大札札萨可以以摄政的名义传达命令。现在的证据表明，大札或者很有可能是他的管家的行动或许得到了部分噶伦的认可和支持，因此他们对热振之死负有责任。 有理由认为，大札当局肯定希望除掉热振，因为他是抵抗大札的核心人物，也是策动反对大札的暴乱的最重要的因素。他作为一位大活佛名扬藏区，一直受到广大僧俗民众的尊崇，在他被捕之后，宗教声望不但没有受到丝毫影响，甚至还有所提高。因此，只要热振活佛活在世上，大札摄政当局就面临着一场推翻噶厦运动的威胁。热振竭尽全力，企图利用国民政府的军事力量重新登上摄政宝座，这就把热振与大札之间的争端这一内部政治问题转化为十分危险的有外部力量卷入的冲突。虽然热振身陷囹圄，但只要还活着，就可能会给汉人以干涉西藏内部事务的口实。李铁铮透露，蒋介石当局发来电报，要求噶厦政府对热振表现出宽大和仁慈，不要作出杀害他的决定。蒋介石当局的这一请求正好表明其对热振非同寻常的关注及直接插手西藏事务的企图。 似乎是在1947年，大札或是他的管家担心国民政府插手西藏事务的行动蔓延开来，出于对西藏安宁的需要，他们作出了杀害热振的决定。 “民众大会”提议对噶多活佛和热振札萨·降白坚赞处以挖眼（龙厦即受到了这样的惩罚）酷刑，免去热振活佛系统杰珠（Rgyal sprul）呼图克图的封号，只保留措钦活佛（Tghogs chen sprul sku）的名号，没收热振担任摄政期间所获得的全部庄园和财产。大札否决了上述提议，指令噶厦将刑罚更改如下：“虽然理所当然应考虑判定为重罪，但是我请求施用剜目的刑罚，这是出于年轻的达赖喇嘛长寿的考虑。这是我个人的判决。”接到这道命令时，噶伦们对大札摄政对企图杀害他的政敌表现出的宽大仁慈感到吃惊，但是他们还是改变了原来的判决，改为处以250皮鞭的笞刑，并处以终生监禁，由侍卫代本监督执行。 彭康父子、桑堆昌和年迈的原热振札萨在接受审查之后，没有发现卷入热振阴谋事件的罪证，均被无罪释放出狱，并恢复了他们的财产和封号。 当时在拉萨出现了许多评论热振遇害事件的街头歌谣： 花一千藏币买来顶髻 （他）于25日将其戴在头上。 杀害山羊的罪恶酬劳 是获得拉萨米本的宝座。 这首歌谣影射的是龙厦之子乌坚朗珠，指责他杀害热振并得到了被委任为拉萨市长（米本）的报偿。前两行指乌坚朗珠于那年藏历一月二十五日刚当上噶厦的俗官（戴上象征俗官的顶髻spa lcog）；后两行讽刺他在热振刚去世不久就得到了升迁。 罪孽深重的普觉（乌坚）， 双手沾满了杀害山羊的鲜血， 作为这罪恶勾当的报偿， 他得到了拉萨米本的宝座。 关于此事还有另一种说法： 勇士普觉（乌坚）， 双手沾满了杀害山羊的鲜血， 作为报仇雪恨的酬赏， 他得到了红色顶戴。 歌谣中的红顶戴指的是作为俗官的拉萨市长在获得官位后所戴的顶髻。 热振寺遭洗劫 正当审讯和裁决热振集团等一系列事件在拉萨发生发展之时，留守在热振寺的16名藏兵由于其狂妄自大的行为而与当地僧众和村民的关系逐渐疏远了。4月21日（藏历二月三十日），正当僧众们在举行每月一次的说戒法会（gsosb yong）时，几名藏军突然闯进了寺内，这使僧人们的愤怒情绪达到了极点，他们告诉藏兵，在寺庙举行法会期间不准进入寺庙，但是藏兵对僧人们的告诫不屑一顾，寺内的全体僧众都目睹了藏兵的这种失敬无礼的嚣张气焰，这对正在秘密鼓动僧人对噶厦采取行动的好战的喇嘛们的行动起到了促进作用。 在这些僧人首领中，有一位名叫群哲·丹增嘉措（Chos mdzad bstan vdzin rgya mtsho），他是噶厦在拉萨实行大搜捕的那天逃离拉萨躲进热振寺的热振的一位仆人。另一名首领是为热振打伞的彪形大汉乌都巴（Dbu gdug pa）。当他们俩得知杰札仓的喇嘛僧众杀死了他们的堪布并正在策划同噶厦抗争后，便决定把热振寺被没收（和被查封）的枪支弹药给他们带去。他们和热振寺的其他僧人会晤商议之后，还决定杀死这些令人憎恨的藏兵。 热振喇章的两位管家（Lde vchang，司钥）怀疑寺僧们在策划某种阴谋活动，便召集寺庙的5位负责人在说戒法会散后的当天到佛殿开会。会上，管家说他们怀疑寺僧正在谋划一场战争，并敦促寺庙负责人设法规劝僧人们千万不能这样做，否则可能会铸成毁灭热振寺的大错。随后他们又召集全体寺僧开会，两位管家在会上说：“乌都巴、丹增嘉措和杰札仓喇嘛多吉杰等人似乎正在策划撕毁噶厦的封条。一旦这样做了，对谁都没有好处。我们的活佛热振已被带走，喇章又被查封，我们只能自食苦果，不会得到什么好处。” 两位管家刚一说完，一位喇嘛立即站起来怒视着管家说： 长着无用的脑袋，耳朵不中用，穿着破烂的鞋，腿脚不灵便。当劫持活佛的人到来时你们全都向我们保密（所以我们不能及时帮助），你们一定已同他们串通好了。这些当兵的是被派来看守封条的，不是被派来欺侮我们的。你们这些掌权的是饱汉不知饿汉饥，我们饥饿已极，可是糌粑口袋却被人偷了；我们悲愤已极，却还要受人责骂。我们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了！ 其他还有一些僧人也发表了类似的抨击性言论，可是直到半夜散会时，寺僧们并没有采取行动，只是口头答应不撕毁封条，也不准备开战， 而实际上好战的喇嘛们仍然在谋划杀死寺内藏兵，夺取武器。 4月23日晚，好战的喇嘛指使当地民众硬逼着守护寺庙的藏兵同他们一起吃饭喝酒从而涣散了军心。与此同时，他们偷偷潜入热振喇章，先把两名管家关起来，然后夺取了保存于寺内的武器。次日凌晨，手持武器的寺僧包围了藏兵所在的那座房屋，并叫他们马上出来。当藏兵们出来时，丹增嘉措、乌都巴及其他僧人便向他们开枪，大多数藏兵当即被击毙，另有几名藏兵设法退回屋内并开始还击。战斗一直持续到中午，结果，16名藏兵全部惨遭杀害。 虽然暴动僧众的关键领导者乌都巴现在已控制了热振寺，但是他的一条腿负伤，不能前往色拉寺，于是暴动寺僧便改变了他们的原定计划，他们推断，倘若色拉寺的僧众坚守不住该寺，大多数寺僧很有可能会逃往热振寺，如果他们留在原地，就能够声援他们，以利再战。 因而他们便在热振寺组建了一支民兵武装，把他们夺取的大约100条枪分发给了当地寺僧和农民。 热振寺已开始暴动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拉萨，噶厦当即作出反应，派遣两名官员负责调查真实情况。当这两名官员接近热振寺时，听说寺僧和当地民众已杀害了守寺藏兵并聚集了一支武装力量。他们怕丢掉性命，没敢进入热振寺便折了回去，于是他们向噶厦汇报了实情。 噶厦中的许多人在得到可靠报告之后都希望立即派兵攻打热振寺，以恢复那里的秩序，但是他们最终决定等到杰札仓暴动事件了结之后再进行第二次出击。 杰札仓暴动失败之后的第三天，噶厦召集仲孜杰开会商议后决定，现在正是派军队去对付热振寺暴乱的最好时机。于是派出了由步兵和部分骑兵组成的一支200人的军队，带着3挺机枪，由札齐代本雪噶巴（Shu bkod pa）率领前往热振寺平息暴乱。这支军队选择墨竹工卡宗的止贡寺那条路线，以便从谷地的上部向热振寺发起进攻，并封锁寺僧北逃的路线。另一支军队由这次战役的总指挥、藏军总司令格桑楚臣率领，人数也是200人，携带一挺机枪和一门山炮，由大道经彭波果拉山口向热振寺进发，以便从谷地下部发起攻击。这两支部队的行动须协调一致，预先确定了双方会合的准确时间和地点。随同主力部队前往的噶厦官员奉命负责监管曾被查封的热振喇章的财产，现在将其押运到拉萨。 聚集于热振寺的民兵也分成两个行动小组，较小的那支队伍由最顽强的僧人组成，其中包括乌都巴和丹增嘉措等，布防于狭窄的止贡寺那条道路两旁，阻击来犯的噶厦藏军。主力部队则在热振寺四周疏散开，在通往热振寺的大道上设置一道道屏障，防止藏军由大道进攻热振寺。 噶厦发动联合进攻的计划并没有奏效，格桑楚臣率领的主力部队在听到通往热振寺的大道上已经设置了重重障碍，并居高临下封锁了通道的报告之后，停下来商讨怎样对付这种局势。由于雪噶巴率领的经止贡寺向热振寺进发的那支军队没有无线电通讯设备，没有得到主力部队暂缓前进的信号，因此赶在其他部队之前到达了热振寺附近，并同河对岸已修筑好工事的寺僧交上了火。5月9日打了一整天，战火弥漫，硝烟笼罩着热振寺上空。随后雪噶巴决定不再等待主力部队的到来，开始率兵先行渡河。5月11日，他所率领的札齐代本的官兵乘坐牛皮船渡河成功，尽管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可是在热振寺那边河岸上站稳了脚跟。藏军渡河之后，双方的战斗尚未停息，到11日晚，寺僧抵挡不住藏军的火力，雪噶巴指挥军队向热振寺推进，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寺僧和村民早已逃走，热振寺空无一人。 当雪噶巴的军队最终占领热振寺时，被眼前的情景激怒了：他们的16名同伴惨遭杀害，还有很多同伴负伤。为了予以报复，他们把乘骑和驮畜拴在寺中央，并在一座经堂中安置铺位，在寺中随地大小便，把寺内的财物抢劫一空。 与此同时，格桑楚臣所率的军队在中途耽搁了一天左右的时间之后，日夜兼程向热振寺迸发，途中遇上了三处最近刚建筑的防御工事，还能看见新鲜的马粪，但都无人防守。在他们行进途中遭到阻击，但是他们冲破火力阻击最终抵达了热振寺——比雪噶巴的军队晚到一天。 这场战争的结果，热振活佛的住所遭洗劫，噶厦的官员把藏军掠夺的所有值钱的东西全都运回拉萨。这些物品后来在拉萨被拍卖，如果有人看中了哪一件物品可以讨价还价，直到满意为止。 当时流传的一首拉萨街头歌谣对此进行了辛辣的讽刺： 热振的噶当巴法座 像一片古老的废墟。 大札的佛法隐修处 像国王的宫殿般富丽。 这首歌谣所影射的事实是：热振辉煌的寓所遭到彻底毁灭，雕梁画栋已被搬运殆尽。据说这些建筑材料绝大多数被大札用来修建自己的一处新的隐修经堂了。 杰札仓战事以热振喇章和杰札仓僧众的彻底投降而告结束。藏军即使处于腐朽不堪的境地，依然能够履行噶厦的权威；这场战争表明，拥护强有力的噶厦中央政府的势力取得了重大胜利。然而，尽管拉萨很快恢复了正常秩序，但是，噶厦与热振活佛的支持者之间的敌对情绪直到十四世达赖喇嘛于1950年底执掌西藏政教大权、揭开了西藏历史新篇章之后仍未得到消除。大札是这场斗争的胜利者，但是他为赢得这场胜利付出了代价：他所统治的西藏已经无可救药地被分裂肢解了，他的存在，并不是作为西藏和睦统一的象征，而只是一位受到广大僧俗官员、寺僧和民众藐视的领导者。 热振集团的谋反，使西藏丧失了团结一致共同对付必然会对其事实上的自治构成威胁的国民政府的一切机会。 第十五章 “慰问同盟国代表团”（1945～1946） 尽管在1945～1947年这动乱的年代里，西藏人把注意力转向了内部事务，但是国际局势依然在发生着变化。正如本书第十二章所论述的，1944年古德出使拉萨，表明英国人虽然希望把汉人的影响排斥在西藏之外，然而他们并不愿意从军事上或外交上给予声援和帮助，以使西藏作为独立的政体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例如，伦敦当局拒绝支持西藏参加战后和会，也不承认西藏派往印度的使者。西藏当局认识到英国很快将承认印度独立，这将失去其同西藏的密切联系，因而对英国的“友谊”的失望情绪与日俱增。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致使西藏去寻求同中华民国政府重新达成和解的可能性。 汉藏关系 正如我们所了解的，在1942～1943年间，由于西藏“外交局”的成立，西藏拒不允许国民政府修筑经由西藏通往印度的公路以及噶厦政府与国民政府驻藏办事处处长孔庆宗之间的冲突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发生，导致汉藏关系的大倒退。而且国民政府的立场很软弱，由于英国施加的外交压力、对日作战及无法对其下属的封疆大吏进行有效的控制，蒋介石不能够用武力把他的意志强加给西藏。并且，蒋介石还担心，如果西藏出席战后国际和会，英美等国就会提出西藏现在事实上的独立地位的真相，甚至还有可能使西藏获得法律上的独立地位。因此，蒋介石当局变换手法，着手实施一项旨在重新获得西藏的友谊并和平地解决西藏问题的计划。国民政府的这种新策略于1943年底开始实施，当时蒋介石以非常能干的实权人物、汉地佛教信仰者沈宗濂取代了孔庆宗的驻藏办事处处长职务。噶厦政府为了酬答蒋介石当局的这一举动，在蒋介石于1944年初就任中华民国政府主席时给蒋发去了一封贺信。 1944年所发生的两件事向国民政府表明，同西藏达成这样一种和解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当时，蒋介石委派沈宗濂到拉萨接任驻藏办事处处长，他为争取寺院集团对国民政府的好感，派遣了一位安多藏族喇嘛格西喜饶嘉措前往拉萨。喜饶嘉措于1944年4月到藏北边境重镇那曲，他的随行人员是大约50名汉人，他声称他们都是他的弟子。他还带着大量金钱和物品，大概是布施给寺院的财物。 格西喜饶嘉措是著名的哲蚌寺喇嘛和佛学大师，在西藏的寺庙和贵族中的很多实权人物都是他的门徒，其中就有索康噶伦。他于1936年返回青海老家，后来热衷于国民党的政治，充任西藏文化促进会会长，并担任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的副委员长。1942年，他作为（汉人控制下的藏区的）3名藏族代表之一出席了国民党的第三届“国民参政会”。 尽管有着这样的亲汉履历，但是西藏对来自汉地和蒙古的僧人所奉行的门户开放政策使其很难拒绝喜饶嘉措入藏。西藏“民众大会”就此问题进行商讨，在经过几次会议商议之后，建议以宗教为理由，准许喜饶嘉措进藏，然而，噶厦确信喜饶嘉措及其所谓的门徒会在西藏进行危险的亲汉宣传，因而在寺院中产生不稳定的影响，便竭力阻挠喜饶嘉措进藏。他们向大札建议，只让喜饶嘉措进藏，禁止他的汉人门徒和货物驮子入藏。这一建议与“民众大会”的提议并不矛盾，而只不过是要他们期待着喜饶嘉措予以拒绝。虽然大札本人是哲蚌寺的喇嘛，但还是签署了这道命令。正如人们所预料的，喜饶嘉措在没有随行人员的情况下是不会进藏的。 第二件事是关于沈宗濂随行人员的规模和人数问题。据驻拉萨的汉人事务官员向他们提供的情报，1944年3月，英国授权其驻重庆大使向沈宗濂和他的3名同事签发经过印度的过境签证。当噶厦得到该通知之后，他们请求不要给其他汉人提供旅行方便，4月5日，英国便指令其驻华大使不再签证。 在沈宗濂于4月15日到达加尔各答时，带着7名随员，他们都在英国驻华大使得到上司于4月5日下达的指示之前领到了过境签证。过了几周之后，英国政府要求拉萨当局准许这8名汉人使者入藏，因为英国已诚意地向他们发放了过境签证，如果他们在到达印度之后入藏受阻，就会使大英政府为难。西藏当局表示同意，可是当沈宗濂通知印度政府，希望从印度再带3名随从并且可能还有13人要从汉地来加入他的入藏队伍后，问题又复杂化了。印度政府答复说，依照传统政策，要准许额外人员入藏，他们必须征得噶厦政府的同意。 国民政府方面对此感到气愤，把英国驻华参赞召集到外交部，向他出示了两封汉文电报，据说这是噶厦政府分别于5月6日和23日发来的。由汉人把电报内容向这位参赞作了翻译，显然与英国所理解的西藏政府的态度和立场相牴牾。5月6日的电报否认西藏政府曾向印度政府讲过不希望沈宗濂和大批随员入藏。并讲信用地说，4月26日留在边境的官员和卫兵将在那里迎接整个汉人使团的31名使者。第二封电报说，已作好安排，准备迎接和照料从印度边境进藏的国民政府使团。国民政府的官员“以强硬的措辞”对英国官员说，“中国政府感到（他们的）使藏代表团被耽搁已久。”他（中国官员）说，“中国政府对因私人境需要签证表示理解，可是中国政府官员不可能在印度被耽搁太久，这些困难表明，英印政府似乎并没有把沈宗濂一行作为一个官方使团来看待”。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反对额外的国民政府使者入藏导源于印度政府，而这些困难则是英国人一手策划的。 西藏人所发的这两封意图明确的电报把英国人置于尴尬的境地，这正是他们担心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尽管他们希望向西藏人提供外交上的援助，但是他们并不想作出他们希望阻止汉人入藏的姿态。他们拿着这两封电报去与噶厦对质，西藏人断然否定了汉人对电文的翻译，重申他们从来没有同意过让一支31人的队伍随同沈宗濂进藏。6月11日，噶厦政府向驻重庆的西藏“外交局”官员发去了一封电报，指示他们不得允许额外的汉人官员入藏。 电报曰： 关于沈宗濂及其随员进藏问题，最初只允许沈宗濂及其妻子和他的两名随从入藏。后来，英国驻重庆大使向4名中华民国政府官员（他们的姓名已署明）、两位夫人、一名随从以及从加尔各答带来的（两名厨师和一名仆人）颁发了过境签证。因此，只能准许最多14人（包括第一批和第二批）进藏。其他尚在重庆的13名汉人官员和随从及两位夫人申请签证的问题又冒了出来。我们认为，由于我们已给首批14名汉人使者颁发了入境签证，因而不能够再准许其他人进入西藏了。 印度政府通过西藏“外交局”通知噶厦政府：依据我们于5月3日和6日分别发给中华民国当局并经驻重庆的英国大使过目的电报，我们声称，接待沈宗濂及其来自西藏边境的全体随员的工作已准备就绪；印度政府没有接到要求他们阻止接踵而至的沈宗濂和其他随员入藏的任何电报。我们在上述电报中还指出，已于4月26日派遣了一位向导官在卫兵的护送下前去迎接沈宗濂及其31名随员。印度政府要求西藏政府就是否答应接待后一批汉人使者问题作出明确的答复。 我们在致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的（汉文）无线电报中表示，我们得知沈宗濂及其随员已到达噶伦堡的消息之后感到很荣幸。我们还说，已依照去年发给他的电报的原则通知了沿途作好接待准备，并且已安排卫兵在卓莫（Gro mo，亚东）迎接他们。我们说，在藏历三月十四日（4月7日）发给你们的电报中没有对沈宗濂及其随员的进藏人数提出异议，这是由于在印度政府与中国政府之间已经达成了协议。中印政府就入藏人员数目达成的协议为：最初是4人，包括沈宗濂本人在内。后来又提出7个人的名单及从加尔各答带来的3名随从。除了已经获准进藏的14名成员之外，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决不会同意让31名汉人使团入藏。事实上，孔庆宗博士的继承者沈宗濂从来就没有提出过这样一大批随员的要求。西藏是一个自治地方，但其版图很小。在这种情况下，这么多汉人官员和随员进藏，势必造成糌粑等食品供给的困难，而且西藏僧俗民众也会因怀疑和恐惧而产生怨恨。因此，我们已通知印度政府，不要让中印政府之间已达成协议的14名使者以外的汉人入藏。你们也应当向吴忠信交涉，竭力说服他不要派已经同印度达成协议的额外人员入藏，并把交涉的结果通知我们。 西藏政府的上述担保，英国驻华大使不再补发经过印度的过境签证。国民政府对此感到恼怒，6月28日，在中国外交部次长吴国桢同英国驻华大使薛穆（Horace Seymour）进行磋商时，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这位中国外交部次长对英国驻华大使说，驻重庆的一位西藏代表向国民政府保证，他没有收到过英国人所说的那种电报。吴国桢的主要论点是，印度政府应当依照通常的国际礼节向国民政府官员发放官方护照的过境签证。英国大使向他指出：在所要进入的国家特意请求予以拒绝之后，不能再发放过境签证。吴国桢反驳说，因为西藏不是一个国家，所以这种争论是徒劳的。他敦促印度政府三思而后行。并说，如果是印度政府而不单是西藏阻止他们通行过境，中国将会表示极大的愤慨。 中国外交部次长也许并没有说假话，可是他的断然声明和主张使人迷惑不解。噶厦政府对汉人误译的原因作了调查，然后向英国人解释说，这是他们意料之中的事。他们的电报在转译成电码之后于6月11日便交给了设在拉萨的国民政府的无线电台，令人费解的是，电报在那里被拖延了一周之后才发出去。当驻重庆的西藏代表于6月19日收到这封电报时，内容已被篡改了，于是他们要求重新发一封电报。当西藏“外交局”收到了重新发报的请求之后，他们把发自拉萨汉人电台的电报原文的副本进行了核对，发现电报副本是正确的，因而怀疑汉人发报员故意拖延并篡改了电文。第二封电报于6月23日发出，但是当吴国桢同英国驻华大使争辩时，这封电报显然还没有到达西藏驻重庆代表的手中。 尽管国民政府很恼怒，但是英国人拒不改变自己的立场，如像噶厦政府一样，他们也同驻拉萨的一支强大的汉人使团形成了对立，他们怀疑一旦汉人使者抵达边境，西藏当局是否真的会阻止他们入境。他们也并不希望收回向西藏提供外交支持以对付中华民国政府的承诺。正如英国外交部所表白的： 我们的看法和主张是，如果中国方面施加压力，那么我们将不顾西藏政府所提出的不应发放签证的明确请求，我们不可能再维持西藏自治的立场，并对我们维持其自治的立场作出解释。有人建议，应当通知英国驻重庆大使和印度政府，即使中国政府首脑干预，大英政府仍然会坚持自己的方针，即奉行承认西藏自治的政策，拒绝向西藏政府所指明的那些不愿承认西藏的人签发中转签证。 虽然受到这些非难和谴责，蒋介石当局仍然继续奉行其同西藏友好相处的新策略。 蒋介石在外交上采取主动 中华民国推行其新型巧妙的西藏政策的具体手段是，任命沈宗濂接任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处长。与前任孔庆宗不同，沈宗濂温文尔雅，他不仅给西藏人留下了非常良好的印象，而且英国人对他的印象也很好。1944年7月初，沈宗濂和他的秘书在甘托克与锡金政治专员古德（Basil Gould）共度周末，后来古德在报告这次会晤时描述了沈宗濂的使命及其举止和风度： 2.他（沈宗濂）说，他已得到最高统帅的亲自指示，要他尽可能保持和我们的密切合作（他特别提到了教育和医疗方面的合作），他希望以给予西藏高度的自治来求得汉藏边界问题的解决。然而，最高统帅除了把西藏视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之外决不可能有其他想法，中国公众舆论也不可能容忍达成一项三方协定。 3.他补充说，在中国存在着这样的看法，认为一旦将西藏拉入中国的怀抱，中国政府就能够依照西藏的愿望来处理彼此间的关系。但是他本人相信，最高统帅会确立其他人今后不敢妨碍和阻挠的汉藏关系的基础。 4.他听说有人提议西藏将来的地位可以作为战后联合国的议题加以讨论，最高统帅是不可能接受这种建议的，他本人希望依据既成事实尽早求得西藏问题的和解。 5.沈宗濂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他是一位能干的中国官员，他那坦率而温和的态度可能会在西藏受到欢迎。 驻拉萨的英国代表处首领黎吉生供职于印度政府时曾在中国度过了4年，他把沈宗濂的言论视为“中国倾向于相信事情正如中国的理论宣布他们应该如此”的一个例证。在致古德的一封信中，黎吉生解释道： 2.在教育和医学领域同我们合作的谈话，在我看来似乎是在企图求得我们的帮助，以建立起一种足以使中国人取代并驱逐我们的地位。 3.“给予西藏高度自治”的建议置西藏已享有30多年的完全自治的事实于不顾；而反对达成一项三方协定的主张则完全忽视了中国政府过去的言论和行为。 4.中国所提出的新的西藏政策实质是蒋介石的创举，认为一旦西藏回到中国怀抱就会建立起他人不敢妨碍的汉藏关系基础的说法是本末倒置。为了把西藏拉入中国的怀抱，首先必须“按照中国的愿望来处理同西藏的关系”。 5.关于中国公众舆论的说法是欺人之谈。公众舆论是最高统帅以法西斯手段强加的，这不过是他本人的意见。 6.问题是最大限度地鼓动中国公众发表意见，显然是希望避免任何国际团体对西藏的地位进行调查，这也就是急于依照“既成事实”解决西藏问题及蒋介石新的民族理论提出的根源之所在。如果世界上其他国家和民族意识到西藏自1912年起就已独立，并且认识到依照《大西洋宪章》，西藏有选择自治的权利，那就会感到极大的不安，中国想削弱西藏已享有的自由度，扩充中华帝国。 沈宗濂于1944年8月8日到达拉萨后，很快便给西藏人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他竭力不插手西藏内部事务，以避免发生冲突。例如，他对西藏就涉及汉藏混血居民案件所作的裁决及混血者的隶属问题不予争论。 他尊重西藏人，并且，作为一位佛教信仰者，他还巧妙地利用宗教来显示汉藏民族之间的共同之处，他在自己的家中设置了一座经堂，积极从事藏传佛教的法事活动，求神问卦，接待所有汉族僧人，款待三大寺堪布，拜访活佛喇嘛，请教佛法，并慷慨地向寺院布施财物。例如，1945年1月，他向参加新年大法会的大约20000名僧人每人布施了（vgyed）3两藏银。据英国人估计，这次大法会耗资相当于25000卢比 。显然，沈宗濂还鼓励在藏汉商向喇嘛慷慨布施。据英国人报道，他们曾经听到一位喇嘛说：“只有英国人才不布施任何现钱。” 沈宗濂不在乎拉萨上层统治集团对中国的政治感情和态度，很快便赢得了他们的尊敬。他在拉萨建立了一所医院，并向拉萨所有官员所举行的奢侈社交活动长期予以资助，还开始在拉萨建立一个大型俱乐部，充当文化活动中心。沈宗濂巧妙地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即汉人和藏人实际上看法一致，不幸的是彼此间的关系被扭曲了。他以清王朝横暴而恶毒的政策与新兴的中华民国的对藏政策相比较，经常对西藏人说，从前不但西藏人深受清王朝的压迫，汉人也受清朝统治者的压迫，可是，现在中华民国已推翻了清王朝，藏汉民族可以再度成为好朋友。他强调说，在新兴的中华民国，人人平等，所以当驻重庆的西藏代表拜会蒋介石时，他们同他坐在一起并一同就餐。他还指出，在康区所发生的汉藏边界争端，只是由于地方官员的无知，倘若西藏当局只同中国中央政府交涉亲近，边界争端就能迎刃而解。 他强调指出，现在正是汉藏双方（即没有英国人参与）和平解决彼此间所有悬而未决的分歧和争端的理想时机。 沈宗濂在设法劝诱西藏当局直接同中国中央政府协商谈判的同时，也在努力设法促成中英间的双边会谈。9月中旬，他致函印度外交秘书奥尔夫·卡罗爵士（Sir Olaf Caroe），信中暗示，英国与中国（没有西藏参与）能够轻而易举地解决西藏问题： 古德爵士和我都认为，我们应当在自己的权限以内尽一切努力，消除大不列颠同中国之间在西藏问题上可能引起的任何摩擦和不和。在这场战争中已充分证明，我们能够进行真正的合作，并在同共同的敌人作战中献身；因此，惟一有益于我们的是，在和平时期，我们应当珍视这种非常珍贵的友好情谊，和睦相处。如果大不列颠和中国能够根据上述原则处理西藏问题，我相信在实现西藏问题公正顺利地解决的道路上就不会存在重大障碍。 10月下旬，古德和沈宗濂在拉萨进行了会晤。这时沈宗濂说，他在拉萨的任务是调查和试探，无权同西藏当局进行谈判协商。他还透露，他打算马上返回重庆向蒋介石汇报他的印象和想法。他还表达了这样一种看法，即希望英国和中国确定西藏东部边界，开辟一条穿越西藏的中印公路。他还补充说，很难想像中国会答应让西藏操纵其对外事务。 古德把这次商谈情况向德里当局作了汇报后，得到指示，要他反驳沈宗濂的主张，重申英国维持包括拥有处理同印度政府的外交关系权利在内的西藏自治的态度和立场，坚决声明英国对在没有西藏方面参加的情况下同中国进行商谈的主张毫无兴趣。 与此同时，沈宗濂在同噶厦的官员所进行的非正式商谈中强调，有必要举行最高层次的官方的认真会谈，以求得汉藏关系的和解。然而，西藏当局尚未确定怎样去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外交局”和噶厦希望使西藏事实上的独立地位得到确认；另一方面，在寺院上层、僧官甚至部分俗官当中又存在着完全不同的想法，他们希望恢复同中国的密切关系。古德叙述了西藏“外交局”秘书之一索康札萨（见图片57）于1944年9月中旬向他传递的信息。 西藏的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人都希望西藏脱离中国而独立，但是……有一部分依然认为清皇帝还在执掌政权的没有文化的无知者却相信，伦钦夏札于1914年所提出的那些主张正是西藏所能期望实现的最佳方案。这种有许多人随声附和的看法也许还得到了很多官员的支持。索康认为，在同中华民国政府商谈交涉有关问题时，最好以目前的状况（事实上的独立）为立足点，不要依据1914年条约。 正如前面所指出的，在作出如何答复沈宗濂要求重新进行商谈的决定之前，噶厦决定试探一下英国人在中国问题上打算给予何种支持。如果英国许下了坚决的诺言，西藏当局就可以公开斥责中国方面关于西藏地位的观点；可是，正如我们所了解的，英国断然拒绝给予军事支持的担保。因此，沈宗濂的上任，似乎给噶厦政府带来了转机。 沈宗濂机敏地利用了西藏当局希望西藏问题获得正当解决的愿望，劝说噶厦于1945年派遣一个代表团到内地出席制宪国民大会。中华民国于1936年颁布的宪法要进行修改，修改之后须交由全国代表大会批准，从而确立战后中国政府的格局。沈宗濂指出，这次大会是噶厦政府派遣高级代表到内地表明自己的立场和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的最好时机。沈宗濂向索康札萨透露了他的观点，后来索康又向驻拉萨的英国代表处的谢里夫（G.Sherriff）详述了沈宗濂的主张： 沈宗濂对索康札萨说，重庆将要召开两个重要的会议，一个于5月召开，另一个于本年（1945）11月召开。第一个会议将为第二个会议作准备。据沈宗濂描述，一会议的意义非常重大，会上将讨论战后领土格局和总统选举。沈宗濂说，全国各省的代表都将出席这两个大会。实际上他并没有把西藏代表与会议联系起来，但是他附带提及西藏委派高级官员作为出席重庆会议代表的重要性，当时西藏只保留了两名职位很低的官员在重庆。他坚持认为，西藏将能够在这些会议上得到益处。…… 我认为，沈宗濂参与寺庙活动并和喇嘛交往，其目的可能在于争取他们鼓动参加这两个会议。 1945年4月，蒋介石向西藏赠送了一批武器和弹药，并附上一封信说：西藏没有必要到别处去购买武器弹药，因为中国会无偿地向他们提供。 沈宗濂以此作为中央政府希望西藏作为它强大而友好的近邻的证据，他向索康札萨指出，如果有侵略企图，中国政府就不会提供武器援助。沈宗濂还大力支持在西藏人当中流行的观点，即英国人正企图从西藏窃取其边境地区达旺。 1945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使中华民国得以进一步努力诱使西藏回到中国的怀抱。在1945年8月14日所订立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中国被迫承认了外蒙古的独立。过了10天之后，蒋介石便向国防会议和中央常务委员会发布了一项声明，这对西藏的思想将产生重大影响。声明中说： 中国政府和人民应当下决心化干戈为玉帛，决不能效仿日本对待朝鲜的手法。我们应当真诚地帮助证明有自治能力和显示了独立精神的所有民族。我们应当帮助他们通过自决以求得民族独立。 假如边疆民族有能力自治，并有求得独立的坚强决心，而且具备了独立的政治经济条件，我们的政府就应当自愿地帮助他们实现自主，永远像对待兄弟民族一样平等地对待他们。我们不应当因他们选择了脱离祖国而对他们怀有偏见或恶意。我们的边疆各民族应当带着友好的精神并通过正当渠道向他们的祖国的中央政府表明自己的愿望。依照这种方式他们就能够实现自己的愿望。他们不会蔑视祖国，也不会煽动相互憎恨。…… 至于西藏的政治地位，国民党第六后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同意西藏高度自治，以促进西藏政治进步并改善西藏人的生活状况。我郑重宣布，如果西藏人这时表达自治的愿望，国民政府将遵奉我们的诚挚传统，给予西藏高度自治权。如果他们将来具备了独立的必要经济条件，国民政府将依照外蒙古的先例（如前所述），帮助他们获得独立地位。但是西藏必须拿出证据，证明能够巩固其独立地位并维持其连续性，使其不至于变成另一个朝鲜……我们必须遵照《大西洋宪章》的精神和民族自主原则处理好世界上的民族问题。 沈宗濂向噶厦政府提交了上述声明的一个译文副本以及其他有关战后西藏地位的讲演稿， 1945年9月下旬，沈宗濂向噶厦转交了国民政府邀请西藏派遣一个高级代表团，最好派一位噶伦到内地参加即将召开的制宪国民代表大会的请柬。 与此同时，西藏同印度政府之间在达旺和“东北边境特区”所发生的冲突仍未停息，藏印之间又发生了一场新的冲突。由于对印度布匹贸易的限制导致了西藏的布匹贸易禁运，从而扩大了反英、亲汉势力的影响。此外，随着热振势力的增强及色拉寺事件的发生以及英文学校的关闭，英国不愿以过多的表白来助长西藏长期安宁的最好机会和最大希望是重新确立同中华民国的友好关系这种想法，因而也就不愿支持西藏。于是，噶厦政府便决定接受沈宗濂的建议派遣代表团赴内地。然而，由于担心过早地失去英国的支持——这种支持虽然很有限，但却是西藏所能得到的惟一的外援——他们决定就向内地派遣使团一事对英国人保守秘密。 1945年10月初，噶厦和仲孜杰策划了一个巧妙的阴谋，并于10月20～21日得到了“民众大会”的认可。 西藏当局受到国民政府驻藏代表于9月在拉萨精心布置的抗战胜利庆祝活动的鼓舞和启示，决定派遣一个“胜利庆贺使团”前往印度和中国内地。以此为幌子，他们可以同国民政府举行会谈，如果有必要的话，甚至可以出席中华民国制宪国民代表大会。 “慰问同盟国代表团”的建立 西藏“同盟国胜利庆贺使团”的团长为札萨喇嘛绒贝隆·土登桑培（Rong dpal lhun thub bstan bsam vphel），副团长为札萨凯墨·索朗旺堆，代表团成员有凯墨·泽旺顿珠（四品官）、益西达杰（翻译）和强俄巴·多吉欧珠。 除了这5人之外，噶厦政府又从西藏驻南京办事处增派了5名官员，他们是：卸任西藏驻京办事处处长孜仲·土登参列（Rtse mgron thub bstan mtshan legs）、新任办事处处长堪穷·土登桑颇、哲尊·土登才旦和翻译土登僧格及强巴阿旺。 代表团一行8人于1946年初到达印度，他们作为印度政府的贵宾在加尔各答住了一天，2月25日便前往德里，在这里，印度政府给他们提供了一幢房屋并配备了两辆军车。 同时，噶厦政府在征得“民众大会”同意之后，草拟了一封致蒋介石的信，表明胜利庆贺使团的真正目的。信中把自清王朝以来的汉藏之间的传统关系的实质说成是“喇嘛与施主”之间的“供施关系”（mchod yon），而不是统治者与臣民之间的关系。信中说，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寻访和认定应当完全由西藏政府主持，中国政府不应当插手，并申辩说，中国与西藏在语言、文字、服饰和风俗习惯等方面存在着很大差别。信中还声明，既然西藏自主管理内部事务已达30余年，中国政府就没有必要再设法参与西藏事务，中国在拉萨设立了无线电台，就没有必要把官员再留在西藏，因此，建议中国应当撤走这些官员，并说英国人也将这样做。 1914年汉藏条约的主要障碍是，中国方面拒绝接受西藏方面以金沙江流域的既成边界为双方分界线的主张，何况当时金沙江东部还在汉人的控制之下。西藏方面所提出的新建议，实际上扩充了《西姆拉条约》的条件，他们要求把被中国统治了几个世纪的藏族聚居区，包括四川和青海等藏区全部收回。西藏政府所提出的重大让步是，如果受到外来侵略的威胁，他们将寻求中国的帮助。 1946年，西藏“民众大会”向南京“国民代表大会”提交了一份报告书（9条），作为西藏向中国表明其立场的重要声明，有必要在这里加以全文引用： 致蒋介石总统以及包括五个委员会主席在内的国民政府其他领导者： 中国和日本两国交战多年之后，中国政府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在战争结束，世界和平和人类安宁得到恢复之际，西藏政府拟派遣一个专门代表团前往中国内地、美英等同盟国政府对战争胜利表示庆贺。代表团成员为：拉达（Lada）金库的侍卫官（Sku bcar）札萨土登桑培、盐茶部的负责人札萨凯墨巴（Khe smad pa）以及西藏（驻南京）办事处的三名新成员。 摄政大札班智达通过噶厦向“民众大会”建议，商讨代表团怎样才能改善中国与西藏之间的供施关系，这种关系对双方都有好处。 虽然这种关系依然很特殊，但是在过去的数十年当中已恶化到了敌对的地步。在清朝光绪（宣统）皇帝统治时期，四川的刘充将军所率领的一支庞大的军队开进了西藏，清军在西藏各地大肆拘捕和杀害贵族和平民，犯下了严重罪行。来自索林（Soiling）、四川的侵略军向康区东、南、北三面发起进攻，包括察木多寺和乍丫寺在内的许多寺庙和村庄被焚毁。终于，到了土蛇年（1927年）蒋介石总统通过（北平的）雍和宫堪布、札萨贡觉仲尼（Dkon mchog vbyung gnas）向至尊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交了一份改善汉藏关系的友好公函。蒋介石总统在公函中强调，必须消除旧有的分歧，缔造持久的友好关系。他（雍和宫堪布）呈交了一份详细的说明，达赖喇嘛对缓和汉藏关系非常关心，传回了一系列正式的答复。希望中国政府继续保持这样的体谅和意图，以最为严肃认真的态度来对待这种关系。我们这些色拉、哲蚌、甘丹三大寺的代表和噶厦政府僧俗官员的代表，愿带着善意和有益于汉藏双方的诚意发表此项声明： 第一点，历代达赖喇嘛在雪域西藏行使了政教统治权，并作为圆满的佛教传统的大师一直在这片土地上发挥着作用，这一事实在一系列历史文献中都有明确而详细的记载。目前，十四世达赖喇嘛虽然还很年轻，但他正献身于（佛教）学术，研习浩如烟海的佛教经论和教义。在达赖喇嘛亲政执掌政教大权之前，经由西藏僧俗团体一致推选就任摄政的大札班智达继续掌管西藏僧俗事务，我们将维持这种良好的传统。 我们希望中国政府尽快设法依照供施关系的先例，建立一种宽松自然的关系。至于西藏政府，将遵照西藏僧俗民众所明确企望的，努力保持同中国的这种关系。 第二点，西藏依然是万能的佛法的本源，中国和那些信奉这神圣的佛教以及比生命更珍惜它的全体善男信女都应当努力改善和宏扬它。作为实行政教合一统治制度的一个独立国家，西藏将继续独立地发挥作用，维持和保护（这种制度），不允许有害于这种制度的任何一种新的统治制度传入西藏。 第三点，西藏与“大西藏”——由西部高原，即上部阿里三围，中部卫藏四茹和下部朵康四水六岗构成的西藏——这片领土很显然是由观世音菩萨的化身达赖喇嘛统治和保护的，对于这一事实可以找到大量证据来证明。 我们将继续维护历代达赖喇嘛通过可靠的政教合一制度进行统治的国家西藏的独立。 第四点，边疆的和平和安定有赖于汉藏之间关系的稳定和正常。在各个时代，中国派驻边疆地区的官员通过武力掠夺那些从语言和文化方面看明明是属于西藏的领土。这已导致了宗教制度传承的严重混乱和分裂。这些（被掠夺的）地区是：巴塘、理塘、德格、瞻对、霍尔五土司辖区、嘉纳（lcagsla）、打箭炉、居纳（Vjun）、中甸（Gyethang）、一木里（Smili）、嘉绒、二十五丁齐（Dimchi）地区、果洛、东科（Stong vkhor）、三坝拉地区（Sba nag）和盐井（Tsha vdam）。 而且，以武力吞并弱小民族的领土、以大欺小是违反众所周知的国际准则的。我们敦促您指令个别人（边疆官员）把这些领土归还我们。 在中国这些省区的大大小小的佛教寺庙显然在遭受缺乏支持的重大苦难，迅速，归还被他们掠夺的财物和土地，将会提高中国政府在西藏僧俗民众心目中的信誉，这样就会驱散笼罩在汉藏关系之上的乌云。边疆地区居民的幸福和安宁随着汉藏边境双方防卫部队人数的削减将会得到可靠的保障。 西藏将致力于佛教事业，其目的也在于确保中国统治制度的繁荣和稳定。 第五点，西藏已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它正在管理着自己的内政外交和文化军事事务。西藏将沿着自己的道路继续维护其政教权威。遵循先辈高僧大德所建立的传统，十四世达赖喇嘛作为圆满的佛教传统的至尊大师，将履行对各种寺院的各级转世活佛批准认可的权力，有权任免各级官员，有权建立各种法规。对此，中国政府及其他任何政府都不应当进行干涉。 第六点，按照一般的居住惯例，所有居民——包括土著居民和侨民——都得遵守当地法律，西藏也希望他们这样做。居住（在西藏）的中国商人，相信他们得到了驻藏汉官的支持，正在制造紧张气氛，他们无视西藏法律，在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上小题大做，纠缠不休，从而造成了藏汉关系的紧张局面。自从木狗年（1934年）中国政府带着协商汉藏双方关心的问题的目的在拉萨设立驻藏办事处以来，这类事件一直在接连不断地发生。该办事处是由国民政府致祭专使黄慕松先生于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之时前往西藏参加致祭法事活动之后设立的，这是出于对（汉藏之间）供施关系的尊重而设立的办事机构。 然而，自从沈宗濂先生到任之后，他对汉藏友好关系的维护非常关心，并且，他对佛教也表现出极度的尊重。（沈宗濂先生）是国民政府外交官当中难得的人才，而他现在却返回内地了。我们非常希望国民政府以适当的方式给他授勋。 国民政府外交官继续留在西藏，引起了其他国家彼此攀比，它们也希望（在拉萨）设立类似的办事机构，目前尚不能确定有多少国家想在西藏设立类似的代表处。我们非常希望国民政府通过设在南京的西藏办事处和通过无线电台这样的渠道同西藏进行外事磋商。 遵照十三世达赖喇嘛向蒋介石总统提出的八点要求，双方政府同意在南京、北平和打箭炉分别设立西藏办事处。南京办事处和北平办事处已经建立，如果准予设立打箭炉办事处，将有利于促进双方的通讯联系，这应当尽快批准实施。 第七点，万一需要派遣西藏使者赴汉地，我们将向他们签发噶厦政府的护照，以便通行，我们希望国民政府承认这惟一可靠的官方证件。我们要求国民政府担保，不承认没有领到噶厦签发的护照的西藏僧俗逃亡人员，不让他们入境。 第八点，进藏的任何外国人在各边境地区都已受到严格的检查，为了维护汉藏双方的友好关系，进藏的汉商及其他各阶层人士都应当通过国民政府向噶厦政府申请入境签证，噶厦政府将视申请的特点和性质发放签证，这样（申请者）便被获准入境，并且在过境时也不会受到地方官员的阻挠。西藏商人将通过噶厦政府向国民政府申请入境签证，在领到入境签证之后他们进入汉地时就不应当延误。 第九点，当今世界有许多大国取得了空前的财富和权力，但是只有一个国家在致力于人类世界的幸福安宁，那就是实行政教合一制度的佛教乐土西藏。如果西藏的反对者和敌人不设障碍，不开战端，不再继续占据从前夺去的那些地区，凭借‘三宝’和佛教护法神的威力，世界各民族就不可能受战争饥饿等灾难之苦，这对于个人和群体的和平幸福都是至关重要的。你们很清楚，这将对中国政治制度的稳定产生重大影响，并且还会使汉藏双方在各自的边境沿线驻扎大批防卫部队的举动失去意义。 西藏政府将遵照佛法大师和护法神十三世达赖喇嘛这位通晓事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西藏统治者的谆谆教诲，维护同中国的友好关系。我们将一如既往地继续保持和捍卫我们政教合一制度和领土，继续协商和解决与外国政府有关的边界纠纷。 但是，如果任何一个外国政府全然不顾国际行动准则，派遣侵略军越过我们的边界；为了掠夺我们的领土，不惜利用其占优势的军事力量。一旦发生这种事件，我们将请求国民政府从双方古代的供施关系着想给予支持。我们非常希望国民政府随时提供这样的援助和支持。 这份坦率的声明所关心的无疑是汉藏友谊、消除双方各自边境人民所遭受的苦难以及我们相互间的利益，尤为关心的是消除依然存在于（亚洲）这两个国家之间的战略防御障碍。 由于中国政府尊重佛教信仰并致力于维护本国的安宁——正如同盟国其他成员所作的那样——因此，我们敦促中国政府接受这些要点，并通过签订一项双边协定作出明确的承诺。 西藏“民众大会”代表、寺院堪布和噶厦官员（签名） 藏历第16个绕迥木狗年（原文为木鸡年）十一月十五日。 向蒋介石发去这样一封刺激性的公函并不是偶然的，索康札萨对黎吉生说：“如果这封信被全文翻译，肯定会使蒋介石感到非常恼火，在他看来，即使该使团等待10年，他们也不会得到一个答案。” 大概噶厦和西藏“外交局”中的重要官员都没有把这封信看成是以攻为守的一种灵活策略，为了不对僧众占卜风的和解意见和心情表现出敌对情绪，他们没有发表意见。西藏政府的计划是，如果蒋介石在国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前马上作出反应，西藏代表团就离开汉地； 假如他没有作出答复或反应，西藏代表团就作为观察员而不作为正式代表列席国民代表大会。 英国人从中国方面得到情报，得知西藏“慰问同盟国代表团”打算参加中国国民代表大会之后，便于1945年12月通知西藏政府并指出，这种行动将会同《西姆拉条约》的第4款发生矛盾，并且会伤害西藏自治。 英国人的态度证实了西藏政府对英国可能会千方百计阻挠和破坏汉藏之间进行双边会谈的怀疑和担心。因此他们向英国人重申，西藏代表团并没有这样的计划和打算。并且，为了消除当西藏代表团尚在印度这封致蒋介石的重要的信便落人英国人之手这种可能性，噶厦谨慎地责成昌都总管派德格色（格桑旺堆）经由陆路直接把信带到南京交给西藏代表团，德格色当时刚被任命去充任驻芒康的达塘（Ta dang）代本团的代本，正要前往康区就职。他于1946年5月到南京亲自把这封信交给了西藏代表团。 英国人检讨其西藏政策 1945年1月，英国外交部决定根据古德使团于1944年所提出的问题对其西藏政策进行反思。他们要求印度政府发表看法，1945年9月，印度政府作出了答复，提出了一项更具有侵略性的政策，这项政策包括如下几点内容： 1.维持作为缓冲区的西藏的地位，对印度来说，无论是从防御外来入侵的观点来看，还是从印度内部防卫和安宁的利益来看，都是至关重要的。 2.西藏在形式上或多或少地承认中国的宗主权的同时，应当享有内部自治权和直接同别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权利（目前它享有这两种权利）。 3.目前，为了增强西藏的自治地位，应当通过最强有力和最直接的外交压力（且不说别的好处，只是申明我们在麦克马洪地区的行动是履行我们的条约权利，决没有破坏西藏现状的意图，就会使西藏人感到满意），通过向世人宣传西藏30多年来的现实地位来支持西藏自治，如果西藏政府求援，还应当向它提供武器弹药和装备。 4.把西藏的地位这一问题提交联合国大会表决可能会有好处，但是实际上中国可能会设法使这项议程无效。这个问题以及大英政府在表明其西藏问题的态度时能否发表一项公开宣言，必须留待大英政府去作决断。 伦敦印度事务部认为，由于从道理上似乎看不到成功的希望，所以应当把向联合国提交西藏地位问题议案的计划暂时搁置起来。他们还认为，作出为了西藏的利益向中国政府施加强大压力和重新宣传西藏的地位的决定的问题至少要推延到西藏“胜利庆贺使团”结束访问之后。与此同时，印度事务部原则上也不反对继续向西藏提供军需晶，他们建议，在采取新的行动之前，印度参谋本部（General Staff）应当重新彻底审视目前的局势，包括“万一西藏领土遭到外国列强无缘无故的侵略的威胁时，向它提供有限的陆上和空中支援”的可能性。 当这项建议被递交英国外交部远东局时，出人意料的是，德里当局提出了更为积极而现实的建议随声附和。远东局认为，蒋介石在其8月24日发表的讲话中向西藏提出的明确建议与英国的立场相对立，并认为，如果忽视这种局面将是不明智的。 正如下面的备忘录所揭示的，远东局把西藏派遣代表团出访中国内地的举动看成是积极主动的明智之举： 西藏代表团出使重庆似乎造成了提出这一问题的绝好机会，可是只有西藏人才能向中国人提出自治的问题，我们不能在西藏之前先代表西藏或是以其他任何方式同中国商谈西藏问题。但是，一旦提出这一问题，我们可以从外交上予以支持……印度政府应当给予西藏代表团“关于这个问题的积极引导”，并且在他们到达重庆之后，支持其同中国人商谈自治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将得到我们外交上的全力支持。 由于英国外交大臣艾尼斯·贝文（Ernest Bevin）不希望进一步支持西藏，因而这种看法并没有被接受。英国外交部的斯特达勒·伯耐特（J.C.Steradale Bennett）在致印度事务部的一封信中扼要叙述了贝文的决定： 关于印度政府所提出的应当通过施加最强大、最直接的压力来支持西藏自治，只要申明我们在麦克马洪地区的行动决没有破坏西藏现状的任何意图就会使西藏人满意的建议，贝文先生认为，我们在麦克马洪地区的行动依据自己的实力而定。他认为，现在大英政府在提出西藏自治问题方面采取主动是不合时宜的，如果西藏人希望这样做，最好让西藏人自己首先提出这个问题……至于把西藏地位问题提交联合国讨论的建议，贝文先生的意见是，这个问题不宜提交联合国。 贝文同意，在西藏“慰问同盟国代表团”到达印度之后可以进行公开宣传，军事观察应当于武器弹药出售之前进行 。看来贝文并不情愿批准一项更为积极主动的政策，其动因在于，他相信英国在西藏问题上一旦卷入过深，可能会引起俄国和美国的注意，弄巧成拙，最后，西藏宁愿独自行动，也不愿接受最为强大而直接的外交支持。 虽然最初的建议表明军事援助是可行的，但是英国当局还是决定不得向西藏提供军事援助。正如上面所指出的，印度参谋本部已于1946年2月得到指示，要他们重新审视涉及防止西藏遭受侵略的战略问题，或者，正如他们在自己的报告中所提出的：“如果证明单纯通过外交手段维护西藏自治是不可能的，如果俄国或中国向西藏发动进攻，那么，印度政府就有必要向卷入战争的西藏提供直接的军事援助。这份文件的目的，在于依据政治目标探寻可能向西藏提供直接的军事援助的限度和方式。” 经过彻底调查分析之后，他们于7月中旬呈报所得出的结论。关于西藏人本身所能起到的作用，报告中写道： 1.……必须强调的是，西藏人本身所能起到的作用将取决于印度政府的实力以及西藏所能得到的外交支持。 2.如果有一支编制大约为一个旅的西藏骑马步兵按照现代的军事方法进行训练并采用现代装备，那么，西藏就有能力牵制俄国人，并且能够阻止中国军队从昌都和那曲两条路线入侵西藏。 3.可以挑选在印度接受过训导的西藏军官和军士提供必要的军事训练。 4.军队的装备和更新必须从西藏之外通过无偿援助或象征性付费的方式予以提供。 5.还有必要向西藏派驻一个小型的军事使团，其任务是在藏军现代化方面给予帮助；一旦西藏人要求军事援助，军事使团还将作好迎接我们的军队的准备。并且还将极力劝说西藏人重视在其北部和西部组织和武装多支游击队。一旦发生战争，它将充当西藏政府与战场上的英军司令之间的联系纽带。 关于西藏人和英国人的能力，报告写道： 无论如何，他们（西藏人）确实能够牵制住中国军队的扩张和入侵，如果得到空中支援并拥有现代装备，受到现代军事训练，西藏军队也许还会打败中国军队。 …… ⑴我们（英国人）能够尽快在西藏东南部（SETIBET）将军队疏散部署好，比俄国人先行一步，利用便捷的空中供给线，布署同样的兵力，甚至比对方更少的兵力，就有可能打退俄国人的任何一次进攻。 ⑵假如西藏人不能牵制中国人，那么我们也许就不能够抢在俄国人之前占领拉萨东部的几处战略要地。然而，一旦得到西藏人的援助，我们就会不费吹灰之力消灭一切中国侵略者。 报告得出结论： 23.应当向西藏政府交涉，目的在于安排西藏高级军官和军士（NCOs）去印度接受现代军事训练，以促进藏军的现代化，使其能够有效地牵制住从东、北两条大道向拉萨发动进攻的敌军一个旅的兵力。要达到上述目的，只需一支3000人左右的骑兵旅就足够了。应当由印度政府以无偿援助或象征性付费的方式向这样一支军队提供适当的现代装备，并应当以相同条件帮助其更新装备。还应当派遣2～3名督察军官作为的军事代表常驻西藏。…… 24.能够向西藏提供的最大的援助是航空供给和运输，这是与进攻性的航空支援分开进行的。也可以进行远距离的战略性轰炸，但可能收效甚微。 参谋部和空军司令部联合委员会重新审查了这份报告之后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他们所作出的决定是：“以现有的飞机操作水平，要往返出入西藏高原将是不现实的”，并且把他们的建议提交给了印度政府： 1.委员会重新审查了广为流传的关于上述问题的文件，并且一致认为，以现有的飞机操作飞行技术水平，要出入西藏高原将是不现实的。因此，到时候（报告中所提出的）使用合适的机型的整套计划……将难以实现，到那时一旦俄国人或中国人拥有这样的飞机或火箭，他们就很难从西藏起飞袭击印度。 2.从短期的观点来看，并不存在援助西藏抗击强大的敌人的切实可行的方式和手段，并且……也不存在来自哪个方向的对印度构成的真正威胁。 3.假如飞机能够在西藏起降，委员会认为，正在考虑的这项计划似乎是能够向西藏提供援助的惟一手段。 印度政府表示同意并通知伦敦印度事务部作战参谋部（War Staff）： 考虑到参谋本部现在所表明的意见，即从目前来看，并不存在援助西藏对付强大敌人的切实可行的方式和手段，印度也没有受到来自哪个方向的真正威胁，因此，印度政府目前不打算进一步考虑向西藏提供军事援助的可能性。但是，他们将继续尽力满足供给武器弹药的合理要求。 英国外交部表示赞同。由于当时拉萨正面临着严重的内部政治危机，所以西藏是否采纳了上述最初报告中所提出的那项军事建议尚不能断定。但是，由于英国再度决定不改变其西藏政策，因而西藏便失去了考虑这项建议的机会。 西藏人的忠实朋友黎吉生理解西藏人进退维谷的处境，1948年，他写了一封非常具有同情心的信给锡金政治专员霍普金森（A.J.Hopkinson），分析了西藏“慰问同盟国代表团”的处境。在谈到西藏政府的动机时，黎吉生恰如其分地总结了西藏人对英国的政策的理解和认识： 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使团的口表明自己的目的和动机，他们希望以避免向其使团发布有关中国国民代表大会的任何命令的方式，避免揭开1914年《条约》的裂口。人们必须把这种毫无诚意的不正常心态同西藏政府所处的困境联系起来加以考虑并给予体谅——这是一种没有能够设法赶上正在加快现代化步伐的物质力量，单靠某个政府提供援助，而这个政府又故意对其外交支援的承诺加以限制（译成藏文只能译成“口头支援”）的时代错误。 “慰问同盟国代表团”在印度和中国内地的活动 1946年3月2日，在西藏官员到达新德里几天之后，英国人安排了向印度总督呈交信函和礼品的庆祝仪式（见图片58）。随后西藏使团又拜访了美国驻德里大使乔治·麦克内尔（George Mcrell），并呈交了达赖喇嘛和大札摄政致美国总统杜鲁门的贺信及赠送的相片和礼品。麦克内尔用茶点款待西藏人，过了几天之后又邀请他们共进午餐并一道看电影。 在德里时，西藏代表团还同中国驻印度大使一道就餐。在他们停留德里的3周时间里，霍普金森担心西藏人会参加中国制宪国民代表大会，因而想拖延他们启程的时间；他竭力建议他们由海路前往中国内地。 他所表现的这种关心引起了同西藏人之间的不愉快的分歧和不和。 离开德里之后，西藏使团访问了印度的几个城市，然后便返回加尔各答准备前往中国内地。在印度的“火炉城”瓦纳勒斯（Va ranasi，又叫Ben ares），西藏代表团的几名成员因不适应这种酷热的气候，脸上、手上和腿上都长满了丘疹。印度政府官员热·巴哈都尔·索朗多丹（Rai Bahadur bsod nams stobs ldan）作为翻译与西藏代表团随行，他叫来一位医生进行诊治，这位医生告诉他，这些西藏人看来是染上了一种严重的传染病。遵照医嘱，患病者须直接返回加尔各答进行彻底检查，其他代表则继续前往孟买城。 在加尔各答，英国驻锡金总督霍普金森（Hopkinson）让患病的西藏代表进行了检查，随后告诉他们说，他们患上了在炎热的气候里很难治疗的一种烈性传染病。他建议他们返回甘托克进行治疗，并警告说，如果他们继续留在加尔各答，就有可能会接受隔离检疫。 由于英国医生不对患病的西藏代表进行直接的诊断而改由霍普金森派人给他们治疗，从而引起了西藏人的怀疑。他们向其他西藏人及汉人询问了热痱丘疹病症的情况，他们都说这是一种常见病，来自高寒地区的人首次到印度时都会因不适应炎热的气候而染上这种病。他们独自去请教了汉族医生后确信，这种热痱子并不是传染病症状，于是他们断定，霍普金森正在千方百计地阻挠西藏代表团前往中国内地。当他们告诉霍普金森他们并没有得传染病，不打算去甘托克时，他很生气，并企图改变他们的想法。 英国的文献和档案比较详细地记载了这起所谓的“传染病事件”，可是在有关信函中并没有提到他们想利用西藏代表患病来阻止或拖延他们前往中国内地。但是霍普金森本人可能自作主张，企图以此来影响西藏代表的行动。 西藏人决定摆脱霍普金森的干扰自由行动，他们同正准备从西藏返回汉地的国民政府驻拉萨的驻藏办事处处长沈宗濂取得了联系，请求帮助，他帮助西藏代表团从“大东方宾馆”搬到了国民政府驻加尔各答的领事馆。随后该领事馆又为西藏代表团赴中国内地作好了一切安排。1946年4月初，西藏代表团成员嘉乐顿珠（达赖喇嘛的哥哥）、平措扎西（达赖喇嘛的姐夫）等人在沈宗濂的陪同下带着中国领事馆签发的旅行证件乘飞机前往南京。 他们于1946年4月7日到达南京，受到了西藏驻京办事处的两名官员及国民大会秘书和蒙藏委员会官员的欢迎和接待。 中国的新闻机构并没有给予他们以足够的重视，而只是把他们的到达描述为“出席即将召开的国民大会”，并“代表西藏各界向蒋介石总统领导民众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表示敬意” 。 西藏代表团所带的胜利庆贺礼品经由海路运来，所以他们不能马上举行正式的献礼庆贺仪式，于是他们便去参观上海及邻近地区，以等待礼品的到来。几周之后，礼品运到，于是在国民政府的一座大礼堂里举行了“胜利庆贺”仪式。庆贺仪式结束之后，蒋介石总统及其夫人设午宴招待了西藏代表团。 这时，西藏代表团开始表明他们这次访问的真正目的。致蒋介石的那封信由驻南京办事处的代表译成汉文，并在“胜利庆贺”仪式结束之后马上递交给了国民政府。 西藏政府指令他们的代表公开表示本来并不打算出席国民大会，然后表态说，他们之所以现在打算出席国民大会，只是由于到达南京时恰巧要召开国民大会，这纯属巧合。 正如上面所指出的，西藏代表团已得到指示：一旦他们收到关于包含九条内容的信件的答复就在“国民大会”召开之前离开中国内地。 过去，只有汉人控制下的藏区（包括西康、青海、云南省藏族聚居区）派代表出席过国民大会。现在，国民政府第一次面临着西藏噶厦政府所派的代表将要参加制宪国民大会这样一个问题，而在此之前他们从来没有认真讨论西藏的地位的意图。对于国民党当局来说，宣传西藏代表出席国民大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他们对西藏人说，他们将逐步商讨信中所提出的问题，并建议说，由于距国民大会召开还有几个月，最好去参观一下内地其他地区。 西藏代表企图逼迫蒙藏委员会在此期间就那封信所提出的问题给予答复，但是得到的回答是，他们应当出席国民大会，并在会上提出他们的看法。国民政府官员甚至对西藏人说，由于其他藏区的代表将出席国民大会，所以在会上表明西藏的观点是很重要的，即是说，将听取西藏噶厦的意见。 西藏代表接受了汉人官员的建议，去游览内地其他地区。他们显然从来没有真正领悟会议的作用，相信在会议结束之前可能会商讨边界问题及藏汉争端问题。例如，代表团团长、僧官土登桑培就对英国驻华大使说，西藏代表团认为，“除非他们首先把边界问题等议案提交国民大会，否则蒋介石可能不会接见他们，也不会讨论这些问题。” 当等待已久的国民大会于11月15日开幕后，西藏代表就盼望着向大会提交他们的议案。 在大会即将召开之前，西藏代表就曾电告拉萨当局，汇报活动进展情况，并请求给予具体指示。噶厦复电指示：他们应当出席会议，但不准投票表决，甚至不准鼓掌；换句话说，他们奉命只是充当会议的观察员而不作为正式代表出席会议。然而，噶厦又指示他们应当弄清楚会议所作出的诸项决议是否提到了西藏的地位或西藏问题。西藏代表团首领在接到噶厦的指示后，把代表团全体成员召集起来传达了上述指示。 全体大会开了大约10天之后便分成两个委员会，分别就宪法的各部分内容进行讨论并提出修改意见。来自西藏及其他藏区的代表与内蒙古、新疆的代表组成一个小组，作为“第八审查委员会”的组成部分，由国防部长白崇禧充当召集人，西藏代表团团长土登桑培被推选为国民大会主席团成员。据英国驻华大使馆的一位官员同西藏代表团负责人之间的一次会晤透露，甚至到了11月底，西藏代表仍然相信国民大会会讨论汉藏边界问题。英国大使馆官员在关于这次会晤的报告中说：“当我（即英国使馆官员）询问这届国民大会的任务是否只是通过一部宪法时，他们（即西藏代表）有些不可思议地断言，该宪法将会涉及他们所关心的边界问题。” 12月9日开始专门讨论宪法，其中绝大多数问题纯属内部事务，可是其中有一条，即第4条写道：“出席本届国民大会的全国各民族代表都是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属民。”西藏代表见到这条内容之后，即于12月6日电告噶厦，并汇报说，虽然他们会反对这项决议，但是大多数代表已投票表决，所以他们也许不可能阻止该项条款被通过，他们请求拉萨当局给予指示。 噶厦得到上述报告后，立即把“仲孜杰”召集起来，向他们通报了当前的局势。 所有到场的官员得知这一情报后都非常震惊。以鲁康娃为首的孜本们主张采取坚决的行动，并得到了仲译钦莫们的支持。像往常一样，噶厦谨慎地认为，应当把这个问题提交西藏“民众大会”审议，但是孜本和仲译钦莫们却告诫说，由于这一问题非常紧迫（因为会议将于9日开幕），所以应当机立断。 4.最后，决定及时发出指示，并于晚上9点半钟草拟了一封电报寄给大札摄政，他毫不犹豫地予以批准。 5.电报指令出席国民大会的西藏官员马上发表声明，表明他们不能接受第4条决议。并声明他们实际上是作为慰问同盟国代表团奉命而来的，为了消除误解并缔造汉藏政府间的友好关系，他们已向蒋介石总统递交了一份包括9条内容的备忘录。由于他们没有收到关于这份备忘录的答复，所以便决定参加国民大会，其目的在于重申那9条主张并争取得到答复。如果国民政府继续采纳第4条决议，而不向西藏官员提供申明自己主张的机会，那么，他们除了中途退出国民大会之外，将别无选择。 6.噶厦政府还指示他们的代表，一旦西藏代表不得不退出大会，他们应当向与会者表明，他们是西藏政府的惟一公认的代表，如果有其他人企图在他们撤出之后代表西藏发言，那么这样的发言人就是冒名顶替的……西藏官员还接到命令，如果有必要的话，就大肆宣传他们将退出会议。 与此同时，会上因宪法中把西藏和内蒙古说成是允许继续实行“自治”的中国政体的组成部分这一点而引起了另一起争端。 西藏代表不能够在会上把这一条删去，所以他们便向自己所在的委员会的召集人白崇禧提出抗议。他们来到他的住所并对他说，把西藏纳入中国的宪法和政体之中是不妥当的。他们提醒白崇禧，他们已就西藏的地位问题向中国政府发表了一项声明。白崇禧答称：“中国就像一个由汉、满、蒙、回、藏等族成员组成的团体，因为中国是这些成员的拥有者，所以将‘西藏问题’纳入该宪法中并无不妥之处。” 显然，西藏人确实想劝说国民政府修改这一条内容，凯墨·索朗旺堆提到西藏人就宪法中这样阐述西藏的地位问题向蒋介石提出了强烈抗议，并说最后在宪法措辞上进行了修改，最终将“西藏区域制度”（the Tibetan Dis tric System）改为“西藏自治制度”（the Tibetan Self Government System）。 李铁铮证实作了这种修改，但是他说是将“西藏地方自治将遵照宪法来决定”改为“西藏自治将得到充分的保证。” 然而，该宪法同时又为西藏人出席将来的国民大会作出了规定。 在国民大会即将闭幕之际，西藏代表致电噶厦，请示如何避免在最后文件上签字。噶厦指示他们不要去争论这一问题，而应当离开南京到别处去游览，以避开这个问题。于是西藏代表团的两位负责人立即离开南京前往上海。 尽管蒙藏委员会专门成立了一个小组来讨论西藏提交的报告，但是到国民大会闭幕时，仍未得到关于这封报告信的答复。两位札萨企图通过向该委员会的重要成员赠送黄金等贵重礼品的方式来影响对西藏的报告的讨论， 可是直到1946年底，国民政府依然没有作出正式答复。 1947年春节庆典结束之后，西藏代表再次敦促国民政府讨论西藏递交的信。这时国民政府给予了答复，然而他们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份西藏人的备忘录所具有的价值，因而并没有作出特殊的反应。他们只是要求噶厦政府委派一名具有全权处理信中所提出的那些问题的专门代表。代表团中的两位札萨当然不具有这样权力，于是致电拉萨当局请求指示，并说他们已不可能再起什么作用，希望返藏。拉萨方面同意了他们的请求，于是西藏使团便于1947年春经印度返回西藏。 反思西藏代表团赴南京出席国民大会这一历史事件，可以清楚地看出，西藏人完全被国民政府算计了。西藏当局既没能摆脱中华民国新宪法的约束，也没有能够在边界领土问题和政治地位问题上开始同国民政府举行严肃认真的协商谈判。西藏人在外交策略方面所作的单纯而抱有幻想的努力，也只是起到相反的作用。当然，西藏当局递交给蒋介石政府的那封包含9条内容的信在西藏政界是很得人心的，因为它声明西藏希望保持事实上的独立地位，并希望将一切讲藏语的居民重新团结在西藏的统治之下。但是西藏人所采取的方式是出席国民大会，并通过汉文报纸展示自己，西藏代表团给国民政府提供了一个可供选择的宣传胜利的机会，在1950年联合国讨论西藏问题时，他们将利用这一机会。尽管蒋介石花言巧语吊西藏人的胃口，但是中国在战后并没有表示愿意承认西藏在中国形式上的宗主权之下保持独立的地位。因此，在1947年上半年，当热振集团反抗大札为首的噶厦的行动展开之际，西藏所面临的外部困难依然没有得到解决。 第十六章 争取国际支持的进一步尝试 当“慰问同盟国代表团”尚在中国内地进行活动而拉萨的内部局势继续恶化时，噶厦也不得不考虑即将独立的印度对西藏的影响。 1946年6月初，西藏“外交局”官员走访了驻拉萨的英国代表处，专门询问了印度的前途及与印藏关系相关的问题。黎吉生虽然没有得到英国当局的指示，但他认为减轻西藏人的忧虑和不安是非常重要的，因而他便对他们说： …… 5.我认为，完全有理由相信，无论未来的印度政府的性质如何，只要有可能，它都会希望保持和改善印藏之间业已存在的关系。我提到了印藏间的宗教联系并指出：我理所当然地希望印度还有许多人记得并珍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藏传佛教的发展史上，印度曾向西藏派遣过许多高僧大德。 6.（外交局的）索康问西藏是否必须把这些问题提交给印度政府，或者是否能够继续同大英政府进行磋商。我回答说，在涉及印藏双方的问题上，他们当然必须同印度政府打交道…… 7.索康说，他们所担心的是如果印度独立之后不能够自卫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我回答说：也许印度的防卫问题会受到其与大英政府签订的条约的庇护，依据该条约，大英政府可能会向西藏提供援助。 黎吉生所作的非官方解释很快便得到落实，印度政府邀请西藏派遣一个代表团出席在新德里召开的“泛亚洲会议”。与“慰问同盟国代表团”的惨状相反，该代表团最终为西藏政府赢得了重大胜利。 “泛亚洲会议” 1946年9月，当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作为副总统和负责外交事务的成员加入印度临时政府之后，印度便开始向独立国家转变。 大约在同一时期，印度“世界事务委员会”（Council of World Affairs）决定于来年春天召开一次半官方的亚洲国家会议。 正如尼赫鲁后来向西藏代表所解释的那样，通过这种方式印度才能摆脱伦敦当局的控制，建立和发展同世界各国特别是亚洲国家的关系 来自学术界的代表和32个国家及政府观察员应邀出席。向西藏政府发出的邀请书是由英国派驻拉萨的代表转交的，这位英国代表对西藏人说，这是在所有亚洲邻国面前公开宣传西藏所享有的事实上的独立地位的良好机会。 西藏政府任命台吉（Thavi ji）桑颇·次旺仁增和堪穷洛桑旺曲分别担任代表团正副团长，率代表团于1947年3月初从拉萨启程。 由于对会议的性质没有把握，西藏政府预料可能会商讨战后边境划界问题，所以他们随后又寄去了与印藏边界争端有关的七八包原始文件。 当西藏代表团到达加尔各答后，他们听到了蛊惑人心的谣言——中华民国政府反对西藏代表出席会议，理由是西藏没有必要派遣一个代表团前往，国民政府能够代表西藏处理和决定所有问题。西藏代表团负责人担心贸然前往一旦受阻会丢掉脸面，因而先派出几名随从去德里弄清是否已作好了接待他们的安排，即是否还邀请他们参加会议。这几名随从到达德里之后得知，国民政府确实提出了这样一次抗议，可是印度政府并没有撤销其邀请西藏派代表出席会议的决定。 随后，西藏代表团全体成员便前往新德里，在这里拜会了尼赫鲁，并把噶厦和大札摄政的信转交给了他。他们告诉尼赫鲁，随身携带了有关的条约和文件，并希望在会议召开之前同他商讨这些问题。但是尼赫鲁告诉他们，不打算作出政治决议，要求他们不要提与边界或政治地位有关的任何问题。 接着西藏代表又拜访了甘地（Mahatma Gandhi）和印度外交部长。 但是，他们同印度外长谈论了惟一的一个政治问题，这就是印藏贸易问题。 西藏代表团到达德里几天之后，中国驻印度大使在其使馆的一次宴会上会晤了他们，并竭力劝告他们在行动或作出决定之前应经他同意。他对西藏代表说，中国政府正在尽自己的最大努力解决印藏边界问题，并正在同美、英、印等国商谈这个问题（实际上，中国在1946年就在“东北边境特区”问题上指控过印度政府）。他对他们说：“我们国民政府认为，你们最好让我们来协商和处理边界问题。如果我们去商谈这个问题，将会更有效、更有力。”他还说，由于西藏人从西藏旅行到印度去出席会议已碰到许多困难，所以蒋介石总统指示他向西藏的每位代表分发10000卢比作为开销费，给其他随行人员每人分发5000卢比。台吉桑颇·次旺仁增感谢这位大使对他们的关心，但是又对他说，西藏政府已向他们提供了足够的经费。关于边界问题，桑颇副团长重申了尼赫鲁所讲的话，并且补充说，西藏代表已带来了所有有关的文件，如果在会上提出这些问题，西藏人将自行磋商并加以解决。 过了几天，国民政府的一位官员来到西藏代表团的住处，并带来了蒋介石希望向他们提供的那笔活动经费的亲笔信。当西藏代表再次予以拒绝之后，这位官员说，只有台吉桑颇·次旺仁增亲自致电蒋介石总统，声明他不会接受这项馈赠之后，他才能放弃这一行动。西藏代表意识到这位官员惧怕上司责怪他没有尽到最大努力而觉得好笑，其实他们还是向蒋介石发去了这样一封电报。 会议本身还是比较平静的。西藏代表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代表一道就坐，并且也像他们一样，独自打出了自己的旗帜，台吉桑颇像其他代表团成员一样，在会上发表了一次简短的演说，国民政府的代表并没有设法进行干涉。在西藏人看来，与中华民国平起平坐地出席国际会议，这本身就意味着他们的事实上的独立地位得到了多数人的承认。国民政府在会上所赢得的印度的惟一的让步，是纠正将西藏标在中国版图之外的一张巨幅亚洲地图。 当西藏代表团在返程途中到达噶伦堡时，接到了噶厦发来的一封电报，向他们通报了热振阴谋事件，并指令他们呆在噶伦堡，等到热振事件了结之后再返藏。他们还奉命同（也让待在噶伦堡的）“慰问同盟国代表团”相配合，密切注视热振喇章设在噶伦堡的商贸公司的动向。 印度获得独立 正当黎吉生在设法消除因印度即将独立而给西藏人带来的不安和忧虑时，印度政府重新审视了其对西藏的政策，决定降低西藏在印度对外政策中的重要位置。英国人确信，维持西藏作为一个政治缓冲区的地位对印度的安全是至关重要的，可是新的印度当局却把中印密切合作、领导亚洲各国的发展进程视为其外交政策的核心。在这样的外交计划和策略中，西藏显然就成了绊脚石。 7.印度政府现在已重新检讨了他们对中国、西藏与印度之间的政治关系的态度，决定在当前采取下列政策，并已通知英国驻锡金政治专员、英国驻拉萨代表处和大英政府印度事务大臣： ⑴西藏幸福安宁的环境可以得到保障，其固有的能力可以得到充分有效的发展，而其在世界事务——特别是在亚洲事务中的仁慈的力量——不仅要求内部的团结和睦和实力得到发展，而且还需要保持同其邻邦之间的友好关系。积极支持西藏完全独立会伤害它同中国这个强大国家的关系，因而这种政策几乎没有吸引力。印度政府所奉行的是，一方面乐于承认并希望看见西藏自治得以维持；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打算以友好的态度进一步加以鼓励和支持，当然也不倾向于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任何主动，因为这有可能使印度同中国发生冲突。他们打算采取的态度是，最好被说成是仁慈的旁观者，随时作好准备——一旦机会到来——进行斡旋，促成汉藏之间达成彼此都感到满意的和解。 另一方面，印度政府又希望西藏同意由印度继承英国在西藏的一切权益，因为这是其控制“东北边境特区”的惟一基础。英国和印度当局就新的印度国家以何种面目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多次商讨之后，分别向西藏政府发去了一封专门信函，表明各自政府的态度和立场。这两封信于1947年7月26日，即印度“独立日”（8月15日）之前的3周之内被传递到了西藏政府的手中。 英国致西藏政府的信声明：西藏和大不列颠业已存在的友好关系将由印度政府予以承袭，这些权利和义务的移交将以现存条约的有关条款为依据。 同时还企图减轻西藏人的不安和忧虑，信中说，第一，英国将“对西藏人民未来的幸福和西藏自治的维护给予友好的关注”；第二，英国驻德里的高级专员或他的随员将定期到拉萨访问，以此作为继续发展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的一种手段。 印度致西藏政府的信与英国这封信的内容非常相似。信中说：印度政府依据现存的条约将承继英国在西藏的一切权利和义务，直到双方当中的任何一方希望签订新的条约时为止。同时还保证，将继续发展彼此间的友好关系并对维护西藏自治给予关心。 这些官方文件以及在印度国内紧急的权力交接所提出的重大政策转变，把西藏置于进退维谷的境地。虽然西藏当政者亟欲弄清还能在多大程度上依赖英国，并且也想知道印度是否会继续像英国那样支持西藏，但是一部分官员则认为，这是重新谈判和协商那些不利于西藏民族利益的问题并加以解决的有利时机。这些官员希望对那些不利于西藏的问题作如下修改和纠正：⑴他们认为，应当用“西藏独立”这一提法取代《西姆拉条约》中所用的“中国的宗主权与西藏自治”这类术语；⑵归还沦落于英印当局之手的西藏人聚居区（即“东北边境特区”、锡金和大吉岭）；⑶西藏同英印所订立的经济贸易协定在西藏看来是不公平的。随后，围绕着西藏应当对印度的公函作何反应和答复的问题展开了一次大辩论。黎吉生在其1947年年度报告中指出，噶厦曾询问他“对他们采取同样态度的其他国家是否打算同印度签订新的条约”。 在印度独立之后又改头换面成为驻拉萨的印度代表处负责人的黎吉生认为，权力的转移和交接“应当尽量悄无声息地进行，以免引起不怀好意的中国人的注意”，他在同西藏主要官员会晤时向他们通报了这一看法。 他回顾了印度独立之后最初几天的情形： 我像往常一样受到了（西藏“外交局”的）友好而愉快的接待，他们都是与我在社交场合或私下结识多年的故交好友。我们商谈了大约两个半小时。他们说，他们需要时间来考虑这种立场和态度，并且非正式地问我，他们应不应当把这些老关系和旧交情当作最后结局来看待，并要求签订一项新条约。显然，争取西藏接受印度对印度政府来说是很重要的。我奉劝他们接受这些建立在原有基础之上的关系的承继和沿袭，以避免中国乘机以西藏与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交往关系为借口涉足西藏。我告诉他们，一旦他们认为有必要就可以声明，他们以后将会要求商讨有关细节的修改问题。 但是，西藏人在这个问题上的主张很强硬。一部分人强有力地申辩说，如果英国人都能够承认其对印度的统治是不适当的，难道印度就不应当承认其对西藏的原有领土如达旺、大吉岭和锡金等地的占据是非法的吗？这一部分人，显然也包括噶雪巴噶伦在内，把印度看成是一个软弱而可以任人宰割的地区。他们认为，如果当时西藏采取强硬政策，就能够夺回失去一个半世纪的藏族聚居区。而且，该集团还声称，如果西藏现在不提出这些要求和主张，今后就会失去提出这些要求的权利。这样，由于西藏统治者内部存在着强大的压力，所以并没有丧失调解边界纠纷的机会。 然而，这种策略将使西藏承担同新的印度领导集团疏远的风险，正如黎吉生所警告的，这样发展下去可能导致西藏不能同外国建立任何正式关系。1914年的《西姆拉条约》为西藏获得国际认同奠定了基础，正因为如此，废除《西姆拉条约》和“麦克马洪线”不仅有可能导致西藏丧失其“合法的”国际地位，而且还可能失去英国和印度的同情和支持。这些忧患的存在，使得西藏政府在印度权力交接之际，向驻印度的英国总督和尼赫鲁发去了一封官方的贺信，而这封贺信并没有表示西藏愿接受印度作为英国在西藏的权益的继承者，这是由于当时在拉萨当局内部尚未达成一致意见。 西藏政府将印度独立问题提交“民众大会”讨论，黎吉生对此作了报道： （1947年）8月26日，我得到了“民众大会”已决定作出答复的秘密情报，对印度政府发来的公函表示欢迎，并且允诺目前将遵守所订立的各项条约，但是又声明，所存在的有关边界和商业贸易的某些问题他们将愿待今后协商解决。对于立即修改条约这个问题，在“民众大会”内部存在着某种压力，但是由于摄政王向噶厦呈交了关于上述基本主张的一份建议稿，从而克服了这种压力。 由于达赖喇嘛决定巡访哲蚌寺，噶伦们须陪同前往，因而关于答复印度的信的决定一直拖到1947年9月才作出。随后，西藏“外交局”给黎吉生送去了一封信并请他转交给印度当局，直截了当地表示，不同意遵守现存的条约，也不承认印度作为英国的继承者。但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是，信中提出一种新的主张，即向印度提出了领土要求，要求印度将诸如锡金、大吉岭这样的藏族聚居区归还给西藏，西藏“外交局”认识到他们所走的是一条艰难而崎岖的道路，竭力想减轻可能遭受的打击，因而向黎吉生解释说，他们所提出的要求与“慰问同盟国代表团”递交给国民政府的那封包含9条主张的信的内容基本相同。 黎吉生把这封信看成是一次严重的误会，并决定在把它转交给印度当局之前设法予以澄清。因为这封信没有藏文原件（通常西藏的官方信件都是用藏文书写并在同一封信中附上英文译文），并且是开了封的。黎吉生询问西藏“外交局”官员，这封信是由噶厦发来的，还是“外交局”发来的，西藏是否打算遵守现存的条约。西藏官员未作答复，而只是把这封官函直接电告了新德里当局。 然而，按照西藏人的独特方式，噶厦政府并没有设法中止印度现在所要求的那些英国在西藏所享有的条约权利，以避免同印度政府发生直接冲突。因此，1947年8月15日，当驻江孜、甘托克、亚东和拉萨的商务代表和代表处分别在自己的驻地收起英国国旗挂上了印度国旗之后，西藏政府一声不吭，好像丝毫没有发生变化一样继续同他们打交道。 10月16日，西藏“外交局”终于对英国的来信作出了答复： 我们已收到了你们通过印度驻江孜的商务代表黎吉生先生转来的电文，内容悉知。你们在来信中表示大英政府将继续进一步关心西藏独立的维持，关心西藏普通民众迄今所享有的共同幸福，对此我们深表感谢。鉴于大不列颠和西藏之间业已存在着诚挚的关系，为了进一步发展我们之间的友好关系，西藏政府同样也很关心联合王国的利益，并希望贵国高级专员或全权代表在必要时随时应邀访问拉萨。 关于我们要求归还逐渐被占据的西藏领土以及解决影响西藏的整个经济福利的贸易关系问题，在印度受英国统治之时我们就已同当时的印度政府进行了磋商。在不久的将来西藏政府还必须同新的印度政府继续进行协商，因此，我们还希望大英政府支持和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愿望。 这封信引人注目地使用了“独立”一词而没有用“自治”二字，并且提及了西藏要求归还印度占据的西藏领土的问题。虽然英国并没有赞成和支持其中任何一个问题特别是第二个问题的意图， 但是，英国外交部中国局的一位官员却对西藏拒不接受和承认印度作为英国在西藏的权益的继承者的问题作了积极的解释：“看来西藏似乎正朦胧地意识到它处于极端的民族主义的包围之中，并-且认为有必要维护它自己的立场和地位。如果它希望促使印度去对付中国，它将能够做到这一点；如果它打算派遣西藏人出境到世界各国去学习，它也有能力做到。” 实际上，西藏当局已经决定派遣其第一个官方使团到西方去参观学习。这就是“西藏商务代表团”，除了到印度和中国内地参观游览之外，它还打算到美国和联合王国等国去访问。 “西藏商务代表团” 历史发展表明，西藏的第一个国际使团是西藏现代史上最具有争议的历史插曲之一。从西藏的观点来看，由于美国和联合王国对西藏商务代表团本身及他们所携带的西藏护照的认可，就清楚地表明西藏作为一个独立国家获得了国际社会的承认。 但是实际上当商务代表团力图再次证明西藏享有独立于中国之外的某种国际身份时，它的这种身份的性质和特点还非常模糊。 派遣一个商贸代表团出国考察访问的主意是由札齐造币厂于1947年首先提出的。该部门的共同领导者擦绒札萨、仲译钦莫觉丹（lcog steng）和孜本夏格巴一直在设法劝导噶厦采取措施，用黄金支持西藏的纸币流通。夏格巴回忆了他们当时的主张： 1947年，谷物储备和黄金几乎都已亏空，擦绒对这种局面非常担心和忧虑，因为我们正在继续印制新的货币。他常说纸币必须具有坚强的后盾……流行纸币现钞意味着噶厦必须用黄金或其他商品货物来担保纸币的价值。……他还经常谈到在外国曾发生过这样的事件：某个时期全体民众突然涌入银行，要求用金银兑换纸币，而政府金库早已亏空，所以金融大臣被迫自杀。 因此，我们三人（札齐造币厂的负责人）经过多次协商之后，决定请求噶厦赋予我们购买金银的权利。由于印度的金银价格昂贵，所以我们认为如果直接从英国或美国购买黄金价格会便宜得多。于是我们便将这项计划呈交给了噶厦……他们召集“仲孜杰”同我们开会讨论。随后他们又作出决定，认为此事应经过“民众大会”，审议批准，因而又召开了“民众大会”。我在会上就上述计划作了说明，而最有效力的发言人则是擦绒札萨。他告诉“民众大会”成员（特别是寺院堪布），无论寺院和僧众从宗教等活动中募集来的是什么形式的钱，现在都只不过是纸币而已。一旦发生意外，你们或者是僧人们都会带着这种纸币来找我们用金银之类的贵重物品进行兑换，到那时我们却什么也拿不出来。在其他国家发行纸币时，他们具有回收纸币的能力，并且，政府将保持与所发行的纸币数额相当的金银储备量。可是由于在西藏我们并没有这样做，所以你们在寺庙中所积聚的钱只不过是一张废纸。 正如擦绒所预料的，寺院堪布们听了擦绒的上述忠告之后，当即担心起他们在寺院中所积聚的金钱是否具有安全和保障，所以派遣商务代表团的建议很快就被批准了。然而，商务代表团实际上带着多种目的，肩负着多种使命，除了从国外购进黄金以确保西藏的货币流通之外，噶厦政府亟欲直接获得外国的货币。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由丁对从国外进口商品或用卢比购买外国货物没有限制，所以西藏不需要自己拥有美元或英镑。在战争期间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使得西藏完全把印度政府作为硬通货和购买外国商品的靠山。 西藏的出口经济几乎完全是由羊毛、裘皮、牦牛尾和麝香构成；其中大约80％出口到印度，20％出口到中国内地。羊毛是其最大宗的出口货物，美国是西藏羊毛的最大的最后买主：西藏出口印度的大约一半货物都被出售给美国在印度的商务代理人，再经由他们出口到美国。其余货物则出售给印度人，他们可以再把这些货物销往国外。美国商务代理人在购买货物时由印度“储备银行”兑换支付，记人西藏账单上的是卢比而不是美元。 西藏人估计，这些出口货物所换取的出口金额每年大约为2～3百万美元，并认为印度在外汇收入上欺骗了他们。因此，商务代表团的第二个目的便是同印度进行磋商并达成某种协定，以使西藏获得这些出口货物的硬通货币。 由于西藏不具有外币的固定储备，因而商务代表团的第三项任务便是从印度获得英镑或美元，以便于西藏能够从美国购买黄金。第四项任务是探寻西藏同美国和英国建立直接的贸易关系的可能性，从而完全避免美元兑换卢比差额悬殊的问题发生。西藏政府还把商务代表团出国考察视为向世人宣传其西藏是独立于中国之外的立场的绝好机会。与这一目的相适应，西藏政府向代表团成员签发了官方护照并指令他们在出外考察旅行时尽量使用这种护照。 在孜本夏格巴以及堪穷强基（Chang kh yim），邦达昌（四品官）和索康代本的率领下，商务代表团于1947年11月从拉萨启程前往印度，这是他们旅程中的第一站，他们于12月初抵达新德里（见图片59）。 代表团一到新德里，马上就向印度总理尼赫鲁和外交部的梅农（K.P.S.Menon）、达雅（H.Dayal）提出了贸易和外汇的问题。这一次，夏格巴要求印度支付200万美元。 西藏人关于内陆国家和地区具有共性的看法在夏格巴后来致美国官员的信中进行了明确的阐述：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各国的商品在西藏都很丰富，因为西藏能够从印度或中国购买各种商品。并且，其他国家的外汇出入也不受限制。战后，西藏的商品输入遇到了困难。中国和印度政府对西藏一直在与之进行进出口商品交易的那些国家的外汇出入实行限制，这就给西藏人民带来了巨大的困难。 由于战争接近尾声，印度政府对往返印度的进出口商品实行了一系列的限制，同时对外汇加紧控制。非常令人奇怪的是，印度政府对往返西藏的进出口商品实行限制和管理——而事实上西藏人只是把加尔各答港作为向其他国家进出口商品的集散地，这些商品还要从这里中转运往其他国家。 ……当我们在新德里时，便向印度政府提出了这个问题，并提出要求说，既然我们只是把加尔各答港用作商品运输集散地，既然从西藏出口的货物只是经过印度中转运往其他国家，那么他们就不可以扣留西藏人从其出口产品中所赚取的美元，西藏应当享有用这些美元进口美国商品的自由。 尼赫鲁和印度政府立即抓住这个机会向西藏表明他们对西藏拒绝承认新的印度政府作为英国在西藏权益继承者的不愉快心情，重申他们是英印条约的权利和义务的合法继承人，并希望西藏像他们同英属印度政府一样，将继续保持同新型的印度政府的关系。他们还指出，关于双方缔结新的协定的问题，应当在这种传统关系得到确认之后再进行协商。他们认为，当务之急是使西藏和印度之间的关系建立在某种正式的基础之上。 显然，除非西藏人承认新型的印度国家作为英国在西藏权益的继承者，否则印度人是不会同西藏商讨这些商品进出口和外汇管制问题的。这时印度只是答应对外汇实行部分解禁，以补偿商务代表团每天在国外的开销。 西藏商务代表团无权就政治问题同印度政府进行磋商，他们向噶厦发去了一连串四码电报，通报了他们的艰难处境，急切希望噶厦采取行动以打破这种僵局。然而，承认印度为英国的继承者在拉萨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因而，并没有马上得到直接答复。过了大约一个月之后，即1948年1月初，噶厦指令商务代表团离印赴中国内地继续履行他们出访的使命。商务代表团表示，在他们返程途经印度时还将继续同印度政府商讨贸易问题。 因此，西藏与独立的印度之间所进行的第一轮直接磋商遭到了惨重的失败。过了数月之后，即1948年6月，西藏政府宣布承认尼赫鲁为首的印度为英属印度在西藏的继承者， 可是印藏关系已经有了一个很坏的开端。印度怨恨西藏提出领土要求，并要求从先前的出口金额中以硬通货的形式拿出数百万美元给西藏； 西藏则怨恨印度不愿给予援助，并越来越觉得新型的印度政府将会成为不可信赖的朋友。 当同印度人的磋商即将结束之时，西藏商务代表团走访了驻德里的英国和美国的官员，以获得签证。就西藏商务代表团是否应获得官方身份和地位，以及是否应当承认西藏所签发的护照的问题，美英两国政府一直都在抓紧确定并落实一项政策。正如美国驻伦敦大使与英国外交部官员所举行的一次会谈的备忘录所透露的，英国的最初反应是消极的： 今天，莫瑞（Murray）先生打电话给庄菜德（Drumright）先生说，在对这个问题作了进一步考虑之后，外交部断定，现在尚在新德里的西藏人是不会受到联合王国的欢迎和接待的，作为一个官方的商务代表团至少暂时不会受到欢迎。莫瑞接着说，实际上外交部已断定西藏人的联合王国之行将会徒劳无益。外交部实际上一点都不情愿西藏人访问联合王国，但是如果他们坚持要这样做，联合王国将劝阻他们不要作为官方代表团前往，而建议他们以私人或非官方的身份来访。倘若西藏当局硬要坚持西藏人作为官方代表团访问联合王国，那么外交部当然会对西藏的迫切要求作进一步的考虑。 这种讨价还价反映了英国人对英藏关系的新主张。英国现在不再直接插手印度事务了，宁愿避免受到汉藏政治纠纷的牵连，而且也不希望特意帮助或鼓动西藏争取维护基于事实上的独立地位。由于西藏商务代表团打算在访英之前先到中国内地访问，所以英国迟迟不能作出决定；英国驻印度的高级专员告诉西藏人到中国内地之后再申请签证。然而，他却向他们发放了经香港到中国内地旅行的中转签证。 在西藏商务代表团及其身份和地位的问题上，美国面临着同样的难题。1947年8月1日，美国驻印度大使向美国国务院通报，他收到了西藏“外交局”和夏格巴的来信，内容是西藏商务代表团希望访问美国。西藏“外交局”来信的内容如下： 美国驻印度代理大使先生 我们高兴地通知您：一方面，为了西藏人民和商人的幸福和利益，另一方面为了建立西藏同印度、中国、美国和英国的友好关系，我们正在拟订改善西藏同上述国家商品进出口的方式和办法。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已委派西藏政府造币厂的负责人孜本夏格巴作为商务代表团团长前往上述国家考察访问，并与各国政府举行会谈。倘若阁下大发慈悲将此事通报华盛顿的国务院，以便在他到达时能够举行诚挚的会谈，那我们将感激不尽。我们已就这件事向孜本夏格巴授与全权，恳求阁下在各方面予以帮助。 谨致 诚挚的问候 西藏外交局（盖章） 美国驻印度大使最初对西藏政府的答复含糊其辞，不明确表态，但是竭力建议国务院答应西藏的请求，“不要坐失增强同西藏人所表示的友好情谊的良机。” 然而，华盛顿方面并没有分享这份热情，10月28日，国务院通知其驻德里大使：申请访美之事可以允许，但是只是在西藏人处境极为不利的特殊情况下才能这样做。美国大使还得到特别指示，要他依据西藏的护照颁发签证，并通知他说，该商务代表团在美国只能作为非正式的代表予以接待。 应当想到，中国声称对西藏享有主权，而本政府从未对这一声明提出过怀疑；相应地，本政府只能以非正式的礼节接待预定来访的西藏代表团成员，除非该代表团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正式批准。假如该代表团成员只携带有西藏旅行证件，那就应当按照“257表格”而不应当按照他们的护照向他们发放签证。 1947年12月30日，西藏商务代表团会晤了美国大使馆官员，向大使馆的代理大使转交了大札摄政的一幅照片以及大札摄政和噶厦的信。他们说明了代表团计划访美的特殊目的，但是在这次会晤中没提到政治问题。大使馆官员指出，容许西藏代表团访问美国，但是他们也像英国人那样拖延时间。他们通知西藏人，既然他们打算前往中国内地，那就应当到了那里再申请美国签证。因此，西藏护照的合法和有效的问题在印度并没有提出来讨论。当夏格巴提出访问日本的问题时， 所得到的答复依然是在中国内地询问并提出申请。 这时，西藏人便把注意力转向了中国政府。在中国内地同美国大使馆官员举行的一次会谈中，西藏代表团透露了他们在安排中国内地之行一事上所遇到的困难：“他们（商务代表团）指出：在他们的要求下，英国政府在加尔各答依照代表团所持的西藏‘护照’向他们发放了签证，以便代表团进入香港。可是中国政府拒绝承认西藏的护照，他们坚持要商务代表团使用中国政府签发的护照入境。因此，西藏商务代表团进入香港用的是一种证件，进人中国内地用的是另一种证件。” 随后，西藏代表团便以这种方式于1948年1月31日到达了南京。 “商务代表团”在中国内地的活动 商务代表团到达南京之后，同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国民政府各方面的领导人进行了会晤，并参观了上海、北平和杭州等城市。国民政府以惴惴不安的心情来看待商务代表团：他们担心西藏人会利用访问西方国家之机，削弱中国所持的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立场。中国外交部长向美国驻华大使表示了这种忧虑：“显然，商务代表团的意图是竭力扮演独立的角色，千方百计地获得外国对其脱离中国的承认，这将会给国民政府带来严重的政治困难，并且会给（中国）外交部与立法院造成重大困难。” 对于西藏商务代表团，中国国民政府有两个基本目的：第一，劝告他们放弃访问美英的计划，如果这一点不能办到，就劝导他们使用中国的护照；第二，依照1946年对待西藏“慰问同盟国代表团”的先例，诱使西藏商务代表团出席即将召开的选举总统和副总统的国民大会会议。 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许世英和原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处长沈宗濂一再出面劝说西藏代表团不要前往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在这些努力失败之后，便主动向他们提供5万美元，以帮助他们支付旅途费用，条件是他们将使用中国政府发给的护照。 据夏格巴叙述，他很有礼貌地感谢国民政府的好意，但是谢绝了他们给予资助的提议，并对他们说，他自己的政府已发了护照，也提供了旅行经费； 然而，实际情况更加错综复杂了。 商务代表团刚一到达南京，便设法领到前往美国和联合王国的签证。正如下面所引驻华美国外交官的报告所指出的，西藏人明确地表示了他们强烈要求独立的主张以及使用西藏自己的护照的愿望： 在同美国大使馆官员举行磋商时，西藏人对中国人或印度人所提出的对其领土享有主权的所有建议的不满和怨恨情绪表现得十分明显。西藏人似乎既仇视印度从自然、地理和经济方面控制和左右它，又怨恨中国企图从政治上统治这一地区。 在进一步接触并掌握了更为详细的情况之后，麦克肯纳先生询问商务代表团目前还有什么困难……他们明确地回答说，他们现在所面临困难是，前往美国是用西藏的护照还是用中国的护照。接着他们出示了随身携带的西藏护照，上面有英国签证（前往香港）的官印。有人向西藏人建议，他们要进入美国国境不仅必须得到美国官方的准许，而且还存在着从中国政府那里领到出境签证这样一个特殊困难。有人指出，他们应当就访美希望使用什么证件的问题作出决定，并且应当决定何时在美国大使馆中向大使馆官员递交这些证件。 很显然，西藏人希望美国使馆支持他们的主张，即中国政府在颁发出境签证时只应当承认西藏的护照。实际上，他们是想知道持这两种证件能否领到美国的签证。关于这一点，安德伯格详细地说明了颁发出境签证与颁发进人美国国境的签证的明显区别：前者完全取决于中国政府，别人无法插手；后者则完全由美国政府决定。 在西藏人获得中国政府的出境签证之前，美国大使馆是不会发放人美签证的。然而，中国政府不会依据西藏的护照颁发签证，西藏代表团也不希望持中国护照访美。 要克服这些障碍是非常困难的，于是西藏人决定经由香港前往美国。这样他们就能够持在加尔各答领到的中国护照离开中国内地前往香港，然后再放弃中国护照，用他们自己的护照进入美国。他们确信，通常情况下在香港是能够获得美国签证的。 但是，由于西藏代表团不希望在获得中国的出境签证的问题上承担遇到麻烦的风险，所以他们便决定作出让中国官员首先向他们谈及访美事宜的姿态。 中国外交部常务次长叶公超向美国人阐述了商务代表团是如何欺骗中国政府的： 商务代表团带着同中国签订某些商务协定的明确目的到达了南京。在外交部的坚持下，蒋介石总统亲自调拨了价值300万美元的丝绸和价值75万美元的茶叶给西藏。作为报答，西藏商务代表团允诺不去美国访问。但是，商务代表团一到香港就把国民政府提供的丝绸卖给了一家印度商号，所提供的茶叶也不知去向。接着，他们在向最高统帅（蒋介石）致函对所供给的所有货物表示衷心的感谢之后，便乘飞机飞往美国。 西藏人对美国是否会拒绝从香港发给他们签证仍然有点担心，因而他们便两面下注以防不测——在中国设法获得英国的签证，这样，如果他们获得美国签证的计划落空，就可以由香港直接前往英国。对此，英国人这样写道：“他们在南京走访了英国大使，并向他说明了他们的计划，请求他在中国向他们颁发英国的签证。英国大使不仅答应发给他们签证，而且还以他们所持的西藏护照为凭证。由于西藏人告诉这位英国人，他们是瞒着中国人这样做的，并告诉中国官方他们打算从香港返回印度，所以他们同英国大使所进行的一切活动都是严格保密的。” 与此同时，中国国民大会在南京召开，主要任务是选举中华民国总统和副总统，蒙藏委员会催促西藏商务代表团出席会议。西藏已有1946年出席国民大会的前车之鉴，所以夏格巴及其他代表团成员便断然拒绝了国民政府的邀请，即使是作为列席代表或观察员也不成。他们告诉国民政府：商务代表团所肩负的使命是考察商务，并没有得到出席国民大会的命令。然而，拉萨方面却向他们发来指示，对蒋介石当选为总统表示祝贺。 商务代表团最终以他们在加尔各答所领到的中国旅行证件为凭证，获得了出境许可证，于是他们便前往香港。到香港之后，他们处理了这些证件并得到了美国政府依据他们所持西藏护照所颁发的签证。 在实现这些直接目的过程中，他们付出了重大的政治代价，从中表明，他们对待中国政府的行为与他们向西方国家声明西藏是独立的这两者之间是不协调的。美国国务院一份分析西藏问题的备忘录指出：“按照西藏商务代表团首领的说法，西藏是完全独立的，无论如何，中国政府无权操纵和控制西藏的内外事务。然而，西藏商务代表团又是持中国护照进入中国内地的，一般说来，他们尽量避免同中国当局发生公开的冲突。” 商务代表团于7月4日到达檀香山，随后便前往美国大陆，于7月9日抵达旧金山。与此同时，中国人因觉察到受了西藏人的欺骗而非常气愤。自从1912年起，中国政府就把继续维持其对西藏的统治的国际形象视为至关重要的问题，因此他们把不能履行对西藏的政治统治权和任何外国对西藏事实上的独立地位的承认都看成是一种重大的威胁。所以，中国当局便发动了一场全面的外交反攻。 7月12日，中国外交部常务次长叶公超就有关西藏商务代表团的行动的问题向美国驻南京大使提出抗议，他强调了以下4点： 1.西藏当局无权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同其他国家打交道。 2.西藏商务代表团所持的是西藏旅行证件而不是中国护照，他应当记住这一点。商务代表团团长夏格巴无权同美国政府进行直接磋商。 3.荚国驻香港总领事在向商务代表团颁发签证时并没有通知中国驻香港的特使。 4.美国一直承认中国对西藏享有主权，令中国政府吃惊的是，美国驻香港总领事竟然承认了西藏的旅行证件，中国政府希望知道，美国驻香港总领事是主动发放这些签证的，还是美国政府授权他这样做的。如果他是奉美国政府之命发放这些签证的，那么中国政府希望得知美国政府是否已经改变了其“对西藏的一贯态度。 同一天，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参事崔先生（T.L.Tsui）通知美国国务院：中国政府希望美国在同西藏商务代表团商谈时，把西藏作为中国的一部分来看待，而不应把它看成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3天之后，中国驻美国大使顾维钧先生向美国国务卿马歇尔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内容要点如下： 1.西藏是中华民国领土的组成部分，遵照中华民国宪法，它无权同外国政府举行外交磋商；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须服从中国中央政府的指导并得到中央政府的批准。 2.以夏格巴先生为首的西藏商务代表团成员所持的旅行证件不能代替由中国政府发给他们作为到国外旅行所必需的护照。令人惊奇的是，美国驻香港的总领事在事先没有通知中国外交部驻香港专员并与之协商的情况下，便擅自颁发了这些非同寻常的旅行证件。大概他事先也没有报告美国政府，是在没有得到政府指示的情况下擅自行动的。 3.夏格巴先生及上面所说的商务代表团的其他成员无权直接同美国政府打交道，但是中国驻美国大使将乐意为他们的这次据说是以贸易商务利益为目的的访问提供一切方便。 4.美国政府一直承认中华民国对其领土享有主权。因此，中国政府相信，美国驻香港总领事向西藏商务代表团颁发旅行证件，用以取代中国政府向他们颁发的正式护照这种行为是一种疏忽，而并不意味着美国政府背离了其关于西藏是中华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及尊重中华民国领土的完整的一贯政策。 美国国务院马上打起了退堂鼓。声称美国并没有制订新的西藏政策，国务院也没有疏远中国的理由，而且也没有理由因忽视中国的意愿而把这些西藏人当作来自一个独立国家的使者来款待而促成一起重大的外交事件。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美国国务院实际上已经决定以非正式的礼节来接待这些西藏人，即由商务部来充当东道主，而不是由国务院做东。另一方面，由于西藏显然是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在发挥着作用，并曾经在飞行员着陆与托尔斯泰（I.Tolstoy）和多兰（B.Dolan）履行战略情报局的使命方面同美国人进行过合作，所以美国国务院并不希望拒绝西藏人。 因此，美国国务院便向中国驻美国大使误传说，美国驻香港的总领事奉国务院之命，并没有向西藏人签发旅行证件，而只是在单张表格上签了字。国务卿马歇尔还通报美国驻华大使，可以向中国外交部次长指出：“当签证申请者不能出示有效的护照或某个国家所签发的护照不被美国承认时，通常就在签证申请表格上签字核准。” 然而，正如夏格巴的护照照片所揭示的（见图60），实际上美国官员是依据西藏的护照签证的。看来美国驻香港总领事要么事先不知道有一整套指示，要么就是误解了这些指示。总之，通过这一行动，美国当局向中国人宣告，尽管他们不会强迫西藏人使用中国的护照，但是他们将来也不会承认西藏的护照有效。 与此同时（7月14日），中国当局也向伦敦的英国政府提出抗议，要求英国人扣留西藏人进入英国国境的签证，直到他们出示中国护照之后才允许入境。英国人也马上妥协，虽然他们也指出：“在这种对（哪一方具有）权威发生争议的情况下，我们决不会阻止友好人士来访，也不会以坚持出示一种国家的护照的方式予以袒护和支持”。但是，他们还是代表英国驻南京大使就依据西藏护照签证一事“承认出了技术性差错”。如像美国人那样，英国外交部接着便通知其驻华大使：“在这种情况下，更改签证手续当然会要求申请者获得附有英国签证的口供证词，如果你们愿把这种更改作为将来进行解释的参考依据，我们将感激不尽。” 尽管英国与西藏有着将近40年的亲密友谊，但是英国当局还是决定不赋予或承认西藏人颁发和使用自己的护照的权利。 所以，中国人瞒着西藏人便能够抑制因西藏商务代表团成功地使用西藏的护照所造成的损失。回想起来似乎可以看出，西藏人持他们自己的西藏护照而获得英美等国的签证是非常侥幸的。 中国当局仍然对英国和美国接待西藏代表团的方式感到忧虑。在其外交取得初步胜利的鼓舞下，中国人进一步对美英两国施加压力，敦促他们不要作出可能被视为把西藏商务代表团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宾客来款待的任何姿态和举动。他们坚持认为，西藏人只应当在中国大使馆官员的陪同之下才能出席宴会、官方仪式和会见政府官员，当然，大使馆官员很希望“帮助”这些西藏人。 7月19日，中国驻美国大使要求美国国务院确切地告知：“一旦对西藏商务代表的活动作出安排，美国商务部是否会十分友好地让中国大使馆官员出席会谈。”美国国务院的答复是很有趣的，他们并不拒绝中国人有这样做的权利，而只是声称“将把西藏商务代表团作为带着纯粹的商业目的商人或生意人来看待”，这样就回避了上述问题。 但是这种策略很快便受到了挑战——西藏代表团宣称，他们希望拜会杜鲁门总统，以便转交达赖喇嘛和大札摄政所赠送的署名照片以及写给杜鲁门总统的亲笔信。 “杜鲁门事件” 在美国国务院的请求之下，中国驻美国大使参事崔先生于7月22月前去协商杜鲁门总统会见西藏代表团的问题。美国国务院人士对他说，他们“当然不希望在事先没有通知中国大使馆并得到其同意的情况下便安排美国总统会见西藏代表团。另一方面……（美国）也不希望在没有经过充分考虑的情况下就拒绝（西藏的）请求，因为西藏人非常有礼貌，并且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美国军官过往西藏提供过方便和帮助。而且，安排这样一次会见无疑将会对西藏商务代表团的出访成果作出贡献。”崔参事回答说，中国方面对西藏代表团打算拜会杜鲁门总统的想法并不感到为难，实际上，中国当局很希望促成这样一次会晤。但是，他们面临着某些“程序上的”困难，“假如会晤美国总统的请求是由（中国）大使馆代表西藏商务代表团提出而不是由该代表团直接提出”，这些困难就能迎刃而解了。他们还暗示，如果安排这样一次会见，中国驻美国大使顾维钧可能会陪同西藏代表团出席。崔参事进而告诉（中国事务部部长助理）福里曼（Fulton Freeman），中国大使打算于当晚设宴款待西藏代表团成员。对他来说，这是“以谨慎的方式向西藏代表团提出这个问题”的一个理想的机会。 毫无疑问，福里曼知道西藏人对这种正式承认西藏隶属于中国的作法是不会同意的，因为夏格巴已于前天走访了美国国务院并公开提出了批评意见，他说：“为什么西藏事务要由中国事务部来操纵和处理呢？”没有等到答复他接着便声明：西藏并不隶属于中国而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因此，福里曼建议中国官员以这样一种方式向西藏人说明他们的愿望——即看上去中国人好像打算帮助西藏人，而没有丝毫强迫或操纵他们的意图。他还对崔参事说，他并没有看出只要会见的请求是由中国大使馆提出的，顾维钧大使就有理由陪同西藏代表团出席，但是这个问题确实要由中国大使和西藏代表团双方来决定。 次日上午，崔参事通报福里曼，中国驻美大使顾维钧已把这个问题呈报南京政府。崔参事请求美国国务院在一两天之内暂时不要采取行动，等收到南京方面的意见之后再作决定。在南京，中国外交部常务次长叶公超告诉美国驻华大使馆官员：夏格巴已向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透露，他希望同杜鲁门总统商谈一般的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因此，中国外交部长拟请美国驻华大使转交一份公函，请求美国总统不要接见西藏商务代表团，今后同他们进行任何方面的磋商都要通过中国驻华盛顿使馆这个渠道予以沟通。提出上述请求有如下3条理由：⑴中国政府并没有认可西藏商务代表团并向他们授权；⑵商务代表团所用的旅行证件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的承认；⑶商务代表团的活动表明，他们根本靠不住，他们显然企图通过各种有效的方式竭力使西藏的特殊地位得到承认。 而夏格巴实际上并没有明确地向中国官员表示，他希望同美国总统商讨政治问题。西藏代表团离开中国内地以及后来在香港和美国独自行动的方式已使中国政府产生了这样的怀疑，即他们可能企图私下拜会杜鲁门总统。 所有这一切都把美国国务院置于一种困难的境地。他们并不希望开罪中国人，可是他们也不希望通过拒绝商务代表团拜会杜鲁门总统的请求来挫伤西藏人的感情。美国人打算接受中国方面的请求，这样，会晤也许就会得到圆满解决，但是中国外交部的消极反应妨碍了这项计划的实现。然而，美国国务院仍然不愿意在这个问题上作出让步，所以他们向中国方面施加的压力更具有伸缩性。7月28日，在同中国驻美公使谭绍华的一次会谈中，美国国务院强调指出，尽管美国“并没有以某种方式对中国对西藏的法律上的主权表示怀疑的意图”，但是中国方面也应当“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即中国事实上没有对西藏行使统治权是造成目前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 并且，美国国务院还强调，他们不得不隆重地接待西藏商务代表团，以报答美国使者在西藏所受到的欢迎。由于西藏代表团引起了新闻界的普遍关注，所以一旦“西藏人拜访美国总统的意愿由于中国政府的阻挠而落空这件事被人们知道，中国当局不妥协退让的政策就有可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们还说：“由于自决这一思想在美国人民当中很受欢迎，所以也有可能提到自决这样的话题”。接着，美国国务院又问“中国方面是否能够提出一种巧妙的解决办法。”并且再次暗示，他们提出了一种程序，据此，中国大使馆只要请求美国国务院安排这样一次接待就行了。 中国驻美公使说，他将敦促南京政府作出适当的答复，并且建议美国国务院同南京政府同步行动。 7月31日，中国大使馆通知美国国务院，中国同意按照如下方针解决目前面临的困难：“⑴中国驻美大使将致函礼宾司司长伍德华特先生（Woodward），要求安排中国驻美大使顾维钧出席西藏商务代表团拜会杜鲁门总统的典礼；⑵如果得到准许，希望由顾大使亲自把这样的安排通知西藏代表团，并希望他将陪同他们一道去拜见杜鲁门总统。”中国方面要求，由美国总统致西藏代表团的所有书面答复，都得送交中国驻美大使或美国驻南京大使，再通过中国政府转交给西藏人。假如西藏代表拒绝此项方案，中国方面就要求美国方面不得答应他们同美国总统会晤。 过了两天之后，即8月2日，福里曼拜访了夏格巴，并且漫不经心地提出，顾大使希望把商务代表团介绍给杜鲁门总统。他还询问夏格巴打算何时离开华盛顿前往纽约，以便能够提前作好安排。但是西藏人并没有陷入这个圈套，他们回答说，不需要中国大使陪同。福里曼关于这次会谈的记录揭示了西藏人的立场： 我（福里曼）通知夏格巴先生，国务院知道西藏代表在这个问题上的感情和主张，但是又提出了在其他情况下安排这次会晤可能难以实现的一些理由。我声明，虽然在西藏存在着很大限度的自治，但是美国政府从前承认并且还将继续承认中国对西藏所享有的法律上的主权，我们同中国保持着最诚挚的关系。我接着说，美国承认中国驻荚大使为他们国家的外交代表，因此，依照传统惯例和程序，商务代表团在正式拜会国家元首时，他将作陪。夏格巴先生在其答复中援引了多兰（Dolon）和托尔斯泰（Tolstoy）于1943年访问西藏时所受到的款待的事例，并且声称，中国官员在拜会达赖喇嘛和转交罗斯福总统的信时并没有享受这种礼遇。他说，在商务代表团访问印度和香港时，在没有要求中国外交官员或领事官员出席或陪同的情况下，受到了这些地区最高官员的欢迎和接见，他看不出他们应当在美国开一个“不幸的先例”的任何理由。他再次请求美国国务院安排一次与杜鲁门总统的‘正式会晤’，从而避免中国大使馆插手此事。 对于夏格巴的上述要求和主张，福里曼回答说，拜会总统的一切安排几乎都要以同样的仪礼来对待，并且会引起新闻界的关注，没有必要把中国大使排斥在外，这样会使中国政府为难。他断定，“如果西藏代表团成员没有见到杜鲁门总统就离开了美国，国务院将感到非常遗憾”，但是“要以其他任何方式（而没有顾大使陪同）安排一次会见，即使有可能也是非常困难的”。 在西藏代表团内部，夏格巴和索康之间经过长时间的交谈之后，夏格巴说，他们必须征求两名不在场的代表的意见，但是对这种方案能否得到同意并不乐观。在这一点上福里曼暗示，商务代表团在顾大使的陪同下拜见美国总统之后，有可能安排代表团在没有中国大使陪同的情况下私下会见国务卿乔治·马歇尔。于是夏格巴便问这样一次私下会晤是否能够替代同美国总统的会晤。福里曼答复说，他认为只有当西藏代表团与杜鲁门总统会晤之后，这样的会见才会实现，那时才便于安排西藏代表团第二次会晤一位美国高级官员。夏格巴暗示，有这些前提条件，他们可能愿意在顾维钧大使的陪同下拜会杜鲁门总统，并说他们将回去商量这个问题，次日给福里曼最后答复。 这个答复很消极，西藏代表拒绝了中国人提出的方案，并再次敦促美国国务院取消让中国大使出席会见的打算，而且他们这时又加上了一条，即如果这一点不能做到，他们希望安排会见美国国务卿。 与此同时，马歇尔于8月4日给美国驻华大使发去了一封电报，指示他通知中国外交部，对他们施加压力，指出他们所提出的会晤建议显然“缺乏诚意，因为中国驻美国大使已经从同（西藏）商务代表团磋商这个问题中得知，中国大使陪同西藏代表团会见美国总统的建议大概不可能得到西藏人的同意。更为明显的是，中国人还希望把没能安排商务代表团会见杜鲁门总统的责任推卸到西藏人身上，以此来逃避由于中国政府的阻挠而使预定的会晤告吹而会受到的新闻界的批评”。马歇尔继续声明，美国国务院并不是确实想让中国大使在西藏人会见美国总统时作陪，并再次敦促中国方面答应最初提出的只是由中国人提出会见要求的解决办法：“因此，请尽力争取外交部同意这一点，表明新闻界在宣布这次访问时将强调，约定同西藏代表会谈事实上是根据所收到的中国大使馆的请求而作出安排的。” 随后，美国国务院再度改变方式，答应安排商务代表团私下与国务卿进行会晤，虽然是“非正式的”，但是并不顾及中国大使馆的反应。西藏代表团并不知道马歇尔正企图对南京方面施加压力，便同意会见国务卿并请国务院把信函和照片转交给杜鲁门总统。 中国人担心西藏人带给杜鲁门总统和国务卿马歇尔的信函的内容涉及政治，这是没有事实根据的，结果证明这些信函并无恶意。例如，达赖喇嘛致杜鲁门总统的信内容如下： 致美利坚合众国总统杜鲁门先生： 得知您身体非常健康，并且正致力于促进全世界的幸福昌盛的慈善事业，我非常高兴。我这里万事如意，并且正在为佛主的法统和众生的幸福竭尽全力。为此，特派孜本夏格巴（即西藏政府的财政部长）和他的助手堪穷强基巴（chang khyim pa）前往贵国考察商务并购买黄金和白银，用于西藏进口商品的开销。诚恳地希望您在他们购买货物和从贵国运出金银时给予最宝贵的帮助。向您敬献哈达并赠送一幅我的盖有本人印章的照片和一幅丝织“唐卡”。 达赖喇嘛 藏历火猪年八月二十五日 从大札摄政和噶厦的来信可以看出，他们所关心的只是商务和购买黄金的问题。致马歇尔和杜鲁门的最具有政治色彩的信函，也只是请求“请把他们当作我们的商务代表团来接待，考虑到美国和西藏之间的友好关系，在他们商谈商务问题和购买金银时，请给予必要的帮助”。 西藏商务代表团与美国国务卿马歇尔的“非正式”会晤于8月6日举行，主要是满足西藏代表团为噶厦政府购买5万盎司黄金的愿望。 美国国务院为商务代表团安排了一次小型的接待仪式，而且确实是任意按照非正式的术语来限定的，因为东道主是国务院“国际商务政策部”的官员而不是国务院所属的“政治部”的官员。 过了两天之后，国务卿马歇尔于8月8日收到了美国驻南京大使司徒雷登（L.M.Stuart）发来的一封电报，带来了中国外交部拒绝赞成美国关于安排西藏代表团会见杜鲁门总统的建议的消息。 虽然美国人曾恐吓说，即使中国人不赞成也将采取行动，但是现在他们却不再提这件事了，由于西藏代表团认为安排这样一次会见毫无希望了，所以他们已经离开华盛顿前往纽约。 商务代表团与马歇尔会晤之后，夏格巴当即交给他一封信，阐明硬通货问题的背景，并请求美国在如下两个方面给予帮助：第一，对印度政府施加压力，使其容许西藏获得推销出口货物的外汇；第二，颁发一份许可证，准许商务代表团购买5万盎司金锭（价值约200万美元），然后将其运往西藏。 当时，夏格巴断定他能够以低于美国的价格从墨西哥买到黄金，可是出于政治考虑，他一心要购买美国的黄金。 美国国务院也有同样的想法，因为几周以来他们在内部一直在讨论向西藏出售黄金的政治含意。正如下面这封致财政部长的短简所透露的，他们决定将不表示认可： 国务院看不出向西藏政府出售黄金有何不妥，也不相信做这样的买卖会对美国承认中国对西藏享有合法主权的政策带来任何危害，因为国务院并没有想到做这笔生意会对本国政府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合法主权的一贯政策产生影响。 8月27日，美国国务院告诉夏格巴，尽管他们不能够干涉印藏之间的贸易交往，但是财政部愿意向西藏出售它所需要的黄金，所以夏格巴应当直接向他们提出申请。 西藏人对这一消息表示欢迎，同时也使他们处境窘迫——事实上他们并没有用于购买黄金的美元。当国务卿马歇尔在同他们会晤期间问及此事时，夏格巴含糊其辞予以搪塞，因为他非常清楚，印度尚未允诺让与他们所需要的硬通货。现在已掌握着购买黄金的许可证，于是夏格巴、邦达昌和随行的翻译便于8月30日返回华盛顿寻求一项美国贷款。次日，他们会晤了远东事务部副部长麦瑞尔·本宁霍夫（H.Merrell Benninghoff）。 夏格巴在他们这次会晤结束时向本宁霍夫递交的一封信中明确地表明了他们的处境： 关于用于支付购买黄金费用的美元兑换问题，我们收到了西藏政府发来的一封电报。我们从电文中得知，印度政府似乎打算最后把美元让与西藏。 但是，由于印度政府与西藏政府之间就西藏与英印之间原有条约的连续性问题正在进行商谈，尚未缔结条约，因此，在印度政府最终将美元让与我们之前还得花费较多的时间。 所以，现在我们奉西藏政府之命，请求美国政府向我们提供一笔数额为200万美元的临时性贷款，用于购买黄金和美国的某些机器设备，并将其出口到西藏。 当然，一旦我们得到印度政府解禁的美元之后，将马上偿还这笔贷款。但是，万一由于某种预想不到因素，印度不愿向西藏让与这笔亟需的美元，我们打算用向美国出口羊毛、裘皮、麝香、牦牛尾等西藏土特产品所换取的外汇来偿还这笔贷款。…… 西藏政府已指示我们申请这种临时性的贷款，因为它认为这将为它提供充足的时间和机会，以经受住印度政府向西藏施加的压力，按照原来对西藏十分不利的条款再次确认过去的条约，这些条约对西藏非常不利，这几乎等于他们随心所欲地把困难转移到了商业以及与其他国家的其他关系方面去了。 美国国务院拒不同意这项建议，他们认为，向西藏提供这样一笔贷款是超乎于单纯向西藏出售黄金，从政治上承认西藏的一种行为。因此，9月27日他们通知夏格巴：美国当时可用的资金不允许提供这笔贷款。 由于这条道路走不通，西藏商务代表团就无法购买黄金，所以他们便打算离开美国，由海路乘船去巴黎然后前往伦敦。 “商务代表团”访问英国 商务代表团在美国所遇到的困难并没有限制他们同美国人的交往和磋商。当他们设法更换过期的英国签证时，也许最沉重的打击便降临到他们头上。 英国人从一开始就对商务代表团的访英计划感到烦恼，他们预料同意西藏人访英将同中国产生矛盾，而对英国本身则毫无益处。尽管西藏显然会从国际交往中得到好处，但是其地位已不再是英国外交部最关心的问题，英国当局对其驻纽约的总领事说，问题的难点在于，“我们非常希望避免因西藏人来到本国而与中国大使馆产生这种不必要的麻烦（即中国人抗议英国向西藏代表团颁发签证）。” 英国外交部最初的决定是，最好的办法是只把商务代表团当作“特殊的访问者”来对待，而不把他们视为官方代表团。 西藏代表团并没有得知他们的英国签证是由于某种“技术性失误”才准签的，因此，他们呆在美国时，并没有因其原来的签证的3个月有效期已经超过而感到不安。在作好了乘船去欧洲并于10月初到达英国的安排之后，他们便到设在纽约的“英国护照管理处”去申请新的签证。他们完全没有料到会受到如此冷遇，正如夏格巴在提交英国驻华盛顿大使的一封抗议信中所指出的：“负责签证的英国官员告诉我们，由于他接到了伦敦有关部门的一项特别指示，所以我们的护照将不用英国签证处的正规签证图章予以签证盖印。相反建议我们签名同意‘以口供证词代替护照’，他告诉我们这样才会准签。”夏格巴在信中明显地表达了自己的愤怒情绪，他告诉英国驻美大使：“在我们持有自己的正式的西藏政府护照的情况下，不可能以‘口供证词代替护照’的形式前往英国。” 英国大使坚持说，西藏代表团将不得不使用未持护照者那一类表格： 正像您可能知道的，在签证问题上，我们必定要按照既定的指示遵循所规定的手续，在这种情况下，签证的通常作法是在签证上附一份口供证词。这不会对旅行和访问带来任何不便，实际上，以这种方式进行签证与在其他任何形式的旅行证件背后签证完全是大同小异的。我相信，您会再次把您所率领的代表团派往设在纽约的英国护照管理处，以便贵团能够按照我们的规定备齐所需要的证件。我确信，英国的护照官会以各种适当方式帮助你们。 请允许我借此机会祝愿你们在英国停留期间尽情游玩并有所收获。 西藏代表团马上作出了反应，他们取消了预订的10月22日的船票，并通知英国驻纽约总领事说，他们宁可不到英国访问，也不会接受以“口供证词”作为签证条件的建议和主张。 与此同时，他们向英国外交大臣递交了如下呼吁书： 致英国伦敦联合王国大英政府外交大臣阁下 阁下 我荣幸地就我们访英的问题致函阁下。我们受西藏内阁（噶厦）的正式委派出访印度、中国、美国、联合王国及其他国家，目的在于寻求改善和发展西藏同上述国家的商务关系的可能性。 我们已经访问了印度、中国和美国，并且也非常希望专门访问英国，因为英国与西藏之间长期存在着非常诚挚的关系。此外，我们还将亲自向大英国王、首相、外交大臣和商务部转交至尊达赖喇嘛以及西藏摄政和噶厦（内阁）的信函。 然而，你们国家派驻纽约的签证官所提出的要求令我们非常吃惊，他告诉我们，他给我们颁发前往英国的签证只能以由我们签名同意的“口供证词表格”为依据，因为伦敦当局发来特别指示要他这样做。他拒绝在西藏政府特意发给我们的护照上签证。 我们给他去信，要求他再次向伦敦当局阐明我们的态度和立场，并依据我们的护照签证，因为我们不可能持‘口供证词表格’旅行访问，同时，作为来自西藏的官方商务代表团成员，我们持有西藏政府颁发的护照。 我们还就这个问题致函英国驻纽约总领事和驻华盛顿的英国大使阁下，可是都一无所获。兹附上我们的信函副件供阁下参阅。 我们谨通知阁下，倘若英国签证官拒绝依据我们的护照签证，我们必定会十分遗憾地取消访问英国的计划，并打算经由法国返回印度。我们打算于1948年11月6日乘“伊丽莎白女王号”轮船前往法国。 我十分荣幸地通知阁下。 谨致 最诚挚的问候 西藏商务代表团团长 孜本夏格巴 西藏人的愤怒情绪及以不到英国访问相要挟，迫使驻华盛顿的英国大使请示英国外交部，询问是否可以指示纽约的护照管理处为这些西藏人破例，或者是否能够作出安排，允许西藏代表团免子签证进入英国。 英国外交部的官员布兰克汉姆（R.C.Blackham）同意了上述建议，他说： 如果“商务代表团”带着一种不高兴的精神状态返回西藏，那么这将是政治上的极大的不幸，我相信，在允许他们访问联合王国这件事上我们制造了一些不必要的困难。事态这样发展下去，如果我们决定派一个代表团于1949年出访拉萨，就有可能失去英国使团得到西藏人接待的机会。有鉴于此，我认为假如这次西藏访英不能成行，那将是非常不幸的。 随后，英国人便想出了一套巧妙的解决办法，据此他们既可以让西藏人持他们自己的护照进入英国，又不违背向中国人作出不依据西藏的护照发放新的签证的诺言。他们向其设在纽约的护照管理处发来指示，要求管理处官员“改变对（商务代表团现有的）签证所作的‘3个月期限’的承诺，从而在不重新签证的情况下把原有签证的有效期延长（到9个月）——换句话说，就是划掉‘3个月’，在上面写上‘9个月’。护照管理处奉命予以修改，‘尽可能不引人注目，只在原来的字面上加以修改，而不再加进任何字样，以免露出在纽约才加以修改的破绽”’。10月28日，这些指示被电传给英国驻华盛顿大使并得到了贯彻执行（见图片60）。 随着签证问题的解决，西藏代表团到了英国之后将受到何种方式和规格的接待的问题就得加以考虑了。10月28日，中国大使馆请求英国外交部在安排西藏人同英国官员会晤时都应通过中国驻英大使。英国答复说，这没有必要，因为商务代表团是“非正式的访问团，而且仅限于考察和商讨贸易与商业事务”。 然而，夏格巴于11月5日致函英国外交大臣，请求拜会国王和王后以及首相、外交大臣和商务大臣等政府要员，以便商务代表团向他们转交达赖喇嘛、摄政大札和噶厦的信。 “英联邦关系部”觉察到了与英国外交部一直断定（并且在不久前还这样认为）的情况——他们并没有收到西藏政府关于商务代表团的官方地位和身份的正式来信。相反，实际上设在印度的英国“高级专员办事处”收到了噶厦政府的一封信，并于1948年1月9日从印度把这封信转寄给了英国外交部，这时，情况就更加复杂了。因此，“英联邦关系部”建议，“作为官方的商务代表团，西藏商务代表团有权利得到一般代表团所享有的种种方便。” “英联邦关系部”的主张是值得重视的，它表明了英国方面关于西藏的地位的主张的最大限度以及英国对这个问题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我认为，你们将十分清楚地认识到，中国要求控制西藏的对外关系并不是一件新鲜事。30多年来，我们和印度政府都坚持要维护同西藏政府的直接的外交关系，就我们所能回想起的史实而言，并没有在任何场合承认过中国政府经常表示对西藏的对外关系的建立和发展承担着责任和义务的主张。1914年所订立的《西姆拉条约》，一方面调节和制约着英国、印度与新兴的巴基斯坦之间的关系；而另一方面，又以英国国王的名义，代表联合王国和印度同西藏进行磋商。由于我们把西藏视为能够缔约的一方，所以就很难看出我们为什么要在目前这个紧要关头尽量不在本国接待西藏商务代表团，并且不轻易承认他们所持的西藏护照。对中国大使馆所提出的我们在同商务代表团进行正式接触时应经过他们的要求和主张，我们也不会赞成。在南京政府正被目前的不稳定局面困扰着的情况下，中国人几乎没有强迫他人接受自己的主张的机会了。 与此同时，已退职的原锡金政治专员古德爵士（Sir Basil Gould）担心英国外交部会放任不管，让西藏人在英国独自行动，便致函“英联邦关系部”的吉伯特·莱兹怀泽爵士（Sir Gilbert Laithwaithe），向他阐明商务代表团对英国的重要性，并敦促英国作出适当的反应： 这是首次被派往西方世界的一个西藏官方使团；商务代表团也许与一个外交使团相差无几，因为西藏政府认为，没有必要做得太过分去冒激怒中国当局之险；他们为自己的利益着想，前往英国访问和磋商，这与近些年来大英政府和印度政府所奉行的政策是完全一致的。 所有这一切再加上英国外交部打算于1949年派遣一个使团访问西藏，致使英国当局作出了决断，即宁可冒得罪中国人的险，也不挫伤西藏人的感情。因此，英国外交部便发布命令，指示属下把西藏使团作为一个官方商务代表团来接待。并且申明，外交部将尽一切努力，“把西藏代表团作为一个官方政治代表团来对待”竭力促使其访英取得成功。 外交部“东南亚局”的一位官员到维多利亚车站去迎接商务代表团，外交部“会谈司”的一位官员被派往伦敦去负责接待西藏代表团。外交部的麦友先生（C.Mayhew）当时正在休假，他代表外交大臣贝文（E.Bevin）会见了商务代表团；当时英国国王患病，已停止接见所有来访者，宫务大臣代表国王会见了西藏代表团；西藏代表团还拜访了英国首相。 中国驻英大使询问英国外交部，能否让中国大使馆的一名官员陪同西藏人去拜会首相，然而西藏人断然拒绝了这种要求，他们独自采取了行动。 然而，英国人还是小心谨慎的，他们对西藏人所提出的独立于中国之外的主张并不给予明确的支持，并决定，如果商务代表团提及政治问题，就拒绝同他们商谈这方面的问题。英国当局并不指派外交部官员，而委派“商务部”官员在伦敦充当接待西藏人的东道主。正如下面这封信所揭示的，西藏人同英国外交大臣的会晤显然只限于非正式的礼节：“因此，我们希望同首相的会晤应当被视为非官方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方面提出指控，我们就说英国首相接见特殊的来访者是很自然的事情，他的行为对商务代表团的身份和地位没有多大关系。” 英国人还想方设法不去张扬此事，例如，他们要求宫务大臣在宫中同西藏代表团会晤，以避开官报（Official Gazzette）和宫廷公报（Court Circular）。 英国人从自己的经济利益出发，拒绝向商务代表团提供英镑现款，财政部和商务部效仿美国人的做法向西藏代表团建议，通过正常途径获得外汇的最佳方式是同印度政府订立某种协定。尽管有人提议可以在英国开设一个代办处和一个银行账户，但是英国当局并没有采纳这项建议。 然而，他们答应把同西藏代表团商谈的情况通报给印度政府，并要求印度方面就硬通货问题对西藏人表示同情和支持。 12月10日，商务代表团在伦敦活动了3周之后便离开英国返回印度。 要对由西藏派遣的第一个出访西方国家的官方使团的访问成果作出恰如其分的估价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商务代表团在美国和英国都达到了自己的某些目的。西藏人经受住了中国当局的压力，一直进行着独立的活动，其中包括持他们自己的护照出访英国和美国，并且还拜会了美国国务卿和英国首相。但是，他门知道西藏所发的护照实际上并没有被英国人承认，美国当局阻止他们会见美国总统。他们在经济方面所取得的成果也不明显，美国人允诺出售价值200万美元的黄金给西藏，用以支持其外汇流通。可是，无论是美国还是英国都不愿向西藏人提供一笔贷款，使其能够购买这些黄金。并且，这次访问丝毫没有解决含糊不清的西藏的地位的问题。西藏代表团受到了友好的款待，但是，这两个西方国家都没有向他们提供任何新的政治支持。他们在接待西藏使者时，都承认在某种程度上西藏具有独立于中国之外的国际身份，可是他们都拒绝把西藏作为一个完全独立的政治实体来看待。尤其严重的是，这引起了期望得到长期作为西藏的亲密朋友和支持者的英国的支持的西藏人的强烈不满。 1949年1月，商务代表团返回印度之后又重新开始同印度政府商谈硬通货币问题，并强硬地提出了以下3点主张，印度外交官在同美国人交谈中把这说成是西藏人的“要求”：⑴解禁外汇200万美元，供西藏购买黄金；⑵向其他国家出口西藏羊毛所赚取的外汇由西藏保留；⑶西藏通过印度进口的货物免征关税。 虽然西藏这时已经承认印度作为英国在藏权益的继承者，但是印度政府依然反对向西藏人提供他们急需用于购买黄金的硬通货。负责同西藏人进行磋商的部门，印外交部副部长耐尔（V.M.M.Nair）于1949年1月通知美国大使馆：印度几乎不可能向西藏人提供多于他们现在所要求的这个数额的零头，并且阐明了印度的态度和立场： 印度政府并没有把进口黄金视为“必不可少的”进口物，在目前，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完全靠黄金来支持流通的情况下尤其如此。导致印度政府不去考虑西藏的要求并予以支持的另一方面的事实根据是，他们认为，从西藏走私进入印度的白银的数额大大多于黄金的数额。 印度当局对西藏购得黄金之后会产生什么后果以及进口黄金对西藏来说是不是“必不可少的”这种担心，表明刚独立不久的印度政府对西藏所持的态度是神气十足且以恩人自居的。 3月，印度政府作了一些妥协，答应向西藏人提供25万美元，用于购买美国的机械设备和其他重要物品，但不得用来购买黄金。西藏商务代表团对印度方面所作的让步几乎没有兴趣，继续坚持要求提供购买黄金的资金。他们回到噶伦堡之后，印度外交部重新考虑了他们的要求。 到了4月底，印度便同意西藏把让与他们购买机械设备的25万美元外汇用于购买美国的金锭。 涉及外汇的印藏贸易的其他所有问题留待进一步协商解决。 美国重新审视其西藏政策 西藏人并不知道，1948年商务代表团的出访，在美国国务院中引起了一场关于美国对西藏政策的讨论。1949年1月初，美国驻印度大使向国务院建议，鉴于目前亚洲所出现的特殊情况，有必要反思美国对西藏所采取的政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美国驻印度大使提议，如果共产党成功地接管了中国，美国就应当准备把西藏当作独立之邦来对待。 国务院远东局在重新检讨了美国对藏政策之后，提出了支持其驻印度大使馆建议的5条主张： 1.倘若共产党接管了中国本部，西藏就将成为亚洲大陆仅存的几个非共产主义堡垒之一。共产党在缅甸的影响很强大，并且正往西康和内蒙渗透。因此，西藏无论在思想意识方面，还是在战略方面都将起重要作用。 2.如果西藏具有经受住共产党渗透的持久力——新德里大使馆认为这似乎是有可能的——我们所关心的是把西藏视为独立之邦，而不是继续把它当作已被共产党统治的中国的一部分来看待。 3.西藏政府相当稳固，那里的民众生性保守并信仰宗教，他们具有反对与佛教教义相牴牾的共产主义的倾向。达赖喇嘛的权威远远超出了西藏之外，对信仰和奉行藏传佛教的尼泊尔、锡金、不丹和蒙古等地的人民都有号召力。 4.中国政府现在尚不能断言——将来也很难断言——在西藏有效地行使了事实上的主权。 5.西藏人越来越表现出对建立它同外部世界的贸易及其他关系的关心和重视。我们所关心的是，千方百计使西藏的行为和倾向适应“西方”而不是“东方”。 这份报告同时还提出了几点令人信服的反对驻印度大使的建议的看法： 1.作出承认西藏为独立之邦的决定，不仅涉及重新考虑我们的对藏政策的问题，而且还涉及重新考虑我们的对华政策的问题。我们所奉行的对华政策的基本原则是，尊重中国的领土完整。这项原则的推行遇到了障碍，所以并没有完全阻止中国被逐渐瓜分，同时，它对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及战后确立大国的地位起了重要作用。我们不应当放弃这种对华政策，除非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将不可避免地陷入长期的分崩离析的局面，或者是考虑到我们与西藏具有重大的利害关系。 2.这种政策的继续推行，将会分散我们反对苏联目前所采取的瓜分中国北部无暇顾及的地区的行动。同时也会搅乱我们的态度和立场，即我们对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是否有利于其承认联合国并没有十分明确的把握。 3.这样一种政策还有可能导致苏联方面加紧行动，把西藏拉入共产主义阵营。如果我们继续像现在这样对待西藏，共产党也可能会满足于任目前的局势发展下去。我们在承认西藏独立同时，却又因它地处偏远地区而不能向它提供必要的实际支援，那么，我们就有可能在实际上向共产党指出了一条吞并该地区的路。 4.实际上，西藏在思想意识和战略两方面所具有的重要性是非常有限的。由于其地处边鄙，社会和政治制度原始落后及其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有限的特点，不能指望西藏倾向和适应西方具有长期稳固的思想基础，除非采取影响深远的有效措施予以支持。如果我们不能采取这些有效措施，那么承认西藏独立也不会使西藏与西方结成联盟，实际上还有可能违背我们的长远利益。同样，从战略角度来考虑，例如，设法利用西藏作为一个航空基地或火箭发射基地，不仅会遇到地形和气候方面的巨大困难，而且西藏方面还会以维护宗教为借口，反对飞机在其领上起降或通过其领空。除非在西藏发现了稀有矿物，否则美国军方是不会从战略角度去考虑西藏的重要性的。 5.究竟能够采取什么性质的有效措施，答案显然在于印度现在对于西藏通向西方的途径的控制程度。假如印度与西方合作，那么西藏在思想意识和战略方面的重要性就会大大减弱，如果印度不同西方合作，那么，在利用西藏作为西方的一个堡垒方面所面临的困难就会大大增加。 美国国务院的结论对西藏不是没有好处，在当时的那种形势下，即在国民党中国依然存在的情况下，他们得出了如下结论： 1.……可以相信，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应当尽可能把西藏当作朋友，这对我们显然是会有好处的。因此，我们应当保持对西藏的友好姿态，不给中国提供采取无礼行动的可乘之机。我们应当尽可能促使西藏倾向西方而不是东方。 2.目前，我们应当避免表露出改变对中国对西藏享有主权的态度和立场的任何意见，例如，应当避免采取明确表示我们把西藏视为独立之邦的任何步骤……但是，我们应当避免提及中国的主权或宗主权，除非被明确地提出来；应当把我们打算同西藏联系的动机告诉中国人，而不必去征得他们的同意，从而尽可能保持我们的政策的灵活性。 然而，该备忘录又建议说，一旦中国落入共产党手中，那么，承认西藏独立比把她看成是共产党中国的一部分对美国更为有利。美国究竟应当怎样支持西藏，支持到什么程度呢？办法之一是，在联合国大会上正式提出西藏问题，这取决于苏联可能作出的反应。更为重要的是，美国是否会采取有效措施，以确保西藏继续与西方国家结盟。 正当美国国务院决定等待时机并观察和注视着中国国内事态的发展时，在西藏，到1949年初人们清楚地看到中国内战即将结束，胜利者将是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正如下一章将要阐述的，上述认识导致西藏政府加紧备战，并且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其中包括自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以来第一次展开的反对中国的外交攻势。 第十七章 国民党垮台之后的西藏 日本人于1945年投降之后，中国共产党明确表示，不会承认战后由国民党一党统治的政府，因而中国便陷入了一场残酷的内战。这时许多西藏政府官员都有无线电收音机，有一部分官员还收到了外国的报纸。因此，他们便能够比较详细地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情况及战争的后果，对中国内战的了解更为清楚。虽然西藏人最初低估了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和政治威力，但是中国境内所发生的事件渐渐使他们不得不改变这种看法。 尽管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掌握了大量美国制造的武器和军事装备，但是内战并没有朝有利于国民党军队的方向发展。共产党一步一步地把中国领土控制在自己手中：到1947年7月，他们已经夺取了原来被日本人占领的满洲里，1947年11月，他们发动了辽沈战役、把国民党军队全部赶出了东北地区。在中国心脏地带长江南部首次发生了战斗。共产党节节胜利的消息不断传到拉萨：1947年6月河南省省会开封解放；1948年11月沈阳解放；不久，国民党军队于1949年1月在华东的淮海战役中又遭到惨败。1949年1月31日共产党军队占领北平，4月下旬南京解放，接着国民党军队在1949年5月相继失去了太原、武汉、西安、南昌和上海。 到了1949年春天，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权显然将要失去中国的统治权了。 共产党胜利的消息传到拉萨，在西藏统治集团中产生了严重的悲观情绪和忧虑。他们认为，共产党是无神论者，它对西藏的生活方式和宗教的威胁远远大于国民党。十三世达赖喇嘛曾经警告过要防止这种“红色”威胁，拉萨的蒙古喇嘛也描述了共产党掌权之后在蒙古地区对待宗教的情景。随着中国的大城市一个接一个地落入共产党手中，使西藏政府确信，共产党最终将统治全中国。一位西藏贵族官员回顾了1949年及1950年初拉萨当局所持的态度： 我们长期同国民党打交道，因而已很清楚，无论他们怎样说（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都不能够把他们的主张付诸实践。例如，他们甚至连派军队护送班禅活佛进藏都不能做到。他们声称要做这做那，但是他们什么也做不到……另一方面，我们知道共产党非常强大，因为我们每天都听到这里或者是那里被他们占领了……这些人的言行确实很认真。 在拉萨，由于人们对同共产党对抗的前途的不安和担心，导致了悲观和失败气氛的出现，许多人已开始作逃跑的准备。 人们开始考虑逃往印度，并且开始把他们的贵重物品转移到印度或藏在寺庙中，在这个时期，寺院方面也开始购买印度卢比，然后将其存放起来。我记得，我在自己家中就装满了一袋印度卢比，将其放在自己的桌前，一旦发生意外事件，就可以带上这一袋卢比逃走……人们如惊弓之鸟……4月（1949年），国民党开始向台湾溃逃，从这时起，形势已经毫无希望了。 随着一系列事件在中国的发生和发展，西藏政府相应地采取了种种步骤，旨在改善其地位，以便在内战结束后向中国摊牌。 “驱汉事件” 西藏政府所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关闭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西藏办事处，把国民政府的官员全部驱逐出西藏。这个主意显然是由阿沛（nga bod）提出来的，他担心一旦国民政府垮台，新建立的共产党政府可能会先任用驻在西藏的国民党官员，然后再逐渐以共产党官员取而代之。阿沛的计划赢得了各位噶伦及大札摄政的支持，他们把这一行动计划看成是在同共产党建立一种新型关系之前，争取一些喘息时间的一种手段。 这时的拉萨汇集了来自不同方面的间谍和特务，他们是由两个对抗的政治集团即国民政府和共产党分别派来的。其中大多数人扮成商人或僧人进行活动，三大寺对汉人和蒙古人开放，当然也向来自汉区从政治上加以控制的藏区的藏人敞开着大门。西藏政府决定利用这个机会把所有有特务嫌疑的汉人和藏人赶出去，噶厦指派孜本朗色宁（Rnam sras gling）把所有有嫌疑的人列入一张名单。 他为此奔走了几个月，在此期间，噶伦和仲孜对此事严格保密，他们都在噶厦和非常神圣的绿松石佛像前发过誓。其他官员从一连串的特别会议中意识到将会发生不寻常的事件，可是由于保密工作做得好没有走漏半点风声。 1949年7月8日，噶厦召见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代理处长陈锡章，通知他说，他们怀疑他的下属人员当中有共产党特务，并且告诉他，他们打算把国民党的所有在藏官员，包括在无线电台、学校和医院工作的人驱逐出西藏，限所有人员在两周之内离开拉萨前往印度。藏军撤除了驻藏办事处的无线电台的天线，以防消息被传到内地。 西藏政府保密工作作得非常之好，以致中国驻新德里大使在7月21日才得知发生了驱汉事件，这时所有汉人官员都已经离开了拉萨。 其他还有三四百人，其中大部分是汉人，也被朗色宁认定为间谍，被照相记录在案，并在驱逐汉人官员的同时把他们驱逐出藏。 由于西藏政府采取了这样一个明显而过激的步骤，从而使汉藏关系倒退到了中华民国尚未派官员驻藏的1913～1914年时期的那种状态。在拉萨当局看来，这种行动来得并不算早，因为1949年10月1日共产党的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正式宣告成立，从而开辟了一个新时代。 噶雪巴倒台 早在颁布驱汉命令的同一天，国民政府设在西藏的无线电台就被查封了，一个小男孩到拉萨的旺堆兴嘎（Vong stod zhing kha，八廓街东北面的一条街——译注）去高喊：汉人开枪了，战争已经爆发了。谣言很快传遍了整个拉萨，引起了人们的恐慌；街市上的小商小贩赶紧装上自己的货物和商品逃跑，商店老板关上了店门。当变乱的消息传到设在八廓街的拉萨市政厅之后，他们立即着手进行追查，并逮捕了这个小男孩。经过审问，得知他是噶雪巴的厨师的一个使童。令市政官员们吃惊的是，这个小男孩说他的行动是得到噶雪巴的厨师的指使的。 当关于这一事件的报告被递到噶厦时，噶雪巴把它当成一个玩笑不加理会，其他噶伦也没有说什么，看上去这件事似乎了结了。然而，这份报告又被送到了摄政办事处并引起了摄政的重视。当天晚上，大札摄政便分别同然巴噶伦和索康噶伦谈论了这一事件。他们达成了一致意见，于是，大札摄政便决定应当就这一事件让噶雪巴接受停职审查。 噶厦的一名成员回忆了噶雪巴得到这一通知时的情形： （这份报告被递交上去之后的当天）我于上午9点钟去上班，通常地位较低、年纪较轻的官员都是这个时间上班，比噶伦们提前一个小时左右到达办公室。然而，我看见尽管噶雪巴还没有到，噶厦已经开始开会了，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上午10点钟，也就是噶伦们平常上班的时间，噶雪巴像往常一样进来并坐到了他的座位上，他的态度和举止并没有什么变化。 问：你认为他确实什么都不知道吗？ 答：当然，他一进来马上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因为有两名噶伦在主持会议，仲孜官员都已到齐。过了大约5分钟之后，一名“雪准”（Shod mgron，摄政知宾）进来通知噶雪巴：大札摄政希望在摄政的会客室见他。噶雪巴当即前往，但是直到这时他仍然没有产生怀疑（他将被贬官或革职）。这时，他的脸上露出了沮丧的表情。 当噶雪巴到了摄政的会客室之后，侍卫长土登列门（Thub bstan legs smon）向他宣读了指控他的罪状。后来侍卫官格桑阿旺对我说，土登列门曾告诉他手下的侍卫官：“噶雪巴是个阴险狡猾的人，所以如果他试图把手伸进衣袋（掏枪），就用棍棒打他的手。在我宣判他的罪行时，你们大家必须保持警惕并呆在他身旁。”所定的罪名是，噶雪巴家有人散布谣言，说战争已经爆发，因而引起了一场骚乱，扰乱了公众的安宁。侍卫官接着说：‘而事实上这种不负责任且引起人们恐慌的行为却出自一位噶伦家，并且发生在拉萨的闹市区，因而这种罪行是非常严重的。还有其他犯罪行为需要进行调查，在这些罪责查清之前，你不得参加噶厦会议，只应留在，“孜恰”（Rtse phyag，受到监视）。……噶雪巴还可以穿官服，因为他表面上还是一名噶伦，可是他既不能自由走动，也不能接见来访者。 从第二天起，仲孜杰官员便开始调查这一事件。这个男孩又说他是受噶雪巴的厨师的帮手的指使才这样做的，于是仲孜杰又把这名厨师叫来审问。厨师否认了这种罪名，于是调查委员会便开始采用所谓“面对面鞭打”的方式进行逼供。 这种审讯手法是，让两名有犯罪嫌疑的人面对面地站着，然后同时鞭笞他们的臀部，直到其中一人改变其口供为止。在这种情况下，那个小男孩很快便招供说，实际上是噶雪巴的马夫指使他这样干的。于是调查人员又把马夫叫来以面对面鞭打的方式进行审问；而这个小男孩又说他搞错了，授意他这样干的人实际上是噶雪巴的侍卫官泽旺（Tshed bang）。当调查人员把泽旺召来之后，他承认对这个小男孩及其行为负有责任，但是他坚持说没有人指使他这样做。 与此同时，噶雪巴请求有威信的喇嘛、年轻的达赖喇嘛的副经师赤江活佛（Khri byang）出面帮助。随后，赤江喇章便向他们的朋友僧官噶伦然巴交涉，请求他帮忙使噶雪巴获释并恢复他的职权。然巴明确表示他会尽力而为，在经过审讯证明噶雪巴与此事没有牵连之后，然巴告诉赤江喇章，情况看上去对噶雪巴有利。 然而，他的这种抱有希望的估计为时过早。当噶伦们向大札摄政汇报说缺少给噶雪巴定罪的证据之后，大札拿出了一封热振的亲笔信，信上说噶雪巴曾经劝告热振收回摄政职权，并自愿从拉萨前去帮助他。大札让噶伦们看完这封信之后对他们说：“他（噶雪巴）就是这样一种人；你们应当决定给予他应得的惩罚。” 显然，从1947年起，大札就一直在等待剪除噶雪巴的机会，发生在八廓街的偶然事件正好向他提供了他所盼望的这种机会。然巴告诉赤江喇章，现在噶雪巴已被摄政抓住了把柄，他已经无能为力了。 然而，由于噶雪巴能说会道并且对统治集团内部的事情了如指掌，因此噶伦们担心一旦他们公开指控他不忠不义，他可能会反过来指控他们，从而使他们难堪。噶雪巴也让他们明白，如果给他定罪，他就会把内幕兜出来。并且，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他们也不能够指控他对八廓街骚乱事件负有罪责。为了避免陷入困境，噶伦们没有宣布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而是作出了一项非常奇妙的判决：判决书只是说，因为噶雪巴很清楚他犯了什么罪，所以他们没有必要一一列举。 接着又宣布，将把噶雪巴流放到山南，让他在那里被终生监禁。判决书明确指出，不能以任何理由给他减刑，也不能让他同其他任何人进行通信联系。 拉萨街头歌谣的创作者也没有放过讽刺噶雪巴的行为及噶厦所作出的难以令人置信的判决的机会： 噶雪巴的头像两面鼓， （有一个）妻子是扁平脸。 他的行为轻率而鲁莽， 使不可能发生的事发生了。 这小型的两面鼓藏文叫做da ma ru，这是一种两面挂有鼓槌可以两面敲打的鼓，因此这里用来表示那种两面三刀的人。噶雪巴确实有一个扁平脸妻子。第二行只不过是以“脸”与第一行的“头”相照应。第三行的字面意思是，行为举止不注意社会道德规范。第四行中的“不可能的事”指的是，在没有经过审讯或调查，甚至连罪状都没有弄清楚的情况下，就把一位噶伦从噶厦中开除出去并对其实行终生监禁。 最初还说到要查封噶雪巴的家并没收其财产，但是后来并没有这样做，因为噶雪巴负债累累，当时已无力偿还，所以这样做噶雪巴还会得到间接的好处。因而噶厦决定，最严厉的惩罚莫过于让噶雪巴家族偿还这些债务。因此，宣判书特别指出：由噶雪巴之子负责偿还其父所欠的债务。 从1939年便开始流传的另一首俏皮幽默的拉萨街头歌谣反映了噶雪巴负债累累的状况： 富裕者建房靠财力， 无钱者建房靠权力。 （可是）噶雪巴正在修建一座独特的“宫殿”， 靠的是欠债的能力。 歌谣的前两句指的是当时的康巴大富商邦达昌和桑堆昌两大家族所建的房屋（靠钱）以及当时的摄政热振活佛所建的新宫（靠权）；后两句则戏弄和嘲讽了噶雪巴，说他靠借钱来建立自己的宏大的新宫。 这段插曲揭示了拉萨上层统治集团中依然在发生内讧。在西藏统治集团准备对付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构成的新的挑战的最后一刻，他们内部不团结，政治上难以求得共识，暴露出了致命的弱点。 西藏所采取的对付汉人的措施 为了提高行政管理效力，西藏政府指定每一名噶伦专门负责某些地区，每一位噶伦在事先征得摄政的同意之后，有权在其行动范围内单独作出决定。具体分工如下：僧官噶伦然巴负责对外事务；索康负责招募军队和军费开支；绕噶厦分管藏军和防务。 西藏当局还千方百计增强其军事力量。1947年，噶厦就曾经请求印度供给包括迫击炮、高射炮和弹药在内的大批武器装备。西藏政府一再催促印度尽快提供这批军需晶，甚至主动提出一次付清这笔款项。起初印度政府并没有向西藏提供这批武器弹药，但是在西藏当局的催促下，终于答应向西藏出售144挺轻机枪和配套的36万发子弹，配有20.4万发子弹的司登冲锋枪168支，配有25.2万发子弹的303式步枪1260支，配有630发子弹的维瑞（Verey）手枪42支。他们并没有向西藏出售迫击炮和高射炮。 1948年8月，藏军总司令在拉萨同黎吉生会晤，商讨了继续向西藏提供军事装备的问题。 1949年，当中国共产党即将夺取全国的胜利的时候，西藏当局才真正加快了改良藏军的装备和军队素质的步伐。同年2月，西藏政府请求印度向他们出售一大批武器，其中包括配备1000万发子弹的轻机枪1500挺和数门迫击炮。 西藏政府还请求印度派遣军官到西藏帮助训练藏军， 并且表示，他们很希望再增军2万人。 印度政府于1949年6月作出反应，向西藏运来了先前答应提供的武器，并且同意追加350万发子弹，让西藏政府派遣少量军队到江孜去接受武器操作训练。当时印度在江孜设有“印度商务代办处”，并派有少量军队驻守在这里。但是，印度政府在向西藏提供他们亟需的另一批武器的问题上却迟迟下不了决心。” 1949年秋，西藏政府邀请印度政府新任命的锡金政治专员达雅（U.Dayal）到拉萨。他们迫切要求印度再向西藏提供更多的武器弹药，具体数量为：20门口径为2英寸的迫击炮，20门口径为3英寸的迫击炮，10000发2英寸迫击炮炮弹，100013发3英寸追击炮炮弹，200万发303式步枪子弹和100万发司登冲锋枪子弹。同时，派遣12名藏兵到江孜接受伯朗宁轻机枪和司登冲锋枪的操作技术训练。 1949年9月，西藏政府又想起了一个新的主意，即从富裕家庭招募青壮年男子创建一个“富家兵营”（仲札代本团），并建立一个机动办事机构，以草拟动员大批青壮年参军服役的总动员计划。 而且，还派遣装备新式武器的部队去更换康区和那曲（藏北）的部队，以加强边境防卫，并且对驻扎在上述地区的军队进行额外训练。此外，所有年轻的僧俗官员都接受了使用伯朗宁轻机枪的训练。 与此同时，噶厦还开始同私人开办的商号和公司磋商帮助发展西藏的问题。应西藏政府的邀请，印度“电力总公司”的负责人瑞德（J.E.Reid）到西藏花了7周的时间，考察在拉萨架设电线的可能性。他代表自己的公司同西藏签订了一项合同，答应向西藏提供一座500千瓦的小型水电站，建在拉萨。西藏政府委派了两名职员到加尔各答去接受发电机装配和操作训练。随后，这套大约45吨的发电设备经由“印度（Bharat）航空公司”被空运到了拉萨，这是一条正在开辟的航线，目的在于开通印藏之间的定期航班业务。当时西藏还没有机场，但是拉萨附近有几片非常平坦的空旷地，可以马上改造成为小型机场。瑞德亲自发了一封由大札摄政签署的许可信给“印度（Bharat）航空公司”，准许他们驾机飞往西藏。 西藏方面打算同印度政府协商，以征得他们的同意。然而，印度对开通印藏之间的空中运输线存有政治疑心；锡金政治专员达雅对英国人说，他认为印度在是否同意这项建议的问题上会拖延很长一段时间。 西藏还有效地发展了其通讯能力。正如前面所述，美国政府在1945年初向西藏提供了3部成套的无线电台，西藏政府又请求英国驻拉萨代表处的无线电报务员福克斯（R.Fox）帮助培训西藏选派的官员操作无线电台。当福特于1945年接替了福克斯之后，继续帮助西藏培训无线电报务员。到了1947年，西藏政府认识到不能再这样光靠自身的力量缓慢地发展通讯技术了，尤其是拉萨英文学校于1945年被迫关闭之后，意味着很少有人上学读书掌握现代技术了。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弥补通讯人才之不足，西藏政府便设法请印度人来帮助操作无线电设备。在这种尝试未能奏效之后，他们便雇佣了福特（R.Ford），他于1948年夏天开始工作，花了一年时间建立了西藏的第一座无线电广播站——拉萨电台，这项工程恰好是在中国共产党将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于中国的时候完成的。从此，西藏第一次能够向外部世界广播了。 由于路途遥远（大约有1200英里），地形崎岖，山高谷深，因此西藏亟需架设一个无线电网。从拉萨将信息传送到康区的昌都（相距约400英里），即使是最快的“小马快递邮件”，也得花费7～10天时间。由于康区是汉藏之间最有可能发生冲突的地区，因此福特便又在康区民政和军事总管的所在地昌都建立了第二座无线电台。原英国代表处的无线电报务员福克斯正住在印度，这时也被聘请到拉萨来接管无线电广播站。 第三座无线电台则建立在藏北最重要的政治中心及藏北总管驻地那曲。那曲是由青海省进入拉萨的大门，也是汉人入侵有可能选择的另一条路线。 最初在康区建立电台所遇到一些困难是值得加以重视的，否则就很难以现在的眼光正确地去看待1949年时的西藏。福特回忆了当时的情景： 美国人早先供给西藏的发动机由于高原空气稀薄，马力不足，不能驱动电台工作。需要购进新的发动机，而这时又有人建议应当使用柴油机，有人告诉我柴油机已经运到，于是我还在印度时就安排人购买柴油，而当我到达拉萨之后只找到了一些汽油发动机。 这些发动机被拆卸包装之后，由驮夫翻越喜马拉雅山搬运到拉萨，当我重新组装这些发动机时，发现部分零件已在搬运途中丢失了。只有一台发动机是完好的，这台发动机便被用来驱动拉萨的无线电台。其他发动机所缺少的零件又得去订购，我只好带着一台残缺不全的发动机到昌都去了。假如我等待并依靠那些缺少的零件到了之后再着手建立电台，那么我到现在还不能广播。然而幸运的是，我在印度时曾购买了两台手提式无线电收发机，美国人原先提供的发动机完全能够带动这两台机器。 所有这些努力为时已晚，因为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从而在20世纪的中国第一次建立了一个强大的政府。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和主张强调中国的重新统一，其最主要的目标之一，就是解放西藏并使其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中国共产党确信，西藏之所以希望脱离中国，是由于西方帝国主义者干涉中国事务造成的。中国人认为，十三世达赖喇嘛于1913年到印度呆了两年并与英国外交官查尔斯·贝尔爵士建立了亲密的友谊之后便把所有汉人驱逐出西藏并中断了中国的关系，这不是偶然的巧合。在中国人看来，英国所推行的西藏政策要么是企图消除汉人在西藏的影响，要么是把中国在西藏的全部作用和影响削弱到象征性的地步，他们把消除英国“帝国主义”（即英国在西藏的影响）视为恢复他们所注重的、对西藏享有传统的统治权的当务之急。因此，中国共产党当局反复用汉语和藏语对西藏广播（藏语广播是由青海省的著名“格西”喜绕嘉措承担的），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将把西藏从帝国主义者的压迫下解放出来。 西藏政府用自己的广播对共产党的广播宣传作出反应，他们声称：因为西藏并不存在帝国主义者，所以没有必要解放西藏；汉藏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供施关系，而不是西藏隶属于中国的关系。 1949年11月2日，西藏“外交局”发了一封天真得出奇的信给毛泽东，要求共产党中国保证不进攻西藏，并且表示，西藏希望同共产党协商归还当时被中国占据的藏族聚居区的问题。 这封信的草稿曾给黎吉生看过，后来达雅于1949年9～11月访问拉萨时又让他过目，他们俩都试图说服西藏政府以稍微温和一点的方式和态度表达他们的看法和主张，但都未能奏效；他们担心这封信可能会激起共产党提前对西藏采取行动。然而，西藏人希望在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还没有被完全接受之前表明自己的态度和立场。 这封信的内容如下： 致北平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尊敬的毛泽东先生 西藏是一个盛行佛教的独特国家，她预先注定要由观世音的化身（达赖喇嘛）来统治。惟其如此，西藏自古迄今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其“政治”统治地位从来没有被任何一个“外国”接管过；西藏还保卫自己的领土，使其免遭“外来的”侵略，西藏一直是一个信仰宗教的民族的乐土。 鉴于青海和新疆等地毗邻西藏这一事实，我们希望得到中国军队不越过汉藏边界或不对西藏采取任何“军事”行动的保证。因此，请按照上述要求向驻扎在汉藏边境的军政官员颁布严格的命令，恳请尽快给予答复，这样我们才能放心。至于从前被并入中国版图的那些西藏领土，西藏政府希望在中国的“国内战争”结束之后举行协商谈判并加以解决。 西藏所采取的维护自己的立场的最重要的步骤，是企图获得西方民主制国家的大力支持。 西藏向英国和美国求援 由于西藏同独立后的印度新政府的关系从1947年起就很勉强，所以西藏政府认为，不能单靠印度给予帮助和支持。因此，他们决定把发给毛泽东的那封信的（藏文和英文）抄件分别寄给美国和英国政府，向他们寻求政治和军事援助。1949年11月4日致贝文（E.Bevin）的信写道： 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已经攻占了汉人控制的甘肃、青海和新疆等省；由于这些省份毗邻西藏，因此我们便以西藏政府的名义致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先生，要求他尊重西藏的领土完整。 并此附上我们的政府致中国共产党的政府领导人的信的原文副件，我们认为毛泽东可能会适当地考虑这个问题。但是万一这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置我们的信于不顾，并采取进攻姿态，向西藏进军，那么西藏政府将不得不采取各种可能的方式和手段捍卫自己的国家。因此，西藏政府热切期望贵国政府尽可能从各方面给予帮助。 倘若您乐意考虑对我们出于政治和军事目的的要求给予广泛的援助，我们将万分感激，诚恳地希望尽早得到您的圆满的答复。 西藏“外交局”于拉萨 英国人收到这封信之后通报了美国人和印度人，并且向印度人保证，在作出任何实质性答复之前他们将会同印度人商量。同时，他们又以如下的不痛不痒的答复巧妙地回避西藏人要求援助的问题：“大英政府负责外交事务的首席国务大臣已收到了西藏政府于11月4日发来的公函，他怀着同情之心正在考虑这封信的内容。借此机会贝文先生向西藏政府保证，联合王国大英政府将继续对西藏表示亲善和关注。” 随后，美国人也通知英国人说，他们收到了同样的请求，并告诉英国驻华盛顿大使：美国打算给西藏人复信，要他们打消期待得到援助的任何念头。美国国务院也表示，他们觉得这个问题留待英国和印度去处理会更妥当。 西藏政府刚一收到美国和英国的含糊其辞的复函，马上决定派遣特使前往美国、英国、尼泊尔和印度去寻求政治和军事援助，并请求这些国家在联合国中支持他们的事业。同时，他们还决定委派一个代表团同中国共产党进行协商谈判。当美国驻印度大使请求夏格巴帮助安排美国广播电台记者洛威尔·托玛斯（Lowell Thomas）和他的儿子访问西藏的事宜时，西藏政府表示欢迎。因为托玛斯父子的这次访问向西藏政府提供了争取他们所亟需的对外宣传以及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同情的一个意想不到的机会。托玛斯父子于1949年夏天进入西藏，在他们结束访藏返回美国之后，通过广播和电视宣传其西藏观感和对西藏问题的看法， 并且在美国政府的最高层领导人中呼吁向西藏提供援助。 在决定应当派什么样的人出使外国时，许多上了年纪而且比较保守的政府官员和寺院堪布强烈地争辩说，由于这些特使对政教合一的西藏的命运和前途至关重要，因此必须用卜卦抽签的办法来决定哪些官员适合充当特使。 其他一些比较具有现代观念和自由意识的俗官如阿沛等人毫不相让，竭力反对这种做法。他们坚持认为，这种做法可能导致会讲英语的官员去中国，反之亦然，并认为无论来世的命运如何都没有什么实际意义。阿沛说：“假如你抽签问卦想知道究竟应当从布达拉宫房顶的东边还是西边往下跳，那么二者必居其一，你都得跳下去。”意思是说抽签问卦都会得到答案，可是未必就是合理的答案。 结果，因循守旧的势力占了上风，通过抽签问卦选定了出访外国的特使，名单如下： 中国使团 ：由夏格巴和土登杰波（rgyal po）率领，泽仁札萨（phreng ring）充当英文翻译，平措扎西（达赖喇嘛的姐夫phuntshogs bkra shis）任汉文翻译。 美国和印度使团 ：由堪穷土登桑杰和登恰·多杰坚赞（sding bya rdo rie rgyal mtshan）带队。 英国使团 ：以宇妥·扎西顿珠和堪穷土登堪饶（thub bstanmkhyen rab）为首。 尼泊尔使团 ：由泽松彭康（tshes gsum phun khang）和堪穷洛桑旺杰任团长。 在宣布了这些结果之后，当带领西藏商务代表团出访中国时曾欺骗过汉人的夏格巴马上表示不希望再到中国去。 原西藏驻南京办事处官员土登桑杰也怕去美国。据他回忆：“当我听到这一消息之后，感到惊恐和焦虑。一方面这个差事责任重大，而我非常了解中国人（不是美国人）……我（也）害怕中国人可能会在我到达美国之前就把我击毙。” 抽签结束之后的当天，被选定的官员便到噶厦去接受指示并领取旅行所需的证件。据土登桑杰说，他领到了一份护照及书面指示，要他去美国尽可能寻求各种形式的援助——资金、武器等等；但是，在给他的书面指示中并没有提到以美国派兵的形式进行军事援助。而且，他还奉命向联合国呼吁，请求联合国向中国发布一道命令，禁止其入侵西藏。噶厦政府还告诉他，如果有可能的话，他应当亲自去联合国奔走呼吁；假如没有这种可能，他就应当请求美国代表西藏把这种呼声转达给联合国。并向他提供了10万印度卢比，作为活动经费。当时驻拉萨的印度代表黎吉生依照土登桑杰所持的西藏护照，向他颁发了前往印度的签证，并且告诉他到了印度之后，再到印度的美国大使馆去领取访美签证。 这些特使于1949年12月得到正式批准，并准备马上出发。西藏政府还向他们派遣使团的每个国家（当然不包括中国）发去了紧急求援信，请求各国给予支持。致英国的求援信明确提出，西藏希望英国帮助其获得联合国成员国的席位； 但是致美国的求援信（是单独发来的，可是与致杜鲁门总统和艾奇逊国务卿的信内容相同）却没有提出这种请求。1949年12月22日致美国的信写道（藏文信的英文副本）： 致华盛顿美国总统杜鲁门先生 虽然西藏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近30年来一直没有遇到什么麻烦，但是近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却通过他们的无线电台宣称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并且还发表了许多其他关于西藏的言论，这完全没有根据且令人迷惑不解。而且，中国共产党已经占据了新疆、西宁（青海省省会）以及西康等边疆省份。 因此，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候，我们不可能再漠不关心、麻木不仁了。所以打算马上委派‘喇恰’（bla phyag）堪穷土登桑杰和四品官登恰·多杰坚赞率领一个特殊使团出访贵国，旨在求得贵国政府的援助。 因此，如果我们的使团到达华盛时，您能善意地从各方面给予尽可能的帮助，我们将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拉萨西藏“外交局”于藏历923年十一月二日 公历1949年12月22日 与此同时，为了作出友好的姿态，西藏人允许两位美国人经由西藏前往缅甸，企图以此来影响美国人。西藏“外交局”于1949年12月22日致美国驻新德里大使的信写道： 西藏政府刚收到昌都总管的一封信，告知有两名美国人在前往云南省境内一个名叫里苏（Lisu）的地方的途中已经到了昌都地区的札卡洛（Tsakalho），为了避免遭受共产党的骚扰，要经过芒康（Bom），因此，请求西藏政府准许他们经由西藏所属的察隅地区进入缅甸。虽然在没有经过我们的政府的允许的情况下，是不准任何外国人进入西藏的，但是，鉴于美国和西藏之间有着诚挚的关系，同时也考虑到他们确实面临着中国共产党的威胁，所以我们高兴地通知你们：我们的政府已通过无线电台向昌都总管发布命令，指示他们马上向这两名美国人颁发签证和西藏护照，为他们经察隅前往缅甸提供方便；同时还向昌都总管发出指示说，在中国领土上的其他美国公民遇到类似的情况，要从昌都撤退或经由昌都地区返回时，也可以答应他们的请求。 由于美国并没有正式承认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又必须对这封信作出答复，因而把美国驻印度大使馆官员置于一种十分为难的境地。他们在1950年1月6日致美国国务卿的一封信中简要地讲述了自己的解决办法： 由于大使馆担心以美国大使馆的名义向西藏“外交局”作出正式的书面答复，有可能被西藏人看成是对他们的独立地位的承认，所以出于对西藏政府的礼貌，口头向西藏政府的非正式代表巴克达（D.Bhakta）先生表示对西藏方面所提出的请求予以重视，他尚留在德里等待美国国务卿对西藏的援助请求作出答复。 大约在同一个时候，西藏“外交局”从收音机上收听到美国大使菲力普·杰塞普（Philip Jessup）所发表的关于美国将支持亚洲和反共产党国家和民族的演讲之后，当即写信给他，提出了下列呼吁并发出了邀请： 西藏人民高兴地从无线电收音机里收听到您在旧金山宣布，您出访东南亚的目的，是确定那些为了阻止共产主义的蔓延而需要美国帮助的国家。 38年来，西藏一直保持自己的独立地位。中国共产党一再宣称西藏是中国的组成部分，这显然是毫无任何根据的。 西藏已决定抵抗共产党的进攻，基于这一理由，西藏政府所派遣的特殊使团将立即前往美国及其他国家寻求帮助。 尽管如此，但是我们还是希望您到达印度之后，能够把访问西藏列入您的活动日程当中。 在作出意向性的决定之后，请预先通知我们，您将乘坐何种交通工具前往我们的都城拉萨。 美国国务院担心西藏人得寸进尺，再次拒绝了他们的请求。 此后不久，美国国务卿便向德里的美国大使馆发出指示，要他们口头劝阻西藏人，不要派遣使团访问美国： 国务院认为，西藏派遣这样一个使团访荚，就有关其身份地位和待遇方面，美国将会面临着复杂的问题，并且担心如果这种明目张胆的行动被公之于世，可能会促使中国共产党迅速对西藏采取行动。最终决定是，虽然并没有明确援助的方式和性质，但是国务院认为，目前不可能考虑向西藏提供援助，尤其是考虑到印度政府对西藏的态度以及印度关于西藏问题的基本立场，更不能这样做。因此，国务院认为，西藏人希望同美国政府磋商，其磋商地点定在美国设在新德里的大使馆可能比在华盛顿商谈还要好些。 除非你们表示反对，否则国务院希望你们向西藏驻德里的代表口头承认，总统和国务卿收到了西藏上述表示感谢的信函，努力劝告西藏人放弃派使团访美的打算，强调目前这样做会给西藏造成不良后果，指出利用美国驻印度大使馆作为会谈地点更令人满意。国务院建议你们同英国商讨这个问题，如果印度政府的代表得到他们的帮助，打消建议派遣使团的念头，你们的意见是否会起到作用。 艾奇逊 美国驻印度大使诺·韩德逊（Loy Henderson）奉命照办并向迪恩·艾奇逊作了汇报： 我拜访了外交部长梅农（Menon），旨在获得印度方面对西藏希望向华盛顿派遣使团的看法。梅农说，在他看来派遣这样一个使团出访是无济于事的。然而，他希望我们不要提议让德里来充当协商的门径。倘若在这里举行磋商，就存在广泛宣传的危险。这样，中共当局就可能会谴责德里正逐渐成为进行使西藏脱离中国的阴谋活动的中心，就可能会加速实施征服西藏的计划。我请他提供西藏和美国代表之间可以举行会谈的地方，因为如果美国完全不理睬西藏代表，可能会极大地挫伤西藏人的感情并产生消极影响。他同意这种看法，并认为最好不要对西藏人所进行的巩固自己的地位、防止中国共产党入侵的活动泼凉水，可是他又说对会谈的地点提不出有用的建议。…… 我从联合王国高级长官那里得知，几天前他收到了经由印度外交部的电台、由赫克特·麦克耐尔（Hector Mcneill）传来的伦敦方面关于西藏政府的指示。联合王国希望西藏重新考虑其向联合王国派遣使团的决定；派遣这样的使团可能是徒劳的，因为不存在准许西藏加入联合国的可能性，并且联合王国也不可能直接向西藏提供援助。在回答我的问题时，这位高级长官说，使用“直接的”这个形容词只不过是为了使电文的否定和拒绝的语气变得温和一点。电文还暗示，即使能够这样做，联合王国也不可能在没有同其他与西藏有关的国家商量的情况下向西藏提供援助。 于是，美国驻印度大使便通过驻拉萨的印度代表转告西藏人，美国当时不可能向西藏提供有效的援助，美国政府的意见是：“西藏在目前派遣使团访美对西藏来说可能是弊大于利，因为这可能会激起主张马上入侵西藏的人采取迅速而强有力的行动。因此，美国政府希望西藏不要派遣访美使团，如果使团已经离开拉萨，应当指示他们不要继续前往美国。” 印度人告诉美国人：“西藏当局……“对得不到美国的及时援助感到非常失望。” 英国人的答复也是由印度政府转交的： 贝文先生于12月3日收到了噶厦发来的电报，再次请求英国帮助西藏取得联合国组织成员资格。他正在考虑这封电报以及前些时候西藏“外交局”发来的电报，并将在适当的时候作出答复。 2.同时，贝文先生希望提醒噶厦：允许西藏加入联合国不仅要经过联合国大会的批准，而且还要得到安理会的认可，安理会具有否决权。基于这些明显的理由，在目前这种情况下，西藏希望获准加入联合国组织是非常不现实的。因此，贝文先生建议，噶厦在电报中所提出的派遣特殊使团出访的计划应当暂时搁置起来。 噶厦显然不相信英国会在他们迫切需要帮助的时刻使他们失望，他们对英国的消极反应作出了答复，重申他们打算派遣一个使团前往大不列颠寻求帮助： 我们注意到了你们经由印度代表处转交给我们的“外交局”的电报中所提到的问题，并且从电报中得知，获准加入联合国组织存在着困难，并建议我们暂时不要派使团出访，尽管明确的答复有待经过仔细考虑之后才能发出，但我们还是应当表示感谢。 2.不言而喻，遣使出访，不仅有助于西藏获得联合国组织成员资格，而且还有利于请求西藏东北边境各省区给予帮助。因此，我们的使团已经离开拉萨，如果你们从我们之间的友好关系着想，在他们到达贵国时仁慈地给予必要的帮助和指导，那我们将感激不尽。 英国人再次要求西藏当局不要派使团访英。英国外交部“东南亚局”的泰勒（J.L.Taylor）所写的一份备忘录恰当地概括了他们的态度： 我们还考虑到，由于西藏与印度的安全有着重要的关系，因此，向西藏提供任何形式的援助都应当被限制在支持印度在西藏的政策的范围之内，因为这样一种举动（直接援助）可能会使我们同中国的关系陷入困境，而且，一旦暴露真相，就会给共产党提供进行反对在西藏的所谓的帝国主义宣传的更加有效的借口。 到1950年1月底，噶厦被迫命令其出访美国和英国的使团在江孜原地待命，停止前行，可是仍然没有下决心把他们召回。相反，他们还扣留有关美国和英国所作出的否定的复电的信息，而声称他们决定在派往其他国家的使团离藏出访之前，最好先看看出访中国的使团的结果如何，然后再见机行事，根据具体情况来确定对策。 独立后的印度新政府对西藏的态度 印度政府分别于1949年12月和1950年1月对西藏向达雅（Dayal）所提出的支援更多的现代武器装备的请求作出了答复，答应向西藏人提供他们所需要的追击炮和配套的炮弹，但是并没有提供高射炮。 关于西藏的地位这一政治问题，在印度政府当中存在着两种思想派别，一派以潘尼迦（K.N.Panikkar）为代表，希望以1906年的《中英条约》为基础来确立印度的对藏政策，即是说，承认中国对西藏享有一定程度的主权，相当于承认中国对西藏进行直接统治。别一派主张，印度应当继续以1914年的《西姆拉条约》作为其西藏政策的基础，主张西藏在一种不确定的中国主权的形式下实行真正的自治。 当时，印度政府支持了以《西姆拉条约》为基础制定对藏政策的主张，同意向西藏提供有限的外交和军事支援。然而，印度当局完全排除了一旦中国入侵将向西藏提供直接的军事援助并插手此事的可能性，他们担心西藏会误解这种有限的援助，会误认为这意味着印度打算同中国作对。 印度外交部长梅农（K.P.S.Menon）向英国人表达了这种看法：“假如共产党真的决定占领西藏而又没有什么办法能够阻止他们这样做的话，印度无疑将向西藏提供各方面的直接军事援助。” 印度的西藏政策是在首先考虑中印关系的前提下制定的，同时他们还认为必须找到一种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法。印度政府竭力劝告西藏政府不要去刺激中国，例如，他们告诫西藏“在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打交道时，应避免一切好战的语言和行为”。 梅农在谈到美国和英国对西藏宣布派遣使团出访求援所作出的消极反应时表述了这种看法： 然而，印度政府完全赞成作出这样的答复，他们是从西藏的最高利益着想才这样做的。他认为，最为重要的是，不要把西藏人‘引入歧途。’ 鼓励和支持西藏派遣这样的使团出访是一个错误，因为这只会激怒中国人并给西藏现有的地位造成假相。 这样，当西藏与共产党中国之间的冲突日益迫近时，西藏已被英国和印度从他们的援助计划和对外政策中一笔勾销了。英印两国所奉行的对藏政策是，口头上支持西藏自治，而又不打算从外交和军事方面给予援助。 然而，美国却对西藏问题越来越感兴趣。既然蒋介石已经倒台，那就只能把西藏人视为（和用作）亚洲的一支反共力量。美国国务院指示其驻印度大使询问英国驻印度的高级专员：究竟印度打算向西藏提供多大数量的军事援助，采取什么方式援助？美国人还直截了当地征求印度方面对美国打算派遣一个使团到西藏的看法。这项建议当然激起印度人作出消极而否定的答复，尼赫鲁答称：这样做“弊大于利”，可能会促使共产党提前向西藏发动进攻。 与此同时，把注意力集中在西藏派往中国内地的使团之上。 以夏格巴为首的这个使团最初肩负着去中国内地与中国共产党举行谈判的使命，但是，他坚持要在收到噶厦所发布的表明从美国购买的黄金已全部收到的一份书面声明之后才离藏。因此，他刚一接到任务便称病请假，迟迟不率团动身启程。 他似乎还希望让大札相信，直接前往中国内地会与向其他西方国家发出的求援背道而驰，并且还会因他们的思想和行动自由受到限制而把西藏置于非常不利的境地。由于中国共产党发出了一系列“解放”西藏的声明和最后通牒，使西藏政府越来越意识到夏格巴的主张行得通。当时，北京电台和苏联的塔斯社都宣称西藏派往美国和英国的使团是非法的，“任何国家接待这样一个‘非法的使团’都会被看成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怀有敌意。”他们声称，西藏人民要求加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且表示，如果拉萨当局按照这种愿望派代表到北京进行商谈，他们会受到欢迎。 大札摄政最后终于答应派代表团进行谈判，但是不同意把谈判地点定在中国内地。他们所提出的方案是，在汉藏交界的某个地点同新的共产党政权所派出的一名代表进行会谈。 西藏政府向夏格巴发来的指示信特别指出了商谈的4个议题： 1.西藏政府“外交局”致毛泽东主席的那封没有得到答复的信； 2.从西宁和北京发出的气势汹汹的无线电声明； 3.获得西藏的领土完整不会遭践踏的担保； 4.告诉中国政府：西藏政府和人民不会容忍对达赖喇嘛统治的连续性进行干涉的任何行为，他们将保持和维护自己的独立地位。 西藏派往中国内地的代表团带着这种非常不现实且毫无外交意义的使命于2月10日离开拉萨，并于1950年3月7日抵达印度噶伦堡。这个代表团的活动及随后中共军队发动的昌都战役将在下一章进行阐述。 第十八章 人民解放军向西藏进军 热振阴谋活动于1947年被粉碎之后，西藏噶厦当即派遣拉鲁噶伦去东藏就任为期3年的昌都总管。1949年12月，在拉鲁的昌都总管任上，国民政府属下的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自愿向刚成立的共产党政权起义投诚（交出军队），并且把西康省的全部权力拱手交给了共产党。 战争准备 1950年1月1日，当北京电台的新年广播宣布，人民解放军将于1950年将西藏、海南和台湾从英美帝国主义的控制下解放出来时，拉鲁自信地向他属下的官员们担保：“共产党的军队现在还不会到来……噶厦将会派军队携带现代化武器从拉萨来增援我们……我们决不会让共产党的军队越过金沙江。 较为客观地评价西藏在康区所处的地位可以看出，西藏人在康区所面临的政治和军事形势并不安全。当时，拉鲁掌握着5个代本团的兵力，总共约有3500名正规军。 其中，穆恰（Mu bya）代本所统率的“噶当日喀则代本团”以及夏央素巴（Shag byang zur pa）和普龙巴（Phu lung pa）所统率的“噶穷代本团”（Dkar chung）和“甲当代本团”（Ja dang）各有约1000名士兵；德格色代本和错果（Mtsho sgo）代本所统领的“达当代本团”（Da dang）和“拉当代本团”（Na dang）各有大约500名士兵；楚然上尉（Vbrug rag）所统率的“江孜（恰当Cha dang）炮兵代本团”大约有100名士兵。还有将近100名士兵是从“卡当代本团”（Kha dang）抽调来充当拉鲁的卫队的。此外，还有拉雅恰日巴（Rla ya bya ril ba）代本所统属的“业当代本团”（Nga dang）的大约100名士兵。 这支弱小的军队肩负着防守从芒康、岗托南部到邓柯北部沿金沙江西岸的长达200英里的边境，同时还要防卫萨尔温江（上游）和湄公河（上游）之间被汉人控制着的玉树和囊谦的南部地区。（见地图5） 而且，拉鲁所统属的军队缺乏训练、军心涣散、纪律松弛，基本上失去了战斗力。这些士兵当中，既有50岁乃至60岁的老兵，也有不满16岁的新兵。他们当中的大多数都拉家带口，因此，不仅要为自己着想，防御敌人的进攻，而且还要为妻子儿女的命运担心。这些代本团的指挥官代本无一例外，都没有接受过军事训练，其中的普龙巴代本等人还是有名的胆小鬼。这并不奇怪，因为西藏政府故意不让藏军代本们接受专门的军事训练，以免造成军事将领势力强大的局面；相反，他们所奉行的军事政策是，任何一名官员都可以充当藏军代本或其他军官。 而驻防康区的这些藏军所面对的是一支能征惯战、纪律严明、指挥有方的人民解放军部队，总兵力大概有2万人；在这支军队的后面还有大约500万装备精良的人民解放军作为后盾。 由于拉鲁采用地缘战略战术，把昌都作为其战区司令部而使他所面临的形势复杂化了。从东向西由昌都经洛隆宗通往拉萨的大道被自类乌齐南下的一条南北走向的羊肠小道切断了，这条小路在拉贡昂达（La gong mgam zla）的交叉路口处与东西走向的道路交汇。一旦北部军事防线崩溃，共产党的军队便能够吃掉驻防于类乌齐的藏军，攻陷这个战略要塞并占领交叉路口，这样就会切断藏军逃往拉萨的后路，驻防于昌都地区的藏军就会全部陷入重围。 康区军事防卫的另一重要障碍是，当地民众对拉萨政府所持的两面态度。康巴人与卫藏人之间在文化和语言等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异， 康巴人怨恨拉萨官员，因为他们认为康巴人愚笨粗鲁，并且把康区视为巧取豪夺、发财致富之地。更有甚者，拉萨官员实际上可以任意指使康巴人为其私人商业活动无偿地服运输（“乌拉”）差役，而且康巴人难以跻身仕途在藏政府中谋一官半职。除了极个别的官职由康巴人担任之外，主要的地方官员全都由拉萨当局任命派遣。1943年印度的一则报道评论道：“在汉藏边境所发生的任何一次冲突中，康巴人都采取骑墙的态度，哪边获胜就倒向哪边。” 作为昌都总管的拉鲁深知这一点，因此，当他于1947年刚到昌都任总管时，就试图改善同当地康巴人的关系，可是他和拉萨政府的其他官员都渐渐地不知不觉地又回到了他们的老路上去了。 中国共产党觉察到了拉萨当局与康巴人之间的关系非常脆弱，便发动了一场旨在使康巴人摆脱拉萨政府束缚的有效的宣传攻势。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利用康巴人当中的僧俗头面人物如夏克刀登，以及宗教界人物班禅喇嘛、格西喜饶嘉措、格达活佛和1945年逃往内地的色拉寺杰札仓堪布等人进行鼓动，并且宣布将改善康巴人的生活，不改变其现有的社会制度和宗教制度。（这一点将在下面阐述。）因此，不仅西藏方面所处的地理位置具有种种弱点，其军队弱小、装备简陋、缺乏训练且军纪散漫、指挥无术，而且当地康巴人非但不坚决地支持西藏政府，相反，却把即将发生的冲突看成是拉萨当局与共产党之间的事情，与自己无关。后来西方人关于康巴人里中国共产党的大敌的印象，至少在1949～1951年的事件中并非如此。 拉鲁看清了这种局势，他于1949年报告拉萨政府，请求增派援军，供给自动武器，以防康区（昌都）遭受共产党的袭击。 拉萨方面于1950年3月作出反应，运来了一箱白朗宁轻机枪和司登冲锋枪，并派来了一名低级军官，即从警卫代本团中抽调的如本索朗扎西，任务是教会拉鲁手下的军队使用这些武器。 1949年12月，英国的无线电报务员福特（R.Ford）带着3台无线电设备和在印度受训充当无线电台操作员的4名西藏青年来到昌都之后，昌都地区的防卫力量又得到了相当大的改善，拉鲁第一次能够同拉萨政府进行直接联络了。1950年2月，拉鲁询问福特，是否能够加快这些无线电台报务员的培训进度，以便能够提前把他们派往各边防要塞。福特答应了拉鲁的要求，此后不久，两名受训者便被派往德格地区金沙江东岸的一个小村落邓柯去服役，该地区当时有一名西藏委派的宗本驻守。邓柯位于康定至玉树的交通要道上，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如果共产党的军队打算由玉树一类乌齐这条路线进攻西藏，派驻邓柯的无线电联络员就能预先通知昌都方面加强警戒。 拉鲁还招募了一支康巴义勇军，以此来增强其军事力量。据福特说，虽然拉鲁属下的一些军官幕僚持保留意见，担心这支康巴武装可能会倒戈反藏，但是拉鲁还是采取了这种行动。 当时组建的义勇军（民兵）部队主要有三支：由硕般多、边坝宗和洛隆宗招募的民兵组成“硕边洛松”义勇军；从波密上、中、下三部招募的民兵称为“波密”义勇军；从乍丫、芒康和贡觉三地招募的民兵名曰“芒乍贡松”义勇军，并把这三支民兵武装分别纳入三个正规军代本团序列当中。显然，昌都、类乌齐和邓柯等地也招募了一些民兵武装。很难估计当时招募的民兵武装一共有多少人，但是据曾到波密招募民兵的原西藏官员玛恰·泽旺居美说，波密地区派驻有488名士兵，估计所招募的民兵的总数大概有1500～2000人。 拉鲁还在汉人控制的康区布下了一张特务网，企图与对西藏具有同情心的康巴政教上层人士建立友好关系。 1950年初，正当拉鲁在千方百计地充实和加强自己的军事力量时，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接受了攻克康区（昌都）、拉开解放西藏的战役的序幕的任务。 1月中旬，刘伯承将军和（现任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在重庆主持召开动员大会，详细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进军西藏的指示，要求全体官兵和党政人员于1950年9月作好进军西藏的一切准备工作。 攻克昌都的战略部署的核心，是以强行军的方式发动一系列闪电般的突然袭击，对昌都地区的藏军实行全面包抄。具体部署是：一支部队从大本营甘孜进发，由北路向昌都地区发起攻击；另一支部队从大本营巴塘由南路向昌都地区发动突然袭击，这样就可以从背后打击拉鲁所率领的昌都藏军，并且切断其逃跑路线；第三支部队在中心开花，直接袭击昌都。为此，专门建立了昌都战役前线指挥部，修建从康定通往甘孜的公路就成为当时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这条公路于1950年8月底修通。进藏人民解放军进行为期半年的集中强化训练，掌握军事和政治技能。同时还进行了适应高原气候和以高原食物为生的训练，要求官兵高度重视增强体质，养精蓄锐，以便能够进行长途急行军，适应高原作战环境。 从哲学的高度来看，人民解放军的进军作战部署所依据的是孙子兵法，孙子是与孔子同时代的人，毛泽东把他看成是自己用兵打仗的“老师”。孙子曰：“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并且精辟地指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 就昌都战役的战略战术来说，解放军所采取的每一个步骤都应当以争取当地西藏军民站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边来为目的，或者至少也应当说服他们在人民解放军同西藏当局的战争中保持中立。 为了严明军纪，更广泛地争取和团结当地藏族民众，昌都战役的最高指挥部要求官兵们熟悉当地的宗教、风俗习惯，学习藏语文，并且下达了严格的命令，不准索要或接受当地人民的东西，哪怕是一杯茶都不行。官兵的一言一行都必须表现出他们是来帮助藏族人民的子弟兵，对一切侮辱和挑衅都应置之不理，还必须表现出对当地的宗教制度和宗教信仰非常尊重。如果官兵们需要当地的动物（如牛、马等），只能在征得当地百姓同意的情况下才可以带走。据一名汉人士兵叙述，在昌都战役即将打响时，当地的有些康巴人只把腐烂变质的糌粑卖给解放军，他们只好忍气吞声地买下，而不能以自己手中的武器相威胁。 这样，人民解放军竭力表示将维持康区（乃至西藏）的现状，其目的在于安抚康巴人。康巴人虽然坚定不移地委身于藏族传统的社会、宗教和经济制度，可是并不愿意向拉萨政府缴纳沉重的赋税。中国共产党许诺：只有进行变革，才能消除沉重的赋税差役，中国政府将帮助藏族人民发展康巴地区，改善当地人民的生活条件。共产党在康区发布了一项声明： 现在，我人民解放军全体官兵正在向西藏进军，其主要任务是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保护西藏的所有寺庙；没有寺院堪布的准许，官兵不得在寺院住宿，人民解放军不得毁坏寺院建筑，也不得破坏寺院中的任何法物；不允许干涉或破坏寺院的喇嘛的法事活动或佛法修炼，如果有人违反上述规定将会受到严厉的惩罚；我军全体官兵和村民百姓应当牢记这些规定。 西南军政委员会 西南军区司令部向进藏人民解放军官兵所颁布的第二份军事声明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1.三大纪律：⑴一切行动听指挥；⑵不拿群众一针一线；⑶一切缴获要归公。 2.八项注意：⑴说话和气；⑵买卖公平；⑶借东西要还；⑷损坏东西要赔；⑸不打人骂人；⑹不损害庄稼；⑺不调戏妇女；⑻不虐待俘虏。 与人民解放军加紧备战的同时，以夏格巴为团长的代表团也在想方设法寻求同新的中国政府举行协商谈判。 西藏同新的中央政府进行谈判 达赖喇嘛的哥哥嘉乐顿珠娶了一位汉人女子为妻，因而西藏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最初接触便是通过嘉乐顿珠的岳父、曾任蒙藏委员会委员的朱绶光进行的。拉萨当局显然曾致函朱绶光请求共产党派一名代表到中国附近的中立区（如香港）商谈汉藏关系。 于是，夏格巴一行便启程前往印度，于1950年3月初到达噶伦堡。4月8日，他们收到了朱绶光发来的一封非正式复函，告诉他们，新的中国政府将派出一名代表，西藏代表团应当立即前往香港。然而，信中又说，不可能把西藏人作为外国人来对待。 夏格巴得到这一情报之后，打算于4月16日（乘飞机）去香港，他马上请求印度政府向西藏代表团提供前往香港所需的外汇和访问者的签证。令西藏人吃惊的是，英国人拒不允许他们进入香港。 早在2月下旬夏格巴到达印度之前，西藏政府便请求印度政府向其前往新加坡和香港的使团颁发外交签证，为此，印度外务部护照管理处同英国驻德里的高级专员进行了接触，这位英国官员向伦敦当局报告说：“考虑到西藏是自治而不是独立地区这一事实，是否有必要颁发外交签证似乎难以作出决定。” 英国外交部东南亚局的官员泰勒（J.L.Taylor）不同意这种说法： 我们一定要尽量避免得罪西藏人，因此，我认为我们应当准备像1948年所做的那样，依据西藏的护照颁发普通签证。英国“殖民部”在征求了总督们的意见之后将把他们的看法告诉我们。假如香港和新加坡的总督表示同意，那么，我认为我们就不应当给孜本夏格巴一行出访设置障碍：他去同中共政权谈判磋商也许有助于达成这样一种解决办法，即西藏保持更大限度的自治，而不是被共产党的军队征服和占领。 英国外交部远东局官员科特斯（P.D.Coates）在给泰勒的复信中写道： 对泰勒先生的看法我不敢苟同。我们并没有承认西藏是一个独立国家，也没有完全承认它是中国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在西藏的护照还是在中国的护照上签证似乎都是不妥当的，在泰勒先生的上述备忘录中所列举的1948年这一先例不过是一次偶然的失误。实际上，当时为了避免得罪汉藏任何一方，便采取了依据书面证词等向西藏人签证的做法。我本人倾向于赞成遵循先例，但是了解一下其他国家在西藏人向他们申请签证时所采取的做法可能是有益而无害的。 在我看来，一名西藏代表出使帝国的殖民地新加坡和香港，是否可能给西藏带来一点好处恐怕是值得打问号的。这将更加有利于中国政府宣称西藏只不过是英国的一个傀儡（尽管这个问题并不十分重要，但是在这些方面我们将承受鼓动性的宣传所带来的不安和烦恼）。我倒认为当地的气候很快就会使这位倒霉的代表尝到苦果。假如东南亚局认为他应当到这两个地方中的一个地方，那么远东局认为最好去新加坡，香港牵涉这样的事情越少越好。 总的来说，我看不出这项建议会有什么好的结果，也许还会遇到一些麻烦，可是我推想西藏人派代表出访的主意已定。依我看，如果他们认为能够同中国共产党进行谈判，未免太乐观了。一旦中国军队进入西藏（这肯定是中共的先决条件之一），这场游戏就将结束，西藏人可能在先前已经得到的书面保证马上就会被置之脑后。 当我们已经决定打算如何行事之后，应当通报北京方面。 科特斯的主张激起了英国外交部的一名署名不明的官员的反驳： 1.提出两个问题： ⑴我们是否打算准许夏格巴进入英国领地，要知道他提出要在那里同中国政府谈判？ ⑵如果让夏格巴进入英国领地，那么我们是否打算向他提供外交签证，或者是普通签证，在何种旅行证件上签证，是西藏护照还是身份证？ 2.我们可以赞成科特斯先生的主张，即在夏格巴所提到的两个英国领地中，在我们看来最好选择新加坡。我们也可以对科特斯先生所说的夏格巴的出使不可能改变中国人的立场的话立即表示同意。可是，我认为，如果西藏人希望同中国政府谈判的话，我们并不应当从中作梗。对于西藏事务我们几乎不可能洗手不千，既然我们已经插手了，那么就应当阻止它单独行动。而且，既然似乎都一致同意，中国吞并西藏只是时间问题了，那么在这一进程中不发生流血事件是再好不过的：如果西藏人终将失败，那么他们也可以在经过无效而徒劳的抵抗之后再进行和平谈判。的确，谈判可能会失败，抵抗也无济于事，但是最好都尝试一下。 3.印度似乎还拿不出主意，如果我们现在的策略是，在同西藏打交道时紧跟在印度的后面的话，那么我们最好得弄清印度政府的想法。我已打电话给“英联邦关系部”麦克伦兰（Macl ennan）先生，请他考虑这个问题。英国“殖民部”已经派人去收集新加坡和香港总督的意见。当我们掌握这些意见和看法之后，就能够更加全面地考虑问题。 4.颁发外交签证是不成问题的，但是我们还需要弄清楚夏格巴持何种旅行证件。因此，我已要求麦克伦兰先生把这方面的调查材料附在其向德里当局提交的参考资料中。 5.显然，印度政府打算把这个问题交给“护照管理处”处理。泰勒先生是否乐意单独送一份备忘录给“护照管理处”？请他们在印度政府的咨询人到达之后同我们商量一下。 英国驻加尔各答的代理高级专员复电说，夏格巴出访持的是西藏政府的护照，日期为1950年2月2日，在这份电报中把夏格巴说成是“为西藏独立而出访中国的特殊使团的团长”。 印度政府拒绝向英国人发表一份官方声明，但是印度外交部长梅农表示，他认为，西藏所作的同中国人接触的任何努力都将是徒劳的，应当把出访的时间往后推延。 英国人还掌握了这样一种意见，即：“如果我们拒绝签发西藏人所需的签证，印度政府显然会感到高兴。另一方面，看上去他们并不急于采取任何行动或是就这个问题发表任何意见。” 4月初，印度人显然已经作出决定，假如汉藏双方在印度进行谈判，他们就能够密切注意谈判动向，因而他们便直截了当地建议西藏代表团同中国政府新任驻印度大使举行谈判，预计他很快就会到达新德里。 夏格巴把这一情报电告了拉萨政府，可是得到的指示是，要他们按原计划前往香港。 当香港和新加坡的英国总督对伦敦当局所提出的夏格巴出访问题作出否定的回答之后，西藏政府希望其使团尽快前往香港的意愿再次遭到打击。香港总督的复电写道： 我们并不希望所提到的那个人（夏格巴）大概是通过中间人来香港同北京当局接触，我们所面临的困难已经够多的了。两年前，当所提到的那个人途经香港时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很滑头，他的出访显然能够同北京当局做成最好的交易。不知道他为什么不在印度继续作好一切必要的安排。 新加坡总督的复电内容与港督的电文基本相同：“我既不赞成给孜本夏格巴签发前往新加坡的外交护照，也不赞成他从西藏或印度的来信中所说的同北京进行谈判的主张。” 于是英国当局便拖延时间，要求西藏人在决定是否被准予签证之前，还须提供有关该使团的目的和任务的更详细的材料。 与此同时，夏格巴一行收到了共产党方面更为确切的消息，证实他们将派代表到香港同西藏代表团会谈——然而，这时已把这个人称为“向导”，暗示派他到香港只不过是为了把西藏代表团带到中国内地去。 于是，西藏代表团便制订了旅行计划，依照惯例，他们于5月4日到达西孟加拉政府去领取前往香港的签证。 当他们要求发给“外交”签证时，西孟加拉政府答复说没有得到向西藏代表团颁发外交签证的指示，印度政府只是授权他们颁发“免去官方礼节”的签证。西藏人很不乐意，但最终还是同意了。随后，西孟加拉政府便依照他们所持的西藏护照颁发了前往香港的签证。 然而，西孟加拉政府出了一点差错，英国人不承认这些签证。追根溯源，这种“差错”是因印度外交部的一位合作部长把一份备忘录放在该部的“护照和签证管理处”的文件夹中而引起的：备忘录写道，如果向西藏使团颁发签证，那他们就应当是官方代表，而不应是外交代表。这意在提醒护照和签证管理者，处理这个问题时不要墨守陈规，可是当西孟加拉政府致电请求授权发放签证时，“护照和签证管理处”发现了这份备忘录，并复电指示颁发“官方”（不是外交）签证。 这样，西藏代表团便领到了他们认为适用于进入香港的签证，当即购买了“英国海外航空公司”6月4日飞往香港的机票。但是，英国驻新德里的高级专员很快听说了有关签证的情况，并指示其驻加尔各答的代理高级专员派人去收回这些签证。 这位高级专员还去找印度政府处理这个问题，他们承认出了差错，并指令西孟加拉政府吊销这些签证，只是告诉西藏人，他们“领取签证的日期还没有到，现在还在考虑是颁发官方签证还是颁发外交签证这个问题。” 当西藏人得知此事后，拒绝交出他们的护照。他们解释说，护照是用易碎的劣质藏纸印制而成的，只能使用一次，消除签证印记就会使护照报废。 夏格巴写给英国驻加尔各答代理高级专员的一封信叙述了这些事件： 按照1950年5月4日在我们所持的西藏护照上所进行的官方签证，我们已经买好“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的机票，于1950年6月4日由加尔各答飞往香港，并且也拿到了1（年？）之内的返程机票。在我们把一切都安排妥当之后，西孟加拉护照管理官员现在却通知我们说，印度政府已把发给（我们）外交签证的问题提请大英政府处理，已经发给我们的官方签证必须同时吊销。我们已经向他们表示，对印度政府为了使我们领到外交签证而向我们表现出的友好礼节，我们感到欣慰。但是，我们已经请求，可能的话，在吊销已经发给我们的官方签证的同时，把发放（外交）签证的请示一同收回。否则我们只好带着官方签证旅行，因为我们已经订好了6月4日的机票，并且也已确定了我们到达香港的日期。 夏格巴一行于5月14日到噶伦堡去同锡金政治专员商量出访事宜。 与此同时，驻拉萨的印度官员通知西藏“外交局”：是英国而不是印度下令吊销签证的。 “外交局”马上致电英国驻印度的高级专员，表面上只是对英国先前提出的、要求西藏人阐明打算派使团到中国内地进行谈判的目的问题的答复： 西藏派代表团出使中国的目的是，力图与中国政府商定继续承认西藏现有的独立地位等事宜。代表团还奉命在香港同中国政府进行接触。如果他们被召集到中国去，他们会向西藏政府汇报并请求给予进一步的指示。西藏政府希望为代表团进入香港提供方便。 于是，英国驻印度高级专员便请示伦敦当局，并在其公函中陈述：“印度当局希望作出否定的答复，他们建议说，假如这样做，就可以邀请夏格巴来德里，以便我（高级专员）能够亲口向他说明建议（去香港）的种种害处。” 伦敦当局采纳了印度政府的建议并于5月26日指示其驻印度高级专员：对前往香港的签证不应当予以承认；但是，如果西藏人坚持要前往中国去进行谈判，可以发给由香港（前往中国内地）的“中转”签证，而签证不能以西藏政府的护照为据，只能以“书面证词（口供）”为凭。英国当局的指示及理由如下： 为了防止重犯1948年的错误……我们已拒绝承认西藏的护照，我们现在不愿承认他们了。因此，西藏人所持的旅行证件也不可能得到我们的承认，在这种证件上盖印签证毫无价值。 3.印度政府知道正在考虑西藏人的签证请求，我们的意见是，未经我们的准许不应当颁发签证。西孟加拉政府的所作所为使我们非常为难。 4.由于印度处于权力交替的过渡时期，我们一贯奉行的方针是，西藏事务现在主要是印度政府关心的事情，他们不希望西藏代表团前往香港。毫无疑问，印度政府所持的观点是，中国实际上会拒绝在香港与西藏代表团举行谈判，他们将会要求西藏人到北京去，到头来西藏代表团就会失去行动自由。因此，看上去西藏代表团要么留在印度，等待中国驻印度大使到来之后同他进行谈判，要么就到中国本部去谈判。正如印度政府的想法一样，选择前者会更好些。 5.如果印度政府能够向西藏代表团说明这些问题并适当地向他们提出忠告，我们将表示感谢。 6.正如你所熟知的，重要的是如果西藏代表团实际上（我们目前尚不相信此事）真诚地希望同中国人谈判的话，我们就不应当以拒发签证之类的人为因素为借口，把西藏人或中国政府阻止该代表团去中国内地的责任揽在自己的身上。假如考虑到他们同西藏代表团磋商的情况，印度政府深知西藏人是认真的，不可能劝说他们在德里举行谈判，我们应当准备要求香港总督单独发给限期的中转签证（以书面证词为据），让西藏代表团到中国去。 与此同时，夏格巴于5月24日自噶伦堡致函英国驻加尔各答代理高级专员，请求他为西藏代表团前往香港作出安排。夏格巴在信中请求他顾念英国与西藏之间长期存在的友谊。原原本本地复述了签证的发放与吊销的事件，然后表示，他们打算按原订计划于6月4日持自己的“官方”签证启程。信中写道： “由于距我们启程的日期已经没有几天了，因此我们真诚地希望顾念我们政府间存在多年的友好关系，希望您十分友好地帮助我们，以便我们能够持已经准签的官方签证启程，真诚地希望尽快给予一个满意的答复。” 英国高级专员于6月1日致电答复了夏格巴的信。这位专员仍然没有说明英国拒绝准予签证的理由，而且现在公然支持印度政府所提出的建议，即西藏人应当在印度同中国人进行会谈： 感谢您于5月24日来信告知您希望前往香港，迟复为歉。你们所领到的依据你们所持护照的签证出了差错，因为你们前往香港的问题尚未得到联合王国政府和香港当局的充分考虑。你们的代表团所提出的请求尚在考虑之中，但是还不能确定具体日期。您将会明白香港目前的局面十分困难，这会妨碍您的代表团在那里举行谈判，同时，希望您能够重视这项建议，即您的代表团在中国政府的代表到达印度之后同他们进行谈判会更适当更满意。 然而，印度政府这时却改变了自己的立场，赞成在香港举行谈判。他们的这种新的态度和立场，导致英国驻印度高级专员改变了其向伦敦当局所提的建议： 我们已同（印度）外交部商讨了第二节和第四节，得知他们已经向西藏代表团施加了很大压力，要他们留在印度同中国代表谈判，但是未能奏效，现在已经感到无计可施了。印度政府考虑西藏代表团的意图正如我在1447号电报第一段所引西藏政府的信所叙述的，在没有请示拉萨政府的情况下，他们除了香港之外什么地方都不会去谈判。经过进一步的考虑之后，印度政府逐渐认识到拒绝颁发前往香港的签证，甚至发给限期的中转签证都会有暗示西藏人应当直接前往北京的倾向，从而促使他们加入中国的阵营。他们认为比较明智和体面的做法是，为西藏人提供一切方便，并发给前往香港的限期居住签证，以便其在此同中国共产党接触，从而为西藏代表团提供挽回面子的机会。这样，西藏代表团就不可能失去行动自由，而一旦共产党向该代表团发出访问北京的邀请，港督还能够对其所作出的决定施加影响。假如在一段时间内无法进行接触，那么就可以要求该代表团离境。 2.印度政府进一步指出，在这种情况下，仍然依照1948年那一特殊先例拒绝承认西藏的护照是不明智的。他们援引1914年依照西藏护照向4名西藏人颁发签证，以及1920年左右采纳查尔斯·贝尔的建议向帕拉色先生（phela se）颁发签证的事例作为根据。 3.我打算答复西藏代表团5月24日的来信，信中我将提出的要求与所引自加尔各答发给我的第471号电报的内容相似，建议该代表团留在印度同中国人进行交涉。到目前为止，我们尚未直接为该代表团造成这种局面。 4.如果找不到别的办法，那么，尽管有可能给香港总督造成一些麻烦，我们也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完全拒发签证，这势必遭致西藏人的不必要的恶意；要么就是依照印度政府在上述第一节中所提出的建议，发放前往香港的限期签证。 5.我建议，权衡利弊而作出抉择，应当采取第二种方法，并且应当尽快作出决定。鉴于上述第二节已经说明，我认为没有必要再重申不应当在护照问题上制造难题。 6月2日，西藏人再次把他们打算离开印度的意图通知了英国驻加尔各答的代理高级专员。他们还把人民解放军与藏军之间在康区发生的一场军事冲突（将在下面论述）以及中国方面抱怨西藏代表团已离开拉萨6个月之久，现在尚未到达香港的情报告诉了这位代理高级专员，力图使他感到西藏代表团前往香港谈判的紧迫性。他们还告诉这位专员说，中国方面现在已经答应派一名“代表”、而不单纯是一名“向导”到香港去同他们会谈。 与此同时，伦敦当局通报香港总督，他们已改变了对西藏代表团前往香港的看法，并明确要求他就以下几个问题表明自己的见解：“⑴您对共产党的反应的估计；⑵您是否希望把北京方面的看法弄确切；⑶应当在什么时候颁发签证；⑷能够和应当采取什么措施以确保西藏代表团在允许的时间内出发前往中国或返回加尔各答；⑸这次访问会给您造成什么困难，会对当地公众的意见产生什么影响；⑹您希望采取什么步骤以表明您与该代表团没有丝毫关联。” 几乎在同时，英国驻北京的大使馆（中国政府并未承认。——译注）也受到伦敦当局关于这方面的询问。香港总督于次日答复说，作为最后的手段他会承认并接待西藏代表团，可是他希望作出其他种种限制： 去香港谈判实际上是西藏向中央人民政府让步，这非常有可能对当地的社会风气产生重大影响。倘若西藏代表团与中央人民政府之间出现不愉快的事，我们就可能会受到谴责。因此，我强烈反对该代表团来港，并且希望驻德里和加尔各答的高级专员仍然尽可能劝他们不要来港。关于这一点，您看到北京当局6月1日电报之后就会明白，这封电报声称，中国派往印度的大使馆代办预计将于6月8日经由香港前往德里。毫无疑问，如果西藏代表团打算在印度而不是在香港同中国方面谈判的话，那么他们所承受的压力就会大大减轻。 2.然而，如果您和外交部都不考虑这些因素，认为不应当阻止西藏代表团来港，万不得巳时，我会勉为其难，同意西藏人来港。 3.对您的第877号电报的第五节的答复如下： ⑴如果我们在香港拒绝他们来，而北京当局又希望他们来，我们将遭到北京的猛烈抨击。 ⑵这将是求之不得的事情。 ⑶时间为两周。 ⑷仅限于逗留两周的承诺应当在护照或书面证词（您的第877号电报第二节）上标明，或者书面通知西藏代表团各成员。 ⑸请看这封电报的第一句。 ⑹在任何场合都应当把该代表团成员作为非官方的代表团来接待，在他们离开印度之前应当书面通知他们。还应当告诉他们，决不应当同新闻界人士进行联系。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也应当被当作私人代表来接待。 西藏人对这些事情一无所知，6月3日，他们再次告诉英国代理高级专员：西藏代表团成员与中国代表约定将于6月6日在香港会面。夏格巴再次强调，代表团奉命尽快赶赴香港，因此，他不能够等待中国大使到达印度了。夏格巴说，他担心英国拒绝向这个承担着紧急使命的代表团发放旅行许可证可能会被西藏政府说成是印度和英国对西藏背信弃义，而北京当局则可能会把这说成是故意阻碍西藏人同中国官方接触的一种企图。英国代理高级专员重申，签证是不合法的，假如代表团中有两名成员企图于6月4日离开印度，他们将会受到阻拦。 西藏人并没有被说服，代表团派出两名成员去乘坐6月4日的飞机。他们寄存了行李，在分配座位号时也没有遇到麻烦。可是，当他们来到护照管理处时却被告知：他们的签证不符合程序，并阻止他们登机。 这时，西藏代表团前往新德里，企图说服英国高级专员和印度政府改变他们的政策。在德里，他们与印度外长梅农进行了会谈，梅农解释说，香港属英国管辖，英国当局没有通知印度政府让西藏代表团前往香港。 随后，西藏人又去向英国驻新德里高级专员阿基比德·莱爵士（Sir Archibaid Nye）求情。他关于6月7日同西藏代表团会谈的说明值得在这里详细地征引： 今天下午，我接待了西藏代表团全部首领并向他们解释说，在联合王国政府看来，他们在印度举行谈判比去香港谈判更为合意，理由如下： ⑴新的中国代表即将到达印度。 ⑵英国与中国人民政府之间的关系处于不良状况…… ⑶印度与中国之间的良好关系使德里成为比较合适的谈判地点。 ⑷北京当局显然不希望同西藏代表团进行对等谈判。 我引证了北京当局1月20日的广播内容……并交给他们一个副本。夏格巴留意了联合王国关于应在印度而不是香港举行谈判的建议，并许诺把这项建议提交拉萨政府。 2.接着我又要求西藏代表团首领说明，据说正在香港等待西藏代表团的中国“向导”的身份。夏格巴解释说，这个人无权同西藏代表谈判，并说，如果西藏代表团到了香港，他断定北京政府会派一名被授权的谈判代表到此。他坚持说，西藏代表团在没有请示拉萨政府的情况下，除了香港之外，别的任何地方都不会去。于是我便说，假如西藏政府同意在德里进行谈判就不会出任何问题。但是，如果他们坚持要让该代表团到香港去谈判，我就不得不请示伦敦政府。我强调指出，英国官方对在香港进行谈判的建议不能承担任何责任，假如他们获准签证，也只能在一段有限的时间内有效。我还补充说，我们在承认西藏的护照和批准向前往香港的西藏使团颁发签证的问题上还存在具体的技术性困难，所以西藏使团须持口供身份证前往，这等于是同一回事。 3.夏格巴详细地解释了自从他们于3月6日到达印度以来在签证问题上所受到的种种刁难和推诿拖延。对此我表示同情和理解，但是又指出，要是他们在第一个地方向我提出交涉那就明智多了。 4.于是夏格巴便说，如果西藏政府同意接受中国政府关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范围内享有完全的自治权的建议，他们就没有必要请求我们准许他们去香港进行谈判。但是西藏政府知道，如果其代表团去北京就会失去行动自由，因此他们希望英国政府给予支持，准许他们在英国所属的地区进行谈判。他坚定地表示，西藏政府不准备接受中国的建议，可是又强调说，中国军队向‘东藏’推进的报告迫使西藏同中国人接触。 5.接着，夏格巴又提到了我们不承认西藏护照的问题。他解释说，当他于1948年率‘西藏商务代表团’出访联合王国和美国时，在返程途中遇到了同样的困难，经请示伦敦当局之后，依据他们所持西藏护照发给了签证。他强调说，如果西藏代表团现在持口供证词去香港，那就必然会引起中国人的注意，他们就会断定联合王国政府并不承认西藏完全独立，并且会把西藏视为中国统治下的一个自治区。显然，在这一点上西藏非常敏感，鉴于已经开过先例，我建议，倘若他们坚持要去香港，我们就应当承认他们所持的西藏护照，并且批准给他们签证。 6.有人认为西藏代表团将会提请拉萨当局考虑我的上述建议的第一节，而我则会在这次同你们会晤时通报有关情况，并希望尽快知道你们的观点——如果拉萨当局的答复认为在印度谈判不妥，西藏政府坚持要在香港举行谈判，是否能够允许他们去香港。 7.西藏代表团进而还请求我应电告拉萨当局，说明他们在印度迟迟不能出发并不是他们的过错。我打算通过印度政府去做这件事，而且又向西藏代表团解释了最好在印度进行谈判的种种理由。 同一天，英国驻华大使馆官员答复英国外交部说，他并没有觉察到有人反对向西藏代表团签发去香港的签证。 于是，围绕下列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他们是否应当领到中转签证；允许西藏人在香港停留多久，如果他们的签证已经到期还不离港将采取什么对策；是否应当要求他们作出书面承诺，不与新闻界人士接触；是否应当承认他们所持的护照；是否应当只把他们当作因私出访的公民来看待。6月14日，英国驻德里高级专员得知，倘若拉萨当局坚持指使其代表团去香港，印度政府就有可能发给他们为期14天的中转签证，但只是依据书面证词而不以他们所持的西藏护照为凭。而且，将把西藏人作为因私出访的公民来对待，不让他们使用任何官方设施。 西藏政府并不希望在获得其代表团的“口供”过程中受连累。他们告诉联合王国高级专员：“他们认为，西藏人等于正面临着这样的实际情况，即只能依靠自己的努力来拯救自己，外面没有后盾。在这种情况下，最重要的就是不应当灰心丧气，不应当因他们目前正遭受孤立而被中国人的甜言蜜语所驱使。”英国高级专员也反对伦敦当局所作出的决定，答复说，他不能够向印度人解释此项政策，因为伦敦当局从来没有把他们作出这种决定的合法正当或不正当的理由通知他。阿基比德·莱要求予以说明，同时强烈地敦促他们重新加以考虑。 伦敦当局对此作了如下答复： 我们之所以不情愿承认西藏护照，是由于我们既定的长期承认中国对西藏享有宗主权的政策所致。我们并不希望给西藏人或中国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我们准备为西藏独立作出担保。在您的第1616号电报的第五节中所引夏格巴的观点中（见上述所引1950年6月7日电报）表明，他把承认西藏护照看成是表示我们承认西藏独立。我们从来没有把西藏作为独立之邦看待，现在也不会这样做。我们也希望避免在这个问题上同中国发生不必要的分歧和摩擦。 然而，他们还是作了一些变通，并声称他们终究会承认西藏护照：“鉴于您所陈述的印度政府所持的态度，无论如何，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打算放弃自己的反对意见，承认西藏护照。应当向西藏人表明，这种行动只是表示承认他们所持护照作为有效的旅行证件，并没有别的意图。” 当然，只有当拉萨的西藏政府继续坚持要在香港进行谈判时，才得把这项决定传达给西藏代表团。但是现在西藏人确信，他们已经没有希望被允许去香港了。6月17日，他们通知联合王国高级专员：西藏政府已同意在德里举行谈判。他们说，他们正在同北京方面联系，以弄清中国人是否会同意这种方案，并且已经向印度政府交涉，请他们为这次谈判提供方便。 随后，夏格巴与阿基比德·莱进行了一次坦诚的交谈，在交谈中夏格巴对阿基比德·莱说，如果英国会帮助西藏，假如所有谈判都失败，中国进占了西藏，就请他“不要公开会谈内容”。 据阿基比德·莱的报告，会谈是这样进行的： 3.夏格巴说，西藏政府被联合王国和印度政府的建议以及美国驻德里大使的同样劝告所打动，将尽其最大努力争取双方同意在德里举行谈判。但是，如果中国人的答复不利于西藏或不同意这种方案，西藏代表团将不得不去香港或北京。到北京去谈判将会遇到麻烦，因为中国方面会要求西藏代表团持中国护照入境。 4.他（夏格巴）接着便开始追根溯源，大意是说，派遣一个代表团同中国人进行谈判的决定只是在联合王国和美国政府拒绝接待西藏代表团之后才作出的。英美两国政府这样做使最初胆大而刚强的西藏人的感情和斗志受到严重的挫伤。可是他再次声称，西藏并不打算同意以北京广播电台所提出的解决办法作为谈判的基础。 5.夏格巴站在个人的立场上征求我的意见，他问我，如果西藏不能同中国达成协议，西藏会发生什么事。我回答说，这只能由官方来答复，我对此一无所知。但是我本人认为可能会出现以下四种情况： ⑴中国为了强制推行其政治制度可能会向西藏进军。 ⑵中国人可能不愿派遣过多的军队进藏，还有可能在地理上的困难以及预计将在西藏遭到普遍反抗而寸步难行。因此，他们可能会通过渗透和策反离间等手段，千方百计地颠覆西藏政体。 ⑶他们可能会通过与武力威胁或花言巧语的承诺相结合的外交手段。设法诱导西藏同意他们所提出的各种条件。 ⑷如果外交压力失败。他们可能会因还有许多急务要去完成而决定丢开西藏不管。 我对他说，我个人的猜想是，中国也许会采取上述第三种策略设法达到自己的目的，假如这种策略不能奏效，他们就会采取上述第二种策略。 6.夏格巴说，一旦中国采取军事行动，西藏不可能单独进行有效的抵抗。除非能够得到外援，否则将会以失败告终。联合王国愿意给予援助吗？ 7.我回答说，就我个人来说，我看不出在这种情况下联合王国有提供军事援助的希望。除了所提到的种种不利因素外，在运送人员和物资进行援助时，联合王国还会遇到自然地理方面的困难，因为没有进入西藏的捷径。我不可能坚持认为有希望得到外来援助。但是我鼓励他们不要低估西藏民众，他们可以运用游击战术来进行有效的抵抗。 6月18日，西藏代表团首领离开新德里前往加尔各答，随后又到了噶伦堡，在此等待北京方面的回话，以弄清他们是否同意接受在德里举行谈判这一方案。如果他们接受这一方案，西藏代表团就得等待中国大使到达印度。他们在德里呆了近10天，在这期间他们也开始同美国举行重要的会谈。 美国的介入 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垮台之后，美国对西藏及西藏问题的兴趣有所增强，但是并没有马上改变其对藏政策。如前所述，美国国务院不欢迎西藏求援使团到美国，并且在西藏政府企图加入联合国的问题上拖他们的后腿。然而，美国增强对西藏的兴趣源于1950年3月1日美国要求英国提供印度政府打算向西藏提供军事援助的数量和种类的情报。3月7日，英国高级专员把这方面的情报交给了美国驻印度大使韩德逊（L.Hendersmon），韩德逊在向美国国务院汇报时简要地陈述了英国和印度对于向西藏提供军事援助的看法，并强调说，印度所奉行的不提供军援的政策可能是专门针对援助西藏对抗中国 的策略的： 1.西藏政府要求及印度政府同意提供的数量和种类： 38门2英寸口径的迫击炮；63门3英寸口径的迫击炮；150挺白朗宁轻机枪；14000发2英寸口径的炮弹；14000发3英寸口径的炮弹；100万发303号子弹。 估计所需要的弹药数量足够一个旅的军队在作战中消耗半年。但是，所面临的一个麻烦是，动物驮运是运送武器弹药惟一可以使用的交通工具，这就等于要动用7000匹骡马来驮运。由于没有这么多的骡马可供使用，因此部分3英寸口径的迫击炮乃至所有3英寸口径的迫击炮和弹药都不能够从印度运进西藏。 2.首先应当在过去提供的少量武器的基础上实际增加一些，但是，印度政府宁可把西藏的这种要求及将来的所有合理要求仅仅看成是继续照常满足西藏的少量武器需求，而不把这种供给武 器弹药的行动视为带有直接针对中国共产党的军事援助计划性质的行为。 3.至于印度政府已采取什么步骤和措施培训藏军各部队，英国人没有掌握确切的情报。他们已建议印度政府派遣爆破专家去西藏，但是由于这种行动可能会被视为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计划的一个步骤，因而印度政府反应消极…… 英国人怀疑西藏是否真的有组织力量反抗中国共产党入侵的军事计划，因为藏军代本乃至总司令实际上对现代战争的战略战术一窍不通。英国人把紧急提供军事援助以鼓舞西藏的士气，以及防止出现被他们视为目前的最大危险的战争渗透和颠覆的措施看得比采取可能制止大规模的入侵的措施更为重要。然而，他们指出，如果在一个季度内不能够从印度驮运7000驮武器弹药进藏，中国人也难以发动较大规模的入侵。 （美国）大使馆怀疑西藏人在接受更高水平的军事训练之前，能否适当地利用比上面概述的那些军事援助方式更灵活的军事策略和战术。如果印度政府允许把当地作为中转站，并且能够派人进行武器使用和操作训练，那么，毁坏设备和军需物资的行动也许就行得通并且会奏效。印度政府提出的反建议是：美国和印度共同去满足西藏的需求可能不太有利，因为：⑴印度政府本身可以提供西藏人所需要并且能够使用的军需品；⑵从印度政府的角度来看，并不希望在政治上同美国进行合作，这显然是直接针对中国共产党的联合行动计划；⑶美国并不能满足印度政府向其提出的诸如提供多余的坦克零件之类的军事援助的要求。 因此，美国日益增强的对援助西藏的兴趣从一开始就由于非常怀疑印度是否会与美国合作而受阻。但是，在西藏看来，英国和印度都不能向西藏提供强有力的支持，致使他们把反共的美国视为颇具诱惑力的选择。当夏格巴率领的代表团于1950年3月抵达加尔各答时，他们就非正式地通知美国驻加尔各答的领事：西藏所关心的是考察购买武器弹药的可能性，买到这些武器之后可以存放在锡金、尼泊尔和不丹，以便西藏万一遭到入侵时，就可以用上这些现成的武器。同时，他们也关心美国能否派一名商务代表，或者最好是一位文化代表，这位代表既可以为书籍、文献交换和学术交流作出安排，又可在双方政府之间建立起非官方但却非常有益的联系。 4月中旬，美国国务院听说夏格巴为首的代表团因在争取西方民主制国家支援的努力中遭受挫折，他们正在考虑前往莫斯科寻求帮助。 这些事件促使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向美国驻印度大使授意，要他非正式地向西藏转达美国对西藏的处境的关心。他在致驻印度大使韩德逊的电报中写道： 国务院并不希望西藏人把我们没能答应他们的要求误解为我们对他们的处境或困难漠不关心或者是缺少同情心。如您所知，我们最初认为，如果这时对非共产党国家西藏积极主动地去关心并表现出明显的兴趣，就会促使或激起中国共产党对该地区采取行动。因此，不采取这种行动，共产党要大规模地进军西藏所面临的地理和后勤等方面的困难就可能消耗其力量使共产党的军事行动无限期地拖延下去。如果西藏的军事力量暗暗地增强，便能有效地阻止共产党进军西藏，由于印度与西藏相毗邻并且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处境良好的印度必然会采取措施；因此，国务院很重视有关印度政府在向西藏人提供军事物资方面所作出的努力的报告。国务院希望您在感到方便和时机成熟的时候，以个人的身份尽快照您的愿望把荚国的意图转达给西藏人。 西藏代表团首领于6月9日走访了美国驻德里大使，他奉命向西藏人解释了美国对西藏派代表团出使美国作出消极反应的理由。并且强调说，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对西藏毫无同情心，或是对它的困难处境漠不关心。夏格巴再次谈到了西藏所面临的危险的军事形势，并且指出，如果谈判破裂，共产党十有八九会向西藏发动进攻。但是他又说，西藏确信美国是能依赖的朋友，并且暗示，他们可能会再次向美国交涉。 6月16日，西藏代表团再次走访韩德逊，告诉他说，他们听到了一份关于美国不会承认中国共产党向西藏扩张的报告。韩德逊否认美国发表过这样一份声明，并且说，美国不可能这样做，因为发表这样的言论可能会激起中国共产党采取进攻行动。于是夏格巴直截了当地问这位美国大使，如果中国侵略西藏，美国会提供什么形式的援助。韩德逊的回答方式尽管很消极，但是还是敞开着美国援助西藏的大门。这位大使在其所写的一份报告中叙述这次会议的情况： 在回答夏格巴直接提出的万一西藏遭到侵略荚国能否提供援助的问题时，我（大使）声明，我们不能够明确地鼓励西藏人相信美国政府认为提供这样的援助是切实可行的。另一方面，我们并没有接到断然声明在万一发生不测事件时美国将无所作为的指示。我还补充说，美国正打算扩大援助遭受共产党侵略的国家范围，显然可以合理地预料，在这种情况下所进行的援助可以发挥效力。在考虑可能作出的所有援助决定中，有关向西藏提供援助的决定大概是：⑴所给予的援助将能够使西藏人成功地抵抗共产党的进攻的可能性；⑵通过崎岖不平的险道把军事装备和军用物资运进西藏的可行性及军用物资不得不通过印度领土时印度政府可能采取什么态度；⑶这种行动对中国共产党可能产生的影响——如果他们把这种行动看成是一种挑战，必然会以加速或增大进攻行动规模的方式予以报复。我强调指出，会谈完全是个人的和非官方性的。 几乎在同一个时候，美国国务院询问英国驻华盛顿大使：英国人是否认为由西方列强向西藏提供有效的援助就能够使西藏顶住中国的军事进攻。6月13日，美国国务院还向英国驻美大使提交了一份非正式的声明，声明说，美国可能会采取行动鼓动和支持西藏反抗中国的控制，并要求英国也向美国提交一份同样的非正式声明。美国的公报内容如下： 《关于当前西藏局势的意见的非正式纲要》 由于西藏所处的地理位置及其与周边地区的文化、经济和宗教关系，一旦它落入中共之手，就可能成为共产党向尼泊尔、不丹乃至印度进行渗透和颠覆活动的一个根据地。 拉萨的西藏政权已经宣布了其抵抗共产党向西藏扩张的目的和意图，并且已经非正式地表示，将派特使前往美国寻求支援，同时设法促成西藏加入联合国。美国政府已向他们的这些动机泼了凉水，而他们的这些行动公开表示将站在非共产党的国家一边，并且直接提出了中国对该地区的主权的问题。这就给中共以口实，可能会激起或促使他们采取针锋相对的行动，因而也就会危及西藏目前的自治地位。 也许中共具有夺取西藏的军事力量，但是从中国内地向西藏发动军事进攻所要经过的地方将会遭到游击队的抵抗，并且，进攻部队将会面临巨大的后勤给养困难。比较而言，在采用特殊的军事指挥和军用物资供给方面几乎得不到援助，这就可以增强西藏的抵抗能力，并且会使中共的军事远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从而使其进军西藏的计划不能得逞，这样，西方国家便在不出头露面的情况下对西藏表示了格外的关心以及改变其国际地位的意图。 然而，这显然就有必要暗地里向西藏人提供有限数量的特殊军事援助，神不知鬼不觉地鼓动西藏人自愿起来反抗共产党的统治。由于印度与西藏相毗邻，并且彼此之间存在着特殊的商贸及其他方面的关系，所以，印度或许是惟一能够承担此项任务的国家。而且，印度对这方面局势的关心最为直接和迫切。相信印度政府已经越来越对这个问题感兴趣，据悉他们正打算向西藏人提供一些军用物资，只是所提供的数量尚不清楚。 由于英国一直很关心西藏，并且与印度有着特殊关系，所以英国政府显然比美国政府更能适当地鉴定和评估西藏的需求，弄清印度援藏的数量和范围，对印度政府施加影响，以使其承担向西藏提供援助和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的责任。但是在美国政府看来，由于印度对这方面的问题很敏感，所以英国代表在同印度政府进行磋商时，不便于提出英国与美国关于西藏问题所交换的看法。 英国驻华盛顿大使向伦敦外交部提交了美国的这份公报，英国外交部当即作出了否定的答复： ⑵由于难以进入西藏，这就使我们在增强其抵抗中国人的能力方面无能为力。我们也必须料到，西藏不可能对中国人的进攻进行有效的抵抗。 ⑶我们过去之所以对西藏感兴趣，是由于它毗邻印度。现在英国的兴趣已经转移到了印度政府，如您所知，我们不再向拉萨派驻代表了。印度政府已经明确表示，它向西藏提供直接的军事援助是不成问题的…… 2.因此，我们认为，任何干涉西藏的企图都将是徒劳的和不明智的。我们在该地区没有任何利益，这足以强有力地证明，在这个问题上把我们同中国人搅在一起是很冒险的。无论如何，我们在西藏问题上肯定不会和印度的步调不一致。我们还认为，目前，在我们的宣传中所注意的问题不应当超出西藏所需要的范围。倘若把这个问题提前加以大肆渲染，一旦西藏倾覆，就会给邻近各国的士气带来更加严重的影响。 但是美国仍然固执己见。1950年7月，美国国务院及其他不知名的“令人感兴趣的代理处”（显然是指“中央情报局”）商讨了向噶伦堡的西藏代表团提出美国允诺将向它提供秘密援助是否妥当的问题，希望支持他们抵抗中共的入侵。他们询问美国驻印度大使，朝鲜战争的爆发是否能够使印度政府对美国暗地里援助西藏更加服气，是否可以实施最佳方案，以使西藏人在从海外购买武器时不必再征得印度的许可。 美国大使韩德逊回答说，由于印度与中国之间“有着利害关系”，因而他看不出印度改变其态度的任何可能性。他说：“印度政府会反对其他国家采取任何主动步骤，尤其反对美国向西藏提供军事援助。”可是他又表示： 3.另一方面，如果西藏人请求印度政府……准许他们在印度或其他国家获得增强西藏防御能力所必需的额外的军用物资和设备，我们相信印度政府可能会觉得难以拒绝。印度政府很可能会在这类“购买”数量上有所限制，但是如果确信西藏人已准备去冒抵抗的风险，并且能够有效地保卫西藏本土，他们可能打算同意某些协商数量。 这位大使接着说，他赞成尽快向西藏人交涉，通知他们，美国原则上同意援助西藏，随后将同他们商讨他们的特殊需求以及将设备运进西藏的最佳方式。 过了一周之后，美国国务院同意同西藏人交涉，并指示韩德逊： 现在国务院能够就美国援藏一事向西藏人提供担保，具体细节将单独转送信函告知。考察美印关系的现状，国务院认为，旨在争取印度政府合作的行动计划应当留待西藏人去完成。国务院认为，应当按下列程序行事：为了答复西藏人所提出的交涉，您通知他们说，美国准备帮助购买武器并提供经济援助。于是，西藏人就会向印度政府公开交涉，请求印度给予更多的援助。估计印度政府会说，西藏现在得到了印度所能提供的一切援助，西藏能够适当地利用所提供的一切援助。接着，西藏人便会问印度政府是否会同意为西藏从国外购得的物资经由印度中转运进西藏提供方便。假如印度政府的回答完全是消极的事情也就作罢；假如其答复是积极的，您就得向印度政府提出这件事，说明西藏人已向您交涉，并且美国也愿意援助西藏，然后就着手考察货物运送的程序和进展情况。 2.国务院认为，现阶段不便于要求西藏人说明有关其特殊需要的细节。在我们同西藏代表团进行会谈时，重申与印度政府进行合作并商讨对策的必要性可能会有好处。尽管印度政府可能会知道您同西藏代表团进行接触，并且在西藏人向印度政府交涉时可能会臆测美国会关心此事，但是西藏人一定认识到了现阶段不把美国人所表示的关心告诉给印度政府的重要性。国务院承认，在西藏人同北京政府派往新德里的代表进行会谈之前同他们交涉更为有利。 7月24日，美国人向英国驻美大使通报了自己的计划；他们所得到的答复完全是消极的。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参事哈伯特·格莱夫斯（Hubert Graves）于7月28日告诉美国国务院：“为了支持现在充当着最积极国家角色的印度，英国政府打算对西藏采取最为消极的态度。” 尽管如此，美国驻加尔各答总领事还是于8月4日会晤了夏格巴，并且表示，美国愿意以军事装备支持西藏。但是西藏代表的反应非常迅捷灵敏，因为他们当即觉察到了此项建议中的缺点，并且催促美国人表明态度，即一旦中国人人侵西藏，美国是否会进行援助。西藏代表团无计可施，只好孤注一掷，故伎重演，像1944年对待锡金政治专员古德（Basil Gould）那样，打算寻找某个人来“帮助他们渡过难关”。美国人对这次重要会晤有如下记载： 会谈中提到了夏格巴于6月16日拜访新德里使馆以及他询问万一西藏遭到中共的军事入侵，美国政府是否会给与援助的问题。斯特莱（Steere）简要地叙述了我当时对他的询问所作的答复……详细地回忆了我关于提供这种援助存在着一系列困难以及美国已向某些反对共产党的颠覆和侵略的国家提供援助的言论。他说，已经向华盛顿汇报了夏格巴的询问，现在已经得到了答复。他奉命声明：如果西藏打算抵抗共产党的侵略并且需要帮助，美国政府准备在其获得军用物资方面予以帮助，还将提供经济援助。他补充说，美国认为现在采取果断而迅速的措施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如果等到西藏遭到侵略时才开始行动，那就很难及时进行有效的援助。 3.夏格巴对美国的答复表示满意，并且询问这是否意味着万一西藏遭到中共入侵，美国会派遣军队和飞机进藏援助。斯特莱回答说，美国的答复适合于战争物资和经济援助，并且解释说，美国不打算与中共开战，其军队难以满足自己的需要。此外，在我们看来，西藏占据有利的地形，其需要武器胜过需要士兵。 4.夏格巴说，西藏当局认为有能力对付共产党（通过班禅喇嘛所进行的）颠覆活动，但是要是得不到外国的援助就不能对付中共的武力入侵。他说，西藏对印度政府所持的态度深感忧虑，暗示他们担心印度可能会以西藏为代价同中共达成某种谅解…… 5.斯特莱接着概括地叙述了美国国务院所安排的程序和步骤，强调并重申保证不会发生误会，即西藏应当首先请求印度政府提供额外的援助，如果遭到拒绝，然后就请求印度政府进行友好的合作，为西藏从国外获得所需的物资援助大开绿灯。他强调了争取印度合作以向西藏提供有效的援助的紧迫性，以及西藏在没有得到美国任何援助担保暗示的情况下向印度政府套近乎的必要性。夏格巴对美国所持的态度和立场表示理解，同意向拉萨当局汇报，并说他需要15天才能得到答复。 6.关于康区的合作：夏格巴说，如果有外援作担保，就能够以此作为依托。虽然西藏人不情愿详细加以说明，但是我们确信他们头脑中的‘外援’就是获得印度政府、联合王国和美国的援助担保。所得到的印象是，他们可能会欢迎更多的外国技术人员和军事顾问进藏，以充实印度派驻江孜的军事使团。 7.……尼恩（Linn）已经要求西藏人在6月份向他提交的请求信当中详细列出他们所需要援助的方面。西藏代表团把他的请求递交给了拉萨当局，并说仍然在等待答复。夏格巴不可能作出任何明确的承诺…… 8.西藏代表团对飞机能否在西藏起降的问题非常关心，并说西藏当局准备在拉萨、岗拖和昌都修建停机场。他们询问：如果印度不予合作，飞机是否就不能从达卡和拉瓦尔品第（Rawalpindi，巴基斯坦）以及缅甸或其他某个地点起飞。他们的这些想法并没有得到鼓励和支持。 9.关于共产党中国：夏格巴说，西藏“民众大会”已经决定，无论如何，西藏决不会同意中国对其享有主权。并声称西藏的策略就是拖延时间，争取喘息之机，这也就是他们希望去香港的原因所在。……他们现在正在等待中共的大使到印度来，并将设法同他进行接触。 过了5天之后，美国人再度改变了其想法，这时他们通知印度政府：如果西藏政府能够为武器弹药等物资从其邻国（即印度等国）中转过境作出安排，美国愿意以这类武器装备援助西藏。他们还向当时尚在加尔各答的西藏代表团通报说，印度政府已经得到了美国愿向西藏提供援助的通知。 西藏人与汉人谈判的开始 到1950年8月中旬，西藏人和汉人已经作好了安排，即在中国新任驻印度大使于9月初到达印度时在德里举行会谈。 于是，西藏代表团便于9月4日返回新德里。9月5日，他们会晤了印度外交部的梅农，梅农对西藏人说，印度政府已经指示其驻华大使萨达特·潘尼迦（Sardat Panikkar）对中国已调集约2万军队进入东藏的新闻报道提出抗议。他告诉西藏代表团：中国大使馆代办已经到达德里，建议他们同他进行会谈。西藏代表团负责人对印度的支持向梅农表示感谢，并请求印度政府像从前英国人（统治下）那样参与汉藏之间的谈判。他们声称，西藏的安宁和稳定对印度至关重要，印度的出面对西藏和印度都会起到有益的作用。西藏代表团还请求在见到中国大使之前拜会尼赫鲁总统，以听取他的意见。 9月6日，西藏代表团同中国大使馆代办申健进行了会谈。他们说，他们已作好准备，中国大使一到就马上同他进行谈判。同时，北京方面应当进行克制，不得在康区制造任何麻烦。申健拿了一本汉文版的小册子给他们，其中表述了中国对汉藏关系前途的看法。书中指出： 中国军队将到西藏去解放那里的人民，但是，他们到达西藏后在西藏的文化和宗教方面不会进行任何变革。西藏现有的藏军将由中国接管，可以称之为“边防卫队”，他们的武器及其他军用物资将由中央政府全面予以收购。如果西藏人不打算妨碍和阻挠共产党，他们同国民党以及英国人和美国人原有的友好关系将不会受到损害。 申健的言论似乎表明中国的态度和立场有所改变，他说，所有谈判都必须在中国进行，德里会谈只是正式谈判前的一个序幕。 9月8日，西藏代表团同印度总理尼赫鲁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会晤。西藏人对尼赫鲁说，如果中国人不提前对西藏的独立地位作出担保，他们就不会到北京去。而且，他们并不信任中国人，再次恳求印度答应在西藏和中国之间进行斡旋。 尼赫鲁直率地回答说： 印度政府将沿袭英国人统治时的对藏政策，即表面上把西藏视为中国的一部分而内部却认为西藏是独立的。我们将请求中国人不要派军入藏，可是，假如西藏代表声称西藏是完全独立的，那就很难达成协议。至于由印度充当各项协议的见证人和调停人，那是30年前的事了，目前不能够接受此种请求。 西藏代表回答说： 因为西藏是独立的，所以请不要谈论中国之下的“内部的自治”的问题。如果西藏遭到毁灭，就会给东亚的其他国家特别是印度造成重大威胁。现在印度只有大约75名官兵在保卫西藏的商埠，但是，如果将来中国和印度的分界线移到西藏，那么你们就必须派遣成百上千的军队长期驻防于此，这将会给印度带来巨大困难。因此，请不要只考虑印度与中国之间现在的友好关系，而应当着眼于长远的未来。 尼赫鲁对西藏人的这种答复感到愤怒，并且严厉地对西藏代表说，没有充足的理由宣称西藏是独立的：这种地位必须依照国际法来验证。对此，西藏代表答复说： 1914年签订《西姆拉条约》时，西藏和英国单独订立了一个条约，其中写道取消中国对西藏的主权，直到现在我们一直是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在进行活动。 于是，尼赫鲁马上召集印度外交部官员，询问是否有这样一个单独条约。 随后他带着气愤的口吻答复说： 并不存在这样一个单独条约，中国从未承认过《西姆拉条约》。中国人认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西藏人认为，由于中国没有承认《西姆拉条约》，所以西藏是独立的，可是西藏在当时并没有作出任何明确的决定，这是一个错误。后来，当你们有时间和机会做（关于“独立”的）事情时，你们却什么都没有做，这又是一个错误。在此期间，中国表现得非常高明，在国际社会中广泛宣称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现在你们这些西藏代表在同中国人举行谈判时，（所发表的言论和提出的主张）必须万分谨慎小心。 在同尼赫鲁进行了会谈之后，西藏代表又去拜访英美两国驻印度的公使。据英国驻印度代理高级专员罗伯兹（P.Roberts）报道，当他于9月8日同西藏代表会晤时，他们显然已对西藏的前途悲观失望。他们询问罗伯兹，英国能否提供援助并且想听听他的意见，他于是以标准的祷词的口吻作出了答复：英国所承担的“与西藏有关的责任和义务现在基本上已移交给了印度政府。” 次日，西藏代表会晤了美国驻印度大使韩德逊，告诉他拉萨方面拟单独派遣一个代表团来磋商美国提供军事援助事宜。韩德逊关于夏格巴言论的报告透露了西藏人当时所持的态度和立场： 2.夏格巴声称，西藏政府已经下定决心，以武力来抵抗中共的一切侵略行为。他说，他的政府希望他对美国提供军事援助表示深切的感谢。西藏政府将采纳所提建议向印度政府交涉，恳求其予以合作。西藏单独派遣的这个代表团由索康代本和堪穷洛桑泽旺等人组成，他们已经从拉萨启程，几天之后就到达新德里。为了消除他人的疑心，该代表团是以商务代表团的名义被派遣出访的，但是其真正目的是带来拉萨政府的全面指示，并且同印度政府进行关于额外军事援助等问题的商谈。估计新的代表团将会提供有关所需要的额外军事装备的类型和性能等方面的详细材料。到目前为止，夏格巴尚未向印度政府提出这个问题…… 7.在回答我们所提出的关于北京政府向西藏提出的要求的问题时，夏格巴说尚未收到正式要求；关于共产党中国政府将要“解放”西藏的情报主要是通过收听电台广播和非官方渠道得到的。他说，这些声明包括不干涉当地的政治和宗教事务，可是这非常含糊笼统且难以令人置信，他认为地方自治的范围才是北京政府真正意图之所在。至于西藏政府在即将进行的谈判中所抱的目的，最初他不愿把话说透，但最后还是表示，西藏的愿望是争取独立。显而易见，一方面，西藏人担心公然主张或要求独立所产生的后果和影响，即这样做会激怒中国共产党，并且还有可能同印度政府疏远；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又希望传达他们的想法，即达此目的坚定不移的意图，如果有必要的话，将采用一切可能的战争手段，最终希望维持现状。 9月16日，西藏代表团同中国新任驻印度大使袁仲贤进行了会谈。会谈开始时，西藏代表重申其原来的态度和立场，向新任大使保证，没有必要把西藏从帝国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因为西藏一直受达赖喇嘛的保护和统治，并没有被任何外国统治过。 袁仲贤大使回答说，如果西藏确实不存在外国势力或外国影响，他当然非常高兴，但是中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就西藏继续保持独立的问题举行谈判。他拿了一本包含中国政府对西藏政策的内容的小册子给西藏代表，并且向他们解释了其中的要点，关键是下面3点： 1.西藏必须承认其为中国的一部分。 2.西藏的防卫力量必须由中国操纵和指挥。 3.与外国有关的一切政治和贸易事务必须通过中国加以处理。 袁仲贤直率地告诉西藏代表，是否接受这三点请通知他。他说，如果西藏方面接受这三点，中国人民解放军就驻扎在金沙江东岸，不会向西藏进军，西藏就会和平解放。如果不接受这三点，战争将不可避免。 西藏代表答称，由于这三点与他们所接到的命令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矛盾，所以他们必须请示拉萨政府。他们要求袁仲贤保证，在他们等待拉萨方面的答复期间，中国军队不得在汉藏边境制造任何可能改变现状的摩擦和骚乱。 据原印度情报局头目叙述，中国大使还对西藏代表说，尤为重要的是，他们必须于9月底到北京进行谈判。 次日，西藏代表团向噶厦政府发去了一封电报（和一封内容详细的信），汇报了他们同印度官方及中国大使会谈的情况，并且向噶厦建议：不要再坚持全面彻底的独立，而宁可作出一系列可以满足中国人的要求的基本让步。他们建议西藏政府接受第一点，即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但只是名义上承认。关于第二点，他们建议向袁仲贤作出如下答复——由于不存在来自印度或尼泊尔的战争威胁，所以西藏的军事防御问题并没有严重到得由中国方面来操纵的地步；西藏将利用自己的军队来照顾自身的安全，但是一旦出现重大威胁，将会请求中国援助。关于第三点，德里的西藏代表团建议噶厦作出这样的答复，即应当容许西藏同尼泊尔和印度（但是绝对不能与其他国家）进行经济贸易和文化方面的磋商。西藏代表团还请求批准到北京去进行进一步磋商，他们认为，如果不进行直接谈判的尝试和努力，中国人就会进驻西藏。 由德里的西藏代表团所提出的建议送到拉萨之后，在西藏政府中造成了一片混乱。他们不但反对在上述问题上作出让步，而且前面所提到的许多僧俗官员还希望中国归还西藏在康区损失的大片领土的管辖权。夏格巴催促噶厦名义上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及废除除尼泊尔和印度之外的独立的对外关系的强烈请求更不可能引起他们的重视。过了9天之后，即9月28日，噶厦答复夏格巴说，由于作出这一决定将会对西藏的前途和命运产生重大影响，所以需要三思而后行；西藏代表团应当巧妙地回避中国人，直到拉萨方面的决定到达为止。 在此期间，中国大使越来越没有耐心，多次询问西藏代表团是否收到了拉萨方面的答复。这时，西藏代表立即去找中国官员并告诉他们：拉萨方面正在等待夏格巴所发出的一封内容详细的信，该信由一名特派驿使送达，现在尚未送到拉萨。他们说，他们还需要两、三周的时间才能对中国方面的建议作出答复。然而，西藏代表团担心他们不可能把中国人拖得太久，所以他们在第二天即30日再次催促噶厦作出决断。 与此同时，噶厦派遣四品官索康和洛桑泽旺以商务特使的名义前往印度，目的是同美国和印度商讨军事援藏事宜。他们于10月4日到达新德里，依照美国驻加尔各答领事的指示，他们将通过夏格巴为首的代表团同美国驻印度大使韩德逊进行接触。 但是，在他们首先拜会尼赫鲁时，他对西藏特使说，从印度购买武器会铸成大错，因为这一行动可能会激起中国方面发动进攻。由于汉藏谈判十分敏感，所以西藏特使没有向尼赫鲁提出这样的问题，即印度是否会允许西藏人从第三国（如美国）购买武器，但是这两位西藏特使得到的明确看法是，印度不会帮助西藏，因为它希望同中国保持密切关系。 美国驻德里大使评论说：“西藏人在新德里所受到的印度政府的冷遇使他们彻底灰心丧气了。” 虽然索康和洛桑泽旺是奉命前来同美国人磋商军事援藏事宜的，但是他们迟迟不去见美国驻印度大使韩德逊，因为夏格巴的谈判看上去已到了关键时刻，他们不希望冒公开同美国人打交道而对夏格巴他们造成消极影响之险。 10月4日，即索康和洛桑泽旺到达德里的当天，噶厦通知夏格巴：在一次有摄政、噶伦和“仲孜杰”参加的会上，僧俗官员断定，要接受中国方面的这三点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这样做就意味着西藏将丧失其一切政治权利。噶厦的来函接着说，由于中国非常强大且拥有如此众多的军队，要作出否定的回答也是非常困难的。因此，该代表团奉命继续千方百计地拖住中国人，避开他们，以拖延中国人向西藏发动进攻的时间，直到噶厦重新估计了世界形势，把这一问题提交“民众大会”讨论之后，向他们通报所作出的决定为止。 以夏格巴为首的代表团对西藏当局的这种拖延时间的策略感到失望和沮丧，这不仅使他们在德里陷入尴尬的境地，而且他们认为这样做可能会促使中国军队发动昌都战役。因而他们立即电告拉萨当局：他们意识到此项决定非常重要，但是已经没有时间再拖延了。国际形势不会好转，因此他们请求拉萨方面马上给予答复。他们相信，一旦中国军队向边境地区（金沙江西岸）发动进攻，他们就不可能再继续进行谈判了。 次日，人民解放军便发起了其“解放”西藏的战役，这时拉萨方面及夏格巴使团还被蒙在鼓里。 昌都战役的序幕 正当上述事件在印度发生发展时，康区的形势日趋恶化。1950年5月1日，北京电台再次广播，人民解放军当年的任务之一就是解放西藏。传到昌都的情报说，人民解放军已经进抵汉人控制的康区与西藏控制的康区的交界处——金沙江西岸。 5月22日，北京电台号召西藏政府和人民接受西藏和平解放的方案。电台广播说，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西藏当局既不能阻止人民解放军进藏，也不可能指望从英国或美国那里得到外援。在这种情况下，西藏当局被迫派出代表去北京进行和谈，这样会避免西藏人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1950年7月，汉藏双方的军队在昌都东北部约100英里处的一个村落邓柯（见地图11）发生了第一次军事接触。由于邓柯地处甘孜至玉树的交通要道旁，所以拉鲁在该地区设置了一座无线电台。 人民解放军发动突然袭击，一举捣毁了这座电台。当时在昌都的英国报务员福特回顾了遭到袭击时的第一句话：“索朗平措（当时在邓柯的无线电报务员）告诉我，他一到达就有一封急电要播发，他当即开始发报，可是还没有发完就中断了。突然耳机里传来清晰的声音：‘中国人在此’。随后就没有声音了。邓柯电台便永远关闭了。” 一周之后，被派驻邓柯的两位无线电报务员中的一位到了昌都，并且对这次事件作了如下说明：“我在无线电收发站内向窗外观看……他们已到了这里，有好几百人，他们一齐涌进电台的院子里。我告诉了在电台旁的索朗平措，可是他仍然继续发报，因而遭逮捕。他们已经在途中抓住了索朗多吉，我躲藏在一个食品柜里，他们始终没有打开看过。当晚我就爬出来逃走了。” 福特一得到这个消息，马上就通知了拉鲁，他“看上去感到情况很严重，但是并没有表现出惊慌”。拉鲁念经祈祷了一会儿之后，便命令统领500名藏军、驻扎在昌都东北部大约5天路程的玉树边境附近的穆恰（Mu bya）代本马上带领他的军队返回昌都。同时，拉鲁还派遣侦探骑兵昼夜兼程赶往邓柯，以弄清那里的情况。 拉鲁把遭到袭击的情况通报了拉萨方面，并请求提供更多的无线电设备，增派报务员。这次事件充分显示了通讯联络的重要性：假如邓柯没有设置无线电台，即使以最快的速度把情报送到昌都也需要两天以上，而且送信的驿使还必须昼夜兼程才能到达。这时，拉鲁希望重新在邓柯设立一座电台，并且，如果能从拉萨方面得到第4座电台的话，他还想在类乌齐、岗拖渡口乃至芒康各增设一部电台。 10天之后，穆恰代本到达昌都。他大约40来岁，是一名喜欢虚张声势的军官。他深受其下属士兵的拥戴和尊敬，其部队纪律非常严明，着重仪表，是藏军中的一支精锐部队。 而且，他的军队中有彭康娃（Sbod khang pa）这样的如本，他被公认为是西藏最优秀的军官。拉鲁希望调集一支强大的战斗部队，然后向玉树的汉军发起反击，以解救报务员，夺回无线电台，并且对人民解放军备战的企图给予一次沉重的打击。因此，拉鲁命令穆恰代本在邓柯修筑防御阵地，如果中国军队企图进行进一步的攻击，就予以阻击，但是又特别命令他们不要同敌人交战。 拉鲁的计划显然是有实际内容的，因为金沙江东岸的几位康巴首领如德格女土司（降央白姆）和大金寺（Dar rgyas dgon pa）堪布都建议由藏军和金沙江东岸的康巴武装力量对刚进入康区的人民解放军发动联合进攻。他们推论说，由于中共军队初来乍到，对康区的百姓不了解，又不熟悉地形，这是向他们发动突然袭击的良好时机。并且，康藏联军还能够得到仍留守在玉树地区的大约500名国民党官兵的支援。 与此同时，拉鲁还通过私人信函同囊谦土司（其辖区处于汉人统治区内）进行秘密联系。据当时被派驻康区的拉萨官员玛恰·次旺俊美（Rma bya tshe dbang vgyur med）回忆，他和错果得到指示，要他们保持高度警惕并随时准备参加战斗。 然而，事件并没有按照拉鲁的计划发展。邓柯地区的康巴人，包括曲科寺（Chos vkhor dgon）的堪布等人欺骗了穆恰代本，没有把共产党军队的确切方位告诉他，因而中了共产党军队的埋伏，他的军队和乘骑遭到了惨重的伤亡。 随后，穆恰代本和如本彭康娃又重新招兵买马，组建军队，并从两面夹击人民解放军。在益隆（Yidlung）的一次恶战中，彭康娃父子被击毙，于是这两支军队便向后撤退，在距交战地一天路程的地方建立了阵地。 在西藏人看来，他们在邓柯战役中夺取了战术性胜利。在这次战役中，他们打退了汉军，从而证明他们能够同人民解放军较量和抗争。这次战役鼓舞了康区藏军的士气，但是并没有改变西藏方面的基本军事形势，西藏当局因兵力不足且装备简陋，缺乏军事训练而伤透了脑筋。而且，对拉鲁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不幸，因为这次战役使他在实施对玉树地区的汉军进行重大的打击计划之前便失去了手下最优秀的一名军官。他说，他把失去这员骁勇的战将看成是遭受了一个重大挫折。 中国政府对这次战役持何看法尚不清楚，但是很显然，这只是为了捣毁对他们发动突然袭击的战略计划构成威胁的无线电台而采取的一项战术行动；随后并没有发生其他军事冲突。 尽管损失了骁将彭康娃，但是拉鲁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其原定计划，继续对玉树地区的汉军采取对抗行动，在同金沙江东岸对西藏抱有同情心的上层人士进行了广泛的联络之后，拉鲁确定了于9月初发动进攻的军事计划。随后他便报请拉萨当局批准。 拉鲁的计划和建议送到拉萨之后，使与他一道在噶厦共事的噶伦们感到非常为难，因为他们无法估计和判定拉鲁的军事计划是否会获得成功。然而，他们却收到了印度人、英国人和美国人所提出的直接或间接的建议和忠告，认为西藏当局所应采取的良策是不要激起共产党的军队向西藏发动进攻，任何一次唐突的、不成功的挑衅，似乎都可能会促使这种局面的出现。因此，他们不能断定拉鲁的军事计划是不是拯救西藏的真正机会，也有可能以失败告终，这就会导致人民解放军马上向西藏进军。因此，他们便小心谨慎地答复拉鲁说：“假如你有能力发动进攻并能获胜，那是再好不过的了，可是由于你的使命是继续保卫边境地区，所以，你应当仔细考虑是否能够确保这次进攻不会对我们的领土带来消极影响。你必须认真考虑这样做对西藏的前途有利还是有弊。”这种答复虽然没有公开表示拒绝，但是西藏官员们会把这种措辞方式视为否定的答复，因为这就意味着让拉鲁一人来承担一切后果。因此，拉鲁便放弃了其与人民解放军对抗的计划，马上向其属下的官员和代本们发布了一道命令，指示他们不得向金沙江东岸发动进攻。 格鲁派集团中的亲汉势力 中共当局所采取的解放西藏的政治策略的较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是分化瓦解宗教集团之中的西藏政府支持者。只要康巴人感到他们的宗教信仰和宗教制度受到威胁，他们就会置对拉萨当局的报怨和不满于不顾，站在西藏政府一边共同抵抗汉人。由于汉人并不希望卷入一场持久的游击战争，所以他们便竭力安抚和笼络康巴人。他们不仅反复广播自己的声明，散发宣传手册，向康巴人许诺将维护宗教自由，尊重寺庙寺规，而且还千方百计地争取藏区各地著名大活佛的支持。格达活佛、班禅喇嘛以及其他在藏区享有很高声望的寺院首领如格西喜饶嘉措和色拉寺杰札仓的前任堪布等一大批宗教上层人士都被他们争取过去了。得到班禅喇嘛的支持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他是格鲁派的第二大活佛，并且在康区有一大批追随者。 十世班禅喇嘛是1937年在流亡途中圆寂于玉树的九世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童。虽然当时相继发现了几位灵童候选人，但是官方却选定他为已故班禅的转世灵童，他们拒绝把他送往拉萨去进行最后确认，因为他们担心一旦失去对他的控制，西藏政府就会利用他，因而他们只是单方面宣布他为第十世班禅喇嘛。当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执掌中国的统治权之后，这些官员们马上把自己的命运与中国新的统治权威联系起来，于1949年10月1日以班禅喇嘛的名义向毛泽东和朱德发去了如下贺电： 1.北京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朱总司令钧鉴：钧座以大智大勇之略，成救国救民之业，义师所至，全国腾欢。班禅世受国恩，备荷优崇，二十余年来，为了西藏领土主权之完整，呼吁奔走，未尝少懈。第以未获结果，良用疚心。刻下羁留青海，待命返藏。兹幸在钧座领导之下，西北已获解放，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凡有血气，同声鼓舞。今后人民之康乐可期，国家之复兴有望，西藏解放，指日可待。班禅谨代表全藏人民，向钧座致崇高无尚之敬意，并矢拥护爱戴之忱。班禅额尔德尼叩。十月一日。 10月23日，毛泽东和朱德给班禅复电，告知即将解放西藏，叫他放心： 接读十月一日来电，甚为欣慰。西藏人民是爱祖国而反对外国侵略的。他们不满意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策，而愿意成为统一的富强的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国大家庭的一分子，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必能满足西藏人民的这个愿望。希望先生和全西藏爱国人士一致努力，为西藏的解放和汉藏人民的团结而奋斗。 被中国共产党争取过来并与之合作的第二位著名喇嘛是来自甘孜附近的白利寺（见地图5）的转世喇嘛格达活佛。当时，格达活佛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他或许是自告奋勇，或许是受西南军政委员会的委派，前往昌都游说，以获准前往拉萨，其使命是竭力说服西藏政府同意和平解放西藏。他于1950年7月24日到达昌都。 格达活佛早在1936年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红军长征路过甘孜时，就与共产党进行过接触，当红军主力部队离开甘孜后，他设法帮助掉队的红军战士，还把红军伤病员送至道孚章谷寺躲藏起来，托人进行治疗。 当时，朱德亲自交给格达活佛一封署有自己的姓名的信，其中写道：格达活佛和白利寺喇嘛曾帮助过红军，应予保护，任何部队不得侵扰。（史实是，红军为了感谢和表彰格达活佛及白利寺的帮助，于1936年4月17日发布了一道保护格达及其属寺的命令，由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签署。——译注）格达活佛把这封信贴在一幅寺庙唐卡的后面秘密保存起来，安然无恙地度过了国民党统治时期。到了1949年，共产党胜利在望时，格达活佛便派出4名使者绕道甘肃、青海前往北京去拜见朱德。朱德对格达的使者给予了热情的接待，并让他们回去时捎信告诉格达活佛：人民解放军很快就要到甘肃了，西藏解放指日可待。 格达活佛在昌都会见了昌都总管拉鲁，并向他说明了自己肩负的使命。他说，中国共产党反正都要解放西藏，因此宁愿采取和平的方式而不应诉诸武力。如果拉萨政府企图与共产党抗争，那不但会造成生灵涂炭，而且还会导致佛教和寺院的毁灭。他说他必须来昌都，因为他认为劝阻西藏政府不要同中国共产党采取武力对抗是至关重要的。他带来了共产党提出的三点和平建议： 1.西藏必须承认其为中国的一部分。 2.西藏与印度、尼泊尔、不丹等国的边境地区必须部署人民解放军。 3.西藏必须断绝同帝国主义国家的一切联系。 格达对拉鲁说，如果西藏接受这些和平建议，人民解放军就没有必要进军西藏，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就能得以维持。 拉鲁把这些和平建议提交给了拉萨当局，得到的答复是，拉萨方面正在考虑这些建议。在这个时候他既不应当让格达活佛前往拉萨，也不应当准许他返回甘孜，必须让他留在昌都。 过了两周之后，即8月22日，格达活佛突然去世。普遍认为他是被毒害致死的，中国方面则声称他是被当时驻昌都的英国无线电报务员福特杀害的。然而，福特不仅在其所写的书中否认了这一点，而且在他在中国的一座监狱中服刑5年期间，尽管对其他罪行“供认不讳”，但却从未承认与格达活佛之死有关。假如格达活佛确实是被杀害的，那么这有可能是昌都的西藏地方官员策划的。 这些活佛喇嘛的作用不能低估，因为康巴民众很难明白，如果像西藏政府所宣扬的共产党真的打算毁灭宗教，那么像班禅喇嘛、格达活佛这样的高僧大德为什么还要去支持中国共产党呢？由于赢得了这些活佛喇嘛的公开支持，从而就增强了康巴民众对共产党所作出的宗教自由承诺的信心，这样，共产党和平解放西藏的计划就有了根本保障。 要对喇嘛和高僧们的动机作出恰如其分的评判是很困难的。他们当中既有主张在政治上采取权宜之计的，也有相信共产党关于民族政策的许诺的，还有主张铲除西藏固有制度的，甚至还有对大札和拉萨政府抱有敌意的。有理由认为，这些宗教上层人士中没有一个人想到过共产党会彻底毁灭寺院制度。 阿沛取代拉鲁就任昌都总管 正当夏格巴及其所率领的代表团在新德里开始同中共官员进行谈判时，拉萨政府委派一位新的噶伦去昌都接替了拉鲁的职务。 拉鲁的为期3年的昌都总管任期到1950年夏天就将期满，1950年初，拉鲁便请求拉萨当局派人来接替他。于是噶厦政府便于同年6月任命阿沛为噶伦，并派他于7月11日离开拉萨赴昌都任职，但是要求拉鲁依然留在昌都协助阿沛度过当前的危机之后再离开。 阿沛的态度在他前往昌都途中对所遇到的官员发表的言论中有所反映。据功德林喇章的一位官员回忆，阿沛曾对他说，西藏斗不过中国共产党，因为汉人拥有最新式的武器装备和训练有素、身经百战的官兵。阿沛回忆说，一位中国军阀就曾在1909～1910年单人独马占据并控制过拉萨，因此西藏人怎么能够阻止整个中国的势力的扩展呢？阿沛对功德林喇章的官员说，他确信设法进行谈判、达成和平的解决办法要比武力对抗好得多，他已同大札摄政商讨了这一方案并向噶伦们通报了自己的想法。 阿沛于1950年9月初到达昌都，正如下面将要叙述的，阿沛的见解与拉鲁的主张大相径庭，拉鲁倾向于进行武力抵抗，不管成功的可能性有多么小都要抗争。从形式上看，阿沛和拉鲁联合掌管着昌都总管的事务，但是拉鲁认为，阿沛才是真正的昌都总管，而自己不过是扮演着临时的角色，主要起着顾问的作用。 因此，当阿沛以没有必要激怒汉人为理由拆除拉鲁修筑在山顶上的各个防御工事时，拉鲁并没有公开表示反对。对阿沛所作出的不要招募更多的康巴民兵的决定拉鲁也没有提出异议。 他们之间潜在的分歧和不和通过各自的仆从和部属之间的矛盾表现出来，双方的属下都暗地里嘲弄对方的上司噶伦及其幕僚。因此，拉鲁和阿沛的“联合”共管好景不长，很快便遭到瓦解就不足为奇了。 据拉鲁回忆，阿沛刚到昌都不久就提出，他认为昌都这个地方太小，没有必要由两名噶伦共同驻守管理，这样会给当地人民带来过重的困难和负担，因为他们不得不提供额外的乌拉差役和粮饷。因而他建议拉鲁离开昌都到玉树南部琼布色达（Khyung po ser rta）去开辟一个新的作战根据地，而他则留驻昌都。拉鲁急欲在战争开始之前离开昌都，所以便抓住了这一机会。他回答说，他在任期已满的情况下依然留在昌都，只不过是为了协助阿沛；如果阿沛现在觉得不再需要他的协助并准备承担起全面的管理责任，那么他愿意向拉萨方面交涉，询问是否能够返回述职。拉萨当局同意了他的请求。 1950年9月底，拉鲁带着自己的贴身随从和心腹及一部无线电台离开昌都前往拉萨述职，留下阿沛独自掌管昌都和康区的事务。然而，拉鲁刚离开昌都不久，拉萨政府突然又改变了主意，并（通过无线电台）指令他在洛隆宗建立作战指挥部。拉萨方面还通知拉鲁：仲札代本团及部分僧兵已离开拉萨向康区进发，前来接受拉鲁的指挥。 与此同时，中共方面已要求邦达饶嘎向昌都送去一份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建议。 他比从拉萨出发的阿沛提前一天左右到达昌都。 于是阿沛便决定利用邦达饶嘎同共产党方面进行联络，并派他带着其属下的一名官员益西达杰（Ye sher dar rgyas）到打箭炉（康定）去进行判谈。但是，当他们到达康定时，昌都战役已经开始，因而两人均被逮捕。 当上述事件正在发展之时，阿沛作出了一项军事决定，结果是昌都的藏军全部被俘。1950年7月西藏官方设在邓柯的电台被捣毁之后，在拉鲁的一再请求下，阿沛从拉萨带来了两部手提式无线电收发报机，可是他决定不在金沙江沿岸边境地区设置这两部电台。于是拉鲁带了一部到洛隆宗，另一部则留在昌都闲置着。在人民解放军发动昌都战役之前，福特试图说服阿沛将那部闲置未用的电台送到类乌齐去，以便能够及时迅速地收到有关拉贡昂达（La gong rngam zla）撤退路线的情报，但遭到了阿沛的拒绝。 而且，阿沛也没有为建立一支常备的后备军而作出努力。藏军全体官兵除了几百人留守昌都之外，其余军队都被分散布防于边境沿线；人民解放军随时都可能突破藏军的防线，而边防军后面并没有设置第二道防线。英国人早在15年前就提出有必要建立一支后备军，但是这一报告显然从未被康区的官员采纳过。 随着9月底的到来，许多人都推测冬季的临近意味着中共军队可能不会发动进攻。然而情报一天接着一天地传来，并且常常是自相矛盾的，有的说中共军队正从岗拖渡口跨过金沙江，有的说已经渡过了金沙江，还有的说正打算渡江。由于这方面的消息和传闻越来越多，3年前同拉鲁一道来昌都任职的拉萨官员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他们认为，由于所处的位置暴露出许多弱点，要想阻止中共军队发动一场已经确定了军事进攻是不可能的。因此，他们决定设法说服阿沛将其军事指挥部移到更便于防御的洛隆宗。他们认为，由于洛隆宗地形崎岖，山高谷深，有便于防守的关口，迁往那里就有可能抵挡住中共军队的大举进攻。他们争辩说，假如康区的官员全都被俘或被扣作人质，到时如果噶厦政府想要派遣一支强大的军队进行反击就非常困难了。 阿沛回答说，他的职责是保卫昌都地区，因而不能移动军事指挥部。但是他对拉鲁部下的官员们说，倘若他们想要离开昌都，他不会加以反对。这样，他们全都留了下来。 人民解放军发动昌都战役 由于中共方面所进行的与西藏举行严肃认真的谈判的努力没能奏效，因而对西藏所施加的压力逐步升级。1950年10月5日，当夏格巴尚在新德里等待拉萨方面给予答复时，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部队渡过金沙江，向昌都地区的藏军阵地发动大举进攻。 人民解放军兵分四路（见地图11），形成钳形攻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藏军进行包抄，其战略目的是切断藏军南部和中部两个方向的退路。 北路的154团从邓柯北部渡过金沙江，昼夜兼程向玉树地区挺进。这支部队避开驻守在琼布地区的藏军，直插囊谦，由此向类乌齐发动进攻。他们分出部分兵力作为先头部队火速向类乌齐进军，但是实际上直到10月15日之前尚未发起攻击。 在昌都东北部的邓柯，穆恰代本所率领的代本团最初是能够阻挡人民解放军在几天之内渡过金沙江的，可是当人民解放军从他的驻地北面渡江并向其北侧发起攻击时，他被迫后撤。穆恰代本率军退往昌都，但是其统率的这支作战部队却完好无损。 在中部地带，人民解放军向金沙江的主要渡口——岗拖渡口发起了攻击。这里驻守着一支约200名构筑了工事的藏军小分队，最初给予中共军队以重创，但是随着设法渡江的人民解放军的日益增加，在解放军的紧紧追赶下，他们被迫向后撤退。 中部地带的藏军指挥部设在岗拖渡口西边大约一天路程的江达。当人民解放军发动进攻的报告传到藏军代本噶穷娃（Dkar chung ba）手里后，他把司令部撤到了让松多（Rang gsum mdo），这里山高谷深，道路狭窄，是一块天然的防御阵地。噶穷娃利用这里的有利地形同人民解放军的先头部队展开了激战，但是并没有能够守住这块阵地，于是又后撤到曲雄（Khyu gzhung），在这里与尼斯巴（Lishiba）所统领的另一支藏军部队会师。噶穷娃认为他已把中共军队远远地抛在了后面，便决定在曲雄宿营过夜。然而，人民解放军在结束让松多的战斗之后并没有停息，而是全速向前追击，在午夜时分向曲雄发起了突然袭击。霎时枪炮声轰鸣，杀声震天，弹片横飞，人民解放军所制造的恐怖气氛使藏军惊恐万状，无力进行抵抗。这时，噶穷娃的军队乱作一团，失去了战斗力，曲雄很快被攻下。这里距昌都只有3天左右的路程了。 人民解放军第157团于10月7～8日从南面发起了攻击。他们从芒康附近强渡金沙江之后，很快便攻克了那里的军事要塞。接着便向德格色·格桑旺堆所统率的达当代本团驻守的芒康地区推进。德格色肯定没有作战的愿望和决心：10月12日，他所率领的400多官兵全部缴械投降，这实际上就切断了藏军向南逃跑的路线。于是由南部发起进攻的人民解放军便在开始北进昌都之前占领了波密和帕雪（Pasho）地区。从芒康到昌都还有7天路程。 拉萨当局在10月12日（星期四）早晨才得知人民解放军发动昌都战役的消息。在这种情况下，拉萨当局作出决定，在所有无线电广播中都不提西藏遭到进攻这一事件，以为这样就可以避免西藏境内的恐慌和动乱。关于昌都战役的第一次公开报道是由德里10月15日的一次未被证实的无线电广播传出的。当福特最初得知中共军队发动进攻的消息之后，再次请求阿沛把那部闲置着的无线电台运送到类乌齐安装使用，但遭到了阿沛的拒绝，并告诉他说，已派兵增援类乌齐，该地区没有中共军队活动的迹象。他还对疑惑不解的福特说，他有必要在昌都留一部电台，一旦他的那部电台发生故障而不得不同拉萨方面进行联络时就可以派上用场。 在昌都，随着人民解放军相继攻克岗拖渡口、让松多和芒康等地，从这些地区逃跑回来的藏军官兵接连不断地带回战败与伤亡的消息，从而表明战祸即将降临昌都。面对这种形势，昌都的西藏官员们再度恳求阿沛与拉萨方面联系交涉，请求恩准将作战指挥部迁往洛隆宗。阿沛解释说，他的侍卫官错果已于10月15日通过无线电台向噶厦的侍卫官都然娃（Ldum rag ba）进行了口头交涉，这次交涉在西藏社会中已成为一次著名的交易。 错果对都然娃说：“请注意，我们已（用密电码向拉萨方面）发去了3封急电，尚未收到一句答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就我们来说，我们深知自己处境困难，因而对我们来说一分一秒都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您不给我们一个答复，我们将无所适从。” 对此，都然娃答复说：“此刻正是噶厦官员们举行郊宴的时候，他们全都参加郊宴去了。你们发来的密码电报正在加以翻译解读，了解电报内容之后我们就给你们复电。”错果对都然娃的答复感到恼怒，毫无顾忌地带着西藏式的绝交口吻气愤地说：“让他们的郊宴见鬼去吧！尽管我们受阻于此，西藏受到外来威胁，而且我们的命运每时每刻都可能发生改变，但是你还在那里胡扯什么郊宴。” 这次对话就这样不欢而散。显然，噶伦们不能够断定昌都的局势是否像所听说的那样险恶，并且惟恐作出从康区撤出全部武装力量的决定。从前，西藏总是想方设法地度过了种种危机，因此现在噶伦们依然带着侥幸的心理照常去参加郊宴，对康区官员们送来的请求报告不作答复。尽管阿沛本人身为一名噶伦，但他也不希望由自己来承担放弃吕都的责任，而仍旧待在昌都等候拉萨方面传来指示，要么就是坐等中共军队的到来。 10月16日，噶穷娃到达昌都的道路完全被封锁。人民解放军的两支部队，一支从芒康，另一支从江达向前推进，如入无人之境。这时藏军不能再撑持昌都的局面了，但是，在人民解放军潜入其后方切断通往拉萨的道路之前还没有到毫无指望的地步。到了16日傍晚，从类乌齐来的一位信使带来了中共军队正接近该镇的消息， 这样就不可能再留在昌都了，于是阿沛便请求拉萨当局准许其缴械投降或率部逃跑。次日，拉萨方面发来了要他率部撤退的命令。 因此，到了17日阿沛便通知手下的官员们说，如果他们不马上离开昌都，很有可能会被中共军队抓住。 于是决定留下少量军队焚毁军火库，阿沛及其他官兵在天亮之前离开昌都。 福特首先发觉阿沛在没有预先通知的情况下便把他留下不管了，他描述了18日早晨7点钟的昌都的情形： 整个昌都城人心惶惶，惊恐万状。人们向四面八方逃跑，有的携带着自己的财物，有的拖着有用的物品……大街上的牛栏马棚已无人照料了……随后，被招募来的一小群康巴民兵奔跑着穿过街道，边跑边愤怒地呼喊，满脸杀气……当福特骑马返回昌都的闹市区他的无线电台所在地时，碰上了赤门代本的两名如本，他们对福特说：“赶快骑着马逃跑吧……你不能返回昌都的闹市区，假如你想这样做，他们会杀死你！”福特问道：“城里有汉人吗？”“不是汉人是康巴人！你想活命的话就赶快骑马逃走吧！”“出了什么事？”福特追问说。他们回答：“康巴人没有转移，都被留下了，现在他们要杀死拉萨派驻康区的所有官员，甚至也不会放过你。我险些被他们送上西天……康巴人正在洗劫昌都城。” 据说正当这些康巴人以及帕巴拉喇章（Vphags pa）和昌都寺的部分僧人正在抢劫拉萨的官员们的财物及被藏军放火但尚未完全焚毁的军火库中的枪支弹药时，阿沛及其他藏军官兵逃奔到了位于拉贡昂达的十字路口处。 早些时候当拉鲁打算前往洛隆宗时，他就觉察到拉贡昂达无军队防守，便通过无线电台告诉阿沛：他认为应当立即调遣一支军队守卫该十字路口。阿沛表示同意并命令拉雅·恰日娃（Rla ya bya ril ba）及其所属的尼当代本团的100名官兵马上离开昌都前去占领十字路口处的有利地形。然而，拉雅·恰日娃显然故意想拖延时间，因而争辩说他得首先作好充分准备，待得到运输工具之后才能动身。最后，直到阿沛及其他藏军官兵撤走之后在局势完全无法挽回的紧急关头，拉雅，恰日娃才率部离开昌都。 福特骑着马逃离昌都，一路上超过了拉家带口、携带着自己的全部家当的藏军士兵，到了下午4点钟，亦即他离开昌都8小时之后，终于追上了在朗达村（Lam mbav）进行短暂休息和用餐的阿沛一行。接着一位信差带着一封致阿沛的书面信函到了朗达村，信上通知阿沛，中共军队已于前一天傍晚开始向类乌齐发起攻击。由于进攻刚一开始这位信差就被派出送信了，所以他并不知道结局如何。 从朗达村往西走，有一条通往拉贡昂达的小路，穿越海拔15000英尺的拉贡（Lagong）山关，拉贡昂达尽收眼底，这里便是通往洛隆宗和拉萨的大道。到18日下午6时，向西逃亡的藏军官兵已到了拉贡山关的山脚下。这时又来了一位信差，带来了类乌齐失陷的口信。 普龙巴代本刚一听到枪声便惊惶失措，马上准备逃跑，他手下的如本及其他低级军官企图阻止他跨过嘉桑（Cagsam）大桥，但是他以给他们一大箱香烟的贿赂方式留下买路钱，顺利地过了桥。 藏军土兵群龙无首，只是软弱无力地抵抗了一阵，人民解放军不费吹灰之力便攻克了类乌齐，随后又进行急行军，目的在于赶到十字路口处切断阿沛的退路。 藏军官兵在天黑以后沿着险峻而狭窄的小道急速向拉贡山关推进，于当晚10时到达拉贡山关。从山关下到山脚下他们又花费了3个小时，从山麓到拉贡昂达尚有好几个小时的路程。每个人心目中所考虑的问题都是中共军队是否已经到了十字路口，因此阿沛便派了几名随从骑马前去侦探此事。当阿沛一行下了半山腰时，遇上了从拉萨带着大炮、步枪和弹药前往昌都增援的一支大约30人的藏军小分队。他们不知道类乌齐已经失陷，已越过拉贡昂达山关在黑夜中行军，为的是在昌都失守之前把武器弹药和佛经送到阿沛手中。阿沛命令他们把带来的武器弹药扔下山去然后加入到他的队伍中。 此后不久，阿沛派出的侦探返回，得到的情报是：中共军队早在几个小时以前就已到达拉贡昂达，可是他们不清楚那里到底有多少军队。 实际上，类乌齐刚被攻占，人民解放军第154团的约100名骑兵和步兵便以每天约50英里的行程全速向前推进。藏军的退路已被切断，阿沛决定与其进行无效的抵抗不如缴械投降。他命令全体人员退到附近的祖古寺（Gru gu dgon）寺中去。 以玛恰·次旺俊美为代表的部分拉萨官员不赞成阿沛的决定，他们独自向拉贡昂达挺进。到了山脚下，他们与步行的人民解放军的3支纵队相遇，被俘虏。这些解放军官兵遵照其“民族政策”行事，对藏军以礼相待。 与此同时，当阿沛及其他官兵正在祖古寺商讨对策时，穆恰代本带着大约70名骑兵骑马逃跑了。拼命逃跑的福特追上了他，问他带了多少军队，穆恰告诉他说，他统领的大约400人的军队完好无损，正在后面步行前进。事实上，穆恰不仅带着他的军队，而且还带着妻室儿女和个人财物。穆恰率军单独同中共军队对抗过两次，他手下的官兵并没有表现出恐惧或惊慌。穆恰对福特说，中共军队的主力部队不可能都已到达了拉贡昂达，因此他手下的官兵能够轻而易举地突破中共军队的阻截前往洛隆宗。“在这儿等待我见到阿沛噶伦再走吧。”他说。 当穆恰代本与阿沛会面之后，他告诉福特：他们正准备缴械投降，并对延误了福特的逃跑计划表示歉意。 显然，阿沛认为穆恰的军队不足以突破中共军队的堵截。已打定主意投降的阿沛这时便委派森本堪布（Gzim dpon）和卡日巴去找中共军队来接受投降。他们刚出发没多久便碰上了一支解放军侦察部队，于是便把他们带到了军事指挥部。他们带来了一柄表示投降的剑，可是被中共军队没收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到后来他们竟拿不出象征投降的东西了。因此，人民解放军便于1950年10月19日俘虏了阿沛及其手下的全体藏军军官和大批士兵，缴获了大量武器。昌都战役就此结束。 中共军队在祖古寺用肉食和蔬菜款待聚集于此的藏军官兵，让他们饱餐了一顿，并对这些西藏人说，他们的使命和职责是友好地款待他们而不是伤害他们。随后西藏官员们都被送回昌都，被拘留关押起来，而藏军士兵则每人领到一个大洋然后让他们解甲归田。 歼灭了藏军主力部队之后，人民解放军长驱直入，没有遭到任何抵抗。10月22口，人民解放军攻占了洛隆宗，在此之前拉鲁已向西逃到边坝宗（Spen pa）；10月27日，攻占硕般多；10月31日，人民解放军攻克了边坝宗，依然没有遇到抵抗，因为这时拉鲁继续向西撤退，逃到了工布江达（Rgya mdav）。 人民解放军全歼西藏边防军主力部队刚好用了两周时间，在昌都战役中俘获了一名噶伦及其他高级军政官员。这样，通往拉萨的大路便向中共军队敞开了；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一举夺取了工布江达，于是，驻防于此的刚从拉萨招募来由拉鲁指挥的新兵便被迫撤退到山南和拉萨，除此之外他们别无选择。中共方面从一开始就希望以“和平的”方式解放西藏，现在经过昌都战役显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威力，他们袖手旁观，看这次战役的教训是否会说服西藏当局进行和平谈判，并接受中共所提出的和平解放和重新统一的条件。 昌都战役的惨败并没有使拉萨街头讽刺针砭时政的歌谣吟诵者缄默，他们吟诵道： 英制来复枪 被送到了昌都战场 他们的食宿行都得到悉心照料 一路乞讨，（这些士兵）返回了卫藏。 这首歌谣对溃不成军返回卫藏的藏军士兵进行了诋毁。 在口是心非的德格色 （以及）毫无指望的噶穷娃代本的率领下 昌都总管的军事代本司令部 充满了屙痢拉便的臭味。 高大而勇猛的代本 从不用眼睛盯住敌人， 碰见一堆大便 就吓得他抱头鼠窜。 这首歌谣讽刺了驻守类乌齐的代本普龙巴不战而逃的怯懦形象： 在一百名精兵当中， 有一位能干的代本穆恰。 毫无指望的一群狐狸 是昌都总管及其属下。 阿沛在前线作战， （而）拉鲁却闲着呆在一边。 （驻守那曲的藏军代本）同胞绕噶厦 筑起一座时刻都会崩溃的沙堤大坝。 西藏方面对人民解放军发动进攻所作出的反应将是下一章论述的主题。 第十九章 昌都失守之后 10月17日，在人民解放军发动昌都战役近两周之后，噶厦政府把中共军队向昌都发起攻击以及昌都可能在几天之内失守的情报通知了尚在德里的夏格巴。 噶厦指令他立即向驻德里的中国大使进行交涉，设法阻止中共军队向西藏进军。 这一消息导致了还留在德里的西藏商务特使作出决定，不按原定计划同美国人磋商军事援藏的问题，因为他们担心，一旦中共方面察觉此事，就有可能妨碍夏格巴的使命。 夏格巴同中共政府进行对抗 10月18日，与阿沛及其部属仓皇逃离昌都的同时，夏格巴为首的西藏代表团会晤了中国驻德里大使，他们谴责中共政府在和谈正在进行的同时对西藏发动突然袭击，这是违反国际法的行为。 中国大使当即把发动进攻的责任归咎于西藏当局没能前往北京进行和谈： 我们也得知了关于昌都战役的情况。然而，由于我们向你们提出了和平解放的条件并等待答复，因此已经过去了将近1个月，我们并没有违反任何法律。无论全世界的人们可能说些什么，我们将要解放台湾和西藏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现在你们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为时不晚，如果你们现在派代表到北京进行和谈，就不会承受更大的军事压力。 后来，中国政府在1950年11月16日向印度政府提交的一份备忘录中再次把责任归咎于西藏当局。备忘录指出，中国驻德里大使袁仲贤和大使馆代办申健曾告诉德里的西藏官员：“必须尽快于9月份前往北京进行和谈，否则西藏代表团将承担全部责任，并且将承担因拖延时间而导致一切后果。” 于是，夏格巴便前往印度外交部，向他们通报了中共军队向西藏发动进攻的情况，并请求印度政府帮助他们阻止中共军队的行动。 昌都地区的形势日趋恶化，终于迫使西藏“民众大会”同意接受中共方面所提出的三点建议，他们希望以这种妥协来阻止中共军队发动新的进攻。10月21日，噶厦政府向其驻新德里的特使发出通告：拉萨方面已失去了同昌都的无线电联系， 指示他们： 1.立即奔赴中国进行谈判。 2.关于中共的第一条建议——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如果你们不得不接受这一条，是可以允许的，前提条件是：你们要能够确保达赖喇嘛的名望和权位完好无损地得到保留，西藏政府像现在这样继续发挥作用，独立自主。 3.关于第二条建议——西藏的一切对外经济和政治交往都得通过中国来进行——你们必须转告中共政府：西藏将继续独立自主地掌管自己的一切对外交往事务。 4.关于第三条建议——中国将派军接替西藏的安全和防御部队——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问题，我们不接受这一条。西藏将派遣自己的军队保卫我们自己的领土。 5.转告中共当局：不应当对在昌都战役中被俘的西藏军官进行任何伤害，应当尽快让所有西藏战俘和囚犯返回家园。 夏格巴及其所率领的代表团成员对这种答复感到失望，他们认为这种让步太微不足道，也太晚了。尽管如此，他们还是马上向中国驻印度大使进行了交涉，并商定于次日（即10月22日）在中国大使馆举行一次午餐会。 然而，即使是这种无足轻重的让步也引起非常强烈的消极反应。有部分人认为，一旦西藏承认其为中国的一部分，西藏的合法地位就会被改变，到时她请求帮助也就无足轻重了。西藏政府的许多官员都持这种看法，他们认为，如果达赖喇嘛寻求某一外国的庇护，像四十年前十三世达赖喇嘛所做的那样，在国外继续为西藏独立而斗争，这样会更好。这种态度和立场的坚强后盾显然是索康噶伦和仲译钦莫帕拉色。 西藏统治集团内部的这种意见分歧，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其较深刻的政治裂痕。75岁的摄政大札——这位被贬称为“年迈的老人”的西藏当政者——在近四五年中已非常不得人心。热振事件及贪污腐败作风的复活，极大地损害了大札所树立起来的声望和威信。现在许多僧俗官员都一致认为，西藏必须以团结而强硬的方式对中共的军事威胁进行还击，而要做到这一点，就有必要剪除不得人心且制造分裂的掌权者大札。例如，9月下旬，拉萨的大街小巷都贴满了一份内容相同的匿名墙报，谴责大札大肆挥霍，使金库空虚，并且还秘密策划，万一遇到麻烦就把年幼的达赖喇嘛迁移出拉萨。这份墙报传单还呼吁三大寺的堪布和高僧劝说15岁的达赖喇嘛尽早亲政。传单上写道：“如果达赖喇嘛亲政，万一西藏遇到灾难和不幸，噶厦政府就会有团结一心的力量作后盾。” 但是，琼让及其家族在1939年热振活佛执政时遭毁灭一事人们还记忆犹新，使得僧俗官员们不敢公开地批评或反对大札。因此，解决问题的办法在于求助于某一位权威，如上面所提到的大札摄政，要么就是达赖喇嘛，或者是护法神和乃均。正是由于护法神和乃均的作用，西藏的权力核心在1950年10月中旬至11月中旬期间发生了变化和转移。 这种权力的变化和转移是因关于中国驻印度大使的第一点建议的变化而肇始的。达赖喇嘛于10月21日得知中共方面所提出的这条建议之后，当即表示坚决反对。他说，他认为“假如我们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我们就理所当然地隶属中国，这样就会对我们（将来的）所作所为造成困难和障碍。因此，在我看来这种想法有百害而无一利，并建议祈求护法神通过‘抽签问卦’来裁定。” 于是大札摄政便于次日早晨当着达赖喇嘛及各方面的高级僧俗官员的面举行了一次抽签卜卦仪式。卦签预示：噶厦政府不应当同意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的建议，立即向德里的夏格巴发一封急电，取消先前作出的决定。 与此同时，西藏代表团在10月23日上午收到拉萨方面发来的急电后，依然准备前往中国大使馆出席午餐会。虽然中共官员派来接他们的车已经到达，但是西藏官员却不着急，花了一个小时释读电文，日期为10月22日，比前封电报晚了一天。据夏格巴回忆，当他看到电文的时候非常惊愕：“至尊达赖喇嘛令”，因为当时达赖喇嘛尚未亲政。 拉萨发来的官方指示写道： 关于对中国方面所提出的3点建议作出答复的问题，我们已经召集了有摄政和噶厦成员参加的会议，并且同“民众大会”商讨了此事，我们已经把作出的决定通过电台通知了你们，但愿你们已经收到了。然而，关于第一点建议即西藏承认其为中国的一部分，达赖喇嘛授意应通过求神问卦来决定这样做是否会给西藏的前途和命运带来危害。因此，我们在罗布林卡的护法（Mgon po）经堂内举行了一次抽签问卦仪式，并当着护法神（Mgon po）和佛母（Lhamo）的面封签。卜卦得到的神谕是：如果你们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那就会给西藏带来危害。因此，我们不得不遵从神谕，因而也就不接受中国政府所提出的那三点建议。无论如何，你们应当于10月26日全部离开（德里）前往北京。 收到这封电报之后，西藏代表团成员既尴尬又气愤，他们告诉中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刚收到拉萨方面传来的指示，指令他们于10月26日离开德里赴北京。袁仲贤大使并没有因此而分心，而是询问夏格巴，他所收到的有关三点建议的答复是什么内容。夏格巴回答说，他并没有收到这方面的答复，但他认为袁仲贤能够从他的言谈举止中分辨出这并不真实。夏格巴说，西藏代表团将于次日前往噶伦堡去收拾冬装，然后直接前往加尔各答。袁仲贤回答说，他们所需的一切证件都将由驻加尔各答的中国领事馆颁发。 然而，过了大约一周之后，亦即11月2日，正当西藏代表在作离开加尔各答的最后安排时，却收到了拉萨方面于10月31日发来的另一封电报，取消了西藏代表应当前往北京的指示。电报指出：“既然我们开始了同中国人进行和平磋商，而他们又已向我们的领土发动了进攻，因此，我们将拖延你们前往北京继续进行谈判的日期。这是西藏‘民众大会’所提出的要求，因此你们尚不应启程。至于你们将于何时离印，我们将另行通知。” 次日，西藏代表团收到电报，通知他们前往中国的日期已被无限期地推延了。电报告知：通过在罗布林卡所举行的抽签卜卦仪式确定，不应派遣西藏特使去北京。夏格巴及时把这一消息通知了驻加尔各答和德里的中国官员，告诉他们西藏代表团不能按原定计划离开印度，待新的启程日期确定之后再通知中国方面。正如下面将要论述的，作出这种突然变动的真正原因，是西藏政府已决定向美国求援，西藏当局不希望在美国正在考虑西藏的求援的同时，让自己的代表团呆在北京。 在美国，中共军队向西藏进军的消息进一步激发了美国当局援助西藏的兴趣。11月1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举行了一次新闻发布会，宣称美国将会认真看待共产党向西藏发动进攻的任何一种新证据。 更为重要的是，美国还企图拉拢印度政府同他们进行密切合作，以阻止中共进军西藏。 10月30日，韩德逊大使同印度外交部的巴杰伯伊（C.S.Bajpai）举行了一次会晤。在会谈中，美国大使询问印度是否会赞成美国援助西藏： 4.我问巴杰伯伊：在他看来美国当时怎样做才会最为有益。一方面，我们希望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另一方面，我们又认识到印度方面承担着重大责任，因此我们并不希望做可能使印度方面作出的努力付诸东流的任何事情。巴杰伯伊说：他认为美国目前最好不要采取任何行动，否则有可能给共产党中国提供重新谴责列强对西藏不怀好意的借口，或者可能会使印度领导者明白，美国不遗余力地利用北京当局进攻西藏一事大做文章，目的在于在共产党中国与印度之间制造裂缝。他指出，一旦出现裂缝，显然就将发生暴力事件，到那时外国列强将爱莫能助。 11月2日，韩德逊同尼赫鲁商讨了西藏问题并向国内报告说： 他（尼赫鲁）说，虽然北京当局知道印度对有关西藏的事情很敏感，但是却在西藏特使正准备赴中国进行谈判之时决定向西藏发动进攻，这使他本人深感失望。他认为中国与印度友好相处有益于亚洲和世界和平。他所关心的是北京方面所采取的军事进攻态度，如果坚持这种态度，就可能在将来造成更大的摩擦。 2.我认为，在这个节骨眼上说一些有可能被说成是在中国和印度之间猛插一杠子的话并不明智。因此，我提到了华盛顿当局最近所发表的关于西藏问题的言论和声明，并且指出，美国政府也对北京当局的所作所为深表遗憾，与印度的看法一致，认为这种行动不利于和平。我们认识到，从地理和历史方面的因素考虑，西藏问题的主要负担应由印度来承担。美国并不希望自己的言行会增加这一负担；相反，我们非常希望尽可能给予帮助。在这紧要关头，他能否给我们提些建议，如果能够，示意我们可以做什么或不该做什么？ 3.尼赫鲁说，他认为美国在目前不作为好，少说为佳。因为美国政府发表一系列谴责中国或支持西藏的声明，都可能为北京当局指责列强一直在图谋西藏并且一直在对印度的西藏政策施加影响提供某种凭证或借口。他已见到了关于中国国民政府打算向联合国提交西藏问题议案的报告。在他看来，如果能够说服中国国民党不要这样做，美国就能够发挥作用。在这一点上台湾国民党的动机值得怀疑。而且，在北京当局所提出的谴责和指控当中，就提到了中国国民党已在西藏进行活动。由台湾当局向联合国提交西藏问题议案，会给北京当局的行动火上加油。 在进行了上述交涉之后，美国人在西藏当局的呼吁和请求送到联合国之前一直没有采取行动。 达赣喇嘛亲政 当西藏统治集团请来乃均和噶东（Dgav gdong）两位主要护法神汉对西藏目前的危局作出预测和判断时，让摄政把政教大权交给达赖喇嘛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严重关头。在有摄政、达赖喇嘛、诸噶伦及其他主要官员和寺院堪布参加的场合所举行的占卜吉凶的法事活动中，年长的仲译钦莫觉当（Lcog steng）首先告诉两位先知先觉的护法神汉：噶厦政府希望他们预示西藏应当采取什么行动才能确保其政教合一的统治形式不至于被丧失。乃均神汉不明不白地回答说：“假如你们不供奉良好的祭品，我就不可能保卫佛法的昌隆和人民的幸福。”然后噶东神汉便使神灵附体，充当沟通人与神的媒介，可是他也没有多说。然而，正当他要超脱神灵恢复本体之时，仲译钦莫觉当却转而对他说（大意是）：“我们（俗人）迟钝而愚蠢，而您却是智慧超群博学多识的先知先觉者。总的说来您肩负着弘扬佛法特别是藏传佛教的特殊使命，因此，您的行为不应当等同于普通俗人，而应当向我们作出适当的预示，以便于我们知道将来应当做什么。” 于是噶东马上开始跳神，并且出其不意地径直走到达赖喇嘛面前，跪拜了3次并流着眼泪说：“西藏的政教责任和使命应当由通娃顿丹（Mthong ba don ldan，即达赖喇嘛）来承担，这将有益于西藏佛教和僧俗民众。但是您应当祈求大王（Maharaja，这里指乃均护法神）相助。” 随后马上召来了乃均神汉并询问他关于达赖喇嘛亲政的问题。这时他暗中支持噶东神汉，便答复说：“我要说的话先前已经说了。” 大札对神谕之事默不作声，降神预示吉凶的法会就这样收场了。 这时，乃均神汉所预示的达赖喇嘛应当亲政并没有得到西藏僧俗人士的普遍理解，但是，由于所有神谕及预言的记录都保存完好，可供参考。通常每个月都得由一名噶伦去请求乃均神汉降神预示。在这一年（1950年），在有噶伦喇嘛然巴在场的一个场合，人们认为乃均神汉已降神预示：达赖喇嘛应当执掌西藏政教大权；但是这显然没有引起僧俗官员的注意，或者他们并没有明白是怎么回事，因为神谕常常是难以领悟的。 总而言之，西藏的两位主要护法神现在都预示大札摄政应当把政教大权彻底移交给十四世达赖喇嘛，因此，大札除了辞职让位之外确实毫无选择。大札在辞去摄政职务约10天之后（11月初）说：“在这不幸的时代，就像眼中进了沙土一样（疼痛），辞职让位对我来说是再悲惨不过的事了。但是，由于这是两位护法神的预言，因此我不得不辞职，让达赖喇嘛来承担西藏的政教使命。” 据说为了防止可能出现达赖喇嘛不同意亲政的局面，噶伦喇嘛和觉当向达赖喇嘛建议说，当噶厦问及他是否同意让大札辞职时，他应当提议让他们去同“民众大会”商量并征求意见，“民众大会”肯定会建议达赖喇嘛亲政。 后来达赖喇嘛在其著述中谈到了这次会议的情况： 这时我万分焦虑。我当时年仅16岁，佛法修习的结束期限未到，我不仅对世界情况知之甚少，而且缺乏政治经验，并且我已到了知道自己是多么无知还必须努力学习的年龄。因此我首先声明，我年龄还小，尚不能担此重任，到18岁才能接受这项重托……我也明白护法神和活佛喇嘛提出这种请求的原因。每一世达赖喇嘛圆寂之后所实行的摄政统治的漫长岁月，不可避免地会削弱我们的政教制度。在我年幼的时候，我们的政府内部就存在着派系纷争的现象，从而导致了政府管理机构和制度的衰退。我们已到了大多数人都亟欲避免承担责任而不愿接受职权的地步。现在，面临着遭受侵略的威胁，我们更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团结一致，作为达赖喇嘛，我是受到雪域佛土的全体僧俗民众一致尊崇的惟一一人。 于是，噶厦便召开了“民众大会”，阐明乃均和噶东两位护法神的预言及大札辞去摄政职位的原因。噶伦们告诉与会人员，应当就达赖喇嘛是否应接管西藏的政教大权提出建议。他们当即声明赞成达赖喇嘛亲政，并且照这个意思草拟了一份请求，然后呈交给了噶厦，达赖喇嘛于1950年11月17日接受了这一请求。 西藏向联合国求援 达赖喇嘛执掌西藏政教大权，对于认为西藏远没有到以接受中国大使所提出的条件而作出妥协退让、放弃西藏事实上牢固的独立地位的这一派来说是一个胜利。以帕拉色和索康为首的这部分官员认为，应当作出另一次尝试，努力争取外部世界特别是联合国的支持。 为此，索康噶伦密切注视着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从而得知在几个月前，联合国组织就曾救援过朝鲜，当时中国军队（“志愿军”）刚跨过鸭绿江。10月下旬，西藏当局便同印度政府磋商联合国向西藏提供援助的可能性，可是印度当局却提出忠告说，中国方面可能会把西藏向联合国求援看成是进一步的挑衅。但是西藏人并没有听劝告，10月29日，他们直截了当地问印度是否愿意把西藏的请求和呼吁书带给联合国，印度方面答复说，求援书必须由西藏亲自出面递交，但是印度政府会以中国方面不应使用武力而应当继续进行和谈为理由来支持西藏的呼吁和请求。 不言而喻，这是印度所能提供的最无力的支持，并且已经远远退到了从英国人那里继承下来的1914年《西姆拉条约》所规定的义务。 尽管印度人的答复使西藏当局感到失望，但是他们仍然于11月3日向印度政府通报说，西藏将直接向联合国及其他信仰佛教的南亚国家（显然是指斯里兰卡和缅甸等国）发出呼吁。 与此同时，正如前面所叙述的，噶厦政府指示夏格巴不要从印度赴北京，相反，应当把西藏的呼吁书送交联合国。即将离开印度赴北京同中共政府谈判的夏格巴得到这一指示之后大吃一惊，最初还不敢相信，他立即前往锡金甘托克，在这里直接向噶厦发电报询问之后才确信有这样的指示。 于是他便返回噶伦堡并于11月7日向联合国秘书长送交了西藏的呼吁书。 这份呼吁书于11月13日送达联合国，它有效地陈述了西藏政府关于同中国的关系以及从1911年至今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观点和看法： 《致联合国秘书长的呼吁书》 全世界的注意力都被吸引到了因遭受侵略而得到一支国际武装力量支援的朝鲜，而在遥远的西藏正发生的同样事件却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人们相信侵略不会毫无障碍地进行下去，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自由都应当受到保护，我们承担着通过您向联合国组织报告最近在西藏边境地区发生的事件的义务和使命。如您所知，近代以来，西藏问题已经发展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这个问题并非西藏自身所造成的，而在很大程度上是肆无忌惮的中国人妄图把其周围的弱小国家和民族纳入其版图所带来的后果。数百年来，西藏人长期在远离尘世的高山深处过着隐居生活，臣服于世所公认的佛教领袖达赖喇嘛的统治，接受他所赐予的福泽恩惠，而达赖喇嘛则受到其追随者和信仰者的尊崇。在1912年前的年代里，中国皇帝与至尊达赖喇嘛个人之间确实有过亲密友好的关系。这种联系和交往是滋生于一种共同信仰基础之上的，可以准确地描述为宗教导师与其世俗的追随者和信徒之间的关系；并不存在政治含意。作为一个献身佛教教义的民族，西藏人很早就具备了避开战争、和平安宁地生活、宽容待人的处世哲学和技巧，他们凭借自己所处的地理天险来保卫自己的国家，从不卷入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事务。在历史上，西藏曾多次寻求中国皇帝的庇护，可是却很少得到这种保护。然而，中国人在其固有的扩张欲的支配下，已经完全曲解了汉藏友好时代的意义以及存在于中国与作为其邻邦的西藏之间的相互独立的重要性。在他们看来，中国是一个宗主国，西藏不过是他们的一个藩属。正是这一点才首次提醒西藏人来思考关于中国对自己的独立地位的图谋是否正当合法。 中国人于1910年远征西藏导致了两国之间关系的断绝。1911～1912年，当当政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宣布西藏完全独立时，尼泊尔竟然也同时脱离了对中国的臣属关系。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的最后一位皇帝，从而中断了西藏同中国之间所存的最后一点情谊和宗教上的联系。从此以后，西藏便完全依靠自己的独立地位和对佛主的智慧的信仰行事，有时为了保卫自己还得依靠在印度的英国人的支持。毫无疑问，在当时的那种环境下，英国同样可以声称其对西藏享有宗主权。虽然西藏时刻都受到英一中的交互影响，但是仍然保持其独立存在的地位。正因为如此，可以证明西藏已具有保持内部的和平安宁和维持正常秩序的能力，并且能与世界各民族和睦相处。她将继续保持同中国人民的睦邻友好关系，但是决不会依从中国人于1914年所提出的对西藏享有主权的要求和主张。正是由于英国人的劝导，才导致了西藏签订了把中国的名义上（不干涉内政）的宗主权强加于她的一项条约，凭借该条约，尽管严格禁止其干涉西藏的内部事务，但是中国人相应地获得了向拉萨派驻一个使团（设立办事处）的权利。即或有这样一个事实，但是西藏同意中国对其享有名义上的宗主权这一条并不能强制实施，因为中国人并没有在1914年的条约上签字。人们将会看出西藏与印度和尼泊尔这样的邻国保持着独立的关系。而且，尽管有友好的英国的建议，但是她并没有以派兵参加两大集团进行的世界战争并站在中国一边的方式来损害自己的地位或放弃自己的立场。因此，她声明并维护和坚持自己的完全独立。1914年条约依然是西藏与印度和中国人之间（而不是某一方）关系的准则，依此就可以得到已经放弃的那些将会得到的利益，否则也能够依据该条约而增加他们的利益。所以，西藏的独立便是争取回其合法的地位。 1911年辛亥革命后，西藏同中国保持的微弱联系在中国经历了一场更深刻的革命并发展成为羽毛丰满的共产党国家之后已变得更加不正常了。由于中国和西藏各自赞成和信奉的信条和教义是如此的相悖，因此双方之间不可能存在共同点和同情心。 预料到将来会出现纠纷，西藏政府断绝了同中国的外交关系，并且于1949年7月让中国派驻拉萨的一位代理人离开西藏。从此以后，西藏就更没有保持同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形式上的关系了。他们希望在远离高度唯物主义污染源的地方生活，但是中国人却一心不让西藏过和平安宁的日子。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他们便扬言威胁说要解放西藏，并使用不正常的方式进行恫吓，暗中伤害西藏政府。 西藏认识到自己无力进行抵抗，因此她便同意同中国政府进行友好的谈判。不幸的是，被派往中国的西藏代表团无法离开印度，他们并没有丝毫过错，而只是因为没有领到从香港中转所需的英国签证。在印度政府善意的干预下，中华人民共和国作出让步，同意让西藏代表团与9月份才到新德里的中国驻印度大使举行预备谈判。当这一系列谈判正在德里进行时，中国军队在事先没有警告的情况下，无缘无故地于1950年10月7日越过了金沙江，占领了长期属于西藏领土的边境地区。紧接着一连串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地方如邓玛（demar）、岗托（kamto）、通噶（tunga）、扎木（tshame）、类乌齐戈提乌（rimoche gotyu）、雅卡诺（yakalo）和芒康等地相继落入中国人手中。西藏派驻康区的（毫无任何侵略意图而只是一个名义上的防卫措施）边防守卫部队已被全部歼灭。共产党军队以大批官兵分别从5个方向集中向康区的首府昌都发动进攻，很快便攻占了该地。驻守于此的西藏政府的封疆大吏（昌都总管）一无所知，外部世界对这种偷偷的入侵几乎不知道。这次侵略事件发生很久以后，中国人却向世界宣布是西藏人要求他们的军队进入西藏。 这种不正当的侵略行为不仅已扰乱了西藏的和平环境，而且把中国人向印度政府所作的庄严的保证完全置之度外。这已给西藏造成了严重的局势，并且可能会最终使西藏长期拥有的独立地位沦丧。秘书长先生，我们可以向您保证，西藏不会不作抵抗和战斗就缴械投降，尽管由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致力于和平、抵抗好战者所发动的残酷的战争希望渺茫，但是我们清楚联合国已作出决定，无论何时发生侵略战争都将予以制止。 中国人为了吞并西藏并将其拉入中国共产主义的怀抱而通过单纯的武力所采取的武装侵略显然是一起侵略事件。 只要西藏人民是在武力的逼迫下而成为中国的一部分的，那么这既违背西藏的意愿，也没有征得西藏人民的同意，因此，西藏目前所遭受的侵略就是以强凌弱的典型事例。所以我们通过您向世界各国呼吁，为我们着想出面调停，以制止中国人的侵略行为。 问题很简单。中国人声称西藏是中国的组成部分，而西藏人则认为，无论从种族、文化，还是从地理环境来考虑，他们同中国人都有着天壤之别。如果中国人觉察到西藏人对他们的非分要求的反应，知道这样做行不通，那么还有其他文明的方式，他们可以凭借这类方式来弄清西藏人民的想法和主张，或者应当单纯通过法律（手段）来解决这一问题。他们应当公开从国际法庭中去求解决问题的良方。一旦西藏被中国征服，只会扩大该地区的冲突，并且还会对亚洲其他国家的独立和稳定带来更大的威胁。 我们这些得到至尊达赖喇嘛批准认可的内阁大臣们（噶伦）把处于紧急关头的西藏问题托付给联合国作最后裁决，并且希望世界的良知不会允许以弱肉强食的方式来瓦解我们的国家。噶厦和西藏“民众大会”藏历铁虎年九月二十七日（1950年11月17日）于拉萨。西藏代表夏格巴（驻噶伦堡）（衬页）。 括号当中的字出现于纽约《时代》周刊的译文中，是填写联合国秘书长所提供的副本的明显空白。 收到上述呼吁书之后，联合国秘书长立即作出决定：由于西藏不是联合国的成员，并且这封电报是由西藏境外的一个代表团发来的，而不是西藏政府直接发来的，因此他们只是例行公事，把他们所收到的这份公函当作非官方机构的电函归类记录了。但是，他们却把呼吁书的副本非正式地散发给了“安理会”的各位代表。联合国秘书长还说，除非有一名“安理会”成员提出请求，或者是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要求将西藏的呼吁书提上“安理会”的议事日程，否则就不会把西藏的这封电函作为“安理会”文件予以签发。 英国和印度都轻而易举地澄清了呼吁书是出自“非政府”之手的误解，因为他们知道西藏政府从噶伦堡向联合国寄送公函是出于西藏境内通讯条件的限制的考虑，并不是随意想这样做的。 西藏政府再度通过夏格巴出面，依� |
